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产技术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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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技术论文篇（1）
据统计，我国计算机技术领域2000年共41167篇，2005年增加到72979篇，增加了31812篇，增长幅度达77.27%。其中，2001年较2000年增加了4949篇，增长幅度为12.02%；2002~2003年，的增长量分别为16958篇及22793篇，年增长率均达到36%以上；2004年，的数量较2003年增加了20904篇，数量虽然仍在增加，但增长速度有所减慢，只达到24.34%；2005年，发表的论文数量突然大幅度下降，较2004年减少33792篇，下降幅度达到31.68%。总体上看，从2000~2004年，我国的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数量持续增长，增长速度是波浪式发展的态势，2005年，数量及增长速度都出现下降，但较2000年仍增长了77.27%。2000~2005年计算机技术情况见表1。
2计算机技术论文产出结构分析
2.1计算机技术各领域论文产出权重的年度变化
从2000~2005年，计算机技术各领域数量占整个计算机技术领域的比重每年虽然都有变化，但总的分布格局未被打破。计算机的应用所占比重一直居于每年的主导地位，除2003年占39.19%外，其它几年均在40%以上；计算机软件年所占比重在27%左右，居第二位；计算机硬件年所占比重在22%左右，略低于计算机软件，居第三位；计算机技术理论在整个计算机技术领域所占比重最小，年所占比重在7%左右，居四个领域的最后一位。从各领域的权重发展变化状况分析，计算机的应用呈上下波动，总体下降的局面；计算机软件总体发展平衡，略有降低；计算机硬件呈缓步上升的势头；计算机技术理论作为计算机发展的基础，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计算机技术各领域论文产出权重的年度变化见表2。
2.2计算机技术论文各领域产出数量的年度变化
2000~2005年，从计算机各领域的数量及增长率来年看，计算机技术理论呈现正负相间的增长格局，年增长率于2002年达到高峰，为76.18%，2005年比2004年下降了27.64%，为6年间的降幅最大值，但总体来说，2000~2005年发表的论文数量从2818篇增加到6407篇，增加了3589篇，增长率达到127.36%；计算机软件从2001~2004年一直呈现增长态势，2002~2003年增长速度较快，年增长率为38.00%、34.38%，而2005年则出现负增长，降幅达到27.9%；计算机硬件论文的发表从2001年至2004年呈现持续的大幅增长，其中2001～2003年连续3年增长率均在45%左右，但2005年数量大幅下降，较2004年减少了10640篇，降幅达到计算机技术各领域年下降幅度的最大值39.85%；计算机的应用年度情况与计算机软件论文年度变化情况相类似，于2001年始增长，2003-2004年出现较快的增长，年增长率为30%左右，2005年也同样地出现负增长，下降幅度为29.83%。计算机技术论文各领域产出的年度变化情况见表3。
3结语
3.1计算机技术领域总体发展速度较快，而且正在步入转型期
2005年是现代计算机发明60周年，也是个人电脑发明30周年。可以不夸张地讲，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的计算机以及计算机网络，推动了整个世界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今天世界的繁荣。计算机是新技术革命的一支主力，也是推动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活跃因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最快、影响最为深远的新兴学科之一。但是目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正进入一个从技术到设备的转型期，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但这并不妨碍计算机产业已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成为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战略产业。
根据对同时段数量统计，2000~2005年间，中国计算机技术领域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5%，低于中国工业技术领域22.0%的增长率。但2000~2004年间，计算机技术领域数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7.3%，高于工业技术领域22.0%的增长率。2005年，计算机技术论文的发表出现负增长，但仍占工业技术领域的11.34%，表明计算机技术已在2000~2004年间处于快速的发展时期，2005年，与全球计算机技术发展一样出现拐点和发展颈瓶（见表4）。
3.2计算机的应用是计算机技术研究的重点
计算机的应用是近年来重点发展的领域，涉及广泛，包括科学计算（或称为数值计算）、过程检测与控制、信息管理（数据处理）、计算机辅助系统人工智能、信息高速公路及电子商务等。目前，计算机的应用已从工业技术领域深入到社会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国际互联网Internet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已使人们能够以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相互传输信息，遨游广阔的世界，它极大地推动全球范围科技、文化的交流，推动金融、电子商务的发展，促使传统产业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生存在一个无所不在的数字化世界中。计算机的应用已从少数专家掌握的技术变成了普通人可以参与的活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2000~2005年，我国计算机的应用数量从19441增加到30118篇，6年间增长了144.3%，论文数量在计算机技术领域中所占比重最大，为41.23%，远高于计算机技术其他领域的比重（计算机理论所占比重为7.78%、计算机软件占27.45%、计算机硬件占23.54%）。从以上数据可知，计算机的应用是计算机技术中最受重视的领域，已成为计算机技术中最具开拓价值及产业化的领域（见表5）。
3.3计算机硬件发展迅速
计算机硬件是计算机技术的物质体现形式，主要包括个人电脑（PC机）、外部设备及网络设备，其中PC机包括台式PC机、笔记本电脑、PC服务器和工作站等。我国整个计算机产业的发展重点在硬件制造业上，约占计算机产业总产出70%左右。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几大信息工程相继实施，对我国计算机硬件工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国已涌现出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如联想、方正等。我国的计算机硬件研究也在产业发展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2000年至2005年，我国计算机硬件数量从7212增加到16060篇，6年间增长了122.7%，年平均增长率在计算机技术所有领域中最快，为23.32%，高于计算机技术其他领域的比重（计算机理论年平均增长率为23.24%、计算机软件为14.64%、计算机硬件为11.98%，见表6）。从以上数据可知，计算机硬件研究在计算机技术中发展最快，也是产业化最迅速发展的领域。
增产技术论文篇（2）
1 前言
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项目管理论文，中国建筑业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已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拉动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进程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河中国建筑业整体水平仍然偏低，产业化程度低，技术基础相对薄弱，这些都与建筑业的地位和发展需要不相符合，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建筑业的生产效率进行有效的评价项目管理论文，从而促进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对建筑业效率的研究上，已有对全国和部分省份层面上进行分析论文下载。王幼松（2000）利用非参数方法的经济计量分析模型，对1981～1996年间中国建筑业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评估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建筑业在这期间发展呈良好上升态势，生产技术效率有显著提高。庄焰等（2006）基于建筑业对能源过分消耗的特点及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在投入指标中引入了能源要素，对中国建筑业1991～2003年的投入产出整体效率及各投入要素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建筑业的整体投入产出效率在1991～1993年间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并在随后的10年间均保持较高的效率值，但无明显提高。史修松，徐康宁（2006）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状况及其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林晨（2003）应用DEA方法对广东省建筑业1985~2000年间的生产效率进行计算和分析项目管理论文，结论显示，广东省建筑业的生产效率总体上有所提高，其年平均增长率为3.76%。
吴伟巍，李启明（2007）从技术进步的含义出发，在C-D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的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得出江苏、上海和浙江的资本弹性系数和劳动力弹性系数，进而分别计算和比较了三个地区建筑业经济增长中的年技术进步贡献率和各年相对于1995年的技术进步系数。
以上分析表明，已有学者对我国建筑业生产效率进行了DEA方法的分析，但是传统的DEA方法无法进一步对有效决策单元进行评价。因此项目管理论文，本文运用SBM-DEA方法对河南建筑业生产效率进行分析，弥补传统DEA方法的不足。
2 研究方法和指标
2.1 研究方法
以往对生产率的测算主要是采用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进行，其主要缺陷包括：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制度约束和假设和没有区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用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常用的进行生产率研究的两种面板数据基本模型是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非参数的确定性前沿模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把TFP的变化分解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和技术效率的变化，可以深入地研究经济增长的根源，但必须事先设定一定的生产函数形式和行为约束，这会造成对生产率估计的误差论文下载。而非参数的确定性前沿模型中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主要是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Fare（1994）把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解为效率变化（Efficiency change）和技术变化（Technical change）两部分，并可将效率变化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技术变化部分亦可作进一步的剖析。2001年KaoruTone提出了SBM模型，可以解决了传统模型存在的效率大于1的问题。基于投入角度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分解如下：
（1）
=技术效率变化（Tech）×技术变化(Tch)= 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技术变化
其中：技术效率变化项目管理论文，技术变化。
测度建筑业生产率的增长及变化，必须求解上述四个不同的距离函数、、和，在测度距离函数值时，如果遇到SBM的效率值为1时，我们再利用SBM超效率模型进一步测度这些SBM有效的超效率，最后求解出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2.2 变量选择及处理
（1）产出指标。一般选用工业总产值，单有的研究也采用净产值作为产出数据。工业总产值计算投入数据时包括了中间投入，后者则只考虑资本（固定资产净值）和劳动力。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采用总产值的指标。
（2）资本：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度量。
（3）劳动力：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项目管理论文，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衡量。本文用乳制品业年从业人员作为历年各地区劳动投入量的指标论文下载。
以上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9）。
3 建筑业生产率的变动和影响因素
3.1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分解
分析运用DEA-Solver-Pro5.0软件计算出了建筑业生产率的变动状况，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及技术变动状况。总体结果如下：
表1列出了2000～2009年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2000-2009年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以0.51%的速度增长，其中技术进步支撑着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Malmquist指数分解的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两个部分，可以清晰的发现，技术效率以年均0.12%的速度下降，而技术进步则以年均0.65%的速度上升，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更明显，因此使得建筑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正值。在技术效率变化分解的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中，纯技术效率以0.05%的速度下降项目管理论文，而规模效率以0.07%的速度下降，使得技术效率的变化也呈下降态势。通过计算的Malmquist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的简单相关关系可以看出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的增长促进了建筑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表1 建筑业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2000～2009）
生产率变化
技术效率变化
纯技术效率变化
规模效率变化
技术变化
2000-2001
1.0027
0.984
0.9993
0.9847
1.0190
2001-2002
1.0193
0.9892
0.9945
0.9947
1.0304
2002-2003
1.0286
0.9917
0.9908
1.0009
1.0372
2003-2004
1.0291
0.9985
1.0119
0.9868
1.0306
2004-2005
1.0318
1.0102
1.0022
1.0080
1.0214
2005-2006
1.0024
1.0175
0.9937
1.0240
0.9852
2006-2007
1.0019
1.0028
1.0047
0.9981
0.9991
2007-2008
0.9277
0.9968
0.9984
0.9984
0.9307
2008-2009
1.0028
0.9983
1.0003
0.9980
1.0045
平均
1.0051
0.9988
增产技术论文篇（3）
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被人类所瞩目的问题,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卢卡斯教授指出:“人类一旦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的问题。”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也可用总产出的增长来表示。技术进步、劳动要素的积累及资本要素的积累均可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如下。(1)马克思的技术发展理论。理论指出科学技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2)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他提出了对技术创新的独到见解。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到生产体系中去。 根据熊彼特的理论,任何现代技术创新、技术进步都直接或间接以经济增长的需要为动力。(3)新古典增长理论及索罗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经济学家索罗提出的索罗模型。索罗模型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是一重大突破, 成为其他经济学家研究此类问题的出发点, 并且索罗模型说明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4)新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8O年代,以罗默和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经济的增长,即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着重分析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本文的研究内容及选题意义
1.模型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索罗模型为基础,通过查阅统计年鉴,选取了1993-2008年黑龙江省的统计数据,经过整理,最终得出了黑龙江省的生产总值、就业人数、资本存量。根据这些统计数据来分析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建立模型为:
对模型两边取对数得:
其中Y为总产出(本文中为地区生产总值),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人数(本文中为就业人数),A为全要素生产率。由于现实中,资本和劳动并不能完全替代,本文中可以不等于1。
本文建模过程中涉及对数据的如下处理。根据1978年时K/GDP=3.72,本文假定1993年资本存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仍适用此比例,即1993年资本存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仍为3.72。通过查找统计年鉴,得到黑龙江省各年地区生产总值,并由上述关系求得上一年的资本存量。本文中,当年的资本存量为上一年的资本存量扣除折旧额,再加上当年的实际投资数量,计算公式为 ,假定折旧率为5%并将固定资本形成额作为各年实际投资数量。劳动力人数采用就业人数。地区生产总值以1993年为基期,然后各年乘以相应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最终得到的地区生产总值为去除价格影响的生产总值。
2.数据整理结果
3.模型结果
黑龙江省:lnY=20.6127-2.8986 lnL+0.9154 lnK
(4.89,0.0003)(-4.78,0.0004)(22.86,0.000)
=0.9816;DW=0.9579
利用EVIEWS3.0计算出如上结果,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良好,T检验、F检验均通过,说明模型显著。
在黑龙江省,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最显著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可以为企业和地区带来巨大的收益,黑龙江省的建模结果正说明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著的,这与黑龙江省为资源型省份是分不开的,而且黑龙江省重视投资,以投资增加来促进经济的增长。黑龙江省劳动要素的积累未能对经济增长带来正的促进作用,即黑龙江省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劳动要素的积累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
三、政策建议
(1)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劳动要素。黑龙江省应该注意人才的培养,增加教育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延长义务教育时间,延缓劳动力进入市场,以此来调节劳动要素积累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抑制作用。(2)资本要素的积累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而资本要素的积累来自于投资的增加,所以从资本角度出发,黑龙江省应该大量招商引资,不但需要省内大量投资,还需要吸引大量外商投资。(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巨大的推进作用,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为社会积累财富。黑龙江省应充分发挥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导向、扶持、协调和整合的作用,根据国内外的技术创新情况,制定本省的技术创新策略。黑龙江省应该增加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经费,大力研发、采用新技术,促进经济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聪,韩仪湘.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J].商业时代,2009(11)
增产技术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061.2；F224.0；F4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6007809
一、引言
根据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重庆已跻身国家五大中心城市之一。相关数据表明，重庆市工业增加值由1997年的567.8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3 697.83亿元，增长了5.5倍（可比价）；工业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分别由1997年的1 794亿标立方米、101 324万吨、273万吨大幅变化到2010年的10 943.13亿标立方米、45 180万吨、134万吨。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2011》，基期为1997年。 显然，重庆市近年来不仅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而且还经历了较大的环境变迁。那么，这种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否伴随着环境绩效提升？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相对贡献如何？这种快速经济增长态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诸如此类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掌握重庆市经济发展现状，而且在科学选择重庆市未来经济发展道路方面也具有很高的决策参考价值。因此，借助于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核算，对重庆市工业经济增长的源泉及其相对贡献大小进行解析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有关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文献众多，其中所运用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主要包括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新近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扩展模型和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等，下面对此做一简单综述。
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不仅忽略了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效率差异事实，而且对经济增长中的环境代价视而不见。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在暗含着经济活动有效率的假设前提下，将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为要素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两大方面，但未能将技术效率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离开来。Grosskopf（1993）指出，经济增长的源泉部分在于效率获益，那些忽略效率差异的分析将导致技术进步的估计结果有偏。众多经验研究结论也一致表明，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效率低下现象，如Kumar和Russell（2002）、Oh和Heshmati（2010）、杨文举（2006；2010；2011）、王兵等（2008）。同时，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是理论和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关注点之一，而那些基于早期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模型的研究却对此视而不见，其分析结论不可避免地会与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杨文举，龙睿赟：重庆市制造业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2001—2010新近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扩展模型考虑到了经济增长中的环境代价，但是却以投入变量的形式将之引入生产函数中，这与“物质平衡思路”（Materials Balanced Approach）相悖；同时，这些研究还忽视了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效率差异事实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近年来，以Qi（2005）和陈诗一（2009）为代表的一组研究通过引入环境变量，对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核算模型进行了扩展。其中，Qi（2005）将能源投入、二氧化碳排放和水污染3个环境指标以投入变量的形式引入新古典增长核算模型，对174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经验分析；陈诗一（2009）将能源投入和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环境投入变量引入一个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中，对中国工业行业进行了绿色经济增长核算分析。虽然这些研究将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纳入了经济增长核算框架，但是这种将非期望产出以要素投入的形式进行处理是与“物质平衡思路”相悖的（Murty et al，2002）。另外，这些研究没有探讨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效率差异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无疑会导致经验分析结论与真实情况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偏差。
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将技术效率差异纳入了分析框架，但是基本上都未关注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近年来，以Kumar和Russell（2002）、Timmer和Los（2005）、Henderson和Russell（2005）、杨文举（2006；2010；2011）、张学良（2010）、史修松和赵曙东（2011）等为代表的一组研究，以Malmquist（或MalmquistLuenberger，ML）生产率指数为基础，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来确定经济增长中的最佳实践前沿，进而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技术追赶（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和要素积累（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积累等）3大部分。这组研究虽然充分考虑到了技术效率差异，但是多数研究都没有将污染等非期望产出纳入分析框架。其中杨文举（2011）将非期望产出纳入了分析框架，该文以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SO2）排放量来度量非期望产出，借鉴Kumar和Russell（2002）的经济增长多重分解思路，结合跨期数据包络分析法（Intertemporal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IDEA）、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地区工业进行了绿色经济增长核算分析。虽然杨文举（2011）的研究同时将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效率差异和环境代价纳入了经济增长核算模型，而且与“物质平衡思路”一致，但是其研究对象尚停留在中国各省的工业层面，而未能深入到行业（或企业）层面进行分析，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显然，以杨文举（2011）为代表的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不仅考虑到了经济中的技术无效率事实和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而且还与“物质平衡思路”一致，这对于深入探讨重庆市工业经济增长源泉很有借鉴意义。然而，该思路下有关重庆市区县或行业经济增长源泉的经验研究尚属空白。有鉴于此，本文拟借鉴杨文举（2011）的研究思路，对重庆市制造业2001年以来的增长经历进行经验分析，以探讨环境约束下重庆市制造业的增长源泉。文章后续部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对本文采用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进行简单介绍；第三部分对重庆市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三、经验分析：以重庆市27个制造行业为例
1.变量及样本选择
根据前文介绍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在经验分析中需要确定一组投入、产出变量。本文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和相关研究的做法，采用制造业从业人员数（L）度量劳动力投入，制造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K）度量资本投入，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GDP）度量经济活动的期望产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FS）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FQ）度量非期望产出。
2.考虑非期望产出的重庆市制造业技术效率测度
采用重庆市27个制造行业2001—2010年的投入和产出数据集，运用GAMS软件计算式（4）所示的线性规划，得出重庆市2001年和2010年27个行业的技术效率值，结果见图1，从中可以得出有关重庆市制造业发展的一些结论如下。
（1）重庆市制造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着技术无效率，而且技术效率的行业差异大。其中，在2001年和2010年，技术效率为1的行业数分别为3个和4个，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69和0.67，标准差分别为0.20和0.18，最大最小值比分别为1.98和1.99。之所以出现这种技术效率普遍低下且行业差距较大的情况，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企业技术能力与使用的先进技术之间存在不匹配情况，从而导致生产中未能充分使用这些生产技术，结果是技术效率不高。二是由于不同行业所生产的产品不同，进而所使用的技术在生产效率方面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技术效率的行业差距较大。
（2）重庆市制造业中大多数行业的技术效率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仅烟草制品业和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2个行业一直处于技术前沿上。其中分析期间内技术效率恶化的行业共11个，分别是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其余14个行业则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技术效率改善。
我们认为，这种技术效率的行业差异主要归因于生产活动中的技术能力与生产技术之间的匹配程度差异。也就是说，生产中技能与技术匹配程度越高，生产活动的技术效率就较高，反之技术效率就较低。由此可以推论，技术效率变化的行业差异主要源于生产活动中技术与技能匹配程度的变化，具体来说体现在下述3大方面：第一，起初技术效率较低的行业通过引进或模仿经济中的最佳实践技术，或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从而以更有效的方式组织生产活动，进而改善了技术效率。第二，就一直处于生产前沿上的行业来说，它们要么进行了技术创新，要么是引进了与自身经济发展条件一致的技术，这样它们总是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了生产中的生产技术，从而其技术效率一直为1。第三，之所以部分行业经历了技术效率恶化，其原因可能在于它们只是一味地引进先进技术，而忽视了自身技术能力的提升，从而导致技术与技能匹配程度降低，进而引发技术效率恶化；也可能是由于大量的人才流失、产品结构调整、自然资源日趋减少等导致技术与技能匹配度降低，进而引发技术效率恶化。
3.重庆市制造业绿色经济增长核算分析
（1）重庆市制造业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得到了提高，但是行业差异大。其中，分析期间内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的是纺织业，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了6.26倍；而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的劳动生产率仅提高了1.10倍，还不到所有行业平均提速（2.74倍）的50%。这种大的行业差异从图2中代表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ALPC线的大幅波动也可以直观地看出来。
（2）除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外，资本深化是其他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首要因素，但是行业差异较大。其中，资本深化引致的劳动生产率变动的行业平均值为3.26，占劳动生产率变动的行业平均值（3.74）的87.17%；资本深化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中贡献最大的是造纸及纸制品业，由其引致的劳动生产率变动高达7.25，远远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变动值5.18，这也意味着其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阻碍了劳动生产率提高；而资本深化在劳动生产率提升中贡献最小的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引致的劳动生产率变动仅为1.46，低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引致的劳动生产率变动（1.53）。上述结论从图2中可直观地看出来，即ALKC线的走向和起伏程度都与ALPC线十分接近。
（3）大多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其中技术进步比技术效率变动更大程度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提升。27个行业中只有食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5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倒退，其余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累积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的行业平均值分别为1.19、1.00和1.21，这表明技术进步在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中的相对贡献整体上高于技术效率变动的贡献，而且27个行业中仅家具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8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值低于技术效率变动值，也就是说其余19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都明显地高于技术效率变动的作用。
（4）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构成因子的行业差异较大。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水平变动的标准差分别为0.26、0.24和0.18，分别是其平均值的21.85%、24.00%和14.88%；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水平变动的最大值分别为1.80、1.71、1.68，最小值分别为0.71、0.50和0.95，最大最小值比分别高达2.54、3.42和1.77。上述数据一致表明，重庆市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存在较大的行业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利用跨期数据包络分析法来构建生产前沿时，从理论上来说不应出现技术倒退结论。然而，前面的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制造业中有2个行业在2001—2010年经历了技术倒退现象，它们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它们源于技术进步的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累计值分别为0.99和0.95。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存在原始数据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或存在数据奇异值等情况。杨文举（2011）曾指出，在产出导向思路下运用跨期数据包络分析法来确定经济中的生产前沿时，只要数据准确，特定年份的生产前沿就不可能低于上期生产前沿，也就是说不存在技术倒退现象；另外，工业化时代的生产技术基本上都属于物化技术，它们几乎是不可能被遗忘的，从而现实中也不大可能出现技术倒退。
四、结语
基于生产前沿理论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将“三废”等非期望产出纳入了分析框架，这与那些忽视非期望产出的传统经济增长核算模型相比，更加契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本文借鉴杨文举（2011）的研究，将该领域的经验研究推进到了行业层面，对重庆市27个制造行业在2001—2010年的发展经历进行了经验分析。本文经验分析的主要结论有如下3点：（1）重庆市制造行业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技术无效率现象，而且在分析期间内基本上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其中技术效率得到改善或保持不变的行业占了50%以上；（2）重庆市制造行业经历了差异性的经济增长，其中资本深化是其主要源泉，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在其中的贡献相对较小；（3）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构成因子（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的行业差异较大，其中技术进步是引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显然，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3点：（1）重庆市制造行业可持续发展潜力较大。这从各行业普遍较低的技术效率可以充分地看出来，因为这种情况下一旦采用最佳实践技术进行生产，就可以大幅提高期望产出并同时大幅缩减非期望产出。（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助推重庆市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途径。近10年来，重庆市制造业快速增长的主要源泉在于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要素的大量增加，在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下，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走提升投入要素使用效率的资源集约型发展道路，即通过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提升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3）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是重庆市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必须同时兼顾的两个方面。根据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两大源泉，而重庆市制造业近年来的发展经历表明，它们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相对贡献远小于投入要素的作用。因此，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既要借助于技术创新与推广来提升行业技术水平，又要重视适宜技术选择和技术能力提升，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人力资本投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完善产业政策等，从而以最有效的技术使用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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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技术论文篇（5）
【关键词】
人力资本 技术进步 新经济增长理论 技术进步增长速度方程
一、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
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可以用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为了更好地分析人力资本对云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不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计量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把度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而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定量地分析人力资本对云南省技术进步的影响。
鉴于任何一个经济计量模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之上，为此本文首先给出构建模型的假设条件：
（1）资本和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是能够相互替代的，并且能够以可变的比例相组合。
（2）生产函数的形式采取考柏――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
（3）技术进步是希克斯所定义的中性技术进步。这意味着把生产要素的质量变化全部归入技术进步的范围内。
（4）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并按固定的指数增长率增长。
（5）规模收益可以不是不变的。由于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会把规模收益变动的影响全部划入技术进步的范围内，所以规模收益可以不是不变的假设有利于把规模收益变动的影响从技术进步的范围内分离出来。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可以得到包含技术进步但不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计量模型①：
Yt=A0ertK■■L■■■e■
式中，Yt是t时期的产出，用该期的GDP来代表。Kt是时期的物质资本投入，用该期末的总资本存量来代表。Lt是t时期的劳动投入，用该期的劳动人数来代表。A0是基期的技术水平。r是技术进步率。t是时期，用年来代表。a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b是劳动的产出弹性。u是误差项，并且满足经典假设。
对上式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①
lnYt=lnA0+rt+alnKt+blnLt+u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①：
y=r+ak+bl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k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结合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可得到包含知识的经济计量模型（2）：
Yt=A0ertK■■L■■■e■
其中，Ht是t时期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在此用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e是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产出弹性。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在上式两边同时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②：
lnYt=lnA0+rt+alnKt+blnLt+elnHt+u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②：
y=r+ak+bl+eh
其中，h为国民受教育程度或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速度。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二、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水平的影响
根据云南省在1978-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物质资本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劳动力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相关的软件，对回归模型①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①
lnYt=-1.948+0.03913t+0.599lnKt+0.427lnLt
标准差 （7.173） （0.033） （0.323） （0.424）
R2=0.997 F=1864.346
经检验，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由回归方程可看出，云南省在1978年至2010年期间的年均技术进步率为3.913%。同时，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27，而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599。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之和略大于1，说明云南省经济略显规模收益递增。
根据云南省1978年-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物质资本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劳动力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相关的软件，对回归模型②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②：
lnYt=-4.094+0.0222t+0.727lnKt+0.467lnLt+0.303lnHt
标准差 （8.456） （0.48） （0.421） （0.442） （0.618）
R2=0.997 F=1864.346
经检验，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由回归方程可看出，国民受教育程度或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产出弹性为0.303，它表示国民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产出就增加0.303%。同时还可看出，技术进步率为2.22%，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727，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467。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可看出，在没有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599，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27，但是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由0.599提高到0.727，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也由0.427提高到0.467。这说明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力，而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这一实证结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一致。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还可看出，在没有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中，技术进步率为3.913%，但是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由3.913%下降到2.222%。这说明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了1.691%的技术进步，其中1.691%=3.913%-2.222%。这一实证结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也同样是一致的，因为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被认为是体现在人力资本或知识的生产过程之中。
在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从3.913%下降到2.222%，技术进步率下降的部分为1.691%。既然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率是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所体现，那么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究竟是被体现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被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128，其中0.128=0.727-0.599，二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04，其中0.04=0.467-0.427，三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值即0.303。
此外，由回归方程②发现，各种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云南省经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这一实证结论同样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一致。
三、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构成的影响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总量分析框架中，第t年的产出是由第t年的技术水平、第t年的物质资本投入、以及第t年的劳动力投入共同决定的。此外，技术进步被假定为是希克斯中性的，生产函数也被假定为是考柏――道格拉斯形式的。这样可得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
Yt=AtK■■L■■
在假设劳动的产出弹性为1，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时，上式可变为：
Yt=AtLt
进而有：
Yt/Lt=At
此式表示：第t年的劳动生产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同理，在假设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1时，上式可变为：
Yt=AtKt
进而有：
Yt/Kt=At
此式表示：第t年的资金产出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同理，在假设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和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b的值都大于是0且小于1时，上式又可变为：
Yt/（K■■L■■）=At
此式表示：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第t年的技术水平。
以上罗列了三种代表技术水平的指标：劳动生产率、资金产出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不难发现，三种指标中，只有全要素生产率能合理地度量技术水平，因为全要素生产率综合地考虑了物质资本投入的生产效率和劳动力投入的生产效率。所以，本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云南省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水平，并把技术进步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把技术进步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那么技术进步通过以下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因为劳动力投入的质量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因为物质资本投入的质量发生变化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把前者定义为人化的技术进步，同时把后者定义为物化的技术进步，那么可把云南省的技术进步率分解成两方面：一方面是人化的技术进步率，另一方面是物化的技术进步率，即有：r=r1+r2。
本文采用度量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来代表劳动力投入质量的变化，因此可以把人化的技术进步看作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这个变量而引起的。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
Yt=A0ertK■■L■■■
设Yt/（K■■L■■）=Wt
这样上式可变为：
Wt=A0ert
在上式两边对t求全导数，有
■=A0ert·r
在上式两边同除以Wt，有
■/Wt=■=γ
取■/Wt=w，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则有：
w=γ
该式表示技术进步率等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模型：
Yt=A0ertK■■L■■H■■
进而有
Yt/（K■■L■■）=A0ertH■■
令Qt=Yt/（K■■L■■），则Qt表示受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有：
Qt=A0ertH■■
在上式两边对t求导，有
■=A0ertH■■·r+A0ertH■■■■
在上式两边同除以Qt，有：
■/Q■=r+e■/H■
取■/Q■=q，表示受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取■/H■=h，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速度。
这样有：q=r+eh。
该式表示受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下的技术进步率。另一部分则是由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它等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速度与其产出弹性之积。
根据回归方程①，结合等式w=r，有（A）
w=r=3.913%
该式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都等于3.913%。
根 据 回 归 方 程 ② ，结 合 等 式 q=r+eh，有（B）
q = 2 . 2 2 2 % + 0 . 3 0 3 h = 2 . 2 2 2 % + 0 . 6 7 8 % = 2 . 9 %。
该 式 表 示 受 知识或人 力 资 本 影 响 的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的 增 长速度等于2.9%，并且表示这部分2.9% 的增长速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知识或人力资本影响下的技术进步率2.222%；另一部分是由于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它等于0.678%。
对比（A）式和（B）式可知，在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由3.913%下降为2.9%。这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力和物质资本的生产力，进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对比（A）式和（B）式还可知，在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由3.913%下降到2.222%。这是因为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了1.691%的技术进步。但是这部分1.691%的技术进步被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体现到哪儿去了呢？答案在于二方面：第一方面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生产力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部分，它等于1.013%；第二方面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部分，它等于0.678%。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云南省人化的技术进步率为1.691%。其中，人化的技术进步率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因为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提高了物质资本的生产力和劳动力的生产力而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部分，它等于1.013%；另一部分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所引起的部分，它等于0.678%。同时易知我省物化的技术进步率为2.222%。
四、政策建议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把知识或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说明了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和动力，同时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一国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的最好方法是大力发展教育，教育是劳动力获得知识的最优途径。技术进步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所以比西方发达国家低，究其原因是云南省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低。据统计，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云南省在1983年是0.87%，而美国在1981年为32.2%，日本在1980年为14.3%，分别是云南省的37倍和16.4倍；到1990年云南省这一比重上升到1.87%，而美国在19994年上升为56.5%，日本到1990年上升为20.7%，云南省用了7年的时间这一比重才上升了1个百分点，而在相当于7年的时间里，美国这一比重上升了7.7个百分点，日本上升了4.5个百分点。造成云南省的人力资本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低的原因在于云南省对教育的资金投入不够和我国的教育体制不完善。在1991年～1995年期间，云南省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3.2%，然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资料，1985年世界各国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7%，其中发达国家为6.1%，发展中国家为4%，均高于云南省目前的水平。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因而为了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云南省应该加强教育投入的力度，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以期尽快提升我国或云南省的知识或人力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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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技术论文篇（6）
一、引言
2009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就业形势严峻。中金2010年公布的宏观经济形势预测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2011年劳动力供给可能增长3900万，其中包括了2500万失去与之前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相关联工作的临时工；与此同时，新增就业岗位可能只有800万个，就业压力明显。
奥肯定律表明，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关系，诸多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该关系在美国曾长期存在。国内学者运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时，却得出奥肯定律在中国并不适用的结论；另一方面，通过对就业弹性的考察发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出下降趋势，2005年之后的就业弹性徘徊在0.06-0.08之间D支出，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创造就业能力在下降，中国经济呈现“无就业增长”[①]。归纳国内学者对“无就业增长”原因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经济体制改革（齐建国、常进雄；常云昆等）；二是产业结构转变（蔡昉、都阳；谌新民等）；三是技术进步（胡鞍钢；袁志刚；张军等）。
早在1994年，OECD的一份失业研究报告显示，增加就业不能从放弃技术进步，实施保护主义中寻找解决途径，而应从改进市场流动性，恢复经济与社会适应变化的能力来增加就业，在其的对策建议中，首先就是加强技术知识的创造和扩散。作为实现技术进步的最进本手段，将R&D投入纳入到分析我国就业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明确R&D活动与就业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其具体的传导途径是什么？并结合技术落后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论文格式。本文接下来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R&D、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变量选取及测算；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相关结论。
二、文献综述
（一）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
对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持乐观态度的主要有Pissarides，Femando del Rio，Vivarelli等人。Pissarides（1990）运用搜寻和失业理论构建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模型，通过对生产率增长与均衡失业率增长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机制：“资本化效应”，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要素生产率，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就业情况由此得到改善。Pissarides的资本化效应机制隐含的条件是资本和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互补的关系，而Femando del Rio（2001）则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利率可变的条件下，技术进步提高了使用资本的相对成本，出于理性的考虑，企业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失业率下降。Vivarelli（1995）、Petit（1995）等人借鉴马克思、古典、新古典等理论对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效应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各自相应的就业补偿机制。实证方面D支出，OECD（1996）在对其成员国有关创新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创新、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尽管短期内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相对于其巨大的创造效应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这项研究包含了OECD国家近200年的数据，因此，对诸多尚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Vivarelli（2000）在其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意、芬、挪、德、丹五个国家的21个部门的经验数据也证实了技术进步对扩大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
早在李嘉图时期，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会排挤工人。有别于Pissarides等人，一些学者更倾向于技术进步会对就业产生破坏效应的观点。Aghion和Howitt（1994）在肯定Pissarides资本化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就业破坏机制，认为技术进步通过缩短产品生命周期，加速现有工作磨损，直接排斥就业；当生产率的增长是通过高生产率的工作取代低生产率的工作时，失业率将会上升。Tobin（）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发，证明了工作岗位空缺与失业并存的情况是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同样对技术性失业[②]进行过类似研究的还有David Deaton和Peter Nolan（1986）、Jonathan S．Leonard（1988）等。Brouwer (1993)、Shea(1998)、Luker和Lyons(1997)等人对德国、智利等国家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均显示技术进步排斥生产性劳动。
（二）R&D投入与技术扩散
Griliches和Lichtenberg（1984）运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TFP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呈明显的正相关。Griliches（1986）Lichtenberg（1992）等的后续研究显示了相同的结果。Coe和Helpman（1995）、Charles（1998）选取OECD国家作为样本，得出了R&D活动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的结论论文格式。
Stiglitz（1981）则在研究技术创新时已经指出，R&D产出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Romer（1990）关于R&D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最初的观点认为R&D活动源于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进而研发过程中带来的知识存量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Aghion和Howitt（1992，1998）、Grossman和Helpman（1991）、Segerstrom（1991）等人随后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这一研究思路；经验数据与理论分析同时显示：企业是社会R&D活动的主体。因此，对R&D活动与技术扩散的关系的研究首先是从企业层面上展开的，进而扩展到产业层面、国家层面。Arrow（1962）指出，企业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与R&D活动呈反向关系，即越是在基础研究阶段，企业进行R&D活动的私人收益越小于社会收益。Sherer（1982）在考察产业间生产率变化关系时发现D支出，某产业的R&D活动有助于提高其关联产业的产出率，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Levin，Jaffe，Hederson，Reiss等人的经验分析从生产成本、技术密集度等方面也证实了以上的观点。国家层面上的经验研究同时也证明了一国的R&D活动通过投资、贸易等渠道会对他国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Jones（2002）通过对二战之后美国经济的统计研究发现，美国经济的增长有一半归功于全球范围内的R&D活动的溢出效应。Bemstein和Mohnen（1998）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研究了发达国家之间R&D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技术转让及国际贸易，美国的R&D活动显著影响了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了日本的技术密集程度。
（三）国内关于R&D与就业的研究
国内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四种观点：一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替代作用（姜作陪，张军，彭绪庶，姚战琪等）；二是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量（丁仁船，瞿群臻，昌盛等）；三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双重影响（齐建国，龚玉泉，袁志刚等）；四是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关系（毕先萍，吴晓松等）。对于长期内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达成共识，即技术进步有利于扩大就业。姜作陪、管怀鎏（1999）认为技术进步在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同时，长期内会扩大生产规模，对就业起到积极的作用；龚玉泉、袁志刚（2002）指出，长期内，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社会产出间接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推进产业结构演进，尤其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就业水平进而得到提高。对于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短期关系，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姚战琪、夏杰长（2005）认为技术进步的就业补偿机制与就业破坏机制同时存在，同时结合中国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D支出，改革开放以来，对劳动力节约型技术的选择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王文甫（2008）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数据的考察发现，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且技术进步呈现出明显的就业替代作用；何平、骞金昌等（2007）以制造业为例，从微观角度探讨了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企业发展具有正面的影响，但对就业增长没有影响甚至是负面影响。而丁仁船、杨军昌（2002）则认为，1978年以后，就业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对就业的挤出效应高于理论值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种补贴、税收优惠政策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过多替代论文格式。昌盛（2005），瞿群臻（2005）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积极的影响。综上可以看出，在技术进步影响就业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指标选取、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拓展的，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但理论争论不大。
在技术扩散问题上，我国学者主要立足于后发技术进步国家，主要研究了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FDI等途径实现的技术扩散效应，争论的焦点是国外研发投入对我国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是否具有明显的作用。沈坤荣等（2001）在Barro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化生产函数，通过考察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及自治区有关数据，得出FDI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受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我国对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张海洋（2005）在控制自主R&D的情况下，研究发现FDI之所以没有带来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原因是过低的R&D吸收能力；潘文卿（2003），李平（2007）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近年来，我国学者童光荣、高杰（2004D支出，2005a，2005b，2007）等对政府R&D支出与就业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对政府R&D支出乘数效应、政府R&D支出对企业R&D支出诱导效应等的研究具有创新性。
三、变量选取与测算
（一）变量选取
本文旨在研究R&D活动对就业的影响，所选分析对象是中国经验数据，因此，选择R&D支出指标和就业水平指标，直观探讨两者的关系。
1.R&D支出指标
国内学者对有关R&D投入的研究通常将R&D投入的当期值及其滞后项纳入分析框架，借鉴Griliches（1980）、Coe和Helpman（1995）等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前期研发的积累。因此，本文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采用R&D资本存量数据（计为rd）。《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涉及到研发活动的主要有四组指标：国家财政科技拨款、科技经费筹集额、科技经费内部支出额及R&D经费，本文相应地选取R&D经费作为计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数据。相关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1 1991-2009年我国R&D经费支出的当期额
亿元
年份
R&D经费
年份
R&D经费
年份
R&D经费
1991
159.46
1998
551.12
2005
2449.97
1992
198.03
1999
678.91
2006
3003.1
1993
248.01
2000
895.66
2007
3710.2
1994
306.26
2001
1042.49
2008
4616.0
1995
348.69
2002
1287.64
2009
5802.1
1996
404.48
2003
1539.63
单位：亿元
1997
增产技术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091．348．1；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5)―0045―07
一、引 言
早在三十多年前，GoldsmithLlj、McKinnon和Shaw等人就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尽管Goldsmith等人的工作富有启发意义，但他们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作为其理论分析的基础，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技术是外生给定的，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对技术水平不产生影响。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逻辑，虽然金融部门的发展，能动员更多的储蓄，并能更有效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但对经济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增加物质资本投资，而不是提高技术水平。所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金融系统的发展，只能促进产出水平的暂时增加，而不能提高产出的长期增长率，即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金融系统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悲观结论，使得金融发展理论在经历70年代短暂的兴盛之后，便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后尘，远离了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领域。
近来，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兴趣的升温，应主要来源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思想启发和技术支持。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肇始于70年代初的金融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金融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迅速融合，不仅使举步维艰的金融发展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也在悄悄改变着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只注重实体经济而漠视货币与金融部门的历史。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区别于新古典理论的核心假设是，技术不是外生而是内生的，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因素决定的，即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能对技术水平产生影响。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厂商的物质资本及R&D投资、政府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改变等，均能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因此，金融部门的发展，通过动员更多的储蓄、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和向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活动融资等方式，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发挥持续而显著的作用。所以，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不仅有水平效应，而且有增长效应。因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早期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为比较金融发展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不同效应，本文分别建立了引入金融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对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和水平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由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十分庞杂，仅就某一模型进行讨论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为避免论证的片面性，本文选择了资本外溢、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等三类代表性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认为，金融发展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则兼具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二、新古典增长中的金融发展效应
下面，本文通过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引入金融部门，来分析新古典增长中的金融发展的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一)模型基本假设
1．消费者行为假设。假设经济由可存活无限期界Ramseyt式的消费者组成。令人口的增长率为n，初始的人口规模为L0=1，则t期的人口数量为L1，＝L0eet“。消费者的收入来源于劳动收入(工资)和资本收入(租金)，并用于消费和储蓄，以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ct表示单个消费者在t期的消费水平，P(0
其中，б(б>0)为相对风险回避系数，1／б表示消费者的跨期消费替代弹性。当б越小时，随着消费的上升，边际效用的下降越慢，因而，消费者越愿意允许其消费随时间变动，即其跨期消费弹性越大。当б＝0时，效用函数为线性形式，即u(ct)＝ct，当б＝1时，效用函数为对数形式，即u(ct)＝Inct。实际上，消费者也可假设为Diamondt式可存活两期或三期的世代交叠者。在Diamond的两期世代交叠模型中，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亦可表示为
其中，cIt和c2t+1表示t期出生的消费者在年轻时和年老时的消费水平。
在当前西方经济学文献中，对消费者类型的假设主要有Ramsey式和Diamond式。二者的区别在于，人是不断地进行新老更替的，是新人不断地出生而老人不断地死亡的。与消费者寿命的连续或离散的特征相适应，对消费者最优化行为进行分析所运用的工具也有所区别。在Ramsey消费者寿命为连续状态的模型中，运用Hamilton函数来求消费者行为的最优解，而在Diamond消费者寿命为离散状态模型中，所采用的是拉格朗日乘数法。
2．金融部门。假定经济只能生产一种最终产品，该产品可用于消费或投资。若进行资本投资，一单位为的目的，主要是确定状态变量在转移路径上的运动方程，这正如我们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所推导的那样。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对转移动态问题进行处理需要非常复杂的数学工具，目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还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一技术问题。因此，当前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仍然集中于或局限于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或技术进步率，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不过，新古典增长模型却非常精巧地解决了转移动态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
(三)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1．模型基本假设。假定实体经济部门包括物
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部门。按照Lucas观点，人力资本的存在，使得广义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不再成立，因而，在缺乏外生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人均产出也会实现持续增长。
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物质资本(Xt)和人力资本(Ht)，且其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可表示为
式(46)表明，金融部门的发展(增加)，均能提高平衡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物质资本增长率、人力资本的积累率和消费增长率。
综上所述，在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既有水平效应又有增长效应。
四、结 论
本文结论认为，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而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金融发展兼具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
增产技术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2-0017-02
一、以色列经济概况
位于中东的以色列国内自然资源极其匮乏，与邻国家关系恶劣，在其复国后六十年的时间里，人口总量从80万增长到720万，但经济却实现了50倍的经济增长，2011年人均GDP为31100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并且成为军事、农业和科技强国，瞩目的成就值得我们探究。
以色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1948—1970年，在此期间，以色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翻了四番，人口增长至原来的3倍，这归功于以色列的企业家型政府，经济增长主要由政府发起并管理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驱动，接下来是十多年的滞涨期。第二次飞跃是从1990年至今，在此期间，以色列成为全球创新的先驱地，这次飞跃中政府采取激励手段，促进企业家型私人部门的繁荣。以色列的创业公司在世界上密度最高，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超过其他任何国家，2008年以色列的人均风险资本是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余倍，高科技产业成为以色列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本文所谈的是以色列第二阶段的经济增长。
二、技术创新和创造力是以色列经济增长的动力
每个国家都有天然的限制因素，以色列极有创造性地解决所面临的自然劣势，使问题变为资产。在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以色列成了沙漠农业、滴水灌溉以及减少土壤盐分领域的领航者，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滴水灌溉技术，发展成为耐特菲姆公司，现在其技术销售全球110多个国家，同时以色列的农业生化技术、土壤曝晒和工业废水持续利用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同样，面对外部战争威胁和压力，以色列以技术占得先机，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解决军事上的问题，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个实用反导弹系统，生产出最安全、最先进的坦克，不仅使其成为军事强国，而且具备强大的出口创汇能力，是第三大军工产品出口国。同时，以色列国防工业也是国家最成功高科技公司的孵化器，许多用于解决军事问题的技术被转化为民用技术，包括语音识别技术、网络安全技术、通信技术、医疗电子等，这些促成了以色列的跳跃式启动，培育并维持了民用高科技的高水平。
近二十年世界上大部分技术突破是在以色列孕育和开发的，如电脑芯片、USB钥匙、即时消息、语音信箱、微型吞咽相机等。英特尔位于以色列的研发中心成为芯片设计领域的领导者，思科公司最高级的路由器由以色列的研发机构研究，盖茨曾说过：发生在以色列的创新对未来科技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20世纪的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更是每个国家领导人密切关注的问题，2012年5月G8峰会发表《戴维营宣言》，开宗明义说明：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是八国集团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也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之一，18世纪的马尔萨斯提出“人口论”，指出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会导致人类贫穷的命运，这个理论影响深远。20世纪全球人口快速增长，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同样迅速，人类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经济理论也百花齐放。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g=αg1+βgk+ga
g1、gk、ga分别代表劳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α和β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比例。这一模型的含义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在其他因素既定的条件下，只要有技术进步，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尤其当参数α和β都小于1时，技术水平的提高最为有效，这一观点曾对美国政府的教育投资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该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外在决定的、偶然的、无成本的资源，对工业化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在20世纪初提出创新理论，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该理论认为创新有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或某种产品的新特性，采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供给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创新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创新是生产过程中内生的，创新必须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一种“革命性”变化，同时意味着毁灭。在凯恩斯的经济增长理论大放光彩的年代，熊彼特的理论几乎被忽略，如今政府主导投资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但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国家却可以保持持续的增长，致使人们重新审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发现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美国经济理论家保罗·罗默等人提出新增长理论，揭示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该理论首次把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列作经济增长模型的内生变量，认为教育、知识与经验积累、基础研究产生的外部效应，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后罗默、格罗斯曼等人提出研究与开发（R&D）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或创新是企业有意识进行R&D投资的结果，来自创新的垄断利润则为企业从事R&D获得提供了市场激励，如微软、苹果等公司。
增产技术论文篇（9）
一、 引言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GDP为10.38万亿美元，约为第一名美国的60%，第三名日本的2.25倍。在经济规模快速扩展的同时，本文也注意到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增长过于粗放，资源和能源的消耗过度，环境破坏严重，产业偏低端，增加值偏低，增速放缓等。尤其是最近两年来，围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何去何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已成为了当前政府着力解决的事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附加值的提高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关于科技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尹小平、马欣员（2013）通过文献综述方式研究分析了美国的科技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得当的科技政策与相配合的产业结构是美国经济和科技齐绽放的重要秘密。 关于R&D经费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近几年来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分析的层次也是逐渐微观化，从国家、地区到省级较为普遍。邵建春、李霞（2008）对中国研发支出与经济增长作出了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指出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显著性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研发投入的拉动作用不大，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滞后期较长。而专利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既有全国层面的也有区域和省级层面的，区域和省际层面的实证研究近年来成为焦点。范建华、郭佳佳（2011）利用1985年～2010年陕西省统计年鉴运用协整理论分析了陕西省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结果表明，陕西省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在滞后期1年开始影响专利产出，专利产出在滞后期5年对经济增长有最显著推动作用。关于科技创新人才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分析近年来虽有所增长，但远落后于研发、专利等其他方面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并且多将科技人才与研发支出等一起综合成创新投入指标然后再分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宋之帅、杨善林、龙丹（2013）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构建了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人才“双向互动关系”模型，并基于该模型进行了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长期看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人才以及专利产出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短期来说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人才及专利产出的推动作用是明显的，但科技创新人才及专利产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
以上这些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析了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之前的关联关系，实证分析大都直接选取科技人员或R&D研发费用作为科技创新的投入，专利申请数量或者科技论文数量作为科技创新的产出，直接将这些序列与宏观经济数据即GDP序列进行协整分析，回归分析等，进而利用计量分析的结果进行经济解读。所得的结论比较相近，即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并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较长的滞后期。正因为他们选用的数据特点和研究方法比较接近，因此，得到的结论基本相似，也就不足为奇。
经济学理论中，尤其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性增长理论中，都把技术作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不同的是新古典理论认为储蓄和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内生性增长理论则认为两者与其它变量一样是受具体国家的制度、文化、地理、气候条件等因素综合决定。尽管如此，技术进步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因此直接将技术创新相关的投入和产出序列c总产出序列进行协整分析是不完备的，还需将劳动人口、资本等因素综合考虑进来。
二、 模型
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中将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结合在了一起，即既包含了重大的发明创新这种硬的技术进步也包含了组织管理改进等这种软技术进步。一般而言，科技创新主要表现为科技专利上，即硬创新方面。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有必要对上述文献采用的分析方法进行扩展。一般在经济理论中，研究经济增长都是从总产出函数出发，即投入各种要素经过有效的组合和利用能得到多少价值的最终产品。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最常用的生产函数的一种形式Y=AF（K，L），即为Y=AK？琢L？茁，A代表技术进步，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与此对应？琢、？茁分别表示两种要素的产出弹性。
虽然Solow-Swan（1956）模型相对比较好的解释了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影响，但是由于将要素以外的部分全归结于技术进步，高估了技术进步的影响。对此，Mankiw，Romer和Weil（1992）提出了引入人力资本后的扩展模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技术进步被高估的问题。然而，人力资本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科技进步的力量。
对此，本文考虑引入两部门模型来分析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假设经济体分为两个部门，研发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研发部分使用研发经费并聘用科技人员参与研发，其产出为专利，而最终产品部门则使用专利、非研发人员和资本进行生产最终产品。对应的生产函数分别为Y1=KdmLdn，Y2=AY1aKsbLsc，其中Kd、Ld代表研发资本存量和科研人员，Y1代表专利的总价值，Ks、Ls分别代表非研发性资本和劳动数量，Y2代表总产出。m、n及a、b、c分别表示对应要素的产出弹性，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率。将前者带入后者后可以改写为Y=AKdxLdyKsbLsc，这样本文可以直接考虑科研人员、研发资本存量和非研究性劳动及资本投入与总产出的关系。
三、 数据以及结果分析
数据方面，本文总产出、固定资产投资额、就业人员数量、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即Y、Is、L、Id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而Ks、Kd及Ls的数据无法直接获得，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估算。对Ls可以近似使用L-Ld*1.4进行估计，一来研发人员基本上都是全职折算系数恰好等于7/5，相当于把扣除休息日后的年当量还原，此外利用存留的2009年～2011年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科研人员数所得系数恰好都为1.39，与1.4十分接近。
关于资本存量的估算，本文借鉴范巧（2012）综述所介绍的做法，即采用社会资本形成总额来作为当年的新增资本存量、选择GDP平减指数作为投资品价格指数。其中GDP平减指数按照如下公式计算：GDPdeflator=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上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本年度国内生产指数），资本存量则采用如下公式：本年度资本存量=上年度资本存量*（1-资产折旧率）+资本形成总额/GDPdeflator。这里本文假定资产折旧率不变为5%。而基期的资本存量的确定，则采用几何永续盘存法公式推导的公式：基期资本存量=基年投资量*（1+初始年份之前投资的平均增长率）/（初始年份之前投资的平均增长率+资本折旧率）。研发资本存量的估算，本文借鉴邓进（2007）的做法。即基期研发资本存量=基期研发支出/（资本折旧率+研发支出的平均增长率），而研发价格指数，这里则将其取为GDP平减指数，研发支出直接用R&D经费支出，即研发经费支出来代替。
通过数据梳理我们发现，经济体的劳动参与基本不变，即劳动投入基本不变，符合我国多年来劳动供给率持续稳定的现状。因此，纯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非常低了（不包括劳动者素质的改善）。因此我们进一步的改进模型，去掉Ls项。我们将解释变量缩减为3个（因为此时可以认为LnLs是常量）对应的回归模型为：
进行回归分析后的结果如表1。
此时，回归结果表明拟合优度良好，F统计量高度显著。从截距项和各个变量的系数角度来看，10%置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而且Ld更是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并且各系数符号都为正，符合其应满足的经济学含义。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应的回归方程为：
由此方程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各驱动因素中，以非研发性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最大，其次是研发人员数，而研发性资本存量最小。这与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模仿和山寨式创新，而非自主创新薄弱的基本F状基本吻合。依照全要素生存率的计算方法，本文再进行该模型下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由此得到纯的软技术进步贡献率：
从各项科技投入指标的增长率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的推动力量依然是非研发性资本投入和研发性资本投入，此外研发人员增长也具有一定贡献程度，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效应基本上都是由于研发相关的硬创新进步带来的，而这些年来我国的软技术进步，即通过管理组织创新和资源重新配置等带来的增长效应基本为负，且开始逐渐恶化。这与现阶段一些基本经济情况是相符合的。现在企业加班加点多了，但是相应的效率却没有得到提高，虽然延长了生产工作的时间但效率却是下降的，产生消极怠工和磨洋工等现象，使得相应的产出并没有保持同比例增长反而有所降低。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首先，虽然我国经济处于“刘易斯拐点”的敏感位置，但是目前劳动供应基本上比较充足，从模型中看就是对数后的劳动就业量基本保持不变。因此在过去二十年，基本上可将劳动供应视为常量。我国的人口政策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结论，直到2016年才完全实行“全面二孩”政策。表明之前我国劳动力供给处于相对充裕的状态。
其次，最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投入，其中又以非研发型资本投入为主，着重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上，这可以从这些年来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投资如火如荼的发展窥见一斑。我国的经济增长依靠硬技术创新，即以研发投入和科研人员数反应的发明创造，而通过对新的管理理念理论和组织方式方法的采用等软技术进步创新带来的驱动效应非常微弱，基本为负，并且近几年来呈现恶化的态势。这表现了我国当前当前经济活动中，钟实际创造和实际的付出，而比较轻视管理、组织等软科学方面的创新和效率。
再者，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研发资本的产出弹性要低于非研发资本和研发劳动的产出弹性。因此，过去二十多年来，基本上我国创新之路也只是遵循着跟随策略，即山寨和模仿，并吸纳大量的相关人才，而投入资金作自主研发的相对较少，并且经济上也不划算。
基于该模型和相应的结果，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一是加大对研究型教育的扶持和引导，趁着劳动力充足阶段，多储备大量的研发人员。因为研发人员对总产出的弹性比较大。另外，随着跟随策略下，技术的累积，相应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需要自主和原发的创新越南越强，因此也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二是社会资本存量已经处于高位，但是研发资本存量却极其低。因此，需要建立和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知识产权交易网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各种创新研究项目中来，着力提高社会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完备的产权保护体系，良好的制度设计，搭建便捷有效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让自主创新物有所值，让每个自主发明创新的人都能真正收获到创新创造带来的丰厚利益。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自主创新氛围。
三是加强对管理科学与技术等软科学领域创新创造的研究和成果推广引用实践，改善当前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推动力弱的问题。可以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设置若干相应的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新的管理、组织方式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促进机制，着力做好相关的成果实践和转化。使软科学研究不再流于形式，相关的成果也不再是一纸文章，尘封故纸堆。
尽管以上模型分析基本保持着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框架以及逻辑论述的正确和准确上，但并不能保障所做的探索就一定是正确或科学的。比如劳动供给怎么就可以视为常量，这是值得去深思的。此外是否可以直接利用专利的数量，进一步细化分析各种类型的专利及科研人员和研发经费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可以探索的。不过得出软技术进步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处于负面，确实有些意外。因为，改革开放已经这么多年，我们学习引进了不少的东西，包括软科学方面的管理、组织等内容。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由于国人天性中有一种不服管，不太愿意接手和严格重复按照标准做事的倾向。因此，容易造成同样一套在国外其他地方运作良好有效的机制，移植过来却难奏效，也难怪会有这样的结论。总之，从本文研究出发，基本上可以看出，中国未来实现经济持续有质量的增长，必须着手解决自主创新问题，解决科研人力相对不足问题，解决软科学研究和创新滞后，与实际脱节，应用不强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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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技术论文篇（1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制造业凭借廉价生产要素形成的交易成本优势，以代工和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中。中国企业在GVC中，主要处于加工代工（OEM）的低端环节，专注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和组装，这种模式推动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融入全球价值链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中国的产业升级就是要在战略层面上重视从GVC中突围的问题，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刘志彪、张杰，2009）。构建国家价值链战略，并不是走闭关锁国的老路，而是重组我国现有企业的商业网络和产业循环体系，重塑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构建国家价值链中的领导企业就是对我国培养跨国公司提出的要求（刘志彪、张杰，2009）。国家价值链的形成，必须依靠掌握着核心技术的企业，因此，在国家价值链中的治理者必须拥有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强大的人力资本是对企业的支撑，可以用内生增长理论来讨论这个问题。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
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在上世纪末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是对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内生起源于靠自身发展而不依赖外力推动的。内生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其将知识和技术进步看做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非外生变量，对劳动率的提高有着推进作用。纵观各国现实的经济活动，发达国家都有着庞大的教育和研发体系，知识和技术增长是由这个体系决定的，该体系是整个经济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把技术知识进步看做外生变量与事实不符，在建立增长模型中，简称为R&D模型。
Lucas（1988）从人力资本角度对Romer的内生增长模型做出了贡献，他认为新技术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平均水平，Glaeser（1992）证实了劳动力平均素质与城市经济的增长呈现出较强的关联。在Barro和SalarMartin（2004）给出的产品扩展模型中，引入垄断力量，中间品部门的研发激励就回受损，从而经济增长率也随之降低。最近的一些研究则强调了有限专利长度可能是实现了社会最优化（Futagami & Iwaisako，2007）。
近来，一些文献对技术进步做出更为深入的讨论。Joanne Roberts（2002）指出对技术的应用要有一定的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互补性，技术和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双翼。Daron Acemoglu（2002）使R&D部门的企业能够自主选择利润最大化的技术进步方向，价格效应和市场容量决定了两类技术创新的相对获利能力，从而决定了均衡状态的进步方向。
三、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中国有很多学者将内生生长理论运用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评述，姜宁、魏守华（2009）对内生创新、本土创新、自主创新辨析做了区别，内生创新的基础是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生创新是被包括在在新经济地理学所提出的本土创新（Feldman & Florida，2004 ）之内的。
有学者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应用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比较中，李杰（2009）以空间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化原因进行分析，发现了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促进产业的空间聚集，而溢出效应的提高可以促进区域差距的逐步减小。也有学者从国家层面探讨经济增长问题，邵帅、杨莉莉（2011）通过四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理论阐释，结论表明，能源依赖度对我国区域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表现出显著的挤出效应，所以，企业应该有意识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政府则应该着手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区域创新能力。杜希饶、刘凌（2006）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了国际贸易、环境质量与经济持续增长三者的内在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余长林（2006）以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人力资本结构和数量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产业升级转型是我国经济在未来几年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国内国外的学者中，很少将内生增长理论运用于产业发展。徐康宁、冯伟（2010）对比研究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的不同模式，提出了基于本土市场规模效应的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创新的模式内生于本土市场，通过合作的方式，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主要适用于大规模制造的现代产业，可作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一种战略选择。经济“偏轻”地区着力完善资源的产权和市场定价机制，推动资源节约型的重化工业发展，大力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蒋永志）。魏守华，姜宁等（2009）在对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的研究中，在溢出效应呈现负外部性的背景下，内生创新努力为产业发展的主导性影响因素。
四、结论
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模式相一致，依靠能源、资源的大量利用拉动经济增长，而这种依赖于高消耗高产出的发展模式必然遇到瓶颈，在未来的发展中，经济的增长更需要依赖于技术的进步。无论是在全球价值链中，或者在国家价值链的创造中，对很多产业来说，尤其是高技术产业，OEM代工企业完向产业升级，必须经过R&D环节，从而内生增长理论及其扩展模型对此有很大的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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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技术论文篇（11）
一、引言
全面小康社会后，我国国际地位有很大的提高，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达到全面小康水平的根本性标志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具体有以下几项表现：第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000元人民币；第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8000元人民币；第三：恩格尔系数降到35%；第四：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0平方米；第五：城镇化率达到56%；第六：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达到20%；第七：大学入学率达到25%；第八：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达到95%。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仍将始终遵循社会主义国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向高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迈进。那么未来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
二、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决定因素的理论很多，以下主要通过其中三个理论加以说明：1.以哈德罗-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的资本决定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资本积累，主要内容是指在资本-产出比率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取决于储蓄率。2.以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程度。这两个理论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单强调资本积累的哈德罗-多马模型已经不起实践的考验。索罗模型虽强调科技进步的巨大作用，但它把科技进步当作外生的，对经济的作用只是暂时的增长，并非持续的增长。3.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增长理论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把经济增长的源泉科技进步即技术进步内生化，弥补了索罗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当做外生因素的缺陷，并指出技术进步中知识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的持续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理论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也做了完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通过积极的外部效应机制遏制了要素收益递减和规模收益递减，不仅使自身能够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物资资本和劳动的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通过以上的分析可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虽然会导致产量的增长即经济增长，但经济要实现长期、持续和高速的增长不能只依靠简单的生产要素投入，要摒弃粗放的生产方式，采取集约的扩大再生产方式，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技术进步不仅带来产出的增长，而且可以通过外部效应，提高劳动力、自然要素和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消除这些要素同收益递减的联系，且带来递增的规模收益。各国之间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差异主要就是源于各国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不同，所以未来发展经济最重要及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增加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
三、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同有关部门开展了科技进步定量测算办法的研究工作，推出了一套测算办法，即以增长速度方程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计算公式为：EA=Y-αK-βLY×100%%其中EA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Y为产出的平均增长速度K为资本的平均增长速度，L为劳动力的平均增长速度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加1%，产出增加α%β为劳动的产出弹性，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增加1%，产出增加β%Y、K、L均可由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查找并计算而得（本文按下一年数据减上一年数据，再除以上一年数据而得，其中资本主要指固定资本，劳动主要指从业人员。）α、β可由Y的变化率除以各自变化率计算而得。从2005年至2013年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总体来说是下降的，劳动力产出弹性也是下降的，而资本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走势。以2009年为例，科技进步贡献率为负，此时主要贡献的应为资本，该年资本增长速度高达21.8。我国在失去人口红利的优势后，对经济做出主要贡献的是资本，其次是技术进步，且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是稳定的，但由于资源能源的稀缺以及环境的日益恶化，随着经济与环境两手抓的意识越来越强，那么在未来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作用的定是技术进步。
四、小结
通过本文以上对两者之间的分析，并结合本国实际国情，得出以下几点认识。首先，随着全面小康，经济全球化，网络现代化，各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倾向于科技的竞争，德国关于“工业4.0智能工厂”的战略和美国的“依托硅谷模式抢占软件技术优势，发展先进生产方式”的工业4.0的挑战，都证实了科技进步的重要性。我国在制造业方面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以东北三省为例，作为老工业基地，传统制造业失去了对中国经济的支撑作用，经济萎靡不振，面临转型压力，这个过程需要科技进步，完成转型。完成转型之后，我个人认为技术进步随之只会更加重要，只有技术进步提高要素利用率，才能有力的刺激经济增长。其次，要想迈进发达国家之列，要注意产业结构的调整，合理安排各产业占比，要注意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将会出现更多的智能机器人进入该产业，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我们人类将从事更加高智能的工作，提高生产率，那么这就需要较多地依托智能互联网，软件的开发，站在科技进步制高点才能实现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最后，科技创新能提高要素利用率，引导生产要素在各部门之间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是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的源泉动力。因而，创造良好的软环境是吸引科研人才、高端企业，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科研机构和高校是国家软实力建设所需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摇篮和科技创新基地。我国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引进高科技产业企业，汇集科技人才，组建科技创新联盟，汇集同类产业资本，要把产业资本和科技人力资源紧密结合起来，丰富完善载体功能，增强自身要素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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