姓氏文化论文大全11篇

姓氏文化论文篇（1）

在台湾，像尤静娴这样关注自己的姓氏来源和祖籍的年轻人不少，而2005年连战和宋楚瑜的相继返乡祭祖，更是掀起了台湾民众的姓氏文化认同热潮。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与深圳鼎昌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完成了《中国姓氏统计》，这项调查收集了2．96亿人口数据，涉及全国1110多个县市，共得出4100个姓氏。

姓氏是中国的国情资源

遂宁市档案馆职工陈历甫花了30多年时间，自费到全国各地收集了10129个中国姓氏，2000年整理成《中国姓氏书法大辞典》出版。到2003年，他收集到的中国姓氏已经接近两万个。

在这本辞典中，数字“一、二、三、二十、三十”等都是姓，一些地方土著姓，字典里都查不到，可是的确存在。比如由“广”和“米”组成的姓，是遂宁市安居镇和内江市安岳县等地的四川土著姓；数字“1”则是河南的土著姓，“棍”的异体。

“从姓氏所涉及的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国家安全和民族兴旺来看，可以说姓氏是中国的国情资源，如果中国国情资源可以分为部、局、处、科的级别，那么，姓氏可以说处于中国部级地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袁义达说，中国人基本都随父姓，姓氏相对稳定，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同中华民族这样历史悠久，并且拥有绵延千年传承下来的姓氏。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的国家，大约在5000年前，姓就被定为世袭。和国外姓氏相比，中国姓氏有历史悠久、稳定性强、内涵丰富的特征，能反映出我国文明起源、民族融合、中外交流等历史状况，与郡望堂号、家乘谱牒、家法族规、字辈派系乃至宗祠楹联、取名特征、轶闻趣事、文化遗迹等方方面面都有紧密联系。

和欧洲国家、美国、日本等比较，中国人的宗族观念非常强烈，并且有同姓、有相同血缘关系的人聚居在一起的居住习惯，形成诸如李家村、王家庄、张家桥之类的聚居地。现在中国人的姓，大部分是从几千年前代代相传下来的。这种源远流长的姓氏，包含了丰富的群体遗传学信息。

“这些特征使中国人的姓氏和分布成为姓氏学最好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一项特有的国情。”袁义达说。他认为姓氏涉及中华民族的起源、祖宗们遗留下来的基因资源分布信息、海外华人寻根和国家的统一、今后人口发展趋势和国土资源利用等诸多问题。

尴尬与骄傲

中国人常用的姓氏有2000多个，而常用的名则只有3000多个，如果按照搭配的关系，常用的姓名也就2000个左右，中国有13亿人口，重复的姓名就很多。

“以北京市为例，仅在人口最多的王、李、张、刘4大姓中，就有上万个叫王涛的人，而叫张颖、张力的人都超过4000个，叫王军、王红、李明、李杰、张华、张亮、刘勇、刘刚的人也都在1000人以上。更有趣的是，仅在1969年一年中，北京人就为129个新生儿取名刘伟。”中国百家姓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大良说。

同姓名问题不仅给当事人自己带来麻烦，而且还在户籍管理、社会治安、邮电通讯、银行储蓄、医疗保险等方面引起相应的问题。“我国的姓氏数量只有两万多个，在世界上并不是最多的。但将近90％的人只使用100多个姓氏。这样，一个姓氏的数量甚至超过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王大良说。

2005年2月，天涯论坛里“周公子”与“易烨卿”的争论成为当时网络上重大的事件。该帖子引来了22．3万人次的看客，4000多人参与论战，被网友们称为“行走论坛，此帖独尊，有史以来最牛的超强帖子”。在这个帖子里，引起人们好奇和争论的，是二者关于贵族和世家的论战。

在帖子中，“周公子”提及了华人世界神秘的“沈、周、李、张、顾、陈，六大世家”以及世家之下的荣，刘，赵，郎，吴等家族。凭借自己显赫的家世和名门望族背景，他轻松击败了自称富人的易华卿，更引来了数以万计的网友关于家族世家、名门望族的讨论和争执。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两位论战的主角身份也无法确证，但是人们对于贵族世家的强烈关注，却反映了中国人对于自己姓氏的感情。

“历史上由于居住在某地的家族因为一些现实原因成为著名家族，获得别人的羡慕或仰望，而所居住之地又被通称为郡，因此其家族也被称为郡望。我国历史悠久，朝代更替较为频繁，姓氏中存在很多名门望族。”王大良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中国人历来对于名门望族的向往和尊敬，一方面是由于名门望族本身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和良好家教造就了一批有本事和品性好的后代。另外，面对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纷纷修订家谱，希望从家族中找到激励自己的名人祖先，这一定程度上也是人们对人情淡泊、孤独感觉的一种抵制和对传统文化的回归。

姓氏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群体遗传学家卡瓦利教授研究台湾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发现中国人的姓氏在遗传学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中国人几千年来有关姓氏的记录，有可能解开人类遗传学奥秘。

他的研究引起了国内遗传学界的注意，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研究也由此产生。袁义达开始从生物学角度研究中国姓氏，他发现中国姓氏分布集中区域与疾病高发区分布图重叠，中国姓氏事实上包含了生物遗传信息。

“中国人基本上随父姓。从遗传学角度来说，只有男性具有Y染色体，因此，Y染色体就同姓氏一起遗传给他的后代。所以具有同一姓氏人群的Y染色体以及它所携带的遗传基因很可能是一致的，百家姓可以给遗传学提供数据上的参考。”袁义达说，如果把每一个姓氏看做一个遗传基因，那么姓氏的遗传和分布，就可以体现一个国家基因的遗传和分布。

“基因是自然规律，姓氏是人文标志，历史上重大的姓氏改变反映了中国历史和民族大的变动，而不是生物学上的种族基因变动。姓氏改变不了基因，但是从姓氏里面却可以以因遗传信息。”袁义达认为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姓氏发展会出现大姓越来越多，小姓逐渐减少的趋势。

和姓氏隐藏的科学信息相比，作为研究姓氏的专家，王大良更看重姓氏的文化价值，他认为，姓氏是一项

世界独一无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人有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稳定性强、凝聚力大和内涵丰富五个特点，是我国的一项宝贵的文化财富，也是一项世界独一无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建议将中国姓氏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充满争议的姓氏文化产业

邱家儒是深圳鼎昌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还有一个头衔是中华邱氏宗亲联谊总会会长。此次他投资50万元与袁义达合作，进行中国姓氏统计调查。其实，早在2001年，他就认捐1000万人民币，在深圳创建了中华邱氏族谱研究总会，开始编修《中华邱氏大宗谱》。

邱家儒说，“2003年，中科院的袁义达找到了我，我也知道了他们的人类基因图谱的消息，出于将家谱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的考虑，我投入50万元，和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合作，支持他们进行的全国姓氏分布调查以及姓氏与遗传基因即姓氏与疾病研究。”邱家儒认为，和中科院的合作，可以使姓氏研究以及族谱修订走上科学的轨道。

邱家儒称，关注姓氏的主要是海外华人以及大陆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对姓氏的关注，可以说是东南热，中间温，北方冷。广东、江西、福建、湖北、湖南、浙江等地对姓氏文化非常热衷，而在、新疆等地则关注较少。由于东南沿

海一带历史上赴海外的人很多，他们在国外的奋斗艰辛，是非常想念祖国的，关注自己的姓氏正是寻根和寻找血脉的纽带。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由于有一定经济实力，能够修订家谱，也对姓氏非常关注。他们通过家族姓氏，建立起人际网络。”

姓氏文化论文篇（2）

根在这里找寻

“宗亲见宗亲，泪水湿衣襟。感谢海峡百姓论坛，我们两岸的吴氏子孙终于聚在一起了！”6月16日下午，在闽台族谱展上，台湾吴氏宗亲代表吴钦纬激动地说。

吴钦纬来自台湾知名人士吴敦义的家乡南投县名间乡。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根”。直至去年，在天福集团总裁李瑞河热心帮助下，终于寻得祖籍地就在漳浦县石榴镇崎溪村，厘清了台湾吴氏族谱的脉络。

当天，台湾与漳浦县的吴氏宗亲代表进行了族谱对接，正式“认亲”。“非常欢喜，这些都是亲人啊！树有根、水有源，寻根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知根知源。”吴钦纬情不自禁讲起了闽南语。

几天来，像吴钦纬一样开心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也许姓叶、也许姓陈、也许姓李、也许姓游、也许姓连……但不论姓什么，都一样是中华大家族的儿女，都一样地找到了自己的根源。

族谱展览与对接，是本届海峡百姓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闽台族谱展共展出了两地50多个姓氏、300多部计2000多册族谱，供两岸亲人翻阅寻根，仅16日当天，闽台两地共有21个姓氏24部族谱进行现场对接。论坛期间还举行了中国梦与谱牒文化研讨会。会上，两岸各姓氏委员会代表、姓氏文化专家学者等200多人齐聚一堂，共同研讨姓氏文化，溯姓氏源流，促族谱对接，共同畅叙血脉情深。

情在这里交融

海峡百姓论坛期间，芗城区的蔡竹禅故居、漳浦县的吴氏种德堂、华安县的二宜楼等地都洋溢着浓浓的亲情味道。福建各姓氏宗亲与各自所邀请的台湾宗亲对接后，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寻根谒祖、联谊会亲、参观考察等活动。

“我们闽台两地柯蔡氏18人一起前往蔡竹禅故居参观。大家在高楼大厦群拥的清代古厝中，共同感受、传承蔡氏祖先留给子孙的历史文化精神。”漳州市蔡新研究会秘书长蔡沧洲叙述说，“我们还参加了坐落于龙文区的海峡两岸漳州市柯蔡文化中心奠基仪式，该文化中心将被建成两岸柯蔡氏的活动基地，促进亲人们常来常往！”

本届百姓论坛共吸引了500多位台湾宗亲前来参加，其中60%是第一次到大陆。

为进一步增进彼此间的情谊，福建省各姓氏宗亲在开展对接联谊的同时，还组织台湾宗亲代表深入考察当地经济社会情况。双方积极推介各自发展优势，洽谈闽台经贸交流合作意向，扩大两岸宗亲交流合作领域。论坛期间，有17对宗亲团体签订了长期交流合作协议，将进一步推进两岸宗亲交流的常态化、机制化进程。

在闽台湾大学生首次参加交流活动，是本届论坛的亮点之一。论坛期间，50位在闽台湾大学生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观了南靖土楼。“在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熟悉的乡音，感受到的是浓浓的亲情。”在闽台生、厦门大学学生沈宜虹一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众多台胞的心声。

梦在这里延续

从福建福州，到台中，到福建泉州，到台湾高雄，再到如今的福建漳州，2007年以来，海峡百姓论坛在海峡两岸一届届开展，推动两岸宗亲交流合作新局面的持续开拓。

“漳州对台优势突出，是台胞主要祖籍地，台湾文化重要发祥地和台商投资密集区，现台湾2300多万人口中，祖籍漳州的近1000万人。我们应以本届论坛为新起点，为台湾同胞来漳共续亲情、共叙乡谊、共谋发展搭建更多平台。”海峡百姓论坛工作人员说。

“海峡两岸（漳州）宗亲文化交流中心便是这样一个重要平台，其设有族谱对接馆、民俗风情馆、史料文物馆等三个展示馆和一个漳台族谱对接网站。”漳州市政协海峡文史馆馆长江焕明介绍，中心现收藏展示漳台族谱1200多部，其湾族谱近500部，整理漳州人迁台记录8000多条及近500位漳籍台湾政商名人族谱对接资料，包括连战、江丙坤、王金平、吕秀莲、林丰正、游锡垫、谢长廷、谢东闵等。“在此次海峡百姓论坛的带动下，相信将有更多的台胞前来联宗对谱、寻根谒祖。中心已把大量族谱记载内容、对接研究成果和相关姓氏文化资料等录入漳台族谱对接网站，可以为两岸同胞实现远程联宗对谱、寻根谒祖提供便捷高效服务平台。”

记者感言

两岸宗亲携手共筑中国梦

清人张澍在《姓氏寻源》自序中说“草木祖根，山祖昆仑，江海祖源，不此之求，是谓味。”追本溯源、寻根问祖是中国人的习俗与传统。无论多远的迁徙，多长的距离，都无法阻断中国人对于“根”的眷恋。

第五届海峡百姓论坛突出同根同文、同心追求中国梦的主线，以“同根同源、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开展各项活动，着重围绕海峡两岸姓氏源流的渊源关系、族谱对接、谱牒文化对两岸政治、经济、社会及其对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影响进行研讨交流，激发两岸同胞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共同旗帜，从民族大义出发，凝聚共同意志，保两岸同胞之福祉，扬中华儿女之尊严，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与荣耀。

这届论坛凸显民间性、草根性与广泛性。参加此次论坛的台湾同胞，来自近40个姓氏宗亲团体，有80%为“中南部、中下层、中小企业、中青年、中间势力”人士，有60%第一次到大陆，有50名在闽台湾大学生首次参加交流活动，共有80多个姓氏宗亲团体参与活动；参加两岸姓氏文化学术交流的嘉宾，不仅有专家学者，还有基层宗亲代表，进一步扩大了两岸民间交流的覆盖面。参与活动的两岸代表可以不分党派，不分颜色，不分层次，在浓厚的乡情乡谊中开展宗亲交流活动，彰显了姓氏文化交流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姓氏文化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3-0063-02

鲁史镇历史悠久，居住着汉、彝、回、苗、白、傣、壮、普米、满、傈僳等10个民族，从1598年鲁史设地方行政机构辟街场设巡检司至今400年历史，特别在清代包括彝族在内的很多民族入境定居;而早在公元13世纪，元朝政府即于今川滇毗邻一带设置“罗罗斯宣慰司”来管辖此一区域的彝族先民[1]。此区域辐射到凤庆鲁史。说明在元朝凤庆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入境居住。鲁史彝族先民从入境定居至清代主要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形式。特别是在清代，由于鲁史地区各民族受居住环境、交通条件、经济条件、政治背景等因素影响导致很难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历史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等构成民族诸要素以及民族特征来区分。而民族又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2]。那么清代鲁史彝族在无法用民族特征来区分时，用什么使彝族区分于其他民族，其独特的姓氏认同作用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一、鲁史“茶、罗、毕、字、郝”五姓氏认同

（一）彝族的历史沿革

云南地区的彝族根据地方史志记载：鄂尔泰改土归流时期推行的“割贱为良”所谓割除陋习政策，摧残民族传统文化大背景下导致云南很多彝族在明末清初基本为汉姓[3];彝族也不例外，原本彝族族源是上古氐羌集团中的一支，汉晋时期的昆明族和叟族是彝族的直接族源，唐宋时期称为乌蛮，元以后称为“罗罗”，而凤庆彝族主要有“香堂”和“俐■”两个支系，香堂中也有“土倮”等称谓。“香堂”主要由楚雄和巍山一代迁来，而“俐■”，据传是从景谷一带迁来[4]。与此同时“香堂”和“俐■”两个支系彝族也迁入鲁史地区并定居下来。

明清以前迁入鲁史的彝族主要是“香堂”支系，“香堂”支系中有“土倮”的称谓，但彝族自称为“土族”。这里说到土族为彝族的说法又要回到“茶、罗、毕、字、郝”五姓氏认同，因为认为自己民族是“土族”的主要是“毕”氏。清代从凤庆的郭大寨的团山村迁入俐■支系;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国家恢复民族政策以后，俐■人对本民族的认同主要为“俐■族”，更多的是认为“同宗同族”。即所谓延续至今的“本家”，也就是“同姓同宗同族说”。清代迁到鲁史地区的“俐■族”主要是“薛”姓。“俐■人”是他称，而当地薛姓氏民族清代到现代都称自己为“俐米族”，他对彝族的族名的认同比较薄弱。

（二）五姓氏认同时间推测

据《顺宁县志》记载，最早居住在鲁史境内的民族为蒲蛮（即布朗族），是鲁史境内世居的土著民族，以后，彝族、回族等民族入境定居且发展较快。明清两代汉民族大量迁入定居，汉民族定居后，其他少数民族被歧视，彝族中历史上被贬称为“倮倮”的茶、罗、毕、字、郝等五姓氏也多改为汉族[5]。从本段记载中说明在明朝以前就已经有“茶、罗、毕、字、郝”为同一个民族的说法。而且清代也认同五姓氏为同一少数民族的观点，后因清代迁入的汉族较多并占主导地位，各少数民族被歧视，因此五姓氏也改汉姓、汉族、汉服。但鉴于史料记载稀缺，而且“彝”字在新中国建立前写作“夷”，1950年改作“彝”，取“鼎彝”的含义。故历史上也称云南为“蛮夷之地”，所谓“蛮夷之地”即解释为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蛮夷”一词成为“少数民族”或“落后民族”的代名词;所以五姓氏民族在清代只能推测是同一民族，只是至今民族认同中他们自称为彝族;另外清代鲁史一带居住的少数民族较少或者说迁入的少数民族姓氏较少，就把所有少数民族或者是相近民族认同为同一民族也不可避免。从民族发展的规律看，任何民族在文化、习俗等传承方面都有独特的认同方式。

二、鲁史彝族中的“禹、鲁”姓氏认同

鲁史地区的“禹、鲁”姓氏民族都是清朝和民国时期才先后迁来定居。而“禹姓”就目前鲁史地区的碑文考证和禹姓氏的家谱记载是从清代迁入鲁史地区，该时期迁入鲁史地区定居的为第九代;现在禹姓氏民族中有汉族和彝族两种族名;“鲁”姓氏在鲁史地区人口较多，在《鲁史镇志》记载是清朝和民国时期先后入境定居;而且鲁姓氏民族中也有汉族和彝族两种族名;那禹、鲁姓氏在鲁史地区是否应该用姓氏来论证民族认同，还是禹、鲁姓氏和民族族源认同本身没有关系。目前鲁史禹鲁姓氏中已经淡化民族认同，而禹鲁姓氏淡化民族认同而更在乎姓氏认同，而且就迁徙历史记载鲁史地区的禹鲁姓迁徙时间相同，同姓异族现象中共同点就是彝族和汉族，禁忌等文化习俗相似等因素来推断两姓氏先民认为是“同宗同族”。这里解释的“同宗同祖”主要是直系亲属以及彝族历史中的‘家支’说法;另外彝族姓氏是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结果;摩尔根《古代社会》说：“由于氏族内部禁止互婚，其成员才得免于血亲通婚的弊害，从而促进种族活力的增长。氏族的出现基于三个主要概念即：亲属的团结，完全以女性为本位的世系;以及氏族内部禁止通婚”[6]。清代鲁史地区“禹、鲁”姓氏不论居住地的远近，只要说“禹、鲁”氏都认为是“本家”“姐弟姐妹兄长”，都是禁止通婚，当地的“禹、鲁不开亲说”也可以追溯到清代。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清代鲁史地区“兄妹婚、姑表婚”习俗已经消亡。

三、鲁史“阿、莽”姓氏和“异姓同族”的彝族认同由来

（一）“阿”姓氏民族认同由来

明万历二十六年改土府世袭制为流官制，凤庆历史上俗称“灭勐安汉”之前，布朗族被杀，部分南迁到其他地方，部分改名换姓为“阿”改“杨”称作他族。但清代到新中国成立后鲁史的“杨”姓氏民族多自称为彝族;另一姓氏现象是鲁史的“杨”姓和凤庆县城所在地附近的“阿”姓在史料记载中被认为“同宗同族”，而且清代至今史料记载凡是婚嫁、丧葬、建房等大小事都有密切来往;所以推断清代的“杨”姓就是“阿”姓的延续;另外，民国后期部分“阿”姓氏迁入鲁史，并且一直以“夷”族自称;所以鲁史地区的“阿”姓是否是布朗族的后裔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另外从“阿”姓氏民族的民俗文化和种茶历史考究，“阿”姓氏民族从民族特征上判断更接近布朗族;但清代两姓民族都自称为“夷”族;综上所述，从改姓的阿姓为“杨”姓氏和民国时期的“阿”姓都自称为“夷”族;从历史记载和结合民族政策，鲁史地区“阿”姓至今归属于彝族并被定论为清代就有的彝族。只是清代以“杨”姓存在，而民国时期与部分外来的“阿”姓认为“本家”，一直延续到现在。

（二）“灭勐安汉”历史造就的“异姓同族”姓氏认同

据记载：1597年10月，邵以仁命吴显忠进剿，肆意杀戮土著居民，搜取勐氏18代积蓄无数。用计诱捕勐廷瑞父子，押解朝廷报捷，勐氏父子途中不幸毙命，勐氏所辖13寨不服，起兵反抗，被官兵剿除。在此次浩劫中，勐氏家族偷偷改汉、彝等民族，有的隐姓埋名改姓为字、杨、纪、蒋、张等并得到当地人的保护，得以幸存下来，有的向南迁逃借以躲避，而大部分惨遭杀害。1598年，朝廷下旨，顺宁府（今凤庆）改世袭制为流官制，本地土著人不得担任当地行政长官，均由朝廷从内地委任，史称“灭勐安汉”。因这段历史的存在鲁史地区“字、杨、纪、张、蒋”姓氏在清代不论是改汉族还是改彝族的都自称“同祖同族”;另据鲁史“纪”姓氏家族传说：勐氏南逃人中有一丫环和一武将在明军围剿勐府时，带着勐府一婴儿藏在芭蕉蓬中，等夜幕降临，连夜南逃。昼伏夜行，逃至阿干坡，由于沧江水涨，无舟可渡，便在阿干坡隐居改姓“阿”。后又过沧江至漭水改姓“莽”，数十年后，家族复兴，现居住在金马的“莽、纪”姓氏也认可这段历史，认为他们是同宗同族、但“莽”姓为彝族，而“纪”姓为汉族，因这段历史资料多以老人追忆流传，却以“异姓异族同宗”形式传承下来。据金马村民国时期李姓老人回忆说，纪姓氏到鲁史是民国时期，“纪”姓氏发展很快，“纪”家是包括现划归于新华的瓦屋街“纪”姓，他们自认为是汉族，但无论现居住地的远近都认可为孟氏遗孤第十一代传人，而且从保山一带迁来;除以上异姓同族或同宗异姓、异族的由来外，在清代青龙桥的建成，改善了交通，使鲁史一带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交通要道;鲁史成为经济文化发展重镇，四面八方商人以及马帮中也有异姓彝族入境到鲁史定居，并长期保留下来。

综上所述，清代在鲁史生活的主要有“茶、罗、毕、字、郝、阿、禹、鲁、莽、薛等姓氏认同为彝族，其他在不同时期迁入鲁史境内定居的自认为彝族的民族，多属于异姓同宗族认同;清代鲁史彝族的姓氏认同主要就是根据父系氏族的姓氏，其姓氏认同实际上建设了一个基于血缘的交易系统，主要用来区别婚姻关系，这种观点从各姓氏彝族家谱中可以证实;另外因鲁史一带的彝族在改土归流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基本上使用汉姓、汉名、穿汉服，所以该地区的彝族认同从文化习俗方面研究资料的很少，也很难确定历史真伪，大多资料都是通过调查中长辈的追忆来完成资料的撰写;再次，鉴于现实意义上鲁史一带属于彝汉杂居区，该地区彝族的汉化程度非常高，若没有清代姓氏认同来维系族别，目前是很难从民族识别中来认知本民族。民族发展中的“大民族”发展趋势是民族文化消亡的必然，很多民族就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很快[7]，当地少数民族文化面临消亡边缘，特别杂居区民族历史资料保留就越来越少，后人基本弄不清来龙去脉，希望通过本人不成熟的论断得到更多专业人士重视。

少数民族在文化汉化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姓氏认同在少数民族中是普遍现象，但鉴于此现象，希望更多人关注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并为后人了解本民族历史发展给予帮助。

参考文献：

[1]李绍明.中国彝族认同谈族体认同[J].民族研究，2002（2）.

[2]斯大林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3]朱文旭.论彝族姓氏来源及其特点[J].毕节学院学报，2014（11）.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凤庆县委员会编.凤庆县文史资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姓氏文化论文篇（4）

姓名作为人类社会一个重要的个人识别标志，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历史必然产物，与社会文化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有着其他任何符号都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姓名不仅仅是代表个体的符号，还具有一定的时代和地区意义，姓名是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与人类社会实践紧密相连，从一开始就包含丰富的文化含义。

英汉两个民族不同，其姓名差异毋庸置疑，但由于人类社会进程的相似性，英汉姓名在一定程度上又有相似之处。本文对英汉姓名及其文化涵义的异同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析。

一、从姓氏的来源看

姓氏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产物，它在人们的社会交往、政治生活、经济、文化活动等方面均起着很大的作用。

（一）英语姓氏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语语言文化中只有名没有姓。直到11世纪，一些贵族家族才开始用封地或宅邸来称呼一家之长，世代相袭，就成了姓氏，到了16世纪末才为广大公众所接受。

通常情况，英语姓氏的来源有以下几种。

1.有些姓氏来自某些身份或职业，如：理发师Baber（巴伯），马车夫Carter（卡特），铁匠Smith（史密斯），车工Turner（特纳）等。

2.有些姓氏来自某些地名或建筑名称：英国首都London（伦敦），礼堂Hall（霍尔），磨房Mill（米尔）等。

3.某些姓氏与地理、地貌或环境特征有关，如：小溪Brook（布鲁克），山Hill（希尔），山丘Churchill（丘吉尔），湖Lake（雷克），田野Field（菲尔德）等。

4.有些姓氏反映个人的特征（肤色、高矮、长相或品德），如：棕色的Brown（布朗），白色的White（怀特），高个子Longman（朗曼），矮个子Short（肖特），精明的Sharp（夏普），吃苦耐劳的Hard（哈代），年轻的Young（扬），有权威的Sterling（斯特林）等。

5.有些姓氏来自人体部位名称，如：背Back（巴克），手Hand（汉德），手指Finger（芬格），头脑Brain（布雷恩）等。

6.有些姓氏来自动植物名称，如：鸟Bird（伯德），公牛Bull（布尔），狐狸Fox（福克斯），鹰Hawk（霍克），灌木丛Bush（布什），紫罗兰Stock（斯托克），棉花Cotton（克顿），芦苇Reed（里德）等。

7.有些姓氏来自教名或教名附加适当词缀，如：George（乔治），Henry（亨利），David（大卫），Clinton（克林顿），Macadam（麦克亚当），St.Leger（圣·里格）等。

（二）汉语姓氏

汉语的姓氏从已有的历史记载可以考证，商朝是姓氏起源的朝代。那时虽然是奴隶制时期，但是国家机构已经形成，帝王的嫡子有王位继承权，某些庶子被分封到各地。这些爵国的后裔可能以国或封地的名字为姓，由此逐渐形成了姓氏——分封就是分家，分家就是分氏，不断分封，氏也就越来越多。以国为氏最为普通，后世再衍生出无数姓氏。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有名有姓是尊贵的标志。

此外还有以官名为氏的，如太史、司马、司空、司徒；以先人别号为氏的，如唐、夏、殷；以封地为氏的，如鲁、米、卫；以先人谥号为氏的，如庄、武、穆、宣；以居住地名为氏的，如郭、池；以从事职业为氏的，如陶、屠、巫、卜，等等。还有的是王国消失后，其王或者官员的后人以国名为姓氏，表示对故国故土的眷念；还有一些以自己部落的宗长姓氏为姓，或者被赐姓，或者因为逃亡而另用新的姓。

英汉语中姓氏的来源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内涵。汉语中的姓氏源远流长，由来已久，体现了时代特征，是身份的象征。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都有使用封地、所从事的职业作为姓氏的现象。当然，汉语中的姓氏来源较英语的姓氏来源更为广泛。

二、从结构特征看

无论英语还是汉语，所有姓名都是由姓和名两部分构成的，但两种语言中姓名的结构却有很大的差别。

（一）英语姓名

英语中姓名通常包括三部分，其顺序如下：个人名（the given name，亦称the first name），中间名（the middle name，亦称the second name），姓（surname，亦称the last name）。英语中的姓名的中间名往往是有宗教上的含义，或由牧师、神父所指定/取的，故此名又可称为教名the given name。有些人不信教或由于其他种种原因而没有教名，他们会把the first name叫做自己的the given name。比如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的英文名Barack Hussein Obama II。

（二）汉语姓名

汉语中的姓名的构成是姓前名后。姓+名，以张军为例，张就是姓，军是名。当然，还有名是两个字，比如李大伟，也是由姓+名，李+大伟。

对英汉语姓名的不同构成方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西两种文化间的区别：英语姓名强调的是自己的个性，强调个体和独立的人格，因此把强调自己独特性的名放在姓之前。汉语姓名主要看重自己的家族和血缘关系，同时也代表传承之意。把能够代表血缘关系的姓放在名之前，正是体现了的这一思想。

三、从取名方式看

从取名方式上看，有相同点，亦存在较大不同。

（一）相同点

取名，在中国人眼中是一件大事，认为取不好名字，就可能产生诸多矛盾，所谓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就是说的这个。在取名过程中，除了要考虑到名字的涵义，还要考虑到音律、五行、避讳、字辈排名等诸多方面。而英语取名主要侧重在宗教和金钱意识方面。在西方人的心中，上帝可以拯救万物，是坚强男子汉的化身，很多名字反映了人们对上帝的崇拜歌颂，希望得到上帝的庇佑和赐福，宣扬对上帝的爱和信仰，唯上帝论和金钱万能论充斥其间。英汉语中的名字在取名方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1.以孩子的出生时间起名的。

汉语中有许多的名字是和时间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春天出生的叫“春生”、“春景”，冬天出生的叫“冬梅”。有意思的是，英语的名字也有大量诸如此类的名字，如May，Spring。

2.以出生地取名字。

汉语中的情况特别明显，如王沪生（在上海出生的），张宁生（在南京出生的），刘粤生（在广东出生的）。无独有偶，英语也有类似的名字，如Cary卡里，是“来自城堡”之意。

3.以动植物的名字来命名的现象。

比如，汉语中经常以这些词命名，龙、虎、燕、雁、菊、兰、芷等。英语中类似名字有Gary、Daisy、Rose等。

4.以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取名。

据不完全统计，汉语名字中将近80%的人名体现了父辈的期望与寄托。孩子从出生那一天起，父母就开始精心为他们设计未来的生活蓝图，为他们安排一条幸福之路，天下父母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有本事？父母在为子女取名时往往注重字义，选择相关的字，寄托着对孩子的某种期望，名字凝聚着父母对孩子的期望，父母的生活环境、文化层次有差异，期望也因人因时各不相同，如：孙一鸣（一鸣惊人）、邵先一（先人一步）、王颖（聪颖）。这种情况在英语也存在，比如有的孩子叫Kitty（凯蒂），表示活泼可爱；Victor（维克多），表示胜利成功，等等。

5.都有大量带有中间名的名字出现。

汉英姓名中都有中间名。汉语中的中间名经常取自族谱，习惯称为辈分名。同一辈分的兄弟姐妹同用一个字命名，这种民俗起始于汉代，盛行于宋元，相沿成习，至今仍在传承。字辈在各姓旧家谱均有专门章节，且以精练之词，蓄含祈福、美好愿望，宣扬忠孝的诗体传于后世。表面看来，字辈只是一种单纯的标志符号，深入分析，则会发现在这种符号后面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孔氏的字辈命名最引人注目，也令孔氏子孙感到荣耀和自豪。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辈分在汉语姓名中的反映越来越淡薄了。

英语中的姓名的中间名往往是有宗教上的含义，或由牧师、神父所指定/取的。很多情况下英语中间名取自母亲家姓，或某位亲戚、朋友、名人的名或姓，有的还把自己的名字直接取给孩子。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表达尊敬或怀念；二是希望自己的名字后继有人。中间名通常只有一个，有时候因为要纪念的人很多，会有好几个。

（二）不同点

下面谈一谈汉语取名中出现的，英语取名中没有的一些特殊现象。

1.按五行、阴阳等习俗要求起名。

五行乃金、木、水、火、土，是中国文化先祖对万物归属的认识，他们认为所有的生命和物质皆离不开五行的循环和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学说是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学说。从理论上看来，人禀赋的五行之气决定着他的天赋和命运。在命名时，将“金、木、水、火、土”加在名字中，以补救“生辰八字”的欠缺，是常见现象。运用五行学说来命名，不但隐含生生不息、子孙绵延的意图，而且给受儒家思想支配行事的中国人在命名上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古代从出生的八字中来看缺哪一种五行并补上，如：闰土（闰日缺土），木顺（缺木），王森（缺木），炎顺（缺火），土钧（缺土和金），土尘，炎鑫，长水，木林，等等。

2.以新生婴儿的出生情况、长相性情等特征取名。

据载，我国春秋时期就有以婴儿生理特征给孩子起名的方法，当时的一些人名“黑臀”、“黄脸”等可以为证。

3.引经据典或成语的缩略取名。

这种取名方式反映了中国深厚的文化内涵，有的引经据典，有的是成语的缩略，有的来自古诗。比如：坡原名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贬，1080年他到黄州，得到朋友们的帮助，申请到一块官府荒地，每天在荒地上开垦劳作，一天劳作歇息时，他脑海中出现了白居易《东坡种花二首》中的诗句：“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村陈梅。”因而想给荒地起个名字，于是就用“东坡”二字，自号东坡居士。再如，现代作家、原四川省文联主席马识途，取自成语“老马识途”。

4.音韵。

因汉语言音节与汉字的一一对应性，取名不仅要从字义考虑，还要考虑字音。几个声母发音部位相同的字，如果放在一起，读起来就有些费力；如果韵母也相同，就更加拗口。如：南旎兰、葛革克。一般不取相同声调，以免读起来平淡。如：张潇湘、朱江昭。同时，由于汉语中的同音字现象，取名时，还要避免谐音。如：胡丽晶（狐狸精）。

5.避讳。

在封建制度下，人们不仅要“尊祖敬宗”，而且要奉为至尊，直呼君主和祖先的名字也是大逆不道。要避君主和祖先的名号。究其原因：一是汉族传统极讲辈分。以祖先名字为名，不但打乱了辈分的排序，而且会被视为对祖先的不敬。二是由汉语取名的特殊性决定的。前文已讲过，汉姓，首先是承继父姓，然后起一个本人的名字；而英语起名有本名、父名或本名加母姓、父姓。如果汉语姓名的在承继了父姓以后，再加上祖先的名字，那么两者就没有丝毫区别了，比如你根本无从分辨李四这个人到底是爷爷还是儿子了。就现代人而言，仅就名论，一般不以伟人、名人的名字为名。但有人因崇敬某一伟人或名人，特意取其名为名。如刘大钊、王大林，便是取、斯大林之名为名。当然姓李的人，也不应以“大钊”为名，否则便会今古不分。

我们可以看出，英汉姓名这两种不同语言的姓名，虽然变化万千，但在应用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对中英文姓名的比较，我们能体会出英汉语语言的不同，也能体会出两种文化间的巨大差别，并发现它们的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都有自身的特点。中英文姓名的背后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思想和历史背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民族的语言、习俗、心理、宗教等。

看似简单的姓名，作为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实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的社会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第1版），2009，3.

［2］邓微.科技资讯，2008，9.

［3］胡冬青，张文君.英汉姓名异同对比研究.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1）.

姓氏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 ：音译 西语 人名姓氏用字

多年来，观看影视节目和阅读书籍报刊，时常发现一些人名分不清他们的国籍。请看下面几位：廖佩仙、李孟贤、朱莉、范龙佩、洪伯培、易福成。这6位人士，字面上看是中国人。可从上下文语境以及他们所任官衔或职位来看，乃实实在在的外国人。举例如下：2012年12月16日早8时央视新闻频道，主持人在批驳下一届奥运会不设羽毛球运动项目时曾提到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副主席“廖佩仙”。2013年7月7日央视新闻在报道韩亚航空公司空难时，曾提到美国旧金山市市长“李孟贤”。同年5月20日，央视新闻曾报道美国著名影星“朱莉”切除乳腺再造乳房一事。此外，还有欧洲联盟成员国首脑会议欧洲理事会现任主席“范龙佩”、美国前任驻中国大使“洪伯培”、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易福成”。他们都是欧美人士，而非华人或华人后裔。

当前，西语汉译界这种译名趋势还在蔓延。有的译者遇到人名姓氏，似乎在搜肠刮肚地寻找华人姓氏生搬硬套在西语姓氏上，令读者莫名其妙。2014年2月28日，央视晚间《环球视线》栏目报道，乌克兰驻外使馆参赞“夏光”曾谈到，克里米亚民众游行示威要求独立建国。同年3月5日，央视记者曾采访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法国驻中国大使“白林”和另一欧洲国家大使“赵普”。4月19日，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曾介绍参加巴西足球世界杯赛的荷兰飞翔球员“范佩西”。10月30日，晚央视《新闻联播》在报道各外交使馆高官畅谈中国法制改革时曾重点介绍丹麦驻中国大使“裴德盛”、爱尔兰驻中国大使“康宝乐”、古巴驻中国大使“白诗德”。11月10日，央视新闻频道在介绍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对话会和工商界咨询理事会时曾提到讲西语的外籍人士“戴瑞礼”。2015年2月23日晚，央视新闻频道《行进中国》节目，曾以《我为中国留影30年》为题对2014年最后一天辞世的、旅居中国30年的法国摄影师“阎雷”的感人事迹作了专题报道。以上这些外籍人士，他们的欧美人相貌和姓氏汉译字样均同时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看后让人啼笑皆非。

翻译工作者给上面这些外籍人名的姓氏都冠以华人之姓，我们称之为“人名姓氏文化杂糅”现象。

汉民族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极强的表意文字意识。人们使用每一个汉字，都有意无意地去寻求其形体和意义的直接关联。姓氏用字，尤其如此。每一个姓氏用字都有数百年以至数千年的世代传承，逐渐积淀了其固定形体和表意功能。中华姓氏文化源远流长，亘古至今，从未间断。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董琨教授指出：“数千年来，沧海桑田，王朝更迭，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部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风尚、文学艺术、人情习俗、衣食住行等等，都是薪火相传，代代赓续。”（《语言文字报》2013年12月4日第2版）这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姓氏文化的内核。而西方民族语言是表音文字，包括人名，自有其独具的与华人不同的世代传承和文化内核。这一点，汉语和西语实乃大相径庭。如果把华人的姓氏强加给外籍人的姓名，则会造成中西方民族的人名姓氏文化杂糅。让中国人感到难堪，甚至滑稽可笑；也让外国人觉得难以理解，以致无所适从。

人名，当然包括姓氏，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这不仅因为任何人名都是由语言文字这一物质材料表现出来的，而且因为人名这种语言现象还具备内部结构、所指对象以及表意功能等语言学的基本特征，同其他语言现象并无两样，只是其内涵更丰富、更复杂。然而，人名这种语言文字，归根结底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罗常培，1947）。人名与文化共生。“百家姓”，即中华姓氏，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汉民族语言一样古老。汉民族的文化痕迹深深地刻印在各宗族的姓氏之中。人名与文化共变。汉民族文化一直在发展、变化。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不断地烙印在汉民族的姓氏之上。总而言之，人名是文化的载体和镜像。正是因为人名具有文化载体的功能，故常常被人类学家看作人类文化的“活化石”。只是不同的民族均有其独具的特点。人名，包括姓氏用字这一语言现象，凸现出它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理和风俗习惯等等，映射出不同民族独有的文化内核。所以，如果在选择西语汉译人名的姓氏用字时，仅仅根据外语字面发音而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地把华人姓氏张冠李戴在外籍人的姓氏上，就会构成不伦不类的语言现象，成为互不相容的人名姓氏文化杂糅现象，令人莫名其妙，疑惑不解。

正因为如此，译者在音译西语人名的姓氏选用汉字时，一般要避开中华“百家姓”。特别是那些常见姓氏，更不宜使用。近几年，西语汉译界的有识之士在翻译实践中已逐渐悟出这一道理。美国前总统“里根”和现任美参议员民主党领袖“里德”，敲定译名都使用“里”而未用“李”。2014年1月7日，央视午间新闻播放信息：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命“鸽派”人物“耶伦”为美联储主席，系美联储第一位女主席。英语姓氏音译避开华人姓氏“叶”而用音译用字“耶”（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第1534页）。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依古”，未译作“邵依古”；委内瑞拉外长“豪加”，未译成“郝佳”。以上几例，都是成功的汉译实例，难能可贵。有的译者有自知之明，勇于修正已有的译作。2013年3月底，有关媒体报道，自该月下旬以来，美系列高官连续访华，其中有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同年4月27日，央视国际频道播报新闻，美国国防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扬言：一旦中日开战，美将支持日本。荧屏显示的是“登”而不是“邓”。

由此可见，我们在音译西语人名姓氏选用汉字时，一定要“考虑社会通行度、受众面广度”。（《专家审议外语中文译写规范》载《语言文字报》2013年9月25日第1版）务使姓氏用字表意中性得体，不致让汉译读者产生错误联想和褒贬评价。这样，就能防止汉外两种语言人名姓氏文化杂糅，避免两种姓氏文字表意和表音功能互相影响、互相排斥，从而保证不同民族各自人名系统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表述得当。这样做，能基本消除观众和读者遇到人名不知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困惑。

参考文献：

[1]许光华.中国文化概要[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

姓氏文化论文篇（6）

儒家学说奠基人周公借鉴夏商文化而创立“周礼”，以完备的典章制度规范着社会范畴的不同层面，自周代起，礼仪宗法与固定的家族结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强调以孝为本的伦理道德，移孝作忠的君臣关系由家族范畴衍生出“三纲五常”的行为准则，家族血缘关系转化为带有鲜明等级色彩的社会关系。尽管每个人在等级制度中扮演着特定的社会角色，但目标一致，同祭祖先，共为家族光宗耀祖。由家长制演绎而来的家族，创造出显赫辉煌的家族功绩，更创造出内涵丰润的家族文化。以家族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成为打开认知社会的金钥匙。

周淑舫教授所著的《南朝家族文化探微》，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该书问世、传播，既标识着家族文化研究的整体推进，也标识着六朝家族文化的个案突破。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中国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不仅是因为她的历史悠久，而且更在于她发达兴旺的家族文化。家族文化空前活跃时期是东晋，构建出“共天下”的时代权力格局，出现祭则司马氏、政则权臣的朝堂态势。咏颂亲情，高歌家风；谨持门楣，笃重家学；家规定训，家族至上，谱牒立传成为社会风尚。南朝不同于东晋，世族大姓虽是依然荣耀，家族文化却悄然地起着变化。这种变化显现于《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著作中，其研究颇多新意：

1．不拘时代格局，以变化的视角研究家族文化

晋恭帝元熙元年（420年），刘裕移司马氏家族皇祚，称号宋武帝，历史进入宋、齐、梁、陈四个小朝廷接踵而来的南朝。虽然与东晋同是板荡的社会大环境，但权力格局有异。大姓家族与帝室平分秋色的格局宣告结束，皇权得以回归。门阀世族虽然荣耀富贵，但左右不了朝政，实权掌握出自寒门凭借武力“禅让”而履帝尊的君主手中。皇帝允许其风流自矜，但豫皇家事，便是血色一片。谢氏家族太傅后裔“武昌县公”谢晦兄弟子侄7人同日被宋文帝问斩，谢灵运砍头广州；王氏家族的王僧绰、王僧达死于刘宋王朝，王蕴、王晏与王德元父子等死于萧齐王朝，就是例证。南朝帝室不同于东晋王朝，刘宋王朝的刘裕、萧齐王朝的萧道成，始缔者出身为“北府兵”将领，一朝至尊，揭开府兵强将称帝君的历史。

萧梁王朝的萧衍，以边镇军事之力攻到建康称帝。陈霸先虽非北府，却都督中外诸军事，大破北齐，代梁为帝。皇权政治取代门阀政治，威势虽不能与专制中央集权的秦皇、汉武等帝王相比，但帝室之事不容他人插足。刘禹锡《乌衣巷》诗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的野草、野花和乌衣巷口的一抹斜阳，所构成的虽是荒凉冷落的图景，却借着飞燕的眼睛，形象地反映出东晋王、谢家族的辉煌。谢氏家族、王氏家族人物死于非命，是东晋所未有过的惨烈景象。权力格局的变化，使得大姓家族的关注点移向“立言”的“不朽”大业。不论是侨姓的王氏、谢氏，还是吴姓的顾氏、沈氏，也不论是帝王之姓的萧氏、陈氏，活跃的言论显现着家族文化的繁盛，大姓家族文学艺术追求与帝王家族文学嗜好，彰显出南朝家族文化不同于任何朝代的特点，文学艺术是各家族最亮丽的一道景观。

2．正视现实人生的种种复杂问题，注重价值取向的思考

南朝是板荡的社会，国无宁岁，不是人与自然间的矛盾，而是人与社会的冲突，生命显得格外脆弱，不经意间，不是一家物换了另一家物，就是朝堂至尊改了年号，君王换了面孔。皇权移祚不能没有世族大姓的捧玺陪衬，殿堂的礼仪典章不能没有世族大姓的门面装璜，庙堂歌舞升平不能没有世族大姓的才学艺术。宋文帝虽然杀了谢灵运，却对谢灵运兼称独绝的诗篇与书法爱不释手，称为“二宝”。齐武帝之子竟陵王萧子良清雅好士，“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王融、范云、任、陆等并游焉，号曰八友。”西邸八友编成千卷的《四部要略》，互相唱和，“永明体”出，文坛风气为之一变。齐武帝永明九年（491）三月三，芳林园华光殿君臣修禊宴饮赋诗，仅谢一人就作诗28首，王融为君臣所赋之诗写出名动大江南北的《三月三曲水诗序》。

萧梁王朝立祚，刘勰《文心雕龙》领衔着文学创作，武帝文学集团、东宫太子十学士与江陵新文，体现帝室好文的一面，埋下宫体诗伤于轻艳的败亡伏笔。“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陈朝败在陈后主之手，一曲《玉树后庭花》成了亡国之音的代名词。随时推迁的侨姓、吴姓，力求从整体上调和家族与朝廷的矛盾，人格价值取向便反逆着传统儒家，由“以德取人”转向“唯才是举”，充分肯定个体生命价值的智慧与才学、才识与才能。宋武帝的侄子临川王刘义庆编《世说新语》，首列“德行”，其中的人物载记并不符合儒家传统的道德规范，“德行”之外，则是更文学色彩更浓郁的“言语”、“文学”、“识鉴”、“赏誉”、“夙惠”、“容止”等，高张起的个体意识。思想学术自由，玄、儒、释、道并行，文学主体精神在在创作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不论是谢氏家族的山水诗，还是王氏家族的书法；不论是顾氏家族绘画的“迁想妙得”，还是沈氏家族的新体诗以及帝王家族的宫体诗，皆反映着人的精神面貌，体现着对家族文化的褒扬。

3．人物代相继出，显现出家族文化发展的动力与传承的活力

帝室需要点缀，大姓需要任我逍遥：学术兴盛、文学繁荣。人物传记的构架方式，侨姓、吴姓家族人物为主线，平辈推进，立功立言上下功夫。谢氏家族在谢混遭诛后，接连17人夭折于南朝帝王淫威下，“伟哉横海鳞”走不通，“高情属青天”可以维持家族地位于不坠，谢弘微、谢庄到谢贞等，雅道相传，彰显出“山水清音”的家族文化深层影响。王氏家族的“太保家法”，重视家族的诲导与门风的传承，于“衣冠礼乐”与书法上，从王弘到王俭再到王均，凸显出“王氏青箱学”的家族文化魅力，既在江南攀光日月，也在“云在碧天长别离”的特殊境遇下，王肃到王褒，使家族标名北史。吴郡顾氏家族“乡校助学”、“鼓励后进”，弘扬“载德以厚”的家族文化传统，顾恺之到顾野王，学术才艺上显现“画龙点睛”的家族文化张力。武力强宗的武康沈氏，东晋初年参与王敦之乱与东晋末年参与孙恩之乱，问罪被斩，只有沈渊子五兄弟辗转逃出，“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轻武就文，尤其是沈约出现，成就着沈氏“一代文宗”的地位。南兰陵萧氏帝王家族的“万邦乐推”与吴兴长城陈氏帝王家族等，其家族文化维系着家族的兴衰成败，关系着王朝的得失损益。

人物继出，家族诲导，文学主体精神的解放和弘扬，有力地促进文学题材的开拓，将艺术触角伸向以山水为主体的自然界，实现了中国文学题材的一次大拓展。山水诗和其他山水文学的兴起，为文学发展辟出大展才情的新天地。题材上的突破，是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主体精神在历史氛围中的实现。名门大族获得身心的真正解脱，最理想也是最现实的选择是投身到大自然中去，以山水为题材，以山水承载的草木禽兽为审美对象，山水文学的兴起与书法绘画艺术的涌现，正是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脱与江南优美的自然山水相契合的产物，带着自然风光的文学创作与带着自由思维驰骋的书画创作，是家族人物释放身心所向往的“净土”。自成一章的家族人物代相传承，既突出南朝家族文化的亮点，也使研究有着创新意义，引发对南朝多方面的探索，拓展家族文化研究内涵的深度与广度。

姓氏文化论文篇（7）

全书共八章，〈导言〉提出本书的问题意识及目的在于「揭示北朝世家大族的演进历程及其对北朝隋唐政治的影响，探究皇权政治形成过程中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演变历程等层面，汉人「大族为其具体考察的焦点。除了交待问题意识与论旨的〈导言〉，以及综合各章结论的〈综论〉之外，其它各篇就论述的性质而言，可分为概括性的整体讨论与实证性的个案研究。

第一章〈从“改降五等”到“分定姓族”：北朝门阀体制确立的历史背景〉，在这章中作者提出的主要问题为北魏皇权政治如何发展，以及门阀体制与皇权政治的关系又如何。作者从皇权政治的角度，探讨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政治冲突的意义，以及孝文帝藉「分定姓族重建北朝政治结构，其历史背景的转变及产生的相关问题。根据本文的讨论，说明至孝文帝分定姓族为止，北魏皇权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与鲜卑贵族、宗王共享的阶段，作者认为门阀体制即为此时改变权力结构的手段。

第二章〈“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的主要问题在于「四姓的含义及北魏分定汉人士族的标准。作者爬梳史料，辨析代表北朝至唐代社会地位最高的汉人士族「四姓词语的使用、具体内容、建构和发展过程，并论述北朝社会结构的演变与皇权政治发展的关系。「四姓的产生即北朝门阀体制的建立，与受到孝文帝重任的李冲有密切关联，同时透过与皇室和各家族间的婚姻关系与当代官爵，不仅取得与魏晋旧门相当的社会地位，还形成当时皇权基础的政治集团。以下各章为大族个案研究。

第三章〈范阳卢氏在北朝的分合：个案研究之一〉讨论永嘉乱后至北朝末期范阳卢氏的发展。作为魏晋门阀的范阳卢氏本以宗族整体活动、范围以幽州地域为主作为其特征。在燕魏对峙的局势中，原本社会地位较高的卢溥支败亡，宗族的整体性被打散，造成后来不同支系在不同时期各自显达的发展。北魏前期先后透过与崔浩、李冲联姻，进而与皇室联姻而成为当世大族的是卢玄一支。然而，随着范阳卢氏于孝文帝时臻于极盛，其宗族发展却也显露衰败迹象。卢氏以京师为主要发展地域，渐渐疏远与乡里的关系，旧有宗族观念与秩序松动，造成门风衰败。此外，作为门风另一重要条件的家学，此时也逐渐式微。其它卢氏旁支家族也产生个别官宦显达的人物，却都与着房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经过北朝分裂为东西两部政权再合而为一，卢氏宗族面临更为钜烈的分裂及房支地位的重新洗牌。从北朝末期至唐代，范阳卢氏各支的发展虽然再趋合流，却成为一个宗族组织松散、各房支差异缩小、缺乏乡里根基而地域色彩淡薄的「大族，显示卢氏进一步衰微的可能性。

第四章〈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浮沉：个案研究之二〉。作者认为王慧龙家世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伪托名族，而在其私生、侧出的个人历史涉及「重嫡庶，鄙侧出的北方社会习俗。王慧龙只身北奔，无法确认士族身份，在北方士人眼中，他的「羁旅南人形象更甚于「汉魏旧门身分。王氏为求家族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家风，由不缨世务转而积极于事功；家学也由重玄学转而奉释氏，以求融入北方政治与社会。除了仕宦，另外更凭借与其它世族大姓联姻，终于使得太原王氏逐渐转变为北方大族。太原王氏缺乏乡里根基与宗族奥援，其乡里故土的政治社会力量更为伪托太原的中山王氏掌握，并接受了其它王氏的依托，形成一支族单人鲜、孤悬京师的嫡宗，另一支宗族繁盛、雄据乡里的伪托之族。两支「太原王氏各据一方、个别发展，均获得政界与社会的认可，反映了北朝「冒称士流问题的严重性。

第五章〈南北对峙与胡汉融合中的荥阳郑氏：个案研究之三〉。郑氏家族与一般滞北大族一般，十六国至北朝间经历了由对立到合作的过程；不同一般的是，郑氏长期留居乡里，土著势力较强且稳固。透过与其它大族的联姻，以及孝文帝迁都洛阳，借其乡里势力以稳定统治等因素影响，郑氏遂由局促一隅的「土豪上升为北朝的「四海通望。其后郑氏与荥阳地域社会关系逐渐恶化，东西魏的分裂也造成郑氏家族的分裂，而周隋唐间郑氏家族地位的复振则是来自次要地位的入关房支的复归。

第六章〈《关东风俗传》所见诸豪试释：个案研究之四〉，主要讨论魏齐易代间的地方大族。作者认为《关东风俗传》记载的大族，依其活动地域可分为青、齐和赵、魏两类大族，主要地域分别为黄河、济水一带以及河北地区。北魏末年变乱频仍，大批河北士民南迁青、齐地区，造成所谓「土客冲突，进而引起流民与土民血腥仇杀的邢杲之乱。魏末当政者剥夺邢杲等争取生存空间的河北人士，使河北大族转而寻求新的政治领袖，成为六镇军阀高欢的支持势力之一。尽管如此，两大地域豪族的力量并非十分强大，相反地，由于魏初平齐削弱当地大族，使得魏末变乱中的青、齐土民多属下层吏民且为小规模的活动；流徒的河北豪强也受到基层社会组织及宗族结构变化的影响，政治与军事的力量有限，无法自立故转而寻求支持其它政治人物。

第七章〈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综论〉。综合前述讨论，藉由豪族与名族、士族与贵族、都邑与乡里、官学与私学、士族与官僚等概念的比较，进一步说明各大族发展形态的不同、在皇权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宗族结构与「双家制、门风与家学及士族「官僚化等课题。最后总结，「分定姓族开启北朝社会的门阀化，同时也开启世家大族官僚化的先声，并成为隋唐以降「中古官僚制帝国的基础。

作者在提出进一步概括性结论的同时，并能兼顾深入剖析史料、建立历史事实的细节。此处提出本书的两点长处，其一为对既有课题提出新的观察与诠释；其二为运用或发展了前辈学者的工具概念。

首先，作者并不认为北魏皇权体制自始即已自我完善，北魏政治的性质是由部落贵族政治逐潮朝向皇帝专断的皇权政治发展，作为皇权奥援的门阀体制可视为一中间阶段。其次，作者跳脱了胡汉冲突或文化转变的传统取径，而将北方汉人大族置于其与皇权政治的发展脉络下进行探讨，一方面以见个别地方大族如何藉由政治力量以崛起成为士族，另一方面则藉由大族的崛起以考察北朝皇权的发展过程。在此脉络中，孝文帝临朝是皇权发展的关键时期，其意义为重建北魏皇权体制，改降五等、分定姓族等为其手段。孝文帝定姓族的意图，作者认为在于融合北魏宗室与汉人士族、士族与非士族，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其作用则为促成宗室为主、士族为辅的门阀体制之建立，使士族与皇权结合，并藉此体制以稳定皇权政治的发展。

除了探究皇权政治的正面发展，作者另由皇权政治的反面作用来解释北魏后期的政治动乱。依据作者的看法，孝文帝的政治改制不仅促使皇权的提振，更为北魏后期政治动荡、乃至东西分裂埋下前因。孝文帝身后皇权政治似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然而原本作为皇权羽翼而进入政治社会核心的宗室诸王取代异姓贵族成为皇帝的新对手。因此，北魏后期诸帝力求废黜宗王的地位与权力，甚至在朝廷援立党羽恩幸，疏忌宗室成为后期政治的特征，遂使各种势力竞逐统治权造成北魏后期政争不断。（页32、36）以宗室与士族为主体的门阀体制促生了官僚体制的「文武分途，进而产生「重文轻武的风气，引发包含「六镇之乱等武人阶层的反动。（页40）无论是皇帝与宗室间统治阶层的权力矛盾，或是文武官僚间的冲突，各个士族几乎都无法成为一股自立其外的势力，而需依附其它政治力量方能存续（页34、80）。以往的研究强调士族为自立于政治系统以外的社会阶层，具有政治力量无法干预的社会力量；然而本书呈现了北朝士族依附政治的性格，甚至必须援引政治力量方能提升及确立其社会地位。此一重要见解，应可作为重行理解北朝士族的基础。

本书进一步重新检讨北朝门阀体制下，汉人大族「四姓的分类、组成和建构。作者将「大族分为地方豪族与名家大族两种类型，所谓「世族即指后者。[5]书中指出关于汉人大族的「四姓，唐宋间流传两类分法。一种以为指士族的四个等级，即「郡姓：膏梁、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或是「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另一种则是指四个具体的家族，即唐代的崔、卢、李、郑，外加太原王氏。（页43-44）唐长孺曾析论前一种，认为孝文帝所定的「四姓即「四海大姓、「右姓，这种区分也是依据先朝官爵和入魏官爵两种标准所规定的。[6]本书则提出质疑，为何唐代士族熟知后一种说法，却只有少数人通晓前一种分类观念？分别汉人士族地位高下的两个标准又该如何协调呢？

作者认为柳芳《氏族论》述「四姓应源于孝文帝诏令，但是否如柳芳所称「凡得入者，谓之四姓般硬性规定，作者则根据另一诏书「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并透过比较汉人与鲜卑姓族，从而得出「终孝文一世，衡量汉人门第的标准主要仍是传统和习惯，而非制度或法律。（页48）作者又考证出汉魏间以「四姓代称外戚或地方大族并不拘数量是否为四的传统，具备泛指大姓的意涵。（页58-59）

然而，孝文帝为何选取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四个家族作为汉人姓族的核心？孝文帝选择「四姓的动机，原意在将汉人士族与宗室贵族融入同一个婚姻圈，作者认为如此既能提升宗室的社会地位，又能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统合为一个社会阶层以作为政治基础。当时贵显的李冲并非魏晋旧门之后，然而在其积极交结下，陇西李氏与被视为旧族的崔、卢、郑、王四姓累世通婚，并称四姓或五姓，提升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四姓则是透过与当朝显宦、宗室和帝室等权力治核心集团的联姻关系，获得了特殊的政治地位。五姓之间及五姓与皇室间长期而稳定的婚姻关系，形成一个政治性的婚姻集团，成为北魏皇权政治的坚实基础。（页69）

再者，南北朝至唐代，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士族如何存续及发展，是学界关心的另一个问题。作者由四个个案研究得到的结论认为，孝文帝时的汉人世家大族的发展已逐渐趋向「双家──中央与地方──的二元发展模式，并且有类似唐代士族的「中央化现象；前者乃借鉴Wolfram Eberhard提出的模式，后者则推进了毛汉光先生的研究。作者还受到毛汉光先生研究唐代士族不同房支的启发，强调此时士族的发展也不应仅仅视其为一个单元，作为一个整体的士族其下还有个别房支的差异。[7]

Eberhard所描述的「双家模式乃是受到欧洲史城市中产阶级(burgers)模仿贵族(noblemen)的模式启发，他认为士族之家通常拥有一个由田产围绕的居处(country-seat)，同时拥有另一个位在城市的居处(city-house)；在乡里者被认为是家族的经济后盾，使他们累积足够资本，教育下一代成为城居官僚(officials in town)所需的知识，进而前往城市或首都的士族社会中，透过婚宦发展其家族。因此，Eberhard将士族分为城市(city-branch)与乡里(country-branch)两支，前者受后者支持发展之后，反过来保护后者的成员，虽然在改朝换代等大的政治变动中后者较前者更易延续下来。[8]毛汉光认为唐代士族移居长安与洛阳构成所谓的「中央化(centralized)，他提出三个判准：其一为士族归葬之地，其二为两《唐书》载该士族之籍贯，其三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士族迁徙纪录；亦即比较郡望、归葬地、迁徙纪录和新籍贯。[9]

Eberhard所谓的「中古是一概括的长时段时间，未清楚说明所谓的「双家概念是否适用于南北朝时期。毛汉光提出的「中央化现象则是以唐代士族为中心，其基础是促使地域菁英集中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官僚选用制度。作者则认为早在北魏时期北方士族的不同房支便已有「双家发展的趋势，并且产生「中央化与「官僚化现象。作者概括北朝时期的「双家发展模式为大姓成员少时多居于乡里、壮年游宦至政治中心，晚年致仕后再返回乡里。（页203）书中所谓「中央化系指游宦于京师的士族由于长期滞留、甚至定居于政治中心，逐渐疏离乡里并失去宗族奥援和经济基础；失去社会、经济基础的士族仅能凭借朝廷赋予的条件──官宦及同一社会阶层的婚姻关系继续发展维持其地位，加深了依赖政治系统的「官僚化性格。[10]北朝士族由「双家模式到「中央化、「官僚化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凭依政治力量确保其社会地位，却逐渐与宗族疏远并失去地方根着性，不再具有地方大族的性格。这是大族与皇权政治紧密结合后的结果。

作者还对南北朝至唐宋间新旧士族的转变提出概念性的看法。作者认为，孝文帝建立门阀体制的政治举措对北朝山东大族而言是一次「再生，使山东大族的地位能自南北朝延续至隋唐，同时也是促使士族体质改变的先声。依据作者看法，随着皇权干预的减少、科举教育的普及和门第观念逐渐淡薄，传统的南北朝士族才逐渐从政治和社会等层面退出，为新的科举制度出身之官僚所取代。这一点实有助于理解唐宋之间士族阶层性格及组成等方面的历史变化。

尽管本书具有相当清楚的问题意识，并能关照整体与个案、深入思考相关课题，不过仍有可商榷之处。就世家大族的部分而言，作者虽然说明了本书论述重点在「太和四姓（页9），实际上所论者涉及「四姓扩大后的七姓十家即唐代「禁婚家──包括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从这些家族中，作者仅选取范阳卢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三家及部份河北地方大族进行个案研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因被断定为太和以后才加入此一婚宦圈，故不在讨论范围内。书中也未探讨清河崔氏、陇西李氏两家的个案，为何略去以上诸家作者未作详细交待。

就本书选取讨论的卢、郑、王三姓士族而言，仅荥阳郑氏被视为「典型的汉魏旧族。（页135）依据唐长孺等学者的提示，汉与魏的大族应予区别，不可混为一谈；东汉「旧族具有一定的条件，一般是指连续三代曾为二千石以上的官宦之家才够资格。由于此时郑氏家族的先世谱系有讹误，加以当时普遍有伪托郡望与先世的风气，涉及其家族是否三代以上累世为宦，颇有疑点，反映郑氏谱系并非完全可靠的。因此，孝文帝和李冲均与郑氏联姻，不应单从攀附旧族的可能性来探求其动机，是否应由其它角度来探究孝文帝等选择郑氏的可能原因？此外，作者虽然描述「中央化的北朝士族逐渐断绝与乡里的关系，同时加深了对政治力量的依赖形成「官僚化的现象，藉此说明士族的官僚性格。日本学界曾争论此一时期士族的性质，大体分为「寄生官僚和「自立贵族的两种见解，作者此处看法接近「寄生官僚说，若能讨论并修正其说的适切性，应更能加深对北朝士族的性格的了解。[11]

除了探讨社会史对象的地方豪强、世家大族，本书关注的主要焦点为北朝政治，尤其是所谓的皇权政治。不过，书中运用皇权政治一语似乎仅为贵族政治、宗王政治等词语的相对参照；皇权似仅仅指涉专断的政治力量。北朝政治的不同发展阶段与统治阶层的变化有密切关联，作者若能稍微界定皇权政治一语，应更能帮助读者了解汉人大族在北朝政治中的角色与作用。[12]

关于论文格式方面，某些注释不够准确。例如本书多处引用伊佩霞(Patricia B. Ebery)的The Aristo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一译《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13]如页75注2，页77等处，均未注明引用页码，甚至失注出处；所引内容均见于周一良先生的书评，如系转引应予注明。[14]排印方面偶有问题，如页103最后一段，「北魏后期卢氏『着房的显达仅限于个别成员，根据文意「着房似应改为「旁支。

尽管提出上述问题，但是并非据以苛求作者，而是希望能够实现更为理想的学术对话。作者善于运用学界已有成果与研究工具，对既有的历史知识提出疑问并进行深入讨论，本书推进了对北朝政治社会的构成及其演变的理解，兼及实际个案和整体概括，其贡献仍是不可取代的。我们或可期待作者对相关课题提出更多具启发性与细致的讨论吧。

[1]如孙同勋，《拓跋氏的汉化》（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2）、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2]参见陈弱水，〈康乐著，《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新史学》 8.1 (1997/03) : 161-168；谢伟杰，〈李凭著，《北魏平城时代》〉，《新史学》11.4 (2000/12): 123-129。蔡宗宪，〈侯旭东著，《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新史学》13.1 (2002/03): 207-216。

[3]作者简介参见xiangyata.net/old/personal.htm。

[4]第二章曾发表于《国学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8）；第四章发表于《原学》第4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6）；第七章发表于《学人》第9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4）。

[5]此处援引唐长孺的分类方法，见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在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页161-162。

[6]参见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7]参见毛汉光，〈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页189-234。

[8]这里需注意的是，Eberhard对士人家族形态的概括性描述并非仅以中古时代为限，而是下延至明清时期。见Wolfram Eberhard， “Feudalism and Gentry Society，”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2nd rev. ed.， (Leiden: E.J. Brill， 1970)， pp. 44-46。

[9]见毛汉光，〈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页245-246。毛氏说明「中央化的意义为：「具有地方性格的郡姓『新贯于中央地区并依附中央的现象；同文，页337。

[10]毛汉光认为「官僚化的意义为「〔士族〕代表性的性格转变为纯官吏性格的现象，见氏著，〈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页337。

[11]矢野主税主张六朝士族依赖政治力量的「寄生官僚说，谷川道雄和川胜义雄等学者则认为六朝士族是一独立于政治力量之外的社会阶层；相关讨论可参见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专论（北京：中华书局，1993），页359-391。

姓氏文化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1—0156—05

春秋时期，随着文化教育的渐次下移，下层贵族、都邑平民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作家群体逐渐由上层贵族扩大到士阶层。但是，出身于王室世族的作家依然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本文主要考证春秋时期楚国的伍氏、观氏、桀氏、陆氏族属、世系以及有传世文学作品的伍参、伍举、伍尚、伍员、观射父、观瞻、桀溺、陆通等8位作家事略，以反映春秋时期楚国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繁荣之基本状况，从一个侧面展现长三角区域文化价值累积与裂变的历史进程。

一、伍氏族属、世系暨伍参、

伍举、伍尚、伍员事略考

关于楚国伍氏之族属，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三十六、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十六并引唐林宝《元和姓纂》：“伍，楚大夫伍恭（参）生举，举生奢，奢生尚、员。员字子胥，奔吴，其子又为王孙氏，适齐。”①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十姥》：“伍，伍氏出自春秋时楚庄王嬖人伍参，以贤智升为大夫；生举，食邑于椒，谓之椒举，其子曰椒鸣、伍奢。椒鸣得父邑，而奢以连尹为太子建太傅，费无极谮之，王逐太子而杀伍奢及其子棠君尚。尚弟员，字子胥，奔吴事阖庐为卿，破楚入郢，以报父雠。吴夫差时，忠谏不见听，属子于齐为王孙氏。”②郑樵《通志·氏族略四》：“伍氏，芈姓。楚大夫伍参之后也。伍子胥奔吴，其子又为王孙氏，适齐。……又有五氏，本伍氏，避仇改为‘五’。”③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伍氏，亦作‘五’，楚伍参之后有举、奢、尚、员。”④

案：伍参，《汉书·古今人表》作“五参”；伍举，宋洪适《隶释》卷三著录汉桓帝延僖三年（160）五月立《孙叔敖碑》作“五举”；伍员，《吕氏春秋·异宝篇》、《抱朴子·嘉遁篇》作“五员”；伍子胥，《战国策·燕策五》、《汉书·古今人表》、《艺文志》作“五子胥”。故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十五曰：“《孙叔敖碑》作‘五举’。案：唐《石经》初刻亦作‘五’，后加‘人’旁，非也。”⑤足见“伍氏”，本作“五氏”。则楚伍氏（五氏）为熊氏之别，未详其祢。

关于春秋时期楚伍氏之世系，襄二十六年《左传》杜《注》：“椒鸣， 伍举子。”⑥昭十九年《左传》杜《注》：“伍奢，伍举之子，伍员之父。”程公说《春秋分记·世谱七》：“伍氏，参生举，举生二子：曰奢，曰椒鸣；奢生二子：曰尚，曰员。”⑦则春秋时期楚伍氏（五氏）世系为：伍参伍举伍奢、椒鸣，伍奢伍尚、伍员。

关于伍举其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伍举娶于王子牟。”杜《注》：“伍举，子胥祖父椒举也。”《国语·楚语上》韦《注》：“椒举，楚大夫，伍参之子、伍奢之父伍举也。”⑧

案：关于楚椒氏之族属，先哲主要有三说：一为“越椒之后”说，唐林宝《元和姓纂·四宵》：“椒，楚大夫越椒之后。”二为“伍参祖父之后”说，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四宵》：“椒，《元和姓纂》曰：‘楚大夫越椒之后子鸣。’误也。谨案：《春秋》越椒者，若敖之后。而伍参之子伍举谓之椒举，举之子曰椒鸣。是伍参之祖父有字椒者，而举以王父字为氏；不然，则椒邑以邑为氏。特史失其传，非越椒之后有椒鸣也。今宜曰出自伍氏，伍参之子举以王父字为椒氏。”三为“伍参之后”说，郑樵《通志·氏族略三》：“椒氏，楚伍参之后也。或为伍氏，或为椒氏。”今考：越椒，即文九年、宣四年《春秋》之“椒”，亦即文九年、宣四年《左传》之“子越椒”，亦即文十六年、宣四年《左传》之“子越”，亦即宣二年《左传》之“斗椒”，亦即宣四年《左传》之“伯棼”，为斗伯比之孙、子良之子，仕穆、庄二王凡14年（前618—前605），庄王九年（前605）灭若敖氏，斗椒之子苗贲皇出奔晋，复斗般之子斗克黄祀斗氏。而伍参见于宣十二年《左传》，即庄王十七年（前597），上距庄王灭若敖氏之族已8年。则伍参之子椒举（伍举）、椒举之子椒鸣，自然非若敖氏之族，即楚椒氏并非出于斗伯比之孙、子良之子斗椒（子越椒、子越、伯棼）。又，按照周代“三代别族”之制，楚椒氏当出于伍参之父。可见，林氏“越椒之后”说失考，邓氏“伍参祖父之后”说与郑氏“伍参之后”说不确。又，《史记·楚世家》、《新序·杂事二》并谓庄王三年（前611）任伍举以政，至灵王三年（前538）依然为政。按照《礼记·曲礼上》所谓“四十曰强，而仕”之制，则其当为114岁以上之寿星。则伍举，即襄二十六年、昭四年《左传》、《国语·楚语上》之“椒举”，亦即《孙叔敖碑》之“五举”，姓芈，本氏熊，别氏伍（五），又别氏椒，伍参之子，伍奢（连尹奢）之父，楚大夫，康王十三年（前547）出奔郑，次年（前546）返楚，历仕庄、共、康、郏敖、灵五王凡74年（前611—前538），生卒年未详（前611年—前538年在世）。其主张“慎礼以得诸侯”，提出“无害为美”之说，直言敢谏，熟知典籍，尤谙习《诗》，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政治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慎礼以得诸侯》、《规礼》、《示诸侯以礼》（俱见《左传·昭公四年》）以及《无害为美论》（见《国语·楚语上》）诸文。

关于伍尚其人，昭公二十年《左传》杜《注》：“棠君（尚），奢之长子尚也，为棠邑大夫。”则伍尚（前？—前523），即昭二十年《左传》之“棠君尚”，芈姓，本氏熊，别氏伍（五），名尚，伍举（椒举）之孙，伍奢（连尹奢）长子，伍员（申胥、伍子胥）之兄，楚棠邑（地在今河南省遂平县西北百里）大夫，本年（前522）为平王所杀。其提出“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之说，倡导“孝”、“仁”、“知”、“勇”，恪守礼仪，素有令名，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贵族文士，传世有《孝仁知勇论》（见《左传·昭公二十年》）一文。

关于伍员其人，《左传·哀公十一年》云：“（子胥）使于齐，属其子于鲍氏，为王孙氏。”《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其先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其后世有名于楚。”《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越绝书·荆平王内传》说大同。《国语·吴语》韦《注》：“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员。鲁昭公二十年，奢诛于楚，员奔吴，吴与之申地，故曰申胥。”昭二十年《左传》杜《注》：“（伍）员，尚弟子胥。”

案：昭二十年《左传》言伍员迳至吴，与费无极及伍尚之言合；而《吕氏春秋·异宝篇》、《首时篇》、《史记·伍子胥列传》、《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越绝书·荆平王内传》多言伍员经历宋、郑、许诸国，最后适吴，与昭二十年《左传》异。又，《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有夫差称伍子胥“相国”之语，《左传》、《国语》、《史记》均无此说。“相国”一词，始见于《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任肥义之职，远在春秋之后。故《吴越春秋》之说不足信。则伍员（前？—前484），即《国语·吴语》、《越语下》、《越绝书·越绝请籴内传》、《越绝内经九术》之“申胥”，亦即《战国策·秦策三》、《燕策二》、《史记·秦本纪》、《吴世家》、《楚世家》、《乐毅列传》、《蒙恬列传》、《专诸列传》、《李斯列传》、《韩信列传》、《范雎列传》之“伍子胥”，亦即《吕氏春秋·异宝篇》、《抱朴子·嘉遁篇》之“五员”，亦即《战国策·燕策五》、《汉书·古今人表》、《艺文志》之“五子胥”，姓芈，本氏熊，别氏伍（五），又别氏申，其子又别为王孙氏，名员（贠），字子胥，伍举（椒举）之孙，伍奢（连尹奢）次子，伍尚（棠君尚）之弟，楚平王七年（前522）出奔吴。吴王阖庐元年（前514）仕吴为行人，夫差十二年（前484）为夫差所杀。伍员提出“用能援持盈以没，而骤救倾以时”之说，倡导“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精通兵法，熟悉典籍，尤谙习《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吴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与贵族文士，刘向《七录》著录《越绝》十六卷，《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五子胥》八篇，兵技巧家类著录《五子胥》十篇（图一卷），传世有《江上丈人祝》（见《吕氏春秋·异宝篇》）、《水战法》（见《太平御览》卷三百十五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肄楚之策》（见《左传·昭三十年》）、《谏王将许越求和》（见《左传·哀公元年》）、《谏王释齐而伐越书》（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及《天禄亟至必亡》（见《国语·吴语》）诸文。

二、观氏族属、世系暨观射父、观瞻事略考

关于楚观氏之族属，《左传·昭公元年》：“夏有观、扈。”《汉书·地理志上》颜《注》引汉应劭《风俗通义》：“（畔观县）夏有观、扈，世祖更名卫国，以封周后。”⑨《后汉书·郡国志三》：“卫公国。本观故国，姚姓，光武更名。”⑩《急就篇》卷一颜《注》：“观，夏之同姓诸侯也。国灭之后，因而氏焉。晋有观武，楚有观起、观从，皆其胤也。”宋陈彭年等《广韵·二十九换》“观”字《注》：“亦姓，《左传》，楚有观起。”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二十六桓》：“观，出自姒姓，夏王启庶子五人，食邑于观，谓之五观。其地洛汭是也。五观之后为诸侯，有罪，夏王灭之，子孙以国为氏。观丁父仕鄀，楚武王伐鄀，俘丁父以归，使为军帅。故楚大夫独有观氏，而世掌太卜，谓之卜尹。观起、观从、观詹（瞻），皆其后也。”郑樵《通志·氏族略二》：“观氏，……姒姓，侯爵。《左传》云‘夏有观、扈’，皆同姓之国。至商失国，子孙以国为氏。今澶州有观城，是其地也。楚有观氏。”罗泌《路史·后纪十四》：“（夏启）子太康立，厥弟五人分封于卫，是为五观。其支于莘者，为莘氏、辛氏、甡氏、观氏、卜氏。”

案：“观”义有三：一为夏启之子，即《国语·楚语上》“启有五观”之“观”，韦《注》：“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北魏郦道元《水经·巨洋水注》：“《国语》曰：‘启有五观’，谓之奸子。‘五观’盖其名也。所处之邑，其名曰观。”《淇水注》说大同。二为夏之敌国名，即昭元年《左传》、《汉书·地理志上》颜《注》引汉应劭《风俗通义》之“观”。据《汉书·地理志上》、昭元年《左传》杜《注》，故观国在山东省观城废县治西，即今范县之故观城。三为夏之同姓国名，即《后汉书·郡国志三》、《急就章》卷一颜《注》之“观”，当为夏敌国之观被夏灭后封其同姓之国。故清秦嘉谟辑补《世本》卷七中以《急就章》卷一颜《注》为误，实非。

关于春秋时期楚观氏之世系，《左传·昭公十三年》：“观起之死也，其子从在蔡，事朝吴。”哀十七年《左传》：“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宋程公说《春秋分记·世谱七》：“观氏，丁父与起，不详其世；起生从，从生瞻。”清李楷《尚史·氏族志二》：“观氏，观丁父为武王军率，其后曰观射父，射父后曰观起，起生从，从为卜尹。”

案：观起，见《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康王九年（前551）被车裂。观从，观起之子，见昭十三年《左传》，灵王十二年（前529）去楚。观丁父以鄀俘为楚武王（前740—前690在位）军率，则观起当为观丁父之后。又，观瞻，观起之孙，观从之子，见《左传·哀公十八年》，惠王十二年（前477）时为楚开卜大夫。而观射父仕楚昭王（前507—前494年在世）。可见，观射父当与观起之子观从大体同时。则春秋时期楚观氏世系为：观丁父……观起观从观瞻……观射父。

关于观射父其人，《国语·楚语下》：“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韦《注》：“观射父，楚大夫。”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五十二：“射，楚大夫观射父之后。见《左传》。”清张澍《养素堂文集·补风俗通姓氏篇序》：“昔春秋之时，周之史伯，鲁之众仲，郑之子羽、晋之胥臣，楚之观射父，皆善言族姓，炎、黄以来，如指诸掌。”

案：观射父见于《国语》，未见于《左传》。章氏说失考。故射氏为观氏之别，出于观射父。则观射父，姓姒，氏观，其后别氏射，名射父，本观人，国灭徙居楚，仕为行人，生卒年未详（前507—前494年在世）。其提出“神以精明临民”之说，倡导“绝地天通”之论，强调官制之别乃祭礼之序的社会本质，精通天文历法，恪守周礼，素有令名，熟识典籍，尤谙习《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思想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绝地天通》、《祭礼之序》、《祭礼之物》、《祭祀之别》、《祭礼之纯、精、事》、《祭礼三事》、《官制之别》（俱见《国语·楚语下》）诸文。

关于观瞻其人，《史记·楚世家》：“初，灵王会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起子从亡在吴，乃劝吴王伐楚，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为吴间。”《左传·哀公十八年》杜《注》：“观瞻，楚开卜大夫，观从之后。”则观瞻，姓姒，氏观，名瞻，观起（厘子）之孙，观从（子玉）之子，本观人，徙居楚，后徙居蔡，复归楚，仕为开卜大夫，生卒年未详（前478年在世）。其熟知天文、历法、星象、术数、卜筮之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晚期楚国著名贵族文士，传世有《卜如志》（见《左传·哀公十八年》）一文。

三、桀氏族属、世系暨桀溺事略考

关于楚桀氏之族属与春秋时期之世系，伪古文《尚书·商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五》：“桀氏，古隐者桀溺，汉襄城侯桀龙。”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说大同。

案：《潜夫论·志氏姓》、《元和姓纂》、《广韵》、《古今姓氏书辩证》“桀氏”皆阙。则楚桀氏为鲧（熙）之孙、夏禹（文命）之子帝启后裔，春秋时期世系未详。

关于桀溺其人，《论语·微子篇》何晏《集解》引汉郑玄《论语注》：“长沮、桀溺，隐者也。”《论语·宪问篇》梁皇侃《义疏》引《论语注》：“伯夷、叔齐、虞仲，避世者；荷蓧、长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连，避色者；荷蒉、楚狂接舆，避言者也。”元胡炳文《论语通》卷九引宋吴棫《论语续解》：“接舆书楚，故沮、溺、丈人不复书，盖皆楚人。”

案：《论语集解义疏》引《论语注》皆作“避”，阮校《论语注疏》引《论语注》皆作“辟”。又，北魏郦道元《水经·潕水注》、《史记·孔子世家》张守节《正义》并引晋李彤《圣贤冢墓记》：“南阳叶邑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史记·孔子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李泰《括地志》：“黄城山俗名菜山，在许州叶县西南二十五里。”则子路问津处在叶邑（今河南省叶县）西南二十五里之黄城山。时沈诸梁为叶公（县尹），其必为楚地。故桀溺为楚叶邑人。则桀溺，姓姒，氏桀，名溺，本巢人，国灭徙居楚叶邑，生卒年未详（前489年在世）。其倡导做“辟世之士”，善辞令，有文才，为春秋后期楚国著名耕隐之士，传世有“辟人与辟世之别”（见《论语·微子篇》）。

四、陆氏族属、世系暨陆通事略考

关于楚陆氏之族属与春秋时期之世系，宋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陆氏，芈姓，陆终之后。楚接舆陆通。又齐宣王封少子达于东原陆乡，因以为氏。《陈留风俗述》云：‘陆浑国之后。’”

案：王氏《姓氏急就篇》所引《陈留风俗述》，文渊阁四库本作《陈留风俗传》。据王氏《姓氏急就篇》，陆氏所出有三：一为芈姓，出自祝融（陆终）；一为妫姓，出自陈公子完后裔齐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少子达。一为妘姓，出自祝融八姓（陆终六子）后裔陆浑之戎。而唐林宝《元和姓纂·一屋》、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一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二十二、谢枋得《翰苑新书后集下》卷五、明凌迪知《万姓统谱·一屋》皆仅谓陆氏出自齐宣王田氏之后，说不确。则楚陆氏为熊氏之别，春秋时期世系未详。

关于陆通其人，《楚辞·九章·涉江》：“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汉王逸《注》：“接舆，楚狂接舆也。髡，剔也。首，头也。自刑身体，避世不仕也。桑扈，隐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战国策·秦策三》：“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佯狂，无益于殷、楚。”《水经·潕水注》引《尸子》：“楚狂接舆耕于方城。”汉扬雄《法言·渊骞篇》：“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舆之被其发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史记·孔子世家》裴骃《集解》引汉孔安国《论语训解》：“接舆，楚人也。”旧题汉刘向《列仙传》卷上：“陆通者，云楚狂接舆也。”《史记·邹阳列传》司马贞《索隐》、《战国策·秦策三》鲍彪《注》并引晋皇甫谧《高士传》：“楚人陆通，字接舆。”《论语·宪问篇》梁皇侃《义疏》引汉郑玄《论语注》：“伯夷、叔齐、虞仲，避世者；荷蓧、长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连，避色者；荷蒉、楚狂接舆，避言者也。”《史记·邹阳列传》裴骃《集解》引魏张晏《史记注》：“楚贤人，佯狂避世也。”《论语·微子篇》皇侃《义疏》：“接舆，楚人也。姓陆，名通，字接舆。楚昭王时政令无常，乃被发佯狂不仕，时人谓之为楚狂也。”

案：楚狂接舆事，亦见《论语·微子篇》、《庄子·人间世》、《逍遥游》、《应帝王篇》、《荀子·尧问篇》、《史记·孔子世家》、《邹阳传》，不具录。又，楚陆通归隐事，详见《韩诗外传》卷二、《列女传·贤明传》，不具引。又，唐林宝《元和姓纂·二十九叶》、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二十九叶》、郑樵《通志·氏族略五》、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卷上并引汉赵岐《三辅决录》：“（接氏）接子昕著书十篇。”《元和姓纂·二十九叶》：“接舆，《论语》，楚狂接舆，隐者也，其后为氏。”则接氏、接舆氏为陆氏之别，出于陆通（接舆）。则陆通，即《史记·孔子世家》、《列女·贤明传》、《汉书·古今人表》之“楚狂接舆”，姓芈，本氏熊，别氏陆，其后别为接舆氏，省为接氏，名通，字接舆，楚人，生卒年未详（前489年在世）。其提出“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自刑身体，避世不仕，素有令名，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晚期楚国著名耕隐之士，传世有《凤兮歌》（见《论语·微子篇》）。

姓氏文化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1-0254-02

一、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

在远古时期创立姓氏的主导思想是以母系氏族的女姓为核心的。姓是什么呢？汉代的许慎认为：姓从女，女就是母，“女”、“生”就是“生母”。无论是谁，他的生命都是他的“生母”带来的。因此，古人的姓应该随从“生母”，他的生母姓什么，子女就应该姓什么。在家庭和氏族未产生以前的远古时代，我们的先人生活在一种游猎和原始群居状态中，后来，原始的游群发展成为一种较高的组织状态，也就是母系氏族社会。在这个社会组织中，男子外出游猎，漂泊不定，女子往往定居一方，从事采集生产，可以想到当时的女子食、宿有一定的低水平保证。而男子因为四处游猎，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成为我们可以认定的投宿者。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时代，男女不可能有固定的配偶关系，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只能知道“家中”有母，而不知道父亲是谁？在哪儿？所以说在母系氏族社会，母亲是后嗣唯一可以确认的尊亲。

通过我国的古代神话传说，我们知道女娲是人类的始祖。她以天下众生为重，不辞辛苦地练就五色石去补苍天，这个神话恰好反映了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的影响。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子孙从母而为母系所属。根据传说来推据和考究，我国最古老的姓氏如：姬、姜、姒、瀛、妘、娠等，或从女旁，或含女字。这绝对不是偶然，正是母系社会共同血缘关系的标记和表征，代表了当时女姓的尊贵地位，这也说明姓在于“亲亲”是血缘性符号，古姓起源于母系社会，用来表示母系的血统。

二、氏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在国家体制下发展

母系氏族社会以后，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到来，氏也就出现了，他和姓不同，我们很难找到带“女”字旁了，根据史前的传说，我们了解到黄帝和炎帝出生于姬水和姜水，从而得姬姓和姜姓，但以姬为姓的皇帝却称“有熊氏”和“轩辕氏”，我们不禁要问姬姓的著名英雄为什么要声称自己是“有熊氏”呢？这是因为皇帝所率领的部落群在战胜炎帝所率领的部落群后，又打败了蚩尤率领的九黎族部落群，就驻扎在“有熊”这个地方，黄帝的氏族部落以驻地而得名“有熊氏”。“轩辕氏”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说和有熊一样，也是地名，但我相信，皇帝因发明马拉车而得“轩辕氏“的传说是千真万确的。再说炎帝以“姜”为姓，为什么又称神农氏呢？我在阅读《白虎通义》中的《宗族篇》和《姓名篇》后得知，古时的人们都以禽兽的肉为食。到了神农的时候，人口众多，禽兽的肉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教民农作。”炎帝作为出身于发明农业的氏族，称为神农氏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黄帝和炎帝在氏名的选择上，我们应该理解：许多部族在氏名的选择上，多以“图腾”为名。有的以植物为自己的氏，如：蒲、柳、杨、梅等，有的以动物为自己的氏，如：熊、马、牛、羊等。同一图腾氏族的成员禁止通婚，这与母系社会高级阶段同姓不通婚一样，是为了族人的健康繁衍，用以区别婚姻界限的标志。较早的氏族有“狼氏、熊氏、龟氏、鹿氏、燧人氏、有巢氏、少典氏、又穷氏、西陵氏、神农氏、蜀山氏、金天氏等。这些“氏”和“姓”是不一样的。在父系氏族社会的氏，是同姓衍生的一个有一个分支。本来是同姓部落的个体私有名称，到后来可能是专门指代部落的首领。

随着原始社会的瓦解，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在国家的体制下，某些官职也成了氏，在我国古代，邦国和官职有些是可以世袭的，于是这些氏也就可以随之世袭了。一旦邦国和官职失去之后，氏就开始演变成为家庭的标志，那个时候，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姓氏的，女子称“姓”是用来“别婚姻”，男子称“氏”则用来“明贵贱”。姓和氏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三、姓氏的发展和演变

从古今材料看，先秦古姓在传说时代已经陆陆续续的产生，以“子”姓为例，商朝王室姓“子”，但是，在“子”姓产生之后的某一个阶段，他肯定具有收族和别婚姻的功能，也被其族人广泛使用于称名。到了殷商时期，这些古姓似乎并不为人所看重，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在文献中当时的族属称号大多是“某某族”、“某某氏”，从没有见到“某姓之族”。

2.在卜词和商代金文等文字资料中，没有找到与后人“姓”含义的文字。

3.当时的妇女也不以古姓相称。她们有的以居住地为氏，有的以先祖名为族氏名号，也有的以官职名号为氏族名号。

姓氏文化论文篇（10）

我们班有很多个姓王的同学，我们有时开玩笑说：“我们两千年前是一家。”

前几天，听老师说姓氏的问题很值得研究。我就对王姓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一次调查。

二、调查方法

1、上网查找资料

2、查阅书籍

3、问爸爸

三、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

信息渠道 涉及的方面 具体内容

上网

王姓的来源 （1）出自妫姓，相传为古帝虞舜之后；（2）出自姬姓，为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3）出自子姓，为商朝王子比干之后；（4）历史上的外族姓氏，。（5）王者之子孙多号王氏，常以为姓。（6）赐姓，被赐；（7）冒姓，（8）历史原因，为避仇、逃命而改姓王氏等等。

书籍，上网 历史上的王姓名人 王昭君、王莽、王充、王羲之、王献之、王勃、王维、王安石、王昌龄、王之涣等。

上网 王姓的人口数量 王姓为中国第一大姓，有9288.1万人

上网 王氏的族谱 豫章王氏宗谱•湾里分谱》《东沙王氏支谱•家规》……

四、结论

姓氏文化论文篇（11）

从考古的角度讲，商朝是最可能获得姓氏起源物证的朝代。那个时代是典型的奴隶制时期，国家机构已经形成，帝王的嫡子有王位继承权，某些庶子被分封。这些爵国的后裔可能以国或封地的名字逐渐形成姓氏。

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新斌说：“分封就是分家，分家就是分氏，所以氏也就越来越多。”于是姓氏在那个时代大爆发了。以国为氏最为普通，后世再衍生出无数姓氏；另外还有以官名为氏的，如以太史、司马、司空、司徒等为氏；以先人别号为氏的，如唐、夏、殷；以封地为氏的，如鲁、米、卫；以先人谥号为氏的，如庄、武、穆、宣；以居住地名为氏的，如郭、池；以从事职业为氏的，如陶、屠、巫、卜等等。

在姓氏大爆发的周代，并非全中国人人都有姓。到了实行郡县制的秦，标别贵贱的“氏”才变得没有意义，反而同代表血统关系的姓逐渐合一。再后来一道编户齐民的旨意，仿佛一阵春风佛来，姓氏才吹开了平民的家门。弄清楚这层历史，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上古帝王的世袭族谱可以那么清楚地一笔画到周，因为那时姓氏还是很高贵和稀罕的，几乎凡是姓氏的拥有者都能够名留青史。

姓氏是以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进入寻常百姓家的。《百家姓》一书是我国流行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最早出现在五代十国期间。北宋初年，江南吴越国的国王钱弘俶归降北宋王朝，北宋的皇帝宋太祖赵匡胤非常高兴，特意为钱弘俶重新编修了《百家姓》。人们大多眷念故国故土，使很多小王国消失后国名变为姓氏，还有一些以自己部族的宗长姓氏为姓，或者被赐姓等等。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共有608个姓氏的家谱流传至今，涵盖了宋代《百家姓》中的371个姓氏，占84%。其中单姓552个、复姓56个。

宋代《百家姓》中共有65个姓氏没有家谱流传下来，主要是偏冷稀少姓氏，如滑、家、咸、阴、能、空、公羊、长孙等。

在存世家谱的608个姓氏中，陈姓家谱种数最多，达2990种；其次为张姓，2597种；王姓2512种；李姓2157种；刘姓2029种；这5种的家谱均超过2000种。家谱种数在1001~2000种之间的姓氏有：黄、吴、周、杨、徐、林；家谱种数在501~1000种之间的姓氏有：宋、胡、郑、爱新觉罗、许、叶、何、谢、赵、萧、罗。

翻开历史，发现我国姓源浩繁庞杂，在中国众多姓氏中有五个姓既非常罕见，又令人“望而生畏”：

死，是倒数第二“小姓”，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北部，是由北魏时期少数民族的四字复姓发展而来。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非常避讳的事情。以此为姓，自然令人产生不吉利的印象。

难，是中国倒数第一姓。这里的“难”读去声，分布在河南四座小村里，世代居住在此的男女老少，全姓“难”。这让外界联想到灾难、困难等不愉快的事情。

黑，任何文化都祟尚光明正大，黑，往往有不祥的预感。而这个字作为姓氏，读作“贺”，只是落到纸上，较为尴尬。

老，一降生，就要被称为“老……”，“老”字跟你一辈子。比如“老宝宝”、“老小姐”。

毒，叫起来、听起来都非常吓人。谁愿意和“毒先生”、“毒太太”打交道？哪怕这些姓氏的人，再古道热肠，也让陌生人滋生几分畏惧。最近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发现，有些人的姓氏像大熊猫般珍稀，如“啊”“哦”“个”“十”“百”“千”等。还有以动物命名的姓氏，如“鹤”“猴”“虎”“凰”“雀”等，以及颇具刀光剑影色彩的姓氏，如“棍”“鞭”“兵”“戟”等。这些鲜为人知的姓氏，被网友称作为“熊猫姓氏”。据一些地方的普查员反映，类似“些”“交”“仙”“串”“别”“哭”“看”等极其稀有的姓氏有上百个。

由于中国姓氏繁杂多变，常出现改“姓”的故事。上边一个“彡”，下边一个 “且”，这个念shǎn的字，正是山东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镇高庄村村民冼长友原本的姓氏。8月13日，在他家的小院里，他告诉记者，老祖宗留下的这个姓太生僻，高庄村共有3500人，其中“shǎn”姓的大约有200人。这些村民在2006年办理二代身份证时，陆续都将姓氏更改，大部分选择“冼”姓，也有少数选择“显”字。

村民shǎn海建的驾驶证上只有“海建”两个字，原因是电脑上的各种输入法都打不出这个姓。这个驾驶证多次被交警认定为“假证”。

孩子上学填写学籍、出门打工办保险、办理银行存折……所有这些都让他们挠头。“电脑这玩意，你说到底是添方便还是添麻烦？”一位村民说，以前这个字可以手写，而现在却只能在电脑上用各种同意字代替，然后再到村里、派出所开具证明。

村民们改了姓，内心里却还是有些疙瘩，“我们不希望老祖宗给我们的姓氏在这一辈失传。”菏泽历史文化与中华古代文明研究会长潘建荣说：“现在出版的《辞源》、《辞海》这两本大型工具书都没有收录。《汉语大字典》“彡”部收录了这个字，注音为shǎn。《康熙字典》解释说，西羌有这个姓。《汉书》记载了羌族的复姓“彡姐”。很有可能是唐高宗为一位御林军统领大将军赐姓而专门造的字。汉字凝聚了悠久的文化，不能因为一些技术原因就取消了。

在诸多姓氏中，也有许多巧趣之处。“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一句咏秋诗，据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显示，以这句诗为姓的人分别有：

海：47729人；上：4539人；升：529人；明：289859人；

月：6202人；天：3617人；涯：61人；共93人；此：67人；时：632159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姓氏也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近日，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李、王、张姓虽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继续位列姓氏前三甲。

这项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袁义达研究员主持完成的调查，涉及全国1110个县和市，得到了2.96亿人口的数据，共获得姓氏4100个。通过县、地区、省三级人口比例的统计，从而得到了当今中国新百家姓的排序：

李，王，张，刘，陈，杨，黄，赵，周，吴，徐，孙，朱，马，胡，郭，林，何，高，梁，郑，罗，宋，谢，唐，韩，曹，许，邓，萧，冯，曾，程，蔡，彭，潘，袁，于，董，余，苏，叶，吕，魏，蒋，田，杜，丁，沈，姜，范，江，傅，钟，卢，汪，戴，崔，任，陆，廖，姚，方，金，邱，夏，谭，韦，贾，邹，石，熊，孟，秦，阎，薛，侯，雷，白，龙，段，郝，孔，邵，史，毛，常，万，顾，赖，武，康，贺，严，尹，钱，施，牛，洪，龚。

中国的复姓是中华姓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透过这一个个复姓，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不少的历史知识。

复姓的来历有几种情况：

由封邑而来。如令狐氏，《百家姓》中记述为：周朝时有个名叫魏颗的人屡立战功，受封于令狐邑，后人遂以“令狐”为姓；又如段干氏，老子裔孙李宗受封于段干，其后人遂以“段干”为姓；此外，还有梁丘、上官、羊舌、钟离等复姓，都属这种情况。

因居地而来。如东郭氏，周朝时齐国公族大夫有居住在国都临淄东郭的，后人遂以“东郭”为姓；又如闾丘、南门、西门、南宫、濮阳等复姓，也是因居地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