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劳动总结大全11篇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1）

经济结构失衡是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的根源

初次分配指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格局与经济发展中的要素结构密切相关。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不同的要素组合会形成不同的初次分配格局。如果以资本为主进行生产活动，使用的劳动力相对较少，一方面，不能有效扩大就业，使劳动报酬总量减少；另一方面，利润主要在资本所有者之间分配，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在宏观上必然形成资本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例低的分配格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下降，根源在于偏重于投资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从需求结构分析

从需求结构看，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使劳动报酬不断下降。

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2002-2011年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50%-60%之间。这一增长模式对初次分配主要有两方面影响：

一是经济增长偏重于投资拉动，特别是对重化工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大规模的投资必然增加对各类资本需求。资本是稀缺要素，由于市场供求规律作用，不断增加的投资需求造成了资本和资源的价格不断上涨，资本收益率持续偏高。在投资扩张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获得较高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凭借其掌握部分资源的控制权（例如土地供应）增加收入；同时，由于普通劳动力相对过剩，劳动力成本被压低，制约了劳动收入的提高，而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可以保持较高的利润率，使政府和企业收入快速增长。

二是随着资本深化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快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总量扩张，说明我国出现了持续的资本深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逐渐替代了劳动。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意味着在资本总量中用以支付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份额降低，这必然导致就业减少和劳动者工资水平相对降低，从而了扩大资本所有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所以说，虽然投资增加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由于上述两方面因素影响，国民收入分配必然向政府和资本所有者倾斜，而劳动报酬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提高。

出口虽然带动了经济增长，但是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价竞争是出口稳定增长的原因之一。我国出口主要是以发挥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为主，产品附加值低和自主品牌率低，处于产业链的底端，缺乏核心竞争力，对于定价基本没有话语权，限制了提高劳动报酬的空间。

（二）从产业结构分析

从产业结构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使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由于三次产业要素组合和劳动生产率不同，会形成各个产业的收入分配差距。各产业中劳动力分配的是其对应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因此，当产业增加值与对应就业劳动力的规模不匹配时，会形成产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具体来讲，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和产值低，而农业劳动力过剩，农业劳动力的人均收入就相对较低。而国民收入主要由第二产业生产，由于第二产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国民收入主要被资本所有者分配，因此，当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例过低时，国民收入分配就会向资本倾斜，资本所有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扩大。从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来看，人均GDP在3500美元这个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在60%左右，就业比例在65%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左右，农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36.7%，只创造10.1%增加值，而第二产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28.7%，创造46.8%增加值，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34.6 %，只创造了43.1%的增加值。第三产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劳动要素创造和分配国民收入的主要产业领域，但是因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抑制了就业扩大和劳动要素的充分利用，在宏观上，使劳动报酬总量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偏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初次分配结构中，资本与劳动分配的关系失衡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调。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和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下降，而且制约劳动收入的提高。劳动报酬增长缓慢又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因而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调整经济结构，更加注重扩大就业和劳动报酬增长，扩大消费需求，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降低经济增长的风险。

调整经济结构首先要尊重劳动

尊重劳动，前提是劳动者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要有合理的收入提高生活质量。

尊重劳动，最根本的是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的作用。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劳动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力量，劳动者文化水平、技能等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革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人的价值，劳动则是实现人的价值最基本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主义社会要“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每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要以劳动者体面劳动、分配公平和体面生活为基础。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劳动人口占了我国人口总量的绝对比重，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报酬，扩大就业、提高劳动报酬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诚然，国民收入是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它们在生产中发挥着各自特定的作用，各要素所有者根据其贡献分得相应的份额。而且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资本等要素越来越深刻地参与和影响收入分配。由于我国资本缺乏、劳动力过剩的国情，导致资本收益高而劳动报酬低。但是，这不能改变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这一科学结论。

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属性，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是财富（使用价值）创造的源泉，而劳动则是价值的源泉，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就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来讲，资本是创造财富的物质手段，物质资本通过与劳动相结合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只是转移自己的价值，资本不能自动增值，价值增值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于生产者的劳动创造。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仍是我们观察研究这一问题的根本依据。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中，强调指出了只有劳动者的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而物化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它彰显了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必须坚持劳动价值论，积极协调资本和劳动等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发展中更多地激发劳动力要素潜力，使劳动报酬真正体现其价值。

（一）从宏观角度分析

从宏观角度讲，要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扩大就业规模并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劳动报酬总量。第三产业具有促进提高劳动报酬和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效应。而第一产业劳动力过多，而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不足是劳动报酬总量偏低的重要原因。

第一，以城镇化为载体调整产业结构。在推进中就要注意发展和培育第三产业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发展第三产业，首先要改善城市就业条件。为此，要完善包括农民工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医疗保障等政策，使其享受市民的工资、就业条件，教育、社保、住房等福利。保障农民工的各种权利，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劳动者在充分、自由流动更有效的配置劳动力资源。

第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从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来看，小型和微型企业，大多分布在第三产业，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小型和微型企业越多，劳动密集程度就越高，劳动力需求大，从收入的创造和分配看，劳动要素所分配的比例较大。因此，要针对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采取包括对中小企业结构性减税、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放宽市场准入标准等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扩大就业。

（二）从初次分配领域分析

在初次分配领域，平衡资本与劳动分配关系的核心是建立完善劳动力产权制度。实现劳动力产权，就是要在承认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重要组成部分的前提下，确立劳动者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权利。由于资本稀缺和劳动力相对过剩，加之市场竞争和供求规律的作用，必然形成资本所有者在分配关系中的强势地位，而且这一局面在短期难以改变。因此，既要尊重市场竞争规律，充分利用和肯定资本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和贡献，又要从维护收入分配公平出发，充分利用和肯定劳动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和贡献，使普通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共享利益，国家必须对初次分配进行必要干预。而实现二者平衡的核心是建立和完善劳动力产权制度。让普通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共享利益，这样才能保证广大劳动者的贡献得到应有回报。首先要完善职工持股制度，建立和完善职工持股的法律和法规。目前，我国对职工持股缺乏明确和有效的法律法规，使广大劳动者不能稳定和长期的分享企业利润。因此，应当采取切实有效和灵活的措施，推进职工持股制度的发展。

（三）探索企业与职工利润共享机制

应积极探索企业与职工利润共享机制，对分红制、股权分享制等方式进行论证和试点，扩大劳动要素报酬在企业分配中所占份额。

（四）建立工资增长机制

目前政府调控企业工资分配的方式，如定期公布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标准等手段缺乏刚性约束，在实践中往往不能落实到位。因此，应建立企业工资决定机制，使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企业工资性收入分配要实行“两不低于”原则，即企业工资性收入总额的增长不低于企业利润总额的增长；企业平均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不低于企业平均利润的增长。为此，应根据上述原则，进一步完善工资分配的政策和法规，保证劳动收入真正体现其贡献和价值。

结论

总之，劳动报酬增长缓慢与再分配制度存在缺陷有关，但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中的要素利用结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因此，充分发挥劳动要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劳动报酬，既要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而更重要的还是在宏观上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在发展中更多地激发劳动力要素潜力；在微观上，建立完善企业劳动力产权制度，从根源上解决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

2.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4.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远东出版社，2008

5.白暴力.让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人民出版社，2008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2）

中图分类号：F0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2-0087-06

一、我国初次分配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

初次分配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是指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它决定着三者间的相对利益格局。

从表1计算结果可以看出，1993-2003年，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50%左右波动。但2000年后，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53.40%下降到2007年的39.74%，下降了13.66个百分点。政府所得生产税净额的波动幅度不大，1993-2007年间在12.57%～14.81%之间波动。营业盈余比重增长幅度较大，由1998年的18.99%增长到2007年的31.29%，上涨了12.3个百分点。如果考虑进固定资产折旧比重，可以看到资本所得的比重由1998年的33.46%增长到2007年的45.45%，自2005年起便已超越劳动所得的比重。根据表中1993到2007年间各项收入绝对量指标，可以对国民收入总量及各部门收入的增长速度进行计算并加以对比，全国GDP总额由34227.7亿元增长到275624.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6.07%，而劳动报酬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4.08%，可以判断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呈收缩趋势。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的增长率均高于全国GDP增长率，分别为17.69%和18.32%，可以判断企业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呈扩张趋势。从初次分配的宏观层面上看，国民收入正逐渐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强资本与税收而弱劳动”的分配格局明显。

二、我国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

分配率是指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配率是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分配率越高，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美国的分配率高达70%，其他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的分配率也在54%～65%之间。我国2006年的分配率是40.61%，我国2007年的分配率降为39.74%。中国社科院2008年的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的分配率在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在50%以上，2004年后逐年下降。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以前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7%，2007年达到31.29%。这意味着，随着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逐步下降，资本所得不断上升，“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变得日益严重。

（一）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

从表2可以看出，居民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GDP增长率与居民收入增长率呈现非同步性。

（二）中国财政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

中国财政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长速度，1978-2006年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7.1%，而GDP年平均增长仅为9.7%。由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向政府倾斜，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GDP增长速度。

（三）分配率呈现下降趋势

1 我国分配率远远低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这种现象说明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税收和资本为代表的非劳动报酬所占比例偏高，劳动报酬所占比例偏低。

2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根据中国历年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我们找出了中国的劳动者报酬（这里的劳动者报酬不同于上面所说的仅包括城镇人口的劳动报酬，而是包括了农民在内的依靠真正劳动取得报酬的群体）占GDP比重数据，并对比美、英、日、韩几国的情况，得到表3和图1。从中可以看到，劳动者报酬占比逐年下降。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大大低于美、英、日、韩等发达国家，并且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

3 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国民收入明显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工资收入增长远低于GDP增长，而税收的年平均增长水平却远高于GDP的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从1993年的12.6%提高到现在的27%。2010年财政收入高达8.31万亿元，较2009年增长21.3%，远远高于10.3%的GDP的增幅，占全年GDP39.8万亿的20.88%。我国初次分配存在着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资本所有者所得偏高，劳动所得不断下降的局面。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具体数据见表4。

4 从相对水平上看，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速总体上低于GDP增速（见图2）。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尽管是持续上升的，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低于GDP增长率，到1999年后开始追赶上GDP增长率，但随后在2003年左右又开始接近于GDP，平均实际工资环比增长速度（8.81%）低于GDP环比增长速度（根据GDP指数的计算，约为10.11%）1个多百分点。

由于工资增长速度赶不上GDP增长速度，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5.61%逐渐下降到2009年的11.73%。

因此，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分配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收入增长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不同步，这反映出我国在初次分配环节的不公平。

三、从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分析初次分配不公平形成的原因

（一）我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主要工业经济指标来看，近几年，国有经济的比重逐年下降。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单位数量、总产值、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和从业人数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分别为10.1%、33.3%、48.1%、44%和27.2%；到2009年，上述主要经济指标的比重分别为4.7%、26.7%、43.7%、26.9%和20.4%，分别下降了5.4、6.6、4.4、17.1和6.8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则相应提高。其中，私营经济的单位数量、总产值、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和从业人数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由2005年的45.6%、19%、12.4%、14.3%和24.5%，分别提高到2009年的58.9%、29.6%、18.5%、28%和33.7%。非国有经济发展快于国有经济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近年来，在我国经济领域中，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的发展明显快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私有制经济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向电力、铁路、邮电、航空等重要部门扩展。说明私有制经济正在逐步取代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趋势明显。

（二）所有制结构变化影响了收入分配的变化

从国际上用以描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我国1978年为0.16，2000年为0.417，2005年达到0.47，远远超过国际通用的0.4的警戒线。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不仅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目前，我国有从“以公有制为主体”逐渐演变成“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趋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威胁，按生产要素分配逐渐被强化，使我国收入不断拉开差距。因此，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被动摇、削弱。

据测算，1995年，在全国企业注册资本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分别为73%与27%；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贡献的比重分别为78%和22%。经过十多年的国退民进改革，这两组数据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笔者认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在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命脉、国防安全、公共事业等方面占有主导地位，即毫不动摇地坚持国有经济在以下几个关键性领域的主导地位。第一，国防军工业，这关系到国家安全、祖国统一、民族独立、领土完整的大局，必须坚持国家的绝对控制权。只有在国家稳定、安全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第二，中国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等关系到国家宏观调控的领域，必须坚持国家的绝对控制权。不然的话，国际金融资本会冲击我国的金融安全，导致如东南亚和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完全自由开放国家的金融危机，使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衰退。第三，关系到国计民生、经济命脉、公共事业的行业如能源、粮食、交通等，这些行业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进而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国家的绝对控股权，这样才能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国目前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严重失调，私有制经济贡献的比重超过了公有制经济，依据工商联公布的数据：2005年民营经济和外商、港澳台经济在GDP中的比重高达65%。而私有制经济实行的主要是按资本分配，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工人只能得到劳动力的报酬即工资，这是目前我国初次分配不公平的财产制度原因。

四、转变初次分配不公平的路向与途径

（一）转变初次分配方式

即从传统企业收入分配方式转到中国特色员工所有制股份公司与净收入分成制、农村股份合作制为典型形式的中国特色企业收入分配方式。应结合不同所有制结构，以利益分享的新经济观为指导，大力倡导实行利益分享制。

（二）启动工资倍增计划

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而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因此，应该学习日本的工资倍增计划，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贫富差距。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分配率逐步提高到65%以上。

（三）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稳步提高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公有制经济贡献的比重。从根本上改变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失调现象，逐步实现公有制经济贡献的比重超过私有制经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才能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学习国外的经验，在私有制企业初次分配中实行利润分享，逐步提高私有制经济中劳动报酬的比重。

（四）建立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

中国特色企业收入分配方式在初次分配中实行以净收入分成制为主的分配形式，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自主联合劳动制度使得劳动者真正成为了生产资料的主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劳动收入。个人收入持续增长，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刺激和扩大了有效消费需求。根据分享经济的利益协调机制，净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现行工资制度下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障碍，按照兼顾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面利益的原则，及时调整分配比率，按照一定的规则把企业的净收入按一定的比率划分为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职工个人收入三个部分，将企业净收入合理分配，三者各得其所，理顺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同时，也克服了国民收入向政府倾斜的弊端，能够刺激消费，提高消费率，同时也能够实现投资、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相对平衡。国家通过分税制获得更高的收入，企业通过企业基金的积累保证了更长期的发展，而个人尤其是普通居民，即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则由于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分得了更多的个人劳动收入，可大幅度增加可支配收入。只有广大劳动群众可支配收入的显著增加，才能够有效地增强消费的动力与能力，才会有更高的消费需求，才能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才能刺激有效消费需求的增长。

对于公有制企业，应把“公有制分享经济运行机制”引入初次分配。具体而言，就是用净收入分成制来代替现有的工资制。所谓企业净收入，就是实现企业的净产值，可由销售收入扣除物耗成本求得。净收入分成，就是将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间按一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分成制克服了现行工资制度下实现按劳分配的障碍，按照兼顾国家、企业、职工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一定的比率将企业净收入合理分配。因为是自主经营企业，职工和企业的积极性得到提高，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净收入。这样，在初次分配中就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和统一。再加上分享经济的消费约束机制，使得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这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结构失衡中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这一突出问题。这里职工不再拿工资和奖金，而是按照事先确定的比率分享净收入。这种分享是以实现了的企业净收入为基础，是和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紧密相连的。因此，职工个人劳动收入不再由企业外部的力量所决定，而是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职工的劳动贡献。这一改革方案不仅要求取消传统的工资制，并且要求取消利润制度，用净收入分成代替工资和利润。这样就能真正使职工收入成为其劳动贡献的报酬。由于利益分享，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面就会形成一股追求净收入不断增长的合力，从而也就有效地解决了增加劳动供给的生产动力问题。在净收入分成制中，利益分享是通过各经济主体对每一边际产量的净收入分享来实现的，因而能有效地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做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净收入分成制通过两级按劳分配的形式来完成。第一级按劳分配解决的是企业全体职工提供的集体劳动量应获得的集体劳动收入总量问题，第二级按劳分配是解决企业对职工个人的按劳分配问题，即企业对职工履行经济责任制的情况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确定每个职工的劳动量，再将这个劳动量按照一定的系数换算成劳动收入，最后得到每个职工的劳动收入。

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其主要特点就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在非公有制企业设立分享经济制度时，除了考虑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享外，还要考虑资本所有者的利益。目前，在中国的非公有制企业中，比较适宜的做法是采用利润分享制。首先，职工首先取得固定的工资收入和绩效奖金，这构成企业成本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职工个人收入的一部分。其次，企业通过员工持股实现利润分享。再次，形成用于企业的技术革新、扩大再生产等方面的企业基金。余下的部分利润就要在资本所有者和企业职工之间进行分配，职工凭借其劳动力产权参与利润分享。具体的分配比例要依靠双方的谈判来协调。非公有制企业中运用利润分享制，兼顾了国家、企业、资本所有者、企业职工四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对于缩小资本所有者与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有着积极的作用。

因此，新形势下，通过利益分享机制，能有效地破解目前中国初次分配领域所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能够提高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倾向，进而提高消费需求。这样，就能推进中国经济增长由出口和投资拉动型向消费主导型转换的进程，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均衡增长。

（五）解决我国目前企业收入分配所存在问题的对策措施

1 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增长与GDP增长同步，同时，要考虑核减CPI的上涨幅度，下大力气全面落实最低工资制度。

2 建立与完善企业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与支付保障机制。使公有制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水平高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速度，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高于CPI增长速度。

3 规范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和职务消费。使之与上年度国企职工年均工资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与企业的效益挂钩。

4 推行中国特色员工所有制股份公司与净收入分成制、农村股份合作制为典型形式的中国特色企业收入分配方式，在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下，彻底改变传统的企业收入分配方式。转变初次分配方式即从传统企业收入分配方式转到中国特色企业收入分配方式，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并使之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

5 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当前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尤其是调整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分配结构关系，让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快一点；要调整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之间的比例关系，让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得更快一点。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3）

社会公平是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导向，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市场虽然在资源配置中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却无法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现代政府不仅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掌控者，而且拥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系列制度工具。因此，发挥宏观调控职能，促进收入分配合理，是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一、初次分配不合理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

收入分配是事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重大问题。初次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初次分配结构是否公平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

（一）我国初次分配不公集中表现为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占比偏低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基本上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获得相应的报酬。但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尚不到位，收入调节机制还不完善，致使收入分配问题凸显。目前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为两个“偏低”：一是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又叫分配率，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在54—65%之间，美国更是高达70%。我国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1](P.88)由于劳动在各种生产要素中的地位下降，“强资本、弱劳动”的趋势不断强化。二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1997—2007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水平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但企业盈余却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更是翻了一番，从10.95%升至20.57%，形成“税收侵蚀工资”、“利润侵蚀工资”的格局。

（二）初次分配不合理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和结构转型受阻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与高速增长的经济总量相比，居民收入提高相对滞后，尤其是初次分配不公，大多数普通工薪阶层劳动报酬偏低，直接影响居民购买力，导致社会消费率低，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由于内需严重不足，只能过于依靠投资支撑经济，但高投资又加剧了产能过剩，不得不进一步寻求国外市场。随着出口大量增加，外贸顺差扩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又被迫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致使银行流动性泛滥，从而反过来加剧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2](P.80-83)不仅如此，这种过度依赖外需且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经济发展模式极易受到国际市场生产要素价格变动的影响和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可见，劳动者收入份额的持续走低是导致消费需求难以有效增长、经济结构转型受阻的根本原因，要改变这种局面，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消费主导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较大幅度地提高广大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收入水平。

二、政府在建立公平初次分配格局中的作用

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经济、政治体制尚不完善，相当一部分初次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场竞争引起优胜劣汰的结果，例如资源和要素价格不合理引起的利益分配不公、行政性垄断导致的部分国有企业利润过高、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等。因此，单凭市场机制无法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政府必须积极作为，理顺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尽快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一）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

就业是民生的根本，增加居民收入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政府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不利于人口自由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把所有工作岗位向劳动者平等开放，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要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开放各行业部门，使各经济主体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法制建设，重点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规范分配方式和分配秩序。

（二）发挥政府对企业工资增长机制的调控和指导作用

工资增长机制是指职工工资随着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相关因素的变化而持续增长的制度化运行方式，主要包括工资的决定机制、增长机制和支付机制。在市场决定、企业决策的基础上，政府对企业工资机制的调控职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低保底，全面落实最低工资制度，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水平、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率以及消费品价格上涨指数显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二是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我国劳动力市场在较长时期保持总体供大于求的状况，因此不能单凭市场决定工资水平，政府要大力推进劳资双方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尤其是要完善工会制度，增强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提高劳方在收入分配中的话语权。三是加强劳动监察，发挥政府的监察职责，加大力度查处和追究压低、克扣、拖欠等违反分配政策和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鼓励和表彰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促进劳资和谐。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4）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分配率，二是每小时劳工成本中的福利开支，三是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

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是分配率。分配率指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分配率普遍在54％～65％之间。

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每小时劳工成本中的福利开支。每小时劳工成本中的福利开支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

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参考指标是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至少在40％以上，有些国家更达60％以上。同时，对部分高收入者开征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和利息税。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工业化国家个人所得税额占税收总额的28％，在发展中国家占11％；在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税约占中央税收总额的28％，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重为6％。

从以上三个指标衡量可见，当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是以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因素为主，以政府再分配中的公平调节为辅。其基本原因在于：初次分配是最根本性的分配关系，在初次分配中一旦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在政府再分配中就很难扭转，政府再分配中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过大，再分配难以使劳动者受惠；初次分配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解决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只有初次分配中关注公平，才能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货币资本拥有者创造更高价值的利润；劳资关系是市场经济国家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初次分配平衡了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才能从全局平衡社会总体利益格局，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已经出现重大失衡

我国分配率偏低。2001年全国各地区加总分配率为51.45％，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分配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上海2001年分配率仅为34.90％，而营业盈余率高达25.72％；北京2001年分配率为45.75％；广东2001年分配率为46.47％。

中国劳动力工资低廉、社会保障水平极低。世界劳工组织的统计分析指出：如果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定为1.0，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分别是：香港4.6，印度2.5，韩国2.6，南非3.4，日本2.9，美国2.6。劳动力价格低廉，从短期看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但是从长期看蕴藏着深刻的社会不公正，妨碍了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完善，扭曲了货币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势必成为危及国家稳定、阻滞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矛盾。

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9年我国为0.22％，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印度的0.3％。2001年我国个人所得税716.0144亿元，仅占GDP的0.75％，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仅为4.4％。我国至今尚未开征社会保障税。

采取切实措施扭转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严重失衡局面

第一，正确把握我国社会基本关系与社会结构的重大演变，将政府管理职能的重点放在对新型基本社会关系的管理上，建立社会主体之间平等、民主的社会合作机制。这是建立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基础。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5）

劳动对于每一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生活在社会上首先要满足吃穿住行的需要，劳动是人获得生活资料的基本手段。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比较发达的今天，人们往往不再满足于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而是追求自己最高价值的实现，劳动正是实现自己价值的根本途径。但是在技术经济的背景下，劳动技能的获得必须通过教育和学习。劳动是基础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目前实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计划中就开设了初中劳动技术课程。这对初中学生的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的提高作用巨大。应该说，没有劳动内容的教育是不全面的教育，是有缺陷的教育，素质教育的着眼点就是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素质俱佳的新人。但在目前初中的教育实践中，还是有不少缺陷的，特别是在劳动与技术课方面有明显不足。学校一味追求升学率、家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使家校双方都忽视劳动技术教育，由此带来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学生好逸恶劳、动手能力差、轻视体力劳动者等等。当这样的学生走向社会后，就会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不能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初中劳动与技术课的意义就在于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初步的劳动素质，为学生走向社会奠定基础。因而，陶行知说“唯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够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才能征服自然势力，创造大同社会”。

二、打破教材局限，增强劳动实践

初中阶段的学习分为基础知识学习和实践能力学习两种。多少年的义务教育阶段中，初中学校已经适应了以教材为核心的教学。但属于实践能力学习的劳动与技术课则不适合以教材为核心的教学，“新课程理念要求综合实践活动不允许有原来意义上的教材出现，不允许每个学习领域都编成教材”。劳动与技术课的实践性是第一位的，要紧紧地围绕着劳动实践来组织教学。“实践活动是加强劳动教育的有效手段，劳动教育的实践活动更应该是有目的、有内容、有方法、有阵地”。第一，劳动教育的实践活动与其他学科的学习结合起来。初中阶段各个学科都会涉及一些手工制作，这是进行劳动实践的很好契机。比如，在数学课中会涉及很多图形，班级可以让学生在劳动实践课中引导对这些图形加以制作。物理课中，半导体、滑轮等也都可以在劳动实践课中让学生进行制作。第二，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与校园的日常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比如，每周的一次的大扫除就是进行劳动实践的好机会。校园板报、班级板报也是学生进行劳动锻炼的舞台。第三，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与家庭生活结合起来。比如，可以安排“周末我给父母洗脚”“周末我做家务”等活动，然后教师通过家访和课堂点评，总结相关情况，这种方式增进了学生的劳动能力，也加强了家校共建合作。第四，让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比如可以组织学生参加报纸义卖活动、市区街道清扫活动，让学生在社会生活中体验劳动的艰辛、在劳动的艰辛中体验社会生活。

三、在劳动中培养创新能力

创新来自于实践，向学生实施劳动技术教育是培养初中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具体来说，要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动手’‘设计’‘劳动’等内容结合起来，运用‘问题情景’‘探究设计’‘自主实践’‘及时评价’等方法进行有效的教学，才能达到目的”。第一，学生是劳动实践活动的主体，要让学生充分发挥劳动实践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学生的创新能力。那种参与到了劳动场面中却飘在劳动实践表层的行为是培养不出创新能力的，要谨防劳动实践中的假“实践”，要把劳动实践真正地落到实处。第二，在劳动与技术课的教学中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改变教师主导的强势职业心理。通过让学生发挥不同的兴趣、性格、能力，开创创新性的学教活动。第三，教师通过及时评价，起到引导、启发的作用。但如果不是严重的错误，教师不适合把问题全部抖开，要给学生留下想象、发挥、革新的余地，这样可以锻炼、激发他们的创新能力。第四，学生在劳动实践中互相配合、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容易培养各自的创新能力。如果是复杂性的、规模化的劳动场合，学生之间的配合、交流就更重要，老师要教育、启发学生通过默契协作，完成劳动实践任务、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总结

劳动是应该从少年时期就培养起来的思想，初中生要树立劳动观念，并培养出初步的劳动技能。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劳动实践间活动中打造初中生的创新能力。这是初中劳动与技术课的根本责任与使命。增强劳动实践的具体步骤是，第一，劳动教育的实践活动与其他学科的学习结合起来。第二，劳动教育的实践活动与校园的日常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第三，劳动教育的实践活动与家庭生活结合起来。 第四，让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在社会生活中进行。要让学生在劳动实践活动中发挥主体地位，发挥不同的兴趣、性格、能力，这样才能够培养出他们的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J].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129.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6）

计算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基本模型如下所述:假设土地数量没有变化,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抽象为资本(K)、劳动(L)和技术进步率(A),K、L可以相互替代,且能以可变的比例组合。又假设经济发展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都以其边际产品作为报酬,规模报酬保持不变。那么,在时间t范围内变化的中性技术进步的产出增长模型可以被构造为:Yt=Atf(Kt,Lt)同时,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为:Yt=AtKαtLβt考虑到教育因素对劳动力质量的作用,教育的作用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投入成倍地增加,因此,可以把Lt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ot)与教育投入(Et)的乘积,这样,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Yt=AtKαt(LotEt)β,对该式两边取自然对数之后,再求时间t的全导数,然后用差分方程近似代替微分方程,于是得:y=a+αk+βlo+βe,这里y代表年经济增长率,α为产出的资本投入弹性,k为资本投入的年增长率,β为产出的劳动投入弹性,α+β=1,l0为初始劳动力投入的年增长率,e为教育投入年增长率。那么,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可以表示为:Re=βe/y。本文y为GNP的年增长率,e为根据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年增长率。在假设条件成立的情况下,β为劳动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为资本所得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α、β系数值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美国数学家C.W.Cobb和P.H.Douglas根据美国20世纪初期20多年的数据推算出,α为0•25,β为0•75。

我国学者周天勇[3]分析了1953—1990年间我国国民收入的产出结果,得出α为0•8178,β为0•1093,α+β<1,说明这期间我国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比较小的,我国还处于资本消耗为主的外延扩大式的经济增长,并且规模收益呈递减趋势。目前,β系数的确定方法有三种:一是在市场经济充分竞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劳动力的工资率等于其边际产品,工资总额与国民收入之比就是劳动对产出的弹性。这是西方学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二是投入量比例法。用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作为劳动的产出弹性的“替代物”,这种方法容易做到,但缺乏科学性。因为劳动的产出弹性是指一定时期内产出的变动率与劳动量投入的变动率的比率。劳动投入量占总投入量的比例毕竟不是边际量之间的对比。三是时间序列回归法。在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构造回归模型:lnY=lnA+αlnK+βlnL,分别求出α和β的数值。麦迪逊采用第一种算法,得出β系数值为0•7。为了增加计算结果的可比性,本文采用麦迪逊的β系数值[4],即β=0•7,也就是认为劳动对产出的弹性为0•7,即认为劳动投入每增加1%,产出增加量为0•7%。在我国,实际β值可能低于0•7。

二、计算我国高等教育的贡献率

由于最近几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各级教育年限的准确数据无法得到,所以,只能依靠我国1982年、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出我国1982年—199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第一步,分别计算1982年、1990年从业人员人均教育综合指数。用教育综合指数代表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投入量。根据1982—1990年间接受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差别,推断出中等教育毕业生劳动生产率是初等的1•4倍,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劳动生产率是初等的2倍。这里也可以把1、1•4、2看作是接受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所提高的劳动力质量折算为劳动力数量的系数,而把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看作是权数,据此计算出劳动力人均教育综合指数。参见,根据我国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整理计算得出,1982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308,1•81,0•035①;1990年我国从业人员人均初等、中等和高等受教育年限分别为:4•98,2•13,0.075。1982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为E0=4•308+1•4×1•81+2×0•035=6•912。1990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为E1=4•98+1•4×2•13+2×0.075=8.112。第二步,计算起止年间人均初等、中等、高等教育指数年增长率和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年增长率(e)。采用几何平均法,公式为:e=(E1/E0)(1/n)-1,其中,n为终止年与起始年之间的间隔年限。

按上述公式计算,我国1982—1990年间初等教育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828%,中等为2•056%,高等为9•995%,可见,高等教育指数增长速度最快,它对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的贡献应该最大,但是由于高等教育人均教育年限在数量上很小,采用麦迪逊的算法,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不会大。我国1982—1990年间教育综合指数年平均增长率e=(8•112/6•912)(1/8)-1=2•02%。由于工资的差别,进而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个人的天赋素质、家庭背景、勤奋努力程度等都会导致工资或个人收入的差别,只有一部分差别可以归因于所受正规教育的不同,而且,劳动力质量、素质、技能的提高也不能完全归因于正规教育,因此,按照丹尼森等西方学者通行的算法,对于依据工资差别而计算出的教育综合指数的增长率(即由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带来的劳动量的增长率)用0•6做折算,于是,e=2•02%×0•6=1•21%。第三步,计算高等教育占年均总教育指数增长率的百分比②。高等教育所占的百分比为:Eh=5•45%。第四步,计算起止年间GNP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y)。以本国货币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率习惯上称之为实际增长率。设我国1978年GNP值为100,则1982年GNP指数为131•8,1990年GNP指数为274•0[5],1982—1990年间GN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y=(274•0/131•8)(1/8)-1=9•58%。第五步,计算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Re)。Re=βe/y=0.7*1.21%÷9.58%×100%=8.84%。第六步,计算高等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Rh)。Rh=Eh*Re=5.45%×8.84%=0.48%。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我国1982—199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9•58个百分点中,有0•847个百分点是由教育带来的,所占份额为8•84%,即这期间教育对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贡献率为8•84%,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0•48%。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贡献是非常低的。

三、国际比较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7）

一、劳动力资源分析

1.总体状况。 根据河南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全省劳动年龄人口约为6641多万人，占总人口的70.64%，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3.54个百分点。未来的一段时间，我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还将持续递增。有关学者预测，我省的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将会从今年或者明年开始渐渐的趋于稳定，人口总抚养比将在2013年前后达到最低，所以2013年前后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也是劳动力资源异常丰富、人口抚养负担最低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最大的时期。

2.城乡差别。 2010年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与前两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有所上升，乡村相对下降，但是河南省劳动年龄人口的城乡分布还是很不平衡，乡村远远多于城镇，若按1953年的每个劳动力可耕地面积为参数计算，目前河南省有乡村剩余劳动力两千多万人，这就使得目前我省劳动力资源城乡配置不合理，乡村存在着数目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大军。

二、就业分析

1.就业总量。近20年来，全省历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省的从业人口规模一直在缓慢增长。2011年河南统计年鉴显示，全省从业人口总量大致在6041.56万人，城镇大致为1126.89万人，乡村大致为4914.67万人。城镇和乡村从业人数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都有所增加。

2.性别因素。 数据显示十年来我省从业人口职业的性别隔离指数有所变化，2000年的性别隔离指数D值是0.08，到2010年上升到0.14，但是经过标准化的性别隔离指数SSD值却从0.23下降到了0.21，这说明我省目前还存在着性别隔离的现象，男女这两个群体在不同职业类别中的不平均分布的现象还很明显，需要进一步的改善。

3.从业结构。根据2000年和2010年的统计数据的计算和调整，从人口在三大产业的就业情况看，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所占比例稳步上升，从2000年的11.8%上升到2010年的26.1%。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也有所增加，由2000年的8.1%增长到2010年的29.0%。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有所下降，2000年为80.1%，到2010年直接下降到44.9%。总体来说，近10年来我省在业人口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尽管我省人口产业结构迄今仍属于传统型，但是正在朝发展型方向转变。

4.教育程度。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决定能否就业以及从事何种职业最重要的“资质”。全省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为361万人，高中程度的人口为979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为4053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为245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大学程度的人口增加114万人，高中程度的人口增加45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增加409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减少617万人。

三、失业分析

失业人口涵盖着几种情形：毕业后未工作、因单位原因失去工作、因本人原因失去工作、承包土地被征用、离退休、料理家务和其他情形。2010年河南省失业人数大致为38.2万人，比1990年的25.1有所增加，失业率为2.38%，比1990年的失业率上升了0.08。

2010年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呈现明显的集中趋势，其众数为初中，说明我省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已有了较大提高，接受完初中教育的劳动力已成为全省劳动力的主体。如果再从初中以上学历看，则表现出在失业人口中，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失业人口比重在下降。这说明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在就业市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 总结

我省的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这是我省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但是劳动力资源城乡配置不合理。在影响我省人口就业的因素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教育程度与就业水平成正相关；其次，我省目前的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第一产业比重太大，第二、三产业比重过小；最后，对职业性别隔离的计算也说明在各职业间存在着男女不均等现象。

所以，我们目前就需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步伐；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增强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社会的就业容纳力；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增强女性的就业能力

参考文献：

[1]侯晓红.河南就业状况评价[J].经济经纬，2003（2）：26-28.

[2]杜鹏.新世纪的中国人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不断的变化中，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而同期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①。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界定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劳动报酬最大化为企业的最终目标，劳动报酬占比一直比较稳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GDP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然而，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劳动报酬偏低。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后，学术界在收入分配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对劳动报酬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殷剑峰（2006）通过比较我国近期劳动报酬的绝对额和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得出两者均出现下降趋势。卓勇良（2007）和信卫平（2008）的研究也都表明：我国当前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大幅下降，资本所得占GDP比重大幅上升。李稻葵等（2009）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系统地揭示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呈现U型规律：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劳动份额下降，但在经济发展的后期，劳动份额则不断提高。肖红叶（2009）对中外初次分配格局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以国际经验判断：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偏低，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的程度很高。

综上所述，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国近十几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演变，许多学者通过研究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十几年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正在大幅度降低；但是对于劳动份额下降的真实幅度及原因方面，研究结论不尽相同。正是如此，笔者着重在这两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我国劳动报酬偏低的统计分析

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法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份额以及应向政府支付的份额为出发点计算最终产出。在我国的统计实践中，按照这种核算方法，收入法计算GDP分为四项：

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其中：劳动者报酬反映了劳动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所得，生产税净额反映了政府在总产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反映了资本所得。

本文先查了按照收入法计算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于将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加总作为资本所得，由此可以算得劳动报酬、资本所得以及政府税收各自占GDP得比重（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初次分配环节中各分配主体的收入分配趋势，从2002年到2012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呈下降趋势，由2002年的53.4%下降至2012年的39.74%；资本所得占GDDP的比率不断上升，由2002年的34.03%上升至2012年的45.45%；政府初次分配比率也不断上升。

表1 2001～2012年我国各要素所得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中经网。

从国际比较来看（见表2、表3），我国劳动报酬占GDP得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劳动者的收入份额上并没有占主体地位，大量财富被“不生产阶级”攫取②。

表2 不同国家平均劳动份额比重（1960～2010）

数据来源：GDP数据出自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数据库，以2000年为准。表格中的24个国家是全部122个国家中，人均GDP最高、最低和中间的8个国家。

表3 2012年部分国家劳动报酬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LIS数据库。

无论是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当前的劳动报酬都是偏低的，不仅低于其劳动力价值，也使得劳动者难以实现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和自身科技素质的提高。

居民劳动报酬差距的拉大，使得中国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提高。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达到了0.47③，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这种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不仅削弱了国内消费，而且对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建设也产生不利影响。

三、当前我国劳动报酬偏低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分析

劳动报酬偏低，对经济社会发展是利多弊少，还是利少弊多？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应该说，在工业化初期，劳动报酬偏低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而在工业化中期，劳动报酬偏低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

（一）合理性分析

1.模型的选取。本文选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为理论模型。C-D生产函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计算劳动和资本份额的工具，由于该生产函数中劳动和资本的指数分别是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亦为劳动和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因此最优的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即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指数。

假设企业生产采用C-D生产函数：

Y■=AK■■L■■ （式1）

式中，Y为收入总量，本文以每年的GDP代替，A为技术进步，K为投入的资本总量，L为投入的劳动总量。为了减小异方差，选取C-D生产函数的对数形式：

LnYi=LnA+αLnKi+βLnLi （式2）

在上式中，由于α+β≈1④，所以C-D生产函数可以简化、变形为：

LnYi-LnLi=LnA+α（LnKi-LnLi） （式3）

2.统计结果及检验。借助Eviews软件对经过价格平减后的1996～2012年数据进行处理得出回归方程：

Ln■■=2.8951+0.6737LnK■+0.3263LnL■ （式4）

由表知，R2=0.982，■2=0.981，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高；两个t值都明显大于2，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D-W值趋近于2，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运用上述的方法，1996～2012年数据的线性回归的最小二乘估计都能通过检验。

3.经济分析。由于C-D函数中α代表资本在国民收入形成时的贡献率，β代表的劳动这一生产要素对于国民收入形成的贡献率，由式4知：1元的国民收入中有0.6737元是由资本的贡献形成的，而劳动的贡献只有0.3263元。也可以理解为在1元的国民收入中，资本所得大致为0.6737元，劳动所得为0.3263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偏低的劳动报酬对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

（二）不合理性分析

通过上面的模型分析，似乎可以得出当前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不仅不低，而且高于劳动的贡献率，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还应该降低。但是，这一结果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廉价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而资本极其匮乏，政府“重资轻劳”政策情况下得出的。近年来我国的资本积累越来越丰富了，200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就已经超过日本，成为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31万亿美元⑤。但是，尽管我国现今资本匮乏的局面已然改观，但政府的相关主导思想及政策并未随之发生改变，“重资轻劳”依然随处可见。

另外，我国劳动报酬分配比重降低会造成诸多方面的影响：首先，若投资率较高，必然造成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过去两年的钢铁煤炭行业就是最好的例证，当这种过剩不能及时解决时，便会使得产业结构失衡，不利于经济发展，更不利于经济转型；其次在内需扩大方面，工资较低必然束缚居民的购买力，使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仍不能得到均衡发展，投资拉动中国经济的动能极限已经出现端倪，未来中国能否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与国内需求的扩大是密不可分的；再次劳动成本竞争模式在国际范围内竞争已越发激烈，未来中国的转型必然面临着制造业效率的提高，而不合理的劳动报酬分配必然使得贸易结构难易升级，出口增长的持续性也将面临挑战。

最后，劳动报酬长期不合理的低下，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和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相违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它应以保证广大劳动者在逐步增加劳动收入基础上，实现生活富裕为目标。但是，当前的劳动报酬普遍低下得状况与此相矛盾。因此，当前提高我国劳动报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提高我国劳动报酬的对策建议

提高劳动报酬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简单地通过“增加工资”就能根本上解决，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必须在政府、企业、劳动者及其组织共同努力下，发挥各自的作用，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

（一）政府应发挥其在提高劳动报酬上的引领作用

首先，加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划。要使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公平竞争，必须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统一、完善、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上的主导作用。同时政府应加快转型步伐。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外需拉动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廉价劳动力占领国际市场的做法已不再适合未来结构升级所带来的转变，中国企业走出去靠的是强大的国内需求，只有做好了坚强的后盾，才能更加顺利的往前冲。

（二）企业应发挥其在提高劳动报酬上的关键性作用

企业在提高劳动报酬上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企业应做到遵守国家的各项劳动政策，维护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劳动者和谐共处，共同把“蛋糕”做大，并和劳动者共享发展的成果。关于这方面，一些学者提出要积极借鉴西方国家企业的成功经验，推行利润分享制度。如孙亚萍（2008）指出，公司应拿出一部分股份，或者公司拿出一部分利润交给基金会，购进企业股票，然后按照职工的水平把企业股票虚拟的分配给职工个人。沈桂龙（2009）也指出，企业可以采用员工持股、股权分享等劳动者享受利润的多种形式，多途径、多渠道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三）工会组织应发挥其在提高劳动报酬上的监督性作用

充分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发展中所形成的工会力量，建立健全工会组织，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劳资谈判中切实站在劳动的一方。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充裕，但单一劳动力在资本面前显得乏力，从而使得劳动力市场不能形成资本劳动的均衡格局，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也被资本的逐利性质所取代，如果不能解决单一劳动与强大资本的失衡局面，劳动力在工资谈判中将缺少话语权。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建立健全工会组织，使劳资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一步协商，发挥工会本身应有的作用。

（四）劳动者应努力提升自身文化和技能素质，发挥其在提高劳动报酬上的基础性作用

是否应该增加劳动者报酬的关键因素在于劳动者自身，如果劳动者不能主动提高自己的价值，那么即使资本给予了其更多的价值，无疑也只会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反而可能会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只有当劳动者的价值与其应得的实际价值相匹配时，劳动报酬分配才能得到其最大化的效果。而在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中，除劳动者主动提高外，社会环境也应该创造出更好的环境以利于其更有效率的提高，比如加大教育的投资力度，众所周知，我国教育占GDP支出一直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而这种畸形现象，无疑增加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困难程度；在改变投资力度的同时，加大对于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是需要的，使原先的学位型人才向能力型人才转变，把知识的培训与能力的培训结合起来，让劳动者不只会学习知识，更能运用知识，因为知识永远是被动的，只有能运用知识才能够切实的改变命运。

注 释

①新浪网http：//.cn/o/2010-05-12/0951174993 75s.shtml2010年05月12日09：51.

②董全瑞.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研究的新进展[J].江汉论坛，2009（5）.

③新浪网http：//.cn/c/2013-01-19/06492607249 5.shtml2013年01月19日06：49.

④吴德庆.管理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9.

⑤来源：人民网http：//.cn/2013年01月10日09：3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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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丽.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分配的变动——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8（4）.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9）

一 浙江省近二十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情况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业逐渐成为最大受益者。

初次分配是指国民总收入（即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取得要素必须要支付报酬，这种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主要包括居民提供生产要素所取得的报酬收入-劳动所得、政府利用国家权利对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征收的生产税和进口税形成的初次分配收入-生产税净额、企业在扣除其固定资产消耗和其他运营成本及税收后的净营业盈余形成的初次分配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初次分配。

从1990-2009年二十年浙江省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数据可以看出，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1990年居民初次分配占GDP的比重是52.66%，而到了2009年数据变为39.61%，这说明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有了较快的下降。除1999年到2000年有所下滑外，企业初次分配收入比重呈明显上升趋势，由1990年的33.22%上升到2009年的45.53%，提高了12.31个百分点，特别是2000年以来上升较快，提高了10.01个百分点。2004年，企业初次分配收入比重一举超过居民初次分配收入比重，成为国民收入的最大受益者。比较而言，政府初次分配收入比重相对比较平稳。从下面对1990至2009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的演变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上述的趋势。

二 浙江省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的变化情况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是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基础上的进一步分配。这种分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的。再分配的格局，反映了各个收入主体真实可支配的收入份额，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入分配的状况。从近二十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浙江省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有较大变化。自分税制改革之后，政府财政收入有较快增长，相比而言，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总体呈现出国民收入再分配向政府倾斜的现状。将1990-2009年浙江省国民收入再分配后政府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

可以看出，浙江省的政府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0-2009年间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共上升6.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占再分配的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1990-1998年上升了20.33个百分点，这与政府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相比，变化较明显，而从1999-2002年这期间企业再分配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了2.9个百分点，之后又呈现上升的趋势，比较平稳。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1990年的57.85%下降到2009年的29.64%，下降了28.21个百分点。

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仍处于指令性计划经济的阶段，政府需要保证足够多的财力搞建设，所以浙江省政府财政收入在省GDP的比重很高。1992年，由于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中央政府于1993年6月24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抑制经济过热，政府让利与居民和企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全面展开，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减少。浙江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开始下降，与1991年相比，大约下降了1.4个百分点。这种下降的趋势一直持续到1997年。1993-1997年，浙江省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总体下降了1.38个百分点。1997年下半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扩大内需"。政府实施了调整收入分配，适当增加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等政策措施，浙江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回升。

三 原因分析

从浙江省的各种数据及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可以推导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平等、自由的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的机制，资方偏向的制度环境使劳动者在讨价还价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

在我国，资方偏向的制度环境具体表现为：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劳动者选择权缺失、资方偏向的第三方力量以及低工资的历史传统等。上述因素导致我国形成了一个具有典型特征的资方偏向的制度环境，构成了劳动份额提高的制度障碍。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10）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始终处在高速发展中，gdp年均增长超过9%，稳居世界第一。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较大程度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改善和提高，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基本实现了小康。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结束了商品短缺时代，进入商品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代。因此，怎样继续保持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就成为我国面临的一大难题。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经济发展需要有强大的推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高速平稳的发展，得益于基础设施投资、出口贸易和国内市场的开拓，这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大动力。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原有基础设施较差，远远不能满足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如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 、现代化的港口和机场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投资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出口的不断增长，说明我国具备了较强的制造能力，我国的产品也受到世界各国消费者的欢迎。但是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见效慢，而且必须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适应，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拉动gdp的增长，但投资过剩甚至盲目投资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产品的大量出口对gdp的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2009年，我国外资总额达到2.2万亿美元，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受制于世界经济状况的影响，国内市场虽然近年来有了较大的变化，但总体而言，内需不旺，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开拓力度不够的问题仍然突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采取典型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自1983年以来，gdp资本形成率都在30%以上，有时高达45%左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黄泰岩，2009）。而内生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要进一步提升内生动力，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设法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因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所以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积极意义。这已经成为保障我国经济取得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扩大内需，提升内生动力对我国经济发展，不仅比较重要，而且通过努力也是可以实现的。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国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大举措。要实现扩大内需战略，有大量复杂而艰巨的工作要做，但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人民生活是否改善、大多数国民的消费能力是否增长是其重要基础。而现行的分配制度，特别是个人收入分配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甚至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导致多数国民收入增长较慢，消费能力低下，内需不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突出表现在：

一是初次分配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非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愈来愈高，而大多数人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收入。我国居民在初次分配中所获得的收入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大。1993-2003年的平均比重达到97.19%（孔杏，2007）。劳动收入的逐年下降，必然造成绝大多数人收入增加缓慢。少数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过多而不公平的现象日益突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低收入群体获得财富的主要来源只能借助自身的劳动力，而分配中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使得初次分配的要素中，劳动要素处于最弱势地位。

二是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贫富悬殊日益突出。我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贫富悬殊过大，分配不合理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仅超过了与我国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

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结

构不合理。调整结构首先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我国近20年的情况看，如果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也必然影响产业结构和整个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结构主要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根据常光华的研究，在1992-2007年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主体收入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其结果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过高的财政收入和企业福利直接导致企业投资规模和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增速过快，从而导致我国投资过快、消费乏力，最终致使内需难以真正启动。

四是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公共服务滞后。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期，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快速扩张时期，人们的需求也从温饱型转变为对教育、医疗、居住、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政府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高投入。据专家考证，目前我国公共财政中，社保、救济、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性支出只占16%左右，而经济建设高达24%，行政公共费用占17%；而在美国，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占政府财政开支60%以上。由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落后，必然迫使多数国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把本来就不高的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教育、居住和养老等维持基本生存的活动中，抑制了他们的其他消费活动。

以上现象长期存在，与我国整体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不合理密切相关，这种状况直接导致内需不足，经济发展动力不够。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分配政策，扩大内需，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全国人民有能力和意愿消费，使内需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提高劳动所得是深化分配体制改革的关键

内生动力不足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较大障碍。因此，激活内生动力、增强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面对和高度重视的问题。而制约内需的核心问题是分配制度改革的滞后，特别是劳动所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日益下降，制约了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深化分配体制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特别是提高劳动所得已经成为深化分配体制改革的关键。“我国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来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人民收入合理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温家宝，2010）。

（一）扩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国民的收入也在不断的增加。但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度日益突出，特别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差距日趋拉大，普通劳动者干得多、挣的少，而一些群体干得少、挣的多的现象日益严重，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受到挑战。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消费需求的大小，而劳动收入是内需能否扩张的关键因素。

目前国际上一般用分配率（即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标准，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例越高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越公平。

调整分配结构，必须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藏富于民，使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

（二）加快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不公突出表现之一是行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特别是垄断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2000年，最高行业人均工资水平是最低行业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到2005年增加到4.88倍，扩大了两倍多。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工资水平之间的绝对差距也由2000年的8436元扩大到2005年的32249元（郭松民，2007），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目前，我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烟草、航空、水电气供应等行业共有职工8

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差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额的55%（贾品荣，2007），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曾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和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为23倍。

（三）强化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机制

收入分配不公的又一突出表现是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据有关机构2009年我国3000家族财富总榜单显示，3000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亿。2009年10月，美林全球财富管理与凯捷顾问公司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我国共有36.4万名百万美元富翁，富豪总数已超过英国，居全球第四位。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显示，我国20%的最高收入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54.58%，而20%最低收入人群所占比例还不足1%（0.79%）（郑杭生，2004）。

以上数据说明，贫富悬殊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且有距离越拉越大的趋势。少数人暴富，而绝大多数人收入增长缓慢，这与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严重相悖的。因此，必须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强化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机制。为此，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其一，努力扩大就业，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也是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根本途径；其二，强化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机制；其三，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其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绝大多数的消费能力。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扩大内需是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扩大内需，经济发展才有持久动力，社会进步才能有牢固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1.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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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孔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j].商场现代化（下旬刊），2007（3）

初中生劳动总结篇（11）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比重，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众和农民的补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采取多种措施，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之年。在这一关键时期提出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让广大人民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收入分配格局合理与否的标准，在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否合理，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否合理。事实表明，中国已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变为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持续下降，资本所有者所得过高，已严重阻碍了社会分配格局的优化。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中存在着以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的途径流入个人手中，形成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当前，我国的初次分配出现了“三低”：劳动收入在我国国民收入（cni）中所占比例低，工资收入在个人收入中所占比例低，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低。据统计，我国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1998年为68.6%，为61.8%，为45.3%，为44.6%。以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2.3万亿元左右，占当年城市居民6.78万亿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9%。这表明，在城镇还有4.48万亿是通过非工资的方式分配的。

二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一般可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都较高。例如，美国gdp的70%是劳动报酬，其他国家也普遍在54%--65%之间。而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与劳动报酬比重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8年到，我国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全国总工会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涨工资。

三是我国资本所有者、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存在不公平。虽然按劳分配为主体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受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历史上工资水平偏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不断提高，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研究数据显示，资本收入在我国国民经济分配中比重大幅上升，从1998年到，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为30.5%，城镇单位劳动报酬年均仅增长9.9%。至年中，港澳台企业年均效益增长33%，而职工工资增长为零。另据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对天津等个城市的纺织企业调查，90%的企业职工工资年分文未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