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理论论文大全11篇

委托理论论文篇（1）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推行和公司改革的深化，委托问题和资本结构改革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学术界在委托问题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对资本结构的讨论更是如火如荼，但大多数只是针对其中的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还是比较欠缺，因此本文作者将针对当前资本结构在我国特殊重要的地位，针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作者希望通过对资本结构和委托问题涵义的介绍，对委托问题与资本结构理论发展的分析，针对我国企业的现状，对委托问题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达到优化资本结构，降低成本，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一向作为中国经济中流砥柱的国有经济首当其冲，国有企业的转制，以及上市公司中国有股的减持，同时又要防止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等等一些问题，都涉及到国家这个委托人与企业受托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深层次讲必将影响到企业资本结构以及产权结构的改变。国家在探索优良的改制途径，企业力求取得优良的绩效，这两方面都与本文的主题有莫大的联系。

而一向作为中国经济生力军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没落。追根求源，关键在于企业经营体制的陈旧，以及政府机制过多干预，家族制企业的管理体制的局限。这种种情况无不涉及产权机制的不够明了，关系的疏落，资本结构的不合理。

二、委托问题

（一）委托关系

1．委托关系的涵义。当我们开始认识委托问题，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理论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得从委托关系说起。委托问题实质就是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而理论则分析了委托人－人关系。利益关系人对公司的求偿权可描述为委托人－人关系，其中人是代表委托人行为的。其实，现实社会中包含着很多的委托人－人关系。从短期资本经理、律师以及在不动产、旅游、保险等等方面的人这些情形，最容易看出来明确的委托人－人关系。许多其他环境也可用委托人－人关系来描述，即使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人，也可把双方看成好像是委托人和人。实际上，几乎任何环境，只要其中的一个人或集团的决策权能影响到他人，都可用委托人－人关系来描述。例如，虽然大多数雇员并不能被明确地划归为雇主的人，但从某种角度上看他们是作为人而行为的。总而言之，在典型的现代企业制度下，产权各项权能通过系列分解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委托关系：其一，全体股东通过公司董事会与经理之间形成的委托关系以及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委托关系；其二，企业内部经营的委托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只涉及经营者内部的管理控制问题，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重点，如下图所示。

2．委托问题存在的原因：人和委托人在利益上存在潜在的冲突。而其直接原因则是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究其本质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

（1）从委托人方面来看，第一，股东或者因为缺乏有关的知识和经验，以至于没有能力来监控经营者；或者因为其主要从事的工作太繁忙，以至于没有时间、精力来监控经营者。第二，对于众多中小股东来说，由股东监控带来的经营业绩改善是一种公共物品。对致力于公司监控的任何一个股东来说，他要独自承担监控经营者所带来的成本，如收集信息、说服其他股东、重组企业所花费的成本，而监控公司所带来的收益却由全部股东享受，监控者只按他所持有的股票份额享受收益。这对于他本人来说得不偿失，因此股东们都想坐享其成，免费“搭便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加强监控有利于公司绩效和总剩余的增加，即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但只要每个股东在进行私人决策的时候，发现其行为的私人收益小于私人成本，他就不会有动力实施这种行为。

（2）从人方面来看，第一，人有着不同于委托人的利益和目标，所以他们的效用函数和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不同。第二，人对自己所做出的努力拥有私人信息，人会不惜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因此，现代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股东与经理人员之间委托－关系的产生，会造成一种危险：公司经理可能以损害股东利益为代价而追求个人目标。经理们可能会给他们自己支付过多的报酬，享受更高的在职消费，可能实施没有收益但可以增强自身权力的投资，还可能寻求使自己地位牢固的目标，他们会不愿意解雇不再有生产能力的工人，或者他们相信自己是管理公司最合适的人选，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二）成本

1．成本的涵义。存在委托－关系，就存在成本。对成本的理论解释是：假设信息是完全对称的，人的努力程度可以观察到，那么，即使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委托人也能在保证人得到其保留效用和努力激励的约束下，找到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对于人的支付方案。如果信息不对称，也就是人的努力程度观察不到，那么，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由于工作绩效不仅取决于人的努力，而且取决于表示环境条件的不同的自然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求解支付方案便遇到了最优风险分担和最优激励之间的两难选择。要使经理有动力采取合乎股东心意的行动，则报酬是与业绩挂钩的，而业绩又不完全取决于经理的努力，所以股东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而通常都认为，股东对待风险是采取回避态度的，因此，这在风险分担的安排上就不是最优的。反之，如果要满足最优风险安排，把风险留给风险中性的经理，即在合同中最能承担风险的一方，同时也将风险收入给予经理人员，委托人的效益就不能最大化，通常这种情况下的支付方案被称为次优方案。次优方案与最优方案的偏离，就构成了所谓的成本。成本是让作为人的他人替代自己工作所产生的净增成本。在一个完善的世界里，支付给人的报酬是完全公平的，没有任何浪费。在我们这个不完善的世界里，成本是制度中固有的一种浪费。

2．成本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直接的合约成本，包括订立合约的交易成本，例如销售佣金和发行债券的法律费用；各种制约因素强制产生的机会成本。这些制约因素使本来会是最理想的决策被排除在外。如因为存在一项限制性的债券契约条款而不能进行某项正净现值投资；激励费用，例如雇员的奖金。向人支付此类费用，为了鼓励他们采取与委托人目标一致的行为。第二，委托人监督人的成本，如审计费用。第三，尽管存在监督，人仍会有不当行为，如雇员用途不明的过量开支，此时，委托人的财富会遭到损失。

找到能使委托－关系的总成本最小的决策，是主要目标。在某些情况下周期性的行为不当所产生的成本，比进行监督所需成本要小。但在多数情况下，最理想的解决办法需要对三种组成成本中每一种都加以注意。

（三）产生利益冲突的环境

在我们做出最优化决策的过程中，找出那些自然产生利益冲突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当然，消除所有的潜在冲突是不可能的。下面分析几种易于产生这类冲突的重要关系及环境。

1．股东－经理冲突

上文中已具体阐述了股东－经理关系产生的原因，即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在企业中，一般情况下，具体的财务行为表现为：

（1）在筹资行为中，经营者对增资持积极的态度，因为雄厚的资本可以使经营者更为充分地行使其经营决策权，同时许多非货币收益也随之实现，而所有者对增资则持慎重态度，因为产权融资涉及“稀释效用”，债券融资意味着财务风险的增大，两者的权衡和妥协促成了以杠杆利益为核心的筹资决策技术的形成和应用，以寻求筹资成本、风险、收益三者的均衡点。（2）在投资行为中，委托人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投资收益率必须高于社会平均的或预期的资本报酬率，而人除了考虑这一条件外，还要综合其他目标，如扩大市场份额、形成集约化规模优势、经营者任期内的绩效等。因此，投资者在将投资权授予经营者行使的同时，会在委托过程中设置一些决策流程、分权监控制度或利益挂钩约束体系来制约经营者的投资行为。（3）在收益分配行为中，为了在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既定的委托关系在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公司所有者除了要求支取一定比例的利润外，还得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利润留存在公司以备扩大再生产和其他用途。董事会会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在对股东现实利益与未来预期收益权衡的基础上，决定支取红利和留存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另外，委托人往往会让渡一部分剩余索取权给经营者，以促使经营者从长远的角度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4）财务信息公开制度。干扰委托关系效率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信息不对称。人掌握着企业内部大部分的财务信息，委托人的信息需求全部来自人的披露和报告，这容易导致人隐匿实情、虚报陈报，诱发道德危机。因此，必须实行财务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有关财务信息的披露政策与质量约束机制，以实现委托双方在财务信息了解方面的均衡。

从具体原因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现问题的所在。

（1）股东和经理两者目标的分离。财务理论认为股东的目标在于使自己投资的现值最大。同样根据自利行为原则，财务理论允许经理的目标不同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

（2）雇员职务待遇。道德风险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雇员做出的会影响个人利益即职务待遇的决策。职务待遇包括直接好处和间接好处，前者如使用公司的轿车或办私事时用公费开支，后者如过分花哨的办公室装饰品。在这类事上花费过多的钱，对股东来说就是损失。

（3）雇员的努力。一些雇员希望不做出任何努力就得到报酬。据说，20%的人能干80%的工作。这种不使出全部劲儿的难题被称为规避义务。

（4）人力资本的不可分散性。个人独有的能力和专长被称为人力资本。通常，人力资本受雇佣约束，雇员只能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于一家公司。因此，雇员不容易将自己的人力资本分散化。他们在自己所服务的公司里和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专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人力资本的不可分散性。它直接影响到资本投资的选择。大的上市公司的股东在金融投资组合里，通常持有多种不同股票。因此，对于某家公司价值的偶然波动，他们并不过分在意。原因在于多种不同股票间价值的偶然波动会相互抵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价值的一次偶然波动，足可将其经理“消灭”。

因此，投资时股东和经理的激励因素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但是，通常做出公司投资决策的人当然是经理。激励因素的背离导致投资决策中存在偏见。因为雇员在非常坏的结果中失去的更多，所以他们对公司进行高风险投资会产生偏见。而且由于这种偏见是基于风险（而不是报酬），因此，即使投资会带来很大的正净现值，仍然会存在这种偏见。

人力资本的不可分散性对成本的另一个影响，牵涉到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性质。如果产品和服务是专用的（相对于普遍的），那么雇员人力资本的分散化程度甚至会低于一般水平。高度专业化的雇员可能只能在这家公司工作，因为在这一行业中并不存在其他公司。这种情况下，股东不得不向雇员支付额外报酬，以对雇员在工作上缺乏选择性进行补偿。毕竟，能够做更常见的工作的雇员能选择其他公司工作。

总之，资本选择权问题和资产的专用性问题从不同方面产生强制成本。与资本投资选择有关的成本是放弃正净现值投资的可能性，因此是对新投资的选择产生影响。与专用资产相关的成本是为了使雇员为公司工作而支付更高的工资，因此是对现存投资产生影响。

2．债权人－股东冲突

在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关系中，股东的角色由股东和经理关系中的委托人转变成人，而债权人则是这一关系中的委托人。债权人希望自己不受人（股东）行为的侵害，而股东又是通过公司经理来制定决策的。

(1)资产替换难题。

在债权人和股东关系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是资产替换难题。资产替换最简单、最常见的例子就是用现金购买设备或原料。实际上，在每项投资中都是以一些资产替换另一些资产。谨慎的经理会权衡投资的风险和报酬。我们知道，如果一项投资的风险越高，那么投资者要求的投资报酬率就越高，这样该项投资的现值就会越小。所以当存在风险性负债时，会促使股东用风险更高的资产来替换公司现存资产。当用风险更高的资产来替换公司现存资产，以此从债权人手中谋取价值时，就出现了资产替换难题。资产替换难题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股东可选择违约，而这种选择权是有价值的。要实现资产替换，可以通过进行新投资或通过售出某些现存资产并购入新资产。虽然公司的总价值可能不变、上升或减小，但由于违约可能性增大，债权人求偿权的价值会减小。因为在求偿的两方之间存在零和博弈的情况，所以债权人价值的下降会引起股东价值有一个刚好相抵的增加额。

(2)投资不足难题。

投资不足在本质上是资产替换难题的相反面。当存在未清偿的风险性负债时，若公司进行低风险投资，那么股东会损失价值。而且，即使该投资净现值为正，股东还是会受到损失。所以投资不足的情况是，股东会拒绝从事一项效益好（净现值为正）但风险低的投资，使财富不会从自己这里转移到债权人手中。当然，虽然风险变化会带来损失，股东还是可以从一项投资中获利——只要该投资的正净现值足够大。然而，如果由于降低资产风险导致的股东价值的减少额，超过了该投资的正净现值，股东就会拒绝从事该项投资。

(3)通过股利政策进行求偿稀释。

支付大量现金股利会稀释现有债权人的求偿权。支付股利同时减少公司的现金额和股东权益总量。权益总量的减少，会使公司的负债融资比例提高，从而增加了负债的风险并降低了负债求偿的价值。这不过是不同形式的一种资产替换。替换后，公司除了现金额减少之外，其余方面是相同的。因为现金是无风险资产，减少部分现金（支付给了股东）会提高剩余资产的平均风险。现在你可以知道，由此提高的风险会降低公司未清负债的价值。

(4)通过发行新债进行求偿稀释。

负债的大规模增加也会稀释现有债权人对公司资产的求偿权。如

果新债使不能向现有债权人偿还承诺金额的可能性增大，那么就存在求偿稀释。同资产替换的情况一样，风险的增加降低了公司未清负债的价值。再一次，因为是零和博弈，而且股东有或有求偿权，所以股东会在债权人价值损失时得到收益。

(5)资产的专用性。

一般来说，若公司资产用途是专用的，指其适用于特定的经营领域，当必须进行处理时，处理这些资产的风险会更大。因此，这类资产提供给债权人的担保价值较低。虽然这类资产由于其专用性会受到青睐，他们同时也可能由于专用性变得一文不值（或者甚至要花巨资去处理）。当然，实质还是风险－报酬权衡。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拥有专用资产的公司必须付出较高的利息成本，以补偿债权人增加的风险。

三、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即以债务、优先股和普通股权益为代表的企业的永久性长期融资方式组合。我们研究资本结构，就是要优化资本结构，确定合理的资本结构，使企业资金达到良性循环，降低资金成本，减少财务风险，提高企业偿债能力和经济效益。有关资本结构的理论，我们知道有传统的资本结构的理论、理想状态的M-M理论以及存在所得税和市场缺陷条件下的M-M理论。在本文中我们不再对这部分进行详细的阐述，我们考察资本结构并不是就其本身理论进行详细的研究，而是要探讨资本结构对研究委托问题、研究资本结构与委托问题的关系的重大意义。因此，我们研究的着眼点不同，导致了我们研究的重点放在资本结构与问题交叉的部分，也即资本结构中涉及理论的部分。下面简要回顾一下几种资本结构理论。

（一）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

资本结构和估价的传统方法认为存在一个最优资本结构，而且管理当局可以通过适当的使用财务杠杆来增加企业的总价值。该方法认为企业在开始时可以通过增加财务杠杆降低它的资本成本并提高总价值。

（二）M－M理论

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的有关资本结构的理论，简称为M－M理论。M－M理论认为企业所有证券持有人的总风险不会随企业的资本结构的改变而变化。因此，不论企业的融资组合怎样，企业的总价值必然相同。简单来说，M－M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无论你将企业的资本结构在债务、权益和其他组成部分之间如何划分，总是存在一个恒定的投资价格。也就是说，由于公司的总投资价值取决于它的基本的获利能力和风险，对于资本结构的改变，企业的价值保持不变。因此，如果不存在税收和其他市场缺陷，企业的价值在被分成债务、权益、和其他证券时不会发生改变。

对这一观点的支持是根据这样一个想法，即投资者能够用个人的财务杠杆来替代公司的财务杠杆。因此，投资者通过借款能够达到企业可能采用的任何资本结构。由于企业不能够为它的股东做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指利用财务杠杆），在M－M所假定的完全资本市场世界中，资本结构的改变没有价值。因此，仅在资本结构方面有差别而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两家企业必然具有相同的价值。否则，套利就成为可能，而套利的发生又会使这两家企业最终在市场上按相同的总价值出售。换句话说，套利使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东西不可能在同一市场上按不同价格出售。

（三）存在公司所得税条件的M－M理论

M－M理论突破理想环境，考虑缴纳公司所得税条件下资本结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他们的结论归纳为：

1.负债公司的价值等于无负债公司的价值加上税蔽的现值。

2.负债公司的普通股权益资本成本等于无负债公司的权益资本加上财务风险增益。而财务风险增益等于负债权益比率、1减去税率和无负债公司的资本成本与负债利率之差三因式的乘积。

而当我们考虑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将债务和股票收入的公司税与个人税结合起来考虑，上述结论中税蔽现值可能会降低。最终的避税利益的数量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论的经验性问题。但是，一般都同意个人税只会减少，但不会消除与债务有关的公司税的好处。结果是最优的杠杆策略仍要求公司持有很大比例的负债。这一结论是考虑到了在极端的财务杠杆下，避税利益的不确定性可能减少税的“净”影响这一事实。由于总的来说公司的财务杠杆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在公司改变它的资本结构中的债务比例时会影响公司估价的其他因素。

（四）市场缺陷对M－M理论的影响

对于完全资本市场来说，套利作为论据可以证明M－M理论的观点，即企业的资本成本与总的估价和它的资本结构无关。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市场存在缺陷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

1．破产成本。如果存在破产的可能性并且与破产有关的处理及其他成本很重大，使用财务杠杆的企业可能就不如没有财务杠杆的企业那么对投资者有吸引力。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中，我们是假定破产成本为零的。如果企业破产，它的资产就可按经济价值出售，而不会发生清算费用或法律费用。然后按照对资产的请求权的优先顺序进行分配。但如果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就可能存在处理成本，而资产就可能不得不按照低于经济价值的价值进行清算。在债务和权益持有人看来，这些处理成本和清算价值相对于经济价值的短缺就代表整个系统的流出。

2．成本。对资本结构和价值产生影响与破产成本密切相关的是成本。在下文中将着重阐述问题与资本结构的关系，也就是企业的财务关系。

3．机构性的限制。对投资行为的限制可能会阻止套利过程的进行。许多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和人寿保险公司等，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导致机构投资者需求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就可能对该公司的金融工具的市场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4．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也会限制套利过程。套利只有在交易成本所施加的限制之下才会进行，在此之后套利就不再有利可图。因此，使用财务杠杆的企业的总价值就会比理论上稍微高或低一些。这种缺陷的净效果的方向是不确定的。

四、资本结构和委托问题的关系及解决

以上我们明确了委托问题和资本结构的理论，下面我们切入本文的关键点，委托问题和资本结构到底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即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那就是通过优化资本结构来降低成本，或者通过降低成本来优化资本结构，两者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资本结构的选择决定了企业的控制权约束机制。同时资本结构决定了企业的财务风险。这就是资本结构和委托问题的关系。而解决该问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

（一）公司不同权益要求者之间的冲突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可能的话，可以通过签订协议来解决这些冲突。比如，可通过限制性协议（如对杠杆比率的限制）来避免潜在冲突。当不能通过签订协议来解决某一冲突时，投资者们便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通过降低他们所愿支付给债务的价格来避免未来财富损失的风险。当公司发行证券时，证券的成本是所有特殊协议（如债券限制性协议。这种协议成本极高，因为他们限制了公司选择的余地。）的成本之和再加上其他潜在冲突导致的降价。

（二）公司资本结构也会影响与公司劳工协议有关的成本。请回想人力资本的不可多样化问题。为一个行将破产的公司工作的雇员为了找到新工作更可能发生寻找成本，而且这些成本各公司不尽相同。雇员找工作的预期成本取决于公司产品和劳务是否具有专用性。执行大众化工作的雇员相对于从事专用性工作的雇员，前者的预期寻找成本较低。人力资本反映了这种差别。因此，当其他条件一样时，与人力相关的成本对于提供相对专用化产品和劳务的公司而言更高。由于较高的杠杆比率会产生较高的成本，所以这很可能意味着公司产品和劳务的专用化程度将影响公司对资本结构的选择。

（三）债务筹资也可能会减少公司的成本，如债权人监督股东的成本和股东监督经理的成本。只要公司发行新债，潜在债权人就会仔细分析公司情况以确定该债务的公平价格。于是每发行一次新债，现有债权人和股东就免费享受了一次对公司的外部“审计”。这种外部审计降低了为确保人（公司经理）尽职尽责而花费的监督成本。

（四）另一种通过利用债务来执行监督功能的办法是利用偿债基金条款。通过偿债基金，公司可以满足每期除付息之外支付的需要。如果难于建立偿债基金，则它可能是一个较早的信号，预示着公司可能陷入了财务困境。如果无法按要求建立偿债基金则意味着公司可能到期无法偿付。显然，这种监督功能有益于债权人，也有利于股东对公司经理的进一步监督。

（五）在降低债务成本时，利用有形资产抵押来确保还款也可扮演着重要角色。带抵押的债务减少了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时的潜在损失，因而也就限制了股东侵占债务人财富的数额。用于抵押偿债的资产在未得到债权人或破产法庭许可前不得出售。

（六）解决问题，达到优化资本结构，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财务监督和会计监督，以及其他监督手段，其实财务环境中的许多因素均可作为监督手段，在常规的经营程序中，人们公开地提供并寻求信息，他们还通过自身地行为传递信息，政府执行法律法规时也会披露信息，甚至公司的声誉和结构也会传递信息。常见的监督手段有：

1．财务报表。经过审计的会计报表是对股东－经理关系、债权人－股东关系的监督手段。财务报表提供了一个预警系统。

2．现金股利。现金股利可以从两方面充当监督手段。首先，公司未能宣布期望金额的现金股利会产生警报。虽然这也许是或也许不是负面信息，但会促使投资者进一步探究。他们必须弄清未能发放预计金额的股利意味着什么。其次，发放现金股利会迫使公司更频繁地寻求外部筹资，上面已经提到外部筹资地监督作用。

3．债券评级。由穆迪或标准－普尔公司之类结构进行地的债券评级在债券发行时提供了监督，而且在债券的整个偿还期里也提供了程度略低的监督。

4．债券条款。债券条款提供了一种预警系统。

5．政府法规。政府用于保护公众利益的监督手段在不断发展。例如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都可对公司进行监督，防范种种违法行为。

6．整个法律制度。盗窃、诈骗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人不当行为都是非法的。法律制度为每一个人都提供了种种监督形式。

7．声誉。声誉及其所含的一般信息是一种监督形式。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声誉是有价值的，这会促进提供准确信息的动力，而准确的信息又便利了监督。

8．多级别组织。一个公司中，如果考察和评价各个决策需要通过众多权限级别，那么也提供了一种结构上的监督形式。当你的不当行为需要许多人配合才能做到时，就会困难得多。在这样的公司里，一项计划要取得批准，必须经过广泛的讨论。大群体中可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人，并非每一个人都能保守秘密。

五、结论

从委托关系的角度而言，资本结构的重要性，表现为债务相对于股权融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理的过度投资。相反，债务也会增加委托成本。这种成本增加效应主要地表现为债务会导致经理倾向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资本结构对经理的经营激励也具有影响。而同时债务也导致由于从声誉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公司或经理倾向于选择相对安全、能保证还清债务的项目，而不是真正价值最大化的项目。资本结构对于公司的清算或产业退出和收缩具有影响。同时，债务融资还会产生另一种成本，即在公司近期可能破产时，即便有好的可以导致价值增加的项目，股东也不会有激励去投资。因此从整体上看，资本结构对于解决委托问题是一个双向的作用。

总之，将资本结构和委托理论交叉起来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虽然现在还处于发展阶段，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公司经营和治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功用。随着该项研究的深入，一定会实现本文再三强调地目的：降低成本，优化资本结构。更好地指导企业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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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论论文篇（2）

另一个特点是，委托理财的受托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过去，大多数的委托理财是通过券商和各类投资公司进行的，现在进行这一委托理财的受托主体在不断拓宽，例如日前沪昌特钢选择信托公司进行委托理财，而据了解，基金公司也在积极如何帮助进行资产管理等委托理财事宜。

同时，保底收益的做法依然普遍存在。如外高桥决定委托上海富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5000万元投资国债，受托方承诺上述资金的年收益率为9.5％，如实际收益率不足将予以补足。即使没有保底收益，不少公司对委托理财的收益率仍然有较高期望，最低的也达到了8％。如首创股份拟将1.5亿元委托北京巨鹏投资公司进行资产管理，双方约定，委托资产的年收益率小于或等于8％时，不计提业绩报酬；年收益率大于8％时才开始计提报酬。这种完成预定收益率才收取报酬的做法目前已被多家上市公司所采用。

引人关注的是，除新增委托理财外，不少上市公司在以前的委托理财无法按期收回，从而不得不延期。西部的一家上市公司在1月初称，一笔4000万元的委托理财只收回400多万元，余额延期6个月。同时，该公司还有一笔3000万元的委托理财更是将延期1年。初步统计，上市公司目前延期的委托理财约占到了去年委托理财总额的三成左右。

既然委托理财在上市公司中如此广泛，如火如荼，形式多样，那么委托理财及其投资收益如何核算呢？这似乎并不成为，但仍有探究的必要。

一、委托理财行为是长期投资还是短期投资

企业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适当的委托理财，一般而言，期限不会超过一年。根据《企业制度》的有关规定，短期投资，是指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1年（含1年）的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长期投资，是指除短期投资以外的投资，包括持有时间准备超过1年（不含1年）的各种股权性质的投资、不能变现或不准备随时变现的债券、长期债权投资和其他长期投资。因此，委托理财属于短期投资。

当委托理财到期，对于不得不延期的委托理财，或是自愿延期的委托理财，即使前后期累计投资时间已超过一年，延期部分亦均可视为一次新的理财行为，即为短期投资。

二、委托理财投资的运作形式

在实际操作中，委托理财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1、委托方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委、受双方就资金流向及其余额定期（如按月）或随时沟通，受托方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2、委托方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委托方对受托方进行全权委托，受托资金封闭运行，受托方不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3、委托方并不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而是将资金交付受托方后进行专项委托，受托方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4、委托方并不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委托方对受托方进行全权委托，受托资金与受托方自有或其他资金混合使用，受托方不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三、委托理财投资的核算

（一）委托理财投资核算的一般原则：

委托理财投资，属短期投资，一般应当按照以下原则核算：

1、短期投资在取得时应当按照投资成本计量。短期投资取得时的投资成本按以下确定：

委托理财均为现金方式。以现金购入的短期投资，按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当单独核算，不构成短期投资成本。

已存入证券公司但尚未进行短期投资的现金，先作为其他货币资金处理，待实际投资时，按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实际支付的价款减去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作为短期投资的成本。

企业向证券公司划出资金时，应按实际划出的金额，借记“其他货币资金”，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企业购入的各种股票、债券、基金等作为短期投资的，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借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贷记“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等科目。如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单独核算，企业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减去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后的金额，借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按应领取的现金股利、利息等，借记“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科目，按实际支付的价款，贷记“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等科目。

2、短期投资的现金股利或利息，应于实际收到时，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但已记入“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科目的现金股利或利息除外。

企业取得的作为短期投资的股票、债券、基金等，应于收到被投资单位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息等收益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

企业持有股票期间所获得的股票股利，不作账务处理，但应在备查账簿中登记所增加的股份。

3、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对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应当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应在期末时按短期投资的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借记“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贷记“投资收益”。

4、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短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作为当期投资损益。

企业出售股票、债券、基金或到期收回债券本息，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已计提的跌价准备，借记“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科目，按出售或收回短期投资的成本，贷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按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利息，贷记“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投资收益”科目。

委托理论论文篇（3）

另一个特点是，委托理财的受托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过去，大多数的委托理财是通过券商和各类投资公司进行的，现在进行这一委托理财的受托主体在不断拓宽，例如日前沪昌特钢选择信托公司进行委托理财，而据了解，基金公司也在积极研究如何帮助企业进行资产管理等委托理财事宜。

同时，保底收益的做法依然普遍存在。如外高桥决定委托上海富宝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5000万元投资国债，受托方承诺上述资金的年收益率为9.5％，如实际收益率不足将予以补足。即使没有保底收益，不少公司对委托理财的收益率仍然有较高期望，最低的也达到了8％。如首创股份拟将1.5亿元委托北京巨鹏投资公司进行资产管理，双方约定，委托资产的年收益率小于或等于8％时，不计提业绩报酬；年收益率大于8％时才开始计提报酬。这种完成预定收益率才收取报酬的做法目前已被多家上市公司所采用。

引人关注的是，除新增委托理财外，不少上市公司在以前的委托理财无法按期收回，从而不得不延期。西部的一家上市公司在1月初称，一笔4000万元的委托理财只收回400多万元，余额延期6个月。同时，该公司还有一笔3000万元的委托理财更是将延期1年。初步统计，上市公司目前延期的委托理财约占到了去年委托理财总额的三成左右。

既然委托理财在上市公司中如此广泛，如火如荼，形式多样，那么委托理财及其投资收益如何核算呢？这似乎并不成为问题，但仍有探究的必要。

一、委托理财行为是长期投资还是短期投资

企业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适当的委托理财，一般而言，期限不会超过一年。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短期投资，是指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1年（含1年）的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长期投资，是指除短期投资以外的投资，包括持有时间准备超过1年（不含1年）的各种股权性质的投资、不能变现或不准备随时变现的债券、长期债权投资和其他长期投资。因此，委托理财属于短期投资。

当委托理财到期，对于不得不延期的委托理财，或是自愿延期的委托理财，即使前后期累计投资时间已超过一年，延期部分亦均可视为一次新的理财行为，即为短期投资。

二、委托理财投资的运作形式

在实际操作中，委托理财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1、委托方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委、受双方就资金流向及其余额定期（如按月）或随时沟通，受托方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2、委托方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委托方对受托方进行全权委托，受托资金封闭运行，受托方不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3、委托方并不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而是将资金交付受托方后进行专项委托，受托方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4、委托方并不在受托方开设资金专户，委托方对受托方进行全权委托，受托资金与受托方自有或其他资金混合使用，受托方不向委托方提供交易及资金余额清单。

三、委托理财投资的核算

（一）委托理财投资核算的一般原则：

委托理财投资，属短期投资，一般应当按照以下原则核算：

1、短期投资在取得时应当按照投资成本计量。短期投资取得时的投资成本按以下方法确定：

委托理财均为现金方式。以现金购入的短期投资，按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当单独核算，不构成短期投资成本。

已存入证券公司但尚未进行短期投资的现金，先作为其他货币资金处理，待实际投资时，按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实际支付的价款减去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作为短期投资的成本。

企业向证券公司划出资金时，应按实际划出的金额，借记“其他货币资金”，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企业购入的各种股票、债券、基金等作为短期投资的，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借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贷记“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等科目。如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单独核算，企业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减去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后的金额，借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按应领取的现金股利、利息等，借记“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科目，按实际支付的价款，贷记“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等科目。

2、短期投资的现金股利或利息，应于实际收到时，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但已记入“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科目的现金股利或利息除外。

企业取得的作为短期投资的股票、债券、基金等，应于收到被投资单位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息等收益时，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

企业持有股票期间所获得的股票股利，不作账务处理，但应在备查账簿中登记所增加的股份。

3、企业应当在期末时对短期投资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对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应当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企业应在期末时按短期投资的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借记“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贷记“投资收益”。

4、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短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作为当期投资损益。

企业出售股票、债券、基金或到期收回债券本息，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已计提的跌价准备，借记“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科目，按出售或收回短期投资的成本，贷记“短期投资”（××股票、债券、基金），按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利息，贷记“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投资收益”科目。

企业出售股票、债券等短期投资时，其结转的短期投资成本，可以按加权平均法、先进先出法、个别计价法等方法计算确定其出售部分的成本。企业计算某项短期投资时，应按该项投资的总平均成本确定其出售部分的成本。企业计算出售短期投资成本的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如需变更，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予以说明。

5、“短期投资”应按短期投资种类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6、“短期投资”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持有的各种股票、债券、基金等短期投资的成本。

（二）委托理财投资特殊情况的核算：

1、企业在委托理财时，如上述“运作形式”所述，并不一定能够获取交易清单，亦不一定知晓在受托方购入股票等证券时实际支付的价款中是否包含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向证券公司划出资金时，应按实际划出的金额，直接借记“短期投资”，贷记“银行存款”科目。而不再通过“其他货币资金”、“应收股利”、“应收利息”科目等核算。

在这种情况下，委托理财运行过程中，对于实际发生的现金股利或利息，因收于受托方券商或投资公司，并且无及时的交易纪录，亦不予核算和反映。

2、企业在资金委托运作期内出售股票、债券、基金或到期收回债券本息，如无法获取交易清单，企业不予核算和反映。运作期内某一清算期满后统一清算，如跨年度时年底结算一次。但如果能够获取交易清单，应该及时确认损益。有些企业在运作期内已经处置所购证券并能计算处置所得，但并未确认和核算投资收益，而是一律全额直接冲减“短期投资”。理由是尚在运作期内，运作期未满。这是对相关制度的误解。企业只有短期投资的现金股利或利息，于实际收到时，才可能予以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

3、对于企业与券商签订保底收益协议的，企业一般的做法是将清算时所得款项超过短期投资成本的差额部分，全部计入投资收益。这种做法值得探讨。这里暂且不论保底的做法是否合乎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保底收益率超过实际收益率，超额收益其实来源于受托方的捐赠。如果能够从交易清单中分别确认实际收益和超额收益，该超额收益存在着计入投资收益还是资本公积两种选择。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计入资本公积。但是，这种收入又确实是委托理财行为本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流入，而不是凭空产生。计入资本公积，似乎是难以接受的。笔者认为，两种选择都是可行的。

同样，如果双方规定在超过某一预定的投资收益率时，企业将一定比例的超额收益支付给受托方。那么，超额收益分成的部分，其实来源于委托方企业的捐赠。如果能够从交易清单中计算确认该部分超额收益分成，该超额收益分成，也存在着计入投资收益（减项）或营业外支出两种选择，也都是可行的。

4、企业无法按月或随时获取交易明细清单的，“短期投资”应按受托单位而不是按投资种类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四、委托理财投资举例说明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年报披露如下：

1、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包括：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依据200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风险投资批准权限的专项授权，于2001年7月31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使用不高于人民币三亿元的资金投资国债的决议。2001年8月12日，公司董事会就上述决议作出修改决议，公司只使用1亿元人民币资金购买国债，另外委托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2亿元人民币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2、会计报表附注，短期投资：

项目2001年度投资金额成本（人民币元）跌价准备（人民币元）

委托投资-委托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90，500，000[注1]

债券投资41，655，2042，679，155

存放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管理债券投资款50，000，000[注2]

合计282，155，2042，679，155

报表日债券投资包括以下债券：

库存数量库存债券成本

债券名称手人民币元

96国债（8）34，76941，655，204

债券投资已按成本和市值孰低原则计提了跌价准备，报表日的市价是根据《中国证券报》公布的2001年12月31日股票交易收盘价确定。本公司债券投资的变现无重大限制。

注1、本公司于2001年8月12日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资产管理协议书，委托其管理资金共计人民币200，000，000元。根据该协议，该证券公司在本公司指定的证券账户名下，在不违背本公司利益的原则下，有权自主运用和操作资金专用账户的资金买卖及持有在中国境内合法的金融证券交易市场公开挂牌或即将挂牌交易的股票、认股权证、基金、债券以及其他的上市投资品种。本次资产管理的委托期限为12个月，自2001年8月13日至2002年8月12日。本公司于本年度已收回部分委托管理资金计人民币9，500，000元（另注该公司在公司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委托资产管理事项”，披露：公司向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委托资产的1%作为管理费用。如投资收益率在10%以上时，本公司将超额盈利部分的20%支付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其业绩报酬。2001年12月25日，公司收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支付950万元投资收益的函件，2001年12月26日公司收到此笔投资收益款项。公司未来尚无委托理财计划）。截至2001年12月31日，本公司存放于该证券公司资金账户中仍未使用的证券投资现金余额为人民币549，556元，于2001年12月31日，该委托投资证券的市值为人民币206，958，431元，因此本公司于该委托投资于2001年12月31日的投资成本（已扣除年末仍未使用的现金余额）与市值的差异为人民币17，007，987元。

注2、本公司委托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公司的国债投资款提供管理服务，本公司已就该国债投资投入人民币50，000，000元，于2001年12月31日，本公司并无通过该证券公司持有任何国债，而本公司存放在该证券公司资金账户中仍未使用的国债投资现金余额为人民币50，640，291元。

3、会计报表附注，投资收益（部分）：

项目2001年度（人民币元）

投资国债收益（详见短期投资注（2））（2，959，933）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详见短期投资注（2））2，679，155

从该公司年报所披露的的情况来看，该公司对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款项200，000，000元为全权委托理财方式，对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则仅为委托管理债券投资。

1、支付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款项200，000，000元借：短期投资200，000，000贷：银行存款200，000，000

2、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回950万元投资收益借：短期投资9，500，000贷：投资收益9，500，000该公司将收回的950万元直接冲减短期投资，值得商榷。因为按8月中旬投入4.5个月计算，投资收益率达12.67%，该收益不太可能是收取的股利或利息，而且上市公司在8月中旬以后支付股利的情况很少。那么应该是证券（包括认股权证）的处置收益。处置收益应该计入投资收益。

3、支付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款项50，000，000元，该公司并无通过该证券公司持有任何国债，而本公司存放在该证券公司资金账户中仍未使用的国债投资现金余额为人民币50，640，291元。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50，000，000贷：银行存款50，000，000该公司将5000万元直接核算为短期投资，而不是反映为其他货币资金，亦值得商榷。现金余额为人民币50，640，291元，多出的640，291元应该为存款利息。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640，291贷：财务费用640，291

委托理论论文篇（4）

[内容摘要] 大陆法和普通法存在很大的区别。对此，我国学者仅照搬了施米托夫的“区别论”和“等同论”而来深入分析。本文对施米托夫不同的表述作了分析，指出：如从内容而不从文字上说，“区别论”和“等同论”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委任和授权。用“区别论”和“等同论”区分大陆法和普通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两大法系制度不同的法理根据是两大法系的传统不同：相对而言，大陆法走的是抽象之路，从逻辑出发；普通法走的是具体之路，从经验出发。 [关键词] ，区别论，等同论，委任，授权 一、“区别论”和“等同论”的本来表述 无论在大陆法还是普通法中，都是重要的法律制度。大陆法中的和普通法中的存在很大的区别。两大法系制度的区别，是否反映了两大法系制度的法理根据的区别？学者对此作了探索。原联合国法律顾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席、著名法学家施米托夫认为，大陆法的法理根据是“区别论”，普通法的法理根据是“等同论”。①就笔者所见，大陆学者在论述两大法系制度的法理根据时，都采用了施米托夫的观点。② 那么，“区别论”是什么意思呢？具体地说，是什么和什么的区别呢？施米托夫原文是： 大陆法上的理论最重要的特征是把委任（mandate，即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合同）与授权（authority，即人代表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力）的概念严格地区别开来。用克拉里斯（Clarise）的话来说，这两个概念：阐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委任指本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另一方面，则指交易的外部方面，即本人和人同第三人的关系。③ 从引文可知，在文字上，施米托夫所谓的区别，指委任和授权的区别。但根据他所引用的克拉里斯的话，“区别论”是指委任和的区别。需要指出，授权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施米托夫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可以互相替代。 那么，“等同论”又是什么意思呢？具体地说，是什么和什么等同呢？施米托夫原文是： 普通法把本人与人的等同论作为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可以用“通过他人去做的行为视同自己亲自做的一样”（qui facit peralterum facit perse）的短语来表述。④ 从引文可知，在文字上，施米托夫所谓的“等同”，指本人与人等同。但根据他所引用的短语，“等同论”是指行为和本人行为等同。所谓行为等同，只能理解为行为的结果等同。但从行为结果等同不能推论行为人等同。行为的结果归本人而不归人，正说明本人不等同于人。 从以上介绍可知：第一，无论是“区别论”还是“等同论”，施米托夫在文字上和解释上的表述均存在内容的不同。第二，无论在文字上还是解释上，施米托夫的“区别论”的区别的对象，都不是他的“等同论”的等同的对象。也就是说，大陆法区别的对象，不是普通法等同的对象。施米托夫只是告诉人们：在某两个概念的关系上，大陆法持“区别论”；而在另外两个概念的关系上，普通法持“等同论”。这样的逻辑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大陆法区别的对象，普通法未必不区别；而普通法等同的对象，大陆法也未必不等同。如此比较有什么意义呢？ 二、大陆学者对“区别论”和“等同论”的表述 大陆学者在“区别论”的表述上与施米托夫有所不同。 《国际法研究》一书认为：“大陆法上的制度建立在将委任与权严格区别开来的区别论的基础上。其中委任（mandate）指本人与人（agent）之间的合同，调整本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权（authority）则指本人和人同第三人（thethirdparty）之间的外部关系。”⑤在这里，“区别论”之区别，成了委任和权的区别。需要指出，在施米托夫的原文中，“授权”两字后有一括号：（authority，即人代表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力）其中，authority的意思不是“授权”，而是“权”，即所授之权-顺便指出，民事关系各方法律地位平等，权是权利，不是权力。施米托夫称权为权力不妥-“委任”表示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权是人为行为的资格，“委任”和权不是同类概念。但学界在使用时并不注意区分。⑥把委任和授权的“区别”表述为委任和权的区别，是不确切的。 《商事法》 一书认为：“大陆法上的制度是建立在将委任与权严格区别开来的区别论的理论基础上的。所谓区别论，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把委任（即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合同）与授权（即人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利）的概念严格区别开来。委任指被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则指交易的被人和人同第三人的外部关系……”⑦在这里，“区别论”之区别有三种含义：委任和权的区别；委任和授权的区别；委任和的区别。这三种区别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说明。这样，“区别论”所区别的对象究竟是什么，难以知晓。 因此，大陆学者对“区别论”的表述和施米托夫原文的意思是有出入的。而大陆学者在“等同论”的表述上几乎一字不差地转抄了施米托夫的原文，⑧包括施米托夫文字和解释中的差异，但未作分析。当然，大陆学者也没有提及“区别论”和“等同论”比较对象的不同。 三、“区别论”和“等同论”的应有含义 应该如何评价施米托夫的理论呢？ 先说“区别论”。在理论中，“委任”和“授权”是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但民法教科书只是告诉人们：“委任”是双方行为，反映了的内部关系：“授权”是单方行为，反映了的外部关系。但为什么这样？究竟什么是“委任”？什么是“授权”？却未见说明。这种情况影响了理论的研究。施米托夫观点的流传和误传，不能说和这种情况没有关系。 确切地说，在大陆法中，所谓“委任”，指委托人聘请受托人就任某一职务，因此必须得到受托人的同意，属双方行为；所谓“授权”，指许可人许可被许可人在特定情况下行使许可人的姓名权或名称权，即许可被许可人以许可人名义，向第三人表示被许可人的某类效果意思，或接受第三人的某类效果意思，因此无须得到被许可人的同意，属单方行为。“委任”不包含“授权”，“授权”不是“委任”的组成部分。也不存在接受或不接受“授权”的问题。委托人聘请受托人就任某一职务后，可以向受托人作出某一“授权”，也可以不向受托人“授权”。委任合同通常不包含授权条款，但也可以包含授权条款。委任合同如包含授权条款，表示“委任”和“授权”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委任”包含“授权”，或受托人接受授权（“许可”）。“委任”必须向受托人为之：“授权”可以向被许可人为之，也可以向第三人为之。“委任”是委托人向受托人的承诺。“授权”是许可人向被许可人和第三人的承诺：（1）被许可人可以许可人名义，在授权范围内向第三人表示自己的效果意思，或接受第三人的效果意思，而由许可人承担行为后果；（2）第三人可接受被许可人在授权范围内以许可人名义表示的被许可人的效果意思，而请求许可人承担被许可人的行为后果。这是一种附条件的请求权。可见，虽然“授权”本来是许可人向被许可人授予权，但“授权”的效力表现为许可人在授予被许可人权的同时，也为第三人设定了一种附条件请求权。“委任”变动了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授权”不仅变动了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且变动了许可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委任”行为的相对人是受托人，“授权”行为的相对人包括被许可人和第三人。因此，“委任”是的内部行为，无对外效力；而“授权”是的涉外行为，既有对内效力，又有对外效力。大陆法赋予“委任”和“授权”以完全不同的含义，“授权”和“委任”被严格地区分开来。 显然，“授权”不是让与权利。“授权”是许可他人行使权利，授权人“授权”后仍享有所授之权。而权利让与后，无论有偿让与还是无偿让与，让与人均不再享有权利。“授权”也不是委托行为。“委托”是请人代办某事，属双方行为。被许可人并无法定或约定义务以许可人名义行使许可人的姓名权，但如被许可人为此行为，推定被许可人和许可人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因此行为不构成无因管理。⑨ 因此，虽然在本来的意义上，授权与含义不同，但在施米托夫的行文中，“授权”与“”是一个意思，均反映了人可代本人向第三人建立的法律关系。这是的外部关系。在大陆法中，曾有这样的理论：委任合同对权限的约定，对人来说，其含义不过是“你不应该”，而并非“你不能”。大陆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德国商法典》第50条（1）款：“对法定商业范围的限制对第三人无效”。施米托夫的“区别论”的区别，其实是指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即本人和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与人可代本人向第三人建立的合同关系的区别。 再说“等同论”。前文指出， 根据施米托夫所引用的短语，“等同论”应解释为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但施米托夫在阐述“等同论”时，又有这样的文字： 本人与人的等同论与拉班德的区别论针锋相对，它的含蓄意思是：作为本人知己的人已得到适当授权，其行为是在授权范围之内。等同论最为清楚不过地表达了拉班德之前欧洲大陆法典编纂中所体现的“是委任的后果”的思想，至少两者在理论上是不可分割的。⑩ 从引文可知，施米托夫的“等同论”，其真正的含义并不象他自己表述的那样，是人等同于本人；也不是他为解释“等同论”所引用的短语的意思：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而是权限在授权范围之内，是委任的后果-其实就是行为等同于委任行为，的外部关系等同于的内部关系。这样，施米托夫的“区别论”所区别的对象，与他的“等同论”所等同的对象，就一致了：都是指委任和授权，表现为委任行为和行为，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然而，虽然大陆法区别了授权行为和委任行为，但普通法也没有规定权限绝对地受委任合同的制约。譬如，普通法规定了不容否认的，在此类中，本人必须承担行为人的无权后果。 同样，虽然普通法主张行为等同于委任行为，并规定了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但在大陆法中，行为的结果同样归本人。这意味着，在大陆法中，行为的结果也被等同于本人行为的结果。 实际上，为了平衡关系各方的利益，无论大陆法还是普通法，都不可能使权限绝对地受委任合同的限制，也不可能允许权限完全背离委任合同。早期的大陆法未从理论上区别委任与授权，1794年的《普鲁士法典》甚至规定委任包含授权。这样的规定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已为后来的大陆法制度修正。而按照《德国商法典》第50条（1）款，权限完全不受委任合同的制约，又对本人不公平。德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该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不止一次作了限制。大陆法各国通过对各种权的具体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为与委任行为的区别。 可以说，基于关系各方的平等法律地位，在一定限度内区别委任行为和行为，区别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是包括大陆法和普通法在内的一般民事制度的本质要求。以是否区别（或等同）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对相对成熟的制度分类，是十分困难的。施米托夫的“区别论”和“等同论”，并不能严格区分大陆法和普通法，更不是大陆法和普通法的法理根据。当然，对于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两大法律体系的强调程度是不同的。这一问题将在下文讨论。 四、两大法系的法理根据比较 要寻找大陆法和普通法在法理根据上的区别，必须从两种制度的区别着手。大陆法和普通法的主要区别是：（1）大陆法限于法律行为（表意行为），而普通法不限于法律行为；（2）大陆法限于显名，而普通法除显名外，还包括隐名和不公开关系的合同行为。造成这两个区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罗马法早期无制度，原因有二：（1）家子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已为家父所吸收；（2）坚持债只能自为。后来逐渐地有所突破，但仍坚持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向来是民事活动的原则。行为人代本人向第三人所为民事行为，[12]有两种情况。（1）事实行为，包括传达本人所表示的效果意思。此时行为人只是本人肢体的延长，行为后果自然应由本人承担。（2）法律行为，即表示自己的或接受他人的效果意思。此时行为人不仅延长了本人的肢体，而且延长了本人的意志。所谓延长了本人的意志，指行为人既在授权范围内行为，又有自己的意思表示；即既不改变本人意志，又不是本人意志的传达。其中，延长肢体是手段，延长意志是目的。又可分为两种情况：（1）为他人设定权利；（2）为他人设定义务。第一种情况不损害本人利益，自可允许。第二种情况损害本人利益，有违民法原理。因此，在近代以前，大陆法始终一般地禁止代他人订立合同。 随着贸易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合同需由他人代订已成为一种必然。法律必须制定一套制度，使合同后果归属于本人。这就是制度。可见，大陆法制度是专为被许可人向第三人的法律行为而制定的制度。大陆法建立了法律行为理论。大陆法是建立在法律行为理论的基础上的。 普通法原来也一般地禁止委托他人代订合同，但普通法没有法律行为 理论。普通法在将陈述性行为的行为后果归属于本人时，并不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没有法律行为理论是普通法不限于法律行为的原因。 前文指出，自罗马法以来，民法一直坚持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这一限制的法理根据是民法的平等原则：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平等原则是民法的第一原则，民法的其他原则都派生于这一原则。大陆法在表面上或者说形式上突破了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限制，从绝对地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至有条件地为他人设定义务。这是大陆法区别于其他民事行为的本质特征，是民法中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例外。为保证各方的平等地位，这一例外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大陆法认为，条件之一是披露授权人姓名，否则授权人不是合同当事人，自然不受合同约束。大陆法通过规定某些条件，使人可为显名授权人设定义务。在这里，大陆法坚持的是民法的平等原则。然而，授权人显名是关系中坚持平等原则的必要条件吗？在普通法中，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同样是民事活动的底线，不可突破。但普通法在坚持这一底线的前提下，通过规定某些更为复杂的条件，使人可为隐名授权人和不披露关系的授权人设定义务。可见，授权人显名不应成为制度的要件。大陆法和普通法在表面上都突破了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限制，都坚持了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但大陆法采形式主义，要求关系形式完备。普通法采实质主义，不要求关系形式完备。 从以上分析可知，是否坚持显名，与“区别论”和“等同论”没有关系。 在普通法商业中，第三人必须善意才能得到保护，而德国的法定商业则无此要求。这说明大陆法比普通法更强调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但正如前文所说，这一区别只是程度的不同，不是有无的不同。 自罗马法以来，大陆法基本上走了一条抽象之路，创造了一系列高度概括、可以明确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的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法学理论。大陆法不仅要求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而且要求按照现有的逻辑体系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大陆法的这一特点，使大陆法在世界各大法系中，具有无可比拟的思辨性、逻辑性和清晰性，为学习、掌握法学理论，认识法律现象的本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现实生活是无限丰富、不断发展的。大陆法庞大严密的理论体系，使大陆法在适应现实生活时不够灵活，有时表现出形式主义。相对于大陆法，普通法所走的基本上是一条具体之路，不追求创造高度概括的范畴，构建无所不包的逻辑体系；不是从逻辑出发，而是从经验出发。普通法的这一特点，对学习、掌握法学理论，认识法律现象的本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普通法因此在适应现实生活时比较灵活。大陆法和普通法不同的传统，在制度中得到了明显的表现。大陆法创建了法律行为理论，使大陆法仅适用法律行为，不适用事实行为。而普通法无法律行为理论，普通法无此限制。大陆法在法理逻辑上的形式主义，使大陆法仅适用显名，不适用隐名和不披露关系的；而普通法在法理逻辑上的实质主义，使普通法无此限制。 总之，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是两种关系。大陆法和普通法都承认它们的区别，但由于传统的不同，对这一区别强调的程度不同，如；普通法商业与《德国商法典》对第三人善意有不同的要求。称大陆法为“区别论”，普通法为“等同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当然，“区别论”和“等同论”更不是大陆法和普通法的区别的法理根据。两大法系制度的区别，包括对内外关系的区别的强调程度的区别，都源自各自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81页。 ②参见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张艳：《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江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4、50页。 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④[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⑤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⑥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⑦张艳：《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⑧ [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⑨华东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傅鼎生教授曾在一次讨论的座谈中指出，人如为行为，推定被人和人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因此行为不构成无因管理。本文引用了傅教授的观点。 ⑩[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第372页，注4. [12]本文所谓民事行为，指行为完成时发生民事效力之行为，以及行为完成时虽未发生民事效力，但如不撤销该行为，将发生民事效力之行为，如遗嘱行为。 李锡鹤

委托理论论文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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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论论文篇（6）

一、“区别论”和“等同论”的本来表述

无论在大陆法还是普通法中，都是重要的法律制度。大陆法中的和普通法中的存在很大的区别。两大法系制度的区别，是否反映了两大法系制度的法理根据的区别？学者对此作了探索。原联合国法律顾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席、著名法学家施米托夫认为，大陆法的法理根据是“区别论”，普通法的法理根据是“等同论”。①就笔者所见，大陆学者在论述两大法系制度的法理根据时，都采用了施米托夫的观点。②

那么，“区别论”是什么意思呢？具体地说，是什么和什么的区别呢？施米托夫原文是：

大陆法上的理论最重要的特征是把委任（mandate，即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合同）与授权（authority，即人代表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力）的概念严格地区别开来。用克拉里斯（Clarise）的话来说，这两个概念：阐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委任指本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另一方面，则指交易的外部方面，即本人和人同第三人的关系。③

从引文可知，在文字上，施米托夫所谓的区别，指委任和授权的区别。但根据他所引用的克拉里斯的话，“区别论”是指委任和的区别。需要指出，授权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施米托夫没有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可以互相替代。

那么，“等同论”又是什么意思呢？具体地说，是什么和什么等同呢？施米托夫原文是：

普通法把本人与人的等同论作为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可以用“通过他人去做的行为视同自己亲自做的一样”（qui facit peralterum facit perse）的短语来表述。④

从引文可知，在文字上，施米托夫所谓的“等同”，指本人与人等同。但根据他所引用的短语，“等同论”是指行为和本人行为等同。所谓行为等同，只能理解为行为的结果等同。但从行为结果等同不能推论行为人等同。行为的结果归本人而不归人，正说明本人不等同于人。

从以上介绍可知：第一，无论是“区别论”还是“等同论”，施米托夫在文字上和解释上的表述均存在内容的不同。第二，无论在文字上还是解释上，施米托夫的“区别论”的区别的对象，都不是他的“等同论”的等同的对象。也就是说，大陆法区别的对象，不是普通法等同的对象。施米托夫只是告诉人们：在某两个概念的关系上，大陆法持“区别论”；而在另外两个概念的关系上，普通法持“等同论”。这样的逻辑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大陆法区别的对象，普通法未必不区别；而普通法等同的对象，大陆法也未必不等同。如此比较有什么意义呢？

二、大陆学者对“区别论”和“等同论”的表述

大陆学者在“区别论”的表述上与施米托夫有所不同。

《国际法研究》一书认为：“大陆法上的制度建立在将委任与权严格区别开来的区别论的基础上。其中委任（mandate）指本人与人（agent）之间的合同，调整本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权（authority）则指本人和人同第三人（thethirdparty）之间的外部关系。”⑤在这里，“区别论”之区别，成了委任和权的区别。需要指出，在施米托夫的原文中，“授权”两字后有一括号：（authority，即人代表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力）其中，authority的意思不是“授权”，而是“权”，即所授之权-顺便指出，民事关系各方法律地位平等，权是权利，不是权力。施米托夫称权为权力不妥-“委任”表示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权是人为行为的资格，“委任”和权不是同类概念。但学界在使用时并不注意区分。⑥把委任和授权的“区别”表述为委任和权的区别，是不确切的。

《商事法》一书认为：“大陆法上的制度是建立在将委任与权严格区别开来的区别论的理论基础上的。所谓区别论，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把委任（即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合同）与授权（即人委托人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权利）的概念严格区别开来。委任指被人（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则指交易的被人和人同第三人的外部关系……”⑦在这里，“区别论”之区别有三种含义：委任和权的区别；委任和授权的区别；委任和的区别。这三种区别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说明。这样，“区别论”所区别的对象究竟是什么，难以知晓。

因此，大陆学者对“区别论”的表述和施米托夫原文的意思是有出入的。而大陆学者在“等同论”的表述上几乎一字不差地转抄了施米托夫的原文，⑧包括施米托夫文字和解释中的差异，但未作分析。当然，大陆学者也没有提及“区别论”和“等同论”比较对象的不同。

三、“区别论”和“等同论”的应有含义

应该如何评价施米托夫的理论呢？

先说“区别论”。在理论中，“委任”和“授权”是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但民法教科书只是告诉人们：“委任”是双方行为，反映了的内部关系：“授权”是单方行为，反映了的外部关系。但为什么这样？究竟什么是“委任”？什么是“授权”？却未见说明。这种情况影响了理论的研究。施米托夫观点的流传和误传，不能说和这种情况没有关系。

确切地说，在大陆法中，所谓“委任”，指委托人聘请受托人就任某一职务，因此必须得到受托人的同意，属双方行为；所谓“授权”，指许可人许可被许可人在特定情况下行使许可人的姓名权或名称权，即许可被许可人以许可人名义，向第三人表示被许可人的某类效果意思，或接受第三人的某类效果意思，因此无须得到被许可人的同意，属单方行为。“委任”不包含“授权”，“授权”不是“委任”的组成部分。也不存在接受或不接受“授权”的问题。委托人聘请受托人就任某一职务后，可以向受托人作出某一“授权”，也可以不向受托人“授权”。委任合同通常不包含授权条款，但也可以包含授权条款。委任合同如包含授权条款，表示“委任”和“授权”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委任”包含“授权”，或受托人接受授权（“许可”）。“委任”必须向受托人为之：“授权”可以向被许可人为之，也可以向第三人为之。“委任”是委托人向受托人的承诺。“授权”是许可人向被许可人和第三人的承诺：（1）被许可人可以许可人名义，在授权范围内向第三人表示自己的效果意思，或接受第三人的效果意思，而由许可人承担行为后果；（2）第三人可接受被许可人在授权范围内以许可人名义表示的被许可人的效果意思，而请求许可人承担被许可人的行为后果。这是一种附条件的请求权。可见，虽然“授权”本来是许可人向被许可人授予权，但“授权”的效力表现为许可人在授予被许可人权的同时，也为第三人设定了一种附条件请求权。“委任”变动了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授权”不仅变动了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且变动了许可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委任”行为的相对人是受托人，“授权”行为的相对人包括被许可人和第三人。因此，“委任”是的内部行为，无对外效力；而“授权”是的涉外行为，既有对内效力，又有对外效力。大陆法赋予“委任”和“授权”以完全不同的含义，“授权”和“委任”被严格地区分开来。

显然，“授权”不是让与权利。“授权”是许可他人行使权利，授权人“授权”后仍享有所授之权。而权利让与后，无论有偿让与还是无偿让与，让与人均不再享有权利。“授权”也不是委托行为。“委托”是请人代办某事，属双方行为。被许可人并无法定或约定义务以许可人名义行使许可人的姓名权，但如被许可人为此行为，推定被许可人和许可人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因此行为不构成无因管理。⑨

因此，虽然在本来的意义上，授权与含义不同，但在施米托夫的行文中，“授权”与“”是一个意思，均反映了人可代本人向第三人建立的法律关系。这是的外部关系。在大陆法中，曾有这样的理论：委任合同对权限的约定，对人来说，其含义不过是“你不应该”，而并非“你不能”。大陆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德国商法典》第50条（1）款：“对法定商业范围的限制对第三人无效”。施米托夫的“区别论”的区别，其实是指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即本人和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与人可代本人向第三人建立的合同关系的区别。

再说“等同论”。前文指出，根据施米托夫所引用的短语，“等同论”应解释为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但施米托夫在阐述“等同论”时，又有这样的文字：

本人与人的等同论与拉班德的区别论针锋相对，它的含蓄意思是：作为本人知己的人已得到适当授权，其行为是在授权范围之内。等同论最为清楚不过地表达了拉班德之前欧洲大陆法典编纂中所体现的“是委任的后果”的思想，至少两者在理论上是不可分割的。⑩

从引文可知，施米托夫的“等同论”，其真正的含义并不象他自己表述的那样，是人等同于本人；也不是他为解释“等同论”所引用的短语的意思：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而是权限在授权范围之内，是委任的后果-其实就是行为等同于委任行为，的外部关系等同于的内部关系。这样，施米托夫的“区别论”所区别的对象，与他的“等同论”所等同的对象，就一致了：都是指委任和授权，表现为委任行为和行为，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然而，虽然大陆法区别了授权行为和委任行为，但普通法也没有规定权限绝对地受委任合同的制约。譬如，普通法规定了不容否认的，在此类中，本人必须承担行为人的无权后果。

同样，虽然普通法主张行为等同于委任行为，并规定了行为等同于本人行为，但在大陆法中，行为的结果同样归本人。这意味着，在大陆法中，行为的结果也被等同于本人行为的结果。

实际上，为了平衡关系各方的利益，无论大陆法还是普通法，都不可能使权限绝对地受委任合同的限制，也不可能允许权限完全背离委任合同。早期的大陆法未从理论上区别委任与授权，1794年的《普鲁士法典》甚至规定委任包含授权。这样的规定损害了第三人的利益，已为后来的大陆法制度修正。而按照《德国商法典》第50条（1）款，权限完全不受委任合同的制约，又对本人不公平。德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该条规定的适用范围不止一次作了限制。[11]大陆法各国通过对各种权的具体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为与委任行为的区别。

可以说，基于关系各方的平等法律地位，在一定限度内区别委任行为和行为，区别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是包括大陆法和普通法在内的一般民事制度的本质要求。以是否区别（或等同）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对相对成熟的制度分类，是十分困难的。施米托夫的“区别论”和“等同论”，并不能严格区分大陆法和普通法，更不是大陆法和普通法的法理根据。当然，对于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两大法律体系的强调程度是不同的。这一问题将在下文讨论。

四、两大法系的法理根据比较

要寻找大陆法和普通法在法理根据上的区别，必须从两种制度的区别着手。大陆法和普通法的主要区别是：（1）大陆法限于法律行为（表意行为），而普通法不限于法律行为；（2）大陆法限于显名，而普通法除显名外，还包括隐名和不公开关系的合同行为。造成这两个区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罗马法早期无制度，原因有二：（1）家子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已为家父所吸收；（2）坚持债只能自为。后来逐渐地有所突破，但仍坚持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向来是民事活动的原则。行为人代本人向第三人所为民事行为，[12]有两种情况。（1）事实行为，包括传达本人所表示的效果意思。此时行为人只是本人肢体的延长，行为后果自然应由本人承担。（2）法律行为，即表示自己的或接受他人的效果意思。此时行为人不仅延长了本人的肢体，而且延长了本人的意志。所谓延长了本人的意志，指行为人既在授权范围内行为，又有自己的意思表示；即既不改变本人意志，又不是本人意志的传达。其中，延长肢体是手段，延长意志是目的。又可分为两种情况：（1）为他人设定权利；（2）为他人设定义务。第一种情况不损害本人利益，自可允许。第二种情况损害本人利益，有违民法原理。因此，在近代以前，大陆法始终一般地禁止代他人订立合同。

随着贸易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合同需由他人代订已成为一种必然。法律必须制定一套制度，使合同后果归属于本人。这就是制度。可见，大陆法制度是专为被许可人向第三人的法律行为而制定的制度。大陆法建立了法律行为理论。大陆法是建立在法律行为理论的基础上的。

普通法原来也一般地禁止委托他人代订合同，但普通法没有法律行为理论。普通法在将陈述的行为后果归属于本人时，并不区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没有法律行为理论是普通法不限于法律行为的原因。

前文指出，自罗马法以来，民法一直坚持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这一限制的法理根据是民法的平等原则：民事关系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平等原则是民法的第一原则，民法的其他原则都派生于这一原则。大陆法在表面上或者说形式上突破了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限制，从绝对地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至有条件地为他人设定义务。这是大陆法区别于其他民事行为的本质特征，是民法中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例外。为保证各方的平等地位，这一例外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大陆法认为，条件之一是披露授权人姓名，否则授权人不是合同当事人，自然不受合同约束。大陆法通过规定某些条件，使人可为显名授权人设定义务。在这里，大陆法坚持的是民法的平等原则。然而，授权人显名是关系中坚持平等原则的必要条件吗？在普通法中，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同样是民事活动的底线，不可突破。但普通法在坚持这一底线的前提下，通过规定某些更为复杂的条件，使人可为隐名授权人和不披露关系的授权人设定义务。可见，授权人显名不应成为制度的要件。大陆法和普通法在表面上都突破了不得为他人设定义务的限制，都坚持了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但大陆法采形式主义，要求关系形式完备。普通法采实质主义，不要求关系形式完备。

从以上分析可知，是否坚持显名，与“区别论”和“等同论”没有关系。

在普通法商业中，第三人必须善意才能得到保护，而德国的法定商业则无此要求。这说明大陆法比普通法更强调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别。但正如前文所说，这一区别只是程度的不同，不是有无的不同。

自罗马法以来，大陆法基本上走了一条抽象之路，创造了一系列高度概括、可以明确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的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法学理论。大陆法不仅要求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而且要求按照现有的逻辑体系解决现实的法律问题。大陆法的这一特点，使大陆法在世界各大法系中，具有无可比拟的思辨性、逻辑性和清晰性，为学习、掌握法学理论，认识法律现象的本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现实生活是无限丰富、不断发展的。大陆法庞大严密的理论体系，使大陆法在适应现实生活时不够灵活，有时表现出形式主义。相对于大陆法，普通法所走的基本上是一条具体之路，不追求创造高度概括的范畴，构建无所不包的逻辑体系；不是从逻辑出发，而是从经验出发。普通法的这一特点，对学习、掌握法学理论，认识法律现象的本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普通法因此在适应现实生活时比较灵活。大陆法和普通法不同的传统，在制度中得到了明显的表现。大陆法创建了法律行为理论，使大陆法仅适用法律行为，不适用事实行为。而普通法无法律行为理论，普通法无此限制。大陆法在法理逻辑上的形式主义，使大陆法仅适用显名，不适用隐名和不披露关系的；而普通法在法理逻辑上的实质主义，使普通法无此限制。

总之，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是两种关系。大陆法和普通法都承认它们的区别，但由于传统的不同，对这一区别强调的程度不同，如；普通法商业与《德国商法典》对第三人善意有不同的要求。称大陆法为“区别论”，普通法为“等同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当然，“区别论”和“等同论”更不是大陆法和普通法的区别的法理根据。两大法系制度的区别，包括对内外关系的区别的强调程度的区别，都源自各自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81页。

②参见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张艳：《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江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4、50页。

③[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④[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⑤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⑥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⑦张艳：《商事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⑧ [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⑨华东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傅鼎生教授曾在一次讨论的座谈中指出，人如为行为，推定被人和人之间成立委托合同，因此行为不构成无因管理。本文引用了傅教授的观点。

委托理论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A PrincipalAgent Model Based on Double

Risk Aversion with Supervision

LUO Yan1，2， LIU Xiaoxing1，2

（1.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outh East University， Nanjing，Jiangsu 211189，China；

2.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udit， Nanjing，Jiangsu 211815，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the case of principal and agent bilateral risk aversion with supervision. The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risksharing coefficient is an increasing function of the principal’s risk aversion level， but it is a decreasing function of the agent’s risk aversion level. The agent’s level of effort is a decreasing function of risk aversion level.The existence of the supervision measures improve the incentive intensity to agent.

Key words risk averse；principalagent ； supervision

1 引 言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由此产生的委托问题一直都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委托-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时，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

在主流的委托-模型中，通常假设委托人具有风险中性偏好，人具有风险厌恶偏好.如He（2011） [1]研究了动态补偿及资本结构问题.Ju and Wan（2012） [2]利用鞅理论研究了连续时间最优合同设计.王祥兵，严广乐和杨卫忠（2011）[3] 研究了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情形下的多任务情形下的激励机制.温新刚等（2012）[4]研究了基于解聘补偿的动态多任务双边道德风险契约.李云飞，周宗放（2011）[5]研究了基于委托关系的风险投资家激励契约模型.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支持在合同设计中委托人风险中性偏好及人风险厌恶假设.通常人们都是风险厌恶的，更合理的激励合同设计应该是委托人与人都是风险厌恶的.

另一方面，委托关系的存在使得监督问题无法避免.在非对称信息情形下，委托人无法完全观测到人行动的信息，但委托人可以通过雇佣监工或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尽可能多地了解与人相关的信息，从而加强对人的激励和监督.

基于此，本文假设委托人和人双边风险厌恶偏好，并且把监督措施写入激励合同，在非对称信息和对称信息两种情形下，构造更切合实际的委托-模型.

2 基本假设

为便于分析，本文建立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假设1 委托人与人都是风险厌恶的，具有常绝对风险厌恶（CARA）负指数效用函数：

3 非对称信息次优合同设计

本节考虑信息不对情形下的次优合同设计.由于信息不对称，在缺乏有效监督时，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人的行动和自然状态.此时，无论委托人无论如何奖惩人，人总是选择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行动.由于委托人不能用强制合同迫使人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动，而只能通过激励合同诱使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因此，激励相容约束（IC）是起作用的.此时，委托人面临着来自人的两个约束，除了激励相容约束外，还应该满足人的参与约束（IR）.所谓参与约束，即人从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这里的最大期望效用，即保留效用，取决于随机的市场环境.

不同于传统文献委托人具有风险中性偏好假设，本文假设委托人和人都是风险厌恶的，其目标是最大化自身收入的期望效用，即：

E（Up（π-s（π，ε））），E（Ua（s（π，ε）-c（a）））.

事实上，并不存在合适的理由支持委托人风险中性假设，而人风险厌恶假设.委托人与人同为风险厌恶偏好假设显然更符合实际.因此，本文的激励合同将与委托人及人的风险厌恶态度都有关.于是，委托人的问题是在满足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下，选择最优的三维合同变量（α，β，φ）以及a，求解如下最优化问题：

此时结论简化为文献[6]5.5节中的结论.

6 结 语

本文基于委托人及人双边风险厌恶偏好，分别研究了对称信息及非对称信息情形的委托-模型.不同于传统文献，本文同时考虑双边风险厌恶及监督机制对激励合同设计的影响，并且假设委托人与人具有不同的风险厌恶程度.本文的结论表明最优风险分担系数随委托人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大而增加，随人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大而减少.人努力水平随其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大而减少.监督措施的存在使得委托人对人的激励强度提高，人分享的产出份额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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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 JU， X WAN. Optimal compensation and payperformance sensitivity in a continuous time principalagent model [J]. Management Science， 2012， 58（3）： 641-657.

[3] 王祥兵，严广乐，杨卫忠.基于C-D函数的多任务委托-模型研究[J]. 经济经纬，2011（6）：1-5.

委托理论论文篇（8）

一、理论的起源

20世纪30年代，两权分离的概念首次被提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不满于新古典经济学下的阿罗——德布鲁（Arrow – Debreu）体系中的企业“黑箱” 理论（何亚东、胡涛，2002；胡涛，查元桑，2002；戴中亮，2004；刘有贵、蒋年云，2006；金晶、王颖，2008），因为它把厂商当作一个具有利润最大化倾向的经济个体，把企业的一切组成要素都看作是企业资本的一部分，企业投入各种要素并在预算约束下采取利润最大化行为。而这种厂商观过于简单，它无法解释现代企业的很多行为，也无法全面地理解企业这种经济组织。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如简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1976），便深入研究企业内部的关系，分析企业内部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现代企业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

二、理论的内容

作为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的理论，包括两个分支：一个是由阿尔钦（Alchian）和德姆塞茨（Demsetz）（1972）、简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1976）发展的成本理论；另一个是委托理论，其结论来源于数学模型，并受到理论预测和实际观察到的合约之间差异促进。

三、关系的产生及内涵

关系的产生，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条件所决定的。随着科学技术日益进步和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交易范围扩大，资本积累增加，企业的规模也随之增大。企业的经营活动不能再由资本所有者完全独立控制，而越来越受到所有者所具有的精力、时间、相关知识、管理能力等相关因素的限制。当企业所有者不能亲自经营企业或亲自经营企业的效益并不能达到理想预期的时候，企业所有者将企业交给他人代为控制和经营，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便分离，这就产生了委托关系。简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1976）将委托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人（即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人。

四、问题

关系的存在决定了问题具有内生性。从委托人角度来看，他因为缺乏有关的知识和经验，以至于没有能力来监控人；或者因为其主要从事的工作太繁忙，以至于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监控人。从人角度来看，人与委托人在利益和目标上存在潜在的冲突，人会不惜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另外，人对自己所做出的努力拥有私人信息，人的行为不易直接地被委托人观察到，即信息不对称。

不难理解问题的内涵。问题（Agency Problem）是指由于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加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目标函数而委托人难以观察和监督，从而出现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

五、成本

一般情况下，委托人或人不可能在零成本下使人总是从委托人的角度做出最优决策（简森、梅克林，1976）。因问题所产生的损失及为解决问题所发生的成本，这就是成本。按照简森和梅克林的定义，成本可化分为三部分：监督成本；担保成本，以及剩余损失。显然，前两种是制定、实施和治理契约的实际成本，而第三种是在契约最优但又不完全被遵守、执行时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在现代企业中，成本不仅包括外部股东为了监督管理者的过度消费或自我放松（如为自己修建豪华办公室、购置高级轿车、去旅游区做与企业经营联系不大的商务旅行等）而耗费的支出，以及管理者为了取得外部股东的信任而发生的自我约束支出（如定期报告经营情况、聘请外部独立审计等），还包括由于二者利益不一致所导致的其它损失。公司中存在四种成本：第一，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产生的成本；第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的成本；第三，公司和非投资者的利害关系人之间的成本；第四，公司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成本。对于如何降低成本的途径，学者们各有观点。归纳起来，主要以下有四条思路。第一，从经理报酬结构入手来降低成本。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方案，让人拥有剩余索取权，，有利于提高经营者本人及企业成员的“综合积极性”，使得委托人与人的目标尽可能一致。第二，对经理的工作进行严格监督和准确评价。第三，改进企业治理结构来降低成本，即创立分权型的组织形式，建立风险分担的激励机制。第四，利用市场竞争机制约束管理者行为。产品市场的竞争，促使管理者节约开支；经理市场的竞争，使得经理人员为保持个人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上的价值而努力工作；资本市场上的竞争，虽实质是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但形成对经理的强大的间接控制压力。总之，实质就是对人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督与激励措施，使其能按照委托人的预期目标努力工作，从而使委托人与人在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实现双赢。

六、研究委托理论的意义

研究委托理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委托理论改进了经济学家对资本所有者、管理者、工人之间内在关系以及更一般的市场交易关系的理解 （张维迎，1995） 。同时，委托理论为信息与经济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各行各业关系的分析和社会角色定位很有帮助（冯立威，2004）。另外，深入研究委托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委托人寻求最优化的激励方案，或设计最优的激励机制，使人的行为尽可能符合委托人的目标，从而使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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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伍晶晶，涂国平，冯楠楠.关于委托理论的思考.中外企业家，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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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敏，杜才明. 委托理论述评. 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06（6）.

[6]王宝成，陈华. 委托-框架下激励问题的理论综述.特区经济，2005（5）

委托理论论文篇（9）

 

根据《托收统规则》第3条的规定，所指的托收的当事人一般涉及四方当事人,即委托人、托收行、代收行和付款人[3]。按照目前教科书的观点，委托人和托收行之间形成委托关系；托收行和代收行之间也是委托关系。委托人和代收行之间则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代收行与付款人间没有合同关系。委托人和付款人之间合同关系[4]。本文所讨论的是跟单托收中银行的法律责任，因此本文所关注的是委托人——托收行——代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并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但是教材所给的观点理由不甚详尽，因此基于对URC522中第三款托收的关系人，第四款托收指示相关内容，结合有关民法教材中关于法律关系原理及相关材料的说明，有以下分析：第一，共同论[5]。这种观点认为，在同一托收业务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银行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因此构成共同关系。笔者认为，这样的理解过于片面，共同“是指权由数人共同行使的”。也就是说，共同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当事人之间存在关系，委托人直接授予全体人以权；其次，数个人必须共同行使权。如果各人可以单独行使权，则仍是单独。在托收业务中，委托人显然没有直接授予代收行以权，并且代收行与托收行也非共同行使权，因此认定为共同缺少法理依据。第二、在国际托收中，三方当事人之间形成复关系，托收行是委托人的本人，代收行是委托人的复人[6]。其表现在于：（1）委托人与托收行之间是关系，在委托人提交给托收行的托收申请书中对此有明确的表示。同时，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本，是日后托收行开展业务、为委托人与代收行建立另一层复法律关系的基础。（2）按照托收的业务流程，代收行应由托收行联系，并由其发出的托收指示书予以明示。很明显代收行就是托收行以自己的名义为被人在异地选任的复人。委托人对代收行的选择意见，并不影响托收行成为选任行为的主体。（3）代收行是托收行为委托人选任的参与整个托收业务的行，在托收指示书中，委托人与托收行之间的本关系是明确告知代收行的，而且这个托收指示书应该完全是根据委托人的委托指示而制定的，至于委托人与付款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是可以通过一系列商业单据和金融单据知晓的，所以实践中代收行很清楚自己最终是在为谁提供服务。这种复关系只能认定为一个完整法律关系的两个层次，而不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托收行与代收行都是委托人的人，两者都直接对委托人负责（上述上海兰生公司诉华侨银行、美国华旗银行国际托收纠纷一案中，被告华侨银行的律师徐捷先生在其词中就正确的阐述了这一点[7]）。（4）代收行在具体操作时，它的一切承兑、交单和付款行为是以托收指示书为依据的，执行托收指示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承担而不是由托收行承担。论文参考网。URC522明确规定，托收行利用其他银行的服务的风险由委托人承担，这正是委托人与代收行存在直接法律关系的表现。最后，即使托收行为委托人选任了代收行，委托人与托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依旧存续，托收行有责任继续为委托人服务至托收完成。

所以采用不同观点对跟单托收中银行地位的分析，则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三、跟单托收关系中银行角色及责任

URC522在跟单托收中对托收行、代收行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作了相关规定。托收行主要有以下责任和义务：（1）审阅委托申请书及委托人的特别提示，若不愿受理所受到的托收申请或其中的特别提示，则应无延误地立即通知委托人，表明拒绝接受或要求其修改委托申请书。（2）审核单据的种类和分数表面上是否与托收申请书完全一致。（3）按规定填制托收委托书。（4）按常规处理业务。（5）及时通报信息。

代收行在国际贸易中通常为非出口地银行，多为进口地银行，但有时也有第三国银行参与代收业务。所有代收行都有以下责任：（1）若决定不受理所受到的代收委托或某特别指示，一般应无延误地以可能的最快捷方式通知委托方。（2）审核单据的种类和分数，看表面上是否与托收指示书完全相符。若发现有不符之处，则应以可能的最快捷的方式通知委托方。（3）按委托方的指示处理单据以及代为缮制一些业务中必要的单据。若委托方未明确指示其要求代为缮制单据的式样及词语的具体要求，则代收行可按常规缮制而不承担责任。（4）遇有意外情况，应无延误地及时通知托收行。论文参考网。遇有意外情况无论委托人是否实现授权，代收行并无采取行动保护货物的义务，但也可不经事先请示而采取行动保护货物，无论如何代收行都必须及时将意外情况以及所采却的措施立即通知托收行。（5）所有通知中均应载明必要的具体内容，必须注明托收行的托收指示书的业务。提示行是负责向付款人提示单据的代收行。论文参考网。提示行是代收行之一，它负有“提示”职责的代收行。在实务中，它通常兼有提示、接受付款或承兑付款及交单等多重职责。人们多以付款人的账户行或指定代收行在付款人所在地的分行或行为提示行。

但由于跟单托收的有不同的类型，所以在不同的类型下，银行的法律责任又有所区别。以下就跟单托收的代收行责任进行讨论。

代收行在在即期付款交单（D/P）条件下法律责任。在即期付款交单的条件下，代收行的义务是接受托收行委托并按照“托收指示书”提示付款人以见票即付的方式付款赎单。在实践中，如果代收行违反了这一义务，未收到付款人的付款即将装运单据交给付款人，将导致委托人的损失。在托收业务中，代收行所收到得各种单据中一般包含有提单。持有提单的意义在于持有人有权向承运人提取货物，拥有提单就可以转让货物的实质占有权，这是其物权凭证性质决定的。提单持有人可以将提单作为权利证书而设定质押。对于提单来说，代收行承担了法律上的善管义务，而非仅仅是基于合同“托收指示书”所产生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代收行放单给付款人时没有收到货款，则与“善意和合理谨慎”的义务和“托收指示书”中关于向付款人交付单据的条件不符合，最后会使委托人对货物的占有权收到损害。如果委托人和代收行之间是复关系，委托人有权对代收行在管理托收业务过程中的过失所引起的损害结果提出权利主张。但是代收行诉讼主体资格以及代收行的责任承担问题，并不单纯依赖URC522的规定，还应当关注有关的国内法。URC522中第11条第3款的规定：“一方指示另一方去履行服务，指示方应受到被指示方的法律和惯例所加于的一切义务和责任的制约，并承担赔偿的责任。”虽然这一条款所针对的是托收行和代收行之间的关系而言的，但从该条款中可以看出在托收业务中代收行所在国法律对于规范托收业务的重要地位。因此，虽然URC522中并没有关于委托人能否直接起诉代收行以及代收行是否应当对其过错向委托人承担责任的规定，我们也可以从代收行所在国的国内法中找到相关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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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论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D52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3-0019- 02

19世纪中期，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的日益扩大，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开始分离，一批新兴职业经理人逐渐形成，委托关系从此产生。委托关系也称契约关系，为追求分工效果和规模效果，委托人通过契约，授权给人为委托人的利益从事某项活动。人得到委托人授予的自主决策权相当大，但委托人很难监控人的活动。为解决委托关系中因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成本问题，经济学家们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提出了委托理论（Theory ofPrincipal-Agent），它是关于如何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与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促使人采取适当行动，最大限度增进委托人利益的学说。政府领域中同样存在行政权力的委托关系，引入经济领域的委托理论分析官员行政权力的监督，有异曲同工之效。

一、委托理论基本内容

委托理论首先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该理论认为，经济主体的利己动机普遍存在，任何人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经济人”，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不对称信息是指一个经济当事人知道另一个经济当事人所不知道的某些情况，甚至第三方也无法验证，即便能够验证，也需要验证成本。从时间上看，信息不对称可以发生在事前，也可以发生在事后。交易双方事前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后果是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通常指接受合约的一方拥有“私人信息”，利用另一方信息缺乏而置对方于不利，使交易过程偏离信息缺乏者的愿望；事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后果是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通常指达成交易合同后人在最大化自身效用时作出不利于委托人的行动。

在一个不能强制和奴役的文明社会中，要使他人为自己的目的努力工作，只有激励途径。而激励不是零成本的，委托人通常面临两个来自人的约束：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 constraint）（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和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 compatibility constraint）（即人给自己带来最大净收益的努力程度正好是委托人所最满意的努力程度。）这是有效激励机制设计都必须满足的两个基本原则。

二、官员权力监督的委托分析

（一）行政委托关系的形成。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巴泽尔提出的权利稀释理论分析了政府是如何取得民众委托的公共权力的：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即便是在严格的私有制社会制度下，都不存在绝对的或无条件的私有权利。任何人的私有权利在一定程度上都会互相影响与相互制约，从而牵制着各自私有权利的正常实施与获利，即权利的残缺或稀释（Attenuation of Right）。该理论表明，权利的稀释使社会中的每个人总会将各自享有的私有权利的一部分置于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置于公共领域的这部分私人权利需要委托给一个人来实施并保证获利，这个人因而获得了广大民众委托的公共权力，这个人首先是政府。现实社会中，只要存在受托责任，就存在委托关系。政府委托关系的客体是行政权利，具体就是政府各职能部门对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权。行政权力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公共资源，它由政府官员代表所有者（人民）行使，具有独占性和权威性。这使得政府在占有、使用、分配和处置该公共资源时，只能寻求一种有效的机制来运作。由于政府本身是社会公众意志的代表和体现，行政权力的运行必须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下才能进行，这样第一层委托关系形成，官员是广大民众公共权力的终极者。

（二）官员行政权力的委托运行。官员行政权力监督的目的是让人在委托人的监督之下高效行政，实现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行政权力人在接受授权后，会采取相应的行为模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行政权力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控制力和意志影响力，受到两条基本规律的制约：一是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人的工作努力水平随权力程度的提高和权力范围的扩大而递减；二是权力的分解将使初始委托人的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人的工作努力水平严格增加。在行政管理中，国家的强制使公众没有退出机制，社会公众作为单个初始委托人监督力度有限，可能对改善人的行为不起作用，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如何设计一个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监督官员行政权力，促进高效行政和民主监督，是当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急需思考的问题。

三、官员行政权力监督的激励约束机制

笔者从委托人与人利益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的基础入手浅谈官员权力监督的激励约束机制设计思路。

（一）针对信息不对称的机制设计：

（1）官员录用公开化。除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外，建议通过各种媒介公开官员的录用过程，既防止暗箱操作与内部人控制问题，又可拉近人与委托人的距离。

（2）官员财产状况透明化。首先要适当保持官员较高收入，解决委托人面临的人参与约束激励，吸引优秀人才进入人队伍。同时，将不同级别官员收入明晰化、货币化、法制化。官员作为公共权力的公众人物，让广大委托人监督其财产状况一定程度上也约束了其行政权力运行轨道。

（3）实行公民利益表达及政府行政信息双向交流公开制度。良好的沟通基础上才可能产生信任。要求完善信息控制管理系统，打破政府官员信息垄断，把行政权力的运行置于阳光下，以委托人的公民权制约政府官员的行政权，并且将官民沟通渠道的高效通畅作为官员行政绩效指标。

（二）针对利益不一致的机制设计：

（1）从严从重处罚官员发生的人问题。提高人行为扭曲带来的预期成本，使其从成本收益分析中自愿回避人问题。

（2）官员升职主要参考初始委托人（民众）的意愿。当官员的政治前途掌控于公众时，他必然趋向与把公众利益视为自身利益，从而实现了激励成本最小化的激励相容。

（3）奖励监督者。监督者分为公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官员内部监督和外部专门机构监督。从防止串谋机制看，要使一种监督机制达到最优，必须让监督者独立于被监督者，而且分享监督成果，以达到对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激励相容。

参考文献：

[1]罗必良主编.新制度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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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Barzel,“Economics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委托理论论文篇（11）

二、公司治理中的多重委托关系

独立董事制度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委托理论又是公司治理存在的理论基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为公司治理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正是由于两权分离反映了契约控制权的委托关系，导致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地位及其拥有的信息量不同，决定了各利益方之间存在不对称和不完备的契约。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着多重委托关系，如图1所示：

一是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间（见图1中的“委托1”）。股东是出资人，是资源所有者，但是股东大会是非常设机构，无法直接与经营者发生关系。因此，由股东大会委托其人即董事，组成董事会，代表出资人管理公司，以尽管理人之责任。一般地而言，独立董事制度是指由股东聘请公司以外的与公司无重要关系的董事来参与公司治理，以达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独立董事制度实质上是委托理论在公司治理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独立董事作为公司的特殊的董事，与股东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委托关系（见图1中的“委托4”）。

二是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图1中的“委托2”）。董事会是资产所有者的代表，由董事会授权给经营者，委托经营者进行日常管理，使经营者拥有了资源的使用、处置、分配的权力。同时，经营者还要承担责任，形成权责制衡关系。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受托责任关系，以公司章程以及其他相关决议等契约来明确规定。

三是股东大会和监事会之间（见图1中的“委托3”）。股东大会委托监事会进行监督，监事会对经营者的行为是否符合股东的利益进行监督，并承担相应的审计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以契约来明确规定。

另外，基于公司内部分层管理，在每一个上层与下层之间也存在委托关系。上级主管将权力逐层下放，授权下级管理，两者之间通过劳动合同或经营管理责任文件等契约来明确规定。

三、独立董事与中小股东的委托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独立董事与股东之间存在着委托关系，但是股东又可分为大股东和中小股东，那么在这层委托关系中的委托人到底应该是大股东还是中小股东呢。可以从以下两个问题的阐述来得出答案。

第一，独立董事代表谁的利益。针对这个问题目前存在着许多的说法，有些学者认为独立董事代表着中小股东的利益，这也是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笔者也支持这种观点；有些学者认为独立董事代表着全体股东的利益；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独立董事代表着全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2001年8月证监会的《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所谓“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因此也被称为非执行董事或外部董事。这里强调主要股东，可见我国的独立董事不应代表大股东的利益。中国证监会对设立独立董事的目标表述为：“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来解决目前国有股‘一股独大’局面下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即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主要是为了形成对大股东权力的有力制约以保障中小股东的权益。 从以上表述可以发现，鉴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 过于集中，以及经常出现的大股东为了自身利益而侵害中小股东的案例，我国的独立董事不仅要独立于经理层， 也要独立于大股东， 应该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另外从内部控制的角度来看，独立董事是针对“内部人控制”设立的，而我国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又表现出“一股独大”的不同于英美国家“内部人控制”的特点， 即出现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伤害。因此，在我国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以及由独立董事所履行义务的受益对象， 首先是中小投资者，其次才是全体股权投资者。即根据我国的现状， 独立董事首先应该得到中小股东的认可，使他们能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其次才是得到全体股东的认可，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二，独立董事委托关系的确立。委托关系的确立，首先有委托主体，其次要有主体。独立董事作为受托者对经理层进行监督，必然是其中的主体，那么委托主体如何确定。从逻辑上讲，委托主体不确定，委托关系就不能成立。由于我国独立董事代表的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应该同时独立于经理层和大股东。在委托关系中，人应该是受托于委托人，为委托人服务的，所以我国独立董事的委托人应该是处于弱势的中小股东，而不应该是处于强势的大股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才能使独立董事为中小股东服务，保证中小股东的权益不受大股东和经理层的损害。如果委托人是大股东，那么实际的情况就是独立董事受委托人的委托对委托人自身进行监督，而独立董事的薪酬由大股东支付，可想而知，在这情况下，独立董事将处处受制于大股东，不能有效发挥自身的作用，不能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监督效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独立董事的委托人都应该是中小股东，代表中小股东的利益，从而解决目前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局面下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只有明确了这层委托关系，才有利于独立董事选聘制度、激励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同时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四、独立董事与经理层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除了期望达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这一目标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即是约束经理层的行为，限制内部人控制。按照委托理论，在经营者控制公司经营权且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作为受托人的经营者很可能产生“道德风险”，从而损害委托人即股东的利益。因此，股东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避免内部人控制，选择了独立董事，委托其对经理层进行监督，从而独立董事与经理层之间也就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同样，监事会也是受股东的委托对经理层进行监督，那么监事与经理层之间也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就使得一个被监督者同时被两个监督主体进行监督。显然，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吸纳了西方权力制衡的理念，并通过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双重的监督架构，构建出了在理论上更为有效的体系结构。可是，这种理论上的“完美”，却与实践中的“残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独立董事不独立、监事会不监事的现象普遍存在。从表面上看，这种监督形式应该有更好的效果，监督效率更高，但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正是由于两者的职能和权责相近，若两者的权利和责任划分不清晰的话，那么在独立董事与监事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反而有可能降低监督效率。因此，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后，亟需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即是独立董事制度与监事会制度的和谐并存。

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措施，作为上市公司委托关系的一部分，必须要认清独立董事与中小股东的委托关系以及独立董事与经理层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为处于委托关系中的独立董事制度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为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创造条件。我们相信，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加深以及其自身不断的完善，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中会逐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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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德仁：《独立董事：问题之一部分》，《会计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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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冀颖：《委托与独立董事》，《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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