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大全11篇

宋代文学论文篇（1）

一、宋代时期对《史记》的历史学评论

《史记》的宗旨是，通过细致的观察，看到一个朝代如何由盛到衰，同时了解前世治国中的优点和缺点，以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提及的承接一家之言，主要是建立系统化的思想体系，通过对历史的评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宋代的笔记中就有关于司马迁的《史记》评述，具体的思想方面评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论述“史公三失”。《史记》问世以后，其中所提及的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特别是汉代的杨氏父子对《史记》有着极高的评价，其实这里提及的“史公共三失”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部分后世的学者都是以此为契机开展评论的，包括宋明时期的笔记中也有相关评述。根据相关的评论能够获悉，从体例的角度考虑，部分评论者始终认为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传。在分析有关《刺客》《游侠》等内容的时候，始终认为司马迁作传有的是遇到事件发表自己的想法，有的是想要通过事件来警醒后人。第二，论《史记》中的微言大义。司马迁开始编著《史记》与《春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史记》和《春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都蕴含着无数微言大义。《野客丛书》中有段话能印证这一观点，“若要说《新唐书》与《史记》有何不同，其实两者有着较大的不同。《新唐书》主要是讲述真正的风景或者山水。但是，太史公在风景上略施笔墨，让人见了有心服之感，其实所有的用意是在笔墨之外。”这里用笔墨之外比喻《史》，实际上是讲述有关史记以外的内容，叙述的内容有着

其他深意。

二、宋明时期对《史记》的文学评论

历史著作的关键是能还原历史，给后人一个完整的历史评述，文学作品的特点是通过创造让人喜欢去读，所以两者存在较大的差距。《史记》是历史性的著作，问世后就开始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其文学性质认识方面正在历经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史记》自身的文学价值也被后世逐步认同并推崇。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学和历史是一体的，且史学一致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所以人们对《史记》进行评述的时候更关注其文学价值。

（一）叙事特色

《史记》开创了我国的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也在我国纪传体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相较于一般的文学巨著，《史记》有着较大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叙事的主体内容。《史记》在作为史学著作存在之时，其自身的文学性不可磨灭。其实无论是史学巨著还是文学巨著，都要有良好的叙事性。历史主要是记录事件，所以在记录期间要让整个事件的条理更加清晰，内容更加明确，特别是前因和后果都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人有一目了然之感。作为一部纪传文学，文字要生动形象，能真实地反映事件。古代没有先进的技术，不能通过影响将很多历史保留下来，所以只能使用文字记录，那么就要求文字具有动感，具有可阅读性。其实，司马迁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部《史记》犹如一部叙事的艺术瑰宝，让历代的文人都对其不断地进行挖掘。

（二）论体例

一部著作的体例指的就是其组织形式，通过何种方式或者方法将所有的主体部分进行串联。体例对于《史记》这样的宏篇历史著作至关重要。体例将作者的历史观、写作思想等核心内容进行统一，其合理与完善程度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成败。本纪、世家、列传等构成了《史记》的独特体例，使《史记》最终形成了完整而又十分严谨的纪传体体系。《史记》的五体结构开创了一个先河，也为之后的历代正史提供了一个真正的主干模式。

1.论五体。宋洪迈有言曰：“子长书出，规制既定，后世作者难紊。”《史记》五体义例深著，开天和，照百世。朱熹也十分认可《史记》的五体，在《朱子语类》中直接说《史记》中所记录的事件有非常大的贯穿性，本纪里面提到过的事件，在传记里面、表里面以及志里面也都多有提及。而其他史书如《资治通鉴》采用的编年体体系就有很大缺陷，这个年代的事件记录过后，便没有可以再找到相关资料的地方。譬如说汉高祖刘邦鸿门宴事件的记录，除了高祖本纪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之外，在张良传、灌婴传等处也有同样详尽的记载，使读者能够在读到一处之时想起另一处。

2.体例与思想。宋代各家对于《史记》体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具体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司马迁在著作的过程中着重通过体例的独特安排，揭示其微言大义的著作思想。第二，司马迁在安排一些人物的具体归纳上有不当的地方。譬如宋项安世的《项氏家说》中曾写到：《史记》记录了战国时期的十三个国家，却称为十二诸侯，因为秦国完成了统一十三国之壮举，秦王登基称帝，因此将秦史纳入本纪中，从世家的层面上才有十二诸侯之说，与列传中实际上是七国而只做六国列传一样。

宋黄震在《范蠡大夫种传》中写道：司马迁将范蠡的生平记录于《货殖传》，却将范蠡的功绩与声名记录在《越世家》中是不妥的，应该参照《春秋》中的内容重新编写《范蠡传》。

（三）论取舍

宋代对于《史记》的取材有很详细的分析，认为《史记》选材范围非常广，但是也进行了相当严格的取舍。张大可认为司马迁的取舍标准是取材义例。

取材途径有六种，分别是：皇家藏书；文物与建筑之上所记录的信息；游历天下，实地考察；事件的当事人口述或者他人的转述；诗词歌赋；历代遗留的史书。

取材标准也可以概括为六点，分别是：六艺的标准以及儒家理论；文辞规范的遗留文献；不记录神怪之事；不是关系天下存亡的大事件不予记录，世与传中的人物只记录轶事；可信的事件与有一定异议的事件要用两种说法共同记录；将不同思想的经传与诸子百家的思想统统记录并予以整合。

宋代文学论文篇（2）

一.记游诗文：主理尚意，长于议论

就风格而言，宋代游记有受理学影响，以记游为辅而重在说理的，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有侧重抒情写景，描绘自然风光的，如朱熹的《百丈山记》、范成大的《峨眉山行记》；有清新简洁，流畅明丽的，如秦观的《龙井题名记》；也有纵横恣肆，气魄宏大的，如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有陆游的《入蜀记》，以日记体形式状景物，记古迹，叙风俗，作考证，抒情感，内容丰富，笔法自如，从而开创了一种日记体游记。总之，宋代游记数量众多，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从而为后代游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常常意气风发地大发宏论，“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他们热衷于讲道论学，而理学也开始成熟盛行，因此，长于议论成为宋代旅游文学也是游记散文的一个鲜明特点。宋代许多游记，写景只是全文的铺垫，其中心则是阐明一个事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就是宋代游记散文具有议论化特色的突出代表。该文不以记游为重点，而是把记叙与议论巧妙地结合起来，借以阐发治学的见解。学习是没有止境的，“问其深，则好游者不能穷也”；学习愈深入，遇到的困难就愈大，而所得的收获也就愈多，所以说“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但一般人学习浅尝辄止，半途而废，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又必须坚持不懈刻苦钻研才能获得，所以作者又说：“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全文借景说理，即景言志，说明做学问要达到高深的造诣，就必须具有不畏艰险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当然，借景说理抒情的游记散文名篇，还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这些游记作品气魄宏大，文笔恣肆，议论纵横，是古代游记散文中不可多见的璀璨明珠。

宋代游记散文名篇荟萃，佳作迭出，除上文提及之外，还有王禹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曾巩的《墨池记》、苏舜钦的《沧浪亭记》、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吕祖谦的《游兰亭记》、程端明的《游金华三洞记》、王质的《游东林山记》以及与南宋对峙的金朝文学家元好问的《济南行记》等。

以诗记游，始于先秦，盛于唐宋。唐旅游诗主情，重审美，韵味悠扬；宋旅游诗主理，尚意趣，议论风发。王禹的《村行》，林逋的《秋日西湖闲泛》，梅尧臣的《鲁山山行》和《东溪》，欧阳修的《伊川独游》，苏舜钦的《初游沧浪亭》，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和《泊船瓜州》，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和《题西林壁》、陈师道的《十七日观潮》以及陆游的《游山西村》等都是景、情、理水融的优秀旅游诗作。

二.记游宋词：市井气象，黍离之悲

以词记游，始于唐，盛于宋。宋代旅游词可大致分为歌咏市井风情、抒发羁旅愁绪、描绘自然风光和凭吊历史古迹等几类。

宋代的商品经济繁荣，城市富庶繁华，市井文化勃兴，众多的文人流连忘返以词唱和。这类表现市井风情的代表作首推柳永的《望海潮》。此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交错描绘出杭州的美景和民众的乐事。它前所未有地展现出当时社会的太平气象和都市风情，深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

特定的社会环境，使宋人旅游不再有唐人那样豪迈雄阔的气概。文人士大夫在旅游词中流露出更多的羁旅惆怅、离愁别绪和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家国之忧。秦观、周邦彦、朱敦儒等著名的词人都是如此。其中秦观的《踏莎行》可视为表现羁旅之愁的典范之作。

描绘自然风光的宋词较多。较为突出的有潘阆的10首《酒泉子》，咏杭州十景；欧阳修泛舟颖州（今安徽阜阳）西湖所作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李清照在建康（今南京）游湖所作的《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以及吴潜的《水调歌头・焦山》、汪莘的《沁园春・忆黄山》、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和的《望江南・三月暮》等。其中欧阳修的《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清丽明快，自然而富有神韵。

咏叹历史古迹的宋词，以辛弃疾的最为突出，他登建康赏心亭、江西郁孤台、京口北固亭时所作的词，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笔调沉雄凄婉，意境苍凉悲壮，堪称宋词中咏叹历史古迹的代表作。而孙浩然的《离亭燕・一带江山如画》、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张孝样的《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吴潜的《满江红・豫章滕王阁》、方岳的《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汪元量的《莺啼序・金陵故都最好》等，也都是这类词中的优秀之作。其中康与之的《诉衷情令・长安怀古》作于北宋末年南渡之前，是作者到长安游览秦汉宫阙遗迹的所见所思。深长凄怆的黍离之悲浸透纸背，无从排遣的的忧国之愁洋溢于字里行间。这种特定的情感正是北宋末年动荡的社会现实在旅游词作中的真实反映。

三.结语

两宋时期，国势远不及汉唐强盛。在外，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败多胜少，一再屈辱地签订和约输银纳绢以求一时之苟安。在内，机构臃肿冗官冗费，财政时有困难。这些内忧外患，不仅严重刺激了宋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自尊，形成深刻的精神创伤，而且使得他们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日益强烈。社会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中国文人士子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孟子・离娄下》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以世俗地主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赵宋政权在立国之初就明确表示：“（本朝）与士大夫治天下”，并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昭子孙。在崇文抑武的国策之下，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空前提高，他们往往以国家栋梁自居，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计民生，具有较前人更深广的社会忧患意识。“先天下之忧而忧” ，正是他们特有心态的真实写照。这种社会忧患意识在文人士大夫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并且深深地渗透到他们的旅游文学之中。

自中唐以来的由向外转为向内的人生追求指向日益强大以及两宋理学的形成，使得文人士大夫更加注重知性内省，造微于心性之间，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而一切世俗功利都只是人格修养的外在表现而已，这也就是以“内圣”控“外王”的人生路线。由于深受三教合一思潮以及南禅宗的影响，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改变。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便是这种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因此，宋人旅游理趣盎然，注重通过欣赏实在具体的景物去追求和领悟理趣，也就是因物及理，因景言理，因象悟道，因游得理。以上种种，正是宋代游记文学特点形成的深刻原因。

参考文献

[1]郑焱.中国旅游发展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63-164.

[2]（北宋）欧阳永叔著，储菊人校阅.欧阳修全集（一）[M].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6：16.

[3]（北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16.

宋代文学论文篇（3）

宋代由于社会、审美、宗教、经济、领导因素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文人们形成了恋梅、赏梅、咏梅之风。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1991-1996年，第一版）约4000卷，60册，共收诗约二十五万四千首，梅花题材之作（含梅画及梅花林亭题咏等相关题材）占1.85%，计四千七百首。《全宋诗》11万余位诗人中有六百多人都作梅花诗，令人称奇。《全宋词》（唐圭璋编，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版）收词计两万零四百首，其中咏梅词1120首，占5.6%[1]。宋人文学创作中咏梅风气是一种特殊并且重要的文学现象。它对后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物质层面的影响

（一）咏梅诗词作品数量可观

宋代所形成的这种咏梅风气，为后代留下了许多的咏梅篇章。据今人程杰调查；现存宋代咏梅诗词是宋代以前咏梅诗词的50倍[2]。宋代咏梅作品数量之多，十分罕见。在宋代，咏梅诗词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程度。咏梅专题联章组诗多。如宋初林逋“孤山八梅”，梅尧臣《京师逢卖梅花五首》，首开七绝联章咏梅之方式。苏轼以文坛盟主， 有《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都是十首以上的组咏，对宋咏梅之风盛行影响较大[3]。后人在咏梅时，总是或多或少的有宋代咏梅诗词的影子。黑格尔说：“每一门艺术都有它在艺术上达到了完满发展的繁荣期，前此有一个准备期，后此有一个衰落期” [4]。在宋代以后，虽然也不乏写梅的高手，如元代的王冕，它的《墨梅》就是一首咏梅佳作。但是从整个时代来看，宋代的咏梅篇章数量之多、质量之好，无与伦比，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精美的一笔，给我们的诗词宝库里留下了吟咏不断的千古绝唱。

（二）咏梅题材的繁复繁衍

除了大量的咏梅诗词以外，咏梅创作的繁荣更是赏梅情趣内涵的拓展及创作活动的外延。宋代是历史上赏梅、品梅的兴盛时期，不仅有大量的咏梅之作，还出现了许多的栽种梅花的专门著作。南宋范成大为“中兴四大诗人”著有《梅谱》，记所居范村之梅十二种“江梅、早梅、官城梅、古梅、重叶梅、绿萼梅、百叶缃梅、红梅、鸳鸯梅、蜡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艺梅的著作，它的地位不言而喻。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周师厚著有《洛阳花木记》，记载“杂花八十二品”：“黄香梅、红香梅、（千叶）、腊梅（黄千叶）、紫梅（千叶）。”“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5]。品梅专家南宋张俊曾孙张功甫著有《梅品》一书；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分上、下两册，收录 100幅图，是中国第一部专门描绘梅花情态的木刻画谱，也是中国最早的木刻图籍。因宋时画像俗称为喜神，故名。分别描绘蓓蕾、小蕊、大蕊、欲开、大开、烂漫、欲谢、就实等梅花的种种形态。南宋初黄大兴，字载万， 号岷山耦耕， 蜀（今四川）人。其选录唐五代至南北宋之交的咏梅词410多首，编10卷《梅苑》， 为现存最早的专题咏物词选， 也是现存保存较完整的宋人选宋词的最早选本[6]。这些著作都为后代留下了不少植梅、赏梅、画梅、写梅的趣闻佳话。为后代留下了许多关于梅独特的历史。

（三）咏梅诗词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内涵和表现手法

入宋后的咏梅文学首先表现出物色征逐、追求赏心悦目的主动意态和情趣。如林逋在《孤山八梅》中描写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幽雅形姿，体现出闲静淡泊的隐者意趣，奠定了梅花作为人格写意的审美发展方向。至宋咏梅丰盛时期，梅花不仅是一个清新芳菲的审美对象、更逐步被赋予君子“比德”品格的意义和思想价值，从而上升为崇高的文化象征。宋咏梅作品运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它们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内涵和表现手法。文人们想尽妙法，从各种各样角度写梅，运用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写梅。宋人大量发展起以物类聚、渲染烘托、旁敲侧击、横斜取势的手法，林逋首开此例。宋著名画家杨无咎（字补之，号清夷长者）的《御街行》：“破寒迎腊吐幽姿，占断一番清绝。照溪印月，带烟和雨，傍竹仍藏雪。”即为咏梅侧面烘托描写一例。宋人咏梅有白描、设问、比兴、象征、比较、比喻，写了千姿百态的梅花，塑造了梅花这一崇高的形象。又用了亦物亦人、人花一体、追新求异、侧面烘托、以物寓情、造境铺色、以宾衬主，将自己和梅花融为一体。用精炼的语言将梅临寒傲雪的高洁品格写了出来，同时将自己对梅的情感写得淋漓尽致。

二、精神层面的影响

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梅即被视作和羹，意谓梅是上等的调味品。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对梅的审美态度不断改变、审美意趣不断拓展。到了宋代，梅的外观、标格逐渐凝定了下来。中国文人向来重神不重形，宋代所形成的咏梅风气，使梅花的自然品格和人文品格得到了高度赞扬。梅花不仅仅是一种用来赞咏的植物，它最终上升为重要的文化象征，更重要的是从而成为了中国民族性格的一个象征符号。

（一）赞扬梅花凌寒独放、传递春信的品格

梅的美在于它成为了中国民族的精神美的象征。它奇特的自然属性，符合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和理想追求。梅花丰富的内涵――报春而不媚春，自傲而不狂妄，高尚而不俗气，有追求而不霸道，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体现，文人爱梅就有了双重的意义。如陆游《梅花》一诗：“玄冥行令肃冰霜，墙角疏梅特地芳。屑玉定烦修月户，堆金难买破天荒。了知一气环无尽，坐笑千林冻欲僵。力量世间谁得似，挽回岁律放春阳。”梅花凌雪吐艳，寒冬飘香，更送来春的生机和希望 。这与君子所推崇的高洁品性、兼济天下的气节相符合。

（二）讴歌梅花孤高亮节的清姿神韵， 寄托君子的“比德“理想

张先，字子野，北宋时期著名的词人，曾任安陆县的知县，因此人称“张安陆”。与柳永齐名，造语工巧，曾因三处善用“影”字，世称张三影。《梅苑》收录其《汉宫春. 蜡梅》中赞扬梅花“更孤标俊格， 非雪凌霜“，”应为是、中央正色， 东君别与清香”[7]。从以上咏梅词盛赞梅花傲雪抗寒的斗争精神看， 就体现出中国古代君子“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志向抱负和感时伤乱、救济时艰的社会责任感， 表达作者梅品即人品，物人同一的气节操守。

（三）借咏梅寄寓词人的身世家国之感或身世飘零之悲与爱情友谊之象征

陆游《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词人借孤单落寂的梅花迎雪吐艳、凌寒飘香，表达其郁郁不得志、报国无门的苦闷，通过梅花自然代谢描写梅花铁骨冰心的崇高品质，用人格化的梅花抒发自己决不与争宠邀媚、阿谀逢迎之徒为伍的品格和不畏谗毁、坚贞自守的傲骨。如表达情思的词作，洪适《临江仙》：“相思凭过雁，飞送一枝梅”。

宋代咏梅文学影响深远，不仅体现了梅文化繁荣昌盛的生动图景，而且主导了梅花审美的基本方式和理念，代表了这一领域文化意识发展的高度。

参考文献：

[1][2][3]程 杰《宋代咏梅文学的盛况及其原因与意义》，《阴山学刊》2002年2月第15卷第1期

宋代文学论文篇（4）

北宋是以中原画派和院体山水画为主流，在艺术语言上，北宋山水画经常采用全景式构图，或山峦重迭，或树木繁杂，或者境地宽远、视野开阔，或铺天盖地、丰满错综，或一望无际。笔墨繁而含蓄，爽利而凝重。这种基本塞满画面的、客观的全景整体性描绘自然，使北宋山水画富有深厚的内容感，给予我们以丰满而不确定的感受。[1]

宗白华先生在《论中国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指出：“意境”是化实景为虚景，是艺术形象或情景中呈现出的情景交融，能够蕴含和昭示深刻的人生哲理及宇宙意识的至高境界，它是主体情感与客观形象的有机统一。“意”，侧重于艺术家情志、理想的主观创造，心与物、情与理的结合；“境”，则侧重于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是形与神的统一。[2]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是宋代山画中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标准，既是创作原则，也是鉴赏原则。

一、心物统一，情景交融

心与物的统一。“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表现为审美主体，也就是人；“物”是审美的对象，是客体。石涛在《画语录》中主张心与物的高度统一，这里的统一就是“神遇迹化”。他说：“山川脱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是而迹化也，所以归于涤也”。 [3]所谓“山川与予神是而迹化也”指的就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相融合的产物，是情与景、意与境的有机统一，也就是情思与景物的统一。宋代山水画所描绘的景物、事物是情感的载体，因而是情感化的景物、事物，这就是“化景物为情思”。同时，艺术家在表达感情时，又必须渗透、融化于景物和事物之中，也就是“化情思为景物”。意境就是“化景物为情思”和“化情思为景物”二者的有机统一。因此，宋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郭熙的《林泉高致》这两幅山水作品所呈现的意境，正是心物统一、情景交融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体现。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一幅宋代山水画的优秀典范，此画给人以山势逼人之感，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一是构图，主峰巍峨浩大，面积占画面的三分之二，而逼近画幅顶端，构图给人以威压的感觉，下部以三堆巨石作底层，承受主峰的重量，形成上下部位的紧张关系，但是画家巧妙的运用水平线上的白色云烟和S形的溪水，又使画面形成了空间和疏朗气氛。一行山间行旅者把观者的视线引向画面外边，从树背面隐约显现的楼阁，有意安排在极右的一侧，构成行旅者向左行进的开阔前景，使画下方形成律动感。二是用笔用墨，范宽用墨之法近似江南画风，用墨皴与雨点皴结合表现主峰的体积与重量感，苍莽雄浑的气势。

北宋的山水画主要是沿袭五代以荆、关为代表的北方画派，着重塑造黄河两岸关洛一带的山水形象。作品主要借助山、石、云、树木等景象来反映画家的审美情趣。因此，当我们在欣赏北宋时期的山水画时，可以感受到画家们借助各种景物的完美融合来抒发自己内心的审美情趣和山水画的意境。如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中强调了描绘自然山水时，不是只绘制一山一水，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出神入化在环境中的各种关系显现出来。一方面，处于四时天气变化环境与近观远望不同景象关系中，山水本身也表现出不同的物象，“真山水之烟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画见起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则烟岚之景象正矣。真正的山水之风雨远望可得，而近者不能得明晦隐见之迹”。另一方面，要想表现出真山真水的生命活力来，也借助它周围的景物来相互映衬，也就是说，充满生机的意境是通过景物间的相互关系得到的。正所谓“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得亭榭为眉目，以鱼钓为精神。山无烟云，如春无花草。山无云则不秀，无水则不媚，无道路则不活，无林木则不生”，天地之骨也，骨贵坚深而不浅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贵周流而不凝滞”等。[4]因此，这种事物之间的辨证关系正是中国古典美学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许多艺术家隐居山林，追求自然情趣，在审美标准上提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大巧若拙、天趣大补”。 [5]因此，艺术不可能是单纯客体，也不可能是单纯主体，而应当是主客体的完美融合，主体的表现必须借助于客体，客体的再现必也表现主体，主体的表现必也反映着客体。二者的割裂，必使双方的表达受到损害，二者的结合则使二者相得益彰。

二、虚实相生，像外有像

“钟厚必哑，耳塞必聋，万苦不坏，其惟虚空”，钟和耳只有在“实”中保持适当的“虚”才能听其音，闻其声。[4]所谓实境，是指通过客观事物的形象的描绘而直接把信息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在宋代山水画

中主要指我们看得见的画面的外在形式；所谓虚境是指艺术作品借助实境的描绘间接地暗示象征而表现出来的形象。它不是直接由感官把握到的，而是必须通过想象才能感受到，有时并没有直接表露或者抒发艺术家的某种情感、思想，却通过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晰地表达了艺术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这种虚实相生的特征，给欣赏者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的余地，欣赏者可以在对对象的联想中进一步补充、丰富作品的整体意境。

“虚实对比”、“虚实相生”是老子提出的思想。虚与实是艺术辩证法中最重要的一对矛盾统一体，虚实对比、虚实相生，是我国传统文艺最常用的艺术手法。具有意境的文艺作品、艺术形象往往虚实结合，相互转化，以虚为实，以实为虚，构成一种虚虚实实，发人联想的艺术境界。

宋代文学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5-0122-09

新时期以来，宋代文学的研究是从“形象思维”的讨论开始的，因同志赞扬唐诗用形象思维，而宋人一反唐人规律，作诗“味同嚼蜡”，使得在相当一个时期，宋代文学的研究侧重在宋词，以至一体独大。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又得钱钟书《谈艺录》、缪钺《诗词散论》等旧著新行的启发，由于西方理论的传人，方法论的讨论与实践，文史哲互渗的影响，研究者的观念、眼光逐渐发生了变化，无论在宋代文学的个案研究，还是各体研究，以及宋代文学史的研究上，都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呈现了繁盛的局面。

以中国宋代文学学会成立为标志，宋代文学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十年期(学会成立于2000年，连同其酝酿、准备，已近十年)。学会成立以来，迄今已经召开五届年会，前四届分别由复旦大学(2000)、南京大学(2001)、宁夏大学(2003)、浙江大学与浙江工业大学(2005)举办，第五届由暨南大学主办，五邑大学、惠州学院协办，于2007年底举行。第五届会议参加的代表有170多人，提交论文近150篇，两项都创下新高。笔者作为本届会议的筹备者，在浏览了会议论文、参加讨论之后，颇有感想，拟就此次会议而引发、思考的问题，侧重于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宋代文学文化学研究的实绩

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研究与整个社会同步，首先经历了拨乱反正阶段，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研究不断深入，范畴逐渐扩展，对方法论也愈来愈重视，以至于一度形成了“方法热”。美学曾甚为流行，接受美学、实验美学、精神分析美学、语义学美学、心理学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现象学美学、表现论美学、形式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等，以及相关的文艺心理学、文学批评学、文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文艺民俗学，都让人眼花缭乱。一度很为暄腾的新方法热，使不少研究者也很想弄清符号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模糊逻辑、美感全息、模糊集合、耗散结构等究竟为何意、何物?或因受传统影响太大，研究者又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不懂或浅识外语，在一大堆名词面前畏惧难进，异常惶惑。随着时间推移，新方法热很快过去，许多外来的理论、观念，似乎难以“内化”，于是，古代文学的研究逐渐回到返朴归真的路上来。

程千帆曾说，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做到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研究者就是按照这一路径走的，新方法风光不再，连一度甚为提倡的宏观研究，也渐遭讥评，以之为空疏；属于或近于文艺学研究的，大概只有心理学、民俗学、结构主义、阐释学、传播学、原型说、范型论等，还在继续得到运用。而在文献学一端，胡适当年的“拿出证据来”，又变得理直气壮，虽未明言，实际上大有回到乾嘉之势。不过，与新方法的退潮几乎同时，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在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又有了文化学的加入，且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其研究成果多在90年代后才出现，以笔者的管见所及，可大致按年度概括如下。

1990年后的10年间，宋代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专著主要有5部：钟来因《苏轼与道家道教》(台北)，史双元《宋词与佛道思想》，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马茂军《北宋儒学与文学》，蔡镇楚《宋词文化学研究》；此外，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也部分关涉宋代。

自2000年以来，则显著增多，其中2000-2005年，6年共20部：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黎活仁《宋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台北)，勾承益《晚宋诗歌与社会》，沈家庄《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张海鸥《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许兴宝《文化视野中的宋词意象》，张玉璞《浅斟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蔡镇楚、龙宿莽《唐宋诗词文化解读》，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周楚汉《唐宋家文化文章学》，沈家庄《宋词的文化定位》，黄杰《宋词与民俗》，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刘乃昌《两宋文化与诗词发展论略》；此外，涉及宋诗与文化的还有莫砺锋的论文集《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

近两年来，更大为增长。2006年有10部：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杨万里《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张金花《宋诗与宋代商业》，王树海《禅魄诗魂：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曾枣庄《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蔡燕《唐宋词艺术与文化审视》，林岩《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马东瑶《文化视域中的北宋熙丰诗坛》，陈忻《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钱建状《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2007年有4部：张培锋《宋代士大夫佛学与文学》，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杨柏岭《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邓莹辉《两宋理学美学与文学研究》。

就论文言，宋代文学的文化研究也呈现逐年发展的趋势。1987-1989年为起始点，3年中仅发6篇，1990-1999年的10年中共22篇，与前面相近。进入新世纪之后，2000年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共9篇，而2001-2002年又见回落，2年中仅6篇，2003-2005年为恢复期，其中2003年7篇，2004年9篇，2005年10篇。近两年为之突飞猛进：2006年29篇，2007年47篇。

以上的论文中，有些是很好的论题，如周本淳的《宋诗与宋代文化》(《淮阴师专学报》1991年3期)，张毅的《苏轼朱熹文化人格之比较》(《文学遗产》1995年4期)，孙维城的《“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文学遗产》1999年2期)，及赵晓岚与之商榷的《也谈“晋宋人物”、“文化人格”及姜夔》(《文学遗产》2000年3期)，许总的《论理学文化观念与宋代诗学》(《学术月刊》2000年6期)，张玉璞

的《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3期)，董希平的《宋初百年间词之功能的推移――宋代文化建构中的宋词》(《文学评论》2003年5期)，杨海明的《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以苏轼的“士大夫化”为“切口”》(《江海学刊》2003年5期)，林继中的《文化转型与宋代文学》(《长江学术》2006年1期)，冯伟的《北宋初期科举文化与西昆体》(《中国韵文学刊》2007年2期)，杨子怡的《韩愈刺韩与苏轼寓惠对地方文化影响比较论》(《汕头大学学报》2007年2期)，孙昌武的《从佛教文化视角解读古代的士大夫文学――以宋代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4期)，以及笔者的《词的由中唐至宋初之变与文化转换》(《文史哲》2004年4期)等文。

就理论而言，王水照在其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中，撰写了该书的绪论《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为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解决了不少学理性问题。如从整体上提出了以文化观照文学的新方法，对宋型文化作出了全面而新颖的定义，对宋朝“近代”的性质，文学的淑世精神，对宋学作为新儒学之关注“天人之际”，与文学的重理节情，以及宋代对传统文化的吸收整合，使得文学得以重建辉煌、盛极而变等，都作出了深刻的论述。该书且对宋代文学中的文体、体派、思想、题材体裁以及相关的学术史问题，也有较为全面、新颖的论述。

二、三个重要论题及相关成果

笔者以为，对宋代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几个较重要的论题，是近年来得到关注，且取得可喜成果的。

(一)关于政治文化的党争，及其对文学造成的影响

党争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南宋，对士人的人生境遇，对文学创作的文化生态，都有很大的影响，与宋代文学的题材、主张、风格等也有关系。

在关于宋代党争与文学的研究中，吴熊和指导的博士生做出了很大成绩，先后有沈松勤的《北宋文人与党争》，萧庆伟的《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及沈松勤的《南宋文人与党争》三著。《北宋文人与党争》涉及的北宋党争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有因党争而引起的文人与文化命运的改变，包括兴治文字狱，以文字排击异党，因排斥异党而禁毁文字的与文禁；还有北宋党争与文人的分野问题，包括王安石与新党文人群，苏轼与苏门君子，黄庭坚与江西诗人群；北宋党争与文学创作的互动，包括熙丰的政见之争、元的意气之争、“绍述”的党锢三者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涉及创作倾向、风格、文人的惧祸心理、价值取向、心态演变、主题取向。《南宋文人与党争》上编为南宋党争的背景与历程，中编为南宋党争的动力与文化性格，为历史学、政治学的研究，下编则专论南宋党争与文学命运。下编共分三章：文学群体的重组与文学命运的再造，高压政治与谄谀之风，畏祸心理与以理遣情。如果说北宋的党争主要是围绕着变法而展开，那么南宋则转为和战问题，“事实充分表明，以党争为首要环境因子的南宋文学生态，存在着多层面文化活动的结构性互动；在互动中，既有交叉又有渗透，既有排斥又有兼容，从而决定了文学的生成与繁荣，也影响了文学的演变与衰落。”

如徐规所说，沈松勤对北宋新旧党之争的研究，“采取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的态度，脱出前贤的窠臼。至于党争与文人、文学的关系，世贤虽有所涉及，但沈君则在更广阔的视野上，用力给予较深入的探讨，创获良多。”然而，此书亦有不足，“如在论述党争的成因时，忽视了代表当时南北地域不同利益的士人的政见之争；在总结文士群体的分野时，只注意到了新党以及苏轼与‘苏门弟子’和黄庭坚与‘江西诗人’群，其实朔党、洛党也是因党争分野而形成的重要群体。对党争与文学关系的论析，虽抓住其要害，但如能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评述，当可更臻完善。”至于南宋的党争与文学，沈书抓住了重要的专题，但有些问题还未进入研究视野。

(二)关于制度文化的科举，以及与文学的关系

科举始于隋，盛于唐，变于宋，且显见完善、进步。唐宋因这一制度的区别，也造成了二代主流的、精英文化的不同与发展，且因二者文化精神的差异，也造就出二代文学的区别。

继程千帆之后，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而近年研究宋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关系者，有祝尚书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和林岩的《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二书。祝著是作者多年来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论文结集，对于宋代科举制度的沿革变迁，科举制度、科举考试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其间的利弊得失，都作了文史相兼、考论结合的研究，举凡发解、省试、殿试、诸科、制科、词科、糊名誉录、诗赋经义之争、时文的程式化、科举与理学、科举用书、登第进士的恩例与庆典等，属于宋代科举的重要问题，都有深入的涉及。傅璇琮说，此书“实际上是全面考论宋代科举的专著，并且将两宋科举制度的变化沿革与文学、理学、文化风尚、士人生活，甚至举子用书之刻印、发行等，作广泛而具体的探讨，这种细致的考索与极有新意的拓展，是近二十余年来宋代科举与文学、文化交结研究所未有的。”祝尚书在该书后记中表示，“将继续努力，以期撰成一部更为满意的专著《宋代科举与文学》来。”我们期待着能超越重在制度文化层面、确乎就科举与文学作全面文化考论的专著问世。

(三)关于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家族文化可追溯到六朝的贵族文化，晋室南渡后，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家族都在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政治、文化大族。随着作为家族文化基础的庄园经济被唐代的均田制取代，唐太宗“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但唐代仍有门阀之风，直到安史之乱后，门阀才遭到严重破坏。宋代由于宗族制度发达，造成了新型的家族文化，也影响到家族相传的文学传统。

近年来，对家族文学的研究逐渐增多，先是有几部关于六朝、隋唐的家族与文学的研究专著，而宋代的研究则以张剑的《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为代表。该书“运用了实证研究与统计分析的方法，……揭示了晁氏家族的‘祖宗家法’，晁氏天分、寿夭、婚姻、迁徙、卒葬对家族的影响以及家族的兴衰状况，又细致地论证晁氏家族文学与文化在宋代家族文学与文化中的典型性、独特性．论证晁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成就和所体现出的家法意识，以及其继承性与变异性等问题。在对晁氏家族文学这一个案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又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从总体上把握宋代家族文学的特征，努力探讨宋代家族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晁氏家族一时成为了研究热门，除前面提到的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外，还有何新所的博士论文《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南京大学2004年)，和李朝军的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四川大学2005年)等。

关于家族与文学的研究论著，尚可再举汤江浩的《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与张剑所作，都是博士论文，且不谋而合的是，都有“以……为中心”，前者的中心是澶州晁氏这一群体，后者是临川王氏中的王安石一人。汤著分为上下编，上编是临川王氏家族的溯源、迁徙与兴衰，王氏诸兄弟的生平、仕历与文艺，王安石诸妹、妹婿的生平及与王

安石的文学交往，王安石的子女、从子女及归婿，王安石外家与曾巩的亲缘；下编论王安石诗的历代辨伪、辑佚，考论李璧注荆公诗，叶梦得论荆公诗，刘辰翁评点荆公诗与方回选评荆公诗。此著长于考证，言必有据，表现出良好的学风。

对家族文学的研究，似已成为当前宋代文学研究的潮流，尤其是不少博士论文都以此为题，相信不久后会有众多的成果问世。

三、从进士文化到士大夫文化

由于文史结合研究的方法逐渐被采用，近年来颇能从宋代历史角度对宋代文学作整体观照，因而史观就尤显重要。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日本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期说，及其将宋代定义为近代之论，王水照在《宋代文学通论》的绪论中，就藉此而对宋代的近代特点作了精到的阐发论述。笔者以为，若要深化对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对宋史观与宋型文化，当结合起来研究，且要有认识上的深化。

台湾傅乐成在1972年发表的《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一文，已论及唐宋文化的最大不同，如今，30多年过去了，对宋代文化的认识自不应停留在简单的与唐代比较之上，而应有更为深入的研究。收入其《汉唐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版。

宋代承接唐五代，其文化特点确实要在与前代的比较中确立，而对照唐宋的主流、精英文化，由进士文化变为士大夫文化，无疑是两代最大的不同。

相对于六朝的贵族文化，唐代因推行科举且尤重进士制，逐渐形成了进士文化。笔者认为，进士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其一，由九品中正行察举，改为士子主动参加科举考试，选官的制度文化之变引发了政治之变，导致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逐渐生成；其二，因进士科取士较他科困难，在最为社会重视的同时，又因进士考试行以诗赋取士，遂改变了儒学与文学的传统地位；其三，儒生与文士地位的倒转，造成了文化从制度进而到思想、行为层面的改变，“儒林”传统向“文苑”精神倾斜、转化，使得统治阶级的新成员――进士阶层，形成了一系列被视作“无行”、“轻薄”的特点。

鉴于晚唐五代的政治腐败与进士无行相关，自宋初始，不少有识之士已指出科举取士之蔽，胡瑗、孙复等创办书院教育，以不求功名利禄为尚，努力于塑造士人的道德人格。胡瑗后任国子监直讲，为太学生授业，施行明体达用的教育方针，主张经义与实学并重。孙复批判文章的功利目的，其《答张洞书》矛头直指进士制，以道为教之本，文为道之用。而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物，也反思唐五代进士的堕落，如柳开、石介都提倡作古文还要行古人之道，要如孔、孟、扬雄、韩愈那样道文统一。宋仁宗即位之初，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要求改革政治、“兴复古道”，提出“救斯文之薄”，自己更以天下为己任，践履“古道”复兴。欧阳修以为文不可恃，屡薄尽心于文字者，基于文道合一而极力推重韩愈。

由于宋人之重道，加以科举制较唐代更为完善，较彻底地打破士庶之隔，真正实现了出身寒门亦能上升朝列，遂能变进士文化为士大夫文化。笔者以为，士大夫文化的基本涵义及主要特点如下。

其一，在对进士文化的批判中，努力于儒学传统的重建，并在重道的同时，又极为重德，思想修养追求明道见性，向往“内圣”境界，外现则为操守气节。

重道已如前所言，此处再举提倡笃敬自守、心定道纯之例。欧阳修《答祖择之书》云：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

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致。

其“内圣”色彩，并不亚于道学家。范仲淹直言谠论，三次被贬，人以之“三黜而三光”，朱熹赞其“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苏轼则高度评价欧阳修：“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韦占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

其二，虽宋代文化较之唐代而见内倾性，然而士大夫文化却具有显见的“外王”指向。

理学或许更具宋代思想、哲学的代表资格，但主导着宋代政治的士大夫文化，却非理学之侧重内圣，而尤重“外王”的事功。如吕夷简入仕之初即以直言知名。拜相后奏列八事，以期政治清明、国家强盛。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呈《上十事疏》，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在此前后，富弼上安边十三策，韩琦先陈七事，再陈救弊八事。这些都足以说明北宋士大夫所造就的政治文化具有显著的“外王”特点。虽然因士大夫的多重人生角色，令所为之文亦有不同之用，属于陈述政见者多非文学作品，然而仍不可避免地留有鲜明的印迹。即如“小道”之词，在常见的艳情、闲情之外，又有宦情与性情的加入，到南宋更有言恢复大计、表报国无门、温婉又悲凉的稼轩之词，及与之相近一派。

其三，政党政治的形成，为士大夫文化所特有，使得党争贯穿有宋一代。

孔子谓“君子群而不党”，《荀子・强国》亦云：“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而由于宋代士大夫热心于政治事务，出于政见不同，自然就形成了朋党。欧阳修作《朋党论》，不讳言结党一事，而以为人主最需要的是明辨君子小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应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对于政党政治，柳诒徵论其特点云：

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宦寺虽为祸而亦不多，而政党政治之风，亦开于宋。

中国之有政党，殆自宋神宗时之新旧两党始。其后两党反复互争政权，……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大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派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上仅有之事也。

柳氏已辨明宋代党争与汉唐党祸之别，对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这一特点，应很好体会，而因政党政治所造成的党争，则对宋代文人与文学有极大影响，成为研究宋代文学不能忽略的背景和因素。

四、宋代文化的其他重要论题

士大夫文化可谓宋的“一代之文化”，对宋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与制约。此外，在由唐而宋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之变尚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夷夏观与外来文化

在由唐而北宋、再到南宋历史进程中，与接受或排斥外来文化密切相关的夷夏观，有显著的变化。

早在春秋时代，华夏民族就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春秋左氏传・定公十年》)的观念，显然这是立足于民族自卫的。又因此时的戎狄侵华，遂有“尊王攘夷”的口号。管仲辅助齐桓公完成霸业，不受夷狄侵扰，故孔子赞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孟子以舜为东夷人，文王为西夷人，却先后为圣，显然超越了“尊王攘夷”观，《孟子・滕文公上》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在西汉的汉武帝全

盛时期，“德泽洋溢，施方外，延及群生”，而到五胡乱华时，又重申“华夷之辨”，江统《徙戎论》提出了徙戎于其旧地的主张，文中所云的“内诸夏而外夷狄”，本出于《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出《左传・成公四年》。(详见《晋书・江统传》)待结束了南北分裂，隋文帝可以宣称：“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贞观四年，唐朝大破突厥，对如何处置十余万降众，朝臣各有所见。唐太宗独纳中书令温彦博之议，作了妥当安排，更有对中华、夷狄爱之如一之说。

人宋以后，因屡挫于外族，故石介《中国论》重申“内中夏而外夷狄”之理，治《春秋》者颇多，以至成为显学，“华夷之辨”又成宋人的重要论题。以苏轼言，他在嘉六年参加制科考试时写有《王者不治夷狄论》，沿袭《春秋》传统之见，将夷狄的秦、楚与华夏的齐、晋相比，所讨论的华夷间名分依据，在于“仁义”二字。元四年和八年，苏轼向朝廷奏进六篇札子，反对宋神宗的高丽政策。由于其时高丽已被契丹征服近百年，接受了辽的册封，因此建议宋朝应疏远高丽。他还认为，因高丽与辽“阴相计构”，故不宜将涉及山川险要、边防守备的《册府元龟》等书籍出售给高丽使者。与苏轼为敌党的程颐，亦申《春秋》谨华夷之辨的思想，再言“尊王攘夷”说，与苏轼所见并无不同。南宋初，宋高宗推崇左氏《春秋》，目的在于用尊王攘夷说树正统、斥伪齐；而胡安国作《春秋传》，则以此说作为抗金大业的思想基础，其序自云“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倡尊王攘夷之说，可以认为，由于宋继迫于契丹、党项羌、女真和蒙古民族，因此宋人的夷夏观，实也成为了宋代爱国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

(二)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

宋代的精英文化无疑是士大夫文化，是宋的“一代之文化”，也是主流文化，但是，宋代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文化的构成格局，较唐代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与士大夫文化具有相同或相近地位的是道学文化，它不仅是宋代思想文化的代表，是“一代之学术”，对宋代文学的创作思想也有很大影响。如果说士大夫文化与道学文化是近于平行的精英文化，那么在士大夫文化中也发展出新的次文化、子文化。如在这一文化所造成的政党政治中，士大夫受党争之害，使得自屈、贾以来的贬谪文化有了新的发展，而因宋代在思想文化上的三教合一，也使得贬谪文化与道佛文化相融，苏、黄就是很好的例子。若谓与道佛文化相融的贬谪文化是士大夫文化中的一个新“变种”，那么，在士大夫文化之中，馆阁文化则是非常重要的新“品种”，宋代的右文政策，使得这一文化在宋代的文化建设、历史与文学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士大夫文化是精英文化，具有“庙堂”性质，而由于宋代的近代性质，经济形式、城市建设的发展变化，使得市民阶层迅速壮大，“草根”的市井文化也随之发展，其中的青楼文化就是柳永俗词的催生剂、培养基。推而广之，宋代俗文学的发达，亦与市井文化大有关系。市井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城市经济日益成熟，文化同样重视市场、文学不能无视传播的情况下，士大夫文人也不得不调整其文化策略，梅尧臣、苏轼等人提出的文学创作应“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就应是正视、关注市井文化的结果。南宋在延续士大夫文化的同时，发展出权相政治。在党争以新的形式出现时，伴随着科举文化之变，加以地狭人稠，冗员增多，隐逸文化、江湖文化、幕客文化，以及因中心城市多种“社”、“会”而生成的社会文化，则又提供了不少文化新品种，也分别影响了文学的生态环境、创作条件、内容题材、艺术风格。

(三)地域文化与家族文化

唐宋两代的地域文化都很有特色，而宋代因宗法共同体的建立，家族文化尤为发达，地域与家族相结合，则成为宋代新的文化景观。

我国历来有地域文化之别，上世纪初的一些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等，都曾论述南北文化的不同。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渊源及变化，他引了“山东之人尚婚娅，江左之人尚人物，关中之人尚冠冕，代北之人尚贵戚”之说，又云自东汉末中原丧乱以后学术虽变化，但通经义、励名行以求从政，形成了很好的门第之风，在河北即所谓山东地域尤为显著，并认为牛李党争实以科第分，即：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与唐代相比，宋代地域文化的最大变化就是文化重心逐渐向东南转移，并在北宋后期得以完成。对于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十年前已有程民生的专书，较之前人的粗略论述，显然极见深入周全。由于地域文化涉及风土民俗、人文素质、、官私教育、印刷出版、公私藏书、交通传播，以及儒学、宗教、学术、文学、艺术等传统的异同，对文学创作有显著的影响，故此结合地域文化研究宋代文学，应是大有可为的。

宋代文化的另一大变化是宗族共同体的建立，不仅强化了伦常秩序，促进了小农经济的稳定，得到了理学家的充分论证、肯定，还为家族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宋代的家族文化与六朝的家族贵族文化不同，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方向。虽然唐代也有因家族而成的文化传承，但地域性特点似更强于家族文化传统，宋代不然。地域性与家族性结合为一体，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家族。如：宋初的临安钱氏，惟溶、惟治、惟演昆弟各有所成；寿州吕氏，自吕夷简起，几代一门数相；雍丘韩忆及其子韩绛、韩维、韩缜，吴县范仲淹及其子纯仁、纯礼，京兆蓝田吕氏，仙游蔡氏，南宋的四明史氏，鄱阳洪氏等，亦多显宦；眉山苏氏，巨野晁氏，多文学之传；洛阳程氏兄弟，崇安胡氏及婺源朱氏父子，则为道学名家。若从地域言，仅江西一地，除前说的鄱阳洪氏外，还有临川王氏(王安石、王安礼、王安国)，南丰曾氏(曾巩、曾布、曾肇)，新淦孔氏(孔文仲、孔平仲、孔武仲)等著名家族，对政治、学术、文学、艺术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了传统。

五、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还应关注什么

(一)宋代文学与思想史、哲学史、制度史的关系

前述马积高、许总、朱刚、罗立刚等老、中、青三代学者的著作，已属打通哲学与文学的研究，可惜的是，延续这一方向者，尚不多见。近年来，关于宋代思想、哲学的研究专著渐多，仅作者出身于浙江大学的，就有关长龙的《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何俊的《南宋儒学建构》，以及刘成国的《荆公新学研究》诸著。关于宋代的制度史，十多年前河南大学出版社的《宋代研究丛书》，就有《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宋代监察制度》等著。由于学科的分科细密，在三级制的体系中，目前的研究很难打破“分疆而治”局面，然而，不仅是古代学术具有文史哲一体的特点，当今也积极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学科间的打通确实非常重要，这也是宋代文学研究的方向所在。

罗宗强创立了文学思想史学科，其弟子张毅有《宋代文学思想史》，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宋代文学思想史的专著，书中涉及到哲学对文学思想的影响，但由于学科的性质和研究范畴所限，故对于文学观、文学创作与哲学史、思想史相对应或相结合的全面研究，还有拓展的余地。

制度史中的教育与科举，对文学的研究很重要，虽已有祝尚书等人的研究，但是，在具体问题之

外，仍有一些理论问题需关注。如唐宋两代科举的不同，后者的进步，以及宋代科举自身存在的弊病等，都可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处仅举后者一例，针对唐代进士科只重文才所造成的缺陷，仁宗之时，宋祁等人上奏：“……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仁宗从之。后又有王安石的改革，但仍然自有其弊端。苏轼《日喻》即对王安石变法后科举取士的变化，发表自己的见解：“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对这些问题，都可以就其本身或结合文学作深入的研究。

(二)宋代文学与宋代学术、艺术的关系

宋学有广狭之义，狭者专指理学及其所传，广者应指宋代学术之总和。胡瑗于苏湖二州教学之时，立经义、治事二斋，实际上将学问分为理论与致用二科，此即宋初学术之始。其后，理学作为新儒学逐渐确立，王安石创新学，张载创关学，周敦颐创濂学，二程创洛学，洛学的出现标志着新儒学的初步完成。多年来，学界联系新儒学以研究宋代文学，相对成果多些，且较有深度，展望未来，这一研究方向当然还可以持续并深入下去。此外，如易学、尚书学、诗经学、春秋学、诸子学、史学，以及政治学、谋略学、教育学等，也可关注它们与文学的关系。这些学科固然是独立的，但其治学思想，研究的观念、方法等，都不会因学科的独立性而与他科隔绝，尤因宋代士人常兼学者与文人的双重身份，治学对为文会有所影响，或在文学创作中会接受他人、他学的影响，因此，研究宋代文学不应是单纯的、孤立的文学研究。无论从宋代自身的特点而言，还是从当前提倡学科交叉而言，关注文学与宋学的关系，都是宋代文学研究应继续开拓的方向。

宋代的文人，又常是艺术家或艺术理论家，由于文与艺的相通，对于宋代文学的研究，还应注重与绘画、书法、音乐及相关理论的联系。郑午昌将我国绘画的发展定为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而宋代绘画则是文学化时期的开始。宋代不仅有众多的文人画家，产生了多种文人画题材，也是文人画理论全面奠基或成熟的时代，苏轼、文同、王诜、李公麟、米芾父子等，更是著名的文人画家。宋代在我国的书法史和书论史上也有重要地位，由唐的抒情、重法．转为尚意而多元。苏、黄、米、蔡是宋代书法的四大家，也是创立宋代书体的代表，南宋的姜夔、宋季人元的赵孟也是很有创新的书法家。而北宋沈括、南宋姜夔，则是真正知乐的音乐家。这些画家、书家和音乐家，又多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的文学理论常与艺术理论综融贯通，由于创作思想并见于文学与艺术，因此，结合艺术实践或理论来研究文学，也是避免孤立、单一、割裂全人所应取的研究方法。

(三)宏观的理论视野与延伸的学术眼光

宋代文学论文篇（6）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宋代文学论文篇（7）

    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宋代文学论文篇（8）

一、长时段的探索

近些年来，宋史学界开始力图摆脱以往习用的朝代框架，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更长的时段——唐宋或宋元明——中找到意义。

“唐宋”并称，是一个有着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时间概念。这既是因为两个时代在政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连续性，牵动着国人对于“文明昌盛”的自豪记忆，也是因为两段历史之间的明显反差和“断裂”(对于“唐宋变革说”，近年间有许多再阐释，也有不少批评与质疑。对此有一些专门的学术史回顾，兹不赘)。2001年以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先后召开了题为“唐宋妇女研究与历史学”、“唐宋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学术研讨会。国家社科基金批准了题为“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经济政策的互动研究”2等重点科研项目。作为教育部重点科研基地的项目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兄弟校所的一些学者也在共同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

相当一批研究选题集中在唐宋时期，例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3、唐宋思想的转型4、唐宋法制史5、唐宋变革期内的军政制度6、唐宋中央监察制度的变迁7、唐宋时期的婚姻、家庭和财产法8，等等。历史学、文学史博士论文讨论唐宋官制礼制、唐宋士人、唐音宋调者亦不乏其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文是笔者2004年5月在中国史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其中谈到的只是一些个人感觉，而投有机会具体涉及到诸多学者与丰富的个案成果，叙述中难免挂一漏万，敬祈读者鉴谅。本文的正文部分曾经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9期。文章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方诚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罗秭楠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2 葛金芳、曾育荣：《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2期。

3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

4 包弼德(Peter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2001年。

5 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6 赵雨乐：《唐宋变革期内的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7 贾玉英：《略论唐宋中央监察制度变迁》，《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例如Bettine Birge，Inheritance and Property Law from Tang to Song：The Move away from Patrilineality(唐代至宋代的婚姻和财产法：从父系体系的疏离)；大泽正昭：《“妒妇”、“悍妻”以及“惧内”一一唐宋变革期的婚姻与家庭之变化》。邓小南主编、高世瑜、荣新江副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讨论唐宋时期的社会变迁，目前已经很少有学者将眼光仅仅拘泥于唐宋“之际”。不少学者着眼于更长的时段。具有通贯性质的高教版《中国文学史》1，以隋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研究单元。多年前，很多老一辈史学家如陈寅恪、侯外庐都敏锐地把握到唐代中期的社会变化，将其视为新阶段的开始。而近年间一些欧美学者提出的中国“中叶史”(Middle Period)，也是以8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为研究时段。

与唐宋之间的连续相应，学界以宋元乃至宋元明为研究段落的讨论也逐渐增多。《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2(The Song-Yuan-Ming Tran Mtion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集中了这样的一批成果。“唐宋”并提，将宋作为一系列变化的整理定型期；而“宋元明”的概念则将其视为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

转贴于 二、专题史研究的活跃

专题史研究的活跃，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许多以往被忽视的话题，由边缘进入主流。就宋史学界而言，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或角度，对于专题研究的带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史研究的直接成果，既反映于以生活史、风俗史为题的研究如朱瑞熙、张邦炜、王曾瑜等一批功力深厚学者的集体成果《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也反映于学者对家族制度3、对社会矛盾的日常调节机制如社会救济与赈灾等问题的研究4。一些传统上不被重视的题目，例如饮食、娱乐、日常消费、鬼神观念、民间巫术、丧葬习俗与佛事活动，等等，有了不少描述性的文章。也有学者对于“基层社会”“地方社会”作出细节的划分，注重讨论“宋人在其生活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人群聚合”、“规范宋代基层社会秩序的经纬线”以及基层社会内部与彼此之间的流动、沟通与联结5。相关的著述中也反映出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趋近与融通。

不仅如此，将不同内容的探讨“还原”到所处“社会”中予以认识的努力，近年来愈益突出。学者们注意到，不同层次、不同形态的关系网络，决定着具体社会面貌的差异。因此，今天的宋代社会史研究，既考察“有形”的内容，也着意于讨论看似“无形”却同等重要的内容，例如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诸多错综复杂关系等等。从《中国近世的家族与社会》6、《唐宋女性与社会》7、《宋代婚姻家族史论》8等著述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状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2 Edited 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

3 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例如张文：《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5 参见吴雅婷：《回顾一九八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十二卷，2002年。

6 台湾中研院出版，1998年。

7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8 张邦炜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

1、新的研究领域迅速发展

得风气之先的是对于宋代区域(例如太湖流域、福建江西等地区)、人口、移民、家族、基层社会、地方精英、乡村势力、民间信仰(美国、日本学者有不少研究，国内亦有讨论国家祭典与民间祭祀、祈雨、地方神灵崇拜的著述及博士硕士论文)以及妇女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宋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都有积极的意义。

妇女史研究，近年间日益转向社会性别史研究。所谓“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实际上是一种理论概念的标记，强调所讨论的课题，并不仅仅是女性，而是人类社会规范与性别有关的各类活动的方式与机制1。在当今的国际学术界中，这一领域已经成为多学科研究的聚焦点，成为富于创新精神的领域之一。在这一领域中，关注对象相当集中，研究视角和方法理路却展现出多元的特点。

对于婚姻制度、性别意识、文本写作(例如女性的写作、男性作家有关女性及性别交往的写作)、下层女性、边缘群体、身体文化(例如生育、缠足)乃至医疗史的关注，是近年来宋代性别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不仅注意性别差异，也注意女性内部包括社会阶层、生活环境及身份转换之间的差异，理念同现实之间的差异；同时也注意围绕性别问题而来的一系列关系。《唐宋女性与社会》中的一些议题，可能算得上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代表。

2、传统研究领域的新取向

这些新的取向，有不少受到注重关系结构、注重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近年来学界所强调的学科交叉或者说“科际整合”，也发生着明显的带动作用。

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取向在20世纪晚期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限制于曲高和寡的纯粹哲学史、学术思想史范围，其“视域”有了明显的拓展。这一方面应该归功于“宋学”这一较“理学”更为开阔的研究范畴的提出；另方面也与社会史的影响有关：研究者自觉地将思想的演进置于政局演变、群体关系、社会文化等问题相互作用的背景下去考察；宋代文化传承者身份的下移、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历程等问题都纳入了学者的视野。与此同时，思想史研究的关注领域，从仅仅注意创造性思想的出现，转而同样注意由“出新”变为“传统”的过程；从仅仅围绕和瞩目于精英与经典，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综合性研究，国内出版的有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3，田浩(Hoyt Tillman)编《宋代思想史论》4、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5：还有不少对于荆公新学、蜀学、新学与理学的消长等方面的个案研究。

法制史研究也有明显的视角变化。有综合研究6，亦有个案讨论。有研究者选择以“争讼”为窗口，来观察宋朝社会7，观察利益关系调整的多元化趋势8，探讨诉讼在宋代社会

——————————————

1 王政：《关于“gender”的翻译及其背后》，《社会性别》第一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3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 学林出版社，2001年12月。

6 例如郭东旭：《宋朝法律史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7 青木敦：《健讼の地域的ィメ—ヅ——11~13世纪江西社会の法文化と人口移动をめぐって——》，《社会经济史学》65-3、1999年。

8 例如雷家宏：《从民间争讼看宋朝社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

由一种司法行为成为社会风尚的演变1。也有学者从案例出发探讨地方行政和民众的关系2，探讨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3。

台湾学界先后编辑出版了《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4、《法制与礼俗》5等论文集，《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6一书也在日本面世。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结合社会和思想来讨论法制的趋向。

3、原有议题中新的研究生长点：

所谓“研究生长点”，通常是由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带动起来的。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关注研究的视角和方式，注意拓宽、拓深宋史的研究领域。

经济史：

近年来经济史方面成果相当丰富。不仅有对于财政史、货币史7以及财经监督8等方面的研究专著，也有对于商业资本9、信用关系10、商品供给与流通11、海外贸易12、专卖13、茶法14、交通15、寺院经济16，以及对于经济发展与国家干预等方面的研究。研究中对单一的生产决定论有所突破。不少学者自“区域”视角着手，兼采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研究区域性城市、农业经济、市场经济，讨论大一统帝国总的财政经济框架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17。对于宋代“积贫积弱”一类成说，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和批评18。

————————————

1 许怀林：《宋代民风好讼的成因分析》，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宋代福建的民间拆讼》，《福州师专学报》2001年6期。

2 青木敦《北宋末～南宋の法令に附された越诉规定にっぃて》，《东洋史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五十八卷第二号，1999年．

3 屈超立：《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

4 柳立言编：《宋元时代的法律、思想和社会》，华泰文化事业公司，2001年。

5 Billy Kee-long So(苏基朗)，Sung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Modern Implication of Chinese Legal Tradition：The Case of Yün(1068-69)Revisited；刘增贵编：《法制与礼俗——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

6 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邑社会》，汲古书院，2002年9月。

7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8 方宝璋：《宋代财经监督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

9 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

10 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1 张锦鹏：《宋代商品供给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 Billy k.L. 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3 林文勋等：《中国古代专卖制度与商品经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4 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 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 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 例如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陈国灿《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18 如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3期。

就整体趋势而言，经济史研究在研究取向方面愈益多元化，显现出不同的学术风格。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研究方式，成为不少学者的选择：与此同时，运用计量分析等经济学方法，使研究更加精密的努力，成为日渐明显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学界对于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开始有认真的检讨，围绕“宋代经济革命说”以及宋代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评价的讨论1，有效地深化了我们对于该时代的整体认识。

政治史：

政治史通常注重时代的走势，注重通体性的研究，国内学界应该说占有整体上的优势。要把握宋代政治的发展脉络，一方面要突破宋人的“本朝史观”之限制，另一方面，需要提炼“牵动力”较强的问题，而避免简单化。

宋史学界对于赵宋“祖宗之法”、“防弊之政”的再认识，或许是研究中的“亮点”之一。许多宋史研究者强调宋代“士大夫政治”对于皇权的限制，认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理解宋代官僚政治体系乃至文化繁荣的关键2；也有学者强调另一方面的趋势，指出宋代专制君权与忠君观念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之中3。与士大夫政治相关，学界也有不少关于党争的讨论4。

宋代的政治史研究向来是后不如前——南宋不如北宋，南北宋晚期不如前期。但在最近几年中，北宋晚期、南宋晚期的政治史都受到国际性的关注5。

宋史学界对于政治史的个案讨论，长期以来集中在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之上。例如北宋时期的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王安石与王安石变法6，南宋时期的岳飞、赵构与高宗朝政治7，等等。近些年来，这些研究“点”明显地丰富起来。人物研究逐渐从个体走向群体，研究中愈益重视多方面的“关系”，把个别人物与周边人物、与事件、与学术思潮、与时代联系起来。王曾瑜等学者从校勘整理相关资料、系统考辨人物事迹，到综合性深入研究，乃至撰写纪实小说等等，形成了从基础工作到深入研究再到普及较为完整的组合格局8。

——————————————

1 如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一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1期。李根蟠：《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2 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3期；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哲社版》2001年6期；王瑞来：《宋代の皇帝榷力と士大夫政治》，汲古书院，2001年。

3 参见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载《学术集林》卷十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张帆《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载《北大史学》第八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例如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例如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治——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1期；《靖康内讧解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3期：《北宋亡国与权力膨胀》，《天府新论》2000年1期。王曾瑜：《宋钦宗和他的四名宰执》，《学习与探索》1999年6期。罗家祥：《靖康党论与“靖康之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3期。方震华《北宋中晚期文士对武力的定位》，《汉学研究通讯》2002年11月，21卷第4期。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Bol)：Whither the Emperor? Emperor Huizong，the New Policies，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 Vol．3l(2001)：伊沛霞(Patricia Ebrey)：《文人文化与蔡京和徽宗的关系》，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讨会第九届年会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参见朱瑞熙：《岳飞研究的百年回顾》，待刊。

8 王曾瑜：《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1989年；《尽忠报国——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河洛悲歌》、《靖康奇耻》，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也有学者关注历史人物形象变迁所蕴涵的“当代史”的意义1。这反映出，传统的人物研究也在寻找新的问题生长点。

制度史：

制度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对于学界成说的再探讨。我们看到，即使是宋代中央政治制度中最关键、最核心的内容，也还有许多重要的“未发之覆”。对于宋代“二府”之_枢密院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例2。以往对于文官制度讨论较多，近年来则有不少对于武将群体的考察3。

就一段时间内的趋势而言，宋史界关注的重点是地方和基层的行政制度4。对于宋代路制以及相关行政制度的研究，集中了国际范围内许多学者的目光5。其中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一书，通过中央制度的“地方化”过程，来探讨财政制度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的与制度文本规定不同的多种变异。除去对于路及州郡体制的考察外，还有许多对于县丞、县级公吏6，对于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的考察7。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制度史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政治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促使历史学者从新的角度考虑以往的问题。围绕着沟通中央与地方的，“信息渠道”这一总的论题，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点，例如信息“不均衡分布”条件下的政绩考察与“实迹”问题；地方上的“父老”缙绅、寄居士人与官方关系问题；榜谕、粉壁、劝俗文(劝学文，劝农文)的沟通晓示作用问题；信息通进机构如通进银台司、罔门、进奏院以及邸报的运作形式问题……带动了对于信息上传下达的环节、传布方式，作为信息载体的文书形式、传递过程及其管理

————————————————

1 孙江、黄东兰：《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参见高明扬：《纪念岳飞诞辰900周年暨宋学学术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1期：邓小南：《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暨南学报》2003年2期。

2 陈峰：《北宋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与以文驭武方针》，《历史研究》2001年1期；邓小南：《近臣与外官——试析北宋初期的枢密院及其长官人选》，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李全德：《五代至北宋前期的枢密院体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3年；傅礼白：《宋代枢密院的失势与军事决策权的转移》，《史学月刊》2004年2期。

3 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峰：《北宋武将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2年；赵冬梅：《北宋的武选官及其选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

4 例如余蔚：《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5 李昌宪：《宋朝路制研究》，《国学研究》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昌宪、王丽：《宋代转运司治所考述》，《文史》2001年第2辑；《北宋转运使的设置问题探讨》，《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黄纯艳：《论宋运使的演变》，《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论宋运使的职能——兼论发运使与转运使的关系》，《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汪圣铎：《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1期。青木敦：《宋代の监司の语羲にっぃて》，《历史学研究》753，2001年。渡边久：《北宋の经略安抚使》，《柬洋史研究》57-4、1999年；《北宋转运使と行政监督》，《龙谷大学论集》457，2001年。高桥弘臣：《南宋初期の川陕地方にぉける宣抚处置使·宣抚使について》，《受嫒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13，2002年。

6 陆敏珍：《宋代县丞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文史哲》2003年第1期。

7 王棣：《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99年4期；《从乡司地位变化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中国史研究》2000年1期；《宋代乡司在赋税征收体制中的职权与运作》，《中州学刊》1999年2期；夏维中：《宋代乡村基层组织衍变的基本趋势：与〈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一文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粱建国：《宋代乡村区划研究》，河南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4年。

体制等一系列相关研究。也有学者在长期研究宋代监察机构的基础上，将台谏考察官员的过程作为一个完整的信息处理过程予以观察1。

当然，选题重点的变化、空白的填补并不意味着制度史研究有了质的进展。在“过程”与“关系”中把握制度，走向“活”的制度史，或许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4、学科界限的打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传统学科领域的边缘或者交叉界面，比较容易产生新的成果。

现代学科的划分，在带来了种种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重重障碍。众所周知，宋代士大夫在文学、经术、政治方面的努力紧密地切合在一起；赵宋的“祖宗家法”等内容，也是存在于政治、社会、文化交汇的界面上2。相关研究要走向深入，无疑对于现代学科体制是个挑战。

2003年出版的余英时新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3，以朱熹为中心视点，而致力于“宋代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尤其注重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注重理学文献的政治解读，关注“内圣”与。外王”的衔接，致力于把理学“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体来理解，而不是将其“抽离”出来4。当然。作者“仅仅强调理学系统中有必须通过政治解读才能澄清的部分，但并不是将全部理学都化约为政治问题”。

2001年，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题为“江南的城市工业和大众文化(960—1850)”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围绕宋代以来区域性经济发展与大众文化、民问信仰、地方意识的关系，从经济与文化的交叉界面着眼，反映出学术领域新的发展趋势。

三、研究条件的新积蓄

1、田野调查与资料范围的扩展

目前宋史界所使用资料的范围，已经自“精英著述”扩大到文字、图像与其它非文字的“边缘材料”，越来越多地利用地方志、文书档案、墓志、金石碑铭、诗词、笔记、小说乃至书信、契约、谱牒、婚帖、账簿等文字资料，以及图像、历史遗存、考古出土文物等等资料。人类学所注重的田野调查，也成为近年来历史学界普遍运用的研究方式之一。社会史、民族史、历史地理、思想史、艺术史领域的研究者成为引领风气的先驱。这种拓展，不仅反映于资料范围的扩大，也反映于学者对各类实物资料、情境场景的综合认识及其与文献资料的互补和互证。正是这种拓展，构成为学科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

1 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中心》，待刊。

2 邓小南：《“正家之法”与赵宋的“祖宗家法”》，《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4期：《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台北允晨；2004年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本。

4 参见陈来：《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涂英时述评》，《二十一世纪》，2003年10月号。

2、资料建设与深层利用

目前保存、整理、利用资料的手段，都与数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史籍校点与整理，是大陆史学界的长项之一。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国家图书馆编辑《宋代石刻文献全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编辑《全宋笔记》，为学界提供了研究便利。有关地方行政制度的资料整理，有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宋代郡守通考》1等多种，汇集了丰富史料。也有一些电子数据库的建设。

尽管宋史研究不具备其它断代史那样的“新材料”，但新的观念、新的问题，使得一些以前即为人们知晓的材料不断被更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例如《名公书判清明集》，社科院历史所的学者作了出色的整理工作2，日本学者、美国学者也先后做了译注3，台湾学界组织了专题的研读班，出版了专门的研究著作《宋代社会与法律——讨论》4。

3、资料研读与人才培养

多年来，台湾、日本学者通过组织读书会、研习营，培养出不少优秀学生。台湾地区跨校的、师生共同参与的“宋代典籍研读会”，利用周末半日研读，已经坚持了八年。在此基础之上，2003年10月，在东吴大学举办了“宋代墓志史料的文本分析与实证运用”学术研讨会。

大陆高校各类形式的读书课，是历史专业的传统。近年来也组织了一系列针对性明确、强化密集的读书讨论。2003年浙江大学历史系举办了首届宋史讲习班，九所高校的三十余名宋史研究生参加；北京大学也组织了以“流动与秩序：中古时期的社会与思想文化”为题的唐宋史研究生读书讨论班。主持这些读书班的，既有国内的宋史专家，也有来自海外的著名教授。

对于学术普及事业的关注，也是宋史学界近年来的明显趋向之一。2003年面世的陈振撰著《宋史》一书5，为初学宋史者提供了一部内容厚重、文字晓畅、份量适中的基本读物。虞云国《细说宋朝》，致力于追求历史感与可读性的高度统一6。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7则是作者集二十余年研究心得写成的一部教材。从兼顾研究与普及的断代史著述，到纪实性小说系列，“以历史学家的睿知讲真实历史”8，有效地沟通着“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四、集体反思意识的增强

国内学界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相当深厚，但宋代的历史曾经因朝代的不强不盛而受到冷落，宋史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整体水平不高；而同时在日本，在欧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受到肯定，在一些国际性研究计划的推动下，群体性的研究开始出现优势。近年来，我们在研究方向、取径，乃至议题的选择方面，许多是受海外学界的影响。国内学界对于这些内容有批评，有修正，但在国际汉学界宋史研究交流的平台上，我们能够主导潮流、影响研究取向的方面尚相当有限。

————————————

1 李之亮：《宋代郡守通考》，巴蜀书社，2001年。李之亮：《宋代路分长官通考》，巴蜀书社，2003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

3 梅原郁：《清明集译注》，同朋舍，1987年；Brain McKnight英译本。

4 宋代官箴研读会：《宋代社会与法律——〈名公书判清明集>讨论〉，东大，2001年；高桥芳郎《宋代中国の法制と社会》第八章也专门讨论了《名公书判清明集》。

5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7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8 沈渭滨：《虞云国〈细说宋朝>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致力于对以往各种具有共识性的成说以及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检讨，通过共同的省思，提出新见解，探索新方法，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就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而言，其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有出色的学者、出色的研究，而在于我们的史学界作为一个整体，学术组织和学术体制的运作方式。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在我们进行理性的学术批评与自我反省的能力。

世纪之交提供了外在的机会。我们看到一系列回顾展望性质的会议与文章1。2001年，浙江大学历史系邀请国内外一些中青年学者，召开了小型精干的专题研讨会，题为“近百年宋史研究回顾与反思：制度篇”。会议反映出宋史学界自我质疑、突破陈说，要求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范式的强烈愿望。大家认识到“自觉的创新意识、批判精神、本土取向、全局观念、学术史关怀，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走向自觉”2。

今天的宋史学界，已经涌现出不少富于创造性、具备持续发展潜力的议题，学术规范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标准，而且作为一种学术意识、学术境界，日益受到重视，从而使研究的学术品质可以有所保证。经过坚持不懈、注重交流的群体性研究，相信能够出现具有我们的学术特点与学术优势的一流成果。

宋代文学论文篇（9）

一、宋代医者群体的研究

从历史角度考察，宋代的行医人员与当时的“医人”、“医生”（龚延明：《宋代官制词典》，中华书局，1997年，第285、286页）均有所不同，欲以宋代行医人员为中心进行研究，“医者群体”的称谓应当是概括比较全面，比较恰当的。

陈邦贤先生在《中国医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的“绪言”中就提到医家地位研究，论述基本上以传统杰出医者为代表与医事制度之演变为重点。庄佳华的《试论北宋医者的社会地位之转变》（硕士论文・国立台北师范学院・1994年）一文认为在北宋时期，由于皇帝的重视，在“以医药施行行政”与“抑巫扬医”的治国政策下，士大夫求医观念改变，医者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但文章的时间仅限于北宋，而且关注较多的是士大夫阶层情况。杨小敏的《宋代医者群体若干问题研究》（硕士论文・河北大学・2011年）一文主要按照医者内部社会阶层和认识意识的不同，将宋代医者群体分为一般医者群体和特殊医者群体两大类，前者包括宫廷医官、地方医官、军医和民间医人，后者则包括巫医、僧医和道医。并基于宋代医事制度的革新特点，分别阐述了各医者类型对古代传统医学发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然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的认识中仍然存在大量的误区与盲点，不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下层民间、京城重镇还是乡野僻村，巫医、僧医、道医之类，因具有存在的历史空间而不可能清除。最后，文章在梳理古代医药学发展变迁的前提下，尝试从官方医学的繁盛、民间社会的忽视、炮制药剂的流行和文化溯源的惯性四个方面，概括了现代社会舆论中缺少宋代脍炙人口的医学家的历史原因，体现了宋代医者群体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明先生著《南宋时期浙江医药的发展》（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年），书中第四章“医药学家及著作”，整理了诸多南宋时期浙江地区医药名家，反映了浙江医者群体及医药水平的发展状况。

二、宋代儒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儒医的形成，陈元朋所著《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湾大学出版社，1997年）阐述了宋代的医事制度与士风医俗，分析了宋代士人“尚医风气”的形成原因、特点及“儒医”概念的出现时间，为研究儒医问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宋代的儒医――兼评Robert.P.Hymes有关宋元医者地位的论点》（《新史学》，1997年第6卷第1期）指出“自宋以降，‘儒医’逐渐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这类医者大多具有儒学的根底，他们注重对医学经典的研读，其行医作风也多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与那些仅凭数张药方或几味单方便为人疗疾的医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张莉《宋代儒医研究――兼论宋代的“抑巫扬医”》（硕士论文・湖南大学・2008年）指出宋代儒医现象的形成是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外因方面，皇帝们对医学的重视以及朝廷一系列“扬医”政策的实施，印刷术、出版业的发达，儒生入仕的压力，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民间巫医、庸医等诸多因素，促使习医的儒生越来越多。在内因方面，医学和儒医发展到宋代，关系更加巩固。外因为儒生尚医、习医提供了各种条件，内因影响着儒生们对医学的态度。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宋代儒医现象形成。此外，陈艳阳《宋元时期医学队伍的组成特色》（浙江中医杂志，2003 年 1 月）、徐仪明的《论孟子“仁术”说对北宋儒医文化发展的影响》（《史学月刊》， 2002年第11期）、贺圣迪的《论儒医的形成与特征》（《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等文章也有所涉及。

儒医的定义，薛公忱在《论医中儒道佛》（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年）中对儒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论述，他把“儒医”狭义定义为宗儒、习儒的医者和习医、业医的儒者。这个定义初步表明儒医群体内的成员不仅仅有崇尚医学、习医的儒生，也有弃儒为医成为医者的儒生。形成儒医的两个主要方式，是从医者提升为儒医和从儒生转变为医者，这是对儒医的高度总结。李良松《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认为：儒医，从广义上来说，可以说是掌握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的文人。他们或是弃儒从医，或是儒而兼医，或是知医而自用。”他认为文人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就可以被称为“儒医”。这个表述比较完善，基本上可以概括各个时期儒医现象的基本特征。

儒医社会地位的研究，宋丽华《中国古代医人社会地位研究―以汉宋之间为核心》（硕士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第三部分展开对宋代儒医的研究，作者指出虽然世人给儒医有极高的评价，但医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这从儒医的习医缘由、医人对儒学的倾向以及儒医以外医人群体的社会地位状况都能得到体现。同时，从医人称谓的角度小结汉宋之间医人社会地位的概况。唐晓伟《从文医关系看医生社会地位的变迁》（硕士论文・兰州大学・2008年）一文指出文医关系的紧密程度与医生社会地位的高低互为因果，宋代产生了“儒医”且地位逐渐提高，使文医关系更加紧密，二者的深入交往促使医生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并终于在金元之际达到顶峰。安春平《宋代的医生》（硕士论文・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1年）通过对宋代医者群体的构成、思想背景与学医方式等基本情况的考察，指出儒医开始成为一种社会角色是宋代医学发展的一大特点，儒医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宋代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此后，儒医的努力成为促进医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除却上述方面的研究，还有关于某一儒医人物、地方性儒医群体、特定历史时期儒医现象的研究。王敏《世医家族与民间医疗：江南何氏个案研究》（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一文在研究江南世医何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对宋代儒医有所涉及。同时，作者还指出医者与患者在一个开放的医疗空间中展开互动与博弈，社会地位、关系网络、文化等级这样一些因素，在医疗场域的博弈和竞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影响了医疗资源的分配与流向。李似珍《从陈高由儒转医看宋代的儒医现象》（《医古文知识》，2001年第4期）则注重个体儒医的研究，文章通过讨论陈高作为经学博士转而从事医学管理的个人经历，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医学的重视，由此使医理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促进古代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周益新《宋代儒医高若讷对中医学的贡献》（《山西中医》，2003年10月第5期）一文详细论述了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儒医高若讷在培养医学人才、整理古典医籍、精研“伤寒论”学各方面的突出业绩。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对宋代著名医家进行介绍或考证的短文，如陶丽华《宋代湖州名医――朱肱》（《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杨金萍、王振国《宋代医家董汲学术思想简析》（《中医药学刊》，2004年第7期）、张如安《宋代医家李怪生平小考》（《中华医史杂志》，2004年第4期）等。

宋代文学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B9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3）01-0012-04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高雄义坚就指出，中国佛教研究应该多关注唐宋以后的中国佛教。不过就宋代华严思想研究而言，起步仍然很晚。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日本学者投入的精力最多，成果最丰富；大陆和台湾地区相对比较滞后。本文仅就笔者所及，将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回顾。

一、研究成果概览

学术界对宋代华严思想的研究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初期到9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近20年。第一阶段基本上是概述性质，即在佛教史、佛学史、宗派史等论著中概略性地描述宋代华严思想的发展状况，这方面的著作很多。例如，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吕激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郭朋的《宋元佛教思想史》、镰田茂雄的《简明中国佛教史》、高峰了州的《华严思想史》、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等著作，对宋代华严思想均有详略不同的描述。第二个阶段是专题研究阶段，即对宋代华严宗的传播、著述、人物生平作了深入细致地考察，以吉田刚、王颂等人的成果为代表。

吉田刚自1995年以来，连续在日本学术期刊上发表了20多篇与宋代华严思想相关的研究论文，标志着宋代华严思想真正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他的主要成果有：《师会与观复的论争——以该摄门的解释为中心》（1995）、《（明宗记）的著作目的及其同教理解》（1996）、《赵宋华严教学的展开——法华经解释的展开》（1996）、《笑庵观复的著作》（1997）、《北宋华严兴隆之经纬——长水子璇在华严教学史的位置》、《笑庵观复的四义同教说》（1998）、《可堂师会的一义同教说》（1999）、《长水子璇对宗密教学的受容与展开》，等等。2000年3月，他还以《宋代华严教学之研究》为题，取得了驹泽大学佛教学博士学位。从上述论文可知，吉田刚先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宋代华严判教思想的开展。王颂先生的最重要成果是《宋代华严思想研究》一书，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出版的唯一一部以宋代华严宗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该书采用思想史研究方法，重视史实的考察、文献的梳理。该书包括宋代华严祖师的传记研究、华严宗传承谱系的确立、教团的展开、修行方式、教理著作的解读、华严与净土的结合、三教融合、忏法仪轨等。其重点是对宋代华严僧传记的梳理，以及江南地区华严教团的考察。

除上述成果外，尚有其他学者发表过与宋代华严思想相关的研究心得。例如，祝尚书的《宋初西湖白莲社考论》，发表于《文献》1995年第3期；魏道儒在《中华佛学学报》第13期发表的《宗教融合与教化功能——以宋代两种华严净土信仰为例》；释法幢在中华佛学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宋代贤首中兴教主净源之生平探讨——兼谈大觉国师义天与慧因高丽寺》；陈永革、邱高兴在第五届吴越佛教研讨会分别提交的《论晋水净源与北宋华严中兴》、《宋代杭州华严思想的流布》，这两篇论文均收入《吴越佛教》第五卷；圣凯法师在《新世纪宗教研究》第7卷第4期发表的《净源研究》；郑云鹏的《宋初杭州华严净行社研究》，发表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报》2011年第2期。另外，也有硕士研究生以宋代华严思想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

二、关于宋代华严宗传承情况的研究

目前制约宋代华严思想的研究主要因素是资料不足，导致学术界对宋代华严宗的发展状况难以作出清晰的描述。例如，在人物方面，学术界经常提及的有子璇、净源、道亭、义和、师会、观复、善熹、希迪等，他们是推动宋代华严复兴的主要力量。关于这些人物的生平、著述，由于无详实的资料记载，长期无人详考。在著作方面，宋代华严学僧曾经撰写或编纂了很多华严学章记、注疏，但散失严重，即便是现存的著作，要么残缺不全，要么留存海外，搜集起来颇费周折。近年来，经过一些学者的努力，我们才开始对宋代华严宗的发展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王颂、李国玲等学者对宋代华严僧团、人物传记、华严著述的考察，发现尚有其他在当时有影响的华严学僧，如鉴义佛日、元智、善聪、清雅、智肱、子宁、怀远、清远、遇荣、普观、日新、道通、慧定等。

与宋代华严思想传播情况密切相关的就是华严宗在宋代的传承。中国佛教重视宗派传承问题始于唐代，以天台宗和禅宗为主。到了宋代，宗派传承问题成为各个宗派的共同议题，不仅天台宗、禅宗依旧如故，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等纷纷制定本宗的传承谱系，即通常所说的法统。华严宗的传承问题，宗密曾经作过说明，他以杜顺为初祖、智俨为二祖，法藏为三祖。宋代中兴华严的功臣净源分别提出了“五祖说”、“华梵七祖说”。“五祖说”以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五位高僧为华严宗的中土祖师，“华梵七祖说”就是在五祖的基础上增列马鸣、龙树两位印度论师分别为华严宗的初祖、二祖。但是净源提出的法统说没有涵盖整个宋代的传承。关于宋代华严宗的传承，主要是明清时期的佛教文献记载很多。贤度法师在《华严学讲义》、《华严学专题研究》两部书中列举有7种文献，即《宝通贤首传灯录》、《伯亭大师传记总帙》、《灌顶伯亭大师塔铭》、《宗派律诸宗演派》、《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浅注本序》、《妙法莲华经科拾跋》、《仁王经科疏并序》、《南来堂诗集》。除此之外，明代宋濂的《护法录》，清代仪润的《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也值得重视。遗憾的是，这些文献语焉不详，很多历史细节无法详考。

近百年来，有不少学者尝试对华严宗传承进行考察。镰田茂雄认为，宗密以后的华严宗的传承有两条：（1）宗密太原传奥从朗绝观现师五台承迁晋水净源义和佛智师会性宗；（2）宗密……子璇净源，净源以后的传承，与（1）同。这两条路线之所以出现差异，盖在于净源先后从学于五台承迁、子璇。周叔迦先生认为，“宗密传妙元本奥，奥传开明普朗、朗传元显法现、现传灵光洪敏”，洪敏传子璇，子璇传净源。净源以后的传承是：“净源传神莹希冲，冲传道明妙观，观传玉峰师会。”他将镰田茂雄所列谱系没有的希冲列入，又将义和排除在外。蒋维乔在《中国佛教史》中说：“华严宗，宋初有长水子璇，即世所称长水大师是也。自澄观大师传圭峰；圭峰传彻微；彻微传海印；海印传法灯；法灯传长水；华严宗至此，始复兴盛”，长水之后有净源。贤度法师也对宗密后华严宗的传承进行过搜理，并且在《华严宗要义》、《华严学专题研究》两部书中详细列出了华严宗传承序列表，值得参考。

三、关于宋代华严思想的研究

魏道儒先生指出，“会昌（841—846）之后的华严宗历史，既不是有传承法系的严格意义的宗派延续历史，也不是华严教理依据内在逻辑有新发展的历史，而是华严教理的传播史，是它在整体佛学中的运行史和转型变态史。”这一论断相当精辟，也符合宋代华严宗发展的实际。宋代华严思想主要承袭澄观、宗密的华严思想，也受到永明延寿的影响，注重诸宗融合、禅教一致，这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例如蒋维乔指出，宗密以后的华严宗近似禅宗。吕潋先生认为，华严宗学说在宋初流行的是宗密一系沟通《圆觉》、《起信论》的理论。王颂指出，宋代华严宗最大的思想特色是基于澄观、宗密的学说发挥《圆觉经》、《起信论》等蕴含的如来藏心性学说，形成这种特色的客观原因是三教融合、诸宗会通的历史大背景。

细节方面，学术界目前关注的重点是发生在南宋时期的华严判教之争。从整个宋代华严思想史来看，道亭、宗豫、观复、师会、善熹、希迪都是参与判教思想论争的重要人物，涉及的内容很多。魏道儒先生认为，道亭在《义苑疏》要辨明华严宗与天台和禅宗的区别，重点阐明了道亭对顿教的理解。对于南宋时期的思想，则重点论述了师会、观复之间的判教之争。王颂指出宋代华严僧关于判教理论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同教问题而展开，体现了宋代华严学僧对智俨、法藏系统和澄观、宗密系统的华严流派的不同取舍态度。他继而对道亭对“同教”、“别教”的阐释以及观复与师会的论战作了详尽分析。吉田刚先生的论文基本是围绕南宋诸家的判教思想而作，如前所提。至于宋代华严思想的其他方面，学术界也作了一些研究，主要有：

第一、宋代华严与禅宗的交涉。

学术界关注较多的人物是子璇、净源等人的华严禅思想。关于子璇的禅教融合思想，主要成果有高峰了州《华严思想史》、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以及吉田刚的论文《北宋华严兴隆之经纬一长水子璇在华严教学史的位置》、《长水子璇对宗密教学的受容与展开》等。高峰了州认为，子璇的华严学是通过传奥的桥梁作用间接承袭宗密的思想，崇尚禅教融合。魏道儒先生指出，子璇的禅教融合倾向既与子璇的修学经历有关，也与当时佛教的潮流有关。张春波在《论发现的意义》、《肇论校释》等论著中探讨了净源的《肇论》研究与禅思想的关系。他指出，净源是用澄观、宗密的华严思想解释《肇论》，所以把“妙心”推为最高本体。

第二、宋代华严与天台的交涉。

学术界主要关注宋代华严忏法与天台忏的紧密联系，如圣凯法师的《中国佛教忏法研究》、《净源研究》、王颂《宋代华严思想研究》的第七章“宋代华严宗礼忏仪轨的创建”，吉田刚《宋代华严礼忏仪轨的成立》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华严忏与天台忏的关系。吉田刚的《赵宋华严教学的展开——以解释的展开为中心》、《长水子璇的无情成佛论》等论文中，从《法华经》诠释、佛性论等角度探讨了宋代华严教学与天台学的交融问题。

第三、宋代华严与净土的交涉。

净土思想和信仰在江南地区、北疆地区都很有影响，目前只有江南地区的省常和圆澄义和倡导的贤净融合有文本支持。学者们一致认为，省常、义和代表着宋代华严与净土融合的两种不同类型，即：省常在宋初江南地区组织的净土结社偏重于宗教实践层面，而义和主要从理论层面试图将弥陀净土融摄到华严学的架构中。这方面的成果可参考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颂的《宋代华严思想研究》。此外，祝尚书的《宋初西湖白莲社考论》、郑云鹏的《宋初杭州华严净行社研究》对省常净行社的考察和研究也值得参考。

宋代文学论文篇（11）

(一)唐及五代盐业史研究

1．唐代盐业史研究

[日]古贺登《唐代井盐考》(日本《史观》)958年第53期)与《续唐代井盐考——再论关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记事》(日本《史观》1960年第57、58合期)、[日]腾泽义美《唐代云南史上的盐井》(《森嘉兵卫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1)——社会经济史诸问题》，1969年)、吉成名《唐代的井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文均探讨了唐代井盐生产问题。学者们还对《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的盐井数提出了疑问。古贺登指出，《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盐井数有可能是根据宋初盐井数量情况类推而成。吴天颖《有关盐井记载释疑》(《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则认为是客观反映了唐末盐井的分布情况，郭正忠也同意吴天颖的看法。吉成名《唐代盐产地的研究》(《温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则探讨了唐代盐产地的分布情况。马新《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比较了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并详细论述了唐代的海盐生产。陈国灿则探讨了唐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和生产状况。陈衍德也探讨了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①。

这一时期的研究，盐政仍然是重点。唐初不课盐税，这是研究者的共识。陈衍德、杨权认为，盐税至迟武周初已实行。鲍晓娜则认为，无税制行至开元间。李锦绣还探讨了唐前期的盐池管理、盐监作用、盐课用途等问题②。关于专卖制实行的原因，傅举有认为，盐专卖的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根源却是当时：仁地所有制的变化③。陈衍德《唐代专卖制度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及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也认为，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唐代税盐和榷盐主要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其次才是抑商。齐涛除了论及以上原因外，还指出均田制被破坏后，传统的赋税制度失去了基础④。吉成名指出了榷盐制对除陌钱的继承和发展⑤。前引鲍晓娜文则认为，禁榷的目的首先在于抑商。前引傅举有文论述了唐代盐政由税盐向榷盐的转变，并探讨了盐茶专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陈衍德《试论唐代食盐专卖法的演变》(《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认为，因海、池、井盐的生产特点不同，专卖控制的方式和盐价也不尽一致，并探讨了三种盐制的具体方式及其变化。前引陈衍德、杨权文认为，唐代划区运销、人纳折博法及便换(飞钱)手段成为引钞盐制的起源。吴丽娱则认为，五代折博方式明确成为专卖制中官商交易的新形式，为宋代钞引制奠定了基础⑥。郭正忠认为，折博法见于五代后唐，钞引盐制见于宋庆历年间⑦。吉成名论述了唐代盐政从征税向直接专卖和间接专卖的演变。[日]金井之忠也探讨了唐代盐法。齐涛则论述了盐产的管理、榷卖、招商、榷利管理等问题⑨。前引陈衍德、杨权文及陈衍德《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齐涛《汉唐盐政》都论述了食盐专卖机构问题，并分析了盐铁、度支的关系及地方榷盐机构的演变。王林善也论述了榷盐机构，但在盐铁、度支的管理方式、巡院是否粜盐等问题上提出了与陈衍德等不

——————————————

①分见陈国灿：《唐代的盐户》，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陈衍德：《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②分见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改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傅举有：《唐代盐和茶的专卖》，载《史学月刊》1960年第3期。

④齐涛：《论唐代榷盐制度》，载《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⑤吉成名：《论唐代盐业政策与王朝兴衰》，载《河北学刊》1996年第3期。

⑥吴丽娱：《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⑦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⑧分见吉成名：《唐代盐业政策演变的三阶段论》。载《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1期。[日]金井之忠：《唐的盐法》，载《文化》第5卷第5期。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载《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同的观点①。齐涛《唐代四川诸巡院设置时间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探讨了四川榷盐机构。[日]妹尾达彦《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与流通——河东盐税机关的地址与机能》(《史林》1982年第6期)则探讨了河东池盐的生产情况。杨权《论销盐分界制起源于唐》(《玉珠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则探讨了运销制度问题。

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唐代盐利收入作了概略论述。前引陈衍德、杨权文和陈衍德《唐代专卖收入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体分析了海盐和池盐的收入，并推算了全国的盐利总数。陈衍德《唐代中央与地方争夺专卖收入的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则探讨了中央与地方的盐利之争。前引王林善文论述了榷盐制下的官商关系，并分析了有盐籍的盐商与私盐商的有关问题。陈衍德《试论唐政府与专卖商的关系》(《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也论述了盐商及盐商与官府的关系等问题。郑海峰、王力平《唐后期盐政的演变与盐商势力的消长》(《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探讨了盐商与盐政的关系。

吉成名、齐涛、陈衍德等学者还研究了盐专卖制度与唐王朝兴衰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吉成名、[日]金井之忠、齐涛等都认为，唐代从征税到专卖以及专卖的兴废都与唐王朝盛衰相关②。齐涛《汉唐盐政》还分析了专卖盐利对中央及地方财政的影响，又指出了盐专卖对中央与地方政体的变革起了促进作用。陈衍德探讨了地方对盐利的争夺及宦官对盐政的干预，认为专卖制激化了唐后期的阶级和社会矛盾。吴丽娱还论述了大中两池新法的有关问题③。陈明光、陈丽菲、秦永洲、刘荣春、朱睿根、吴丽娱、唐任伍、杨健、马林涛等则探讨了刘晏盐法④。

2．五代盐业史研究

由于资料匮乏的原因，五代盐业史的研究困难较大，但成果仍然可观。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认为，五代盐法对唐代相沿未改，除榷盐外，自后唐还配卖蚕盐。郑学檬认为，后梁虽未实行统一的榷盐制，但仍有局部地区的榷盐，而后唐榷盐制比唐代苛严，蚕盐则是专卖制的一种形式，后晋、后汉、后周都行榷制⑤。穆祥桐则认为，后梁虽无统一榷盐制，但设有盐铁转运使，他还论述了五代蚕盐、随丝盐钱等，并比较了唐代与五代盐法⑥。郭正忠专门探讨了五代蚕盐，认为蚕盐制确立于后梁与后唐之间，是政府干预丝蚕业的产物，特点是榷卖，并辨析了日本学者对蚕盐的若干误解⑦。前引吴丽娱文也认为，五代盐法基本继承唐代，并分析盐的官销与商销、城镇和乡村的粜盐方式，还专门探讨了屋税盐、表配制等问题。吴慧《五代盐政述略》(《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指出，五代中原政权由于疆域狭小，各代虽宽严不一，但总的盐税苛重，专卖严厉。[日]清木场东《关于五代的盐贩卖制》(《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的诸问题》，日本福冈，中国书店1987年10月版)则论述了五代时期的盐贩卖制度。[日]吉田寅《五代中原王朝的私盐对策——以盐禁为中心》(《东洋史论集》(4)，不昧堂书店1955年版)则探讨了私盐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

(二)宋代盐业史研究

宋代盐业研究的成果颇丰，三四十年代就有赵靖《宋代之专卖制度》(《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戴裔煊《宋代食盐生产及统制方法之研究》(《中山文化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中国经济》1936年第4卷第5期)等文刊布。在宋代盐业生产研究方面，关于中国海盐晒制的起源问题，以往学者多认为晒法起源于明代。近年来，学术界郑志章、白广美等日渐主张元代始晒⑧。但郭正忠则认为，海盐晒法的创始时间可以上溯到宋金时期。林树涵也认为，我国沿海晒盐的产生应推至宋代⑨。周炸绍《略转贴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王林善：《唐代后期榷盐与盐商》，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前引吉成名：《唐代盐业政策演变的三阶段论》；[日]金井之忠《唐的盐法》；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

③吴丽娱：《略论大中两池新法的来源、内容及对五代盐政之影响》，载《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分见《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之《试论唐代刘晏理财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之《刘晏盐法中“官粜”、“亭户粜”考辨》；《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之《刘晏的财政经济改革》；《江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之《试论刘晏的盐业管理思想》；《浙江商业经济》1995年第2期之《唐代刘晏对食盐流通体制的改革》；《平准学刊》第三辑之《唐代的榷盐和刘晏的改革》；《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之《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河南师大学报》t994年第5期之《论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4期之《谈唐代刘晏的盐政改革》；《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之《刘晏榷盐法与中国古代商业政策之转型》等。

⑤郑学檬：《五代盐法勾沉》，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⑥穆祥桐：《五代盐政与唐代盐政之比较》，载《平准学刊》第4辑。

⑦郭正忠：《五代蚕盐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⑧分见郑志章：《板晒海盐技术的发明与传播》，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⑨林树涵：《我国海盐晒制产生年代考》，载《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谈宋代盐户的身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盐户不同的身份地位，认为宋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十分低下，但就整个盐业来看，由于经营方式的不同，盐户的身份也存在着封建国家的工奴、小生产者和封建性的雇工等三种不同情况。郭正忠《古代的解池与池盐生产》(《盐业史研究》)988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解盐生产的主要特点、人工种晒步骤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钱公博也探讨了宋代解盐的生产、运销及财政收入等问题①。此外，郭正忠、贾大泉等还探讨了宋代解盐、井盐的产量问题②。程光裕、许肇鼎、贾大泉、林元雄、宋良曦、钟长永、吴天颖、许世融等则专门论述了有关宋代井盐的问题③。特别是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关系问题一度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郭正忠《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6期)和《关于筒井风波的考察——宋代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和夭折》(《中国盐业史论丛》，1987年12月版)、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论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等一致认为，在宋代四川井盐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中的社会经济性质》(《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上引吴天颖文和《井盐史探微》(四川人民出版社、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1992年8月版)等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关系不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林文勋论述了解盐在四川的营销。梁庚尧探讨了广南盐政，对广东和广西的盐法作了比较研究，并分析了各自的特点和实质，他还论述了宋金战争影响下的川盐管理制度的变化④。1933年盐务稽核所编《中国盐政实录》、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及郭正忠的有关论著则讨论了南宋福建盐政问题。

在专卖史方面，早期比较著名的成果是戴裔煊完成于四十年代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中华书局1981年再版)，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钞引盐制的有关问题。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吉田寅、河原由郎等也探讨了有关宋代的盐政、盐法问题⑤。八十年代以来，尤以郭正忠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对宋盐生产技术和体制、盐户身份管理和负担、收贮体制、销售体制等作了系统论述，将宋代盐法演变的过程分为八个阶段，并对折博盐、钞引盐、扑买、合同场、蚕盐、食盐“过剩”等问题作了独立探讨，

并分析了各地盐法的差异⑥。漆侠在论述宋代食盐产销和盐政时，认为宋代盐制屡次变化的原因在于钞盐法⑦。

入中和钞引盐是宋盐研究中有特色的问题。林文勋指出，食盐入中在宋代中期取得主导地位，盐政也过渡到以间接专卖为主，盐钞又具有了货币的职能，对宋代信用和财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聪明探讨了盐钞在北宋西北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姜锡东论述了交引买卖市场和交引铺的情况⑧。郭正忠、漆侠、汪圣铎等还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宋代盐利的问题⑨。史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钱公博：《宋代解盐的生产和运销制度》，载《大陆杂志》1964年3月15日28卷；《北宋解盐的生产、运销和财政收入》，载《宋史研究集》第7辑，1974年9月。

②分见郭正忠：《关于北宋解盐产量的一个数据》，载《文史哲》1982年第3期。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③分见程光裕：《宋代川盐之生产与统制》，载《海疆季刊》1948年第1期。许肇鼎：《宋代四川井盐概述》，载《井盐史通讯》1981年第1期。上引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井盐与宋代四川的政治和经济》，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林元雄等著：《中国井盐科技史》，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12月版。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钟长永：《论宋代卓筒井的卓越成就》，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载(文史哲)1964年第1期。许世融：《井盐对宋代四川地区国防、财计、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影响》，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94年9月版。

④分见林元勋：《北宋解盐人蜀考析》，载《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2期。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载《大陆杂志》1994年第1、2、3期；《南宋四川的引盐法》，载《台大历史学报》1996年第11期。

⑤[日]吉田寅：《关于北宋的河北榷盐》，载《东洋史学论集》第3卷，1954年版。[日]河原由郎：《北宋时期河北路盐政之考察》，载《史学杂志》第73卷第9期。

⑥分见郭正忠：《北宋前期解盐的“榷禁”与通商》，载《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上引《关于北宋解盐产量的一个数据》；《宋代官民联营运盐及其经营方式》，载《江淮论坛》1989年第4期；《宋代食盐政策的历史变迁》，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l期；《宋盐管窥》，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5月版；《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⑦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分见林文勋：《宋代盐钞功能试探》，载《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高聪明：《北宋盐钞与西北货币体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姜锡东：《宋代新兴商人资本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宋代交引市场的形成、分布和政府的干预》，载《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