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研究论文大全11篇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96-08

引言

国际政治作为一级学科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和方向。国际 政治是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是其相互间形成的各种 政治关系的总和。它主要研究的是各国对外政策及其发展演变，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国 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及其变化，国家集团的形成、分化和改组，世界秩序的形成、发展与变革 等［1］。本文借助2001―2005年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 ，通过大量的数 据对我国国际政治领域的发展概况和期刊影响力研究进行了分析评价，并在很多方面与政治 学进行了相应的比较分析，试图给出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总体面貌、特征和趋势。

根据我国2005年公开发行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目录统计，我国公开发行的政治学期刊700 多种，排除通俗读物、政治读物、二次文献以及非中文文献的期刊，政治学学术期刊大约34 0余种。2001―2005年间，CSSCI收录政治学期刊32～36种［4.7］。每年大约收录政 治学论文4000多篇（这个数据包括其他学科期刊发表的政治学论文，当然也排除掉了政 治学期刊所刊载 的其他学科的论文）。为了对国际政治方面的文章进行研究，在各年的论文中，我们按照文 章所属的学科分类，通过中国图书馆分类号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各国政治和外交等方面 论文挑选出来；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关键词检索，将那些论文关键词中提及“国际政治” 、地区政治、各国政治等方面但并未分到上述类别中的文章也纳入其中进行 分析。

国际政治论文概述分析

按照上述的原则，我们一共从CSSCI 2001―2005年的数据中，检索出来源文献8553篇和 相应的67362篇引文文献，这些文章分布在283种各类期刊上，本文对国际政治的研究都 是根据这 些文献信息得出的。

1.国际政治论文发文情况

在国家公布的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包括了8个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 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国际政治、国际 关系和外交学，而本文研究的宽泛概念的国际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论文数量接近政治学论文的1/3。表1给出了2001―2005年这5年来国际政治领域论文的发文 数量以及在政治学中所占比重的情况。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整个政治学领域论文数量的增加，国际政治学领域的文章也 在这5年中稳步增加，其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反映了该学科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 。此外，国际政治研究论文在政治学的总数中一直占有30%左右的比重，可见国际 政治是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研究方向。

2.国际政治学论文和引文概况

论文的引文数量从一个方面表现出作者的研究广度、学术深度和规范程度，并且能够特别地 反映作者所在的学科的研究广度、学术深度和规范程度。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2001―2005年间， CSSCI收录国际政治领域论文8553篇，引用 文献67362篇，篇均引用文献数为7.88篇，要高于整个政治学的平均量（5.81）［3］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量（6.06）［3］；无引文文章所占的比例也低 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数（33.6%）［3 ］ ，更低于政治学论文的无引文比例（39.2%）；同时篇均引文数在这5年里由2001年 的5. 7篇增长到2005年的10.18篇，增长速度非常的快，这些都说明了这些论文与整个政治学其 他 学科相比，其研究深度和学术规范都表现了明显的优势。从历史角度来看，国际政治领域在 2001―2005年间的发文量基本保持稳定，但是与此同时，篇均引文数和有引文文章的数量则 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这说明国际政治领域学者的研究越来越走向规范和成熟，其主要原因 大致有二：一是随着借鉴国外成果的增多，我国学者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速度加快，学术 研究和规范上的差距相应缩小；二是随着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 究生两个层次的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该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逐渐显露出良好成效。

3.国际政治论文引文语种分析

对国际政治领域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该领域学者的阅读范 围和习惯，了解政治学学者对国外国际政治学术成果的接受状况，以及不同语种国家的研究 对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影响。表3给出了2001―2005年国际政治领域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统计。

2001―2005年间国际政治领域的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最多的是英文文献，为27544篇次 ，占全部被引文献的40.9%。中文文献有23710篇次，占全部文献的35.2%；译文文献 有11402篇次之多，占全部文献的16.9%。如果将所有被引用的外文文献和译文文献进 行相加，合计为57500篇次，在国际政治论文引用的外文文献中占64.8%左右。这 一比例远远的超出了整个政 治 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外文文献平均引用率（45%和33%左右）［3］。国际政治学论文 的外文文献引用之多，是和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吻合的。

表3中的数据表明：第一，国际政治由于其本身研究内容和范围具有国际性，所以外文文献 的引用率相对地高于其他学科，说明我国学者高度重视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第二，国际政治 研 究的开放度较高，中国政治学学者能积极主动地阅读和使用国外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成果， 各种外国专业文献成为中国政治学者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第三，大多数该领域的学者使用 的外国语言是英语，而且增长速度之快（5年间增长了245%）表明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受英语 世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影响相对较大；第四，日文、德文、法文的增长速度也很快（分别增 长了248%、206%和186%），说明英语世界以外的国际政治学研究成果对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 的影响也在逐步增强。最后，它们说明中国国际政治学仍是一门比较年轻或不太成熟的学科 。

4.国际政治论文引文类型分析

对论文所引用文献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学者的阅读习惯以及获取知识的主要 来源，可以反映不同类型的文献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这些数据还可以让 我们去发现一个学科的发展速度和学科成熟度。表4给出了国际政治学论文引用文献的类型 数据。

在国际政治领域论文引用的各类文献中居于首位的是图书，被引篇次达33101，是期刊 论文 的两倍左右，若加上另一种图书形式（汇编文献）则高达38482篇次，占全部参考文献 的近5 7%，这说明大多数国际政治的学者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图书，而且许多政治学经典著 作至今仍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引用数量处于第二位的是期刊论文，接近引用总数的24%，低 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平均数，这说明期刊论文对国际政治研究的影响相对小于图书。以下的依 次顺序是汇编文献、报纸文章、网络资源、报告文献、会议论文、法规文献、学位论文、信 函、标准文献等。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报纸文章在整个引文类型中所占有的比重相对较高，达到8%（政 治学只有6%，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仅3%），说明国际政治学学者非常注重国际新闻、动态或时 事，其研究和国际热点问题非常紧密；二是学位论文在这些引文类型中比例非常小，说明其 对国际政治研究的学术影响很小，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获取学位论文的渠道不够畅通，国内 各高校和研究机构或相关学科点之间的交流不够密切，另一方面也说明学位论文的整体学术 水平还有待提高。

国际政治期刊发文和被引分析

期刊对某一个学科领域的发文说明该期刊对这一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视程度，一个期刊的 论文被某学科论文的引用，说明该期刊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影响度。因此，我们通过所选出的 8553篇国际政治学学科论文，考察这些论文所刊载期刊的分布和引文期刊的分布，从而 分析这些期刊对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影响。

1.期刊发文分析

通常，国际政治学论文主要发表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或其他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上 ，但也有许多该领域的研究论文刊载在综合性期刊上。通过对国际政治学论文所刊载期刊的 统计分析，我们可以考察各期刊对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贡献。表5给出了2001―2005年期 间CSSCI所收录的国际政治学论文最多的50种期刊。

在我们对检索出的国际政治领域的论文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这些论文所发表的期刊（共283 种）除分布于政治学之外，还分布于历史学、民族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 等其他非政治学领域，这说明了国际政治的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非常密切。分析表5 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的刊物最多，说明我国学者最瞩目的还是本学科专 业的重要和核心期刊；其次是一些与政治密切联系的理论性刊物；再者是一些社会科学综合 性期刊。毫无疑问，这些期刊在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期刊被引分析

期刊对某一学科的学术影响可以通过该学科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反映出来，影响的大小主要表 现为引用的频次。一般说来，期刊所载论文被某学科引用的次数越多，那么该期刊在这一学 科影响就越大。如表6所示，国际政治学论文引用国内外期刊约3318种，其中国外期刊1 600余种。这里列举了2001―2005年CSSCI中发表的国际政治领域论文被引用数量位于前 60名的中外文期刊。

从表6的数据可以看出：其一，进入前60名的期刊中有21种外文期刊，而且在排名前20名的 期刊中有将近一半都是外文期刊，这再次说明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之大 ，也反映了我国国际政治的学者们密切关注着国外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和动向。在这20多种 期刊中，16种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类期刊，4种是综合性期刊，其中，8种为外文期 刊，且均为美国期刊，说明我国国际政治的研究受美国的影响较大。如果再作进一步区分， 这8种外文期刊中有6种为国际政治类专业期刊，2种为政治类专业期刊。其二，这60种期刊 中有相当数量的非政治学类的期刊，涉及到管理学、历史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等学科，涉及面非常广泛，表明了国际政治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当然， 在这60名期刊中，最多的还是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类杂志，约占1/3；其次是各 种综合性期刊，如《中国社会科学》、《读书》、《国外理论动态》、《国外社会科学》。 其三，表6中的中文期刊中，有相当数量期刊的主办单位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下属研究所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的突出的地位。如果将其他单位 计入统计，那么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期刊及其影响的两个中心，分别是北京和上海。

结 束 语

本文利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1―2005年的数据对国际政治这一领域的 发展概况和期刊的影响力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作为政治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 方向，在学术研究方面表现出一些以下重要特征：我国国际政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发展 速度快，队伍不断扩大，成果逐渐增多；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与其他学科专业交叉，无论是研 究对象和内容，还是期刊分布和影响，都是如此；中国国际政治研究大量借鉴了国外的特别 是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其中，以美国国际政治研究界的影响最为显著；中国国际政治研究 的地理中心是北京，上海则是北京以外最重要的研究重镇。总之，中国国际政治研究是一个 与时代联系紧密的领域，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正不断拓展，正在日益成长和发展。

注释：

［1］黄晓辉.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nju.省略（访问时间2007.03.20）

［3］苏新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2000―2002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lyqk2000.htm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4-0032-38

外交政策研究在西方被称为外交政策分析或外交决策学，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在传统的外交政策研究中，一些学者通过描述和解释各国的外交政策来分析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研究决定外交政策的国家间实力对比、国际规范，使外交政策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些学者大量使用比较政治研究方法，关注外交政策本身如何形成，因而外交政策学一度被称为比较外交政策学。在交叉学科兴起的背景下，外交政策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和比较政治学科的有机结合点，在研究范畴和研究方法上需要全新的解析和建构。本文旨在梳理外交政策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尝试在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方向上对其未来发展作一粗浅说明。

一、外交政策学的发展脉络

外交政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形成于二战以后，受当时政治学学科中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迅速发展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分别为“外交决策论”、“比较外交政策论”和“外交政策环境论”。

1.外交决策论

1954年，施耐德（richard snyder）、布鲁克（henry bruck）和萨宾（burton sapin）发表《决策：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路径》一文，文中提出“国家即决策者”，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外交决策论”，主张在国家层面研究外交政策，将国内政治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70年以后，外交决策论逐渐发展出两大分支，一派认为外交政策是国内各种政治组织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派认为外交决策是国内特定决策集团内部相互作用的结果。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首推埃里森（grahamallison）。在1971年出版的《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一书中，埃里森分别用理性决策模型、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对肯尼迪政府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进行了分析，他对组织过程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的分析都强调了外交决策过程与国内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使外交决策变为一个受政治组织规则支配并被政治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所左右的过程。此后，他进一步将组织过程模型发展为组织行为模型，将政府政治模型发展为官僚政治模型，将外交决策看作是一个各种政府组织和官僚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此外，纽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和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等学者也对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政治组织进行了研究，为该学术派别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后一派的代表人物为詹尼斯（irving janis）。1972年，詹尼斯出版《群体思维造成的牺牲》一书，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马歇尔计划、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扩大事件和朝鲜战争扩大事件中的决策过程展开了分析，认为外交决策是政府内部小集团的行为，一旦决策集团具有高度凝聚力，就很容易为维护群体内部的团结一致和行动一致而陷入群体思维，从而导致决策惨败。为了说明决策集团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群体思维，詹尼斯提出了一个包括一系列变量在内的单线因果关系模型。此后，外交决策中的小集团现象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赫尔曼（margaret herman）和彼得森（randall peterson）等人都相继采用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后续研究，决策集团中的领导能力变量、权力结构变量、群体发展阶段变量、群体构成原则变量都被看作是影响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加以研究。

2.比较外交政策论

1966年，罗西瑙（james rosenau）发表《预理论与外交政策》一文，认为外交政策理论应运用政策科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开发出适用广泛的一般理论，开启了

外交政策学的第二条研究路径，即“比较外交政策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试图发掘出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理论，强调理论的系统性、跨国性和多层次性。其研究侧重两个方面：外交模型的构建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

比较外交政策论的模型构建，是开发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第一步，也是建立研究假设的过程。同比较政治学一样，比较外交政策的模型构建也深受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结构一功能”（structurn-funcfional）模型和伊斯顿（david easton）“投入一产出”（input-output）模型的影响，广泛运用了体系、结构、功能等概念，甚至有一些分析模式直接来自比较政治理论。如罗西瑙的链接政治模型（linkage politics model）就认为影响外交政策有五个投入因素，即外部因素、国内社会因素、政府结构因素、决策者的角色因素和决策者的个人因素，这些投入因素以大小、发达程度和开放性为标准划分为的不同国家类型依次以不同的顺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继罗西瑙之后，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着手研究国际纷争和外交危机的关系，先后整理出《国际危机手册》和《外交政策危机手册》，囊括了1929年到1979年在全球278个国家发生的627件外交危机事件，从危机状况、关联国家、引发危机的势力、危机的程度、纷争的程度、超级大国和国际机构介入的程度等方面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为比较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资料。 而外交行为数据库的构建则为检验外交政策一般理论提供了依据。除布雷彻、威肯费尔德和莫斯在外交危机数据库和鲁梅尔在国家特征数据库上的贡献外，麦克利兰（charles mcclelland）主导的世界事件相互关系调查数据库、阿扎（edward azar）主导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赫尔曼（chades hermann）等人主导的各国事件比较研究数据库、泰勒（charles taylor）和乔迪斯（david jodice）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数据库都为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数据库的盛行，导致外交政策研究主要运用调查统计方法。然而，各式各样的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促进外交政策一般理论的诞生，反而使研究陷入了纷杂的数据之中，原本明晰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看似复杂的研究却只得出了一些常识性结论，这使比较外交政策的研究在1980年代进入了反省时期，期待在研究方法上得到新的突破。梅斯基塔（b，buenode mesquita）引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和博弈理论在外交决策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外交政策研究的新发展。

3.外交政策环境论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出版了《国际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假设》一书，开启了外交政策学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外交政策环境论”。外交政策环境论将研究比喻为开启决策的“黑匣子”（black-box），把重心放在对决策者个人心理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认为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客观环境因素必须通过决策者的主观环境（即认知过程）才能对决策结果产生实际性的作用，不被决策者主观认知的客观决策因素对决策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根据影响决策者主观认知因素的类型，外交环境论可以分为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面。

从国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相互印象对决策者的影响，决策者的认知来自相对国家的行为特征。唐肯（george duncan）和西沃森（randolph siverson）是该领域的拓荒者，贝利（william berry）、约翰（freeman john）和乔布（brian job）利用马尔科夫链（markov chain）开发出了对国家层面认知的测量方法，认为国家之间过去的合作或敌对行为直接影响今后决策者在相关外交决策中的认知，其认知类型包括对冲突敏感的认知、对冲突迟钝的认知、封闭型认知和开放型认知四种。

从国内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认为国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历史文化对决策者的认知产生重要影响。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麦克迪斯（roy macridis）将政府类型分为民主政权、独裁政权、共产主义政权、民主社会主义政权等类型，认为不同的政府类型有不同的外交选择。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和古里恩（edmund gullion）的“公共外交”概念，均强调文化、教育机构和媒体等多种主体在外交决策中的参与。

从个人层面来研究决策者认知的学者，主张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认知，特别是在集权政治体系和

机状况下，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在决策中至关重要。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赫尔曼（margaret hermann），其研究将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决策联系在一起。此外，霍尔斯蒂（ole holsfi）还研究了领导人的信念体系与国家印象之间的关系，巴伯（james barber）和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人还对决策者的领导类型进行了分类。

二、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视角

在外交政策学的研究路径中，既可以看到比较政治学中对国内结构因素的分析，又可以看到国际关系中对国际体系因素的分析，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这种交叉性使外交政策学以国家为界分为两大研究层次：国内结构层次和国际体系层次；三大研究视角：国内政治视角、国际政治视角、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1.国内政治视角

以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展开研究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最理想的外交政策是不受国内其他政治因素影响，完全为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国内政治结构就成为了外交政策研究的重要因素。因为，根据国内政治结构的不同，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同，国家利益在外交政策中的反映程度也不同。国内政治结构的分析，一方面从政治体制人手，一方面从政治行为体人手。

政治体制是比较政治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由政府组织、政治人、市民团体和一般市民共同构成。在伊斯顿的影响下，政治体制的研究主要围绕“投入”、“产出”、“需要”、“支持”和“反馈”之间的关系展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同样的“投入”经过不同的政治体制会“产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不同的政治体制不仅有不同的外交“需要”，而且面临不同的国内“支持”状况。这样，找出政治体制中影响外交决策不同的因素，再以这些因素的变化为标准将政治体制加以分类，就成为研究政治体制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首要任务。这类研究将注意力放在政府结构、议会结构及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上，关注政府首脑的合法性和权限大小、政府与议会关系、议会中的政党关系、政权交替时的连贯性等具体因素。从政治体制人手来分析外交政策，使外交决策成为了国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虽然可以将国内决策理论成果运用到外交政策分析中，但是却很难找出一般决策和外交决策之间的差异性。

政治行为体的研究是指，将国内政治行为体分类后，选择并研究特定行为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前文中提到的群体思维模型就是研究决策小集团与外交政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以国家元首为中心的首脑与外交研究，以经济组织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与外交研究，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的媒体与外交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在方法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广泛引入了社会学、法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以上这些研究都把原因变量的范围限制在国内，忽视了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国际关系学者认为还没有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对构建独立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意义不大。 2.国际政治视角

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行动虽然依托国内实力，但这种实力必须放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加以审视，是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决定着国家的行动样式。换句话说，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影响国家行动。根据这样的思路，外交政策研究开始分析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除比较外交政策论的类似倾向外，还有一些国际政治学者开始关注国际体系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华尔兹（kennethwaltz）、温特（alexanderwendt）、佐兹曼（johnzysman）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华尔兹将国家看作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体。以小到追求本国的生存，大到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内增加自身实力，对外强化本国同盟并弱化他国同盟。在这样的理论假设下，华尔兹预见了战争的不可避免、实力均衡的形成和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性等等。温特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变化的，存在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状态，在不同的文化状态下国家会作出不同的对外行动选择。佐兹曼联合善德海尔兹（wayne sandhiltz）、宝儒斯（michael borrus）等人研究经济外交政策，他们认为国际体系已经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相互依存状态，传统的军事、政治外交应该让位给经济外交；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经济关系、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经济摩擦和冲突的大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另外，主张霸权稳定论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全球推行

自由经济体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依附理论学者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体系是阻碍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

单纯从国际体系来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基本都处于框架和假设阶段，在理论发展和证明方面始终踏步不前，被认为仅从国际体系层面无法充分解释和预测外交政策的变化，国内体系和国际体系的统合势在必行。

3.国内——国际政治视角

虽然，外交政策学的发展需要国内结构分析方法和国际体系分析方法的结合，但如何结合学者们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侧重从国际体系层面研究外交政策，认为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国际体系通过国内结构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robert keohane）认为在综合考虑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时，国际体系因素应该总是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体系因素绝对不仅仅是对国内结构因素的补充。而那些侧重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并不赞同国内结构只是国际体系的中介变量的看法，认为国内结构变量不受国际体系限制单独发生作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认为像侵略、占领这样的国家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国际体系在国内结构上的简单反映，需要将国际体系和国内结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考虑。侧重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认为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因素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使国内因素也通过各种国际势力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以国家为界线的研究方法已经变得过时。安德森（perry anderson）、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学者认为，早在400多年前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相互依存在欧洲就早已出现，尤其是在战争和对外贸易中。15、16世纪的国际贸易引发了一些主要都市的兴衰和国家地位的改变，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建立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国内结构和国际体系研究的结合克服了外交政策分析层面的单一性，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在结合的过程中应该选择哪些国内结构因素与国际体系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就造成了分析因素选择上的随意性。

三、外交政策学在交叉研究中的未来

正如外交政策分析学者所说：“尽管政治学的任何分支都不是完全独立的，但外交政策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既研究国内也研究国际，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体系层次都进行分析，并努力将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因而，外交政策学的发展，有赖于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区域和国别研究）乃至政策科学的结合。这种交叉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就外交决策论来讲，可以将国际协商和国际组织中的多国互动内容纳入研究范围。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外交决策都不再仅由国家内部的政治人和组织决定，而是多个行为体跨国讨价还价的过程。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国际协商中外交决策的产生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际协商中各国代表之间的谈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使谈判结果得到国内相关机构批准的过程。作为可以在第二阶段得到国内批准的谈判方案的集合，“赢集”的大小在各谈判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决定其大小的因素则包括国内制度、国内政治集团的偏好和国际谈判的战略。这种双层博弈理论对于研究外交政策中的多国互动是个有益的贡献，但国际体系的诸多因素（如谈判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国际规则和惯例）在国际协商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这些国际体系因素如何与国内决策行为体相连接也有待探索。

第二，就比较外交政策论来讲，在目前还不能建立起囊括各种国内外因素并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理论的情况下，在国际组织或地区一体化问题上将国内外因素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研究不失为一种方法。国际组织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产物，没有国家的主权让渡和相互合作就不会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产生后同时也成为各国外交征战的场所。国家通过讨论、投票、决议等形式进行外交活动，这些外交活动与国内议会政治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国际组织中的外交行动直接受国际组织的体系因素和国内结构因素的共同影响。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行为不仅影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影响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组织、地区体系，其地位性质、一体化道路和各国的外交政策各不相同，必须结合国内国际因素加以研究。

第三，就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结合研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3）

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平台，需要借鉴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经验，制定出具有中国特点､符合中国国情､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的理论体系｡

一､探索中的借鉴

纵观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创立发展的历史，有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一)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

宽松的学术环境来自社会，而不是学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学术气氛浓厚，研究者思想活跃，这与社会的支持有关｡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而政治则是整个社会的产物｡195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斯威赛与新罕布什尔(Sweezy v. New Hampshire)一案的判决可以说明这一点｡保罗·斯威赛（Paul Sweezy）因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宣讲马克思主义而被指控犯了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判决，判定斯威赛无罪｡审判长沃(Warren)宣布：“美国大学学术自由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低估教师在民主国家中培育青年人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高等院校的学术带头人‘穿小鞋’将会危害国家的未来｡没有任何教育领域已经达到了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没有新发现的地步，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的原则，即使有，也没有什么是绝对公认的｡在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中，学术是不会活跃的｡教师和学生必须有探索的自由､学习的自由､评价事物的自由､获得成熟的自由和增加理解的自由，否则，文明将停滞和消亡｡”社会的文明和法律的尊严使美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高度独立性体现出极大的支持和宽容，也正是“学术自由的根本目的就是捍卫大学的教育目标，捍卫在大学中耕耘人的相关利益”的环境才孕育了美国国际政治思想体系和众多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学派｡尽管一个学派的研究理论很难为多数学派所认同，但国际政治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通过交流和比较，澄清政治理念，可为研究和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理论的探讨需要广泛的理论思想基础

美国十分重视对国际政治理论有重大影响的思想理论家｡“当代政治思想”这门课在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已开设多年，专门研究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思想｡2004年春，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课程研究的对象包括被约翰·罗克(John T.Rourke， 1991)称为现实主义者､以社会契约理论解释国家起源学说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生倡导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对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产生很大影响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其著作《法的精神》影响许多国家的宪法包括美国宪法，反对君主专制和神权思想，主张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提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著有《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著作的法国哲学家让·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著作闻名的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乔治·黑格尔(G. W. F.Hegel);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利·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威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被认为是“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研究并驾齐驱”的英国哲学家约翰·米勒(John Stuart Mill)等｡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派，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也在被研究之列｡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通常被美国一些大学列为国际关系专业课程的必读书目｡对于国内的国际政治思想理论研究者，美国也很重视｡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导论”课程的内容是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1943年所讲的｡这门课程经久不衰，并不是因为汉斯·摩根索是1974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外交委员会奠基人和美国国务院与国防部的顾问，更不是因为他曾从教于纽约大学，或他是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而是因为汉斯·摩根索独特的理论观点｡约翰·罗克(John T. Rourke， 1991)认为汉斯·摩根索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者”，他的国际政治理论对美国的价值观､国际政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和美国外交政策制定有很大的影响｡

(三)理论的探讨需要加强比较研究

政治理论通过比较能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多年来，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一直坚持多元化的学术理念｡美国的政治学是系统研究政治生活的科学，通常包括六个研究领域:政治理论与哲学､比较政府､国际关系､美国政府与政治､公共管理､政治行为｡在这六个领域中，美国高等院校的政治学系投入大量的人力专门研究不同社会制度下政治理论比较｡通过比较，研究者分辨出政治的异同，得出研究结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现有教学人员中，除从事美国政治研究的研究者以外，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最多，占总人数的26%｡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和明尼苏达大学—双城校区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总人数的25%｡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从事比较政治教学和研究的人数占总人数的30%，差不多是从事国际关系､政治理论､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人数的总和｡比较政治研究的课程和比较理论与时俱进｡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政治学系1929—1930学年秋季起就开设“比较政府”课，但比较对象只限于英国｡经过20年的努力，到1950—1951学年春季，“比较政府”比较的国家已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为了给研究生探讨国际政治提供更加广阔的研究空间，1960—1961学年秋季政治学系开设“比较政治专题研讨班”，10年之后的1970—1971学年秋季又开设了“比较政治导论”和“西方国家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比较政治的比较可行性与比较理论的建立和流派｡之后，给研究生开设的比较政治课程扩大到“比较政治经济”(1990—1991学年秋季)，“比较司法机构”和“发展中国家比较政治”(2000—2001学年秋季)｡

二､必须依靠科学发展观

中国最早的国际政治学系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国际政治学科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国际政治理论需要不断创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一)西方的国际政治研究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

应该看到，现代的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论､理想主义论､科学研究论､经济研究论及其他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诚然，美国一会儿奉行汉密尔顿主义，认为国家政府和大企业之间的联盟是国内稳定和国外有效行动的关键，并关注国家以有利的条件融入全球经济的需要，一会儿推行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创造接纳法治的和平国际社会的道德义务，一会儿推崇杰斐逊主义，倡导美国外交政策应当少关心向外传播民主，多关心国内的安全，一会儿主张杰克逊主义，疾呼美国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应该集中在美国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经济富足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基于美国价值观的修正，是美国为适应生存与竞争的产物｡今日的美国正在以新的方式和手段对全球进行不同层次的“领导”｡在政治上，美国牵头组成由其认定的民主国家世界，强调捍卫人权､保护环境，实行人道主义干预等;在经济上，美国牵头建立全球经济体系，强调对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有效控制与加快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军事上，美国在确保其在欧洲和亚洲的霸主地位的同时，调整驻外军事部署，采取“拉､打”的手段分化其他国家｡这就是当今具有重要时代特征的国际政治｡

(二)研究国际政治理论需要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中，有关于国家体系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国家间关系理论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被西方学者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社会和经济观点已成为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约翰·罗克(John T. Rourke， 1991)将国际关系理论思想体系划分为四大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中之一｡他认为，马克思从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分配的角度上研究问题，其理论思想就属于“经济研究法”｡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完整的国际政治理论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完全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争与和平问题呢?马克思主义能否解释当今一些资本主义大国对外扩张既非单纯的经济侵略，也非古代和近代帝国的军事政治统治的现象呢?这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讨｡

(三)研究国际政治，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需要有自己的观点，需要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持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86-10

引 言

中国国际政治学（含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改革开放后进入长足发展时期 ，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进入21世纪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现状和发展开始受到专业内外 一些人士的关注，先后形成了一些关于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评价报告或文章。［1］ 但迄今为 止，国内各界特别是国际政治研究界对本学科专业及其研究现状的评价，大多借助评价者本 人的学术素养、学术积累和研究经验，以专业数据库为基础的评价或研究尚不多见。［ 2］除 学科队伍、人才培养、基础建设、资金投入等项目以外，著作和论文是评价学科专业的两大 重要标准。本文的旨趣，在于借助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CSSCI）数据库中的国际政治论文关键词对中国国际政治研究 的对象和内容做出初步评价。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数据库，其来源期刊参照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SCI）选用期刊比例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选用期刊比例，根据北京大学《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二版）期刊目录、全国社会科学领域1000名专家的通讯推 荐和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咨询委员会的认可而确定，具有科学性、代表性、公正 性、可靠性和权威性，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资助和推介。［3］该数据库中的国际 政治类期 刊，涵盖了该学科领域的所有核心和重要期刊，其数据来源可靠可信，完全能够成为评价本 学科研究现状的重要依据。借助CSSCI国际政治论文关键词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对当前中 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领域、议题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形成一个大致的轮廓，从 而为我们克服当前研究的不足，并展望中国国际政治的未来前景，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1998―2005年CSSCI国际政治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共16383个，标引总次数42158次 ，关键词 的平均标引2.57次。标引50次以上的关键词，共67个，为所有关键词的0.41%，标引次数7717次，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次数的18.30%，平均标引115.17次。标引10次以上的 关键词，共5 94个，为所有关键词的3.63%，标引总次数17661次，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次数的4 1.89%，平 均标引29.7次。标引5次以上的关键词，共1305个，为所有关键词的7.97%，标引 总次数22192次，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次数的52.64%，平均标引17次。

这16000多个国际政治关键词，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和专业，被标引次数 最多的关 键词“国际关系”高达707次，紧随其后的两个关键词“全球化”和“中美关系”的标引次 数均达到297次，如表1所示。这些关键词的性质、分布、标引次数及其年度变化，反映了这 个时期中国国际政治研究内容的变化，特别是研究热点和研究重点的承继和变化。

表1列出了标引50次以上的关键词，共67个，其标引总数和平均标引已如上述。在这67个关 键词中，排除“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对外政策”、“书评”四个过于宽泛或笼统 的关键词，其余63个关键词，占所有关键词的0.38%，但它们的标引总次数6360次，是 所有 关键词的15%，平均标引超过100次。这些关键词反映了中国国际政治学者的研究重点和热点 ，其中，居于前列的包括全球化、中美关系、美国研究、俄罗斯研究、日本研究、恐怖主义 和国际反恐、国际关系理论、欧洲和欧盟研究、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国家利益、霸权主义 、国家、联合国研究、等研究领域。这些关键词的标引，均超过80次。其他引 起中国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和问题，包括国际合作、中国外交、单边主义、意识形态、中俄 关系、国际安全、国际格局、人权、国际法、全球治理等研究领域、议题和问题。为方便分 析，本文将国际政治关键词分为11个类别，表2列出了标引10次以上关键词分类情况。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特点和问题

根据中国国际政治学科专业的历史和现状，本文将1998―2005年CSSCI国际政治论文标引10 次以上的关键词分为11个类型，按照标引总次数排列，依次为国际政治问题、国别研究、中 国外交、战略与国际安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大国关系、国际热点问题、地区研究、国际 制度、国际关系理论、人物研究。这些类别的关键词，在分布、标引次数及年度变化上，都 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它们表明，我国国际政治研究在对象和内容不仅有稳定性，也有着相当 大的变化。

根据表3所示，这11类关键词又可归纳为四个方向，它们之间的联系、重叠和差异，可以进 一步说明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成就、不足和趋势。

第一方向包括三个类别，分别是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国际政治问题和国际热点问题。

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的关键词共46个，标引总次数1337次，平均标引29次。这个类别的 关键 词，当然明确地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全球化”一词是CSSCI国际政治论文中标引 次数最多的关键词，达297次，与“中美关系”并列第一。它以及其他4个相关的关键词“经 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反全球化”、“反全球化运动”的标引总次数为670次，平 均标引134次。这5个关键词，仅为“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关键词的10%，但其标引次数却 超过50%。这表明，全球化研究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分支和最显著的热点，其原因包 括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越大越大、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和速度加快等。二是关于世界经 济的相关问题研究，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国际经济、经济合作、贸易合作、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包括WTO）、环境保护、能源问题以及相关地区和国 家的经济等方面。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明显落后于世界经济学者，上述各 关键词的较低的标引次数和较低的年平均增长率，就是明显的说明。这个现象，与其说与世 界经济形势或重大国际经济事件有关，毋宁说与大国关系和地区政治形势（一定程度也包括 地区经济形势）更有联系，是国际政治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本能反映，因为他们大都不熟谙世 界经济事务。

国际政治问题类型的关键词数量之大和标引总次数之多，在本文11项分类中均位列第一，其 平均标引次数为29.8次。这个类型的研究或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笼统的国 际 政治研究，主要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政策”、“世界政治”、“国际 形势”等15个关键词，为该类关键词总数的7.5%，其标引次数为1597次，为该类关键 词标引 总次数的26.9%。可以看出，这些关键词大都出自国际政治专业的期刊，作者可能是国 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初入门者以及跨学科专业的作者，因为专业期刊和专业作者的国际 政治论文的关键词都比较专业；二是关于国际政治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如“民 族主义”、“民族问题”、“国家利益”、“国家”、“意识形态”、“新干涉主义” 、“人权”、“人道主义干涉”、“国际干预”等，它们既涉及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和理论建 设的总体发展态势，又反映我国学者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大致倾向；三是关于国际政治 总体趋势的研究，如“单极”、“多极”、“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其标引次数和年平均增长率所反映的现状、问题 和趋势，类似于上一个方面的研究；四是关于国际政治中的一般问题研究，包括政治和政党 问题、社会问题（如社会转型、社会改革、社会稳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农民问题、青 年问题、妇女问题）、文化冲突、宗教问题。在以上四个方面中，第四个方面的内容极其广 泛，没有特别集中的主题，说明我国的研究较为分散，也欠深入。

国际热点问题类的关键词的平均标引为32.58次。在本文所有关键词的11个分类中，该类关 键词的数量和标引总数都不高，但年平均增长率最高，为68.05%，说明我国国际政治研究 者 具有敏锐性，能够及时地对国际重大事件及其变化做出反应，抓住最重要的国际热点问题， 并进行相应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在时间上对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做出反 应，如1999年科索沃危机和战争、2001年“9•11”事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新近爆发的 朝鲜核危机；二是在地理分布上围绕那些同我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密切相联的事态，如恐 怖主义和国际反恐斗争、朝鲜核危机与半岛局势、伊拉克问题等。在具体的研究议题上，一 是恐怖主义和国际反恐（如“‘9•11’事件”、“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 伊拉 克”）是当前研究的重中之重，相关关键词的标引次数远远超过其他方面；二是中东问题（ 包括“阿以冲突”、“巴以冲突”、“中东和谈”等）引起学者们的持续关注；三是“科索 沃”、“科索沃战争”、“科索沃问题”、“新干涉主义”等随着相关热点问题的消失而趋 于衰退；四是未能引起充分注意或未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伊朗核问题（2005年后随着伊朗核 问题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以及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其他热点问题，未能引起我国学者的高度 关注和研究。

第二个方向分为大国关系、中国外交、战略与国际安全三个类型。

大国关系类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重中之重，其关键词的平均标引为44.34次。标引次数最 多的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分别为297次（如果将“美中关系”统计进去则是3 07次）、183次、67次（如果将“中苏关系”33次和“中苏论战”15次统计进去则为115次） ，年度标引次数一般呈增长趋势，并未来出现巨大的波浪型变化，这表明“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中俄关系”始终是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然而，学者对这三对双边关系 的研究是不平衡的，“中美关系”的标引次数分别是“中日关系”和“中俄关系”的1.6倍 和4.4倍，表明中美关系不仅是中国外交中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学者最为关注的研究 领域。第二类是逐渐升温的双边关系以及逐渐升温的研究，包括中印关系、美印关系、中欧 关系，如中印关系2001―2005年间的标引次数分别是3次、3次、7次、6次和8次，基本呈现 逐年增长趋势。第三类是呈现出波浪型变化的双边关系，如美欧关系（欧美关系）、美俄关 系（俄美关系），表明它们易于受国际形势或重大国际事件的影响，如“美欧关系”的标引 高峰出现在2003年，这部分是因为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美欧分歧所引起的；“美俄关系”以 及“俄美关系”的标引高峰分别出现在2000年和2003年，分别是8次和11次，其原因是两国 总统选举、《反导条约》的存废以及伊拉克战争爆发引起两国关系的波动。第四是略呈下降 趋势的双边关系，如美日关系（日美关系）、俄日关系（日俄关系），学者对其关注的下降 ，说明它们可能成为衰退中的双边关系，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可能逐渐趋弱。

关于中国外交类的关键词，其平均标引为35.38次。在这个类别中，一些“重要”而又“特 殊”的关键词说明了相关研究的特点和趋势。其一，“中国崛起”、“和平崛起”、“中国 和平崛起”3个关键词的标引共73次。其中，“和平崛起”在2004年达到28次的标引高峰， “中国崛起”和“中国和平崛起”在2005年分别达到16次和8次的标引高峰，表明中国的崛 起已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和热点，随着中国迅速发展的持续、国际影响和作用逐渐增强， 这个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中国”也是如此，其标引次数为37次，2002―2005年分 别是5次、5次、10次和13次，年平均增长率约77%。其二，一些关键词的标引频率，是与中 国外交政策的当前趋势相联系的，“”、“对台政策”、“历史问题”、“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标引高峰分别是2000年25次、2004年6次、2003年10次，2004年9次，其对应 的重大事件是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2004年中国中央政府调整对台政策、2003年中日 政治关系因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掀起新的否认侵略历史 的浪潮、2004年中国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50周年，因而引起学者的关注和宣示。

战略与国际安全类关键词共62个，在标引10次以上的关键词总数中占10.44%，标引总数1 343次，为同类关键词标引总数的7.6%，平均标引21.66次，年平均增长率为22.05 %，仅次 于“ 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说明该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或前景。首先是关于国际安全 的一般研究，如“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两个关键词，其标引总次数分别为100次和64 次，标引高峰分别是2001年22次和1999年15次，其变化均呈现波浪型趋势，表明学者们的研 究受到国际局势或重大国际事件的较大影响。其次是关于美国战略研究的关键词，按标引总 次数排列，依次为“美国全球战略”、“美国安全战略”、“美国对外战略”、“美国战略 ”、“美国中东战略”、“美国对华战略”、“美国军事战略”，平均标引11.7次，且其 标 引高峰均出现在2003―2005年，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学者对美国战略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 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所有大国，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加大加深对美国战略的研究。与此相 关 ，关于北约和美日同盟（日美同盟）方面的研究，“北约”、“北约东扩”、“北约新战略 ”、“美日同盟”、“日美同盟”等5个关键词的标引总次数达130次，平均标引26次，超过 美国战略方面，说明我国学者关于美国战略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其联盟战略的现状及其未来 趋势。第三，非传统安全和国际安全合作研究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另一个重点，“非传统安 全”、“新安全观”、“合作安全”、“危机管理”、“安全政策”、“集体安全”、“安 全共同体”、“维和行动”等8个关键词的标引总次数达183次，平均标引约23次，而且各单 个关键词的标引高峰均出现在2004年或2005年，呈现出与美国战略研究相同的趋势。第四， 在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和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均呈现出衰退或研究不足的趋势。前者如核武 器、军备竞赛、军备控制，呈负增长率；后者如国际干预、军事合作等，平均标引仅为10次 ，而且是近几年才开始出现，说明了学者们的兴趣不高和研究缺乏。

第三个方向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机制和人物研究三个类别。

国际关系理论类的关键词数量不大，但其标引总数的百分比为4.39%，平均标引约41次，仅 次于“大国关系”类关键词的平均标引；它们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很高，在所有11类关键词中 位列第二，仅次于“国际热点问题”。显然，中国国际政治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关注不断 升温，研究日益广泛而深入，成果逐渐增多。这里大致表现出三个特点：其一，国际关系理 论研究不断升温，“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外交思想”等3个关键词的标 引总次数为202次，平均超过67次，前两个关键词的标引高峰均出现在2005年，说明其引起 关注的趋势还在发展。其次，关于各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较为全面，涉及所有主要的理论流派 ，按标引次数分别为“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英 国学派”、“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理想主义”，其中，“建构主义 ”和“英国学派”的研究不断升温，其标引次数分别在2004年和2005年达到26次和13次，且 年平均增长率较高，表明它们得到中国学者关注、研究和应用的程度。［4］其三， 国际关系 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研究并未引起高度关注，“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学科建设 ”、“外交学”等4个关键词的标引总数为68次，平均标引17次，而且，其年平均增长率为 负数；“方法论”的标引次数仅为18次，除2004年标引高峰11次以外，其他各年均为1次或3 次，有的年份甚至没有标引。但值得庆幸的是，作为衡量国际政治学科发展的标准之一的图 书评论（书评），却呈逐年增长之势，两个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总次数为125次，平均标引6 2.5次，年增长率也较高，其发展趋势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前景完全一致。

在国际制度研究领域，其关键词的数量与“国际热点问题”类相同，但标引总数却比之减少 约0.6%，平均标引29.5次，但它们的年平均增长率在所有11类关键词中位列第三，仅次于 “ 国际热点问题”和“国际关系理论”两个类别。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国际制度的兴趣不断加 大，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从关键词的分布看，中国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 当前国际体系和未来国际秩序的研究，其相应的概念包括“国际秩序”、“国际新秩序”、 “世界秩序”、“国际格局”、“国际体系”、“世界体系”、“国际社会”等；二是国际 组织研究，涉及对“联合国”及“安理会”、“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非政府组织”（如“跨国公司”、“国际共运”、“工会运动”）等 方面；三是国际制度理论研究，包括“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体制”、“国际 规范”、“国际规则”的标引次数不到10次而不在此列），两个关键词的平均标引次数为38 次，且其标引基本上呈逐年增长之势，表明它们受到的关注不断增加。

关于人物研究，在标引10次以上的关键词中，其数量最少，只有15个，标引次数也最低，只 有388次，平均标引26.36次，远远比不上某对大国关系或某个国家的关键词的标引。这里 涉 及的人物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外国领导人，包括逝世的和健在的，这类人物数 量最多，如俄罗斯（苏联）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叶利钦、普京，美国领导人 肯尼迪、尼克松、克林顿、布什，英国领导人布莱尔，其中，普京受到中国学者们的青睐， 标引次数达到87次；二是外国思想家，被标引10次以上的，只有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标引 12次；三是中国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其中，的标引次数 最多。但必须指出的是，人物研究是一个衰退中的领域，其年平均增长率为负数，其标引次 数特别是标引高峰，大都是因为纪念活动或纪念事件而拉动起来的。

第四个方向是地区国别研究。

中国的地区研究不发达且不平衡。在标引次数为10次以上的关键词中，地区研究的数量为46 个，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类并列第四，平均标引次数23.71次，但其标引总次数和年增 长率均不及“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特别是年平均增长率仅18.84%，在11类关键词中位居 第 八。在地区分布上，研究热点和重点依次为欧洲、东亚、中亚和中东，非洲和拉美研究严重 不足。欧洲研究主要包括7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357次，平均标引次数51次；东亚研究11个 关键词，标引总次数245次，平均标引22.2次，其中，东南亚研究4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101 次，平均标引25.25次，东北亚研究2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27次，平均标引13.5次；中亚研 究 5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89次，平均标引约18次；中东研究6个关键词标引总次数81次，平均标 引13.5次。非洲和拉美研究的关键词数量之少和标引次数之低，无法与上述四个地区相比 。 这至少可以说明：一是中国国际政治学者比较重视欧洲经验及其含义，希望以此昭示中国的 建设和东亚一体化进程；二是中东和中亚成为研究重点，大致与该两个地区本身的重要性以 及局势动荡有关；三是我们并未认识到非洲和拉美的重要性，只是给予很少的关注和研究， 另一个可能性是，我们的学者意识到这两个地区的重要性，但缺少人才、资料、语言等研究 主体和手段，故研究成果不多。

国别研究的情况类似于地区研究，即不发达且不平衡。该类关键词的数量仅次于“国际政治 问题”类，为93个，但其标引仅为所有关键词标引总数的13.93%，平均标引26.45次，低 于 “国际政治问题”类的29.8次。其年平均增长率仅为7.38%，在11类关键词中倒数第二， 仅 高出人物研究，反映了我国国际政治学者对国别研究的不高的兴趣。在地区分布上，大国受 到普遍的关注，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4个大国，其相应的关键词数量、标引总数以 及平均标引，分别是美国31个、1118次、36次，俄罗斯12个、360次、30次，日本9 个、245 次、27次，印度2个、27次、13.5次。可见，美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关于美国的关键词 是国别研究类所有关键词的1/3，远远超过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从关于大国的关键词 的性质出发，我们还可以看出，除美国以外，中国学者对其他大国的研究有着较大的缺陷， 即对相关大国的内政研究严重不足，如关于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研究，大都是对 日本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外交政策动态的被动反应，缺乏主动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再 如印度，作为中国的重要邻邦，作为在规模上仅次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正试图跳出地区 樊篱的南亚大国，远没有得到中国学者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值得指出的是，在俄罗斯研究中 ，苏联模式、苏联体制以及相关议题，一直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领域。其次，对大国以外的其 他国家，特别是英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重要的中等国家，相关研究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一是对法国、德国、加拿大三个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较为欠缺，在标引10次以上的国家关键 词中，这4个国家远远落后于同一个层次的英国，其他国家如奥地利、意大利、澳大利亚、 瑞典等，根本没有进入关键词的前594名；二是出现频率较多但我国相关研究有欠深入或不 太充分的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南联盟，它们出现的频率较多，是与相关年份的热点问题 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比较先进；三是中国周边较有影响或与 中国联系较为密切的国家，包括印尼、越南、缅甸、新加坡、以色列等，其中印尼方面的关 键词标引43次，远远超过其他中等国家；四是南非、墨西哥、土耳其、乌克兰，其标引均为 10次或稍多，说明我国对其研究颇为不足，这与它们在国际以及地区事务中的所处的地位或 发挥的作用是不对称的。另外，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中小国家，如蒙古、哈萨克斯坦 克、泰国，相应关键词的标引不到10次，说明我国学者的研究严重不足，应当予以重视。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趋势

相对于英美发展国家，中国国际政治研究还是比较落后的，著名学者王逸舟先生新近总结了 10个方面的问题，十分中肯地指明了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努力方向。［5］本文所分 析的标引 10次以上的关键词及其所表现的现状和特点，也反映了这些问题。所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 具有宽广的发展空间和前景。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本文作者抽检了1998―2005年CSSCI国际 政治论文标引10次以下的部分关键词，试图指出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趋 势。

理论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现状是，在理论和问题之间，问题研究多，理论构建少，因而理 论研究是今后的重要研究领域或发展方向。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处于介 绍梳理多、批判借鉴少的局面。在新时期，我国国际政治研究界几乎没有提出新理论、新范 式、新方法，有人提出了一些新概念，但没有人进一步加以系统阐述，因而没有得到认同。 再如“中国学派”、“中国特色”或“中国化”， 我国学者进行了一些探索。经过对标引1 0次以下的国际政治关键词的检索，“中国特色”2002年标引4次，2004年和2005年分别标引 1次和2次；“外交学中国化”2002年和2005年各标引1次；“中国化”2001年和2004年各标 引1次。这方面的研究不足，预示了理论领域的可能发展方向。又如“国际关系方法论”、 “国际关系局部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学”、“国际关系思想”、“国际关系思想史”、 “国际关系学科史”各标引1次，而且都是2000年以后第一次标引，既说明了学科史、思想 史和方法论研究方面的欠缺，又预示了可能的研究前景。

在问题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已经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并且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还没有形成 较明确而又系统的理论、范式、方法，因此相关的研究会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传统分析 、传统视角、传统方法仍居于主流，这尤其表现在“国际政治问题”、“国际热点问题”、 “地区研究”和“国别研究”几个方面，比如“国际热点问题”研究仍以历史追溯――现状 叙述――前景展望的“三段论”为主，“国别研究”仍以对主要大国的外交和战略的一般分 析为 主，大都缺乏宏观视角、历史深度、战略高度和理论框架。

这里仅提出两个可能值得我国学者高度关注的问题领域。一是那些具有理论深度和重要意义 的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尚为数不多，一些涉足者满足于泛泛而论，一些人则避重就轻，更 有甚者视而不见，如国际正义、国际伦理、族际研究等问题。经过对标引10次以下的国际政 治关键词的检索，“国际正义”标引4次，排名第1408位，1999年第一次标引，在此后6 年中 ，只出现过3次，平均每年0.5次；“国际伦理”标引3次，排名第1934位，2002年第一 次标 引，2004年和2005年各标引一次，表明我国的研究极少；族际研究的相应关键词包括“民族 冲突”、“阿以民族冲突”、“北爱民族冲突”、“族际冲突”、“族际政治”、“民族平 等”、“族裔问题”，标引分别为22次、1 次、1次、4次、4次、5次，标引总次数37次，甚 至不及某一个外国领导人的标引次数。在英美国际政治研究界，以上三个问题的研究已相当 成熟，其理论、方法及案例方面的成果非常充分，完全可能成为我国相关研究的基础。二是 具有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战略研究或安全研究，我国目前的研究大都仍以“纸上谈兵”为 主，相关的政策或对策研究缺少可操作性，如危机处理、威慑、谈判战略、冲突解决等研究 领域。经过对本文数据库的检索，“危机处理”及其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共13次，其中，“ 危机处理”4次，“危机处理机制”、“危机防范意识”、“危机管理机制”、“危机管理 体制”、“危机管理战略”、“危机决策”、“危机理论”、“危机应对机制”、“危机预 期”各1次；“威慑”及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共18次，其中“核威慑”9次、“军事威慑”2 次、“霸权威慑”1次、“遏制威慑”1次、“核威慑政策”1次、“南亚核威慑”1次、“威 慑理论”1次、“威慑战略”1次、“威力威慑”1次，其中，“遏制威慑”和“霸权威慑” 是我国学者分别在2002年和2004年提出的新概念，但并未出现进一步的系统论述，也无人提 出具体的行动路径（如博弈论的行动模式或赫尔曼•卡恩的冲突升级阶梯）；“谈判战略” 标引1次，其他相关的关键词均为案例研究，几乎没有任何理论或模式探讨；“冲突解决”2 003年标引1次，“冲突分析”、“冲突治理”也各标引1次，其他关键词亦均为案例研究或 一般性说明，如“国际战略冲突”、“局部冲突”、“军事冲突全球化”、“跨国冲突”、 “国际战争冲突”、“国际武装冲突”。如同前一个问题领域，危机处理、威慑、谈判战略 、冲突解决也是国外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我们不仅可以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借鉴其丰富 的成果，而且可以在应用和实践层面采用“拿来主义”，提出适切于解决我国战略和安全问 题的“实战”方案。

注释：

［1］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门洪华.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告.欧洲，2002（3）；何忠义 .从国 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世界 经 济与政治.2004（11）；薛力.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就与不足（1998―2004 ）； 秦亚青主编.文化与国际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16 6.200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5）

在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少数民族具有国家公民与族群成员的双重身份。复合身份使得少数民族身上存在着明显的双重认同倾向，即兼具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认同，与同其他族往过程中形成的对本族群的民族认同。当前关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族际政治整合。

一、关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崛起，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成为目前政治学领域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关于国家认同的概念，国外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行为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有关认同危机的研究也在同时期展开。以欧美学者为代表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家，在关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认识到，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族整合过程中的矛盾对国家认同形成的挑战。

国外涉及该领域的主要代表作有：鲁恂·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在此书中，作者强调了认同与合法性二者的关系，概括出了著名的“六大危机”说，即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法统危机、参与危机、贯彻危机和分配危机。六大危机中最根本的危机是由认同感而引发的认同危机，整合危机涉及整个政治体各个部分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民族国家在政治发展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解决认同问题与整合问题。哈罗德·伊罗生的《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该书初版于1975年，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作者虽然没有全面否定族群认同的正面效应，但更多阐述了族群认同的负面效应。伊罗生认为，族群意识一旦高涨到对历史秩序的展开形成挑战的时候，就会与权力的寻租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会对民族国家内部的良性族际关系形成挑战，还会给历史带来极大的浩劫，造成人类社会的严重冲突。在伊罗生看来，未来的族群问题就像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现代化带来了各种集团意识的兴起，集团认同范围在扩大的同时，也造成了集团之间冲突和矛盾的加剧。其后，塞缪尔·P·亨廷顿在其另一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表示出对美国国家认同危机的担忧，肯定了重振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意识对遏制国家衰亡所起的作用。

菲利克斯·格罗斯在《公民与国家： 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一书中指出，民族国家的产生造成了公民身份与族属身份的分离。他强调了政治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聚合与分散共存趋势的问题，表明民族认同问题是造成多民族国家内部呈现分散化趋势的重要因素。加拿大学者塞缪尔威尔·金里卡在《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中论述了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问题，他认为，公民之间需要保持一致，有归属同一共同体的意识，并由生活在一起的愿望。共同民族认同的基础在于共同的历史感和共同的语言，这需要公民身份的培养。此外，他还论证了少数族群在持有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拥有保存自身民族文化的权利。 在英国学者爱德华·莫迪默与罗伯特·法恩主编的《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一书中，作者阐述了反对民族“源生论”的原因，揭示了人民、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探讨了认同、、民族、文化等之间的各种关系。英国学者戴维·米勒在《论民族性》一书中提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可以共存，相互间不构成威胁，二者的共存取决于族群对国家认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感到安全和满意。他还提出了国家认同的五个要素，即由共同信念和相互承诺构成、在历史中绵延、在特征上积极的、与特定地域相连，通过其独特的公共文化与其他共同体相区分。威廉·迈尔斯与戴维·罗什福特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族群认同》一文中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观点，认为在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要高于民族认同，二者可以兼容，并且二者产生冲突的可能性没有人们传统认为的那么大。

（二）国内研究现状

伴随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如苏联剧变、东欧解体等，大批的民族国家迅速涌现在国际社会。这不仅对传统的国家认同形成了严重挑战，也使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进入我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在国内的研究中，对国家认同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一概念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当前在我国对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的研究中，学者大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费孝通先生最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他认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隶属不同层次的认同维度，二者不存在冲突，可以并存。马戎在《民族社会学导论》中论述了民族间的自然流动对提升国家认同的作用，并突出民族身份向公民身份转化的重要性。云南大学的周平教授分析了当前我国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家认同隐患。他提出，我国必须强化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国家认同，加强对国家的认同程度。贺金瑞与燕继荣在《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指出，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并不一致，不同的认同在多民族国家中存在张力与冲突。他们认为，我国当前的各种认同都必须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使民族认同演化为国家认同。马惠兰，陈茂荣在《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路径选择》中提出，我国需要建构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共存的环境。不能通话强制同化的手段去增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强化需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差异性文化。金志远在《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实质的相异性》中指出，从认同的各种维度看，国家认同在本质上属于政治认同，而民族认同则属于文化认同，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

在研究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方面，以政治学为研究视角的实证著作较少，多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入手。比较典型的著作有：周大鸣主编的《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书中主要对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藏族的宗教认同、族群认同、认同的模式及其变迁等进行了分析。梁茂春的《跨越族群边界：社会学视野下的大瑶山族群关系》，该书兼具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他经过长期的个人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田野资料。通过和政府等机构的相关数据资料结合， 描述和分析了七十年代以来大瑶山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的历史和现状。祁进玉在《族群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一书中，针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反思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文化政策，研究了当前族群认同和群体意识的新情况。他认为民族人口的流动将加剧民族杂居、散居的趋势，使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淡化，有利于培育多民族国家的公民认同。在丁宏主编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关系研究》一书中，常劲松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将民族意识与族际认知列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核心。巫达在《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中认为，尔苏人心中有清晰的族群边界区分他们与周边的彝族与汉族。该书主要运用了“理性选择理论”和“族群内心情感”两种理论，解释了尔苏人在认同抉择中的不同观点，讨论尔苏人如何选择和建构他们的族群认同。丁明俊也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民族认同进行了考察。他的《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一书，采用了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作为研究基点，以实地考察等田野研究方法与查阅地方史志的方法相结合，从观察调查地区的族际互动、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研究各个族群在强势异质文化下的认同变迁过程。

二、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族际整合研究的主要代表观点为同化与多元化。同化观点虽然有着长远的历史根基，但直到1900年左右，同化才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在学术领域使用。涉及同化研究主要代表观点有以下几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帕克第一个提出了族群关系循环理论，他认为，群体在经过一系列的互动阶段后，最终会达到完全同化。之后，密尔顿·戈登提出了同化阶段论，他将同化与整合阐述为族群之间经历的一系列阶段和步骤。他提出了族群关系的变量体系，认为族群间的互动从开始到终结会经历七个阶段，即文化同化、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认同同化、态度待遇上的同化、行为待遇上的同化、公民同化。与帕克秉承统一观点，戈登认为，“民族群体作为独立的实体及其独特价值观念的最终消失”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学家亚布拉姆森提出了社会可能力求实现的三种同化与整合的途径，第一种是非主体族群可能融入到主体的支配族群中，第二种是不同的族群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族群，第三种是非主体族群可以融入到另一个非主体族群中。其次，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主要以列宁对民族同化问题的基本看法为政策的出发点，列宁认可除了暴力之外的任何民族同化形式。然而，同化论的民族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普遍在各地受到少数族群的抵抗，给政治系统带来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与同化论理论相对应的则为多元化理论。西方涉及多元化理论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哈里斯·卡伦于的《美国的文化与民主》，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首次使用了“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概念，他也由此被誉为“多元文化主义之父”。皮特·凯威斯通从功能主义的视角阐释了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在公民身份中的一种补偿性认同，是一种寻求保护不同民族认同的方式，这种认同能够把不同的民族联系在一个政治体系内。加拿大的政治学学者杰佛瑞·雷兹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哲学，也是一种公共政策的基点。应该强化对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一共识的认知，不能将社会中的多元文化进行人为地同质化，多元文化更加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英国学者艾利斯·卡西摩尔在其编撰的《种族和民族关系辞典》中也对“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多元主义的内核在于社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并且社会中有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的生存空间。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在《当代政治哲学》一书中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石，论述了国家的民族建构（国家对少数群体作要求）与少数群体的权利（少数群体对国家作要求）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民族建构政策有助于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少数群体的权利有助于支持国家的民族建构。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相对其他研究方向而言，我国政治学学者对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二十一世纪以前，正式刊印的论文中基本没有族际政治整合相关的文章。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涉及该领域的专门研究著作。当前，对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以论文的方式进行刊载。

国内主要研究族际政治整合的学者及其论文主要为：周平教授在其《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一文中，在政治整合这一术语的基础上分析了族际政治整合的概念和范畴，认为多民族国家应该以“求同”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化的层面承认差异的存在，但也不主动强化差异。此外，他还在另一文中，回顾了我国古代的族际政治模式，分析我国当前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多与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等变化对我国族际政治整合形成的挑战，提出在国家建构中，应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民族政策体系，取代我国原有的以“民族主义”为取向的政策。常士訚教授在其《当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转变与族际政治整合建设》一文中指出，我国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两个共同，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当前我国族际政治整合的指导思想。并在《多民族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族际政治整合与政治文明建设》中指出，在多民族后发国家中，族际政治整合的成功离不开本国政治文明的大环境。如果国家建构中缺少对政治文明环境因素的重视，那单方面的族际政治整合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常士訚教授在《族际政治整合的多维构成分析》中将族际政治整合分为多个层面，族际政治整合是国家内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互动，并认为族际政治整合应该从经济与生态层面、文化层面、规范与制度层面、政治权威层面入手。马戎教授在有关当前我国民族政策“政治化”与“文化化”的争论中提出，我国的民族政策应该“去政治化”。他认为，我国应该通过人口迁移的方式淡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进而自然推动族际政治整合的进程，政府不应该主动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增强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与该观点相反，王建娥在有关族际政治整合政策的研究中提出，族际整合政策应趋向民主化建设，认为在族际政治整合的过程中，应该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尊重少数民族保持民族差异的权利。张友国的《族际整合中的语言政治》论述了官方语言在族际整合中的作用。他认为，在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各个民族拥有共享的官方语言是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前提。陈纪在《多维互动： 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研究》中，从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个维度互动为出发点，研究了族际政治整合的多为互动机制。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当前在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研究中，国外学者多数从关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论证，他们突出了二者张力对国家形成挑战这一观点。我国学者大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在研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方面，以政治学为研究视角的实证著作较少，多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入手。国外的族际政治整合研究更倾向于以族际互动的不和谐为研究视角，对族群关系冲突的原因、结果等进行解析。而国内对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价值取向与互动机制入手，缺少以定量的方式对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证性研究。此外，在国内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缺少对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M].任晓，王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80-85.

[2][加]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M].邓红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223.

[3]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1-19.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5.02.021

Abstract： Comparative politics， whose topic， perspective， method and analytic technolog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hich is a unique branch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eared in the USA during 1950-1960’s as a discipline， and it wa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behaviorist revolution， but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the America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since the mid of 1980s. Undoubtedly， the discipline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for example， many Western Classic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native， and some dominant paradigms and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assimilated by the academia， and what’s more， Chinese comparative politics has formed a logic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s. However， some dilemmas emerged inevitably，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lassic formal-leg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post-developmentalism， the continual confrontation perform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gainst quantitative study， and the contradiction shown by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main academic journals； historical context； trend of development

尽管比较政治学的滥觞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但不可否认，现代比较政治学兴起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并先后经历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个阶段，并产生出政治系统和国家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与不发达理论等主导性研究范式，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更需要通过比较政治学这一重要学科的视角，从理论化高度为我国的大国战略考量。

一、文献反思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反思

对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及成果所做的研究综述，学界已进行过相关讨论，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1. 由《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所收录的三篇研究综述，[1]25-39张海清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构、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综述》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比较政治学发展以来所译介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经典著作和我国学者所编纂的大学教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学界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最后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做了简洁的讨论；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综述》主要基于法理――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正式政治制度方面所撰写和出版的专著进行了整理性归纳，并指出了这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王庆兵的《比较政治学国别研究》则以国别研究和跨国研究为主题，在参考较多期刊论文的基础上，总结了此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2.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11年起刊载的三篇关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短文，影响较大。一是由复旦大学的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三位学者撰写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目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并指出之前学界所发表的文章均可分为“‘口号型’文章”、“泛泛而谈的评论或综述”和“概念辨析性文章”三种类型。[2]之后三位学者还继续发表《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两文，以冀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提供可能的发展途径，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共鸣；二是由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所写的《比较政治研究：回顾与思考》，[3]对2010年以来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有关的专门研究机构成立、召开的四次国内学术会议、国内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相关研究内容都做了十分清晰的总结。结合其发表于2011年的《政治现代化：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取向――新世纪十年比较政治学发展回顾之一》 [4]一文，谭君久教授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在“政治现代化”框架下的民主化、政治腐败、政党政治等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更加细致和深化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诸如东亚模式、南亚（主要是印度）政治、中东伊斯兰文化、非洲民族政治、拉美威权政治等，都有了新的开拓。这基本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成果；三是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5年回顾》 [5] 一文，不但对中国比较政治始于2010年左右的“爆发性发展”进行了时序定位，还提出比较政治研究的“外延性发展”和“内涵性发展”的概念，提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今后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徐海燕研究员在《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6]一文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概况，从对西方经典文献的引介、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学术人才的培养、以中国为视角的研究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2012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新动向进行了十分细致的介绍，并指出学科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以上文献均可看作是学界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总结和概括，也基本反映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阶段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的关注时段较为有限，基本聚焦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近发展，且大都主要关注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经典书目，范围较窄；此外，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大都着重指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种种建议，为学科研究指明发展道路，这就相应忽视了对本学科内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术文献的系统关注，难免使本学科的发展脉络出现模糊，学科范式变换的连贯性也随之减弱。因此，只有详细检索和系统整理30年来我国主流学术期刊中关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论文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才能呈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清晰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尝试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二）研究设计

所谓“主流期刊”，即是指在本学科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其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导向性的核心期刊。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核心刊物自然是“主流期刊”的最主要部分。

笔者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为基础，首先，系统检索在本学科领域中有主导性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迄今为止所刊载的相关文献，根据笔者自身知识结构加以判断，整理出352篇论文；其次，通过“中国知网”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均以“篇名”或“题目”及关键词为搜索导向，输入“比较政治”，进行相关文献的筛选和补充；再次，根据相关文献的“被引”和“下载”两个指标，并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政治研究网（CPR）”所列的相关学者名录，以获取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30年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相当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力图完善文献来源，以展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下文将分别从发展脉络、相关问题及前瞻性思考三个视角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

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自1983年我国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作为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中国比较政治学从无到有，在3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从检索出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时序上可以很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段，上世纪80-90年代的基础研究阶段，90年代末期到2008年左右的初步应用阶段，以及大致从2009年起步，直至今天的多元发展阶段。与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时序一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也历经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变换。

（一）基础研究阶段

即便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也是从对外国政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的，即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区域政治学研究都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照此标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最早由“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专业学者关注和推动。从1981年起，《国际政治研究》就接连刊载我国学者认识和分析外国政治制度和政府过程的文章，其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别政治、我国周边国家政治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制度。在前苏联及东欧政治方面，刘金质、林勋健、曹长盛等学者对其政党（即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和结构、党际关系、对外政策等进行了分析，《国际政治研究》还开辟专栏讨论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以及南斯拉夫大事记；①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度研究组对印共（马）关于印度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认识和归纳；唐文方、潘琪、董秀丽、张锡镇、王杰等对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伊朗、菲律宾、智利等之前国内学界不太熟悉的国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除此之外，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也有相当的介绍。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只是对外国政治和政府过程的总体性概述，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学刊范围看，“比较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可能最早出现在1984年第12期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通过翻译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的《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塞勒的《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这三篇文献，我国学者对什么是“比较学”及“比较政治学”有了粗略认识，并开始自觉关注这一政治学的重要分支。此后，西方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伊斯顿等的经典著作被陆续译介，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路、概念、方法和技术也逐渐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和认识，不少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系统的学科话语和理论框架对民主化、权威主义、政治转型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在1989年，俞可平就“权威主义”的内涵、类型、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尝试用比较的视野来分析中国政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7] 李路曲则对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权威主义政治等话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不但拓展了学界对新加坡国家政治特色的认识，而且运用比较政治的方法对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有开创意义的讨论；② 此外，周平从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稳定进行了讨论；[8] 张树华对中俄两国的改革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两国的体制转轨背景，从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的民主、秩序、效率三个变量出发，回应了西方的相关理论。[9]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严强就注意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80年展以来，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10] 与此同时，他还讨论了比较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还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途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而彭兴业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探析》一文则通过讨论“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的性质、特征及哲学基础等问题，呼吁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实现“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11] 这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处于基础研究的知识储备阶段，学术界的主导研究范式是法理―制度主义和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体现为吸收和消化西方经典理论，并在延续对外国政治的概略介绍风格基础上，着重分析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过程。在研究模式方面，还是以静态描述为主，对正式的立法机构、法律体系、国家结构等进行宪法性文本解读。而在学科自身发展方面，中国比较政治学仍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历史学、法学等学科相铰接，学科界限十分模糊，缺乏基础性分析概念，对研究对象的共性和差异几乎没有关注，在研究方法上明显滞后。

（二）初步应用阶段

比较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出相关的政治问题，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恰当的案例，通过建立相关性标准使自变量和因变量发生关系，以得出逻辑严密、比较中立的解释理论。经过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学科探索，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将西方的经典理论范式和方法应用于现实之中，聚焦中国的政治发展，并努力归纳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性及个性，突出比较特色，使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大突破。

1. 对本学科进行整体关照，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审视的综述性文献开始出现，并产生极大影响。2000年，张小劲发表《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 [12] 一文，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全面阐述，细致梳理了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脉络，不仅使比较政治研究这一重要学术传统在学术史上实现古今贯通，而且还系统总结了在不同时期对本学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经典文献，并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和学术传承。由于以上的学术贡献，这篇论文在“中国知网”的被引用率和下载率都极高，成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需要重点参考的文献；除此之外，李春成和杨雪冬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建构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应该从四个组成部分着手，分别是“问题意识和‘元问题’”、“基本价值和基本假设”、“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单位”，以及“基本的方法”；① 而在2005年，欧阳景根在对西方比较政治学以往理论和分析框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要有比较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建议。[13]

2. 相较之前较为单一的法理―制度主义及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范式，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段中不但巩固和发展发展主义范式，还积极引入新理论，并尝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分析和探讨本土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彭勃、米、何俊志等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及其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引介，并对其在中国的运用给予了中肯的预测和建议；②另外，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新热点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也逐渐为国内学者了解和认识，朱天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一文是国内较早介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之间区别和联系的系统阐述，对其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该文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此后，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更深入地讨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除此之外，比较政党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专题领域也得到学者们关注，如对英美两国政党认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对独大型政党派系政治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政党转型的研究等，都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③

3.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动下，比较政治的区域研究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在这一时期中，一些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如“21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学术论坛：2004-2005年的拉丁美洲”、“全球化与政治转型”学术研讨会等，这都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案例素材。

总之，相较于基础研究阶段的研究状况，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明显进入成长阶段，主导研究范式已实现到发展主义的过渡，研究话语主要为“政治发展”、“民主化”、“政治转型”等议题，基本摈弃了传统的描述形式和条文主义，学者们普遍重视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在相关领域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并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身发展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即研究方法的缺失。不少理论建构和应用都侧重逻辑的推理和演绎，止步于“自圆其说”阶段，缺乏精细的研究设计，方法论意识十分薄弱，这就促使我国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方法”的关注。

（三）多元发展阶段

在对什么是比较政治学的回答中，我国学者较为认同利普哈特和萨托利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最重要特色就在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而言，研究方法对其学科的发展和评估至关重要，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每次学科内的“自我革命”都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变革。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也标志着本学科进入一个多元发展阶段。

尽管在之前的两个发展阶段中，已有学者表达出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关注，但都显得比较零散，且缺乏系统严格的“设计构思”。但自2009年开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却突然开始发力，在对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方面有大幅提升。首先，李路曲在2009年发表《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一文，对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在此基础上，从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范式的选择与确定出发，对案例选择、时段划分、资料搜集、验证理论假设等研究步骤做了详细说明，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此后，学界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关切开始升温，学者们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归纳和概括其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变逻辑。例如高奇琦就写过多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他认为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经历了“基础阶段”和“深入阶段”两次浪潮，在此过程中整理了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重要意义的代表性文献，还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界围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争论做了简要介绍；[15] 另外，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一文中，他从最基础的概念研究入手，对萨托利的本质主义与科列尔和吉尔林的折中主义做了全面分析，阐释了西方概念研究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以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于2013年第5期组织的一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专题”为例，高奇琦、米、耿曙、何俊志等分别围绕“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前沿进展”、“比较政治的议题设定”、“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比较政治的模糊集合方法”等操作化问题展开讨论，在李路曲教授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④ 将“如何做具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一现实学术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和细化。此外，周忠丽先后发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选择及应用》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特征、类型及应用》两文，对案例选择这一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问题做了较完整的回答。而北京大学王丽萍教授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16]一文，更是系统地交代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步骤及具体要求，使比较政治研究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而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广泛应用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方法也被吸收到比较政治学领域。以复旦大学李辉为例，在《世俗主义与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一项定量分析》[17]一文中，他以“世界价值观调查（2004-2008）”、“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世界事实数据”等资料为数据来源，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对世俗主义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此外，《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宏观政治环境与国民幸福感――基于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2008）的多层分析》、《东亚民主的质量：测量与比较》等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也都基于对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和解释模型。另外，不少学者也对比较政治经济分析、比较历史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做了细致讨论，如北京大学朱天飚副教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一文，就通过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对其做好定位的基础上，从因果关系、历史作用和比较方法三个方面对比较历史研究这一方法进行了剖析。总之，这一阶段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交流与互动也日益频繁，这是多元化表现之一，也是此阶段最突出的特点。

多元化表现之二主要是围绕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话题展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的为庆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所登载的“笔谈：理论自觉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专栏讨论，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讨论比较政治学的“本土化”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特别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本土化课题”，强调在与西方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学者不能只充当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还要成为理论的“生产者”；[18]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也指出要重视“中国语境”，“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身份意识” 。[19] 而在最近，杨光斌教授还撰写《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一文，提出适应“中国语境”的“比较国家建设（躯体）――比较政治制度（骨骼）――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框架，强调应该把不同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拉回到历史，拉回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真相之中”。[20]

多元化表现之三则主要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大大增强，并集中表现在主题研究和案例―区域研究两个方面。在主题研究方面，政党政治、公民社会、政治腐败、政府治理能力等都为学者所关注，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例如：刘文科的《大众媒体对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谢峰的《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差异探源――政治生态环境的视角》、高奇琦的《30年中日公民社会成长与政治发展――一种比较政治的分析》、董毅的《民主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吗――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张孝芳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等；而在案例―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也渐趋开阔，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案例研究也愈益丰富，并在设计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方面也与国际学界展开积极对话，较具代表性的有：孔寒冰的《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项佐涛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李文、王尘子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走出腐败高发期的条件与机制》、王鹏、魏然的《拉美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风险》、方旭飞的《政治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的变化与调整》等。

除上述三个表现外，这一时期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会议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以“比较政治”作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坛广泛召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还纷纷成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少专门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刊物 ① 也相继出版发行，相关学术梯队和人才培养模式也渐趋成熟，这都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多元时代的迷惘与困惑

尽管在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中，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科建设、讨论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肯定和重视，可以说，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重叠和融合发展的新生增长点。但由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是在完全吸收美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就历经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逐步形成的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跨时空冲击，直接造成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多元化”形态，加之西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涌入，使得有关本学科发展的诸多迷惘和困惑也随之而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似乎陷入“踌躇不前”的“停滞”状态。

1. 在研究价值方面，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价值和主义之争。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在我国重建和恢复不久，学界就围绕“新权威主义”产生了一场争论，影响至今；在之后的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时出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但权威主义、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民主化等话题依旧是政治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尽管大部分学者声明自己保持“价值中立”，但其分析框架、话语体系、理论解释和研究结论仍旧带有很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此外，我国学界又明显出现从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积极乐观到分析其消极缺陷，再到反思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背景变换又使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为学界所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界也明显出现号召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呼声，其实质就是立足本国，从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主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及其融合的路径之中，寻找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价值，逐渐表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关怀。

2. 相比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中国比较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明显落后，现实感最弱，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研究主题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所讨论的经济发展模式、财政税收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与国计民生显著相关，而比较政治学所讨论的政治价值、政治发展、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不为大众所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加之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主题的零碎杂乱，缺乏一个共同的研究焦点，更谈不上学派之争，这就使比较政治学处于更趋边缘化的状态；（2）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政治学子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依旧是一种概略性的认识，且明显缺乏将中国经验上升到对整个比较政治学研究贡献方面的关注，更少与国际热点相连接，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婢女”和“小伙伴”。

3. 使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中国学界至今仍无一部“像样的”学科经典力作。高奇琦教授曾感慨：“我们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并认为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爆发性发展仍是外延性发展，而内涵性发展十分不足。[5]实际上，内涵性发展与外延性发展的划分直接道出中国比较政治学最致命的问题，即理论、经验与研究方法的脱节，表现有三：（1）在对相关理论的理解方面出现“时空错位”的混乱，将彼国和彼时的理论解释套用到此国和此时；（2）“研究方法的滥用”，犯了只晓其“器”，不明其“道”的研究错误，不仅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经验教训缺乏总结，还试图重走其发展过程之中的“弯路”；（3）对理论、方法的经验性运用方面出现明显混乱，田野考察、深度访谈、数据采集等一线实践工作往往与二线的资料分析与加工脱节，这就使学界难以产生有说服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解释。

4. 比较政治学在成为“学科边缘生长点”的同时，也不幸面临其他学科及政治学子学科的入侵和挤压，出现“保持学科独立”与“促进学科融合”的矛盾。从前文的综述梳理中可见，比较政治学是不断从国际政治、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破土而生的，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打破学科之间藩篱的趋势愈益明显，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许多核心话题和研究领域不断为其他学科所抢占，但在学科积淀、学术团队方面又无力与“霸权学科”对话和抗衡，这就使新生的比较政治学必须抓紧补课，为我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战略”做出富有价值的贡献。

四、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认识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比较政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本学科的发展初衷来看，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158个城邦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探究出最好的政治体制，以实现希腊的强大；而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繁荣，无疑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维护其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仅因为这一学科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也即一国的社会科学总体水平，还因为比较政治学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别历史等学科更深刻地透视其他国家，并时刻关注我国自身的国家建设和政治文明水平，能为国家的关键性决策提供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政策依据。

从学术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缺乏如《论美国的民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那样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有着深刻洞见和全面认识的不朽名作，更遑论如阿尔蒙德、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那样试图以一种统一理论模型来剖析世界所有政治现象和发展历史的经典教本。这不但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缺憾，更对我国政治学者提出严峻的任务要求。

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一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学者不愿做真正的比较研究，二是没有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三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四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围绕“怎么办”的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和修基本功三个方面的建议。[21]141-149下文将在此基础上深化相关认识，并基于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30年的发展脉络，对本学科的发展谈谈自己的感受。

1. 从“修基本功”的层面入手，对西方文献的积累、研究方法的补课、分析框架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学者必须加强世界史、区域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强化田野考察意识，不断拓展自身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实事求是地说，比较政治学的入门门槛是很高的，这是一门综合性相当强的分析性学科。从被本学科公认的经典著作来看，其作者几乎都是十分优秀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例如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摩尔不仅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有着深刻洞见，而且在对农村各阶级结构关系的分析当中，十分熟练地运用档案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假设做了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撑；而在久负盛名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序言部分，斯考切波毫不掩饰自己的研究心路，极其坦率地说到：“与大多数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同，我在广泛阅读那些对革命做出理论解释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前，已经深入学习过大量有关革命事实的历史知识。在浏览这些理论性文献时，很快就令我大失所望。这些文献对革命过程的观察与我掌握的历史知识相去甚远。” [22] 这不但突出历史知识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还直陈那种缺乏历史知识所做出的“理论性文献”之研究假设是多么荒唐和离谱。历史背景决定政治情景、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缺乏历史素材，片面追求新颖前沿的研究方法，不但无法寻求分析框架上的创新，还必将使中国比较政治研究陷入“方法论滥用”的泥淖。

2. 中国比较政治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以来，明显出现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方面，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诉求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另一方面，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也长期存在争论，出现“定性研究分裂主义（qualitative separatism）”和“定量研究帝国主义（quantitative imperialism）” [16]。笔者认为，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大可不必在这两个方面过分纠缠，因为这恰好是中国比较政治学出现流派分化的契机，也是“学术试点”的渠道。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于“本土”了解“外国”，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用定量研究的科学方法去不断检验定性研究所提出的因果假设可能是我国比较政治学应该遵循的学术理路。当然，中国发展比较政治学学科，终究是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他国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对本国政治的关怀”，[23] “国际化”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和平台，而“本土化”则要求我们在中国情境中研究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微观和中观问题，至于西方发展主义那样的宏大理论，只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西方文明自身生长出来的相关话语和概念逻辑，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应成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

3.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乏力与不足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广大研究者缺乏研究激情与大国使命感，对本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定位认识不清。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状况来看，在所覆盖的国别方面，不仅涉及北美、西欧、东欧、亚洲等传统热点地区，而且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从研究内容来看，其涉及的主题包括发展、政策、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选举与投票、民主、种族多元主义、利益集团等，[24] 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对中国比较政治学来说，其研究目的绝不是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身后“亦步亦趋”，捡食其理论和方法的“残羹冷炙”，在研究范围上，比较政治学不仅要关注传统大国，还必须重点分析与我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或有相近国情的发展中大国，更要重点关注与我国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例如最近的索马里海盗、墨西哥高铁项目违约、中东冲突与也门撤侨、南非排外骚乱等，都应给予相当关注和细致分析；而在讨论话题方面，对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逻辑、比较国家建设与执政党建设、比较基层民主机制等主题的研究，或许更能体现我国比较政治学的现实意义。

总之，作为学科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其产生、建设和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脉络逻辑，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学科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尽管现时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不那么令学界满意，但一门学科的发展只有历经长时间的审视和检验才能为人们所逐步认同。值得憧憬的是，随着相关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正式学术刊物的先后出版、优秀学术队伍的系统培养，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

参考文献：

[1]中国政治学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M].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

[2]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0-20（15）.

[3]谭君久.比较政治研究：回顾与思考[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12-21 （B03）.

[4]谭君久.政治现代化：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取向――新世纪十年比较政治学发展回顾之一[J].比较政治学研究，2011，（1）.

[5]高奇琦.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5年回顾[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6-27（B02）.

[6]徐海燕.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J]. 政治学研究， 2013， （2）.

[7]俞可平.论权威主义――兼谈“新权威主义”[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89，（3）.

[8]周平.社会转型与政治稳定对发展中国家的考察[J].云南社会科学，1995，（3）.

[9]张树华. 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发展问题――对中俄两国改革进程的比较研究[J].东欧中亚研究，1995，（4）.

[10]严强.比较政治研究的取向和方法[J].江海学刊，1996，（4）.

[11]彭兴业.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探析[J].政治学研究，1998，（2）.

[12]张小劲.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13]欧阳景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困境与发展前景[J].社会科学，2005， （3）.

[14]朱天飚.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5）.

[15]高奇琦.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两次浪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1-4（B02）.

[16]王丽萍.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17]李辉.世俗主义与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一项定量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4）.

[18]徐湘林.比较政治学学科发展的中国视角[J].国际政治研究，2013，（1）.

[19]杨光斌.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路在何方[J].国际政治研究，2013，（1）.

[20]杨光斌.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J].比较政治评论，2014，（1）.

[21]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遗憾和可能的突破[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1）.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7）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国政治本身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所提供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经验对象，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完全能够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以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全面、深入的研究为基础，超越西方政治学，实现自身的独立发展，从而最终发展出能表达中国价值、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以及揭示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内在逻辑的中国政治学。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126页。

[4]同上书，第140页。

[5]同上书，第281—2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8]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418页。

[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8）

其次是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政治学是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体系。虽然在政治学范畴中，各种政治问题都可以上升为学术问题来研究，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的政治性决定了不论我们如何把政治问题上升为学术问题，我们都无法使政治学的研究完全脱离开政治。事实上，如果我们完全脱离了政治，政治学研究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学研究也不能超越政治。超越政治，不是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而言的，而是从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价值而言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与该学科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密切相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二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已说得非常明确：“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1]那么，在现代社会，政治学研究所追求的人间至善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在创立政治学时，给出了一个十分基本的命题，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个命题。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命题实际上表明了人类生活和发展的一个基本道理：人的存在决定了政治存在，政治是人的内在要求，政治发展最终是基于人的发展。政治与人的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我们的政治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政治本身，而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基于这样的终极关怀，政治学研究才能始终保持崇高的理想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从而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只有在这种终极关怀下，政治学研究才能在不脱离政治的同时，超越政治，从而获得应有的生命力。

再次是在研究的学术体系上超越西方。中国政治学是在引进西方政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从整个学术体系来说，我们的基础还是西方政治学。因此，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跑；二是在有意无意中，总是习惯性地以西方政治学理论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背景。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大特性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使中国的政治学在近现代得到确立和发展；其次使中国政治学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实践的逐渐成熟，中国政治学天生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首先是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脱离中国实际，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下，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其次是使中国政治学本身无法十分自觉、有效地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和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决定了非西方国家政治学发展都普遍跟在西方政治学后面，并深受其影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学发展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政治学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和借鉴的。但是，西方政治学毕竟是随西方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而西方的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逻辑和过程，因而，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其思想、观念、结论和方法，由于有比较强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背景，并非都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并非都适用于非西方国家。美国在60年代搞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政治试验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因此，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政治学的问题。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来看，首先是努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其次就是要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引进、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发展中国的政治学，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因而，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而不是发展的目的。如果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从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目的出发，就能在学习、参考和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同时超越西方政治学。中国独特而漫长的政治文明发展史和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进行这种超越，并实现自身独立发展和独特研究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中?伪旧砦泄窝Х⒄顾峁┑姆岣坏乃枷胱试春途槎韵螅龆酥泄窝耆芄辉谘拔鞣降耐保远灾泄缁岷驼稳妗⑸钊氲难芯课。轿鞣秸窝В迪肿陨淼亩懒⒎⒄梗佣钪辗⒄钩瞿鼙泶镏泄壑怠⑻逑种泄幕褚约敖沂局泄缁岷驼畏⒄鼓谠诼呒闹泄窝А?/P>

最后是在研究的学术水准上超越中国。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种学术所具有的地位和生命力，不是从国家的范围来评价的，而是从国际的范围来评价的。因而，学术本身是否具有国际性，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各学科中，政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比较大。这一方面与我们政治学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有关，同时与政治学研究对象（即政治问题有诸多的敏感性）有关。学术的国际性，并不在于学术思想和观点的国际性，重要的在于学术本身研究价值的国际性，具体讲，就是在于学术研究本身所达到的水准是否具有国际水准。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水准，主要取决于研究领域、研究思想、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而这其中，研究者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最为重要。因为，有什么样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不仅决定我们对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确定和开拓，而且决定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国际性。新中国的政治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发展的，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已经基本确立了自己比较成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政治现象，思考和判断政治问题的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这种哲学背景和思维方法，对我们在从事具体的政治学问题研究时所持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高于后者，但不能完全包含后者。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也确立了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的科学的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遗憾的是，我们长期以来把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等同起来，忽视了研究思想、态度和方法本身的发展与创新，把许多问题简单化、形而上学化，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因此，中国政治学要超越中国，具体来讲，就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充分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研究思想、研究方法，并以科学精神为统帅，从而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整体水平。

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是中国政治学者的共同责任和奋斗目标，为此，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我们应通过自身脚踏实地的学术努力，使中国政治学在研究的学术定位上超越传统，在研究的价值关怀上超越政治，在研究的目标追求上超越西方，以及在研究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上超越中国。中国的文明与历史、现实和未来，都要求中国有一门成熟的政治学学科在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

注释：

[1]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

[3]《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126页。

[4]同上书，第140页。

[5]同上书，第281—28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8]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418页。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9）

摘 要：“高等教育国际化”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研究视野。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并归纳了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关键词 ：高等教育国际化；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4．034

伴随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世界呈现出全方位的密切沟通和相互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这种沟通和影响下的必然产物，高校肩负起文化传承创新的新使命，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1 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并没有“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1924年，国际跨文化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简称IAIE）在英国伦敦成立，其后协会着手创办了《Intercultural Education》杂志，专门探讨“跨文化教育”的问题。国外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1）对跨文化教育必要性的论证。德国的克里斯托弗·乌尔夫（2010）教授曾指出：“对未来的人类而言，有必要在教育体系中引入以和平与社会公正为导向、旨在可持续性的跨文化教育视角”。

（2）对指导跨文化教育实践理论流派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理论流派有：①“文化变迁论”，指出“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具有双向性”；②“文化同化论”，以1964年高顿的“ 同化七阶段说”、7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葛瑞利的“同化六阶段说”最为著名；③“文化融合论”（20世纪初），主张“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④“跨文化适应论”，即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⑤“跨文化交流论”，提出了文化交流的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第二种是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中，第三种是平等看待民族文化异同并能相互理解；⑥“多元文化论”（1915），主张尊重各阶层、各民族的文化，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

（3）对跨文化教育在各国的实践现状研究。Slgrid Luchtenberg，Philip Hermans，Nektaria Paleologou， Mikael Luciak和Gabriele Khan-Svik，Rosa Maria Rodríguez Izquierdo、Abdeljalil Akkari分别研究了跨文化教育在德国、荷兰、希腊、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跨文化教育的建议。

1.2 国内研究现状

田雨、张荣华在论文中明确出现了“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提法。国内对“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讨大部分都融入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跨文化境遇”研究。这部分研究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将视野集中在多元文化背景给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带来的巨大影响。较具代表性的有：方国才；马进甫；许国彬等；马艳妮；李辽宁；邹磊磊等。第二类是对跨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研究。如：付用兰；林青；张荣华等。第三类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跨文化教育实践的对策研究。如：李炳元提出，要“通过跨文化选择、协调、化解冲突和融合，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第四类是对国外跨文化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与借鉴研究。如：黄志成；陈正、钱春春；赵萱；彭静敏；徐斌艳等。

总的来说，“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研究相对不足。一是研究的系统性不强。分析跨文化教育的意义、目标、原则的论文较多，而系统地从实践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二是研究的深度不够。研究多停留在经验层面，尤其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跨文化教育研究多聚焦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层面，对于如何解决好大学生在文化碰撞、选择、融合中的思想深层问题少有涉及。三是研究的时代性不突出。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去研究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问题的很少。

2 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2.1 主动性与互动性统一

与“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经常相提并论的一个概念是“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逐渐认识到两者的本质区别。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张非主流文化能被主流文化被动接纳，而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的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是主动关注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是促进各种文化在社会中平等交融的一种动态过程，即在教育中主动关注不同文化的差异，研究不同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能够相互理解、共同学习；是通过教育活动在不同文化团体之间发展一种能够平等共处的生存方式。

2.2 民族性与融合性并存

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是引导大学生主动接受并理解文化差异，这要求教育过程既要强调民族性，又要兼顾融合性，也就是说我国的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保留中华民族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教育环境，发展新的教育途径来培养大学生的个性和品质。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人才流动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我国很多优秀学生留学海外，给他国的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同时，国外优秀人才也不断涌入中国，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2.3 主导性与自构性结合

一方面，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实施者应是学校。学校教育对推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贡献巨大，学校通过教学与实践，不仅教会学生了解自身文化，还教会他们了解他人以及世界的文化与历史，增强对社会的包容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依然应该成为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另一方面，“每一代人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个重新发现和理解的过程，每一代人不仅学习自己的文化而且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开展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正是大学生自我价值的构建，其核心是发挥学生对自身文化系统的调适功能，建立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感、自信心和自觉性。

综上所述，充分了解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视角把握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才能更好地应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与交融，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托弗·乌尔夫．作为跨文化教育的教育：一场全球变革［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4）

2 王军．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综述［J］．民族教育研究，1999（3）

3 李炳元．论跨文化教育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运用［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1）

4 简·奈特．刘东风，陈巧云译．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19-02

建构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以来，已日渐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之一。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建构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已趋成熟。但对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通常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一般科学方法论，即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学科领域的方法理论，就社会科学范畴中的国际政治学而言，主要是指相对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后实证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二是具体科学方法论，即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在建构主义话语体系中，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本文将围绕建构主义方法论的这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述。

一、方法论分歧的本体论根源：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之争

方法论的选择是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方法论的分歧本质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实际上，国际政治学者在面对所有的研究问题时，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先在的本体论假定。国际政治研究的客体不外两种类别：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自然事实，其本质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这一点在国际政治理论界，除了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外，几乎是不存在争议的。但至于社会事实，在本质上究竟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还是一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主观建构，却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这种分歧，正是物质主义本体论与理念主义本体论分歧，或称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分歧。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学派，都是持物质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它把包括国际政治领域在内的社会世界理解为同自然世界一样的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是独立于人类的话语和观念、独立于人类的互动行为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任务，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在于因果问题研究，在于发现客观规律或者像华尔兹所说的对客观规律的解释。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能够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及其规律加以把握和认识。这种观点，是理性主义学派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本质和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理论根据。

然而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温和建构主义还是非主流的激进建构主义，都是持社会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它认为社会世界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类话语和观念的客观实在，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由人的观念和言语行为不断创造和再造的。这种理念主义的本体论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强调物质因素是通过观念和话语的作用而产生意义的，社会实在只是一种主观的外化。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领域作为一种社会类别，本质上也是一种行为体互动中的社会建构。所以国际政治研究小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只注重因果问题研究，还应该重视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重新设定决定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那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应当受到成有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的“中间道路”：方法论多元主义

本体论的分歧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分歧：物质本体论的观念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将发现客观规律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说明(explanadon)，侧重于实证性方法；而社会本体论的观念则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后实证主义倾向，将理解社会意义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对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理解”(underscanding)和“诠释”(intcrpreta-tion)。在国际政治学界。作为主流的理性主义学派属于前者，作为非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则属于后者。

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论战中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则力图调和二者的矛盾，探索一条新的“中间道路”。建构主义尽管在本体论上和反思主义是一致的，但它并不认同反思主义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单一主义观念，而是持一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实证性方法与诠释性方法并非是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方法为导向。因果问题研究(why的问题)离不开实证性方法，而建构问题研究(what和how的问题)则需要诠释性方法。因此建构主义在研究实践中超越了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无谓的方法论争议，综合运用两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刻意排斥某一类方法。

这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使得建构主义在保留了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大量借鉴了被理性主义所忽视和否定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包括符号学、谱系学、叙述分析、象征分析以及认知图谱法等，这些方法都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不具备的。

虽然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持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立场，但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在两类方法的使用上并非均匀用力，而是各有偏好和侧重的：温特的理论以科学实在沦为认识论基础，所以较多地采用了实证性方法；而卡赞斯坦和江忆恩的建构主义文本都是实证性和诠释性方法同时使用，既有说明变量关系的成分，也有理解社会意义的内容；鲁杰、奥努夫和克拉托齐维尔则更多地是从理解意义的角度人手，较多地采用了诠释性方法――尤其是以克拉托齐维尔为代表的德国建构主义学派，大量地使用了语言学的理解式推理，具有强烈的后实证主义色彩。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这种语言学方法曾经长期为中国学界所忽视，它是建构主义多元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之所以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应用，也是由于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语言对于社会事实具有先在性，它不仅描述社会事实，而且还建构社会事实，话语是观念扩散和制度化的媒介，主体间性意义的建构必须依靠言语行为来完成。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诠释社会建构问题，是当代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目前主要流行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建构主义学派之中，在美国(除了佛罗里达建构主义学派之外)应用并

不广泛。

三、方法论的社会学转向：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

建构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对理性主义有两大超越：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论多元主义对单一方法论的超越，还有就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整体主义方法对个体主义方法的超越。个体主义方法强调个体的作用，并以个体特征解释整体特征；而整体主义方法则强调整体的作用，根据整体特征解释个体特征。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常用的方法，而整体主义是社会学偏爱的方法。¨’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深受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和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其中新现实主义主要借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华尔兹就曾经以市场结构来类比国际政治结构，以公司来类比国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要借鉴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基欧汉就曾经以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考察国际制度。理性主义的这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思想，把国家视为“经济人”，根据成本一收益分析来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并经常使用博弈论、系统论甚至数理统计等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

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它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只考虑被假定为理性利己者的国际行为体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只注重单元层面的利益权衡和战略选择，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能动的人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更不用说它忽视了主体间性的存在和社会意义的观念建构问题。但世界是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市场体系而存在的，所以这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是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借鉴自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无法解决的缺陷，使整体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引人国际政治研究成为必要。这个方法论革命的任务，就是由建构主义完成的。

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主要源自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所以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因此在方法论上也是采用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整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对个体的作用，不仅仅是个体主义所强调的因果作用，还包括个体主义所忽略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不仅像华尔兹所认为的那样决定国家行为，还有建构国家行为的意义。同时，整体主义将个体属性视为整体结构的社会建构，而不是像个体主义那样将这些个体属性视为与整体结构无关的外生的给定变量。也就是说，国际结构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基于上述理念，整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将研究重心放在建构理论研究而不是因果理论研究上。它以社会学的视野和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政治，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的建构作用，分析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建构，分析文化、规范和认同的形成与作用。它把包括权力、利益和无政府状态在内的所有被理性主义视为先验的给定的概念都变成了研究的课题，并分析其社会建构的过程，原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点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转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建构主义以社会本体论为哲学基底，因此不仅关注因果问题研究，而且更加强调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特点决定了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在保留了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同时，大量借鉴了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也正是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和对建构问题研究的强调，决定了建构主义只能采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的性质来理解个体的属性与行为，而不能采用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建构主义这种方法论上的变革，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种重新解读世界的新话语、一套重新分析世界的新工具。这正是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29，37。

[2]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

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5－0103－09

近30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起步于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西方主流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制约了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实证研究的不足阻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在借鉴欧洲研究领域新特点和新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努力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分析层次的沟通、研究范式的整合、规范与实证研究的结合。这三个方面都要求我国学者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国际关系学通过对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简称“三大理论”)的介绍和批判赢得了第一次飞跃。这次飞跃对学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三大理论的讨论第一次将“理论”引进了学科之中、创造了建设性讨论所必需的概念框架和范式背景、提供了学界展开争论的通约性空间。但是，三大理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首先，三大理论都是体系理论，都是从国际体系结构的层次上解释国家行为。这样一个前提隐含的假设就是将国家视为主要行为体，倾向于忽略国家内部动力和结构的影响，而将关注点放在国际行为的层次上。然而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的所谓“层次”，只是一种分析层次，从来都不是现实中截然可分的层次。因而体系理论拒绝了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中很大一部分无法明确划分层次的内容。作为体系理论，三大理论自然会假设国家是主要的行为体，这一点也制约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

其次，三大理论都是共时性理论，为了维护理论的简约性和严谨性，将时间的进化排斥于理论维度之外。结构现实主义假设国际体系的秩序原则、单位特征和权力分配决定了其特征。这种体系性特征决定着行为体的行动。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涉及了国际体系的进程，但这种进程是一种背景变量。其创新之处在于发现了制度对行为体利益形成和行动偏好的塑造作用。但是，与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一样，它所强调的是制度作为一种环境而发生作用，因而仍然倾向于将国际体系看作是一种状态，仍然是静态理论。建构主义跳出单纯的物质结构，强调观念结构的重要性。但是温特所说的三种“文化”其实仍然是三种结构状态。不同的观念结构决定了行为体的不同行为，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转变和进化过程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因而，三大理论在很多问题上的争论，例如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合作的演进等，都忽视了时间这一隐性自变量。如果将时间维度纳入理论框架，就会发现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其实并非不可共存，它们只是关注了事物发展的某一个阶段而已。

第三，三大理论的争论属于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争论。新现实主义以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假设为基础，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建构主义则强调主体间性。从偏好形成的角度来看，从新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发展体现了从偏好内生到偏好外生的转变过程。然而，社会科学的范式之争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至于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到欢迎的变化，很少被完全抛弃。”社会科学不可能出现一旦证明新范式的有效性便否定了旧范式的现象，因而，社会科学的范式之争便有了不同的意义。更明智的做法是寻求范式之间的沟通，以求对研究对象做出更全面、更多维的观察和分析。

第四，三大理论虽然披着国际关系这一学科的特定理论的外衣，但揭开其外表就能发现其“元理论”的实质。三大理论分别基于社会科学中的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元理论。它们是对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逻辑的根本性假说，唯一的区别在于国际关系理论将假说中的“个人”更换成了内部均质化的“黑箱国家”，本质并无不同。元理论的特点在于：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从这个角度看，以科学性相标榜的三大理论却恰恰存在着科学性赤字。

由于存在着上述不足，三大理论约束了国际关系学的深入发展。作为基本的研究范式，三大理论的意义毋庸置疑。然而，面对越来越具有新特点的国际关系现实，只停留在三大理论的讨论层面上已经不足以使我们清晰地认知变动中的世界。例如，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就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图景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然而三大理论的解释力在这里却遇到了问题：欧洲一体化重新定义了国家，使传统理论的基本论点受到了挑战。欧盟的多层网络治理结构也质疑了传统的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分。欧盟的支柱结构和“多速”一体化现实也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经济，功能、军事／安全和司法／警务)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这决定了必须用多元的研究范式来看待这一国际关系现象，任何单一范式都无法得出一个完备的图景。因而，对三大理论进行超越是国际关系现实的需要，也是国际关系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这种超越正以各种方式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界发生，而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参与到这一理论变革的讨论之中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正如三大理论曾经引发了第一次飞跃一样，超越三大理论也会为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带来新的飞跃。

基于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本文谨以欧洲研究为例，试图提出对我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一些建议。

来自欧洲研究的启示：超越国际关系理论

1、沟通分析层次：欧盟合法性与治理研究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可以进行明确区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国家通常被视为“黑箱”，只有不同的输入才会导致不同的输出，而决策的发生机制被默认为是均质的，即单个国家的内部结构是类似的。当然，这一假设并非绝对，很多理论流派都对这一点进行了修正。但作为体系理论，三大理论无法从根本上抛弃这一假设。各种“古典／新古典”理论以及外交政策分析理论(FPA)将国家内部因素纳入了考虑。但这些理论仍然是建立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分之上。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对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两大基本范式的划分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然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大大模糊了这种区分。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的出现带来了政治学的尴尬：欧盟既是一个国际机制，也是一个治理结

构；它既由国家组成，又享有着部分；它建立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立法由政府间的欧盟理事会做出，其立法和决策却拥有对成员国法律的优先权，直接作用于成员国公民；它的机构(欧洲议会除外)并非由公民选举产生，只是成员国的代表机构，却拥有着影响欧洲社会的权力(当然是在“辅原则”的制约之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欧盟这一国际关系现象。对于欧盟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合法性和治理――似乎三大理论已经走到了其解释力的尽头。

(1)合法性研究。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很少讨论合法性的问题。国际关系是体系层次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在主流理论之中并没有给国际关系中的“人”留下足够的空间。国际体系是国家力量分配和平衡的产物，国际组织是由国家组成并按照政府间的模式运转。因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存在“责任”的问题，合法性不是一个问题。可是欧洲一体化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欧洲一体化历史显示，早期的国家合作以及对国家的超越靠的是公民的“消极支持”，即“宽容共识(permissive consensus)”。公民将信任票投给少数政治精英，相信他们为和平与繁荣所做的努力。这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也是一体化所采取的独特的“功能主义”战略的结果：一方面，“低政治”敏感度较低，不易受到反对；另一方面，一体化主要发生在规制性而非分配性政策领域，成功地超脱于社会利益冲突之上。然而，这同样也决定了对合法性的漠视终将给一体化带来消极影响。一方面，一体化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低政治的范围内，这是与一体化的逻辑相悖的，一旦进入政治合作领域，合法性问题就会不请自来。另一方面，随着一体化的成功发展，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合作组织。它拥有着巨大的财政预算，在众多领域拥有立法权，执掌着多数行业和领域的规则制定权。更重要的是，在共同体法优先性的原则下，它的立法直接作用于成员国的公民。这一切都决定了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国际组织，也是一个不断扩张的治理结构，对公民负责的问题就必然会提上日程。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批准程序)、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批准程序)和2008年(《里斯本条约》批准程序)的三次重大公投的结果都显示了合法性问题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这一点表明了欧盟与其他所有国际组织的不同之处。

合法性问题对传统的国际／国内政治区分提出了挑战，也超出了三大理论的解释能力之外。根据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概念框架，政治学界提出了合法性的三个标准：输入合法性(input-legitimacy)、输出合法性(output-legitimacy)和政策反馈(或责任性)合法性(feedback／accountabi-lity)。从这三个标准出发来评价欧盟的合法性，仅仅停留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是不够的。因为欧盟独特的治理结构决定了无论是政策输入阶段中的利益体现、政策输出阶段中的效率和良治，还是行政权力的责任性都贯穿了超国家、国家、地区、个人等多个层次。从输入合法性来看，欧盟委员会垄断了立法和决策的提议权，是输入合法性的主要体现者。然而，在提议的形成过程中，通过专家小组、利益集团和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协商咨询程序，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得到不同程度的表达。同时，在立法过程中，欧洲议会(通过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和部长理事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政府所派出的代表)都对输入合法性发生作用。从输出合法性来看，欧盟的立法和决策结果也在不同的层次上发生效力。在辅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的约束下，欧盟法既可能直接发生效力，也可能要通过成员国法的“欧洲化”才能发生效力。因而对欧盟输出合法性的评价也必须在不同层次上进行。从责任合法性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确定的层次或机构能够对欧盟治理的结果负全责。例如，委员会可能会因为得不到欧洲议会的信任而辞职，欧洲议会则受到未来选举阴影的约束，更不用说成员国和地方政府也要受到选民和议会的监督，所有这些机构在权力上互相牵制，在责任上也必然会造成相互开脱。因而，在面临一项具体政策或立法的时候，单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无法解释任何问题。其结果就是，研究者必须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进行沟通，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判断。

(2)欧盟治理模式。欧盟的政治合法性只是欧盟治理问题的一个具体方面，而欧盟治理是更加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政治现象。对欧盟治理的研究同样呼吁对国际／国内政治划分的超越。

“治理”这一概念在学术研究中升温体现了区别于以国家／政府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统治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模式的出现。以政府为中心的统治模式以其等级制和正式制度为特征，而以社会参与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的特点是更为平等的公共一私人关系。随着全球问题的涌现和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发展援助领域中的政治条件性的加强，治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热门问题。欧盟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最好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超国家治理典范。欧盟治理模式在诸多方面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首先，国家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市民社会广泛地参与进政治过程；其次，无政府状态这一前提被弱化，国家在某些领域成为二级行为体，在欧盟的制度环境下行动；第三，国际合作的目的及第一推动力不再完全受利益最大化逻辑的支配，而是开始更多关注有效地解决问题；第四，传统的“分析的层次”失效，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层次的因素必须要同时加以分析。这些挑战的共同需求就是消除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樊篱。

欧盟治理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可区分出不同的类型。由于《马约》中规定的第一支柱是一体化最为深入的领域，源自经济、货币领域的“共同体式”治理是欧盟治理的主要形式。然而，欧盟在其各个政策领域中也创造出了诸多新的治理模式。与共同体模式相比，它们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依靠软法律，遵循辅原则，参与者不仅参与政策过程、同时也参与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选择。然而，无论是共同体模式还是以开放协调模式(OMC)为代表的新模式，都意味着国家不再是主要的行为者，它在横向和纵向上都遭到了分割(横向上：根据不同问题而形成的政策领域使国家得以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参与行动；纵向上：地区、国家和联盟层次的政治活动相互依赖，共同形成一个政策过程)。这意味着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区分已经部分失去了实践基础。

虽然我们不能预言欧盟的治理模式创造了未来世界政治发展的方向，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备选方案。国际关系理论如果要想跟上时代的发展就不应忽视治理和合法性之类的新问题。迎接这一新挑战的前提就是对传统三大理论中的分析层次进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为理论的创新铺平道路。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欧盟治理和合法性的研究已经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进行了尝试性的

沟通，这一经验有待于国际关系学界吸收和借鉴。

2、研究范式的整合：欧盟发展合作政策与欧洲认同

前面已经提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主要体现为三种基本范式的争论。然而社会科学的范式和自然科学的范式是不同的概念。社会科学范式之间不可能发生类似于日心说、牛顿力学或相对论那样的革命性转换，相反，更常见的却是对事物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的观察之间的争论。一个自足的哲学体系必须能够对世界提供完整的解释，否则就否定了自己的体系。而社会科学的任何理论范式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正因为此，才给众多相互冲突的范式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并在整体上提高了人类对社会的认知。正如盖伊・彼特斯所说，在政治学中，研究方法上的折衷主义会比拘泥于单一的方法带来更多的学术回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从任何一种范式出发自然都可以得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体系一定是以放弃甚至歪曲了部分事实为代价的。人类行为具有主观性，人类历史具有进化性，个体和集体的行为逻辑都存在非理性。没有任何范式敢于自称解释了全部人类现象。考虑到这一点，自然就会产生出超越三大理论的冲动――更为客观的做法是寻求不同范式具有优势的解释域，而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必然需要进行范式的融合。范式的融合主要有两种可能方案：一是历时性的融合，二是共时性的融合。这一点在欧洲研究中尤其突出，这里仅以对欧盟发展援助政策和欧洲认同的研究作为这两种融合模式的典型例证加以说明。

(1)历时性融合：欧盟发展合作政策。对外援助政策是反映国家收益偏好选择的一个典型案例。关于国家追求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的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这一争论在新现实主义和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尤其突出。一般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假设国家主要关注其绝对收益，而对其他行为体是否会在合作中得到比自己更大的收益并不担心。因而，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视野中，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结构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国家追求的是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

然而，国际关系现实中的对外援助现象却并不符合任何一个流派的假设。在整个战后时期，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两种偏好同样体现在国家的对外援助政策之中，它们的影响力却因时代不同而异。1970年代之前，各国的援助政策都以追求相对收益为主，而在之后的时间里，绝对收益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上升。这是“静态”国际关系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非结构性因素，如科技发展和全球交往的深化所带来的议题的转变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收益选择。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试图以一个静态模型推导出国家行为的收益偏好。这一点证明是不符合国际关系现实的。

欧盟的发展合作政策极好地反映了范式整合的必要性。欧盟在战后对外援助领域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一，它展示了从相对收益主导政策到绝对收益主导政策的清晰的发展轨迹；其二，它从受援方变成援助方，并在7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主要的援助集团；其三，它的援助理念经历了从双边援助到多边援助的发展，援助概念也经历了从对外援助(Foreign Aid)到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再到发展合作(Development Cooperation)的转变；其四，它经历了从强调经济关系到重视政治条件性的转变。因而对于欧共体／欧盟这样一个国际行为体，无论是从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角度都无法给予满意的解释。

事实上，国际关系学者们早已尝试着解决这种范式矛盾的问题。例如，格拉泽、鲍威尔和施内德等人都曾经试图进行调和。但所有这些调和性的尝试都没有解决时代性的问题。他们害怕损害体系理论的科学性和简约性，在时间维度的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只有承认不同范式只是对国际体系进化的不同阶段的客观解释，将欧共体／欧盟视作受到时代因素影响的、在国际体系结构变动背景下的行为体，才能科学解释其在发展合作政策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收益偏好的不同。这一案例对国际关系学的意义在于表明：如果跳出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对经验事实予以更多关注，就必然要求将不同的理论范式在时间维度之下进行整合，承认研究对象的进化性。

(2)共时性融合：欧洲认同的建构。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欧洲认同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命题。对于欧洲认同形成原因，各派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范式出发，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有力地解释了欧洲认同形成的某一个侧面，都可以从现实中找到大量证据，可是任何一种范式都未能给认同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提供一个“一揽子”的解释方案。相反，采取开放性的立场，将解决问题的效率置于理论纯粹性的坚守之上恰恰有利于提高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水平。合理的方案就是将欧洲认同问题视作一个多面体，同时用不同的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分析，这样不仅会得出更客观、更有实践价值的结论，同时也有利于不同范式之间的相互检验。

具体而言，如果研究的对象是体现社会信任维度的“横向认同”，即一种“同胞意识”，那么社会心理学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显然更为有力；如果研究的是体现个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归属关系的“纵向认同”，即一种“忠诚意识”，则功能主义范式和新制度主义范式更有说服力；如果将欧洲认同视作成员国间的一种互信感或国际集团身份，那么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或英国学派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果将欧洲认同看作是一个文化、价值或记忆的共同体，则必须从本质主义范式的视角来加以考察。这说明对一个国际关系现象的思考不应局限于先验认定的纯粹“范式”，而应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上加以多视角、多范式的考察，在对事实做出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科学理论。从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理论范式之间的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助于加深对研究问题的认知。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不一定相互排斥，相反还可以通过实证方法进行互证。

实际上，在欧洲认同问题以及广泛的欧洲问题研究中，许多欧美学者早已认识到了跨越理论阵营的必要性。在整个社会科学界，对理论范式融合的呼声也是久已有之：奥斯特洛姆讨论了理性选择范式与制度主义范式之间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波拉克讨论了理性选择范式(包括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在欧洲问题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和来自其它范式的批评，指出了理论综合的必要性；哈迪主要关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认同理论之间的沟通；切科尔则重点论述了建构主义理论和其它理论范式之间的建立沟通桥梁的重要性。莫拉夫斯克也提出了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对话与综合的建议。这些思想值得国际关系学关注与借鉴。

3、超越规范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起源于一种政治哲学而非政治科学。无论是爱德华・卡尔还是汉斯・摩根索，其理论都基于对人性和国家本性的哲学反思。

这种哲学性的元理论对人类(国家)行为提供了根本性的解释思路，但其弱点在于无法进行科学检验。在18世纪理性主义运动以来的科学主义时代中，在整个社会科学追求“科学化”的大潮中，这一弱点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它使得国际关系学难以逃脱对科学性赤字的担忧。从华尔兹以降，国际关系学者们一直致力于追求科学性。他们从行为科学和经济学中引进了大量的理论和假设，建立了高度简约化和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实证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的正统认识论。但是，尽管在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国际关系学界，实证研究占有统治性的地位，为多数中国国际关系学生和青年学者所熟知和讨论的却多是理论性著作或者研究文献中的规范性部分。这使得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蒙上了强烈的规范性和思辩性色彩。从上世纪末以来，不少中国学者致力于推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科学化和实证化。然而，总的学科氛围仍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围绕理论争论的研究成果在数量和成熟程度上都胜过实证研究。因而，要促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亟需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而欧洲研究的情况则相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几次大规模宏观理论争论之后，规范研究一时陷于低潮，实证研究则取得了长足发展。20世纪末，欧洲研究界提出了加强理论研究的问题，以莫拉夫斯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政府间主义就是这一呼吁的代表性回应。但总体上，欧洲研究领域内仍然存在着强实证弱理论的情况。中国的欧洲研究也存在着类似情况。欧洲研究的这一特点固然有其根源，同时也是其重大缺陷。但主流国际关系学却恰恰应该借鉴欧洲研究领域中对实证研究的关注。

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历史实证、比较政治学实证(多数案例研究应归入这两类)和计量实证。欧洲研究在历史实证和比较政治学实证方面成果斐然，大量欧洲一体化理论和国际合作理论都基于扎实的历史探索，而上世纪末新兴的治理研究和合法性研究则树立了用比较政治学方法来研究欧盟政治的典范。但限于本文篇幅，主要讨论计量实证。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计量统计在欧洲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改变了欧洲研究文献的宏观面貌。统计分析在选举研究和公共观念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传统上主要归于国内政治学的范围。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出现了全欧性的行政、法律空间和公共领域，进而人口学意义上的变量也进入了国际政治的思考范围之中。选举、集体行动、政治／社会认同、公共观念、社会心理、集团冲突等依赖于大规模调查数据的研究改变了在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边缘地位，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仅仅从规范性思考出发来研究上述这些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从理论建构还是理论检验的角度来看，基于大规模数据的统计分析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青睐。以选举研究和认同研究为例，没有统计分析作支撑的研究已经很难在欧洲学术刊物上发表。如果不能用数据来“说话”，一个学者几乎无法参与到主流的学术讨论之中。基于统计分析的大量学术研究不仅对传统理论假设进行了科学的检验和修正，同时也建构起了大量微观理论和中层理论。它们不仅为宏观理论补充了坚实的实证基础，也为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材料。

欧洲研究中统计实证的繁荣有其物质背景。一方面，欧洲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较早采用了调查和实验等研究方法，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方法和数据。另一方面，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对大规模社会调查持鼓励态度，产生了大量可供社会科学研究使用的数据库，大大便利了欧洲研究中实证研究的发展。在成员国政府层次，由于欧洲各国都是选举制民主国家，历来重视选举研究，形成了政府、独立调查机构和新闻媒体为主体的社会调查网络，积累了大量数据。在欧盟层次，欧盟委员会大力鼓励全欧性社会调查。从1973年，委员会启动了“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项目，在所有成员国范围内每年进行两次大规模调查，其问卷覆盖了十分广泛的议题。迄今为止，此项目已经成为欧洲研究中使用率最高、最重要的研究数据库。此外，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欧洲价值调查(European Value Survey)等社会调查项目以及众多的欧洲选举调查都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数据库。在鼓励调查和数据收集的同时，欧盟也大力推进使用这些数据的二次学术研究，这些数据库中的多数都以非营利的方式向研究者和私人使用者开放。而在欧盟的历届研究框架下，都对基于统计分析的实证研究有所偏重，如NEWGOV和CONNEX等研究网络项目都强调了突出实证研究的重要性。

这些条件为欧洲问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便利，培育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理论的生长。尽管目前欧洲研究领域中仍然缺乏成熟的宏观理论，但有了丰富的微观和中观理论基础，假以时日，这一局面必将逐渐改变。

欧洲研究领域中重视实证这一特点十分值得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借鉴。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我国正处于一个瓶颈期：一方面，学界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纯粹理论争论的不足之处，开始对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式产生厌倦(这种厌倦同样曾在欧洲研究发展的特定阶段中出现)；另一方面，学术界又很难产生出超越西方“三大理论”的新的理论建树。我国国关学界对这种局面有不少反思，例如，所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提法就是对这种状态的一个反映，说明学术界渴望超越西方话语的中心地位。但是各种各样的新概念、新口号却无助于扭转这种困局。原因在于：这种理论疲倦与创新不足并存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证研究不足带来的结果，而非简单的概念转换问题。经验是客观知识产生的唯一来源。从学术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同样如此。无论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三大理论”还是欧洲一体化研究中涌现的“功能一政府问一新功能一自由政府间”等理论演进，都是在观察和抽象特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起步较晚，为了追赶国际水平，采取了从理论人手进行学科建构的路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而必要的。但是随着学科发展的日渐成熟，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终究会再次面临实证与理论的辩证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