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论文大全11篇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12-0028-04

收稿日期：2009-06-15

福利经济学以社会福利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致力于确定社会经济运行的目标，提出评价检验社会经济行为优劣的标准，寻求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与方法，历经从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再到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已成为经济学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试图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做一剖析，以探明福利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与路径。

一、功利主义哲学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

福利经济学虽然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却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西方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石，福利经济学则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石。西方经验主义哲学把人类的知识限定在经验所能达到的现象范围内，排斥形而上学的命题，推崇自然科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功利主义哲学则强调人的本性，将追求幸福视作决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西方经验主义哲学强调客观存在的事实，功利主义哲学则强调人的主观感受。两种哲学的价值观和认识观的巨大差异，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福利增进问题，本质上是关于国民获取最大快乐和幸福的问题，因快乐与幸福感离不开人的主观判断，故以功利主义为指导便成为福利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必然。笔者认为，功利主义哲学对福利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为确立理性经济人假设奠定了基础。边沁(1789)认为，人们的理性活动是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而这种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即构成“效用”。效用论作为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石，成就了福利经济学等诸多经济学流派的发展。

第二，为确立是非评价原则奠定了基础。约翰・穆勒(1865)作为功利主义的拥护者指出，凡是能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这一正义准绳不仅成为处理个人与群体关系的道德标准，更成为判断国家政策合理性的重要依据。

第三，为构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边沁(1789)认为，“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那就能够自动实现公共利益，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换言之，自由经济排斥政府干预，试图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自动均衡。该论断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重大影响并受到学界广泛讨论。

二、旧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

边沁创立功利主义哲学体系之后，约翰・穆勒、威廉・斯坦利、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欧根・冯・庞巴维克、阿弗里德・马歇尔等经济学家沿着功利主义哲学指引的方向进行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工作，对福利经济学的诞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约翰・穆勒作为功利主义改良者，认为政府不应放弃直接和间接促进人民福利改善的职责，主张适度引入国家干预，调节阶级矛盾，增加对贫民的救济。杰文斯、万格尔和瓦尔拉创立边际效用价值学说，提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庞巴维克发展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为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效用计量提供了理论依据。马歇尔(1890)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从边际效用价值学说中演绎出“消费者剩余”概念，指出消费者从购买商品中实际获得的效用与所支付的商品价格并不相等，前者往往大于后者，其差额即“消费者剩余”。功利主义哲学、国家政策干预论、边际效用价值论与消费者剩余概念先后问世，至此，福利经济学创立的条件已经成熟，马歇尔的得意门生庇古成为瓜熟蒂落的收获者。1920年，庇古完成了被后人称为福利经济学开山之作的《福利经济学》，其本人也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基于边际效用价值论，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福利概念及评价体系。庇古(1920)认为，一个人的福利寓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这种满足可因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也可因知识、情感、欲望等而产生，全部福利则应该是这些满足的总和。庇古指出，如此广泛的福利问题是难以计量与研究的。因此，他将福利的研究范围限定为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那部分福利，即经济福利。并通过愿意支付的货币单位数量来测度效用的大小，将个人消费商品所获得的边际效用与愿意支付的商品价格对等起来，进而推导出需求曲线，构建了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第二，将经济福利计量方法与马歇尔国民收入理论有机结合，确立了用国民收入大小表示社会经济福利总水平的关系。庇古(1920)指出：“正是由于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量杆联系起来的那部分总福利，因此国民收入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客观收入，当然包括从国外来的收入，因此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两个概念，对其中之一的内容的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依据庇古理论，增加一国国民收入总量，就是增加该国的社会经济福利，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提升社会经济福利水平的重要途径。

第三，指出“收入均等化”有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庇古(1920)将货币视作一种特殊商品，认为货币收入同样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富人的收入高于穷人，富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却小于穷人，因此，国家通过税收，将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转移支付给穷人，在国民收入总量不变的条件下，会提高社会整体经济福利水平。

第四，将马歇尔(1890)的外部经济理论应用于社会福利问题研究。马歇尔的外部性，原意是指某微观经济主体(厂商和居民)的经济活动对其它微观经济主体(厂商和居民)所产生的非市场性影响。其中有利的影响称为外部经济。不利的影响称为外部不经济。庇古(1920)将外部经济理论与社会福利增进问题联系在一起，指出若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存在外部利益，则应通过激励性政策加速其发展：若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使公共利益或其他经济主体利益受损，则应通过征税提高其成本，限制其发展。基于外部经济考虑的政府干预，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庇古(1920)所提出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与调节外部经济性的政府干预政策，即便在2l世纪的今天，仍被各国政府广泛运用。然而，也应该看到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局限性。首先，经济福利概念虽然有助于福利问题的量化研究，却将福利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可货币计量部分，忽略了个人消费商品所获得的超出商品价格部分的效用满足即“消费者剩余”，不利于社会福利问题的系统研究。再者，既然社会经济福利不等于社会总福利，国民收入也就不等于社会总福利，单纯以国民收入增长促进社会福利增长的论断

便失之偏颇，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增进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的今天，该偏颇尤为显著。此外，庇古(1920)福利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数效用论被罗宾斯、帕累托、希克斯等经济学家质疑和否定，并由此创立新福利经济学体系，庇古福利经济学从此被称为旧福利经济学。

三、新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

新福利经济学，不是新在基础理论上有什么新发展，而是新在以一种新方式对旧福利经济学进行了一些改头换面的工作。新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旧福利经济学的命题进行了更深刻的解析、论证和批判。

第一，序数效用论、无差异曲线与福利经济学新理论框架的建立。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等一批经济学家受经验主义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排斥基数效用论内涵的主观价值判断标准，否定效用可进行人际间比较，尝试用新的研究方法分析社会福利问题。恰逢此时，约翰・希克斯从帕累托著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一书中挖掘到“序数效用论”与“帕累托最优状态”两大金矿，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序数效用论的奥妙，在于将效用基数比较研究转化为偏好排序研究，消费者不必确定两组商品的具体效用大小，只须知道两组商品的偏好关系，即可进行选择决策。希克斯和艾伦将序数效用论与埃奇沃思首创的无差异曲线联系起来，将两组商品的等效偏好点集合与边际替代关系表示为凹向原点且向右下方倾斜的无差异曲线，再借助预算线(收入一价格线)与无差异曲线相切确定消费者均衡点，进而研究在消费者收入与商品价格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消费者均衡点的移动规律，提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用，并推导出需求曲线。

第二，帕累托最优标准与一般均衡理论的提出。帕累托最优标准可被表述为：如果从一种社会状态到另一种社会状态的变化，使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又没有使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变化就是可取的。帕累托最优标准为研究社会经济的最优状态创造了条件。新福利经济学家们借助埃奇沃思盒，分别推导出消费者均衡条件、生产者均衡条件，并创立了一般均衡理论，进而引申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能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即社会福利水平最优状态的结论。

第三，帕累托补偿原则与社会福利增进问题研究。帕累托最优判定标准过于严格，要求在一部分人福利增加的同时，不能导致任何其他人福利减少。然而，在一部分人福利增加的同时另一部分人福利减少，属社会普遍现象，帕累托最优标准排斥这一社会常态，与实际相悖，缺陷不言自明。为此，新福利经济学家尝试通过帕累托补偿检验修正帕累托最优标准，以增强其适用性。围绕帕累托补偿检验，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西托夫斯基双重检验标准、李特尔三重检验标准和黄有光的分组补偿标准先后面世。四种补偿标准呈递进关系，后者的提出是对前者的修正和补充。其中卡尔多一希克斯标准与西托夫斯双重检验标准，强调帕累托最优效率改进，认为只要改进后的收益大于成本即为合理，而未考虑改进后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是否公平；李特尔三重检验标准，着眼于综合效率改进与分配改进，克服了前两种补偿标准易于陷入改进循环的缺陷；黄有光的分组补偿标准则另辟蹊径，主张高、中、低三大收人群体分别进行补偿检验。然而，上述方法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与分配之间的矛盾。黄有光(2004)坦言：“在可以被广泛接受的福利标准方面，我们仍没有超过帕累托。”

第四，社会福利函数与阿罗不可能定理。由伯格森最初提出，萨缪尔森极力推动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是新福利经济学的一次全新尝试。伯格森(1938)强调：“福利函数的数值，取决于所有影响福利的变量，所有每一家庭所消费的所有每一种货物数量和所从事的每一种劳动数量，所有每一种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突破了经济福利的局限，将消费、分配、劳动、资本等一切可能影响个人福利水平的因素，抽象为各种变量纳入到一般函数中，从而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社会福利计量模型。萨缪尔森等学者怀着美好的愿望，试图依据社会福利函数值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状态进行投票和选择。而令人遗憾的是，阿罗于1951年提出的一般可能性定理却最终证明，即便只存在三种具有争议的社会状态，企图通过个人偏好投票得出一致性社会选择结果的机制并不存在。阿罗的一般可能性定理竟然成为社会福利函数的终结者，故又被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

四、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福利经济学在厘清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深层机理后，逐渐走出低谷，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如前所述，阿罗不可能定理源于序数效用论与社会状态排序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化解这一矛盾有两种思路：一是放弃序数效用论，重新研究效用人际间比较的方法，坚守福利主义的社会福利等于个人福利总和的论断。二是放弃福利主义，寻找衡量社会福利的其他标准，即非福利主义标准。是选择福利主义，还是选择非福利主义?黄有光和阿玛蒂亚森观点相左，前者支持福利主义，后者尝试探索非福利主义道路。福利经济学也由此分化为福利主义与非福利主义两大流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黄有光先后出版了《经济与快乐》、《经济与人生》两本专著，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重新固着在快乐与幸福这一功利主义传统命题上。黄有光称自己是旧福利经济学的复兴者，学术界称其经济学为快乐经济学。黄有光(2000)重申：“经济学者虽然偏好诸如‘偏好’等较客观的概念，但较主观的概念如快乐才是更重要的，因为快乐才是人们的终极目的。”他以快乐感的获得为中心，从经济增长与快乐、贫富与快乐、婚姻与快乐、信仰与快乐、知识程度与快乐、环境与快乐、就业与快乐等多个角度探讨和评判了影响个人快乐的多重因素，并就个人自我设计和国家政策选择提供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建议。黄有光有关快乐经济学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福利增进研究的视野，使更多学者认识到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主观价值判断的重要性。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2）

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历史回顾：阶段与特征

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大体分为六个各具特色的主要阶段。其文献回顾与综合评述基本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依次进行的，具体分析层面主要是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机构、公开出版书刊文章和全国性社会福利理论研讨会四个方面，并且有意识地将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议题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环境中观察和分析，以期尽量给读者提供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福利概念和整体印象。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综合评价主要局限大陆学者的中文著作与成果，港台和海外学者的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状况与成果将另文论述，不在此赘述。实质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又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演变的历史研究。

1.1949~1957年底，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主义福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上国家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上政府确立生活资料配给制和工作单位就业保障体系，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集体主义文化。当时在破旧立新和百废待兴处境下，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难以纳入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与此同时，政府面临若干重大现实和敏感政策问题：一是如何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二是如何处理和对待欧美国家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三是如何发挥福利制度与社会政策的社会稳定作用，为新生国家政权服务。为此，政府建立城市居民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政府帮助欧美国家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提出由政府接办改为国家事业，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自办的方针，以后又通过取缔、团结、教育和改造方式逐渐演变为由国家独自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与机构。在救济工作中国家确立"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政府对无劳动能力的弱势社群给予社会救济和必要服务，对失业工人和其他有劳动能力劣势社群的生活困难问题采取介绍就业或予以转业训练、以工代赈、移民开垦和生产自救的办法解决，以确保社会稳定；这个时期几乎没有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召开过理论研讨会，但是当时几个主要的全国性民间福利组织，例如中国人民救济总会（1950.4成立）、中国红十字会（1950.9改组）、中国福利会（1950.8改现名）、中国聋哑人福利会（1955.7成立），在重组和建立新的福利工作组织体系，巩固和扩大社会福利界的统一战线，改造旧的"慈善"组织，总结社会主义福利工作经验，组织救灾救济和提供直接福利服务，以及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除宣传报道之外，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数量不多，主要是工作经验总结和翻译介绍苏联社会福利两类，前者如中华妇女联合会1952年出版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经验》，后者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劳联的福利事业》。简言之，1949~1957年间既是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时期，又是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奠基时期，福利理论与政策模式的多元化和新旧交替过渡是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是福利理论、政策模式和制度创新的中心主题与主要思想取向。

2.1958~1965年开始之前，这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集体化福利时期是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五计划成功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已稳固确立和国家初步工业化背景下开始的。集体化浪潮由农村扩散到城市，成为全国性社会运动。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是政治运动、经济生产、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集体化。如何推行和实施集体化福利，提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国有化程度与比重，倡导集体化生活方式与提供集体福利，这既是福利理论关注的核心主题，又是国家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1956年创造的"社会福利生产"概念及其特殊生产形式也逐渐得到社会和国家的认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大力兴办脱离实际和严重超前的集体化福利事业既是全党工作的中心，又是普通百姓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化福利制度已成为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例如1958年底内务部党组就民政部门机构设置问题在向中央的请示中，曾提出由内务部改为社会福利部的建议。这个时期在研究机构和全国利理论研讨会方面没有明显进展，但有关集体化福利的新闻报道和工作经验的出版空前繁荣。例如内务部办公厅195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福利事业》，北京通俗杂志1959年发表的"怎样办福利事业"等。简言之，1958~1965年是公有制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集体化福利理论与实践迅猛发展的黄金日期。

3.1966~1976年结束，这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批判福利主义时期意味着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社会完全陷于无政策状况，阶段斗争和文攻武卫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反对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主义是指利用经济收买手段达到晋级加薪和提高个人福利待遇的行为与思想倾向。福利主义是指资产阶级当权派为达到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的斗志，用大量金钱和优厚物质福利拉拢腐蚀革命群众的活动。这意味在和阶级斗争处境下，社会福利再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欧美津贴福利机构首次使人们将福利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形成谁搞福利谁就是想拉拢腐蚀工人阶级的社会误解。社会福利改善人们生活状况和满足需要的功能完全被人为扭曲和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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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判福利主义的影响对以后的福利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直接结果是内务部和其它相关国家机关被撤销，福利事业长期停滞不前。由于极左思潮把举办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说成是福利主义和唯生产力论，因此许多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被合并或撤销，残疾人、孤残儿童、老年人和普通市民生活状况普遍恶化，许多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满足。在此处境下，研究机构、公开出版书刊文章和全国利理论研讨会无从谈起。简言之，十年是中国社会大倒退时期，福利事业同样遭受严重挫折。更为重要的是，左倾思潮将社会福利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将福利制度满足需要的功能曲解为腐蚀工人阶级。

4.1977~1985年六·五计划完成，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学化福利时期这个时期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倡导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恢复生产，重建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诸多方面类似50年代早期状况。像其他工作一样，福利工作主旋律是重建各级工作组织体系，调整业务范围和明确工作任务，明确方针政策和提供福利服务，开创福利工作新局面等事务性工作。总体来说，福利决策者和专家学者根本无暇顾及基础福利理论研究。与此同时，1979年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恢复重建，1980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地方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大学中社会学系的大量涌现与招生，这些都是社会福利研究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国各地社会学家开始从社会问题与"应用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福利问题，社会学所与社会学系也逐渐成为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问题的研究基地之一。社会学化福利研究范畴也经历了由"社会学化理论"逐渐转向"社会生活化"课题的过程。与此同时，社会学取向的社会福利研究机构开始出版发表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福利的理论研究成果、经验调查报告、书刊文章。但是以社会福利为题的全国性理论研讨会尚不多见。简言之，1977~1985年是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理论研究的恢复重建时期。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在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扮演着拓荒者和主导性角色，重新拉开了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序幕。

5.1986~1999年，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保障时期1986年公布实施的七·五计划（1986~1990）标志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进入全新时期，其象征性标志有二，一是首次将"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社会发展概念与意识进入国家政策议程。经济增长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促进人的发展和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国家应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观念获得普遍认同。这为福利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七五计划首次专章论述"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明确提出了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与优抚组成的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人民生活状况与社会保障成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出现，并迅速成为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和重要领域。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时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学者们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概念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与澄清，导致社会保障涵盖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是个大概念、社会福利是个小概念的社会误解形成并广为流传，严重影响了福利理论的发展与制度建设。总之，这期间有影响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不多，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理论与社会保险政策研究上，仍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

这期间有关社会福利的专门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以社会保障为题的书刊文章大量涌现，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日趋增多。出现的主要研究机构有：1986年9月，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成立；1988年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保障研究室成立；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中心成立。1998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成立。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这些机构均直接或间接以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为目标，并通过举办会议、发表研究成果和承担课题等形式开展福利研究，成为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生力军。同时，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报刊杂志和出版工作也欣欣向荣。1986年《社会学研究》创刊，迅速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权威刊物。同年民政部机关报以《社会保障报》之名发行。1989年《社会工作研究》创刊，迅速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权威刊物。这些专业刊物为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提供对话阵地和讨论场所，有力地推动了福利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这期间有关社会保障的书籍文章不计其数，难以统计，但是直接以社会福利为题的文章书籍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其中代表性著作有张萍翻译的《各国的社会福利》，陈良谨主编的《社会保障教程》，白益华、吴忠泽主编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时正新主编的《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8》等。这时以社会福利为题的全国性理论研究会几乎为零，但是以社会保障与相关题目为主题的全国和国际性研讨会数量众多，不胜枚举。简言之，1986~1999年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兴旺繁荣时期，贯穿研究活动的理论主题是社会保障与社会救济。

6.2000年12月，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司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标志着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进入了社会福利时期以此为标志，拉开了以社会福利专家而非社会学家为主体、福利决策者和福利机构实际工作者积极参与、运用社会福利理论与方法、从福利角度（生活状况与需要满足）研究福利理论与政策问题的序幕。中国基础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主要是通过重新界定和"再认识"早已存在、并且是人们习以为常和司空见惯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概念入手的。长期以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概念已有习以为常和约定俗成的内涵外延与相互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的社会理解与社会建构直接反映在政策文件、学术话语和国家福利政策与制度安排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概念的社会建构，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其原本的内涵外延和国际通则，非常不利于福利理论的研究与制度创新。2001年，第二届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以"弱势群体与社会福利"为主题，集中研讨弱势群体概念的内涵外延、弱势群体的构成与群体特征、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与福利需要、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对弱势群体需要满足的回应，以及欧美国家福利理论与政策介绍。简言之，该次研讨会具有重要理论、政策和现实意义，标志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新时代。

二、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欠发达"及其成因

中国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发展历程曲折，坎坷多难，福利实践与理论研究互动关系错综复杂。首先，福利理论与政策模式深受当时国内外社会环境、制度安排、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能力、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前以意识形态的影响为大，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福利政策与服务的不发达和边缘地位，导致福利理论研究在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话语中处于不发达和边缘地位。福利理论研究长期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与研究课题，常依附在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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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社会学和社会保障研究之中。长期以来，福利政策研究是社会保障研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是倍受决策者和学者忽视的领域，基本是个无人触及的空白点。第三，每当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将改善人民基本生活状况，满足其不断增长物质文化需要放在政策议程优先位置，福利制度、政策和服务就繁荣发达。国家就富强，社会就稳定，百姓就安居乐业。反之，就经济崩溃，社会问题丛生，人民基本生活需要难以满足，生活状况令人担忧。中国社会发展经验证明：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社会福利既是经济发展的剂，又是社会投资的主要形式。第四，福利制度安排、政策模式、服务实践与理论研究存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相互影响。中国社会福利历史发展说明，饱受磨难的福利事业无法产生福利研究动因，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落后和滞后又无法为常新的福利事业提供理论指导，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进而导致福利制度、政策、服务与理论研究均处于落后和边缘化地位。

中国社会福利理论研究经历了若干重要转变，它们既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福利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又从不同层面反映了福利理论研究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50多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激烈和快速的变迁状态，总体趋势是由非常态的革命性变革，转向常态的结构性变迁；福利事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由次要附属和无足轻重，转向十分重要和举足轻重；福利研究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成为推动福利事业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福利研究从无到有，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研究；福利研究内容从工作经验和实践智慧总结为主，转变为以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为主；福利研究者由以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为主，转变到以专家学者为主，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福利研究方法从质性描述和简单分析转变为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多方法与多学科相结合；福利研究的理论架构由单一理论模式转变为多种理论模式并存共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福利研究机构由政府机关和服务机构为主转变为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大学、政府机关、服务机构、商业部门和国际组织多方参与；社会福利研究成果由书刊杂志文章数量稀少转变为图书杂志琳琅满目，专著文章大量涌现。简言之，50多年来，在社会经济环境转变，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不断调整的处境下，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模式也随之发生了诸多举足轻重的重要转变。

中国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长期处于落后与边缘化状态的原因错综复杂，多种多样。首先，国内外社会环境是影响福利理论与政策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1949年时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缺乏进行大规模福利提供的经济基础。这意味社会福利落后性是以经济落后性为基础的。而且东西方对峙导致中国只能借鉴学习和照搬照抄前苏联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模式，福利制度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福利提供和职业福利待遇主要局限于工作单位之内，致使公共福利事业落后；其次，没有真正掌握和吸收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人类需要理论与人的最大化发展思想，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社会）与"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的关系，长期忽视需要理论研究，导致需要理论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地位；第三，由于长期受左倾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否认社会主义有社会问题，将社会问题等同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将福利制度等同资本主义制度，将社会福利与腐蚀瓦解工人阶级革命斗志联系起来，把福利制度置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并且将之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情调，猛烈批判慈善和福利观念，使之成为无人涉足的禁地。1952年院系和学科调整中取消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反映。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党和国家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思想领域的革命远比人情味十足的日常生活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受左倾意识形态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5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中"先生产，后生活"、"重生产，轻生活"的制度安排，生产的目的与手段完全颠倒，形成"为生产而生产"的不良局面，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和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要的根本目的被弃置一边。例如：（1）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不是从人民消费需要出发，而是从若干种主要产品增产指标出发。"以钢为纲"和重轻农生产次序必然挤掉轻工业和生产所需资金和物资，使生活资料增长困难，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和消费需要；（2）在国民收入分配上，重视积累，轻视消费。一五时期积累占国民收入的24.2%，消费占75.8%，这种比例关系既促进了生产较快发展，又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较大提高。但是1959~1960年时积累率高达世界各国少有的40%，1970~1978年平均积累率为33%.过高的积累率势必影响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购物到处排队，所有商品要票；（3）在积累资金分配上，重视生产积累，轻视非生产积累。国民收入支出结构中，资金用于生产建设过多，用于非生产建设过少。一五时期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占71.7%，非生产性建设占28.3%，其中住宅建设占9.1%.1966~1978年，生产性建设比重高达85%以上，居民住房和交通拥挤现象十分严重；（4）在生产性积累分配上，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农业，加之城乡二元社会福利结构，农民生活状况和困苦程度普遍高于城市居民；（5）在重工业内部结构安排上，重视重工业自身需要，轻视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人民生活必需品购买使用困难重重，形成严重的短缺经济；（6）不顾市场需求，盲目生产，追求数量经济，往往置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花色、款式和价格等于不顾。简言之，为生产而生产既无助于经济发展，又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和需要满足程度的提高。

集体主义文化和社会流行价值观念中"物重人轻"的思想取向，对福利制度与福利理论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忽视个人需要。个人只有透过家庭、家族和社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身价值，满足自己的需要。过去政府主要通过政治运动和动员群众建立集体文化，时刻强调共同生活和集体主义价值，忽略多样化个人特点与个人需要。这种集体化文化导致东西方需要观念及其需要满足方式的巨大差异。而且中国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是物重人轻，人的价值轻于鸿毛，物的重要性常高于人的重要性，人并不是社会生活和国家政策议程中心的主角，长期缺乏"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种社会观念通过最细微和最普通的生活细节反映出来。值得庆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生活质量提高和独生子女一代步入社会生活，个人文化和以人为本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个人需要、个人责任和个人文化有了自己应有的空间。

计划经济体制和准军事化管理模式也妨碍了福利事业与理论研究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共识是计划经济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窒息了福利事业的发展，使之无法及时回应多样和变迁的人类需要。国家承担完全和无限福利责任，形成国家包办福利事业的局面，没有形成国家、集体、市场、家庭、工作单位、社区和个人责任共同促进福利的多元主体格局，而且福利事业发展缺乏竞争活力与动力源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左倾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家福利提供和企业职业福利待遇主要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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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相信人人都是向往幸福快乐的,然而每个人幸福快乐又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对于幸福快乐的追求和探索自古至今从未停止过,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全力发展经济的今天,快乐经济学逐步进入了我们的眼帘。以幸福快乐作为主题和方向来研究的经济学分支,主要有“福利经济学”、“幸福学”和“快乐经济学”。本文采用快乐经济学的说法。

一、快乐经济学简单描述

传统经济学为了计量的方便而以财富和收入作为幸福快乐的近似物。这种近似替代,使经济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也使它受到了批评。而以幸福快乐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经济学领域――快乐经济学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它在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流行病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综合运用了传统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数学、会计学等研究方法,构建了其研究体系,扩展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效用和福利的概念,强调了除财富以外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无可厚非的是,快乐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不仅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和延伸,而且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拓展和完善。

二、快乐经济学溯源

(一)快乐思想的历史溯源。快乐思想首先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公元前341至前270年)提出的。他指出,人一降生就是趋乐避苦的。这种与生俱来且持续存在的感受与要求,使追求快乐成为人类的本性。生命有限而欲求无限,人的欲望永远不会得到饱和的满足。他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和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伊壁鸠鲁的快乐思想在当时和以后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国的约翰・洛克(1632～1704年)融合了霍布斯的利己主义和柏拉图的情感利他主义,强调自然赋予的人对于幸福快乐的欲望,认为其是一种先天的倾向或者实践原则。“我们称那易引起我们快乐的为善,称那易引起我们痛苦的为恶”。由于他融合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所以认为人们应该理性地控制欲念。

英国的杰里米・边沁(1748～1832年)更是快乐思想的一个集大成者。“可以说边沁是第一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为最高原则和最终目的的人生哲学家;也是第一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基础,坚持‘幸福’的数量意义,‘大’的数学意义,而展开自己体系的伦理思想家;并且还是第一个试图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则运用到政治、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实际领域之中去的改革家。”边沁认为,追求快乐不仅仅要有道德准则,而且还应有数量指标,以计量苦乐,并且提出了测量幸福快乐的七个指标,它们分别是:强度;持久性;确实性;远近性;因缘性;纯洁度;广延性。这是边沁的快乐理论的特殊贡献。他较为系统地阐述、集成并发展、完善了快乐主义思想体系,把快乐主义理论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并对当时西欧社会的功利主义思潮的蔓延产生了重要影响。贝克尔肯定了边沁快乐主义思想对人类行为分析的重要意义。

同样也是英国人的约翰・穆勒(1806～1873年)在其《功利主义》一书中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进行了拓展和完善。其认为美德也是争取快乐的手段,快乐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他更强调从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相互需要中来论证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经济利益与道德情操的辩证统一性。

(二)传统经济学中的快乐思想。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基本假设即理性经纪人假设,就包含着快乐思想。在经济学中,快乐主义思想实际上也是贯穿始终的。斯密首先认定追求幸福的利己主义本性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出发点,使快乐主义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心照不宣”的前提。他最初的《道德情操论》,对于情感快乐进行了大量研究。穆勒把人的利己主义应用在古典经济研究,创立了早期的效用主义经济学说。是经济学由“客观分析转向主观心理分析,把经济学变为‘痛苦和快乐的微积分’”。而到了19世纪七十年代,杰文斯和门格尔建立起了边际效用理论,传统经济学发生了发展历程中重要的边际革命。认为劳动的身心所承受的痛苦为负效用,劳动的收益即得到的快乐为正效用。并且在边沁的快乐的可计量的基础上,提出了拥有数量概念的快乐、痛苦、劳动、效用、价值、财富、货币和资本等。而均衡的劳动时间则由劳动的边际收益(正效用)等于边际成本(负效用)来决定。而边际效用理论组出现后就影响着传统经济学的发展。20世纪初期,作为经济学分支出现的福利经济学开始涌现,其关于经济发展即为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和帕累托最优等的提出,明显具有快乐主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的思想。“最终而言,福祉或者快乐才是人们的终极目的。”这些都表明,快乐思想实际上在传统经济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贯穿始终。

三、快乐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经历了边沁等人关于快乐思想的发展,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被提出,其最早出现于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庇古认为,福利就是人们对于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而福利中,社会福利是包含着经济福利的,社会福利中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是经济福利,并且经济福利体现在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大小上,据此建立了边际效用基数论。

而以卡尔多、希克斯等人为代表提出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并进行了大量讨论。他们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并且把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这种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也是无法比较的,不能用基数表示效用的大小,只能用序数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并且反对旧福利经济学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去的命题。

美国的查德・伊斯特林是最早对快乐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伊斯特林悖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并且认为应当思考个人与他人间收入比较的效用。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作为一位始终关注并肯定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学术领袖对于幸福问题的讨论最具有代表性,他通过引入创新性概念即功能和潜能,成功地把对物质方面和个人所取得的结果方面的考察与对权利和自由方面的考察结合在一起。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森一直试图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更多地加入伦理视角和哲学视角,对原有的新古典范式和福利经济学命题都有中肯的批判。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的丹尼尔・卡尼曼,其最大的贡献是“把心理学成果与经济学研究有效结合,从而解释了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并且他认为,快乐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和行为动机的真正本质。“这是工业化革命后经济学的第二次现代化,旨在实现经济学后现代转型。”

美国华裔奚恺元始终致力于研究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他是第一个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概念引入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他认为更多的财富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在其《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中分别从适应性理论、可评价性理论和社会性比较以及时间模式三个方面证实“财富≠幸福”,他同时提出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并且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幸福学”。

澳大利亚华裔黄有光所提出的“快乐是人类经济行为的终极目标”的思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他认为幸福快乐是人生的最终目标,而且是唯一有理性的最终目标。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积极主张扩大公共开支以增进公平,改善宏观制度,进而增强人们的幸福感。黄有光与他人合作的论文证明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在个人偏好不变的情形下也还成立,并指出人际效用比较的必要性。这种比较并非是值判断,而在于认识到人们有限感受性下,以客观的方法进行比较,这又能支持一个边沁式的社会福利函数。

国内陈惠雄的《快乐原则》(2003年)中以趋乐避苦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本身”,“无论是利己还是利他行为,皆是为了人们自己的快乐”;并且把经济学划分为动力原理、运行原理、管理原理和发展原理四部分,完成了快乐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而且“归根结底只有人类自身的有限生命成本约束或者叫人力资源稀缺性约束这一条。”他还认为,快乐主要来源于对于需要的满足,而需要的满足又是依赖于对物质的消费,能够满足需要即满足快乐的物质即为财富。2006年他又从另一个角度对快乐经济学中的理论难点、发展向度与现实价值做了阐释。

四、快乐经济学中关于快乐的计量

随着心理学、生理学、脑科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快乐经济学中关于快乐的计量获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很多经济学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快乐计量理论和模型。主要有杰文斯的快乐/效用模型、尼尔・卡纳曼的日重现法、陈惠雄的快乐计量理论等。

(一)快乐―效用模型。效用是指商品等满足人的能力。效用与欲望、需求(快乐)一样是一种心理感觉。具体商品的效用的大小没有统一的标准,取决于消费者在消费这种商品时的感受。杰文斯提出了“快乐、痛苦、劳动、效用、价值、财富、货币和资本等等,都是包含着数量的概念,因而可以推想为可以测定”的观点。并认为,快乐与效用是成正相关关系,人类的一切行为其目的就是实现效用(快乐)的最大化。因此,可以通过对效用的测量来计量快乐的程度。

(二)尼尔・卡纳曼的日重现法。尼尔・卡纳曼在《描述日常生活体验的调查方法――日重现法》中提出了日重现法这样一种测度幸福值的方法。日重现法就是根据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测试者回忆、再现一天来有关幸福快乐的状态,并对这些状态评估的计量方法。日重现法结合“时间-预算”法和“体验取样”法,评估人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的各种不同活动和安排。参加者利用为减少回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他们一天来的活动和体验,从而达到对快乐进行计量的目的。日重现法实质是统计上的现象学方法,是一种融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于经济学中的方法。

(三)黄有光的快乐测量模型。黄有光在坚持快乐的可计量的基础上于提出了一个效用计量公式,来证明快乐的可测量和人际可比性,并以快乐积分计量的形式展开,即以“最小可感知的快乐”为计量单位进行快乐测量和人际比较。并根据这一计量模式,提出了数量测量方法和直截测量法两种快乐测量模型。

(四)陈惠雄的快乐计量理论。国内的陈惠雄提出了快乐的可测度性理论及其测度方法。他认为,快乐是人身机能的一种客观存在,而能满足快乐的物质或状态也是客观的。并设计了主客观相结合的快乐指数体系,提出了包含个性与健康、福利供给状况、分配公平性、家庭状况、职业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七个影响快乐的变量系统,并在其《快乐原则》一书中提出了社会调查法(快乐感知调查)、科学测定法(客观变量分析法)和寿命衡量法三种计量快乐的方法。

五、简单评述

快乐经济学历经时代的发展,为人们探求幸福和快乐从经济学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例如效用理论、帕累托最优理论等,无论是从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角度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为政府制定政策和民众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但其仍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快乐不可知论与快乐的计量。快乐、幸福、效用、偏好等这些事具有强烈的主观性的,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难免会陷入快乐不可知论,从而对快乐经济学的整个体系产生撼动,与此同时,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快乐可计量的难题,虽然各个学者和研究人员都为此做出了努力,但是到现在并没有出现像测量人类的基础生命现象血压等血压计一般的“快乐计”的出现,这也是快乐经济学迄今为止仍未解决好的难题之一。

(二)GDP增长与快乐增长。快乐作为经济学的分支,难免陷入传统经济学关注经济发展的漩涡中去,大部分不是与现当今关注GDP增长的经济学产生一致的注重GDP的增长结论就是与其刚好相悖。在过去50年里,美国的收入一直稳步攀升且人均GDP已经增至原来的3倍。然而,对在美国生活满意度的测量事实上是没有变化的,类似的情况在日本、欧洲和许多其他社会也都存在。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即伊斯特林悖论,这是快乐经济学发展至今的另一难题了。经济发展究竟是以幸福快乐为核心还是GDP为核心?经济增长而快乐未增长,那么经济的增长是否有意义?经济增长如何正相关于快乐增长?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快乐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需要做出补充和完善,从而为我们做出更多的贡献,以实现人类对于幸福和快乐的永恒追求。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吴道友,陈惠雄.中外快乐与效用研究典型模型述评.现代商贸工业,2008.10.

[2]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

[3]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83.

[4]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陈惠雄.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6]颜鹏飞.西方经济学研究大纲.经济学动态,1996.9.

[7]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黄有光.与阿玛迪亚・森有关的争论.经济学消息报,1999.5.28.

[9]尼古拉・阿克塞拉.经济政策原理:价值与技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7.

[10]王曙光.幸福的和不幸福的经济学[DB/OL].2006.

[11]丹尼尔・卡纳曼.经济学异化与复归之争“回到边沁”的真正本质[DB/OL].2006.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4-0044-08

一、引言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人类发展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争取幸福的发展史。正如保尔・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中所言，“我们的一切教育、思考和知识，都不过以怎样能获得我们的本性所不断努力追求的幸福为对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大概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像追求幸福那样燃起人们的热情。

传统上，幸福是哲学家们的思想驰骋和交锋的疆域。人类对幸福的关注，从尚存文献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他认为，有王者气质的人最为幸福，最不幸的是专制的独裁者。他还运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有王者气质的人的生活比独裁者要快乐729倍。从柏拉图开始，对于那些普遍认为满足感取决于一种合乎道德、并最终令人满意的“美好人生”的哲学家而言，幸福是他们的共同课题。对于幸福，有些人用愉悦回答，有些人用荣誉回答，有些人用对生命的反思回答等等。苏格拉底说：“我比较倾向于说，事物只要是愉快的就是好的（如果它没有其他后果的话），而事物只要是痛苦的那就是坏的。判断事物就是愉快还是不能带来愉快，幸福就是一种愉快。”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均主张德性（善）就是幸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各种回答都有道理，但如果可以在一些主要领域达成一致，就能获得进展。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里对于“什么是我们能够达到的善，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幸福”有详尽系统的论述，这种论述大体上可以代表他那时有教育的、有阅历的人们流行的观点，对其后几千年西方的思想界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就是幸福，那是灵魂的一种活动，相应于灵魂的两个部分（理性的与非理性的），就有两种德行，即理智的与道德的。德性是自足的，因而人具有德性就拥有快乐。关于幸福的几个特征，社会可以达成基本的一致。它必须是决定性的，是自我充足的，是积极的和相对稳定的。幸福等价于“活得更好，做得更好”。大卫・休谟曾说：“一切人类勤勉的伟大目的是获得幸福。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劳动购买的，而我们的是劳动的唯一原因。”这就是说，社会生活受人们的、欲望所支配，都是为了追求幸福这个目标。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生物学都在永不停歇地研究幸福的奥秘，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解读或解决人类幸福问题。

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追求幸福”是经济学的伟大目标，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经济学矢志不渝的梦想，同时也是历来的经济学家门前赴后继、争相高举的经济学大旗。经济学家讨论幸福似乎有些侵占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地盘的味道，难怪哲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经济学家讨论幸福问题是不务正业。可是经济学家不该讨论幸福问题吗？苏格拉底说：各种学问，最根本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怎样活着”的问题；把这个“苏格拉底命题”换个说法就是：各种学问，最根本的使命是如何使人类生活幸福，是如何增进人类福祉。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其根本目的也是研究人类的行为如何才能增进人类幸福，而不是传统上所定义的“研究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因为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大文豪萧伯纳曾经说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令经济学家很受用的名言，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不知道他是在何种意义上对经济学做出这样的评价的。不过，与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相比，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在幸福这个命题上做出多少实质性的知识贡献。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跟物质财富、社会环境、公共制度、心理感受等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哲学家、伦理学家、心理学家之后，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起幸福这个命题，这个变化本身，也许透露出一些对于经济学的变革而言非常重要的信息。

二、早期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斯密的《国富论》（1776）一书成为经济学科发展的分水岭，也奠定了今后经济学研究的基石。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将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定位于富国裕民，和斯密同时代的大多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以后的经济学家也都把他们的注意力用于研究国民财富或国民收入。国民财富（或收入）确实是古典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但是，如果说早期的经济学（经济学家）的主要目标就是物质财富，这肯定没有说幸福是他们的根本目标更确切。亚当・斯密出版的《道德情操论》（1759）和《国富论》，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可以是对人的欲望的调节，对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的抑制，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亚当・斯密相信，“经济人”追逐私利的财富欲望是完全可以通过劳动和交换得到满足的，并且这种满足和调节还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富国裕民的实现就是弗朗西斯・哈奇森所谓“带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社会幸福的实现。斯密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人类幸福的道德维度，其著作所体现的是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亚当・斯密开创了一个基于欲望制衡思想，基于对人类财富欲望的解放和伸张，以追求经济人幸福为目的的经济学幸福理论。

到了18世纪末，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开山鼻祖杰里米・边沁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将弗朗西斯・哈奇森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观点作为功利主义的根本原则。边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其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本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个人所获得的每一份财富都对应一份相应的幸福，而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越大时再增加等份财富，给他带来的幸福数量就越小，只有在人们获得财富的实际比例最接近时，社会整体的幸福总量才最大。不过，在边沁这里，幸福一词开始被“功利”或“效用”取代，幸福原理和幸福最大化也开始被“功利原理”、“效用原理”和“效用最大化”取代。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在边沁看来，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边沁认为幸福可以通过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和痛苦的情感的权衡来测量：快乐和痛苦的价值由强度，持续时间，确定程度，切近程度，增殖性，纯度和扩展范围七个因素决定。边沁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计算方法来度量个人的苦乐状态以及社会的苦乐趋势。边沁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原则，把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对快乐的最大化追求。边沁因此而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用效用计算幸福，用效用原理来表述功利主义原则。三是指出了效用递减律。尽管边沁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的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对效用进行数学分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经过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修正和完善后，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功利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哲学基石。穆勒用幸福主义修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划分，提出了快乐不仅有数量上的多少，也有质上的不同。快乐的数量指人们获得快乐的次数多少，快乐的质量指人们获得快乐的价值的大小。一般说，经验论者大都强调快乐的数量，认为感知快乐的次数越多，幸福就越大，而理性主义大都强调快乐的质量，认为不应盲目追求快乐的数量，而应注重其价值。他有一句被后人流传的格言：“作一个不满足的人比作一个满足的猪好些”。高质量的快乐应该是精神上的快乐，而精神上的快乐是高于肉体快乐的。他说：“就我们所知道的伊壁鸠鲁派的人生原理，没有不是认为理智的快乐，情感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操的快乐比起单纯感官快乐，其价值更高。我们都承认，功利主义的著作家一般都以心灵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主要在于前者的更持久、更稳妥、更便宜等”。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幸福是个具体的整体，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爱音乐，追求健康，崇尚道德，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穆勒不是以快乐为最终目标，而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穆勒还指出，幸福不是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一切与这行为有关的人的幸福。

边沁计算幸福的思想激励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边际学派精心设计了一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边际革命成功地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分析，使经济学蜕变成为对特定约束条件（收入或资源等）下的满足（效用或产量等）最大化问题的研究，成为一种单调的数理推导，经济学的人文色彩从而不断被淡化。边际效用论者，将效用作为主观幸福的测度，运用数学逻辑演绎人类的“快乐与痛苦”，效用被看作是个人快乐的数字测度，幸福是经济学显化的主题。以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为例，他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原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从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经济学就是痛苦与快乐的微积分。杰文斯认为快乐和痛苦此类的心理感觉不仅可以计量，而且可以通过一组无单位的“基数”来比较它们的大小和强弱。杰文斯认为，“经济人”之所以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性：一是，他们从消费品中获取效应；二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应最大化的。通过“效用”假设的引入，杰文斯看似解决了快乐或痛苦诸如此类不同体验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冲击如何测度的问题，但是，由于“效用”概念极为严格的假设以及具有的心理和生理的特点，使其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遭遇了难堪。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比较、选择、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由于未能突破主观效用的准确计量问题，主流经济学转向使用带来效用的商品数量（或货币计量，如收入）间接衡量。如马歇尔在其1890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效用被当作与欲望或需求有关的名词。我们知道，不能直接衡量欲望，而只能通过欲望引起的外部现象进行间接衡量。”后来的经济学多主张用可以衡量的客观商品来间接测度效用，建立主观效用和客观对象之间的映射关系，即效用函数。

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类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幸福）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既然经济福利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国民收入就是可以用货币测度的那部分社会客观收入，因此，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由此，在公共政策的导向上，就有“提高全社会的收入水平”以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向。庇古在1932年就提出：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经济福利水平的变化将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也朝同一趋势发生变化。“在许多限定性条件下，特定规模的社会的经济福利很可能愈大，国民所得的数量愈大，穷人所增加的国民所得的绝对份额愈大。”庇古的重要结论让很多经济学家无法接受，也因此引起对社会福利为何测度、如何由个体福利得到社会总福利的理论探讨，怎样才能够在不是一种极端的资源配置状态下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等等问题的研究热潮，形成了随后20世纪30-40年代福利理论研究的热潮。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凯恩斯借鉴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学说，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应加强“需求管理”，促进消费与投资，通过总需求的扩张来对冲日益提高的社会生产，从而解决就业问题。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他使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简化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国家干预主义对抗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从而把经济学的幸福主义改变为唯物质主义。凯恩斯关注的，如果极端一点讲，就是一个国家总体的货币收入（现代说法就是GDP）。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也好，IS-LM模型也好，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只要消费沦落为生产的附庸和工具，幸福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GDP崇拜症的根源。

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和罗伊・艾伦在《价值理论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了所谓的“无差异曲线”和“无差异分析”，并对效用进行了重新阐释，这就是所谓的“序数效用论”。更为彻底的是，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关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一个解释》一文中，从消费者行为的结果来反观这种行为时抛弃了效用这一概念并发展出一套“显示性偏好理论”，其基本精神是：消费者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购买行为暴露了或显示了他内在的偏好倾向，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来推测消费者的偏好。这种理论不基于“偏好关系（效用函数）―消费者选择”的逻辑思路，而是基于一个相反的过程，即“消费者选择―偏好关系”。该理论从消费者行为分辨最好的可能选择，换句话说，是从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显示他们的喜好。该理论的出现基于消费者需求理论是以边际替代率作为依归的，而边际替代率的假设就是消费者为了把功用极大化而作消费决定。虽然功用极大化的假设不受争议，但需求理论隐含着的功用函数就难以被准确计算。显示行偏好理论的提出就是要弥补需求理论的不足，借观察行为来界定功用函数。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借“显示性偏好理论”来刻画人类行为，背后隐藏的观点是一个人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提高幸福，至少在大部分情况下，收入提高对人的幸福而言具有正面意义。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个体的福利状况取决于他们当前的可行选择，如果个体的可行选择集合越大，那么以效用进行衡量的幸福感也就更高。由于“显示性偏好理论”是判断个体的选择及其效用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效用这一概念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然而，尽管“显示性偏好理论”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对人们的福利状况进行评价，并将效用视为个体福利的一个等价概念，但是，由于这种分析更注重对个体行为的研究，而往往忽视其主观思维状况，就导致长期以来经济学领域对幸福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空白状态。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进程中，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抽象了古典经济人的心理和伦理因素，使经济人成了彻底的经济动物和经济学分析工具。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追求主观幸福的经济学初衷。边沁的研究由于过分注重构成幸福情感要素的量而受到了很多质疑。一方面，受近代科学机械论倾向的局限，边沁在幸福测度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多远，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幸福能否被测度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以来，各国一直尊奉经济增长至上的思路，并且衍生出“经济发展意谓富裕，富裕意谓民主”的社会意识型态，从而忽略了对幸福问题的关注，以至于20世纪初以来的福利经济学和后来的新福利经济学都没有再尝试对人们的主观体验进行边沁式的度量，而替之以度量满足主观的“客观对应物”―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社会福利函数等。尽管效用是一个比较不容易测算的模糊概念，但是，由于边际效用学派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钻石与水的价值悖论”，大大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于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关心的只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增加人们的福利。此后的经济学家们普遍用效用取代了幸福，后来又用序数效用取代了基数效用，确立了序数效用在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幸福这个概念彻底地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在很长时间里，经济学都不再问津“幸福”问题，而把幸福研究拱手让于社会学或心理学。于是，主流经济学研究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重视财富多少，轻视人本身的幸福感受；重视稀缺性，突出表现为重视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钻石等物品，轻视无货币价值而使用价值很大的淡水、大气、阳光、环境等人类生存必需品；强调劳动，轻视劳动保护和劳动者的休闲；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轻视人们的主观需要；重视物质条件，轻视精神享受；重视国家的强盛，轻视民众的富足；重视工业化和城市进程的正效应，轻视其带来的负效应。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经济学家的内心是否还记得“财富增长可以带来幸福增长”的假定，经济学的发展，表现出对幸福越来越漠视和疏远。

三、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研究的回归

传统效用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人们获得幸福的源泉，经济越发展，一个人的财富或收入越多就会越幸福。然而，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是不是会接踵而至呢？

二战之后，由于原有的物质资本大量被破坏，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经济重建问题。因此物质的需求又重新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物质资源以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成为当时经济学所关注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各界都希望借助自然科学领域新发展的技术来对既定而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调配，最大化地促进增长，这是战后经济计划在世界各国普遍盛行的原因，也是数量经济学急速获得发展的社会基础。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国民的物质类要素即收入虽然有了大幅提高，可是国民的幸福程度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甚至有所下降。针对这一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1974年发表的文章《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人类：一些实证证据》中提出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即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也叫幸福悖论）”。原因在于，人们对于幸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于由收入带来的幸福适应性更强。也就是说，在经历了短暂的由于收入增加导致的幸福以后，人们的幸福程度又会逐渐回复到接近于原来的水平。在幸福的经济学与心理学研究中，对“幸福悖论”的解释存在各不相同的多种理论。这些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些理论认为，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包括：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的丧失、不平等、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地位外部性。特别是当这些非经济因素与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另一类理论注重的是“比较视角”。这类理论包括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这些理论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随之提高，导致收入―幸福曲线下移，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哲学家罗素对此作过这样的描述：“拿破仑曾羡慕凯撒，凯撒曾羡慕亚历山大。我敢说，亚历山大曾羡慕过未曾存在过的赫克里斯。因而你不能通过成功的方式完全消除羡慕，因为在历史或传说中总会存在一位比你更成功的人士。”这就是说，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由于提高的幅度不一样，提高幅度较小的人也会感到不公平、不幸福。罗伯特・弗兰克的“相对消费理论”为该领域经济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点。他认为，给定一个时点，一国的幸福度与相对收入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而除了收入极低的情况外（赤贫、绝对贫困），当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时，幸福度的变化却又很小。寥寥数语，点出的却是经济学中静态和动态两个不同视角。在弗兰克看来，一个人的主观福利与其相对地位有关。这就产生了一个零和地位竞争：一人受罚，大家无趣。因此，地位竞争仅仅导致个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幸福并没有增加。对“幸福悖论”的解释融合了行为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种研究视角，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基础，明确了经济发展追求幸福的本质和终极目的，呼唤着幸福主义的到来。

传统经济学将人性简单地定义为“理性经济人”过于片面单一，缺乏对影响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对“经济人”假定的简单接受和适应妨碍了经济学家对人类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真正动因进行进一步探索。如果“幸福悖论”成立，那么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千方百计地追求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目的，整个国家的政策也应当相应改变，由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顺利地实现。“幸福悖论”是对主流经济学物质化幸福理论的根本否定，它激发了人们对幸福问题的反思和研究热情。从此，经济学家们重新将注意力到幸福这个主观概念上，从而产生了新生的幸福经济学。最近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主张“幸福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

为建立一个更具解释力的幸福经济学，伊斯特林在区分幸福的时间点和生命周期差异后．整合心理学的定位点理论和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指出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在金钱领域和非金钱领域对效用具有不同作用。经济学的两个最新观点“习惯形成”和“相互依赖性偏好”支持了伊斯特林关于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的幸福效应观点，前者强调商品的效用受到经验性比较的影响，后者则认为商品的效用取决于他人所拥有该商品数量。伊斯特林的幸福经济学核心思想在于幸福适应和社会比较在不同领域以及不同因素中的作用是不均等的。幸福适应在家庭生活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质方面更具不完全适应性，社会比较的作用在家庭和健康方面比在物质方面要小得多。其含义是时间的重新分配可以增加幸福，经济政策应更多地考虑解释人的偏好。这种观点既吸收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观点，也整合了行为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新思想，丰富了幸福经济学的内涵。

随着“幸福悖论”的提出，在经济学领域，很多的经济现象，例如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和制度性因素等如何影响幸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了“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即效用与欲望成反比，与幸福成正比。过高的欲望不仅表现为人们对自己绝对收入水平的过高期望，还表现为对自己相对收入地位的过快提高的期望。这种欲望是与强烈的竞争意识分不开的。无疑，人与人之间的过度竞争无助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这是因为一方面竞争意识会产生竞争压力，而竞争压力会抵消人们通过竞争获得的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对许多人来说竞争的结果往往比所期望的不是更好，而是更糟糕，这种在竞争中受到的挫折感是不会带来幸福感的。当然，“效用”与“幸福”成正比应该是有条件的，即在人们达到温饱（包括温饱临界点）的前提下对商品的选择达到的效用才会产生幸福感，在未达到温饱（包括温饱临界点）的前提下对商品的选择有效用，但不会有幸福感。而且，“效用”与“幸福”在人们的心理效应中是不同的。“效用”是人们在选择和消费商品时的瞬时的满足感，一旦消费行为结束，人们的这种满足感很快就会消失。而“幸福”感是相对稳定的，其心理效应远比“效用”强得多。萨缪尔森给出的“幸福方程式”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在斯密那里是存在的。《国富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财富”(更现代的表述就是“效用”)更快更大地增长；《道德情操论》就是告诉人们，如何使“欲望”在道德规范中不至于恶性膨胀(和许多宗教所推崇的“无欲”是有区别的)。

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文献从人们的主观感受出发，以可观察的事实为基础，不仅考虑了收入对人们福利状况的影响，同时还在这一过程中加入了其他因素。当然，这一发展过程得益于经济学的跨学科发展，特别是与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互为利用与融合，这使得经济学也逐步演化成一门不仅关注人类财富，同时也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学科。诚如200多年前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坦言：“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现代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正是经济因素研究和人的行为心理研究的巧妙结合，回归了马歇尔所说的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这种回归，对经济学的发展和人类的未来福祉无疑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正像世界知名学者、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所指出的，经济学还是应该回到她的出发之地，不管经济学如何发展，她总要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命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阿玛蒂亚・森从幸福的反面――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幸福――对幸福经济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1981年写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力授予和权利剥夺》一书中，提出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粮食总量的缺乏，而在于穷人获取粮食能力的不足，并提出了分析贫困问题的“能力的方法”。他的观点为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及世界各国的扶贫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玛蒂亚・森教授，表彰他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其获奖理由是森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福利指标设计和关于贫困和饥荒的实质研究，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表达了对社会最底层人员和财富分配问题的关注。森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伦理价值，从道德层面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以批判的视角来研究福利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进一步促进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回归。森于1999年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这本书的主题，是森在卷首开宗明义地提出的发展观：“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一般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般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观点。森指出，这些在发展过程中很重要，但最终来说，它们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人才是发展的中心。因此，他认为，发展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人谋幸福。在该书中，他对传统经济学中幸福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指出功利主义的三个缺陷：一是漠视分配，只关注总量的增长，忽视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二是忽略权利、自由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不认为权利和自由有其自身的价值，它们只是间接地、而且只是就其影响效用而言是有用的；三是适应和心理调节。森认为，对于长期处于受剥夺状态的人们，效用计算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穷人的穷其实不在于他们没有钱，而在于能力的缺乏。扶贫也不在于给他们多少资金，而在于培养他们生存的能力。总体幸福并不是个人幸福的简单加总，而是构建一个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良好的制度环境，最终的结果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强求一致的。森把人类的幸福更多地归结为人类选择自由的拓展以及人类的能力自由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森又回到了经济学的古典精神，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福利和幸福，关注普遍的人类命运，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仍然主要以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这一基础正是近年来经济学被批评为“一门冷冰冰的学科”的原因。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纳曼教授，表彰其将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使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理论的思考范围。卡尼曼主张放弃理性选择假设，更多考虑心理偏好、价值观念等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与快乐的正相关性在逐渐减弱，幸福更多地来自于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物质财富本身。行为经济学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模型中的不足与缺憾，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完全理性、人的自利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等基本前提假设，从而确立了经济学主流向以人为本方向转变的趋势，实现着幸福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回归。回归幸福的经济学标志着当今经济学主流由理性人研究转为行为人研究的变化趋势，以及社会价值观念由以物为本的财富观转为以人为本的幸福观的变化趋势。

美国华裔奚恺元始终致力于研究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他是第一个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概念引入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他认为更多的财富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幸福，2003年在其《从经济学到幸福学》中分别从适应性理论、可评价性理论和社会性比较以及时间模式三个方面证实“财富≠幸福”。他同时提出幸福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并且把这种理论称之为“幸福学”。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财富增长促进幸福增长”只是一个假定，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普遍的真理是不对的。在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回归中，许多研究表明，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但另一方面，完全否定这个假定，认为财富增长一定不带来幸福增长，甚至是一定带来幸福的负增长，也是不对的。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增长，在逻辑上并不能够推出，幸福增长要求财富负增长（实证研究也不支持这种推论）。回归幸福的经济学不否定已有的经济学的成就。作为分析和追求效率的科学，我们记住成本和收益不只是以货币计量的所费和所得，其终极目标是“幸福最大化”的付出和成果，是非常有用的。

经济学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的问题，或人类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福的问题。经济学家到了该关注幸福问题的时候了。就像一个轮回，经济学在徘徊了两百年之后又回到了她的出发之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陈腐的教条必须被抛弃，其合理的方法论内核可以继续发挥作用。在面对幸福这样一个深沉的、凝重的、广阔的、极具有历史感和哲学感的题目的时候，经济学家再也不能怀着一种骄傲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情结”了。经济学家的目光不得不变得开阔而宽容，他们不得不向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学习，向他们寻求方法论和理念上的支持，与他们进行更具建设性的有效的沟通。这也同时意味着，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研究，有可能开启一场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实质性的革命。对于这门学科即将爆发出来的经济理论革命和社会伦理革命的巨大能量，我们拭目以待。

四、幸福经济学的价值和发展向度

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开始把经济增长置于核心视域。事实上，经济增长是工具价值，幸福才是终极价值。资源配置、社会分配、增长方式等所有经济问题的核心，最终都要看是否有利于增加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生活。如果经济有增长而幸福没提高，这种增长不是无意义也起码是缺乏意义的。假如不明白经济的核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们的幸福问题，就会迷失经济发展、经济转型、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向，并在遇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环境损害等矛盾时，缺乏根本性科学的取舍原则。经济学如果脱离“幸福”的核心命题，最终会导致它不知所终。

尽管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幸福与经济学的融合也经历了较长的过程，然而，从当前的现状来看，这种融合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极具参考意义的价值：一是，经济学的幸福研究使经济学从传统的仅仅考虑资源分配的模式向如何平衡稀缺资源和人类欲望两者之间的冲突转变，并在两者间搭建了人的适应性、社会比较性和期望调整的心理桥梁，极大的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版图。二是，从幸福与经济学融合过程来看，由于借鉴了来自于诸多其他学科领域（特别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得以展开，对个体的主观世界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的范围并得以快速发展，因此，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特别是理性假设得以完善和修正，这为经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三是，揭示了幸福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的终极价值理念。经济学的幸福研究根本地改变了新旧福利经济学把对人类福祉的研究局限于偏好或效应的做法，把经济学的福祉研究提升到人类幸福的终极层面，将效应从幸福的角度重新界定，回归了经济学的伦理本源。从幸福作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来看，如果说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而言是人的发展，那么这种融合还体现了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应具有的人文关怀。相对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而言，这一价值理念的转变非同小可，它是对人类行为最高价值与行为的终极准则的偏好明示，并与体验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形成某种相互支持。比如国民幸福指数，幸福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实际上不在于对它的测度，而在于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使研究向真理的极限逼近。国民幸福指数统计的开展与幸福经济学研究可促进和引发一场思想运动，从而在国民心中逐渐形成一种思想共识。幸福研究大有可为，它可使经济学从单纯的数字关注转向关注人本身，重新回到“人类行为的经济学”上来。正如微积分是因为工程师觉得好用而最终被坚持传承下来并且得到了证明一样，对幸福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也将可能为经济学创造一个更灿烂的前景。对幸福的研究将给予经济学一个崭新的视角，丰富并深化了经济学的内涵，促使经济学家更加全面和深远的考虑问题，并且促使经济学更好地和其他社会和自然科学融合来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追求幸福―我们的终极目标。

幸福经济学要完成其作为经济学分支体系的理论建构，需要着重在以下两方面获得突破与发展：一是在幸福经济学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方面拓展，借助于哲学、经济学、脑神经科学、行为学的理论与知识，在幸福生成原理、需要原理、广义效用理论、消费原理、生产原理以及公共政策选择等方面形成微宏观相结合的一体化研究，以构建幸福经济学的系统化理论机理，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由于幸福是人类行为之核与终极价值，这个内核的结构与价值体系是丰富的，因而需要借助于脑科学、行为学、伦理学(如动物快乐)等多学科知识。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均已有这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以解释人们偏好行为的形成机理与苦乐体验生成的系统原理，但这些研究仍是尝试性的，离幸福经济学的系统性距离尚远。二是与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结合，吸收其他学科对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幸福指数、快乐指数研究的成果，形成对幸福计量的理论机理与方法的系统研究。这一发展的经济学介入角度主要是通过研究与设计基于主客观因子结合、自诉客观因子与统计客观因子结合的幸福指数量表，以便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量表的基础上，通过大样板、规范化、系统化的国民快乐、幸福状况调查，来实现国民幸福指数核算方法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显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效果提供重要的评价依据，同时也为幸福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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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肖仲华.西方幸福经济学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5）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论文摘要：本文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与自由放任或国家干预、社会保障与福利、社会保障与福利改名社会保障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对建立我国社会福利保障学说的启示。 一、导论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阶段，它经历了一个从否定社会救济到主张社会福利的思想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作用的社会保障思想、德国历史学派提倡国家福利的社会保障思想、福利经济学关于福利保障的思想。二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阶段，它标志着福利型社会保障思想的确立，具体内容包括两方面：凯恩斯主义的福利保障理论、“福利国家”论者的社会保障理论。三是西万社会保障理论的多样化发展阶段，它表现为当代西方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其他经济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增长学派、未来学派等关于社会福利保障理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贝弗里奇（W T． Beveridge）在1942年11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中已说明：“社会保险应旨在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收入”，“‘社会保障就是对收入达到最低标准的保障”，“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至于有些阶层要求保障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那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深险计划去解决。他认为，英国社会政策应以消灭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祸害为目标，主张通过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国民保障制度，对每个公民提供七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失业救济、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妇女福利。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不限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应包括所有公民，并且不论贫富都按统一的付难交纳保险金；二是政府统一管理原则，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组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三是全面保障原则或公民需要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三种保障方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可以说，贝弗里奇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基本功能与原则，而且说明了社会保障在实际运行中的机制。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理论为西方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西方对会保障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笔者由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问题。 二、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1．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西方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因而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功能的肯定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这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已由解决劳资纠纷、缓和劳资矛盾逐步转向构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功能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将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将其归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将其作为政府调节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这样，社会保障的功能就由社会功能转变为经济功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规模和需求水平。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无限扩大“福利国家”的功能，使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必然导致“福利国家”危机和“福利国家”论的危机。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是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反映了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发展的特征。 2．关于社会保障与自由放任主义或国家干预主义的关系问题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自由放任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关系。古典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而对社会保障持否定态度；现代新自由主义如现代货币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学得、公共选择学派等都认为社会保障破坏了市场机制的功能，严重影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因而反对“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6）

关键词：庇古 经济伦理 福利经济 公平观

阿瑟•塞希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是英国20世纪初继马歇尔之后新古典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他于1912年出版《财富与福利》一书，1920年，该书再版并更名为《福利经济学》，此著作第一次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庇古由此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的经济学说以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讨论经济福利方面的有关问题，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福利经济学体系。从庇古的代表作《福利经济学》一书的理论体系上看，他较之前辈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对经济公平和国民所得分配的合理性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的学说“表达了对穷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并且希望经济学能够引导社会进步”。庇古所阐述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思想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基础，主要源于古典经济学的伦理传统和效用主义。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福利经济学同西方的伦理哲学有着直接的理论渊源。

庇古福利经济思想的伦理内涵

（一）收入分配的结果公平观

在庇古以前的古典经济学中，斯密的经济理论被称为“财富”经济学，因为他的《国富论》研究的是国民财富而不是国民福利；杰文斯创立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尝试着将经济学视作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从经济伦理的角度看，庇古提出的“福利”一词较之杰文斯提出的“快乐”一词，其伦理意义更加深刻。庇古指出，福利是项范围非常广泛的事物，是一种意识状态。而在社会生活中，一项可用的测量工具是货币。在他看来，要增加经济福利，就要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国民产品的数量，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庇古在研究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变化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指出，把财富由富人向穷人转移，使富人不太迫切的需求受到损失，但是却满足了穷人们较为迫切的需求，这样社会的总满足会增加。也就是说，一个人收入愈多，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愈小；收入愈少，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就愈大。因此，如果将富人的收入向穷人转移，富人所失去的经济福利较之穷人得以增加的经济福利要小得多。由此庇古给出结论：任何能够增加穷人的实际收入而又不减少国民收入的措施都将增加经济福利。

综上所述，庇古的观点一方面说明机会均等以及竞争起点的公平和公正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与前辈的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约•穆勒一样，另一方面庇古把国民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加以重视和研究。由此，庇古将古典经济学的公平伦理观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收入转移是国民收入公平分配的基本途径

在庇古看来，增加国民收入可以促进经济福利的增加，而国民收入的增加需要改变穷人与富人间的收入分配不均。因此，要促进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必须在富人与穷人间进行收入分配的转移。

首先，庇古分析了由富人向穷人转移的预期对国民收益的影响。他将从富人那里转移收入的方式分为两种：“自愿转移”和“强制转移”。他认为：“富人们拥有的公共理想常使他们将财富捐出来救济穷人”，对于富人自愿转移的预期，很可能使国民收益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不幸的是，可以肯定，自愿转移的数量比社会一般感觉所需要的由富人转移的总额远来得少。因此，相当数量的强制性转移是必要的。所谓强制转移，就是租税，并且是主要针对高收入所得及财产所有者累进的直接税。它在实际上最可能凭借的是课于所得的税以及在死亡时课于遗产的税。庇古认为对于那些富有的资本家来说，“强制转移”只要不妨碍资本积累，他们的收入应是有保证的，因此，只要符合均等牺牲的原则，“强制转移”并不会对国民收益造成损害。

其次，庇古还分析了向穷人转移国民收入的预期对国民收入可能产生的影响。庇古否认了任何收入转移的预期都将使穷人变得懒惰和浪费的观点，认为实际上不同形式的转移对穷人会产生不同方式的影响：

第一类是指接受者能实事求是地充分发挥其个人能力之后的转移，即穷人为了够资格获得这种转移收入，必须已经工作并有储蓄足够他在60岁之前不需要此项资助。一旦达到此项条件，一个比较穷的人将比一个不太穷的人获得较多的资助。以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对穷人转移的预期，将刺激而不是减少接受者对提高国民收入所作的贡献。第二类庇古称其为中性转移，是指受益者只要符合某些条件，其受益并不因经济上的自愿性活动而改变。中性转移若是以货币形态进行，可能引起接受者对劳动的厌恶，由此减少接受者对增加国民收益的贡献。但当中性转移以实物形式完成时，如由政府提供公共卫生设施、向贫民子女提供免费的教育服务等，由于某些人是如此之穷，他们不可能将收入中的任何部分用于修建上述设施或购买此种服务，因此他们追求货币收入的欲望并不会受到影响或降低，当然他们的劳动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对中性转移的预期将使国民收入的数量保持不变。第三种转移是指规定某一最低收入标准，任何低于此标准的穷人将获得一定的援助。在此标准之下，凡接受者自己所获得的收入愈少，则给他的援助愈多。庇古认为，只是无条件的普遍补贴制度，才可能造成贫民的懒散与浪费。

（三）国家干预是消除市场负效应的重要手段

庇古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批判了自由放任的理论观点，是凯恩斯革命之前最为坚定的政府干预理论的鼓吹者。

首先，在缓和经济不平等方面，庇古提出了以政府干预来缓解失业问题的主张。1927年，庇古针对英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状指出：“如果说战后政策对失业增加5％负有责任，那么，我国经济学界就面临着一个战前经济学从未去研究的问题。失业增加5％，―当然，我并未强调准确数字―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他并不认为工人阶级的收入下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取的，他同意用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庇古曾与凯恩斯一同撰文，对古典经济学崇尚的节俭的美德进行了间接地批判，同时也批驳了个人行为在促进社会公共利益方面比政府行为更有效地观点。庇古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实际上与凯恩斯以后所提出的国家干预主义具有广泛的一致性。为此，英国经济学家哈奇森甚至提出要“破除凯恩斯革命的神话”。他说道，“人们可以大胆地指出，如果英国的‘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坚持庇古在1930年提出的成熟并赢得广泛赞同的建议―并且采纳了这个建议―那么，英国经济政策就会取得比实际取得的更为可观的成功”。

其次，庇古主张依靠国家干预来矫正外部经济效应。庇古将厂商每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增加的产量定义为“边际私人纯产品”；将社会每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增加的产品定义为“边际社会纯产品”。庇古认为，由于自利心的作用，一般来说，厂商只关心其自身私人边际纯产品，并不关心社会边际纯产品。他们并不会致力于消除外部经济效应以致私人边际纯产品与社会边际纯产品相等。故而为使国民收入得以增加须避免私人边际纯产品与社会边际纯产品的相互背离，这也就需要国家对经济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庇古给出了国家干预的具体措施：首先应健全相关立法，如制定保障专利发明人的专利法等；其次，对边际私人纯产品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品的生产领域进行征税，在边际私人纯产品小于边际社会纯产品的生产领域给予补贴。

第三，庇古指出国家应在维护产业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产业和平（Industrial Peace）是庇古最早关心的问题之一。1905年庇古获得亚当•斯密经济学奖的论文题目就是《论产业和平原理与方法》。在《福利经济学》中，庇古又用大量篇幅探讨了这一问题。庇古所说的“产业和平”意指不发生罢工或工厂关闭停产的冲突事件，劳资双方之间是和谐共处的。他认为罢工或工厂关闭停产会使劳动力和生产设备处于闲置状态，这将直接影响国民收入进而使经济福利受损。随着劳资纠纷在各产业间的蔓延，造成的福利损失还会不断加剧。故此，产业和平对增加国民收入及福利是有重要促进作用的。

第四，庇古提出国家要致力于消除劳资间的不平等，保障工人工资的公平。庇古认为，相当多的产业纠纷都是围绕着工资问题展开的。因此，解决工资是否公平的问题与维护产业和平有着重要的联系。他认为公平意味着对利益与损失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得工资与效率成比例，而效率则以边际纯产品乘以该产品的价格来计算。庇古发现，工资的不平等有着许多表现，他着重指出的一种表现是某些地区和职业的工人，所得工资少于他们给予企业净边际产品的价值，因为他们受到了剥削，如要用外部干预的手段消除剥削，会使得国民收入得到增长进而使福利增加。庇古还特别强调，妇女由于社会地位低下，面临被剥削的危险更大，因而更应当通过国家干预来保障她们与男子获得同等的工资率。

经济伦理视角下的庇古福利经济思想评价

在继承了效用主义伦理传统的基础上，庇古坚定认为福利经济学是解决物质福利问题的，他指出社会应该使整体福利总和达到最大，但是由于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有利于穷人的收入分配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20世纪30年代以后，庇古的福利学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些学者指责他将价值判断引入经济学，从而使经济学从实证科学变成了伦理科学。随着西方经济学界“序数主义革命”的到来，以勒讷、卡尔多、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序数效用论和帕累托最优为理论基础，建立了有别于庇古福利理论的新福利经济学。然而，连西方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承认：“不能说这样精心雕琢的福利经济学是全然令人满意的，显然还有许多困难”。从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看，庇古的福利思想并非像新福利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庇古的思想比某些新福利经济学家的思想更积极可取。

首先，庇古提出了“福利”的概念，主张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不是“财富”而是“福利”，是经济伦理的一个巨大进步。李特尔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评述》中曾写道：“福利经济学和伦理学是无法分开的。它们是分不开的，因为福利的术语是价值的术语”。在该书的注释中，李特尔还指出：庇古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是“满足”一词，是庇古将“福利”一词完整的引入了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当中并取而代之，“福利”这个术语要比“快乐”这个术语更具伦理意义，“社会福利”、“社会快乐”和“国民财富”三个词语的涵义大不相同。笔者认为这三个词语的最本质不同在于福利应该由谁负责。在欧洲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个人应对其福利负责的观点，也就是说，雇主和政府都无须对工人的福利负责。近代社会福利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而不是私人是提供各种社会福利的主体；社会福利愈来愈多地按应享之权利，而不是按需要来提供的。这样就不仅解决了人民的福利实际上无人负责的问题，而且将人民有权享受必要的社会福利和安全保障视为基本的人权之一。与由其主人来承担和由个人负责的福利观相比，后者显然是人类社会一项重要的道德进步。而庇古所关注并倡导的，正是后一种福利观。庇古的福利经济理论不仅顺应了人类道德和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同时又为推进这种进步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

其次，庇古修正了古典经济学的只要机会均等就是公平的观点，提出了机会均等还要兼顾结果公平的经济公平观，这显然是更具伦理价值的一个重要思想。最早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中，就隐含着这样的命题：只要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均等，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自然的促进社会利益的增长。同样，这种机会均等的经济伦理观在穆勒的学说中也有很明确的体现―“我们必须假定，每个成年男子或妇女都能自由使用和发挥其体力和脑力；生产手段―土地和工具在他们之间公平地分配，这样，就外界条件而言，任何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上述观点明显是一种机会平等的经济伦理观，这种观点突破了那些封建特权思想，保障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为整个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但是，它并不能保证天赋欠佳、缺少机会和运气的人可以摆脱贫困，也不会缩小富裕和贫穷的差距。“早期的古典经济学者们认为通过政府的干预来解决贫穷现象的任何努力都是愚蠢的”。不顾结果公平的后果是贫富悬殊愈演愈烈，由此引发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日益尖锐。社会财富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以以往从未有过的速度不断增长，巨大的社会财富与绝对贫困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对贫困的容忍将是对道德的亵渎，而且贫困成为了生产发展的巨大障碍。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国民收入分配愈平均，社会福利亦愈大”的观点，给出了使国民收入均等化的具体措施，即国家应采取必要的手段将社会财富由富人向穷人转移。这说明庇古一方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机会和起点公平的传统观点，另一方面较前人更多的关注了分配结果的公平。这种对古典经济公平观的修正具有重大的道德进步意义。不管新福利经济学家对庇古的理论依据进行了多么大的批判，现代福利国家的政策大体上还是源自于庇古的思想。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福利国家的实际不平等已经缩小。”因为“政府的收入转移方案使赤贫者摆脱了最困难的处境”。近年来，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关注分配结果公平的社会边际效益是不能完全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庇古的福利政策主张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解决分配结果贫富悬殊的社会弊病仍具有现实的价值。

第三，庇古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的缺陷和不足。首先，庇古的福利概念是从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引伸出来的。边沁曾提出：追求快乐、追求个人利益的功利原则，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庇古正是把这种资产阶级的道德与政治原则作为自己的福利理论的前提的。因此，功利主义伦理学表现出的所有缺陷被庇古完全继承下来并体现在其经济伦理思想之中。其次，庇古的经济伦理思想深受马歇尔的影响，认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里是不存在不自愿失业现象的，工人失业完全是自己造成的，是自愿的选择。这种“失业有理”的论调，显然是裸地为工商业主阶级的利益说话。第三，庇古虽然主张通过转移国民收入来消弥贫富悬殊的差距，但并不像穆勒那样对社会主义抱有热情。1937年，庇古专门写了一本小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各有利弊，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谁优谁劣。庇古曾劝导人们，如果他们有权指导国家的命运，“那么，暂时来说，他将接受资本主义的总结构，但是他要逐步加以修改”。对资本主义制度只能“进行改造，而不是连根拔除”，这就是庇古经济伦理观的最本质特性。

庇古福利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将增加国民收入作为提高国民经济福利的首要手段。国民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庇古认为，一国的国民收入决定着该国的经济福利水平。在我国，人口多、人均国民收入较少依然是制约我国建设福利国家，实现社会和谐的最主要原因。改革开放30年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要想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必须使群众的收入有实实在在的增加，这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我国必须清醒认识到收入问题即民生问题，必须继续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城乡居民收入能够实现普遍较快增长。这才是实现民富国强，增加国民经济福利的最根本途径。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不均，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福利增长的有效途径。庇古早就指出，要使经济福利增加，就必须消除国民收入的不均，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福利的是：第一，国民收入的大小，第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情况”。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81美元，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进入了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政府地位过于强势，导致分配向政府倾斜，政府财政收入连创新高，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在下降。加之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垄断企业收入分配不透明等等问题的出现，警示必须重温庇古提出的收入转移和收入均等化学说，努力构建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充足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调整，拉动经济发展，更加夯实我国今后发展的社会基础。

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社会活力的重要保障。庇古对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收入的转移，即将财富由富人向穷人转移。但是庇古强调了收入转移的非施舍性，更强调了收入转移要以不影响国民收入的总体增长为前提。财富转移与收入增长其实质就是公平与效率在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直是经济伦理的核心问题，也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发展只看效率，那么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会导致经济的盲目扩张、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和腐败的加剧，这也有悖于人类的道德伦理；只重公平，那么社会发展的动力将随着市场竞争力的降低而减弱，市场经济离开了竞争就失去了动力和活力，生活水平也将难以提高。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依据。效率与公平是相互统一、协调一致的，二者不可偏废一方。单纯的强调任何一方都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都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必须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要科学合理的使国民收入保持一定差距，在坚持公平的前提下提倡竞争和勤奋劳动，这样社会发展才会充满活力。

参考文献：

1.[美]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第7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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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埃德蒙•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英]李特尔.福利经济学评述[M].商务印书馆，1980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7）

《微观经济学》是教育部审定的经济、经济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经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是学好后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基础。因而，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学习好《微观经济学》尤其重要。作为西方学的一个分支，福利经济学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它拥有自己独特的体现框架，在内容上还涉及到了伦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所以，如何把福利经济学这个微观经济中的难点学好，就成了教师学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正是在微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关系的基础上，来谈谈福利经济学教学中的几点注意事项。

一、福利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

福利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着重介绍了利己主义的个人如何操控他自私的情感和行为。首先出现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1920年，A.C.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导致福利经济学的产生。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需要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将西方经济学背后所隐含的伦理问题明确地图了出来进行研究，是政策建议和评价政策所必需的，因此福利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也沿用了很多微观经济学中的教学方法。

二、福利经济学教学中的难点

1.由生产可能性曲线向交换与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的过渡

在微观经济学中，生产的帕累托最优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都可以通过埃奇渥斯盒直接推导出来，唯有交换与生产的帕累托最优需要借助生产可能曲线来获得。生产可能曲线用来描述在已知条件下，两种产品之间在用尽所有资源、技术的情况下所有生产组合的可能的点的轨迹。在一般教材的推导中，首先要借助生产的埃奇沃斯盒得到生产契约曲线，然后遍取生产契约曲线上的每一个点，得到相应的所有最优产出量，再通过两种商品的最优产出量变换到另一个坐标系当中，才能够得到生产可能曲线。

通常做法推导的生产可能曲线虽然步骤严谨，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并不容易单独理解，尤其是对于生产可能曲线凹向原点这一特征，需要借助边际转化率（MRT）随着横轴产品数量的增加也在增加这一个知识点。这时候可以脱出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从学生理解更为深入的机会成本角度来解释。生产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凹向原点：因为机会成本是递增的，这就意味着生产一单位的某商品，必须要越来越多的减少另一种商品的产量，以获得生产地一种商品的足够资源，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每点的斜率就代表了该点的边际商品转换率，随着`机会成本的递增,边际转换率也越赖越大，所以在机会成本递增的条件下，生产可能行曲线是凹向原点的。在解释清楚生产可能曲线的特点以后，在生产可能曲线上任取一点引埃奇沃斯盒，就可以完成生产与交换帕累托最优结果的推导。

2.一般均衡理论的教学

一般均衡理论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首先提出的。瓦尔拉斯认为，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它们的产出和供给，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量。瓦尔拉斯认为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供求数量和价格是相互联系的，一种商品价格和数量的变化可引起其它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变化。所以不能仅研究一种商品、一个市场上的供求变化，必须同时研究全部商品、全部市场供求的变化。只有当一切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个别市场才能处于均衡状态。推导一般均衡理论的过程并不是现阶段本科生能够理解的，所以关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假设以及后来经济学家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深入研究都尽量不要给学生讲的太过深入，只要把大的框架，即一般均衡理论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讲解清楚即可。

一般均衡理论的存在性问题和试探过程要着重理清脉络，而理论的互动作用的推导则要借助简化的市场的经济情况。一般是设置四个市场，其中两个是产品市场，两个是要素市场，从四个市场都达到均衡的状态开始，假设某一个市场因变动难以维持均衡，从而影响其它三个市场，而三个市场转而又会引起该市场的变动，层层深入，让学生更好的理解一般均衡的含义，从而对福利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有更好的理解。

3.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是指在经济主体的偏好被良好定义的条件下，带有再分配的价格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而作为其中的特例，任意的市场竞争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告诉我们，不管初始资源配置怎样，分散化的竞争市场可以通过个人自利的交易行为达到瓦尔拉斯均衡，而这个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有效的配置。介绍这个定理关键是要讲清楚该定理的前提条件：（1）充分竞争；（2）没有信息不对称；（3）没有外部性。第一条经济学家的方案比较简单，那就引入竞争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遭到经济学家反对的。在这点上，经济学家与消费者是保持一致的。竞争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对厂商是不利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都是市场失灵的经典原因。这大概也是我们需要政府的原因，政府是用来提供那些市场无法提供的东西的，而不是应该用来替代市场的，原因是因为刚才说的第一定理。完全达到三个前提是不可能的，所以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只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

三、注意事项

1.关于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

旧福利主义者更青睐基数效用论，他们认为效用是可以计量并可以加总求和的。表示效用大小的计量单位被称为效用单位。因此，效用的大小可以用基数来表示，正如长度单位可以用米来表示一样，货币也必须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既然如此，由于富人持有的货币量大于穷人，所以前者的边际效用小于后者。如果把一元钱从富人那里转移到穷人那里，整个社会的效用就会增加。所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以成为收入平均化的理论依据。所以新福利主义者更倾向于序数效用论。但这并不是说基数效用论就不对，序数效用论就对。事实上当新福利经济由于阿罗不可能定理陷入窘境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发现更应该把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联合起来研究，这是应该让学生了解的。

2.关于市场经济万能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肯定了完全竞争市场的本质在于可以最有效的分配资源、配置产品，可以到达帕累托最优，而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则保证了这种最优状态的存在。不过，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都要求有严格的假设条件：如市场上所有人都是价格接受者，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经济与理想化的完全竞争机制充分接近等。事实上，这两个定理的条件都是很难满足的，其“主要是一个信仰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参考文献：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小议经济学视角下的“幸福”

收录日期：2013年1月2日

一、幸福在经济学中的演变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经济学探讨的重要主题。休谟说：“一切人类勤勉劳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获得幸福。”亚当・斯密借鉴了这一思想，他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人”这一概念，认为市场中的个体通过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了“看不见的手”，最终促成社会福利的提高。

边沁将效用作为主观幸福的测度，运用数学逻辑演绎人类的“快乐或满意程度”，效用被看作是个人快乐、满意度的衡量指标，幸福成为经济学显化的主题。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人的幸福水平就是痛苦与快乐的综合结果。显然，经济学中早期的效用概念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心理色彩，它是幸福、快乐、满意度的同义词。后来的经济学多主张用可以补偿的客观对象来间接测度效用，建立主观效用和客观对象之间的映射关系，即效用函数。随后，幸福、快乐、满意度这些概念在经济学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了。

无论是个体福利还是社会福利的衡量，人们都选择了一种间接度量的方式，以带来主观福利的客观的手段，如财富、收入、资产、决策行为等衡量。以效用替代幸福，不仅会造成经济学研究与人类根本福祉目标的偏离，而且会导致人们对幸福规律的认识偏差。比如，经济学通常假设效用是随着消费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而消费水平又通常与收入、资产正相关，因此把效用等同于幸福，就会得出收入或资产越多就会越幸福的结论。这在理论上妨碍了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实践中则导致人类对财富、资产、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

20世纪中后期，心理学、行为理论的发展，古典的幸福理论有复兴的趋势，幸福、快乐、满意度又重新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线，甚至形成以幸福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幸福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教授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了经济学，他研究注意到一个“幸福-收入”悖论，即只要超出某个限度，绝对收入对个体的幸福就几乎没有影响。卡尼曼突破了理性人完全精确计算和理性决策的假设，将个体行为的利益驱使和主观偏好、信念、价值观等心理因素并列起来研究，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能力。苏黎士大学的弗雷教授认为收入提高不一定必然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幸福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制度、文化等社会因素强烈影响个体的幸福水平。

二、幸福经济学的主要发现

现阶段幸福经济学主要有以下研究发现，证明在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能影响个体的幸福水平。

第一，快乐适应性对幸福感的影响。个体对事物的接受过程往往分为三个阶段：注意、反应、适应。人们对生活中那些带来幸福感的事物的突然出现，在情感的第一反应――喜悦、满足、自豪之后，会进行快速而且无意识的合理性过程，从而使个体幸福感下降到原来的水平。研究表明，如果个体一直过着优越的生活而没有变化，会习惯优越的生活，不比一般人感到幸福。也就是说，舒适并不是幸福的重要因素。

第二，参照效应对幸福感的影响。参照效应是个体通常会根据一个参照点去评估一个结果，判断该结果对自己来说究竟是得还是失。参照点可以是个体的过去、现状或期望，也可以是与自己相似的人所获得的结果的状况。如果评估的结果为正，那么会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如果评估的结果为负，那么会获得消极的情绪体验。参照效应对著名的“幸福-收入”悖论作出了解释：虽然个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但相对于别人，个体的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同时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幸福感不能补偿闲暇时间减少、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等方面的损失，从而使个体的幸福感会下降。参照效应还可以用来解释攀比心理的形成。当个体的收入、社会地位等状况相较于周围人更好时会获得优越感，从而具有较高的幸福水平；反之，则会感觉不幸福。

第三，非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个体幸福感测度的是多维总体的生活质量评价，这种多维度量生活满意度的方法可以看作是一个认知评价的过程。不同的个体对比如健康、婚姻、家庭、闲暇、人际交往状况等各种情感状态赋予不同的判断比重，综合作出幸福水平的度量。非经济因素给个体的影响多为纯粹的情感体验，较少掺杂社会比较的因素，对个体的幸福感有更直接显著的影响。非经济因素往往不会受到边际效用递减性质的影响，相反，它带给人的精神享乐的无限性，往往具有边际效用递增的特点。

三、对个体提高幸福感的看法与建议

第一，由于快乐适应性和参照效应的原因，收入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当收入很低时，增加收入带来的幸福感较大；当达到一定水平后，增加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就会减少。从较高收入到更高收入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如果不能补偿挤出的其他因素所带来的幸福损失，则个体的幸福感可能反而会下降。特别个体能够很快适应奢侈的生活，“由俭入奢易”，存在着“踏水车”现象。即当个体为追求经济收入的增长付出更多努力时，对物质生活的适应性使人们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而人们的幸福感仍停留在原地。因此，个体应该正视期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参照点的移动，可以通过设立一个固定经济参照点，以削弱参照点移动带来的幸福损失。

第二，个体幸福来源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比如闲暇、健康、家庭、朋友、社会的认可等）的综合。收入对幸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种满足生活需要的工具，当收入水平达到或者超越了基本生活需要，个体就应该认识收入对幸福的边际效用水平会降低，有必要在非经济因素上投入以提高幸福水平。个体决策时应避免单纯追求经济收入造成的非经济因素的“挤出效应”而导致总幸福水平的降低。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个体应注意到追求经济目标不是幸福的全部，应加大对影响幸福水平的非经济要素的投入，必要时放弃部分收入增长，以保障稳定的非经济要素投入，保持较高的幸福水平。

第三，培养积极的人格特性。积极的人格有助于个体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情景。现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应的压力和风险感受也愈加强烈。经济收入因经济衰退或工作调整等因素突然降低后，个体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时，适当降低经济参照点有助于减少恐惧风险所吞噬的幸福。对于压力情景中的心态较正，应预先作好降低部分生活水平的准备，消除压力并坦然处之。主动认识和自我调整压力情景下的期望，是个体保持心态平和进而提高幸福感的一个重要途径。

主要参考文献：

[1]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J].经济研究，2006.11.

[2]王芳，陈福国.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6.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9）

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选择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损害经济增长和公民生活质量。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依据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增长是有限的，而质量的改善是无限的。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那么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因此，新的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转型，不仅仅限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但是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扩大应该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密切相关，即评价政府工作的好坏应该是看社会福利的改善，而不是看GDP的增长。因此，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面向福利增长的转型。

基于这些认识，本文深入研究了国内外有关政府规模研究的相关文献，并依据政府规模研究的理论解释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提出新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向注重福利提高转型。并论述研究转型的理论根据和意义。

二、政府规模研究的演进

(一)政府规模的概念及界定

广义的政府规模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一定组织原则建构的政府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政府规模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内在规模指政府职能和行政权力的范围及结构，即职能规模和权力规模。外在规模是指政府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的数量、结构以及行政成本消耗的数量，即机构规模、人员规模和费用规模。”

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影响的主要方面。表现在政府所掌握和调控的经济资源的规模和大小。国际上的研究主要采用政府总支出或各项目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

(二)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转型前的政府规模研究及理论解释

考察国内外相关的文献，根据其依据的理论，政府规模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层次。

第一阶段，对政府规模大小的研究和解释。早期对政府规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的变化及探讨背后的理论解释。主要结论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规模逐渐增大。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注意到一个经验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逐渐增大，即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鲍莫尔(Baumol)则推测，由于政府部门生产率低于其他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部门的产出成本将大于其他部门，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价格无弹性，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长。只能以政府规模的扩大来满足，即所谓的鲍莫尔成本。

研究者依据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大多数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需求导致的。一方面由于要纠正市场失灵。要求公共部门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增长，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Kauand Rubin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供给增加。因为技术进步使纳税经济活动增多及税收成本降低，从而使政府收入增加及劳动力供给增加，如果需求不变，则政府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

在实践上，现代政府早已摆脱庇古时期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凯恩斯的大政府论在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备受推崇。总之，对于政府规模大小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止，当经济高速增长。市场运行良好，人们就希望政府退回“守夜人”的角色。管得越少越好：而每当经济危机袭来，人们又很自然地期望政府充当“救市者”。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研究。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同样很好地解释了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例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官僚体制和财政幻觉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增长。但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规模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政府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会损害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中的官僚也是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官员函数中包含的变量包括薪酬、所在机构及人员规模、权利及地位等，这些变量与政府预算成正相关。因此，追求政府预算最大化是官员的目标。这种官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导致了“政府失灵”，从而使经济和社会福利恶化。公共选择理论主张限制政府的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Borcherdingand Lee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规模的研究转到关注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阶段。

Ram、Rubinson和Kormendi and Meguire总结出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扩大致府的规模将促进经济增长。而Landau和Barro的研究认为。政府规模扩大会降低人均收入，不利于经济增长。Folster andHenrekson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过度扩大政府的规模会造成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对于上述结果的不一致，一些学者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调的关系。Grossman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和证明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Armey证明并用曲线表达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称阿米曲线。而更进一步，Vedder and Gallaway、Pe，den等还证明了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最佳规模。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并不多，而且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与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占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马栓友、李国柱、马树才和刘方等学者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政府规模指标，研究并估计了我国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最优政府规模水平，得出大致相近的结果。

三、从经济增长到生活质量：政府规模研究的福利转型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占主导的情况下，对政府的评价是根据GDP和GDP的增长来判断的。但在发展已经定义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提高的情况下，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国际国内的研究者已经从实证上做出了尝试。

第三阶段：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近两年，国际上

关于政府规模研究的新动向是学者们开始关注政府规模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美国学者Antony Davies研究了政府规模对福利的影响。使用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支出分别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指标，利用15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发达国家DHI最大化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7％，政府投资支出占GDP比例为13％。总的最佳规模为30％。而发展中国家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与HDI正相关，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达到40％以后才对HDI有促进作用。

Christian Bi・rnskov等人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生活满意度作为福利指标，用政府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实证分析74个国家的政府规模是否有利于或不利于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刘长生等首次研究政府支出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作者构建了社会福利指数，以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规模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最优规模估计，估计出我国最优政府总支出规模为39.21％。潘雷驰对政府支出的增长率和HDI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得出政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研究虽然使用的指标与国际上的研究相似，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因此，值得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我国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实证结果和理论基础。

四、政府规模研究福利转型的理论根据

(一)生态经济学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理论从需求或供给方面可以解释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公共选择也可以说明过度的政府规模会对其他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和为什么会影响经济、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掌握和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新崛起的生态经济学，作为对传统经济学的反思，在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政府调控目标上可以解释上述问题。

1　新古典理论及传统增长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两个主要假设基础上的，但是这些假设遇到了挑战

假设一：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

假设二：福利的提高需要加强政府干预和扩大政府规模，以便纠正市场失灵。

第一，许多研究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福利的持续增长。Manfred Max-Neef提出“门槛假说”，即“在每一个国家似乎存在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生活质量的改进到达一个点，即门槛点，超过这个点，如果更多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下降。”之后，生态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增长存在福利门槛，超过这个门槛经济增长不再导致福利增长。

为了克服GDP作为福利测量的不足，Daly and Cobb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0f SustainabIe EconomicWelfare，ISEW)，Cobb又提出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Progress Indicator，GPll作为GNP替代指标来测量福利，发现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GNP持续增长但ISEW开始下降。之后ISEW被应用到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计算不同国家的ISEW发现，ISEW随着GDP的增长会达到某一点，超过这点ISEW的增长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原因是经济增长引起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使得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没有全部转化为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福利。生态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成为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这些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不一定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

第二，相对于福利的提高，并非政府规模越大越好，最新研究显示存在福利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前面介绍的Antony Davies的研究结论，即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Biornskov等的结论是，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这些结论构成了对假设二的挑战。

2　生态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评价政府的标准是什么

1977年赫尔曼・E・戴利fHerman E.Daiy)发表了《稳态经济学》，重新将经济和物质世界联系起来。在《稳态经济学》及之后的著作中。戴利反驳了传统经济理论将经济过程与能量和物质资源脱离开来，提出了为古典经济学家所不熟悉，但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完全排斥的概念：增长的极限。戴利指出，经济理论和实践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用熵定律可以解释经济过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将潜在的、有用的能量和物质转化为这样那样的商品，商品经过一定的时间被用光或损坏最终被抛弃。因此。所有的商品是将低熵的资源转化为高熵废物的中间物。由于地球本身不能增长和以不变的比率接受太阳能。所以。以无限制地将能量和物质输入经济过程。无限制地向环境输出废物为特征的无限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那么，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可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最终仍然缺乏根据。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规模的调整应该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即评价政府应该使用福利标准，而不是GDP或GDP的增长。

(二)生态经济学对福利衡量的反思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推动力量

自从庇古区分了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的概念，指出非经济福利是不可测量的，经济福利是福利中能够用货币加以量度的部分，国民收入(GDP或GNP)就一直是福利的代名词，

但是，GDP作为福利测量存在许多不足(Costanza)。生态学家对如何更好地测量福利进行了许多探索。Dalv和Cobb等先后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和真实进步指标GPI。Pearce和Atkinson提出了真实储蓄GS(Genuine Say-ings)的概念。

阿马蒂亚・森发展了福利经济学，认为人的福利主要取决于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与健康、知识和收入密切相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福利的新指标与阿马蒂亚，森的贡献分不开。阿马蒂亚・森认为，HDI是广泛认可的用于比较国际之间福利的指标。

从福利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福利，而且仅靠经济增长单一手段也不能持续地推进福利增长。那么，政府规模研究仅仅考虑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实现福利转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应该有利于国民福利的提高。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10）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11）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