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16 15:49:56
早期文学论文篇（1）
如前所述，梁实秋宣扬的是普遍人性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排斥左翼的阶级性理论。梁实秋在此方面的论战依旧是颂扬文学描写的是恒久不变的人性—“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 (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
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
早期文学论文篇（2）
0～6岁阶段的学前儿童大脑及神经系统发育持续并逐渐成熟，具有好奇、注意力分散、喜欢模仿等特点，具有很大的可塑性，这个阶段是进行科学意识和科学兴趣熏陶的重要时期。有些科学原理和过程比较复杂，不能带领幼儿进行现场实物操作，教师可以通过早期科学阅读进行认知，满足幼儿对科学领域的探索和好奇。
(一)丰富、扩充学前儿童的科学经验
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指导，可以帮助幼儿形成大脑中已有表象水平上的科学概念。从早期科学阅读形成的特点和学前儿童生理水平发展特点来看，学前儿童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概念的，他们对科学的认识和了解建立在表象水平上。指导学前儿童在科学探索活动中，通过他们的亲自动手操作，以自身的感觉器官直接接触周围世界，或者在教师操作引导下，幼儿将体验、观察后的生动的表象储存在他们头脑中，这些来自早期科学阅读的信息和表象，也是学前儿童获取的初始科学经验。
(二)培养学前儿童对科学的兴趣
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指导可以激发学前儿童探索科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学前儿童学习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并在学前儿童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科学需要好奇心，科学也最能吸引儿童的好奇心，而学前儿童天生就具有丰富的想象、联想，随时都会有一些古灵精怪的想法，爱探究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那样。他们喜欢探索自然，是天生的科学家。学前儿童的好奇心常常表现为对周围一些事物或现象注意、提出问题、操作摆弄、探索发现等等。合乎学前儿童的好奇心将使学前儿童永远保持探究和学习的热情，也是终身学习的一种动力机制。
(三)激发学前儿童的想象力
在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实践中，教师通过为学前儿童提供各种体裁的科学阅读，让学前儿童自主地进行感知、体验、探索，教师以引导的方式，引导学前儿童发现问题，让学前儿童带着问题去观察、思考、讨论，激发幼儿的创造欲望，鼓励学前儿童的创造性思维。
(四)发展学前儿童的语言能力
学前儿童早期科学阅读对培养学前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阅读兴趣起着重要作用，学前儿童在欣赏的过程中，体会优美规范的语言文字，赏析生动神奇的情节。在诵读、讲述、创编赏析科学阅读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
二、学前早期科学阅读指导的策略
(一)早期科学阅读活动的指导原则
1．早期科学阅读活动的组织要围绕科学阅读的体裁特点来进行设计科学阅读的体裁形式有科学儿歌、科学儿童诗、科学故事、科学童话等等。诗歌、故事体裁不一，特点各异。在开展科学阅读活动中，结合作品的体裁特点进行。比如，将科学诗歌和诵读联系在一起，故事和讲述联系在一起。活动内容要紧紧围绕体裁设置情境，在科学阅读系列活动中可以出现美术、音乐等活动，但这些活动的主体是科学阅读，这些活动是辅助科学阅读活动进行的，活动的目的也是让学前儿童更好地理解、体验科学阅读作品，对科学阅读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
2．早期科学阅读教育活动应该成为系列主题活动
科学阅读教育是在幼儿园一日活动当中的积累和渗透，不是对一本图画书照本宣科机械的读书，也不是单纯的一次活动。教师以科学阅读为主要教育内容，围绕其展开一系列的主题教育活动，可以和其他领域结合起来，也可以结合时令、天气、节日灵活开展。这样的系列活动可以帮助学前儿童更好地理解科学文艺作品的内容，引发学前儿童更多的思考和阅读兴趣，也有更多的机会培养学前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
3．根据学前儿童生理发展水平的特点进行教育指导
在幼儿园小班，从学前儿童喜欢的科学儿歌和学前儿童能接受的浅显的科学小故事入手，先给幼儿讲一些好听的故事然后让幼儿猜一猜好听的故事是哪里来的，引导幼儿对图书的认识，激发幼儿对书本的兴趣。教师引导学前儿童诵读韵律感极强科学儿歌，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寓教于乐。在幼儿园中班，教师要去营造一种读书真快乐的氛围，创造环境，让孩子们爱上书，喜欢读书。在幼儿园的教室里布置图书角，放一些图文并茂的，小朋友喜欢的科学故事书，科学儿歌书、科学诗等。在语言栏里，有小朋友喜欢读的句子及情景图案，跟小朋友一起读一起看，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
在幼儿园大班，老师有意识、有目的地循序渐进地引导幼儿进行阅读。教师利用多种形式的阅读方式，如音频、课件、挂图，让幼儿发挥听的作用;幼儿对儿歌故事了解之后，再进行复述、创编，这样可以发挥幼儿的创造性思维，奠定好阅读的基础。
(二)学前儿童早期科学阅读活动教育指导策略
学前儿童早期科学阅读是一种多种感官参与的认知活动，开展不同体裁的学前儿童科学阅读活动指导，潜移默化中对学前儿童进行早期科学启蒙教育。比如在小班开展认识小动物预报天气的科学活动，教师预设的目标是让学前儿童通过倾听、诵读、观察等操作活动指导。幼儿明白有些小动物会预报天气的事理;可以领幼儿到户外去观察，天要下雨，小蚂蚁“过道”、小燕子“低飞”、小鱼“吐泡”;可以通过播放视频，教师讲解。
1．利用听觉认知科学阅读
对于低幼儿童来说，早期科学阅读的重要手段是发挥幼儿的听觉。可以开展听教师诵读、听录音机磁带或其他声频。教师亲切、绘声绘色的语气语调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在倾听的同时理解故事的内容和情景，思考故事后教师提出的问题，同时自己也会有很多的为什么，提高幼儿的思维能力和科学探索能力。
2．利用视觉认知科学阅读
(1)运用实物、图片或多媒体课件展示
在讲解科学儿歌或者科学故事时，出示图片和视频，使幼儿产生感性认识的同时，加深印象，增强理解。对于比较形象的科学文艺作品适合运用实物、多媒体课件或图画等直观方式展示。由于学前儿童缺乏生活经验，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全面，呈现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实物，可以帮助学前儿童真正理解形象化的自然事物和科学原理。比如在讲解科学儿歌《水果歌》“苹果爱红脸，香蕉爱弯腰，石榴爱咧嘴，桃子爱长毛，西瓜爱睡觉，起来要人抱。”可以选择适当季节，进行实物展示，将苹果、香蕉、石榴、桃子、西瓜展示给小朋友。
比如，在指导科学故事《小鸟找春天》，教师在诵读过程中，适当出示相关图片，在老师的引导下，让学前儿童学会观察并有所得;也可以让学前儿童分角色进行表演，再现小鸟找春天的情景，深刻感知春天到了的自然变化。
(2)室外自然景物认知
在活动中，结合活动内容，选择活动时间和地点，教师引导幼儿有目的地进行观察。对于春天自然规律的认知，通过到室外观察花开了、小草绿了、柳树发芽了、小朋友在室外游戏等等，认知春天到了的自然变化的特点。
3．利用触觉认知科学阅读
触觉是学前儿童最早发展的能力之一，也是探索认知事物的重要方式。丰富的触觉刺激能促进幼儿认知作用。对于科学谜语儿歌《小雨点》的认知，“千条线，万条线，数不清，剪不断。落在田里秧苗绿，落到河里看不见。”让幼儿感受雨点的清凉和自然状态;对于科学儿童诗《小雪花》的阅读“下雪啦，下雪啦，像鹅毛满天飞，像棉花满地撒，抓一把，带回家，跑进屋，喊妈妈，再一看，小雪花变成了水娃娃。”让幼儿感受小雪花自然状态和遇热融化的特点。
早期文学论文篇（3）
世界性的流散导致了犹太人文化身份的多重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文化特征的多样性。虽然早期苏联犹太裔作家被打上了“苏联文学”的烙印，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均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犹太传统文化的特质，当我们重新回眸早期苏联文学的发展道路的时候，这些犹太作家以其对人性精湛剖析和多元的内涵赢得了当代读者与文学界的好评。在这其中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有：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萨克・巴别尔、佩列茨・马尔基什、达・贝格尔森等人。
这种奇特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些犹太裔作家无不是在认同苏联文化的大背景下，以各种方式对独特的犹太文化资源进行提炼融合，从而赋予个人创作或鲜明或隐晦的犹太文化色彩；在将犹太命题标本化的同时，特定的文化机制和社会处境又促使犹太裔作家将犹太性消解和升华为对道德、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注，并与社会主义现实命题相结合，从而获得超越犹太文化自身而放之世界皆宜的效果，成为苏联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犹太性在文学中的构成
对于当时的犹太文学而言，精神流浪意识、身份困惑与犹太宗教情结是构筑苏联犹太作家艺术创作的重要元素。这些作品中的精神流浪意识是千百年来犹太民族流浪在其作品中的映射，身份困惑是不同社会文化元素碰撞的产物，而救赎心理则是对犹太民族特有的宗教理论进行深刻探究的结果。
犹太民族是一个流浪的民族，从公元前六世纪开始，犹太民族辗转于世界各地，“流浪”作为一种固有概念贯穿犹太民族的精神世界。在这期间，犹太人为了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对社会与文化的躁动总是持一种冷眼观察的态度，尽量避免卷入其中，谨慎地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维持着被马克・谢克纳称之为“精神孤儿”的身份。
基于这种流浪意识的映射，苏联早期犹太裔作家在各自的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这种“精神孤儿”的处境。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倾向就是，他们笔下的人物多半属于各种各样异化了的“精神孤儿”――流浪汉，孤儿，被抛弃的人，精神上的孤独者，极度压抑而不被理解的作家、教授或其他知识分子。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主人公属于那种带有古典痛苦的知识分子。在战争中，怜悯心不允许他瞄准他所欣赏并同情的年轻人，胡乱朝天射击又觉得太愚蠢，违背他的意愿。于是他选择在视线中没有任何进攻者的时刻，对准枯树开枪。但最终他仍旧没有逃脱战争的规则，为自己不得不枪杀一名少年而陷入痛苦的忏悔之中，在自我封闭中对人生价值的思索最终导致精神上的流浪。日瓦戈医生作为一个对生命意义锲而不舍探索的知识分子，显得与当时巨变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他和拉拉就像“最初的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世界创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以遮掩的，现在它的末日同样，无家可归”。［1］只有瓦雷金诺宁静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才是他们心中的一线阳光，这当中包含了犹太教反本归源的思想，也反映出作者身为犹太人厌倦民族漂泊，对安静祥和生活向往的潜意识反映。日瓦戈的经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也是以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的一大批犹太作家的精神写照。
对于犹太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犹太人在传统与变革互相冲击下产生的种种困惑，体现出的强烈身份局外感和边缘感，犹太文学也有过不同程度的描写。实际上，犹太身份的困惑可以引申为人类自我本质困惑，苏联犹太人渴望与异质文化进一步融合，但又为犹太文化本源及自我身份的逐渐丧失而产生失落感。而早期苏联主体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接纳又并非一贯制，时常受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左右，呈现出冷热交替的发展轨迹，文化之外的力量常给它意外的欢乐和意外的悲伤。这种起伏不定的情况造成了许多早期苏联犹太作家对犹太身份的双重逆反心理。一方面，因回避原本身份感到丧失了精神支点，另一方面，试图与逝去的传统进行割裂，却又无法毫无顾忌地融入当前社会，彷徨之中又产生了回归犹太世界的愿望。在马尔基什的诗作《战争》中，女游击队员诺伊米忧伤地感叹：“森林(指她前往投奔的游击队)不希望犹太人心中有故国的深情……为什么甚至森林每前行一步都看见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不同，为什么河川的条条水流都知道犹太人和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不同，这有谁能对我说清……”［2］在这里，马尔基什就是以这样的咏叹表达其基本的主调，寄寓了他对犹太民族自身境遇的困惑。
苦难、救赎是犹太人生活中的一个永恒的精神因素，在“上帝特选子民”与“精神流浪”双重束缚下的犹太民族眼中，“濒临绝望”是对弥赛亚信仰的考验，也恰恰需要犹太人对于人性、爱与信仰的坚守。突出强调人们经历磨难可以获得人生真谛从而实现道德的升华，强调苦难中蕴藏着生命力，这也是苏联犹太作家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在《日瓦戈医生》中，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主人公的心理活动阐述了对人类苦难与宗教拯救的深刻理解：“真正伟大的作品是圣经”。社会的变革使得日瓦戈欢呼雀跃，但随之而来的流血、动乱又使得他像个流浪的使徒寻找人性的回归之路，寻求精神上的复活。帕斯捷尔纳克下意识地赋予主人公这样的品格：日瓦戈从不视岳父家在瓦雷金诺的林中别墅为什么财产，只把它当作一个临时栖身的地方；他视生命为牺牲，认为拯救世界的应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传教士，而不是制造了死亡的各种暴力。牺牲的概念在作品中已完全不同于其他价值评估体系中的意义，而是一种救赎人类的艰难之途。日瓦戈医生的父亲抛弃了他，把家族财产挥霍一空，但日瓦戈医生还是愿意为自己那杳无音信的父亲祈祷，而不管他是不是自己眼中的“没有良心的人”、“没有道德的人”。正如作者所提示：这些爱的圣徒“已经是这个世界的最后奇迹，是亚当与夏娃，他们用拥抱来彼此取暖，来维持着这个世界的终极关怀。”同时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宗教意象暗示。譬如，人在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复活了，当你死去的时候，你又在他人身上复活了，因为“一个人生存在别人之中，才是一个人的本性。您就是这样，您的意识永远是这样。您的灵魂，您的永生，您的生命，就是在别人之中，今后还永远在别人之中”［3］。 表达的恰恰是犹太作家对人性的解放、对生与死的理解，整个作品充满了对苦难的理解及悲苍的气息。
二、犹太性在文学中的表现方式
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处在脱胎换骨的阶段，犹太文化、宗教传统也受到新的挑战。犹太裔作家普遍感受到，甚至深刻认识到文化裂变带来的冲击，他们一方面试图拥抱新的文化思潮，跟随历史前进的步伐，投身于社会变革中；但另一方面，犹太生活殊的精神世界，使得他们在潜意识中存有一种内在的犹太情感积淀，继而产生游离于传统文化，而又不属于任何居住地文化的现象。这使得他们在文学表现手法上与同时代的其他苏联作家有着很大区别。
这当中，他们特有的犹太性体现为两种具体的运用方式：“一显一隐”，或者说是“一明一暗”。暗的轨迹从不着意渲染犹太素材，以隐寓的形式对犹太文化符号化、意象化，进而消融为文学中暗含的“犹太灵魂”。萨克・巴别尔的作品《我的第一只鹅》（骑兵军）体现的正是这种写作心理反映。架着眼镜的“我”为了融入骑兵军的生活，不被哥萨克战士歧视，猛地踩死了一只鹅以示自己与他们属于同类，但这种认同的仪式让“我”背离了自己，以至于“心里十分痛苦，我做了好多梦，……我的心……叫杀生染红了，一直在，在滴血”。作品中这种渴望得到认同的意识，深深地根植在犹太历史命运和现实境遇中，与犹太人在非常环境下的艰难，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同与平等对待有着惊人的相似。
而明的轨迹则是以直接以犹太生活为描述中心，从犹太人命运这个议题来进行的反思，体现对于人性的哲学关怀。譬如，萨克・巴别尔的《基大利》（骑兵军），达・贝格尔森的《列乌拜尼王子》就是这类的作品。在达・贝格尔森的《列乌拜尼王子》中，列乌拜尼为了帮助自己饱受苦难的民族，宣布在阿拉伯建立虚构的犹太人国家。他代表这个国家先到罗马教皇克那里寻求帮助，然后又向葡萄牙国王提议与东方犹太人联盟，它直接反映了几千年来犹太民族对试图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探索与渴望。
而巴别尔在《基大利》中描写的则是普通犹太人对社会变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旧制度给犹太人造成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在忧虑战火对犹太文化和宗教造成的极度毁伤。在《基大利》中，作者借犹太老者的责问直接指向了内心中的痛处：革命我们对它说“行”，那么礼拜六呢，难道要我们对礼拜六说“不行”？这在读者听来就如同作家灵魂的，礼拜六同许多犹太传统一样，与犹太人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是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变革被一起埋葬，然而摧枯拉朽的哥萨克骑兵们不由分说地改变了整个世界。像很多其他人一样，巴别尔理解的革命是类似于“群众原始力量造成的断裂”，意图找到能代表当下革命和长期革命的形式，试图弄清楚个体、社会以及整个存在的关系。
除了这种惯用的明、暗写作笔法，这些作家的犹太性表现形式还体现在对文学形象的塑造方面。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4］实际上，也正是犹太性造就了早期苏联犹太代表作中的文学形象有别于其他文学形象。如果说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在歌颂英雄主义与表现人性时，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表现，疾风赤旗，钢枪铁马，注重战争改造人的精神力量。那么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等犹太作家则多是从道德、哲学、乃至宗教的层面切入，从人的终极价值入手来描写作品主要人物的形象。
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和他的同伴们的马刀代表了一种毋庸置疑的正义力量和红色激情，作为他们的对立面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作品弥漫着显而易见的价值观和叙述角度。而犹太裔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在表现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和人性之间截取了独特的文化视角，比如，《家书》一章中，分属于红军与白军的哥萨克父子用马刀相互残杀，在平静的互相问答中相互残杀，冰冷中透着震撼。哥萨克骑兵被作家称为“一群有纪律的野兽”，某些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确定无疑的东西，在《骑兵军》中就显得模糊、躁动，是非之辨，变得异常困难。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与那种力挽狂澜、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相距甚远，他属于是软弱、无能甚至不堪一击的。他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保尔・柯察金那类的英雄人物，则是颠沛流离，家破人亡，既不能保护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呵护自己的情人。不同于保尔・柯察金的以抗争而进入历史，日瓦戈医生是以亲历苦难而进入历史。
如果说苏联文学中的《母亲》、《铁流》和《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作品。那么《日瓦戈医生》、《骑兵军》等犹太文学中的文学形象不再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成长的苏联标本化文学形象。巴别尔等人作为苏联作家从苏联文学的角度歌颂了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但作为犹太裔作家，更多地描述了战争的残酷和对人性的思考，展示了人性中与生俱来的破坏性冲动，也决定了作家的多重价值取向，从而使作品成为了关于人性、人性的魅力和人性阴影的作品。
犹太性扎根于犹太民族精神的深层，是犹太知识分子对于犹太命运的思考。早期苏联犹太作家的文学创作多以实用为原则，在由犹太人作家渐变成为“一个有着犹太文化遗产的苏联作家”的同时，亦清醒地坚守着自我的犹太民族特性。这种身份的演变使得苏联早期犹太裔诗人和作家不断超越种族的局限性，在展现和探索人性的过程中有了更丰富和超前的选择，不仅反映了犹太民族在文化变迁和文化适应中所面临的难题，同时也揭示了犹太作家对社会特有的悟识。
参考文献：
［1］亚历山德罗夫.就犹太人文学作品状况致日丹诺夫的报告（1947年）［2005-9-1］.省略.
早期文学论文篇（4）
【关键词】脑卒中；抑郁；康复治疗
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depressionPSD）是脑血管意外的常见并发症，脑卒中后约60%的患者可发生抑郁［1，2］。卒中后的抑郁情绪和认知障碍等可直接影响患者的病程及预后。早期康复治疗能使PSD患者的抑郁心境有明显改善，使康复治疗步入良性循环，从而改善预后，现报导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对象选取2004年3月～2005年6月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的86例PSD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1）均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卒中诊断标准，并经CT证实为大脑半球病变（梗塞或出血），无意识障碍、失语及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2）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抑郁症诊断标准；（3）病程10～15d；（4）无严重的心、肺、肾功能障碍，排除既往有神经、精神病史及检查不合作者。其中男54例,女32例；平均年龄58.4±9.4a；脑梗塞50例，脑出血36例。
1.2方法
1.2.1分组方法先按疾病类型分层，尔后将入组的86名卒中后抑郁患者随机分成康复组（研究组）46例，常规治疗组（对照组）4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发病时间、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抑郁程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2治疗方法两组均给予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和护理，对抑郁显著的患者口服百忧解治疗。研究组采用运动再学习方法（MRP），在生命体征及病情稳定48h后即开始康复治疗，早期均以肌肉按摩、神经肌肉电刺激、患肢的抗痉挛摆放、关节的被动与主动活动等，以保持关节正常活动度及肌肉正常长度为主。再根据患者病情，脑梗塞患者一般在发病后3～5d，脑出血患者在发病后10～20d进行坐、立、行、走训练，同时通过具体的作业由易到难进行日常生活活动（ADL）训练与强化，每日1次，每次45min。康复师不断地与患者进行交流，讲解神经康复的基本原理及近期与远期目标，使患者对脑卒中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不断肯定、鼓励患者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以唤起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1.2.3疗效评定采用改良的Barthel指数（MBI）评定ADL，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定抑郁状态，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40d末各评定1次，并进行对比分析。HAMD24项评分≥8为轻度抑郁，≥20为中度抑郁，≥35为重度抑郁［3］。全部数据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处理，并进行t检验。
2结果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MBI、HAMD评定结果比较，见表1。
表1两组MBI、HAMD评定比较（略）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P＜0.05，P＞0.05；两组间比较P＜0.05
表1显示，治疗40d末，研究组MBI、HAMD评定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治疗后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
3讨论
PSD是脑卒中后常见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的机制不明，目前有两种学说：（1）原发性内源性学说，认为脑卒中后破坏了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和5羟色胺能神经元及其通路，引起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之间的平衡失调；（2）反应性机制学说，即卒中后肢体功能的丧失，社会功能减退，角色转变，家庭关系等急性转变超出患者所能应对的范围；患者卒中后对疾病认识不足及对偏瘫后果恐惧导致精神压力过大；怕拖累家人、经济承受力的担忧等，多种家庭、社会、生理因素共同导致病后生理、心理平衡失调，而产生悲观孤独情绪，不愿意与人交流导致抑郁。
PSD与脑卒中的严重程度有明显的相关性［4］，患者的神经功能缺失越重，ADL越差，越易导致PSD。而随着ADL的恢复，患者的抑郁程度亦会明显改善。大脑是有可塑性的，早期康复治疗，因能有效抑制异常运动模式的产生，诱发正常运动模式，促使大脑的神经功能重组向符合生理要求的正确方向上发展。本研究显示，研究组治疗前后MBI、HAMD评定比较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治疗后MBI、HRSD评定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随着康复治疗，患者肢体功能不断改善，ADL的不断改善，激发起患者康复的信心，心理障碍逐步消除，有利于PSD的恢复。
康复训练是有计划、有目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其间患者通过与康复师的不断交流，康复师的耐心的心理疏导，向患者传达积极的心理支持；通过建立良好的康复氛围，安排偏瘫患者的集体治疗，促进患者与患者间的交流及加强患者与家属间的沟通，使其心情放松、愉快，不断树立自信心，从而打消患者不良的心理防御体制，消除卒中后不良行为与处理方式，使患者能正确认识卒中事件本身，正确接纳自己与自己的疾病，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治疗，从而解除抑郁。
总之，早期神经康复能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改善患者的抑郁心理，促进PSD的恢复，而PSD的恢复，反过来又可加速康复进程的发展，最终改善患者肢体功能，减低致残率，改善预后。
参考文献
［1］于恺.卒中后抑郁的临床研究进展［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4，4（5）：405
早期文学论文篇（5）
邹惟山早期十四行诗形式规范，言辞平易，节奏分明，格律讲究，体现了他在美学上的鲜明追求；所提问题一向深刻敏锐，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表达的是其哲学思考与诗意情怀。
一.山水与情怀
对于山水的描摹，自然是其诗歌创作的主体，邹惟山一生倾心自然，寄情山水，每临远游，诗思泉涌，必有佳篇。或于群山环抱的乡野，或于清风徐来的江岸，或于杨柳依依的楼阁，皆能以清明无邪的眼眺望大自然，并为那不逝的一切自抒谢忱。《宁波的山川》：
青青树林并排在宁静的海边，一颗红红的太阳
正冉冉上升于一圈又一圈，那蓝蓝的波浪之间
一群一群的海鸟，正在努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从来不曾见过的天高云淡
天也高云也淡，海岛与海岛之间，有一艘游船
在清晨宁静的海岸眺望，对大海所感到的图画意味，皆以悦目的调子写成诗行。诗人选取“红日”、“海鸟”、“波浪”、“海岛”、“游船”等画面感极强的意象，采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铺排出了一幅动静相宜的立体山水画。大自然所有的美，所有的静，所有的动，碧海，蓝天，一座小岛，一艘游船，一只海鸟，宁静与和谐，庄严与闲适，诗人无不以一种诗意的情怀去欣赏、去感受、去描写。诗歌情景交融，情感与大海的景象，交互感应。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诗人那颗青春的心，自己仿佛也已置身于画中了，从而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大自然浸润人心的意义。
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中宁静安详虽多，广博浩瀚也不缺，《婺源的古樟》：
黄山上漫天飞雪我们没有亲眼看见
那朵朵莲花正绾结着古与今的姻缘
绩溪的胡家祠堂飞峙江边气势如虹
如锦的波涛永远回响在人们的耳边
黄山的余脉逶迤至我的眼前，似乎
要绵绵诉说那两个家族的历史变迁
诗人让想象驰骋于一切事物之上，将各样本来并不相关的事物，以想象作为联结的绳索，运用夸张、通感等艺术手法，让它们融为一体，并使之成为发光的锦绮。诗句中“飞雪”、“莲花”、“祠堂”、“波涛”几乎类属于全然相异的词汇系统，诗人却巧妙地把这些具象暴力地嵌合在一起，这种非常规的组合，使诗歌产生了一种“陌生化效果”。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免感到好奇、疑惑甚至是惊异，它迫使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反复咀嚼，品味其中的内蕴：诗人在诗中不拘常格，采用情境跳跃的方式，将时空进行分割重组，其目的是为了重现两个家族的兴衰史。这种“陌生化”的运用，能够消除读者惯有的感觉钝化，从而激起读者的新鲜感知。而且，诗作的语言亦“气势如虹”，显示出诗人博大的胸怀，正基于此，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所塑造的意境，也颇多广阔。这表明诗人在创作十四行诗的时候，对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有着相当自觉的追求。
在其十四行山水抒情诗里，河流、天空、土地仿佛都在说话，表达着它们的某些喜悦和哀愁，让我们生活空间的诸多元素变得富有生机，甜美可亲！当海德格尔说，作诗使生活变得诗意时，他必然是体会到了现有生活和营造一种更有诗意的生活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当下很多的写诗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无心于推进这一工作。而他的十四行山水抒情诗里，却鲜明地呈示出诗人自身对于诗意情怀的深刻领悟，这无疑是极为珍贵的。
二.风水与命运
风水是诗人观照现实人生的一个特殊角度。就我自身阅读诗歌的经验来讲，他应该是中国当代第一个将风水意象大量引入诗歌作品的人。在其观念中，一个人的前程命运、人生际遇与风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古人所看重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多么迷人而又高妙的境界。在诗中以天地宇宙为观察对象，以人生命运为依归，充分显示了诗人的生态视野和神性思维。
邹惟山痴迷风水，每到一处，必观其山之体貌走势，水之形状流向，若逢名人故居，其阴宅（祖坟）、阳宅（住房）之地形与依托，也是先生观摩和研究的重点。在《内江的风水》组诗中，诗人写了画家张大千、作家刘心武、政治家杨汝岱、诗人元帅陈毅、新闻家范长江、将军熊克武、学者罗念生和教育家吴玉章等八位名人，这些人无疑都是各自领域内的大师或翘楚，而他们皆生于内江，诗人的意图很明显，他们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风水肯定是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这无疑是对“地灵人杰”的极好诠释。“有人说上屋场的旧居正好是龙的大口，不然，它的前面，为什么正好有两口大水塘，浑圆而浏清，那茂林修竹，正是龙的胡须与吐出的阵阵烟气。”这是在游历韶山毛泽东的故居上屋场时所写，先生的观念与观察之独到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开国领袖，与其故乡的风水是密不可分的。诸如此类探讨名人与风水联系的诗篇随处可见，由此可见先生对于风水，实在是深信不疑的。当然，倘若一个人破坏了风水，那他的一生必然命途多舛，风雨飘摇。“在自然山水格局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 们自己的命运也没能主动掌握”一句，即是风水失落、人生飘荡的真实写照，由于当地人挑断了后山的龙脉，破坏了自然风水，使得一生颠沛流离。诗人也是想藉此说明，好风水不是谁都可以得到的，要想拥有好风水，就必须重视道德修养，以善为本。
在这个推崇科学与理性的时代，“风水”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迷信，邹惟山却不以为意，依然在自己的十四行诗歌中用大量的篇幅对“风水”进行描述和思考，可见其生命意识中的灵性世界是极为广阔的。同时，我想他近些年所倡导的“文学地理学批评”，与其风水观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追忆与返乡
故乡是诗人的生命之根，在经过诗人的精心浇灌之后，它最终会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诗人正是蘸着俩母山的秀水和嫩霞，写出了一系列缤纷婉转的十四行山水诗。追忆与返乡，乃是先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倾向。
邹惟山是四川威远人，常年生活在武汉，有关童年和故乡的记忆，自然会常常萦绕于脑海，从而勾起返乡的情绪。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诚然如是，任何永生难忘的东西都要在经过一段时间或一段距离之后才能显现，当回眸往事时，乱石成为风景，落英亦是缤纷。在童年生涯随着记忆的潮水流向遥远，童年时代的那一颗童心和外界融为一体的感觉，会重新在某一刻复苏。诗人许多优美深情的十四行诗歌，正是童年记忆与当下生活两相遇合的产物：“这一片草坡上一棵桂树饱经风霜，回望故土又回想起了那童年时光”、“少年时代在莽莽石林间追寻自我，磊磊石头总在梦中激起无限想象”，诗人并没有运用深奥的象征或者奇特的意象去营造抽象的意境，口语化的语言更易于表达诗人内心的感情，一种最为真诚的流露，丝毫不加修饰，却可以一泄无遗地唱出自己心灵的温暖与忧伤，对童年的感受也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也许岁月的尘土可以封闭少年的心事
可少年的记忆 却像那桐树沟里的深秋
当我穿越秋天 穿越长江上那滔滔白浪
山野上红红的松叶 正在微风中轻轻颤抖
这几行诗回忆儿时的故园，格调感伤，语言柔美，具有强烈的画面感和时空感。诗人在这里追忆往事，并不仅仅是为了唤起昔日的欢乐与繁华，引起伤感，而是意图呈现出一种时空的距离。在我看来，真正的诗歌正是通过这种时空的转换与对接，辅之以极为平静的方式进行叙述，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从而深化读者的诗意感受。
18世纪短命天才的德国浪漫诗人诺瓦利斯如此阐释哲学：“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旨在说明诗人的一生是寻根的一生，真正懂根的人也只有诗人。诗人在诗中遥望故土，压抑不住内心汩汩涌动的乡愁，笔下的诗句，并不完全遵循时间和空间的规律，所关注和展示的仅仅是故乡的一些痕迹和味道，但从这些容易忽略而不可捉摸的细节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故乡的感受与追忆，对往事的复现与感慨，故乡正是诗人的精神家园与情感归宿。
四.死生与超越
邹惟山在早期十四行山水抒情诗中，不乏对生死与存在的思考。虽然死亡是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困境，但诗人看待生死不像一般人那样带着深深的忧郁和沉重的担心，而是怀着“向死而生”的心胸与气度。
座座坟茔一字排开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原来是他的居处不想让后人真正知道
灵魂也许还流浪在那一丛丛的野草里
与神相伴的高处足以让他宁静而清高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深信灵魂不朽，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延续，那样自然，显示出诗人豁达的心胸有如大海般辽阔。又如“也许那正是仁慈的上帝垂下了眼泪，那片片花瓣正开又闪烁于我们瞳仁，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犹荣魂兮归来，山崩地裂之后而精魂永在松柏长青”，在面对天灾人祸、目睹无数生命在瞬间无端消逝之时，诗人有过怨怒，有过悲悯，也曾责问苍穹。然而，诗人最终还是领悟到人生无常，生死并非人力可以触及。这里并没有什么可视的形象，但在铿锵的节奏中却有一种伟大的力量，正是在这种节奏的跳跃中，诗人完成了对生死和存在的沉思。“让我们尽量打磨生存者生命的亮度，让我们把即将来临的黎明再次点燃”，在一种面对死亡的平静中，也可以看到诗人对生的激情与希望，生命也只有在狂热的激情中，才能得以重生，诗人正是以此来启发我们去思考人生的价值，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头发花白的时候回到那一片热土，让我在天鹅背上安眠并伴有漫山鲜花”，不仅包含了诗人的返乡情怀，而且整个意境显得如此安详自在，仿佛死亡也霎时变得诗意了起来。
早期文学论文篇（6）
澳大利亚女作家们立足与男作家们不同的视角，聚焦被男性所忽视的问题，特别对性别、种族和身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示了她们独特的价值取向，创造了“她们自己的文学”，所以有人评论道：“澳大利亚拥有不寻常的杰出的女性文学传统，它应该得到国内读者的欣赏和国外读者的更好了解。” [1]XV
一、女性问题
身为男权社会中的“第二性”，澳大利亚女作家们与世界各地的妇女一样，对妇女依附于男性、屈从于男性的古老文化传统具有深刻的体会，因此，她们的作品必然会关注妇女生活，力图表达她们对妇女命运的追问与思考。
澳大利亚最早的女小说家安娜•玛丽亚•邦（Ann Maria Bunn）在1838年匿名发表的小说《监护人》中，就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妇女问题，如女人要不要结婚？婚姻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如果没有了爱情，婚姻是否应该被解除？小说中的朱莉亚小姐在恋爱中觉得爱人十全十美，婚后却大失所望。“她才做了三个月的纪德夫人，就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可怜的女人，因为纪德先生在他俩独处时，从来不会挽着她的手一起去共进晚餐，早上看到她也只是‘恩’一声。无论她做什么，他都不会表示感谢；无论她说什么，他根本不会聆听。”[2]175小说中的屈福特夫人也只把婚姻当作女儿的归宿：“我并不在乎他是否爱她，我只要他娶她。爱来得快，去得也快。” [2]100
在1854年发表的澳洲第一部女性小说《克拉拉•莫里森》中，女作家凯瑟琳•海伦•斯彭斯（Catherine Helen Spence）笔下的韦塞琳小姐把婚姻作为获得自己一生安定生活的唯一出路。与之相反，小说主人公克拉拉坚持自立自强，为了养活自己，不惜降低中产阶级小姐的身份，给人做女仆。。她用自己的汗水和才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空间，更赢得了甜蜜的爱情。小说中的玛格丽特小姐则是作者的化身，她与凯瑟琳•海伦•斯彭斯一样，积极投身社会改革，闯入了长期为男人独占的世界，把一身奉献给了人类的进步事业，甚至决定终身不嫁。
女作家艾达•坎布雷奇（Ada Cambridge）的小说《三位金氏小姐》讲述了三位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贫穷卑微命运的女子的故事；《违反规则》记叙了一位遭丈夫虐待的女子在误以为丈夫去世的情况下改嫁，导致被前夫纠缠不休，直至难产而死；《家庭主妇》塑造了一个整日忙于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珀丽。她的诗作“一位妻子的抗议”和“ 誓言”等，则反映了女性羞于成为男子发泄“兽欲”的工具，拒绝接受单纯的肉体结合。
罗莎•布立德（Rosa Praed ）不仅根据母亲的经历塑造了《柳拉一家的运气》中的布伦达等女性形象，还把目光投向身陷婚姻暴力的妇女。她在小说《婚姻契约》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婚姻契约”适用于什么范围？女人是否有权离开暴力的男人？她的小说《纳丁：一个女人的研究》则提出：如果一个女人未婚先孕该怎么办？难道是她的错误吗？她在多大程度上有权背弃过去和获得自己的孩子？罗莎作品中对妇女和财产、家庭暴力、离婚、孩子监护权等问题的探讨，使她成为了一位女性主义的先驱。
二、种族歧视
在男权社会中，白人妇女与土著一样，都是白人男子征服的对象。白人妇女不会害怕黑人妇女，因为她们不相信黑人妇女会对她们的身体造成威胁。相反，白人男子对黑人妇女的压迫倒使白人妇女联想起女性的普遍经历。所以，在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中，几乎找不到支持征服的主题，女作家们大多十分同情土著的遭遇。
早期最重要的女性日志作者安妮•巴克斯特（Annie Baxter）曾描述了一位奄奄一息的黑人土著妇女的悲惨生活状况，并写道：“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病弱的还是健康的——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姐妹！”[3]38澳大利亚第一位最重要的女诗人伊莱扎•汉密尔顿•邓洛普（Eliza Hamilton Dunlop）曾根据报纸上关于麦奥河大屠杀事件的报道，创作了“土著母亲”一诗，以一个幸存土著母亲的口吻，描述了土著被白人捆绑、斩首和焚烧的情景，哀婉动人。伊莱扎认为，土著也是人，也有家庭，有情感，不应遭到非人道的对待。为了更好地了解土著，伊莱扎还学习了土著的语言和文化，尝试着翻译土著的歌谣。女作家珍妮•冈（Jeannie Gunn）在小说《小黑王子》中，也表现了她对土著的爱和尊重，她笔下的黑人土著“真实而可爱，被以一种幽默和同情的笔调展现在读者面前。”[4]699罗莎•布立德则在自传《我的澳大利亚童年》中，写到了她和黑人伙伴瑞戈的友谊。她的小说《逃亡的安娜：荒凉丛林中的罗曼史》通过一位从暴虐的丈夫身边逃到丛林中与土著共同生活的白人女子安娜的视角，赞扬了土著，批判了白人的残忍与严酷，特别是白人对黑人的杀戮。
凯瑟琳•马丁（Catherine Martin）创作的澳大利亚第一部以黑人土著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讲述了土著女子伊利亚帕的经历：她目睹大批白人在原来土著居住的地方安营扎寨，开矿淘金，经常平白无辜地拘捕和关押黑人。她丈夫被逼远走他乡，她儿子又被白人抢走。为了找回儿子，她踏上了长路漫漫的旅程。小说由此展现了一位土著母亲的骨肉分离之痛，进而谴责当时白人为了同化黑人而普遍采取的将土著母子隔离、把孩子送到白人教会学校教养的非人道之举。小说还从土著的视角，批驳白人的价值观。例如，伊利亚帕的丈夫说：“我学会了骑马、赶牛、牧羊；我学会了挖井、清洗容器和修筑围墙。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对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厌倦了，因为他们总是今天想着明天或下个月必须做什么，而我累了之后只想到丛林里去，去打猎、捕鱼或捉鸟，想睡就睡，想起就起。”[5]34
三、身份认同
早期的澳洲女作家大多是英国移民，她们远离故土和亲朋，对母国充满了眷念之情，为此她们努力在文学作品中确认并补偿背井离乡所造成的心理分裂；她们在澳大利亚定居后，又深深爱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澳洲真实、准确地呈现给欧洲读者，以免他们把澳洲看作荒蛮之地。
路易莎•梅瑞狄斯（Lousia Mererdith）在移居澳洲之前已在英国发表过若干作品，她最初在澳洲发表的作品不少仍以英国为背景，表现出对英国价值观的尊崇和对母国的思念，但她后来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澳洲的喜爱和对澳大利亚的忠诚。她认为澳大利亚人不应该单纯模仿英国人，而应该根据自身环境的特点，形成自己的生活习惯。例如，她在《1839-1844年居住新南威尔士期间对该殖民地的记录》一书中写道：“这里出产一些很棒的鱼••••••但在悉尼的餐桌上，我却从未看到过当地的鱼。只有来自英格兰的鳕鱼和鲑鱼，价格极高，而依照我的口味来看，它们根本没有澳洲那些便宜的鲜鱼好吃。但人们总认为‘贵的”东西才有‘品位’，任何事情都要服从这种标准。”[6]43当然，她也批评澳大利亚人文化气息不浓：“先生们不是没时间看书，就是觉得看书没有抽烟带劲；女士们则如一位诙谐的朋友所说，‘更注重脑袋外部而不是内部的装饰’。”[6]49同样，艾达•坎布雷奇婚后一个月就随夫移居澳洲，她在《三十年》中仍忘不了当年与亲朋话别的场景，发出了思乡的感叹。但是，她又写道：“（澳大利亚）真是个好地方。虽然我有些思乡，却还要满怀真诚和感激地说，我在这儿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幸福。并且，我百分百地相信，澳大利亚迟早将迎来辉煌的解放和进步，并必然会变得美好而伟大。” [7]303-304
生长于澳洲而后却回英国定居的罗莎•布立德的作品也涉及到如何使新、旧世界的价值观一致的问题。。她曾在向英国读者介绍自己的小说时写道：“用几页书稿描述澳大利亚生活的不同层面是我长久的愿望。小说中人物的主要兴趣和热情与活跃在欧洲舞台上的社会名流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又受到了来自澳大利亚特殊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澳大利亚民族的影响。” [8]iii-iv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英国公众更多地了解澳洲。
至于在澳洲土生土长的女作家路易莎•阿特金森（Lousia Atkinson）和路易莎•阿尔布雷•劳森（Lousia Albury Lawson）等，她们没有新旧两个世界的情感交织问题，而全心全意地支持着澳大利亚。。路易莎•阿特金森的小说《移民格特鲁德：一则殖民生活故事》再现了澳大利亚人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如丛林、干旱、火灾、死婴等，表达了她对澳大利亚深厚的感情。路易莎•阿尔布雷•劳森则在作品中表达了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她在《澳大利亚的歌》一诗中写道：“我们在伟大而崇高的土地上欢呼，它是南海的骄傲。” [3] 226她在另一首诗《澳大利亚妇女》中则写道：“这个国家的女儿们，怀着宏伟而壮丽的理想，伴着无聊的寂寞孤独，来到这片土地，把自己奉献给国家，成为一个爱国的群体。” [3]226
[参考文献]
[1] Spender, Dale. Writing a New World: Two Centuries ofAustralian Women Writers [M]. London and New York: Pandora. 1988.
[2] Bunn , Ann Maria. The Guardian: ATale by an Australian [M]. Sydney: J.Spilsbury, 1838.
[3] Adelaide, Debra. A BrightAnd Fiery Troop：Australian Women Writer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C]. Penguin Books,1988.
[4] Green, H.M., History ofAustralian Literature [M]. Sydney:Angus & Robertson, 1984.
[5] Martin, Catherine. TheIncredible Journey. London:Pandora Press,1987.
[6] Mererdith, Mrs.Charles. Notesand Sketches of New South Wales during a Residence in That Colony from 1839 to1844[M]. London: John Murray, 1844.
[7] Cambridge, Ada .ThirtyYears in Australia [M]. London: Methuen, 1903.
早期文学论文篇（7）
一．儿童阅读材料的选择
1、涵盖简单的图画，主角鲜明，背景一目了然
由于6到9岁的儿童基本上还很好动，大量的字会让他们很轻易就走神，因此阅读书籍中简单的图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图画的存在也让孩子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文章内容，丰富他们的想象力。再考虑到那时的儿童思想还没有成熟，所以主角应该是鲜明的，要让小朋友们一看见文章就明白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同时，就像孩子们世界本身就很简单一样，故事的背景也要简单易懂，一目了然。
2、情节简单，对话简洁，并且最好图书中有重复的语言和情节
根据此年龄段孩子的特点，现在他们的生活阅历还比较少，同时，要让他们常时间保持注意力集中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此年龄段孩子们阅读的文章具有情节简单，对话简洁的特点。同时，由于注意力很难集中，因此，应该为他们选择有重复的语言和情节的书，可以加深他们对故事的影响，起到良好的记忆效果。
3、贴近生活，有一定的挑战性
次年龄段的小朋友的阅读书籍选择上，应该多找一些贴近生活的书。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在阅读中对生活有一个小的认识，一方面也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所帮助。同时，此年龄段的孩子大多数对生活都是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因此，阅读这类的书籍，对他们本身来说也是一件有挑战的事情。
4、充满童趣、情感积极
在图书选择上，我们应该选择充满童趣，书籍所反映的图书室积极向上的。让孩子们在阅读中不仅体会到阅读是快乐的，同时，阅读书籍应该要是能对他们有一个正确引导的。
5、启蒙孩子，帮助他们获得一些简单的道理
次年龄段的孩子，阅读还有一大目的就是，可以在阅读中逐渐的明白一些道理，可以在以后对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起到一定的帮助，在阅读中一些些小的道理全部汇总在一起就可以构成大智慧。因此选择好的阅读材料是十分重要的。
好的阅读材料对人的影响将会是一身的，不在于你在多少岁遇到了这种书，有可能，正是你你在很小时阅读的一本书就将会影响你的一身，成为你的信仰，追求。因此，结合以上特点，我认为适合此年龄段孩子阅读的书籍有：
[一年级推荐]《文字的奥秘（3册）》《阿罗系列（7册）》《猜猜我有多爱你》《爷爷一定有办法》《恐龙的温馨故事绘本（2册）》《小企鹅心灵成长故事（5册）》《“我在这儿”成长阅读丛书系列（9册）》《小猪唏哩呼噜》[二年级推荐]《比得兔的世界（5册）》《恩德童话绘本（7册）》《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5册）》《波普先生的企鹅》《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没头脑和不高兴》《丁丁历险记（22册）》《巨眼丛书（10册）》[三年级推荐]《父与子全集》《晴天有时下猪绘本（6册）》《亲爱的汉修先生》《草原上的小木屋》《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浪漫鼠德佩罗》《我们去看海》
二．阅读方法的选择
1、与家长一起制作阅读小卡片
此年龄段的孩子做事情很难集中注意力，并且坚持，因此，这就需要家长的帮助了，应该在家长的引导下，一起来阅读。和家长一起制作阅读小卡片，一方面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一方面这也是对阅读的总结，可以巩固他们所读的内容，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总结能力。而且在制作过程中，也增进了亲子间的感情。
2、养成摘录好词，好句，好段的习惯
此年龄段的孩子阅读时很盲目，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在读什么，为什么要读，因此，应该让他们养成摘录的好习惯，将自己喜欢的，觉得含有道理的词语，句子，段落摘录出来。一方面这也是以后写作的好材料，一方面也使孩子们阅读目的明确。
早期文学论文篇（8）
身体素质是人的各项素质的物质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文明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儿童的体质不仅直接影 响到游戏活动和智力开发的效果，而且还会影响日后学业与事业的成功，甚至有可以通过遗传基因影响到下一 代人的健康成长。试想，一个长期处于体弱多病、无精打采状态下的孩子，怎能坚持正常的生活，怎能享受各 种游戏的乐趣，又怎样能胜任繁重的学习任务？当然，更谈不上开发智力、培养人格了。如果一味地只强调智 力开发和识字阅读，很可能导致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生态平衡”错位。
二、儿童的抗病能力较弱，容易感染各种疾病或受到伤害。
儿童的身体非常娇嫩，易受各种不良因素的伤害。我国流行病学的调查说明，我国人口死亡率中，儿童死 亡率居前列。这是因为，一方面儿童年龄小，免疫系统的功能不完善，抗病能力差，易受各种病原体的侵袭； 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好奇心强，什么东西都要亲自探索一番、体验一下，都要去摸一摸、看一看、听一听、嗅 一嗅、尝一尝；但是，由于他们的认识水平很有限，不可能认识到事物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和估计到自己行为可 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很容易造成意外伤害。
三、儿童期是身体和大脑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一旦有所失误，会贻害终生，将悔之晚矣。
孩子从出生到满1岁，是生长发育的第一个高峰期，各种器官和组织迅速发育。以大脑为例，出生时，大脑 皮质的沟、回还不明显，神经细胞体积很小，神经纤维的长度和分支较短、较少。脑的平均重量约为370克，相 当于体重的1/8—1/9，到6个月时，即达700克左右，1岁时达900克左右，成人的脑重约为1500克，相当于体重 的1/38～1/40。3岁时，大脑神经细胞体积增大，纤维变长，分支增多，机能基本成熟。在身体和大脑发育最快 的时期，最需要充足的营养，氧和活动量。如果儿童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身体或大脑发育障碍，甚 至畸形，贻误终生。
四、严酷的现实告诫我们，把体育放在儿童早期教育的首位，非常必要。
(1)1994年编制的《中国儿童状况分析报告》中指出：“我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60.03‰，大城市为20. 86‰，农村为71.08‰，在极为落后的农村（四类县）高达99.69‰。”这是一组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2)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有关报告指出，中国儿童在生长发育曲线在6个月以内基本上接近国际参考标准， 而后则明显地向下偏移，农村尤为突出。这就说明，我国儿童在6个月以后的体质发育水平明显下降。
(3)少数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儿童营养不良的比率在40%左右，其中城市比农村严重、女孩比男孩严重。 儿童缺铁性贫血比率在50%左右。某大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0%以上的孩子缺锌。缺铁、缺锌都直接影响儿 童的生长和智力发育。
(4)许多地方的调查说明，肥胖儿的比率逐年上升。肥胖儿童中的50—70%有“高胰岛素血症”，胰岛功能 下降，成年后极易发生糖尿病、心脑血管病。预防肥胖必须从儿童时期开始。
(5)由于营养不均衡和用眼卫生做得不好，我国城市小学生近视率达20%，最高达32%。
(6)许多调查表明，当前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严重。据两大城市对学龄前独生子女的调查，心理变态率超过 50%。患孤独症的儿童，约有50万人，并以每年千分之几的速度增加。打骂体罚儿童，不仅给他们带来皮肉之苦 ，还会带来精神创伤，严重地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因为对于心灵的伤害，远比皮肉的痛苦，更加刻骨铭心 ，还有什么舔犊之情可言？
把体育放在首位，并非成天都要孩子去搞体育和游戏活动。它的本质涵义是要把孩子的健康放在首位。它 不仅要求孩子能成活，保证孩子有强壮的体魄，而且还要保证孩子有一个健康、聪慧的大脑和健康的心理、较 强的社会适应能力。
WHO（世界卫生组织）在新近制定的世界保健大宪章中，对健康下了这样的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 虚弱，而且应包括体格、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发展。”
世界卫生组织又指出：“如果家长和儿童能重视自我保健，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合理的饮食结构，全世 界可望减少1/3儿童疾病的发生。”为此，家长应给孩子合理安排好一日三餐，保证孩子有良好、充足的睡眠， 孩子年龄越小，越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良好的睡眠有三大功能：有利于生长发育，22点至凌晨1点是生长激素 分泌的最高峰，但必须在熟睡后1小时才能进入高峰期；加强新陈代谢过程，有利于消除疲劳；有利于开发智力 潜能，提高学习效果。据统计，7岁的小学生，每天少于8小时睡眠者，有60%的人跟不上班，39%的人勉强达到 班上平均分数线，没有一个人名列前茅。
早期文学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1-0021-05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备思想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从“源”上来考察马克思主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无法绕开的学术命题。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始终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有关资料与研究成果异常丰富。对此，田子渝教授在2001年指出，近十年来，随着学界不断拓展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已有不少学者撰写过不同时段的研究综述，如李军林[2] ；陈云云、焦绍鑫[3]等人的研究。当然，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对2001年以来的近十年学界研究状况进行梳理。
一、近十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研究热点
依据新史料，采用新视角，十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问题展开了全面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一些传统的观点被重新审视。总结归纳，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社会环境
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主要原因是当时救亡图存成为时代要求。在救亡图存成为第一要义的情况下，革命或激进的理论更容易被接受与传播，不少学者持此观点。如汪晖[4]，用“救亡图存”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因，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从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探究。令人欣慰的是，不少研究成果开始突破已有的解释框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其它方面，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来展开深入分析[5]。
李军林从社会文化因素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他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生根发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如传统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经世致用思想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6]。
贺金莲的观点与李军林的看法类似，她指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到迅速广泛传播，从社会文化因素来看，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之外，中国当时面临的文化危机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广泛传播提供了历史契机[7]。
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影响甚为复杂。李方祥在其专著中，利用丰富史料，较系统地论述了近代文化演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内在关系[8]。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历来有“南陈北李”之说，学界的研究自然集中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除了研究陈独秀[9]、[10]之外，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早期人物李汉俊[11]、李达[12]、[13]、恽代英[14]等都有学者研究，甚至还有学者关注中国在外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上所起的作用，如在法国[15]、日本[16]的留学生。
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在非常复杂的思想土壤上进行的，是在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中传播的。因而早期传播主体应该是多元的，涉及清末官僚、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以及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等等。正如王刚所指出的，不管他们是出于何种目的，但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选择性的传播，并且这种传播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一定影响，有时这种作用甚至不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17]。
傅绍昌指出辛亥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虽然尚不成熟，但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18]。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影响与作用，诸多学者都有类似的看法。如欧阳跃峰[19]、沈传亮[20]、李田贵、赵学琳[21]、陈明吾[22]等。
民粹主义作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社会思潮，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此，聂长久认为民粹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起到推动作用。当然，民粹主义所含有的反智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错误思想则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23]。如：张琳分析了无政府主义在当时中国流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原因，认为无政府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其思想土壤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4]。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内容及起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时间的认定产生了深入的影响，几乎成为定论。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的表达只是一种形象说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包括社会组织进化论、资本主义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等，这些内容不可能齐头并进地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一个作为学说引入介绍到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潮而广泛传播的过程。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故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代表性人物就是。学界有关在传播唯物史观中作用可参见2007年康凤云、张艳国的研究综述[25]。近年来杨鹏、马婷婷指出20世纪初，唯物史观逐步移植到中国，、李达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构建，在此背景下最终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发[26]。
社会进化论作为唯物史观的哲学根基，学界也多有研究。李波梳理了对进化论思想引入与传播的过程，阐释了进化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27]。孙建华则进一步指出进化论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确立扫清了障碍、提供了思想前提[28]。
卫兴华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程，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先驱，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29]。
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科学社会主义在前后开始传入中国。和陈独秀给予高度重视和热情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学界目前主要的研究也是如此[30]。
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的研究拓展了以上内容，如陈文联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31]、魏善玲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32]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无疑丰富和开拓了研究内容与视角。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媒介及路径
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媒介及路径问题，近年来冯利花撰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渠道的研究综述》一文[33]，进行了十分简短的综述。笔者，在此基础上，略作叙述。
田子渝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途径问题，学界取得了共识，即从东、西、北三个方面传入中国。对此，彭继红在其专著中详细阐述了三种传入路径及其差异[34]。不过，对于何种路径才是最主要的，学界还有不同看法。田子渝认为在1923年前，这三个渠道中，日本是主渠道。国内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很多，如吴汉全[35]、郑红娥、刘满飞[36]、刘晶芳[37]等。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也认为“中共成立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部分是经日本人传进中国的。”[38]当然，也有学者表示反对，如朱成甲认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首先是由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的，而不是日本的“渠满而溢”，把日本的作用说成是首要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则有点夸大其词[39]。对此，王素莉也有类似的看法[40]。
（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区域差异
随着研究的细化和深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马克思主义在各地的早期传播研究。田子渝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的早期传播有深入研究[41]，近期，田子渝还与周行进一步指出，武汉是继上海、北京之后的第三个主阵地，成就了李汉俊、董必武、恽代英、陈潭秋、刘仁静、林育南等一批中坚人物，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著述，特别是《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的面世，彰显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份政治“宣言”[42]。
邓寿民则指出王右木为马克思主义在四川传播的第一人[43]。1918年，王右木从日本归国，受聘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便以此为阵地，传播革命的火种，先后组织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支部，创办了《人声报》，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
凌燕萍提出的同学邱醒群是最早在贵州介绍马克思主义。1914年，邱醒群在贵阳法政学堂讲课时重点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最早在贵州传播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则是田君亮、李元，他们1917年从日本归来后就开始在贵州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44]。
此外，哈尔滨[45]、东北[46]、浙江[47]、河南[48]、陕北[49]等地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也有人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清晰地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路径地图。
二、主要问题：史学家缺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
纵观近十年国内相关研究，其成果之丰富，恐怕很少有其它分支能与之匹敌。然而这其中也存在着隐忧，即文章虽然很多，但研究者水平参差不齐，重复性劳动较多。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宏观性的分析多，实证性论述少。这是一个突出缺陷。不少研究者从固有的政策理论出发，把政治命题与学术命题混同，缺乏理论研究的深度，对具体问题的研究缺乏兴趣。
第二，专题化论述多，问题意识创新少。学界的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传播起始、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途径、产生影响等等。不可否认，专题性研究可以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在专题研究中，如果忽略了问题的创新，专题研究往往很难有新意。
第三，通论性的论述多，专著性的研究少。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现在大多还保持在教材性的论述之中，大同小异，也不够深入。
分析国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不足，笔者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历史学家参与还太少，几乎处于缺席状态。一直以来，活跃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基本上可为归两类：马克思主义哲学背景出身的哲学家，思想教育背景出身的法学家。虽然，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史专业知识背景的学者，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思维大多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中获得，与史学的研究套路还是有所区别。由此导致目前学界的研究，重宏观，轻实证，不注重对史料的解读与运用等等一系列诟病。
2001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波澜，一些著名学者纷纷表达了自己看法，如湖北大学田子渝教授[50]、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51]、中国社科院杨奎松研究员[52]等等。石川祯浩的著作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因在于他历时十年，搜集了中、日、俄等国大量文献资料，并进行了认真的对比分析，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主流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解。在其专著“后记”中，石川祯浩批评了中国学者不注重史料研究等问题。他指出：在中国，“不关心散落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疏于考究某一记述的出自的渊源，取于代之的是回忆录资料受到重视”；同时，常识性的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彻底的相互比较和对照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极少被采用”。虽然石川祯浩有些见解是值得商榷，但他对中国学界的批评，应该是切中要害的。
历史学家的进入，应该会让当前的研究状况有所改观。发掘史料，考辨史料，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如果史学家能完成这些工作，只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凭着他们对史料的把握，应该不难取得较好的效果；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以史学工作的独特视角，还有助于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开拓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令人欣慰的是，也许受国外研究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从史学角度，注重文本考证，来展开史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仅出现一些论文，如张琳[53]、陈明吾[54]等人的研究，而且还出现了一些研究专著，如王东等的合著[55]，吴汉全[56]专著等。
三、结语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成果可谓异常丰富，在相关领域都有突破，一些研究极具学术价值。不过，稍感遗憾的是研究者多为哲学或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也许囿于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对史料的发掘、解读和运用还不够，存在一些重复研究现象。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研究中，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加入，运用治史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采取实证性分析，真正做到学术性和政治性的统一，真正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如此，必将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田子渝.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3）.
[2]李军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十年研究述评[J].河北学刊，2005（6）.
[3]陈云云，焦绍鑫.2008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J].宁夏党校学报，2010（6） .
[4]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C]//童世骏.西学在中国：90周年的思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5]王飞.十年内马克思主义传播原因研究述评[J].当代学术论坛，2008（5）.
[6]李军林.文化的传播与超越:论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7]贺金莲.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文化因素[J].求索，2007（7）.
[8]李方祥.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9]李建宇.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命题的提出[J].学海，2011（1）.
[10]徐行.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再探讨[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3）.
[11]赵魁浩.李汉俊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7（12）.
[12]仇桂且.李达1920－1921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以《共产党》月刊为例[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6）.
[13]单孝虹.与马克思义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思想研究，2006（4）.
[14]曹金国，王玉贵.恽代英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重要贡献――以利群书社为中心[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7（1）.
[15]刘宏.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引进马克思主义的贡献[J].河北学刊，2001（6） .
[16]郑红娥，刘满飞.留日学生: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主媒介[J].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2）.
[17]王刚.论中国早期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J].中共党史研究，2009（8）.
[18]傅绍昌.辛亥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在上海的传介[J].上海大学学报，2001（6）.
[19]欧阳跃峰.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业余宣传”[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3）.
[20]沈传亮.五四时期人与马克思主义传播[J].历史教学，2002（8）.
[21]李田贵,赵学琳.二十年代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4）.
[22]陈明吾.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作用[J].湖北社会科学，2010（8）.
[23]聂长久，高仁立，张敏.近代中国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J].社会主义研究，2008（3）.
[24]张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思想土壤―以无政府主义为视角[J].科学社会主义，2009（2）.
[25]康凤云，张艳国.近年来传播唯物史观研究述评[J].江汉论坛，2007（12）.
[25]杨鹏，马婷婷.试述马克思义唯物史纲与史学术语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海军工程大学学报，2009（4）.
[27]李波.进化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以为例[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08（4）.
[28]孙建华.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的基础――从进化论“道”之裂变到唯物史观的确立[J].河南社会科学，2010（1）.
[29]卫兴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1（1）.
[30]李德学，于景洋，姜思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北方论丛，2002（5）.
[31]陈文联.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考察[J].理论学刊，2007（3）.
[32]魏善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留学生为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2010（4）.
[33]冯利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渠道的研究综述[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3）.
[34]彭继红.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年） [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5]吴汉全.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1）.
[36]郑红娥，刘满飞.留日学生.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主媒介[J].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2）.
[37]刘晶芳.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J].史学集刊，2009（2）.
[38]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 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9]朱成甲.“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历史作用问题的探讨:兼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J].中共党史研究，2009（8）.
[40]王素莉.“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若干问题探讨――也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J].中共党史研究，2010（5）.
[41]田子渝.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若干特点[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4）.
[42]周行，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J].湖北大学学报，2009（6）.
[43]邓寿民.马克思主义在四川传播的第一人――王右木[J].四川党史，2001（3）.
[44]凌燕萍.最早在贵州传播马列主义的乡贤[J].贵州文史，2001（3）.
[45]于湘琳.马列主义在哈尔滨的早期传播及影响[J].继续教育研究，2001（1）.
[46]周骁男，吕国辉.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J].吉林工学院学报，2001（4）.
[47]何扬鸣.试论浙江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J].浙江大学学报，2001（5）.
[48]张俊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马克思主义在河南的早期传播[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1）.
[49]梁严冰.马克思主义在陕北的早期传播及其党团组织的建立[J].延安大学学报，2007（3）.
[50]田子渝.颇具深度的中共创立史研究[J].二十一世纪，2004（4）.
[51]汪文庆，萧超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几点不同意见――访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J].百年潮，2006（6）.
[52]杨奎松.日本学者的贡献与局限――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杨奎松.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53]张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的文本问题[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5）.
[54]陈明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语境下对田诚《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的解读[J]党史文苑，2009（1）.
[55]王东，陈有进，贾向云.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56]吴汉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Studies of Marxism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bsence of Historian
――Focus on the Early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LIANG Zhiping
早期文学论文篇（10）
早期电影产业研究
法国国立科学院研究员安娜女士对“联华”做了详尽分析,通过《银汉双星》、《联合交响曲》、《艺海风光》三部影片概括“联华”作为一个文化专业公司的历史与特点。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腾飞研究了战后“华影”从固定资产接收、影片的处理和电影人的处理三方面详尽地阐述了国民党对“华影”的全面接收与处理情况,提出“双重敌化”的概念以括定“华影”及其影人的命运。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宫浩宇认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成立是国民党构建自己的电影管理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体现了其电影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借由“国家经营”的方式使电影的教育性和宣传性得到充分开发和张扬,以同由民间资本所掌控的娱乐化电影构成互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镇则通过黎民伟留下的《记事簿》,用统计学、会议学和企业管理等角度来观察1926~1927年的经营状况,解析民新公司的真实处境和亏损的多重原因。他认为时代不幸使明星公司盘算生意亏损,但掩盖不了黎民伟电影的救国精神。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李丁认为,新华产业发展的脉络呈现了一个民族电影产业发展的壮大的艰辛之路。新华公司的古装片创作实践了其提升中国电影制作水平以抗衡好莱坞,把制片厂的发展呈良性循环的态势。新华公司的有序发展促进孤岛制片业、发行放映业的发展,使国语片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并推进中国电影的海外扩展。
早期电影史料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殷福军依据万氏兄弟的回忆录,推翻了目前中国动画学界公认的《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创作于1922年的说法,并确证其创作实践为1925年下半年。他指出这部动画广告片并没有拍摄成功,而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季晓宇从地处长江流域的南通切入,从电影、戏剧业两方面探寻南通的地域文化及精神品性与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南通早期电影事业、南通影人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活动等角度考察地域文化的作用及贡献。江苏警官学院科研处教授彭耀春指出,侯曜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派电影编导与重要的电影理论家,长期以来却因为“边缘化”而被部分“模糊”或“遮蔽”。他考证侯曜1924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专修科,是南京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之人,并对侯曜戏剧电影创作做一定述评。
早期电影出版物研究
“电影出版物研究”分论坛主要在史料研究、传播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层面进行研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刘琨与孙晓天从大众文化研究出发,认为《影戏杂志》作为中国最早的电影杂志,在中国影戏还处于襁褓时期时,以视觉和话语文本的的双重刺激培养了读者的“明星意识”,用巧妙的方式在“民族影业”缺席的情况下发起了民众对“民族影业”的想象,并肩负起了启蒙现代思想和传播影戏智识的双重任务。浙江大学盘剑教授提出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审视《每日电影》,认为《每日电影》正是在多元的海派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一种“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当代电影》编辑檀秋文则引入编辑出版学研究纬度,从梳理板式设计、文字编排、印刷等特点切入总结《时代电影》的办刊特色认为,从言论的包容性、空间的扩大性、时间的延长性和深度的理论性都表明了《时代电影》始终坚守着精英文化的立场,建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话和共生机制。早期电影明星与人物研究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徐文明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营销活动中,女明星是一个重要的促销卖点,她们通过登台表演,赠送照片等方式间接或直接参与到国产影片的终端市场营销过程中,推进了早期电影放映机构发展和中国电影营销活动的多样化尝试。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古市雅子依据所掌握的日方文献以及能阅及的中方文献,勾勒了甘粕正彦从政治到影业漂移的历史,对他在满映的活动与经历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唐佳琳从被建构的个体来叙事,对1930~1949年的金焰明星现象进行探讨,认为金焰具有时代青年的多重面相,其后金焰的自由个体无法逃离他的公共形象的规约,商人依然能在“电影皇帝”这个符号上看到价值,但左翼文化和以后新中国文化的建设者则很可能对这个符号心存防范。该分论坛主持人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认为“明星?人物”分论坛的研讨未被作者论和明星理论牵引,而是真正深入到历史中去,立足史实,感怀人生,剖析人性,充满一种人文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
早期中外电影互动
早期文学论文篇（11）
关键词 ：谏文学叙事 研究综述
中国自进入文明社会具备国家雏形以来，君主制便应运而生。随着社会形态的进化，君王的权力不断扩大，并演变成集众权力于一身的专制者。国家的兴废祸福往往操纵于一人之手，这必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危险性，纵使再英明的君王，也难免出现施政错误，使国家陷人祸难，更不要说一些庸昏之主。所以我国自古就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谏诤制度，用以监察君王的施政，尽量避免因施政不当而引来灾祸。
一、谏的界定
为了监督和约束君王权力的泛化，古代中国很早就诞生了一套监督、约束体系——监察制度，即所谓的言官制度，主体是谏。关于言官制度当中的谏净，很多研究者都做过非常充分的论述，以下罗列几条，如邵伯歧等人所著的《中国监察史》（第一卷）解释道：“谏指直言规劝．以进忠言，匡正君王过失，是下对上的行为”；欧阳鑫、杨鸿年所著的《中国政制史》中言“所谓谏诤就是臣子对君主的过失进谏以图纠正其错误并希冀避免政治的损失”①。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可知，从字源上来说，谏的意思为进言规劝、告诫，以言语匡正别人。《广韵》：“谏，直言以悟人也。”从内容上来说，谏涉及君臣上下关系，主体是臣，方向从下到上。从形式上来说，谏分言谏、书谏两种形式，跟后世出现的奏议分为奏言和奏章相似。言谏指的是以面谏的方式进言谏诤，似于口奏，而书谏指的是以文本的形式进言谏诤，类于书奏。从历时来看，早期谏言以言谏为主，战国后期才逐渐转向书谏。早期谏言大多出口陈言，不留篇目，明代学者们就早已指出：“古人敷奏谏说之辞，见于尚书、春秋内外传者，详矣。然皆矢口陈言，不立篇目，故伊训无逸等篇，随意命名莫协于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刘勰所谓言笔未分。”
二、论题的提出
谏诤之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尧舜时代，据《吕氏春秋·白知》篇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汉代高诱注日：“欲谏者击其鼓也。书其过失以表木也”④，击鼓进谏，表木写过，用以批评监督君王之过失。不过“中国祖先虽早知谏的重要而躬行实践，但它的理论则在周朝方始形成”⑤。周文王时期，国家正式设立谏官制度，“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自此以后，谏诤制度逐渐成形，秦王朝时期设立谏议大夫，开启了中国两干多年皇权社会的谏诤监察体制。而对于先秦之谏诤，由于尚处于中国谏诤制度之萌芽期，谏诤的群体更广，谏诤环境更宽松，使得先秦时期的进谏风气甚为浓厚，据笔者统计，《左传》有完整谏例六十六则、《国语》有五十四则、《晏子春秋》有四十多则，《战国策》中也有很多。
对于中国文化中独特且重要的谏诤而言，言谏注重以口奏的形式劝谏，书谏注重以文本的形式上书劝谏。两种形式的劝谏方式在历史的纬度中，此消彼长，先秦时期以言谏为主流，秦以后书谏逐渐上升为主流。由于口头资料保存困难的缘故，早期的言谏基本保存在史传散文当中，上文所统计的众多谏例基本都属于言谏例。笔者在研究先秦史传叙事时，发现先秦史传文中存在的大量言谏例具有叙事意义，这些言谏实例基本有一个叙述模式：谏因一谏者言谏一谏辞一被谏者的反应（或态度）一谏果（纳谏与否的结果）。这种模式的叙述一方面能够单独进行一个故事的叙事，另一方面也能在整个历史事件的叙事当中，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因此整个谏例叙事都值得探讨。
三、研究综述
根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历来论及谏诤者众矣，从叙事角度研究早期史传文者也不可胜数，然而从叙事角度研究早期言谏者寡矣，对早期言谏、书谏演进关注者也较少，不过众多前辈先贤的研究还是间接为本论题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材料。古人早期言谏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谏的功用和谏法的梳理上。《尚书》中就有“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之说，提出谏具有使君王圣明的功能。战国时期荀子首先指出谏主要针对国君，当国君之言行危害国家之际，身为人臣与宗族长辈有义务进行劝谏。国君如果不采纳，臣下可以以死强谏⑧，说明谏为人臣之本分。相对于以死强谏的诤，《礼记·曲礼》又提出另外一种劝谏艺术，“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⑨。由此衍生出了五谏之法的总结，汉代何休、刘向、班固都有所论及。由于提倡臣子对君王的正谏作用，古人很早就进行了谏例故事的归纳，自《荀子》开始，《吕氏春秋》《说苑》《白虎通义》等典籍专门列篇进行归纳。类书兴起以后，以谏为词条的分类更加多元丰富化，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宋代《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清代《佩文韵府》《御定渊鉴类函》等书都对谏有详细的类分、溯源，其中谏例的梳理更加完整。古人的研究虽然只集中于对谏的功用的探讨上，没有涉及早期史传中言谏的叙事问题，但系统的谏例梳理和对谏的认识，为本论题的写作提供了基础。
今人对早期言谏之研究首先集中在中国古代谏官制度层面，如探求言谏制度的形成、发展和转化回，探求言谏文化与言谏制度的关系，认为自下而上的谏诤制度为古代专制王朝带来了一丝民主，论述者大都为政法专业或历史专业出身。其次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早期言谏，大都侧重于论说谏诤形象、谏说艺术，取例大多来自于《左传》《国语》《晏子春秋》。少数研究者注意到了早期史传文中载有大量谏言，如宁登国的《论（国语）（左传）的谏体文学特征》一文，通过对谏言的统计认识到“这些谏言大多独立成章，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字里行间充溢着强烈深切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分明映现了一个以‘道’自任、以社会良知自负的浩然诤臣形象，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谏体文学特征”。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韩维志从文学角度关注上古文学中的谏例，应该说取得了不错的成就，其专著《上古文学中君臣事象的研究》专列一章谈论文学中的谏诤艺术和谏臣形象，而其与李华雍女士合写的单篇论文《比较分析关联细节与自由细节在先秦谏诤文学结构中的作用》一文，提出了谏诤文学对史传叙事文学的情节展开和结构设定都有重大作用。这些零星研究揭示了早期言谏的文学特性，也揭示了早期叙事文中言谏对情节展开、结构设定的功用，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立足点。
相比于以上之研究，一些台湾学者的早期言谏文学研究更富启发性。首先是陈志宏先生，其博士论文《（左传）之叙事与历史解释》直接从叙事与历史解释角度解析《左传》，认为《左传》用劝谏模式来表现因果结构。单篇论文《（左传）叙谏析论》直接由叙事角度与言语交际角度讨论《左传》之谏，归纳出了《左传》有“将——谏”“谏——弗听（从）”及“将许——谏——从之”三种叙谏模式，并分析了叙谏成败。其次是纪汉民的硕士论文《谏法研究——以（左传）（史记）为范畴》，以《左传》《史记》中谏例材料为依准，对两书中的谏法进行了研究。这两人之研究都为本论题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一些成果更能直接借鉴。
四、论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从谏诤人手，探求早期谏诤文学的叙事性，进行言谏结构模式分析，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思路。长久以来，人们对谏诤作为政治制度的研究非常充分，对谏诤与文学的关系，近年来虽有涉及，但论述不充分，而从叙事角度观照先秦言谏者就更少了。故而本论题选题具有新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