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博士论文大全11篇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1）

在香港成长的萧国健博士，自小即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大学时代在香港攻读中国历史，拿下学士学位之後，又攻下中国（香港）历史专业的博士学位，毕业之後走向了历史研究之路。

最初，萧国健博士专门研究汉代士人在朝廷的发展情况，因研究对象的时间跨度太大，只能从图书馆里的正史、野史、传说、文学等内容的相辅解读人物，工作内容相对来说有些单一，其研究方式在之後发生了转变。80年代，他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在此转至研究华南一带的历史文化，特别是由於当时的香港历史研究工作仍处於空白状态，从而引起他的注意，一门心思钻了进去，专攻香港历史。与此同时，1982年中英谈判开始，1983年《中英联合声明》签定，从而相关部门也将整理香港历史提上日程。由於当时多种因素，在《中英联合声明》签定以前，没有学者对香港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由此正步入此领域的萧国健博士受政府聘请，负责起相关方面的历史整理、归纳和研究，成为最早研究香港历史队伍中的一员。

据萧国健博士回忆，在研究香港历史之时，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发展。进入该领域之初，所有的资料都需从零开始整理，能取得的资料大多为英文且数量极少，“香港历史主要集中於明清时期，在清代时属新安县管辖，与深圳、东莞等地紧密联繫。”於是萧国健博士便配合深圳、东莞历史发展的角度，以理清香港的发展脈络。

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正式通过，象徵移交後的“小宪法”得到落实，萧国健博士转变思路，“研究工作不单是从文献上看香港发展，而是从考古学角度来看香港发展。”他认为97香港回归之时，更应当提出香港与中国之间的关係，以配合庆祝香港回归之契机，加深香港市民对祖国的认同感、归属感。在当时，《香港新界乡村之历史与风貌》即编著成册，与市民见面。

1993年至1995年间，萧国健博士开始转至考古式研究。喜欢在专业领域中有所突破的他，有着这样的理念：研究历史不只是查资料这一单线条发展，而应是立体式的研究方式，从坟墓、庙宇、铭刻文等历史痕跡中找到答案。从而，萧国健博士从一般的普通历史研究的条条框框中跳出来，走到了更宽的领域之中。当时内地的考古学仍处於起步阶段，深圳还未曾设立文化局和博物馆，萧国健博士便利用靠近内地的优势，与深圳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繫，互相交流，共同下乡做文物考古等调查工作，同时还参与了深圳博物馆从零到有的建设工作。

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回归以後，香港人当家作主，更有必要了解本港及与中国之间的历史。”在此期间，萧国健博士推行香港本土化历史教学……2009年，政府颁授萧国健博士荣誉勳章MH，以表彰他多年来在推广香港历史领域里所做的贡献，並称之为“研究、推广香港历史之先驱者”。

香港从来不是独立体

在研究的过程中，萧国健博士愈来愈深刻地感受到，香港不是一个独立体，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紧紧关联。“在港英时代，对香港的历史不太重视，就因为不重视，我们才更应该研究，保存我们自己的文化。”自1993年开始，他将自己的论点置於：香港的发展与中国发生的重大事项有什麼关係呢？围绕这一问题，他展开了深入的探索，最後得出结论：假如没有中国自古以来的战事纷扰、政局变动，就没有今日之香港！

为此，萧国健博士述说了几大事项：如果不是辽、夏、金、蒙古等之入侵，就没有中原人士後裔流落香港；如果不是1911辛亥革命後之军阀混战，就没有广东等地大量的富人逃亡香港，聚集起最初的香港财富；之後新中国成立时期、内地“四清运动”、“”、等等，使得文化、经济、技术等多方面人才的涌入，推动了香港的发展；至1995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直接促使了香港回归的落地成音。回到现在，香港的楼市亦受到内地资金的推动，“如果没有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香港房地产没有今天的繁荣，特别是近几年的香港发展，更是论证了这个论点，当然不排除香港人自身的奋斗拼搏。”他期望香港所背靠的祖国，能相辅相承，共同兴盛发展。

在历史的版图里行走，萧国健博士许多年坚持下来，愈来愈觉得香港市民了解历史的重要，於2000年间提出了通识教育，这与当时一些人的想法不谋而同。最初，香港的各学校虽设有香港史，但未单独设科，而是融入西方史，合称为世界史。萧国健博士认为，各大中小学都应设有香港史，但如何设立香港史仍处於摸索当中，“香港史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思想。在我做研究的三十年内，不停有新的东西在发展，因此在未来，香港史的设立还需从多方面进行考究。”

不问收穫 只求耕耘

“我喜欢各国美丽的风景，最喜欢欣赏各地的古跡。”喜欢旅行的萧国健博士，常带着对世界各地古跡的好奇心，遊览了多个国家。例如他曾前往神秘的以色列，探究以经商而闻名世界的民族——犹太人族群，“犹太人的国家为何一度消亡又复而建立，其中必定有他们的原因。分久再合，合久再分，我们中国、希腊也有同样的问题。”对类似问题的探索，萧国健博士从来不失发自内心的热情。

抱以一种“不问收穫，只求耕耘”的态度，萧国健博士对探讨人文的脚步从不因外界而停止过，还曾跟两位外国学者合作研究印尼华人在印尼的生存状况。“我与一名德国学者、一名法国学者三人，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研究印尼华人为何在多次排华之後仍在那片土地繁衍生息等多方面的生活情况，编成《印尼华文碑铭彙篇》。”十年寒暑光阴，萧国健博士在为获取资料期间，曾冒着生命危险於排华时期进行研究，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他们的研究成果於新加坡顺利出版。虽说这套书籍现时不能在香港及印尼发行，但是他相信在将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这套书籍会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再重现当时印尼华人的生存状况。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2）

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对于博士研究生树立正确的研究观和研究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当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寻找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原著阅读的有效策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一、当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

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以武汉地区某高校2014级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中与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密切相关的《政治理论》课程作为典型研究样本展开研究。该级博士研究生第一学期开设的《政治理论》课程总学时为80学时，在该学期的课程教学总时数中占有比例最大。课程的教学分为三个模块，其中“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是该级15名博士研究生首次接触此类内容。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基本理论和原理理解的准确性、原著原文的引用率论文三个角度，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1、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较少

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情况，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所列重要原始文献曾经阅读过的数量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在《政治理论》课程开始前，已经读过《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所列19篇的数量人、人数及占比见下表所示。

从统计结果可见，80%的学生仅曾经阅读过不超过4篇的《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所列文章，且基本都是《实践论》、《矛盾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国内政治家的文章。

2、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理理解的准确性不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通过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卷设计了四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如：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七大观点是什么等，对博士研究生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题内容及统计结果如下。

3、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低

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情况，通过该级学生在近五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对原著原文引用的次数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近五年共发表学术论文62篇，对其在论文中引用过原著原文的论文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二、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现状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现状的情况来看，部分学生存在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少、理论理解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不足、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低等现象，需要从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现象背后存在的原因。

1、部分学生对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有畏难情绪。从小学到目前的教学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原著基本上没有进入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往往是从图书馆、书店、电视宣传中才能见到厚厚的一本本《马克思选集》、《恩格斯选集》、《资本论》等。在这种印象条件下，大部分学生在主观上都会不由自主地对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产生畏难情绪。

2、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对阅读原著有一定影响。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能够保证的一定的学时数，但出于教学对象的特点，还无法在课程较短的教学时间里既要安排基本原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又要安排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和导读。因此，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受到本、硕阶段政治理论课程时间的限制。

3、某些社会思潮和国外价值观的输送对学生的影响。当今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国内外各类思潮涌动，在其中不乏有意或无地混杂着一些偏左或偏右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这些不良思潮和价值观，对于学术视野高、思想活跃的博士研究生而言，往往在辩证分析的过程中易被其中披着“合情、合理”外衣的言论所迷惑，进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甚至于产生一些不利于学习的情绪。

三、加强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策略措施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3）

最近，收到上海师范大学张会超博士惠赠大作《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12月出版），拜读后颇有感想。

张会超是我的大学同窗。他自大学本科、硕士直到博士，专攻历史档案学，对历史档案编研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宋朝架阁库、少数民族文书档案、简牍档案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张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档案学系副教授，兼任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研究》一书是作者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研究成果，也是历史档案学研究方面的力作。著作通过史料的挖掘与梳理，还原了明清档案抢救、保护和整理这一复杂过程，展现了具体翔实的细节，对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等机构及其人士先后参与明清档案的保管和整理作了细致的探讨和阐述；并在史实构建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意义阐释，剖析了整理方法的运用与变化，揭示了档案思想的积淀和升华，阐明了档案整理的经验与教训。明清档案整理的影响逐渐深入人心，而其作用也日益突出，并成为中国档案学形成的推进因素和重要内容。纵观全书，主要特点体现如下：

1 构建历史事实，史论相佑

为还原当时明清档案整理的真相，不至于使过去的景象埋没于历史的烟尘中，作者构建史实廓清了当时整理明清档案的状况。从“八千麻袋”事件入手，详述故宫内的明清档案厄运和悲惨状态，展示了当时众多人员在历史档案方面表演的一幕情景剧。以重笔叙述了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等机构及其人士先后参与明清档案抢救、保护和整理这一复杂过程。

著作在写作过程中十分重视理论与史料的结合。在论述明清档案整理实践过程时，多引用当事人的记述、往来信件、文书资料等印证当时的档案流转、档案整理过程。在论述档案整理理论凝结时，遵循“从史料中来，到史料中去”的原则，从史实中引出理论，用史实说明理论，用理论分析历史事实。如，在论述档案分类、档案编目等问题时，多节录当时的相关规定，由规定得出各个整理单位的档案分类、编目思想，再引用当时人记述的史实印证理论。在论述明清档案整理意义时，作者说：“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为论述这“光辉灿烂”的成就，文章引用了大量史实，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作者也说：“对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这一事实作一还原，‘论从史出’，从获取的史料中得出结论。”

2 提炼理论方法，辩证论述

档案整理的实际需要，推动了档案工作研究。作者在档案整理的大量史实中提炼出档案整理一些理论和方法。在整理档案的原则上，作者指出：不同的机构和人士在对档案进行整理时，各有原则。北京大学视如珍宝，妥善保管，并及时整理；故宫博物院设置机构保管档案，由专职人员来整理，按系统保管，尊重档案的形成规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集中精力，按重要程度、紧急程度进行分工协作，尊重原有的整理基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未雨绸缪，整理之前即制定规则，整理过程中注重联合，携手文献馆一起编制出目录，并且，整理与刊布并重；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珍视明清档案，积极参与抢救和整理档案。同时指出：各个机构整理档案的原则不完全一样，但对档案的重视是一样的；不同的原则恰恰是各个机构基于不同情况而作出的选择，既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结果，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

在档案分类上，作者指出：民国时期对明清档案的整理采取了相对科学的分类方法。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档案的整理重在形式整理，最初，将档案分为题本、誊黄、贺表、报销和杂件五种，后来，对整理方法作了修改和完善，但分类方法基本没有大的改变，仍是按照档案的文种和名称进行分类。故宫博物院对档案的整理初期是先分大类，多采用形式和文种的分类方法，而后，再进行具体的类别。1934年以后，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确立了普遍整理的原则，同时，尊重来源，按照机关、程式、来源、名称、时间、地域和人物的类别进行档案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系和禹贡学会的整理档案根据档案的具体情况采取了机关、事由和文种等不同的方法。同时，作者还指出：无论哪个进行历史档案分类工作的文化学术单位，都特别强调档案分类法的实用性，都把实施验证作为评价和修正档案分类法的重要依据。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4）

邢荣发博士也是流连其间的人。在澳门，他生活得乐观而执著，他追求的是平和与淡定，心明如镜。静静守着澳门这一池素色荷莲，看着它们在春天的书页里留下一点墨绿，夏天留下一点红艳，秋天留下一点果实，冬天留下一点回味和对新春的期盼。而他，也在澳门的历史记录中留下了一点墨绿，一点红艳，一点果实，一点回味和对未来的期盼。

邂逅，澳门的美——平和

澳门，一个曾被葡萄牙统治了上百年的殖民地，有人说澳门是文化的沙漠。有人说澳门不过是一个面积仅有几十平方公里的小城。有人眼里的澳门是个赌城，大小林立，里烟雾缭绕，喧嚣一片。然而，在邢荣发博士的眼里，澳门却有她独特的美、平和的韵味、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沉淀。邢荣发博士出生历史悠久的柬埔寨，那里文化厚重，曾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吴哥文化。十岁那年，他来到了澳门，邂逅了澳门的美。

有言道：三十年改革开放看深圳，百年沧桑看上海，五百年历史看西安，千年文化看北京。而澳门呢？邢荣发博士说：“澳门很有趣，了解澳门的历史就会发现，澳门有着十分平和的内在，是个非常安静的地方，这里没有人去争什麽。但是，我以为，‘不争也许是最大的争。’” 澳门人的不争，却并不代表他们无所事事，他们都有自己的计划、发展方向和定位。正如邢荣发博士所说：“在社会上行走，没有清晰的定位，是很难在某个行业领域里突出。”澳门是一个可以用“小”来形容的城市，每个人能够分到的并不多，只有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才能有所作为，只有被大家认同了，这个范畴便是你的。

就拿邢荣发博士来说，他对澳门建筑史的研究从读硕士的时候已经开始，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这个领域里深耕细作，发表他的博士论文和他的研究成果，以及他的著作《明清澳门城市建筑研究》。他不愿插足于一个新的范畴，不是缺少求知的欲望，而是他明白一个道理：术业有专攻。无论是学术还是业务都是如此。

澳门人的不争，是内心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无论外界竞争多麽热闹，他们只要消除执念，便可寂静安然。

邢荣发博士说：“澳门市民的心态很平和。”澳门，有着“东方赌城”之誉，然而，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少有澳门本地人进入。“在改革开放前，公务员有规定，一年中只有农历年三天能够进入，其余时间严禁入内。而在坊间，只有那些有钱人会去娱乐，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多相近，加上澳门地方小，如有谁进了，大家都会很快知道，并能猜想出他下一步将要做什麽，那就是借钱，接着大家都会与他断绝来往。”邢荣发博士说。因为这样的人文环境存在，以及彼此间深藏于内心的监督，阻杀了澳门市民进一夜暴富的念头，给予了大家一个平和的心态。

再评，澳门的文化——厚重

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了澳门居住权，经过四百多年欧洲文明的洗礼，东西文化的共存、共融使澳门成为了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

澳门，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对于世界的影响却不小。澳门的优势和特色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如何保持澳门的优势和特色？邢荣发博士说：“我想，最重要的是以澳门原来的身份和脉络去发展，也不一定要采用强求的方式，因为澳门本身就是一个被动的地方。”百十年前，澳门与国际接轨，是因为葡萄牙。也许，现今的葡萄牙国在国际上并不突出，然而，在大航海时期，葡萄牙却是第一个探险来到亚洲的国家，在那时，葡萄牙的影响是突出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关系，葡萄牙将西方和东方的许多东西带到了澳门，这些东西包括历史和文化。澳门这个城市将这些东西通过磨合，用时数百年，将它们融合在了一起。澳门也因此形成了命运里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是人为不可改变的，这种特质就是被动。”邢荣发博士说，“就是澳门回归后的旺盛，也是被动的，这种旺盛来自于国家的支持。”

澳门独特的历史成就了独特的澳门。“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根。没有历史的地方，没有归属感。因没有留下来充分的理由。”邢荣发博士说。他一直在研究澳门的历史，从开埠至今四百多年的历史。从年轻的时候他就喜欢，他不断查阅资料，借助图书馆和档案馆，将资料累积。遇到好的东西，他会将其摘录。2007年底，他出版了著作——《澳门历史十五讲》，他在书中说：“澳门在这四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可谓历尽艰辛，同时又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兴衰起落。自葡人到此筑室而居时起，就订定了她在未来的坎坷历程，因而炼就了她坚韧的生命力。同时在起伏不定、夹杂着不时的污烟瘴气、甚或藏污纳垢的环境中，又造就了她深厚的文化底蕴。”《澳门历史十五讲》将澳门的历史一一呈现。这本书曾用作澳门理工学院视觉艺术高等学校的文化素养训练，部分内容曾用于教青局主办的澳门中、小学及幼稚园教师培训课程。

2009年，《求存集》经由澳门马交石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让这本书问世，前后历时十年，多次收集读者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在最初的顺口溜说历史的基础上，增加了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又修改八次，最终定稿。《求存集（修订版）》介绍了澳门的历史，诗歌乃七言诗歌形式，白话文言简意赅，不作矫饰，直截了当，道明了澳门历史进程中的各个重要阶段。

如今，他正在着手撰写澳门的大街小巷的名字由来，并整理成辑，让世人知晓。这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工程，因为每一条街道都蕴藏着它特有的故事，每一条街道名字的来历都有得一说。邢荣发博士已经洋洋洒洒写下了八千多字，他笑说：“还没有完成。”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5）

随着历史教学研究的深入，学界越来越重视初中与高中教学的区别与衔接问题。许多专家和教师都主张，初中历史课要“讲故事”。对此，笔者深以为是。现行初中课标在“教学建议”中也提出了“举行历史故事会”的要求。但是，课堂教学讲故事，与课余举办故事会有所不同。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讲故事，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究的大课题。从笔者的听课经验来看，大多数初中历史教师都感觉历史故事好讲，但结果是能够把历史故事讲好的并不多。究其主因，历史故事的主题设计是关键。

关于历史故事主题设计的要求，台湾历史教育学家张元先生认为，历史故事不仅应当有趣，而且要有深度，把历史故事作为认识历史的例证，讲出有“深度趣味”的历史故事。无独有偶，时宗本先生也认为，教师要善于挖掘和把握历史故事的深刻主题。例如，时老师在讲《文艺复兴》一课时，从“人文主义”的故事主题出发，讲了《神曲》《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等一连串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详实或简略，但都是紧扣“人”这一故事主题的。前贤们有关历史故事主题设计的精辟论述是我们搞好历史故事教学的重要参考。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初中历史故事教学的主题设计还存在着“浅层求趣”甚或“偏颇求趣”的倾向。以初中历史课“秦王扫六合”为例，许多教师相沿成习地把秦始皇故事的主题简单定位于“暴虐”，既不清楚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来历，也无视史学界有关秦始皇的一些正面史实和观点，从而陷入“偏颇求趣”的窠臼。

为了有助于历史教师讲出有“深度趣味”的秦始皇故事，笔者梳理了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流变脉络，提供了秦始皇的一些正面史实和观点，分析了其“暴虐”性格与人生经历特别是与帝王专制需要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秦始皇。

一、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背后包含着后世不断累加的虚增成分，也隐含着儒学内部的正统之争。

长久以来，秦始皇的“暴君”形象根深蒂固。其间，尽管也有对秦始皇的正面之论，但很快就会被“暴君”强音所吞没。因此，许多教师把秦始皇故事的主题定位于“暴虐”是符合学界传统主流观点的，但他们对秦始皇“暴虐”形象的理解却有表面化和绝对化之嫌。

根据胜朝史观的理论，当朝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些史书往往会站在本朝的立场去批判前朝，一般会把前朝的忠臣当成本朝的逆臣。这样，作为秦朝最高统治者的秦始皇，自然就会成为代秦而起的汉朝学者批判的主要对象，贬损、歪曲乃至丑化都在所难免。因此，古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早已指出其偏颇。又据著名“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据此，笔者认为，历史时间拉得越长，虚增在秦始皇身上的“暴虐”成分就会越多，以至于今人还会出现对于秦始皇“暴虐”的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理解。

那么，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又是如何被塑造、定型乃至扩大的呢？

简言之，以汉初贾谊为代表的儒生们塑造了秦始皇的“暴君”历史形象，经司马迁父子采入《史记》而盖棺论定，后经杜牧等文学家的夸大宣扬而扩大。

秦末之时，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称秦始皇为“上”，也就是今上、皇上。（“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引自《史记・陈涉世家》）西汉高祖时，以陆贾为代表的儒生批秦时的主要对象是秦二世。（“秦二世尚刑而亡”，引自《新语・道基》）西汉文帝时，以贾谊为代表的儒生们就把批判的主要目标转向了秦始皇，从而奠定了后世秦始皇“暴虐”之原型。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中全面而系统地批判曰：“秦王怀贪敝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司马迁父子作为汉朝官员，扬汉抑秦乃情理之中，不但把贾谊之论采入《史记》，还以“太史公曰”的史论形式予秦始皇以否定性评价。由于司马迁的《史记》在后世的信史地位，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也就成为传统史学的主流观点。及至后世，经文学家杜牧的《阿房宫赋》等文学名篇的宣扬，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看来，贾谊是秦始皇“暴虐”历史形象的始作俑者。那么，贾谊的动机安在？概言之，贾谊是为了在汉初儒学内部派别纷争取正统地位而有意为之。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儒学分裂为派别（“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引自《韩非子・显学》），它们为争正统而相互攻击。其间，儒学发展的两条途径日益清晰：一条以齐学为代表，吸收了阴阳五行之说和道学主张，走的是“形而上”之路；一条以荀子后学韩非、李斯为代表，吸收了管仲、商鞅、申不害的法、术、势观点，形成了法治思想体系。此时，韩非并未自称法家，其思想基石仍不出儒学范围。例如，韩非称孔子为“圣人”。对此，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先秦和秦代并不存在“法家学派”。任继愈先生在《先秦哲学无“六家”――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也认为，先秦并没有所谓六家学派的存在。那么“法家学派”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如前所述，儒学内部存在着齐学与荀子后学的争斗。及至汉初，齐学信徒曹参任丞相，利用政治权力拉抬齐学，压制韩非学说，其具体做法就是把速亡的暴秦与韩非学派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突出《韩非子》之法、术特征，大肆渲染其镇压儒生的劣迹，目的是把韩非学派从儒学法统中清除出去。这样，《韩非子》的内容不断被增删，逐步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立场。司马谈依据增删后的《韩非子》内容来命名法家学派，撰成《论六家要旨》。及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儒学分支齐学的官学化，也人为制造了暴秦与法家学派的一体化。

二、秦始皇的“暴虐”历史形象包含有天性的成分，但更是其加强专制一统的政治需要。

许多教师在秦始皇“暴虐”的主题之下，具体设计了长相之暴、复仇之暴、狐疑之暴、惩谣之暴、刑罚之暴、滥用民力之暴、焚书坑儒之暴等等小故事，环环相扣，贯穿了秦始皇人生历程的各个主要阶段，给笔者留下的鲜明印象是：秦始皇乃天生的暴人和彻头彻尾的暴君，这有点“性格决定命运”的宿命味道。

笔者不否认人的遗传素质，但若只停留于此，未免流于表面化。据笔者理解，教师们所讲的秦始皇“暴虐”故事，除了焚书坑儒之外，其它的故事都有简单附会秦始皇“暴虐”天性之嫌。关于秦始皇的长相之暴，明显带有“以貌取人”的迷信导向。而且，把秦始皇的暴相简单地归于《史记》是不严谨的。实际上，这是司马迁转述尉缭之言，至于尉缭的话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完全可以存疑，这才是求真的史学态度。翻检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秦始皇画像，他相貌堂堂，既不丑也不暴。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杜大凯教授介绍，此张仪表堂堂的秦始皇像是现代人根据唐朝阎立本《历代帝王图》的开国帝王画像模式而推演出来的。这表明，有关秦始皇的长相，史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恐怕难有定论。笔者不反对教师描绘秦始皇的长相，但要明确告诉学生其版本依据，免得学生误以一家之言为历史真相。

至于秦始皇其他“暴虐”故事的成因，教师们挖掘得并不深刻，容易把学生向秦始皇的天性方向误导。实际上，除了天性因素，还与其未亲政以前的特殊经历有关，更与其亲政以后加强专制一统的政治需要有直接的关联。其中，焚书坑儒之暴颇具代表性。但是，后世学者以及教师们对此的理解有许多不严谨之处。

史学界一般认为，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禁毁儒学、加强思想专制之举。受此影响，教师们认为，焚书就是“烧书”，坑儒就是“坑杀儒生”。对此，笔者认为有笼统夸大之嫌。关于焚书，导火线是博士淳于越当众非议朝廷的郡县制政策，公开与政府唱反调，扰乱舆论，造成思想混乱。深层历史原因则在于，自战国以来，在尚贤风潮下，士人所养成的随意批评政府的游学风气。对于六国的这种浮薄风气，荀子曾经予以批评，并称赞秦国的民风顺从。荀子的弟子韩非也推崇秦国的质朴耕战之风，并指出：“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李斯深受荀子与韩非思想的影响，他并不反对儒学，而是反对儒学内部不合时宜之论，随意批评政府之风。于是，李斯向秦始皇建议：“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令出一”，除官方博士馆外，禁止民间私自收藏和传习《诗》《书》等书籍，禁止借学问批评政府，倡导学习国家的法令政策。对此，翦伯赞在《秦汉史》中指出，皇家藏书即博士馆藏书没有焚毁。关于坑儒，秦始皇主要针对的是欺骗他的一小撮方士，也牵扯了少数儒生，说坑儒就是“坑杀儒生”显然是望文生义，把它与禁绝儒学联系起来更是主观臆断。实际上，焚书坑儒的实质并非禁绝儒学，而是以政府的法令政策来控制舆论，统一思想，以求政治稳定。在这里，我们要把政治思想问题与学术文化问题区别开来。翻检史料，笔者发现，焚书坑儒之后，儒学仍在传习，只不过政府提倡的是官方途径，禁止民间途径，而官方途径是通过官方博士馆来专门传习的。证据有三：第一，在焚书坑儒之后，秦朝的博士制度没有废弃。在博士制度下，儒学与许多其他学说一样，仍然设立博士，只是这些博士儒生逐渐蜕变成了秦朝文化的装饰品，《史记・叔孙通列传》就有“（秦）二世诏博士诸儒生问曰”，“博士儒生三十余人前曰”的记载。第二，纵观秦始皇在焚书坑儒前后到各地巡狩刻石的文字内容，以儒学家庭伦理为基调的宣传导向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焚书坑儒之前，秦始皇二十八年的琅琊刻石有“合同父子”“圣智仁义”的语句；焚书坑儒之后，秦始皇三十七年祭祀儒学圣人舜和禹，所立会稽刻石也强调“德”“义”等儒家品格。第三，汉武帝的思想专制要远甚于秦始皇，秦始皇为诸子百家中的许多学派设立博士，而汉武帝只为儒学一家设立博士。总之，笔者认为，焚书坑儒的目的是政府控制舆论，给它扣一个“思想专制”的帽子有点大。

三、秦始皇的历史行为的确有“暴虐”的一面，但也有善于纳谏、用人、勇于改过和决断果敢的一面。

秦始皇的确有“暴虐”的历史行为，但是，“暴虐”是否就是秦始皇历史行为的全部呢？历史史实表明，秦始皇也有历史的多重面相。下面略举几例。

1.纳李斯建议，撤销逐客令。战国之时，列国竞争，各国招贤纳士，客卿活跃，养士制风行，秦国的丞相吕不韦就曾大批豢养他国的门客，楚国人李斯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公元前237年，因韩国使郑国间秦，年轻气盛的秦王嬴政一怒之下下达了逐客令，秦国开始大规模地搜索、驱逐客籍人，这将意味着秦国人才的巨大流失。时为客卿的李斯，在离开秦国的途中，上《谏逐客书》，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李斯的批评不可谓不犀利，但生性暴躁的嬴政还是收回了成命，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政治失策。

2.廷议分封与郡县之利弊，采取郡县制之正确决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教师容易对此进行绝对化的理解，似乎古代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这种看法可能在有“暴君”之名的秦始皇身上表现得更加典型，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秦朝的廷议制度就是限制皇权的因素之一。秦朝的廷议制度有两大来源因素：一是西戎氏族部落原始民主制的遗风，二是周朝制度中的“大询于众庶之法”。这样，秦朝在进行重大政事决策之前，一般都会先履行群臣参议程序。在秦始皇主持的分封与郡县孰优孰劣的廷议上，他充分听取了两派的不同意见，既没有事先定调，也没有秋后算账，既没有盲从多数，也没有忽视少数。最后，秦始皇经过比较权衡，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置诸侯不便”。开明的政治决策带来了地方郡县政治制度的创新和承袭，“历代都行秦政法”所言不虚。

3.不拘国籍，唯才是举，用人不疑。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与制度创新，离不开一大批杰出人才的辅助，李斯、王翦、尉缭、蒙恬等群星闪耀。其中，李斯是楚国人，尉缭是大梁人，蒙恬的父亲也是自齐入秦。他们虽非秦人，但秦始皇用人不疑，皆能与之相始终。其中，秦始皇与李斯君臣共事长达三十年，其间，让秦始皇颜面扫尽的吕不韦一案也没有牵扯到门客李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尉缭，他以贿赂反间他国，颇得嬴政礼遇。但是，尉缭并不买账，私下对嬴政为人颇有微词，不辞而别又被秦国抓回，然嬴政没有将其下狱，而是执意挽留，还任命其为秦国太尉。此外，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来反间秦国，欲以浩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来拖垮秦国，事败之后，嬴政没有处死郑国，而是让他继续修建郑国渠。高渐离协助荆轲刺杀嬴政，结果，荆轲被杀，高渐离流亡民间，嬴政惜其才，赦免其罪，任命为宫廷乐师，足见秦始皇的容才、用才之量。

4.勇于改过，决策果断。前述撤回逐客令，乃嬴政改过之显例。此外，攻打楚国时，嬴政曾经误用年轻气盛的李信，导致战败，嬴政随即改过，任用王翦，攻楚成功。后来，嬴政重新启用李信攻打燕国，取得成功。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6）

2013年8月23—27日，由中共金塔县委县政府、酒泉市文物管理局、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敦煌学学会主办，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甘肃教育出版社、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商学院敦煌文化研究所、河西学院协办，金塔县文化体育局、文物局（博物馆）、地方史志办公室、旅游局承办的“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金塔县成功召开。会议代表180人，加上地方学者和文史爱好者，会议规模达200余人。

会议收到大陆、台湾、香港、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汉简界、敦煌学界的170余名学者的168篇论文，内容涉及汉简释读、简牍综论、秦汉屯戍、津关制度、秦汉经济、社会生活、制度研究、秦汉西域、民族语文、历法方术、历史地理、丝路交通、敦煌文献、石窟艺术、明清走廊、藏传佛教、语言文学、金塔历史文化、文物保护、旅游开发等方面，此外，还有近年考古新发现的介绍等多个领域。会议采用主题发言和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大会设立三个分会场，先后举行开幕式、大会主题发言、18场次分组讨论、24日晚上的大会主题发言、闭幕式、26日的全天学术考察。

参与大会主题发言的专家学者有：秦汉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肩水金关简“马禖祝”祭品用“乳”考》、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教授《金塔绿洲历史变迁考》、酒泉市文物管理局杨永生局长《居延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分析与路径选择》、日本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藤田胜久教授《肩水金关与汉代交通——传与符之用途》、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西北所出汉代簿籍册书简的排列与复原——从东汉永元兵物簿说起》、兰州商学院高启安教授《汉“居延置”所在置喙——以居延里程简E.P.T59：582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乐贤教授《肩水金关汉简所见新莽代汉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马怡研究员《汉画所见简牍时代的书写》、台湾彰化师范大学陈文豪副教授《论简帛学与简牍学》等。敦煌学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杨宝玉研究员《法藏敦煌文书P.2942作者考辨》、敦煌研究院文献所沙武田研究员《角色转换与历史记忆——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的艺术史意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冯培红教授《隋代酒泉小考》、敦煌研究院文献所赵晓星副研究员《莫高窟第361窟的艺术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寇骞《敦煌文书P.3016v〈厶乙致令公状〉相关问题考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柴冰博士《敦煌所出P.T. 818、ITJ 705及Or.8212-108〈说心性经〉对〈首楞严经〉的引用探析》、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赵晶博士《羽25v〈仓夫令狐良嗣牒〉初探——兼论〈仓库令〉宋1的唐令复原问题》、台南艺术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简佩琦博士《河西走廊萨埵太子本生叙事与图像之互文性研究》等。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7-0096-03

中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从初创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①。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在博物馆学专业教育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旧存在着巨大差距。目前，我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所出现的诸如办学模式类同、办学层次单一、课程结构不全面、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该学科教育的发展和专业人才的供给。因此，通过中外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比较，分析原因，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不失为一条改进的有效途径。

下面分别从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学科从属、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师资力量、教学模式等方面，试对中外情况做比较。

一、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

1.国内状况。根据招生简章提供的信息可知，近年来开设博物馆学相关专业的高校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现已达近50所。其中不仅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老牌大学，而且还有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师范院校，还有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民族类院校，同时也不乏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为代表的科研机构，以及一些艺术类院校，如广州美术学院等。如果按中国博物馆的数量、规模、从业人员以及国土面积、人口等因素全盘考虑，国内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数量还未能满足实际发展的需要。

2.国外状况。美国的博物馆学教育十分发达，各州都有多所高校开设了博物馆学相关专业，总数达100余所。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阿肯色大学、旧金山大学、丹佛大学、西北大学、北伊利诺斯大学等高校，均开设有博物馆学相关专业。当然，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葡萄牙、日本、印度等国家也都开设有博物馆学专业，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欧美国家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在数量上是比较多的，这与其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情况、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基本相适应的。

二、学科从属

1.国内状况。在我国博物馆学专业一般隶属于历史或其他人文社科类院系，属于历史学或其他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专业名称一般为“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或“博物馆学”，学科重点绝大部分都侧重于考古学。据调查，除了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等15所高校之外，大部分高校的博物馆学专业均隶属于历史类院系。即使是这15个不属于历史类院系的博物馆学专业，也仅仅有三四所开设了专门的文博类院系，很少见到设有专门的“博物馆学学院”或者“博物馆学系”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博物馆学教育还没有建立真正属于该学科的龙头教育院校，在这种环境下，“博物馆学”只能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夹缝中求生存。

2.国外状况。欧美及澳洲的博物馆学专业大都属于人文艺术类院系，也有少量属于信息学院或人类环境和规划学院。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英国利兹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博物馆学专业均属于艺术学院，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则将博物馆学专业划归信息学院，新西兰的梅西大学却属于人类、环境和规划学院。与国内不同，除了极少数学校在提供“博物馆学方向历史硕士”专业学位时要与历史系联合培养之外，很少有将博物馆学专业从属于历史类院系的。

3.学科从属的差异。由上可见，国内的博物馆学专业一直在历史、考古专业和文物学的夹缝中艰难发展，造成本学科特色的丧失，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和发展空间。而国外的博物馆学专业大都属于人类学、艺术类院系，甚至属于交流、信息类专业，很少有属于历史院系的。

历史、考古和博物馆学虽有很密切的关系，但从学科划分而言，不宜简单地将之与考古学并为一科，甚至视作历史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作为一门交叉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博物馆学专业在设置上应该独立。只有改革博物馆学专业隶属于历史系这种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博物馆专业才能健康发展。

三、培养目标

1.国内状况。国内高校普遍重视的是文博考古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目标是能培养出既懂得博物馆方面专业技能、又能从事博物馆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如复旦大学的目标是：培养能在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机构、各类博物馆和陈列展览单位、考古部门、文物与艺术品经营单位、旅游部门、新闻出版和教育单位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复合型专门人才。中国科技大学则重点培养文物保护、文物修复、文物科技鉴定、文物法规、陈列设计、文物保藏环境、农业考古等方面的高层次实用型人才。看得出中科大更为重视文物保护技术方面，这与其学科优势有关。

2.国外状况。在博物馆学的办学理念和目的上，西方国家注重创新、批判性思维和领导才能的培养，同时为符合博物馆学跨学科的专业特点，以及满足日益多元化的行业需求，校方会设置多种方向，以学生为焦点，提供更广泛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模式，培养学生的哲学思考能力及专业实践技能，使他们成为有创新能力及卓越才干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专业人才。

3.培养目标的差异。国内培养目标中所谓的复合型专门人才，绝大多数指的是具有考古、历史专业背景的人才。这种理念已不能满足时展的需要。我们的目标应该着眼于如何把握现实社会发展对博物馆形成的挑战和机遇，紧跟国际博物馆学发展趋势，不仅要深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博物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博物馆主要业务工作的指导思想、规范、技术和发展热点，而且要探讨博物馆为社会发展服务的途径和手段，掌握适应当代博物馆状况和发展条件的博物馆学理论和工作方法，这样方能有机会弥补与西方博物馆学专业教育之间的差距。

四、课程设置

1.国内状况。课程设置是检验学科专业理论水平的重要标尺。我国博物馆学课程设置，首先表现在设置的阶段上，据初步统计，本科阶段设置博物馆学相关专业的高校，在数量上明显少于硕士阶段，故研究生阶段的博物馆学教育，是我国博物馆学教育的中坚力量。其次，受一些重点高校模式的影响，我国博物馆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一般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文物学②、博物馆学③及博物馆实习等几个方面。前四个方面同时也是考古学、文物学专业的课程内容。可见考古学、历史学的课程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博物馆学课程比重明显不足。

2.国外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国外博物馆学教育的重点主要在硕士阶段，本科教育几乎没有，博士阶段教育很少。（2）课程内容主要围绕博物馆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展开。开设的选修课十分广泛，如艺术类、商科类、专业写作、广告与交流等学科。这些对博物馆、美术馆实际工作非常有用的课程，在国内博物馆学专业中则很少开设。（3）常见博物馆学与艺术史、人类学等学科联合教学的方式，可以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机会。（4）非常重视实践学习，必须要完成固定时段的实习任务。（5）有着非常严格的远程教育，对在职人员的培养做出了积极贡献。

3.课程设置上的差异。西方的博物馆学教育注重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大量博物馆实习相结合，并开设门类众多的与博物馆相关的选修课，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培养其成为跨学科的博物馆专家。而我国很少能提供学生在校期间所需要的大量实践机会，课程种类相对单一化，内容不新颖，且不能与博物馆或美术馆紧密相联。

五、其他方面的差异

1.实践教学。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重视创新和学以致用，这是西方博物馆学专业的两大特色。相比之下，我国的博物馆学专业学生，缺乏系统正规的专业教育，尤其缺乏充分的实践培训，其知识体系又与历史、考古、文物类学生趋同，因此，在就业市场上，他们既不不具备与历史考古类学生同等的竞争力，又不具备在博物馆和美术馆实际工作的动手能力，处境尴尬。

2.师资力量。我国大多数“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其侧重点实为考古学，真正“博物馆学”专业数量并不多，究其原因，当与博物馆学专业的师资力量匮乏有着莫大关系。教师的专业方向多向历史学、考古学靠拢，而能为学生开设社会科学、文化政策研究、人类学、艺术史、遗产数字化、策展实践、博物馆财政及人事管理、博物馆教育和市场营销等课程的，即使是在国内顶尖的博物馆学院系内，也是凤毛麟角。不少高校老师完全没有博物馆工作实践经验，与博物馆的沟通也很不充分，使得有针对性的博物馆学专业教育和为博物馆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难有作为。而在国外博物馆学专业的教师队伍中，很多人都曾在博物馆界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校方会聘请大量博物馆专家为客座教授，最大限度地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教学。

3.教学模式。西方国家博物馆学专业的授课方式灵活多样，考核形式也多元化。如采用演说、课堂讨论、专家讲座、学术会议、个案研究、博物馆实习以及个别辅导等教学方式，即使是远程教育，也会精心编制整套的网络课程计划，导师通过电子邮件、信件、电话、定期研讨会及当面辅导等方式，按照计划完成课程任务。学生在学习某项课程时，都需按要求完成若干份书面作业，这些作业内容各异、形式多样，可以是论文、报告、评论、活动概述，也可以是项目书或项目评估等。而国内的博物馆学教学模式，仍旧遵从历史学、考古学和文物学的研究范式，至今也未见发展出独特的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和考核方法。

六、差异的主要原因

与国外相比，国内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化要求不高，与考古学、历史学的关系没有理顺，学科从属不尽合理，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实践教学方面较弱，师资不足等，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最主要的莫过于博物馆事业发展方面的现实因素和博物馆学理论方面的因素。

1.博物馆事业发展中出现的某些现实因素，制约着博物馆学教育的发展。①国内历史类博物馆数量最多，博物馆的从业者多为考古、历史专业出身。因为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物遗产，所以发展到今天，虽然博物馆的门类日益丰富，艺术类、自然类、科技类、产业类等多种类型博物馆发展迅速，但历史类博物馆的数目仍然是最多的。②博物馆事业发展背离科学主道，对人才多样性的硬性需求并不强烈。由于定位的不准确，国内出现“大馆小馆、千馆一面”的重复建设现象，直接照搬或者相互模仿的结果，使得博物馆界满足于旧有的人才结构，没有兴趣追求人才的多样性，这直接影响了博物馆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2.理论博物馆学发展的滞后状况，造成理念上的误区与封闭。长期以来，学界大都认为“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的内容都属历史科学范畴，同属社会科学，”所开设的课程，仅有很少一部分与博物馆学相关，更多的充斥着考古学、文物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内容，且大部分是跟考古学、文物学联合开设，并隶属于历史类院系。这种不科学的设置，就是因为我们在理论上的落后，带来了认识上的误区而导致的结果。此外，国外还有很多普及的理念至今尚未被国内所理解、接受、实施，更不要说要运用到实际教学中去了。因此，理论博物馆学的发展不容忽视。

总之，经比较发现，我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在学科从属、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师资力量和教学模式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有着很大差异，但无论哪一方面，归根结底都源于博物馆学学科属性的模糊。因此，只有先解决了学科从属问题，其他问题才会随之迎刃而解。当务之急就是把博物馆学专业从历史学等专业中独立出来，设置独立的博物馆学研究院系，这样才能使之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国家的重视、支持与行业的协作、配合下，作为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主力，高校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应注重博物馆理论研究，加强学科建设，振兴学科地位；其次，要优化教育模式。教学形式、评估手段讲求多样化，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最后，要创新教育理念，注重与国外高校及博物馆学界的联系与合作，关注国际间相关新理念的实践和发展动态，积极主动的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发展创新，探索出一条最适合我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中国博物馆学教育的最早起步，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博物实习科。但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真正进入大学讲堂，则始于抗日时期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②包括青铜器、陶瓷、书画、钱币、古建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及文物保护技术等。

③包括博物馆学通论、博物馆教育学、博物馆学史、文物政策法规、陈列设计、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等。

参考文献：

[1]侯雁.中外博物馆学专业教育比较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05-20：13，49，68.

[2]黄春雨.博物馆学专业隶属历史系之弊端[J].中国博物馆，1987，（4）.

[3]复旦大学官网[EB/OL].2011-03-20.

http：///new-dep/wenbo.hun.

[4]中国科技大学官网[EB/OL].2011-03-20.

http：///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8）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9）

在笔者看来，艺术作为一个自足体系的学科，既有“术”，也有“学”。“术”是具体方法，是艺术活动的技能技巧，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艺术首先有“技术技能技巧”的含义，最早的艺术家可能首先是手艺人、匠人，或是精于一种技能技巧的人。但是，这是在艺术发展的某一阶段的情况。当有人研究和总结这些艺人、分析这些活动、分析这些技能技巧的能力构成和这些活动魅力美感的基本原理时，情况就发生变化。这时，“学”就出现了。

“学”是艺术活动历史的主要过程和艺术创造、欣赏的基本原理，是在“术”的基础上产生的对艺术活动“演进史”的研究，以及对艺术生产“方法论”的总结。属于“学”的范畴的，就是研究艺术的发生、发展、流变的学说，是分析艺术现象、总结艺术规律的学说，是观察艺术活动、梳理技能演进、工具变化、技能提高的历史的学说，是将艺术活动的感性经验提升淬炼成为理性认识、美感学说的学说。

艺、术与技能、技巧联系在一起，艺，往往是某种手艺、技能，或者就是手艺、技巧、技能的泛指，所以常常称某种技术程度为技艺，如茶艺、棋艺、武艺等。此外，也常常称人所具备的某种能力或所掌握的方法为“术”，如巫术、法术、医术、武术、马术、拳术、棍术、艺术等。但是，应该用心辨别，在这里，艺术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前者的“艺”是一个领域限定，后者“术”就是方法、技能、技巧的意思。艺术，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精神活动与精神追求，因为对物质条件依赖大，所以是物质层面承载的精神内容。在物质层面的活动成为“术”，研究物质层面的活动承载人类精神活动的诸多方面情形的活动，就成为“学”的存在。因此，“艺术”可能既有“技术”的狭义指称，也包含有“艺术学”的活动内容和史论意义。艺、术、技能、技巧是“这样那般”。艺术是一个泛指一切艺术活动、艺术现象的笼统概念，“艺术学”是一个包含了艺术技能、技巧内容以及艺术史、论内容的学科概念。在艺术学学科门类概念语境中所讲述的“艺术”，就是包括学科实践和学科理论方面内容的概念。艺术学科，就包含了“术”和“学”这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然后，再有与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宗教学、管理学、人类学、心理学、行为学、民族学等学科交叉地带的内容派生。所以，艺术实践革新的历史内容、总结艺术实践这种特殊社会活动为何、如何、怎会、将会“这般那样”，就成为“学”，就是艺术发生学、艺术史、艺术创造学、艺术发展学等学说的内容。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出现过的许多文化产物，随后都会分门别类，认祖归宗，各立山头。艺的技巧技能，最后走向艺术文明，发展成为艺术学，有其历史阶段过程和发展的必然性。艺术不仅仅是唱歌跳舞，还包括艺术史、艺术基础理论、艺术创造心理学、艺术欣赏心理学、艺术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发生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传播学、艺术社会学、艺术经济学……要在艺术技艺基础上认真做好研究工作，研究艺术的“必然王国”，才能更好地走向“自由王国”。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上，云南艺术学院的办学发展，就希望在“术”与“学”双重并重下办好学。云南艺术学院鼓励各个二级学院的教学单位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双重并重”的重要性，既不能沉湎于“技能上达”“技高一筹”的状态，将艺术大学办成技能训练所，把学校办得“匠气”十足；也不能在“学术追求”“课题指标”的痴迷里，将艺术大学办成“研究所”“博物馆”，暮气沉沉，没有了生命原态的鲜活，只有样品的展览或标本的陈列。而艺术院校，研究“艺术”只是使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艺术热情的诱导、艺术认知方法的传授、艺术创造能力的营养以及艺术人群的规范等内容集合成为的艺术人才的培养活动，是艺术教育、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展演“鼎足而三”的办学活动。因此必须认识到，艺术教育者原本是一些艺术家教师，他们自己就是一些原创能力旺盛的艺术创造者，艺术院校，同时还是艺术产品生产、创造的重要部门。

艺术教育教“术”还是教“学”

在艺术学门类学科背景下，要组织好“术”与“学”的教学活动，最终要用创作展演来检验“术”的教学效果，用研究成果来检验“学”的教学成果。更重要的是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力，能够充分体现“术”和“学”的成果。

艺术发生论、人类艺术能力的演进史、艺术规律的认识论、艺术品创作方法论和艺术生产活动的创造论、艺术技能培养、艺术技巧训练，都是艺术教育的当然内容。因此，艺术教育既要教“术”，也要教“学”。这是作为现代教育学科特点的艺术教育与传统艺术手艺师徒传授、师傅提高徒弟艺术能力完全不同的地方，艺术教育中对技能、技巧熟练专精的训练内容是“术”的领地，而艺术发生论、演进史、认识论、方法论、创造论等原理性追问与本质性把握，则是“学”的内容。艺术教育中，既有“术”，也有“学”。如果专科、本科艺术教育主要是“术”的训练，那么，硕士、博士阶段的艺术教育，就趋向“学”的内容。

遗憾的是，中国的艺术研究生教育开展得较晚，大约20世纪80年代才开启相关的教育活动。一般来说，艺术教育最早的研究生教育，大约是在1981年批准第一批硕士学位授予点后才走上正轨的。实际上，获得这种批准的单位很少，仅有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少量几所艺术院校。

就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言，历史不短，但是艺术教育的研究生教育办学历史不长。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1919年就开始了，那就是建立于1898年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据资料记载，那一年，北京大学招收了148名研究生。从1949年到1965年16年的时间内，北京大学培养的研究生不到2000名。而建立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建校10年后开始招收研究生，到1965年，培养的研究生也不足1000名。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研究生教育进入突飞猛进的发展期，北京大学在1981年成为回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后国务院首批批准的硕士、博士授权单位，1984年建立了研究生院。到2011年，已经有了4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6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12个一级学科硕士点的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在校博士、硕士超过26000人。清华大学也于1984年成立研究生院，到2011年已拥有48个一级学科博士点48个。

综合大学非艺术院校的文学教育，往往拿到硕士点、博士点比艺术专业院校培养专业艺术人才的单位更早，更容易拿到艺术教育的硕士、博士授权点和人才培养资格，这已经是专业艺术院校很久以来的心痛。

艺术学原来从属文学，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办学资格就远远晚于、少于综合大学。之后，中央戏剧学院1986年获得博士点，上海戏剧学院1999年获得博士点，迄今为止，专业艺术院校无论单科的还是综合的，博士点很少，综合艺术院校只有南京艺术学院拥有博士点，而且是5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三个博士后流动站。从硕士、博士授权资格的数量、历史看，专业艺术院校远远逊于综合文科大学或者理工科综合大学。

艺术院校的艺术教育和人才培养既然“术”、“学”兼具，艺术院校的专业教学的水准实际上是专门、专业、专一、专精的，但是为什么研究生教育的历史短、学位点少、学位层次不高？这种状况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对艺术教育的“术”的偏见，还因为文科教育“学”的傲慢。总以为艺术教育的艺术实践，都是一些技能技巧的“术”层面的内容，没有“学”的含量。所以，别人有这样的偏见，艺术教育圈内的人又缺少“学”的自觉。而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就在惯性思维里滑行太久，圈内群外的人难免产生艺术教育不需要“学”的错觉，这就耽误了“艺术学”作为门类学科自立、自足、自省的意识诞生，直接延缓了艺术教育的“研究生教育”时代的到来，甚至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这样的背景下，艺术研究生教育历史短、学位点少、“专业”站在“学位”门外等候“非专业”权威召见的乱象才会出现。不必讳言，一些早早获得硕士、博士授权单位资格和学位点的办学机构，水平不见得上达，甚至能力不如没有学位点的专业院校专精。

面对这种情况，艺术院校一方面应该呼吁，教育部应该改变那种“布点”控制的衡量尺度与脱离实际的目标预设。另一方面，艺术院校的确也应该有“艺术学”学科建设的自觉意识，要做出“学”的成就，弥补艺术院校办学重“术”轻“学”的历史“短板”。发展中国艺术教育，就要理直气壮地迈向“术”“学”并重的教育。而艺术研究生教育的努力，就要将艺术研究生的教育过程变成导师团队率领下引领学校风气、壮大“学”的声威影响的过程。艺术研究生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培养艺术高级人才的教育，而且是“学”的色彩很重的艺术教育。艺术研究生教育，不但是一个人才培养目标设定的问题，也是一个与此目标相关的艺术教育问题，而且，还是改善学科自理能力的问题。每一个开展研究生艺术教育的单位，必须都有这样的认识高度，要让别的学科门类心悦诚服地感到，艺术学科的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学”的能力与基础。

艺术学学科下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什么人才

如果说，艺术专、本科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术”的基础训练。那么，艺术硕、博研究生教育，就是艺术知识、能力迈向“学”的提升。但是，这两阶段之间是相互联系又彼此区别的关系：前者是艺术学生“从艺向学”必要基础；后者是艺术学生“因艺能学”重要升华。这样认识的原因在于：专科、本科有了扎实的技术技巧的基本训练，还不仅仅是学生的身体能力有了基础训练的完备，对于想要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而言，本科时代的基础训练，是为他们打开了一扇迈向“学”的“感性”的大门和走向“逻辑”的“经验”的桥梁，这是艺术教育中研究生学习十分关键、基础性的一步。而艺术研究生如果“通一艺”进而在“知其然”基础上学习“知其所以然”，就要比艺术上的“白丁”容易得多。

但同时必须强调，艺术学科研究生的教育难点，往往在于从具体的“术”当中将他们熟悉的“术”的思维方式打开以及“术”的实践能力的突破，走出“一艺”的局限，将“术”作为他们迈向“学”的出发点。这就要求导师能够讲方法、会引导，针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因人施教”，在“术”与“学”之间，致力于技能与知识、感性与理性的融通。通俗来讲，这就是想清楚一些问题并付诸教育实践：研究生艺术教育“教什么”、“怎么教”？因为，“教什么”是“培养人才”的目标设定决定的；“怎么教”，是“教师方法”与“教学对象”决定的。我们在研究生艺术教育实践中时不时会发现，教师不知道如何教的尴尬，带研究生如同教本科生一般，画画、练琴、排戏、唱歌……一如大学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一般，没有本质的区别。

此外，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没有很好地区分培养目标，更没有把目标设定的不同体现在整个培养过程中。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学生一样课程、一般要求，结果是学术无“学”，专业不“专”。

理性审视艺术学门类下的美术学、设计学、戏剧与电影学、音乐与舞蹈学和艺术学理论5个一级艺术学科的建立、专业设置、课程搭建和学科框架里的人才培养，不难发现，艺术教育自身学理和艺术知识体系的传承、更迭、创新的办学研究，较之别的门类学科，还是相对薄弱、苍白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术”与“学”的相互关系、相互区别在研究生教育当中体现的不明确，在为不同方向的研究生设置的课程、培养人才过程的质量监控和中心所在不精心、不理性造成的。这就需要潜心研究，埋头耕耘，做好艺术学的学科建设。否则，另立门户的艺术学，也有可能于惯性的运动、经验的依赖、无序的存在中陷入混乱，无法建立自己的学科品质与学理品格。尤其是在全国持续升温的“艺术教育办学热”的今天，在艺术学门类学科另立门户后，博士点、硕士点质量不齐、良莠莫辨、乱象丛生的今天，笔者呼吁理性开办艺术教育，讲求质量地开办研究生艺术教育。我们需要一个教育自省的大环境，就像艺术学自立门户需要一个文化自觉的大环境一样；我们也需要研究生艺术教育的自省意识，还需要质量意识、特色意识、内涵意识、个性意识，如同专业硕士和学术学士各有“术”与“学”侧重的需要一样，要有分类指导、区别发展的自觉意识。

艺术的研究生要有厚实的“学”的基础、理论能力；研究生的艺术，要充满创造性、创新能力，是“术”的顶端而不是基础。在研究生艺术教育当中，这可能是需要格外清醒的问题。因此，课程设计、过程监督和质量检验，都应该紧紧围绕这一认识来进行，仍然是“术”的精进淬炼，仍然是“学”的厚积薄发与推陈出新，这是艺术教育人才培养高级阶段的追求。

尽快制定“行业标准”，是艺术研究生教育的

当务之急

艺术学成为第13个门类学科后，但却没有自己的核心期刊，仍然是“中文核心期刊”说了算；仍然是北大、南大、武大、社科各处的“权威标准”说了算。

艺术学已经成为门类学科，但是艺术办学立规矩、成方圆的学科基础还不具备。不是没有，是不被承认；不是无法制订，是不被接受。因为，艺术办学单位、艺术教育专家、艺术行业专家往往没有资格为自己制订标准。我们常常习惯于让那些在自己的专业里是权威，但在他所评审的对象面前知识准备往往不了解、甚至根本就是外行的所谓专家去评审、指导、臧否和裁决行业规范。

当前应该是让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和艺术教育管理者们为艺术教育制订办学规矩、绘制发展蓝图的时候了。所以应该从艺术研究生的办学标准、质量监控、人才尺度等方面入手，从教育部本科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入手，从全国艺术专业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开展，从艺术学学科研究生教育联盟相关会议当中去积极开展工作，制定标准、规范行为、监控质量，让研究生教育健康发展。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10）

关于泰戈尔的亚洲之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南亚语言文化系安娜・杰妮卡(AnaJelnikar)博士作了题为《走向或有缺失的圆满的象征：泰戈尔世界视野中的旅行地》的发言。她主要探讨泰戈尔的世界旅行特别是亚洲之旅对其世界主义意识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她认为，泰戈尔是一位有抱负的行者，他的世界之旅不断解构所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的观点，他创办的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象征着他的关于人类精神融合的思想。香港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历史系马克・弗罗斯特(Mark Frost)博士在题为《超越民族与地理界限：泰戈尔与世界主义的契机》的发言中，对泰戈尔与中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思想家之间的精神互动作了探索。印度加尔各答图书馆学专家苏普里雅・罗易(Sup6ya Roy)女士作了题为《国际大学理念和泰戈尔的亚洲之旅》的发言，探讨了对泰戈尔的亚洲之行与国际大学的教育宗旨之间的联系。

二、泰戈尔与东南亚的文化联系

缅甸仰光国家博物馆的陀光(Thaw Kaung)博士发言题目为《泰戈尔在缅甸：旅行、翻译与影响》。他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对泰戈尔的三次缅甸之行(1916年、1924年和1927年)进行历史追踪，并对泰戈尔作品在缅甸的翻译、研究和对缅甸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作了阐释。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南亚与东南亚学系的斯瓦普娜・巴塔查利雅(Swapna Bhatta-ohrya)教授近期出版了著作《印缅关系：1886―1948》。她依据前期研究成果，对泰戈尔的缅甸之行进行历史考证，并分析了泰戈尔对缅甸人、缅甸历史文化的认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艺术考古系高级讲师伊丽莎白・穆尔(Elizabeth Moore)博士从宗教绘画、社会政治活动等角度对泰戈尔缅甸之行的历史影响进行论述，并介绍了缅甸的圣蒂尼克坦图书馆(Shantiniketan Library)和泰戈尔学会(Tagore Association)。这是泰戈尔与缅甸文化互动的精神产物。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温琼妃(AngelaOon)在题为《尊敬、蔑视与争议：泰戈尔1927年访问新马》的发言中，从中文、英文和马来语文献人手，探讨了1927年泰戈尔访问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时引发的一场政治争议。当时，据传泰戈尔在英国政府派遣印度士兵到中国保护在华英国人一事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引起了报界和公众的争论，泰戈尔及时机智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事端。当时，由于南昌起义爆发，东南亚华人关注点转移，对此事并没有过多反应。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学者贾亚迪・巴塔查利雅的发言题目是《爱国主义和热情：泰戈尔和鲍斯在东南亚的反响》。他对泰戈尔与印度著名极端派领袖s，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在东南亚乃至东亚的历史影响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泰戈尔获得了东南亚地区各个民族的普遍赞赏，而鲍斯在海外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只是在印度人群体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历史系沙维德丽・查龙朋(Sam‘tree Charoenpong)博士探讨了泰戈尔的泰国之行。她认为，泰戈尔1927年的曼谷之行对泰国的文化与政治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越南社会科学院越南文学研究所的潘凤姬(Phaw Phuong Chi)博士在题为《泰戈尔研究在越南》的发言中认为，1945年前，越南学者主要研究泰戈尔的神秘哲学思想，1945年到1975年间，研究者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研究泰戈尔作品中的阶级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等。近年来，越南学者采纳现代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原理研究泰戈尔作品，更有部分学者采用印度梵语诗学味论(rasa)和韵论(dhvani)来研究泰戈尔。他们深信，只有用印度传统文学理论才能正确而客观地阐释深受印度传统文化影响的泰戈尔的作品。由于越南学者对梵语诗学译介不够，采纳这一研究模式的学者尚属少数。

三、泰戈尔与东亚的文化互动

历史学博士论文篇（11）

1984年，他凭借扎实的藏汉文功底，参加了夏河县地名考察工作，走遍了夏河县的村村落落，搞清了每个地名的来由，为民政部门提供了一份切实可信的资料，使一些错误地名得以纠正。

1985年，他又到甘南州博物馆从事文物普查工作，尽管这项工作十分辛苦，但他还是走遍了甘南地区的三河一江（大夏河、洮河、黄河、白龙江）流域，摸清了新石器时代甘南古人类的活动遗迹，初步搞清了甘南的史前史，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1986年元月，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刚刚成立，丹曲作为第一批藏学研究人员进入该所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凡事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从不被别人所左右。多少年来，他在藏族历史、医学、文化艺术等研究方面倾注了无限心血和汗水，是当代藏族青年学者中影响较大且最具有发展潜力的之一。在藏学研究当中，他纵论古今、旁征博引，他以广博的学识、严谨的思维、扎实的艺术功底，把藏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本质内涵剖析得淋漓尽致。丹曲先后从著名的藏传佛教格西、学者，嘉央加措、华旦、罗桑等高僧学习了藏族《因明学》、《中观论》、《天文历算》、《语言学》等课程，遇到问题虚心请教，一定要弄个明白。他的这种谦虚、钻研、刻苦攻读的精神，受到大家的高度赞扬和厚爱。期间，他撰写了多篇具有参考和学术研究价值的论文，为藏学研究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7年，他受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佛学院院长、第六世嘉木样活佛的委托，给拉卜楞寺文化学习班讲授汉语文，结合教学，他编写了内容充实的《藏族历史概要》教材，使甘肃省佛学院的第一期学员既学到了汉语文知识，又对藏族历史有了系统的学习。

1995年，丹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藏族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通过进一步深造，使他在藏学研究领域里崭露头角。

1998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丹曲又回到藏学研究所。他用百倍的努力，在三尺案头挥洒青春，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与追求而书写春秋，用一颗炽热的心拥抱他所热爱的藏学研究事业。每当夜深人静之际，他仍旧埋头工作，渴了，喝一杯浓茶；饿了，啃一包方便面，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丰硕的成果。

从事藏学研究以来，丹曲先后在《中国藏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研究》、《艺术研究》、《西北民族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等部级、省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试论嘉木样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简述藏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及国内外影响》、《藏族古代医学教育初探》、《安多地区藏族绘画概述》等40余篇。其中，《试论嘉木样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简述藏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及国内外影响》等论文分别获甘肃省民族宗教学会优秀论文奖和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部分作品被《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人民大学・情报资料》等报刊杂志转载。近年来他出版的专著有：《拉卜楞简史》、《安多地区藏文化艺术》、《拉卜楞史话》。这些研究课题构成了他自身藏学研究的两大特色，即地方民族文化艺术研究和拉卜楞寺专题研究。安多地区的藏族文化艺术独具魅力，形成自己的地域特色，丹曲将这一领域作为研究方向之一，完成了专著《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该书将安多地区的藏族文化艺术与整体的藏族文化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出了安多地区藏族文化艺术兼容地域性、民族性、宗教性的独特风貌，赢得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赞赏。丹曲的《拉卜楞简史》和《拉卜楞史话》引起藏学界的广泛关注。2000年又出版了专著《甘肃省藏传佛教寺院录》,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史料价值。他还曾应邀参加“92国际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和“96第四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0年，由国家民委、北京电视台等部门组织专门的摄制组，联合拍摄了大型纪录片《话说〈格萨尔〉》，丹曲是从事格萨尔学研究的硕士，遂被邀请为该剧组的翻译和责任编辑。追寻着英雄格萨尔的足迹，跑遍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寻访了60多位不同类型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为此后的史诗研究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

2001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期间，他撰写了学术论文《凝固在黄河源头的历史――藏民族灵魂观念的现代遗存》、《魂寄山水间――藏民族圣山圣湖崇拜及其生态意蕴探幽》等。与此同时，丹曲在广泛收集和整理有关藏汉文史料、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专著《甘肃藏族史》，该书的出版，填补了甘肃藏族历史研究的空白，书中较好地把握了甘肃藏族的整体历史，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颇具现实意义，正如藏学专家陈庆英先生所言，该书“是在藏族历史的研究中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这又构成了他从事地方民族史的特色。2004年5月，丹曲撰写了毕业论文《〈格萨尔〉所反映的山湖寄魂观念与古代藏族的自然观》，文中涉及到藏族古代宗教、文学、哲学等重大学术领域，抓住了格萨尔学的精髓，论文的选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由于论文资料选择精当，考辨准确，运用合理，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于7月份获得了博士学位，为家乡人民争得了荣誉。

2004年10月底，民族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专著《萨迦王朝的兴衰》。

丹曲出生在河西走廊，长期在甘南拉卜楞藏区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他从一个牧民家庭走来，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而苦苦追求着，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为繁荣藏民族的文化事业而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出于对家乡和民族的无限热爱，对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他以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苦钻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依靠多年的辛勤工作和扎实丰富的艺术积累，终于完成了很有分量的6本学术专著。他兼通藏、汉、英三种语言文字，能够自如使用国内外文献资料，擅长民族宗教、文化艺术的研究。在藏学界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