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理学论文大全11篇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风水理论是地球物理学、宇宙星体学、环境景观学、水文地质学、气象学、建筑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综合一体的自然科学。风水理论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文化分支。在数千年的文明历程中,风水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理想生活环境的代名词。其宗旨是缜密考察，了解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聚集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以达成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征。风水理论的基本取向,特别关注与人与环境的关系。风水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同一个有机整体。 风水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 要求人类居住的建筑空间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不仅造就了中国传统建筑和城市景观的独特风格,而且得到近现代建筑和城市设计思想的认同、升华,最终得到有效利用和科学发挥。

二．风水理论与城市规划的和谐统一

在追求多元文化共生融合的今天, 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城市规划也融入了对风水理论的分析、理解和包容，以形成二者的相互交融、和谐统一。

首先,风水理论对具体物象的关注与规划学科息息相通。 城市规划设计充分重视外部物象环境对宅基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水源、气候、山林、地质等,而风水学理论也非常重视山体地形,注重把小环境放入大环境中来进行考察。

其次,城市规划中所关注的非具体的环境影响因子在风水理念中亦有存在。 二者均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人是这个系统的中心，天地万物一切环境因子也都归属于这个大系统中。 环境中的每一个系统都具有错综复杂的依存、制约关系。 风水理论的功能就是要在宏观把握各子系统关系的基础上,对各子系统进行结构优化，以寻求最佳组合状态。

最后，风水理论在现代城市规划学科中的引申表征。 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角度上看,需要考虑整个建设基地的生态系统及其自然地理条件。 每一地域都有它特定的气候、构造、岩性、土质、植被及水文状况，只有当该区域各种自然地理要素相互协调、 彼此补益时,才会使整个环境内的气象相得益彰， 充满生机活力,造就出理想的“ 风水宝地” 。 这也正是在现代城市规划中对于风水理论的直接分析与应用。

三．风水学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1.增强了城市整体规划观念。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马丘比丘，再到如今的山水城市、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随着城市规划事业的不断发展，优秀的规划理念也在不断完善和成熟。 亲和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创造开放灵活的空间；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原态，是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优良传统。 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建造同自然和谐，表达自己独特风格的城市， 是历来规划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2.促使辩证规划法的熟练运用，更好地利用自然、融合自然。

风水理论历来都是有争议的。 从其发展过程看，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凝聚着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 它应当被看作一种文化观念来研究对待，风水理论对于城市规划产生的影响，积极成份占主导地位，在处理城市规划与自然要素的关系方面，它用全新的理论方法为我们提供理论支撑，我们应当重视这份文化遗产，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和剖析，为今天城市现代化建设服务。 即便从宗教意识层面看，风水理论中迷信色彩浓重，但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审视它，真正把风水理论科学地运用到现代城市建设中来。

3.可持续发展的应用。

在当今科学化水平提高的城市规划设计中，城市规划的内容已不仅仅局限于城市本身的发展，而是要综合地方自然与人文要素、地方精神与民间文化，达到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的。 寻求 “ 天人合一” ，达成人与居住环境的共惠共荣，正是风水理论运用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所倡导的。 在保证上述因素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前提下，寻求适宜人居的城市发展规模、发展速度与发展方式，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四．风水理论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缺失。

改革开放后， 全国许多城市进行了规划和建设，改造旧城市，发展新城市，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其规模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但也存在一定问题：

（一）是城市面貌趋同、形象低俗。 城市面貌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凝结，是城市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的有机统一。 但是在进行规划建设发展中，一些城市面貌正在急速走向趋同。二)是城市环境恶化，基于自身发展的欲望而对自然进行无限制掠夺和征服的现象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屡屡可见。（三）是城市管理的错位，重近期轻远期。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其实质是人作用于城市发展的过程， 每个人都应肩负起对未来城市的责任。“ 城市病” 的系列病状及后遗症，根源在于城市管理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应有的文化视野。

五．风水理论对现代城市规划的解析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环境危害问题层出不穷，为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敲响了警钟。 规划师和建筑师开始进行总结和反思，认为盲目对城市进行开发和发展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钱学森先生就指出，20世纪的中国城市应该是集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为一体的“ 山水城市”。关于山水空间的有效组合，一定能在 “ 山水城市” 的规划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各方专家的深入探讨, “ 山水城市” 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深入和提高。 我国许多城市纷纷提出了建设 “ 花园城市” 、 “ 山水城市” 、 “ 园林城市” 等生态城市目标。 如：深圳提出建设“ 花园式园林城市” ，自贡提出建设 “ 山水城市” 的目标。 我国城市建筑选址大多注重与山水环境的融汇，如常熟的 “ 十里青山半入城” ，桂林的 “ 城市山林自郁葱” ，山林水网与城市密切结合，使山、水、城浑然一体，这些都启示我们，风水理论所突出的关于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对于我国城市化建设有着相当大的参考意义。

六．城市规划建设的风水改造和管理

1. 城市规划中的风水改造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因对中国风水理论忽视所造成的“ 盲目建设” 状态逐渐引起人们的反思，当代也开始重视对城市的规划建设进行风水改造： （一） 对标新立异的和与环境不协调的建筑物， 城市管理部门应严加规划、从严审批，对已建的这类建筑物，进行探讨、论证改造。（二） 优选佳地，广植风水林、防护林，增加城市绿地，提高城市风水环境质量。 创建绿化城市，有助于提升城市风水环境质量，提高人们居住环境适宜度。 （三） 加强论证，在经济、技术允许的范围内，对危害周围环境的建筑物予以迁移、拆除，对于有破坏性的建筑物，予以及时治理。 （四） 修残补缺，对于形象 “ 肢体” 不完整的建筑物，适当补修、续建，以保证城市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城市规划建设的风水管理根据中国《 城市规划法》 规定，各地的城市规划一经定案上报批准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即具有地方的城市建设法律地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应依法按规划管理城市建设。 对已定的城市总体规划设计，执法单位以及任何地方单位或个人均无修改权。 寻求“ 天人合一” ， 达成人与居住环境的共惠共荣， 正是风水理论运用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所倡导的。在保证上述因素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前提下， 寻求适宜人居的城市发展规模、 发展速度与发展方式，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七．结束语

风水理论倡导“ 天人合一”，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与自然同属于一个有机整体， 人与人居住的建筑空间应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风水学在古代居住选址中的应用,以及风水学对现代城市规划中的应用和启示。 风水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理想的生活环境。 由于风水环境观的实用价值和意义, 因而再度唤起了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等相应领域对它的推崇和信任。“ 风水” 也孕育着朴实的科学道理，风水理论中许多朴实的观点实则包涵有极为丰富的现代生活哲理，对现代人的生活、居住乃至城市的规划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温新建．建设山水型的城市环境［ J］．现代科技（ 现代物业下旬刊），2009，（6）．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2）

结合近年来国内城市研究的探索，我们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以“城市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具体是以马克思有关城市发展的理论观点为指导，整合中外在城市环境、政策、规划、经济、管理、人口、交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打破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过于专业化与精细化的既有学科架构，以满足城市研究多元化的知识需要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需要。

在这方面国内已有一些探索。如2011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置“城市科学”新目录，为推动城市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首批资助项目《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等，在综合研究城市发展上都积累了不少的成果，为“城市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和积累。

转贴于 二是以“都市文化学”的学科建设为中心，推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与升级。传统人文社会科学以古典人文精神和现性系统为核心，无法从容应对以多元性与异质性为主要特征的都市社会，由此产生的大量知识与观念，不仅不符合中国城市化的理论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反城市的。当下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反大都市”舆情，可以说主要是在这个温床上繁殖的。都市文化学根据城市化的规律和特点，其目的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对农业背景下形成的文史哲和在工业背景下形成的现性文化如何融入都市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蒙与引导作用。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3）

《城视时代》从影响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两大关键因素―――视觉文化和城市文化入手，剖析中国当代文化在形成、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从当代中国的现状来看，视觉技术和城市化是影响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视觉技术内在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构成，视觉媒介及其观看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记忆方式；而城市化、都市化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表征，城市性构成了文化研究对象的空间属性。因此，在以文化视角重新观看中国文化社会问题获得重大突破的时代，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逐渐成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新型理论武器。

《城视时代》的独特性在于，开拓性地将城市文化与视觉文化并置在一起，命名为“城视文化”[1]，并逐渐将其发展为一套文化理论研究方法。那么，曾军为何要把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结合起来呢？作者在文中指出，这两种文化的联姻是因为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是因为城市作为一种景观，其视觉经验是城市人确认自身与城市关系的重要参照，而城市景观的文本化，又是视觉文化关注和解析的符码。这是城市文化与视觉文化并置的基础；二是新型的视觉媒介技术产生于城市，并形成观看机制，进而弥散至世界各地，而城市不断创造的景观，产生出权力渗透的空间，使城市中的视觉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此将城市文化与都市文化结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除此之外，从主体上来看，是因为曾军对中国当代文化状况非常关注，他具有探索新型文化理论方法参与文化建设和指导的强烈精神诉求。

二、“城市文化”理论方法的建构

在当代中国，视觉文化改变了传统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诱发了新型的文化艺术形式，视觉研究成为新宠。目前学术界对“视觉”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视觉”名词化（将其视为人们拥有的视觉感知能力和为满足这一感官需要而生产出的视觉对象），另一种是将“视觉”动词化（将其视为观看的行为）。而曾军认为，传统学术界将视觉文化的本质性规定概括为“视觉性”不如“视觉化”更为恰切，因为“视觉化”拥有更加整合性的视角，能够兼顾我们对“视觉”的名词性和动词性的理解，并能将属于“视觉性”的内涵涵纳其中。在曾军的“视觉化”概念中，最直接的意义是“将不可见的变为可见”；其次是在视觉化过程中，影像化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第三是“视觉化”显现出后现代图像的虚拟性，即由于“拟像”的泛滥而形成的视觉危机、表征危机；第四是视觉文化逻辑会形成“视觉性的弥散”。[2]值得一提的是，曾军在剖析文化理论问题时，善于借鉴既有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同时又注意到了各自的本质区别与独特性，从独特和不同之处发掘理论的创新点。从“视觉”到“视觉性”再到“视觉化”的理论分析变化这一例，可以管中窥豹。

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城市、都市，相应地也产生了“城市文化”和“都市文化”。曾军在剖析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之后，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现代化，与其称之为城市化不如称之为城镇化；在90年代之后都市化的因素才慢慢扩大。除了对城乡发展状态更准确地概括之外，曾军还指出，在城市文化中“农民性”因素一直处于次要位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他认为，只有将都市文化研究中的人文主义范式和科学主义范式结合，才能对中国都市文化产生更合理的作用和影响。

在对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理论的深刻把握和创新理解的基础上，曾军提出“城视”文化理论研究方法，使文化研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全球化处境，以及具体的文学创作、文化现象紧密联系起来。[3]原本两个文化维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视角融合为一种更为普适性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视角，使都市、视觉，文学、艺术，甚至政治都纳入文化研究的视域。两种文化的结合，不仅仅意味着兼容并蓄，更重要的是两种分析方法的结合所产生的开阔的理论视野、新的研究领域和迥异的思维方式。

三、“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和“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

视觉文化和城市文化不是各自为政的研究类别，它们互为表里，互相结合。曾军通过城市文化的视觉分析，形成了“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通过分析视觉文化中的城市（空间）维度，形成了“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

其中一方面，“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曾军用代表性的文学、文化案例，剖析视觉文化对地域性城市中文学观看方式的影响，探索新媒体文学之于新世纪文学的地位和意义，分析新的大众文化方式，辨析政治学视域下的视觉文化和观看的政治学内质。曾军认为《长恨歌》是“城市文化加视觉文化”的绝佳文学案例，作者王安忆将上海作为观看的对象，并且是自觉的自我反观式的观看―――上海作家以独特的“上海人”心理、“海派”文化和“鸽子视角”（一种“非典型性漫游”的观看方式）来关照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现在；曾军通过分析“新世纪文学”来解析“新媒体文学”的概念内涵[4]、价值意义以及隐藏的问题，并认为视觉化艺术形式改变了当代文学生态的权力关系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大众影评是新近崛起的视觉文化现象，“过度而狂热的看客”的主体构成，使其评论大多采用观赏式的“观后感”文体，并且大多追求普世价值的认同和坚守，但自身不可避免的藏污纳垢和众声喧哗特点，又使其难以成为一种体现人文关怀和理性精神的批评；经典艺术的复制品，由于无法保有原作的“灵韵”而置身于尴尬的处境，但在正确的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可以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除此之外，视觉文化的观看行为本身还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学内涵，曾军分析了看与被看（主体的“屈从性”）中存在的观看的意识形态性，其中既有权力的支配关系，又有文化的认同关系。主体的“屈从性”会产生“情境主义的观看”和“自由观看”[5]这两种相反的情境。这些都是城市文化的视觉分析。无论是关注地域性的城市代表，视觉化艺术形式的产生，还是套就视觉观看对象的处境，观看行为本身的政治内涵，“城市（文化）”作为视觉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都参与到其运作机制和内部构成中。

另一方面，视觉文化中的城市（空间）维度，也可以作为城市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在这一部分，曾军通过具体的区域性文化比较来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析了都市化过程中全球性与地域性冲突产生的文化矛盾，并进一步分析都市化可能引发的、尚未显现的新型生产方式、美学空间和文化传承问题。在《城视时代》关注的不是无所不包的城市文化，而是视觉化文化艺术中的“城市”：“海派”和“韩流”都经过了由文化他者指认到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并自觉进行文化主体形象塑造的过程，而这两种以视觉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区域性城市/国家文化的命运却不尽相同，“海派”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逐渐被泛化，消解到均质化的主旋律中，“韩流”却假借官方意识形态和市场化运作大获成功，但二者却都存在着身份认同被质疑的问题；《繁花》是阐释视觉化文学艺术形式、城市文学叙述和地方性文学生产运作的绝佳例子。从地域性小众网络平台（上海“弄堂网”）的出身，到获得纯文学期刊、严肃文学界认可的转换，从作者的网络文学和资深传媒编辑身份的切换过程，使《繁花》介于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双重边缘，虽然最终完成了华丽转身，但其实原本两相对立的状态，或者说它的“海派”地域性城市文化特征和新媒体的生产传播方式，更具有文化研究的价值；与城市文化大多关注高楼大厦等“高度美学”相反，曾军从城市的地下文明空间―――地铁中，探索“深度美学”的内涵。地铁空间将城市的集聚性、流行性和陌生感高度浓缩化和夸张化了，曾军认为地铁空间完全可以假借影像等视觉审美因素，改变封闭、狭窄、陌生的特点，形成独特的富含“深度美学”的城市地下文化空间；城市文化不仅有发展问题，还有传承问题，其中论者注意到了原本处于遮蔽状态的主体因素―――市民，他认为对于城市性文化的过分关注、排斥非城市性文化，是文化传承问题中普遍存在的狭隘之处，因此应当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通过概括总结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和“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就是曾军的“城视文化”理论中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城市文化中分析视觉化因素、现象，在视觉文化中关照城市（空间）维度，这是“城视时代”的文化独特性，也是曾军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

四、“城市文化”的审美现代性

在《城视时代》中，曾军将方方小说中存在的一种类似于“口是心非”的叙述特点概括为“潜对话”。“潜对话”是指在小说的叙事中，人物与人物、人物的内心与外在表现、人物与作者等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同或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点和态度，但这种话语、观念的错位和对立，却被一种隐而不露的表现方式呈现。在方方的小说中，不仅有“独白/对话”“私人言语/公共言语”“温和言语/激烈言语”“作者/人物”之间的潜对话；另一方面在结构上还有“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之间的潜对话。这些潜对话不仅有形式的意义，而且是对人物与时代精神状态之间的错位状态的关注，潜对话能够使公开对话的不可能情境呈现出来，并进行内在的消解颠覆。方方用知识分子的隐忍、自省、颠覆的特点来表现人们的精神和时代精神，更具有代表性；在熊召正的《张居正》中，曾军也将人物的设置和关系看作张居正改革的“元话语”对话关系。并且他认为，政治改革与文化道德无法分割的特点，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永远无法抹掉的非理性色彩；刘震云的创作从《我叫刘跃进》开始，其民间诙谐文化开始呈现为更为鲜明的河南式幽默，其最大的独特性在于“拧巴”，因此曾军从“叙述的拧巴”到“话的拧巴”分析了“拧巴式幽默”的文化特征，他认为，这种具有个性色彩和反讽意味的群体性幽默，来源于人与生活、世界的别扭和错位，而河南作家能将其演化成一种迥异的小说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和叙述话语，乃至文学观，其中包含着人们在悖反、荒谬和本真理想之间的错位中挣扎、反抗的文化心理体验。最后，曾军从支配性、主导性文化和审美风格上来理解中国当代文化、社会的状况，他提出“美学的凝滞”来指认新世纪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总体性匮乏，又提出“凝滞性美学”概念来概括当代美学主流的风格所存在的缺陷。

曾军善于从文化、文学案例的某一细微之处或处于遮蔽状态的因素着眼，思索当代文化问题，并且善于进行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提升，不仅能追溯至美学现代性上，更能将其置诸于社会化、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社会学、政治哲学层面的理论分析，最终又能落实到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土壤中。这种论述方式既可以使略显高深、艰涩的理论辨析和独特、陌生的视角，通过灵动、翔实而富有创建性的观点和论据，填补恢宏结构架构中的缝隙，使论述真实可感并且富有信服力；另一方面，论者试图建构多元合一的理论体系，使原本看起来独立的单篇文学、文化现象剖析和某一典型性的观点辨析，呈现为一系列关于城市文化、视觉文化的集束型研究成果，而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文化研究，尤其是城市文化、视觉文化研究来说，提供了非常具有借鉴性的价值和意义。

并且，曾军将在文化中新近凸显出来的视觉文化，与现代化、全球化中显现的城市化“文化化”结合，发掘二者内在的联系，创造出一种“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这种文化视域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自足性与普泛性，使文化研究拥有更广泛的视域，更宽广的理论基础。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突围发展的一支脉络，也是文艺批评的创新之路。

注释

[1]“城视时代”可以解释为“城视文化”的“时代”，那么“城市文化”就是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视觉文化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新型文化理论。相应地，从方法论上来看，这种新型的文化研究方法就可以称之为“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

[2]参见《城视时代》第一章第三节《“视觉”到“视觉化”：重新理解视觉文化》。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240-02

2011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印发了《学位指导与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其中，“建筑学”一级学科中的“城市规划”二级学科被分离出来，并被设置为新的“城乡规划学”一级学科。这被认为是“我国国情所地，是从传统的建筑工程类模式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发展模式的需求，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客观需求，也是中国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的需要”[1]。随着这一宏观形势的变化，原来以培养城市规划与建设人才为主的城市规划专业（本科）课程体系，必然需要重新建构才能与学科的调整与发展相适应，才能与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对人才的需求相适应。

一、城乡规划学的内涵

1.城乡规划学是对城乡统筹问题的认同与回应。从21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和出路则在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号召；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据相关报道，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7.5%，三次产业结构为12.8：52.2：35.0，农业就业人数只占就业总人数20%。从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看，中国总体上已经基本具备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条件。因此，城乡规划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与发展将有利于城乡统筹战略思想的有效实施。

2.城乡规划学将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理论的统一。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一直都将城市物质空间作为研究的主体，将城市看作为一个放大的建筑物，一直过分地强调城市规划的工程技术性和审美意识。1960年后，欧美城市机体的高度复杂化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使得城市规划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2]。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所带的问题也不断增多，以致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地理等其他学科理论和交叉思想不断来调整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如吴良镛院士提出了“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任致远研究员提出“城市科学”等。纵观世界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从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盖迪斯的“人与自然融合”到芒福德倡导的“区域整体协调”等思想，正如尼格尔・泰勒所言：二战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经历了规划方法变革和规划重心的转移，在不断地批判与反省中，城市规划早已不再是早期单纯的空间设计，而走向了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内容的综合道路[3]。

3.城乡规划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从传统的城市规划到现代的城乡规划学，不是单纯的物质空间研究范围的扩展问题，而是要研究城乡空间统筹中的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也不是工程技术应用面的扩展问题，而是涉及公共政策、法律法规、历史文化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城乡规划学的研究对象是城乡生产、生活空间安排、空间管制以及相互关系。研究内容包括：城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乡土地统筹利用与设计、城乡土地利用空间管制、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与基础设施规划。

二、现有城市规划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从1952年开始设立城市规划专业至今，已有约60年的发展历史，其专业的知识体系、课程体系、教育评估体系等是作为建筑学之中的“工学”门类来进行构建的。随着全球化进程和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规划学科的知识结构和职业需要已经远远超出了以“建筑学”为专业主体的传统内容[4]。因此，相对于新的城乡规划学，现有的城市规划专业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1）重视城市物质空间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训练，使得学生在城市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知识不足。比如始终强调“城市是扩大的建筑”这一设计理念。（2）重视规划技术手段和工具运用的教育和训练，使得学生在政策理解、法律运用、沟通协商等人文素质方面的能力不强。一方面表现在相应的课程缺乏，另一方面表现在训练或实践缺乏。（3）缺乏乡村自然、社会、经济等理论知识。由于学科发展长期以来都以城市的规划与设计为对象，不仅导致乡村理论研究十分薄弱，人才培养也局限于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在目前的新农村规划与建设中，就是沿用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方法和思想。

三、城乡规划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

1.人才培养定位。以自然、社会、经济和人文构筑而成的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极其复杂、综合的巨型系统，是在各自不同或特定的地理条件下成长、发展起来的。城乡规划作为城乡社会经济建设的龙头，无疑是要致力于城乡空间的有序发展，致力于城乡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从而为城乡居民提供一个舒适、健康的人居生态环境。因此，城乡规划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承担着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专业人才的重任。宋绍杭等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城乡统筹和谐发展态势，要求未来城乡规划专业人才要承担起城乡建设、区域发展与城镇化、城乡社会服务与物质形态设计、城乡规划管理与法制等重要工作[5]。

2.课程体系构建。根据人才定位，参照全国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建设的教学计划与课程设置，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可划分为理科类、文科类和工科类课程等三大类。其中，理科类课程包括城乡地理学、景观生态学、资源学、空间经济学、可持续环境和系统论等；文科类课程包括城乡住房社会学、土地政治经济学、历史文化保护与更新、行政管理体与法规等；工科类课程包括城乡土地利用规划、景观设计、道路与交通、建筑技术、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城乡社区规划与建设、地理信息系统等。以上三大类课程体系中，理科类以培养理论基础为主，文科类以培养综合素质为主，工科类以培养技术技能为主，从而达到培养城乡规划综合型、创新型、社会型人才的目标。

传统的城市规划专业教育已经走过了60年，新的城乡规划学站在了时代的起点，抓住机遇，探索创新是当前城乡规划专业教育必然的选择和共同的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关于广泛征求《增设“城市规划学”为一级学科论证报告》意见的涵[EB/OL].

http：//省略.cn/news/shownews.asp？id=232

[2]杨俊宴.城规专业学生能力结构的雷达圈层模型研究[C]//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2011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3]尼格尔・泰勒.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思想流变[M].李白玉，陈贞，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5）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 贺业锯，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

（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

（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

（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

（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

（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详见：）。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 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图1）。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 孙良辉，鄢泽兵。解读城市形态的三个分支理论——读《Good City Form》有感[J].山西建筑，2004，（18）。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6）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 贺业锯，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详见：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Wu， 1998）。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 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spacesyntax.com），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 孙良辉，鄢泽兵。解读城市形态的三个分支理论——读《Good City Form》有感[J].山西建筑，2004，（18）。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数字城市（Digital City，DC）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指城市信息化；狭义上是指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网络等关键技术，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1]。数字城市的提出成为我国城市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亮点，随着数字城市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我国数字城市的建设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1 研究方法、数据处理

1.1 研究方法

1.1.1内容分析法。通过对文献特定主题内容进行定性定量剖析，提示该主题内容的实质，系统、客观地把握其研究动态和趋势[2]。

1.1.2文献信息统计分析法。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文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以数据来描述或揭示文献的数量特征和变化规律，从而达到一定研究目的的一种分析研究方法。它是在统计学原理的指导下，在长期文献信息统计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3]。

1.2 统计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关键词”为检索项，“数字城市”为检索词，时间跨度选取2006-2011年共6年的数据，即检索条件：关键词=数字城市*全部期刊*年=2006-2011。检索出符合条件的论文共计1704篇，剔除通知、会议、纪要、讲话等，共获得有效论文1117篇。

2 数字城市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2.1数字城市研究发文量分析

在cnki学术趋势搜索中以数字城市为主题检索，数据整合分析后得到该领域论文数量在1997-2011年的变化趋势，经分析得：

1998-2003年我国数字城市领域的研究一直呈现增长态势， 2000年国民经济“十五”规划将信息化列为专项之后，论文数量明显增长，2003年达到顶峰；2004-2006年间研究呈现下降趋势且发文量相对平稳，该阶段论文对数字城市发展中的瓶颈及对策进行了分析；2006年之后该领域的研究总体呈现增长态势，2011年达到历史高峰。

2.2论文作者分析

通过对2006-2011年间数字城市领域论文作者进行统计，获得有效论文作者1771位，其中，李琦发表文献9篇，排在第2、3位的分别是邹逸江、黎林峰，这些作者均为数字城市研究领域的积极型研究者，丰富和发展了数字城市理论。

2.3论文期刊分布分析

著名的布拉德福定律揭示了文献信息集中离散分布规律，该规律有助于选择和确定核心期刊。所谓核心期刊，实质刊载与某一学科领域有关的信息较多，且水平较高，能够反映该学科最新成果和前沿动态[4]。

载文量排名前10的期刊中《中国建设信息》、《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与《地理空间信息》载文量最多，载文数量189篇，占论文总量的16.92%，《中国建设信息》刊载量连续3年处于领先地位，为研究者快速查找数字城市领域的研究热点提供参考。

2.4关键词分析

通过采用内容分析法和词频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前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近6年数字城市文献中出现的关键词共计1380个，列举出现次数较多词并对相近的词进行归类，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关键词统计结果表

序号 关键词 出现次数 所占比例 序号 关键词出现次数 出现频率

1 数字城市 48234.93% 6数据库503.62%

2 地理信息系统 17512.68% 7应用302.17%

3 虚拟现实 977.02% 8 地理空间框架 221.59%

4 城市规划 63 4.57% 9 数字化 211.52%

5 信息化 594.28% 10电子政务 201.44%

3 数字城市未来研究热点

3.1智慧城市的研究是数字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

数字城市领域中核心作者李琦认为：数字城市是智能城市的初级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城市也将向智能城市发展。通过一些核心作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作为数字城市发展高级阶段的智慧城市将成为未来研究热点。

3.2地理空间框架的研究作为数字城市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持仍是研究热点

通过对数字城市刊载量较多的期刊特点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与地理空间信息相关的研究日益增多。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作为数字城市的一部分，为整个数字化城市管理搭建了一个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可以有效的促进地理信息共享应用，数字城市领域的地理空间框架研究仍是未来研究热点。

3.3数字城市的应用研究将日益增多。

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了解到，截止2012年5月23日，全国已有260余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服务政府在城市建设领域的决策，提高百姓生活质量。因此，在数字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研究方面，建成后如何依托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和水平，以及如何使数字城市建设更好的服务民生方面的研究将日益增多。

4 结语

回顾国内近六年来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数字城市研究文献的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研究主题涉及数字城市的理论、支撑技术和应用等多方面，未来也将逐步向较高层次的智慧城市领域研究，更好的促进城市建设，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数字城市信息共享的几个问题[J].《北京测绘》,2007(4):1-5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294；N9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十几年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增加到6.9亿，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但同时，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如城镇体系发展不协调、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资源环境承载力受到严重考验，小城镇建设遍地开花，相同职能类型的城镇重复建设，同时广大农村地区建设滞后，城镇化进程对资源消耗过大，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严重等。在此背景下，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首要任务是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规划是城乡一体化的龙头，是基石和前提。从本质上看，新时期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应是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其基础工作则是认识城乡空间的复杂性。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起源于城市空间复杂性的探索，作为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人口集聚为主要的居民点，其“复杂的非线性”空间特征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提及[1][2]，但直到80年代非线性科学和复杂科学理论和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系统领域，才真正开始形成复杂城市系统研究洪流。由于过分追求城市发展而导致城乡用地矛盾及空间利用“破碎化”等问题，城乡关系优化及城乡空间统筹被提上日程。因此，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角度也由城市扩展到了城市—乡村。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及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仍然面临着城乡关系的恶化和城乡空间分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与创新成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落实研究重点和突破研究难点的关键。基于此，文章对国内外城乡系统空间复杂性的相关文献进行详尽梳理，以厘清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脉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2 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

2.1 国外城市系统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追朔其研究源流，有四个主要支流倍受关注：一是分形城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异速城市保持研究逻辑同构；二是元胞城市，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早追溯到70年代，与动力城市及网格-主体城市存在一定渊源；三是分形与元胞城市于90年代合流[3]，统一于自组织城市研究主流；四是非线性动力学的发展，和复杂网络理论的兴起，为传统城市网络系统复杂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支撑，从而奠定了复杂网络城市研究流派。

（1）异速城市。早在20世纪50年代，Clark就发现城市人口密度距离衰减的负指数律（Clark定律）[1]，此后许多学者如Noroll[2]、Smeed[4]、Nordbeck[5，6]、Gould[7]、Dutton[8]、Lo[9]等纷纷通过实验研究证明：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之间满足幂指数关系，即城市扩展存在异速生长现象，系统建立了系列城市异速生长函数，其中以Smeed的城市人口负幂律模型和Nordbeck-Dutton的城市人口-面积幂指数模型最具影响力，为此Clark模型的负指数律受到广泛置疑和批判，尤其是与异速生长律同构的分形学派。近年，我国一些学者（陈彦光、刘继生）通过数理推导，统一了幂式异速生长关系与负指数人口分布之间的逻辑不兼容，从而将城市系统纳入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对立统一体系中[10]。

（2）动力城市。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基于牛顿力学的传统静态空间模型（如引力模型、潜力模型、空间扩散模型、距离衰减模型等）不能有效解释城市自组织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城市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和行为机制受到广泛重视。196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W.Forrester率先将系统动力学引入城市结构变化研究，创立城市系统动力学模型（Urban Dynamics），即构建一系列反馈城市系统要素关联的微分方程；1971年，A.G.Wilson引入最大熵原理，改造Lowry模型，构造了城市动态学模型，即构建一组展示城市突变的非线性方程[11]。二者开创和引领动力城市研究潮流：一方面，大量学者从系统动力学视角，系统开展了城市人口、经济、环境、资源、生态等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可持续发展预测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运用突变论、协同学等全面揭示了城市空间变化的动力学过程，如Amsin的城市突变方程和Weidlich & Hagg的区域迁移动力学方程[12]。

显然，动力城市模型研究多以系统构成要素的关联反馈为主，缺乏位置、距离等空间要素的考量，无法有效反映城市空间的动力演化过程；部分模型尽管开始考量时空变量，但多以宏观尺度为主，缺乏对个体行为和微观结构引致的空间变化分析。这为后来的复杂城市系统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如何从宏观到微观、从系统要素关联推演到城市空间演化？也相应促使分形城市和元胞城市研究的孕育和萌发。

（3）分形城市。分形城市源于分形思想的城市形态、结构的模拟与实证研究，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城市统计分析，但最终奠立分形城市研究的是Mandelbrot B.B.[13]，随后Batty M.及Longley P.A.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长期全面地对城市及城市系统的内部空间结构展开分形理论和实证研究[14][15]，系统奠立全新的分形城市研究的理论体系和计算模型。近年，分形城市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从城市内部形态向内逐渐细化至城市建筑，向外逐渐扩展到城市体系：微观层次——城市建筑分形，主要运用分形几何学，从建筑审美和城市设计视角，解析城市公园、城市街区、家居环境、建筑外观等建设和设计理念的“最优形态”。中观层次——城市内部分形，研究最为广泛，内容涉及城市边界、景观、人口及城市化、土地利用、经济、交通网络结构等方面[16]。宏观层次——城市体系分形，以城市等级规模、空间作用、中心地体系为主[17]。

（4）元胞城市。元胞思想应用于城市系统研究历史已久，早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就有学者零星运用CA计算模拟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发展过程[18]。70年代末，Tobler将CA模型引入地理学，创立“细胞地理学”[19]，并率先实证模拟了美国底特律城市扩展过程。受其影响，80年代中期美国的 Couclelis和英国的Batty等人，率先在城市动态模拟领域开展CA理论和实证研究[20][21]，引领一些学者在城市规划领域作了尝试性及至深入性的应用和扩展。90年代以来，随着GIS技术日益成熟，GIS-CA模型成功实现融合，学术界掀起一股CA城市系统研究热潮[22]，研究内容集中于城市系统形态生长、土地利用、城市景观、位序-规模等领域[23]。

（5）自组织城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混沌论、分形理论、人工智能-生命理论、自组织临界论、自适应系统论等复杂科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区域系统复杂性研究，分形和元胞城市渐趋合流，形成自组织城市研究学派[24，25]，集中于耗散城市[26，27]、协同城市[28，29]、混沌城市[30，31]、自组织城市[32，33]、智能城市[34，35]、网格-主体城市[36]等领域。

（6）复杂网络城市。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和地方化交织，世界城市系统研究转向网络化视角[37]，从空间实体流（全球航空流、货运流、城际交通流、城市-区域人口流等）[38]和虚拟流（互联网、信息流、社会网络、通讯网络、技术研发区位和扩散、生产业网络等）两个方面[39]，揭示城市系统关联的网络复杂性研究成为热潮。Taylor构建“连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Model），通过跨国生产企业空间联系实证分析，得出全球城市网络的组织方式仍为等级或位序的“累积”[40]。近年来，随着图论和统计物理的融合，复杂网络理论取得大发展，一些学者从城域（城市内部）和城际（城市体系）两大视角，从交通联系（交通网络、交通流）、社会联系（人口迁移）、企业联系（公司交流、企业合作）、信息交流和创新扩散（因特网、电话呼叫、技术交流、创新扩散等）等方面，将复杂城市系统抽象为复杂网络，系统分析了城市系统网络拓扑连接的复杂性规律[41]，如无标度性、小世界性等的验证，脆弱性或鲁棒性评价及控制，以及动力学演化与传播特征等。

2.2 国内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国内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集中于两大视角：一是哲学思辨和定性描述，借鉴复杂科学理论和方法，架构城市系统的复杂性理论体系，揭示城市系统的非线性、自组织性、突变性等复杂性规律[43，44]；普遍认为城市是一个极为复杂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巨系统，表现出非平衡性、多尺度性、多层次性、不确定性、非线性、突变性、自组织性、自相似性、随机性、无序与有序交互性等复杂性质[45，46]。二是计量分析和模型模拟，或者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城市空间结构复杂性，或者创新性建立城市空间演化模型，成为当前研究的焦点和前缘[47，48]。

与国外一样，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计量研究也以城市系统研究最受关注，成果最为丰富，形成两大阵营：城市内部和城市体系，但主要为城市地理学家所关注，与国外的多样研究学科背景不同。同时，研究的内容也相对较窄，主要集中于空间结构[49]和空间演化[50]复杂性研究两个方面。前者侧重于借鉴分形理论、元胞自动机等复杂科学理论，从城市内部景观结构、土地利用、人口分布、交通网络以及城市体系空间形态、分形体系、等级结构、网络联系等方面，揭示城市系统空间结构的复杂性，以分形城市、分形城市体系和元胞城市为代表[51]～[54]。后者侧重运用突变论、系统动力学、灰关联系统、自组织理论、复杂适应系统论等复杂科学理论，开展城市空间演化过程（相变及突变）和动力机制（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定量研究和模拟预测，如动力城市[55]、自组织城市[56]和主体城市[57]。

研究方法上，以静态数学模型[58]（等级体系标度模型、城市统计模型、引力-熵模型等）、动态演化模型[59，60]（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网络动力学-细胞城市模型、分形城市模型、自组织城市模型）和智能模拟模型[61，62]（多主体模型、遗传算法、虚拟城市模型等）为主，内容涉及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网络、城市规划、人口分布和迁移、景观结构、城市环境、城市就业和居住、城市体系及等级规模分布等方面。张新生归纳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学机制，建立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实现威尔逊模型的扩展[63]。孙战利将主体（Agent）引入控制因素层和动态交通层，构建了城市动态演化模型，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空间变化与属性变化相结合，面向对象的软件系统，并在GIS的支持下，对美国Ann Arbor城动态发展进行了模拟[64]。陈彦光借鉴自组织理论，提出城市系统复杂性检验的三大判据：分形结构、Zipf定律和1/f噪声[65]，并系统运用分形理论，实现实空间-相空间-序空间的统一，构建了系列蕴含静态和动态、功能和结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拟和预测于一体的分形城市系统模型：引力模型及推广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空间动力学模型、等级规模模型、自组织演化模型等[66]。

3 城市—乡村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

3.1 国外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只是将城市和农村孤立起来分析，城乡关系研究薄弱。上世纪末，一些学者纷纷呼吁重视（城乡）关系复杂性研究，认为关系（经济联系的复杂性）及其空间结构（景观的复杂性）的复杂性规律研究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范畴，经济实体及其相关作用关系所引起的经济地理发展和变化过程应成为研究的中心[67]。

直到近年，以城市为依托的中心发展型面临突出结构性问题和缺陷，城乡之间缺乏有效和有序的联系，表现为“脱臼的经济”（Dislocation Economy）形式，人们才开始重视城乡关系复杂性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城乡对立”（Urban-rural Independence）[68]、“城乡互动”（Urban-rural Interaction）[69]和“城乡互助”（Urban-rural Partnership）[70]等方面，研究视野和切入点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地区），或许是发达国家的城乡一体化已经成为“过去完成时”。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域问题呈日益复杂的态势，解决这种复杂城乡关系失调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实现“乡村-城市关联观”（Rural-urban Linkage Approach）[71，72]。Cooke[73]、OECD[74]、Murdoch Jonathan[75]等人则从城乡关系网络视角，明确提出城乡协调发展的“网络”化模式。

但这种城乡关联复杂性的研究范式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上，对空间的关注相当有限，更多的只是在城乡经济社会差异（社会问题、健康卫生、政策体制、意识形态等）、经济社会要素流动（人口迁移、产业联系、资源和资本转移）等方面部分提及城乡关系作用的复杂性问题[76]，专门而系统的空间复杂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交错带（边缘区），普遍揭示出其空间结构的动态过渡性、人口社会学特征多元化、经济发展复合型、土地利用多样化等复杂性特征[48]，以McGee的亚洲城乡一体化“Desakota”空间研究为代表[77]。

3.2 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城乡关联是一个泛合的概念，涉及社会学、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研究视角集中于空间区位关系（地理学）、工业-农业关系（经济学）、市民-农民关系（社会学）、斑块-基质关系（生态学）四个层面[78]。地理视角上的城乡研究倍受关注，成为热点，已经形成理论和实证、定性和定量、时间和空间的研究范式。研究理论涉及城乡融合论、城乡协调论、城乡一体化论、统筹城乡发展论、城乡网络化发展论等[79-81]；研究区域触及中国和外国、东部和中部、西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城镇密集区和非密集区、沿海热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82-84]；研究时间尺度以建国以来为主，并考虑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影响[85-86]；研究方法以定性居多，定量研究不多，以关联协调模型为主[87，88]；研究内容主要从城乡联系和作用切入，涉及城乡关联的历史演进、空间差异、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协调对策及发展模式等[89-91]，总体存在两个研究倾向：一是不考虑城乡地域空间差异性，研究二者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忽视城乡关系的空间复杂性；二是研究城乡关系的静态空间分异与组合，而忽视其地理变化过程的自组织性。

4 结论与研究展望

城市和乡村的历史渊源决定了城乡关系的不可分割性，工业化和社会化发展使得二者在空间上越来越隔离，同时也在城市和农村内部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解决各自的发展问题，最终需要回归到二者的统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空间统筹规划就是对这种诉求的回应。当前，在国内掀起新一轮城乡统筹规划热潮的背景下，城乡空间统筹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前景，我国幅员辽阔，各类城市与乡村所处社会经济背景迥异，也为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研究案例。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乡空间复杂性文献回顾与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1）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角度来看，城市空间成为中心，乡村空间“被边缘”。无论是国外的自组织城市（耗散城市、协同城市、混沌城市、分形城市、细胞城市、沙堆城市和主体城市），还是国内的分形城市、自组织城市、元胞城市、虚拟城市、城市系统动力学、城市地理空间系统，多是借鉴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区域论城市”，对城市体系（inter urban）和城市内部（intra urban）空间复杂性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作为区域的重要载体——乡村往往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沦落到被忽略的边缘。城市—乡村空间复杂性研究仍处于呼吁和倡导的阶段。

（2）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方法来看，方法集成综合研究不强。分形理论和CA模拟技术的融合以及在协同论、耗散论和混沌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组织理论，虽体现了学术界集成各种方法和技术对复杂城乡空间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但在具体的子系统或子集要素研究中多借助分形理论、空间句法或系统动力学的某个单一理论，综合多学科、多理论对城市多要素和多系统的空间关联分析不足。而且，传统的研究多是从某一个时间断面进行考察，而对于城乡空间动态变化描述和模拟则需要新的方法和模型进行补充。

（3）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内容来看，今后城乡空间统筹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和深化：①城乡关系空间复杂性研究。新时期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当前，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城乡关系是由物质、经济、人口迁移、社会、服务供应、政治行政联系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构成的一个动态网络系统，具有复杂性，但城乡关系的空间复杂性研究几乎空白，只有部分学者涉足城乡耦合、关联、协调的非线性规律和城乡关系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②城乡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与模拟。已有不少西方学者建立了相关模型解释城市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而对于城乡空间演化过程的分叉与选择、混沌与有序、渐变与突变、竞争与协同、集中与分散等作用机制讨论，利用开放性、非线性、不平衡、环境选择等原理对自组织临界性、相变性等过程的逻辑、实证和类比判据将会是以后研究的重点。加强对城乡空间生长的模拟将会更理性把握城市空间拓展的方向、范围、规模，解释城市变迁的内在动力，透视城市化的本质，更好预测控制城市的发展；③城乡关联空间复杂性研究。以城乡道路网为载体的城乡关联空间的复杂结构正逐渐被管理学、物理学等学科认识，打开地理学研究主页，从网络关系系统科学角度，探索城乡关联系统的空间自组织运行规律、交往协同演化机制的复杂性研究还相当薄弱；④城乡社会网络空间复杂性研究。基于复杂科学理论，对城乡人口空间分布，市场网络分形，交通网络对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需要深化，特别是信息要素空间传播、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源关系等虚拟城乡社会网络，更需填补研究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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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Urban-rural Spatial Complexity

DUAN De-zhong1， LIU Cheng-liang2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9）

一、学术界研究概况

1.有关学习型城市理论方面的研究

对于学习型城市理论的研究集中在阐述学习型城市的内涵、学习型城市理论根源、构建学习型城市的必然性等方面。

关于学习型城市的内涵，国内并没有达成一致。叶忠海（2011）就学习型城市的内涵与价值作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学习型城市以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为生存背景和发展空间，以学习和教育为最本质职能，以社会化的终身学习和教育体系为基础，能保障和满足城市市民学习基本权利和终身学习需求，从而有效地促进城市人全面发展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样一种开放、创新和发展的和谐城市。苑大勇（2004）从全球经济变革的转型时期出发，认为学习型城市，是一个在全球变迁的特殊时期努力学习更新自己的城市。而学习型城市由哪些部分组成？许学国，山鸣（2003）则认为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以及学习型政府是学习型城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关于学习型城市的理论根源问题，奚洁人（2003）认为其发端于终身学习、 终身教育理念的形成和企业界学习型组织管理理念的确立。郑金波（2003）从我国学习型城市的实践起源出发指出我国学习型城市源于我国学习型组织的浪潮，上海成立“明德学习型组织研究所，”随后又在北京、济南、南京、昆明等地成立了研究分所，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和良好的社会效果。一些大城市受其影响先提出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口号。学习型城市是时展的产物，它的提出，有其客观必然性。叶忠海（2011）认为学习型城市的提出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的必然产物，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需。

2.有关学习型城市专题探讨方面的研究

有关学习型城市专题探讨方面的研究主要结合图书馆、远程教育以及社区等各类场馆、组织机构分析他们应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发挥何种作用。

白淑春（2008）认为城市图书馆是城市文化空间的组成分，提升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必不可少的元素。为城市营造了一个公平文明的环境，在促进城市的和谐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余海（2010）指出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优势、服务职能、环境优势决定了图书馆在创建学习型城市中将发挥重要作用。高明（2004）也认为图书馆要主动介入学习型城市的创建中，自我加压，在自身上谋求更大的发展。

徐皓（2013）以上海开放大学为例，从上海建设学习型城市的定位出发，把上海开放大学定位成“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面向成人开展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蒋红（2012）也认为非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是上海开放大学的基本功能 ，而实现二者并举的关键在于衔接 。

社区是人们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在城市中处于最基础的组成元素，是城市各项工作的重要依托和落脚点，陈雅丽（2003）认为学习型社区有利于社会稳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有关学习型城市经验总结方面的研究

20世纪末以来，我国已有近百个市（地）级以上城市先后提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目标并进行了实践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取得可喜的成绩，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但就全国而言，学习型城市建设刚刚起步还存在认识不到位、任务不明确、职责不清晰等问题。

袁雯（2012）介绍了上海建构终身教育体系的实践与成果，包括建立多元化的终身教育基础平台，为市民创造丰富的终身学习机会;举行丰富多彩群众文化活动;构建终身教育信息化平台，便捷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制定《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形成法律依据等。徐文龙（2001）提出上海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对策，在总体目标下，需要分类设计，依据不同的年龄、从业和学习要求分别确定学习目标。

孙善学，张翠竹对北京学习型城市创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著作《北京学习型城市案例分析》精选了6各区县、9个街道、7个乡镇共22个创建工作突出的地区、社区或单位的典型案例，反映北京市以地域和社区为创建单位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思路和方法，陈建林（2003）在分析重庆的基本情况，提出构建学习型城市的基本思路。

4.有关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方面的研究

叶忠海（2013）认为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该遵循科学性原则、先进性原则、特色性原则、现实性原则以及简明性原则，将学习型城市一级指标评定。周素萍（2014）在综述国内外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观点的基础上，可以建立一级指标为资源指标、科技指标、经费指标、文化指标、信息指标、交流指标、人口素质、绩效指标;二级指标为学校、 师资、图书、报纸、档案、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科技机构、科技人员、科技活动、教育经费、科技经费、文化机构、从业人数、群众文化活动、信息化、媒体、网站、网络教育、国际交流、国内交流、高等教育普及率、平均学习年限、学习时间、出版图书、课题、论文的二级评价指标体系。

二、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学习型城市的研究络绎不绝。关于学习型城市，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地方进行了剖析与解读。

就理论研究方面来看，主要是针对学习型城市的内涵、构成要素、理论基础、以及构建学习型城市的价值意义。很少有涉及学习型城市提出的实践背景，从理论和实践整体上把握学习型城市的理论基础，对这一方面的梳理更是屈指可数。

其次，就构建学习型城市经验来看，大部分城市结合自身实际城市特点，借助国外及国内成功经验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上迈出了崭新步伐。但是文章只是在一个或两个方面系统阐释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而就目前学习型城市学习型城市的衡量指标没有明确的说明。学习型城市开展的如何？取得那些实效？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改进，这些问题应该成为研究的中心。

再次，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大部分学者只是从评价的原则，或是从某一城市的实际出发制定评价的标准，集中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较少，不具有整体性与宏观性。

最后，关于学习型城市的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大多采用文献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等。但是综合运用这些方法，从理论与实践上整体进行把握，全面进行分析，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并不多。

参考文献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10）

一、国外城市旅游发展研究

对城市旅游的研究兴起源于城市旅游的快速发展，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普遍出现制造业长期衰退、高失业率现象，在创新城市经济的过程中，旅游业作为一门新型产业因其良好的产业特性和符合消费时代需求的巨大发展潜力推动了城市中心区的复兴，在1990年代快速成长为一个显著而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对城市旅游研究的关注主要来源于现实：一方面是如何有效解决旅游者需求的增长，特别是对历史城市旅游的需求所带来的到访率增长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很多城市，特别是老工业城市将城市旅游作为城市复兴战略的政策。

城市旅游的需求与供给研究。供给研究，包括城市旅游的市场和形象研究。城市旅游产品研究，包括城市吸引物研究、城市文化旅游研究、城市遗产旅游以及城市事件旅游。城市旅游影响研究，包括经济影响研究、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环境影响研究、居民影响研究，以及其他因素对城市旅游的影响。城市旅游管理与规划研究，包括城市旅游的管理研究、城市旅游规划研究、城市旅游的空间结构研究等。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困难地区”的旅游、城市旅游统计的标准化和城市景观评估的信息系统等进行了研究。

二、国内城市旅游发展研究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理论界对旅游经济、旅游管理、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学科体系建设等主要研究领域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探讨，为中国城市旅游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根据近年来中国城市旅游研究的现状，选取旅游经济、旅游管理、旅游开发等方面的研究热点问题为线索，理清其主要的理论观点，梳理和勾勒出近年来中国城市旅游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及学术前沿态势。

2000年和2001年的旅游研究侧重于旅游业发展和旅游行业发展现状、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研究，这与当时全国许多省(区、市)几乎都以不同的形式提出将旅游业列为本地区的主导产业或列为当地优先扶持发展的产业现状有关。2002年和2003年在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旅游规划创新、旅游产品的设计开发等方面的理论有了深入地研究，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有趋热的表现。2004年和2005年的旅游研究朝着实证和规范的方向发展，旅游研究的视角更为宽泛，研究主题的趋热点不明显，各个层面的研究趋于平衡。生态旅游、民俗旅游、会展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的概念和开发思路更为明确。旅游社会学、旅游文化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受到学者的重视和更多参与。

近年来对城市旅游产品的开发，开始触及温泉旅游、影视旅游、俱乐部旅游等休闲娱乐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城市旅游的研究对旅游经济、旅游规划理论和实践、旅游企业经营管理及发展模式的一般理论的研究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重视。对旅游经济和曾经对旅游业产业地位、产业政策、旅游发展阶段、旅游市场化发展与政府行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等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的研究落在更有现实和发展意义的遗产旅游保护和利用的研究上。

中国旅游城市国际化、世界化理论的提出，为中国城市旅游的研究落定了座标，明确了方向，有越来越多的旅游业内人士及专家学者对中国旅游城市如何登上世界知名旅游城市的舞台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分析对比，理论著述以及相关战略对策，为中国城市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更为积极的抗争因素，有力激励了中国旅游城市创建的市场。

由于城市旅游的基本概念存在着诸多外延，无明确一致的定义，又无成功的旅游城市发展经验以供借鉴和推广，导致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体系建设相对落后，使现实的城市旅游经济行为的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和背景，难以形成“真正的”城市旅游学的系统理论。另外，我国对旅游城市的研究视角过多集中在对旅游客体的评价和开发上，缺乏以社会学、伦理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活动对旅游主体在文化、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对于国际旅游前沿问题，缺乏将需求导向型与技术导向型有机结合的理论平台；目前国内旅游研究尚未真正涉及的领域是性与旅游、与旅游等与中国社会伦理文化发生冲突的敏感性问题，但这是理论界在研究旅游与现代性之间关系不可忽视的现象，城市旅游所追求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理性需求刺激与理性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这是我国研究城市旅游活动国际化、市场化必须正视的课题。

参考文献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11）

二、城市主题文化形象定位的重点和难点

(一)深入分析城市文化发展的历史,深度挖掘城市特色文化

城市特色文化积累与城市主题文化创造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从城市诞生那一天起始终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特色文化作为城市特质、城市特殊禀赋、城市鲜明特征的符号,积累到一定阶段便产生和创造出了城市主题文化。但由于受地理、环境、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地方城市文化也会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只有深入分析城市发展的历史,才能找准城市文化的特色、主题;只有深度挖掘城市特色文化,才能使城市主题文化在区域竞争中处于垄断地位。

(二)科学把握城市文化未来发展方向

面对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和世界名牌城市建设,不能囿于传统的思维定势,就文化谈文化,就特色谈特色。特别是对于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和世界名牌城市建设,在思想认识上要避免狭隘性、片面性、主观性和封闭性,应建立前瞻性、创新性、系统性的城市主题文化发展观,使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和世界名牌城市建设不再是一种城市形象、城市品牌的简单塑造,而是城市经济特色、文化特色、建设特色、精神特色的系统工程。高度重视城市主题文化建设对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和世界名牌城市建设的作用,是当今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和世界名牌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需要我们不断对城市特色文化建设和世界名牌城市建设的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思考,做出精准的分析和判断,提出前瞻性、创新性、系统性的城市主题文化发展策略,使中国城市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世界名牌城市的行列。

(三)找准城市主题文化,创建强势主题文化

城市主题文化越张扬,城市的影响力就越大;城市主题文化越鲜明,城市的增值潜力就越高;城市主题文化越显著,城市辐射力就越广;城市主题文化越系统,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就越强;城市主题文化越突出,城市成为世界名牌城市的机会就越多。由于城市文化的消失、雷同和散乱,常常影响到城市主题文化的定位,甚至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因此,如何找准城市主题文化、创建强势主题文化成为当今城市主题文化定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城市主题形象定位的理论

(一)差异化理论

城市差异化发展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历史与现实考虑,着眼未来,充分发挥和运用城市某一独特方面,形成城市发展的比较优势和规模效益,提升竞争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张鸿雁教授曾指出:“中国正出现‘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态与格局,城市似乎成为‘生产线下来的产品’,中国城市的个性文化和文化个性及‘集体记忆’正在整体性丧失。因此,这个时代呼唤着民族性城市形态的构建,呼唤着民族性城市形态的整体记忆的再现和重新思考。”而这正是城市定位的价值诉求,城市定位就是要寻找或重塑城市的个性文化、民族性地方文化,实现城市独特记忆的光辉再现。差异化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城市主题文化定位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二)城市意象理论

城市意象概念的提出始于凯文•林奇,他认为每个人在自己的环境中形成了对城市的局部印象,叠加后对城市的整体印象形成共识,这种共识即城市意象。张鸿雁认为要创造良好的城市形象,必须创造性地开发城市的意象要素。城市意象就是通过观察者对城市的观察、感应和认知过程,在人头脑里形成关于城市形象的主观印象,它是观察者与城市空间环境之间双向互动作用的结果。意象的内容既包括城市的特色与结构,也包括意蕴与内涵。这些观察者既可以是城市居民,也可以是旅游者。但是对城市居民来说,城市的工作与生活先于对城市物质环境的感知,且由于长期处于其中,不易发现城市的特点,对感官也难以产生强烈的刺激,因此城市意象对一个外来观察者即旅游者来说更有价值。

(三)超现代经济学理论

超现代经济学是二十一世纪新兴的一门学科,它包含多重场理论、互约原理体系、飞地理论、国际基本竞争轴理论、广义价值理论(厂商价值分解)、广义资源统理论、利他动机与动力理论、社会结构与动力理论、经济相对论、复合人理论、多重规律理论等。超现代经济学深入剖析了社会的前沿研究理论,对社会经济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四、云阳县城市主题形象定位研究

(一)云阳县概况

云阳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地处四川盆地边缘,东与奉节为邻,西与万州区、开县接壤,北与巫溪相依,南与湖北利川连界。全县面积3649km2,辖42个乡镇,2008年末人口132万,是三峡库区最大的移民县。云阳新县城是三峡库区远距搬迁的县城,是由原旧县城云阳镇、云安镇、双江镇组合搬迁而成。新城依山而建,三面环水,岸线长13.1km,水陆交通方便,有崖城的气质,湾城的风韵,兼具山城和水城的特质,城市建设区15 km2,城镇化水平达28.81%。城市总人口16余万人。通过十年的艰苦奋战,现已成为三峡库区一座独具特色的移民旅游新城。

(二)云阳城市主题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城市记忆的消失

城市记忆是在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云阳新城是由原旧县城云阳镇、云安镇、双江镇组合搬迁而成,新城的建设使得很多城市记忆被无情地抹杀,特别是千年古镇及盐文化胜地云安镇城市文化记忆的消失可以说是云阳城市文化资源最大的遗憾之一。

2.文化资源开发深度不够,缺乏有效整合,未形成集聚效应

虽然云阳县内文化资源丰度高,而且已进行了初步的文化开发,形成了融观光游览、生态探险、温泉旅游于一体的产品开发格局,但是精品旅游资源少,市场影响力淡化,很多旅游资源之间都是独立存在发展,没有在空间、旅游线路等方面形成品牌,也未产生集聚效应,在旅游市场中难以形成竞争力。

3.同质化严重,主题与特色不明显

周边低层次开发项目众多,新城周围如万州、开县存在着重复和类似的文化开发问题。目前重庆绝大多数县市都在开发巴文化、移民文化、红色文化等,相对于其他县市的文化建设来讲,云阳县的文化并没有明显的特色。

4.现有文化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

云阳县既缺乏文化资源开发的组合,也缺乏文化资源与周边其他资源的有效组合,各类资源均是孤立分散开发状态。

(三)基于差异化理论的云阳城市主题文化定位

基于差异化理论,主要选取了地域相邻、文化相近、区域竞争强的万州、开县进行差异化比较研究:相对而言,开县文化更加厚重,多元性较大,再加上雪宝山风景区等自然景观,使其在旅游发展上具有极大优势;万州除了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外,还具有依托港口发展起来的新都市文化,随着把万州建设成为三峡库区最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中心、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最优的科教文卫金融信息中心、功能最完善的旅游服务中心、重庆市新兴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工业基地和优质农产品基地的发展策略的制定,万州定位为经济发达、社会文明、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重庆市第二大城市。所以在文化资源的赋存程度上,云阳都不具有以上优势,在资源条件弱势的情况下,找准自身特色文化,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就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依据对周边各区县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的比较,依托云阳的优势文化,将其城市文化的主题定位为“恒侯聚首圣地,智慧移民之都”。其中,“恒侯”指张飞;“聚首地”借张飞“身在阙中,头在云阳”的著名典故,积极将云阳建设成为移民聚首、资金聚首、人才聚首、游客聚首、商家聚首、企业聚首的文化之地;“智慧”暗指云阳良好的文化教育传统,以及全县倡导人文精神、发扬智慧品质的传统;“移民之都”并非单指移民之地,而是一个具有全方位展示移民文化、品味移民精神、回味移民历程的文化之都。

(四)基于城市意象理论的云阳城市主题文化定位

云阳拥有山水生态文化、移民文化、梯坎文化、军事文化,但这些文化在周边区域都不具有比较优势,急需对文化进行整合,发展“意象云阳”是云阳城市文化发展的有效出路之一。首先,就全国而言,还没有一个以“意象之城”为主题的城市文化品牌;其次,城市意象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研究,并在九十年展迅速,至今仍是一个研究热点话题,拥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第三,云有良好的“意象之城”发展基础。在分析云阳文化资源后,可以将云阳文化整合成情意、景意、文意三方面的意象。情意所展现的主要包括:张飞庙的情义文化;磐石城、双井寨的忠义文化;彭氏宗祠、彭氏老屋的仁义文化等。景意所展现的主要包括:万步梯的大地景观文化、滨江公园的三峡文化、山地景观文化、云阳县长江大桥的景观文化等。文意所展现的主要包括:云阳县悠久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文化、诗词歌赋文化等。由情意、景意、文意三方面构成的大意象体现出意象之城。在全面分析云阳城市主题文化的基础上,立足山水生态文化、移民文化、梯坎文化、军事文化等,进行宏观策划,微观分析,并在把握云阳县城市主题定位的宏观性、综合性、系统性、战略性、超前性、创新性的前提下,将云阳城市文化的主题形象设计为:“水墨云阳,意象之城”。该形象主题的设计,以云阳新县城为主题,以情意、诗意、景意,以及创意、新意为设计背景进行策划。其中,“水墨云阳”所展现的是云阳移民新县城给人的整体意象,也是云阳良好的自然峡谷风光、生态良好的再现;“意象之城”是将云阳文化整合成由情意、景意、文意三方面共同构成的云阳意象之城。

(五)基于超现代经济学的云阳城市主题文化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