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农业论文大全11篇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1）

21世纪，国家将农业专业合作社看做“三农”政策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并加大其扶持力度。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设”强调，“要积极发展各类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专业合作化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了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具体内容，为其发展指明了道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组织”。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较好，农业合作社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及销售等多个环节，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逐渐使农业增长方式发生了改变，最终将农业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

1.2农业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是1981年美国人提出的，可持续农业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农业领域的体现。可持续农业思想影响深远，各国政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进行可持续农业的相关内容及要点。我国政府在1994年提出了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及规划，之后在各个五年规划中，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并将其与环保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2我国农业发展中的“不可持续性”

2.1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

我国人口数量大，据统计，农民家庭占2亿多户，其中加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仅为1/8。据有关资料显示，现代农业发达的国家，其农业组织化程度都非常高，很多发达国家至少75％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农业合作社，这不仅大幅提高了组织化程度，还促使农业逐渐规模化、科学化发展。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往往根据前一年的市场经济状况决定自己当年的生产内容及规模，容易使其决策出现一致性，进而使农产品供应关系失去平衡，这不仅损失了农民的个人利益，也降低了生产效率。

2.2农业生态环境恶化

目前，我国农业水污染比较严重，大部分为中度污染，农田废弃物污染严重，主要污染途径是污水灌溉、农药及化肥的大量使用，很多受到污水污染的农田减产，甚至绝收，且危害影响时间久。最近几年，我国多数地区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了大气环境，还浪费了自然资源。农药残留带来的环境污染是长期的，大量使用会增加农药的残留量。农业废弃物的排放，不仅使周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还影响了周边水土的质量，容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对农业生态系统带来严重影响。

2.3农民贫困，文化素质不高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与农民的文化程度有一定的关系。文化程度低，接受农业知识及技术的能力也就比较低，从而使农业资源生产效率低下，制约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很多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仅留下缺乏劳动能力的老人或者劳动力弱的妇女及儿童在农村，致使农业技术的推广具有很大困难，先进的生产技术无法得到有效推广，致使农业无法依靠新技术进行可持续发展。

3农业专业合作社是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3.1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村环境的“公地悲剧”

经济学关于“公地悲剧”问题的研究开始于1968年，美国学者认为，公地经济是若干个产权未得到清楚界定的经济主体构成的经济制度，此制度产生寻租行为，继而使经济体系失去原本的作用。我国农村的公共产权土地较多，农民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可从公地中获得收益，而不付出成本，致使社会受到额外损失。农村公地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受各种原因的影响，经常出现“公地悲剧”，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阻碍可持续农业的建立。农业合作社通过将分散的农民组织为专业合作社，政府可以对合作社的行为进行规范，从而降低农村公地的交易成本，为农业发展提供足够的备用资源。

3.2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效率

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阻碍我国传统农业向可持续农业的顺利转变。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就要用先进生产技术代替传统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提高农业技术含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政府领导的农业技术推广组织体系，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此体系不足之处很多，如管理混乱、职责不明确、工作效率低下等，严重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力度。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利益密切相关，能够指导农民运用科技进行生产，还可以组织技术人员为社员讲授生产知识，进行技术交流，从而加快农技推广效率。

3.3农业专业合作社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

农业只有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才能促使其向可持续的目标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生产中的专业化问题，可统一购买生产资料、生产设备等，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统一销售农产品，为农产品进入大市场提供了可能，增加了农民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此外，合作社能够实现农业标准化生产，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通过组织分散农户进行集体生产、集体包装，打造知名品牌，进而增加农产品市场竞争力。

3.4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培养新型农民

农业专业合作社能够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使其掌握农产品生产、经营及管理等多个方面的知识，进而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使其逐渐成为21世纪的新型农民。农业合作社坚持自愿、平等、民主管理与经营的原则，切实维护社员的自身权益，还能够激起农民的环保意识，使其在生产中主动将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为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微观基础。

4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4.1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投入

农业专业合作社在新型农民的培养、环保、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多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具有公共产品的特点，因此政府要给予相应的投资。各级政府要设立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合作社的培养、管理、技术推广等内容，服务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生产设备的购置、生产基础设施的建设及农产品出口等内容，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鼓励农民进行合作生产。同时，政府要从长远利益出发，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可采取多种方式拓宽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从而有效解决合作社发展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4.2加大对农业专业合作社人才支持力度

农业合作发展难度大，原因之一是缺乏优秀的人才，因此要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进行人才支持。

①要完善培训体系，逐渐提高业务干部的个人水平与能力，同时定期对合作社中的科技人员进行培训，使其熟悉农业合作社的理念、合作政策等内容，积极鼓励更多的农民加入合作社；

②要鼓励合作社人员进行学习，和有关技术人员进行交流，扩大视野，逐渐推动合作社的发展。

4.3加强业务指导，促进农业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

各个地方要根据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农业专业合作社进行相应的指导。在尊重合作社成员意愿的前提下，根据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等做好合作社的登记工作，并对其管理进行规范。对不具备法律要求但有合作性质的合作社，要依法进行指导，逐渐完善其内部的规章制度，加强民主管理，提高其内部管理水平，引导农业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2）

1.1.1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根据可持续发展PRED系统的内涵和北京农业发展特征，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综合性和可获性原则，采用频度统计、理论分析和专家咨询法构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4个子系统，共23项具体评价指标(表1)．由于各指标存在量纲差异，其性质有正、负2类，缺乏可比性，利用半升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模型，解决各指标因量纲不同而难以汇总的问题，并采用熵技术支持下的AHP法计算各级指标权重．

1.1.2都市农业发展系统评价模型构建

1.1.3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选取为衡量北京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发展的协调程度，构建协调度测度模型．目前已有的协调度评价模型主要包括比值模型、弹性模型、离差模型、贴近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离差系数表示变量对其均值的相对离散程度，用系列的标准差与其均值的比值表示．本文采用离差系数基础上构建的多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

1.2数据获取

2005年，北京市出台《关于加快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指导意见》(京政农发［2005］66)，首次对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作出全面、系统部署．因此本文选取2004—2011年为研究期间，数据来源于2004—2011年北京市区域统计年鉴、各区县统计年鉴、农村年鉴，以及北京市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分区县汇总资料中的相关数据．

2结果与分析

根据都市农业发展系统评价模型，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的评价结果见表2．2.1北京都市农业支撑子系统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2.1.1农业劳动者素质提高是支撑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根本保障人口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单位资源人口承载水平和劳动力支撑水平．2004—2011年间，北京都市农业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由0.0212升至0.1221．如图1所示，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标中，郊区人口密度多年持续增大，导致人均农业资源的占有量减小，单位农业资源的人口承载量增大，郊区生态环境负荷加重．农业劳动力占郊区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是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兼业化的结果，当前这一指标助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劳动力的科技素质提升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期间，北京市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万人科技人员数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成为支撑人口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重要指标．

2.1.2宏观经济变化中农村旅游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经济子系统的薄弱环节经济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结构的先进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农业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的变化趋势，2007—2009年间波动幅度明显(图2)．研究期间北京第一产业总产值增长1.8倍，但受当前北京经济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驱动影响，第一产业年均增长速度低于第二产业近3个百分点，不及第三产业增速的一半，因此农业总产值占GDP比重持续下滑，正向拉动了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从2004—2011年整个期间看，都市农业经济子系统评价体系的正向指标基本保持增长趋势．但2007—2009年间，先是北京奥运会的连带效应，后有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加之中央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拉动，北京农村旅游收入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出现剧烈波动，成为影响经济子系统评价指数演化轨迹变动的重要因素．

2.1.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影响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发展的社会支撑和政策保障的稳定性．2004—2011年，北京都市农业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呈小幅波动上升趋势，增长下行分别出现在2005、2008、2011年，如图3所示．研究期间，北京都市农业社会子系统评价体系中城镇化水平、财政支农水平、公路密度、农村固定资产完成额等指标都保持稳步增长，市场需求、资金支持、设施保障等方面对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支撑比较稳定，是拉动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上扬的主要驱动力．受农业投入产出周期长的比较劣势制约，农业收益对农户增收的贡献率越来越低，而非农收益对增收的支撑缺乏稳定性，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频繁波动，导致社会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轨迹偏弱震荡．

2.1.4先进农业技术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资源环境子系统的评价结果体现了都市农业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和环境友好型发展程度．2004—2011年，北京市都市农业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由0.0339增长到0.2729，在4个子系统中增幅最大，如图4所示．作为正向评价指标，郊区人均耕地面积受城市规模扩张挤压持续缩小，而森林覆盖率、环境保护投资占GDP比重，以及清洁能源普及率提高，成为驱动子系统评价指数上升的重要因子．负向评价指标中，单位播种面积农药施用量2004—2006年快速减少，此后基本稳定;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的年际波动显著，但呈减少趋势;节水技术的应用推广使万元GDP农业用水量持续减少．3个指标在子系统评价中均发挥了拉升作用．7个评价指标中，农药施用强度、化肥施用强度、清洁能源普及率、农业用水效率4个指标属于农业科技应用范畴，在资源环境本底难以重塑的前提下，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应用已成为强化资源环境子系统的重要手段。

2.2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与空间分异

2.2.1综合评价指数的变化轨迹集成各支撑子系统的评价结果，计算出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图5)．研究期间综合指数变化呈稳步上升趋势，显现出北京市农业发展在支撑子系统全面强化的背景下取得长足进步．利用年度综合指数同比计算波动速率显示，2006、2007以及2009年是北京都市农业综合指数的高速上升期，其他4个年度是平稳上升期．

2.2.2综合评价指数变化的县域分异北京主城区8区2县是市域内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以优质、高效、集约、精致为特点的都市农业发展重点地区．2011年农林牧副渔产值占北京市域比重达到96.8%．对比8区2县农业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变化发现(图6)，2004年，综合评价排名前3位的是房山、昌平、大兴，末3位是顺义、平谷、密云;到2011年，大兴、顺义、通州3区的评价排名跃居前3，末3位集中在东北部山区．因此评价期间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空间分异态势可以初步总结为平原地带优于山区地带、北部山区优于西部山区．

2.3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系统协调度变化和发展模式转变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衡量北京都市农业支撑子系统的协调程度发现，2004—2011年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子系统评价指数均保持增长趋势，协调度逐步优化(表3)．但由于4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数增长轨迹和增速不同，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子系统已经衍变．如图7所示，2004—2007年间，经济子系统是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子系统，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北京都市农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农业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口子系统逐步成为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并加上支农、惠农政策和投资力度加大，社会子系统和人口子系统成为重要辅助力量．2008年前后，北京都市农业发展体系的最大差异在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地位．截止到2007年，资源环境子系统是4个支撑子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2008年以后，资源环境子系统的能量加快释放，支撑强度先后超过人口、社会以及经济子系统;到2011年，资源环境子系统已成为支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的主导系统．

3讨论

在北京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中，农产品需求加速增长，并趋于多样化，为都市农业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市场需求．虽然从生产规模上看，北京农业并不占优，但其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结构先进性是其他产区难以比拟的，因此，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科技化是北京农业的最大优势．在北京都市农业快速发展中，人口－社会子系统的支撑强化趋于停滞状态不容忽视．人口子系统的发展停滞主要源于农业劳动力流失，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停滞主要源于城乡收入差距，后者是诱发前者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看，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的减少势必引发农业劳动力不足和后继无人，是北京都市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由于与其他城市产业竞争中农业在土地和资金利用效率上的明显劣势，以及北京地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一味追求生产功能和经济效益的“工业式”都市农业发展模式遇到瓶颈，2008年前后综合评价指数的向上钝化就是较好验证．在此背景下，以北京奥运为契机，依托首都科技智力资源优势，加之政策扶持和引导，产业链各环节的资源节约化和环境友好化使北京农业发展重焕生机，发展模式逐步实现了由经济子系统主导向资源环境－经济系统“双翼”驱动转变．发展模式转变是北京都市农业综合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表现，顺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形势，符合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进入21世纪的前10年，北京市的耕地面积和农业用水量减少1/3．随着未来人口膨胀和产业发展，水土资源短缺和污染加剧的趋势难以扭转，都市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将不断加大．在此背景下，依托机械化和化学化，追求高产出和高效率，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不可持续．因此无论是瞄准都市农业自身可持续发展，还是从北京城市发展的长远大计出发，北京都市农业发展应该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基于农业生态系统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达到循环利用物质、提高能量固定率和资源利用率、减少农药等有毒物质输入的目的，最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可持续的“生态型”都市农业体系［23］．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3）

一、复合农林业崛起的历史背景

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

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既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具有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等主要特点。21世纪,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农业将面临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环境负荷不断加重和人口数量增长趋势还将继续的三重压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具体地说:(1)我国人口基数巨大,人均农业资源紧缺,已严重地制约农业的发展,所以必须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重视资源的永续利用。长期以来,我国以相对紧缺的资源承担着巨大数量人口生存所需食物的生产。(2)自然灾害频繁,土地质量下降的现状,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为此必须努力提高林木覆盖率。(3)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农业投入的不足,要求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同时,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位置,以促进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农村经济,建国以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已逐步形成了对农业持续发展起重要促进作用的财力和物力的来源。而在不少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民收入较低,农业投入的不足,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缓慢,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加重了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四、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依据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以及复合农林业的发展背景和基本内涵,可以认为,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表现如下:(1)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多产业的有机组合,在同一地块上,将“一维”的农业生态系统转为“多维”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增加了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多样性,充分地挖掘生物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和气候等资源的利用率。(2)鉴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资源和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以牺牲林业用地来满足粮食需求,或依靠减少耕地面积,大幅度地提高林木覆盖率、改善环境,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土地利用制度,在粮食不减产的同时,实现了林木覆盖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农林争地”的矛盾,为协调粮食增产、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3)复合农林业是一项以生物措施为手段的资源管理系统,它充分利用树木的生理、生态功能,调节系统内小气候环境,为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创造有利的外在条件。(4)复合农林业利用种群的生物学特性,实现了种群在不同生态位上的“共生互补”、“相互依存”,增加了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5)复合农林业,将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系统转变为依靠系统自给、生物自肥的人工复合系统,加快了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参考文献：

［1］李文华等.中国农林复合经营.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2］卢良恕.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培训班教材,1995.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4）

二十世纪末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灾害，如1997年创纪录（全年226天）的黄河断流，1998年震动朝野的长江大洪水，2000年波及北京等地的沙尘暴，等等，突显了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知道，人类的活动如果超出了自然界的负荷能力，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越严重，“报复”的范围和强度就越大——开始是局部的，一个山头、一条小河等等，逐步发展为区域性的，以至跨区域的。上述生态灾难已经超越了某一区域的范围，属于跨区域的报复，它标志着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某种整体性的危机。如何消解发展与环境的尖锐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循环经济”[1]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它与“知识经济”一起被称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两大亮点或两大趋势。

在新世纪到来之初，被誉为“中国环保之父”的曲格平发表了题为《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的大趋势》的文章[2]，提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应该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循环经济。传统经济是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流程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其特点为两头（开采、排放）高，中间（利用）低。循环经济则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特点是两头低、中间高。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是从生产开端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流量。“再利用”是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尽可能多次或多种方式加以利用，“资源化”是在生产末端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可见，所谓循环经济是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密切联系、三位一体的。

曲格平文中所说的“传统经济”是指“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并非指近代工业化以前的传统经济——在中国，这种传统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不过，最近社会上确实有些人指责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农业“不科学”，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造成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照这样说，它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3]。从而引发了关于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新的争论。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这些指责在总体上是难以成立的。中国传统农业并非完美无缺，它在近代已经落伍了，不过，它确实包含了与现在提倡的“循环经济”相吻合的丰富的生态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正是由于传统农业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中华文明才得以保持从未中断的持续发展，这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究竟中国传统农业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在这过程中，形成和提出了一些什么思想和理论？

[1]“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2]载《中国环保产业》2001年增刊。

[3]《黑风暴启示录》，载1999年10月30日《中国农机化报》。转见左淑珍《精耕细作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载《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二、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主要内容

（一）“不失其时”、“以时禁发”和“顺时宣气”

我们知道，农业是以农作物、禽畜等的生长、发育、成熟、蕃衍的过程为基础的，这是自然再生产。但这一过程又是在人的劳动的干预下、按照人的预定目标进行的，因而它又是经济再生产。农业是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这本来是一个事实，未足为奇；难得的是中国古代人民在这一点上相当的自觉。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具有很强的农时观念。

由于农业生产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生物体的生长发育，离不开它周围的自然环境，尤其是直接受自然界气候季节变化的制约，所以农业生产的运作必须与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保持一致。我们的先辈虽然不可能做出现在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很早就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尚书·尧典》：“食哉唯时。”把掌握农时当作解决民食问题的关键。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为什么呢？春秋战国时人说：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则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则物无可为。古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吕氏春秋·义赏》）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管子·形势解》）

这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气候的变迁，以草木万物的生长收藏对气候变迁的依赖来说明掌握农时的重要性。所谓“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是指草木的生长、成熟和凋谢受气候的制约，并非自身能够单独完成的过程。所以要“审其所以使”——顺应气候变化的规律，才能使物为我用。而“春夏生长，秋冬收藏”正是与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一致的。不独农作物如此，诸如“鸡豚狗彘之畜”的和孕育，也受气候节律的影响，也要“无失其时”，才能保证肉食的需要（《孟子·梁惠王上》）。

顺“时”的要求也贯彻到林木砍伐、水产捕捞和野生动物的捕猎等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已经有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对林业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利用措施。这些措施可以用“以时禁发”（或简称“时禁”）来概括。也就是只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集利用这些动植物，禁止在它们萌发、孕育和幼小的时候采集，更不允许焚林而蒐、竭泽而渔。“禁”就是保护，“发”就是利用。“以时禁发”就是在保护基础上有限制地利用。为什么要在保护基础上有限制地利用呢？因为人们认识到，野生动植物是可以再生的，这是一种受气候季节变化所制约的自然再生产，对野生动植物的利用只能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于这种自然再生产过程，人不能打断它，只能促成它，保证野生动植物顺应自然界季节变化的规律正常地生长和繁育，在这基础上加以合理的利用，只有这样，这些野生动植物资源才不致枯竭，人们对它们的利用才能长久持续下去[1]。

“以时禁发”也就是“用养结合”。孟子在总结牛山林木受到破坏的教训时指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2]）“用养结合”不但适用于野生动植物的采捕，而且适用于整个农业生产。这里所说的“养”首先是一种自然活动，或径称为“天养”，用现在话说，就是自然再生产。古书有时也谈及“人养”，但“人养”是建立在“天养”的基础上的。[3]对于生物体的自然再生产，人们可以协助或参与，但不是“越庖代俎”，而是遵从生态规律以保证其正常进行，并使之向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向发展。班固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活动时说了以下一段话说：

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萑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4]。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5]。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汉书·货殖列传》）

“顺时宣气，蕃阜庶物”八个字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中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虽然在这里只突出了“顺时”，实际上人们在农业生产中不但注重“时宜”，而且注重“地宜”和“物宜”，注重生物体的选种、留种和繁育，注意生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利用，等等，这在本质上是承认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作用，遵守生态规律，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摆正了农业生产的地位。自然再生产是生生不息的，自觉地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也因而是生生不息的。这正是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1]详见拙文《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孟子·告子上》的原文是：“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生态的恶化不是自然的本性所产生的，而是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它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种报复。

[3]对于农业生产中的“生”、“养”、“成”的关系，古书中有不同的提法，如《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管子·形势解》：“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吕氏春秋·本生》：“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春秋繁露》则说：“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不过，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稼”或“物”的“复制”，首先是受季节变化的制约自然再生产。正如《太平经》所说：“天因四时而教生养成，终始自有时也。”（《太平经合校》卷45）所以“天养”毕竟是“人养”的基础。

[4]这里的“祭”指“杀而陈之”，像人们祭祀的样子。孟春“獭祭鱼”，季秋“豺祭兽”，孟秋“鹰祭鸟”是古人开始捕猎和射猎活动的物候。

[5]“茬”是伐木后留下的残茬；“蘖”是萌蘖；“夭”是初生草木；“蝝”是小虫；“麛”是小鹿；“卵”是虫鱼之卵，泛指怀卵的虫鱼。这段的意思是保护幼小的尚在成长之中的动植物。

（二）“地力常新壮”和“土脉论”

土地是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的载体，是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能否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能否充分和持续地予以利用。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但从战国时代起，人们已经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到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上来，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西欧中世纪长期实行轮流休闲的三圃制，中国则早在战国时代就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唐宋以后，多熟种植又逐步发展起来，较高的复种指数和其他技术措施相配合，使得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越来越高。中国的人口，从战国时期的二千多万发展到鸦片战争前的三四亿，传统农业基本上满足了人口巨大增长的需要，直到今天我们还为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1/4的人口而引以自豪。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在保持了不断提高的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地力基本上没有衰竭，不少土地越种越肥，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造成这一奇迹的“秘密”何在？关键仍然是“用养结合”，只不过这里“养”的对象不是生物体，而是土地，这种“养”也不是纯粹的自然再生产，而是人工改良和培肥土壤的过程。土地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恢复或补充以后，才能继续种庄稼，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问题在于用什么办法恢复地力，从而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土地的持续利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区分出各种耕作方式和耕作制度高下。在撂荒制和休闲制下，地力的损耗主要依靠自然力量自我恢复，所以需要较长的过程。在连种制和多熟种植的条件下，地力的恢复则主要依靠人力补偿；反过来说，只有人工恢复和培肥地力得法，才能保证连种制和多熟种植的实行。中国古代农民的高明正在于此。有的学者强调中国黄土的“自行肥效”，似乎中国的耕地天生不会发生地力衰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连种制逐步取代休闲制的战国时代，中国曾经出现过局部的地力衰竭现象。《吕氏春秋·音初》说：“土弊则草木不长。”《礼记·乐记》说；“土敝则草木不长。”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不过，中国古代人民通过自己的实践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手段改良、恢复地力、培肥土壤，合理的土壤耕作、合理的农田排灌、合理的种植制度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手段则是施肥。到了南宋，陈旉已能满怀信心地指出：

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弊何衰之有！

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学中最光辉的思想之一的著名的“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使历史上的中国能把大量原来条件恶劣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能够在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条件下保持地力的长盛不衰，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地力常新壮”的思想，是西欧中世纪所没有的。为什么我们的先辈能够提出这样精彩的理论？其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农业实践，其思想渊源则是中国传统土壤学所特有的“土脉论”。“土脉论”的出现不晚于西周末年，它把土壤视为有血脉的活的机体[1]。这种理论很不简单，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改土培肥的道路，影响深远。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损可益，那么土壤的肥力状况就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变化。在《周礼·大司徒》的记载中，有“土”和“壤”的区分，它们相当于现代土壤学所说的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表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通过人类的农业活动，可以使自然界土壤发生适合人类需要的变化。《吕氏春秋·任地》则明确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并据此制定了把土壤力与柔、息与劳、肥与棘、急与缓、燥与湿的偏颇状态改变为适中状态的“耕之大方”，后来《氾胜之书》又概括为“和土”的耕作原则。《周礼·草人》也提出使土壤变得肥美而适合农作需要的的“土化之法”。东汉王充进一步指出瘠土转化为沃土的条件是“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论衡·率性》）。“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些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土脉论”和“土宜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理论。我国老一辈农学家、土壤学家，如王云森、侯学煜、乐天宇等，对“土脉论”和“土宜论”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是一种生态系统学的高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土壤学的重要依据。

[1]《国语·周语上》载西周末年虢文公云：“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覛（韦注，视也）土，阳瘅（厚也）愤（积也）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也），日月厎于天庙（厎，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脉，理也。《农书》曰：“春土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先时九日，太史吿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这里指立春而言[1]），阳气俱烝（升也），土膏其动（膏，土润也；其动，润泽欲行），弗震弗渝（变也），脉乃满眚（灾也），谷乃不殖。”在这里，“土气”表示土壤温湿度的变化，水分、养分、气体的流动的综合性状，“土膏”指土壤中某种肥沃润泽的精华之物，“土脉”则是“土气”或“土膏”有规律的博动和流通。土壤气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础。

（三）“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

陈旉《农书》说：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六种之宜篇》）

这段文字十分重要，讲的是如何通过合理安排种植制度，保证农业的持续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其要点有二：一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农作物之间的共生互养关系。

陈旉指出合理安排种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时宜”，也就是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时”所提供的光热资源，在“天时”所许可的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中，按照作物生长和收获的顺序，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我们知道，农业是通过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中国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在连种制的基础上实行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作套种和多熟种植方式，一方面尽量扩大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陈旉《农书》的上述论述正是这种经验的总结。

这种种植制度除了“相继以生成”之外，还有“相资以利用”的一面。中国古代人民很早就对自然界不同生物的共生互养关系有所认识[1]，并把这种认识巧妙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轮作倒茬、间套混作、多熟种植的安排，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作物种间互抑或互利关系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例如，古代人民很早就发现豆科作物的根部有根瘤，大豆的古称“尗”在金文中就表现了地下根部丛生的根瘤。《氾胜之书》明确指出“豆有膏”，已认识到大豆根瘤的肥地作用，故从《齐民要术》开始，豆科作物被广泛用作禾谷类作物的前茬，禾豆轮作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轮作方式之一。陈旉《农书》指出早熟稻田收割后“种豆麦蔬茹”，既“足以助岁计”，又可“熟土壤而肥沃之”；把深根的桑和浅根的苎麻搭配间作，可两“不相妨，而利倍差”，亦其例。生物之间的互抑也可以加以利用，例如人们认识到芝麻对草木的生长有抑制作用，因而被广泛利用为新垦地的先锋作物。

“相资以利用”之妙亦可应用于动物的畜养中，如在池塘中混养草鱼、鲢鱼等，“草鱼食草，鲢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鲢草两相逐而易肥”[2]。也可以把动植物生产联结起来。最简单和最普遍的方式是农牧互养：利用人类不能直接食用的农作物稭秆糠粃饲畜，畜产品除供人类食用外，其粪溺皮毛骨羽用于肥田，还可利用畜力耕作。类似的例子还有稻田养鱼、稻田养鸭等等。更进一步可以把更多的生产项目配合在一起。如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形成“农—桑—鱼—畜”相结合的模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塘泥肥田种禾等。类似的还有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等。这些生产方式，巧妙地利用水陆资源和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成合理的食物链和能量流，形成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人工生态系统。实为今日所提倡的生态农业的雏形。

[1]如《荀子·天论》说：“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荀子·富国》说：“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就包含了这种认识。

[2]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四）“变恶为美”和“余气相培”

农业生产对太阳能的利用是不会导致枯竭的，但对地力的利用则需要人工的补偿。如前所述，陈旉《农书》强调了施肥的作用，指出施肥是实现“地力常新壮”的保证。中国何时开始施肥是有争议的，但施肥受到重视毫无疑问是从休闲制向连作制过渡的战国时代开始的。正是施肥解决了实施连种制以后出现的局部地力衰竭的问题，使中国传统农业能够沿着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方向前进。但施肥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还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的关键一环。既使地力获得及时的恢复，也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生产生活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中国传统农业的施肥基本上是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废物”利用。中国古代肥料称为“粪”，而“粪”字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甲骨文中，“粪”字作双手执箕弃除废物之形，其本义是“弃除”（《说文》）或弃除物，后来，人们把包括人畜粪溺在内的废弃物施用于土地，“粪”就逐渐变为肥料和施肥的专称。“粪”字字义的这种变化，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农业内部的废物利用，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之物。

自战国以降，人们不断开辟肥料的来源。战国秦汉，“溷（按，‘溷’是合畜圈和人厕为一的设施）中熟粪”和蚕矢是主要肥料之一。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人工栽培的绿肥。宋代，陈旉《农书》记有“火粪”（焦灰土、熏土）、麻枯等新的肥料种类和“沤池”、“粪屋”等积制肥料的设施；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做肥料也见于载籍，标志着城市生活中的废弃物也纳入农业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这逐渐成为中国农业（尤其是南方农业）的优良传统。清杨屾《知本提纲》提出“酿造粪壤”之十法，即人粪、牲畜粪、草粪（天然绿肥）、火粪（包括草木灰、熏土、炕上、墙土等）、泥粪（河塘淤泥）、骨蛤灰粪、苗粪（人工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皮毛粪，差不多包括城乡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以及大自然中部分能够用作肥料的物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感性的经验已经上升为某种理性的认识，不少农学家对利用废弃物作肥料的作用和意义做出了很有深度的精彩阐述。如元王桢《农书》说：“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清杨屾《知本提纲》进一步指出：“粪壤之类甚多，要皆余气相培。如人食谷肉果菜，采其五行之气，依类添补于身。所有不尽余气，化粪而出，沃之田间，渐渍禾苗，同类相求，仍培禾身，自能强大壮盛。”这就是所谓“变臭为奇，化恶为美”。我们知道,农业的基础是依靠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食物和衣着原料。人畜以植物为食.绿色植物对人畜等是食物链的起始链,但人畜对其食物中的能量并不能完全地加以利用,在其排泄物和废弃物中包含着的能量,若让它们回到土壤中,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就可以释放出能被绿色植物重新利用的营养物质。“余气相培”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情况。它使用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气”的理论和语言，表达的却是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及其利用的一种朴素的认识。

（五）“生之有道，用之有节”

可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合理的生产安排，而且需要有节制的消费作为保证。中国古代人民对这一点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时代即已实行“节用水火材物”的原则。唐张守节《正义》解释说：“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春秋战国以降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不把“节用”作为他们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如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主张“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荀子主张“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富国》），《墨子》书中有“节用”上中下三篇，《管子》“六务”的第一条就是“节用”（《管子·七主七臣》）。中国古代农学家对此也十分重视，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专门讨论了节用备荒的问题，陈旉《农书》中则有“节用之宜”专篇。“生之有道，用之有节”[1]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理财的主要原则。

为什么要提倡“节用”？这是因为“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2]；“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3]。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在一定时期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因此人们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荀子把道理说得更加透彻：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荀子·荣辱》）

这就是说，如果从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是非实行“节用”不可的；而要把“节用”的原则真正付诸实施，又非控制人们的消费欲望不可。这种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而且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纪议程》有“改变消费形态”的专章，强调“全球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形态造成的”。温哥华大学教授比尔·里斯根研究了美国等国家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后指出：“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生活，那么我们为了得到原料和排放有害物质还需要二十个地球。”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秉赋与欧美等国是不可比的，中国现在的资源透支、环境破坏已经相当严重，我们的现代化绝不能“克隆”欧美的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绝不能盲目鼓励高消费。印度的甘地说过：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不能满足人类的贪欲[4]。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牢牢记取“节用御欲”的古训。[5]

[1]如《宋史》卷277载：“论曰：八政之首食货，以国家之经费不可一日而无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节，则存乎其人焉尔。”这类提法似乎在一个发展过程。采猎时代或采猎活动的原则是“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如果不是“用之有节”，就不可能贯彻“取之以时”的原则。班固在《汉书·货殖列传》中提出的“育之以时，用之有节”，包括了全部农业生产在内。“生之有道”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包括了所有生产活动。作为国家理财原则的“用之有节”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统治者的消费不能越过自然界和人类生产能力所能负荷的限度，二是指统治者的榨取不能越过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所以又有“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节”等提法，在此不一一列举。

[2]《汉书》卷24《食货志》引贾谊语。《新书》载此语作“用之无节”。

[3]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明湛若水《格物通》卷85《漕运》亦有类似论述：“天之生财有限，人之运力有穷，不可不节也。使用之无节焉，则虽罄民之赀，竭民之膏，而其用亦有所不足矣。”

[4]转引自游修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序。

[5]应该指出，虽然历代都有思想家农学家提倡节约消费，但实际上难以制约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以致超越在当时物质生产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限度，就是导致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反观中国传统农业

以上简要介绍了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主要内容。不妨将传统农业与现在提倡的循环经济作些比较，这对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农业和展望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有所助益的。

循环经济的根本任务和根本要求是化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它们由“仇家”变为“亲家”，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中国的传统农业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就是把农业视为由相互依存的天、地（农业环境）、人（农业主体）、稼（农业对象）组成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农业生产建立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部思想和实践，都是以这种“三才”理论为指导的。几千年前就有这样深邃的认识，不能不令人为我们先辈的智慧所折服。

让我们再用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来观照一下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考察的顺序倒转过来。

循环经济三大原则之一的“资源化”，或称“再循环”，要求在生产过程的末端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如前所述，“变恶为美”、“余气相培”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得意之笔。城乡生产和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废弃物”都被用作肥料，返回土壤，参加“再循环”。正是有鉴于此，有些学者径把中国传统农业称之为“循环农业”，指出“虽然中国传统农业的施肥技术，存在着费工、费时、劳动强度大、卫生保障差等弊端，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予以改造，但它把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密切结合，把废物作资源化处理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1]倒是现在有些地方过分依赖化肥，抛弃了重视积攒和施用农家肥的优良传统，令人担忧。随着现代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抽水马桶文明的普及，城乡生产生活中的废弃物大量积聚，传统的城乡物质循环的链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中断，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威胁，如何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农业重视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资源化的优良传统，重建涵盖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的大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通道，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循环经济的另一原则“再利用”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尽可能多次或以多种方式加以利用。这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强项。在“三才”理论整体观的指引下，中国传统农业不但十分重视农业生物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也十分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共生互养、相生相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相资以利用”的方式，正是“再利用”原则的生动体现，直至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停留在单纯经验的层次和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亟待发掘、总结和提高。例如，我国早就懂得驱鸭治蝗，在这基础上创造了稻田养鸭的生产方式，既可为稻田除草除虫，又可肥鸭，是一很有价值的农业生态技术，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项技术得不到重视和总结，默默无闻，近年却从国外引进“稻鸭共作”的技术，有人还以为是舶来品，难免有“数典忘祖”之讥。不过，应该承认，引进的这项技术是经过了改进的。我们应该从这件事中获得启发，不能把传统农业的技术经验当作过时之物随意扔掉，应该视为一种宝贵的资源，一种仍待开发的矿藏，认真予以整理和发掘，用现代科学给予总结，阐发其机理，改进其操作，使之精确化，提高其科学性，这样，一些似乎不起眼的古老经验也会焕发光彩，成为创新的支点，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贡献。

循环经济的再一个原则是“减量化”，它要求在生产的开端减少能源和物质的流量。这是针对近代工农业生产消耗大量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状况而提出来的。传统农业使用的是太阳能等可再生的能源，不产生“减量化”的问题。相反，由于传统农业除了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能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外源能的投入，劳动生产率低，而且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所以传统农业的发展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无法满足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迫使传统农业不能不有所改变，不能不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能不增加能量和物质的投入。

新中国建立以来，化肥农药的使用保证了农业的发展，但是由于使用量不断增加，现在已大大超过先进国家安全使用的标准，农业面源污染严重[2]。从世界范围看，建立在大量使用不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弊端已经暴露得很明显，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储存已经越来越接近枯竭，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争夺，成为世界战乱和不稳定的重要根源。而我国对这些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仍然在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如何解决？中国的农业向何处去？

为了使农业继续发展以保证各方面的需要，化肥农药还是要用的，目前拒绝使用化肥农药，试图实行没有石油的“有机农业”是不现实的。第一步只能实行“减量化”，用发挥生态技术的优势来尽量减少石油的投入，把它控制在不致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的限度内。但是，农业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现代化，归根到底，能量和物质的投入不能减少，而应增加，关键在于想办法找到可以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最大的来源是太阳能，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太阳能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农业对太阳能的利用主要依靠绿色植物。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业是通过尽量增加耕地上绿色植物覆盖的时间和覆盖的面积，来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太阳能的。在耕作制度方面，古人能够做的差不多都做了，给我们留下的可以继续发挥的空间不大了。通过育种，提高作物吸收和利用太阳能的效率，应该还有潜力可挖。除此以外，能否突破绿色植物的限制，直接利用太阳能作为农业中的外加能源呢？应该是可能的。这种技术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再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了。我认为，这才是农业的出路所在。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5）

一、甘肃省农业发展取得的成绩

（一）农产品产量总体增加

2006年，甘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561.4亿元，占总地区生产总值（2276.7亿元）的24.67%，粮食产量808.1万吨。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展，农业基础地位继续加强，2006年粮食产量达到808.05万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2134.05元，与2000年相比增幅高达49.3%；同时城镇化水平达到30%；财政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

（二）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逐步优化，外向型农业发展加快

“十五”期间，甘肃省引进、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4000多项次，示范推广面积超过133.3多万HM，良种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建设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基地，累计出品4.4亿美元，促进全省农民增加收入35亿多元，人均达193.65元。目前，基本形成了以苹果汁、干酷素、瓜籽、制种、肠衣、番茄酱、杂豆、苦杏仁等特色农产品为主的出品格局，农产品出口98个品种，远销74个国家和地区。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明显加快

全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达到2476个,其中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1319家,增长11.1％，带动农户162万户；农产品年加工能力达到1047万吨；积极发展订单农业，订单面积达880万亩，增长3.5%；强化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示范引导，建立示范点41个；制定了合作组织工商登记和财务管理办法，推进了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4233个，带动农户121万户，分别增长7.8％和24.7％；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快速发展，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实现较快的发展。

二、甘肃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甘肃农业发展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由于甘肃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还较为突出。

（一）农业发展资金短缺，农业投资不足

甘肃省财政收入相对其他省份较少，且农业综合开发支出相比其他省份更显不足。2006年甘肃省财政总收入为1，412，152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为5，285，946万元，地方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为188，778万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3.5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财政收入少严重制约了财政对农业的持力度，无资金支持农业的发展。

（二）粗放经营，机械化程度低，土地产出率低

甘肃省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水资源贫乏,而天然降水的利用率不到10%；许多地方灌溉又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渗漏和流失严重,灌溉水的利用率不到40%；由于栽培技术不配套,土壤水分的利用率不到70%。

（三）总体资源配置不均衡，利用率不高

首先，水资源总量缺乏是甘肃农村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其次，资源利用低效率现象普遍存在。2003年,全省有农村劳动力资源1050.49万人,实际利用760.75万人,占72.4%。甘肃省目前化肥亩施用量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有效利用率只有3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在种子的使用上,大部分地区超量播种20%左右,造成很大浪费。甘肃省有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是发展畜牧业的一大优势,但目前的饲用率不到20%。另外,在农产品的收获、运输、储藏、加工过程中也存在利用不高和严重浪费的现象。

三、政策建议

针对目前在甘肃农业整体发展中遇到的各种情况，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一）加快促进农村金融改革，增加低息农业贷款

高储蓄率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所共有的情况，长期以来邮政储蓄只存不贷，积累了大量的存款，资金的闲置不仅增大了邮政局的机会成本，也忽视了农民对资金的需求。从2007年开始甘肃省邮政局告别了只存不贷的历史，开始提供小额信贷。为使大量存款能得到有效利用，确实地做到服务农民，邮政局也应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因此，有必要将农业贷款与一般的商业和工业贷款区分开来。以较低的利率提供农业贷款，并将大量来自农业的存款返回农业才有助于农业的发展。

（二）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资，发展节水灌溉

解决甘肃农业发展的难题之一就是解决水的问题，因此发展农业首先要加强农建水利投资。应该积极利用当前所有的便利，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将水库所囤积之水应用到生产实践当中。“雨水积蓄利用工程”是近两年甘肃省政府为解决农民饮水问题而开始实施的一项工程，目前已解决了陇中缺水的环县、会宁、靖远三县，33个乡（镇）、20.9万人的饮水困难。同时，引进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也是甘肃省应对水资源缺乏这一问题的另一重要解决途径。

（三）结合地域差别，发展特色农业

甘肃省整体农业生产地域差别较大。河西走廊灌溉农业区，是该省的商品粮基地、制种基地和高原夏菜基地；陇中、陇东旱作农业区，是该省乃至全国重要的洋芋、中药材、小杂粮、羊羔肉及肉牛生产基地；陇南地区是该省重要的特色农业基地；甘南及河西牧区是该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牛羊肉生产基地和细毛羊基地。针对以上优势，政府应该积极扶持，加大资金以及技术投入，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尽快树立本土特色农业品牌，扩大产品的知名度，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以便提升整个农业的整体竞争力。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6）

2发展有机农业的可行性分析

正如上面提到的有机农业是“将植物病虫害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保持农业生态的动态平衡”，这就要求有机农业在现实的操作上更具可操作性，建立一个相对平衡的动态农业生产体系，并通过一定的农事措施来维持该体系。

2.1有机农业的病虫害防治问题

对于有机农业的生产，农业工作者最担心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如果缺少化学药品对农作物的保护，农业生产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从三个方面分析，即使不施用化学药品的有机农业生产也是可行的，①在有机农业生产过程中，允许使用植物源杀虫剂、杀菌剂、趋避剂和增效剂；允许使用矿物源乳剂和植物油乳剂；允许使用寄生性和捕食性天敌动物；允许有限度的使用活体微生物农药；②当一些病害，特别是土传病害（比如茄科植物枯萎病）发生时，即使采用化学方法也很难进行有效的防治。此时采用综合的生态防治方法似乎更有效，比如：轮作、阳光晒土、施用有机菌肥、嫁接苗等措施的单独使用或者结合使用；③当有机农业生产体系建立后，这个体系自身具有一定的调节功能。该体系能更好的发挥作物自身调节作用，特别是作物与环境的作用，提高作物自身的抗性。

2.2有机农业生产成本高问题

对于有机农业的生产，农业工作者担心的第二个问题是有机农业生产劳动力投入多，生产成本高如何对待？有机农业投入成本的确较高，但往往有机农产品的价格也比普通的农产品贵很多，比如在大型超市中1kg有机大米100元左右并不是稀奇的事（特别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当然现在有机农产品主要还是用于出口）。随着集约化农场和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的发展，以及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消费者已经不再单单满足于吃饱的社会背景下，大量的资金投向农业，特别是有机农业生产中，这也促进了有机农业的发展。较高的有机农产品价格能抵消较高的有机农产品生产投入，并能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此外有机农业生产过程中会大量的使用农业有机废弃物（秸秆、厩肥、人畜粪便等等），这些都大大减少其对环境的污染和治理这些污染所需的费用。因此，有机农业的生产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其发展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2.3有机农业生产体系的维持与发展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当前非化学制品的农药和肥料生产已相当丰富，基本可以满足当今有机农业生产的需要。有机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相关农事操作措施，能够有效保证有机农业生产体系的维持与发展。①常用的一些生态防治措施一般包括：轮作，特别是水旱轮作与绿肥轮作；施用生石灰或者硫磺对栽培土壤的pH值进行调节；注意田园卫生的整理；抗病品种的使用以及使用嫁接苗来对土传病害进行有效的防治；有机堆肥与有机菌肥的施用；天敌的使用；昆虫性外激素诱捕器、色彩诱器、灭虫灯、防虫网等的使用；②有机农业适用的药剂包括：植物源杀虫剂，如：除虫菊素、印楝素、鱼藤酮、苦参碱，等等；微生物源杀虫剂，如：苏云金杆菌、白僵菌，等等；植物源杀菌剂，如：儿茶素、乙蒜素、等等；微生物源杀菌剂，如：井岗霉于未涂膜组，同时涂膜液中所含的不同体积分数的乙醇对番茄的硬度变化没有显著影响。

3多糖类可食性包装纸的应用

多糖类可食性包装纸富含大量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其中膳食纤维在加工生产中含量稳定，加工后的成品营养损失较小。现代生产加工还将豆腐渣、水果渣、酒糟等纤维素含量高的食品加工下角料高压压制成型，既节约生产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具备一定营养价值。

3.1可食性纸型食品

可食性纸型食品原料取自绿色食物，外观薄又轻，营养成分配比科学。其中“糯米纸”以番薯、小麦或玉米淀粉等原料打浆成型后制得，在食品外层包裹后有效防止食品碎屑飞扬、黏手或黏嘴等，而且入口即化，增添了不少趣味性。生物胶涂层包装纸选用特制的淀粉胶及骨胶，配以一定量的添加剂，用于香肠、烟熏肉制品及要求耐一定温度和水分的食品包装。另外，以蔬菜、野菜、食用菌、水果等制得包装纸，可直接包在点心或者饭团外，也可切碎后加入中西餐或汤内食用，部分蔬菜纸还兼有降糖、降血脂作用。

3.2可食性降解抗菌保鲜膜

可食性降解抗菌保鲜膜是在可食性包装基材的基础上添加一定浓度的抗菌剂。通过抗菌剂的缓释作用和光催化作用等达到抗菌、保鲜目的的一种薄膜。作为阻隔层抗菌保鲜膜可有效控制水分迁移、脂肪氧化及营养物质损失，同时保持食品性状，隔离有害微生物，从而延长货架期。在可食性降解抗菌保鲜膜中常用抗菌剂主要包括有天然类抗菌剂和无机抗菌剂两种。天然抗菌剂，如:溶菌酶、精油类（牛至油、大蒜素油等）、多酚类（茶多酚、石榴多酚、香芹酚等）；无机抗菌剂包括有纳米氧化锌、TiO2、AgNO3等。2011年杜会云等报道在大豆分离蛋白中添加壳聚糖、溶菌酶和牛至油制得复合膜，该产品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酿酒酵母和黑曲霉都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其中，添加牛至油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作用大于壳聚糖和溶菌酶；壳聚糖对酿酒酵母的抑制作用大于牛至油和溶菌酶。

3.3可直接食用的多功能食品薄膜

多功能可食性膜主要是利用天然高分子膜材料，添加适量成型剂、防腐剂，甚至配加酶制剂等生物活性物，浸涂于大田产品或采摘后食品表面，干燥后形成一层几乎看不见有阻氧、阻水、防虫、防腐、抗氧化、抗褐变等不同性质的薄膜，该膜可直接食用。例如，薄皮水果及大叶蔬菜的保鲜膜常常可随果蔬一起被送入口中；糕点、糖果的内包装及一些畜产品的内包装中也以入口即化、美味透明等功能而更为实用。同时制药领域可降解人造肠衣，如尼龙肠衣、聚氯亚乙烯肠衣等也己经得到广泛应用。其中目前已通过食品、药品安全认证的人造肠衣为胶原纤维蛋白肠衣，该产品为胶原纤维蛋白质变性成浆，然后加压挤压制成，目前尚不可直接食用，但其为天然植物材料制得，生物可降解性、食用安全性及产品韧性、伸展性等优点，将使其进一步为市场认可。进一步还可根据原料成分及功能，研制具有各种保健功能的果蔬纤维素包装纸，为肥胖症者提供减肥纸，为糖尿病人提供无糖果蔬纸，为预防各种文明病提供高膳食纤维纸等。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7）

2发展生态农业的意义

2.1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对环境的污染进行降低，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的发展是现代化科技技术成功和传统的农业精华进行有效的结合。它可以充分的重视生物的多样性和生物的共生，将间作套中就似乎恶化立体技术在农业生产中有效的利用，并且将空间进行多次多层的利用，降低系资源的有效投入；同时，还必须要将农业、林业、畜牧业等进行有效的结合，充分的使用原料，并且有效的变废为宝，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转化率和农业废弃的再生循环，有效的对资源的有效性和农业生产发展之间的需求的增加之间的矛盾有效的环节；对于生态农业技术的发展还必须要重视对新技术的改进，通过使用生物肥料和化学、物理等病虫害的综合防治的技术的使用，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减少降低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促进农业的发展。

2.2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就是对生态农业进行发展国家的发展必然离不开对自然资源条件的依赖性，一个地区的农业资源的量直接决定了当地的农业的发展速度，即使在科技技术较高的过程中也很难以改变这一事实。近年来，随着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的资源不断的对农业用地的减少，使得我国人均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而且人均的土地面积却相对于较少，和世界的水平相比起来较少了很多。生态经济两者的不协调。矛盾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农业的自然资源相对于较少。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对于农业生产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对于农产品的要求也是需要绿色安全无公害的产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必须要不断的推动绿色发展和无公害产品的发展，并且不断的走出一条公害相对于较少、效益较好，并且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3建设和发展和谐的社会就是发展生态农业当前情况下，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不仅仅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同时也可以使得我国的农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别的存在和扩大，一方面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度，同时对农村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制约的影响，如果一些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一旦出现矛盾那么就会出现很严重的后果，给农村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注重的是科学发展观，并且坚持以人为本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划，减少因为废弃物而导致的环境污染的现象，建设利于生态环境的发展，促进农业的高效利用，实现农业产品的清洁化和无公害化，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

3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3.1倡导绿色有机农业经济绿色的有机农业是建立在循环生态环境系统且保持自身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的，据有机农业的生产标准显示，要选择生态环境良好的种植基地，且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肥料、生长调节剂、农药以及畜禽饲料添加剂等物质，也不采用任何基因工程的方法产生的生物，通过实施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经过第三方严格的认证的农业生产体系。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中，绿色有机农业是其高水平的发展阶段。绿色有机农业的发展能够降低目前你农业中的生产压力，还能够促进农业生态环境的恢复；绿色有机农业的发展能够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减低因农业生产带来的污染；绿色有机农业是一项劳动性密集的产业，为农村的的劳动力长夜就业带来了新的希望；绿色有机农业生产的农副产品，更能满足现在的国际化市场需求，能够提高农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2用科技引领生态农业建设要发展生态农业必须依赖科学技术，而且生态农业是由一定的系统研究工程的研究方法以及生态原理等方面的元素最终形成了一种比较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因此，必须在生态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的对以前的经验进行总结，从而使得技术之间有了一定的优化、组合，并且从而使得农业技术得到大力推广，就像对农业技术进行大力的推广使用，就像更好的开发清洁能源、农业废水分散治理及循环利用、绿色食品开发、废弃地生态恢复、生态复合肥料等，生态农业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促进我们现代科技的推动。而且同时，加强生态农业的发展，应加强对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生态农业人员的提高和发展，并且同时加强其文化素质。对于那些高水平的、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学科带头人能够更好的对其培养，形成优秀创新团队和创新人才，为生态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3.3加强政府对于循环经济的引导性作用在循环经济过程中，发挥政府的带头作用，在发展过程中投入一定的资金，引导农业循环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对于以点带面形式的利用，从而使得农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得到更好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经济循环模式的作用。以使得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为出发点，绿色环保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得到更好的促进。应该根据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在发展过程中绿色环保理念的重要性有更好的意识。农业生产环境能够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来促进农业健康的发展，由此保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质量满足实际中的需要。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8）

（一）唐山市生态农业的特点

唐山市生态农业的特点是：综合性、多样性和高效性。

1.综合性。

生态系统的综合性，主要是坚持以农业整体为中心，协调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方效益，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能源的再生，以达到调节整个农业产业结构的目的。

2.多样性。

生态农业的核心是科学技术，通过生态模型的技术方式来实现特定经济作物的增值生产，以生态工程的技术手段来平衡各地区的区域优势，将技术与社会需要、当地实际协调，形成区域农业多样性发展。

3.高效性。

生态农业凭借其循环、再生的综合性，通过对物质的深加工和能量的循环再利用，提高了农民的增值收益，加快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同时改变了局部农业产业结构。

（二）唐山市生态农业的作用

唐山市生态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实现唐山市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综合作用。

唐山市自身耕地面积少但农业资源丰富，生态农业利用其综合性的特点，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和地区经济状况，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济作物交叉经营和交替管理的模式，促进了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有效转换。

第二，多样性作用。

生态农业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在唐山市不同区域设立不同生态模式和生态工程，按照地区经济的增长需要，发展多样性的区域农业经济。

第三，高效作用。

生态农业继承发扬了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优点，摒弃了传统农业效率低产量少的弊端。同时弥补了现代农业高污染、高投入、低回报的缺陷，将现代农业提升至生产密集化、资源循环化、技术科学化、发展持续化的高效率高收益生产经营模式。

二、唐山市生态农业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

唐山市在生态农业的研究、示范和推广工作中，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让人诟病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唐山市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理论、技术不足

生态农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农业学科，它还涉及经济学、管理学、信息技术学等多门交叉学科。对这样复杂的农业学科，要从系统综合角度，分析设计生态农业的结构，科学划分各种学科的类别体系，将经济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合理交叉，综合运用。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往往是单学科深研究，或者多学科浅研究，这些片面的研究对于生态农业理论系统的构建和完善，远远不够。理论是技术发展的前提，因此理论体系不够健全，导致生态农业的技术发展不成熟。

（二）政府支持力度有限

发展生态农业与政府的支持力度分不开。首先，在技术研发上，需要政府联合各大院校和科研部门联合研发，这就需要巨额研发经费；其次，在技术推广上，政府要花巨资和派遣相关技术人员为农民提供优质幼苗、肥料和技术支持；最后，在生态农业长期发展上，政府要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金融信息机制，为农民发展生态农业，提供信贷服务支持和信息服务支持。唐山市政府为了满足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在资源配置、政府财政和人员培训上，下足了工夫。政府对生态农业做出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同时因自身财务和人手的不足，支持力度仍旧有限。

（三）推广普及难度大

造成生态农业推广普及难度大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农村人口科技素质低，需要大量科研人员下乡进行现场培训，而政府机构内的科研人员却严重匮乏。二是生态农业配套的农业技术设备不足，或者部分设备价格昂贵，农民负担不起。三是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不均，有的地方经济作物发展好，农民收益高，另外一些部分，因为地域、气候的限制，经济作物发展困难，造成整体产业化结构发展不均衡。四是市场结构不完善，土地市场、技术市场、批发市场、区域经济市场等各部分市场都只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还远远不够完善。五是信息传递不通畅。唐山市农村信息化建设起步晚，各项信息设施不完善，导致农民无法更快、更好、更全面地接收生态农业的第一手信息。

三、唐山市生态农业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虽然生态农业有很多问题，但唐山市政府经过多年的经验摸索和实践总结，制定了一套生态农业问题解决方案。

（一）理论讲合作，技术求创新

生态农业的发展是以强大的科学技术为动力的，科学技术的基础是理论研究，理论基础的厚度决定了生态农业的高度。因此，必须把理论研究放在发展生态农业工作的首位。生态农业在理论研究上要以合作为原则，以实际需要为出发点，以农、教、科为标准，以产、学、研为动力，以少投资、高收益为指标。在理论研究层次上，政府要加大对科研部门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奖励，鼓励部门间通力合作，攻克难关。在技术层面上，要继承传统农业的技术优点，同时结合现代农业技术、生物技术、生态技术，形成最优化的农业技术配套体系。技术的推广与创新，一定要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导向，通过技术将农业的生态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连接在一起。唐山市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生态农业技术研究，大致有以下六个方向：（1）节肥式高产农业技术；（2）节水高能式农业技术；（3）无药低耗式农业技术；（4）中低产良田改良式农业技术；（5）资源循环利用式农业技术；（6）生物生态式农业技术。

（二）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政策体系

生态农业的发展与政府政策的支持息息相关，政府建立健全完善的生态农业政策体系，可以使生态农业最快速度走上正规化、可持续化的发展道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政策体系：一是农业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建立自上而下的环境、资源网络监测系统，进行定位监测，对监测到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行为，将以法律和经济的手段进行双重制裁。二是农业科技方面。科技研发经费上，政府设立生态农业发展基金和专项筹款小组，保证研发上的经费支持；技术推广上，设立技术推广基金，帮助农民解决技术方面的资金难题，同时提高下乡技术人员薪资待遇，用高薪的方式鼓励他们深入农村，发展农村。三是农业市场方面。政府建立健全完善的农业市场体制，规范市场价格。同时,设立市场危机保障体系，保证农民在减产时，收益损失降至最低。此外，政府要为农民提供良好的信贷服务体制和信息服务支持，最大限度的解决农民的资金难题和农村信息不对称、不及时的弊端。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9）

农业机械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农业机械化发展应该与农田田块和机耕道发展相适应，否则势必制约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在水田种植区和玉米种植区，田间机耕道不适应机械化作业成为营口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瓶颈。营口地区的田间机耕道大都是20世纪60—70年代修建的泥土道路，路基础差，路窄断头，道路坑洼不平，没有合适的错车位置，机车通行困难，导致运输周期加长，油料、轮胎等原材料消耗大。同时，机耕道田间入口少，再加上现在的生产规模变小，每个生产单位种植品种和种植期不尽相同，造成有的地块因没有进入田间的道路而使机械作业受阻。机耕道已经严重制约了营口地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1．2玉米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瓶颈阻碍了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发展

营口地区的玉米是高秆品种，玉米籽粒与秸秆比高达1．0∶1．6，除少量秸秆被作为燃料、饲料、肥料以外，大量的秸秆被焚烧或腐烂在田间地头。玉米秸秆作为燃料、秸秆还田、养殖饲料、生物菌载体都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但农民却无利可图。例如，667m2玉米地的秸秆大约有800kg，人工收割大约需要0．5个人工，收割人工成本接近100元，运输成本大约50元，如果出售秸秆，可能即使有人买，也收不回收割成本。玉米秸秆可以作为饲料饲喂牛、羊等动物，但干玉米秸秆是粗纤维，适口性不好，只能作为粗饲料，营养利用率很低。营口地区饲养规模小，受资金、场地、技术的制约，用玉米秸秆做青贮饲料一直没有实现。用玉米秸秆作为燃料，有的乡镇试点以玉米秸秆做为原料生产燃气，由于技术原因，其使用效果远不如气化炉好。营口地区玉米是高秆品种，秸秆产量大，直接还田量过大，出苗率减少15％。施氮肥不足，易使幼苗发黄，干旱年份的麦秸不易腐烂。如果大面积连续多年实施这一技术，有引起病虫害流行的可能。营口地区常用犁耕把打碎的秸秆翻到土壤深层，然后再用旋耕机进行整地作业。这样的玉米耕作工艺与玉米保护性耕作工艺相冲突。长期不合理作业会使土质恶化，影响农作物生长和粮食产量，甚至威胁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1．3农业机械配备水平低

农业机械配备水平低表现在：农业机械选型不合理、农业机械配备量不合理、农机具配套比低。随着农机补贴政策出台，在大型拖拉机补贴多的刺激下，出现了大型拖拉机保有量激增的现象。大型拖拉机在水田作业中的农具配套比低，部分作业环节的经济性、工艺性较差。大型拖拉机保有量激增，而土地作业面积没有增加，导致单机作业量减少，投资经济效益降低，投资回收期长，使得农民投资大型拖拉机的热情降低。

2推进农业机械化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2．1规划耕作田块和机耕道

水田耕作田地规划应为东西方向50m，南北方向500m。营口市水田的地理条件是地势东高西低，海拔2～10m。东西方向每50m落差大约是2～3cm，这个落差形成的水深满足水田机械化插秧的要求。水田机耕道要有主干道，宽6～7m，可并行2台拖拉机。田块的东西方向每100m要有机耕道，宽度4～5m、南北方向200～500m，保证联合收割机行走顺畅。东西方向机耕道上，50m内有两个4～6m的机车入口。这样规划的田块和机耕道能满足营口市水田机械化的需求。玉米种植区的作业道宽度加宽为6～7m，可并行2台拖拉机，保证玉米收获时运输车辆通行。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进入田间的道口，方便玉米收割机进入作业田块。

2．2发展玉米秸秆综合利用产业

利用玉米秸秆、养殖业生产沼气发展再生能源。通过玉米种植－养殖业－沼气－大棚－渔业的生态系统，利用玉米秸秆、养殖业发展沼气，减少养殖业污染，实现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增加农民收入。沼气池是该模式的核心技术，起着连接养殖和玉米种植的枢纽作用。在沼气池上建猪舍，在猪舍上方扣大棚。利用粉碎玉米秸秆和猪粪尿为原料生产沼气，大棚保温可有利于在冬天生长。同时，由于大棚温度高，可解决北方气温低导致的沼气池冬天产气不足难题。用沼液加饲料喂猪，猪毛光皮嫩，增重快，可提前出栏，节约饲料20％。在沼气池上建蔬菜大棚，利用温室大棚保温，解决北方沼气池冬天产气不足的难题，以沼气为燃料提高棚温，能减少大棚蔬菜病害；沼气积造的有机肥是优质的速效肥料，施用3a后可使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16％；用沼液喷施果树、蔬菜，其保花、保果、保水抗旱性能显著提高。一个8m3立方米沼气池能出16m3的优质沼肥，可供1／5～1／3hm2农田使用，每667m2增产20％以上，农产品的品质大幅度提高，有利于生产绿色无公害食品。沼肥养鱼，可减少鱼病传染，提高鱼群成活率和品质，还可加大混养密度，节约饵料。

2．3开发玉米秸秆打捆、固化机械

加快高效率玉米秸秆打捆机械、固化机械的研发。有了高效率的打捆机械、固化成型机械，在玉米收割作业中，留一部分玉米秸秆覆盖地面，其余秸秆回收用于生产青黄贮饲料。发展规模化的青黄贮饲料生产，才能真正解决玉米秸秆综合利用问题。

2．4提高农业机械配备水平

目前大型拖拉机保有量大，从购买拖拉机的趋势上看，大型拖拉机购买量还有继续增大的趋势。大型拖拉机的机具配套比低，农业机械动力资源浪费严重。现在应该增加中型拖拉机的保有量，优化农业机械的配套结构，提高农业机械配备水平。在水田作业中，中型拖拉机机具配套比可达1∶3；在旋耕、耙地、农业运输等作业环节，有着极高的农艺适用性和经济性。国家应该通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调控，适当增加中型拖拉机的购置补贴资金，提高补贴比例，给予重点扶持，以调控农业机械配备水平。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10）

1.综合性。

生态系统的综合性，主要是坚持以农业整体为中心，协调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方效益，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能源的再生，以达到调节整个农业产业结构的目的。

2.多样性。

生态农业的核心是科学技术，通过生态模型的技术方式来实现特定经济作物的增值生产，以生态工程的技术手段来平衡各地区的区域优势，将技术与社会需要、当地实际协调，形成区域农业多样性发展。

3.高效性。

生态农业凭借其循环、再生的综合性，通过对物质的深加工和能量的循环再利用，提高了农民的增值收益，加快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同时改变了局部农业产业结构。

（二）唐山市生态农业的作用

唐山市生态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实现唐山市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综合作用。

唐山市自身耕地面积少但农业资源丰富，生态农业利用其综合性的特点，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和地区经济状况，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济作物交叉经营和交替管理的模式，促进了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有效转换。

第二，多样性作用。

生态农业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在唐山市不同区域设立不同生态模式和生态工程，按照地区经济的增长需要，发展多样性的区域农业经济。

第三，高效作用。

生态农业继承发扬了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优点，摒弃了传统农业效率低产量少的弊端。同时弥补了现代农业高污染、高投入、低回报的缺陷，将现代农业提升至生产密集化、资源循环化、技术科学化、发展持续化的高效率高收益生产经营模式。

二、唐山市生态农业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

唐山市在生态农业的研究、示范和推广工作中，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让人诟病的问题。这些问题阻碍了唐山市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理论、技术不足

生态农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农业学科，它还涉及经济学、管理学、信息技术学等多门交叉学科。对这样复杂的农业学科，要从系统综合角度，分析设计生态农业的结构，科学划分各种学科的类别体系，将经济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合理交叉，综合运用。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往往是单学科深研究，或者多学科浅研究，这些片面的研究对于生态农业理论系统的构建和完善，远远不够。理论是技术发展的前提，因此理论体系不够健全，导致生态农业的技术发展不成熟。

（二）政府支持力度有限

发展生态农业与政府的支持力度分不开。首先，在技术研发上，需要政府联合各大院校和科研部门联合研发，这就需要巨额研发经费；其次，在技术推广上，政府要花巨资和派遣相关技术人员为农民提供优质幼苗、肥料和技术支持；最后，在生态农业长期发展上，政府要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金融信息机制，为农民发展生态农业，提供信贷服务支持和信息服务支持。唐山市政府为了满足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在资源配置、政府财政和人员培训上，下足了工夫。政府对生态农业做出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同时因自身财务和人手的不足，支持力度仍旧有限。

（三）推广普及难度大

造成生态农业推广普及难度大的原因有很多。

一是农村人口科技素质低，需要大量科研人员下乡进行现场培训，而政府机构内的科研人员却严重匮乏。

二是生态农业配套的农业技术设备不足，或者部分设备价格昂贵，农民负担不起。

三是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不均，有的地方经济作物发展好，农民收益高，另外一些部分，因为地域、气候的限制，经济作物发展困难，造成整体产业化结构发展不均衡。

四是市场结构不完善，土地市场、技术市场、批发市场、区域经济市场等各部分市场都只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还远远不够完善。

五是信息传递不通畅。唐山市农村信息化建设起步晚，各项信息设施不完善，导致农民无法更快、更好、更全面地接收生态农业的第一手信息。

三、唐山市生态农业在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虽然生态农业有很多问题，但唐山市政府经过多年的经验摸索和实践总结，制定了一套生态农业问题解决方案。

（一）理论讲合作，技术求创新

生态农业的发展是以强大的科学技术为动力的，科学技术的基础是理论研究，理论基础的厚度决定了生态农业的高度。因此，必须把理论研究放在发展生态农业工作的首位。生态农业在理论研究上要以合作为原则，以实际需要为出发点，以农、教、科为标准，以产、学、研为动力，以少投资、高收益为指标。在理论研究层次上，政府要加大对科研部门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奖励，鼓励部门间通力合作，攻克难关。在技术层面上，要继承传统农业的技术优点，同时结合现代农业技术、生物技术、生态技术，形成最优化的农业技术配套体系。技术的推广与创新，一定要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导向，通过技术将农业的生态发展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连接在一起。唐山市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生态农业技术研究，大致有以下六个方向：（1）节肥式高产农业技术；（2）节水高能式农业技术；（3）无药低耗式农业技术；（4）中低产良田改良式农业技术；（5）资源循环利用式农业技术；（6）生物生态式农业技术。

（二）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政策体系

生态农业的发展与政府政策的支持息息相关，政府建立健全完善的生态农业政策体系，可以使生态农业最快速度走上正规化、可持续化的发展道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建立健全生态农业政策体系：

一是农业环境、资源保护方面。

建立自上而下的环境、资源网络监测系统，进行定位监测，对监测到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行为，将以法律和经济的手段进行双重制裁。

二是农业科技方面。

科技研发经费上，政府设立生态农业发展基金和专项筹款小组，保证研发上的经费支持；技术推广上，设立技术推广基金，帮助农民解决技术方面的资金难题，同时提高下乡技术人员薪资待遇，用高薪的方式鼓励他们深入农村，发展农村。

三是农业市场方面。

政府建立健全完善的农业市场体制，规范市场价格。同时,设立市场危机保障体系，保证农民在减产时，收益损失降至最低。此外，政府要为农民提供良好的信贷服务体制和信息服务支持，最大限度的解决农民的资金难题和农村信息不对称、不及时的弊端。

可持续农业论文篇（11）

【关 键 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 正 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

虽然中国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让占世界总人口22 ％的人口丰衣足食，被世人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等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1 号国情报告所得出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结论，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深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提出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粮食威胁论”， 更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广为关注。

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 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 will feedchina——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 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 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 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 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 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 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 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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