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观念论文大全11篇

史学观念论文篇（1）

如何看待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及其对文学批评[2]、文学理论领域迅速形成的压力和侵吞， 是现下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思考何以会有如此现象发生，首先被注意到的自然是文化研究在当代英语学术界的显学地位和在其它国家的迅速发展与蓬勃朝气，其次自然是中国1992年以来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市场意识形态等的兴起为文化研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确实，这两方面是文化研究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外缘和内因。但这两方面能解释文化研究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人注目和吸引一部分外专业人士转向这一方向，却不足以解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界何以有那么多学人，以如此令人吃惊的热情迅速起而呼应文化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现象。我以为要解释此一现象，必须考察中国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颇为特殊的历史。因为虽然表面看从那一时期开始到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经历了无数的事件、论争，甚至在当事人看来是惊心动魄的革命，而且从面貌上看确实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层面，即从文革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持续展开的方向和为自己若何如此展开辩护的历史理由看，我们却将发现，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特别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在方向和底层逻辑上其实是相当连续的。种种在当事人那里具英雄感和创造力的革命行为，和表现含蓄些的有意识的事件制造和密谋，多是在极力促成和前三十年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学意识形态的断裂，接着便是使二者间的鸿沟愈加深宽。因为，在与原来意识形态断裂这一目的实现之后的绝大多数的事件、密谋、甚至当事人以为的革命，在深层次上，实质并无扭转初始断裂定型后所型构出的历史惯性和理论惯性的能力质素，而只是促使已有的理论与批评在既有的历史与理论惯性方向上越走越远而已。

马尔库塞认真研究过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苏联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的问题所在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扼要的叙述。他在其晚年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开头便点出："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流行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正统观念提出疑问，以便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讨做出贡献。所谓的"正统"，在我看来，是指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3]他并进一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概括为如下六点：

"1、在艺术与物质基础之间、在艺术与生产关系总体之间，有一定形的联系。因此，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艺术本身也应当发生变革。当然，艺术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也可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变化。

2、在艺术作品与社会的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定形的联系。只有上升阶级的艺术才是唯一真诚的、真实的、进步的艺术。它表达着这个阶级的意识。

3、所以，政治和审美，革命的内容和艺术的性质，趋于一致。

4、作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求（而在资本主义，上升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5、没落的阶级或它的代表，只能创造出"腐朽的"艺术。

6、现实主义（以多种不同的含义）被看作是最适应于表现社会关系的艺术形式，因而是"正确的"艺术形式。"

1949年以后至1976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其主要发展趋向很大程度上正可描述为，引入和学习这种马尔库塞深切反思和批判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断对之加以极端化的过程。这一极端化的顶峰就是不讲条件和媒介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论点，和把已经很狭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观进一步狭隘化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和"三突出"，并通过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掌控甚至暴力的介入，使这一切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公开声音。这一令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忘怀的创伤记忆--其中包有着政治禁忌和美学禁忌--使得中国近二十年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变迁的主流，在开始时，必然会包聚着离弃前三十年政治与美学逻辑和禁忌的内在历史势能。在那一历史时刻，这样一种历史反应、历史心情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以参加者先前苦痛亲历为反应背景，为心理势能。

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

不少当代文学批评家试图通过时期划分和对此划分的界定，以为人们整理自己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经验提供出一个可用的理解、把握框架。比如，由于1989年一系列事件的巨大影响，一部分学者和批评家以八九年为标志，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再划分为"前新时期""后新时期"。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强调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的中国全面迅速推进市场化，市场意识形态迅速占据核心位置的九二年的这一转折的关键性，认为不是八九年，而是九二年的转折，直接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结构，并开始重塑人们的精神和感受结构。无疑，就一些层面言，上述被强调的标志性事件，和以这些标志性事件为断限的划分时期的方式，为讨论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化提供了重要认知线索和切入一部分问题的方便。虽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象一部分当代批评和理论家那样，不是适度看待这些界限划分的有限认知意义，而是夸大这些时刻标志的历史绝对性，那将极易误导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看清这些时刻之后的新观念、新意识，和这些时刻之前他们有意与之断裂的意识、观念的深层联系。因为一旦当我们穿透表层断裂，切入到深层连续层面去看，便可发现，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潮，虽然其面貌前后发生了令人不敢相认的变化，但其变化和所以变化的深层连续其实相当一贯。先是全力离弃过去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并在此一离弃过程中确立起基本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来，其后便是在这些观念前提、观念方向上的嬗替与开展。也即是说，即使是八九、九二这样一些极大程度改变了中国面貌的事件，也未从深层使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脱出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方向和前提。但这样论断，并不意味着否认：由于时代课题的变化和历史、生存情境的变化，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与嬗替，在受制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所型定出的观念方向和观念前提的同时，由于不能也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努力必需面对的历史关系相近的历史关系--也即得以使八十年代观念与意识努力具有真实历史有效性的，首先在于有明确真实的政治、美学禁忌需要加以反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关系，而这样一种依赖于特定历史关系的历史有效性必然置自己于一种悖论处境，就是反对努力成功的时刻，也是它自身借以获得历史有效性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被改变的开始。这种八十年代观念、意识努力的内在悖论性格，必然使得惯性顺承，而缺乏深层、有力反思中介的接下来的理论与批评的开展和嬗替，由于不能同时承续到和先前观念、意识所处相近的历史关系，而很大程度上陷于找不到真实、有力历史有效性的困境。而这，正是那些接下来看似热闹的众多开展与嬗替实际经受的历史命运。

由于不能对接下来的时代课题、生存感受、现实经验以有效回应和有力参与，结果便是接下来批评和理论开展与嬗替中，越来越多人充实感的削弱甚至丧失，和越来越浓的虚空感、茫然感的笼罩与侵袭。而当一部分文学学人试图和时代拉开距离、回归学院，试图在实证知识的踏实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处时，由于倡导者们没有先行厘清、界定，若何知识生产才能生产出有助于揭明、理解、把握时代课题与人们真实生存境遇的知识，因此，这种一时间看似能给学人以踏实感的学院设计，并不能满足那些敏感且富责任感的心灵。这样，历史有效性问题便成了，困顿九十年代无论是执情于观念、还是偏情于知识的敏感文学学人内在感受的核心要素。不理解这些，我们便不可能理解何以九十年代文学界充斥着诉说茫然、不知所措、无可如何的声音；不理解这些，我们也便不可能真正理解，何以有那么多在八十年代表现优异的文学学人在九十年代不期而然地转向其它知识领域；当然，也便不可能理解，何以文化研究会在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遭遇到如此这般令人吃惊的热情。 　二

回观充满激情、活力、纷纭事像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诸多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意识形态的努力中，越来越脱颖而出的是如下两个开展方向：一是用"文学是人学"的旗帜反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压制和干涉，并进而用一种人道主义共识奠定相当一部分文学、文化批评基调；一是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通过绕过、质疑乃至颠覆反映论，对先前狭隘且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禁忌加以反拨，同时在理论上建构出以"语言"问题为绝对注意中心的文学本体论。这两个向度上的观念与理论开展，不仅和其它论述努力一起为八十年作和美学空间乃至日常话语空间、生活空间的打开做出了突出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自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此两种开展方向越来越压倒其它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成为八十年代后几年文学思潮的主潮。

审视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走过的道路，一方面没有人会不对这些夹带着感人热情体温的历史时段心存感念。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其时夹带着体温和勇气的诸多出击、论争、事件以及诸多新观念、新系统的提出，后来所享有的巨大空间并不会自动到来，至少不会象我们实际历史经历的这么快的到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感念的同时，记得指出，八十年代倡导过的诸观念、系统，距人们盼望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这样一些高标准，尚有相当距离。这种被许多八十年代过来人也认可的对八十年代的概略评定，以最为扼要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概述者自己对八十年代诸文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历史位置的认识。就某种意义言，这一似乎并无太多争议的高度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就另外一些意义言，此概略也和不少其它概略的命运相同，就是看似准确的概略的下面，往往隐藏着值得追究的问题。比如，此概略中讲八十年代思潮中的诸观念、系统距我们认肯的原创、系统、严密、妥当标准有相当距离，如不加进一步说明，便很可能给人八十年代观念开展方向正确，只是程度上尚有不足的印象。而此印象一旦形成，又接着隐含：对八十年代文学实际走过的道路不需进行特别的剖析和打量，而只需在八十年代给出的"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设和知识整合上的加广、加深、加密。这样，在我看来最为首要的问题--即必需首先对当下文学观念的后文革起源本身加以追问考察--便会被有意、无意放过去了，而就本文视点，一直没有进行此一工作，恰恰是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界所以不能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所在。

比如，一旦我们回往八十年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大论述所处的实际历史与观念情境，我们便可发现，不论是文学主体性的讨论，还是文艺心理学的热潮，基本上都没越出相对单纯、乐观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式的对人的理解；甚至只是立足于乐观且常识、直观的人道主义乌托邦，以为一旦给人更大的自主空间，个人就会朝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自己[4]。推敲八十年代主体性等讨论何以停留于这样一种今天已经很难思议的乐观的人性论想象上，必需考虑到文革后对文革的反拨，首先是对文革中反人性、反人道主义暴力的揭露和控诉，和对人们单纯、质朴的对生活与美的热爱的歌颂，这在当时造成了一种突出地对人性乐观、信任的历史氛围[5]；其次便和当时人们对世界与未来的理解、想象状况有关，就是当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把西方主流现代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简单对立起来，以为西方主流现代性是直接顺应人性的结果，而中国前三十年实践的问题则是封建专制主义没有肃清，反人性的结果[6]。这样一种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容易得出，只要摆脱中国原有的制度和观念，踏入西方主流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法律模式，中国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的乐观逻辑来。

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的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比如，出于对先前要求一切以大历史目标、政治目标为中心的恐惧和厌倦，和对人性的乐观信任，结果便出现了无限制倒向以自我表达为首要追求的写作观和批评观。而这样一种感觉和思想氛围，极大地塑造了对当时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解。就是对西方现代性开展了解的不足和有意无意的美化，加之乐观人性论，使得主要建基于对西方现代展开的反思、剖析、批判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等思潮，在当时被有意无意地抽离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结构，与具体思潮、作家所处的不同境遇和特异感受，来被对待和理解。虽然其时大多数绍介文章都不缺少历史背景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却大多比较笼统，不能切当传达出它们在自己历史中所处的具体历史位置，面对的复杂历史问题语境，和他们转向新的美学信条时各不相同的逻辑与理由，从而把这些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些要素戏剧化了和绝对化了。所以这种历史绍述并不能阻止当时人们，以一种不加转换的方式把这些自以为可分解使用的要素直接组合到我们自己的氛围里和问题语境里，以之作为偏离、破除中国原有意识形态和美学禁忌的方便武器。而一部分激进者，更是因为西方现代主义偏离中国先前美学禁忌最远，有意无意在愈偏离原来禁忌愈好的心理推动下，毫不迟疑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当作了新的写作典范、新的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应该来源。这样，本来应该成为考量、分析对象的西方现代主义，便在很多人那里直接转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不容质疑优先性的价值尺度。这种绍介方式加上这种历史氛围，必然出现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常见的谈论西方现代主义的方式，就是并不真介意被我们划入现代主义总名下诸种思潮间的不同乃至冲突，而是强调它们偏离现实主义美学的共性，并在接下来转入那些强调主体挖掘的思潮，而把它种不是特别属意于主体挖掘的思潮在此一层面有意无意加以忽略，或只是概括为一些美学手法。这样，诸种相差甚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美学思潮便被界定为不仅由于离我们自己的美学禁忌最远，可作为当时反现实主义美学的奥援，而且这种经过我们处理过的现代主义，还被建构为可直接成为我们当时写作摆脱现实主义手法，转向新的道路，特别是开掘自我之路，所不可缺的灵感来源和写作榜样。所以，在主体肯定方面最果决、最无牵绊、且以之作为面对世界立足点的萨特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和时代的种种情况凑合在一起有机相关的。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984年前后被广泛谈论的萨特的情况。当时人们对萨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和《恶心》、《门关户闭》等早期哲学、文学著作，并总是脱离上下文地纠缠于"存在先于本质"、"他人就是地狱"这样一些其时作为萨特标签一样的谈论，而萨特中后期维度更多、更直接复杂思考主体、历史、文学间关系的《辩证理性批判》、《什么是文学？》等著作，则基本上都被其时的萨特热忽略了。可见，如果找不到一种能有效平衡乃至突破时代氛围的方式，一个时代的知识会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一氛围。而这种受制后出现的知识状况，反过来又会固化这个时代的自我逻辑和方式，使得其中缺少足够的随时自我省察、自我剖析、自我纠正的空间和能力。而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正是时代氛围剪裁、驱导知识和理解的绝好例子。

这样一种现代主义知识与理解，无疑使得当时中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们不可能特别去体会一部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处于特定历史结构、历史条件中的主体的挖掘，包含着从主体挖掘中寻找有效思考立足点、批判立足点，以抵制和批判通过其他途径很难被复杂展现的现代展开中压抑人、控制人的因素，本质上是一种在现代结构中的不得不的有效文学选择。不看到这些，就不可能深入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所据以产生、所回应的西方现代的复杂，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和体会西方现代主义的内在张力及其对其处身历史与文明复杂的批判与建设功能。从而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现代主义热，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当时美学、文学理解的复杂化的作用，反而很大程度上被简单纳入当时离弃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势能和思路--即把现代主义对主体的挖掘作为文学弃绝对历史、民族、文明等外在因素关切的美学榜样，并进一步通过把现代主义命名为"先锋文学"、"前卫文学"等，顺理成章地把现代主义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简单断裂，以把其树立为文学创造力应该效法、追蹑的榜样，同时暗示着文学如果出于创造力需要和深度展现自我的需要，就可以对外在世界进行冒犯，从而在论说中界定出了美学相对于道德的特权。[7]

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具有单纯和乐观启蒙主义特色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思潮，与原本在西方包含了反思与批判乐观、简单启蒙主义思路（但反思和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8]的现代主义的中国接受者之间，在写自我--抽离出对外在世界责任与思考的自我--方面反而有着相同的结论。就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历史和知识、思想情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确立出了在接下来中国主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被自觉不自觉奉为首要律令的前提和出发点--表现自我、寻找自我，而不管其是否缺乏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和责任驱动，也不管他的感受和经验是否会过分单一，是否只是对时代环境、时代流俗的简单随波逐流，等等；更不管如果主体在面对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的现代展开时如缺乏一种复杂的感知和审视能力，文学也就不可能对读者提供出，他们面对、组织与理解历史新情境中自我感受与自我经验时常常需要借助的知觉形式，以获得认知上的参照，与因此阅读契机产生出的有效自我反观、自我整理；当然更谈不上对阅读主体提供深层的安慰和感动，并以这种安慰与感动对主体的触发为媒介，为那些受制于现下逻辑与氛围而又对这逻辑和氛围状况深感不满和不安的读者，提供出可以帮助其重塑乃至重构其自我主体的启发性契机。转贴于

三

写自我虽然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的一个当然出发点，当时却并没建立出一套以之为根本基点融贯其它的系统的文学观。形式上建立起一套摆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训导又自成系统论说的文学观，当时靠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方向的开展。这一开展的特质是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命题绝对化，以之作为文学性的来源。当时这一开展方向回响甚为热烈，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样一种开展思路，不仅可以彻底颠覆反映论，而且为文学远离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构建文学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提供了理论的支点。

这一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是通过吸收组合[9]俄苏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叙述学等质素，构筑出以语言问题为关注中心的文学本体论；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热衷传布划分文学研究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论点，并强调内部研究对文学理解的根本重要性[10]；在批评上的表现，则是偏爱具语言个性风格和文体探索意识的作家，同时把作家的创造力界定和解释为通过对语言和文体的摸索激起读者新异、特异感受的能力。尤其在为八十年代中叶以来备受青年批评家青睐的中国先锋派作家的辩护过程中，语言问题，尤其作家直接通过语言经营所产生出的陌生美学阅读效果，更成为当时置身于这一论说脉络批评家最积极激赏和辩护的首要兴奋所在。并且这一批评取向同时通过把相对稳定的写作手法、美学风格和日常道德规范一起指称为压抑创造力机制的参与者，进而在道义上把对语言和文体处心积虑的花样翻新界定为一种解放、争自由空间的行为，这样致力于语言和文体实验的文学潮流便除在文学性上获得一种优越外，还连带获得了价值、伦理正当性。

但是，这样一种论说逻辑，在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派的生存与开展做出决定性的辩护与支持的同时，却也为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的进一步发展制造了重重歧路与陷阱。一重歧路和陷阱便是，由于把语言、文体创新界定为现代主义的首要美学追求，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不可能安心于既有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这样，当然也就很难存在对先前手法与风格体会、挖潜、转化所需要的氛围和心情，而是汲汲于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进行技法与风格革命、甚至为革命而革命的序列中，以寻求建立自己的美学风格和提供新的美学震惊给读者为第一义。等而下之者，甚且以美学需要为理由，绞尽脑汁去冒犯社会通行道德、习俗和人们的认知常识，以获得读者的阅读惊异。于是，先前通过把主体自我与历史、文明、民族等外在目标对立起来后为主体赢得的自由，便由于这强劲单一的陌生化美学要求，致使看似摆脱了一切羁绊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作家不是感觉更自由了，而是因陌生化美学要求所逼变得更焦虑了。这一焦虑使中国八十年代特有的、和外在一切对立的关心"自我"的写作，变得更加单一和贫乏--因为当一种美学和道德形式并未构成对生存主体、写作主体的误导和压抑时，作家、艺术家却非得给出一个明显标示断裂、至少是特异的美学行为和道德意识，必然导致他们的创造追求中充满着人为的、不必要的扭曲。换句话说，便是走向表达历史中自我感受和自然感受的反面。因为这样一种对创造力的单一界定和对创造力的绝对强调，使得很多作家、艺术家已不是在和他人相通的生活样态中去捕捉可能使自己产生风格的灵感，而是为了风格、为了创造力，全力把自己的生活改变成他们自己认为适于产生特异灵感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种实质上强制作家、艺术家把他们的精神、生活尽可能和他们所处社会一般的精神、生活分离开来的逻辑，使得读者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越来越难自然地进行。这也就是何以作家、艺术家也在热切要求着读者的训练，这是"细读"能力和训练所以被夸大到现在这样一种重要位置的另一个时代原因、逻辑原因。因为今天批评与研究上的所谓"细读"，首先意味着尽可能地要求读者进入作品细部，琢磨细部，而这意味着看轻与贬低读者的第一感受和整体感受；并且即使作品在量上和形式上有不少信息和尖锐性，但如果其丰富与特异和阅读主体源自其具体生活的经验与敏觉相距甚远，直接的交流仍然很难发生。这时强调细读，其中往往隐含着规训与教化的强加，也即把读者训练成配合作家、艺术家的美学逻辑的读者。而当进行到这一步，读者仍不能对作品产生兴味时，便会有一些逻辑和观念出场，来保证这些作品在美学和伦理上的意义。事情走到这一步，实质上等于把作品本身是否有意义的评判权交托给了现在有势力的哲学、批评潮流--也就是说，中国这样一种极端的文学自律追求，其后果之一却是在把自己变成哲学与理论的附庸，以致作家和艺术家在要求规训读者的同时，也受到哲学与理论的规训。这样，在真实存在的压抑被颠覆掉之后，便形成了一种主要靠对创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规训来维持的中国式的现代主义和中国式先锋派的存在。不过，这种双重规训虽然能维持住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的人为延续，却维持不了使中国现代主义和中国先锋派在其兴起时，那样一种使批评界、敏锐读者得以感受真实冲击的历史条件、美学条件。 　四

因此，当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旗帜下战胜了他们共同指向的针对物后，便变成了一种很奇怪的相互束缚、甚至相互败坏的律令--文学写"孤绝的自我"使得中国现代主义失去了在更广阔天地里自我锻造的机会；而一心一意追求以语言、文体的陌生化阅读效果为衡量标准的创造力，使得即使这一孤立（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孤立）的自我也不可能被认真、平静、完整地面对。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造成他们联盟的真正解体，因为它们中每一开展方向在辩护自己现有状态和逻辑的存在理由时，都往往会强调指出过去的敌人仍然存在，并有着复辟的可能。就这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主流逻辑，在帮助兴起时有着真实激情与冲力的中国现代主义、中国先锋派取得美学和道德的霸权时，也为它们的狭隘和末路准备好了套索。

可以想见，当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出来宣布，写脱离任何意义羁绊的自己原生生存状态，乃至顺手写自己兴之所至的幻觉，才是对各种可能压抑的最后摆脱；对先前各种文体、技法等的拟仿和拼贴，才是最为前卫、最为革命的文学表现时，一定让许多当时现役的现代主义者和先锋派或正准备踏入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途的作者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通过把所有的"所指"都指为可能的压抑来源，切断了现代主义背负的意义寻求指向；同时，通过把拟仿、拼贴乃至兴之所至的书写都作为割断与"所指"联结的"能指游戏"来歌颂，取消了八十年代中国先锋派禁欲主义式的对创造力的追求，从而也就取消了写作的"难度"要求。正是这两种难度的去除，使得在八十年代人数有限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先锋派运动，其在九十年代的承续至少在人数规模上呈几何级数增长。

但虽经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说的启迪与辩护，作为八十年代现代主义承续的九十年代"晚生代"等写作并未与八十年代奠定的前提间有一个根本的断裂。比如说，仍是甚至更绝对地强调写摆脱现实主义羁绊的孤立的自我，只不过由于也去除了意义追寻的羁绊，九十年代的写作缺少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探求与冥想的品质，而是导向以下逻辑：既然要写摆脱一切羁绊的自我状态，那么顺理成章地便是转向写与确定的社会关系无关的、由身体状态和欲望状态所决定的自己霎时感受的所谓私人生活。又比如，仅仅通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表述对"能指"一词的过分依赖，就可明白，九十年代更多的文学批评在把语言对文学的作用更加绝对化。只不过九十年代由于实质上放弃了八十年代那样一种创造力观念，于是便把从已有的文学技巧、文学风格中比较随便的攫取作为自己在美学表现上的政治正确，这样，自我放纵便取代了先前中国先锋派写作技术上的苦心孤诣。再比如，"能指游戏""削平深度""本能呈现"等说法，一方面其漫不经心之态似乎是在暗示读者不必对这些作品过分认真，另一方面由于文本内蕴更加贫乏，写作技术上更无贡献，这些作品的意义位置反而更要评论者把它们和相对确定的的文学形式、现实生活和一些哲学、理论的潮流话语牵连起来，以证明自己在做着某种解放和争自由的事业。这样，九十年代的写作、批评逻辑不管表层上与八十年代中期后确立起来的主导写作、批评逻辑间有着多大的断裂表象，其深层方面却仍在延续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观、批评观。

九十年代这类写作与批评和八十年代既延续又断裂的关系，使九十年代文学界出现了很特别的一些现象。一是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逻辑的延续，使得建立起八十年代这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逻辑的学者和批评家，即使感觉到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在精神上已经变质，但依凭八十年代文学逻辑却不足以对九十年代文学写作和批评进行反拨和校正；二是经过中国式后现代主义论者启迪的九十年作，由于其内蕴的贫乏和语言与技巧上的轻率，加上其自我标称的巅覆行为和革命行为的历史虚假性，使得它们很难有力吸引理论家和批评家聚精关注。这就出现了九十年代文学界和八十年代文学界对比让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就是在八十年代为当代文学热烈呼吁和辩护，乃至耽溺文本与语言的很多学者和批评家，在九十年纷纷弃当下写作而去；而那些仍停留于当下文学的批评家与理论家，由于当下文学本身的问题，也似乎再无八十年代那样一种理论与批评的激情，而越来越依靠理论程式和批评套式来维持批评。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学界创作潮流和批评潮流的双重贫乏，而这贫乏，除各种外部原因外，文学批评界没能较快找到新的理论、批评逻辑，以纠正与八十年代既继承又断裂的九十年代流行写作观、批评观是一个重要原因。

九十年代推出的大多写作潮流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观的最大后果就是，在九十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是转化而是取消掉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写作与批评逻辑中尚存的所有可能的批判立足点--它取消任何积极意义的肯定与追寻，实际上等于取消了现代主义对抗市场逻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可能性；而且其所鼓励的、不会真正冒犯外在掌控的，以身体欲望、本能感受为自我表现着力点的写作方式，又使得它很容易被市场欢迎与整合，并被轻松炒作为新的"市场"卖点。这也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承续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先锋写作的承续者们，那么轻易被市场收编的原因所在。由此，表面看来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式现代主义、中国式先锋派便在一系列历史情势和美学观念逻辑的嬗替中迅速堕落为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的寄子。

但不等于说顺承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势能和观念前提，而又接受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教诲的九十年作与批评的堕落，就反证了九十年代仍然坚守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律令写作的优越。因为从前面的整理可以看出，无条件地强调写孤立自我和以语言阅读感受为关注中心的陌生化美学律令，在它完成了对中国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的辩护后，也致命地狭隘化了中国现代主义可能的发展天地。所以当九十年代以市场逻辑来重塑一切的新意识形态降临时，坚持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写作教训的那部分九十年作虽然没有被市场完全收编，但它除了谴责别人无创造力和不能为文学本身献身外，却也因它自身致命的逻辑束缚，不仅不能去努力探究新时代逻辑和氛围对主体的粗暴重塑，以使读者有对时代经验不同于流行逻辑、流行教诲的理解，获得反思自己新经验的特别立足点；也不可能去致力发现新的途径，以便在它提供的知觉形式中既包含着内在于这一现下历史条件的可能开展，又突破此一现下世界推给我们的主体建构逻辑，从而为读者的自我精神开展、自我生存救治提供营养。[11] 　五

令人欣慰的是，参与塑造八十年代文学，包蕴着理想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关切和历史、民族责任感的历史势能，并没有因其开展出的主流文学理论与批评逻辑有问题、在九十时代找不到新的着力点而把能量耗尽。所以在九十年代中国式市场意识形态迅猛来临时，这一能量不是以它所开展出的逻辑，而是以退回到它本能反应本身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了它的抵抗和批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人文精神"讨论看起来多少有些令人突然。不过除掉话语表层的时代气息，我们就可以发现，就稍底层些的动力和逻辑论，这一讨论和八十年代初的"异化"讨论实有着根本的相通性。虽然实际针对的对象已根本不同了，但这场讨论和那场讨论一样，都因对现代历史整体理解的缺乏和缺少一个有深度的主体理论作为支撑，使得这两场讨论都未能在理论上有多少有效的凝结。只不过"异化"讨论因其讨论时语境的单纯和强行被压迫而止，获得了更多人的同情；而"人文精神"讨论所处时代语境的复杂，加上该讨论和其时相当多知识分子正一心试图在学院专业知识工作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潮流相悖，且由于此讨论骨子里没能去除对精英--民众、雅--俗等对立模式的倚赖，所以不仅没有象"异化"讨论那样获得知识界一面倒的同情，还被一部分论争对手隐指为"反民主"、"假崇高"，等等[12]。因此，当这一势能没因仓促而出、仓促而返的"人文精神"讨论找到自己新的历史着力点后，文化研究的及时出现吸引了那么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人士转向它当然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排除掉那些投机者和习惯于追新逐潮之人外，此一现象实和文学理论与批评界相当部分学人，认为文化研究能有效承担剖析与批判现下试图以市场意识形态重塑一切的现实这一看法有关。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人士转向文化研究，其实正是上述历史势能在文学上丧失自己的有效立脚点之后，重新寻找具有历史有效性的新的着力点、开展点的一种必然表现。

不过，虽然文化研究成立的历史不长，其在中国登场的时间更短，但在拥抱文化研究的短暂经历过后，一些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明白文化研究并非一个能充分有效消解文学界先前全部焦虑的现成完美武器。因为综观文化研究在国际上已有和在中国起步伊始便有的一些表现，就可明白文化研究不好好把握同样可以象中国式后现代主义那样，变成一种形式上激进、实质上保守的，不去触及市场意识形态根本，却把市场运行的策略和手段夸张化、神奇化的时髦卖弄操演。

为了避免把一切都解读为符号组合所造成的对感受的迷惑与塑造这样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把剖析、批判落到实处，一些研究者开始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和政治、经济、社会学分析相结合；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呼吁时刻不能忘记阶级、种族、性别这样一些文化研究的经典性课题。显然，即使是这样一些经过判析调整后的文化研究开展方向，也不以时代历史境遇中主体问题、语言问题的复杂性为自己的主要关切，而且这些开展方向也并不能避免文化研究变成一种新的展现"政治正确"的场所，从而导致新的僵化形式。[13]比如，在借用文学文本进行的文化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可能因为对非西方族裔的歧视性描述而被贬斥，而另外一些歌颂黑人的拙笨文本反而会受特别表彰。这就让文学研究者明白，文化研究固然有着重要的贡献和意义，但它并不特别关心文学层级差别和文本个性本身可能具有的贡献和意义。所以，如果一味用文化研究来框定文学研究，就会出现马尔库塞在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狭隘僵固的文学观，即所谓"因为写的是工人阶级，写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之类的推论逻辑，从而把所有歌颂底层、少数族裔、女性的文本都作为"政治正确"的好文本，反之，则是"政治不正确"的坏文本。为解决这类问题，有人曾建议把文学强调的文本细读、审美阐释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不过，在我看来，这就像当年建议苏联那种僵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人物写得再自然些、文字再考究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其时文学的尴尬和衰败一样。在今天的中国，试图孤立地选出一些文学质素、文学训练，以之与文化研究的批判着力直接相加，自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今日文学所陷于的困境。显然，文化研究的出现虽然可使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历史有效性缺失焦虑得到相当程度纾解，却不仅不能替代文学研究，而且不能为文学研究所以存在那最核心的价值部分提供直接的帮助。明白这些，便会明白，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尴尬局面并不会因文化研究的出现而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除文化研究外，近年来使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得以摆脱九十年代初中期文学观笼罩的，还有反思现代性、后结构主义、新左派等思潮。由于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关注先前我们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历史和现实课题，并解消我们简单、乐观的现代化想象，提示我们中国现实与未来道路的复杂，因此吸引了很多敏感文学学人、批评家转向这些潮流，并产生了一批富启发性的研究与批评成果。但由于大多已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批评，还过于直接依赖这些思潮本身提供的视点和评价逻辑，因此，这些已有成果虽能为我们清理文革以来文学问题、思考如何重构既具历史有效性又具美学有效性的文学观，提供重要的思考背景和知识助力，却仍不能代替，具体突入后文革历史脉动、历史观念脉动的研究反思工作，对认识理解我们当下文学困境、重建有效文学观所可能提供出的认知、启发意义。转贴于 　六

在当下这样一种文学处境中读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便不由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所以落入今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首先，便因为在新时期开始时，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界的主流不是把对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批判转换成超越性思考，而是在构造与过去三十年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三十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其次，便因为，这一以离弃的方式摆脱前三十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束缚甚至规定着接下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即以写"孤绝的自我"为"文学是人学"这一论断的归依，以绝对化的语言观界定"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实际所指，等等。而和这种简单地把自己与先前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划清界限，甚至对立起来的思考方式不同，马尔库塞写作《审美之维》的目的虽然是清算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论断也不无反驳，但在他那里，否弃"那种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体出发的去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着特定社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看法"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等于要放弃作为西方现代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结构分析、对人类命运的真诚责任感，等等。

马克思主义研究权威柯拉科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第一卷的总结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其实包含了三重母题：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以及启蒙运动思想。浪漫主义取一个美好的"过去"来对比，抨击近代工业社会及文明的异化、疏离趋势；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文主义推崇人性的无限能力和完美可能，敦促人凭一己之力在此世建设完美的天国；启蒙思想则独尊理性主义的原则，认为人类社会和历史必定遵循不可矫变的铁律演化、进步，终于实现一个摆脱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明智王国。柯拉科夫斯基指出，这三个母题贯穿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纵使在不同的时期个别主题所占的轻重分量有异。他说，这些主题"……影响了他思想的方向、他使用的概念、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提供的答案。……"[14]参照马尔库塞一生的所思所写，可以发现，马尔库塞除了因经历了二十世纪太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从而在理性乐观主义上比马克思弱外，在其他深层精神方面则顺承其绪，是以他说："我批评这种正统理论，是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为理论依据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考察艺术，并认为艺术具有政治功能和政治潜能。但是，与正统的马克思美学相反，我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此外，我还认为，艺术通过其审美的形式，在现存的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自律的。在艺术自律的王国中，艺术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可见，马尔库塞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时，并不是把文学和政治、社会等对立起来，而是在认真省察这些关系的同时，寻求文学、艺术自身既抗拒又超越的途径。

马尔库塞在分析内含最强烈人文主义理想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开展上走向了压抑、贫乏的反面时，特别分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政治上忽视与低估主体领域所带来的问题。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不仅低估了作为认识的自我（ego cogito）的理性主体，而且低估了内在性、情感以及想象；个体本身的意识和下意识愈发被消解在阶级意识之中，由此，革命的主要前提条件被削弱到最小程度。即这样的事实被忽略了：产生革命变革的需求，必须源于个体本身的主体性，植根于个体的理智与个体的激情、个体的冲动与个体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跌进了它曾向整个社会揭露和抨击过的那个物化过程中，它把主体性当成客体性的一个原子，以致于主体即使在它反对的形式中，也屈从于一种集体意识。"他进一步强调主体问题的复杂，说："正是伴随对主体的内在性的认可，个体才跳出了交换关系和交换价值的网络，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中退走，走进了生存的另一维度。的确，个体在这种从现实撤离中获得了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必定（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瓦解实际居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价值，这即是说，使个体把自身实现的重心，由施行原则和利润动机的领域，转移到人类内在源泉：激情、想象、良心。而且，个体的退出和撤离并非到此为止，其主体性还将奋力冲出它的内在性，进入到物质和知识的文化中去。在今天这一极权统治的时代，主体性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作为与攻击性的和剥削性的社会化相对峙着的反对力量。"无疑，只有如此才是对先前正统苏联美学压抑人的主体性问题既批判又超越的分析与理解，它很可作我们反省因简单离弃式批判而产生出的"孤绝的自我"观的反思参照框架。

在艺术性问题方面，《审美之维》的很多段落更像在直接对我们这二十年的那些错误观念施以针砭。比如，下面这段话就像在针对八十年代先锋派对创造力的理解，他说："艺术的真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风格问题。在艺术中，存在一个抽象的、虚幻的独立王国。在这里，个人可以任意创造某种新的玩意，创造一种与内容不相关的技法，或者没有内容的技法。就是说，创造出没有内容的形式。这种空旷的自律使艺术丧失掉它本身的具体生动性，即使以否定的形式，也是对现实存在的歌功颂德。"而他所正面张扬的"形式的专制"讲法，更像是在针对我们当代中国那些荒唐人的后现代主义写作观："形式的专制是指作品中压倒一切的必然趋势，它要求任何线条、任何音响都是不可替代的（就最理想的状况看，这并不真正存在）。这种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将真正的作品与非真正的作品区别开来的性质），确实是专制的，因为它压制了表现的直接性。但是，在这里被压制的是虚假的直接性，这种直接性的虚假在于它背后拖曳着一个未经反思的神秘现实"。

可见，在使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一步一步陷入困窘的关键观念环节问题上，《审美之维》几乎都有着发人深省的触及与分析。参照我前述对当代中国文学问题的历史和观念分析，再参照这些以马尔库塞一生经历、写作、思考为背景的锐见，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要想真正走出自己的困境，不是在现有历史、观念基础上修修建建便能解决的。而必须首先回到看似和今天处境无甚关系的后文革时期的那些起始年代，考察后文革时期开始时的丰富可能性，是怎样一步步因人们对先前三十年政治、美学禁忌的二元对立式的反应方式，而日益卷入一种狭隘的现代人观、狭隘的现代美学观，从而步入今天困窘的。因为只有以这样一些历史考察和对在历史运动中观念逻辑的批判解析为基础，我们才可能真正看到和充分理解，那些被我们先前二元对立反应方式、狭隘的文学观所排斥、曲解、窄化、甚至伤害的观念和写作资源，对我们今天文学走上阔大、健康道路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也即只有当我们回看这二十余年后文革文学的历史时，特别留心那些不把新时期文学和前三十年文学观念截然对立起来的思考与写作，也即当我们特别注意那些不把自我观念封闭化、语言观念绝对化，而真实触及着语言、主体、历史、审美知觉形式、社会结构的自我再生产等几方面间复杂相互关系的思考和写作努力时，我们才能为中国今后文学重新健康、有力的开展清出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历史地平线，才能为当下文学承继与转化被有问题文学观束缚与伤害多年的、充满着理想关切与责任感的八十年代精神能量，打下一个更真实、更开阔的思想与观念平台。 注释：

[1] 本文系据我2001年年底的一个写作提纲略加修订而成。由于当时写该提纲的目的只是为将来写充分、系统长文提示思路用，故着重在记录各论述结点和各论述结点间的逻辑关联关系，而基本未作材料举证、事像辨析工作。此次有幸发表此提纲以求教方家，本应就原阙略处详加补充。但因原提纲篇幅已然不短，故只略略更动了些文字。这是要向读者特别说明，请读者原谅的。

洪子诚、陈光兴、张宁、李杨、杨念群、江湄、张志强、杨立华、倪伟等师友阅读了本文的初稿并作了回应，特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2] 本文中的"文学批评"多采用广义的用法，就是在通常指称的文学批评外，还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3] 《审美之维》The Aesthetic Dimension1978年由波士顿灯塔出版社出版，堪称其美学思想的最后定论（马尔库塞1979年逝世）。《审美之维》中文有三个译本，本文使用的是李小兵先生的译本。李小兵先生的译本收入他本人编译的马尔库塞美学文集《审美之维》（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8月一版，页203－257）。上引文见三联版《审美之维》文集，页203。由于本文所引马尔库塞皆出自该文集改论文，为节省篇幅，下引文将不再一一注明页码。

[4] 以为导致罪恶的禁忌一旦去除，人性便会保证美好到来，是八十年代很多论述和氛围共同拥有的假设。这一假设及与这一假设相通的心情，使得后文革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文学艺术上产生了不少感人至深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距深刻要求均有相当距离。

[5]从历史和现实经验上看，虽然人道主义等大多情况下无助于人们去面对、分析和解决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由于其对暴力和不公正等在心理上的不安感，却往往是纠正在这些方面出了明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的直接、间接的心理动力来源。

[6]八十年代这一知识界基本氛围的形成，在我看来，既和当时大家仍然对政治压制，国家全面掌控资源，及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创伤的记忆犹新这一特定历史状况有关；也和知识界缺乏对西方主流现代性开展诸多方面的了解和研究这一当时特定的知识状况有关；还和知识界一些人认为对西方的单纯憧憬气氛，方便于建立本土批判这一策略性的心态意识有关。

[7]把如此众多、内部差别又极大的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心理学思潮都一揽子归入"现代主义"名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即使在西方，除背离诸流派指称互有差异的十九世纪传统，试图找到一种回应其认为不同于过去的、但诸流派指称又各不相同的新境遇、新经验外，似乎很难概括出它们终究有多少共通的品质，因为它们中间一些流派就是对另一潮流的反思与批判而起。另外一些流派间虽然没有直接的嬗替关系，但细绎之，却可看到它们的观念与方向上其实是非常不同乃至对立的。即使在被归入同一潮流的各个作家间，差异也经常是很大的。显然，没有深入到现代主义内部进行的细致研究做基础，对西方现代主义想要有全面、准确的把握和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此一过程同时也是厘清、纠正八十年代对现代主义笼统、浅尝甚至谬误之理解的过程。

但除此以外，学界还有另外一种应该做的工作，即通过比较八十年代中国是如何异于他民族学界来划定现代主义的范围，如何界定和概述现代主义的共通性质特点及其每一潮流的性质特点，并观察其在若何历史位置和方向上为现代主义辩护并运用现代主义资源，其运用逻辑和策略若何，等等。因为，这样一种工作不仅对准确理解和把握八十年代不可或缺，而且对理解九十年代和今天的我们都会有着极大的帮助。这么说，不仅因为我们今天很多方面和八十年代间都有着传承和流衍关系，更重要的是，设置自觉且方法得当的历史研究，常常会帮助我们发现，即使在许多看起来已经做了充分理论清算的地方，我们仍然以某种方式承续着历史，而且这些承续中往往包含着最该被清除的部分。无疑，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会给我们提供关于我们自己与我们所处之现时代的洞见，而这是理论方式所无法提供的。

[8] 启蒙思潮和诸现代主义思潮间的复杂关系，无疑是一个富于历史认知和理论认知双重价值的学术课题，我希望将来专门来讨论此一课题。

[9] 说"组合"，而不说"整合"，是因为当时文学界对这些理论和批评潮流的把握还未达到充分消化的程度。

但说"组合"并不意味着评价偏低，恰恰许多有意思的创造正和把握的不充分、甚至误读密切有关。

[10]后者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学院学术影响深远。比如，在改变了九十年代学院感觉的学术规范讨论中，由于这一讨论暗含把知识和思想相对立的前提，和对何谓知识的狭隘理解，于是出现了自觉不自觉地把实证历史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建构为典型的知识这样一种结果。而文学学术界相当多人为回应这样一种对文学学科不利的评价方式时，便把原本立足于内部研究、外部研究划分的文本"细读"能力和方法，确立为和历史、人类学等其它学科相区别，标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学科专业特色所在的标志物。当然，如此特色的"细读"被推尊到这样一种位置，必将对整个文学学科都产生后果有待分析的影响。

[11]而且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样一种特定的创造力观念，使得被此一创造力观念束缚的作家们甚至不能后退一步，成为对已有的文体和语言风格进行更精美的锻造工作的自愿工作者。这样，它也就甚且不能为读者提供成功的审美愉悦出来。

[12]分析一下"人文精神"讨论中，和主要由顺承八十年代精神文学批评家构成的持"人文精神"一方对垒的，在九十年代甚为活跃的文学批评家的攻防策略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一方面他们因强调反压抑、消解专制，强调在观念上自我的首要位置，从而得以抢占了八十年代主流逻辑的立脚点；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把反压抑、追求自我绝对化，也即把八十年代中后期主流逻辑极端化，通过反精英压抑、反大论述压抑等，再把直接承续八十年代精神的人置于道义上可虞的地位。而这一攻防策略的有效性，也一方面集中向我们呈示了八十年代文学观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清楚表露了这些人自我道义辩护逻辑的历史虚假性。

史学观念论文篇（2）

③dominicklacapraandsrtevenl.kaplan(eds),moderneuropeanintellectualhistory:reappraisalsandnewperspectives,　 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2,p.14.

④prestonking(ed),thehistoryofideas:anintroductiontomethod,croomhelm,1983,p.8.

⑤此书(thegreatchainofbeing———astudyofthehistorfanidea)已被译成中文,名为《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然后,历史学家便对这几位思想家进行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是历史变化或发展。政治思想史因而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①同时,在历史学家对思想史的解释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义,政治理论仅仅充任着在事后赋予政治行为合理性的作用。因此,对经典文本理论的研究将能够解答政治行动和政治思想史上的很多问题。这里,涉及到政治理论或观念与政治行动的关系问题,是先有政治观念还是先有政治行动。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为只是在其行为之后才被政治观念和政治理论赋予其合法性,或作了论证。并且伟大的经典文本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并在人类思想史的演进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文本,只有理解了它,才能够很好的理解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和观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以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波科克为先导,斯金纳和达恩继之。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把剑桥大学发展成为新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他们也在学术界被称为剑桥学派或历史语境主义。 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首先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经典思想家们所表达的那些概念其意义总是固定不变的,就像洛维乔易所称的“观念的单元”。对此,剑桥学派认为,没有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真理的存在,包括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也并不存在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因此,必须从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下研究这些思想。剑桥学派认为,思考政治理论不仅仅是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下,才能更好的理解这些思想。由此,反思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其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波科克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雄辩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 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②斯金纳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③ 我们是否能够得到一部真正的历史?在斯金纳看来,我们不是要得到真正的历史,而是要得到具有历史性质的政治理论史。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对前者来说,这是一个历史学的元问题;而对后者来说,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为此,剑桥学派的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注释：①②　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③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页。）具体而言,“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①具体而言,即着重探讨在这些时代所出现的词汇,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②同时,“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因为,“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③同时,“历史学家需要去懂得话语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连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话语模式克服和代替了旧的话语模式,相反,而是表现为一种复杂的语言,并抵抗着话语模式的转换。”④因此,斯金纳等人认为,越把文本看作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⑤ 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或思想观念演进的连续性和断裂的问题。注重对语境的关注实际上是在考察思想的演进中看到了断裂和差异。这种断裂体现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思想出现,而思想家们关注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如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期间,思想家们谈论的是共和,而在19世纪,像托克维尔这样的思想家则重视民主与自由。因此,思想的演进在发展中呈现出其不同的特质,这就是历史的断裂。不仅如此,即使谈论同样的内容,由于处在不同的时代,思想家们也会对那些看似相同的内容进行增添和删减。即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定义和含义或意旨已完全不同。斯金纳在研究马西利乌斯的权力分立理论时发现,当时的“分权”与两个世纪之后所流行的分权话题完全不同。后人在研究分权理论时不能将两种不同的“分权”概念相提并论。斯金纳通过建构马西利乌斯的观念形成的语境,证明了他不是权力分权理论的创始者。所以,剑桥学派的代表者都不赞同洛维乔易关于“观念的单元”的观点,认为那只是看到了历史的连续性,是用抽象出的“观念的单元”来体现和印证思想史发展的连续性。

写到这里,想起英国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梅尔茨的话,他说:思想变化积淀在时代的改变了的语言和文体之中,新的观念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出现,以及怎样用特殊的词语即术语来加以固定和规定。⑥他还说,思想的传递在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进行时,通过所改变了的语词和说话的方式,当然语词本身也许不算什么,但如果将这些语词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看,我们即可看出其所包含的意义的变化。 运用历史语境研究方法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对“伟大的”经典文本或思想家的定位。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是否除了“伟大”的思想家之外就别无选择,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哪些思想家真正体现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在剑桥学派看来,一些“二流”的思想家才真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的思想。因此,斯金纳及其剑桥学派“试图写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⑦（注释：①②⑦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4页。

③转引自满云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载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10—111页。　④j.g.a.pocock,politics,language,andtime,theuniversityofchicagepress,1989,preface,pp.4—5. 　⑤normanj.wilson,historyincrisis?recentdirectionsinhistoriography,prenticehall,1999,pp.75-76.

⑥梅尔茨:《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页。） 在语境的思想史研究中,从方法论上来讲,他们更注重“历史”的研究方法,考察语境即是要在历史的状态下进行研究。在人类思想演进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政治观念随着话语的变化而变化着,如同地球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地质地层一样,思想史上的观念也是如此。斯金纳指出,思想史的一些概念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被重新定义,形成了层次分明的思想分隔。因此,思想史家要像考古学家那样去工作,挖掘出已经埋葬的思想瑰宝,仔细分辨其细微的不同。斯金纳说: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我们一直承继着既往的理论,但并不一定真正理解它。如果还存在着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能增进我们的理解的话,那就是要追溯到历史的转折点,在此,思考政治的方式得到了最初的明确表达和发展。这样,我们将能够看到至今一直援用的概念在最初是如何被定义的,它被用于什么目的,而又支持强化着对公共权力的什么观念。这反过来能使我们对现在不甚理解的一系列概念有了清晰的理解。总之,如果我们不仅想要弄懂这些概念,而且还想理解我们现在的道德和政治世界的很多类似情况的话,就需要成为思想史家。①这里,他不仅阐述了思想史研究的意义,还提出了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即历史的研究方法。达恩在研究洛克的个案中也运用了这种历史的方法。他说,“根据历史的方法,它意味着对洛克正在谈论什么的解释,而不是他明确所写和我们能在二十世纪的观念的映射下很明确显示的一种观念。更准确一点地说,我试图去做的是解释存在于洛克政府论中的中心观点。我不是去批评这种观点,也特别不是去扩展那些不适合洛克中心观点的那些主题,以此来解决当代政治理论的很多迷惑。”②他所要做的,就是去解释为什么这是洛克在政府论中的所说,所写,和所公开显明的观点。 在语境方法下对思想史的考察,其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更为准确地复原在历史上的思想历程,而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迷惑,剥掉覆盖在思想本原上面的重重叠加,直指思想的本原所在。同时,在更宽广的语境下也更清晰地看到思想家们为什么会提出了这些思想,而不能提出另一种思想,他们改变了原先的什么,从而发展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选择,选择这样的理论,选择这样的表达来思考现实,预见未来。斯金纳说道:“思想史家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相异的可能状态下不同的时间中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理解能够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有助于对它们的重新理解。带着更宽广的可能性的观念,我们将远离我们所承继的思维定式,在所要求的新的精神下,我们叩问自己,我们将思考它们些什么。”③ 与此同时,斯金纳所强调的这种研究方法还能够对政治观念或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好的解释。在政治原则或者政治观念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英国历史学家纳米尔认为,政治行动从未完全由赋予其合理性的原则所推动,政治理论仅仅是在政治行动之后去赋予其合理性。而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则用历史学家阿克顿的话来进行批评,观念常常是公共事件的原因而非结果。斯金纳更进一步指出:“对政治行为的解释主要取决于政治思想和原则的研究,如果不提到政治思想和原则,就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解释。”④“倘若政治思想史今后主要作为意识形态史来写,其后果之一可能是增进对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联系的理解。因为情况似乎是:在重新发现任何特定的行为者可以用来描绘他的政治行为的规范词汇的同时,我们还指出了他的行为本身所受的约束之一。这就表明:为了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行为者要采取他实际采取的行动,我们必须略微涉及这种词汇,因为显然这是他的行动的决定因素之一。这反过来又表明,倘若此后我们所撰写的历史集中于这种词汇的研究,我们就有可能说明在哪些具体方面,政治行为的解释取决于政治思想的研究。”⑤（注释：①③　quentinskinner,libertybeforeliberal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pp.109-110,116-117.

②johndunn,thepoliticalthoughtofjohnlocke,ix,cambridypress,1969.　④⑤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6—7页。） 三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的一批历史学家不满意于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出现了心态史研究,注重对个人、群体所具有的不同心态的研究,并使心态史研究成为第三代年鉴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些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菲力普·阿里埃斯的《儿童的世纪》,主要考察儿童观念的形成;阿尔方斯·迪皮戎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专门研究“无意识态度”,如研究“”的观念,在研究中,他使用了“集体意识”这样的概念。另一位代表性代表人物罗贝尔·芒德鲁发表了《近代法国导论———历史心理学论文集1500———1640》,书中增加了身体、情感和心态等内容。此后,他继续研究17世纪的大众文化,出版了《17世纪法国的法官和巫师———一种历史心理学的分析》一书。通过考察以巫师为象征而表现出的正常与不正常的社会观念,芒德鲁揭示了社会心态的变化过程。著名历史学家勒高夫也着重研究心态史,1960年,他发表了“教会的时间和商人的时间”一文,分析了时间观念的演变,社会是如何从早已形成的“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转变的,这种转变也反映了人们心态的变化。1981年他还出版了《炼狱观念的的诞生》一书,探讨人在死后对其描写的变化的历史。书中,他使用了诸如“心态结构”、“思想习惯”和“心智装置”等概念,开拓和深化了心态史的研究。另一位历史学家乔治·迪比原先一直研究中世纪经济社会史,60年代后转向心态史。他的代表性著作《三个世界》探讨了在社会变化过程中物质层面和心态层面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历史观念”、“文化的再生产”以及“社会表象”。①（注释：①关于这一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成就详见peterburk,thefrenchhistoricalrevolution———theannalsschool1929—19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 时至20世纪80年代,在60年代所出现的符号学,特别是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在给历史学家提供新的视野的基础之上,由福柯和德里达将之进一步发展成为后结构主义,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的理论指导下,历史学家把心态史研究推进到了被称为“语言转向”或者“文化转向”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 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在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直接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面貌。首先,新社会文化史在研究的范围上进一步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以前思想史研究仅仅关注于经典思想家的思想,即使不是伟大的经典思想家的思想,也是研究一种观念。现在,心态史研究突破了这一局限,重点研究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心理、心智和情感、态度、意见等一系列内容,心态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结构。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社会中的很多象征都是人创造的,这些存在物又反过来再生产着社会;它体现着人们一定的价值观念,而同时,这些价值观念又不断影响着许多人,甚至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样,原来以所谓的“经典著作”作为自己的研究文本,而现在,文本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和能够体现这些观念的一切创造物都被看作为文本,并要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来解读其意义。第三,他们研究的对象再也不是传统思想史所研究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而是普通人的观念。这些普通人的思想观念犹如一条大河的河床更能体现和反映着社会既已存在的观念系统、价值取向,和最为基本的内容和最为底层的存在。第四,在对普通人的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既重视人的理性的思想观念的存在和表达,同样也重视在社会中的流行的观念和非理性的思想观念。而对这种非理性思想观念的研究突破了原来思想史研究的限制,大大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内容。第五,心态史的研究更多地借用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普通人以什么方式制造或者建构世界的意义,他们如何以他们的观念来组织世界,并在他们的行为中得以体现。很明显,这种研究方法与那种只研究哲学家或者思想家的思想史研究完全不同,他们把这一研究方法概括为思想史的“高”与“低”的研究。“高”为社会中的上层群体的思想观念,现在则开始向下看,研究下层人民这种“低”的思想观念。并且,研究思想观念从“高”到“低”的传递发展过程。他们还更进一步的注意到,很多思想观念并非仅仅分为“高”和“低”,而是混和与交叉的。这样,这一研究方法就突破了原先的研究框架。 在新文化史的研究中,有三个个案值得关注。一是意大利历史学家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苴虫》,研究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磨坊主,他怎么会形成了这样的观念。第二本书为拉杜里的《蒙塔尤》,作者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来具体考察了一个村庄人们的各种文化或观念。这种从浅入深的文化研究被作者称之为“蒙塔尤考古”,这些观念包括时空观念、社会意识、宗教和伦理以及民俗和鬼魂等。①第三为达恩登的《猫的大屠杀》,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本书将考察十八世纪法国人的思想方式,试图不仅去显示他们想些什么,而且要考察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们如何构建世界,赋予其意义,注入其情感,这种考察就是深入到普通法国人的心态。②与通常文化史着重研究上层文化不同,达恩顿通过吸收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着重研究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对下层人民的传播,或者说下层人民是如何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的。通过研究,他得出了高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不同的结论。 从思想史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新文化史的兴起为思想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所以,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对传统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提出疑问,他说道,是思想史还是文化史。③美国历史学家凯利认为文化史是思想史的外层,而思想史是文化史的内层。④ 受新文化史的影响,历史学家吸收了思想史研究或文化史研究的方法,不仅研究普通人们的观念,还在更为宽广的范围内侧重于研究思想或观念如何成为社会如政府、其它组织机构等公共部门的认同,或为社会所接受,成为那个既定社会运转的基础,并且这些观念反过来又如何建构着社会的内容。这一种研究方法更多地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借用一句流行的术语,可称为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 面对新社会文化史的冲击,历史学家达恩顿指出,原先所定义的思想史和当代所称谓的新社会史之间的关系尚有待研究,在历史学界,社会史已经对思想史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已经在很多方面显示了出来。有材料显示,思想史的课程正在减少,社会史的课程在增加,同时思想史研究走向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取向已经非常明显。因此,达恩顿不无感叹地说,在过去很多年间,思想史已经渐失昔日的风采,开始变得落魄了。⑤尽管如此,但这并不表明思想史的研究在衰落。恰恰相反,新社会文化史的这种新挑战实际上开拓了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更加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史的研究,也更加增添了思想史研究的魅力。很多新的并且富有极大影响力的成果的面世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注释：①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robertdarnton,thegreatcatmassacre:andotherepisodesinfrenchculturalhistory,pengiunbooks,2001,p.3

史学观念论文篇（3）

本文所谓的“困境”实际上缘自在历史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两个疑问：其一，既然历史研究需要工具（范式），那么在众多的备选范式（工具）中，何者更具有解释力？这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谁是谁非的选择性问题。因为对所选择工具的效用评价，大多可以直接地化约为史学研究的起点问题，即历史哲学或史学观念；其二，如果范式源于观念，那么既应用范式又否定观念的做法是否妥当？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常常频繁地借用那些受我们批判的史学观念引导下的研究范式，而批判却往往又建立在彻底推翻其理论前提与预设之基础上。

按照一般的理解，史学研究基本涵盖了三个层面的范畴，即方法、理论与观念，而且三者之间被赋予了一种由低及高的评价逻辑。[3]当范式（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或者借用无法实现“困境”的破解时，我们便不得不将视野转向范畴的最高层面，即史学研究的观念。基于此种认识，本文试将当前中国史学研究过程中的范式选择的“困境”，归结为由观念缺憾所导致的后果。WWW.133229.COm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困惑”的自问自答方式，并不是无视中国史学研究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也不是要重新审定现存史学观念的合理性，而是期待在既知的前提下，进一步理解史学观念全面与平衡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一个内涵更加丰富明确的、具有现实说服力或者解释力的史学观念，有助于为那些初涉历史研究并试图所有作为的人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因为当下的史学研究已经很难寻求这样一个局面，即“在没有受先前已建立的理论指导而搜集到的事实（的基础上），才足可以明确地宣告容许第一个范式的突现”[4]。

作为观念的神学及其对史学研究的影响

对本文而言，“神学观念”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概念。如果“神学”（theology)是关于神（god）的理论问题研究的学问[5]，那么所谓的“神学观念”（thoughtoftheology），应该是指在研究关于神的理论问题过程中所形成的、对这一领域研究应该采取或者抱有的基本态度，及由此态度而展开的思维特征。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神学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神学本身研究的指导，而是逐步深入到了人文学科的所有领域（当然也包括史学研究领域）。换句话说，被观念化的宗教意识使得西方的集体记忆基本都围绕着《圣经》展开，而发端于对神的认识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则具备了博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等特征，两者共同影响了一切与人类历史有关的“事件、人物与时间”。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西方对历史的叙述与对“神”的探索——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神学观念的形成、演化、自我调整及无所不及的影响力对西方史学研究更是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自古希腊到中世纪，西方文明对神的意识逐步进化到神学观念，这一过程使得宗教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更加系统化、全面化。神学既成显学后，神学观念占据了西方社会整个思想体系的统治性地位。神学的道德和宗教信仰被广泛地用来解释历史的发展——从堕落到末日审判，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宗教赎罪的历史。

但是，真正使神学研究系统化、理论化并对史学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应该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时代的神学观念。阿奎那对神的认识上升到了理智的高度。在提出了“上帝的存在”的三个问案后[6]，托马斯•阿奎那论证说，神不仅是信仰的对象，而且也可以成为理智把握的对象；运用理性对经验材料的思索能力，可以达到对上帝的认识的必要性；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对神的认识。这种设问的方式与论证的逻辑，很显然，将问题直接引向了对“历史存在与认识”的哲学根源。正如柯林武德所说的那样，“欧洲曾有两度伟大建设性的时代。在中世纪，思想的中心问题关注于神学，因此哲学问题产生于对神学的反思并且关注上帝与人的关系。”[7]

自近代以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时间何者不受神学观念之影响往往是无从解释的。对于被伏尔泰打上“黑暗”印记的中世纪，在许多历史学家的眼中“也并非满目皆是不毛之地，那里曾有过丰富多彩的技术发明、艺术创造、思想感情和宗教见解，欧洲的经济最早就在那时开始扩张，欧洲的民族主义也萌芽于其间，还有什么理由能在那种荒谬的概括下把那段历史（中世纪）一笔抹杀呢？”[8]从正统神学到危机神学（theologyofcrisis），神学理论体系的演化充分反映了神学观念的包容性、多元性与危机感。危机神学遵循现代批判主义哲学的原则，使整个神学理论体系不断得以修正与开放，并且学会了与其他观念的共存。而即便是对最具世俗特征的资本主义而言，其兴起也依然无法开脱与新教精神的干系。在这个神权与世俗分离的时代，由神学观念派生的哲学思想与历史观普遍地影响着欧洲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理论与史学理论大师——不论是奥古斯丁、伏尔泰、黑格尔，还是普罗提诺、狄奥尼修斯、埃里金纳、库萨的尼古拉、莱布尼茨、黑格尔、怀特海和海德格尔。在他们的著作中，神学观念的特质无所不及，甚至是“作为神学理论的替论而存在。”[9]因此，正是由于神学观念中“平等、兼容、开放”等特征的存在，使得西方的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广泛的视野，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从近代到现代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对历史哲学的思辩。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一段话最能概括神学观念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与其他文明不同，我们的文明总是与它的过去密切相关，万事万物都追溯到同一源头——基督教和古典遗产。我们的前贤往哲——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就擅长撰写历史，基督教就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其他宗教体系的信仰和礼仪都源于接近洪荒时期的神话。基督教的圣书包括：史书、礼仪祀典，还包括上帝的现世生活情节、教会纪年、圣徒行传。从另一种更深的意义来说，基督教是历史性的宗教。”[10]

事实上，论证神学观念对西方史学研究所具有的影响，只是本文立论的前提。而要转向本文的立论，需要提出一个似非而是的问题（paradox）：西方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要远远超过中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西方史学观念源起神学观念，这也已经成为众多西方史学理论家的共识。那么，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律？

柯林武德的“历史是思想活动”的观点在西方史学界早已广为人知的。而贝奈戴托•克罗齐在区分历史与编年史的特征时也说：两者不是形式上的差异，而是“两种不同的精神态度”，“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而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11]且不论这个命题是否为真，但是只要承认思想具有延续性与扩散性，那么就可以判定神学观念对史学观念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或者说史学观念也是在神学观念的耳濡目染下。克罗齐将此归结为这样一种状态，即“一种无法调和的二元论的词被设想为是矛盾的，实则是有关系和统一的。”[12]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西方“新的史学思潮”或者“新史观”,实际上并不是对传统思想、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或者割裂，而是在批判意义上的继承。[13]简单地说，这种新的史学观念只能算是根本性观念的衍生（如果观念能够存在一种先后延续的等级关系的话）。

随着观念趋于多元化，观念体系不断建构、不断开放、不断完善。在此指引下，观念与方法的结合使得史学理论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促使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的扩展与切换。换句话说，从宏观史学到微观史学，从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到语言学、符号学方法的引入，史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日益丰富无一不是建立在观念开放与生活实践之基础上。尽管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意识与历史观念是存在显著区别的。他说道：“古代苏美尔人丝毫没有留下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学的东西。如果他们有过任何作为历史意识的东西，他们也并没有留下来对它的任何记录。”[14]事实上，这种观点存在一种认知重返的错误。因为所谓的历史观念，只是一个“后化”的概念。前人书写的历史的东西，都是被后加为“历史意识”或者“历史观念”的。但是他也承认，人类对于人的知识是源起于人类对于神的知识的。布洛赫将这种理解推进了一步，认为理解活生生现实的能力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15]而且“人类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们的社会活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那么单纯……那样容易地被转换成这种或那种简单抽象的角色符号和概念化身。[16]简单地说，正是从活生生的生活中，史学研究不断获得来自观念（不管是神学观念还是世俗观念）的影响与启示。

或许，任何富有逻辑的论证都不及列举几个显而易见的实例更显得有说服力（当然这种例子是接近现实就越具有说服力的）：费正清（johnk.fairbank）在研究中国的近代史过程中构建了一个“西方冲击—中国回应”的范式，柯文（paula.cohen）却希望摆脱“以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历史”的框架，于是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17]；对于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范式，何伟亚（jamesl.hevia）则认为，“朝贡体制”具有一定范围内的适用性，但是许多经验事例都打破了这个“无所不包的体系”，因此他将研究的视点转向了他所定义的“宾礼”体制。[18]从逻辑上说，“中心主义”价值观需要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作为依撑；与此相反的研究视角则同样应该来自对应的观念的影响。然而，经验事实证明，结论并非如此。萨伊德批判西方“东方主义”的研究范式并不是在伊斯兰的观念体系中完成的，而是在受到西方观念体系的熏陶后才在美国形成的。

“神”的意识及其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

笔者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神”的概念与意识是显然存在的，而“神学”的概念与观念则是缺失的。如果将产生中国史学研究过程中的范式选择困境辨言为理论与方法的“纷杂”（disputationofparadigm），毋宁说是因为我们在根本上缺少了“神学观念”。

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早于商代就出现了一个最突出的特征——神学观念。战国以降，中国文化则由神学形态转变为了世俗形态。[19]他的论据取自西周时期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20]但是，“尊神”与“事神”的行为只能判定“神”意识的存在，而不能直接推断“神学观念”之存在，因为只有在对“神”进行了理论思考后，才能称之为“学”。自“子不语怪力乱神”[21]成为儒家之教义后，以“神”为对象的学问就未见于儒士中有集成。当然，此处之“不语”并非不谈论，而更多地是要体现孔子对这些“东西”的不以为然。换句话说，对于“神”的问题，儒家思想采取的是回避的态度，但并未绝对排斥。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盛于中唐时期。[22]及此，“神”（佛）的观念渐入民心。儒释“不同道”的惯例依然拒绝儒士们对佛教的“神”进行深层思考。即便是南北朝时期，儒士们纷纷借用佛教教义来解释儒家传统要义，但是却依然未见对“三千大千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的“神”的起源、本质及缘由进行探讨。“神”只是被作为一种符号、一种普遍性的“理论预设”而为社会接受，可以信奉、包容、抵制甚至唾弃，但鲜遭质疑。在整个过程中，“神”的意识作为政治的附属物得以时隐时现地发挥着教化的功能。

16~18世纪耶稣会士将基督教传入中国。尽管基督教的神学具有强大的理论体系，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政教分离环境之影响，“基督教神学思想在传播与交流过程中难以填补语言概念和思维习惯方面的鸿沟，甚至多次被政治的变化所中断。”[23]基督教的神学观念本应有机会刺激中国神学的复苏或补充中国神学的缺失，但是在当前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的动荡情况虾，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利用政治活动获得民族集体的意识与感情的认同，而不是求助于宗教的力量。”[24]建国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正统性涤荡了“神”及与之相关的一切符号和概念。如果说只有系统地研究该领域的理论问题，才能称之为“学”，那么既然作为研究对象的“神”及其理论概念并不存在，也就意味着并不存在以“神”为对象的“神学”；或者说在中国，“神学”从古至今就基本丧失了作为知识或学科的基础。在这种认知力的笼罩下，关于“神”的问题被转化成了“真理”的反问题；并且在意识形态正当性的约束下，神学观念往往被圈囿在极其狭窄的领域，被视同为“迷信”遭以嗤鼻。

由此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应该是可靠的，即受儒家观念体系的浓重的世俗化文化特征的影响，不管是本土的对“神”的意识，抑或是外来的对神的观念都难以被理论化、体系化。而儒家崇尚的“心性之学”和“经世之道”则使得整个观念体系中的宗教神学特质被越来越淡化。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不存在神学研究，中国的学术观念中也并不存在神学观念。反过来，正是由于其自身神学特质的丧失，儒释道之依附于政治权力并随世俗变化而浮沉，使得儒家观念体系的独创性与开放性越来越受到约束，“这导致其超乎世俗社会之上进行独立批判的功能之下降。于此已不难见出神学之阙如或凋零，不但对于学术之健全，而且对于社会之健全，都是一大缺憾。”[25]

直截了当地说，观念缺失所造成的影响是直接性的，也是全面性的。从传统历史研究过程看，由于神学观念未见健全及哲学思辩能力的缺失，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始终未能形成基本的历史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张廷玉的《明史》，中国古代的编年史尽管得到了充分发展与延续，但是却从未深度地触及一个根本性问题——历史哲学（伏尔泰提出的概念）。[26]而编年形式的历史记载所提供的历史时间、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无法使我们获得理解历史真实、还原历史进程所需要的详细信息。这种形式究竟能否称之为“历史”确实值得商榷。而从当前的情况看，对意识形态的过度倚重使中国的史学观念出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不是靠一种思索它们的思想活动（那会使它们迅速得到充实），而是靠一种意志活动结合在一起和得以支持下来。这种意志活动为了自己的某些目的，认为不论那些字句多么空洞或半空洞，保存它们是有用的。所以，单纯的（历史）叙述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意志活动所维持的空洞字句或公式化的复合物。”[27]或许，引用这段话并不妥当。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根本上就在于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与理解的观念存在偏失。实际上，受神学观念影响的西方史学研究的文本及话语形式都反映着其独特的哲学逻辑[28]，也充满了对历史认识与理解的人文主义精神。

如果以史学的现代性为比较标准[29]，中国史学研究所遭遇的困境应该是多重的，即首先必须承认中国史学研究存在观念的偏缺；其次还必须承认当下的中国史学研究存在基于观念偏缺而导致的理论贫乏；再次则应当承认存在因史学理论贫乏而引起的史学研究方法的无所适从。由于中国当下的主流史学观念使历史的“真实”被长时期地物化，并且被与精神彻底割裂开来，因此缺少了创造性地转换、完善观念的余地。如若梁启超所言的历史就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30]的论断有些许道理，那么缺乏健全的史学观念与历史精神的指引，就会使这种认识可能带来的创造性无法扩展到整个历史研究的领域，进而出现类似于何伟亚所说的“试图把客观主义的西方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模式用于对非西方材料的分析，恐怕也有些‘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的意味’”的那种局面。[31]当然，从逻辑上说，这句话如果反过来也是成立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所谓的“危机”。其产生的根源实际非常简单，即在与西方史学界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往往无法回答诸如历史著作中人的主体作用、史学的独立自主性、史学家的主观意识等深层次的观念性问题[32]，因而也无法找到由观念指导的恰当的研究范式（理论与方法）。或者按照黄宗智的说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33]因此，有人采取了规避的方式以摆脱理论选择的困境，仅从事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尽管近二十年来，这些方面已经获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但终究无法回避这个“历史哲学”的根本性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史学研究陈旧的理论模式已在事实上形成制约具体研究的束缚和桎梏。[34]按照高华的说法，作为中国史学研究现存的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革命叙事范式无疑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特征，其很难与浓厚的学术性加以有机融合，加之革命叙事范式的观念僵化及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根深蒂固，因此阻滞了史学学术性研究的展开和深入。[35]

“创造性”地转化[36]观念与走出困境

唯物史观的统治地位源于史学观念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一方面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受历史传统与历史环境的影响。所谓历史传统，是指自春秋“百家争鸣”后，中国文化的观念体系总是以某个思想占统治地位，基本上不存在与之对抗的成分。即便有过某些不兼容的观念，也大多不对主流观念造成影响。所谓历史环境，则是指在当时社会、政治条件下，观念的正统性必须为当时的政治诉求服务。

无论是就历史传统还是就历史环境而言，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史观与占统治地位的唯物史观相比，两者存在显著的区别。神学观念要求公平地对待其他观念的存在，要求增强观念自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并且，神学观念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显然要大于唯物史观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此两项特性使得神学观念与学术研究产生了良好的结合效应，也为史学研究开拓了极为广泛的视野。因此，“当代西方产生的具有决定影响的知识大部分是非政治性的，也就是说，纯学术的，不带偏见，超越了具体的派别或狭隘的教条的。”[37]而对当下中国的正统史学观念而言，意识形态的诉求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开放性，维持着体系主导观念的独占性，甚至要求不予承认知识的非政治性。这种局面迫使中国的史学研究蜷缩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只为那些是否具备解释的“正确性”字眼进行“论战”，而无法扩张马克思主义史学（即便仅仅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解释力与影响力，也无法构建起与外部对等交流的观念与话语平台。一如前述，批判别人观念的“非法性”，而又借用这种“非法性”观念引导下产生的研究范式——这种“移花接木”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在否定自认为确信的观念。

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不能依靠借用理论来弥补，而是必须认识这种不足是由观念的缺少造成的。各种史学理论主张的系统化、史学理论的多样化及史学理论之间的相互整合确实是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但是，这种脱离观念联结的理论是否能够具备应有的创新能力却是值得怀疑的。有人认为，“各种不同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具体见解可能而且可以相互吸收，但最核心的理论主张可以并存，却不可调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具有对多样化的史学理论加以整合，以寻求多样化的整体主张，并居于我国史坛主导地位的能力和潜力。”[38]或许，其结论并非不对的，但前提预设则无疑并未真正认识造成“危机”局面的根源。因为史学观念的主导地位并不是依靠外部因素（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权威）获得的，而是由其引导下的研究范式通过解释力竞争而获得的。

现实的情况已经显而易见。尽管在当下的中国史学研究过程中，许多的史学方法（如比较方法、系统方法、数量方法、模糊方法、跨学科方法等）被引进、被研究、被尝试，但是这终究是一种“跟跑”战术，或者说只能按照别人已设定的研究范式做以尝试性的应用。中国史学研究的前途应该不在于跟跑，而在于构建对等的话语权力，甚至更在于超越。要构建对等的话语权力，要实现超越，首先需要一种突破，那显然不是从方法，也不是从理论，而是从观念。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视为中国当代史学的“传统”，那么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史学研究的创新“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39]易言之，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与理解不能局限在必须想方设法地维护其权威，而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具备观念本身应有的开放性因子，具备观念之间相互结合的能力，进而构建起能够与其他观念进行交流、对话的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

总之，走出困境的路径“或是观念、或是理论或是方法”，这需要审定对历史认识的基本态度及对历史真实的理解。但不管怎么，只要承认历史能够被“无限近似地认识”，就应该承认史学观念、史学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创新”都是有助于实现历史研究视野的拓展与切换的，而三者的序位关系将直接决定这种创新能力的大小。引用史蒂芬•霍金的话来终结本文的论述或许是恰当的——“我们可以预期，自然选择赋予我们的推理能力在探索完整统一的理论仍然有效，并因此不会导致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有能力选择能够解释现象的理论。”[40]

【注释】

[1]参阅[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4页关于“范式”（paradigm）的定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美]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载于《世纪中国》2005年3月15日。

[3]类似的观点在国内外的史学理论著作中清晰可辨。参阅[德]威廉•狄尔泰：“对他人及其生活表现的理解”，《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

[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注：原文翻译没有斜体字，但是如果缺少这些字眼，则显然不符合中文的表述规范，因此按照笔者理解进行补充。

[5]参阅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香港：香港基督教辅仁出版社，1965年。

[6]托马斯•阿奎那的“上帝的存在”的三个问案即：(a)上帝存在是否直接自明；(b)上帝存在是否能以表证；(c)上帝果否存在。参阅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香港：香港基督教辅仁出版社，1965年。

[7][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8][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3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9][苏格兰]约翰•麦奎利：《二十世纪宗教思想》，第4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10][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8～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1][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12][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13]参阅于沛：“二十世纪西方史学及史学名著”，载于《光明日报》2001年4月21日。

[14][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15][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36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16]姚大力：“历史学失去魅力了吗？”，载于《学说中国》，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17][美]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载于《世纪中国》2005年3月15日。可以进一步参阅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8][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10~1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19]黄玉顺：“中西之间：轴心时期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载于国际易讯网2005年4月30日。（/article/class4/class13/200504/471.html）

[20]《礼记•表记》。

[21]《论语•述而》。

[22]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3]何光沪：“麦奎利与《基督教神学原理》”，载于《世界宗教文化》第4期1997年。

[24][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增补本）》，导论第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5]何光沪：“麦奎利与《基督教神学原理》”，载于《世界宗教文化》第4期1997年。当然，此处亦可以添加“对于观念之健全”之表述。

[26]尽管刘知几的《史通》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对于历史哲学问题稍有涉及，但是远远达不到理论体系的层次。20世纪初，在广泛接触西方近代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论著后，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论文才较为系统地对史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史学研究方法及史学哲学基础等问题，这才真正出现了中国史学研究过程的“哲学思考”。

[27][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译本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28]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213页；香港：香港基督教辅仁出版社，1965年。

[29]以“现代性”为标准，必然会引起众多方家的异议。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的标准，那么史学研究就会丧失交流的意义与功能，中外史学研究就只能囿于各自的天地，而得不到任何相互有益的借鉴和发展。

[30]梁启超：《新史学》，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32年。

[31][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32]张芝联：“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

[33]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收录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4]“史学家畅谈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35]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载于《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36]此处借用了林毓生的提法，当然也包括了借用他的释义。参阅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37][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1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史学观念论文篇（4）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观念的更新与实践首先是与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联系在一起的。

音乐观是人们对音乐的本质认识，是指导人们音乐实践的思想观念。

上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建国后，音乐是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产物与工具的观念一直深刻地影响着音乐工作者乃至广大群众。受这种观念的制约，音乐艺术在人们心目中实际缩小为某一类型或某几种类型的音乐，基本可以概括为革命音乐以及那些与革命相关的音乐，革命音乐之外的古今中外许多优秀音乐作品都被视为封建主义或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而遭到某种程度的批判和否定，即便是一些健康向上的抒情歌曲也一度被斥为黄色音乐或靡靡之音而遭到口诛笔伐。“”时期极左思潮的钳制更是将音乐异化为一个“巨无霸”般的钢铁战士，音乐的内容与形式都刻下了深深的专制主义的烙印，音乐艺术的无比丰富性和音乐观的多样性被彻底遮蔽和扼杀。狭隘的音乐观不仅使音乐实践与音乐生活被拘囿在基本以革命样板戏和无产阶级革命歌曲为主宰的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同时也导致了有限的音乐理论研究只能锁定在某些特定的音乐对象之上。

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不但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重大社会观念，人们的音乐观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79年10月30日―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致祝辞。祝辞对“”期间的极“左”文艺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对“五四”以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与评价，指出文艺创作与批评应坚持“双百方针”，“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创作思想、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强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②此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文艺的春天终于来到了。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音乐思想领域也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同年12月在中国音协召开的音乐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文艺的“阶级性”问题开始受到质疑，学者们试图对此作出新的阐释；80年代初，音乐艺术的阶级性与音乐语言的特殊性、音乐的“共赏性”等问题进一步引起学界的争鸣讨论。学者们在依然承认音乐艺术具有阶级性的同时也明确指出：由于音乐语言特别是纯器乐艺术的非语义性、音乐的民族性以及非劳动人民的创作也可以具有人民性和进步性等因素，音乐审美中是存在着同一件艺术作品被不同阶级所接受和喜爱，即所谓“共同欣赏”现象的。③有的学者则明确指出：“那种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文艺都具有阶级性’、‘阶级性是文艺的本质属性’的说法是不符合文学艺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是站不住脚的，也是缺乏科学性的。”“要是只承认文艺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那么客观存在的许许多多并不具有‘阶级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势必被排除于文坛和艺苑。”④上述引文中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并非什么新鲜的理论学说，但在拨乱反正之后的历史转向之际，这些问题的讨论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表明音乐界已经开始对既往的狭隘音乐观进行拷问，僵化的音乐神经从观念深层开始活跃起来。摈弃以阶级斗争的眼光审视音乐，从音乐自身特殊性着手、尊重艺术规律及其丰富的人文价值的音乐观念已经开始复苏。

此后，80年代以来音乐学研究的整体推进为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音乐美学领域对音乐的本质和美学规律的深入探讨、音乐批评领域对音乐现实问题的热情关注以及有关民族音乐传统的争鸣讨论等，都极大地开拓了人们长期封闭的音乐视野和音乐观念，对于更为开放的新的音乐观念的重塑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的音乐实践对人们音乐观念的冲击更是有目共睹。80年代流行歌曲与新潮音乐两大乐潮的强势崛起彻底改变了人们既往的音乐观念，随着音乐商品化、风格多样化的兴起与发展，以往左右人们音乐观念的一些条条框框迅速被打破乃至沦为边缘化。因这两大乐潮而掀起的学术争鸣亦不绝于耳，尽管当时也由于非音乐因素的干扰而导致对这两大乐潮的贬斥与否定，但从今日人们对先锋音乐的宽容态度以及流行音乐已融入最广大民众的音乐生活来看，两大乐潮的兴起对新时期以来音乐观念的开放与重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或者说，两大乐潮的兴起本身就是音乐观开放与重塑的感性而生动的体现。90年代以来音乐文化的日渐多元化更是不断地对既往的音乐观念进行着新的解构与重构，人们的音乐观也日趋多元化而更为开放。

由此观之，多元音乐文化的并存发展与音乐美学等学科研究的深入推进正是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在音乐实践与理论研究上的重要体现，其根本结果是，以革命音乐为圭臬的褊狭音乐观及其实践逐渐让位于多元并存、尊重音乐艺术性的音乐观及其实践，音乐艺术愈来愈解放为“为人服务”而非过去那种桎梏于抽象地“为人民服务”的框框里，音乐艺术的独立性与人的主体性开始得到凸显。尽管在八九十年代之交，音乐观念问题一度变得复杂而敏感，但最终还是在改革开放国策的继续驱动下再度驶入健康而良性发展的轨道。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获得了新的生命与发展，上述音乐实践与理论研究中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必然促发学界对以往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音乐史观进行深入的反思。

二、音乐史观的反思与求正

唯物史观是我们正确认识音乐历史发展的根本历史观。

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在起步阶段乃至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在音乐史观的理解和运用上更多地强调乃至夸大了唯物史观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尤其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一度主要是对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革命音乐家的研究，音乐家在阶级斗争观念下被分划为不同的阵营。左翼音乐运动以及由左翼音乐家发起和主要领导的新音乐运动实际上成为30年代后新音乐发展与评判的标尺，有些在近现代音乐史上作出重要贡献但不属于左翼或革命阵营的音乐家被边缘化乃至有意无意地忘却了，即便一些曾在抗日救亡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专业音乐家也被鲜明地“一分为二”地审视。政治的偏见替代了理性的认知，不少音乐家的历史贡献并没有得到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建国后音乐历史的实际发展也并非真正与所谓建国前夕“国统区和解放区两支音乐大军胜利会师”的史学描述相一致，因为在新音乐运动中即已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左”的音乐思潮在50年代后期“左”的政治思潮的裹挟下，仍然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现实影响，以往不同“阵营”中的音乐家的命运、地位及其评价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差别。

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史学界同仁认识到，一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近代中国音乐家共同书写的历史，而非哪一个党派、哪一个集团和哪一个乐派的历史。因此，有学者针对以往存在的“因人废乐、因事废乐、因乐废乐”现象，明确提出：“只要对中国音乐有过相当贡献的人，都要进行研究，根据他们的贡献和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给予恰当的评价。”⑤

80年代以来音乐领域里的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特别是80年代初有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讨论、1986年在辽宁兴城召开的“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80年代中后期“回顾与反思”的学术讨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近现代音乐史学界对历史观问题的思考。这一时期的不少文章，如于润洋《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陈聆群《反思求索 再事开拓》、张静蔚《音乐理论的历史反思》、居其宏《归来兮，音乐批评之魂》、《一个不可逾越的反思课题》、梁茂春《从中国音乐史看文艺理论》、戴嘉枋《面临挑战的反思》，等等，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以往极“左”思潮下的音乐史观及其消极的历史影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比如，针对过去以唯物史观面貌出现而很少有人提出质疑的“音乐史是人民创造的”的音乐史观，有学者撰文指出：“以往我们在‘人民创造历史’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下，一直强调要写‘人民的音乐史’，但始终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谁也难以把它成为事实。关键就在于我们在这个概念所隐含的‘人民’与音乐家对立的前提下去观照历史，而史实所能提供的又多是音乐家的创造实践活动，非音乐家的活动在其中仅占据了一小部分，这就使我们的音乐史学家论述某些在音乐史上具有杰出贡献，而偏偏其作品又缺少一点所谓‘人民性’的音乐家时，难免会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惶恐感。”作者借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命题，认为正是“‘从事音乐活动的人们创造了音乐史’的命题是契合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肯定了音乐家审美的主体性在创造活动中的能动发挥对音乐史发展的重要作用”。⑥

尽管上述有些文章曾一度成为权力话语批判的对象，其中也的确存在某些值得商榷之处，但今天看来，这些文章中所蕴含的某种真理性是不会随着时间的逝去而被遮蔽的，相反，新时期音乐学的进步与发展已经宣告了这些文章中提出的某些观点的历史进步意义。

历史观的改变，使得那些被遮蔽的历史正逐渐走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视野。一个基本的认识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并非只是一部革命音乐统而贯之的历史，也不仅仅是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所有为近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的音乐家都应成为不可遗忘的记忆。因此，为某种功利目的服务而观念先行地取舍历史的做法正日渐失去其往日的影响与力量。

三、音乐史学观的解构与重构

1958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在“”的豪情中开始启动，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人们对这一学科功能的基本认识带有鲜明的庸俗社会学和功利主义特点，音乐史学被看成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服务的一门充满战斗性的学科。当时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了两个近现代音乐史编写组，“北京方面提出的口号是写出一部‘真正的人民音乐史’，上海方面提出的口号则是写出一部‘我们自己的革命音乐史’。”⑦吕骥曾明确指出：“我们的音乐史主要地应该把人民的音乐突现出来，不只是专业的，而更主要是民间的、业余的……我们把音乐看作一种社会的现象，音乐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音乐史……应该打破专业创作的狭隘范围……应该着眼于人民的音乐生活。”⑧上述指导思想及其操作的可行性无疑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给刚刚起步的年轻学科，套上了‘左’的框框，影响了几近半个世纪。”⑨在这样一种音乐史学本体论的指导下，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史学价值观乃至方法论等问题都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功利性和庸俗社会学的特征。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并没有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品格与充满人文精神的音乐学科。

音乐史学观是人们关于音乐史学的性质、本质及其原理等学科元理论的根本认识。所谓音乐史学观的解构主要就是对“左”的思潮影响下的音乐史学观的拆解。80年代不仅在政治上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同时也是学术研究中“方法论”热的年代。受历史学界对史学基础理论的整体反思和音乐学界对音乐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推进的影响，伴随着音乐观与音乐史观的改变，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的史学观问题也逐渐引起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关注。这一问题的逐渐浮出，表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科自身已经成为问题研究的对象之一。新的音乐史学观需要重新建立起来。

8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不少资深学者都对以往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汪毓和在论及历史研究中由于片面强调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导致的随意改变历史的现象时指出：“仿佛历史是一块可以随便捏的‘ 橡皮泥’。这种恶劣的影响也曾波及到音乐界。一会儿把某个作曲家、某个作品或音乐理论著作捧上了天，一会儿又把它们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莫衷一是、啼笑皆非。尤其对于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更被人们视作畏途，生怕在评价问题上由于摸不清政治气候而犯错误。”⑩陈聆群也在文章中就长期以来片面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以及史学的战斗性等思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反思与批判。{11}张静蔚则就“长期以来，近现代音乐史学被某种思想所束缚，只能在某种‘指导思想’之下进行研究，而不能从其它角度加以审视”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许多研究成果大体上都是从音乐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而“音乐社会学从外部研究音乐创作、音乐现象以及音乐欣赏等等，主要角度是音乐与社会的关系，它不能对音乐探幽发微，揭示音乐的底蕴。音乐历史是多层次，多角度，甚至是多学科的科学综合，仅从音乐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历史，就形成线性的单调描述。”{12}

上述反思与批判都在不同层面上涉及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史学认识论、本体论、史学思维等史学观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到本世纪初曾引起众多学者参与讨论的“重写音乐史”问题，也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史观与史学观更新的学术要求。除却学者们大多指出的需克服“左”的观念对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影响之外，对于音乐史学观的关注与强调、有关史料建设的范围与策略、传统音乐与新音乐“两个传统的衔接”乃至音乐史书写作的个性化等问题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应当说，“重写音乐史”的讨论推进了近年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就此展开评述。{13}

此外，近年来的不少学术成果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体现出音乐史学观的种种变化。比如李岩结合民族音乐学方法对20世纪上半叶曾经产生广泛社会影响但在学界却长期无人问津的口琴运动及其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14}王勇贯穿运用“关联视角”对王光祈的研究；{15}居其宏以多重视角对新时期音乐思潮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16}孙继南对黎锦晖与“黎派音乐”充满人文关怀的最新研究；{17}冯长春借鉴早期法国年鉴学派“从阁楼到地窖”史学观念，重视运用被遮蔽的非经典、非精英史料对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的研究；{18}等等。

总之，笔者以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进步――正如有学者于80年代所希望的那样――是与“音乐史学多元化观念”{19}的发展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这些成绩是与音乐观、音乐史观及音乐史学观的更新与实践分不开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无论是音乐观的开放与重塑、音乐史观的反思与求正还是音乐史学观的解构与重构，都反映了当代学人对长期以来“左”的思潮影响的反拨和不断接近历史真实与对史学人文价值的诉求，在这样一种努力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正日益成为一门具有独立学术品格的音乐学科。

当然，从总体上看，与一些人文学科或艺术学科的研究相比，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还存在着某些滞后与亟待解决之处。比如，“左”的思想的影响至今犹在，史料建设比较缓慢，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没有很大的突破，专题研究不够深入，音乐本体分析与深度理论阐释能力尚嫌薄弱，海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引进与介绍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等等。从这些问题来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进步需要观念更新，同时也期待更多脚踏实地的践行者。观念更新并非这一学科的终极目的，一切观念的更新与实践都是为了更加真实地切近历史、清醒地认识历史、深刻地阐释历史。如此，随着不断增加的历史自身和研究力量的日渐壮大，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必将取得更为令人瞩目的成就。

①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的研究对象是鸦片战争以来至改革开放后一个半多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1840年至1949年为近代部分,1949年后的20世纪下半叶为现代部分｡作为当下观照的“当代音乐”一般是指近距离时段的音乐事象,它主要是音乐批评的对象｡本文所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包括对1949年后中国音乐历史的研究｡

②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189页｡

③参见吴毓清《音乐的阶级性与“共同欣赏”》,《人民音乐》编辑部选编《1982年音乐争鸣文选》,第1―9页｡

④杨琦《再谈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倾向性及其它――兼答冯光钰同志》,《人民音乐》编辑部选编《1982年音乐争鸣文选》,第39､25页｡⑤周畅《不拘一格,广些,深些,精些》,《音乐研究》1982年第1期,第17页｡

⑥戴嘉枋《科学总结我国当代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吕骥同志等商榷》,《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3期,第106页｡

⑦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南京艺术学院《当代中国音乐学》课题组著《中国当代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⑧转引自黄翔鹏1958年12月31日记录整理《中国音协理事会讨论“中国近代音乐史”提纲第二次修订稿的记录整理材料》,中国音乐家协会民族音乐研究所1959年编《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一辑(内部参考资料,油印本)｡

⑨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南京艺术学院《当代中国音乐学》课题组著《中国当代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⑩汪毓和《应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音乐研究》1982年第1期,第14页｡

{11}陈聆群《反思求索 再事开拓》,《中国音乐学》1985年第1期｡

{12}张静蔚《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两点思考》,《音乐研究》1986年第1期,第16页｡

{13}有关“重写音乐史”的学术争鸣及其评述,请参见余峰《重读“重写音乐史”文论之误释》,《中国音乐学》2006年第3期｡

{14}李岩《上海中华口琴会及其推广的音乐――一种城市大众音乐文化现象的研究》(博士论文摘要､序论及结论部分),李岩《朔风起时弄乐潮》,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297页｡

{15}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2007年版｡

{16}居其宏､乔邦利《改革开放与新时期中国音乐思潮》,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17}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18}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年版｡

史学观念论文篇（5）

一、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普遍兴起

如所周知，在习惯上，我们一般地倾向于将冯特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创办心理学实验室这一偶然历史事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心理学诞生的标志。就对于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趋势的理解、特别是结合后来的所谓“主流”心理学的“成就”来理解冯特的历史地位而言，这种简洁的关于历史的叙事方法，似乎确因其中“标志”的象征意义而成为可理解的。但事实证明，在关于心理学及其历史的研究中，正是在反复不断地重复着的关于这个历史的这种叙事方式所培育起来的思想的习惯中，这个叙事所包含的那个“标志”的象征意义逐渐褪隐，乃至于最后消失殆尽。与这个逐渐褪隐的过程连续此消彼长地同时形成的是这样一个思维的定势，即赋予这个偶然的历史事件作为“标志”或“象征”本身以绝对的、作为前提的地位和意义，从而将这个“标志”或“象征”作为思想的工具变性为思想的界线或屏障：由这个“标志”或“象征”所掩盖着的科学心理学思潮之普遍兴起的历史必然性趋势的条件、可能、意义等等。总而言之，一切与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由以兴起的那极端错综复杂的历史动力学过程紧密相关、并因而对于塑造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性质和内涵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都被“打包”置入上述偶然的历史事件作为“标志”之中而不对它们进行深思熟虑地反思的考察，似乎这一切都已经由冯特为我们解决了。

然而，事实上，冯特远没有能够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深思熟虑地反思的考察，因而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从一个方面来说，冯特因为受他自己学术视野局限性的制约，而难以洞察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由以兴起的那极端错综复杂的历史动力学的背景和过程及其对于塑造我们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性质的理解方式的影响关系；另一方面，与此紧密相关地，他又受其作为生理学家专业背景的制约，在对那个时代普遍地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就是“自然科学”这个极隐蔽的思想步骤毫无自觉的情况下，倡导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这个在事实上明确而确定的、但在逻辑上教条式地盲目的信念或理想，认为心理学必须摆脱形而上学的制约并实现为自然科学，才能突破它在历史上停滞不前的僵化状态而获得进步。（冯特，1983）由此，他开创并引导了后来的所谓“主流”的“科学心理学”及其历史的“发展”：所谓“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主流”的特征和地位，正取决于它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或理想在心理学作为整体的背景中的强势存在；也正是对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或理想的追求，构成了“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统领一切的、最内在、最强烈、最为始终一贯的历史动机，乃至于由此实现的结果，可以不是“心理学”的，但一定要成为“（自然）科学”的。

关于“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历史及其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所遭遇的危机和困境，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但可以总体地指出，如下文揭示的那样，由于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违背了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观念的内在逻辑，所以，“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历史作为对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的实践追求，只能是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自我异化，乃至于当我们面对由此塑造成型的心理学或置身于其中时，只要我们还保留着任何程度的、甚至是常识水平的反思意识，并接受这个反思意识的引导，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即我们所面对或置身于其中的这种心理学，究竟还是不是心理学（本身）？而且，由此造成的心理学的理论局面是足以令人深思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个局面更是变得异常复杂：这种异常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心理学理论空间的多维度性，即很多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思想潮流并存、又相互竞争，而且更主要地表现在心理学理论同一性的危机，即在关于心理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陷入了日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乃至于这个问题竟成为无法回答的，甚至更因为这个缘故进一步地隐退为心理学家们极遥远的记忆、或是被尘封于心理学家们记忆的最底层成为几乎是无意识的而无人问津。

“主流”的“科学心理学”及其历史与上文揭示出来的那个思想的习惯性或思维的定势是内在地同质的，并因而构成一个逻辑上循环地相互支持的封闭的思想空间。换句话说，只有在上文揭示的思想的习惯性或思维的定势中，由冯特倡导的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或理想及其引导的所谓“主流”的“科学心理学”才是可能的，但以理论体系的形式对这个观念的历史的展开所暴露出来的，乃是在如下意义上才能合理理解的黎黑关于心理学史的研究结论，即心理学“似乎”是一门“永远存在危机的科学”（黎黑，1990，第492页）：只要心理学仍然坚持以自然科学作为自己追求实现的目标，那么，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理论形式，当这个理论形式在内容上得到充分展开之后，便必然引起上文提到的关于这种心理学还是不是心理学（本身）的疑惑，从而暴露出自然科学的观念或理想作为这种心理学的思想前提或逻辑基础的谬误性质。

上述循环地相互支持的逻辑关系反过来又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是在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的盲目性中接受并追求实现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而是紧密地以这个观念由以兴起的那极端地错综复杂的历史动力学过程为背景，系统地追问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究竟足什么，那么，我们决不至于像冯特那样走向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和道路，而只能像布伦塔诺、胡塞尔及詹姆斯等人那样走向关于心理学作为现象学科学的观念和道路，从而得以洞察关于心理学在现象学作为严格科学的意义上的观念的必然的真理性含义，又因此而决定性地揭示关于心理学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作为科学的观念的逻辑的荒谬性，同时在历史解释的意义上解构并超越上文指出的那个思想的习惯性或思维的定势。

正是对心理学及其历史和它的理论基础的系统的批判性反思，迫使我们不得不回到现代心理学诞生的起点，并以忠实于这个起点所承载的思想史背景的态度，在一方面相对于过去的历史而言这个起点如何在其中兴起、另一方面相对于未来历史而言这个起点如何引导这个思想史背景发生整体转换的研究动机中，重构这个起点作为历史的一个环节，并阐明其思想史的意义。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并结合本文主题，这里在摆脱了上文指出的那个思想的习惯性或思维的定势作为成见的束缚之后，将这个起点明确地概念化为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并将这个观念作为专门的主题加以考察，以实现本文论证的主旨。

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历史事实，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在19世纪下半叶的普遍兴起是无疑的，也正是这个观念构成了现代心理学区别于以往的心理学的根本标志。（高申春、刘成刚，2013）当然，这个观念不是奇迹般地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我们也就不能以这个观念为绝对的前提或界限而不反思它由以兴起的背景。这个背景，简而言之，就是文艺复兴以来在近代哲学所隐含的二元论世界观中自然科学的充分发展及其对这个世界观的冲击。无须说，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引导近代史进程、并最终塑造了我们现代人的世界观的主导力量，就是自然科学作为思想的发展；自然科学作为塑造人的世界观的历史动力，其效力正是在19世纪下半叶达到其顶峰，如胡塞尔在反思欧洲科学和欧洲人性的危机的根源时指出的那样，在19世纪下半叶，现代人的世界观作为整体，“甘愿唯一而排他地接受实证科学的决定，并盲目于由它们造就的‘繁荣…（ Husserl，1970，pp.5-6）。概而言之，只有、而且正是在自然科学及其历史和成就塑造的我们现代人的世界观中，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才是可能的。

二、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历史困境

因此，为了理解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就不能不考察这个观念在其中孕育而成、并最终得以兴起的思想史背景：无论如何，这个观念及其在19世纪下半叶的兴起，正是这个“孕育”的关系和过程的结果。同时，如前所述，这样的考察，必须在忠实于这个观念本身的态度中进行，才是有效的，而不能受后来的心理学史作为追求实现这个观念的理论尝试的牵累；否则，我们将因为混淆这个观念本身与后来的心理学史作为追求实现这个观念的理论尝试之间的界线而陷入思想的混乱，并特别易于被动地受后来的心理学史的诱导而不自觉地陷入上文指出的那个思想的习惯性或思维的定势，从而也就无法完成这里意欲进行的这种考察。事实上，在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于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当时，关于这个观念究竟是什么，其实是不清晰、不确定的，正是这种不清晰性或不确定性，为对这个观念的不同的赋义提供了可能性；后来的心理学史，无非是以理论体系的形式尝试对由此赋义而“确定”了的关于这个观念的理解方式的实现。

当我们以这样的思想态度具体地开展这样的考察时，我们发现，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和这个观念由以兴起的思想史背景及其作为历史动力学的过程，是极端地错综复杂的：一方面，这个观念无疑是由这个思想史背景在其历史动力学的过程中孕育而生成的，并因而有可能在一种特殊思想的直接性或盲目性的掩护下，在这个思想史背景内部寻求实现它自身，但由此实现的结果却违背了这个思想史背景所隐含的思想逻辑；另一方面，当这个观念兴起之后，它不仅获得相对的独立性而融入那个时代的思想史趋势之中，并构成其历史动力学过程中甚至是最具主导性的思想史力量之一，而且特别是，它作为思想史力量所蕴涵的思想逻辑，还反过来指向了对它由以兴起的那个思想史背景的突破，并引导这个思想史背景发生整体转换而构成一个新的思想史背景。换句话说，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及其在19世纪下半叶的兴起，构成了人类思想史的两种思想形态的分水岭，并决定或引导了这两种思想形态的分化或过渡。用哲学史的话来说，这就是从近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所隐含的二元论世界观及其实现的思想形态向现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所追求的一元论世界观及其实现的思想形态的过渡或转换。

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思想史背景及其历史动力学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只能是系统化的研究专著才能完成的。这里的考察将满足于在心理学的学科范围内在观念的层次上阐明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困境与出路及其决定的心理学史作为思想的一般趋势。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参照“主流”的“科学心理学”的历史，并因为正是冯特的思想引导了这个历史以他为典型代表，在消极的意义上阐明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观念的逻辑的不可能性及其引导的思想史困境，以及在这个困境中冯特思想步骤的盲目性，从而为否定地理解由冯特引导的所谓“主流”的“科学心理学”及其历史、并超越上文指出的那个思想的习惯性提供一个自由的思想空间。下一节则与此相对照地在积极的意义上阐明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真理性含义及其必然的道路。

为了这里的论证目的，并简化其分析程序，我们首先从关于世界观的结构层次分析人手，并以此为框架概述近代哲学的二元论世界观，然后从中引出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的逻辑的不可能性，并揭示冯特信仰这个观念的思想步骤的盲目性。

为此，我们将世界观作为整体在结构上分解为它的基本原理作为纲领和它的经验内容作为表象两个层次。就近代哲学的二元论世界观来说，它的基本原理或它的纲领，就是近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的思想逻辑，即关于“精神”或“心灵”、简言之“心”，和“物质”或“身体”、简言之“物”（或“身”，其中，“身”的范畴乃是“物”的范畴的一种特殊形式或一个子集），作为两个独立“实体”而并列对峙的关于世界作为整体的理解方式。因此，世界作为整体乃是“心”和“物”（“身”）作为并列对峙的两个独立“实体”相加而成的和；在这个世界观中，任何形式的以“心”或“物”（“身”）为基础的一元论的思想冲动，都是对世界作为整体的破坏，并因而违背了这个世界观的思想逻辑。但是，“心”和“物”各自作为抽象“实体”，并不是世界本身，而必须各自实现或表现为作为“意识”现象的精神世界和作为“物质”现象的自然世界才有意义。事实上，笛卡尔在系统怀疑的方法论基础上确立“心”和“物”作为并列对峙的两个独立“实体”，正是要表达、并服从于对作为“意识”现象的精神世界和作为“物质”现象的自然世界之间的原则性差异的洞察。而且，无论是作为“意识”现象的精神世界，还是作为“物质”现象的自然世界，都不像“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这两个语词在表面上所暗示的那样，各自构成一个笼统的、不分化的单一存在。相反，作为人类认识史的产物，它们各自取得了以譬如说心理学或一般而言诸精神科学和物（生）理学或一般而言诸自然科学以历史累积的形式所获得的那些具体知识作为经验内容的存在形式。这些随着历史发展而日渐分化、并在彼此之间形成极其错综复杂地盘根错节的相互关系的具体知识，就构成这个世界观的经验内容或它的表象。

换句话说，在近代哲学二元论世界观的历史发生的背景中，心理学或一般而言诸精神科学及其获得的具体知识，和物（生）理学或一般而言诸自然科学及其获得的具体知识，分别是对“心”和“物”（“身”）各自作为抽象“实体”的内在规定性的具体实现。所以，无论是分别关于这两类知识的理解，还是关于这两类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解，都必须服从近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对“心”和“物”（“身”）作为并列对峙的两个独立“实体”的设定的思想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就其经验内容作为表象而言，必然是这两类知识相加而成的和。正是这个思想逻辑决定了，在近代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中，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是无法设想的，并因而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恰如在“人”及“男人”和“女人”这三个观念中呈现的如下关系模式一样：只有在“男人”和“女人”作为彼此外在的两个观念相加而成的和的意义上才合理地构成“人”观念；无论是关于“男人作为女人”还是关于“女人作为男人”的观念，都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并总而言之，任何形式的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或理想，乃是对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回归，却又违背了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思想逻辑。

要获得这样的洞察，必须以近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的逻辑和历史为背景，并在与这个背景的紧密联系中系统地反思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但是，上文关于这个世界观的历史发生的过程的分析同时又意味着，它的基本原理或纲领，与它的经验内容或表象，并不是直接地相同一的。作为这个世界观的历史发生的过程的结果，无论是心理学或一般而言诸精神科学，还是物（生）理学或一般而言诸自然科学，特别是它们的那些随着历史发展而日渐分化、并在彼此之间形成极其错综复杂地盘根错节的相互关系的具体知识，却逐渐远离了它们在逻辑上追根究底的意义上以之为基础的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思想逻辑，并终于在类似冯特那样专门从事例如生理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家那里挣脱了这个思想逻辑的约束力，从而在理论上走向无政府主义，具体表现为在二元论思维方式中倡导科学唯物主义一元论。正是这种科学唯物主义一元论，在它从作为它的背景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中游离出来之后所获得的盲目性中，“必然”地规定了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自然科学的理想和道路。从这个背景来说，英国学者马丁・库什指出的如下事实是很耐人寻味的，并有助于稍微展开地说明我们这里的论题：“在实验心理学初创时期的主要的心理学家中，冯特是唯一缺乏正规哲学教育的人。”（ Kusch，1995，p.129）这个事实意味着，一方面，关于近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的逻辑和历史，冯特是无知的，他的思想也因此而不受这个逻辑和历史的约束，另一方面，他作为生理学家的自然科学素养，又将他的思想引导到在二元论思维方式中无限地扩张、乃至于最后完全地占据二元论的思想空间并取代二元论思维方式的科学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视域，从而在经由生理学的道路走向心理学的过程中，将生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性质一并赠予了心理学。换句话说，在由此形成的科学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思想视域内，“科学”被想当然地认为就是“自然科学”，因此，心理学必须是或转变成为“科学”、亦即“自然科学”，才能实现它自己的真理。这就是冯特形成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的思想步骤，虽然从他自己的方面来说，即使是对他自己的这个思想步骤，他也是不甚自觉的。

最后，还可以从相反的方面补充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是以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就是“自然科学”这个极隐蔽、并因而盲目的思想步骤为中介，冯特得以形成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但在冯特的思想中，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这个观念本身是“明确”而“确定”的；这个思想步骤和这个观念及其“明确”而“确定”的性质，反过来将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及其是什么的问题掩盖起来而看不到它，从而失去系统地反思并追问这个问题的动机和可能。

三、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必然道路

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是近代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所培育出来的自然科学及其历史和成就影响我们现代人的世界观的产物，因为正是自然科学及其历史和成就为我们提供并强化了科学的观念；虽然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把“科学”想当然地认为就是“自然科学”，尚不引起逻辑的困难和矛盾，并因而在实践上是可行的，但如果我们像冯特那样超出自然科学的范围、又以这个想当然的思想步骤为中介，将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具体规定为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那么，我们便回归到近代哲学及其二元论思维方式之中却又违背了它的思想逻辑。因此，人类思想在这里陷入了一个历史的困境；正是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将人类思想引入到这个困境之中、并通过这个困境集中地暴露了近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的历史的局限性，又暗示着人类思想作为历史的如下逻辑的必然性，即整体地超越它的近代形式而实现为某种新的形式、亦即现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所实现的那种思想形态。所以说，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在19世纪下半叶的悄然兴起，构成一种在以往的历史中不曾有的崭新的思想力量，引导着19世纪思想史的趋势和进程。又因此，阐明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必然是什么，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的历史使命，如美国哲学家怀特在回顾哲学发展的历史时指出的那样，“到那一个世纪的末期，心理学大有主宰哲学研究的希望。”（怀特，1981，第242页。）

事实上，从人类思想作为历史的发展的角度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真正引导并创造历史的思想家们，正是通过对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必然是什么的系统的反思和追问，才促成了人类思想从它的近代形式向它的现代形式的整体转换。结合心理学的历史来看，这种系统的反思和追问作为思想的力量，就实现为如布伦塔诺、胡塞尔及詹姆斯等这样的思想家们的思想成就，并通过他们的思想成就将人类思想引导到由现代哲学作为思维方式所塑造的新的世界观形态：在这个世界观形态中，不仅作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及其塑造的世界观的本质特征的关于“精神”或“心灵”和“物质”或“身体”的二元论得以被整体地超越，并在这个新的世界观中重新获得一种统一的一元论解释，而且，诸如“心理学”、“科学”、“自然科学”等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也都随着这个世界观形态一起发生了整体性的转换。换句话说，简而言之，通过布伦塔诺、胡塞尔及詹姆斯等人的努力，既系统地阐明了关于心理学在现象学作为严格科学的意义上作为科学观念的必然真理性含义，又因此而决定性地揭示了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的逻辑荒谬性和思想的盲目性。在这个背景中，关于后一个方面，还可以提供以下事实，以否定地补充论证上文第二节的主题：细读布伦塔诺、胡塞尔和詹姆斯的著作可以发现，虽然他们非常熟悉冯特的工作，但除了在科学事实的意义上一视同仁地和在历史的意义上礼节性地引述冯特外，他们很少对冯特有正面的积极的评述，就是因为，只要我们在任何水平的系统化的意义上反思和追问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就足以洞察冯特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观念的荒谬性。

无论是从心理学史和哲学史还是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说，布伦塔诺都应该被理解为突破近代哲学及其思维方式、并开启现代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一个关键的历史人物，所以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特别强调布伦塔诺“对现代哲学所具有的意义”，并把他视为现代哲学的始祖。（施太格缪勒，1986，第41页）与冯特不同，布伦塔诺是一个受过系统的哲学训练、并对哲学和人类思想及其历史和现状（困境）真正拥有系统的洞察、又对人类未来的命运真正怀有使命感的思想家，他因此才有可能成为现代哲学的始祖。与上文评述的19世纪下半叶思想史的一般趋势相一致，他的思想探索采取了心理学的形式，并表现为通过系统地考察关于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来回答心理学是什么。但与此同时，正因为他是一个开拓者，他也处处表现出一个令人尊敬的开拓者可以理解的各种历史的局限性。概而言之，布伦塔诺尝试系统地表达他那尚未完成的、尚未在内容的细节上得到展开、因而其思想史的意义亦不易被洞察到的思想成果的形式，就是他的心理学。结合本文主题并参照其历史效应，可以认为，布伦塔诺的思想成果，最集中地表现在他关于“意向性”的那一段反复被引证的论述：“每一种心理现象，都是以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所说的某一对象的意向的（或心理的）内存在为特征的，是以我们或可称之为――虽然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没有歧义的――对于某内容的关联性、对于某对象（这里所谓对象，不应该被理解为意指一个真实存在的事物）的指向性为特征的，或者说是以内在的对象性为特征的。每一种心理现象都将某种事物作为对象包含于自身之中，虽然不同种类的心理现象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将这些事物各自作为对象包含在自身之中。”（ Brentano，1995，p.88）虽然从其字面含义及其在布伦塔诺著作的结构背景中的地位看，这一段论述的目的，是要通过揭示心理现象区别于物理现象的根本特征以阐明心理学是什么，但其中所隐含的世界观结构的整体转换以及转换之后的新世界观，几乎可以说是呼之欲出。当胡塞尔以比布伦塔诺本人更加敏感的思绪洞察到这个潜在的世界观之后，他便执意以世人若不进入他的思想视域并感受他的思想脉动就难以想象的毅力，以他的现象学体系的形式把这个世界观勾画出来。

系统地深入到细节中讨论并解释布伦塔诺的这一段论述的潜在的或可能的意义，当然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值得庆幸的是，从各个方面看，我们都可以把胡塞尔毕生殚精竭虑地思考的现象学理解为是对布伦塔诺思想的延续和展开，并因而可以在二人思想的相互参照中洞察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虽然对胡塞尔的工作和著作的评述，更是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仅提供以下事实，以说明胡塞尔的思想与布伦塔诺思想的同质性和连续性。虽然布伦塔诺因为年龄和健康的原因不能细读胡塞尔的著作，并因为关于后者的道听途说的意见而对胡塞尔抱有甚至带有敌意性质的误解，但胡塞尔终身对布伦塔诺怀抱的几乎是虔诚的敬意是令人感动的，就是因为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他自己的思想与布伦塔诺思想之间的关系。所以，德布尔在研究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时深有感触地说，“在研究胡塞尔的这些年里，我日益确信布伦塔诺对胡塞尔的影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德布尔，1995，笫3页）施皮格伯格将“严格科学的理想”、“哲学上的彻底精神”、“彻底自律的精神气质”、“一切奇迹中的奇迹：主体性”描述为“胡塞尔哲学构想中的不变项”，（施皮格伯格，1995，第l23 - 136页）其中包含的人格因素和思想因素，都可以在布伦塔诺身上看到或明或暗的影子；他甚至不无理由地将胡塞尔对布伦塔诺的颂扬解释为胡塞尔自己的“预言式的自我评价”，并以之作为他对胡塞尔的“代评价”。（施皮格伯格，1995，第218 - 219页）

有了这个相互参照的背景关系，我们得以洞察布伦塔诺上述论断的意义及其在胡塞尔思想中的结果。结合本文主题，并就其表达的总的方向来说，这一段论述突显了这样一个主题，即：“对象”或“事物”，原来是心理现象或意识的存在属性；正是意向性的活动原理构成或生成了“对象”或“事物”。因此，对于“对象”或“事物”的完全的理解，必将取决于心理学对构成全部心理现象之总域的意识的极其复杂多变的样态、内容、活动及活动的成就或结果等的系统而细密的分析，正是这种系统而细密的分析工作，构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实质内容。以这个思想路线来设想自然科学所研究的那些“对象”或“事物”，必将对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观产生彻底颠覆性的变革意义：自然科学的世界及其具体的事物，原来是在一个“确定的、特殊的意识方式”及其活动的基础上被“设定”的。（胡塞尔，1995，第96页）正是以这个洞察为基础，胡塞尔得以区分“自然的思维态度”和“哲学的思维态度”、亦即现象学的思维态度，以及分别作为这两种思维态度的理论的实现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科学”、亦即现象学科学，并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胡塞尔，1986，第19页）虽然胡塞尔终其一生“也很难一劳永逸地确定他对于心理学的态度”（施皮格伯格，1995，第200页），这既决定于他的思想的认识论旨趣的主导性，也反映了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的复杂性及其阐释工作的难度，但无论如何，在他的思想视域内隐含着的关于心理学在现象学作为严格科学的意义上的观念及其逻辑的必然性，则几乎是处处都可以感受得到的。简而言之，在胡塞尔的现象学视域内，“科学”意指意识在本质上可能的全部各种活动形式及其具体的内在环节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必然性的整体，而对这些活动及其关系的本质的描述和揭示，就是心理学，或现象学。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和“科学”必然是内在地相统一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心理学作为科学的观念才可以合乎逻辑地加以设想并追求实现它自身。

詹姆斯作为心理学家个人的思想发展，相对独立地为上文揭示的关于心理学作为现象学科学的观念及其必然道路提供了一个颇富戏剧性的历史的证明。（高申春，2011）我们知道，与冯特类似，詹姆斯亦是经由生理学的道路进入心理学的，并同样是在生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意义上以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假设”为他的全部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但与冯特不同，而与布伦塔诺及胡塞尔类似，詹姆斯也是一个追求系统哲学的思想家。所以，他的《心理学原理》充满了形而上学的思考和探索，并构成他的心理学研究的隐而不显的思想背景。随着他关于彻底经验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思考渐趋成熟，他关于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信念亦相应地日渐动摇，乃至于当他“完成”他的心理学研究之后，他最后得出结论说，“当我们说‘心理学作为自然科学’时，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这话意味着一种终于站立在稳固基础之上的心理学。恰恰相反，它意味着这样一种特别脆弱的心理学，在它的每一个连接点上，都渗透着形而上学批判的水分；它的全部基本假定和资料，都必须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中重新加以审视，并被转换成另一套术语。”（ James，1892，pp.467 -468）只要我们洞察到，彻底经验主义作为詹姆斯的形而上学就其一切本质特征而言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同质的，那么，我们就足可以预言，他所暗示的“转换”之后的心理学，只能是胡塞尔意义上的关于心理学作为现象学科学的观念必然要实现出来的理论形态。参考文献：

德布尔，1995：《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李河译，北京：三联书店。

冯特：《对于感官知觉的理论的贡献》。载张述祖（总审校），1983：《西方心理学家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高中春，2011：《詹姆斯心理学的现象学转向及其理论意蕴》，《心理科学》第4期。

高申春、刘成刚，2013：《科学心理学的观念及其范畴含义解析》，《心理科学》第3期。

胡塞尔，1986：《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胡塞尔，1995：《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怀特编著，1981：《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杜任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黎黑，1990：《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趋势》，刘恩久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施皮格伯格，1995：《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施太格缪勒，2000：《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史学观念论文篇（6）

雷海宗出生那一年，梁启超提出“新史学”；

删2年，雷海宗冥诞一百年，也正是中国历史学界以明确的理念追求史学的近代化道路一个世纪。

近代历史学的各种思想和主张，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但就其特征总体而言，可以大而化之地归为两个面相：

1．基于史料进行历史重建，或者说恢复历史的面貌。这种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寻求证据、寻求确定性，因此搜集、整理、解说、连缀史料构成主要任务。它体现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质，也可以说是非人化特征。

2．以某种观念为依托，对历史进行阐释。这项工作在既有的材料范围下进行，不关心材料本身的问题，而关心历史研究对人类和社会各方面所(已经、正在或即将)遭遇问题的解答。这体现历史哲学的特质和历史的人文主义性质。

对于以雷海宗为代表的战国策学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就应该放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去思考。

一、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关怀和哲学人文关怀

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需要规则化、系统化与可操作化，因此要运用科学的方法。但人文关怀是历史存在的根本。这两方面是健全的历史学必须同时具备的。中国历史学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始，侧重于人文关怀。从欧洲史学的传统来看，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关怀和哲学人文关怀都是近代历史学发展中的基本时代特征。寻求证据和史实的确定性并非十九世纪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首创，事实上应追溯到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史学开始学科化的时代。历史的哲学关怀和解释功能自然受近代哲学之兴起嬗变的影响。而且这两个面相并非井水河水互不干犯，而恰恰是有所交错，互相启发与纠正。比如欧洲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开始重视证据批判，其背后有对绝对理性真理的信奉与追求为支撑，理性真理在启蒙时代被认为是解释一切现象和问题的法门。反过来，史料方面的突破可以影响某种历史解释理论的产生或存亡。一句话，历史学家可能因为缺乏证据而陷于片面，也可能因为个人的价值取向或兴趣而约束证据。如果将十七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时间整体来考虑，就会看到西方史学的总体进程中，科学关怀与哲学人文关怀并行不悖且处于守衡状态，尽管在某一短时段里，对两方面的侧重性互有消长。了解欧洲近代史学这一传统，再反观中国近代史学界，不难发现它恰恰难以在科学关怀与哲学人文关怀中保持平衡。

傅斯年主政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代表的史料学派是中国史学科学性特征的集中体现，虽然史语所中有个别人有意识注意历史研究的理论性与观念性，但总体而言对此是相当忽视的。史料学派对中国新史学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辉煌贡献，此处不论。需要指出的是，史料学派的功与过都在于对史学研究科学性的强调。一个学派以科学化道路为圭臬本是很正常的事，关键在于史料学派借“集团研究”的强力在当时的史学界具有压倒性优势，加之傅斯年提倡的史料研究方法与中国旧有的史料研究方法多衔接相通之处，从学术渊源和学术心理上讲都更容易有号召力。然而以史语所的人力、物力、号召力优势，却没有鼓励和正面提倡完整的历史学观念，致使原本就有理论缺位、哲学缺位之失的中国学术界更加一边倒，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而史语所的基本态度又深受傅斯年个人认识的影响，他曾说：“果然我们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这些都仅可以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的工作”(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发刊之旨趣》)。在这个背景下看，无论唯物史观，还是文化形态史现。或者其它什么理论形态的史学，它们的出现与发展都具有重大学术史意义，这，不仅仅是对史料学派重局部微观而忽视整体宏观、碎化历史的纠偏，还是驱使中国史学界向健康、完善的生态发展的动力。注意一个小小的细节，以文化形态史观为基本指导的战国策派，其五位核心人物中(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估、贺麟)，有三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雷、陈、贺)，这与傅斯年西游求学时广泛涉猎实验科学恰成对照。本来他们对学术发展具有互补性，可惜历史没有赋予战国策派足够的时间与机遇，也可以说历史对于让近代中国学术界充分接受思想启蒙的时间太过吝惜。

二、雷海宗形态史观要素的学术史意义

对于战国策派学者视野的思想史意义，本文不加讨论，而只想从雷海宗的治史观念中挑选一些内容说明其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发展的重要价值。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引进西方学术的概念、范式、理论、、规则来组织和定位中国文化的内容，揭示中国文化的问题。而混乱也就常常发生在西方概念的理解与搬用上，，这乙个问题解决不好，则结合西方学术成就和本土文化经验进行有价值的创新就无从谈起。霄海宗便敏锐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堪为后人的表率。

雷海宗认为，历史是多元的，是在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地域各个独立产生与自由发展的，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认清各个文化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实际上就是断代；丽认清文化的时间范围必须以划分文化的空间范围为前提，认清文化的空间范围就是划分各个文化的区域。断代必须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而不能把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因为文化是个别的、多元性的。

他指出中国史学界无论研究西洋史还是中国史，各种名义都不严正。基于他上述观念，基本的"iE名”就是正时间之名和空间之名，即确定历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地域范围，正是在这两点上，中国学界多不求甚解，照搬西方概念。首先看断代问题，欧洲上古、中古、近代的中统分期法原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上古指古希腊罗马，即所谓经典时代，经典时代与文艺复兴时代之间被认为是野蛮人人侵的黑暗时代，称为中古。显然这种划分虽然也体现了欧洲文明的重大变局，但感情因素强于理性因素，思想性质高过学术眼光。随着十九世纪考古发现揭示出希腊之前还有与欧洲文明密切相关的漫长历史(近东地区的历史》，这种分期法在欧洲学术界已经显出不足，尤其令治通史者进退窘迫，但不管怎么说，就狭义的欧洲文明而论还能讲得通。然而“西洋人这种不加深思的行动，到中国也就成了金科玉律，我们也就无条件地认‘西洋上古’为一个神怪／j、说中无所不包的乾坤如意袋。西洋人自己既然如此看法，我们也随着附和，还有可说；但摹仿西洋，把中国史也分为三段，就未免自扰了”(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页135)。“十九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国人见西洋史分为三段，于是就把中国史也尔样划分。……参考西洋的先例，以先秦时代为上古，秦汉至五代为中古，宋以下为近代。再完备的就以宋为近古，元、明、清为近代，近百年为现代。此外大同小异的分期法，更不知有多少。……西洋史的三段分法，若把希腊以前除外，还勉强可通；至于中国史的三段分法或五六段分法，却极难说得圆满”(同上)。这两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欧洲的“上古、中古、近古”概念有自身的文化和历史含义及限制，中国人不去深入了解这概念的来源，不去思考支持历史断代的观念与标准，而只求在时段上与欧洲的三段论法相匹配，可以说是强以中国文化就西方框架，对于中国：学术独立与创新而言，有害无益。，因此，当雷海宗提出中国文化的”两周”、“三周”，其意义就不只在于确立研究范围，而体现出深一层次的引进西学，体现出把握西方观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要质后对中国历史进行宏观思考的努力。 ，再来看关于“西洋史”的概念辨析。“世界史”、“外国史”和“西洋史”是中国人常用(t的名词，但对这些概念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中国人大多不甚了了。而就在这几个概念的混淆与不求甚解中，包含着中国学术界概念意识的缺乏，可以说引进了名讨，但没有引进概念。欧洲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概念原是启蒙时代为标示与中世纪以来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概念之不同而提出的，后来可以混同使用。“普遍史”是以基督教神学为指导的历史观念，它的普遍性只存在于《圣经》历史所能被覆的范围，事实上无论从文化观念还是地理范围上讲都是很狭小的。“世界史”则是欧洲人发现并承认基督教文明以外的众多文明之后提出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欧洲、中国、近东；中东、美洲、非洲各区域的历史都以相对独立的形态统合在“世界史”之下，尽管欧洲人书写的“世界史”长期以欧洲历史为中心。然而“世界史”到了中国，却奇怪地等同于“外国史”，仿佛中国人主动自外于世界。这是概念传播中的变形失真问题，究其实还是学术引进过程中粗疏生硬弊病所致。雷海宗则凭借自己的西方史学造诣指出这种看似小节实则大过的问题。“世界史”等同于“外国史”，这在中国范围内约定俗成，也就不论了，因为对中国人不至于造成所指混乱。然而“西洋史”到底何指，这关系到“西洋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欧美人用“西洋”一词(The West或the Occi-dent)，意义已经非常含混，雷海宗将其分为泛义、广义与狭义三种意义。狭义的西洋专指中古以下的欧西，即波兰以西的地方，近四百年来又包括新大陆，也就是说指以日耳曼民族为主所创造的文化，东欧不包括在此范围。广义的西洋是在欧西之外加上古希腊罗马，在谈论思想学术文艺发展的作品中多使用这层意义。泛义的西洋则是在广义的西洋之外再加上中东伊斯兰教地区和近东地区的古代文化(古埃及、巴比伦)，这样的泛指比较少用(同上，页137-139)。中国人有关“西”的概念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日常说“西洋”大半是指狭义的西洋(欧西+北美)，倒也不会有误会。但对历史研究而言，若只是空泛地使用“西洋”一词，则与学术研究的严谨要求相去甚远，可以说是研究西方历史的门径都未把握。厘清“西洋”一词的不同含义，实则是了解欧西文化与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阿拉伯文化间的关系。这六种文化各有独立形态，有亲疏不等的联系却不能混为一体。

要而言之，雷海宗强调“正名”的四种价值，直指中国近现代史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雷海宗的论述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转贴于 三、文化形态史观与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要求

史学观念论文篇（7）

毋容置疑，此前有关明代知名学者胡应麟的文献学思想、诗学思想、史学思想业已多为学者论及，即使胡应麟的小说理论思想也有学者谈及，但这并不能遮蔽我们对胡应麟小说理论纵深研究的空间。如何理解胡应麟在重构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的地位，以及回归历史语境客观审视古代小说的理论思想，这在现代小说观念充斥中国小说理论视域之下，显然是个美好的期许。不过，陈卫星博士《胡应麟与中国小说理论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的出版，则恰逢时机地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立足文献资料，抱持尊重历史的态度，从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与明代学术背景两个维度展开研究，将胡应麟小说理论史的构建放在明代小说思潮的大背景之下研究，可谓圆满地做到“了解之同情”的研究初衷。

谈及该书的创获，笔者并不想分门别类地介绍该书的章节内容，而是将该书于学术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作以深入浅出地解构，以期使读者能够真正了解该书的创获所在。

首先，该书以近代以来中西小说观念的冲突为研究视角，以胡应麟小说理论史的构建为研究个案，不仅是学界对胡应麟学术思想研究的全新尝试，更是中国小说理论史研究的全新路径。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和社会改革的思潮影响，“以西例律我国小说”遂成为我们衡量和要求中国小说的普遍批评观念与方法。当然，无可否认“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国闻报》1897年发表的著名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国小说首当其冲也成为梁启超、康有为等很多人改良社会的核心问题。在这种社会变革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言小说缺乏系统理论观念便成了众矢之的，批判之声随着时代推移并不曾削减。当然，近代文言文变白话文造成文体与语体分离，白话语体与传统小说观念的脱节，也可能造成西方现代小说观念乘虚直入。也有人将西方现代小说观的盛行推咎为传统文言小说缺乏理论依托。陈钧《小说通义》曾说：“（文言小说）由来虽久，著作虽多，而历数千年，至今从未有能阐明其微旨，与确当不易之界说者。以视西人之列小说于文学四种之一，诚不可同日而语矣。今欲明定其界说，固不得不借助于西人之论也。”无论社会变革思潮影响也好，传统文言小说缺失理论依托也罢，摆在我们面前急需面对和解决的唯其如何处理中西方小说观念的冲突，抑或如何正视中国传统文言小说的理论构建。值得欣慰的是，陈卫星博士的著述恰恰着眼的也是中国小说理论史，选择研究的胡应麟小说理论史个案也颇具时代特征。通过对胡应麟小说研究、小说创作、小说观念、小说分类思想、小说史的研究，该书大致透析出胡应麟的“子部小说”是对传统的继承，而“更定九流”既是为小说正名，又影响到近代通俗小说重心地位的确立；胡应麟在整合总结前代小说基础之上，对小说的分门别类无疑是种理论建构，而他所谓“一代有一代之小说”的小说史观，又何尝不是客观真实的小说观念之依托。显而易见，陈卫星博士的这本专著，不仅着眼于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的理论冲突当颇具创新，选择明代胡应麟小说史观为个案研究对象也颇具代表性。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时段与研究对象，所论中国小说理论史的构建才更具说服力。

其次，该书求真及尊重历史以期对胡应麟小说史观“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思路，较为客观地分析了胡应麟小说思想的内涵及价值。一如作者所论，“胡应麟的小说研究，虽然根植于文献典籍，以博学精思为基础，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这样扎实的研究在束书不观、放言高论、游谈无根的明代中后期是很难受到重视的。清代学风扎实，朴学渐兴，但是思想观念却趋于保守，乾嘉朴学大师众多，却无人问津小说，故胡应麟的小说研究成果在清代亦无提及”。到了近代，“小说界革命”兴起之后，白话通俗小说异常繁荣，西方现代小说观的引进也适时适地，但这并不能说传统文言小说就是糟粕，亦不能因为传统文人无视通俗小说就是守旧，更不能说传统文言小说视域里没有小说理论。胡应麟所处的时代正值传统文言小说与通俗白话小说交汇盛行之时，他是如何看待眼前的小说及如何审视先前的小说，这必然折射出他的小说观念。经过他对前人小说的辨伪、考证，以及基于文献考察的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基本上构建起来他所谓的小说理论体系，虽然还不够完整，但至少符合那一时代的特征。作者在著述中，不仅注意到了明中后期到近代以来小说语体新变造成西方现代小说观对传统文言小说的误解，同时条分缕析地对胡应麟小说研究及其小说观念进行了探讨，从而揭示他在中国小说理论构建中的历史地位。这样的研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至少在当前现代小说观念影响之下，要想重新审视定位中国小说理论史并非易事。然而，作者却恰到好处地抓住时下文学史研究注重作品无视背景的“软肋”，更剥离开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小说观念根深蒂固的意识影响，立足文献资料，通过对胡应麟小说史观产生的背景的解构，纵深洞悉胡应麟小说思想的内涵及价值。要回归历史语境来看待胡应麟的小说研究及其小说史观，必然要求作者在文献资料上深入爬梳，更要作者心存一份对历史的敬畏之情，而不是拿今天的眼光去批判、去亵渎；要超脱现代小说观念的束缚，必然要求作者寻求更多时代迁移下文体及语体变迁的客观证据。从《胡应麟与中国小说理论史》这本专著的研究路径来看，作者也正是以尊重历史为先决条件，以重构胡应麟小说研究的历史语境与解构胡应麟小说观念的时代性为双重研究线索。例如，在尊重历史的研究视角下，作者对胡应麟“子部小说观”的产生渊源及发展情况进行了细致的历史阐释，指出胡应麟的小说观划清了小说与史书的界限，确立了小说的位置，并且廓清了小说的范围，突破了小说的虚构；既而通过对胡应麟小说虚实观理论渊源的探讨，指出胡应麟记事“有所本”、言要有“旨”的虚构原则，基本为小说理论的独立提供了基础。

史学观念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B03；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1-0023-07

在诸多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历史作为一种亟待理解的对象却常常以一种诡异的身份存在着。历史学家试图通过对历史现象界的描述来回答这些问题；而哲学家则竭力要求在历史学家的历史事件描述之外寻求出路，以求能够超越对过去事件逐一描述的方式，拨开历史的现象而窥视其后的玄机。因而，历史在落入哲学的研究视野之后便形成了历史上形态各异的历史哲学形态。在西方思想的激流暗涌中，历史哲学始终无法确立其所追求的历史（学）的合法性基础，但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逻辑实实在在地揭示了传统历史研究方式下的种种问题。在历史不断变换的研究视界下，不同类型的历史理解与解释方式被重新考查与评估，展示出一幅幅历史思维不断跃迁的图景。

一、历史神学与古典历史观念的决裂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在历史学方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不过，在中世纪以前，历史并不是人们关注的重心，甚至不曾有过对历史的系统性思考。虽然历史被作为一种系统的对象来研究是历史哲学诞生之后的事件，但在历史哲学诞生之前，基督教神学文化在其体系化的过程中已先行地为历史的可理解性创设了诸多形式因素。作为古希腊文化之后的一种文化类型的转变，基督教神学文化主导了西方社会一段非常漫长的时期。这一神学文化借助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方式支撑着神圣的宗教内容，倘能驱除这一历史神学中的宗教性的因素，那么，基督教神学的内容几乎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的表达。

对于普通人而言，将历史研究与基督教神学相提并论可能会觉得突兀而意外，因为在一般观念中，基督教神学所研究的是信仰的对象，而历史学所研究的是“过去的现实”。然而，在历史哲学的研究方式下，这两种似无瓜葛的认识方式被汇为一流。依据克罗齐、卡西尔、格鲁内尔等人的意见，历史哲学是启蒙时代之后才形成的，也是启蒙运动的惯性在思考历史中的一种理性的倾向与冲动。“启蒙运动以两百年前首次出现的观念为基础，系统地阐述和制定一种世界观，历史哲学的提出可以被视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英]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隗仁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6页。历史哲学的研究方式被认为是从维柯与赫尔德那里开始的；虽然置于启蒙理性的大旗下，但维柯与赫尔德并未在此走出很远；更进一步地说，至少从18世纪开始，一直到黑格尔时代，历史的世俗化理解方式并未走出历史的神圣化解释模式的范围，诸多理解历史的形式因素，仍然寓于历史神学当初的创见范围之内。虽然维柯与赫尔德的历史哲学被赋予一种历史研究的现代身份，但这些现代研究运用的历史解释模式，诸如历史发展目的所向、历史前进的动力所系、历史进步的原因所在、历史意义的根据所属都非现代独创，这些形式因素早在基督教历史神学的解释方式中就已经出现。

在现代文化观念中，以理性神学为特征的基督教思想体系的确一直在努力确立其理性根基，使历史的理解在更具合理性的过程中，也使人类的救赎历程在信仰的体系内获得了巨大的历史空间；然而，它同时又因信仰的本性而显而易见地借助于种种神圣的叙事法则，这种神圣特质与现代文化氛围极不和谐，因为现代历史思维应该是完全诉诸现代的方式，世俗的方式与神圣的方式也不应混为一谈，所以，历史神学自然不能被现代历史研究所接受。不过，这种普遍的理解却成为卡尔・洛维特质疑的内容：“如果我们留意史学文本中的历史解释模式，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神学所首创的理解历史的方式几乎没有例外地成为后世历史哲学的历史解释原则，只是后世的历史哲学在致力于世俗化的道路上更加努力罢了。”[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16页。

假如在“后历史时代”的氛围内来理解洛维特的意见，那么这些意见无疑可以被认为是构成拒斥传统形而上学运动的一部分，但单就其所指出的历史哲学在解释模式上的特征而言，诸如“历史的整体论”“面向未来的特质”“进步论观念”等等，几乎无法否定现代历史解释方式与历史神学之间的相似性与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现代观念中理解历史的特有模式似乎并不很“现代”。在卡尔・洛维特之先，持有类似观点的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也曾如是分析：“欧洲人的历史观念出现过三次巨大的转折，其中一次巨大的转折就是基督教思想的影响重新塑造了历史的观念。”[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同古代希腊人的思想理论相比，基督教神学体系创造了理解与表达历史的诸多形式要素，这远远超出了古典思想中单一而混乱的、至少是很不清晰的历史观念，进而这种历史神学重塑了一种有别于希腊人与罗马人的理解与解释历史的模式。作为最突出的特征，历史神学在对时间观念的理解上显露出与古典观念彻底决裂的痕迹。从古典时代的物理时间向历史时间迈出了一大步。在古典世界中，希腊人虽然认为时间对于理解现存的世界相当重要，但是当人们谈起时间时，总会遇到与后世的奥古斯丁在当初思考时间时一样的困惑：“假如没有人问我，我知道”，“假如我想向询问者解释时间，我不知道”。[美]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398页。 对于古代希腊人来说，时间的观念似乎并没有和经验的对象相分离。一些人主张，时间是无所不包的天球的运动，而另一些人主张，时间就是天球本身。即使对于希腊思想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而言，“时间”的观念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范围。在一番颇为费力的解释之后，亚里士多德最终的界定是：“时间不是运动，而是使运动成为可以计数的东西。”[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5页。

在经验世界里，时间观念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而基督教神学却从中获得历史的启示，从而使这种外在的时间观念发生了改变。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推导出一种内在的时间观：“时间不过是伸展，但是什么东西的伸展呢？我不知道，但如不是思想的伸展，则更奇怪了。”[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卷11，周耙耄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47页。对于奥古斯丁而言，希腊人将时间截然地区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方式是有问题的，因为内在的时间观念是无法分割的，不仅如此，一种与现在没有关联的过去、与现在没有关联的未来，都是毫无意义的。只要时间被视为外在性的，它就会与人相隔膜。它不仅仅在开端与结束问题上矛盾重重，也在经验世界中难以为继。或者说，倘若借助外在的时间观念，我们的经验世界就会支离破碎而失去可信任的理由，人类的历史要么随时间之流而消逝殆尽，要么便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机械运动过程。比如，在古希腊史学家赫西俄德的叙事方式下，人类的历史变化过程不外是一种“黄金”“白银”“青铜”“英雄”“黑铁”的倒序运动，其后又由于神的干预又重新开始，外在的经验虽有运动变化，但毫无发展可言；又如，在柏拉图《蒂迈欧》篇内，人类的历史是两个阶段的对立运动，第一个阶段因保有造物主的努力，人类社会才不至于腐化为泥，但在下一个阶段内，社会趋于腐化，以至结束在一种混乱状态中。古代希腊人对变动不居的现象界观察中，尚缺乏时间观念的内省，也无明确的历史发展观，这种信念的结果使得“一种永久性循环的观念剥夺了事件的个性特点”。A. Stern，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s， S-Gravenhage： Mouton，1962， p.43.

与这种外在的、断裂的、无序的或循环的时间观念相对应，历史神学以神圣的方式在世俗世界推行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在目的性的、有限的、不可重复的时间里完成仅有的一次创造、一次堕落、一次审判、一次拯救，使基督教神学下的历史观念具有与古典世界完全不同的特点。在古典的观念中，世界的变化如潮涨潮落、花谢花开，无休无止、匮乏根据，这对于基督教神学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在一种外在的、断裂的、无序的或循环的世界秩序下，人的命运亦如自然之物那样循环往复、不可捉摸，或者在偶然性中去期待幸运与不幸；人们无法期待任何具有新颖性、解放性与终极性的东西，因而无法奢谈一种发展或未来，也更无任何历史可言。而恰是一种蕴含浓重历史思维的宗教神学兼具满足这些需求，而为世俗世界中的人们提供了拯救的许诺和寄希望于未来的福音。

二、历史神学的解释模式与历史思维的拓展

基督教神学从重塑了古典世界中关于时间的观念开始，进而在神圣权利的庇护下更新了古典的历史观念。按照神圣意志的要求，历史缘于创造，一切被创造的有限物，都被置于一个无限创造的过程内，这种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存在于被造物与造物者的神圣关联中。有限的被造物是世俗世界的对象，他们无一不因这个永恒的、不变的、自因的、唯一的造物者而获得了全新的内涵，全部历史内容，包括历史的诞生、历史的道路、历史的未来等等，全都在神圣意志的关照之下，这使得原本枯燥乏味的人类活动过程瞬间变得意义非凡；较之于古典观念，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他们无一不是以一种外在的基质来诠释世界、解释人类的活动过程。无论对于“分有说”，还是对于“四因论”而言，都无法完全满足理解历史的需求，也当然无法完全满足理解个体行为的合理性，尤其是“原子论”的观念下，在充满必然性运动的世界里，自由选择的历史何以可能，其思维的非历史性就更显而易见了。这也难怪很多人认为，希腊人虽有伟大的哲学与历史学，却缺少历史性的思维与发展性的观念。相比之下，在古希腊罗马的废墟上创生的历史神学启用了不同于从前的原则，这一历史神学遵从了“各个民族和国家……凡上帝所创造的，都可以由于朝着新的目标对他们的性质重新定向而加以调整。于是通过神恩的作用，上帝便能使已经被造出来的人或民族在性格上得以发展”。[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3页。历史神学表现出与古代希腊思想不一样的思想特质，首创性地提出了与古典思想有异的解释历史的模式，至少从形式上而言，这种历史神学在其时代上开启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

首先，基督教神学应用了目的论的历史解释方式，历史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运动，而是朝向一个目的的运动。这种解释方式显然不同于古代希腊以来的思想传统。在灿若繁星的古代希腊思想家中，几乎没有人对历史的目的性有明确的解答。比如，希罗多德只是从史学或史学家的目的出发，为史学叙事行为做说明：“为了对往事的记忆不至于随时光的流逝而从人们头脑中抹煞，以便希腊人及外邦人所做的伟大而光辉的业绩，特别是他们彼此战争的理由，不至于失去荣誉”，转引自[英]格鲁内尔：《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隗仁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而对于历史本身的目的性，他的《历史》并未系统阐述过；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中虽然也包含“目的因”的解释要素，但这一“目的因”力主阐明的对象是实体运动，虽然实体的概念已经涵盖了人类本身的活动内容，但最终并未厘清自然的目的和历史的目的有什么明确的界限。

在朝向一个目的的运动中，历史成为一个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过程。历史的目的与上帝的意志合二为一，并在世俗生活的场景下展现为一种诗意的秩序，正如《旧约・诗篇》中所描述的：“耶和华，我们万能的主啊，你的名在普天之下何其美！”彰显在世界万物流变之中的上帝意志的实现过程是注定的，世俗的权力与智慧无力打断这个终极的目的与进程，这一历程的必然性与实体本体论的“原子论”所关涉的必然性已经不再是同一个命题；也迥异于那些充满偶然与诡异的希腊史学家们对历史的描述：“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受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会垂示某种征兆的”。[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出版社，1985年，第42页。在类似这些史学的叙述中，历史的进程不止一次地嵌入诸种盲目的且显然完全脱离经验世界的神喻。

在历史神学体系下，历史首次被赋予创生性的变化，发展的观念被提升，并在世俗世界里显得十分必要。在为包含着“目的性”的、不为世俗世界所撼动的尘世活动过程中，历史似乎已正当地成为从尘世之城向上帝之城奔走的天路历程，在奔向目的的运动中，尘世之城的全部活动被提升到一种道德与义务的水平上，尽管仍是在神的名义之下，个体命运会因其不同的选择而承担不同的命运，历史首次屈从于个体的选择与其行为后果。按部就班的世俗生活从此有了期盼的理由，劳劳碌碌的活动在神圣的名下也就变得意义非凡。人们的全部活动过程有了神意的关照，便不再被理解为经验的偶然性累积，而是有理可循、有章可法的。尽管历史神学精心营造的是一种神圣权力下的历史观念，但较之于古典的历史观念，这显然是一种历史解释观念上的创新。

其次，基督教历史神学创造了一部包括已知地域内、囊括所有人的普遍历史和崭新世界观念，四海之内皆是上帝的子民，照拂于神圣之光中无一例外，反观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叙事观念，却到处充斥着浓重的“中心主义”观念，无论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或是李维，在他们的观念中，历史总是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的地域史，历史的荣光毫无吝啬地普照在这一中心；叙事主体将不同于中心文化的其他文化内容视为异域文化并冠以“蛮族的”标签。这显然是一种非历史的狭隘观念，以至于攸西比戊斯在历史叙事中常为这样的观念所困扰：“我们是希腊人还是蛮族？”[美]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57页。在对地域性的狭隘观念反思之后，攸西比戊斯相信自己的判断：如果一部历史的叙述努力区分“蛮族”与“文明”的对立，那么，它就只能是一种偏执的观念、一种中心主义的观念，基于其上的任何一部普遍的历史绝对是不合理的。

而根据历史神学原则，人类的历史本身就应该是一部世界史，而且必须是一部讲述从开始到结束（结束于永恒）的通史，它将一直回溯到人类的始源、囊括所有的地域为止，即使是像美洲新大陆突兀出现的那一刻，这种神学的这一原则也不应被破坏――唯有“人们一致赞同，印第安人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1页。一部普遍的历史才不至于断裂。因而，人类完整的世界通史自然而然会关照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甚至是不同文明程度中的芸芸众生，他们无一例外地具有平等参与历史的权利。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为此提供了一种样板：一种贯穿人类活动始末的、涵盖人类全部活动范围的世界历史新图景，彻底地放逐了狭窄的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的观念，以一种历史性思维把人类的活动过程理解为一个具有理想性与整体性统一的过程。源于这种特殊的谋划，“一种意义较为深刻的、普遍的东西的历史，一种格外普遍的东西的历史”[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3页。被从此开启。这种开启方式实实在在地拓展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以至于在现代历史哲学的解释方式中，虽然涤荡了历史神学中的神圣性，但依然未能轻易地抹除历史神学所初创的原则。

再次，历史神学使用递进式的分段方式嵌入人类历史活动的全景中，从而使全部的历史过程成为一种可理解的合目的性的模式。在《上帝之城》的设计中，从历史的诞生到“永恒福音”的时代，这是一个从平庸到崇高、从腐朽到永恒的迈进过程，历史被赋予发展的本质；在此发展的过程中，是“上帝之城”对“尘世之城”的超越，历史也必将具有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特质：全部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圣父时代”“圣子时代”与“圣灵时代”，人类最终将会进入“永恒福音时代”，世间充满爱且能够直接沉思上帝。在这种历史神学的结构安排下，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阶段都独具特质：历史是按照“进步”的模式被编排的，前一个阶段是没有带领的黑暗时期；而后一个阶段是富有无限福祉，值得无限向往的时期。并且这两个阶段具有非同一般的关系：“第一部分是前瞻的性质，包括对一件尚未显现出来的事件在进行盲目准备；第二部分是回顾的性质，取决于显现这时已告完成的这一事实”。②[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7、99页。因此，历史神学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模式以神圣的方式粘合在一起，因而使历史成为一种在神圣法则下可以接受的模式。一旦这种解释方式失去神学的庇护，这些理解历史的观念除了可以粘贴理想主义或乐观主义的标签之外，它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理性推演的结果。但实在让人意外的是，历史神学的这些表达方式却深刻地影响了后继的历史思维，甚至延伸到启蒙时代之后所诞生的历史哲学的表达模式中，比如，杜尔阁与孔德 “三阶段论”的历史分期，黑格尔的“精神”与“自然”关系的三个阶段的发展理论，等等，明显与这种历史神学在形式上有共通之处。

史学观念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4－0042－04

“哲学史”作为一个概念。对“哲学”和“历史”这个两个观念的理解无疑要成为我们认识“哲学史”的基石。如果说“哲学”和“历史”在过去数千年间都有着不同的含义与表现。那么要撰写一部好的哲学史。除了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哲学”研究什么，更需要反思一下，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念来充当哲学史写作的前提。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科，但现阶段我们常常看到，哲学史家在撰写哲学史这类作品时，通常认为自己是一名哲学家，而忽略了对“历史”的反思。

劳思光先生在论及哲学史时说道：“一部哲学史，虽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学……叙述事实是史学的工作，解释理论则必须有确定的理论基础与解析方法；而这种基础与方法就是写哲学史的必要条件；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则写出来的可能是‘史’，但不能算是‘哲学史’。”在劳思光的眼中，一部好的哲学史应该是事实加解释的综合，反过来可以推导出，好的哲学史在提供对各种哲学思想的解释之外，必定还是一种对事实的叙述。不过，这样一种说明也表现出，劳思光认为史学的职能在于叙述事实，它与解释是可以相对分离的。当前，持这种看法的哲学家不在少数，哲学家们在写作哲学史的时候，“哲学”是其灵魂，因而对它的关注远远要胜于对“历史”的关注。然而，若是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历史哲学家有关历史叙述、历史表现研究的新进展，劳思光对于“历史”的认识，无疑还停留在19世纪晚期以来实证主义的认识阶段，保持着一种实在论和符合论的历史真理观。

关于欧洲哲学史研究的产生，我国哲学家曾经有过这样一种解释，“在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在反对封建神学的斗争中，使哲学从神学附庸一跃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并由此开始了欧洲哲学史的研究。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到了黑格尔那里才实现了一部系统而完整的欧洲哲学史。”我并不在意这种解释遵循了哪种历史分期法而做出如此判断，至少，长期以来，类似的哲学史家忽略了一点：欧洲哲学史研究的产生，有赖于近代欧洲历史意识的形成，并以历史学的职业化作为其前提。

“历史”在哲学史写作中绝不会把自身局限于充当一种纯粹的事实记录方法，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念，就会有一部什么样的哲学史，这就如同有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观念，也就会有一部什么样的哲学史是一样的。 “哲学”和“历史”观念的蕴涵及其历史性，将对哲学史写作产生深刻影响。仅就“历史”观念的变化而论。如果有哲学家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话，那么“历史”观念的演变对于哲学学科发展的影响，就更值得哲学史家们尽心关注了。

将哲学史之“史”看成是事实记录法，这并不是欧洲哲学史研究中从来就有的隐含之义。

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1816年)对于“哲学史”的概念有过精辟分析，在其中，黑格尔的“历史”观念也跃然纸上。他认为，尽管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是对历史的要求，但“这样一种空泛的要求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必然与我们对于它的概念密切地联系着。根据这概念就可以决定那些对它是最重要最适合的目的的材料，并且根据事变对于这概念的关系就可以选择那必须记述的事实，以及把握这些事实的方式和处理这些事实的观点。”黑格尔将那种不偏不倚的“历史”观置之度外。他认为在撰写历史时，对于事实的选择与处理，必须是围绕着某个观念进行的。黑格尔认为，这个观念应与哲学的本质相关，而哲学本质上乃是“哲学研究的整个过程的结果”。黑格尔将哲学与哲学史几乎划上了等号，如果说哲学史昭示的是一部理性的发展史，那么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就是哲学史最终的成果。在这部哲学史中，只有与理性相关的东西才有资格进入历史，因而，理性就成为黑格尔的哲学史的核心主题。当黑格尔批评先前的那些哲学史家就像某种动物。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却领悟不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时，我们明白，他自己正是通过对理性的历史解释来表现这种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的。

黑格尔是用一种哲学性“历史”来取代当时职业历史学家以事实记录法为特征的经验性“历史”。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历史关注的核心应当是理性而非经验。在《历史哲学》(1822～1823年)中，他批判了以经验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真正的历史是哲学的历史。“历史哲学”作为思想的历史考察，它同时是一项哲学的事业，为此，它需要超越经验历史学那种越接近事实就越真实的原则。于是，黑格尔提出了它的世界历史之公理：“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它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其本性必须表现它自己为历史的最终的结果。

毫无疑问，若是依据经验性历史来撰写哲学史的话，哲学史必然成为“分歧意见之堆积”。黑格尔要撰写的历史，却是以他自身对历史的理解来组织的。撰写这样的哲学史，其运用的写作方法不是罗列、堆积事实，而是通过解释事实，以理性贯穿，令整个历史获得整体性、一致性与谐和性。这就吻合了黑格尔提出的认识法则：“谁用合理的眼光来看世界，那世界也就现出合理的样子。”换句话说，谁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历史也就现出哲学的样子。黑格尔的历史叙述中记载的一切经验和现象，最终为的都是昭示普遍存在着的活动的“理性”，这显然是哲学史的结果。

就历史编纂而论，纵览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我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黑格尔的哲学史之所以具有超越一般哲学史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他凭借自己对“哲学”和“历史”的理解，努力以哲学性历史观念来超越职业历史学家的经验性历史观念。思想的自由作为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历史作为(思想)自由的故事等等陈述表现出黑格尔哲学史研究的独特性，这些恰恰都奠基在黑格尔自己对于“哲学”和“历史”的理解之上。对于19世纪早期的“历史”观念而言，黑格尔走在了同时代职业历史学家的前面，他通过历史主义思想和自身对历史分期的领悟等等，甚至引导了19世纪“历史方法上的革命”，而《哲学史讲演录》正是这种革命的“合法成果”。

19世纪德国的历史研究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这是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现实和国家统一的要求促成的，我们暂不多作评论。然而，可以确切知道的是，近代欧洲历史写作对于欧洲各民 族国家格局的奠定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而德意志作家的历史写作同样极其有效地培育了德意志民族的认同。对于许多历史学家包括哲学史家来说，撰史都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开讲词中曾宣示：日耳曼民族必须承担拯救哲学这一神圣的使命。黑格尔的哲学史由此也熔入了凝聚日耳曼民族之魂的那块精神磁铁之中，而他的“世界精神”通过哲学史的建构自然而然被赋予了日耳曼人。以历史写作表达现实的要求，这在哲学史研究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

黑格尔之后，哲学家文德尔班继承了这个传统。作者在《哲学史教程》中像黑格尔那样先讨论哲学与哲学史的概念。文德尔班建构哲学史的核心主题自然也是他所理解的哲学观念，即“对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般问题的科学论述”。文德尔班撰写哲学史，是想将不同时代人们对于宇宙和人的看法看成一种发展，并将此“理解为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整体”。文德尔班写道：“哲学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用科学的概念具体表现了他们对宇宙的观点和对人生的判断。”

文德尔班的哲学史研究，其特征在于他将“哲学”观念历史化。他不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在各种各样的历史现象中深藏着某种历史一致性的理性作为其本质性内容，相反，他指出，“鉴于‘哲学’一词的涵义在时间的进程中变化多端，从历史的比较中要想获得哲学的普遍概念似乎是不现实的。”如果说存在某种能够以其一致性贯穿起哲学史的东西的话，它就是有关宇宙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但是，不仅不同时代对这些个问题的回答是多样的，这些问题本身也各不相同，唯一相同之处在于，它们的成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即认识宇宙与人。文德尔班认为，要解决哲学史面对的问题“不能靠先天的逻辑结构，而只能靠对事实作全面的、毫无偏见的调查研究。”这是否意味着，文德尔班对历史的理解也沉醉于多数职业历史学家追求的“毫无偏见的调查研究”?其实并非如此。历史中有变化，这是文德尔班的哲学史中不断重申的主题。他提醒人们关注事物存在的历史性。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历史”本身在他的思想中也得到过哲学的思考。文德尔班认为，历史需要细致的调查研究，但历史是一门批判的科学，“它的职责不只是记录和阐述，而且还是，当我们认识和理解历史发展过程时，我们要估计什么可算作历史发展中的进步和成果。没有这种批判观点，就没有历史。”当文德尔班认为历史需要一种批判标准来组织时，历史与文化价值之间就具有了确定的联系，因为历史学家如果缺少那种价值标准，他就无法做出判断，也不可能成为一位成熟的历史学家。

文德尔班在哲学史中引入价值标准作为贯穿历史事实的链条，表现出哲学史家主动承担起道德责任以满足现实要求或引导未来的勇气，同时，这样做也满足了认识论上的需要。在传统认识中，哲学指向普遍性，而历史指向个别性或特殊性。他相信，哲学史正是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效方式。在哲学史的过程中，文化价值意识“以特殊经验提供的条件为诱因，以特殊的知识问题为工具，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确实的意识，一步一步地前进；而这些文化价值的普遍有效性就是哲学的对象。”人性之崇高在于它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有价值的内容，拥有理性的人不是自然给予的，而是历史决定的。

文德尔班的哲学史与黑格尔的哲学史立意不同，编纂方式与历史解释也各有千秋。但它们成为哲学史研究的典范，其成就都离不开这两位哲学史家对哲学和历史各自具有的独到见解。

哲学史家自身有什么样的“哲学”和“历史”观念，就会有一部什么样的哲学史。这种情形在德国哲学史研究传统中再次得到印证，而盎格鲁一撒克逊哲学史传统中也可以提供示例，我们以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来说明这一认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同样有着区别于其他哲学史的特征，而这种特征首先就源自他对哲学的理解。罗素把哲学看成是“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哲学与人们生活的环境彼此影响，交互作用。哲学“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不致为犹疑所困扰”，只要能够符合这样的要求，历史的内容就应当被纳入到哲学史中。罗素认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罗素要将哲学作为部分置于生活的整体之中，因而要想理解哲学，就必须对它产生的情境有所了解。根据这样的思路，一部哲学史就应当是一部情境阐释和思想陈述的历史，这样做就把哲学放回到了它的温床，即历史中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经验之中来理解了。

对“哲学”的理解为罗素的哲学史写作提供了上述历史编纂原则，另一类原则来自他对“历史”的认识。19世纪、20世纪之交，英国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潮流与研究领域细分对于要撰写一部哲学史的罗素来说，构成了巨大的压力。罗素为自己的哲学史写作进行的辩解是：“如果在历史的运动中有任何统一性，如果在前后所发生的事件之间有任何密切联系；那末，为了把它表述出来，对前后不同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就应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加以综合。”罗素相信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表述的历史才可能揭示那些“如果”假设中的内容。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内容恰恰不是“客观历史”的本质内容，而是历史学家建构的结果。此时的罗素并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在经验主义传统之下，罗素对“历史”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这个观念在同时代历史学家们那里的主流看法。

史学观念论文篇（10）

“思想史”是西方学术“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的翻译，日本人首先将它们翻译为思想史，后被汉语世界所采用。所以，要探讨思想史，应对西方学术界的“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研究进行了解。从表面上看，“intellectual history”与“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相关，主要指人的精神、心智和知识；而“history of ideas”更多与“思想”（thought）相关，似乎是指经过艰深地思考而形成的理论化的观念。实际上，西方以“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所称谓的思想史，它们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即它们都是研究思想与社会（或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且多强调思想观念比物质力量对社会历史更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

西方观念史的出现，是对19世纪历史学研究在内容上只限于政治史、在方法上只限于唯物主义或实证主义决定论的反动。思想史家鲍曼指出，西方思想史，又称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其概念最早起源于法国启蒙运动，但观念史的研究则在19世纪末才出现。其中，英国的代表人物是阿克顿。1895年，阿克顿在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的首次演讲中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自由与权力——阿克顿勋爵论说文集》，载阿克顿：《就职演说：论历史研究》，侯健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页）他主编的剑桥近代史就突出了观念史的主题。德国的代表人物则是哲学家狄尔泰，他被称为近代历史观念史之父。1882年成为柏林大学黑格尔讲座教授后，狄尔泰努力把观念史研究确立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并建立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认为观念史研究不只是重视人的理性的思想，它还应包括非理性的一面，如意志、想象等。必须指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德国兴起的文化社会学，从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到齐美尔、韦伯、宋巴特，甚至还有法国涂尔干的文化社会学，都反对实证主义或唯物主义把文化化约为“经济因素”的决定论，他们把文化看作内在于历史过程中的特殊的价值观念，强调观念通过人的行动而对社会的塑造作用，这对西方的观念史研究直接或间接地起了推动作用。20世纪前期，观念史研究逐渐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普遍兴趣，一批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观念史的研究。其中，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阿瑟?洛维乔伊致力于观念史的研究，并把它发展为一个学科，成为美国思想史的奠基人。1936年，洛维乔伊出版了《人类观念的伟大环节》（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of an idea）一书，注重于对西方思想传统那些基本存在的、对西方思想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的研究，他还在方法论上对思想史研究进行了较系统地考察，对美国（甚至欧洲）的思想史研究有相当的影响。

20世纪前期的西方思想史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直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思想史的研究，不管是洛维乔伊新开辟的“观念史”研究，还是其余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对经典文本、特别是一些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的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精英思想家或经典文本的研究，虽然有许多周知的优势或便利，但是它限制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妨碍了人们对历史上存在过的观念或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的理解。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研究者不满于传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开始探索思想史研究的新途径，并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形成挑战，其中以剑桥学派和新社会文化史最为重要。

    剑桥学派的重点是政治思想史研究，其代表人物是波科克、斯金纳等。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采用了历史语境主义的方法。他们认为，经典文本的思想是特定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必须从产生这些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中来研究经典思想；同时还应在更大的范围内来谈论特定时代和社会的“政治语言”。用斯金纳的话说，“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同时探讨这个社会与时代出现、使用的政治词汇。因为斯金纳认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 （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页）从斯金纳的名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的重点和结论看，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通过对历史语境的关注，一方面力图考察思想观念在具体历史过程中的差异、断裂和创造；另一方面关注“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也就是关注一些所谓“二流”或“三流”思想家的思想，这样既可以给“经典作家”很好的历史定位，又可能会发现一个时代真正有影响的思想家到底是不是“经典作家”。要之，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试图写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其“宗旨在于构想一个可以包括那时比较杰出的理论家的总的框架”（同上，第4页）。也就是说，他们要写出一部包括一般思想家和经典作家的思想史。

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新社会文化史，标志着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新社会文化史的第一阶段，就是以心态史研究为主题的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法国心态史研究不满于布罗代尔注重经济的“结构史”研究，他们可能从涂尔干的文化社会学中获得灵感而转向文化和心态史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菲力普?阿里埃斯、罗贝尔?芒德鲁、勒高夫等人，他们重视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或群体的某种民间心态和意识的形成变化，如对儿童、死亡、时间观念的考察，形成“集体意识”、“社会表象”、“心态结构”等概念。法国心态史研究重视民众观念和意识，虽然极大地拓宽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但是他们与涂尔干相似，把心态看成为是由经济和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一个层次，没有脱出传统思想史研究实证主义决定论的束缚。后来，在福科（他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形成》一书对新社会文化史家产生很大影响）、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第四代年鉴学派扬弃了心态史研究的结构主义倾向，推动思想史研究所谓的“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

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强调文化的能动性和独立性，认为文化不仅不依附于社会和经济，同时它还反过来建构或生产着社会和经济。新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普通人的知识、意识、心理和情感，或者说，社会上流行的普通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观念，认为普通人的观念犹如大河的河床，更能反映社会观念和价值的最基本和最低层的存在。同时，新社会文化史还研究普通人是如何构筑其意义和观念的世界，以及研究这些观念如何影响人的行动并进而塑造他们的社会的。与心态史学从涂尔干获得灵感相似，一些新社会文化史从韦伯的“新教伦理”那里获得灵感。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以及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勒华拉杜立的《蒙塔尤》。从这两部著作的重点来看，新社会文化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民众文化、民众观念或者说“小传统”的研究。同时，在研究民间文化时，他们常常考察民众观念和精英思想的区别（参见陈勇：《民众观念和西方思想史的拓宽》，《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总之，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大体分精英思想和民众观念的研究两个层面。传统的精英思想研究以思想家、经典文本的解读和理论诠释为主，而民众观念的研究更重视普通民众的一般的知识、意识、心理和情感。然而，不管精英思想还是民众观念的研究，都注重考察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在方法上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实践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不同处是传统的精英思想和心态史有意或无意地强调了社会或经济对思想、以及社会史对思想史的决定作用；而新兴的新社会文化史更重视一般的观念对社会具体的塑造作用，甚至把社会史本身也看作社会一般观念和意识的聚合体。因此，他们所谓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将社会史等同于一般观念史的前提下而言的。 

二、中国的思想史研究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大体也可以分为传统的精英思想研究和一般思想研究。传统的精英思想研究以侯外庐为代表，其开端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1926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正式提出了“学术思想史”，把它归于文化专史而与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同列。虽然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史”只是一个极笼统而未展开的概念，但也表明了他将思想史与学术史合论的倾向，他心目中的思想史提法受传统“学案”的影响很大。后来，梁启超的学生蔡尚思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思想史不能像通史、文化史、国学、乃至学术史哪样广泛。他认为中国思想史“侧重于中国社会科学方面”，或者侧重于“经世哲学，而非心性哲学；多是社会哲学而非宇宙哲学；多是实践哲学，而非无用哲学”，内容包括实践性较强的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各种思想，排除空虚渺茫的讨论宇宙心性的纯正哲学。蔡尚思将社会的思想（他认为可进一步细分为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伦理思想）作为研究的对象，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粗略框架而没有具体展开。

真正开拓了中国思想史研究且成绩卓著者是侯外庐先生，他撰编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侯外庐指出，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比较复杂”。实际上，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以精英思想家为轴，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基础之上对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思想和科学思想等社会思想的综合研究；在方法上，则表现为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结合，即重视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和阶级对思想的影响与决定作用。这种研究方法与西方实证主义的思想史研究传统无疑是相吻合的。现在看来，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明显缺憾是过多的重视社会史和阶级的“决定”作用，所以有必要吸收后现代史学关于思想在塑造社会方面的观点，在研究过程中应重视社会思想意识对社会过程的能动影响。

另外，精英思想的另一支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由于中国传统“哲学”缺乏西方哲学那样明晰的范畴和系统，使得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的对象和范围难以分清，研究家往往哲学和思想不分，而且常常互相等同。譬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名为哲学史的著作，但这部以唯物史观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巨著，其内容和研究方法实际上更像是思想史，而钱穆的《中国思想史》，从内容上看实际是中国哲学史。但不管如何命名，冯友兰、钱穆对传统思想的研究也都是精英式的。

20世纪90年代，年轻一代学人葛兆光先生不满于传统精英思想史的研究，提出一般思想史的看法。葛兆光既不赞成哲学史即思想史，又不赞成传统中国思想史“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包罗万象的写法，而且他特别反对把思想史写成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反对以精英人物为中心的排列，理由是：其一、思想精英和经典文本构成的思想似乎未必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晰地延续的必然脉络，倒是那种实际存在于普遍生活中的知识与思想却在缓慢地接续和演进着，让人看清它的理路；其二、精英和经典的思想未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提出在精英和经典之外，“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葛兆光明确断言：他的思想史就是“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历史”（《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3页）。

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葛兆光“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历史”的提出，明显地受到福科及后现代史学——新社会文化史派“思想史”研究的影响。但是，葛兆光教授决不是简单地照搬。正如他自己申说的，他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不是西方新社会文化史所关注的反映民众观念的“小传统”。但问题似乎也正在这里，他所谓“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一般读者理解起来常常是朦胧不清的。具体到其《中国思想史》的写作中，其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反映“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那些章节：如从早期中国的星占历算、祭祀仪轨、医疗方技、宫室陵墓建制，还有敦煌文书的经变、各种类书、私塾教材，还有秦汉简帛画像、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碑刻造像，还有书札信件等材料，来描述当时人们的知识、观念和信仰，确实很有新意。但是，读完这些精彩的部分，使人不禁觉得意犹未尽。因为葛教授的这些讨论，不仅篇幅较少，而且还相当稀疏笼统，同时还交叉着大量对诸子经典内容的引证，这使我们很难明确看到当时人们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到底是什么（是民众观念抑或是古代士人的思想呢），它是如何作为“背景”来影响精英思想的，以及它如何作为“底色或基石”来影响社会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知识阶层的思想（不管是儒学、道教和佛教）与普通的老百姓有相当大的距离，甚至还存在着相当的紧张。

总之，葛教授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追寻，缺乏《蒙塔尤》那样在描写民众思想时给人明显的冲击感。在我看来，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非常接近于剑桥学派的斯金纳提出的：注重作为“经典作家”背景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的思想史，只不过后者仅限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理由是：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的绝大部分材料仍是来自于经典，书中的“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给人的影响似乎仍是传统士人的思想，一些非经典史料的诠释也似乎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理解士大夫精英思想的背景。这也许就是这部《中国思想史》虽然给我们启示良多，但未能真正给读者清晰地提供一幅“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地图的原因。

可以看出，中国思想史研究，与西方思想史研究一样，也大体分精英思想研究和民众观念研究两个层面。实际上，精英思想和民众观念不是对立的，更不会发生民众观念史取代精英思想研究的结果。因为在精英思想中，除了一些超越历史时代的价值和理想外，主要还是对具体时代民众的一般观念和情感的理论化、抽象化表达，它们之间本身是交叉和混合的。精英思想研究和民众观念研究两者很好地互动，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上存在的观念和思想，同时也能更好地探寻到有利于我们人类生活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的全貌，无论是精英思想还是民众观念，我们的确需要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和手段，以便继续推进中国思想史研究。 

三、对中国思想史的一点理解 

谈了这么多思想史研究，那么思想史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思想史就是指经过相当理论化思考的社会观念史，它是社会史与哲学史之间的概念。要理解思想史，有必要对“社会史”和“哲学史”进行说明。

“社会史”既不是抽取了“政治史”之后历史学的剩余物，又不是实证主义史学的经济或社会（表现为“阶级”）结构总体。这里的“社会史”与我所理解的“社会”密切相关。我认为，社会是人有意义的行动所创造的事件的总和。由于社会是由复数人的相互行动而产生的，同时，人们的相互行动是有某种意味、意义或意向的行动。因此，这里的“事件”决不是单个的孤立的事件（事实上，所有的事件都是“人际”的，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个人事件），而是指群体或社会的事件。还有，这种“事件”是有意向的，而“意向”是与行动者某种形式的需求有关，这种“需求”就是事件中的“问题”，而“需求”的某种程度的满足，就意味着“问题”的解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事件”就是“问题”的生成和解决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社会”就是人类问题的无限序列。如果“社会”是人的行动所创造的事件或问题的总和，那么“社会史”就是社会事件的历史，它是承装社会问题的“大容器”，“社会史”是人类应对社会问题的历史。

“哲学史”，是以高度条理化、抽象化的概念或理论来表现人们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过程，它寻找宇宙和人生最普遍、最一般的价值。而作为社会史与哲学史中间的思想史，它基于社会史的“问题意识”，又得到哲学史所蕴涵的普遍价值规则的超拔。形象地说，思想史脚踏着社会问题坚实的大地，头顶着哲学普遍价值的天空，它从社会史和哲学史两边左右渗透，汲取问题和价值的养料。

思想史基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社会问题，它是人们对特定社会问题的有意识的思考和应答。由于人们社会行为复杂多样，社会问题往往千头万绪，牵涉到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等方方面面，相应的，人们也可能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的角度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由于特定的时代有特定的问题，而且每个时代常常具有“基本问题”，围绕着“基本问题”还有与之紧密相关的“次级问题”，这些问题前后相连而形成一个“问题丛聚”。人们在寻找问题的答案时，必然要直接或间接地以一定的哲学观念为“预设”和出发点，甚至以它作为动力与价值判断的基础；不仅如此，一定时期越重要的社会问题或事件也就意味着卷入越多人的行为，也就意味着需要越多的心智和头脑去思考，而且在处理社会“问题丛聚”时，需要前后一致地、系统地思考。这就意味着，思想者在某种哲学背景下进行理论化的思考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说，思想史就是思考社会问题而形成的相当理论化了的观念史，它是一个既基于社会史，又为哲学史所超拔的范畴。

思想史，作为相当程度理论化了的社会观念史，一方面它以特定时代的问题为背景，也就是说以社会普遍的民众观念和意识为基础。因为特定的社会问题实质就是千千万万人的“意向”或“需求”，正如梅尔茨所说：“潜在的思想”包括“成千上万的人抱有的朦胧的向往……；数不尽的希望，无数次受雄心或需求支配而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科学研究者为解开自然之迷而耗费时间进行的徒劳尝试；——这一切隐蔽的、被人遗忘的努力构成了一个民族思想的总体。”另一方面，思想史更是一些思想才智之士理论化地表达了特定的民众观念和意识的产物，即梅尔茨说的，“这庞大的被遗忘思想总体总是达到充分的程度……成为一种巨大的推进力量，积贮起来，等待时间和个别智士能人或天才来释放它”（梅尔茨：《19世纪欧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页）。所以，精英人物的思想不是与民众观念相对立的，恰恰相反，精英人物的思想是以民众观念为基础，它和“潜在的思想”即民众观念一样，都是特定社会中人的“意向”或“需求”的表达，只不过有时被形诸某种概念化或理论化的语言表达而已。另外，我们也应对思想史研究领域特定时期的精英思想和民众观念间的某种“脱节”或“矛盾”（如《奶酪和蛆虫》、《蒙塔尤》所揭示的，甚至像韦伯所讨论的民众对“加尔文教义”的某种“误读”）仔细分析。实际上，这种“脱节”、“矛盾”，在横的方面，表现了人类心灵中普遍存在的“理想”和“实际”（或“常识”）间的抵牾；而在纵的方面，表现了人类观念中“前现代”和“现代”间的抵牾。这种“脱节”和“矛盾”，只是说明了特定时代人群观念某种程度的参差不齐。因为现实生活中总是有些人似乎理想点，有些人似乎实际点；有些人似乎现代点，有些人似乎保守点，但这不意味着精英人物的思想与民众观念之间存在着必然对立。

史学观念论文篇（11）

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这本奠基性的著作中，开篇就讨论了中国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问题。他提到这种“整体观”首先是中国新文学史的内部结构形式：“六个文学层次、三个发展阶段，构成了一个开放型的整体。”[1]另外，这种“整体观”还可以从中外、古今这个坐标轴去界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意义除了自身发展的传统力量之外，还在于它与世界文学共同建构起了一个文学的整体框架，并在这样一个框架下，确定自身的位置”[2]。通过了解当时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该理论的建构背景。

一、整体观的提出背景

80年代以前，新中国初成立，编写历史均以确立新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与绝对权威为目的，从政治利益出发叙述文学发展，而非追求文学史本来面貌的完整呈现。后，思想解放，第五代批评家冲破教科书式的文学史框架，走在学术前沿，企图走出政治的桎梏，寻求创新。1984年前后，现代文学研究“创新”焦点集中于“整体研究”或“宏观研究”上，即追求学科内的综合以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综合。其中以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三位学者为代表，便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在他们看来，到了一九八五年左右，尤其是创新座谈会后，它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学科建设自身的阶段，我们发现这个学科单独研究不行了，应该有一个整体的突破，开始进入宏观的研究，当时陈思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整体观.”。当时很多的年轻学者都有两个想法，一个是走向世界，另一个就是打通近、现、当代。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陈思和提出的整体观正是当时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增长点，其主要目的是在拨乱反正和历史重评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开研究的空间和深度，把现代文学从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附属中解放出来。并且，结合当时的创作环境，会发现，陈思和的整体观是当下文学写作标准的反应：1985年，文学创作标志着随一代人而生的新的文学精神与文学原则崛起，当时最重要的作家，与文学流派如现实主义、现实战斗精神、现代战斗意识、现代主义、忏悔意识等主题都在陈思和的“整体”文学叙事中。可见在陈思和看来，整体观是“当下”与“过去”的的互相解释，是不断通过“新的作品”和“新的标准”来调整对过去文学的看法，实现整体观总结历史反应现实的野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一种既是学科研究方法论同时也是文学批评观念的整体观才得以建立起来。

二、整体观的理论构想

一是企图通过整体观这一概念，从理论上打通中国现代文学，跨越1949年的界限，构建20世纪大文学史，进行整体性研究。出于这一观念，学术界形成了三种研究取向：其一，主张打通近代、现代、当代，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以进行综合性研究。其二，沿用“中国新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概念，以开放性姿态将当代文学纳入到其框架中，强调这一体系的历史延展性和内在精神联系，从而统和当代文学，打破“现代”与“当代”的界限，建立“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其三，折中的研究取向。认为现代中国文学从表面上看可以说是对以上两种方式的综合[3]，“现代中国文学”可以理解为“现代转型中的中国文学”，所谓近、现、当代文学，不过是文学现代转型中的不同阶段和形态。这些研究取向，尽管打通文学史的方式和成果各有差异，但这一理论构想所引发的文学史观念的变化，研究思路上的创新，都可提现它在引导文学这一学科的研究方向。整体观这一理论所带来的另一个明显变化则是，有德研究者走出自己的研究阵地，实现了学术视野的扩张转移。

二是，整体观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作为“重写文学史”这一宏观理想的一种理论思考观念。整体观背景下的重写文学史，一个共同点就是依据审美的、历史的原则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符合整体观叙事的作品、作家、现象进行了某种历史性的剥离，而这一剥离的落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一直延续到一九八八年。根据这个思路，把五十年代后期建构起来的当代文学.在历史阶段和政治性质上高于现代文学.的文学史图景作了一次颠倒的调整。五四文学被当成了新文学创作的最高点，当代文学没有对这一文学传统作出发展和超越，而是整体质量上的一次全面倒退。五四在八十年代被理解为一个多元的、自由的、民主的、走向世界的文化图景，在此图景下的五四新文学也被赋予相应的内涵。在这样的思路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看成一个上升、降落、回升的线性发展过程[4]，分别对应着五四新文学（上升）、当代文学（降落）、新时期文学或者当下文学（回升）。也就是说，重写文学史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视角，一个是站在五四看当代文学，一个是站在当下文学（新时期文学）看当代文学，这种首尾呼应的叙述策略强化了当代文学的非合法性，当代文学被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叙事（五四的启蒙叙事）中的一个例外，被指认为是一段歪曲的或者出轨的历史。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的叙事是借助非整体性来完成的，比如在对那些跨越现代、当代两个时期的重要作家的批评，在重写文学史时基本上都使用了一个同样的方法，就是把作家的早期写作和他的晚期写作进行断裂式的分析并予以对比，以此强化早期写作高于晚期写作的观点，于是我们发现了一系列的早期丁玲晚期丁玲，早期郭沫若晚期郭沫若，早期老舍晚期老舍的文学史叙事，虽然这种把作家从其历史语境中予以剥离的方法遭到了后来研究者的质疑，但是在重写文学史中，这种整体观的理论预设却在最大程度上论证了当代文学以及产生当代文学的当代政治文化的偏颇，并以这种叙述逻辑实现了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去政治化。

三、整体观的理论意义

基于整体观的成长背景，与具体建构特点，整体观作为一种历史视角，之于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文学这一学科，都有不可磨灭的理论意义。

其一，它打破了过去新文学研究中将现代文学截然分开的批评时空观，用宏观思想把现、当代文学当做一个完整的整体来把握，带着史的审慎俯视新文学发展的流向[4]。

其二，它超越了启蒙、传统的束缚[5]。不同于“回到五四”这些启蒙传统思想的盛行，整体观强调“文学本体”的构建，强调文学史的构建应该脱离政治、革命的束缚回归到文学本身。陈思和在自主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教程》一书中便是打破这一桎梏，以作家作品来重写文学史。帮助青年学生挣脱教科书的束缚而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接触文学史实体，因此也有解放启蒙教育之功。

其三，超越西化与传统的对立[6]。在五四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均强调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于传统文学却持摒弃态度，使得中国文学的发展丧失了自主意识和民族特色。而整体观则强调传统与发展的兼容并包，提出文学革新者也无法摆脱自身文化背景与文化传统的影响，并且应该直面影响，在革新中融入传统的影响。

因此整体观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宏观与微观的有效融合上，它有利于帮助我们在宏观角度把握文学的变迁，又能对作家的进行具体的研究，不为批评家的情绪影响。

四、整体观理论的不足

整体观这一概念作为重写文学史这一庞大的历史工程中的的一大理论构建，存在着先天的不足，总结而言便是理论与实践脱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有一定的排他性。整体观是八十年代的理论产物，强调让文学史去政治化[7]。因此，凡是不符合整体观要求的都会在编写过程中被剔除。因此，排他性体现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叙事空间的挤压。甚至在编写历史过程中对鲁迅等左联作家按下不表，反而出现大批非主流作家占据文学史的编写大头。并且只强调在时间空间上对原本残破的历史图景的拾遗补缺，强调对旧的文学叙事的整体精神意识的沉潜含玩，造成人为文学史深层新分裂。

其二，对“后三十年”（当代文学）价值的低估[8]。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的开篇便阐述自己同意赵祖武的观点，认为现代文学的价值高于当代文学，并提出重写文学史就是为了验证这一观点。这一做法实际上把五十年代后期建构起来的当代文学当做了文学创作的最高点。这一做法不为当代主流观念认同。

其三，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研究队伍没有完全实现打通，原本分属于现代或当代学科的研究者们，多数仍固守已有的研究领域，并未实现真正的信息畅通、资源共享。[9]而对于跨代作家的所谓打破界限则更是停在表面。不少跨代作家仍然被分置于现、当代两个时段单独论述，缺乏内在贯穿和有效整合，且厚现代薄当代。

五、理论实践前景

直面整体观的意义与不足，我们必须坦诚，具有创新历史视角的用整体观重写文学史，在当今面临着没有真正实践成功的尴尬境地。陈思和本人也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曾说：“二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文章在学理上看是很浅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一理论的创新意义与对于传统文学史观念的冲击性的打破效应。在今天，实现整体观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目标或者说编写文学史的一个宏观指导思想（即使它看上去遥不可及）。首先可以尽可能的提高编者的能力――通史主编创造性的观念统摄是真正的关键，他们对具体文学现象的整体把握则是落实整体观的保证――从而提高文学史编写的高度。其次，正如陈思和所言，整体观这一重写文学史的立场是对的――重写文学史只能是两个标准，第一就是良知和道义的问题。我们要有良知，我们要说出真话，文学史就是这样，不能指鹿为马，明明是不好的你说成是好的；第二个我认为就是要从史料出发，一切都要从材料出发，从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出发[10]。这应该始终作为我们的一个编写文学史的指导思想，这也是笔者认为的整体观的实践前景。

参考文献：

[1][2]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