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文化论文大全11篇

玉文化论文篇（1）

陆羽《茶经》中曰：“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捡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即“泉水”、“江水”、“井水”，这三种水最为常见，曹雪芹在运用烹茶用水时不多言陆羽的“三水”。而唯独在雨雪上下工夫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雨雪水是“天泉”，是纯软水。而用软水泡茶其汤色清明。香气高雅，滋味鲜爽，自然可贵。况且古代的自然环境比现代好，食用雨雪水更是生活中的常识现象。《红楼梦》中写到了妙玉煎茶用水的情节，她煎茶时非常讲究水质，请看第41回：

——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便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

在《红楼梦》中，曹雪芹特意突出妙玉烹茶是用“隔年蠲的雨水”和“梅花上的雪”，其意当然是为了让妙玉显示自己的高沽和不同流俗。同时也借妙玉表达自己在鉴水上的主张。刘姥姥认为雨水茶“淡”，宝玉则赞雪水烹茶“轻浮无比”。这里的“淡”和“轻”都是品茶中所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这不但需要味觉上的细腻，而且也需要精神上的契合，否则就不能体会。曹雪芹对水的见解代表着清代文人鉴水的倾向。

二、论器：崇尚古道(以古为美)

受“美食不如美器”思想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无论是饮、还是食。都极看重器具之美。在传统茶文化里，器与道是相通的，因此，历代的茶人对茶具都有很高的要求。

在《红楼梦》第四十一回中。除了煎茶用水用了一番心思外，那就要算写茶具了。妙玉一口气拿出数种并不常见的珍贵茶具，有“成窑五彩小盖钟”、“官窑脱胎填白盖碗”、“绿玉斗”、“蟠虬整雕竹根的大海”，以及“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的“晋王恺珍玩”的“ban(左分右瓜)??小焙惋宰湃?龃怪樽?值摹暗阆?iao(上乔下皿)”。翻遍古今中外的茶具谱，我们还找不到一件茶具能与妙玉所用的茶具相媲美。贾府是国公爷的后代，宝钗是皇商的后代，见识广博，然而在妙玉面前论起茶具来，则显得知识贫乏得很。在《红楼梦》中。妙玉究竟给贾宝玉等三人泡了什么茶并没有说，可见作者的本意并不在茶而在器。在作者的审美世界里，古就是一种美，用古器就是行古道。这正代表了清代文人对茶具的审美倾向。同时，它也表示着陆羽所创立的“因茶择器”原则到了清代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了。

三、择境：注重美感

冯正卿在他的《芥茶笺·茶宜》提出了适宜品茶的十三项条件，如无事，俗务去身，悠闲自得；嘉客，志趣相投。主客两洽；幽坐，心地安逸，环境幽雅；吟诗，激发诗思等。

妙玉可以说是条条具备，四十一回中紧接着贾母饮茶后的着力描写：“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随他出去。宝玉悄悄的随后跟了来。只见妙玉让他二人在耳房内，宝钗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蒲团上。妙玉自向风炉上扇滚了水，另泡一壶茶。宝玉便走进来，笑道，‘偏你们吃梯已茶呢……”’于是四人一并边说笑一边饮茶。因为是“知己”，妙玉不惜拿出了珍藏了五年的玄墓蟠香寺前，梅花上的雪水来招待。外边的贾母、刘姥姥等人均不在其列。而且因为刘姥姥的到来。妙玉甚至要打水洗地，还要叫提水的小斯将水放在门外。茶是至清至洁之灵物，当然讲究洁净。但妙玉的“洁”实际上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而这恰恰是清代文人茶文化的最为主要的特征。

玉文化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1-0007-02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玉石之国”的美誉，古代男子讲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女子“将翱将翔，佩玉将将”，今人讲“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足证玉之文化亘古亘今。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亦是先民玉文化的真切反映，本文即对此进行探究。

一、“玉”的概念

古代讲“玉”与今人概念不一致。当代把“玉”划为珠宝一类，以亚洲宝石协会定义，玉分软玉和硬玉两种，以硬度系数区分，软玉狭义上是指和田玉，广义上包括岫岩玉、南阳玉、酒泉玉等十多种软玉，硬玉只指翡翠①。然而在古代，实则玉与玉石概念混用，今天所谓“玉”是古代玉种类中的一部分。今考古发掘成果如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的“石之美”者已然证明古人的“玉”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若勉强定义，则它应该包括和田玉、岫岩玉、南阳玉、翡翠、绿松石、玉髓、水晶、玛瑙、琥珀、珊瑚等。

当谈及《诗经》之玉文化时，有两个问题应当明确，即玉的产地和古人所推崇的玉。首先是玉的产地问题，《诗经》成书应算到春秋时代，所以谈及玉的产地就要对春秋战国及以前的玉的产地进行分析。如适才所讲和田玉即产自新疆、南阳玉即产自河南，古代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也不发达，故一地用玉最初多是本地自产的玉②，良渚、红山两处地质资料鉴定大抵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的玉也流传开来。乃至春秋战国时代，“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③，秦王嬴政更是“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④。这样推论，《诗经》所反映的年代的各地用玉不应当局限于特定的产玉区和玉石种类，这为下一步考虑古人推崇什么样的玉确定了范围。提到古人推崇的玉，《说文解字》注“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⑤，这个注解从多个方面表明玉的特质，如其触手温润、少有杂质、声音清脆、不易损坏和豁口不伤人等，这些方面既是对玉的物理性质的规定，也是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玉石的鉴别。综合上述特质，古人在以玉言美、言德时多是推崇和田玉，尤其是和田羊脂玉。

二、《诗经》中的玉

（一）祭祀用品

《大雅・朴》提到“济济辟王，左右奉璋”，该篇是描述周文王兴师时在郊祭祀，臣子奉璋。又《大雅・云汉》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此处是讲周宣王时发生旱情，祭祀求雨，然而礼神的玉器都用尽了，神灵仍不听其言。《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黄琮礼地、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玄璜礼北方”⑥，璧、琮、圭、璋、琥、璜即六种祭祀的玉器，这六类玉器颜色形状不尽相同，分别对应不同的方位，《周礼》注解中又提到周人的祭祀习惯为祭天焚玉，祭山埋玉，祭水沉玉，祭人鬼藏玉等。

（二）等级礼制

《小雅・斯干》“载衣之裳，载弄之璋”讲生男孩后的习俗是为其穿戴衣裳，并以玉璋供他佩戴把玩，以期将来能够显贵。《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葱珩”讲方叔穿着周王赐的命服，衣裳华丽，所佩戴的玉发出的声音，“葱珩”即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佩戴的玉。《周礼》“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壁、男执蒲壁”⑦，又记“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天子执冒四寸，以朝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继子男执皮帛”⑧，礼制规定了不同阶层的人使用不同的玉器，使得等级的区分更加明显。值得一提的是，红山和良渚文化中可见璧、琮等而未发现等级标志明显的圭、璋，及至商周各代文化遗址中，可见璧、琮、圭、璋、琥、璜六器遗存，这说明随着历史的演进，礼制和等级制度逐渐出现并表现出来。

（三）君子美德

《卫风・淇W》“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讲君子的自我修养的提高如同玉器的雕磨，《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讲君子性情温和如玉。“玉符”、“玉德”是衡量玉的两大标准，古人赋予玉人格化的魅力，称其具有五德、六德、十一德等等。如《说文》中认为玉有仁、义、智、勇、洁五德，《礼记》讲玉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德⑨。玉石是美好珍贵的，它的性质是温润且容不得瑕疵的，古人崇玉，更比德于玉。

（四）美人、美饰

《召南・野有死》“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讲女子美如玉，《魏风・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玉”写男子之美似玉；《卫风・淇W》“有匪君子，充耳L莹”卫人以玉为耳饰，《郑风・有女同车》“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女子的组佩在行动过程中发出清脆的声音……《诗经》中关于以玉来比喻美人或者讲美人以玉为装饰品的例子不胜枚举。以玉为装饰品的例子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盖因玉是石之美者，古人装饰十分看重玉符（即玉的颜色）。《四库全书・喻林卷》有“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淳漆，此玉之符也”，清人《玉纪》提到“玉有九色：元如澄水曰C，蓝如靛沫曰碧，情如苔藓曰？，绿如翠羽曰，黄如蒸栗曰q，赤如丹砂曰琼，紫如凝血曰J，黑如墨光曰，白如割肪曰，（玉以雪白为上，白如割肪者，又分九等），赤白斑花曰}。此新玉古玉自然之本色也”。“玉符”在当代使用时是表示玉的颜色的术语，然而这一概念起初却表示玉制的信物，如《史记・吕不韦列传》“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春秋时代无玉之颜色这一义项，但这并不妨碍先民用玉进行装饰或者比喻美人，因为玉石符合先民的审美需求。

（五）赠答、祝愿

《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以玉石为赠答之物，《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赠人以佩，《秦风・终南》“佩玉将将，寿考不忘”以鸣佩之声祝愿佩玉之人长寿安康。玉因为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和美好希冀，故而作为日常生活中交流使用的物品。

三、文化内涵

《诗经》所见先民玉文化是双轨的，一是生活化的玉，一是神圣化的玉。

由于玉具有多种颜色和性质，它从旧石器时期就被当做装饰使用，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随着社会的进步，玉也被视为私有财产的一种，玉的馈赠也寄寓着人们的情感。《诗经》中以玉装饰人、以玉比喻美人、玉的赠答皆是源于此类。

至于玉的神圣化，古人崇玉最早可以追溯到对石的崇拜。基于先民对玉的崇拜，玉卜、玉葬、玉祭也随之出现，进而有了“玉神物”的概念。有学者对 “玉神物”进行探讨，提出“玉神物”的三层含义：“⑴玉是神灵寄托之物体或外壳，既可以是最高神灵，也可以是‘神物’，都是先民崇拜对象；⑵玉是神之享物，也就是供神灵吃的食物；⑶玉是通神之物，巫以此上飨神灵，下达神灵的旨意。不论对玉神物作何诠解，都不能背离玉为神灵之物体……崇拜玉也就是为了事神享神，祈求神灵保佑，获得福祉，以避灾难。”⑩《诗经》中所见的祭祀用玉即是先民玉崇拜的直观反映。

因为先民崇拜玉，玉在这种崇拜中地位上升，逐渐演变到以玉为尊。除了宗教性质以外，政治首领也把自己的统领地位和玉联系起来，或是言说天命神授，制作玉为玺，视之为传承；或是制定礼制将不同等级的人加以区分，以不同的类别和形状的玉的使用划分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或是大谈仁义道德，以玉类比君子之德。《诗经》所见先民玉文化既是对原始文化的传承，又是对原始文化的发展，如从玉的规格中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的加强等，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先民生活具有一定意义。

注释：

①即红翡、绿翠、紫春、墨翠等.

②或本地并无玉矿而从外地引入.

③战国策・秦策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④昭明文选・谏逐客书.

⑤许慎撰（汉），徐铉（校订本）.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⑥⑦周礼・春官・大宗伯[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玉文化论文篇（3）

南阳师范学院利用黄山遗址实物档案藏品以及现当代独山玉的相关研究成果，建立了国内高校独有的玉文化研究基地，并成立了独山玉博物馆。独山玉博物馆大量的实物藏品极具丰厚的档案价值，它们是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资源的实证载体，是当下南阳玉文化产业发展的史学意义上的客观实事存在。对此，笔者试图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探索，以求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去揭示独山玉博物馆藏品档案的文化价值。

一、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中，独山玉博物馆的大量实物藏品具有十分重要的档案文化价值。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些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作为实物档案构成了当时社会信息最基本的载荷形式。如果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向自然开放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的信息控制机制就是文化。也就是说，文化的本质是社会信息。在新石器时期南阳地域之内，这一个自然开放的系统之中，这些石制与玉制生产工具等遗存，作为有效的社会信息，其实，全部都是由人类的认识成果组成的，人类的认识成果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它们都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在社会进程中不断累积的，成为人类集体智慧的源泉，从而构成人类活动最基本的前提。因此，把握这些作为古代人类的社会信息，及其产生和形成的脉络，对于我们追溯古代南阳玉文化发展的史学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

其次，这些实物档案还具有人类原始的信息控制作用。人类社会在不断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需要不断地积累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成果，并以此为前提，不断构建，又不断丰富和更新人类控制自然、控制社会的信息系统。因此，人类在与自然抗争中形成的认识和经验，通过此类生产工具，经过不断加工而形成实用技术知识，从而凝聚为人类控制自然的信息控制机制――技术信息系统。这些事实存在也诠释了它们的存在在当时具有生物学结构意义，表征着古代南阳地域的农耕社会文明发展的态势，在生产力的发展与自然人的生命发展中有效地控制并保障了社会的稳态运转与不断进步，从而有效地促进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第三，这些实物档案的客观存在也成为古代南阳先民走向进步的重要阶梯。独山玉博物馆黄山遗址藏品作为人类认识与实践的成果，并非仅仅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它们本身甚至也是一种消费对象(或消费产品)，满足着人们的生产物质消费，承载着人类的精神追寻。其间，无论创造性活动还是重复性活动，毋庸置疑，这是人类初原的文化(文明)活动，因为它们是以集体智慧的运用和积累为前提渐次层聚起来的，失去这个前提就难以构成文化活动，也不能算是人类活动。由于实物档案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而产生和形成的，从而构成不断积累和丰富的社会信息库，因此，虽然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但它们经过无数的动态发展过程，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不断深入，其内容(包括技术含量等)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更新，为人类的文化活动提供着源源不断的鲜活的认识材料，构成了人类发展进步的一个个中间环节，使人类社会活动构成了不断创新的动态过程。

二、人们之所以需要档案，就是为了满足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具体的说，就是从档案中吸取有益的知识，满足人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归根到底则是满足人们从事物质实践活动的需要。

因此，南阳师范学院独山玉博物馆藏品档案及其开发利用研究是当下南阳玉文化产业实践活动的现实需要，据此，我们可以把这些藏品档案的文化价值区分为以下不同方面:

首先，这些藏品档案具有重要的求真认识价值。档案的认识价值就是求真的价值，就是对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对理性活动的认知价值。对于人类来说，始终面对着自然和社会巨大的未知领域，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社会实践活动往往是个体的，产生的认识是零乱和不系统的，并受到自然因素的种种限制。通过对某些社会实践活动档案的积累，可使人类的认识过程层聚为整体的、全面的、递进的和永不休止的态势。黄山遗址物质文化遗存是古代南阳先民认知活动的结晶，对石制、玉制生产工具的批量生产并大量地运用于生产劳动之中，这是一个个体的认识汇聚共享资源的过程。

其次，这些藏品档案具有明显的文化传承价值。其实这就是它们延续某一群体文化传统的功能。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延续文化传统离不开对前人文化创造的学习继承。而文化是不能通过生物遗传而得到传递的，必须通过人类的后天学习，才能得以继承，藏品档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传递链条。其中凝聚着历史文化积淀的成果，而今人利用档案创造的新的文化成果作为历史文化的精粹，成为当今文化的组成部分，又通过这些历史遗存为后人的文化创造积淀了丰厚的文化营养，使原文化产品增加新的价值表现出明显的传承特性，使人类文化自身衍生出独特的历史继承性。实物档案恰似一个长长的纽带，紧密联结着人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第三，这些藏品档案对当下南阳玉文化产业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南阳师范学院独山玉文化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对这些藏品档案文化的研究，揭开了新石器时代南阳独山玉以磨制玉铲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面貌，其中包括玉器材料的来源，玉器制品的工艺，玉器的用途、功能以及新石器时代南阳独山玉与国内其他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重要的史学文化价值在于，一是它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南阳新石器时代拥有丰富的玉器遗存和先进的琢磨工艺，南阳独山玉是内地(中原地区)玉原料的主要来源;二是黄山新石器时代玉器不仅具有独特的地域面貌，而且表现出各考古学玉器之间的趋同性和融合性，从而为古代中华玉文化的整合和统一找到重要的参考依据;三是它打破了一些学者所谓“玉器所表现出的文明因素及其时空多元性，突破了以往认为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说’的框范”之成说;①四是南阳新石器时代同一文化区域内的遗存，有着同样形式的工具、用具和制作技术，使南阳有理由以1959年黄山遗址第一次发现的典型的玉铲材料来源地点命名其玉文化，即“独山玉文化”，用以表示南阳新石器时代考古遗迹中，属于同一时期的有地方性特征的共同体。五是南阳新石器时代独山玉研究，用丰富的实物资料证明了南阳是中国中部玉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独山玉无愧是中国古代四大名玉之一。②

玉文化论文篇（4）

1. 楚人审美情趣崇凤的构建

楚人把凤鸟视为自己祖先祝融的化身，据《白虎通・五行篇》载：“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在楚人眼里，凤是一种至真、至善、至美的形象出现。对于凤的象征意义，楚人显得独具慧心。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便自称是“不鸣则已，鸣将惊人”的凤鸟；屈原也常以凤自喻：“凤凰在・兮，鸡鹜翔舞”；宋玉曰：“众鸟皆有所登栖兮，风独遑遑而无所集。”这都说明了凤的天赋异禀、卓尔不群，因此自然受到巫风浸淫的楚人的膜拜。他们相信人死后的灵魂不灭，可以升天或入地府，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早有“跨凤上天”的故事，《荀子・解惑篇》有说：“有凤有凰，乐于帝心。”看来凤便是这灵物了。本来就因为原始氏族的祖先崇拜就尊凤的楚人将凤赋予了“巫觋”的神通，它不仅是楚人心目中的神灵，更是巫术仪式中的一个工具和组成部分，具有非比寻常的神巫力量。凤凰身上“五色备举”，美丽之极。而这五色又是德、义、礼、智、信五条伦理的象征。《山海经・南山经》云：“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者天下安宁。”从这个意义上说，凤凰的美是外美与内美的统一，是至德、至慧、至情的统一性，是祥和、幸福、恩爱的像征。

同华夏民族顶礼膜拜的狰狞恐怖的龙相比，楚人崇拜的凤则显得雄姿英发、气度非凡。凤，是楚人审美情感的载体，有着瑰丽诡异的浪漫主义色彩，进而成为体现楚人民族精神的象征。凤那种叱咤风云的浩气和异彩纷呈的风采，正是楚文化精神的绝妙体现。凤凰作为一种被神化、美化、理念化的鸟的形象，自身从神灵崇拜到精神意象的衍进与升华；而强烈的人的主体精神的注入，则进一步促成了凤文化在其起源、衍变和发展历程中，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千百年来，它与龙文化相辅相存，历久不衰，并行不悖，辉映千古，展示出了华夏子孙崛起于神州之上、奋飞于九天之外的壮美情怀和雄心壮志，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楚人从尊凤到尊龙的创新文化

综观西周前的历史文化，许多地区都不乏有凤鸟的身影。传说中，楚人的祖先祝融是一只凤鸟，而秦人的祖先大业则是“玄鸣陨卵”，其母吞之所生。大业的后代，相传也多是鸟身人言的神灵。玉凤的出现，虽然从出土文物上看，上可鉴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大尾玉鸟。其实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的象牙雕刻“双凤朝阳图”和骨雕“双凤负日图”上，就有了它的身影。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大尾玉鸟是枕于墓主头部。由此可见玉鸟具有特殊高贵的社会特定属性。一些专家结合红山C玉龙的文化现象，认为大尾玉鸟就是凤的原型，并且进一步推测这就是龙凤文化之肇始。1992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出土的西周晚期的龙凤纹玉柄形饰上，凤鸟纹作侧身立姿，与卷鼻“臣”字形龙目呈上下相背之状，虽然龙盘曲在凤鸟的下方，实则是一龙一凤侧身纹饰的首尾呼应结构。由此不难看出与商周时期的龙在上凤在下纹饰发生了过渡变化的关系。

然而到了春秋晚期，太原金胜村晋卿赵氏墓出土的玉龙凤合体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不再是上下的结构形式，而是承接西周后期双身咬尾龙的左右头尾相顾结构，是一种具有地位平等的寓意结构。这种上下结构向左右平等结构的变化过程，表现的不再是神权意识。而是强调合雕象生玉器中龙凤都是地位平等的主体纹饰。究其主要原因，是春秋晚期周室的衰落，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各诸候的僭越活动激烈所致。过去代表上下君臣尊卑关系的象生合雕玉器，被龙纹虎佩、龙凤纹佩等主体纹样合雕所取代。这种左右平等结构的龙凤玉纹饰在时间上，正好和“周伐楚，楚东迁”的时期较为吻合，周昭王攻楚败亡，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许多“姻亲之国”纷纷争雄称霸。《左传・昭公十二年》“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这种建立在与周室“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反映在当时依然将玉器视为礼器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当时的王权结构中，既强调了统治者的王权意识，也提高了众姻亲国原鸟族部落氏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为后来春秋争霸提供了分权争雄的政治土壤。

楚国的凤鸟精神常常艺术性的表现为，几条龙拱卫盘绕于凤的身上，或者一只凤鸟大步前行，追逐着一龙，而龙却已示弱，并作反身躲避的态势。也就是这段时间开始后，如信阳长台关M1出土玉器和平粮M16出土玉器，以及长丰杨公M2和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楚国王室贵族用玉，都较异姓贵族和封君贵族们所使用的佩饰好。不仅质地高，而且体形大，琢工精细，厚薄均匀，光洁无瑕，形制规整。龙与凤的形象则更多为组合式，可谓千姿百态，表现出龙、凤的多情多意，一改春秋楚玉中龙多凤少的现象。从这些出土楚人佩玉的服饰文化中，如从玉佩的种类和结构上分析，能清晰地判明墓主身份的不同。这正符合战国时期楚人的“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下有贵贱”的古礼制度特征。

3. 龙纹玉器对楚人精神的彰显

至于楚人何时又以龙为图腾，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凤为图腾的强大楚国经常对黄河流域进行侵扰，最终，黄龙奋起反击，伴随着楚王国的灭亡和复辟失败，黄龙终于征服了桀骜不逊的凤凰，从此凤跪在黄龙的脚下。另一种说法是：远古时代的吴越和中原一带多属龙为图腾的氏族。由东夷一支氏族北迁中原又南下到荆山，继而扩展到江汉湖湘一带，与此地本属古炎帝部落，重鸟崇凤的诸多土著民族融合，形成了以凤为图腾的楚族，并在此建都立国。以后随着楚国疆域的扩大，融合南方诸氏族成为拥有中国半壁江山的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融进了龙图腾新的意蕴，新的风采。他们崇拜凤也尊重龙，于是形成“龙凤呈祥”的图腾崇拜。

楚国的物质文化离不开龙的艺术造型与纹饰，在玉器中表现尤为突出。北方黄帝神圣，南方炎帝狂怪；楚国属于类帝系统，突出的表现是龙威武。比如，建国初期，在长沙一楚墓出土人物龙凤帛画，画面为一贵妇人双手祷龙与凤；龙在攀升，凤在飞翔，龙尤为受尊崇。龙转败为胜，凤由胜转败，发生在楚汉相交之际。因此，这种变迁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此画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形象少而精，除了招魂和升天目的所必需的外，没有任何可有可无的形象；其二，招魂和升天的主要媒介物由凤变为龙，包含着楚人由崇凤向崇龙转化的深层文化内涵。

蟠绕龙纹里龙身相互缠绕，形成的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图案，正象征着楚人对升天的幻想以及对神兽的崇拜。楚人想通过龙升天成仙的愿望思想里面蕴含着楚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憧憬，体现着楚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对龙纹的崇尚，也透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审美追求和思想意识，表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正在兴起。思想意识变化影响并推动了艺术思想的流变，使得早期纹样中所透露出来的神权的狰狞，凝重，神秘渐渐消失，转为一种精巧，富丽充满了人性化的装饰风格。“龙”是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民族部落，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成的。闻一多先生认为：龙的基调是蛇。它可能是以蛇为图腾的大部族后来逐步兼并了众多以其它动物为图腾的小部落，在融合了其它图腾的某些因素之后，蛇便添了兽类的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鸟的翼，鱼的鳞和须等等，进而合成“龙”的形象。《说文》日：“南蛮蛇种”。按此说及闻一多先生的考证，说明楚人就是信奉龙图腾的。

楚文化中所保留的这些丰富的神话传说，及巫术活动，为楚艺术图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扩大了楚人的幻想空间，这类图饰艺术为人们展示了一个“人神杂糅，关怪陆离”的神秘艺术世界。可以说，楚地大量出土的龙凤玉佩，是楚人尊龙崇凤的最好例证，它体现的北南文化的和谐相处，体现的南北地域的互相尊重，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因此，龙与凤同登舞台从而龙飞凤舞，是握手的象征、是和睦的象征、是团结相互尊重的象征，龙凤等于吉祥，在中国人眼里从此寓意着阴阳和谐、婚恋美满、求吉祈福！

参考文献

玉文化论文篇（5）

近些年来，随着除草剂品种的增多及化学防除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应用，化学除草已广泛应用于玉米生长的各个时期。而根据田间杂草分布、栽培技术及天气情况，选择合适的除草剂品种是解决玉米田杂草危害的关键，不但会降低农户的劳动强度与时间，而且会降低耕种成本，达到增产的目的。玉米田化学除草可根据玉米的生长期分为3个阶段。

1玉米播后苗前进行封闭处理

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小麦收割后或地表进行整理完毕，杂草出土较少或未出土，已经进行玉米播种后可采用封闭处理。应用的除草剂以酰胺类、均三氮苯类除草剂为主，比如乙草胺、异丙草胺与阿特拉津的混剂。目前市场上表现较好的除草剂有惜玉、棒米笑等，其作用机理是通过地表喷雾，让药液在地表表面形成1层厚1cm的药土层，在杂草出土时碰到药土层，经幼芽或幼茎吸收，达到杀死杂草的目的。因此，应用以上产品进行杂草防除时要求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要破坏地表，喷药时应倒退行走，做到喷洒均匀；否则可能影响药效。

玉米田苗前除草受天气、土质、地表情况、使用技术及用量等因素影响较大，经常药效表现不稳定。但是玉米做封闭处理对于玉米的生长起关键作用，作物前期与杂草争肥争水的能力弱，需要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才能得到有效成长，同时更大程度上限制了杂草的出土，为后期杂草防除效果提供有力保障。但有些杂草在玉米播后苗前已有小部分出土，此时可以配合天闪（200g/L水剂）进行综合除草（即封杀结合），可以控制出土和未出土的杂草，但需要注意的是天闪应在玉米播种后立即使用。

2玉米苗后早期进行茎叶处理

如果由于农时或天气原因等影响了前期用药，或者因为天气、麦茬等原因造成封闭不好，在玉米苗后早期出土的一些杂草，也能够进行化学防除，从而控制早期的田间杂草，比如烟嘧磺隆系列产品。具体品种有玉农乐、金玉老、玉米见草杀、玉之盾等，同时根据田间杂草情况也可与盾隆（氯氟吡氧乙酸）等产品混用扩大杂草谱，防治阔叶杂草。

由于玉米田间杂草品种的不同，以及各品种的农药针对的标靶杂草不同，所以需要选择合适的除草剂品种。

如烟嘧磺隆对香附子与禾本科杂草效果理想，而对阔叶杂草效果较差；盾隆对阔叶杂草效果好，对禾本科杂草效果差，要根据田间杂草情况选择合适产品来进行杂草防除。

在玉米苗后茎叶处理全田喷雾时，首先要注意的是用药安全。进行苗后用药因用药不当会出现药害现象，如白化、矮化、卷心等症状出现（首先需分辨是否是因病虫害引起的）。发生药害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点：一是增大用药量；二是在高湿、高温环境下用药；三是与其他产品混用；四是用药时间不对或玉米品种受限制。以烟嘧磺隆为例，施用时期为玉米苗后二至七叶期，不能用于甜玉米、制种田玉米等，不能与有机磷类农药混用，用药前后7d内不能使用有机磷类农药等，所以在使用玉米苗后产品时，在向经销商询问的同时，应用时更需要阅读产品标签的内容，以确保能正确用药。相对苗前封闭性除草来说，苗后用药受环境影响较小，是未来玉米田除草的方向。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苗后除草剂的使用可以采用顺垄喷雾，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使用技术。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有比较成功的范例。主要的好处有以下几点：首先玉米田苗后顺垄喷雾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除草剂对较为幼嫩的玉米叶片的伤害；其次除草靶标是生长在田间的杂草，田间漫喷，玉米的着药面积更大，不仅浪费药液，更重要的可能会降低防除效果，顺垄施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提升除草效果。

3玉米中期封行以前定向处理

因前期用药不理想或雨水过多新生杂草又产生危害，此时仍可以使用天闪或玉米见草杀、金玉老等产品进行定向喷雾，这时玉米已经较高（60~80cm高），采用行间定向喷雾，既可保护作物，又能除掉所有杂草，天闪（200g/L水剂）属灭生性除草剂，在应用中需注意不要将产品喷到作物上，在使用时应加喷雾防除罩。影响天闪药效的主要原因是产品在配制时用水的清洁度问题。为了提高药效需要用纯净的水配药，不要使用河水、井水等含杂质较多的水，应使用自来水，在阳光充足的条件下，天闪见效迅速，几个小时即可看到杂草死亡。

玉文化论文篇（6）

地名是人类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地名早已超越了它作为指代性符号的最初定义，成为了继承该地历史文脉和民生记忆的载体，也是地域文化的典型体现，是民俗心态的形象反映。地名之命名并非是随心所欲的产物，它被深深地打上了当地自然和文化的印记，体现了自然和人文的交融。一地之名，保存了所代表土地的地形地貌，反映了自然地理环境，同时记录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包含了人们的精神寄托，从而能反映出当地民众的生存状态、风俗习惯、活动轨迹等社会文化特征。

“地名受到历史、地理、习俗、语言、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等多方面的限制或影响。其得名都是有原因的，或记其物、或志其位、或描其形、或寄其意义、或由生产、或因生活、或用方言，各有规律。”（杨小法，1990）玉环地名也在不断的继承和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剖析探讨玉环的地名特色，寻究其脉络，可以折射出玉环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

一、历史背景

玉环县的历史就是移民聚集、筑塘建闸、沧海变桑田的历史。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认为：“玉环的移民和开发是政府组织移民的一个成功案例，整个过程有序和平静。”

据考古获悉，早在新石器时代，玉环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史书记载，夏、商、周三个朝代，玉环为“扬州之域”；自唐至元朝归乐清县，清雍正六年（1728年）置玉环厅，隶属温州府；民国元年，废厅设县，改称玉环县。《太平寰宇记》记载：玉环因“上有流水，洁白如玉”而得名。经过几千年的演变，玉环这一台瓯之间的“海中一抹”（徐霞客语），在明代嘉庆年间，作为乡都保留了下来，至今继续使用。

在《嘉靖太平县·志卷之二·地舆志下·乡都》中，玉环乡有33都，辖地是玉环本岛的分水山至桃花岭北侧、楚门半岛以及温岭横山与岙环、江绾等地，其中的“三山、芳杜、徐都、蒲田、清港、渡头、田岙、小闾、后湾”等一直沿袭使用。古地名中的“竹岗”现在成了“小竹岗”，“樊塘”简作“凡塘”，“羊坑”改作“洋坑”，“水动”改作“水桶岙”，“陵门”改作“灵门”，“芦殊”改作“芦岙”，“箬岙”简化成“日岙”。今人在阅读地方志和历史典籍时往往会发现写法不同的地名，其实这些不同写法的地名并非误记，而是各有各的渊源来历。

（一）地名方言化

方言是在某一区域内，因历史、地理、民族等原因而形成的一种地方性共同语言。这里的方言地名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玉环的方言对地名命名及其演变的影响和作用，二是玉环方言特有的构词法在地名命名上的表现。雍正六年，雍正帝批准户部议奏，复垦玉环山，由桐庐知县张坦熊管垦，招徕太平（今温岭，下同）、乐清、平阳、永嘉、瑞安等5县百姓入籍开垦，编入保甲，此过程见于雍正《特开玉环志》。故玉环的地名带有一定的方言色彩，且有特定的土话土音。如：

垟，音yáng，《集韵》：余章切。系吴方言俗字，指宽广、平坦的田野、田地而言。

坦，音tǎn，《广韵》：他但切。宽广义。《辞海》：平而宽广，多指地面而言，也形容世道。

厝，音cuò，《汉语字典》：〈方〉：房屋。福建沿海及台湾人称家或屋子为厝。也就是说这个字在闽南语是“房屋”的意思，引申为“家”。

浦，音pǔ，《说文解字》：水濒也。指的是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区。

1.复杂的语言使地名读音繁杂

“由于地名主要是基于当地居民代代传承，具备很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一般不易受外来语的影响，地名读音采用的多是本地语言，即白读音。”（李仙娟，2005：90～91）玉环在清雍正年间建厅设治时，居民多由太平、乐清、永嘉、平阳等县及福建省迁入，祖籍不同，语言各异，其中玉环岛居民多操福建话、平阳话、温州话，楚门半岛居民多操太平话（即温岭话，下同）。在这样复杂的语言文化背景下，地名的读音更显繁杂，各地都具特色。以坎门方言为例，会以“仔”音发“口”，如“岙口”一词，在坎门话中便成了“岙仔”。又如“海岸”在鲜迭话中发音为“海边”。楚门半岛移民大多从台州一地迁入，但也有闽南、温州及其他地方迁入的，在今干江镇下礁门村，有一自然村叫“下更”，闽北方言为“小岙”。可见此地先人为闽北人，但因杂居相处多年，不再使用闽北方言。

2.谐音变形对地名演变的影响

玉文化论文篇（7）

红山文化是中国原始文化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我国北方地区即辽河地区的原始文明代表。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将辽河流域的社会文明与黄河、长江流域的社会文明相联系，是中华文明板块的有力补充。红山文化的一大亮点是出现了大量的玉器，这些玉器在红山先民的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这些玉器的料质没有准确的界定，经过多年的考古研究，目前我国考古界基本认可了红山文化中的大部分玉器的玉料都是辽宁岫岩玉这样一种观点，虽然伴随着岫岩玉的利用还有种种未解之谜，但是考古发现中出土的红山玉器，则像我们展示了一副多彩的岫岩玉器型画卷。

龙形玉i

玉i，泛指有缺口的玉环，是中国传统玉器中的经典造型。玉i被古人称为“环而不周”，在我国的考古发掘和古典文献中对玉i都有大量的描写。红山文化中玉i最大的特点是玉i的一端往往雕刻成某种动物的形象，这种雕刻手法雕琢简单，概括力强，体现了红山文化玉器优秀的造型艺术特点。在这些动物造型玉i中，尤以龙形玉i最为精美，艺术价值最高。

龙形玉i中，龙的身体较为粗壮，身体向前弯曲，身体充满力量感，刚劲有力，龙的头和尾接近，形态上古朴遒劲，整体上呈现出英文C型，曲线弧度接近椭圆形，所以红山文化中的龙形玉i有时又被形象的称之为C型玉龙。在龙的雕刻上，只有龙头上雕琢有纹饰，龙眼上雕琢有角圈弧，后眼角细尖，有眼帘相衬。嘴巴前端平齐，上唇部减地下凹。在颈部上有较长的鬣向后飘散，富有流动感，整体感觉玉龙灵动有力，呼之欲出，有飞翔之感。龙的前额有细阴线雕的网格形装饰，网格凸起作规整的小菱形。在龙形玉i的某些细节部分，采用了浮雕的艺术表现手法，通体打磨光洁圆润。在阳光之下侧视，能够看见云母的星光闪烁。为了方便龙形玉i的佩戴，龙体背的正中有一小孔。红山文化中龙形玉i被大量出土发现，但材质和造型上差距很大，甚至还有大量石质龙形i出土。从这种情况看，在红山文化时期，龙形玉i既是一种图腾性质的神圣礼器，也是远古先民的一种普通装饰品。

玉猪龙

玉猪龙是另一种常见的红山文化玉器器型。整体为环形，一侧开有一通口，也有的靠近圆心处暗连未断开。开口的上端为兽首，下端是兽尾，兽身弯曲成环形，一般在颈侧有孔。传统说法认为兽型为猪型，因其头部肥大，最上面有两个肥厚而向上高高耸起的竖耳，并且耳廓线条非常明显，大眼成水滴形，左右两眼常连为一体，通体打磨光华，可见当时的玉雕工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部分专家对该器型是否是猪提出了疑问，认为该器型应当是熊，这是因为在红山文化的考古遗址发掘中也出现了熊的遗骨，但目前还没有更为有力的证据佐证这一观点，所以我们仍然称这种玉器器型为玉猪龙。

玉文化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J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5-0010-02

一、扬州玉雕综述

中国当代玉雕工艺根据地域差异，形成了若干派别。大的流派可以分为南北两大派别，北派包括北京玉雕、南阳玉雕、新疆玉雕等地域流派，南派则包括上海玉雕、扬州玉雕、苏州玉雕等地域流派。这些派别各具特色，体现了当代中国玉雕工艺的高超水平。

扬州琢玉历史悠久，成就令人瞩目。据相关史料记载及考古发现显示，扬州的玉雕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其后于汉、唐、清时期出现三度繁荣，尤其在乾隆年间，扬州玉雕进入全盛时期，此时扬州成为全国玉材主要集散地和玉器生产制作中心之一，著名的《大禹治水图》山玉便是在此雕琢完成。

俗话说，“天下玉，扬州工”，这是人们对扬州玉雕的赞誉。扬州玉雕，在千年的文化积淀之上，在全面继承中国玉雕优秀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玉雕流派，其制作工艺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保持着扬州传统的地方文化特色，将阴线刻、深浅浮雕、立体圆雕和镂空雕等多种技法融为一体，形成浑厚、圆润、儒雅、灵秀、精巧的特点。今天的扬州玉雕构图新颖、造型优美、做工精致，其中，尤以“山子雕”及“练子活”技艺独具一格。

目前，扬州玉雕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在继承、保护及创新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就，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扬州玉器精品迭出，屡获大奖。无论从品种门类上，还是技术实力上，在全国同行业中都名列前茅。扬州现已形成一支强大的玉雕大师队伍，拥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5名，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数十名，这些玉雕传承人们为扬州玉雕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扬州玉雕的宝贵财富。

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整个扬州玉雕产业仍存在很多问题和隐患。如今，扬州从事玉器生产的企业和艺人们普遍面临成本高、赋税高等困难，生存极为不易。扬州玉雕加工的原料主要来自新疆，现在的原料价格要比以往涨了很多，这造成了制作成本极大的提高。同时玉雕为手工操作，生产周期长，由于技艺的学习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心血，在雕琢的过程中需要创作者有自己的创意和思维，付出与报酬不相称，致使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玉雕技艺的学习，扬州玉雕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局面，发展前景并不容乐观，亟待保护、抢救。

二、作为个案的理由和意义

研究扬州玉雕具有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意义。

从宏观上讲，中国玉文化历史悠久，不仅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同时也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鉴于玉雕的巨大社会作用，对玉雕技艺及玉文化层面的研究自古有之。对扬州玉雕的研究，从宏观上有利于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我国和谐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从微观上讲，扬州玉雕风格独特，自成一派，它于2006年被列入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对扬州玉雕的研究有很多，正是因为它有巨大学术价值，所以才吸引众多学者关注和研究它。

其研究的意义即在于：一方面，通过研究扬州玉雕的技艺传统和文化传承，可以找出传统玉雕留给后人的工艺经验和文化线索。即通过对扬州历代玉器实物及文献等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梳理扬州玉器的发展脉络及独特的地域特色，从而建立较为完善的扬州玉雕艺术资料库，有助于保护并继承扬州传统玉雕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对扬州玉雕产业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并借鉴一些宝玉石加工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能够为扬州玉雕产业的发展提出经验支持和具体建议，为扬州玉雕产业注入新鲜血液，提高其创新性，打造精品玉雕市场。

三、研究现状

玉雕艺术作为中华古老文明的代表之一，有关其制作工艺方面的经验早在《考工记》中就有记载。明代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详细记载了玉料的来源、开采、运输以及琢玉的方法，清代李澄渊著《玉作图》，共十二幅图，每幅图都附有文字说明，是一部纪实的工艺图画，详细记录了当时治玉的工艺。

现代社会中，对于玉雕艺术的学术研究已超越了工艺研究的局限，它的历史积淀、丰富的人文内涵以及独特的审美情趣成为许多相关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共识。近些年来，对于玉雕艺术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考古学、文化研究、宝石学等领域：

考古学领域：例如著名的学者杨伯达著有《中国古代玉器精华》一书，初步探讨了古代玉雕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进一步阐明了各时期古玉艺术的不同特征以及推动其发展演变的客观条件及其内在基因。

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这一类的著作较多，主要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玉器中凝结的中国文化传统。

宝石鉴定学领域：对玉石材料进行物理学的专业研究。

艺术品鉴赏方面：如麟冰、刘露所著《玉器中华古玩通鉴》、钟见慈著《玉器鉴赏》等，这类文献主要是从收藏学的角度探讨古代玉器人文内涵、美学价值以及玉器文物的经济价值。

关于工艺经验方面的介绍：如陈咸益著《玉雕技法》赵永魁著《中国玉石雕刻工艺技术》、徐琳著《中国古代治玉工艺》等。

在研究了图书馆以及中国知网论文库的所有相关书籍、专著、论文之后，发现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关于扬州玉雕的历史、地域特色的研究不少，但多是短篇论文，少有专著，不够系统和全面。

其二，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玉雕作品的鉴赏、玉文化的探讨、古代治玉工艺的研究以及对玉石材料的物理研究，而针对扬州玉雕艺术这种独特的工艺美术种类如何在现代社会传承、发展的理论性研究成果并不多。

四、研究思路及方法

对于扬州玉雕的研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因此，采用正确合理的研究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人类学早已形成一个良好的传统，即研究往往从收集第一手的田野资料开始，而在国内，即便是对于某一种特定地方工艺美术的个案研究，田野资料其实也一直被研究者所忽略。

对于扬州玉雕的研究也是如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以系统的研究方法论为指导，深入全面地对扬州玉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考察仍然薄弱。由于玉雕工艺的特殊性，技艺难度大，制作周期长，即使在科技进步的今年，一件大型玉雕作品的制作可能也要花费数年之久，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要记录下工艺的点点滴滴，实在不易。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一旦涉及玉雕工艺，多是表面的、简单的，甚至有臆断、浮夸。此外，对于玉雕技艺的传承、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如果脱离了“工艺”这最基本的造物环节，也可能出现偏差。

例如，《工艺品雕刻工》（玉雕分册）和《玉雕技法》这两本书，都属于教材用书，其中关于玉雕技艺的基础理论知识非常全面，但涉及工艺制作的章节，都是一笔带过，较为简略，明显地体现出玉雕工艺研究领域的薄弱现象。

笔者认为，详尽的工艺描述应该体现三方面的内容，即，观察者对工艺的描述、艺人对工艺的描述、观察者通过实践后的感受。只有具备此三方面，工艺的描述才是全面的、客观的、有效的。

此外，对于玉雕工艺的研究，并不只是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记录”，而是为了在工艺研究中发现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层面内涵。即，扬州玉雕的产生、发展、存在的基点是什么？人如何利用“玉雕”来解决社会群体问题？扬州玉雕背后潜藏着什么群体造物思想？产生于扬州的玉雕起源、历史、社会结构工艺、造型、变迁、传承、制作、销售模式是什么？在不断出现强势文化压倒弱势文化的情景下，作为区域文化，如何在嬗变过程中保持自身的特点？以及由以上疑问所衍生出的其它问题：对于扬州玉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学术指向应该是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究竟保护什么？究竟由谁保护？而这些问题同样是扬州玉雕亟待解决的。

五、基本观点

笔者认为，开拓、发展扬州玉雕艺术，实际上是在寻找与激活在当代新背景下的传统玉雕新生命。其最主要的突破口在于从文化层面上获得新的增长点。概而言之，有如下两层意思：

其一，在当代背景下对传统玉雕艺术进行文化传统、文化个性的确认，以使其在趋向统一的当代文化氛围中显示其自身的价值。其二，对于传统艺术资源进行当代新的文化诠释，并使之焕发出为更多人所接受的新的美学品质。

以上两层含义同时包括了传承与创新的双重内涵，即：

首先，借鉴和发展传统玉雕文化是发展现代玉雕艺术的根基。在当代大工业生产技术为主的社会中，大机器工业生产已经承担了绝大多数产品的生产，玉雕艺术作为少数不能被取代的手工技术，其存在的价值和生命力正在于这些非物质的工艺传承和文化内涵。前人的具体玉器创作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从他们看待玉雕创作的角度、具体的工艺方式中透露出来的智慧是永远值得我们借鉴的，永远都有灵感的启迪，这对于发展现代玉雕艺术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玉雕文化的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传播，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都包含着文化创新的意义。文化发展的实质，就在于文化创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是玉雕文化创新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一方面，不能离开文化传统，空谈创新，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如果漠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其民族文化的创新，就会失去根基；另一方面，体现时代精神，是文化创新的重要追求。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同等重要。

总之，对于扬州玉雕的研究，只有坚持“继承、创新”辩证统一的正确观点，采用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才能使研究工作不断深化。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扬州玉雕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同样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文化工程，完成这项伟大工程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和共同努力。我们相信，通过人们的不懈努力，通过在深入的研究基础上实施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一定能够使扬州玉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有效保护和传承，并在新时挥更大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杨伯达.中国玉文化学丛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2]中国轻工业珠宝首饰中心.工艺品雕刻工（玉雕分册）[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

玉文化论文篇（9）

笔者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因工作关系，和古玉器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应《艺术市场》杂志之邀，笔者将赏玉心得连载于《艺术市场》杂志，与古玉器爱好者探讨。

在中国文化史上，古玉收藏已有数千年历史。据史载，周武王伐纣，周王在商都得玉数以万计。上个世纪80年代，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中，不仅发现商代玉器数百件，而且还发现早于埋藏年代数百年或数千年的玉器，其中有的来自红山文化，有的来自商王朝周边地区，足见这位王妃及当时的王公贵族们喜好藏玉。商周之后，藏玉之风长盛不衰，并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延续至今。

古玉收藏的兴衰无不与当时的社会稳定、经济强盛、文化发达及人们安居乐业与否密切相关。当今，又逢盛世，文物收藏成为许多人的业余爱好，它如同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

本期讨论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5000―6000年）的红山文化玉器，与讨论其它历史时期的古玉器一样，笔者拟从红山玉器的材质、沁色、工艺、品种诸方面分述之。

红山文化玉器的材质

红山文化玉器采用的玉料，是鉴定红山文化玉器真伪的首要问题，以往的鉴赏者似不太注意。红山文化玉器采用的玉料有三类：类似新疆玛纳斯碧玉的深绿色玉，被称为“老岫玉”的宽甸玉以及岫岩玉。

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它拉采集的红山文化玉龙（图1），其玉料与通常认为后来才出现的新疆玛纳斯碧玉相似，若排除玛纳斯所产的话，推测其产地很可能在东北或内蒙古、或靠近这一文化区域的蒙古国或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某地，但似乎不产于红山文化区域内。这种玉料之确切产地尚在调查之中，至今仍无定论。也就是说，用这种玉料制成的红山文化玉器，其可信度是肯定的，因为其独特玉料的产地还未找到。

还有一种玉料硬度接近6度，以透闪石为主体，文物界和地质界俗称为“老岫玉”，产于今辽宁省的宽甸县，今又称宽甸玉（图2）。

第三种玉料的硬度较低，在5度左右，以蛇纹石为主体，产于今辽宁省岫岩县，今多称其为岫岩玉（图3）。

值得指出的是，后两种玉料因确定为红山文化所用玉料，产地亦在红山文化区域内，取材方便且价格不贵，故今伪仿者多用它制作假红山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玉器的本来颜色，有白、青、碧、黑或青中带黄（图4）、白中带黄诸色，典型的黄玉极罕见，少数亦见有灰白色者。

红山文化玉器的沁色

红山文化玉器的沁色，因所用玉料的不同与埋藏地点不同而有所区别，即有多少或深浅之分。总的来说，上述类似新疆玛纳斯碧玉、宽甸玉与岫岩玉这三种玉料，即使在土中埋藏五六千年，其沁色亦较少或浅，往往只在某件玉器外表的局部或原有绺纹及有磕缺损伤等处有所表现，更很少有被沁色整体掩盖者（图5）。据此，不难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凡经检测，是用上述三种玉料制成的“红山文化”玉器，若整件玉器均被钙化或呈鸡骨白色或有很重很浓的侵蚀色掩盖者，其真实性就有问题。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上述三种玉料，特别是采自河流水中的仔玉，往往在未做玉器前就有天然侵蚀和皮色，一般呈黄、灰或红褐色，其情况很似出土玉器上的侵蚀色。这些皮色，在红山文化做玉者看来，是玉料毛病，即所谓的瑕斑，在制作玉器前，几乎都要把它全部去除。笔者在鉴定一些伪作红山文化玉器时发现，造伪者为使新做玉器有如土中埋藏而形成的自然土沁感，常留下一些皮色（图6）。因其沁色，无论受沁的天然感、受沁部位还是深浅程度等几与出土真品玉器同，故鉴定时必须要把两者严格区分。两者识别的根本之处是其上的包浆或熟旧感的有无。依笔者经验，凡“红山文化”玉器留有玉料中的原沁色者，几乎都可断定为伪品。此外，伪作红山文化玉器，亦见一类所谓的“老玉新工”器，即作伪者用出土的大件或残破玉器，改做成若干小件“红山文化”伪品，且大多在其上琢饰纹饰，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因这类玉器是用旧玉器改做，其上的局部沁色和包浆等与真品很似，再加上纹图略作伪装，故其真伪一般鉴赏者很难区别。当然，在鉴定这类作伪玉器时，如能注意纹图底部及切口处与表面的新旧包浆情况的变化及其形体和工艺细微处是否有真红山文化玉器的特点，往往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

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与其上留下的工艺琢磨痕，亦有很强烈的文化特征，若能留意其特定的细微特征，往往对鉴定其真伪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从现有的实物资料看，当时做玉器的基本工序，与其前后各文化期和朝代相似，即亦需经采玉料、看料取材、因材施艺及制作玉器时的开料、切割成形、琢磨纹图、穿孔和抛光等多道工艺。但具体到各道工序时，在红山文化玉器上则又表现出与其它时期明显的差异。

如因材施艺方面，红山文化的玉器，特别是小件玉器和用仔玉作器，有很大一部分是对玉料略施琢饰完成的。其中又以神异动物和写实动物器采用此法者居多。故即使是同一型玉器，其大小厚薄和五官形式也往往各有所别，甚至可以说，它们中没有一件是完全相同的。

又如穿孔，当时的玉器几乎都有一个或数个不等。其孔有一部分是两孔斜穿相通，（图7）有的是两面对穿相通，且在孔内多留有似来福线的穿钻痕。其孔均呈喇叭形（又称马蹄形），且打孔时对接不正。（见图1）

又如其上的纹图线条，均用单条阴线和粗细不等的较粗的凹槽表现（图8），与其它时期有别。若用放大镜观看，其中较粗凹槽的制作，是先用大小不等的宽边砣具沿阴线凹槽的横向磨琢后，再用粗细不等的条棒带动解玉沙顺着阴线凹槽来拉动摩擦。因此，其上的阴线凹槽仍能看到先后两种方法加工留下的痕迹。若阴线或凹槽内留有粗细相同，距离相等，且平行而直的机电砂轮打磨痕，其真实性大打折扣。

又如玉器的边沿，由于制作玉器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用动物的皮摩擦抛光，即使至今已有五六千年之久，其表面仍有光泽莹润和呈钝刃感。

玉文化论文篇（10）

在此列举一些就笔者所见在古玉研究、鉴赏、收藏方面较为正规的书籍，以飧读者。

图录类书籍

首先是全集类：

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6卷，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此书是较早的一套全集类大型图录，包括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考古发掘及博物馆收藏的较为重要的玉器。以时代为序，学术价值较高。现市场上已难觅踪迹，不过2005年出版社又将图版缩小，编为三册，再版印刷，可做参考。

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5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它是目前较为全面介绍各省考古出土历代玉器的一套大型图录，约4000余幅玉器照片，其中不乏近年新出土而首次发表的图版，收罗较全，可作为古玉研究、收藏最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其次是分类图集，主要包括各地区、博物馆的考古出土品和玉器收藏。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中、下三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年。为目前收录北京故宫藏玉最多的一套书。

《海外遗珍――玉器一、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1986年。收集了欧美各博物馆所藏中国古玉400余件，但因发行较早，许多为黑白图片。

安徽省文物局主编《安徽省出土玉器精粹》，香港众志美术出版社，2004年。此书有不少器物的微痕照片和拓片，对古代治玉技术研究有一定帮助。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南京博物院联合主编《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9年。收录了江、浙、沪三地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图片精美，是良渚文化玉器研究不可缺少的一本经典之著。

安徽省文物考古所编《凌家滩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较为系统地发表了安徽史前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

殷志强、丁邦钧主编《东周吴楚玉器》，台北艺术图书公司发行出版，1993年。主要收集发表江苏吴县严山出土的吴国玉器窖藏，河南淮阳平粮台、淅川徐家岭、安徽长丰县等地出土的楚国玉器，图片质量精美，细部纹饰较多，但可能市场上已难以见到。

扬州博物馆、天长市博物馆编《汉广陵国玉器》，文物出版社，2003年。将扬州地区出土的汉代广陵国玉器进行了整理发表。

刘云辉著《周原玉器》，中华文物学会出版，1996年。汇集了陕西西部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玉器以及作者对此的一些研究成果。

刘云辉主编《北周隋唐京畿玉器》，重庆出版社，2000年。囊括了近五十年西安地区出土的北周隋唐玉器精品。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编《上海出土唐宋元明清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收集了上海地区出土的唐宋元明清玉器150余件，对研究鉴定唐以后的玉器有一定参考价值。

另外还有《中国玉器鉴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吴国王室玉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北京文物大系――玉器卷》（北京出版社2002），《三门峡虢国女贵族墓出土玉器》（香港众志美术出版社2002），《杭州古玉》（文物出版社2003），《洛阳古玉图谱》（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滇国玉器》（科学出版社2003），《新见古玉真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西安文物精华――玉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红山玉器》（远方出版社，2005），《殷墟玉器》（科学出版社2006），《金沙玉器》（科学出版社2006），《贞石之语――先秦玉器精品展图录》（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等等，书籍较多，无法一一列举。

研究类图书

从1996年在济南召开第一届古玉学术研讨会开始，十年期间国内外召开了多次关于玉器、玉文化、玉学的学术研讨会。正是这一次次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将中国玉学、玉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中国市场目前的玉器热是和这一次次会议，一次次古玉研究者、爱好者、收藏者的参与分不开的。而每次会议的论文集则记录着中国玉器、玉文化、玉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杨伯达主编《传世古玉辨伪与鉴考》（紫禁城出版社1998），《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紫禁城出版社2002），《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上海博物馆编《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于明主编《庆祝杨伯达先生八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文献类工具书

古玉文献类材料最主要的一本汇编是桑行之等编的《说玉》，上海科技出版社1993年。收录书籍、论文约44篇。可以说较为全面地收录了元代至民国研究古玉的各类文献。虽然从图谱上看有许多玉器可能也为当时的仿古玉和伪古玉，但其中记录的关于明清时期一些收藏鉴赏古玉者的心得体会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之处。例如对古玉的盘玩，沁色变化的感受恐怕只有亲自戴过，摸过，养过古玉的人才写得出来，读出前人这种真正赏玉、爱玉的心情对当今社会急功近利的收藏热应是一种启示。

在中国玉器研究史回顾与展望方面做的较为全面的一本书是张明华所著的《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它是一百年来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客观记述、总结和评价，图文并茂，较为严谨，对玉器研究者来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赵朝洪主编《中国古玉研究文献指南》，科学出版社，2004年。此书资料截止到2000年，是目前关于玉器最全面的资料文献与研究文献的索引汇编。对玉器研究者而言十分有用。

通俗类读物

这类书籍目前出版最多，但精品实在不多，目前见到较为严谨的读物主要有：

杨伯达著《古玉史论》（紫禁城出版社1998），《传世古玉辨伪研究》（香港三余堂2004），《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杨伯达谈玉》（紫禁城出版社2006）。

那志良著《中国古玉图释》，台北南天书局发行，1990年。此书以器为纲，将中国历代玉器分为十三大类，详细介绍每种器型的源流、纹饰、造型特征，是一本研究古玉器物学的专著，对收藏爱好者与研究者而言十分裨益。

张广文著《中国玉器鉴定与欣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中国玉器真伪识别》（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张广文谈玉器》（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

卢兆荫著《古玉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殷志强编著《中国古代玉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

张尉编著《古玉真赝对比鉴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尤仁德著《古代玉器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此书作为“通论”兼“史论”的形式和内容，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中国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近8000年玉器发展的全过程。

古方编《冰清玉洁――中国古代玉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中国古玉器图典》（文物出版社2007）。

玉文化论文篇（11）

"君子比德于玉"，"玉"与"德"的关系密不可分，玉成为中华文明系统中最美、最崇高的象征物与道德标准器。"玉德"的核心内容既是"玉"与"君子"的关系，是中国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及其表现形式，它排斥玉神学种种神秘的、唯心的内涵，是仁政德治的象征。西周时，寄托或赋予人的情感与思想而制成的玉器，逐渐形成了系统化、规范化的论述，正式成为巩固国家的典章制度和发展社会的信念理想。经春秋战国以至秦汉，被儒家理论化，融合于整个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并形成了一种民族风尚与习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最有生命力的元素，伴随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笔者将就荀子"以玉观德"思想进一步探讨其体现的先秦儒家和谐审美观。

一、"君子以玉观德"观念的产生和发展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也。其声舒畅远闻，智也。不折不挠，勇也。锐廉而不忮，洁也。"君子之德似玉，此说始见于《诗经》："言念君子，温其如玉。wwW.133229.COm" （《秦风·小戎》） 本意是称颂妇人的夫君人品温和如玉，后用来泛指君子的品德如玉。《荀子·法行》篇记载着孔子答子贡的话："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夫玉，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在《礼记》中也有一段以玉比君子之德的文字："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礼记·玉藻》）

以玉作为君子之德的象征，并进而提出了用佩玉来提醒君子时时处处注意德性操守。这一比玉之说，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直到汉代，人们还常运用它，并且有人把这一比德说进一步完善化。汉初贾谊在《新书》中就有这样两段文字： "德有六理，何谓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独玉也。寫德体六理，尽见于玉也，各有状。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泽者，鑑也，谓之道；腒如竊膏谓至德，湛而润、厚而胶谓之性；……此之谓六理。"（《新书·道德说》）后来，扬雄又作了进一步的明确，直接地以玉比君子。 "君子似玉"，"纯沦温润，柔而坚，玩而廉，队乎其不可形也。"（《扬子法言·君子》）东汉时期，《白虎通》著作中将前面提到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综合，将玉进一步强调为公侯以玉比德。刘向《说苑·杂言》和《孔子家语·问玉》篇作了归纳性概括："玉有六美，君子贵之。望之温润；近之栗理；声近徐而闻远；折而不挠，阙而不荏；廉而不刿；有瑕必示之也外。是以贵之。望之温润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声近徐而远闻者，君子比义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刿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见之于外者，君子比情焉。"（《说苑·杂言》）

二、"比德"、"比情"两种自然审美观

两汉时代产生了"比德"、"比情"两种自然审美观。主要以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轴心，形成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以天人合一，道德合一，本体合一的三种审美模式和比兴寄托，情景交融，意境趣味的创作模式。

（一）比德说

"比德"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一种自然美观。"比德是指自然物象之所以美,在于它作为审美客体可以与审美主体'比德',亦即从中可以感受或意味到某种人格美。在这里,'比德'之'德'指伦理道德或精神品德；'比'意指象征或比拟。"[1]比德说的基本特点是将自然物的某些特征比附于人们的某种道德情操,使自然物的自然属性人格化,人的道德品性客观化。其实质是认为自然美美在它所比附的道德伦理品格,自然物的美丑及其程度,不是决定于它自身的价值,而是决定于其所比附的道德情操的价值。

文学艺术中的"比德"最早见于《诗经》和楚辞,它与《周易》的"取象"、《诗经》及楚辞的"比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1. 先秦时代

先秦时代，用"比德"审美观塑造自然物的艺术形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屈原的《离骚》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为了表现自己高尚的人格和怨愤情怀，广为设喻，展开了丰富的联想。如以佩饰香草比喻个人的美德和多才多艺。

晏婴、老子、庄子也有"比德"的言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首推孔子。孔子论及"比德"较多,不算后世记载,仅《论语》就有多处运用或论及"比德"。从其"比德"的主题来看,已涉及以山比德、以水比德、以玉比德、以松柏比德、以土和芷兰比德等等诸多内容。由于其远播的声名和显赫的地位,孔子的"比德"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荀子是先秦及孔子"比德"思想的主要阐释者。他不仅在文艺作品中艺术地表达了"比德"自然审美观,而且在《宥坐》、《法行》、《尧问》等篇中或直接说明,或借孔子之口阐发了对比德审美现象的看法,丰富了先贤及孔子的"比德"思想。。

2. 两汉时期

两汉时期,"比德"审美观得到发扬光大,不仅文艺创作中比比皆是,就是在理论探讨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全面来看,汉代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扬光大了"比德"审美观。

首先,范围扩大,程度深化。

就范围来说,大到宇宙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海,小到青竹翠柳、文木佳果。只要能在自然事物与人的伦理情操和精神品格中发现可比关系的,都被纳入汉代"比德"审美的视野,从而使其范围空前广大。就程度而言,汉代"比德"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细腻,更加深刻。如祢衡《鹦鹉赋》,创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自觉的"比德"观:"配鸾皇而等美,焉比德于众禽。"全篇运用一个类比象征意象。

其次,理论自觉化,观念系统化。

先秦比德的审美实践和言论比较丰富,但从整体来看,审美实践乃至艺术创作多流于自发状态,理论略具雏形,尚未达到高度自觉和完整系统的程度。汉代则在理论自觉化和观念系统化上有重大发展。第一,对先秦提出的主要命题,尤其孔子提出的关于比德的主要命题,汉代都做了进一步阐释和发挥。第二,对先秦以来的"比德"审美实践和审美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这主要表现在对屈原及其《离骚》创作特点的自觉概括和《诗大序》及汉儒对《诗经》的创作经验特别是对"比兴"的理论总结上。《诗大序》提出的"诗六义"说中的"比兴",经过汉儒的解说,具有对先秦比德审美观进行理论总结的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比德与比兴这一传统的艺术表现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从思想内涵来看,诗文中的'比兴'主要是指'比德'。也就是说,'比兴'的形式主要用以表现'比德'的内容。例如元代齐因就将'比德'和'比喻'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的运用能够包收万物涵融事理,从而使诗歌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其《鹤庵记》说:'予观古人之教,凡接于耳目心思之间者,莫不因观感以比德,托兴喻以示戒。是以能收万物而涵其理以独灵,如《黄鸟》之章孰不赋之?'"[3]正是由于这种理论上的自觉总结和概括,由先秦开先河的比德审美观才会成为最早成熟的自然审美观。这种理论一直影响后来的文学艺术创作。

最后,汉代"比德"自然审美观有以比类为特征的更系统更成熟的宇宙论的支持。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多种文化百川归海、整合会通的时代。它完成了先秦诸子文化的整合、地域文化的整合和中外文化的整合等多重文化的整合,形成了天地人大一统大和谐的思想文化体系。

（二）比情说

人把自己的活动精神性地外化在一切自然物中,其中与审美有直接联系的就是人把自己的情感活动外化于自然物的运动变化之中。我们把这种以自然之道规律运动与人的情感变化的异质同构的类比、比附的自然审美观,称为"比情"说。

"比情"说在《淮南子》中就初见端倪。《淮南子》说:"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晓寤,其形骸九窍取象与天合同,其血气与雷霆风雨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并明。"(《淮南子·要略》) 而力倡"天人感应"的汉代大儒董仲舒真正提出并系统论述了"比情"说。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以阴阳五行("天")与伦理道德、精神情感("人")互相一致而彼此影响的"天人感应"作为理论轴心,系统论述了人和自然的和合关系问题。

"比情"说虽然在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等等方面与"比德"说有相似之处,但在"比"的内容上却有重大区别。"比德"说的重点在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比情"说则重在人与自然的情感关系。"比德"说还较多地依附于伦理,而"比情"说则已反映了审美的本质情感。 "比情"说揭示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情感与外界事物的感应关系,它为审美和艺术创造提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直接影响到了后世的美学理论。通过自然美所引起的主体心灵的激荡、领悟,而达到天人和合的境界,是华夏审美中的共识。

三、"君子以玉观德"的审美文化内涵

儒家道德以涵盖仁、义、礼、智、信而著称，玉道德便为其本，象征伦理观念中高尚品德和情操，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就把玉的品质和人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相结合，使玉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这种文化内涵一直延续到现代。故"君子以玉观德"思想体现着浓厚的儒家道德文化内涵特征。

（一）玉器的文化特征

远古时代，人们在用石器做工具时发现玉比一般石头优越美观。玉含蓄坚韧，温润莹泽，它含蓄内蕴，生动而富有灵性。玉石的这种自然属性给人以美感，以玉石琢制的玉器，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由于玉器具有其独特的装饰效果和艺术价值、因雕琢题材不同而具不同的寓意、使佩玉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历数千年而不衰。

艺术是玉器追求的最高境界，讲究的是气韵生动、形神兼备，这些都与史前人们内心的一种愿望、一种内涵相吻合，为文明时代华夏民族所继承。由于玉的特性非常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标准也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审美理想，玉成为我们的祖先找到的最能表达中华民族性格、理念文化、情感、理念和传统的物质载体。但中华民族对玉的偏爱、宣传、推崇，被思想家理论化后，又被历代统治阶级加以利用。要求君子时刻佩玉，用玉的品性要求自己，从而把玉当成了道德说教的工具。

（二）从君子比德看君子人格的品德

史前时期的远古社会，玉被视为神物，巫以玉事神，巫不离玉。巫，上用玉来通天，下用玉来统治现实社会中的族群，在老百姓眼中巫是最具权威的，他们掌管着政治、军事和氏族的生活，那时的社会"统治"主要靠神灵来巩固。那时有德的人都随身佩带玉，时时以玉的品德来约束自己："君子就是玉，玉就是君子。"后来人们就继承和发扬了"君子如玉"这个说法。由于孔子第一个把君子这一概念道德化了，把它设计成了一种理想人格，并通过他和后来的儒家思想家，赋予了君子人格方面守仁、行义、遵礼、明智、忠信的基本品德。

这种比德观有力地促进了人类审美在自然领域的展开，使自然界广泛地进入人类的审美视角，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自然人化"的程度。但严格地说，这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态度，自然物只是作为这种比喻的手段和情感活动的触媒剂，主体并没有进入其中进行直接的审美观照，其指向主要是人的道德和人格的精神，而不是对自然的纯审美态度，人在其中所达到的也主要是一种道德境界，而不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境界。按照朱光潜先生的理解，审美态度即不是指认识态度，也不是指实用态度，同样也不应指道德态度。现在许多人把比德作为人类对自然界的自觉审美，其实是不恰当的。

参考文献：

[1]方泽:中国玉器[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2]（汉）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1963。

[3]张伯良:由"比德"到"畅神"[j].南京师大学报，1988，（4）。

[4]霍旭东:历代辞赋鉴赏辞典[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田兆元:论古代"天人合一"美学的三大特征[j].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8辑。

[6]曾迪来:论中国艺术的比德观[j].现代大学教育，2002.4。

[7]钱锤书、管锥编：（补订重排本三).三联书店.2001。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