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理学论文大全11篇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风水理论是地球物理学、宇宙星体学、环境景观学、水文地质学、气象学、建筑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综合一体的自然科学。风水理论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文化分支。在数千年的文明历程中,风水一直是中国人追求理想生活环境的代名词。其宗旨是缜密考察，了解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聚集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以达成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征。风水理论的基本取向,特别关注与人与环境的关系。风水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同一个有机整体。 风水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主张人与自然和谐。 要求人类居住的建筑空间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不仅造就了中国传统建筑和城市景观的独特风格,而且得到近现代建筑和城市设计思想的认同、升华,最终得到有效利用和科学发挥。

二．风水理论与城市规划的和谐统一

在追求多元文化共生融合的今天, 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城市规划也融入了对风水理论的分析、理解和包容，以形成二者的相互交融、和谐统一。

首先,风水理论对具体物象的关注与规划学科息息相通。 城市规划设计充分重视外部物象环境对宅基地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水源、气候、山林、地质等,而风水学理论也非常重视山体地形,注重把小环境放入大环境中来进行考察。

其次,城市规划中所关注的非具体的环境影响因子在风水理念中亦有存在。 二者均把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人是这个系统的中心，天地万物一切环境因子也都归属于这个大系统中。 环境中的每一个系统都具有错综复杂的依存、制约关系。 风水理论的功能就是要在宏观把握各子系统关系的基础上,对各子系统进行结构优化，以寻求最佳组合状态。

最后，风水理论在现代城市规划学科中的引申表征。 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角度上看,需要考虑整个建设基地的生态系统及其自然地理条件。 每一地域都有它特定的气候、构造、岩性、土质、植被及水文状况，只有当该区域各种自然地理要素相互协调、 彼此补益时,才会使整个环境内的气象相得益彰， 充满生机活力,造就出理想的“ 风水宝地” 。 这也正是在现代城市规划中对于风水理论的直接分析与应用。

三．风水学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1.增强了城市整体规划观念。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马丘比丘，再到如今的山水城市、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随着城市规划事业的不断发展，优秀的规划理念也在不断完善和成熟。 亲和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创造开放灵活的空间；尊重自然，利用自然原态，是我国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优良传统。 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建造同自然和谐，表达自己独特风格的城市， 是历来规划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2.促使辩证规划法的熟练运用，更好地利用自然、融合自然。

风水理论历来都是有争议的。 从其发展过程看，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凝聚着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 它应当被看作一种文化观念来研究对待，风水理论对于城市规划产生的影响，积极成份占主导地位，在处理城市规划与自然要素的关系方面，它用全新的理论方法为我们提供理论支撑，我们应当重视这份文化遗产，对它进行科学研究和剖析，为今天城市现代化建设服务。 即便从宗教意识层面看，风水理论中迷信色彩浓重，但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来审视它，真正把风水理论科学地运用到现代城市建设中来。

3.可持续发展的应用。

在当今科学化水平提高的城市规划设计中，城市规划的内容已不仅仅局限于城市本身的发展，而是要综合地方自然与人文要素、地方精神与民间文化，达到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的。 寻求 “ 天人合一” ，达成人与居住环境的共惠共荣，正是风水理论运用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所倡导的。 在保证上述因素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前提下，寻求适宜人居的城市发展规模、发展速度与发展方式，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四．风水理论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缺失。

改革开放后， 全国许多城市进行了规划和建设，改造旧城市，发展新城市，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其规模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但也存在一定问题：

（一）是城市面貌趋同、形象低俗。 城市面貌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凝结，是城市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的有机统一。 但是在进行规划建设发展中，一些城市面貌正在急速走向趋同。二)是城市环境恶化，基于自身发展的欲望而对自然进行无限制掠夺和征服的现象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屡屡可见。（三）是城市管理的错位，重近期轻远期。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其实质是人作用于城市发展的过程， 每个人都应肩负起对未来城市的责任。“ 城市病” 的系列病状及后遗症，根源在于城市管理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应有的文化视野。

五．风水理论对现代城市规划的解析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环境危害问题层出不穷，为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敲响了警钟。 规划师和建筑师开始进行总结和反思，认为盲目对城市进行开发和发展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钱学森先生就指出，20世纪的中国城市应该是集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为一体的“ 山水城市”。关于山水空间的有效组合，一定能在 “ 山水城市” 的规划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各方专家的深入探讨, “ 山水城市” 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深入和提高。 我国许多城市纷纷提出了建设 “ 花园城市” 、 “ 山水城市” 、 “ 园林城市” 等生态城市目标。 如：深圳提出建设“ 花园式园林城市” ，自贡提出建设 “ 山水城市” 的目标。 我国城市建筑选址大多注重与山水环境的融汇，如常熟的 “ 十里青山半入城” ，桂林的 “ 城市山林自郁葱” ，山林水网与城市密切结合，使山、水、城浑然一体，这些都启示我们，风水理论所突出的关于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对于我国城市化建设有着相当大的参考意义。

六．城市规划建设的风水改造和管理

1. 城市规划中的风水改造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因对中国风水理论忽视所造成的“ 盲目建设” 状态逐渐引起人们的反思，当代也开始重视对城市的规划建设进行风水改造： （一） 对标新立异的和与环境不协调的建筑物， 城市管理部门应严加规划、从严审批，对已建的这类建筑物，进行探讨、论证改造。（二） 优选佳地，广植风水林、防护林，增加城市绿地，提高城市风水环境质量。 创建绿化城市，有助于提升城市风水环境质量，提高人们居住环境适宜度。 （三） 加强论证，在经济、技术允许的范围内，对危害周围环境的建筑物予以迁移、拆除，对于有破坏性的建筑物，予以及时治理。 （四） 修残补缺，对于形象 “ 肢体” 不完整的建筑物，适当补修、续建，以保证城市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城市规划建设的风水管理根据中国《 城市规划法》 规定，各地的城市规划一经定案上报批准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即具有地方的城市建设法律地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应依法按规划管理城市建设。 对已定的城市总体规划设计，执法单位以及任何地方单位或个人均无修改权。 寻求“ 天人合一” ， 达成人与居住环境的共惠共荣， 正是风水理论运用于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中所倡导的。在保证上述因素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的前提下， 寻求适宜人居的城市发展规模、 发展速度与发展方式， 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七．结束语

风水理论倡导“ 天人合一”，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认为人与自然同属于一个有机整体， 人与人居住的建筑空间应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风水学在古代居住选址中的应用,以及风水学对现代城市规划中的应用和启示。 风水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理想的生活环境。 由于风水环境观的实用价值和意义, 因而再度唤起了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等相应领域对它的推崇和信任。“ 风水” 也孕育着朴实的科学道理，风水理论中许多朴实的观点实则包涵有极为丰富的现代生活哲理，对现代人的生活、居住乃至城市的规划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温新建．建设山水型的城市环境［ J］．现代科技（ 现代物业下旬刊），2009，（6）．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2）

《城视时代》从影响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两大关键因素―――视觉文化和城市文化入手，剖析中国当代文化在形成、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从当代中国的现状来看，视觉技术和城市化是影响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视觉技术内在地影响了文学艺术的构成，视觉媒介及其观看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记忆方式；而城市化、都市化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表征，城市性构成了文化研究对象的空间属性。因此，在以文化视角重新观看中国文化社会问题获得重大突破的时代，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逐渐成为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新型理论武器。

《城视时代》的独特性在于，开拓性地将城市文化与视觉文化并置在一起，命名为“城视文化”[1]，并逐渐将其发展为一套文化理论研究方法。那么，曾军为何要把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结合起来呢？作者在文中指出，这两种文化的联姻是因为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是因为城市作为一种景观，其视觉经验是城市人确认自身与城市关系的重要参照，而城市景观的文本化，又是视觉文化关注和解析的符码。这是城市文化与视觉文化并置的基础；二是新型的视觉媒介技术产生于城市，并形成观看机制，进而弥散至世界各地，而城市不断创造的景观，产生出权力渗透的空间，使城市中的视觉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此将城市文化与都市文化结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具有可能性和必然性。除此之外，从主体上来看，是因为曾军对中国当代文化状况非常关注，他具有探索新型文化理论方法参与文化建设和指导的强烈精神诉求。

二、“城市文化”理论方法的建构

在当代中国，视觉文化改变了传统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诱发了新型的文化艺术形式，视觉研究成为新宠。目前学术界对“视觉”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将“视觉”名词化（将其视为人们拥有的视觉感知能力和为满足这一感官需要而生产出的视觉对象），另一种是将“视觉”动词化（将其视为观看的行为）。而曾军认为，传统学术界将视觉文化的本质性规定概括为“视觉性”不如“视觉化”更为恰切，因为“视觉化”拥有更加整合性的视角，能够兼顾我们对“视觉”的名词性和动词性的理解，并能将属于“视觉性”的内涵涵纳其中。在曾军的“视觉化”概念中，最直接的意义是“将不可见的变为可见”；其次是在视觉化过程中，影像化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第三是“视觉化”显现出后现代图像的虚拟性，即由于“拟像”的泛滥而形成的视觉危机、表征危机；第四是视觉文化逻辑会形成“视觉性的弥散”。[2]值得一提的是，曾军在剖析文化理论问题时，善于借鉴既有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同时又注意到了各自的本质区别与独特性，从独特和不同之处发掘理论的创新点。从“视觉”到“视觉性”再到“视觉化”的理论分析变化这一例，可以管中窥豹。

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城市、都市，相应地也产生了“城市文化”和“都市文化”。曾军在剖析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之后，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现代化，与其称之为城市化不如称之为城镇化；在90年代之后都市化的因素才慢慢扩大。除了对城乡发展状态更准确地概括之外，曾军还指出，在城市文化中“农民性”因素一直处于次要位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他认为，只有将都市文化研究中的人文主义范式和科学主义范式结合，才能对中国都市文化产生更合理的作用和影响。

在对城市文化和视觉文化理论的深刻把握和创新理解的基础上，曾军提出“城视”文化理论研究方法，使文化研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全球化处境，以及具体的文学创作、文化现象紧密联系起来。[3]原本两个文化维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视角融合为一种更为普适性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视角，使都市、视觉，文学、艺术，甚至政治都纳入文化研究的视域。两种文化的结合，不仅仅意味着兼容并蓄，更重要的是两种分析方法的结合所产生的开阔的理论视野、新的研究领域和迥异的思维方式。

三、“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和“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

视觉文化和城市文化不是各自为政的研究类别，它们互为表里，互相结合。曾军通过城市文化的视觉分析，形成了“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通过分析视觉文化中的城市（空间）维度，形成了“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

其中一方面，“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曾军用代表性的文学、文化案例，剖析视觉文化对地域性城市中文学观看方式的影响，探索新媒体文学之于新世纪文学的地位和意义，分析新的大众文化方式，辨析政治学视域下的视觉文化和观看的政治学内质。曾军认为《长恨歌》是“城市文化加视觉文化”的绝佳文学案例，作者王安忆将上海作为观看的对象，并且是自觉的自我反观式的观看―――上海作家以独特的“上海人”心理、“海派”文化和“鸽子视角”（一种“非典型性漫游”的观看方式）来关照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现在；曾军通过分析“新世纪文学”来解析“新媒体文学”的概念内涵[4]、价值意义以及隐藏的问题，并认为视觉化艺术形式改变了当代文学生态的权力关系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大众影评是新近崛起的视觉文化现象，“过度而狂热的看客”的主体构成，使其评论大多采用观赏式的“观后感”文体，并且大多追求普世价值的认同和坚守，但自身不可避免的藏污纳垢和众声喧哗特点，又使其难以成为一种体现人文关怀和理性精神的批评；经典艺术的复制品，由于无法保有原作的“灵韵”而置身于尴尬的处境，但在正确的文化观念的影响下可以成为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除此之外，视觉文化的观看行为本身还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学内涵，曾军分析了看与被看（主体的“屈从性”）中存在的观看的意识形态性，其中既有权力的支配关系，又有文化的认同关系。主体的“屈从性”会产生“情境主义的观看”和“自由观看”[5]这两种相反的情境。这些都是城市文化的视觉分析。无论是关注地域性的城市代表，视觉化艺术形式的产生，还是套就视觉观看对象的处境，观看行为本身的政治内涵，“城市（文化）”作为视觉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因素都参与到其运作机制和内部构成中。

另一方面，视觉文化中的城市（空间）维度，也可以作为城市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在这一部分，曾军通过具体的区域性文化比较来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析了都市化过程中全球性与地域性冲突产生的文化矛盾，并进一步分析都市化可能引发的、尚未显现的新型生产方式、美学空间和文化传承问题。在《城视时代》关注的不是无所不包的城市文化，而是视觉化文化艺术中的“城市”：“海派”和“韩流”都经过了由文化他者指认到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并自觉进行文化主体形象塑造的过程，而这两种以视觉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区域性城市/国家文化的命运却不尽相同，“海派”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逐渐被泛化，消解到均质化的主旋律中，“韩流”却假借官方意识形态和市场化运作大获成功，但二者却都存在着身份认同被质疑的问题；《繁花》是阐释视觉化文学艺术形式、城市文学叙述和地方性文学生产运作的绝佳例子。从地域性小众网络平台（上海“弄堂网”）的出身，到获得纯文学期刊、严肃文学界认可的转换，从作者的网络文学和资深传媒编辑身份的切换过程，使《繁花》介于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的双重边缘，虽然最终完成了华丽转身，但其实原本两相对立的状态，或者说它的“海派”地域性城市文化特征和新媒体的生产传播方式，更具有文化研究的价值；与城市文化大多关注高楼大厦等“高度美学”相反，曾军从城市的地下文明空间―――地铁中，探索“深度美学”的内涵。地铁空间将城市的集聚性、流行性和陌生感高度浓缩化和夸张化了，曾军认为地铁空间完全可以假借影像等视觉审美因素，改变封闭、狭窄、陌生的特点，形成独特的富含“深度美学”的城市地下文化空间；城市文化不仅有发展问题，还有传承问题，其中论者注意到了原本处于遮蔽状态的主体因素―――市民，他认为对于城市性文化的过分关注、排斥非城市性文化，是文化传承问题中普遍存在的狭隘之处，因此应当处理市民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通过概括总结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城市研究的视觉文化研究”和“作为视觉研究的城市文化研究”，就是曾军的“城视文化”理论中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城市文化中分析视觉化因素、现象，在视觉文化中关照城市（空间）维度，这是“城视时代”的文化独特性，也是曾军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

四、“城市文化”的审美现代性

在《城视时代》中，曾军将方方小说中存在的一种类似于“口是心非”的叙述特点概括为“潜对话”。“潜对话”是指在小说的叙事中，人物与人物、人物的内心与外在表现、人物与作者等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同或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点和态度，但这种话语、观念的错位和对立，却被一种隐而不露的表现方式呈现。在方方的小说中，不仅有“独白/对话”“私人言语/公共言语”“温和言语/激烈言语”“作者/人物”之间的潜对话；另一方面在结构上还有“政治生活/日常生活”之间的潜对话。这些潜对话不仅有形式的意义，而且是对人物与时代精神状态之间的错位状态的关注，潜对话能够使公开对话的不可能情境呈现出来，并进行内在的消解颠覆。方方用知识分子的隐忍、自省、颠覆的特点来表现人们的精神和时代精神，更具有代表性；在熊召正的《张居正》中，曾军也将人物的设置和关系看作张居正改革的“元话语”对话关系。并且他认为，政治改革与文化道德无法分割的特点，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永远无法抹掉的非理性色彩；刘震云的创作从《我叫刘跃进》开始，其民间诙谐文化开始呈现为更为鲜明的河南式幽默，其最大的独特性在于“拧巴”，因此曾军从“叙述的拧巴”到“话的拧巴”分析了“拧巴式幽默”的文化特征，他认为，这种具有个性色彩和反讽意味的群体性幽默，来源于人与生活、世界的别扭和错位，而河南作家能将其演化成一种迥异的小说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和叙述话语，乃至文学观，其中包含着人们在悖反、荒谬和本真理想之间的错位中挣扎、反抗的文化心理体验。最后，曾军从支配性、主导性文化和审美风格上来理解中国当代文化、社会的状况，他提出“美学的凝滞”来指认新世纪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总体性匮乏，又提出“凝滞性美学”概念来概括当代美学主流的风格所存在的缺陷。

曾军善于从文化、文学案例的某一细微之处或处于遮蔽状态的因素着眼，思索当代文化问题，并且善于进行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提升，不仅能追溯至美学现代性上，更能将其置诸于社会化、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社会学、政治哲学层面的理论分析，最终又能落实到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土壤中。这种论述方式既可以使略显高深、艰涩的理论辨析和独特、陌生的视角，通过灵动、翔实而富有创建性的观点和论据，填补恢宏结构架构中的缝隙，使论述真实可感并且富有信服力；另一方面，论者试图建构多元合一的理论体系，使原本看起来独立的单篇文学、文化现象剖析和某一典型性的观点辨析，呈现为一系列关于城市文化、视觉文化的集束型研究成果，而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文化研究，尤其是城市文化、视觉文化研究来说，提供了非常具有借鉴性的价值和意义。

并且，曾军将在文化中新近凸显出来的视觉文化，与现代化、全球化中显现的城市化“文化化”结合，发掘二者内在的联系，创造出一种“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这种文化视域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自足性与普泛性，使文化研究拥有更广泛的视域，更宽广的理论基础。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突围发展的一支脉络，也是文艺批评的创新之路。

注释

[1]“城视时代”可以解释为“城视文化”的“时代”，那么“城市文化”就是将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视觉文化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新型文化理论。相应地，从方法论上来看，这种新型的文化研究方法就可以称之为“城视文化”理论分析方法。

[2]参见《城视时代》第一章第三节《“视觉”到“视觉化”：重新理解视觉文化》。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50-02

城市营销学，是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城市科学、产业经济学、营销学等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其核心就是将城市的各种资源以及所提供的公共产业或者服务以现代市场营销丰富地向购买者兜售。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文化发展对经济和社会都有积极贡献。经济贡献包括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可刺激消费、增加GDP，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联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贡献包括更新民众文化观念、提高民众素质、形成特色文化地区、营造城市文化氛围、提升城市形象和影响力。

随着城市营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城市营销不只限于经济方面，也涉及诸如环境保护、地区形象建设、公共利益等内容。城市营销的内涵在于满足全方位的顾客需求，这就要求对城市营销的理解和研究不能只局限于经济范畴，为使城市营销持久高效，应充分意识到营销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注重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让城市营销的对象（居民、投资者、旅游者、企业等）在获得城市产品和城市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精神层面上的满足，从而树立起城市优秀的积极的正面形象。

大连市三面环海，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海洋文化是大连这座海滨城市的特色文化。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和体系，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从2003年开始，“打造文化大连”成为大连独有的城市文化品牌。大连要充分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寻觅城市精神的文化内涵，努力建设开放型、国际型、合作型的海洋文化，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建设。

虽然对于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但是，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城市营销的理论框架已经初显雏形。本文将使用4PS理论即产品策略、渠道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进行展开，系统研究城市营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 海洋文化产品策略

海洋文化产品是海洋文化供应者提供给消费者的海洋有关的产品或服务，按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可分为经营性和公益性文化产品。按产品属性可分为物态文化品，如海洋工艺品、玩具、服饰等；服务文化品，如广告、咨询、娱乐等；活动文化品如社区活动、运动比赛等；内容文化品如电影、书籍等；文化设施包括承载各种海洋文化品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体育场所。这些涉海产品在要在文化发展的导向和宏观规划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2 海洋文化渠道策略

主要做好海洋文化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首先，要努力争取各方面对海洋文化产业的扶持，支持和鼓励社会投资。要积极吸引国内外各类海洋文化建设专家和人才，整合本市涉海人才资源。要打造好有鲜明海洋文化特色的民间民俗文化艺术产品，同时也要抓好海洋文化理论研究和系列文化活动。要重组和调整海洋文化产业结构，创新和开发海洋文化新产品与新服务，大力发展具有知识产权和竞争力的海洋支柱产业，使海洋文化产业成为大连海洋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

3 海洋文化价格策略

Burgess通过对英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广告材料的统计分析，发现所有广告都竭力强调的两点城市形象：一是经济优势。区位和商业优势、可靠的劳动力、廉价的租金和政府政策提供的金融诱导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意向等，都是宣传材料中竭力渲染的内容。二是生活质量。地区生活质量是通过一个地区的景观环境形象、人民和文化遗产方面的内容来反映。根据城市形象形成的规律，可以通过文化编码的方式策划出富有吸引力的良好城市价格定位。以此吸引目标群体，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

4 海洋文化促销策略

第一种是利用广告进行宣传。首先是通过新闻媒体如电视、广播等影视手段做广告。其次是通过城市指南、宣传册、互联网页和期刊杂志上的广告进行宣传。西方城市广泛地开展着城市形象运动。他们通过新闻宣传媒体制作大量的广告，精心设计并印发宣传册子，竭力宣传自己具有某个大区域的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区位。

第二种手段是利用重大事件制造轰动效应。通过重大事件，如全运会、足球锦标赛等重大体育赛事，涉海博览会、海洋有关国际会议，文化活动如海洋文化节、沙滩艺术节、大连国际服装节、电影节等，以及各种节日和贸易集市等进行宣传、交流。在宣传活动中，要强调大连城市的生活质量和浓厚的海洋文化，如城市狂欢节、沙滩盘球赛等体育赛事等。这些宣传手段对扩大海洋文化的宣传，提高城市的整体知名度，增强城市对外部投资的吸引力，吸引人们前往旅游观光，切身了解城市、体验城市，从而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三种是提升城市生活和生产环境，塑造滨海现代城市景观，满足人们对生产和生活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建设一个适宜居家生活、企业发展、商务活动和旅游的海滨可持续城市。城市景观例如沙滩建设，海之韵广场和港湾桥等有海洋特色的景观修建等既可以被看作是大连城市形象重塑的一种体现。在海洋文化的建设中，城市景观起关键性作用。

总之，要重新审视、科学论证大连市海洋文化资源前景。大连是因海而生的，从产生之初就受到海洋文化的滋养，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色。就文化而言，大连文化是以齐鲁、东北、俄国、日本等文化为底蕴的复合型文化，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多元化特征。海洋文化正是大连城市文化的灵魂所在。要打造好海洋文化，要充分挖掘、整理城市海洋文化的脉络，应用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海洋文化资源，根据大连城市历史发展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区域经济环境等特质，通过系统分析、科学论证，对大连市的特质海洋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形成新的城市文化特色和海洋文化的新亮点。同时，只有创新观念，才能切实增强海洋文化的发展活力。大连市应从城市战略发展的高度，树立建设海洋文化名城的观念，无社会各界，都要立足岗位和实际求创新，力争将大连建成以“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的窗口、现代海洋文化人才荟萃的中心、海洋文化艺术精品的基地、海洋文化产品交易的市场”为主要内涵的国际海洋文化名城。

参考文献

[1]白长虹.从城市营销到城市文化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2008，（2）：80-84.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4）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 贺业锯，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详见：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Wu， 1998）。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 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spacesyntax.com），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 孙良辉，鄢泽兵。解读城市形态的三个分支理论——读《Good City Form》有感[J].山西建筑，2004，（18）。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数字城市（Digital City，DC）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指城市信息化；狭义上是指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网络等关键技术，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1]。数字城市的提出成为我国城市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亮点，随着数字城市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信息化的高度发展，我国数字城市的建设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1 研究方法、数据处理

1.1 研究方法

1.1.1内容分析法。通过对文献特定主题内容进行定性定量剖析，提示该主题内容的实质，系统、客观地把握其研究动态和趋势[2]。

1.1.2文献信息统计分析法。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文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以数据来描述或揭示文献的数量特征和变化规律，从而达到一定研究目的的一种分析研究方法。它是在统计学原理的指导下，在长期文献信息统计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3]。

1.2 统计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关键词”为检索项，“数字城市”为检索词，时间跨度选取2006-2011年共6年的数据，即检索条件：关键词=数字城市*全部期刊*年=2006-2011。检索出符合条件的论文共计1704篇，剔除通知、会议、纪要、讲话等，共获得有效论文1117篇。

2 数字城市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2.1数字城市研究发文量分析

在cnki学术趋势搜索中以数字城市为主题检索，数据整合分析后得到该领域论文数量在1997-2011年的变化趋势，经分析得：

1998-2003年我国数字城市领域的研究一直呈现增长态势， 2000年国民经济“十五”规划将信息化列为专项之后，论文数量明显增长，2003年达到顶峰；2004-2006年间研究呈现下降趋势且发文量相对平稳，该阶段论文对数字城市发展中的瓶颈及对策进行了分析；2006年之后该领域的研究总体呈现增长态势，2011年达到历史高峰。

2.2论文作者分析

通过对2006-2011年间数字城市领域论文作者进行统计，获得有效论文作者1771位，其中，李琦发表文献9篇，排在第2、3位的分别是邹逸江、黎林峰，这些作者均为数字城市研究领域的积极型研究者，丰富和发展了数字城市理论。

2.3论文期刊分布分析

著名的布拉德福定律揭示了文献信息集中离散分布规律，该规律有助于选择和确定核心期刊。所谓核心期刊，实质刊载与某一学科领域有关的信息较多，且水平较高，能够反映该学科最新成果和前沿动态[4]。

载文量排名前10的期刊中《中国建设信息》、《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与《地理空间信息》载文量最多，载文数量189篇，占论文总量的16.92%，《中国建设信息》刊载量连续3年处于领先地位，为研究者快速查找数字城市领域的研究热点提供参考。

2.4关键词分析

通过采用内容分析法和词频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当前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近6年数字城市文献中出现的关键词共计1380个，列举出现次数较多词并对相近的词进行归类，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关键词统计结果表

序号 关键词 出现次数 所占比例 序号 关键词出现次数 出现频率

1 数字城市 48234.93% 6数据库503.62%

2 地理信息系统 17512.68% 7应用302.17%

3 虚拟现实 977.02% 8 地理空间框架 221.59%

4 城市规划 63 4.57% 9 数字化 211.52%

5 信息化 594.28% 10电子政务 201.44%

3 数字城市未来研究热点

3.1智慧城市的研究是数字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

数字城市领域中核心作者李琦认为：数字城市是智能城市的初级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城市也将向智能城市发展。通过一些核心作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作为数字城市发展高级阶段的智慧城市将成为未来研究热点。

3.2地理空间框架的研究作为数字城市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持仍是研究热点

通过对数字城市刊载量较多的期刊特点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与地理空间信息相关的研究日益增多。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作为数字城市的一部分，为整个数字化城市管理搭建了一个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可以有效的促进地理信息共享应用，数字城市领域的地理空间框架研究仍是未来研究热点。

3.3数字城市的应用研究将日益增多。

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了解到，截止2012年5月23日，全国已有260余个地级以上城市开展数字城市建设。数字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在于服务政府在城市建设领域的决策，提高百姓生活质量。因此，在数字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研究方面，建成后如何依托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和水平，以及如何使数字城市建设更好的服务民生方面的研究将日益增多。

4 结语

回顾国内近六年来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数字城市研究文献的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研究主题涉及数字城市的理论、支撑技术和应用等多方面，未来也将逐步向较高层次的智慧城市领域研究，更好的促进城市建设，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 .数字城市信息共享的几个问题[J].《北京测绘》,2007(4):1-5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294；N9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近十几年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增加到6.9亿，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但同时，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如城镇体系发展不协调、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资源环境承载力受到严重考验，小城镇建设遍地开花，相同职能类型的城镇重复建设，同时广大农村地区建设滞后，城镇化进程对资源消耗过大，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严重等。在此背景下，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首要任务是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规划是城乡一体化的龙头，是基石和前提。从本质上看，新时期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应是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其基础工作则是认识城乡空间的复杂性。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起源于城市空间复杂性的探索，作为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人口集聚为主要的居民点，其“复杂的非线性”空间特征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提及[1][2]，但直到80年代非线性科学和复杂科学理论和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系统领域，才真正开始形成复杂城市系统研究洪流。由于过分追求城市发展而导致城乡用地矛盾及空间利用“破碎化”等问题，城乡关系优化及城乡空间统筹被提上日程。因此，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角度也由城市扩展到了城市—乡村。

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及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仍然面临着城乡关系的恶化和城乡空间分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与创新成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落实研究重点和突破研究难点的关键。基于此，文章对国内外城乡系统空间复杂性的相关文献进行详尽梳理，以厘清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脉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2 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

2.1 国外城市系统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追朔其研究源流，有四个主要支流倍受关注：一是分形城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异速城市保持研究逻辑同构；二是元胞城市，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早追溯到70年代，与动力城市及网格-主体城市存在一定渊源；三是分形与元胞城市于90年代合流[3]，统一于自组织城市研究主流；四是非线性动力学的发展，和复杂网络理论的兴起，为传统城市网络系统复杂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支撑，从而奠定了复杂网络城市研究流派。

（1）异速城市。早在20世纪50年代，Clark就发现城市人口密度距离衰减的负指数律（Clark定律）[1]，此后许多学者如Noroll[2]、Smeed[4]、Nordbeck[5，6]、Gould[7]、Dutton[8]、Lo[9]等纷纷通过实验研究证明：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之间满足幂指数关系，即城市扩展存在异速生长现象，系统建立了系列城市异速生长函数，其中以Smeed的城市人口负幂律模型和Nordbeck-Dutton的城市人口-面积幂指数模型最具影响力，为此Clark模型的负指数律受到广泛置疑和批判，尤其是与异速生长律同构的分形学派。近年，我国一些学者（陈彦光、刘继生）通过数理推导，统一了幂式异速生长关系与负指数人口分布之间的逻辑不兼容，从而将城市系统纳入简单性与复杂性的对立统一体系中[10]。

（2）动力城市。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基于牛顿力学的传统静态空间模型（如引力模型、潜力模型、空间扩散模型、距离衰减模型等）不能有效解释城市自组织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城市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和行为机制受到广泛重视。196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J.W.Forrester率先将系统动力学引入城市结构变化研究，创立城市系统动力学模型（Urban Dynamics），即构建一系列反馈城市系统要素关联的微分方程；1971年，A.G.Wilson引入最大熵原理，改造Lowry模型，构造了城市动态学模型，即构建一组展示城市突变的非线性方程[11]。二者开创和引领动力城市研究潮流：一方面，大量学者从系统动力学视角，系统开展了城市人口、经济、环境、资源、生态等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可持续发展预测研究；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运用突变论、协同学等全面揭示了城市空间变化的动力学过程，如Amsin的城市突变方程和Weidlich & Hagg的区域迁移动力学方程[12]。

显然，动力城市模型研究多以系统构成要素的关联反馈为主，缺乏位置、距离等空间要素的考量，无法有效反映城市空间的动力演化过程；部分模型尽管开始考量时空变量，但多以宏观尺度为主，缺乏对个体行为和微观结构引致的空间变化分析。这为后来的复杂城市系统研究提出新的课题：如何从宏观到微观、从系统要素关联推演到城市空间演化？也相应促使分形城市和元胞城市研究的孕育和萌发。

（3）分形城市。分形城市源于分形思想的城市形态、结构的模拟与实证研究，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城市统计分析，但最终奠立分形城市研究的是Mandelbrot B.B.[13]，随后Batty M.及Longley P.A.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长期全面地对城市及城市系统的内部空间结构展开分形理论和实证研究[14][15]，系统奠立全新的分形城市研究的理论体系和计算模型。近年，分形城市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从城市内部形态向内逐渐细化至城市建筑，向外逐渐扩展到城市体系：微观层次——城市建筑分形，主要运用分形几何学，从建筑审美和城市设计视角，解析城市公园、城市街区、家居环境、建筑外观等建设和设计理念的“最优形态”。中观层次——城市内部分形，研究最为广泛，内容涉及城市边界、景观、人口及城市化、土地利用、经济、交通网络结构等方面[16]。宏观层次——城市体系分形，以城市等级规模、空间作用、中心地体系为主[17]。

（4）元胞城市。元胞思想应用于城市系统研究历史已久，早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就有学者零星运用CA计算模拟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发展过程[18]。70年代末，Tobler将CA模型引入地理学，创立“细胞地理学”[19]，并率先实证模拟了美国底特律城市扩展过程。受其影响，80年代中期美国的 Couclelis和英国的Batty等人，率先在城市动态模拟领域开展CA理论和实证研究[20][21]，引领一些学者在城市规划领域作了尝试性及至深入性的应用和扩展。90年代以来，随着GIS技术日益成熟，GIS-CA模型成功实现融合，学术界掀起一股CA城市系统研究热潮[22]，研究内容集中于城市系统形态生长、土地利用、城市景观、位序-规模等领域[23]。

（5）自组织城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混沌论、分形理论、人工智能-生命理论、自组织临界论、自适应系统论等复杂科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应用于城市-区域系统复杂性研究，分形和元胞城市渐趋合流，形成自组织城市研究学派[24，25]，集中于耗散城市[26，27]、协同城市[28，29]、混沌城市[30，31]、自组织城市[32，33]、智能城市[34，35]、网格-主体城市[36]等领域。

（6）复杂网络城市。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和地方化交织，世界城市系统研究转向网络化视角[37]，从空间实体流（全球航空流、货运流、城际交通流、城市-区域人口流等）[38]和虚拟流（互联网、信息流、社会网络、通讯网络、技术研发区位和扩散、生产业网络等）两个方面[39]，揭示城市系统关联的网络复杂性研究成为热潮。Taylor构建“连锁网络模型”（Interlocking Model），通过跨国生产企业空间联系实证分析，得出全球城市网络的组织方式仍为等级或位序的“累积”[40]。近年来，随着图论和统计物理的融合，复杂网络理论取得大发展，一些学者从城域（城市内部）和城际（城市体系）两大视角，从交通联系（交通网络、交通流）、社会联系（人口迁移）、企业联系（公司交流、企业合作）、信息交流和创新扩散（因特网、电话呼叫、技术交流、创新扩散等）等方面，将复杂城市系统抽象为复杂网络，系统分析了城市系统网络拓扑连接的复杂性规律[41]，如无标度性、小世界性等的验证，脆弱性或鲁棒性评价及控制，以及动力学演化与传播特征等。

2.2 国内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国内城市空间复杂性研究集中于两大视角：一是哲学思辨和定性描述，借鉴复杂科学理论和方法，架构城市系统的复杂性理论体系，揭示城市系统的非线性、自组织性、突变性等复杂性规律[43，44]；普遍认为城市是一个极为复杂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巨系统，表现出非平衡性、多尺度性、多层次性、不确定性、非线性、突变性、自组织性、自相似性、随机性、无序与有序交互性等复杂性质[45，46]。二是计量分析和模型模拟，或者通过实证分析揭示城市空间结构复杂性，或者创新性建立城市空间演化模型，成为当前研究的焦点和前缘[47，48]。

与国外一样，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计量研究也以城市系统研究最受关注，成果最为丰富，形成两大阵营：城市内部和城市体系，但主要为城市地理学家所关注，与国外的多样研究学科背景不同。同时，研究的内容也相对较窄，主要集中于空间结构[49]和空间演化[50]复杂性研究两个方面。前者侧重于借鉴分形理论、元胞自动机等复杂科学理论，从城市内部景观结构、土地利用、人口分布、交通网络以及城市体系空间形态、分形体系、等级结构、网络联系等方面，揭示城市系统空间结构的复杂性，以分形城市、分形城市体系和元胞城市为代表[51]～[54]。后者侧重运用突变论、系统动力学、灰关联系统、自组织理论、复杂适应系统论等复杂科学理论，开展城市空间演化过程（相变及突变）和动力机制（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定量研究和模拟预测，如动力城市[55]、自组织城市[56]和主体城市[57]。

研究方法上，以静态数学模型[58]（等级体系标度模型、城市统计模型、引力-熵模型等）、动态演化模型[59，60]（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网络动力学-细胞城市模型、分形城市模型、自组织城市模型）和智能模拟模型[61，62]（多主体模型、遗传算法、虚拟城市模型等）为主，内容涉及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网络、城市规划、人口分布和迁移、景观结构、城市环境、城市就业和居住、城市体系及等级规模分布等方面。张新生归纳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学机制，建立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空间动力学模型，实现威尔逊模型的扩展[63]。孙战利将主体（Agent）引入控制因素层和动态交通层，构建了城市动态演化模型，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空间变化与属性变化相结合，面向对象的软件系统，并在GIS的支持下，对美国Ann Arbor城动态发展进行了模拟[64]。陈彦光借鉴自组织理论，提出城市系统复杂性检验的三大判据：分形结构、Zipf定律和1/f噪声[65]，并系统运用分形理论，实现实空间-相空间-序空间的统一，构建了系列蕴含静态和动态、功能和结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模拟和预测于一体的分形城市系统模型：引力模型及推广模型、异速生长模型、空间动力学模型、等级规模模型、自组织演化模型等[66]。

3 城市—乡村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

3.1 国外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人们通常只是将城市和农村孤立起来分析，城乡关系研究薄弱。上世纪末，一些学者纷纷呼吁重视（城乡）关系复杂性研究，认为关系（经济联系的复杂性）及其空间结构（景观的复杂性）的复杂性规律研究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范畴，经济实体及其相关作用关系所引起的经济地理发展和变化过程应成为研究的中心[67]。

直到近年，以城市为依托的中心发展型面临突出结构性问题和缺陷，城乡之间缺乏有效和有序的联系，表现为“脱臼的经济”（Dislocation Economy）形式，人们才开始重视城乡关系复杂性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城乡对立”（Urban-rural Independence）[68]、“城乡互动”（Urban-rural Interaction）[69]和“城乡互助”（Urban-rural Partnership）[70]等方面，研究视野和切入点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地区），或许是发达国家的城乡一体化已经成为“过去完成时”。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域问题呈日益复杂的态势，解决这种复杂城乡关系失调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实现“乡村-城市关联观”（Rural-urban Linkage Approach）[71，72]。Cooke[73]、OECD[74]、Murdoch Jonathan[75]等人则从城乡关系网络视角，明确提出城乡协调发展的“网络”化模式。

但这种城乡关联复杂性的研究范式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上，对空间的关注相当有限，更多的只是在城乡经济社会差异（社会问题、健康卫生、政策体制、意识形态等）、经济社会要素流动（人口迁移、产业联系、资源和资本转移）等方面部分提及城乡关系作用的复杂性问题[76]，专门而系统的空间复杂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城乡交错带（边缘区），普遍揭示出其空间结构的动态过渡性、人口社会学特征多元化、经济发展复合型、土地利用多样化等复杂性特征[48]，以McGee的亚洲城乡一体化“Desakota”空间研究为代表[77]。

3.2 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综述

城乡关联是一个泛合的概念，涉及社会学、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研究视角集中于空间区位关系（地理学）、工业-农业关系（经济学）、市民-农民关系（社会学）、斑块-基质关系（生态学）四个层面[78]。地理视角上的城乡研究倍受关注，成为热点，已经形成理论和实证、定性和定量、时间和空间的研究范式。研究理论涉及城乡融合论、城乡协调论、城乡一体化论、统筹城乡发展论、城乡网络化发展论等[79-81]；研究区域触及中国和外国、东部和中部、西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城镇密集区和非密集区、沿海热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等[82-84]；研究时间尺度以建国以来为主，并考虑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影响[85-86]；研究方法以定性居多，定量研究不多，以关联协调模型为主[87，88]；研究内容主要从城乡联系和作用切入，涉及城乡关联的历史演进、空间差异、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协调对策及发展模式等[89-91]，总体存在两个研究倾向：一是不考虑城乡地域空间差异性，研究二者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忽视城乡关系的空间复杂性；二是研究城乡关系的静态空间分异与组合，而忽视其地理变化过程的自组织性。

4 结论与研究展望

城市和乡村的历史渊源决定了城乡关系的不可分割性，工业化和社会化发展使得二者在空间上越来越隔离，同时也在城市和农村内部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了解决各自的发展问题，最终需要回归到二者的统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空间统筹规划就是对这种诉求的回应。当前，在国内掀起新一轮城乡统筹规划热潮的背景下，城乡空间统筹研究具有十分广阔的研究前景，我国幅员辽阔，各类城市与乡村所处社会经济背景迥异，也为国内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研究案例。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乡空间复杂性文献回顾与梳理，得出以下结论：

（1）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角度来看，城市空间成为中心，乡村空间“被边缘”。无论是国外的自组织城市（耗散城市、协同城市、混沌城市、分形城市、细胞城市、沙堆城市和主体城市），还是国内的分形城市、自组织城市、元胞城市、虚拟城市、城市系统动力学、城市地理空间系统，多是借鉴系统科学和非线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区域论城市”，对城市体系（inter urban）和城市内部（intra urban）空间复杂性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作为区域的重要载体——乡村往往处于从属地位，甚至沦落到被忽略的边缘。城市—乡村空间复杂性研究仍处于呼吁和倡导的阶段。

（2）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方法来看，方法集成综合研究不强。分形理论和CA模拟技术的融合以及在协同论、耗散论和混沌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组织理论，虽体现了学术界集成各种方法和技术对复杂城乡空间研究所做出的努力，但在具体的子系统或子集要素研究中多借助分形理论、空间句法或系统动力学的某个单一理论，综合多学科、多理论对城市多要素和多系统的空间关联分析不足。而且，传统的研究多是从某一个时间断面进行考察，而对于城乡空间动态变化描述和模拟则需要新的方法和模型进行补充。

（3）从城乡空间复杂性的研究内容来看，今后城乡空间统筹研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和深化：①城乡关系空间复杂性研究。新时期城乡空间一体化规划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当前，尽管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城乡关系是由物质、经济、人口迁移、社会、服务供应、政治行政联系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构成的一个动态网络系统，具有复杂性，但城乡关系的空间复杂性研究几乎空白，只有部分学者涉足城乡耦合、关联、协调的非线性规律和城乡关系空间演化的动力机制；②城乡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与模拟。已有不少西方学者建立了相关模型解释城市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而对于城乡空间演化过程的分叉与选择、混沌与有序、渐变与突变、竞争与协同、集中与分散等作用机制讨论，利用开放性、非线性、不平衡、环境选择等原理对自组织临界性、相变性等过程的逻辑、实证和类比判据将会是以后研究的重点。加强对城乡空间生长的模拟将会更理性把握城市空间拓展的方向、范围、规模，解释城市变迁的内在动力，透视城市化的本质，更好预测控制城市的发展；③城乡关联空间复杂性研究。以城乡道路网为载体的城乡关联空间的复杂结构正逐渐被管理学、物理学等学科认识，打开地理学研究主页，从网络关系系统科学角度，探索城乡关联系统的空间自组织运行规律、交往协同演化机制的复杂性研究还相当薄弱；④城乡社会网络空间复杂性研究。基于复杂科学理论，对城乡人口空间分布，市场网络分形，交通网络对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需要深化，特别是信息要素空间传播、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源关系等虚拟城乡社会网络，更需填补研究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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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Urban-rural Spatial Complexity

DUAN De-zhong1， LIU Cheng-liang2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7）

一、国外城市旅游发展研究

对城市旅游的研究兴起源于城市旅游的快速发展，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普遍出现制造业长期衰退、高失业率现象，在创新城市经济的过程中，旅游业作为一门新型产业因其良好的产业特性和符合消费时代需求的巨大发展潜力推动了城市中心区的复兴，在1990年代快速成长为一个显著而有特色的研究领域。对城市旅游研究的关注主要来源于现实：一方面是如何有效解决旅游者需求的增长，特别是对历史城市旅游的需求所带来的到访率增长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很多城市，特别是老工业城市将城市旅游作为城市复兴战略的政策。

城市旅游的需求与供给研究。供给研究，包括城市旅游的市场和形象研究。城市旅游产品研究，包括城市吸引物研究、城市文化旅游研究、城市遗产旅游以及城市事件旅游。城市旅游影响研究，包括经济影响研究、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环境影响研究、居民影响研究，以及其他因素对城市旅游的影响。城市旅游管理与规划研究，包括城市旅游的管理研究、城市旅游规划研究、城市旅游的空间结构研究等。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困难地区”的旅游、城市旅游统计的标准化和城市景观评估的信息系统等进行了研究。

二、国内城市旅游发展研究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理论界对旅游经济、旅游管理、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学科体系建设等主要研究领域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探讨，为中国城市旅游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根据近年来中国城市旅游研究的现状，选取旅游经济、旅游管理、旅游开发等方面的研究热点问题为线索，理清其主要的理论观点，梳理和勾勒出近年来中国城市旅游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及学术前沿态势。

2000年和2001年的旅游研究侧重于旅游业发展和旅游行业发展现状、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研究，这与当时全国许多省(区、市)几乎都以不同的形式提出将旅游业列为本地区的主导产业或列为当地优先扶持发展的产业现状有关。2002年和2003年在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旅游规划创新、旅游产品的设计开发等方面的理论有了深入地研究，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有趋热的表现。2004年和2005年的旅游研究朝着实证和规范的方向发展，旅游研究的视角更为宽泛，研究主题的趋热点不明显，各个层面的研究趋于平衡。生态旅游、民俗旅游、会展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的概念和开发思路更为明确。旅游社会学、旅游文化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受到学者的重视和更多参与。

近年来对城市旅游产品的开发，开始触及温泉旅游、影视旅游、俱乐部旅游等休闲娱乐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城市旅游的研究对旅游经济、旅游规划理论和实践、旅游企业经营管理及发展模式的一般理论的研究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重视。对旅游经济和曾经对旅游业产业地位、产业政策、旅游发展阶段、旅游市场化发展与政府行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等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的研究落在更有现实和发展意义的遗产旅游保护和利用的研究上。

中国旅游城市国际化、世界化理论的提出，为中国城市旅游的研究落定了座标，明确了方向，有越来越多的旅游业内人士及专家学者对中国旅游城市如何登上世界知名旅游城市的舞台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分析对比，理论著述以及相关战略对策，为中国城市旅游的发展注入了更为积极的抗争因素，有力激励了中国旅游城市创建的市场。

由于城市旅游的基本概念存在着诸多外延，无明确一致的定义，又无成功的旅游城市发展经验以供借鉴和推广，导致我国城市旅游研究的体系建设相对落后，使现实的城市旅游经济行为的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和背景，难以形成“真正的”城市旅游学的系统理论。另外，我国对旅游城市的研究视角过多集中在对旅游客体的评价和开发上，缺乏以社会学、伦理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活动对旅游主体在文化、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对于国际旅游前沿问题，缺乏将需求导向型与技术导向型有机结合的理论平台；目前国内旅游研究尚未真正涉及的领域是性与旅游、与旅游等与中国社会伦理文化发生冲突的敏感性问题，但这是理论界在研究旅游与现代性之间关系不可忽视的现象，城市旅游所追求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理性需求刺激与理性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突出的矛盾，这是我国研究城市旅游活动国际化、市场化必须正视的课题。

参考文献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8）

谈论城市与文学,乡土文学自然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参照,实际上,当代文学表现城市生活的诸多欠缺,正是在与乡土文学的比较当中形成的。与乡土文学传统深厚、作家众多、优秀作品不断呈现的成就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缺乏优秀的城市文学可谓是文学界的共识,文学创作与城市发展的距离引起关注。

“中国文学的乡土传统太强大了,那么城市在中国文学中应是一种何种形象和何种地位呢?这是我们编辑部一直在关切的问题。”作家刘醒龙虽然也是乡土文学作家中的重要一员,但是作为文学刊物的主编,他也明显感觉到了整体文学创作上的这种不平衡,为此,他所在的《芳草》杂志于今年8月初在武汉举办了“城市的文学形象研讨会”。

评论家汪政介绍说:“从去年到今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我本人而言已经参加这样相同主题的研讨会四个,南京、广东、上海、武汉,提的都是城市的文学。”由此可见现在城市与文学关系的紧迫和社会的普遍重视程度。汪政认为,中国小说传统的源头并不在乡村,反而是市井,因为中国特殊的发展历程,才使得乡村和城市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实际上,文学应该参与到城市生活的建构当中,所以才会有巴尔扎克与巴黎、狄更斯与伦敦、老舍与北京、陆文夫与苏州等重要的文学关系。但是,我们的城市至今没能发展起丰沛的文学经验,无论是张爱玲还是老舍,这些有限的文学经验都不足以涵括当下的中国城市生活,作家必须要认真思考如何为中国文学提供独特的城市文学经验以及中国城市文学的未来。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中,农村题材的创作具有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创作实力雄厚,能够在各个层面上获得认可的作家,绝大多数都是从事农村题材的创作。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近百年的发展格局造就了一种农村题材占据道德优势的局面,这和我们的社会发展有关,和我们长期农业社会的生活经验有关,但今天来看,和我们的文学观念、价值评判标准也有关系。”评论家们认为,中国的城市文学刚刚起步,很多基础性、理论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文学不应“憎恨”城市

“我们的小说叙事充满了对城市的傲慢感,当代文学狭隘地、怨恨地对待城市”,评论家李建军认为,当代文学因为复杂的社会原因所形成的对待城市的消极态度损害了对城市生活的真实表达和深刻思考。

李建军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开放的、利于交往的、公平的,是人类新的文化空间,我们的作家不应该过分强调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壁垒,而应该站到人类生存空间的高度进行文学书写,即便写的是一个狭小的地域的故事,写的是某一种生活,但是有面对全人类的内心世界叙说的格调。他举例说,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等伟大的作家都没有这种狭隘的地域和生活方式的区分,他们面对的是整个人类的心灵空间。表现人的现代性,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营造包容和开放的文化空间,这才是城市文学应有的高度。

与会者也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文学对待城市的态度。很多小说,尤其是“乡下人进城”模式的小说,往往都强调农民在城市受到的屈辱、冷漠以及对城市的憎恨等等,大家会认为这是来自底层的、正义的、有良知的声音。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下,假如说一个写城市题材的作家如果表达了对农村的不满和憎恨,很可能他的价值观就会受到非常广泛的质疑。虽然城市文学的写作目前不可避免地带有欲望化写作、类型化写作、发泄式写作的缺失,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就只能成为道义上的批判对象和文学上的附庸,而应该更积极地寻求深远的表达。

作家魏天无认为,作家一方面要深入到城市生活去,另一方面也应该有超越的眼光和胸襟,同时要在日常的生活中保持一刻谦逊的心态,如果作家只是在作品中一味地追逐时尚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那么他的创作是没有生命力的。反过来说,如果作家总是保持一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消极心态,那他笔下的形象要么是残缺的,要么是缺乏温度的。城市文学应该展现生活的理想之道,能够容纳并善待每一个生灵,能够让人们从容地面对自己和他人。

避免“运动化”和“幸福化”

面对各种方式的“城市文学”呼声,以及各地方打造城市“文学名片”的文化建设工程,很多评论家也提醒,要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不应为赶潮流而浮皮潦草地或美化式地书写城市,要深入到现代城市生活的众生百态和文化肌理中去思考人的生存和心灵图景。

“我们要认真研究城市文学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太焦虑,要尊重文学本身的规律,不能转身又去‘组织’书写城市”,评论家吴义勤认为,就中国现在的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来说,人们更乐于接受乡村文学有其必然性,因为城市作为一个现代的产物在中国的建构是滞后的,城市经验的产生和积累也是滞后的,如果城市的审美想象没有完成的时候,不太可能产生很好的城市文学,我们的审美经验,可能不足以支撑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学上的“城市运动”。

“我们现在很多的中国形象、地区形象、城市形象理论很热,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个形象的问题时,容易产生一种迷失,其实要警惕的就是我们往往很难意识这个问题,是文学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写人,所以我觉得书写或者说讨论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超越这个问题,要达到人类和人的问题上。”评论家何言宏认为不要无论写何种题材,文学内部的基本要素都不能被减弱。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9）

近几十年来，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地区数量增长迅猛，人口超过1000万的特大城市更是成为世界上城市快速发展的特殊地区。在这一时代，信息技术、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对城市发展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成为城市发展中的新型标志。我们称这个新的城市发展时期为“新城市时代”。

新城市时代，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等诸要素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导致城市的整个产业结构发生剧变，同时对城市空间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突出特征的知识经济也必将对城市空间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城市空间重构成为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城市的密切联系和经济活动所结成的全球网络体系，使得位于其中的城市越来越强烈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城市空间的演化也不可避免地与全球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特大城市和都市连绵区开始出现，新城崛起，城市中心区复兴。

现代城市主义下的城市，不仅需要新城市主义的城市形态，还必须满足集约、低碳生态和多样性等要求。研究新城市时代的城市发展有助于探索新时期城市发展的规律、把握城市发展的方向和脉搏，有利于推动城市向更高层次发展。

一、关于特大（或超大）城市的界定、规模与经济效益的研究

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将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城市定义为特大城市。国内对特大（或超大）城市的界定不尽一致，一般将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界定为大城市，千万人口以上的为特大城市（或超大）。对城市规模与效益的研究主要有城市成本收益理论（阿隆索，1970）、最小临界规模理论（理查德森，1972）、聚集经济理论（卡利诺，1982）等。

二、对城市化发展规律研究的综述

关于城市化的发展规律，研究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归纳了许多有创见的结论，其中从时间、空间和动力维度进行的分析论述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一是基于时间维度分析，城市化规律表现为城乡人口随着工业化进程发展的有序变化，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如诺瑟姆（1975）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变化过程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二是基于空间维度分析，城市化规律表现为由城市“聚集效应”与“扩散效应”所决定的城市与其辐射区域之间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各领域的互动关系。城市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但城市的规模不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随着城市的扩大，城市病会越来越严重，形成负的聚集效应，当负效应压倒正效应时即是城市的扩张边界。三是基于动力维度分析，城市化规律表现为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相互促进，并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除上述之外还有：中国学者胡兆亮（1986）的“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高佩义（1991）的“高氏三定律”（城市聚变引力定律、乡村裂变推理定律、城市文明普及率加速定律）；许学强等（1988）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进规律”等等。

三、对特大城市形成规律及理论的综述

从人口的发展来研究特大城市的形成规律：（1）城市人口将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2）欠发达地区是世界未来城市化发展的重点地区；（3）发达地区的城市化速度逐渐放慢；（4）大都市区超常发展，大中城市继续增加；（5）城市化从集中走向分散。后工业化特大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是：（1）城市发展规模：由爆炸式发展转向稳定式发展；（2）城市发展内涵：由注重经济发展转向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城市发展状态：由无序发展转向有序发展。

对特大城市生命周期理论的综述，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地理学层次的理论，如地形、气候、水文和资源分布情况等自然地理特征，以及区位、社会经济发展等人文地理特征，这些在城市形成初期（导入期）或经济发展初期起到关键作用，是城市形成基础和宏观背景；二是经济学理论和政府规划理论，主要包括聚集与扩散经济理论、乘数理论、循环和累积的因果理论、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理论、产业结构调整理论、极核理论、城市规划与管理、交通通讯理论等，这在城市快速发展期（成长期）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要成长为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就需要经济学理论和政府规划理论；三是社会学理论（人口流动）和物理学理论（自组织理论），这主要在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已经形成（成熟期），城市规模大致已经形成，城市发展主要体现在内部空间结构布局优化阶段，人口、产业、城镇体系的相互协调发展，如郊区化、再城市化、逆城市化等等。

四、对特大城市形成动力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的综述

关于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主要有：从中国城市动力行为主体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驱动、政府驱动和市场驱动三个相互关联的动力子系统。陈甬军等提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城市化中的重大作用是生成、催化与提升市场的力量，重点应放在政策体制调整和增加城市基础设施两个方面；马仁锋等将国外对国内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归纳为反城市主义说、工业战略说、城市二元体系和工农业均衡发展说、工业化和城市偏爱说以及综合说5种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说，且比较注重实证研究。Heikkil认为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成因包括市场经济建立、政治分权化、人口变化、全球化和科技变化。在特大城市形成和发育过程中存在两大类驱动因素，即传统驱动因素和新型驱动因素。其中，传统驱动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产业发展基础、技术进步、投资、区位优势、自然条件等，新型驱动因素包括经济全球化因素、信息化因素、新型工业化因素、交通快捷化因素、知识化与文化因素和新政策因素六大方面。城市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交通便捷性来表现的。城市中心便捷性一般最高，往往形成繁华的商业区；城市边缘区便捷性较低，人口密度也较低。便捷性的改变，将会直接引起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城市的扩展总是趋向于便捷性高的方向。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演化的作用非常显著。经济全球化对特大城市的形成主要体现在资本流动、对外贸易、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四个方面：信息技术渗透使经济从增长模式向发展模式转变，从而推动了要素地位的变化，最终影响产业特征、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地域文化的力量推动特大城市提升凝聚力和竞争力，通过知识的力量改变特大城市的发展命运。

五、关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因及阶段研究

杰斐逊（1933）提出了首位城市概念。彼得·霍尔（1984）提出城市的演变将由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到再城市化。阿瑟·奥沙利文指出，大城市趋向城市内部多核心发展。吴良镛（1996）、姚士谋（1998）提出中国城市应由单核心大城市向特大城市地区发展，城镇密集区在向城市群区演变。宁越敏（1998）认为投资、市场、辐射、宏观政策等是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形成的四大机制。胡序威、周一星、顾朝林（2000），朱喜钢（2002）等认为，集聚与扩散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六、关于中心城市与周边腹地、都市圈、城市群的关系研究

主要有增长极理论（佩鲁，1950）、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弗农，1966）、“核心—边缘”理论（弗里德曼，1966）、“极化—涓滴效应”（赫西曼，1958）以及循环累积因果论（缪尔达尔，1957）等。都市圈、城市群理论还有城镇群体（霍华德，1898）、城市区域（迪格斯）、都市带（戈特曼，1957）以及日本学者提出的“都市圈”概念。国内学者如方创琳（2011）研究认为，中国城市空间演化正在经历从城市到都市区、到都市圈、再到城市群、最后到大都市带四次扩展过程。

参考文献：

①方创琳，姚士谋，刘盛和等《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科学出版社2011，4

②[美]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10）

关键词：城市规划；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应用

Key words： urban planning；modern urban planning theory；application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0-0037-02

0 引言

现如今，中国迈向工业化的步伐越来越快，工业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同时还提高的我国的经济水平，另外，工业化也大大地促进了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发展。城市所占地的面积越来越大，同时，在城市中居住的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多，并且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这种现象，对城市的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口的数量和占地的面积不成正比，冲突正朝着日益严重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城市建设的工作当中，城市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制定出一个合理有效的城市规划方案，才能避免各种问题的发生。但是，在进行对城市建设的规划时，也很容易受到其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应当将城市的现状作为进行城市规划的第一准则，根据现代化的城市规划理念，与时代的进步方向统一步伐，尽量避免城市建设中各种影响的发生，同时，有效的促进城市的发展。

1 城市规划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

城市的规划是在城市发展的基础之上，结合城市中的实际情况，以及科学和一些专家的决策，在能够有效地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前提下，制定出有效的城市规划。城市规划也就是合理的改善城市的布局，让城市朝着越来越先进的方向发展，以及确定城市以后的发展方向，在城市中的各种项目建设之中也要进行安排，这些都是需要城市进行管理的内容，也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前提。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是城市在进行建设和管理时，结合建设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研究，这些经验中往往会产生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结果，这些理论当中包括很多内容，比如说多核心理论和卫星城理论等。多核心理论，也就是说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大型城市的发展，应当拥有多种核心，城市应当围绕这些核心进行发展和建设，比如说商业中心区，工业中心区以及住宅区等的建设。卫星城理论，也就是说以城市为中心，在城市的范围之外建设小的城镇，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城市中居民人口的数量，让城市的发展不会受到人口数量众多的阻碍，促进城市稳定发展。总的来说，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拥有着现代化城市所独有的特点，可以更好地促进现代城市的发展，所以可以更好的应用于城市规划当中。

2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应用概述

2.1 卫星城理论

卫星城理论在我国城市规划的应用当中，是非常广泛的。卫星城理论，是建立在田园城市理论的基础之上，在进行城市发展规划时，常常会出现城市功能集中的现象，这种现象导致城市中的人口数量众多，严重阻碍了城市的进步和发展，让城市的功能系统无法正常运作。这种问题的发生，必须要得到解决，因此，经过多年的城市规划经验，我们总结出了卫星城理论。卫星城理论，也就是说以城市为中心，在城市的周边建设中小型城镇，这样城市中的人口可以就住到小城镇当中，城市中的人口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减少，从而也可以降低城市的发展阻力。城市周边的小城镇可以独自的进行运转，这些小城镇当中也拥有中心城市所拥有的设施，同时还与城市紧密相连。通过卫星城理论所建设的城市规划，让城市以及城市周边的小城镇，结合成一个整体，城市和城镇之间可以相互促进和协调，实现建设出卫星城的目标。例如，我国的首都北京，由于北京的人口急速增长，我们需要在北京的周边建立一些卫星城，并且正在建设卫星城，其中包括燕郊、廊坊以及涿州等等。

2.2 同心圆理论

同心圆理论是伯吉斯在1923年提出的。伯吉斯主要针对芝加哥的城市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研究出了土地的使用结合城市的发展创建出一个合理的城市规划。同心圆理论，也就是说，将城市分类成五个同心圆：其中包括中心环是中心商务区，二环是过渡区，三环是工人居住区，四环是良好居住区，五环是通勤区。但是这个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还并不是固定的，他可以随时进行变动和更改，在城市进行发展的同时，每一个环可以像外面的环进行扩张，促进城市范围的增加，这个过程也体现了城市进行扩张的过程。同心圆学说，也为现代城市的规划提供者参考的价值，其中有效的对城市的价值进行了分类：中心商务区处于城市的中心，利用最为广泛；越接近中心商务区的土地，越具有利用价值；在向城市发展的土地，所利用的价值就越低，同时用地的租金也比较低。同心圆模式就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它可以有效的反应出城市中的一元结构所拥有的特点，同时还可以将城市各个层次的发展情况动态的展现出来。例如我国的上海，在陆家嘴的附近一个浦东地区就是繁华的商业区以此类推，整个城市的布局就符合同心圆理论。

2.3 多核心理论

多核心理论是哈里斯和乌尔曼在1945年提出的。他们研究了美国大量的城市，在研究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对城市中活动产生作用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有些活动所需要的位置必须处于城市中仅有的几个地区，比如说中心商务区，必须要求具有方便性，而一些工厂必须应当接近水源，以足够提供工厂的需求。第二，一些活动之间在位置上，应当需要具有相互接近的特点，比如说工厂和工人所居住的地方应当接近，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工人去工厂工作，花在路途上的时间。第三，一些活动之间可能对其它的活动产生影响，这些有影响有可能是消极的，所以应当避免有影响的两者活动相互毗邻，比如说一些绿地拥有着优美、广阔的特点，在这些绿地的周边不应当存在钢铁厂等污染环境的工厂出现，钢铁厂会大大的降低绿地所带来的观赏价值。第四，不是每个活动都能够建立在理想的地区，因为一些费用的问题，一些活动必须要建立在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仓库因担负不起大额的租金，因此被设立在城市的边缘这种租金较低的地方。这个理论的实际例子就是美国的经济中心纽约。纽约的这个城市在建立的时候，这个理论还没有正式形成，也是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总结而成的。

3 城市规划中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作用分析

3.1 引导城市建设

在城市进行建设时，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综合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确立出合理的城市建设发展方向，让城市内的各个项目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促进其共同发展，这样各个项目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凝聚力，可以有效地保证城市功能。城市规划中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应当着重凸显出城市的重点建设，各个项目之间还用当有主次分明的特点，确立出城市建设中最主要的工程项目，蒋哥哥项目之间的重要性明确的进行确立。比如说，可以着重建设长途车站、工业园区、商业中心等工程，这些项目对城市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一些不理不合理的项目应当及时进行拆除，让城市可以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3.2 促进持续发展

在城市进行建设和发展时，对城市进行规划是不可或缺的，城市规划可以帮助城市更好地进行设立以及发展。所以，在进行城市规划的过程当中，应当着重注意让城市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城市规划应当科学合理，只有在科学的环境当中，才能够让城市确立出正确的建设发展方向，这样才可以有效地促进城市达到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关的进行城市规划的设计人员，在进行实际的规划操作时，应当将城市所处的环境以及社会情况，融入到规划当中，并且还需要分析出城市在发展时会不会对自身以及周边的一些城镇产生作用，这样才可以及时发现城市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可以有效地对城市规划进行改善，在真正的实施过程中才可以有效地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目前，城市规划和发展很容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在进行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不同情况，比如说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让城市的发展和周边的环境相结合，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3 形成城市形象

中心城市的发展，能够促进周边城镇的经济文化水平，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集群效应。进行城市规划的前提是，现代城市规划理念中应该拥有良好的城市形象，从而才能达到促进城市发展的目的。在城市进行规划时，应当注重对项目的建设以及城市经济水平的发展，同时还应当注重对城市内的一些文化遗产进行保留，避免在城市建筑的过程中，发生损坏的情况，这样可以有效地促进城市那文化底蕴的形成，才可以让这座城市更加的有一个鲜明的城市形象，同时还可以有效地促进城市文化发展。城市规划就是要保证城市在进行各项目的活动时能够正常的运转，除此之外还应当尽最大可能的，让中心城市影响周边区域的发展，比如说，可以有效的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生态水平等。另外，还可以将科学发展融入到城市规划当中，推动城市产业的提高，增强城市中个项目的竞争力度，在城市中营造出一个积极向上的氛围，让每一位居民都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当中。

4 总结

总的来说，在城市经过规划，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占据著重要的作用，他合理的确立了城市的发展方向，让城市朝着更加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还可以有效地保证对城市中的资源合理的进行开发和使用。另外，现在城市规划理论还具有更重要的功能，它可以改善城市的形象，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周边的小城镇的经济发展，保证社会的共同进步，同时还有效地带动了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同时，城市的规划建设还可以对城市规划理论进行影响，让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拥有更加科学合理的内容。相关的城市规划设计人员，在对城市进行规划的同时，必须要拥有充分的理论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合理的应用到实际城市当中，保证这些理论知识在实践当中可以有其存在的价值，促进城市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城市地理学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1-0167-02

《城市规划概论》课程是城市规划相关专业的主干课程，具有一定的实践性，探讨该课程的实践教学模式，对于《城市规划概论》课程教学改革具有一定的意义。国内高校的很多学者都对《城市规划概论》课程的实践教学模式及手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研究高师院校城乡规划专业如何开展城市规划概论实践教学工作提供了借鉴。

一、高师院校城市规划专业特点

由于学校层次，办学历史及学科背景的不同，目前城市规划专业的设置不同，办学的形式也不同。在我国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建筑学为背景的城市规划专业，二是以地理学为背景的城市规划专业，三是以测量学等为背景的城市规划专业。对高师院校而言，近几年由于学科建设、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高师院校不断扩展学科门类，开办了很多非师范类的学科。城市规划专业也相应依托于传统的地理专业而在高师院校兴起。高师院校的城市规划专业有很多地理学的特点。培养计划中有很多地理类的课程，如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学等。而这些课程是其他以建筑类及测量学等背景发展起来的城市规划专业所不开设或很少开设的。相应的培养方案中也缺少了一些课程计划，比如建筑制图、建筑结构、交通规划等工程类和设计类的课程。因此，高师院校的城市规划专业，主要侧重在城市或区域的分析环节，而城市设计环节相对薄弱。

二、《城市规划概论》课程特点

《城市规划概论》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主干课程，同时也是城市规划相关学科，如建筑、园林、交通工程、景观设计等专业的基础课程。《城市规划概论》课程内容涉及面广，理论性强，有的理论过于抽象。本课程在教学中希望学生能够全面了解城市，了解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编制实施过程，了解城市存在的问题。本课程在整个的教学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城乡规划专业学生传授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课程，对后续的诸如城市详细规划、市政工程规划、村镇规划等课程的教学，具有一定的先导作用。

1.系统性。城市是一个包含着自然、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系统，城市中的各个环节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相互关系。《城市规划概论》课程的研究对象就是城市，该门课程也是以城市为主线，从了解城市入手，将城市的各个影响因素和组成部分进行分解，逐一进行介绍。从而使整个课程形成一个系统。

2.综合性。《城市规划概论》课程的内容，包括城市定义、城市规划影响因素的分析、城市规划编制、城市规划实施以及城市规划中各个专项的规划设计，从内容体系上看，是庞杂、综合的且包罗万象的。同时在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工作的过程中，也涉及很多学科的知识，如涉及建筑学、地理学、道路交通、园林景观等学科的知识，从知识角度也体现出综合性。

3.实践性。《城市规划概论》课程的最重要的内容是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城市规划设计，这些理论是城市规划实践的指导，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学会如何进行城市规划实践。而从课程的教学过程来看，很多理论的介绍和方法的学习，又是从城市规划实践案例中总结而来的，因此，该门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三、《城市规划概论》课程实践教学存在问题

1.实践教学不够重视。大部分高师院校该门课程采用的教材是李德华主编的《城市规划原理》，该本教材有712页，内容庞杂，信息量大。由于课程涉及的知识点多，受学时的限制，教师大多采用以讲理论为主的教学方法，实践环节就变得少之又少。此外，该课程是专业必修课，主要的考核方式为理论考试，而实践能力的评价所占比例较少，使得实践教学被置于次要和被服从的地位，往往被学生认为是理论课外的自学课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师资实践动手能力不足。师范院校的城市规划专业多以地理学为背景发展建设起来，开设的时间较短，属于新建专业。学校的师资也主要以地理专业教师为主，城市规划专业的师资薄弱。由于城市规划的实践环节并非一两位教师就可以完成，因此，若开展实践教学，师资力量不足就会成为一个制约因素，而现有的城市规划教师的实践动手能力也有待提高。

3.实践教学的物质保证不足。实践教学环节需要很多的设施和物质作为保证，学生进行设计前，需要对规划设计的地域有所了解，要进行前期的调研和后期编制环节，需要有独立的设计室，有各种城市规划编制资料作为参考，后期讨论也需要有挂图、投影仪等设备作为支持。但是目前，实践教学环节的前期调研很难成型，只能靠学生自行进行，学生也没有独立的设计室，只能自己找地方，这都不利于小组讨论形成方案。

四、《城市规划概论》课程实践教学模式

1.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原来主要是理论教学的《城市规划概论》课程，加入实践互动的环节，将理论教学实践化。将传统的纯理论教学的《城市规划概论》课程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原来传统的理论教学环节，另一部分是在课程期中或期末加入课程实习的环节。理论教学的环节，注重实际案例教学法的应用。课程实习环节，在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之后，将理论与实际案例和地块结合，进行实际的规划操作，达到理论联系实际，促进实践能力的培养。

2.提高实践教学的考核比例。针对课程考核中实践教学占比较低的问题，可以将最终课程考核的比例设为两个部分，理论部分占60%，实践教学环节占40%。让学生明白实践教学环节不仅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很重要的。

3.采用案例教学法。采用案例教学法进行《城市规划概论》课程教学，选择合适并且具有说服力的案例进行讲解，可以让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会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以唐山师范学院《城市规划概论》课程教学为例，教学中选择的案例都是立足唐山本地区以及京津冀大区域背景，考虑到唐山市特殊的区域地位和城市功能，在教学中注意结合京津冀地区以及唐山本地的规划案例，采用案例导入等方式阐述理论，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程实习环节的规划练习及研究专题的选择上要顺应服务地方的原则。

4.互动式教学。改变原来教师占主体的教学方式，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方式。给学生布置好题目，让学生去调研，去查找相关文献及基础资料，然后进行分组讨论，形成小组方案。在课堂上，由小组进行汇报，接受大家的评议和提问。最后的成果需要提交结论报告，作为最后考核的加分项。如在讲述城市总体规划布局这一章时，先选择一个实际的总体规划案例进行讲述与学习。之后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小组负责人，让每个小组也自由选择一个实际的地方，对该地方进行总体规划，最终制定出规划方案。

5.努力与企业联合。《城市规划概论》课程教学中涉及到了城市规划工作的全过程，从基础资料的调研，到方案的形成及最后方案的审批和实施，如果只对这些进行单纯记忆，学生并不会对其留下深刻印象。可以努力与企业形成合作，比如让学生参与设计院和设计公司的前期调研，进而参与方案的讨论过程，帮助设计院的工作人员画图，在最后项目评审阶段参与旁听，请规划局的有关工作人员进行课外的讲座及培训等。这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可以增加其理论学习的热情。

《城市规划概论》的实践教学是课程中的重要环节。实践教学的模式不应局限于一种两种，也不应局限于课堂。这就需要教师与学生共同努力，不断创新，才能使得课程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张爱芳.城市规划原理课程在园林专业中的教学研究[J].肇庆学院学报，2009，30（2）：48-51.

[2]姚萍，袁犁.《城市规划原理》教学思路探讨[J].建材高教理论与实践，2001，（2）：11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