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规模企业审计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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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企业审计论文篇（1）
一、引言
企业成长性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企业也有倾向于向外界传递各种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积极信号。审计师作为连接企业与投资者的信号桥梁，可以向外界传递有关企业发展的信号，Blackwell et al（1998）发现公司在债务市场上能通过选择大规模审计师传递有效的信号，从而更容易获得贷款和取得较低的贷款利率。当公司处于高成长时，公司是否愿意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向外界传递企业处于高成长的积极信号呢？或者企业处于高成长时，是否倾向于选择选择质量更高的规模更大的事务所为其提供审计服务呢？这为检验我国资本市场中审计功能和审计信号理论提供了新视角。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审计师的选择能否传递一种企业处于高成长性的信号呢？这关系到了审计信号理论在我国的检验，更成为我国审计师行业发展提供参考。以往研究表明，影响审计师选择的因素很多，如冲突、企业规模、股权集中度、审计委员董事会特征等。但是鲜有研究企业成长性对于审计师选择及审计收费的影响。本文从企业成长性的角度研究了企业成长性对于审计师选择与审计收费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
（一）审计收费文献回顾 王杭军（1999）指出，我国审计收费存在一明一暗两个问题。所谓明的问题，是指与注册会计师制度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相比，我国审计收费明显偏低；所谓暗的问题，是指我国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存在着大量不确定的审计收费。喻小明（2000）认为，由于审计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审计收费低，对于高质量审计需求的不足则成为价格竞争的根源。陈冬华和周春泉（2006）运用Chaney、Jeter和Shivakumar的研究方法，以2002年我国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我国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自选择问题会对审计收费产生显著影响，在考虑自选择后，大所对其客户的收费会明显降低，小所的审计收费会提高；选择大所的公司的若聘请小所审计收费会明显降低，说明此类客户偏好大所审计，并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但选择小所的公司若选择大所审计，审计费用会提高，说明此类客户偏好小所审计。审计收费的实证研究主要始于Simunic（1980）的研究，并且此后国内外学者对审计费用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Simunic的模型。Fir（1985）研究了新西兰的审计市场，研究表明，审计收费受到公司规模、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以及审计风险的影响，但是与事务所规模无显著关系。Craswell et al（1995）研究了特定行业与审计收费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司处于特定行业的，对审计师的专业化要求高，审计收费较高。伍利娜（2003）、刘斌等（2003）、魏素艳等（2005）利用Simunic模型对我国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事务所审计收费的高低受到上市公司的规模、经济业务的复杂程度以及上市公司所在地因素的影响。张继勋等（2005）发现对外担保提高了审计收费，刘继红和周仁俊（2007）研究表明，审计收费与商业银行的风险指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潘克勤（2008）研究发现，公司治理的程度同样影响审计收费，公司治理程度越高，审计收费较低，随着公司治理指数的提高，国际四大与本土五大审计收费差异减少，说明了公司治理程度对于审计收费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李爽和吴溪（2004）研究了宏观环境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发现监管信号对于审计收费有显著关系，当公司处于监管导致的审计师变更审计收费更高。蒋德权等（2011）分析了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审计师选择和审计收费的差异，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越高，审计收费越高。
（二）审计师选择文献回顾 Jensen and Meckling（1976）研究表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发生的成本越大。Simunic（1980）、Eichenseher et al（1989）研究表明，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选择大所。DeAngelo（1981）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审计客户越多的事务所，审计质量越高，审计的机会主义行为越小，主要因为如果不能发现一些客户的重大错报将会失去一些客户。为了防止因此而失去的审计客户，事务所会提高审计质量。Shleifer and Vishny（1997）指出，公司治理用来解决所有者与企业管理层的问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能减弱问题。Eichenseher et al（1989）研究发现，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与企业选择小所审计变更为大所显著正相关。Abbott and Parker （2000）发现，审计委员会每年开两次会以上的，更倾向于选择具有审计专长的审计师为企业提供审计服务。但Eichenseher et al（1989）研究没有发现审计委员会与审计师选择有显著关系。我国学者徐冰（2004）对家族企业的审计需求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审计的需求与家族企业的规模、债务比例有显著的关系。孙铮和曹宇（2004）检验了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于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王艳艳和陈汉文（2006）发现，问题越严重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大所审计，还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更倾向于选择审计质量更高的大所审计。李明辉（2006）在对我国179家IPO公司研究后发现，公司规模越大，更倾向于选择审计质量更高的大所，管理层持股比例与是否选择大事务所审计则呈倒U形关系。但是鲜有从企业成长性来考虑对审计师选择和审计收费的。
本文研究聘用代表高质量审计的大规模审计师，支付更高的审计费，能否被我国投资者确认为是一种有利信号，进本文从企业成长性，研究高成长的企业是否倾向于选择质量更高、规模更大的事务所？高成长的企业是否愿意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来向外界传递积极的信号？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基于审计信号理论，企业可以通过审计师的选择向外界传递信号，具有信息优势的企业积极寻求这种信号，将信息向外界传递，消除信息不对称，审计师就可以成为这种信号的载体。企业会因此愿意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选择质量更高的事务所，高质量的事务所能够传递质量更高的信号，能够向外界传递更为积极的信号，外界投资者可以通过这种信号识别出优质的企业，高成长的企业便会愿意为此支付高的审计费用，向外界传递高成长的信息，更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事务所为其提供审计服务。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处于高成长的企业，更倾向于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
假设2：处于高成长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规模更大的事务所为其提供审计服务
（二）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5年至2009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样本的筛选遵循以下的原则：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最后得到了5108个公司的年度观测值。本文运用winsorization的方法对异常值进行处理，对所有小于1%分位数（大于99%分位数）的变量，令其值等于1%分位数（99%分位数）。
（三）模型建立 采用 Simunic（1980）所建立的模型，本文本文设计了以下两个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
（四）变量定义 （1）因变量为Fee和Big4，用年报中的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作为模型中审计收费的变量。出于可比性，对实行双重审计的公司，选取其境内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2）、测量变量2个。托宾Q度量企业成长性，RANKQ为衡量企业成长性的指标，采用托宾Q进行排序，RANKQ=1为高成长企业，RANKQ=0为低成长的企业。（3）其他选取的控制变量，以控制其他因素对审计收费及审计师选择的影响。根据已有的研究，本文选择，SIZE来控制审计业务量对审计收费的影响，SIZE为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本文用INV、AR控制审计任务的复杂程度对审计收费的影响，INV为存货/总资产，AR为应收账款/总资产。本文还控制了企业的资本结构（RATIO、LEV）、企业的经营状况（ROA）、市场化指数（MARKET）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变量定义见表（1）。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2）列出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2005年至2009年，会计师事务所向上市公司平均收取了51401.1028元（按绝对数计算），但不同公司间差别较大（标准差为318686.8375元）。
（二）回归分析 （1）审计溢价影响因素检验结果。表（3）是审计收费与企业成长性的回归结果。变量RANKQ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成长性对于审计收费有显著影响：高成长的企业愿意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聘请事务所对其进行审计。上述结论验证了假设1。进一步论证了审计信号理论。并且，变量MARKET显著为正，这说明地区市场化指数较高，所属上市公司的审计收费越高，公司规模、资产负债水平显著为正，说明了规模越大、资产负债水平越高审计收费越高，流动比率、存货比率越高，审计收费越低，这支持了之前的研究。（2）审计师选择的检验结果。表（4）是企业成长性与审计师选择的回归结果。变量RANKQ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成长性对上市公司的审计师选择有显著影响：企业处于高成长时，倾向于选择“四大”，即选择质量较高的大所对其进行审计，向外界传递企业处于高成长的信号。此外，变量MARKET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指数越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大所。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显著为正，说明规模越大，总资产收益率越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四大”。而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存货比率显著为负，说明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存货比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非四大”，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吻合。表明高成长的的企业愿意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向外界传递处于高成长的信号；高成长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四大”对其进行审计。
五、结论
本文基于审计信号理论研究了企业成长性对于审计收费和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发现企业成长性对于审计收费和审计师选择有着重要影响：高成长的企业倾向于支付更高的审计费用，来向外界传递积极的信号，表明企业处于高成长阶段；高成长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四大”，向外界传递企业处于高成长的信号。此外，还论证了市场化程度较高，企业越审计费用越高，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四大”。本文的研究是对于审计信号理论进一步的论证，进一步完善审计信号理论在我国的实践，对以后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娟、李虎、王兵：《审计师选择、信号传递和资本结构优化调整》，《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
[2]王杭军：《对当前注册会计审计收费问题的思考》，《财会研究》1999年第1期。
[3]喻小明：《关于改制后的注册会计师执业收费的几点思考》，《华东经济管理》2000年第6期。
[4]陈冬华、周春泉：《自选择问题对审计收费的影响》，《财经研究》2006年第3期。
[5]伍利娜：《审计定价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会计评论》2003年第1期。
[6]刘斌、叶建中、廖莹毅：《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审计研究》2003年第1期。
[7]魏素艳、张红、刘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8]张继勋、徐奕：《上市公司审计收费影响因素研究》，《中国会计评论》2005年第1期。
[9]刘继红、周仁俊：《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监管风险与审计定价》，《审计研究》2007年第5期。
[10]潘克勤：《公司治理、审计风险与审计定价——基于CCGI～（NK）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2008年第1期。
[11]李爽、吴溪：《监管信号、风险评价与审计定价：来自审计师变更的证据》，《审计研究》2004年第1期。
[12]蒋德权、沈永健、王国俊：《不同市场化进程下的审计收费和审计师选择》，《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12期。
[13]孙铮、曹宇：《股权结构与审计需求》，《审计研究》2004年第3期。
[14]王艳艳、陈汉文：《审计质量与会计信息透明度》，《会计研究》2006年第4期。
[15]李明辉：《成本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经济科学》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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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Balvers R J，Mcdonald B，Miller R E. Underpricing of New Issues and Choice of Auditors As Signal of Investment Banker Reputation.The Acconting Review，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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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企业审计论文篇（2）
一、我国中小型企业内部审计的发展机遇
第一，市场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其体制的逐步完善为内部审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尤其中小型企业把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和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作为自己的自觉行为，这是外部压力、内部隐患和自身责任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二，政府监管部门对内部审计工作的监管日益增强。也是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客观要求。
第三，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内部审计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在不断探索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汲取外国成功的经验。经济的日益发展使得内部审计在不断地自我突破和自我创新
第四，社会各界对内部审计职业的加深和对其进一步地重视。随着内部审计人员的不断扩大和机构的不断壮大，社会各界对内部审计认识进一步提高。国家通过对审计人员加薪酬等激励措施，提高了审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五，经济全球化为内部审计走向国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各国企业交流的增加、全国资本市场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经营活动日趋活跃，内部审计的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趋势促使我国中小型企业内部审计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接受世界经济新形势的洗礼和挑战，紧紧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我国中小型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我国中小型企业内部审计的现状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中小型企业有了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又面临这应付国内外大型企业的吞并和国外企业的挤压。在企业设立内部审计，不但使领导者清楚企业自身内部的状况，从而在经济瞬息万变的今天做出迅速、正确的决策。还可以规划内部各部门的职责权限，更有利地与国内、国际企业竞争。据统计，全国现有内审机构8万多个，从业人员20多万人，每年完成内审项目50万个左右，每年查处违纪违规、损失浪费所创造的价值1000亿元。在国家财经纪律维护、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和遏制腐败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2、我国中小型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存在的问题
建立一个有效的内部审计部门的必要条件有以下几点，处于成立初期或者正在逐渐完善中的中小型企业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
（1）企业管理者对内部审计认识不到位
中小型企业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在企业资源的分配使用方面，必然要进行较为严格审慎的考虑。有不少中小型企业的管理层为了节约成本，把内部审计看作是一笔费用，只看到了它对企业消耗的资金，没有看到它所带来的报酬。这就给内部审计工作在中小企业中的开展与推广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2）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和该企业的技术低下
中小型企业为节约资本，部门人员往往身兼多职、硬件措施不达标。机构设置不合理，使得审计人员对审计的理论知识不够专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向现代企业的转变，他们可能会力不从心，在新技术面前还有些无所适从。审计手段落后，使得工作效率低，准确率差，严重影响了审计作用的发挥。
（3）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
有些法规对内部审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具有专业性。如《审计法》29条及审计署的《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从行业性质来看还是不够完善的，使得审计人员在评估一项经济决策或者判定职业道德规范时，缺少必要的理论依据。
（4）内部审计机构设置的不合理
从2003年6月1日开始实施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印发的《内部审计基本准则》、等具体准则以来，各企业在企业设置了内部审计机构，但大多数企业是被迫成立的。只为应付检查，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内部审计理论发展较晚，适合大企业的经济发展，而针对中小型企业的内部审计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从而导致企业机构设置混乱、使得中小型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我国中小型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改善措施
针对我国中小型企业内部审计所出现的问题，为使内部审计部门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与国内大型企业、国际企业竞争，我提出以下几点改善措施：
1、加强企业管理层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视
企业领导层要把内部审计工作看作是“投资”，而不是“费用”。应该要看到内部审计所带来的经济报酬，实现由被动接受审计人员的审计到主动请审计人员审计的转变。
2、配备能胜任的内部审计人员
内部审计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中小型企业应该借鉴国内、国际大企业的成功经验，应当根据自身企业的的需要、业务规模和特点等灵活的制定适合本企业情况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评估方法。保持内部审计人员高低互补的业务水平结构。通过增加职工福利等激励措施，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型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
3、完善法律制度
我们应制定专门应对中小型企业内部审计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的经验，参照国际通行准则，制定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内部审计法规和条例，使得审计人员在进行其工作的时候能做到有法可依，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作为支撑。我国先后颁布的《审计法》、《注册会计师法》、《2006新编企业会计准则与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实施手册》等对于加快中小型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和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4、建立适当的内部审计机构
中小型企业应根据企业自身的经济规模、工作繁易程度建立适当的组织机构。如果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可以设置总审计师，负责各分支机构审计工作的顺利完成。总审计师由董事会任命，从而与管理层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和冲突，保证了企业整体审计的顺利进行。对规模较小的企业，行政上的最高管理者可以是审计委托的主体，其独立性也可得到保证。亦可不设立审计机构，其内部审计工作可通过投标方式向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包发，但企业应设立内部审计长，以监督审计业务的执行，并但当在社会中介机构和管理层之间沟通的媒介。外部审计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既有好的企业经营储备，又有差的企业教训吸收，能更好的完成内部审计业务，是中小型企业加强内部审计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余涛,赵栓文.中小企业内部审计外部化实现途径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0，23(1)
[2]朱玲.中小企业内部控制的问题及决策[J].现代商业,2009(8)
小规模企业审计论文篇（3）
一、引言
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关键，然而有关成本的治理结论并未能得到一致统一。传统理论认为权冲突特征明显的公司面对较高的成本需要安排较好的治理机制来弥合冲突，更需要“降低成本的工具”的审计机制，对独立审计师的选择就应当倾向于选择质量较高的审计师来监督，很多经典研究也支持了这种假设（Defond，1992；Joseph & Wong，2004）。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对问题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与外部审计两个方面。Fama（1983）最早指出独立董事的存在可以减少成本，此后Sheifer和Vishny（1997）、Singh等（2003）以及国内的诸多学者肖作平、陈德胜（2006）、高雷、宋顺林（2007） 、蔡吉甫（2007）等先后研究发现股权结构，管理层持股，债务融资以及投资者关系对成本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而Jensen和Meckling（1976）首先认为独调入立审计服务通过对公司公开财务信息认证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成本，起到治理作用。此外，企业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其重要作用开始日渐被学者们所重视，但研究很少。国内外从内部控制角度研究成本文献主要集中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层面。Bushman和Smith（2003）研究发现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增加减少了公司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约束机制，降低了管理者道德风险。杨玉凤（2010）认为，高质量内部控制信息能够抑制成本。然而，不管是公司治理还是外部审计以及信息披露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如何抑制成本。然而，作为公司重要治理机制的内部控制对于成本是否起到了应有的治理作用，总的来说研究很少，国内仅有杨德明等（2009）研究了内部控制对于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抑制情况，且针对第二类问题。其次，尽管已有研究显示：问题明显的企业会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作为外部治理机制，但是，选择的外部审计对问题是否起到了治理作用还不得而知。2008年5月财政部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后，标志着公司治理水平的企业内部控制开始被很多学者的研究所重视，这为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现代企业重要治理机制的内部控制或者出于治理意图选择的高质量外部审计是否对成本起到了治理作用？在问题的治理上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的作用是否相同？企业如何权衡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以上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作为考察样本，构建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究，探讨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对企业成本治理效果以及企业对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在治理方面的权衡。。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根据研究目的和已有文献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1）企业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对成本的治理。成本的产生是委托人为监督人是否产生损害自身利益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企业中对人的监督依赖于企业的治理机制。可见，有效的治理机制需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在保证委托人利益的同时还能有效的降低成本（Goh，2007等）。内部控制作为企业极为重要的治理机制，保证着企业目标的完成，如果一个企业的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则证明其内部控制有效，因此也应该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对企业成本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以往研究发现，问题冲突明显的企业会选择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曾颖、叶康涛2005；车宣称，2007等），问题冲突明显的企业“寄希望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来实现有效治理。但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起到治理企业问题的作用吗？本文认为，外部审计的本质作用在于为委托人利益提供保证而不是用于治理，企业对问题的治理更依赖于内部治理机制。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外部审计对成本不存在抑制作用或抑制作用不如内部控制明显
（2）企业内部控制治理效果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出于制度的安排，企业需要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对其业务执行效果进行审计，由于外部审计质量高低不同，作为高质量审计代表的四大或国内十大其保证审计质量的同时也会有较高的审计收费，意味着委托人要付出额外的高昂成本，由于内部治理机制对于问题的治理在先，理性委托人会视已有的治理效果而对事务所进行选择，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会保证委托人利益的同时抑制成本，即本身包含了对于问题治理的信息，这种信号使得理性委托人会选择小规模事务所用以节约成本，相反，内部控制有效性越低，其对问题治理的效果不明显，此时委托人则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以保证自身利益。即外部治理机制的选择原则是在保证利益的前提下节约成本。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小规模事务所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8年沪市865家上市公司为原始研究样本，并且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剔除：金融类公司；财务数据异常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444个实证研究样本。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年报，所有的统计分析均由SPSS17.0统计软件处理完成。
（三）变量定义 本文变量定义如下：（1）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首先要制定评价标准并且要将其进行量化。但是内部控制指标构建目前处于尝试阶段，有问卷形式出现（张颖，2009；张川、沈红波等，2009）。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来看，以公开数据构建内部控制指标还不多，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是与否及详细程度（如Krishnan，2005；Doyle，2007a；蔡吉甫，2005；方红星、孙，2007）或者其披露内容反映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的程度（林钟高等，2007；杨德明等，2009）。仅以年报中是否提到“内部控制”代表是否披露、以披露文字的详细程度表示披露程度，使得内部控制变量设计的经济含义不明确（李享，2009）。虽然，目前沪市上市公司、深市中小企业板公司内部控制建立健全情况为强制性披露，但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审核意见的披露在2010年内部控制规范正式实施前尚属于公司自愿的选择，因此在以是否披露为关注角度研究问题时，会存在较大偏误，可见上述两种方法构建内部控制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认为，COSO报告将企业目标的实现视为内部控制的首要任务，而五大要素的存在也是为了保证企业目标能够实现。可见，企业设计内部控制系统，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企业实现目标，因此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以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衡量更合理。其次，企业内部控制应当融于其管理流程（郑石桥，2008）而不是浮于企业的表面形式，有效的内部控制意味着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中运行良好。而企业目标的实现程度即为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中运行的结果，恰好可以反映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运行的情况（Robert H.Chenhall，2003）。基于此，本文以COSO报告下内部控制应当实现的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合规目标的实现程度来构建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标。具体如下：IC =Operationk+Reportingk+Compliancek。其中：Operation1由“销售收入与总资产之比”来衡量，Operation2由“销售收入与企业职工人数之比”来衡量。Reporting1为审计意见和财务报表是否重述这两个变量取值之和。审计意见是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值为0；审计意见是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值为-1。财务报表重述时，取值为-1；财务报表未重述时，取值为0。Reporting2=。Total Accrual 表示剔除非经营性损益之后的营业利润计量，Abnormal/Normal Accrual分别表示不可操纵与可操纵应计利润，采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分行业回归取得。Compliance1用是否违规来度量，当公司违规时，取值为-1；不违规时，取值为0。Compliance2用“营业外支出的罚没支出除以总资产来度量”。本文将这六个指标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的影响，然后加总出内部控制评价指标。（2）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成本定义后，存在没有合适的变量去衡量成本这种现象，从而导致学者们对该种成本的实证研究比较匮乏。 Ang等（2000），Singh等（2003）采用经营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和营业费用率）、资产周转率两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成本。随着国际学术界对这两种替代指标认可后，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参考这种方法，如金雪军等（2005），李寿喜（2007），张兆国等（2008）都曾用管理费用率与总资产周转率作为权益成本的衡量指标。本文借鉴学者们的方法，采用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净利率作为成本的替代变量，分别作为衡量显性成本、隐性成本和反映成本的综合财务绩效的测量变量，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管理费用率MFR，用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表示，管理费用率越高表明企业成本越高。根据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管理费用是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了组织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种费用，主要包括董事会费、公司经费、业务招待费、工会经费、差旅费、办公费、各种折旧费和坏账准备等。其中，董事会费、聘用监督人员等费用体现出监督成本的内容；而办公费、业务招待费、差旅费等与管理人员的行为有密切关系，并且连同坏账准备与存货跌价准备反映了企业的剩余损失。第二，总资产周转率AT，用营业收入与平均总资产金额的比例来表示，总资产周转率越高表示成本越低。它代表一个综合指标，当管理人员存在过度投资、偷懒、在职消费时会导致资产的无效使用，降低使用效率。总资产周转率从侧面反映了成本。第三，总资产收益率ROA，用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金额的比例来表示，总资产收益率越高表示成本越低。它亦是一种综合指标，人用闲暇代替努力工作、投资不当等情况发生时，致使资产使用率较低，会导致企业净利润减少。（3）审计师选择。DeAngelo （1981）, DeFond（1992）等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最早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衡量审计服务质量，此后DeFond（1999），Francis（2004）用规模、品牌声誉表示审计质量，区分了“十大”和“非十大”事务所，可见不同的审计师事务所代表了不同的审计质量，审计质量不同，其提供的审计服务发挥的保证或者治理作用也会有差别。蔡春等（2005）发现“十大”比“非十大”更容易发现并且抑制错误的会计行为。漆江娜等（2004）检验出由“四大”进行审计的公司每单位资产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额比较低，高质量外部审计提供的保证程度更高。但是，四大或者十大审计收费要高于普通事务所，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也意味着企业要承担更多的成本。本文借鉴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排名前十位的会计师事务所BIG10：即普华永道中天、安永华明、德勤华永、毕马威华振、中瑞岳华、立信、信永中和、大信、万隆、利安达信隆作为高质量的审计事务所，取值为1；非十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取值为0。
（4）控制变量。本文的假设将由4个模型展开，模型Ⅰ至模型Ⅲ以验证假设1与假设2，模型Ⅳ验证假设3。假设1与假设2的模型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为企业的问题特征变量，借鉴了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公司成长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实际控制人性质。模型Ⅳ的控制变量主要为影响审计师选择的因素，包括了问题特征变量（股权制衡，独立董事人数）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总资产收益率）以及审计收费，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
（四）模型建立本文建立以下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假设1与假设2：
模型Ⅰ：MFR=α0+α1IC+α2BIG10+α3TQ+α4LEV+α5SHAREC
+α6LNASSET+α7SHARE1+α8DR+ζ
模型Ⅱ：AT=α0+α1IC+α2BIG10+α3TQ+α4LEV+α5SHAREC
+α6LNASSET+α7SHARE1+α8DR+ζ
模型Ⅲ：ROA=α0+α1IC+α2BIG10+α3TQ+α4LEV+α5SHAREC
+α6LNASSET+α7SHARE1+α8DR+ζ
针对假设3，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模型Ⅳ：BIG10=α0+α1IC+α2Fee+α3ROA+α4Size+α5DR+α6
DU+ζ
其中，α0 为常数项，αi 为相应指标的回归系数，i=1,2,3，……，ζ为残差变量，变量的定义同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的结果显示，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收益率三个变量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的极小值为-17.7918，极大值为14.5989，均值为0.0182，标准差为2.7465，说明各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差别很大。（表3）的结果显示除了内部控制之外，各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企业营利能力）、企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十大与非十大事务所的审计收费的均值也有明显差别。
（二）相关性分析 通过（表4）可知，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与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与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收益率正相关；说明企业内部控制对于成本有抑制作用，印证了本文的假设1。而审计师选择与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没有关系，并且相关系数小于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这说明外部审计对于成本没有明显的治理作用，与本文的假设2相印证。而（表5）的结果显示，审计收费与十大事务所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质量外部审计对企业来说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内部控制与审计师选择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证明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需要外部审计提供的保证程度越少，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企业会选择小所，印证了本文的假设3。
（三）回归分析本文对上述假设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表6）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每一个模型的F值所对应的P值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各个模型整体上均具有统计意义。在假设1中，根据模型1可知，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和管理费用率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对应的P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企业的显性成本；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和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对应的P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的效率越高，对隐性成本有抑制作用；根据模型3可知，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和总资产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对应的P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增加企业的收益且对这两类成本具有综合抑制作用。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1相吻合。 在假设2中，内部控制指标得出的结论与假设1中的一致。针对外部审计而言，高质量外部审计与企业的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但是对应的P值不显著，说明外部审计对企业的显性成本不存在抑制作用；根据模型2可知，外部审计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正向关系并但仅在0.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其系数为0.116，小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系数0.139，说明外部审计对企业隐性成本的抑制作用要远低于内部控制所起的效果；根据模型3可知，外部审计与总资产收益率呈正向关系，但是对应的P值不显著，说明外部审计不能够使企业提升效率，起到综合抑制的作用。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2相吻合。模型还显示了公司规模与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与总资产收益率正相关，说明规模大的公司，所获得的收入较多，获利性强。公司成长性与管理费用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正相关，说明成长性越好的公司，其发生的管理费用较多，但是所获得的投资机会多，因此收益较高。此外，资本结构、股权制衡等代表企业权特征的变量与成本之间也存在显著关系。（表7）的回归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审计收费两个主要解释变量与审计师选择有显著的关系，而且审计收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高质量审计师事务所对企业来说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而由于外部审计对于问题并没有明显的治理作用，此时选择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是为委托人的自身利益提供更多的保证，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的企业本身的治理效果较好，则会倾向于选择小所，模型中内部控制的系数显著为负证明了本文的假设。模型的卡方值与P值显示了良好的拟合性，模型整体显著有效。此外，模型显示了企业盈利能力、股权集中程度对审计师选择也有影响，这与以前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同。
（四）稳健性检验本文对研究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测试：本文选取营业费用率、净资产收益率作为成本的替代变量，重新检验发现原有的结论保持不变；将“十大”替换为“四大”作为审计师选择的变量，重新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结论成立。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明显影响了成本，但是外部审计则对成本没有明显的治理作用。在已有内部治理的效果影响下，企业选择外部审计会视内部控制治理效果与外部审计成本而定，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更多的是起到一种利益保证的作用，在节约成本的基础上，内部控制有效的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小规模事务所。由于在解决问题方面，外部审计更注重提供企业利益的保证，治理作用尚不具备，因此企业应该更注重加强自身内部控制的建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正确认识外部审计在解决问题中的作用，权衡成本，使内外部监督机制实现有机结合。对于成本的治理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本文的研究仅仅选择了2008年沪市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文的结论。此外，本文选用了成本的替代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研究结论，对于成本衡量以及治理的研究还需深入，这也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本文系新疆财经大学校级课题“基于权变理论的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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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企业审计论文篇（4）
通、安然等一系列舞弊事件的发生，对世人敲响了警钟，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企业越来越重视规避风险的重要性，单纯的外部审计已经不能应对现代企业的发展要求，作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审计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分析内部审计价值增值功能机理，考察内部审计质量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2012年浙江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内部审计部门规模、内部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内部审计部门审计贡献成果三方面来衡量内部审计的质量，以托宾Q作为企业价值的变量，检验内部审计质量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旨在用经验证据回答内部审计是否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关于内部审计增加企业价值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全面、深入。如Jeffrey（2008）、Dixon（2011）论述了内部审计的作用机理，说明了内部审计在企业中具有强大的咨询作用，对风险战略方面提供战略建议，企业价值因此而提高。Pual（2008）发现相比未设立内部审计部门的公司，设立内部审计部门的公司发现舞弊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发现内部审计外包的公司比自身设立内部审计部门的公司发现舞弊的可能性更大，说明内部审计可以加强监督。Prawitt（2009）、Zwaan（2011）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内部审计人员高度参与、及时报告风险管理中发现的问题，可以减少非正常应计额。
目前国内学者对内部审计的研究与国外大体一致，大多集中在内部审计对企业的增值功能的实现方法及途径上，田金玉、任志媛（2008）发现内部审计增值作用有两方面，其一是增加公司目标达成的可能性，其二是挖掘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意见加以改善，从而降低风险。楮孟宇、黄玮（2010）阐明了现代内部审计的进展与趋势，分析了内部审计的目标转向增值功能，实现增值的确认与咨询功能。郭慧（2010）通过研究发现，与没有设立内部审计部门的公司相比，设立内部审计部门的公司绩效要好的多，并且发现内部审计部门只有和管理层形成互动效应才能显著提升公司绩效，只靠内部审计部门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影响。蔡春、蔡利（2010）研究发现，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中，内部审计质量越高，公司价值的增值越明显，但当对所有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时，该结论并未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通过对内部审计质量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不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国内外对于内部审计质量的研究都尚未成熟。研究内部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多，关于内部审计质量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借鉴前人研究影响内部审计质量的各个指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内部审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的内部审计定义指出，内部审计是通过应用系统的方法，评价改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企业实现其目标的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与咨询活动。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受托责任。在委托―受托关系建立以后，由于双方的利益并不一致，往往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会使得矛盾更加尖锐。那么，受托人怎样向委托人证明其已经履行职责，委托人如何才能确保受托人对委托人交付的任务完成情况？这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客观和具有较高地位的部门担当监督和评价的组织角色，内部审计由此应运而生。内部审计的产生源于受托责任的出现，它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在确保受托责任的履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外部受托责任中，内部审计发挥确认功能，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影响，协助董事会对外部股东履行受托责任，改善公司治理。在内部受托责任中，内部审计也发挥确认功能，对管理层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并将其反馈给公司治理层，降低成本。同时，内部审计还应发挥咨询功能，提供关于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建议，从而改善组织流程和控制环境，提高经营绩效，而内部审计质量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所控制的受托责任关系，决定其降低成本的程度，以及对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产生的作用，从而最终影响企业价值。
一般而言，内部审计部门规模较大，会有较多的内部审计师审核各种与财务报告有关的文件，从而减少财务报表审计的范围。因此可以用内部审计部门规模来替代内部审计师对财务报告所作出的贡献。如果内部审计部门资源充足，则会有较强的能力来监督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等相关方面，防范管理层偏差和抑制机会主义动机，从而提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这就需要上市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具有充足的人员，才能更好地提供服务，发挥增值作用。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内部审计部门规模越大，企业价值越高。
无论是在传统的确认服务中，还是在咨询服务中，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专业素养、经验、道德品行显得尤为重要，且专业胜任能力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因素。内部审计对企业价值的增值作用往往依赖内部审计人员的经验、品行和专业能力，也就需要较多的具有财务、审计、管理、内部控制、工程、计算机等复合型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员以提供足够的服务支持。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越高，企业价值越大。
内部审计通过对企业的监督审查，对制度、管理和经营控制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或者直接指出企业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缺陷，将这些作为内部审计的贡献成果，提供关于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建议，从而改善组织流程和控制环境，提高经营绩效，为企业创造价值。内部审计已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这就体现了内部审计的管理咨询功能，通过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披露的查询，可以了解内部审计的建议成果，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披露了内部审计建议成果的企业，其价值越大。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由于2007年以来我国证监会对各上市公司开展了专项治理活动，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信息，这就提供了部分内部审计的信息，因此本文选取2012年浙江省242家上市公司的初步经验证据作为研究对象，为了保证数据更具有代表性，尽可能消除异常数据对实证结论的影响，本文剔除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剔除ST类上市公司，筛选后得到131家上市公司，占总样本的54.1%。本文解释变量的相关数据主要来自巨潮资讯网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上市公司年报，经手工录入整理并处理得到，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的选取及定义。
1.被解释变量。对企业价值的衡量多种多样，本文选取实证研究中较为常用的托宾Q指标，与其他财务指标相比，该指标不易被人为操纵，且操作上相对简单易行，记为TobinQ。
2.解释变量。（1）内部审计部门规模。该变量采用样本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披露的内部审计人数来衡量，用Size表示。（2）内部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有关于内部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包括资格证书、学历、职业道德等方面描述的，则认为上市公司内部审计人员具有专业胜任能力，取1，反之，没有相关描述取0，记为Institution。（3）内部审计的建议成果。该变量采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或者提出的制度、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建议来衡量，如果披露了这些方面的内容，则视为有内部审计的建议成果，取1，否则取0，记为Contribution。
3.控制变量。（1）企业规模。国内外在研究企业价值的影响因素时往往采用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这是因为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规模效应，从而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一般以年末资产合计数作为企业规模来衡量，但由于资产数额较大，所以取其自然对数，记为Asset。（2）股权集中度。国外关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国内在实证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三种：正相关、负相关、倒U型，这主要是由于研究背景、主题所选行业、数据量的不同所造成的。本文认为股权相对集中，大股东由于持有较大比例股份，更有动力监督管理层和参与企业的管理，因而更能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本文的股权集中度（Share）以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来衡量。
（三）模型的建立。根据实证假设，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内部审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参考蔡春、蔡利（2010）的研究，建立了如下模型：
TobinQ=β0+β1Size+β2Institution+β3Contribution+β4Asset+β5Share+ε
（四）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由表1可以发现，样本中TobinQ的平均值为1.23，企业价值个体存在较大差异，内部审计部门的规模、内部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差异很大。
2.Pearson相关性检验。从表2中可以看出TobinQ与内部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的相关系数为0.131，与内部审计部门规模的相关系数为0.333，说明企业价值与内部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和内部审计部门规模正相关，同时，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可以初i判断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从表3中可知调整R2为0.202，说明解释变量可以在20.2%的程度上解释因变量的变化，模型拟合程度较好。回归结果中，Size的回归系数为0.245，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内部审计部门规模对企业价值有正面影响，与预期假设一致。解释变量Institution的回归系数为0.182，在10%水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内部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越高，企业价值越大，与预期理论分析一致。内部审计建议成果Contribution的Sig.为0.383，未能通过10%水平显著性检验，但是回归系数为0.109，说明其对企业价值有正面效应。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的Sig.为0.055，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是回归系数为负数，可能的原因为：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完善，企业规模的扩大不是遵循良性发展的趋势，存在盲目扩张的现象，在盲目扩张中不但未能为股东增加收益，反而带来管理效率的下滑，最终导致企业价值的降低。股权集中度Share的Sig.为0.001，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是回归系数为负数，这可能与所选浙江省上市公司样本中大多数为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以及数据样本较小有关。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2年浙江省13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研究了内部审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发现内部审计部门规模与企业价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内部审计部门合理配备适当的人员，可以更好地保证内部审计质量，从而提高企业价值，也符合预期理论分析，与国外研究成果相似。内部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与企业价值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内部审计人员具备良好的胜任能力能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和质量，以此增加企业的价值，因此，这就需要进一步提升内部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在配备会计、审计等专业人员的同时，应积极引入具备管理、风险、内控、计算机等复合型知识的专业人才，加强复合型人才应对现代企业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这也是本文较蔡春、蔡利的研究成果的创新之处。内部审计部门建议成果与企业价值有正面效应，但是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建议成果的有效发挥需要在下一年度整改，由于2013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形式的改变无法得到相应的数据，因此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这也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的发展不完善，尚有许多亟待解决和改善的地方，一方面需要上市公司高层转变传统的内部审计观念，另一方面应对上市公司现有的内部审计体制、部门、人员等的设置进一步改善，从而提高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在实现企业价值中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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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企业审计论文篇（5）
一、文献回顾
博弈论(Game theory)，主要研究博弈各方之间的相互冲突、对抗、竞争或在面对一种局面时的对策选择行为及其均衡问题。在18世纪上半叶或更早就出现了对策略依存关系相关问题的研究萌芽。Waldegrave(1713)提出了两人博弈的极小化极大混合策略解。Cournot(1838)和Bertrand(1883)提出了最经典的博弈模型，即从产量决策和价格决策分析垄断的双寡头竞争模型，确定了在竞争之下各自的最优反应函数。1944年，JohnVonNeumann和Oskar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系统的博弈理论初步形成。严格意义博弈论是方法论，而非经济学的分支，但其是在经济学领域中应用范围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方法论。博弈论将现实世界中不同决策主体的选择行为抽象为利益的冲突与一致，以构建博弈模型的方式来研究局中人的策略选择问题，使论证具有客观性；博弈论将信息不对称性(InformationAsymmetry)作为研究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使分析具有现实性。博弈可划分成合作博弈(CooperativeGame)与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Game)两种，其主要区别在于当局中人的行为相互发生作用时，当局者之间可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合作博弈是当局者之间可以达成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否则，即为非合作博弈。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非合作博弈，而且研究者主要关注的也是非合作博弈。John Forbes Nash对非合作博弈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其定义并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的存在，被称为“纳什均衡”。根据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理论假设，每个经济主体都会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其行为，所以均存在博弈的理由。本文试图针对企业内部审计的博弈主体以及每个博弈主体可供选择行为策略和支付函数或收益矩阵等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企业内部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企业内部审计监督理念薄弱，重视经营发展而忽视内部控制 一般企业管理当局多重视生产控制、经营业务开发与项目发展工作，对内部审计工作及其重要性认识不够。有的企业负责人简单地将计划控制或预算控制等同于内部控制，认为有了计划控制或部门预算就不需要建立内部审计。有的甚至错误认为企业重要业务活动乃至重大经济决策不需要内部审计部门的监督，对内部控制制度、审计程序方法，认为“多此一举”，主观上存在着“厌审情结”。
(二)企业财务会计控制能力薄弱，内部会计控制实际效果差强人意有的企业一些经营运作和执行措施仅依靠“企业惯例”，而没有形成制度约束，管理仍然停留在原始的“口头指示”状态，管理决策的主观随意性较大。有的企业财务会计管理制度未能按照国家会计制度准则和企业特点进行制定和更新，不健全、不更新的管理制度在现实工作中难以执行。一些财务会计人员专业技术能力水平偏低，缺乏与岗位相适应的资格水平，没有进行会计控制的能力。有的企业业务部门的经办人和部门负责人员无视企业财经纪律，甚至受不法经济利益驱使营私舞弊，乃至违法犯罪。更为重要的是相关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处罚力度较低，严重制约了会计控制能力的发挥，影响了财务会计制度贯彻执行的实际效果。
(三)企业内部审计监督体系薄弱，内部审计监督控制流于形式企业的业务流程控制和相互监督的方法论体系是内部审计所关注的核心环节。有的企业内部控制岗位设置问题突出，不合理的兼岗现象较为普遍。不相容职务岗位的划分是内部控制的精髓，如招投标与评标、验收与领用、结算与付款等环节决不可同时兼任，但现实中由于受编制有限、职责设置等因素影响难以实现。另外，还存在授权程序与审批金额不明、审批流程与复核控制不合理、内部审计监督控制体系不尽完善、部门预算更改随意性大、财产物资盘点制度未能有效执行等原因，致使财务会计部门难以行使监督职能，内部审计有名无实，失去了应有的刚性。
三、企业内部审计博弈模型分析
(一)企业内部审计博弈关系通过考察分析企业内部审计的层次关系，可以得出企业内部审计至少存在着三个层次的博弈。第一个层次的博弈表现为企业外部利益群体(是指向企业提供原料和服务的单位，如原料供应商、服务提供商等以及企业产品的购买者，如商、承销商、最终消费者等外部群体的总称)与企业各职能部门(一般是指组成企业内部组织机构并行使内部各项管理职能的所有部门的总称，本文特指除实施会计控制职能的财务会计部门和实施内部审计监督职能的内部审计部门以外的其他各个部门，如技术研发管理部门、主营业务管理部门、材料设备供应管理部门、营销公关管理部门、行政人事管理部门等)之间的监督博弈；第二个层次的博弈表现为企业各职能部门与企业财务会计部门之间的监督博弈；第三个层次的博弈表现为企业内部审计部门与企业财务会计部门之间的监督博弈。
(二)企业外部利益群体与企业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博弈模型在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博弈中，实施监督者是企业各职能部门和企业财务会计部门，也都是责任的受托者，其博弈理论和博弈过程基本相同，本文选择企业外部利益群体与企业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监督博弈分析作为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博弈分析的代表。
(1)模型建立。研究假设：企业各职能部门的唯一目标是履行岗位工作职责，打击企业外部利益群体的不法利益和造假行为，树立诚信，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企业外部利益群体受不法利益所驱动；企业外部利益群体只有两种行为选择：造假和不造假；企业外部利益群体对企业各职能部门对其实施的监督查处方式是可预测的；企业外部利益群体行为选择带来的收益是可以估计的。假设(1)使企业各职能部门作为监督方与企业外部利益群体相分离，从而成为监督博弈的参与者；假设(2)使利益驱动限制在不法利益驱动的范畴；后三项假设规定实施监督方与被监督方可能“同时选择行动”，并对参与双方的特征、战略空间以及支付函数有准确的认识，从而使该监督博弈成为一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在必须实行监督的前提下，企业各职能部门的行为有两种可能结果：一是严厉查处打击企业外部利益群体造假，二是未能查处到企业外部利益群体的造假而导致的失职，产生查处不力。企业外部利益群体有两种选择：一是合法提供或给予企业所需，不造假，二是为不法利益所诱，铤而走险，违法造假。企业各职能部门的纯战略有两个：选择查处与不查处。企业外部利益群体的纯战略也有两个：选择造假与不造假。设定m是企业外部利益群体的造假收益，k是企业各职能部门的查处成本，v是企业外部利益群体造假后
的处罚成本。在k＜m+v的情况下，企业各职能部门与企业外部利益群体之间的监督博弈模型如(表1)所示。
(2)模型求解。设定以p(μ)表示企业各职能部门实施查处的概率，p(ξ)表示企业外部利益群体造假的概率。给定p(ξ)，企业各职能部门选择查处p(μ)=l和不查处p(μ)=0时的期望收益分别为：∏i；[1，p(ξ)]=(m-k+v)・p(ξ)+(m-k)[1-p(ξ)]=m・p(ξ)-k・p(ξ)+v・p(ξ)+m-m・p(ξ)-k+k・p(ξ)=v・p(ξ)+m-k；∏i[0，p(ξ)]：0・p(ξ)+m[1-p(ξ)]=m[1-p(ξ)]=m-m・p(ξ)。令∏i[1，p(ξ)]=∏it[0，p(ξ)]；则：v・pξ+m-k=m-m・p(ξ)；v・p(ξ)-k=-m・p(ξ)；v・p(ξ)+[m・p(ξ)]=k；得：p(ξ)'=k/(m+v)。p(ξ)'的经济含义是：若企业外部利益群体造假的概率小于k/(m+v)，企业各职能部门的最优选择是不查处；若企业外部利益群体造假的概率大于k/(m+v)，则企业各职能部门的最优选择是查处。同理，给定p(μ)，企业外部利益群体造假p(ξ)=1和不造假p(ξ)=0时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i[p(μ)，1]=-(m+v)・p(ξ)+0・[1-p(μ)]=-(m+v)・p(μ)
∏i[p(μ)，0]=-m・p(μ)+(-m)p[1-p(μ)]=-m
令∏i[p(μ)，1]=∏j[p(μ)，0]；则：-(m+v)・p(μ)=-m；得：p(μ)'=m/(m+v)。p(μ)'的经济含义是：若企业各职能部门查处的概率小于m/(m+v)，则企业外部利益群体的最优选择是造假；若企业各职能部门查处的概率大于m/(m+v)，则企业外部利益群体的最优选择是不造假。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企业各职能部门与企业外部利益群体监督博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是[p(斗)'=m/(m+v)，p(∈)'=k/(m+v)]，即企业各职能部门以m/(m+v)的概率选择进行查处，企业外部利益群体以k/(m+v)的概率选择进行造假。
(3)模型讨论。该博弈模型揭示出企业各职能部门与企业外部利益群体监督效果不仅取决于p(μ)'，而且还取决于p(ξ)'。企业各职能部门强化对企业外部利益群体的监督有两个途径，一是怎样增大p(μ)'，二是怎样减小p(ξ)'。
(三)企业内部审计部门与企业财务会计部门之间的博弈模型下面对第三层次进行分析。
(1)模型建立。假设企业内部审计部门的纯战略有两个：选择加强审计监督和弱化审计监督。企业财务会计部门的纯战略也有两个：选择做假账提供虚假财务会计信息和不做假账提供真实财务会计信息。设定m'是企业财务会计部门向企业内部审计部门提供虚假信息的收益，k'是企业内部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成本，v'是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对企业财务会计部门做假账提供虚假信息的处罚成本。在k'＜m'+v'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审计部门与企业财务会计部门之间的审计监督博弈模型如(表2)所示。
(2)模型求解。根据上述论证思路，设定p(η)表示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加强审计监督的概率，p(θ)表示企业财务会计部门做假账向企业内部审计部门提供虚假财务会计信息的概率。同理可证：p(η)'=m/(m'+v')，p(θ)'=kr/(m'+v')，这是企业内部审计部门与企业财务会计部门之间审计监督博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表2企业内部审计部门与企业财务会计部门之间的审计监督博弈模型
(3)模型讨论。该博弈模型揭示出，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对企业财务会计部门的审计监督效果不仅取决于p(η)'，而且取决于p(θ)'。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强化对企业财务会计部门的审计监督有两个途径，一是怎样增大p(η)'，二是怎样减小p(θ)'。
小规模企业审计论文篇（6）
近年来，许多中小企业走出去，在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寻求更多的机会与空间，资金就成了广大中小企业发展最大的阻碍。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以下简称市场开拓资金)管理办法是国家相关部委为了支持中小企业进行国际市场开拓而制定的，用于支持和帮扶中小企业开展国际市场开拓各项业务的专项资金的管理。近年来，我国政府审计开始允许注册会计师参与。注册会计师的参与，无疑会减轻政府部门审计的压力，同时也能为政府的工作注入更多的专业意见。在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的拨付过程中，政府部门同样引入了会计师事务所来进行审计。
本文通过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专项审计发生背景以及审计过程的一步步深入了解，探讨决定此类审计质量的因素，以及使得审计过程更加完善的各方面助力。
二、此类专项审计质量的决定因素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专项审计的审计结果关系到全国各地数千家中小企业的切身利益，其审计质量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
1.政府政策的完善程度
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对于这部分资金的使用逐步完善和规范，通过不断探索，最大程度地支持了中小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开拓，推动它们走出去，不断发展和壮大。同时，中央商务部、财政部也联合下发了财商函17号特急文件，对中央项目组织单位应具备的条件、资金支持及标准、申请项目基本要求、申报项目需要提交的材料、资金使用管理要求和申报时间要求等方面进行了强调和更加细致地规范。具体到各行各业，商务部也有更加详细和更有针对性的规范。
2.事务所开展审计工作时的工作程序以及工作原则
具体的审计过程大体分为初审和复核两部分进行，其中，初审又包括资质审核、拨付金额核算和撰写项目小结三部分进行；复核工作有一部分穿插在初审的过程中，在资质审核、拨付金额核算和撰写项目小结每个阶段完成后，都要进行小组件交叉全面复核和上一级的全面复核，全面复核之后是上一级的多次抽样复核，以确保在初审时就能过滤掉所有不符合申请条件或疑似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发现不能支持全部申请金额的企业。所有工作完成后，出具审计报告。
审计过程中，事务所有以下几个工作原则：第一，严格按照工作开展前的部署，工作要一步一步扎实地向前推进；第二，不放过任何一个疑似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最终的建议拨付金额严格按照企业提供的真实票据核算获得；第三，无论发生什么特殊的情况都及时与商务部商议协调；第四，在工作过程中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认真负责对待每一个环节。
3.事务所规模
规模较大的，且较多接收政府委托项目的事务所进行审计时，审计的质量要高一些。在专业胜任能力的角度，大事务所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实施审计测试，因此，其发现问题的能力更强。就独立性而言，大事务所抵抗某个客户的能力也显著高于小事务所。有许多国内外的研究都支持这一说法。Francis和Krishnan(1999)发现，当被审计单位的应计项目偏高时，“四大”事务所比非“四大”更容易出具为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即更具有“报告稳健性”。盈余反应系数可以反映投资者对审计质量的感知水平。Teoh和Wong(1993)发现，由“四大”审计的公司的盈余反应系数高于非“四大”审计的公司。王霞和徐晓东(2009)发现，对于超过重要性水平的错误，规模比较大的事务所更加敏感，大事务所更容易对超过重要性水平的错误报表出具非标意见。
4.申请企业提供相关材料的质量
项目组织单位与参展企业提供证明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在某种情况下不仅仅会影响自身利益的获得，还有可能会涉及到其他企业的利益。因少数企业的原因导致多家企业的利益受损的情况有许多种，虽然这种现象没有也不会普遍存在，但总会有企业无端受到牵连，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相对公平，当缺少必要证明时，事务所、商务部以及其他的申请企业就有理由怀疑整个展会是否真实发生。因此，参展企业与项目组织单位所提供材料的真实与完整是审计结论真实可靠最坚实的基础。
三、对完善这项审计工作的建议
每一项政策都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每一种工作模式也都是在摸索中通过精益求精地改进逐步优化的。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的管理并没有十几年的经验可以遵循，上文也谈到相关管理文件的不断更新，我个人通过思考，提出以下几点浅薄的建议，希望能对这项审计工作有所完善。
第一，政策之所以存在的唯一意义应该是落实并且通过落实使相关方切实获得利益；第二，所有项目组织单位提供的资料应该遵循更具体的条件统一上交；第三，假如以上两个问题都能得到良好的落实，那么相应的政策可以进行更深一步的调整。目前核算建议支持金额时采取的标准是同一展会项目使用同一种票据核算，这种核算方式目前也满足了我国现实的需要，但在理论上还是有些许不足之处。因此，未来政策完善之后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以对内票据为标准进行核算，以对外票据作为对内数据认定的参考，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风险，最大程度防止弄虚作假的项目组织单位出现。
四、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专项审计全方位的研究和调查，探究审计发生的每一个环节，从政策与专业的角度探索审计质量提升的空间，力求做到真实客观，从而切实关注中小企业走出国门、壮大自身的发展空间。做好这部分资金的专项审计工作，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意义重大。通过审计，能保证国家的专项资金拨付给真正需要支持的企业，更能发现那些想浑水摸鱼，趁机窃取国家资金的不法企业，使得想要走出国门，壮大自己的中小企业能在一个有保障的社会环境中得到国家支持，成功开辟国际市场。
参考文献：
［1］张曾莲,政府审计的新力量：注册会计师,中国会计学会审计专业委员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2010
［2］刘笑霞，李明辉,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基于审计意见视角的经验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第6期总第236期
［3］FRANCIS J，KRISHNAN J.Accounting Accruals and Auditor Reporting Conservatism［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1999，16(1)：135―165
小规模企业审计论文篇（7）
一、理论和文献回顾
家族企业，本文定义为由某一家族控制大部分股份的企业。研究表明，在全球500强中，有175家为家族控制的企业。在欧洲，43%的企业为家族企业，美国80%以上的企业为家族企业。而在我国，绝大部分民营企业为家族控制的企业，家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企业群体。在这一领域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别是家族企业的审计问题，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话题。家族企业作为我国目前一种特殊的企业形态，为我们更好地研究企业对审计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平台。目前，我国对家族企业，无论是内部审计还是外部审计都没有特别的法律强迫企业进行实施，这从根本上消除了规则强制因素对家族企业审计需求的影响，为我们研究家族企业对审计的自愿需求提供了契机。
对于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有许多理论可以进行解释。如根据委托理论，审计是一种监督手段，是委托人为减少风险而采取的一项监督措施，以减少人的拟向选择等机会主义倾向，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在有外部股东参股的家族企业中，由于受各自利益驱动，也可能出现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小股东需要借助审计这一监督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根据上述理论，研究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可以被观察：一是家族企业所有权的社会化程度，二是家族企业管理社会化的程度。第一个特征是因为家族企业从非家族成员中吸收了外部资本。股权多样化增加了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大股东（一般来说是家族）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有为了自身利益而转移企业资源的利益驱动。外部股东迫切需要一种监督手段来阻止这一行为，以维护自身利益。而外部股东对企业进行监督的能力和激励取决于他们的参股水平，非家族成员的参股水平越高，其对监督的需求也相应上升。第二个特征与家族企业引入非家族企业管理人员有关。为了企业的健康运行，家族企业所有者必须赋予一定的管理权限给非家族企业管理人员。但同时，为了防止过高的成本和弥补所有者控制权的损失，家族企业所有者可能增强对审计等监督的需求。当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的比例上升的时候，所有者就有对监督更强烈的需求，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管理问题。此外，作为所有权社会化的一个延伸，家族企业的债务规模也是影响审计需求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因为，为了弥补控制权的损失和确保资金的安全与收益，债权人也有切身利益需求加强对资金使用者——家族企业的审计监督。
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已经研究了家族企业对审计需求的影响因素。Chow(1982)研究了成本、企业规模和债务对家族企业外部审计需求的影响，他发现企业债务对外部审计需求有较强影响，而企业规模对外部审计需求的影响则较为温和。Abdel-khalik(1993)运用组织结构研究了企业规模和债务对家族企业审计需求的影响，他发现在企业规模和审计需求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而债务对审计的影响则相对较弱。国内的研究则主要定位在审计对家族企业的作用以及如何加强审计等方面，而对其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则较为缺乏。如吴威（2002）认为年度报表审计能够使家族企业得到外部股东更多的信任，同时也为制订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本文的目标是通过对部分家族企业审计需求的实证研究，验证家族企业的审计需求与企业规模、债务、家族企业的社会化程度以及内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说
（一）家族企业所有权社会化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
家族企业所有权社会化程度是我们研究家族企业审计需求的一个重要分析变量。根据西方经济学一般经济人的假设，在家族企业中，外部股东所持股份占家族企业总股本的比例越高，家族成员越有激励通过在职消费等形式把企业的资产用于个人用途或转移资产。为了有效遏制这一行为，维护自身权益，非家族股东必然要求加强对企业的审计监督。外部股东在家族企业的持股比例与审计需求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是不难推测的。上面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以下假说：
假说1：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与外部股东在家族企业的持股比例正相关。
（二）管理社会化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
像前面谈到的那样，研究家族企业的审计需求必须把管理社会化程度作为分析的一个重要基础。而评判家族管理社会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中所占的比例。我们认为，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所占的比例越高，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程度就越高，家族企业业主就越有对企业进行审计的利益驱动。不难推论，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所占的比例与审计需求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上面的讨论可以归结为如下假说：
假说2：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与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所占的比例正相关。
（三）企业规模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
经验研究表明，企业的规模与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有相关关系。首先，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家族企业、特别是两权分离的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对企业进行有效控制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为了补偿控制权的损失，家族企业的业主对审计监督就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其次，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由于内部控制不力而可能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多，企业通过监督可能弥补的损失也相应增加。第三，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审计的边际成本将逐步下降。不难证明，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实施审计的边际成本越低。上述的讨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假说：
假说3：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与家族企业的规模正相关。
（四）企业债务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
对于企业债务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倾向于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随着债务在企业资产结构中比例的上升，股东有更大的激励从债券持有人手中转移财富，债权人从维护自身权益出发，必然加大对审计监督的需求。许多经验研究验证了外部审计与企业债务规模之间的关系，但没有验证内部审计与债务规模之间的关系。为了全面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既包括外部审计也包括内部审计。上面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以下假设：
假设4：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与债务在企业资产结构中的比例正相关。
（五）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
关于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结论。如郭纪堂（2003）认为内部审计是外部审计的基础，外部审计是内部审计的延伸，二者是互补关系。而Petercarey,roger和georgetanewsk（2000）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二者是替代关系。我们认为，在一个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审计方式的环境中，家族企业对内部和外部审计的选择无外乎取决于两个指标，一是审计成本，二是审计质量（可信度）。一般来说，在不同的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环境中，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审计成本和审计质量有着明显差异。因此，我们对于二者的关系也很难下一定论，只能通过实证的研究来得出一个接近于现实的答案。如果二者在实证研究中呈正相关关系，则说明二者相互补充，是互补关系，反之，如果负相关则二者互为替代。如果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则二者既非替代也非互补关系。这种方式与经济学中互补商品和替代商品的定义十分相似。因为本研究是探索性质的，因此我们假定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之间既不是补充关系，也不是替代关系。我们的假说如下：
假说5：家族企业对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需求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小规模企业审计论文篇（8）
内部审计独立性是保证相关内部审计人员履行职责的的关键核心，是具备开展审计工作的前提。部门独立和交易独立是内部审计部门独立的两大核心。具体来说，部门独立是指公司其他部门与内部审计部门之间无任何利益来往; 交易独立是指内部审计部门认真运行回避体制，保持交易与交易之间的相对独立。而对企业来说，应保证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同时，内部审计人员应满足交易上和组织上的客观需求，以使内部审计活动的有序进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内部审计工作品质，只有这样，企业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内部审计独立。
在国外的文献中，Gordon and Smith( 1992)发现，为了改善内部审计控制氛围以及改善内部审计报告品质，内部审计人员应在相对应的职责上保持独立。Stephen( 1993)发现，内部审计工作需要相关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的共同努力，即保持内部审计在机构内部的独立。
在国内的文献中，王光远、瞿曲( 2006)的《公司治理中的内部审计受托责任视角的内部治理机制观》运用受托责任理论阐述企业管理与内部审计的关系，认为维持内部审计机构的独立至关重要，同时在确保内部审计部门独立时，内部审计相关人员应加强各方面的有效沟通，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王进朝( 2011)的《非标准审计意见与高管更换的相关性检验基于2002 年2009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以2002 年- 2009 年企业高管CEO、CFO 更换数据为基础，通过统计分析以及Logit 模型回归方法得出，标准审计报告的出具可能被大股东左右，但审计委员的设立等方法的实施，可以提高审计质量。
尹顺达、曲世友( 2012)的《对提高我国企业内部审计质量的思考》从加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加大内部审计质量相关程序评估以及提高专业素质三个角度出发，通过介绍现状、分析理论的方法来分析公司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如何改善质量。研究表明，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了内部审计的发展，内部审计机构应相对独立于其所审计的活动之外，同时企业应保证内部审计部门有足够的权利，使得部门可以落实所提出的意见，而非是仅形式上的。
江锋、唐均、于荣霞( 2013)的《公司治理与内部审计质量控制的实践探索研究》通过阐述对武钢内部相关信息审计的案例，发现内部审计独立性会被公司管理方式所影响，这样，内部审计独立质量会有所改善，保持独立是其作用发挥的保证，所以足够的领导层次是内部审计部门的需求。
二、内部审计人员素质
内部审计职员是进行内部审计活动的主角，其专业胜任要求、专业怀疑、道德要求都会对内部审计质量产生一定的作用。内部审计人员的目的是提升企业的价值，有关学者研究发现，当企业内部审计部门主要由非专业内部审计人员组成时，其发现企业的内部问题的可能性较小。
曹军( 2011)的《提高企业内部审计人员素质的探讨》以及姚雪玉( 2012)的《浅谈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要求》认为相关企业审计职员应具备良好的职业品德、足够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善于沟通的本领等，符合要求的的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应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解决问题本领以及善于沟通和交流的本事，同时在听的过程中，要认真思索，以获取更多有效信息。
李军涛( 2013)的《内部审计质量管理工作对内部审计人员素质和能力的要求》认为内部审计相关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影响审计质量，内部审计人员应具备健全的专业知识，包括理论和实务知识、环境知识以及协调能力，同时应具备很强的心理素质以及足够的兢兢业业。
三、内部审计规模
内部审计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内部审计质量，因此要改善内部审计的质量，就要求我们研究内部审计规模的影响因素。Goodwin - Stewart 和Kent( 2006)以115 家企业相关数据为基础，从企业管理、内部相关控制和风险把控方面阐述了如何对内部审计规模产生一定的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规模愈大、内部审计规模愈大。刘国常、郭慧( 2008)的《内部审计特征的影响因素及其效果研究》以30 家上市公司2006 年年报数据为基础，通过研究假设、指标选取以及运用pearson 相关性检验等，研究影响内部审计特征因素。研究发现，外部审计成本、企业分支数目与审计规模成正关系，速动比值、流动比值与审计规模成负关系，即外部审计成本愈高、企业分支数目愈多、审计规模愈大; 速动比值愈大、流动比值愈大、审计规模就愈小。
同时，刘霞( 2009)的《关于内部审计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我国中小企业板公司为对象，以2007 年年报中数据为基础，通过提出假设、验证假设来研究影响内部审计规模的相关因素。研究表明，公司规模、外部审计成本和资产负债率与内部审计规模正反应，也就是说，企业规模愈大、外部审计成本愈高、资产负债率愈高，内部审计规模亦愈大。
四、内部审计质量控制
内部审计质量控制，是为使所有内部相关审计活动按一定的政策和程序有序进展。内部审计机构在进行审计活动时，应对审计全过程实施动态控制，即审计前、审计中、审计后实施控制。因此，设置良好的内部质量相关控制，内部审计质量相关控制就越强，内部审计对应质量就越高。
小规模企业审计论文篇（9）
1.1.1 变量定义
本文的自变量包括：自然人控制：PRIVATE；地方政府控制：(LOCAL)、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借款权益比(L0E)、两职合一(DUAL)、管理层持股(MNG)、股权集中度(ROSC)、地域因素(ADDRESS)和市场化指数(IM)。
1.1.2 模型设计
为了考察不同类型控制人的中小板IPO企业的财务顾问选择影响因素，本文采用三个模型来对总体样本、政府控制企业样本和自然人控制企业样本分别考察。
模型1：考察总体样本的财务顾问选择影响因素
模型2：考察政府控制企业的财务顾问选择影响因素
模型3：考察自然人控制企业的财务顾问选择影响因素
本文预计PRIVATE、SIZE、LEV、LOE、ROSC、FOA、UND和IM的符号为正，LOCAL、DUAL、MNG和ADDRESS的符号为负。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
2.1.1 控制人类型与财务顾问选择
中央企业选择“十大”审计师的比例最高，而地方企业选择“十大”审计师的比例最低。这表明，在政府控制企业中，地方企业与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对审计师选择动机有较明显的差异。但是，整体来看，政府控制企业对“十大”审计师的选择倾向与自然人控制的企业并没有明显的差别。这可能表明，中小企业的控制人类型对其审计师选择倾向影响不大。
2.1.2 公司规模与财务顾问选择
无论是样本总体，还是中央政府控制企业或自然人控制企业，选择“十大”审计师的企业的资产规模都略大于选择非“十大”的企业。但是，地方企业，却与此现象相反，选择“十大”的企业反而比选择非“十大”的企业的资产规模要小。但总体看来，不同控制人企业之间的资产规模差距不大。这说明，资产规模可能并不是影响中小企业IPO审计师选择的重要因素。
2.1.3 财务杠杆与财务顾问选择
所有类型企业，选择“十大”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都略低于非“十大”企业。但是地方政府控制企业中，选择“十大”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显著低于非“十大”企业，其它类型企业中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以上表明资产负债率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可能不符合前文的预期。
2.1.4 管理层持股与财务顾问选择
中小企业中，政府控制企业与自然人控制企业，选择“十大”审计师的企业的管理层持股比例都明显低于选择“非十大”审计师的企业。这表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低，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十大"。并且，政府控制企业的管理层持股比例，无论是最大值还是均值，都明显低于自然人控制企业的管理层持股。这表明，政府控制企业与自然人控制企业的股权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2.1.5 股权集中度与财务顾问选择
选择“十大”审计师的企业比非“十大”审计师的企业有着较低的股权集中度，这表明股权越集中，企业越不倾向于选择“十大”。但在地方企业中，却有着与此相反的现象。这说明不同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其股权结构不同，股权集中度可能对企业审计师选择没有明显的影响。
2.1.6 地域因素与财务顾问选择
小规模企业审计论文篇（10）
一、理论和文献回顾
家族企业，本文定义为由某一家族控制大部分股份的企业。研究表明，在全球500强中，有175家为家族控制的企业。在欧洲，43%的企业为家族企业，美国80%以上的企业为家族企业。而在我国，绝大部分民营企业为家族控制的企业，家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企业群体。在这一领域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别是家族企业的审计问题，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话题。家族企业作为我国目前一种特殊的企业形态，为我们更好地研究企业对审计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平台。目前，我国对家族企业，无论是内部审计还是外部审计都没有特别的法律强迫企业进行实施，这从根本上消除了规则强制因素对家族企业审计需求的影响，为我们研究家族企业对审计的自愿需求提供了契机。
对于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有许多理论可以进行解释。如根据委托理论，审计是一种监督手段，是委托人为减少风险而采取的一项监督措施，以减少人的拟向选择等机会主义倾向，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在有外部股东参股的家族企业中，由于受各自利益驱动，也可能出现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小股东需要借助审计这一监督手段来维护自身权益。根据上述理论，研究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可以被观察：一是家族企业所有权的社会化程度，二是家族企业管理社会化的程度。第一个特征是因为家族企业从非家族成员中吸收了外部资本。股权多样化增加了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大股东（一般来说是家族）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有为了自身利益而转移企业资源的利益驱动。外部股东迫切需要一种监督手段来阻止这一行为，以维护自身利益。而外部股东对企业进行监督的能力和激励取决于他们的参股水平，非家族成员的参股水平越高，其对监督的需求也相应上升。第二个特征与家族企业引入非家族企业管理人员有关。为了企业的健康运行，家族企业所有者必须赋予一定的管理权限给非家族企业管理人员。但同时，为了防止过高的成本和弥补所有者控制权的损失，家族企业所有者可能增强对审计等监督的需求。当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的比例上升的时候，所有者就有对监督更强烈的需求，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管理问题。此外，作为所有权社会化的一个延伸，家族企业的债务规模也是影响审计需求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因为，为了弥补控制权的损失和确保资金的安全与收益，债权人也有切身利益需求加强对资金使用者——家族企业的审计监督。
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已经研究了家族企业对审计需求的影响因素。Chow (1982)研究了成本、企业规模和债务对家族企业外部审计需求的影响，他发现企业债务对外部审计需求有较强影响，而企业规模对外部审计需求的影响则较为温和 。Abdel-khalik (1993)运用组织结构研究了企业规模和债务对家族企业审计需求的影响，他发现在企业规模和审计需求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而债务对审计的影响则相对较弱 。国内的研究则主要定位在审计对家族企业的作用以及如何加强审计等方面，而对其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则较为缺乏。如吴威（2002）认为年度报表审计能够使家族企业得到外部股东更多的信任，同时也为制订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
本文的目标是通过对部分家族企业审计需求的实证研究，验证家族企业的审计需求与企业规模、债务、家族企业的社会化程度以及内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说
（一）家族企业所有权社会化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
家族企业所有权社会化程度是我们研究家族企业审计需求的一个重要分析变量。根据西方经济学一般经济人的假设，在家族企业中，外部股东所持股份占家族企业总股本的比例越高，家族成员越有激励通过在职消费等形式把企业的资产用于个人用途或转移资产。为了有效遏制这一行为，维护自身权益，非家族股东必然要求加强对企业的审计监督。外部股东在家族企业的持股比例与审计需求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是不难推测的。上面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以下假说：
假说1：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与外部股东在家族企业的持股比例正相关。
（二）管理社会化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
像前面谈到的那样，研究家族企业的审计需求必须把管理社会化程度作为分析的一个重要基础。而评判家族管理社会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中所占的比例。我们认为，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所占的比例越高，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程度就越高，家族企业业主就越有对企业进行审计的利益驱动。不难推论，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所占的比例与审计需求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上面的讨论可以归结为如下假说：
假说2：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与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所占的比例正相关。
（三）企业规模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
经验研究表明，企业的规模与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有相关关系。首先，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家族企业、特别是两权分离的家族企业的所有者对企业进行有效控制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为了补偿控制权的损失，家族企业的业主对审计监督就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其次，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由于内部控制不力而可能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多，企业通过监督可能弥补的损失也相应增加。第三，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审计的边际成本将逐步下降。不难证明，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实施审计的边际成本越低。上述的讨论可以总结为以下假说：
假说3：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与家族企业的规模正相关。
（四）企业债务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
对于企业债务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倾向于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随着债务在企业资产结构中比例的上升，股东有更大的激励从债券持有人手中转移财富，债权人从维护自身权益出发，必然加大对审计监督的需求。许多经验研究验证了外部审计与企业债务规模之间的关系，但没有验证内部审计与债务规模之间的关系。为了全面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既包括外部审计也包括内部审计。上面的讨论可以归结为以下假设：
假设4：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与债务在企业资产结构中的比例正相关。
（五）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
关于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结论。如郭纪堂（2003）认为内部审计是外部审计的基础，外部审计是内部审计的延伸，二者是互补关系。而Peter carey,roger 和george tanewsk（2000）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二者是替代关系 。我们认为，在一个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审计方式的环境中，家族企业对内部和外部审计的选择无外乎取决于两个指标，一是审计成本，二是审计质量（可信度）。一般来说，在不同的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环境中，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审计成本和审计质量有着明显差异。因此，我们对于二者的关系也很难下一定论，只能通过实证的研究来得出一个接近于现实的答案。如果二者在实证研究中呈正相关关系，则说明二者相互补充，是互补关系，反之，如果负相关则二者互为替代。如果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则二者既非替代也非互补关系。这种方式与经济学中互补商品和替代商品的定义十分相似。因为本研究是探索性质的，因此我们假定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之间既不是补充关系，也不是替代关系。我们的假说如下：
假说5：家族企业对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需求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和样本
本研究是我们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当代中国的家族企业及其管理现代化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中用到的数据资料来自我们为完成该项目而对湖北省民营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
调查中我们共发出问卷1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23份，回收率为28.2%。问卷包括企业基本情况、经营管理情况、经营理念等三大部分共30个问题。本研究共用到调查问卷的以下内容：企业所在行业、注册资本、员工数量、销售收入、总资产、债务占总资产的比例、外部股东所持股份占企业总股本的比例、家族成员和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的数量以及企业是否进行外部和内部审计服务。在423个企业中，有42个因为不符合我们的要求被删掉：1、14个没有满足家族企业的标准；2、其余28个因为漏掉了模型中需要的个别数据。
表1：样本企业基本情况
样本分布 百分比 样本分布 百分比 样本分布 百分比
企业所在行业： 注册资本（万元）： 2001年销售额（万元）：
跨多个行业 26 6.82 100以下 223 58.53 100以下 138 36.22
农业与种植业 13 3.41 101-500 100 26.25 101-500 116 30.45
自然资源开采 10 2.62 501-1000 34 8.92 501-1000 63 16.54
房地产建筑业 27 7.09 1001-5000 21 5.51 1001-5000 44 11.55
制造业 143 37.53 5000以上 3 0.79 5000以上 20 5.25
餐饮业 22 5.77 企业注册类型： 职工人数：
运输业 9 2.36 独资企业 29 7.61 50以下 229 60.1
娱乐业 7 1.84 有限责任公司 325 85.3 51-100 75 19.69
修理业 4 1.05 股份有限公司 19 4.99 101-200 40 10.5
其它行业 120 31.5 其他 8 2.1 201-300 15 3.94
300以上 22 5.77
（二）回归分析
根据本研究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对家族企业的审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考虑到不同因素对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可能存在不同影响，我们对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分别建立了两个回归模型，并分别设置了四个自变量。分别是外部股东持股比例、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的比例、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债务在总资产中的比例。
回归模型如下：
1、 外部审计需求的回归模型：
这里 代表家族企业进行外部审计的几率。
2、 内部审计需求的回归模型：
这里 代表家族企业进行内部审计的几率。
因变量:
iayes（内部审计）来源于问卷调查上的问题：你的公司是否建立内部审计部门进行内部审计？如果企业的答案为是，则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
eayes（外部审计）也来源于问卷上的一个问题：你的企业是否进行过外部审计？如答案为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
自变量：
ESHA指外部股东所持股份占家族企业总股本的比例；
EMAN指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中所占比例；
SIZE：指企业规模。为了确保企业规模能在模型中得到真实的体现，我们对与企业规模有关的三个变量，企业年度总销售收入、员工数量和总资产进行了一个因子分析。产生的新因子变量SIZE的方差贡献率为90.739%，三个变量的变量共同度分别为0.886,0.846,0.990。
DEBT：指企业负债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自调查问卷中被调查者对企业资产中债务和自有资金比例的回答。
（三）结果描述
表一是本研究用到的企业的基本情况。381个家族企业的平均雇员数是48个，2001年的平均销售收入是600万元，平均注册资本是200万元。企业的组织形式中90.3%为公司制，7.6%为家族独资，2.1%为其他。公司制占据了家族企业组织形式的绝大部分，这与国内大多数学者关于家族企业和中小企业的研究是一致的。
表2：样本企业进行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基本情况表(n=381)
内部审计
是 否 合计
外部审计 是 38 3 41（10.8%）
否 49 291 340(89.2%)
合计 87（22.8%） 294(77.2%) 381(100%)
表3：样本企业外部审计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表
变量 所有样本（n=381） Mean(S.D.) 进行外部审计的样本（n=41）Mean(S.D.) 没有进行外部审计的样本(n=340) Mean(S.D.) T值
ESHA 18.1%(9.4%) 25.3%(3.5%) 17.2%(9.6%) 10.70(p<0.005)
EMAN 24.2%(10.1%) 31.1%(8.5%) 23.4%(10%) 4.73(p<0.005)
SIZE 0 1.81(2.19) -0.22(0.33) 5.90(p<0.005)
DEBT 16.6%(13.2%) 30.4%(10.8%) 14.9%(12.4%) 8.56(p<0.005)
注：变量含义与上文相同。
1、外部审计。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在381个样本企业中，有41个（10.8%）进行了外部审计，340个(89.2%)没有。而在对外部审计需求的影响因素方面,通过对样本企业的独立样本T检验可以发现,在企业股权结构、管理层构成、企业债务和企业规模方面,进行外部审计与没有进行外部审计企业的不同是非常显著的。首先，从外部股东在家族企业的持股比例来看，进行外部审计的样本企业的均值为25.3%,对比没有进行外部审计的均值17.2%，差异是非常明显的（T(381)=10.70,P<0.005）。其次，从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所占的比例看，进行外部审计样本企业的均值为31.1%,对比没有进行外部审计的均值23.5%，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T(381)=4.73,P<0.005）。再次，从债务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来看，正如假说中所提到的，债务在总资产中的比例越高，家族企业越有可能进行外部审计（30.4%）。对比没有进行外部审计的企业（14.9%），其不同在统计上也是非常显著的（T（381）=8.56,p<0.005）。此外，在企业规模方面，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进行外部审计的企业比没有进行外部审计的企业，其规模明显偏大（T（381）=5.90,p<0.005）。
表4：样本企业内部审计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表
变量 所有样本（n=381） Mean(S.D.) 进行内部审计的样本（n=87）Mean(S.D.) 没有进行内部审计的样本(n=294) Mean(S.D.) T值
ESHA 18.1%(9.4%) 25.1%(3.1%) 16.0%(9.7%) 13.86(p<0.005)
EMAN 24.2%(10.1%) 30.9%(5.9%) 22.3%(10.3%) 9.9(p<0.005)
SIZE 0 0.93(1.74) -0.27(0.29) 6.41(p<0.005)
DEBT 16.6%(13.2%) 18.3%(13.8%) 16.1%(12.9%) 1.39(p=0.17)
注：变量含义与上文相同。
2、内部审计。从表2 和表4可以看出，在381个样本企业中，有87个（22.8%）进行了内部审计，294个(77.2%)没有。在对内部审计的影响因素上，我们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不同变量对家族企业的内部审计需求明显不同。从表4可以看出，在外部股东持股比例、非家族成员在管理层的比例以及企业规模等三个变量上，进行内部审计与没有进行内部审计企业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ESHA(T(381)=13.86,p<0.005),EMAN(T(381)=9.9,p<0.005),SIZE(T(381)=6.41,p<0.005)。而在债务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上，二者的差异并不显著（T(381)=1.39,P=0.17）,进行内部审计的企业（18.3%）其债务水平并不比没有进行内部审计的企业（16.1%）有明显不同。
3、回归分析。从逻辑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家族企业外部审计需求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在已经进行外部审计的家族企业中，回归模型拟合的准确性为73.2％（有30个家族企业可以被模型所解释），在没有进行外部审计的家族企业中，模型拟合的准确性为100%，回归模型总的拟合准确性为97.1%。内部审计需求模型也在可接受的水平上，回归模型总的拟合准确性达到88.5%。表5、表6显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和统计预测。表7显示了回归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表5:外部审计需求的逻辑回归分析
变量 B S.E. Wald Sig.
WBZB 18.20 7.34 6.14 0.01
WBGL -3.44 4.38 0.62 0.43
WBZW 6.88 3.37 4.17 0.04
SIZE 3.63 0.66 29.94 0.00
Constant -7.71 2.38 10.52 0.00
-2 LL： 88.677
Nagelkerke R Square:0.733 表6:内部审计需求的逻辑回归分析
内部审计 B S.E. Wald Sig.
WBZB 29.35 5.03 34.10 0.00
WBGL 3.98 3.63 1.20 0.27
WBZW -7.46 1.99 14.04 0.11
SIZE 4.11 0.53 59.34 0.00
Constant -8.02 1.68 22.81 0.00
?2 LL: 174.3
Nagelkerke R Square:0.699
表6：变量相关性分析表（N=381）
EXAUDIT INAUDIT WBZB WBGL WBZW SIZE
EXAUDIT 1.000
INAUDIT 0.578 1.000
WBZB 0.265 0.406 1.000
WBGL 0.236 0.358 0.682 1.000
WBZW 0.367 0.071 0.159 0.189 1.000
SIZE 0.628 0.504 0.301 0.355 0.298 1.000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从表5、表6可以看出，这两个回归模型实证了家族企业所有权社会化程度，即外部股东持股比例与家族企业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external audit: B=6.14,p=0.01; internal audit:B=29.35,p<0.05)，这为假说1提供了支持。同样的，企业的规模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验证（external audit: B=3.63,p<0.05;internal audit:B=4.11,p<0.05），这为假说3提供了支持。但在企业债务规模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上，实证结果出现了分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企业债务对外部审计需求有重要影响（b=6.88,p<0.05），但对内部审计需求的影响却不太明显（b＝-7.46，p=0.11）。而在管理社会化与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上，无论是内部审计还是外部审计的实证结果，假说2都没有得到支持（external audit:B=-3.44,p=0.43; internal audit:B=3.98,p=0.27）。
最后，我们通过SPSS对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个相关性分析。我们发现样本企业在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之间有一个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earson=0.578,p<0.05）。这表明在家族企业环境中，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之间有潜在的互补关系。
四、结论和讨论
对家族企业审计需求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这一研究可以为我国家族企业的管理社会化和所有权社会化及其监督模式提供理论支持。本文建立的模型在家族企业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对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手段提供了支持。但从总体情况看，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并不十分强烈，在381家样本企业中进行审计的企业仅有90家，这说明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手段在家族企业中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审计自身的成本、效果以及家族企业业主的自身认识有关。
在对研究假说的支持上，我们发现只有部分研究假说得到了验证。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与外部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假说1得到了验证。这表明在家族企业中，外部股东倾向于把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假说3也得到了验证。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对审计的需求与企业规模有较大关联度。我们认为正像假说中提到的，在目前我国的家族企业中、特别是中小家族企业中，审计成本仍是许多家族企业考虑是否进行审计的重要因素。企业的规模越大，审计的边际成本越低，家族企业越有进行审计的需求。假说4没有完全得到证实。实证结果表明，在家族企业环境中，债权人倾向于通过外部审计，而不是内部审计对家族企业进行监督，以维护自身利益。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债权人对内、外部审计的不同信任度有关。在信息不对称和内部审计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证的情况下，债权人更为倾向于信任外部审计，而不是内部审计。假说2则完全没有得到验证。这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我们分析其原因，一是可能部分家族企业业主认为审计作用有限，难以在减少冲突、弥补信息不对称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没有进行审计；二是可能家族企业的业主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度比较高，他们采用了一种更为委婉的方式来监督双方合同的执行；三是可能部分家族企业虽然实行了管理社会化，但其业主的集权度仍然比较高，职业经理的实际权力，特别是在资金运用上的实际权力较小，无需对人进行较高成本的监督。假说5主要讨论了外部审计与内部审计之间的关系，它没有得到证实。我们的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进行外部审计的企业大都进行过内部审计，外部审计是内部审计的一个重要补充。这可能与家族企业利益相关者对内外部审计的不同信任度以及内外部审计的不同成本有关。不难推论，家族企业利益相关者更为信任外部审计，但外部审计的成本比内部审计要高。家族企业利益相关者只有在需要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成本较高的外部审计。但是我们的研究并不支持内部和外部审计之间的替代作用。
由于条件所限，本研究可能受到以下因素的局限。首先，样本企业仅仅是湖北省家族企业的代表，是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还有待验证。其次，从总体上看，样本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样本企业的比例达一半以上（58.53%），没能代表更多的大中规模以上的企业。如果我们的研究涵盖更多的大企业，则上述假说能否得到验证还需进一步研究。因此，我们的研究仅仅反映了中小家族企业的结果。第三，我们研究所用的调查问卷，形式上大多采用的是选择题，目的是为了简化工作、减少错误和提高回收率。如果问卷采用具体的实际数据，则模型将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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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udit Reseach 19。
小规模企业审计论文篇（11）
关键词：资本市场 审计选择 股权融资成本
一、引言
内源融资由于风险小，资金容易获得，所以成为企业融资的首选方式。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企业技术的进步，仅仅依靠内源融资已经难以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因此外源融资也逐渐成为企业获取资金的重要方式。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成本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外源融资的成本高于内源融资的成本。
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是解决信息不对称、成本以及逆向选择的重要方法之一，高质量的审计师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传递着积极信号，为投资者提供了监督和保险等功能，能有效降低资金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等问题。伴随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情况的改善，企业的股权融资能力会变强，从而股权融资成本也会下降。
本文从理论、信息理论和保险理论这三个角度来说明审计选择对企业股权融资能力的影响，一方面高质量的审计报告能够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有用信息，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降低融资成本。
二、企业融资成本与审计质量内涵
企业融资是指企业资金的筹集过程，包括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来源。由于市场环境变化、技术进步和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仅仅依靠内部融资已经难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外部融资显然已经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帮助企业融资和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审计师选择的动机。
审计质量有两方面内涵：审计师是否能够发现会计报表存在的问题；审计师是否能够报告已发现的会计报表存在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审计质量的衡量主要有如下几个替代变量：（1）审计规模。审计规模主要是指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质量可能越高。（2）收费与佣金。注册会计师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收费和佣金，因此其收费标准直接影响审计质量。（3）事务所品牌。声誉高的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的质量通常要高于普通的事务所。（4）审计师的专业性。审计师越专业，提供的审计质量越高。
三、审计选择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机制
（一）基于审计需求理论的研究
审计需求理论认为高质量的审计需求产生于企业中的委托关系。委托关系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分工的细化而产生的。它通常表现为两种问题，第一种是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问题，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由于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成为委托关系，但其二者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管理层的行为是可以被观察到的，股东可以根据观测到的管理层的行为对其进行奖惩和激励。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由于股东知识经验的不足等导致股东对管理层不能有效的监督，股东不能直接观察到管理层的行为。当两者利益不一致时，管理层有动机为了自身利益而做出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财务报表反映的会计信息作为反映管理层财务质量和经营状况的有效手段成为股东对管理层报酬激励契约的基础，所以管理层有动机和能力操控会计信息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管理层通常会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对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增强股东对管理层组织和管理能力的信赖程度，这就产生了企业对外部审计的需求。在我国现阶段，企业全部的生产经营活动都要经过注册会计师的监督和审计，管理层只能寄希望于注册会计师未能发现其舞弊等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因此，审计需求转化为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
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很多公司股权都相对集中，在这种情况下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也存在问题。大股东掌握的公司经营的信息要远远多于中小股东，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大股东为了自身利益有能力也有动机对公司的管理层进行监督，同时随着他们对管理层控制能力的增强，极有可能完全控制管理层，因此大股东通常会通过关联方交易、资产转移等手段进行利益输送，侵占并逐渐掏空上市公司。为了防止其利益侵占行为被发现，大股东会有粉饰财务报表或披露虚假信息的动机，由于高质量的审计师发现违法违规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控股股东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就会降低。
可见，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是一种有效的外部监督手段。从企业管理层的角度来说，管理层有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的动机来减少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和道德风险，从而降低融资成本和成本，提高企业的价值。而从企业控股股东的角度来说，为了防止其违法违规行为被发现，控股股东不太愿意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通常情况下，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成本问题，成本越大的企业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就越强，所以企业更倾向于聘请规模大的会计师事务所。
（二）基于审计需求信息理论的研究
审计需求信息假说的观点认为，财务报表反映的会计信息可以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关于企业价值的信息，而审计师对财务报表的审计结果可以使企业财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能够减少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行为，还可以增加会计信息的价值，进而提高会计信息对财务报表使用者决策的有用性。会计信息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者能否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因此，投资者为了提高投资决策水平和投资效率，会要求管理层选择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对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公允性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一般情况下，会计信息质量较高的企业通常也会选择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从而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声誉，以期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
此外，该理论还认为，投资者如果不能准确地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情况，出于谨慎性考虑他们将会以市场上全部企业的平均价值来确定目标投资企业的市场价值，这就会导致价值高的目标投资企业的市场价值被低估。价值高的目标投资企业为了防止市场价值被低估和吸引潜在的投资者，他们通常会采用信号传递的手段，向外部潜在投资者传递其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信号，以此来区别于价值低的企业，从而获得更多的融资机会和更低的融资成本。信号传递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并且由于高质量审计师的审计收费通常较高，价值高的企业较价值低的企业更有能力支付较高的审计费用，因此这种行为不容易被价值低的企业所模仿，由此产生了对高质量的外部审计的需求。投资者不能直接观察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他们只能根据财务报表反映的信息来进行投资决策，因此审计质量的高低成为他们判断企业价值高低的重要信号，投资者通常认为审计质量越高的企业其企业价值也较高，因而价值高的企业为了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会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进行审计，以便向外界传递企业经营状况和发展情况良好的信号，从而吸引投资者的投资，增加企业的融资机会，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三）基于审计需求保险理论的研究
基于审计需求保险理论的观点认为，高风险的企业更愿意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企业通过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对财务报告进行审计，一方面为了降低财务报表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提高财务信息质量；另一方面将外部审计作为一种投保的方式，主要为外部投资者提供保险担保，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实现风险的分散和转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果由于注册会计师的失职导致未能发现被审计企业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而投资者根据财务报表信息进行投资导致了投资损失，除了企业外，注册会计师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赔偿相应的损失。这种连带责任使得高质量的审计师和企业合谋的可能性小，因此高质量的审计师可以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情况提供一定的合理保证，改善财务报表的质量，增强外部投资者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
高风险的企业一般会倾向于选择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师来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吸引潜在投资者的投资。高质量的审计师通过对企业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发表相应的审计意见，提高了企业声誉，为投资者做投资决策时起到了参考作用，降低了投资人与企业之间的成本，从而提高了企业的融资能力。
四、结论
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合理保证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起到降低信息不对称、监督以及保险的作用。审计所具有的降低信息不对称功能，可以减轻企业融资前的逆向选择问题，监督功能可以减轻企业融资后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当企业出现经营失效时，审计保险功能则可为投资者追偿投资损失提供可能。
选择高质量的审计师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吸引潜在投资者；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的能力。因而，为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需要从制度层面和法律层面，加强对企业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的激励与约束，为企业治理提供有效的外部监督环境。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家在制定相应政策时可以向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方面多倾注力量，从而在法律上确保审计师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这样既有利于企业的融资需要，也保护了企业外部投资者的利益。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只是分析了审计师选择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而对于审计师选择对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并没有涉及，未来可以在这一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和分析。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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