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化论文大全11篇

先秦文化论文篇（1）

二、中国先秦典籍中的建筑文化现象

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脉络的渐进历程，构成了中国建筑伟大的文化旋律。在漫长而灿烂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东方文化与哲学的物质载体，中国建筑的崇高形象，在世界建筑史中丝毫不亚于历经许多世纪业已发展成熟的西方建筑。在高超的土木结构技术与迷人的艺术风韵中，中国建筑文化，铸就了高雅的理性品格与深奥的哲思境界，这一切毫无疑问全部折射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

（一）中国建筑文化之“天人合一”的时空观

中国人最早提出了道德这样的东西，用来约束人类的兽性。然后把它投射到天上，这就是“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开始。古代中国人在文化观念中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对应的，即所谓“天人合一”。这在中国先秦典籍《周易》与老庄的著述中表现很突出，《周易》关于“天地人”三才之说与老庄的“道法自然、我自然、返璞归真”等思想莫不如此。董仲舒甚至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而程明道则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语录》二上）。因而，中国建筑文化，令人深为感动地体现出“宇宙即是建筑、建筑即是宇宙”的宏大的时空意识。从自然角度看，天地是一所庇护人类生存的“大房子”，所谓“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为宙”。从人工建筑角度看，建筑象征宇宙，“天地入吾庐”也。中国建筑文化的时空意识，是一种自古就有的、人与自然合一的有机论。

（二）中国建筑文化之伦理观

中国建筑文化之伦理观是与人和自然相亲和、天人合一时空意识相一致的，是中国人所一向独具的淡于宗教、浓于伦理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头脑中的神大多是自然神，并且神人不分，很多神是我们尊敬的人，没有绝对服从与崇拜的宗教主神，释迦牟尼、上帝、真主这些宗教主神。都是舶来品。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中国建筑文化史上的影响，远不及作为哲学文化的老庄道学。自古以来，中国人崇尚现实主义，对于宗教没有真诚的信仰，处理一切精神问题时，都给人以务实的感觉。中国人不是宗教民族，也不是内省的民族，所以内省性的精神生活不是中国人的专长。相比来说，日本民族把握禅宗精神，开拓了一套精神生活方式，包括茶道、花道。而中国人喝茶是为了解渴，插花是为了美观，并没有进一步的精神价值。反映在建筑上也是如此，现实主义精神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西方建筑追求表里如一，使用材料以及外观构造表达了一定的建筑精神。而中国建筑则不同，没有人注意材料的品质和建造的方法。通常外观是加上去的，或用瓷砖、或用面砖、或用石片；木材结构亦如此，外表上漆、加彩。这都是中国人务实精神所促成的发明。然而，这种淡于宗教所留下的历史空白必须得到填补。淡于宗教者，容易浓于伦理。以伦理代替宗教，正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之一。因此，城市、宫殿、陵墓、坛庙、民居、寺观、坊表、园林建筑以及屋顶、斗拱、门牖、台基、装饰形制等，无一不是或者强烈、或者平和、或者显明、或者隐约地体现一定的伦理文化主题。比如中国建筑为了覆盖有缺陷的材料，使用表面的装饰，这本来是物质上的需要，但因此使表面的装饰成为制度，象征了社会地位，维护了伦理制度。

（三）中国建筑文化之生命观

中国建筑文化的主要物质构架是以土木为材。有的学者以为中国古代少有石材建筑，认为所谓用石方法的失败，是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哲学只有金木水火土而独缺石之故。事实上，所谓阴阳五行学说，一般认为起于周代，成于战国时期的邹衍。在周代之前，中国建筑的土木构制早已形成，如果说，中国建筑少用石、多施土木的文化传统与阴阳五行说缺石有关，那么周人之前许多世纪的中国土木建筑文化传统又如何理解呢？从另一角度分析，阴阳五行说实际是包含了石的。周易有云，八卦中的坤为地，为土，艮为山、为石。土者，五行之一。艮卦的母体是坤，表示艮卦所象征的山石原是大地的一部分而，比平原大地更富于刚性罢了。因此，建筑文化主要以土木为材而少用了石材，与阴阳五行说没有必然联系。有学者认为，中国人选择土木而少用石材只是代表了一种生命观。中国古代墓室几乎全是用石材砌成，墓室是向下的，暗示着死亡。而木材是向上生长的树木，代表着生命。五行说中的木象征生气，以青龙为标志，方位为东。土也是吉象，居中央，主方正。土木配合，相辅相成。而石材质地近金，有肃杀之气。事实上，木材的建筑是亲切近人的，手触之有温暖的感觉，而室内的柱子也暗示了树林之象。生命的感觉对中国人而言比永恒更重要。除了在环境上感受到生命之气，在材料的使用上执着于土木之外，造型的生气尤其重要，石材太厚重，缺少飘逸感。唯有土木，采用木柱支撑系统，翼角起翘，才可以建构出一种生动的气韵。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中，石是重要的材料，但也不是厚重、坚实又自然的山石，而是合乎“瘦、漏、透、皱”原则的怪石。起初这样的造型与仙山有渊源，到后来，文人们对这种弱不禁风的怪石产生了直接的感情，不但成为画家笔下之宠，一般文人案头也少不了它了。

（四）中国建筑文化之人本精神

在殷周之间，逐渐产生的人文精神，以礼制为代表，即儒家数千年的正统中国文化的标志。这种以礼为代表的人文精神，建立了中国文明的伦理秩序，而秩序的目的是和谐。儒家把人世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设定了行为道德标准，就是用著名的五伦。这种秩序反映在建筑的空间上，形成中国特有的空间观。第一个特色是均衡、对称。我们知道自古中国人就不相信神，宗教意识淡泊。很多事物都很能务实，以人为本，视人为性灵的整体。古人对人体形态的看法产生了对称的观念，把世界上的一切返回到人体去解释，这是中国文化里的重要观念。由于人体是对称的，以人为本的建筑也是对称的，从而产生了中轴线。因此，对称的空间与人的环境感受是相配合的。而欧州在文艺复兴之前，没有对称的建筑。也可以说，中国建筑自始即应合自我的形象，从而建立了空间秩序。第二个特色是建筑配置的井然有序。中国的个体建筑都是极其简单的长方形匣子，因此，凡建筑皆成组。四合院几乎是最起码的组合；每一个组合都反映了天命的观念，都是一个小的宇宙。在北方，建筑都要坐北朝南，左右厢房围护。如果是大型建筑，则有数进、重复合院的组合。在成组的建筑中，从个体建筑的高低大小，可以看出何者为主，何者为从，建筑群因此可视为人间礼制的反映。在住宅建筑中，按身份分配居住空间，有前后之分，左右之别，秩序井然。中国传统建筑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要寻找其根源，必从先秦典籍透露出的哲学观及美学思想出发。不读这些典籍，就不能深刻知晓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起源。比如儒家的“真”、“善”、“仁”的美学思想在《论语》、《国语》、《孟子》、《荀子》等散文中得到全面体现，道家“虚无”、“意境”的美学思想也在《老子》、《庄子》等文学作品中体现，这些美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建筑中都有所体现。中国先秦典籍不仅是研究中国传统建筑起源的重要依据，其所蕴含的文化思想也影响中国后代的建筑营建活动，无论是宫殿、陵墓、祭祀建筑还是住宅、园林等。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离不开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解读与研究。

先秦文化论文篇（2）

    一般来说，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代。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之不稳，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间，学派峰起，百家争鸣。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有载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龄大道之要，去健羡，细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篡，吸土刑，析粱之食，黎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疆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  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朴法，则亲亲尊尊之  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砖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j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簌。簌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尽不同，他们著书立说，虽然各有优缺，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们面对社会的大变革，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战争频仍，连年不绝。而社会变革的剧烈，也正因为各诸侯国力争霸主地位，以主宰中国，所以采取了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之说应运而生，“九流”、“十家”异说纷呈，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因此，先秦这个大动荡的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同时成为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分界线。“轴心时代”不仅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新的史学观念，而且这种理论为所有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墨、道、法、名等许多学派，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孙子、杨朱、惠  施、公孙龙、商鞍、申不害、荀子、邹衍、韩非子、李斯等一  大批思想家。

      我国今日的思想，试默察之，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其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则不可不知也。也就是说，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可以和古希腊哲学相媲美，是中国亦是世界哲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先秦文化论文篇（3）

一般来说，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开拓、创新时代。当时，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列国交兵，忧国忧民的学者们有感于时局之不稳，纷纷提出自己的救世主张。他们或周游列国、献计献策，或退隐林下、聚徒讲学，或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一时间，学派峰起，百家争鸣。特别是儒、道、墨、法、阴阳等学派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是中国古代一次思想大解放、大飞跃，一批哲人迸发出的原创性精神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东亚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有载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疆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龄大道之要，去健羡，细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篡，吸土刑，析粱之食，黎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疆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 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朴法，则亲亲尊尊之 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砖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J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簌。簌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尽不同，他们著书立说，虽然各有优缺，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且丰富的文化遗产。

他们面对社会的大变革，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战争频仍，连年不绝。而社会变革的剧烈，也正因为各诸侯国力争霸主地位，以主宰中国，所以采取了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改革措施，富国强兵，励精图治，推动了社会的快速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诸子百家之说应运而生，“九流”、“十家”异说纷呈，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因此，先秦这个大动荡的时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期，同时成为雅斯贝斯称之为“轴心时代”的历史分界线。“轴心时代”不仅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新的史学观念，而且这种理论为所有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在中国，“轴心时代”大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空前繁荣，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出现了儒、墨、道、法、名等许多学派，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孙子、杨朱、惠 施、公孙龙、商鞍、申不害、荀子、邹衍、韩非子、李斯等一 大批思想家。

我国今日的思想，试默察之，无不有先秦学术之成分在其中者。不知本原者，必不能知其支流。欲知后世之学术思想者，先秦诸子之学则不可不知也。也就是说，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其探讨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可以和古希腊哲学相媲美，是中国亦是世界哲学史上的灿烂篇章。

先秦文化论文篇（4）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乐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唐代孔颖达指出：“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夏商周三代又是礼乐文化形成并且走向成熟的时期，礼乐文化于殷商特别是周代之盛行可谓广，影响可谓深。礼乐文化作为先秦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遵循的一种文化，必影响其所处时代的审美风尚。

一、礼乐文化释义及礼乐文化的渊源

礼乐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礼仪、礼乐和礼器。礼仪包括礼义和礼制，礼义即“礼”之本体，周代以“德”为礼之本体，后世有“变礼”之说，就是对礼的本体进行重新阐释；礼制就是“礼”的规范制度，这里的规范制度指的是“礼”的践行方面的内容。

礼乐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土壤中，它形成于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主要分为礼和乐。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贵桴而上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早在原始社会，初民生活中已有礼的萌芽；礼乐并不是三代才开始有的，而是人类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夔典乐，教胄子，习诗歌。

二、夏商周礼乐文化的嬗变历程

礼乐文化形成于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分为礼和乐。礼作为古代政府统治的手段，主要通过音乐的节拍、韵律，舞蹈来约束人的行为规范，乐主要通过文化思想控制、引导人的内心，使政府的统治能够稳定。作为有文字可考的华夏文明的源头，史学家们深入研究夏、商、周三代，试图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们生活的基本方式。在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之礼一脉相承，而《周礼》则是集其大成者。孔子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传统最终得以定型和成熟。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是在周代形成和完备起来的，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周代形成的冠、婚、丧、祭、朝、聘、乡、射以及职官制度等礼仪、礼制和礼义，主要保存于流传至今的儒家经典《仪礼》、《周礼》、《礼记》等三礼之中。周代盛行的“六代之乐”及乐德、乐语、乐舞等内容本记于《乐经》，然《乐经》“失于秦火”；好在“礼乐相须以为用”，不少乐制的内容可以在“三礼”中的礼仪制度中看到，而专述乐义的《乐记》也保存在《礼记》之中。

三、夏商周礼乐文化的特性和功能

三代礼乐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审美维度就是在礼节仪式中个体所表现出来的仪表和风范。儒家所仪表又可分为仪态和仪容，仪态包括人在推崇的坐仪、立仪、行仪、跪揖之仪以及授受之仪等；仪容中分为容貌、服饰和神态。这些外在的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讲究符合“中”，《礼记》中定下了许多标准来规定如何持中，符合“中”的行为就是君子之行，被认为是好的、文雅的，更被推崇为美。这里的“中”的含义即是我们所讲“宜”的一种审美内涵。

“乐”是夏商周礼仪文化的两个核心之一，先秦社会在对音乐的选择上受到了礼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有节制、庄重典雅，追求中和的“乐”。由野蛮社会直接表露情感的“音”到礼乐制度下的“乐”，经过形式上的加工和圣贤先王的筛选，最终得到符合礼制的“乐”，使之成为“通伦理”之音。指出好的“乐”不是追求 “极音”，不是音乐性和旋律感，也不是传情达意的到位和张扬，而是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净化和情感上的延续，从而使人心趋于平和宁静，社会趋于和谐友善，政治

于和平安定。“文”与“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它往往包含着一个时代的整体面貌和特征。古人喜欢用“文”、“质”来概括一个朝代的时代风尚，从“夏尚忠，殷尚鬼”到“周尚文”，“文”与“质”两个概念之包罗万象，所以三代礼乐文化又可以归结为“重文尚质”的审美取向。

四、三代礼乐文化对先秦、两汉美学思想的影响

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的特色是突出的，这种特色既反映了三代社会刚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身上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始文化和原始习俗的某些影响，又体现了华夏民族进入文明以后所具有的文化心理素质。这种素质表现在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观点、理想追求和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也表现在各个具体的文化领域中。由于这些特色及表现这些特色的文化领域的建立，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民族的审美文化体系算是基本形成了。虽然它还有待于发展，但总算给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美学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为其规定了基本的调门。

三代代礼乐文化所产生的“宜”“和”“重文尚质”的美学思想对先秦、两汉影响极深，从时间上讲，对春秋战国、秦汉等大一统的时代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从艺术上，对后世诗歌、绘画、书法、建筑、音乐都有影响；从道德上讲，对后世的君子品格、风骨、文人士大夫品格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从社会伦理上讲，对后世的中庸思想、“和”的思想、“仁”的思想影响深远。可以说中华文明的起于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中国古典美学也发源于三代礼乐文化的审美思想。研究中国礼乐文化的审美蕴涵，可以夏商周三代为基点，更好的理解儒家文化的渊源，将中国古代美学史向前推延，明确中国文化的聚变时期在于夏商周之际，中国审美的聚变时期也在于夏商周时期。可以说，中国美学史要以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所派生出的审美思想为起点抒写，中国古代美学诞生的文化土壤肇始于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并且得以滥觞。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李学勤.十三经注疏·仪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先秦文化论文篇（5）

    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深深扎根于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在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之中，有一个历史阶段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奠基阶段，这就是先秦时期。先秦诸子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等一些重大问题来展开论争，并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在群己关系上提出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从此开启了一扇古代中国哲学价值问题探讨的大门。应当承认，先秦诸子各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探讨，一开始并非十分合理，各派各家各有所偏，但经过他们激烈的论战，各派的一些继承者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学说，吸收、融合其他各派的合理观点，最终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价值原则、价值体系，即中华文化中的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统一、既尊重个性又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群己统一原则，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先秦诸子之所以能率先提出这些重大的价值原则，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先秦诸子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论战，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首先，从社会性质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迎来了文化的空前繁荣。其次，这个时期由于铁器的广泛应用，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促使社会分工加剧，出现了一个知识阶层—士阶层。士阶层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学在官府”局面，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著书立说，创立学派，从而促使学派林立，学说各异。再次，在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已经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积累，从仰韶文化，经过夏、商、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突变时期。最后，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思想可以自由地进行论争。就像庄子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原来统一的“道术”分裂了，于是诸子百家纷纷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先秦诸子在价值问题上的论争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哲学主要通过天人关系来探讨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代，天既被赋予自然的因素，又被赋予道德因素。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这里的“天”侧重于天的道德因素，所以，儒家教化人要做“圣人”;而道家更多强调天的自然因素，所以，道家提倡人要做“真人”。孔子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他认为尧效法“天”创造出了一套制度，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代代相传，而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仁，是永远不变的，这就充分体现了儒家天人关系上的人道原则。老子用天道来与孔子的人道对立。老子提出“无为”思想，“无为”即自然。所谓“道常无为而不为”，就是说道对万物的作用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尧效法天地，而天地之道无非是自然法则。显然，道家所倡导的是自然原则。

    在人与人的关系，儒墨倡导的人道原则与老庄讲的自然原则之争更为明显。儒墨讲仁爱，孔子贵仁，墨子贵兼，二人的说法不同，但都肯定了人道原则，即肯定爱的价值、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建立爱和信任关系。孔子说:“鸟兽不可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意思是说人要和人相处，必须要有爱心，要有同情心。孔子认为，行仁之方在于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墨子也主张:“兼即仁矣，义矣。”后期的墨家更明显地表达了人道原则，《墨经》里讲:“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意思是说，真正的爱就是爱别人如同爱自己，把每个人都看成像自己一样的主体。孔墨讲人类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和德性，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

    与孔墨相对立，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当狗。”意思是说自然界无所谓仁爱，圣人对百姓也不施仁爱，就像束草为狗，用作祭物，祭祀完了，就把它丢掉，根本无所谓爱憎。老子认为，培养人的理想人格，不能靠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而应该复归自然。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否认人为的重要性，认为自然就是无为，这是道家自然原则的体现。

    儒墨强调人道原则，老庄侧重自然原则。先秦诸子各家在激烈的论战中既相互攻击，构建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又相互融合、吸收其他学派的合理观点。如果任何一家将其观点绝对化，就会造成其理论向极端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背离是正常的，符合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同时，这种背离是短暂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支流，中国古代哲学发展总的趋势是人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统一。儒家继承者荀子提出的“化性起伪”说，就是指在自然上面加上人工。后来王安石说:“礼始于天而成于人。”就是说礼义都是人在自然之上附加人工的结果，他主张“以道扰民”，“扰”就是尊重人，因其天性之自然而加以诱导。这就充分体现了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结合。王夫之更是强调:“性日生而日成，习成而性与成。”这种成身成性，循环定性，源于自然(天性)而归于自然(德性)的习性观，进一步体现了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结合。

二、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

先秦文化论文篇（6）

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深深扎根于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在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之中，有一个历史阶段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奠基阶段，这就是先秦时期。先秦诸子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等一些重大问题来展开论争，并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在群己关系上提出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从此开启了一扇古代中国哲学价值问题探讨的大门。应当承认，先秦诸子各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探讨，一开始并非十分合理，各派各家各有所偏，但经过他们激烈的论战，各派的一些继承者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学说，吸收、融合其他各派的合理观点，最终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价值原则、价值体系，即中华文化中的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统一、既尊重个性又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群己统一原则，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先秦诸子之所以能率先提出这些重大的价值原则，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先秦诸子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论战，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首先，从社会性质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迎来了文化的空前繁荣。其次，这个时期由于铁器的广泛应用，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促使社会分工加剧，出现了一个知识阶层—士阶层。士阶层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学在官府”局面，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著书立说，创立学派，从而促使学派林立，学说各异。再次，在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已经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积累，从仰韶文化，经过夏、商、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突变时期。最后，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思想可以自由地进行论争。就像庄子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原来统一的“道术”分裂了，于是诸子百家纷纷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先秦诸子在价值问题上的论争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哲学主要通过天人关系来探讨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代，天既被赋予自然的因素，又被赋予道德因素。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这里的“天”侧重于天的道德因素，所以，儒家教化人要做“圣人”;而道家更多强调天的自然因素，所以，道家提倡人要做“真人”。孔子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他认为尧效法“天”创造出了一套制度，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代代相传，而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仁，是永远不变的，这就充分体现了儒家天人关系上的人道原则。老子用天道来与孔子的人道对立。老子提出“无为”思想，“无为”即自然。所谓“道常无为而不为”，就是说道对万物的作用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尧效法天地，而天地之道无非是自然法则。显然，道家所倡导的是自然原则。

在人与人的关系，儒墨倡导的人道原则与老庄讲的自然原则之争更为明显。儒墨讲仁爱，孔子贵仁，墨子贵兼，二人的说法不同，但都肯定了人道原则，即肯定爱的价值、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建立爱和信任关系。孔子说:“鸟兽不可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意思是说人要和人相处，必须要有爱心，要有同情心。孔子认为，行仁之方在于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墨子也主张:“兼即仁矣，义矣。”后期的墨家更明显地表达了人道原则，《墨经》里讲:“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意思是说，真正的爱就是爱别人如同爱自己，把每个人都看成像自己一样的主体。孔墨讲人类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和德性，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

与孔墨相对立，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当狗。”意思是说自然界无所谓仁爱，圣人对百姓也不施仁爱，就像束草为狗，用作祭物，祭祀完了，就把它丢掉，根本无所谓爱憎。老子认为，培养人的理想人格，不能靠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而应该复归自然。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否认人为的重要性，认为自然就是无为，这是道家自然原则的体现。

儒墨强调人道原则，老庄侧重自然原则。先秦诸子各家在激烈的论战中既相互攻击，构建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又相互融合、吸收其他学派的合理观点。如果任何一家将其观点绝对化，就会造成其理论向极端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背离是正常的，符合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同时，这种背离是短暂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支流，中国古代哲学发展总的趋势是人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统一。儒家继承者荀子提出的“化性起伪”说，就是指在自然上面加上人工。后来王安石说:“礼始于天而成于人。”就是说礼义都是人在自然之上附加人工的结果，他主张“以道扰民”，“扰”就是尊重人，因其天性之自然而加以诱导。这就充分体现了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结合。王夫之更是强调:“性日生而日成，习成而性与成。”这种成身成性，循环定性，源于自然(天性)而归于自然(德性)的习性观，进一步体现了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结合。

二、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

先秦文化论文篇（7）

西周时的“周公制礼”就是在先民生活的基础上，将这些道德观念，行为规范落实为社会制度化，以形成社会公德，以维系社会秩序。而“礼”则成了古代中国制度结构的主要内容。到了东周春秋年代，“礼崩乐坏”，进而天下大乱；此时的孔子便倡导“致中和”，“克己复礼”，“天下为仁”；这种在制度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成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理想。孔子提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而其实施方案便是“礼治”。孔子奠定了儒家价值体统的基本内核。到了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礼制”思想的提出，从而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进一步理论化或体系化了，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制度化改造。“内圣外王”、“仁政”、“礼制”等的道统、政统、学统等观念基本形成。这是儒家思想的第一次返本开新。但是，这种价值体系在穷兵黩武的时期，“内圣”可以，而“外王”却无法开出。在法家的富国强兵，“利出一孔”的感召下，由秦而“定于一”。在暴秦的统治下，儒家几遭灭顶之灾：“焚书坑儒”。

到了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死而复生，可谓是第二次的返本开新，是“内圣外王”的第一次实施，更为严重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而后，自魏晋起，佛教思想流入中原，“心性”学说弥漫学界；儒家思想又面临一次新的挑战；一直到了宋代，儒家融佛于儒，于是有了程朱理学的“新儒家”的兴起，儒家思想又是一枝独秀；这是第三次的返本开新。从此，儒家思想伴随着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而共存亡。今人说中国在十八世纪前，中国的经济引领世界潮流，儒家思想，尤其是其经济思想，应该功不可没。

进入近代史，面对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遭遇“三千年来未有的变局”(李鸿章语)；中华帝国彻底崩溃；更在“五四运动”的健将们“打倒孔家店”的震慑下，直至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立四新”；儒家文化几乎被清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一蹶不振了。曾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申府语）；却始终未能救出来。可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海外“当代新儒家”学派的教外别传，大有“墙内开花墙外香”之势；可谓别开生面矣。如今，国内外祭孔活动的此起彼伏，不由得不令人重新反思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眼下有人提出的“后儒家文化（post-confucian culture）”的观点也是令人颇堪玩味的。

自汉代在大一统的背景正式设立以讲授儒经的博士官起，延续了近二千年之久。经学时代亦由此而起。“经”之所以为经是因为“经”是千古不变的常道也。古时之“经”能否成为今日之“经”，我不敢妄加评论。传经，亦绝非我之能力所及也，虔诚布道而已。

本文仅将儒家思想中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先秦儒家的经济思想，作番简单扼要地阐述，看看能否在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氛围中得到认同。

1．

以义制利与博弈均衡：孔子对人的追富逐利之心基本上持以肯定态度。“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泰伯》）。但是，他反对不择手段，无限制地追富逐利。他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述而》）。以道致富，以义制利，符合博弈均衡的理念。他以自己的财富观推导出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孔子这种“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谋道不谋食”（《里仁》）；还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利思义”（《子张》）的思想内涵较之今天平面化的“经济人理性”假设更为丰富深刻，是对普遍“经济人”的一种超越。孔子着眼于“义”和“利”，把人区分为“君子”和“小人”，较之把人区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更为各个历史阶段的人们所能认同或接受。“圣之时者也”。圣人之所以为圣，即在于其能超越时空。

2．

孔子的“藏富于民”思想也是弥足珍贵的。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颜渊》）如何才能“足”呢？《大学》中是这样说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中庸》则认为：“来百工则财用足”。孔子竭力反对政府“与民争利”，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胡寄窗先生解释道：“‘天’是广泛的代表一切自然力，它是生产百物的根源。自然力的作用既是超出人们支配之外在那里独立运行的，则‘民之所利’就只好顺势利导，不必横加干涉”。对此，唐庆增先生认为：“孔子实主张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反对干涉政策(intervention)”。反观今天的政府与市场，几乎天天在博弈；各地各级政府以GDP增长为幌子，大兴土木；“与民争利”之事层出不穷，将“藏富于官”视为与时俱进；想必孔子活在今天，依然生不逢时。然而，“藏富于民”的思想却间接地体现在了福利经济学之中了。“百姓不足”，中华民族的崛起无从谈起。孔子还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二千多年前的古人了解基尼系数，但是，这种“均无贫”的思想却是制度均衡与社会和谐的灵魂。历代社会动乱无不是因社会财富的贫富不均而引起的。古今中外，无不亦然。

3．

如果说儒家的”富民”思想只是一种理念的话，那么，”薄赋敛”则是一种政策举措.“薄赋敛”，是先秦儒家思想家们为实现“德治”、“仁政”理想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主张，也是其财政政策思想的基础。“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孔子家语·贤君》）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而富也”。（《尽心上》）荀子则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民可使富也”。什一地租率一直被儒家学派奉为理想的赋敛标准。（《大略》）横征暴敛，竭泽而鱼，所以“苛政猛于虎”，这是历代暴政的通病，也因此而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先秦儒家能反其道而行之，培养税源，藏富于民，以使国泰民安，实不失为远见卓识；而薄敛富民的民本主义也成了儒家经济思想的一个核心与传统。

4．

新经济制度学中提出了一种“有限理性”（bound ration），对此，当代学人盛洪的看法是：“我想，首先起因于中国古代先哲们对人类自身理性的有限性的认识。老子有‘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之说，孔子则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人们不可能全知全能，掌握有关宇宙的全部信息。尤其是个人（或组织）行为与其他人或自然界的反应之间会产生的某些综合效果，是几乎无法预知的。在他们看来，必有超越个人理性的东西。其次他们都认为，让宇宙法则自然地发挥作用，会使人们得到良性的结果。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若侯王能自守，万物将自化”。而企图通过人们的设计，加快达到人类目标的作法，也许会‘欲速则不达’，但是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所以孟子叹曰：‘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孔子的认知论所强调的“有限理性”，有助于我们对于政府至高无上，无所不能或全知全能的经济干涉主义的清醒认识。杨小凯先生曾分析过，资本主义，有好的与坏的区别；那么，基于“有限理性”，政府也同样如此。能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民以时”，“藏富于民”的政府；就是好的政府。反之，儒家所反对的是“欲速则把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和“与民争利”、“扰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就是坏的政府。

5．

恒产、恒心与产权界定：产权制度是保证各项经济制度运行的基础，也是先秦儒家实施“仁政”的基点。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滕文公章句上》）在古代农业社会，土地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最基本的制度；孟子从界定土地入手，可谓一语中矢。在战国世代，诸侯割据，战火纷飞；国际关系以崇尚武力来掠夺经济资源，国不堪国，造成天下大乱。孟子提出的“正经界”，虽不合时宜，却也是为实现儒家“仁政”在经济思想上的体现；因为“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同上）这里也道出了儒家为国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充当裁判员的定位。此外，在儒家的仁政思想里，对政府要取信于民尤为强调。孔子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还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子贡》）政府的诚信或信用，是社会诚信体系中的重中之重；进而把诚信视为立国之本：“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基于儒家的君子人生哲学，孔子提倡：“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宪问》撇开人生修养的道德层面，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倘若人人如此，各自均可达到博弈均衡而获得合作红利，进而形成社会和谐。

6．

在消费领域内，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两重互相对立的思想：黜奢崇俭论与侈靡论。“侈靡论”出自《管子》，认为：“善莫大于侈靡”；“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而弛，多酒醴而靡；千岁毋出食（长期不须出而求食），此谓本事”。古代社会以农业为基础，农业乃立国之本，古人所谓的“本”，即指农业。管子指出，奢侈消费可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不侈，本事不得立”；“事末作而民兴之”。“侈靡”有两大社会功能：“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六畜遮（庶）育，五谷遮熟，然后民力可得用”。“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有利于治国安民，此其一。“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故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得，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贫动肢而得食矣”。这种“富者为之，贫者为之”；是为了“百姓之治生”。“侈靡论”强调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有点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消费观点。而孔子的立论是：“与其奢也，宁俭”；“奢不违礼，用不伤义”。他强调以“礼义”来调控消费，以维系社会等级制度；求俭而不违礼，是其核心内容。当士人为谋得爵禄时，应当“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述而》），并且“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然而，当“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先进》）。孔子提倡“贫而无怨”，“贫而乐”；同时“富而无骄”，进而“富而好礼”（《学而》）。对于“俭不伤义”，荀子则有其一家之言：“天下尚俭而弥贫”；也是反对墨家的“天下尚俭”的越穷越光荣的反经济思想。消费水平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时期，强调适度消费应该有利于生产与消费的均衡。总之，“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儒家的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消费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仅是鄙人之迂见。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并非仅在于“古已有之”而已，而是欲指出的是虽然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方面较先贤们更为精致严密，但其理论内核未必就是空前绝后，或前无古人的。知识可以日新月异，但是智慧可以永恒地超越时空。有人说：“知识在西方，智慧在东方”。窃以为，知识和智慧都是人类社会求生存与发展的思维结晶，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无所谓是在西方或东方。“人固有地域区别，道不分东西南北”。在经济思想方面，面对经济生活，中国的先贤们的确是颇具法眼的。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还要伟大。杜甫诗云：“不薄古人爱今人”。我辈后人大可不必数典忘祖而妄自菲薄。倘若我们能够温故知新，进而推陈出新，发扬光大；那么，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经济学将更有历史的厚重感；恰如中医理论之于医学领域。这些儒家经济思想是否“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是否有悖于现在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准则，抑或可以得到当代世界各地华人的认同，能否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等等，这些都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问题。朱子说：“圣人之道，有高远处，有平实处”。我们对于先秦儒家经济思想的理解，似应作如是观。我们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市场经济，但不需要“皆为利来、利往”，“唯利所处”的市场化的功利社会。一个仅仅注重“利益效用”（interests’ utility）的社会势必将社会发展引入歧途；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倘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商品化了，人类社会也就寿终正寝了。人类社会应该朝着“以义制利”的社会迈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思想的返本开新，因为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就在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诗经·大雅·文王》）

当今流行的各大经济学学说、流派，似乎都无法给我们提供“不需要市场化社会”的理论依据；经济帝国主义的话语权，乃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等领域无限扩张的体现，然而，这无助于构建和谐社会。那么，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能否再次返本开新，继往开来呢？此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今天，经济的认同不难达成一致；而文化的认同危机却依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甚至引发战争的频频爆发。历史文化是一条国脉，后人应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传统的文化，能否成为文化的传统；今天我们能否招回古老的“国魂”，使之成为“我的中国魂”，进而让全世界华人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同，就像西方人认同上帝，阿拉伯认同真主一样；我们将拭目以待，并乐观其成。

参考文献：

1．

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1994年，上海远东出版社；

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3．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4．

盛洪： 《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中国先秦哲学与现代制度主义》；引自“中评网—个人主页”；

5．

叶行昆：《对荀子“礼制”思想的经济分析》，刊于《远东中文经贸评论》，2004年第四期，新加坡希望出版社；

6．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197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7．

巫宝三主编：《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叶世昌：《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9．

先秦文化论文篇（8）

长江发源于我国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自西向东主要流经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江西、浙江等地，终在上海注入东海。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余万平方公里，为亚洲第一长河。位于长江上游地段的主要是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原地区和四川盆地。据地质学家考证，青藏高原远在第三纪末期时，海拔仅一二千米，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后来，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发生猛烈碰撞，导致这一地带隆起升高，形成面积达22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巨大高原，号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属典型的高寒区，气候条件恶劣，人类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史前时期更是如此，人口稀少，因而难以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

四川盆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则非常优越。自古以来就十分适合我们的祖先生存繁衍。四川盆地地处四川的东部，周围高山环绕，盆地内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和我国西南最大的平原--成都平原。长江干流横亘四川南部，其自北而南的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和与从南向北流入长江的乌江、赤水河等大小支流的纵贯四川全境，构成一个水网密布、幅员宽阔的流域之地。同时，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沿岸发育了众多地势低缓的河谷台地和山前地带，这里土质、水肥条件良好，有着理想的农业起源的地理环境，是原始农业生产的有利地区。尤其是岷江支流，古代被当作长江正流，发源于岷山南麓。主要由岷江、湔江、石亭江、绵运河等河流自上游挟带的大量泥沙流出山口冲积的扇形地连接而形成的成都平原，又叫川西平原，总面积达1.2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2.6%。这里土层深厚，富含铁、钾、磷等养料物质，土质疏松柔软，易于农业耕作，特别是水稻粮食作物的栽种。东部丘陵地带土壤肥沃，旱地水田分布甚广，适于多种农作物生长，如水稻、小麦等。受地形影响，四川盆地北部有高耸入云的秦岭、大巴山作天然屏障，冬季北方的寒冷气流不易长驱直入，气候温暖；夏季因太平洋、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降水丰沛，形成这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这种地理条件和气候特点宜于农业耕种，具有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同时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是我们先民栖息生存，农业定居的理想场所。这些都为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客观的物质基础。?

从大量发掘的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早在旧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就有人类狩猎采集，劳动生息，至今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文化遗存。50年代初，著名"资阳人"的头骨化石??(2)?的发现，足以证明远在数万年至10万年前，这里就是人类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70年代中期，汉源、铜梁、资阳等地又相继发现了大量属于旧石器时代时期的文化遗存??(3)?，并出土了一些打制石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分布更为广泛，到目前为止，以川西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发现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200余处。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遗存数量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人口的急剧增加，无疑标志着史前文化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进而为长江上游成为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提供了可能。此外，四川所处的地理位置也独具特点，其北有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东邻发达的长江中下游文明，南有云南早期元谋猿人的发现，如此良好的文化氛围，极大地促进了长江上游文明的形成和走向成熟。?

二、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探索?

（一） 宝墩文化的发现，迎来长江上游文明的曙光。?

大约从公元前4600年开始，长江上游出现了哨棚嘴文化??(4)?，其分布主要在今川东长江沿岸一带。与此同时或稍晚一些，川西成都平原上发生了宝墩文化??(5)?。除此之外，川北的绵阳??(6)?、广元??(7)?，川东北的通江??(8)?、巴中??(9)?，川西南的汉源狮子山??(10)?等地区也发现了有大量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就目前诸遗存出土的考古材料看，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大的考古学文化范畴，其中，以川西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为中心。宝墩文化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这时宝墩的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并出现了多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贫富分化明显，表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迎来了文明的曙光。?

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以磨制为主，大多通体磨光，有的刃锋锐利，留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石刀和石铲。可见，从清除杂草、开荒垦地、中耕播种到农作物收割，工具种类齐全，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人们主要过着农业定居兼狩猎采集的生活。?

陶器是人们的主要生活用具，仅宝墩遗址出土的陶器就达千余件??(11)?。制作方法为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经慢轮修整后的器形规整，器表打磨光滑。很多器物采用分体制作，然后粘接。陶器中的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等器物及其纹饰的制作都相当精细，尤其喇叭口高领罐的火候较高，叩之有声，可谓当时的精品，说明制陶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石器制作也很精致。部分石器选材考究，磨制细腻，如石凿，磨制精细且规整，石质较佳，个别似玉质，几可与玉器比美。由于石器制作技术的娴熟，因而玉器的加工制造更加精美。这一时期发现的玉器多为墓中随葬品。大量陶、石质纺轮的出现，说明当时纺织业也很发达，男女有了分工。房屋为木骨泥墙，经火烘烤，坚固结实，经久耐用。正是由于有了夯筑技术，使得营建大规模的城垣成为可能。这时一座座颇具规模的古城先后相继建立。?

城址的出现是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迄今长江上游发现的史前城址主要是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12)?、郫县古城村??(13)?、都江堰芒城??(14)?、温江鱼凫村??(15)?、崇州双河村??(16)?和紫竹村??(17)?6座古城群，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古城群之一。6座城址均建在平原冲积扇河流形成的相对较高的台地上，布局规整，大多呈方形或长方形。各城的面积大小不等，最小的都江堰芒城有12万平方米，最大的宝墩龙马古城达60万平方米，其余在20万-30万平方米之间，这与长江中游的城址相当。城内发现有大量的建筑遗迹、灰坑和墓葬，其中很多房屋的面积在10-50平方米左右。遗址的中心部分往往有少数面积甚大、规格颇高的中心聚落。1996年宝墩的鼓墩子发现一批规模较大的建筑群??(18)?，面积约3000平方米。鼓墩子在当时明显高出四周地面约1米，且正好位于宝墩遗址中心，这似乎说明鼓墩子建筑群是一处明显高于其它建筑的中心聚落。它的出现表明，宝墩社会已经开始分化。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统治阶层，才有必要建造如此规模的中心聚落。因此，这种大型中心聚落可能就是上层统治者活动、居住的处所。?

无独有偶，1997年郫县古城村遗址中部又发现了一座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为西北-东南向，长约50米，宽11米，面积达55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19)?。该房址未发现有隔墙遗迹，此房间应为一个宽度不大，进深很长的通间，推测可能还有大型梁架结构。这与一般的建筑不同，当不是一般性居址。据房内留存的5个长方形台子分析，5个台子系卵石砌成，横向陈列于房址的中心部位，颇有规律，显然是有目的而为之。这很可能为一座大型宫殿或宗庙一类的礼制性建筑，应是当时上层统治者宗教祭祀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所在。6座城址的四周均修筑有高大的城垣，至今这些城址地面上还残留有很多较完好的城垣遗迹。这些城垣采用夯土建成，夯层清楚，夯面紧密，出现了版状夯土工具，一般长多达50厘米、宽10厘米左右，这为修建大型城垣提供了条件。如，新津宝墩龙马古城垣??(20)?，其周长3200米，宽8-31米以上，高度超过4米，土方量初步推算在25万立方米以上。如此厚实的巨大城垣，连同城内的大片房屋，尤其是城址中心部位的大型聚落建筑，我们认为，宝墩文化的这些城址已基本具备了城的条件，而且可能已是某种意义上的都城。因此可以说，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经迈进了文明的门槛。?

宝墩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增加了财富的积累，也加深了贫富的分化，这在墓葬规模和墓中随葬品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宝墩文化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中随葬品的有无、多少在不同遗址中不尽相同。有的墓中不但随葬品多，有时还随葬一些珍贵物品，有的墓中随葬品则十分简陋，有的甚至一无所有。新津宝墩遗址仅见的5座墓中均无随葬品??(21)?，成都十街坊遗址的19座墓中有7座中随葬骨器??(22)?，而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仁胜墓地则随葬玉石器??(23)?。由此可见，当时只有极少数贵族统治者拥有巨大的财富。?

财富的集中也刺激了掠夺性战争的发生。早期四川境内，部落民族众多，大小诸侯国林立。原始社会末期，各部落为了扩充实力，不惜强取掠夺他人的资源和财富，因而战争烽烟四起，连绵不断。为了免受战争的惨祸，更为了抗击强敌的入侵，各部落首领纷纷在其住地周围筑墙挖沟，造城设关。于是，一批规模空前的城址群在川西成都平原犹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并成为当时成都平原上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宝墩龙马厚实高大的城垣也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战争的频繁和激烈程度。这时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兵器，如石钺等，制作精致。随着阶级对立的加剧，贫富悬殊的加大，战争变得愈加频繁和激烈。社会处在剧烈动荡和进一步分化中，同时也在迅速进步与向前发展之中，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崭新的、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三星堆文明。?

（二）沉睡三千余年的三星堆文明的苏醒，长江上游文明引起世人的关注。?

大约从公元前3700年开始，长江上游进入了三星堆文化时期。这时，哨棚嘴文化和宝墩文化先后相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以陶小平底罐、高柄豆、鸟首形器等为特色的新型的考古学文化，以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24)?为代表，故称"三星堆文化"。该文化在承继宝墩文化因素的同时，又受到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原二里头文化南浸，最初在长江中游鄂西地区稍作停留，然后由鄂西地区溯长江西上进入四川东部，再由此折而西北上，最后向川西成都平原渗透，三星堆文化就是在这股强大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并进而发展为三星堆文明。与三星堆文化相类似的古文化遗存，主要有川西的成都、雅安、汉源和川东北的阆中以及川东的长江沿岸一带，初期阶段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亦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在这样辽阔的地域内表现出三星堆文化的特色，反映了该文化兴盛强大的历史面貌。这一时期三星堆遗址所出规模宏大的铜器物群，表明三星堆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特别是两个大型祭祀坑和数以千计的铜、金、玉、石、陶等不同质地的礼器、神器、祭品的出土，以及三星堆大型中心聚落和厚实高大的城垣的发现，都展示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文明已经正式形成。?

三星堆文化的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生产工具数量增加，种类也有所增多。尤其是锄形器的出现，表明当时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谷物收割工具石刀形制的改进，提高了劳动效率。成堆的兽骨和大量和陶塑铜制动物，表现出畜牧业发展很快。众多铜制陶质酒器的出土，既反映了酿酒业的发展，也表明粮食有了剩余。?

手工业方面，新出现了制铜业。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多达500余件??(25)?，有铜雕像群、礼器、神器、法器等种类。如此规模的青铜器物群反映了当时青铜铸造业的高度发达。这批铜器体形高大，纹饰繁缛，足见青铜的冶炼与焊铆连接技术已具有相当先进的水平。其制作工艺之精湛与造型之精美，在同时代诸考古文化中无与伦比。玉石器的加工制造向高精化发展，且数量大增，件件珍贵。玉器制作较好地运用了锯、凿、挖、琢、钻、磨、雕刻、抛光等工艺。有些玉器上的透雕和线刻画堪称艺术珍品，有些玉器制作规整细致，以玉璋最为引人注目。其特点大而薄，长度一般在20-60厘米之间，最长者在1米以上，而厚度仅1厘米左右，凡此等等，无一不显示了当时玉石器加工技术的高超和娴熟。陶器制作有了新的发展，地方特色鲜明，器形以高柄豆、?、小平底罐、圈足盘、壶、瓶、鸟首形器等构成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陶器物群。发现数万余件陶器、陶片。部分陶器采用了轮制技术，纹饰十分丰富。大型夯土、土坯砖城垣和木构梁架中心建筑群的出现，表明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同质地、多种形制纺轮的出土，说明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青铜大立人像身着的长襟"燕尾"服饰??(26)?，显示了当时缝纫和刺绣织锦技艺之高超水平。金器加工、漆器制造和酿酒业也有很大发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手工业门类齐全，铜器、玉石礼器和陶器的数量具有相当规模，其加工制作技艺更胜一筹，且拥有独立的制造加工作坊和一大批脱离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非常熟练的工匠，说明当时已完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行业。?

此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数量众多的海贝、铜贝和玉石璧瑗??(27)?，反映商品交换、货币经济已经出现，说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已经开始。?

总之，三星堆文化时期，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商业贸易的迅速出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三星堆上层建筑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这时的三星堆已是一个规模宏大，功能设施齐备，具有了国都性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三星堆遗址??(28)?位于成都平原广汉市境内的鸭子河与牧马河之间的台地上，是目前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诸遗址中最为重要的考古文化遗址。这是一个由30余个文化点构成6个大的遗址分布区域，共同组成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东、南、西三面为人工夯筑城垣，北面以鸭子河作天然屏障而形成的面积达3.5平方公里的大型古城，这样大的城址在全国尚属罕见。古城布局不太规整，南宽北窄呈梯形状。东城墙由主城墙、内城墙和外城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顶部系用土坯砖作为建筑材料，这在同时期的城墙修筑中是少见的。城内发现大量的建筑遗迹，现已发掘房屋40多间。房面分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以方形和长方形为主。有面积仅10平方米的平民小房，也有面积超过60平方米，其中，最大的一间进深8.7米，面阔23米，面积达200平方米，且数间相连，并具有木构梁架的大型宫殿式建筑。房址间有散水设施和引水出城的沟渠。这样精心建造的大型聚落，足见其规格之高，表明它是上层统治者集团活动的处所。同时，居住区发现有丰富的陶器生活用器。陶酒器独领，酿酒的高领大罐，饮酒的觚、杯，盛酒的瓮、罐、壶，温酒的?以及舀酒的勺，一应俱全。陶食器数量也很多，碗、碟、盘、豆、罐等日常生活用具，应有尽有。各种精美的工艺陶塑有虎、象、牛、猪、羊、鱼、蛙等，如此之多的陶塑工艺品出土，这在同时期诸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玉石器主要是璋、璧、圭、琮、矛、斧、斤等高档消费品。还有雕花镂孔的漆木器。等等。这些丰富的生活用品和高档消费品显然不是为一般平民所拥有，而是为少数贵族统治者所垄断，进一步说明三星堆遗址当是一批社会地位颇高、且掌握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活动的中心。该遗址出土的两件双手反缚、跪坐的石人雕像，应为奴隶形象，反映了奴隶制已经存在，阶级发生了严重分化。?

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29)?。坑内有次序地分层堆满了各种形制奇特，不同质地的玉石礼器、金器、青铜人像、象牙、骨渣等数以千计的文物精华。这些器物不仅在四川是首次发现，而且在全国也极为罕见。如金杖??(30)?，长1.42米，重近500克，刻有精美的鱼鸟图案和人头像，这是国王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的象征，是国王最高权力的标志物。数十件与真人大小相仿、神态各异的青铜人像和人面像，代表各诸侯首领，其中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的青铜大立人像??(31)?，是目前所知我国最大的青铜雕像，有"东方巨人"之称，这应是以巫师身份出现的国王，表明当时国王是集政权、神权于一身，三星堆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实体。两株高大的青铜神树作为沟天通地的祭祀用具最为引人注目，青铜?、尊作为礼仪用器，其他各类铜器都具有宗教祭祀的性质。玉石器也是如此，其礼仪用器多达千件，玉琮、玉璧用于宗教仪典，玉斧、玉戈、玉矛、玉剑作为仪仗，象征威武的军权，玉璋代表礼仪用器。象牙、海贝等为奉献给神灵的祭品。可以看出，当时三星堆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礼制体系。如此隆重盛大的祭祀活动必定是一个实力强大的王国，以及一个享有崇高威望、拥有最高权力的国王才有能力举办这样的活动。城内还发现有制陶窑址、玉石器加工作坊以及大量的手工成品、半成品、坯料磨石等。遗址内出土的陶质坩锅、青铜熔渣结核和铸造青铜器的泥芯，也表明这里已拥有大型铸铜作坊。毋容置疑，三星堆所出土的大量精品文物非本地制造莫属。以上各个方面无一不透射出浓浓的王都气息，反映三星堆正处在一个兴盛的奴隶制国家时期。?

早期殷商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祭祀与战争相提并论，同时被看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而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和众多玉石器精华，以及大量金器、象牙、海贝等重器都出现在两个大型祭祀坑内，足见，宗教祭祀在当时三星堆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三星堆遗址出土数十件青铜、玉石兵器，说明当时战争的激烈和经常化。当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规模时，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军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器底座发现有武士雕像，反映了军队已经出现。军队是国家运转的重要机器，因而军队的出现，标志着奴隶国家已经建立。国家乃文明的集中表现。至此，一个崭新的、高度发达的长江上游文明--三星堆文明已经走向成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十二桥、金沙遗址的发掘，展现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步伐。?

大约从公元3100年开始，盛极一时的三星堆古城突然被废弃，举世瞩目的三星堆文明亦随之终止了在该地的发展，神秘地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这时，有着与三星堆同样发达的十二桥文化??(32)?在成都地区悄然兴起，其时间从商代晚期经西周到春秋中期，形成了长江上游文明在成都平原继续发展的历程。十二桥文化完全是从三星堆文化中脱胎发展而来。前期承袭了大量三星堆文化因素，到十二桥文化后期，三星堆文化基本消失，新的十二桥文化面貌开始出现。十二桥文化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其分布范围为川西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川中的嘉陵江流域、川东长江沿岸??(33)?、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以及陕南汉中地区??(34)?都发现有相类似的古文化遗存。十二桥、羊子山、金沙等重要遗址所出的遗迹和遗物，展现了长江上游文明发展前进的步伐。?

这一时期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又有所增加，新出现了大量的翻土工具--鹿角器??(35)?。多种耕作农具的使用，表明了农业生产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防洪灌溉技术日趋成熟，出现了多处农田水利工程和治水设施。1985年在方池街遗址??(36)?发现一处系人工用竹篾络卵砾石砌筑的水利工程，这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水利工程。大量动物骨骼的出土，反映了家畜饲养业的进一步发展。据方池街、指挥街等遗址的动物骨骼鉴定材料??(37)?证实，家养动物有猪、狗、牛、羊、鸡等种类，其中家猪的材料最为丰富，约占家养动物的75%。家猪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间个体为主"。可见，大多数已为成年猪。家猪的饲养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陶器制作技术也有进一步发展，种类更加丰富，以夹砂陶、灰陶为主。典型陶器以尖底器、喇叭口罐为重要特色，并贯穿始终，前期继承三星堆文化因素，后期大量出现绳纹罐、釜和瓮。玉石器加工制作更加精细，打磨更加规整，器表光洁，玉器的开料使用线割、锯割、板割等多种方法。金器独具特色，金沙发现近300件。其加工制作技术更加精湛和娴熟，不少金器成为同时期金器加工之代表作。铜器数量大大增加，仅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就达700余件，多数器型偏小，制作更加精美，工序也较为复杂，很多器型从三星堆沿袭而来。大量磨制精细的穿眼骨针的出现，反映了纺织缝纫业的进一步发展。建筑形式多种多样，有木骨泥墙式建筑群，也有大型干栏式木构建筑群。?

十二桥文化大型遗址群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即今成都市区偏西。自西向东由抚琴小区??(38)?、十二桥??(39)?、方池街??(40)?、指挥街??(41)?、岷山饭店、岷江小区??(42)?和目前正在发掘的金沙遗址??(43)?等组成，绵延10余公里。十二桥遗址为一处商代大型干栏式木构建筑群，位于今成都市区十二桥。该遗址占地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其中，木结构建筑分布近1万平方米。有屋面悬空，下为木桩支撑，平面呈长方形的干栏式小型房屋，也有地梁直接与地面接触的大型建筑。有长约12米的地梁，其上凿有规整的方形和圆形卯孔，柱洞纵横对应整齐，推测上部已形成较为规矩的大型梁架结构。很有可能这是带有庑廊的大型宫殿类建筑。小型房屋与大型宫殿建筑相互连接，互为配套，构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木构建筑群。?

目前正在发掘的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郊，现已探明的分布面积约3平方米公里。尽管至今尚未发现城垣遗迹，但从已发现的大规模建筑、灰坑、墓葬等遗迹和众多惊世骇俗的珍贵遗物来看，足以说明成都就是继三星堆后又一个部级的重要都邑所在地。考古发现该遗址内有一定规划和功能分区，每个区内又有一定的布局结构。三合花园宫殿区发现大量房屋基址，其中有5座房址，均为大型排房建筑，布局很有规律，长度20米以上，最大的一座f6宽近8米，长度在54.8米以上，至少有5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这种成组的大型排房建筑可能是宫殿性建筑。遗址中南部出土大量房屋建筑，红烧土堆积，成排的窑穴，400余个灰坑，90多座墓葬，陶窑数座以及数以万计的陶器日常用器和一部分玉石器、金器、铜器等文物精华。陶窑均为小型馒头窑，面积约6平方米。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组成。窑室多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状，是目前四川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窑址群。表明这是生活居住区、作坊加工区和一小型墓葬区。遗址内诸如跪人、卧虎、盘蛇等众多圆雕石像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墓葬区在遗址中部体育公园一带。遗址东部是宗教仪式活动区，也是金沙遗址最重要的遗存分布区，这里约8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金器、铜器、玉石器等礼仪用器2000余件以及众多的象牙、龟甲等祭祀珍品。该区还发现了三处特殊的祭祀遗迹：一是象牙堆积坑。坑内有规律地平行放置大量象牙，最长者近1.5米。从断面观察，共分8层。数以吨计的象牙出土为全国所罕见。伴出有玉器和铜器；二是石璧、石斧、石璋形器半成品分布区，面积约300平方米；三是成片的野猪獠牙、鹿角、象牙、陶器、美石集中分布，面积约300平方米。金沙遗址出土的重器，如金冠带，系用金条锤打而成，长59厘米，宽4厘米，其组合图案与广汉三星堆金杖上的鱼鸟图案和人头像十分相似，同样具有王权的象征。玉器历来作为贵重物品，上乘的玉器价值连城。遗址内出土的玉器主要是礼器，数量之多，达900余件，是目前我国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其品种齐全，几乎囊括了中国青铜时代玉器的主要种类，很多玉器还是第一次出土。以上都是一般邑聚所无法比拟的，居住在宫殿中的不是一般的部落首领，应是国家的统治者。?

1956年羊子山发现的大型土台是目前我国先秦时期发现最大的礼仪性地面建筑。该土台为四方形台阶式建筑，台身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高10余米，厚6米，分上下三层。边墙用泥砖垒砌，中用填土夯实。估算用泥砖约130万块，土方在7万立方米以上??(44)?。规模如此宏大，雄伟气派，俨然是一座部级的祭祀土台，是当时这一地区举行国祭活动的重要场所。可以看出，商周时期的成都已经形成一个综合国力十分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一时期方池街、金沙遗址大量石人跪坐、双手反缚奴隶雕像的出土，反映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奴隶制国家已经发展状大。贫富悬殊更加明显，表现在墓葬中，约半数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器物也不多，主要是陶器，只有5座墓随葬器物丰富，有陶器和一定数量的铜器、玉器，说明财富愈加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样，必然会导致掠夺性战争的经常发生。这时出现了大量的铜制玉石兵器、如戈、矛、剑、钺等。彭县竹瓦街西周铜器窖藏??(45)?的5件一组的列?和戈、矛、剑、戟等兵器同放在一个大陶缸中，寓意深刻，说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进一步得到了体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盆地迎来了又一个青铜文化的高峰，墓葬文化异彩纷呈，长江上游文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四）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与墓葬文化并驾齐驱，共同演绎长江上游文明的繁荣。?

大约公元前2500年开始，长江上游进入晚期巴蜀文化时期。考古发现这一阶段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四川的巴蜀文化一枝独秀。出土文物以青铜器最为丰富，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发掘的遗迹主要为墓葬群，形制独特，颇具规模。无疑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文化和墓葬文化的高度发达，正是它们把长江上游文明推到了发展的顶峰。这一阶段前期文化面貌沿袭了一些十二桥文化因素，自中期楚文化开始浸入，并逐渐产生影响。晚期巴蜀青铜文化的分布主要在成都地区，其范围包括四川各地以及陕南的汉中、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贵州的北部、凉山、阿坝等周邻地区。?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青铜农业生产工具，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兴修，起到了"引水以灌田，分洪以减灾"的双重作用。从此，成都平原享有"天府之国"??(46)?的美称。?

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以灰陶、灰黑陶、灰褐陶为最多。典型的陶器物群有釜、鍪、罐、钵等圜底器型和喇叭状小圈足豆、尖底盏、瓶、盆、器盖等。漆器制造业相当发达。这一时期出土的数量、种类都很多，大多为木胎漆器，其制作髹黑漆再朱绘纹样。绘画的手法单线勾勒加平涂。漆色有红、黑、棕三种。制铜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出土了一批特色鲜明、制作精美、组合规整的青铜器物群，有炊器、礼器、兵器、工具、乐器以及特殊的巴蜀图语、巴蜀印章和带钩，反映了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又一次兴盛起来。墓葬有船棺葬、土坑墓、木椁墓和悬棺葬。以独木舟式的船棺葬最具特色，也是这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墓葬。各墓形制独特，规模往往很大，如成都商业街船棺墓??(47)?，为同时期的墓葬所少见。墓葬文化异军突起，丰富了晚期巴蜀文化的内涵。?目前的考古材料发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墓葬中，为墓中随葬物品。据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推测，这些墓主要为王侯一级寿终正寝之地。且看新都大墓遗存??(48)?，其木椁长8.3米，宽6.76米，用木枋把椁内隔成棺室和八个边箱。仅该墓就出土青铜礼器多达188件，共20多个种类。有鼎、?、?、敦、壶、豆、釜、鍪、甑等饮食器，戈、矛、钺、短剑等兵器，削、凿、斤、锯、雕刀等工具。椁内还有小件铜器数十件，一方3.5厘米的"巴蜀图语"印章颇引人注目。另一件漆耳环，内底也绘有"巴蜀图语"符号。由此推论这可能是蜀开明九至十一世王侯的墓地。成都市百花潭十号长方形土坑竖穴墓??(49)?，也发现有铜器47件，主要为礼器、兵器、工具等。1972年在涪陵小田溪清理发掘的三座墓葬??(50)?，可作为川东地区战国青铜文化的代表。计出土文物180余件，绝大多数是青铜礼器。有大型铜编钟一套，共14枚，大小依次递减，厚薄不一，显系因音质而定。另有错银兽头饰件4件和错银云水纹铜壶、缕空双龙纹方镜、虎纽钅享于各1件。这些铸造精美、数量众多的青铜礼器表明，这里可能是巴国王侯的陵墓区。?

2000年成都市区商业街发现一座大型船棺墓??(51)?。该墓为一墓葬群，是一座大型长方形多棺合葬的土坑竖穴墓。墓长约30.5米，宽约21米，残深约2.5米，面积约620平方米。墓向为东北--西南向。据考古发掘者分析，整个墓坑若不遭到破坏，葬具总量应有35具以上。墓坑现存葬具17具。其中，船棺9具，独木棺8具。船棺一般长约10.3-11.3米，直径约1.6-1.7米，带盖约2米高，最大的一具则长达18.8米。如此数量之多，体量之大，堪称全国之最。整个葬具用上等整木楠树木刳凿而成，形似独木舟。船棺的随葬器物相当丰富，有陶、铜、漆、竹木器等种类。以漆木器数量较多，造型精美，保存完好，漆器类型有耳环、盘、盒、簋、案、基座、梳子以及漆木器构件等。独木棺为陪葬（殉葬）棺木，只发现少量陶器，铜器仅2件，漆木器基本不见。其棺木也要比船棺的简陋许多。在墓坑之上还发现有规模同样宏大的地面建筑遗迹??(52)?，布局规整，呈长方形状，现总长约38.5米，宽约20.5米，分为前后两部分，范围与墓坑基本一致。这种地面建筑与宗庙性质相似，主要是供祭祀之用。出土的遗迹、遗物诸如规模宏大的墓坑及其地面建筑、巨型船棺、多具殉葬的棺木、精美亮丽的漆器，尤其是大型编钟或编管漆基座表明，这是一处极为罕见的大型墓葬，充分显示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身份和崇高的社会地位，估计这是古蜀国开明王朝的王族墓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正是川东巴国与川西成都平原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与墓葬文化，共同演绎了长江上游文明的繁荣。?

一、 结尾?

战国末年，全国形势紧张严峻，中原七雄纷争，诸侯割据。而长江上游的巴蜀，人口众多，物产丰饶，战略位置重要，成了秦称霸中原，统一全国的首选目标。公元前316年，秦挥兵南下，一举灭掉了巴蜀。从此巴蜀纳入秦的统治之下，秦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影响着巴蜀。秦文化大量渗透进来，巴蜀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到西汉中期，历经二千余年的巴蜀文化最终融合于统一多元的中华民族之中。同样，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文明从起源、形成到发展，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一度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百花园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百川归大海。长江上游文明最后汇入到统一多模式的中华文明大家庭中，这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

?

（1）（5）（32）江章华、、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

1期。?

（2）《资阳人》，中国科学出版社1957年。?

（3）《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的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4）（33）江章华：《川东长江沿岸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初步分析》，《中华文化论坛》200

2年2期。?

（6）《四川绵阳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4期。?

（7）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巴蜀书社1993年。?

（8）《通江县擂鼓寨遗址试掘报告》，《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9）雷雨、陈德安：《巴中月亮岩和通江擂鼓寨遗址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91年6期

。?

（10）马继贤：《汉源县狮子山新石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

92年。?

（11）（12）（20）（21）《四川新津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1期。

?

（13）（19）《四川郫县古址村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1期。?

（14）《四川都江堰市芒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7期。?

（15）《四川温江鱼凫村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12期。?

（16）（17）（18）江章华、、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史前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

，《苏秉琦与当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22）（23）朱章义、张擎、王方：《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四川文物》

2002年2期。?

（24）（28）《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2期。?

（25）（27）（29）（30）《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

；《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发掘报》，《文物》1989年1期。?

（26）《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发掘报》，《文物》1989年1期。?

（30）《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

（34）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考古与文物》1983年2期。?

（35）（39）《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2期。?

（36）（38）（40）：《成都市巴蜀文化遗址的新发现》，《巴蜀历史·民族·考古·

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

(37)朱才伐：《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动物骨骼鉴定），《南方民族考古》1987

年第一辑；《成都巴蜀文化遗址中哺乳动物化石》，油印稿。?

（41）《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一辑。?

（42）资料现存成都博物馆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43）张擎、周志清、朱章义：《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2年7期；《

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

（44）《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4期。?

（45）《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6期。?

（46）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47）（51）（52）颜劲松：《成都市商业街船、独木棺墓葬分析》，《四川文物》2002年

3期。?

先秦文化论文篇（9）

长江发源于我国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自西向东主要流经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江西、浙江等地，终在上海注入东海。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余万平方公里，为亚洲第一长河。位于长江上游地段的主要是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原地区和四川盆地。据地质学家考证，青藏高原远在第三纪末期时，海拔仅一二千米，气候温暖湿润，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后来，由于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发生猛烈碰撞，导致这一地带隆起升高，形成面积达22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巨大高原，号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属典型的高寒区，气候条件恶劣，人类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史前时期更是如此，人口稀少，因而难以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

四川盆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则非常优越。自古以来就十分适合我们的祖先生存繁衍。四川盆地地处四川的东部，周围高山环绕，盆地内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和我国西南最大的平原--成都平原。长江干流横亘四川南部，其自北而南的岷江、沱江、嘉陵江、涪江和与从南向北流入长江的乌江、赤水河等大小支流的纵贯四川全境，构成一个水网密布、幅员宽阔的流域之地。同时，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沿岸发育了众多地势低缓的河谷台地和山前地带，这里土质、水肥条件良好，有着理想的农业起源的地理环境，是原始农业生产的有利地区。尤其是岷江支流，古代被当作长江正流，发源于岷山南麓。主要由岷江、湔江、石亭江、绵运河等河流自上游挟带的大量泥沙流出山口冲积的扇形地连接而形成的成都平原，又叫川西平原，总面积达1.2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全省面积的2.6%。这里土层深厚，富含铁、钾、磷等养料物质，土质疏松柔软，易于农业耕作，特别是水稻粮食作物的栽种。东部丘陵地带土壤肥沃，旱地水田分布甚广，适于多种农作物生长，如水稻、小麦等。受地形影响，四川盆地北部有高耸入云的秦岭、大巴山作天然屏障，冬季北方的寒冷气流不易长驱直入，气候温暖；夏季因太平洋、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降水丰沛，形成这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这种地理条件和气候特点宜于农业耕种，具有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同时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是我们先民栖息生存，农业定居的理想场所。这些都为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客观的物质基础。

从大量发掘的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早在旧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气候温暖湿润，就有人类狩猎采集，劳动生息，至今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文化遗存。50年代初，著名"资阳人"的头骨化石(2)的发现，足以证明远在数万年至10万年前，这里就是人类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地区。70年代中期，汉源、铜梁、资阳等地又相继发现了大量属于旧石器时代时期的文化遗存(3)，并出土了一些打制石器。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分布更为广泛，到目前为止，以川西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发现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200余处。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遗存数量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人口的急剧增加，无疑标志着史前文化水平的发展和提高，进而为长江上游成为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提供了可能。此外，四川所处的地理位置也独具特点，其北有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东邻发达的长江中下游文明，南有云南早期元谋猿人的发现，如此良好的文化氛围，极大地促进了长江上游文明的形成和走向成熟。

二、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探索

（一） 宝墩文化的发现，迎来长江上游文明的曙光。

大约从公元前4600年开始，长江上游出现了哨棚嘴文化(4)，其分布主要在今川东长江沿岸一带。与此同时或稍晚一些，川西成都平原上发生了宝墩文化(5)。除此之外，川北的绵阳(6)、广元(7)，川东北的通江(8)、巴中(9)，川西南的汉源狮子山(10)等地区也发现了有大量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就目前诸遗存出土的考古材料看，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大的考古学文化范畴，其中，以川西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为中心。宝墩文化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这时宝墩的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并出现了多处大型中心聚落和城址，贫富分化明显，表明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上游迎来了文明的曙光。

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以磨制为主，大多通体磨光，有的刃锋锐利，留有明显使用过的痕迹。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石刀和石铲。可见，从清除杂草、开荒垦地、中耕播种到农作物收割，工具种类齐全，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人们主要过着农业定居兼狩猎采集的生活。

陶器是人们的主要生活用具，仅宝墩遗址出土的陶器就达千余件(11)。制作方法为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经慢轮修整后的器形规整，器表打磨光滑。很多器物采用分体制作，然后粘接。陶器中的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等器物及其纹饰的制作都相当精细，尤其喇叭口高领罐的火候较高，叩之有声，可谓当时的精品，说明制陶技术已达到相当的水平。石器制作也很精致。部分石器选材考究，磨制细腻，如石凿，磨制精细且规整，石质较佳，个别似玉质，几可与玉器比美。由于石器制作技术的娴熟，因而玉器的加工制造更加精美。这一时期发现的玉器多为墓中随葬品。大量陶、石质纺轮的出现，说明当时纺织业也很发达，男女有了分工。房屋为木骨泥墙，经火烘烤，坚固结实，经久耐用。正是由于有了夯筑技术，使得营建大规模的城垣成为可能。这时一座座颇具规模的古城先后相继建立。

城址的出现是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迄今长江上游发现的史前城址主要是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12)、郫县古城村(13)、都江堰芒城(14)、温江鱼凫村(15)、崇州双河村(16)和紫竹村(17)6座古城群，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古城群之一。6座城址均建在平原冲积扇河流形成的相对较高的台地上，布局规整，大多呈方形或长方形。各城的面积大小不等，最小的都江堰芒城有12万平方米，最大的宝墩龙马古城达60万平方米，其余在20万-30万平方米之间，这与长江中游的城址相当。城内发现有大量的建筑遗迹、灰坑和墓葬，其中很多房屋的面积在10-50平方米左右。遗址的中心部分往往有少数面积甚大、规格颇高的中心聚落。1996年宝墩的鼓墩子发现一批规模较大的建筑群(18)，面积约3000平方米。鼓墩子在当时明显高出四周地面约1米，且正好位于宝墩遗址中心，这似乎说明鼓墩子建筑群是一处明显高于其它建筑的中心聚落。它的出现表明，宝墩社会已经开始分化。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统治阶层，才有必要建造如此规模的中心聚落。因此，这种大型中心聚落可能就是上层统治者活动、居住的处所。

无独有偶，1997年郫县古城村遗址中部又发现了一座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为西北-东南向，长约50米，宽11米，面积达55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19)。该房址未发现有隔墙遗迹，此房间应为一个宽度不大，进深很长的通间，推测可能还有大型梁架结构。这与一般的建筑不同，当不是一般性居址。据房内留存的5个长方形台子分析，5个台子系卵石砌成，横向陈列于房址的中心部位，颇有规律，显然是有目的而为之。这很可能为一座大型宫殿或宗庙一类的礼制性建筑，应是当时上层统治者宗教祭祀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所在。6座城址的四周均修筑有高大的城垣，至今这些城址地面上还残留有很多较完好的城垣遗迹。这些城垣采用夯土建成，夯层清楚，夯面紧密，出现了版状夯土工具，一般长多达50厘米、宽10厘米左右，这为修建大型城垣提供了条件。如，新津宝墩龙马古城垣(20)，其周长3200米，宽8-31米以上，高度超过4米，土方量初步推算在25万立方米以上。如此厚实的巨大城垣，连同城内的大片房屋，尤其是城址中心部位的大型聚落建筑，我们认为，宝墩文化的这些城址已基本具备了城的条件，而且可能已是某种意义上的都城。因此可以说，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经迈进了文明的门槛。

宝墩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增加了财富的积累，也加深了贫富的分化，这在墓葬规模和墓中随葬品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宝墩文化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中随葬品的有无、多少在不同遗址中不尽相同。有的墓中不但随葬品多，有时还随葬一些珍贵物品，有的墓中随葬品则十分简陋，有的甚至一无所有。新津宝墩遗址仅见的5座墓中均无随葬品(21)，成都十街坊遗址的19座墓中有7座中随葬骨器(22)，而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仁胜墓地则随葬玉石器(23)。由此可见，当时只有极少数贵族统治者拥有巨大的财富。

财富的集中也刺激了掠夺性战争的发生。早期四川境内，部落民族众多，大小诸侯国林立。原始社会末期，各部落为了扩充实力，不惜强取掠夺他人的资源和财富，因而战争烽烟四起，连绵不断。为了免受战争的惨祸，更为了抗击强敌的入侵，各部落首领纷纷在其住地周围筑墙挖沟，造城设关。于是，一批规模空前的城址群在川西成都平原犹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并成为当时成都平原上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宝墩龙马厚实高大的城垣也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战争的频繁和激烈程度。这时还出现了专门性的兵器，如石钺等，制作精致。随着阶级对立的加剧，贫富悬殊的加大，战争变得愈加频繁和激烈。社会处在剧烈动荡和进一步分化中，同时也在迅速进步与向前发展之中，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崭新的、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三星堆文明。

（二）沉睡三千余年的三星堆文明的苏醒，长江上游文明引起世人的关注。

大约从公元前3700年开始，长江上游进入了三星堆文化时期。这时，哨棚嘴文化和宝墩文化先后相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以陶小平底罐、高柄豆、鸟首形器等为特色的新型的考古学文化，以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遗址(24)为代表，故称"三星堆文化"。该文化在承继宝墩文化因素的同时，又受到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原二里头文化南浸，最初在长江中游鄂西地区稍作停留，然后由鄂西地区溯长江西上进入四川东部，再由此折而西北上，最后向川西成都平原渗透，三星堆文化就是在这股强大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并进而发展为三星堆文明。与三星堆文化相类似的古文化遗存，主要有川西的成都、雅安、汉源和川东北的阆中以及川东的长江沿岸一带，初期阶段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亦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在这样辽阔的地域内表现出三星堆文化的特色，反映了该文化兴盛强大的历史面貌。这一时期三星堆遗址所出规模宏大的铜器物群，表明三星堆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特别是两个大型祭祀坑和数以千计的铜、金、玉、石、陶等不同质地的礼器、神器、祭品的出土，以及三星堆大型中心聚落和厚实高大的城垣的发现，都展示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文明已经正式形成。

三星堆文化的农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生产工具数量增加，种类也有所增多。尤其是锄形器的出现，表明当时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谷物收割工具石刀形制的改进，提高了劳动效率。成堆的兽骨和大量和陶塑铜制动物，表现出畜牧业发展很快。众多铜制陶质酒器的出土，既反映了酿酒业的发展，也表明粮食有了剩余。

手工业方面，新出现了制铜业。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多达500余件(25)，有铜雕像群、礼器、神器、法器等种类。如此规模的青铜器物群反映了当时青铜铸造业的高度发达。这批铜器体形高大，纹饰繁缛，足见青铜的冶炼与焊铆连接技术已具有相当先进的水平。其制作工艺之精湛与造型之精美，在同时代诸考古文化中无与伦比。玉石器的加工制造向高精化发展，且数量大增，件件珍贵。玉器制作较好地运用了锯、凿、挖、琢、钻、磨、雕刻、抛光等工艺。有些玉器上的透雕和线刻画堪称艺术珍品，有些玉器制作规整细致，以玉璋最为引人注目。其特点大而薄，长度一般在20-60厘米之间，最长者在1米以上，而厚度仅1厘米左右，凡此等等，无一不显示了当时玉石器加工技术的高超和娴熟。陶器制作有了新的发展，地方特色鲜明，器形以高柄豆、、小平底罐、圈足盘、壶、瓶、鸟首形器等构成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陶器物群。发现数万余件陶器、陶片。部分陶器采用了轮制技术，纹饰十分丰富。大型夯土、土坯砖城垣和木构梁架中心建筑群的出现，表明建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不同质地、多种形制纺轮的出土，说明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青铜大立人像身着的长襟"燕尾"服饰(26)，显示了当时缝纫和刺绣织锦技艺之高超水平。金器加工、漆器制造和酿酒业也有很大发展。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手工业门类齐全，铜器、玉石礼器和陶器的数量具有相当规模，其加工制作技艺更胜一筹，且拥有独立的制造加工作坊和一大批脱离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技术非常熟练的工匠，说明当时已完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行业。

此外，三星堆遗址还出土数量众多的海贝、铜贝和玉石璧瑗(27)，反映商品交换、货币经济已经出现，说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已经开始。

总之，三星堆文化时期，农业、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商业贸易的迅速出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雄厚的经济基础为三星堆上层建筑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这时的三星堆已是一个规模宏大，功能设施齐备，具有了国都性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三星堆遗址(28)位于成都平原广汉市境内的鸭子河与牧马河之间的台地上，是目前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诸遗址中最为重要的考古文化遗址。这是一个由30余个文化点构成6个大的遗址分布区域，共同组成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考古发现三星堆遗址东、南、西三面为人工夯筑城垣，北面以鸭子河作天然屏障而形成的面积达3.5平方公里的大型古城，这样大的城址在全国尚属罕见。古城布局不太规整，南宽北窄呈梯形状。东城墙由主城墙、内城墙和外城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顶部系用土坯砖作为建筑材料，这在同时期的城墙修筑中是少见的。城内发现大量的建筑遗迹，现已发掘房屋40多间。房面分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以方形和长方形为主。有面积仅10平方米的平民小房，也有面积超过60平方米，其中，最大的一间进深8.7米，面阔23米，面积达200平方米，且数间相连，并具有木构梁架的大型宫殿式建筑。房址间有散水设施和引水出城的沟渠。这样精心建造的大型聚落，足见其规格之高，表明它是上层统治者集团活动的处所。同时，居住区发现有丰富的陶器生活用器。陶酒器独领风骚，酿酒的高领大罐，饮酒的觚、杯，盛酒的瓮、罐、壶，温酒的以及舀酒的勺，一应俱全。陶食器数量也很多，碗、碟、盘、豆、罐等日常生活用具，应有尽有。各种精美的工艺陶塑有虎、象、牛、猪、羊、鱼、蛙等，如此之多的陶塑工艺品出土，这在同时期诸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玉石器主要是璋、璧、圭、琮、矛、斧、斤等高档消费品。还有雕花镂孔的漆木器。等等。这些丰富的生活用品和高档消费品显然不是为一般平民所拥有，而是为少数贵族统治者所垄断，进一步说明三星堆遗址当是一批社会地位颇高、且掌握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活动的中心。该遗址出土的两件双手反缚、跪坐的石人雕像，应为奴隶形象，反映了奴隶制已经存在，阶级发生了严重分化。

更为重要的是1986年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29)。坑内有次序地分层堆满了各种形制奇特，不同质地的玉石礼器、金器、青铜人像、象牙、骨渣等数以千计的文物精华。这些器物不仅在四川是首次发现，而且在全国也极为罕见。如金杖(30)，长1.42米，重近500克，刻有精美的鱼鸟图案和人头像，这是国王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的象征，是国王最高权力的标志物。数十件与真人大小相仿、神态各异的青铜人像和人面像，代表各诸侯首领，其中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的青铜大立人像(31)，是目前所知我国最大的青铜雕像，有"东方巨人"之称，这应是以巫师身份出现的国王，表明当时国王是集政权、神权于一身，三星堆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实体。两株高大的青铜神树作为沟天通地的祭祀用具最为引人注目，青铜、尊作为礼仪用器，其他各类铜器都具有宗教祭祀的性质。玉石器也是如此，其礼仪用器多达千件，玉琮、玉璧用于宗教仪典，玉斧、玉戈、玉矛、玉剑作为仪仗，象征威武的军权，玉璋代表礼仪用器。象牙、海贝等为奉献给神灵的祭品。可以看出，当时三星堆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礼制体系。如此隆重盛大的祭祀活动必定是一个实力强大的王国，以及一个享有崇高威望、拥有最高权力的国王才有能力举办这样的活动。城内还发现有制陶窑址、玉石器加工作坊以及大量的手工成品、半成品、坯料磨石等。遗址内出土的陶质坩锅、青铜熔渣结核和铸造青铜器的泥芯，也表明这里已拥有大型铸铜作坊。毋容置疑，三星堆所出土的大量精品文物非本地制造莫属。以上各个方面无一不透射出浓浓的王都气息，反映三星堆正处在一个兴盛的奴隶制国家时期。

早期殷商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祭祀与战争相提并论，同时被看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而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和众多玉石器精华，以及大量金器、象牙、海贝等重器都出现在两个大型祭祀坑内，足见，宗教祭祀在当时三星堆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三星堆遗址出土数十件青铜、玉石兵器，说明当时战争的激烈和经常化。当战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规模时，必然会产生强大的军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神器底座发现有武士雕像，反映了军队已经出现。军队是国家运转的重要机器，因而军队的出现，标志着奴隶国家已经建立。国家乃文明的集中表现。至此，一个崭新的、高度发达的长江上游文明--三星堆文明已经走向成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十二桥、金沙遗址的发掘，展现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的步伐。

大约从公元3100年开始，盛极一时的三星堆古城突然被废弃，举世瞩目的三星堆文明亦随之终止了在该地的发展，神秘地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这时，有着与三星堆同样发达的十二桥文化(32)在成都地区悄然兴起，其时间从商代晚期经西周到春秋中期，形成了长江上游文明在成都平原继续发展的历程。十二桥文化完全是从三星堆文化中脱胎发展而来。前期承袭了大量三星堆文化因素，到十二桥文化后期，三星堆文化基本消失，新的十二桥文化面貌开始出现。十二桥文化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其分布范围为川西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川中的嘉陵江流域、川东长江沿岸(33)、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以及陕南汉中地区(34)都发现有相类似的古文化遗存。十二桥、羊子山、金沙等重要遗址所出的遗迹和遗物，展现了长江上游文明发展前进的步伐。

这一时期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工具又有所增加，新出现了大量的翻土工具--鹿角器(35)。多种耕作农具的使用，表明了农业生产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防洪灌溉技术日趋成熟，出现了多处农田水利工程和治水设施。1985年在方池街遗址(36)发现一处系人工用竹篾络卵砾石砌筑的水利工程，这是目前成都平原发现最早的水利工程。大量动物骨骼的出土，反映了家畜饲养业的进一步发展。据方池街、指挥街等遗址的动物骨骼鉴定材料(37)证实，家养动物有猪、狗、牛、羊、鸡等种类，其中家猪的材料最为丰富，约占家养动物的75%。家猪又"以半年至一年半之间个体为主"。可见，大多数已为成年猪。家猪的饲养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陶器制作技术也有进一步发展，种类更加丰富，以夹砂陶、灰陶为主。典型陶器以尖底器、喇叭口罐为重要特色，并贯穿始终，前期继承三星堆文化因素，后期大量出现绳纹罐、釜和瓮。玉石器加工制作更加精细，打磨更加规整，器表光洁，玉器的开料使用线割、锯割、板割等多种方法。金器独具特色，金沙发现近300件。其加工制作技术更加精湛和娴熟，不少金器成为同时期金器加工之代表作。铜器数量大大增加，仅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就达700余件，多数器型偏小，制作更加精美，工序也较为复杂，很多器型从三星堆沿袭而来。大量磨制精细的穿眼骨针的出现，反映了纺织缝纫业的进一步发展。建筑形式多种多样，有木骨泥墙式建筑群，也有大型干栏式木构建筑群。

十二桥文化大型遗址群主要分布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即今成都市区偏西。自西向东由抚琴小区(38)、十二桥(39)、方池街(40)、指挥街(41)、岷山饭店、岷江小区(42)和目前正在发掘的金沙遗址(43)等组成，绵延10余公里。十二桥遗址为一处商代大型干栏式木构建筑群，位于今成都市区十二桥。该遗址占地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其中，木结构建筑分布近1万平方米。有屋面悬空，下为木桩支撑，平面呈长方形的干栏式小型房屋，也有地梁直接与地面接触的大型建筑。有长约12米的地梁，其上凿有规整的方形和圆形卯孔，柱洞纵横对应整齐，推测上部已形成较为规矩的大型梁架结构。很有可能这是带有庑廊的大型宫殿类建筑。小型房屋与大型宫殿建筑相互连接，互为配套，构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木构建筑群。

目前正在发掘的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郊，现已探明的分布面积约3平方米公里。尽管至今尚未发现城垣遗迹，但从已发现的大规模建筑、灰坑、墓葬等遗迹和众多惊世骇俗的珍贵遗物来看，足以说明成都就是继三星堆后又一个部级的重要都邑所在地。考古发现该遗址内有一定规划和功能分区，每个区内又有一定的布局结构。三合花园宫殿区发现大量房屋基址，其中有5座房址，均为大型排房建筑，布局很有规律，长度20米以上，最大的一座f6宽近8米，长度在54.8米以上，至少有5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这种成组的大型排房建筑可能是宫殿性建筑。遗址中南部出土大量房屋建筑，红烧土堆积，成排的窑穴，400余个灰坑，90多座墓葬，陶窑数座以及数以万计的陶器日常用器和一部分玉石器、金器、铜器等文物精华。陶窑均为小型馒头窑，面积约6平方米。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组成。窑室多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状，是目前四川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窑址群。表明这是生活居住区、作坊加工区和一小型墓葬区。遗址内诸如跪人、卧虎、盘蛇等众多圆雕石像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墓葬区在遗址中部体育公园一带。遗址东部是宗教仪式活动区，也是金沙遗址最重要的遗存分布区，这里约8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金器、铜器、玉石器等礼仪用器2000余件以及众多的象牙、龟甲等祭祀珍品。该区还发现了三处特殊的祭祀遗迹：一是象牙堆积坑。坑内有规律地平行放置大量象牙，最长者近1.5米。从断面观察，共分8层。数以吨计的象牙出土为全国所罕见。伴出有玉器和铜器；二是石璧、石斧、石璋形器半成品分布区，面积约300平方米；三是成片的野猪獠牙、鹿角、象牙、陶器、美石集中分布，面积约300平方米。金沙遗址出土的重器，如金冠带，系用金条锤打而成，长59厘米，宽4厘米，其组合图案与广汉三星堆金杖上的鱼鸟图案和人头像十分相似，同样具有王权的象征。玉器历来作为贵重物品，上乘的玉器价值连城。遗址内出土的玉器主要是礼器，数量之多，达900余件，是目前我国出土玉器最多的遗址。其品种齐全，几乎囊括了中国青铜时代玉器的主要种类，很多玉器还是第一次出土。以上都是一般邑聚所无法比拟的，居住在宫殿中的不是一般的部落首领，应是国家的统治者。

1956年羊子山发现的大型土台是目前我国先秦时期发现最大的礼仪性地面建筑。该土台为四方形台阶式建筑，台身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高10余米，厚6米，分上下三层。边墙用泥砖垒砌，中用填土夯实。估算用泥砖约130万块，土方在7万立方米以上(44)。规模如此宏大，雄伟气派，俨然是一座部级的祭祀土台，是当时这一地区举行国祭活动的重要场所。可以看出，商周时期的成都已经形成一个综合国力十分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一时期方池街、金沙遗址大量石人跪坐、双手反缚奴隶雕像的出土，反映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奴隶制国家已经发展状大。贫富悬殊更加明显，表现在墓葬中，约半数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器物也不多，主要是陶器，只有5座墓随葬器物丰富，有陶器和一定数量的铜器、玉器，说明财富愈加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样，必然会导致掠夺性战争的经常发生。这时出现了大量的铜制玉石兵器、如戈、矛、剑、钺等。彭县竹瓦街西周铜器窖藏(45)的5件一组的列和戈、矛、剑、戟等兵器同放在一个大陶缸中，寓意深刻，说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进一步得到了体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盆地迎来了又一个青铜文化的高峰，墓葬文化异彩纷呈，长江上游文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四）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与墓葬文化并驾齐驱，共同演绎长江上游文明的繁荣。

大约公元前2500年开始，长江上游进入晚期巴蜀文化时期。考古发现这一阶段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四川的巴蜀文化一枝独秀。出土文物以青铜器最为丰富，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发掘的遗迹主要为墓葬群，形制独特，颇具规模。无疑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文化和墓葬文化的高度发达，正是它们把长江上游文明推到了发展的顶峰。这一阶段前期文化面貌沿袭了一些十二桥文化因素，自中期楚文化开始浸入，并逐渐产生影响。晚期巴蜀青铜文化的分布主要在成都地区，其范围包括四川各地以及陕南的汉中、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贵州的北部、凉山、阿坝等周邻地区。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青铜农业生产工具，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兴修，起到了"引水以灌田，分洪以减灾"的双重作用。从此，成都平原享有"天府之国"(46)的美称。

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以灰陶、灰黑陶、灰褐陶为最多。典型的陶器物群有釜、鍪、罐、钵等圜底器型和喇叭状小圈足豆、尖底盏、瓶、盆、器盖等。漆器制造业相当发达。这一时期出土的数量、种类都很多，大多为木胎漆器，其制作髹黑漆再朱绘纹样。绘画的手法单线勾勒加平涂。漆色有红、黑、棕三种。制铜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出土了一批特色鲜明、制作精美、组合规整的青铜器物群，有炊器、礼器、兵器、工具、乐器以及特殊的巴蜀图语、巴蜀印章和带钩，反映了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又一次兴盛起来。墓葬有船棺葬、土坑墓、木椁墓和悬棺葬。以独木舟式的船棺葬最具特色，也是这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墓葬。各墓形制独特，规模往往很大，如成都商业街船棺墓(47)，为同时期的墓葬所少见。墓葬文化异军突起，丰富了晚期巴蜀文化的内涵。目前的考古材料发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出土于墓葬中，为墓中随葬物品。据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推测，这些墓主要为王侯一级寿终正寝之地。且看新都大墓遗存(48)，其木椁长8.3米，宽6.76米，用木枋把椁内隔成棺室和八个边箱。仅该墓就出土青铜礼器多达188件，共20多个种类。有鼎、、、敦、壶、豆、釜、鍪、甑等饮食器，戈、矛、钺、短剑等兵器，削、凿、斤、锯、雕刀等工具。椁内还有小件铜器数十件，一方3.5厘米的"巴蜀图语"印章颇引人注目。另一件漆耳环，内底也绘有"巴蜀图语"符号。由此推论这可能是蜀开明九至十一世王侯的墓地。成都市百花潭十号长方形土坑竖穴墓(49)，也发现有铜器47件，主要为礼器、兵器、工具等。1972年在涪陵小田溪清理发掘的三座墓葬(50)，可作为川东地区战国青铜文化的代表。计出土文物180余件，绝大多数是青铜礼器。有大型铜编钟一套，共14枚，大小依次递减，厚薄不一，显系因音质而定。另有错银兽头饰件4件和错银云水纹铜壶、缕空双龙纹方镜、虎纽钅享于各1件。这些铸造精美、数量众多的青铜礼器表明，这里可能是巴国王侯的陵墓区。

2000年成都市区商业街发现一座大型船棺墓(51)。该墓为一墓葬群，是一座大型长方形多棺合葬的土坑竖穴墓。墓长约30.5米，宽约21米，残深约2.5米，面积约620平方米。墓向为东北--西南向。据考古发掘者分析，整个墓坑若不遭到破坏，葬具总量应有35具以上。墓坑现存葬具17具。其中，船棺9具，独木棺8具。船棺一般长约10.3-11.3米，直径约1.6-1.7米，带盖约2米高，最大的一具则长达18.8米。如此数量之多，体量之大，堪称全国之最。整个葬具用上等整木楠树木刳凿而成，形似独木舟。船棺的随葬器物相当丰富，有陶、铜、漆、竹木器等种类。以漆木器数量较多，造型精美，保存完好，漆器类型有耳环、盘、盒、簋、案、基座、梳子以及漆木器构件等。独木棺为陪葬（殉葬）棺木，只发现少量陶器，铜器仅2件，漆木器基本不见。其棺木也要比船棺的简陋许多。在墓坑之上还发现有规模同样宏大的地面建筑遗迹(52)，布局规整，呈长方形状，现总长约38.5米，宽约20.5米，分为前后两部分，范围与墓坑基本一致。这种地面建筑与宗庙性质相似，主要是供祭祀之用。出土的遗迹、遗物诸如规模宏大的墓坑及其地面建筑、巨型船棺、多具殉葬的棺木、精美亮丽的漆器，尤其是大型编钟或编管漆基座表明，这是一处极为罕见的大型墓葬，充分显示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身份和崇高的社会地位，估计这是古蜀国开明王朝的王族墓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正是川东巴国与川西成都平原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与墓葬文化，共同演绎了长江上游文明的繁荣。

一、 结尾

战国末年，全国形势紧张严峻，中原七雄纷争，诸侯割据。而长江上游的巴蜀，人口众多，物产丰饶，战略位置重要，成了秦称霸中原，统一全国的首选目标。公元前316年，秦挥兵南下，一举灭掉了巴蜀。从此巴蜀纳入秦的统治之下，秦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影响着巴蜀。秦文化大量渗透进来，巴蜀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到西汉中期，历经二千余年的巴蜀文化最终融合于统一多元的中华民族之中。同样，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文明从起源、形成到发展，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一度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百花园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百川归大海。长江上游文明最后汇入到统一多模式的中华文明大家庭中，这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



（1）（5）（32）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

1期。

（2）《资阳人》，中国科学出版社1957年。

（3）《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载《文物考古的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4）（33）江章华：《川东长江沿岸先秦考古学文化的初步分析》，《中华文化论坛》200

2年2期。

（6）《四川绵阳边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90年4期。

（7）王仁湘、叶茂林：《四川盆地北缘新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巴蜀书社1993年。

（8）《通江县擂鼓寨遗址试掘报告》，《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9）雷雨、陈德安：《巴中月亮岩和通江擂鼓寨遗址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91年6期

。

（10）马继贤：《汉源县狮子山新石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

92年。

（11）（12）（20）（21）《四川新津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1期。



（13）（19）《四川郫县古址村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1期。

（14）《四川都江堰市芒址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7期。

（15）《四川温江鱼凫村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12期。

（16）（17）（18）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早期史前城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初论》

，《苏秉琦与当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22）（23）朱章义、张擎、王方：《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四川文物》

2002年2期。

（24）（28）《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2期。

（25）（27）（29）（30）《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

；《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发掘报》，《文物》1989年1期。

（26）《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发掘报》，《文物》1989年1期。

（30）《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0期。

（34）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考古与文物》1983年2期。

（35）（39）《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2期。

（36）（38）（40）王毅：《成都市巴蜀文化遗址的新发现》，《巴蜀历史·民族·考古·

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

(37)朱才伐：《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动物骨骼鉴定），《南方民族考古》1987

年第一辑；《成都巴蜀文化遗址中哺乳动物化石》，油印稿。

（41）《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一辑。

（42）资料现存成都博物馆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43）张擎、周志清、朱章义：《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2年7期；《

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

（44）《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4期。

（45）《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6期。

（46）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

（47）（51）（52）颜劲松：《成都市商业街船、独木棺墓葬分析》，《四川文物》2002年

3期。

先秦文化论文篇（10）

以史实为论据，用观点统率材料。本文叙史的特点是在观点统率下对史实做出高度概括。如秦“取西河之外”，是商鞅计骗魏将公子卯而袭破其军的结果，文中以“拱手”二字做了概括。又如作者所谓“攻守之势异”，指的是秦要统一全国，自然要对山东（崤山以东）诸侯采取攻势，逐步消灭它们；而在统一全国之后要防止人民颠覆它的政权，这就转入守势了。处于攻势“尚诈力”，处于守势“贵顺权”。“顺权”，就是施行仁义以收拢民心。山东诸侯曾多次合纵抗秦，皆被张仪等人的连衡术所破，韩、魏、楚三国多次献地于秦，秦土日广，这是秦的“诈力”策略的胜利，作者把所有这些史实都集中到九国之师攻秦失败一事上加以表现。说到秦统一全国后，则着重揭露秦始皇压迫人民的政策――这其实是“诈力”策略的继续。这个事实充分说明：秦在转入守势之后，“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过秦论》中篇语），它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秦灭六国后依旧残酷地压迫人民，不施仁义，故而迅速灭亡，这是贾谊的基本观点。要讲清这一点，就必须以史实为据，说明秦的兴亡过程，政论叙史看重的是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不讲求细节的准确。

二、对比论证方法，通篇极化对比

本文通篇采用对比论证手法，极化的对比论证。为了使文章主旨鲜明显豁，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作者无论是叙述还是议论时，都采用带有夸张意味的对比手法，将对比双方推向极致，用夸张的手法叙事状物，使矛盾更为突出，观点更鲜明，从而突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在文中最突出就是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这四个方面的对比运用交织在一起，结构宏伟，气势磅礴，论说有力。

（一）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的崛起始于秦孝公，文章先写地理优势，次写政治雄心，一个“席卷……”排偶句尽现秦虎视眈眈的情态、咄咄逼人的气势。“固守”二字暗示出秦孝公的上下一心、恪尽职守。秦“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是“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具与连横”的直接结果。惠文、武、昭襄、孝文、庄襄五位国君均“蒙故业，因遗策”，继续执行孝公攻夺天下的既定国策。文章略写后两位“享国之日浅”的史实，详写前三位。从四个方位写秦攻城夺地之锐不可当，以诸侯约从之时人之众、将之广、心之齐、谋之深、志之坚写秦遭受严峻的挑战。秦最终无费一矢一镞而致“诸侯已困”。秦由攻势转入守势，始于“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及至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乃对外“执敲扑而鞭笞”，对内则废道焚言、“隳”“杀”“收”“销”、筑城掘池、良将精兵守要害。此时暴虐无道的愚民、弱民、防民之策完全背离仁义，有失民心。至此，写秦的败亡，更是比中有比。这种“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结局说明此时的秦已变得外强中干，秦亡原因已暗含其中。

（二）六国与秦的对比。文章在叙述惠文、武、昭襄的业绩时，以诸侯军队之众、谋士之多、土地之广等做比较，并列举国名、人名。与秦抗衡的六国，地广、人多、俊才云集，且“合纵缔交，相与为一”，似乎万众一心。结果却是“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从散约败”，“强国请服，强国入朝”，这样夸张的对比，足以衬托出秦国实力之强。这第一层对比是极强者与较强者的对比，形成反差。

（三）陈涉与秦王朝的对比。文章叙述始皇统一中国的功业与陈涉以一介戍卒率众起义的情景，确是又一个强烈的对比。虽然“始皇既没”，但陈涉面对的仍是“余威震于殊俗”的强大秦王朝。而作者极写陈涉穷困平庸，出身卑贱，才能平平，无钱无势，士卒少而疲弊，更无装备可言。但他一旦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影响所及，“山东豪俊遂并起”，以致显赫一时的强秦亡于一朝。这第二层对比是极强者与极弱者的对比，形成的反差较前更强烈。

（四）陈涉与六国的对比。文章在末尾议论中，将陈涉的起义与诸侯国合纵抗秦做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对比。“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一比地位。“i棘矜，非于钩戟长铩”，二比武器。“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三比士卒。“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土也”，四比人才。陈涉与诸侯不论在哪个方面比较都要差很多，可正是他率领戍卒，打败了强大的秦朝。这正好从侧面反映出秦朝灭亡，问题不在对手，而在于本身。

先秦文化论文篇（11）

自汉代以后，秦直道就慢慢的被遗忘了，某些干道虽仍在使用，但很少有人将它与秦直道联系起来。自从上世纪70年代，史念海先生实地考察秦直道的成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发表之后，学术界才重识到秦直道的重要性。而那次研讨会上，论文集的出版，为秦直道的保护提供了许多可行有效的意见。我们知道，秦直道北起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盂家湾村)，南至秦都咸阳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穿越14县，长达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80米，一般宽有20米左右，要对其进行保护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目前秦直道遗址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段就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境内，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历来各级领导班子都较为重视这一文化遗存。1989年，东胜境内的秦直道被东胜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该段秦直道遗址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003年开始，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着手保护秦直道遗址东胜段，投资800多万元，2005年7月建设落成了秦直道遗址博物馆，制作了大型秦直道复原沙盘，并征集了一批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物，迈出了秦直道文化开发的第一步。参与“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的众多专家学者，都极为欣赏东胜区的这一做法。秦直道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可谓一举多得，既保护了秦直道遗址和遗址上出土的文物，又有了具体的宣传场地。秦直道遗址博物馆的建立，让秦直道成为中国第一个以道路为主体的遗迹国保单位。由此可见，这个见证华夏文明奇迹的秦直道，这份祖先给鄂尔多斯人留下的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文化品牌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这本论文集可谓是融各家之言，展百家之长，以“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为主，共收录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和其他文章共32篇，学术分量相当厚重。书中不仅收入了王子今教授的《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还收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的《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宋超的《直道与汉匈战争》、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高崇文院长的《试论匈奴民族的发展与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家洲的《秦直道研究二题》、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的《秦直道的价值与保护其遗址的意义》、北京大学历史系程龙的《论秦始皇灵柩何以经九原归咸阳》、甘肃庆阳市博物馆李红雄的《略论秦直道修筑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作用》、包头教育学院廖文俊的《秦直道与九原地望》、陕西榆林市文物研究所王富春的《榆林境内秦直道与南北文化交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郝诚之的《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等多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这本书第一次将近30年间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这些研究成果再一次肯定了秦直道开筑与通行的重要历史意义。书中对于其走向、规模、作用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论，提出了许多新的创见。例如辛德勇教授的《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一文中，总结了以往秦直道研究的成果，对于秦直道中段西线与东线的认识分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直道在秦朝时已经修成，到了汉武帝时代仍然继续使用，可见秦人所筑直道，不仅按计划完工，而且工程质量也相当完善。他认为《蒙恬列传》所谓“道未就”，应是指秦代规定的直道工程中“一些非常次要的辅助工程”尚未完全完工。对于直道南端何以起始于甘泉宫，辛德勇教授也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有关秦直道的考古调查收获，如鲍桐《鄂尔多斯秦直道遗迹的考察与研究》、姬乃军《陕西省延安市境内的秦直道》、贺清海《旬邑县石门关近侧大型秦汉遗址真伪辨析》、张泊《子午岭秦直道考察手记》等，也收入到了这本论文集中，形成了对以往秦直道研究重要成果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检阅，也为学术界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关于秦直道中一些长期困惑世人的问题由此也得到了解决。总体上说，此论文集的出版，为学术界共同研究秦直道问题提供了条件。王子今教授兴奋地说：“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让在场的研究者都知道了最新的研究结果，了解了同行们的进展，知道了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去研究，让大家都少走了一些弯路。”追根溯源，如今有这么多的专家来关注和研究秦直道，除了“中国・秦直道与 草原文化研讨会”的召开和《秦直道探索与研究》的出版之外，还因为秦直道自身的魅力所在。

秦直道在秦代如同今天的“高速公路”，它既是一条重要的边防供给线，也是一条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交流的大动脉，与长城共同构成了北部边疆的重要防御体系，有着与长城同类的文化层级和品牌价值，有着与长城同样重要的历史教学、科学普及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多重功能，在历史上曾为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作出过特殊的贡献。现在我们再去探索秦直道，深挖其历史价值，可以全面了解秦直道和秦代道路的形制、历史沿革以及测绘、建造方法、道路规模、使用维护、附属设施等最直接的、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工程技术信息价值。秦直道的开通，便利了中原内地与河套地区的交通往来，成了内地通往北疆的大动脉，不仅对秦抵御匈奴，巩固北疆，加强北方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秦直道遗迹以及沿线的古城遗址，对于我们研究秦汉北方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匈奴的战争史、交通史、通讯史和民族关系史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人文历史信息价值。秦直道同时又是民族大融合的桥梁，西汉末年，昭君和亲匈奴，就是沿秦直道北上的。此外，秦直道沿途的巨大冲沟，不仅展现了本地区两千年来水土流失的情况，而且断面上路基垫土层下压着的秦代原生地层，也真实地记录了这里秦代当时的地貌地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