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博士论文大全11篇

历史博士论文篇（1）

今年的5月27日，一场特别对话活动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对话的双方一边是中国第一代博士，他们如今功成名就，在各个领域担当权威和领军人物，而另一方则是年轻的博士生们，他们要面对的是就业压力、科研重任。

不同时代的博士毕业生，面对不同的困难与困惑，博士们的境遇，折射了时代的改变。

致30年前的青春

11位“新中国第一代博士”聚会在大学校园里，个个神采飞扬。30年前的5月27日，经历过了十年“”，中国的学术界开始在一片百废待兴中渐渐复苏。继教育部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这一天，18位中国国内培养的“土博士”，在经历了论文评审和答辩之后，终于师成出山。1983年的 5月27日，18位博士在人民大会堂被集中授予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博士。

当年被外界戏称为十八勇士的青年学子，如今已均年过花甲，成为了国内知名高校的院士、校长及教学名师。

马中骐，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在当年18人中，他是第一个进行论文答辩的，历史选择他成为新中国第一名自己培养的博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毕业后，马中骐留所工作至今，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学生早已桃李满天下。

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聚会上，马中骐展示了一份珍贵的资料——30年前的博士答辩现场录像。由于年代久远，录像画面不是太清晰，但黑白的影像再现了当年真实的场景。画面中，马中骐用幻灯片演示论文内容，不时在黑板上进行演算，尽管设备简陋，答辩过程却是一丝不苟。

就像黑白影像的简单一样，30年前，攻读博士学位是一个艰辛而又单纯的过程。受“”影响，李尚志曾在四川大山里当乡村教师，教书之余，他没有放下数学，心中的信念是，“国家总有一天需要数学人才”。当命运给了李尚志重新回到大学的机会时，他毫不犹豫地抓住，成为第一代博士。面对30多年的命运变迁，如今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李尚志教授感慨：“因为有这种特殊的经历，所以我们会特别珍惜搞科研的机会，这一点可能现在的学生没办法体会。”

太多还是太少？

1983年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之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在座谈会上说出了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这么多博士怎么办？”许多人不明其意，全国才刚刚培养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后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民日报》记者回忆：“他已经预感到将来我国授予的博士会非常多。”

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单位已达到347个，在校博士研究生共计24.6万人。与1983年首届的18人相比，这个数字增长了1万倍有余。据权威人士透露，目前，我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和博士人数均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

博士多了是坏事吗？面对近些年逐渐加大的就业压力，一些本科生开始为了逃避就业压力而选择读研暂避风头，这几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一些人一口气读到博士，毕业时却发现，还是要面临同样的就业难题。

有人无奈感叹：“博士无用。”但很多用人单位却提出了另一种看法：造成学历贬值的原因，并非是扩招后引起的博士数量增加，而是庞大的数量背后，暗藏的质量问题。

30年前首批18名博士的超豪华导师阵容标准，注定会成为一个难以复制的瞬间被载入史册。5月27日的座谈会上，一位当年的老博士提到高校扩招时感叹：“我们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而且每人只带一两名博士。不像现在这样，有的人同时带40多个学生，我都不知道怎么个带法。”

“博士培养得多了，自然良莠不齐，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现在媒体关注博士群体，不应该单单看到博士队伍中一些专业水准较弱的人群，还应该看到一些优秀的、好的代表。扩招增大了博士队伍的基数，优秀人才的绝对数量自然也随之增大。说现在培养博士的整体质量不如我们第一批，但这当中每年优秀人才的绝对数量肯定大于18个吧。”对于博士质量下降的说法，李尚志却持不同的意见。

读博动机

上世纪90年代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博士赵烨德，现为一名优秀的整形外科医生。赵烨德毫不客气地批评：“现在的医学博士，普遍太水了。”不久前，赵烨德刚刚拒绝了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到医院实习。这位博士生的简历显示，学生在硕士阶段从事的是寄生虫专业的研究，而考博时却跨专业选择了整形外科。“现在的年轻人，在专业上则太过功利，只考虑就业和待遇，却很少有对学术负责的。寄生虫领域刚刚涉足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稳，就有跳到外科领域要给人开刀。”赵烨德表示，他更倾向于接收硕士时就学整形外科专业，或者是有医院临床工作经验后再选择读博深造的毕业生。

在后续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改换专业的考研者，都是根据就业情况、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之间的比例、甚至是与导师的关系来选择，很多导师在考虑录取标准时，也会掺杂学术以外的考量。

一种观点认为，博士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与单一的评价标准有关系。在赵烨德看来，不同专业需要有不同的考核标准，对于一些偏向于理论研究的专业，可以以毕业论文作为学位考核的惟一标准，对于一些偏实用性的专业，则应该考虑对学生的实践经验设定硬性要求。“学位培养没有细化的标准，导致一些学生在考研、考博时乱跨专业，结果学而不精。”

赵烨德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整形外科的博士为例，3年一共6学期，第一学期上马列毛邓和英语等公共课，之后的两年名义上用于做课题写毕业论文和手术临床，到了最后一学期开学，就要交论文，之后的两三个月要在与导师的沟通中一边对论文加以修改，一边准备答辩。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博士生在3年的读博生涯里，充其量只在手术临床实习6个月，甚至很多人根本没有拿刀的经验，只要论文通过，就毕业了。“这样的博士毕了业，哪个医院敢要？当然，其中很多人选择留校任教，自己没做过一次手术，却又开始教别人拿手术刀。”

英国、日本等国推行“论文博士”机制，规定论文博士生只要在3年—10年在读期间与导师做交流论文，而毕业时也同样要拿出相当于博士毕业生学术水平的论文，答辩合格后即可获得和全日制课程博士生同样的学位。2008年，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曾表示，国内不存在所谓的论文硕士和论文博士，若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

文辰辉说，当初自己之所以选择生物专业，就是因为听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生物学是21世纪的科学。”文辰辉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生物专业很热门，录取分数线最高。“我们清华大学生物系那一届招进了30人，几乎全是各省的理科状元。当时，我选择生物的想法就是，我考了最高分，当然要上录取分最高的专业，就好比花最贵的钱，一定要买标价最贵的东西一样。”

正是这样一个抽象而空洞的概念，决定了文辰辉接下来11年的学业方向。文辰辉的同学大多有着同样的想法，“我们30名本科生，其中起码有20人和我一样，仅仅是因为一句口号，就选择了这个专业。”

5年本科结束之后，文辰辉的同学们绝大多数选择读研、读博，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文辰辉说，虽然前5年几乎完全不热爱生物，但在之后赴美深造时，他还是选择了这一专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6年的硕博生涯。

“到美国后，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美国课堂上导师启发式的授课，和学生发散性的思考方式，让我有如新生。”后来，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文辰辉曾从事科研工作，但最后还是选择接受MBA教育，成为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

“我在打算读MBA之前，征求过导师的意见，她虽对我的离去感到惋惜，但仍然支持我的选择，并为我写了推荐信。那时是1998年，美国经济泡沫时期，投资市场很好，再加上我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本来就是巴菲特的母校，所以学生选择经商的很普遍。当然，学过的东西都不能算是白学，学习生物时养成的思维方式、思考逻辑，使我终生受益。”

另类博士

30年过去，首批18名博士后来尽管经历各不相同，却无一人“下海”，仍在从事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坚守着老一辈学者的育人传统。马中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如果做不出什么成果，就对不起这个‘第一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责任感。如今，社会环境不同，博士生们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却有了不同的考量。

苗青，历史学博士，现在是上海滨海古园的历史研究员。

1999年本科毕业后，苗青有过长达8年的教师经历。“我从小热爱历史，本科学历史，毕业后又在一所中学教历史。”工作的时间越久，苗青越觉得只在课堂上教授浅显的历史知识，无法满足自己对历史研究的渴求。抱着这样的心态，2007年，苗青又一次走进大学，开始了自己硕博连读的生涯。

历史博士论文篇（2）

杨洪承，安徽芜湖人，1954年生，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报编委。社会兼职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等。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专著《王统照评传》是国内学界第一部现代著名作家王统照的学术传记，被同行专家誉为开拓创新之作。2009年主编的《王统照全集》出版，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单位发起在北京举办了全集首发仪式和创作研讨会，产生了较大学术反响。杨洪承教授对鲁迅、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沈从文、臧克家等十余位现代著名作家及作品均有专题研究。8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由历史主义走向历史哲学》、《主体变动多样世界眼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思考》等系列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研究论文，这一组文学史学的论文大部分篇什都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993年出版了专著《文学史的沉思》被同行专家评论在将文学史视为一个多元决定的整体的动态系统，为文学史的描述和诠释的框架、文学史编写的个性化等方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或具有前沿学科的有效方法与观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侧重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多视角多维度寻找文学社团生成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社群内部人与事的复杂关系，突破了现有文学史教科书中对一些社团群体既成定论，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1998年出版专著《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建构了一种文学社团流派文化分析的研究范式，并以具体个案解剖实践其理论方法。该著是第一次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文学社群文学史概念，把现代中国社团流派研究从方法论、本体论与操作实践上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具有学术开创性和学术建构性。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整体文学史文化研究和典型社群个案解析上持续用力，先后发表了系列有影响的论文，主持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体文化生态研究》，还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文学断代史、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如《近20年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评述与思考》、《论五四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的关系》等论文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或《新华文摘》摘编，在同行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杨洪承教授从上世纪90代中期开始指导研究生。毕业硕士生数十名，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三十多名，很多博士生毕业后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影响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有多位学生的学位论文获得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等。

杨洪承教授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曾获教育部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国家精品课程、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特等奖、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课程群、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研究生课程等。多次荣获南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先后获山东省教委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社会科学哲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山东省首届刘勰文艺评论奖等。

历史博士论文篇（3）

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对于博士研究生树立正确的研究观和研究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当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寻找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原著阅读的有效策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一、当前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

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以武汉地区某高校2014级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中与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密切相关的《政治理论》课程作为典型研究样本展开研究。该级博士研究生第一学期开设的《政治理论》课程总学时为80学时，在该学期的课程教学总时数中占有比例最大。课程的教学分为三个模块，其中“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是该级15名博士研究生首次接触此类内容。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现状分析，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基本理论和原理理解的准确性、原著原文的引用率论文三个角度，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1、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较少

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情况，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所列重要原始文献曾经阅读过的数量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在《政治理论》课程开始前，已经读过《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所列19篇的数量人、人数及占比见下表所示。

从统计结果可见，80%的学生仅曾经阅读过不超过4篇的《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中所列文章，且基本都是《实践论》、《矛盾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国内政治家的文章。

2、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理理解的准确性不足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通过重要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卷设计了四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如：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七大观点是什么等，对博士研究生的回答正确率进行统计，问题内容及统计结果如下。

3、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低

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情况，通过该级学生在近五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对原著原文引用的次数进行统计。据统计，15名博士研究生近五年共发表学术论文62篇，对其在论文中引用过原著原文的论文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二、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现状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现状的情况来看，部分学生存在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量少、理论理解的准确性和全面性不足、学术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原文引用率低等现象，需要从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现象背后存在的原因。

1、部分学生对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有畏难情绪。从小学到目前的教学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原著基本上没有进入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往往是从图书馆、书店、电视宣传中才能见到厚厚的一本本《马克思选集》、《恩格斯选集》、《资本论》等。在这种印象条件下，大部分学生在主观上都会不由自主地对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产生畏难情绪。

2、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对阅读原著有一定影响。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政治理论课程的时间安排能够保证的一定的学时数，但出于教学对象的特点，还无法在课程较短的教学时间里既要安排基本原理、基础理论的学习和掌握，又要安排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和导读。因此，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阅读，受到本、硕阶段政治理论课程时间的限制。

3、某些社会思潮和国外价值观的输送对学生的影响。当今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国内外各类思潮涌动，在其中不乏有意或无地混杂着一些偏左或偏右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这些不良思潮和价值观，对于学术视野高、思想活跃的博士研究生而言，往往在辩证分析的过程中易被其中披着“合情、合理”外衣的言论所迷惑，进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甚至于产生一些不利于学习的情绪。

三、加强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原著阅读的策略措施

历史博士论文篇（4）

关于博物馆，《新华字典》上面的解释是搜集、保存、陈列和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实物以及自然标本的机构。不过，在中国的古籍记载里头，其实原本并不存在“博物馆”一说，有的只是 “博物”的概念，大意就是见多博识。

追溯渊源，博物馆（museum）一词，最早起源于希腊语的mouseion，是指供奉掌管艺术、科学的九位缪斯（Muse）女神的神庙。这九位主管科学和文艺的女神们，分别掌管历史、抒情诗、喜剧 （牧歌、田园诗）、悲剧、歌舞、爱情诗、颂歌、天文和史诗。所以，博物馆一词自然就涵盖了人文、艺术、科学、自然各个方面的内容，总括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成就与文明累积。

人类史上的第一座博物馆是建于公元前283年的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它是埃及亚历山大市的古典知识中心，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教育和研究机构的作用，但并不属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到了17世纪，英国牛津市中心博蒙特街上的阿什莫林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建立，才真正算是标志了西方现代意义上博物馆的诞生。

中国的第一家博物馆建于1905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是由主张实业救国并创办了370多所学校的民族企业家张謇先生创建。张謇在东游考察期间，见识了日本从欧美输入的现代文明后，不仅大受启发，而且深刻体会到博物馆对学校教育和启迪民智的重要作用。于是就在家乡一边平地筑垣，一边收集藏品，创建了中国的第一家博物馆：南通博物苑。

在我居住的中欧小国瑞士，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如果在瑞士的博物馆分布图上为这里的每一家博物馆都亮起一盏灯，它们一起发出的光芒肯定会让你暗暗一惊。一个面积仅仅如半个重庆大小一样的袖珍小国，却坐拥了高达一千多家大小不一风格各异的博物馆。它们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像繁星一样密集，也像繁星一样闪烁，一并照亮了整个瑞士博物馆文化的夜空。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博物馆建设的高度也像一面镜子，能映照这个国家文化的高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博物馆建设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按照藏品以及功能的不同，瑞士博物馆协会将本国的博物馆大致归纳成八个类别，分别是考古博物馆、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主题博物馆、历史自然博物馆、地区博物馆以及技术博物馆。

不过，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在展现瑞士近代人文生活形态和民族风俗的博物馆中，有为数不少的博物馆都可以被归纳在双重甚至多重的类别，它们也许从局部上反映一方水土的地方特色，但又从整体上泄露出历史的微妙变化，与整个民族的格局遥相呼应。所以它们既是地区的，也可以是民族的甚至是历史的，同时担当起多重的功能，饰演着并不单一的角色。 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

要是你带着像解谜般的心情来到瑞士，除了雪山与湖泊，手表和奶酪，到这些博物馆来参观采风，一定是个不错的选择。它们每一个都像一个社会的缩影，既隐藏着历史的玄机，也透露出人文的智慧。一步走进去，就如走进一条条时光的隧道，遇见一个个历史的现场，每一次迈步都是一次深情的回眸，让人在古老的时光里去享受那些品咂不尽的旧时风貌。

在所有的博物馆当中，露天的民俗博物馆是我的首选。了解博物馆历史发展的人也许知道，一百多年前在北欧掀起的露天博物馆热是近代民俗博物馆发展中一个重要的标记。1891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落成的露天博物馆就是世界上所有露天博物馆的首创。

瑞典的露天博物馆无疑给欧洲诸国包括瑞士都带来了启发。1963年，瑞士联邦委员会成立了专家委员会，也开始讨论瑞士本国的巴伦伯格（Ballenberg）露天博物馆的承建问题。1968年博物馆进入正式奠基阶段，着手为那些有历史与文物价值但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登记入册。十年后的1978年，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在伯尔尼州终于正式落成，开始对外开放。

为了确保带有不同地方特征的旧建筑和老房子能够在全国的海选中被均衡地挑选出来，政府把建设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的整个学术基础都交由专门研究瑞士农舍的本国专业人士进行规划。

在开放的初期阶段，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的规模并不算大，只有16座古旧民居。两年后慢慢递增至25座，到了1985年达到61座。今天，馆区内已经拥有老房子及其他辅助建筑物超过100座。

每一间优秀的博物馆都是对盛世的一种超越。它们承载了无数历史的信息，能让观者一手推开时光殿堂的大门，就会遇到停不下来的惊喜。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就给人这种感觉。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既不是一个微缩景观类型的博物馆，也不是仿古式的重建，而是把各具代表性的瑞士民居与附带建筑物作为人文见证与人类遗产整个移挪，重新辟地集中建立在博物馆区域内66公顷大的专用土地上。

这种对历史的尊重和挽敬之情甚至体现在每一栋老房子旁边的展牌上，这些图标都认真地标注下老房子的原址，甚至用不同的文字阐述了老房子的历史，务求一砖一瓦都保留下原来的面貌，不让时光或者搬迁销蚀掉任何一个相联的细节。

用心的保护和记录使今天的巴伦伯格露天博物馆能够以一个原汁原味的传统村镇示人，除了房舍、教室、粮仓、店铺、作坊、磨房、畜舍都与过去一样，还有花园、田野、牧场、草地甚至代表整个本国家畜范围的动物多达两百五十只。

不仅如此，馆内还有三十多种手工作坊的制作还原展示，制陶、织布、钩针、打羊毛、做面包、熏香肠、制奶酪……参观者不仅能见到真人示范，还可以自己动手参与劳动，如果有需要，甚至可以在这里旧式的理发铺里让老师傅用传统的古旧方法帮你剃个头、刮刮胡子，以鲜活而生动的方式去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

除了露天的民俗博物馆，地区专有的民俗博物馆也是了解当地人文生活形态的一个重要窗口，能从微观上去发现更多关于传统与民俗的风貌。在瑞士，这种对历史的真诚把一种毫无功利的文化事业推到极致，像呵护祖先的基因不被时间所吞没一样虔诚，让后人永远有参照物去明白自己的进化。

地区性的博物馆在瑞士遍地开花，在这里，几乎每个城市、每个地区甚至很多乡村都建设有，它们肩负着收藏时光的功能，以卓见的眼光和珍惜历史的强烈责任感去尽力呵护一个地区所有的人文文明活动痕迹。

在瑞士阿劳州一个叫科里肯的小村庄，我曾经好几次参观过当地的村博物馆。跟大部分瑞士的地区博物馆一样，这座村博物馆原来是一座普通的农舍，房子本身已经拥有超过二百年的历史。由于闲置但房子的面貌和位置还甚好，最后由村民投票赞成改造成村里自己的博物馆，并于1987年正式落成。

与其他的地区博物馆大致一样，科里肯的村博物馆由村政府实行独立管理，包括藏品的收集、整理以及志愿者的工作时间安排。在从普通民居到地区博物馆的转变过程中，这座房子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貌。

瑞士的冬天严寒漫长，人们户外活动大量减少。因此，科里肯的村博物馆和很多同类型的小型博物馆一样，在冬天会休馆整整一个冬季。一直待到明年开春的时候，博物馆才再重新开馆。每一年重新开馆的时候，村里都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标志一年的开始。

地区博物馆的藏品一般都是本地收集，由热心的村民免费捐献。这些藏品包括不同年代的农业用具，如犁田机、割草机、播种机、脱谷机等，还有近代手工业生产工具，覆盖纺线、织布、制烟、修鞋、洗衣等等，甚至有各种透视人民日常生活的小物件，例如腌制和储存蔬菜过冬的机器和用具，各种酿酒的木桶，甚至细微到根类蔬菜和鲜蛋的传统保存方法等等都有实物展示。

这些传统的用具多是手工的作品。同时，也是时光的作品。它们每一个都是历史的见证，保留了岁月的质感，暗含了时光的颗粒，使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位后人在回顾自己祖辈的历史时都不至于含糊其词，更不会让走过的路显得湮灭不清。

在博物馆二楼的生活用品陈列室的楼梯口旁，我见到有从当地收集的旧式捕鼠器将近20个，它们来自不同的家庭，甚至不同的年代。每一个都各具形态，大小也不尽相同。像一个个时光的谜面，还原了一些关于村庄的真实信息。

同时，它们也是自然地理的倒影、历史进化的倒影和人类内心的倒影。尽管已经锈迹斑斑，但那种活泼的生锈不仅为文明留下了前进的轨迹，也正好说明博物馆未必只是珍贵文物或者鼎铛玉石的收容之地。 瑞士埃斯塔瓦耶的青蛙博物馆

和贵重的古董藏品不同，堆放在这些民俗博物馆里面的小玩意儿难免会显得有点卑微，显得脱节，似乎与当下的生活更是毫无关系。 所以我觉得博物馆的故事都是讲述给有心人去听的。 从某种意见上看，它们是历史的边角料。然而依然能够在时光的深处，闪着自己熠熠的光芒。

从大概一百年前开始，出于火灾等因素的顾虑，瑞士绝大部分像这种以干草做房顶的老房子都逐渐转变成木质的屋顶，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改造。而科里肯村博物馆所在的这座农舍，由于原主人对传统的固执，使这座老房子的房顶保留了以干草做房顶的传统面貌，而在今天得以成为建筑文物保存典范中的典范。

除了藏品浩繁的国家大博物馆，露天博物馆和地区性的博物馆，这里还有各种各样奇奇妙妙的博物馆，能招引博物馆迷前往去听故事，过把瘾。它们一般都是小规模，甚至是家庭博物馆。未必是科普类也不一定具有艺术性，而更多是携带独特的趣味或者情感。

例如瑞士埃斯塔瓦耶的青蛙博物馆就是一家古怪而又充满趣味的博物馆。在这间博物馆内，你可以看到108只形态各异的青蛙，有上学的、参军的、剃须的、桌边打牌的、骑松鼠的和上课的各种不同姿式。

这些青蛙都是由拿破仑的守卫军官弗朗索瓦・佩里耶先生在1848年至1860年期间制作。这位怪异的守卫对青蛙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他在郊外偷偷收集活青蛙，然后把它们带回家后除去内脏，再往腹中填满沙子。之后，他就把这些青蛙摆成不同的姿势，有时候甚至给其穿上图案诡异的衣服。今天，当我们在青蛙博物馆里观看这些青蛙摆件，就像重现了当时19世纪的日常生活场景，属于一种非常特殊的记录。

历史博士论文篇（5）

他，研究亲子教育，“十Q”理论传扬。

他，崇尚澹泊清雅，修得内心丰足。

他，提倡理国，和平改革，

他，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叶国洪博士。

耳濡目染，拿起神圣教鞭

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所说“捧得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今日的叶国洪博士，数十年执守既神圣又艰苦的教育事业。但他甘於寂寞，甘於辛苦，以强烈的使命感，培育出一代代莘莘学子，不愧为人们心目中智慧的代表，高尚人格的化身！叶国洪博士能做到如今的成绩，与家庭有着莫大关係。

“我父母皆毕业於国立中山大学 (其父叶玉棠曾留校做教学及行政工作)，在抗日战爭期间，还往返於香港与内地之间任教。”叶国洪博士祖籍东莞（祖父移居吉隆坡, 父自幼返广东读书），出生於广州，自幼跟随父母於香港生活。在那个社会动荡的时期，叶国洪博士在香港完成了中小学业，並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考取了香港中文大学之後，迫不及待投入历史系的怀抱，尽情徜徉。

孩提时代，叶国洪博士便成长於学习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里，父母那厚厚的教案以及埋头备课的身影，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与父母来往的朋友当中，多为品德高尚、学识深厚之辈，耳濡目染，久而久之，叶国洪博士对教育工作充满了向往，期待有一天也能如父母一样，站在三呎讲台之上谈论古今，挥斥方遒，为求知若渴的学子们开启一扇知识之窗。

大学期间，叶国洪博士为这一目标努力积累着力量，毕业之後顺利地从事了教育工作，追随父母的脚步，拾起神圣的教鞭。

1981—2004年，叶国洪博士一直为香港的教师教育事业付诸心力（在葛量洪教育学院, 罗富国教育学院及浸会大学教育学系任教）。教师教育，是对培养和培训教师的统称，即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教师实施职前培养、入职培训和在职研修等连续的、可发展的、一体化的教育过程。教育学院学生的未来使命是从事教育的工作，为历史教育，教育哲学与环境教育的推行架构中重要的执行者之一，不但要提高教师的有效教学能力，更要提高教师的职业精神，培养敬业专业的教师。”

上下求索，专攻现化代课题

毕业於历史系的叶国洪博士，对中国现代化有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他所著的《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历史个案的回顾》的论文中，在探讨儒家思想与中华现化代的辩证关係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曾说过‘洋为中用’倡议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和魂洋才’，亦是鼓励日本国民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要求国民保留日本传统文化。两者都一致认为：汲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去除传统文化的糟粕。”在研究现代化的过程中，他有自己的结论，“目前，香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对传统的优秀文化放棄得太多。在接受先进现代化科技的同时，继续发扬和传承中华文化传统，对香港的发展十分重要。”

“虽说现代化为社会带来许多便利，但它实质上是利弊参半，比如：电脑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扩展了孩子的视野，丰富孩子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卻容易使孩子上瘾，浪费时间。”在现代物质和传统文明两者之间，叶国洪博士推崇精神与物质的並驾齐驱，“现在，全球都趋向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往往忽略了人们在精神上的追求，从而导致吸毒、校园暴力等各种问题的暴发，只有将精神和物质共同发展，不摒棄过往的传统文明的同时，发展经济和科技，才能达到精神与物质协调。”

除了在浸会大学进行教学与研究外,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校友会的教改研究工作中，叶国洪博士做了近十年的调查，“内地和香港的教育，各有优势。相对而言，香港的教育灵活度大，自由度高，外语教学普遍；内地的教育效率高学得快、且专科专教，胜在重视专业，但灵活度小，学生压力大。不过，考试的验检不是最终的结果，最重要的是，端正学生读书的心态，培养他们学习的动力和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

针对香港的教育改革，他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香港对中文及中国历史方面的教育还欠重视。目前，大多数中学的中国历史只属选修课，世界史更不受重视，在我看来，为增强香港学生对祖国的认识，应把中国历史设为必修课，世界史设为选修课，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心、归属感与全球视野。”在其撰写的《孙中山先生的文化教育思想探析》一文中，他认为，“本国历史教育是民族教育的基石，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许多国家兴亡的史实需要牢牢记住。”

在教学和研究的同时，叶国洪博士亦十分注重自身的学习和成长，他先後取得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文学学士、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硕士（中西历史）、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比较教育）、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历史）等相关学历，每一个学历的获得，都是他对学问的追求，勤奋坚毅、虚心求学的精神所在。目前，叶国洪博士正职从事教学与研究，业餘还研究中医、五行、掌相。

父爱凝聚，用心投入亲子教育

在立志成为一名优秀合格的教师之外，叶国洪博士也是一名可以打上一百二十分的父亲。“在孩子出生之後，我就开始研究亲子教育。”其浓浓的父爱，溢满心田，家长教育及儿童教育亦伴随他多年。

亲子教育，简而言之，就是以亲缘关係为主要维繫基础，以爱护婴幼儿身心健康和开发婴幼儿潛能以及培养婴幼儿个性为目标，以不断提高新生人口的整体素质为宗旨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早期教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亲子教育在中国还是一个陌生概念的时候，叶国洪博士便预料到亲子教学的市场将大有作为，建议一些出版社出版亲子教育的书籍，开设培训班。同时，他亦有著书立说，著有《中国教育制度》、《疑难为本创意写作新尝试》、《孩子成材培育法》、《亲子教育锦囊》。其中《新世纪育儿系列——孩子成材培育法》从胎教开始，广泛地讲述了各种培养孩子成材的方法，包括智力和记忆力的训练、语文能力的培养、潛能的发挥及各种实际有效的管教法。

在多方和深入探索之後，叶国洪博士提出其在亲子教育方面的新方向：“十Q”理论，即“HQ（Health Quotient健康商数）、BQ（Bonding Quotient亲子连繫商数）、AQ（Adversity Quotient逆境商数）、EQ（Emotin Quotient情绪商数）、MIQ（Multiple Intelligent Quotient多元智商）、DQ（Development Quotient发展商数）、SQ（Spiritual Quotient灵性商数）、NQ(Internet Quotient网络应用商数)、FQ（Financial Quotient 理财商数）、CQ（Creativity Quotient创造商数）” 主张全方位引导儿童多方面发展。从父母与孩子两方面进行教育互动，引导孩子在体、智、德、美的全面发展，还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注重培养孩子的发挥积极思维、逆向思维等思考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叶国洪博士认为对孩子应该在“教养”过程中加建“鹰架（Scaffoding）”，而不是自由放纵或是揠苗助长,“引导孩子发展自身兴趣为首要，在孩子的发展阶段去提升是关键，若只是一味以成人的目标去要求，若过份强求，则会物极必反；应发掘儿童优点, 鼓励儿童顺应本身强项和优势去逐层精益求精, 必要时由家长搭起鹰架(辅助支架)以扶助儿童, 但最终必须由儿童亲身体验, 无人能代替去努力爭取的?。”

叶国洪博士热衷与他人分享在亲子教育方面的心得，曾经有一名内地大学的教授听了他的介绍之後，兴趣甚浓，返回内地亦从事了亲子教育,领导潮流。荷花出版社、家计会、迪斯尼美语世界、社区中心及学校纷纷邀请他主持讲座，就亲子教育为主题作出演讲。而且，许多家长和机构都乐意接受他的意见，“香港的某外国著名儿童教育机构最初仅限於教数学，接受了我的建议之後，慢慢扩大规模，增设了中、英文课程。”能较全面提升儿童学习兴趣与能力，深受家长欢迎。

另外，针对目前社会上一些不理性的爱国行为，叶国洪博士更提倡理性的爱国主义，“服从，对於一个国家不一定是最好，有时发出声音，能夠促进政府更好处理事情。但前提是，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事物的多面性,不能以为单靠上街示威就能解决问题。而今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辛亥革命並非必然、唯一出路，因为如果和平改革的话，人们的生活不会倒退，就如同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先经济改革, 改善民生, 然後稳步进行社政改革，可减少冲突与暴力,是最有力的证明，是成功的范例。”

“如今，我担任大中华友好协进会学术总监、中大评议会教育事务小组的召集人与香港长者协会研究小组的召集人，每天在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大中华友好协进会之间做限量的委託研究工作，很自由。”退而不休的叶国洪博士，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忙得不亦乐乎。最近，他又跟广州、佛山及上海中小学举行远程教学交流及创意剧本写作埠际比赛，“希望在现实的难题上发挥孩子们无穷的想象力，比赛的题目是《三十年後的我》……”

由此可见，在叶国洪博士的教育与学术生活，每天都充满着奇思妙想，他不厌其烦地做着每一项创意研究，与孩子打交道，他的心越发年轻，与教育和研究打交道，他的内心越来深邃，澹泊。

叶国洪博士主要职务与履历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历史）

大中华友好协会学术总监

香港中文大学校友评议会教育事务关注组召集人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校友会副会长

香港教育局资优组科学青苗奖组委兼评判

国际胎教联会 / 国际早期教育联会（香港）会长

国际多元智商联会香港会长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及华中师大

港澳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历史博士论文篇（6）

从地铁天安门东下车，能看到马路南面有一座宏伟的大型建筑，这里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的工作人员介绍，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于1912年，隶属于文化部，至今已经走过百余年的光辉历程。

国博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藏品数量120余万件，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国博的陈展体系由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国际交流展和临时展览组成。基本陈列有“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专题陈列有“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艺术”、“中国古代瓷器艺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等。还有不断更新的国际交流展和临时展览。

第一座国立公共博物馆

说起国博的历史，则要追溯到民国初年。工作人员介绍说，1911年，清政府被，国内的一些社会文化名流积极倡导和努力兴建博物馆。北京第一个正式建立的博物馆也就是国博的前身，是由著名教育家、时任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倡议，经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热心策划。1912年7月，“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旧址成立。1917年因张勋复辟，不得不暂停，后迁往故宫的端门与午门。博物馆前后筹备了14年，以太学的辟雍礼器等古物百余件为基本陈列品，共征集到展品上万件。1926年10月，定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并正式对外开放。这是我国第一座由国家开办的国立公共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国立历史博物馆”改名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中央革命博物馆和北京历史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落成，与人民大会堂遥遥相对，并同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1960年8月，“北京历史博物馆”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2003年2月，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中国国家博物馆。2011年3月1日，改扩建完成后的国博正式开馆。

67年前，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67年后，当年的见证实物，历经沧桑，作为文物被珍藏在了博物馆中。国博“复兴之路”主题展中由董文希于1953年完成的一幅布面油画《开国大典》，一下子把观众带回了67年前的那一段岁月。

“天书”见证历史性一刻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第一次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盛会。工作人员介绍说，在国博珍藏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签名册和签到簿，真实地记录了这次开国盛会的人员情况。这次会议的代表签名多达82页，共有644位代表的珍贵签名。宣纸上端印有人民政协会徽，纵43厘米、横32.5厘米。当时，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一本很厚的表册，看后曾风趣地说这是一本“天书”。

为筹备政协会议和建立新中国，新政协筹备会推选为常务委员会主任，、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近3个月的紧张工作，筹备会拟定参加新政协代表名单，最终确定了662位代表的名单。代表分为五类，即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别邀请人士。党派代表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14个单位，165人。其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派的代表约占30%。在党外人士中，进步人士约占1/3，共产党员加党外进步人士约达总数的2/3。这样，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广泛团结了党外人士。

新政府应该实行怎样的经济政策、外交、民族政策，新中国将用怎样的国号……对于这些问题，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行充分的讨论。比如，关于国号问题，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时用“中华民主共和国”。党中央的文件则有时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新政协的一次筹备会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等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而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等则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理由是，共产党救中国，而不是亡中国，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共产党反不反孙中山。后来，何香凝解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涵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其实质是一样的，“民国”的“民”就是“人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共和而奋斗，“国”自然就是“共和国”。听后觉得有理，就不再坚持。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在人们对国旗的有关记忆中，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亲手升起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情景，无疑是最璀璨的一幕。那面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的五星红旗现珍藏于国博，红布的旗面、黄绸缎的五星给人凝重的历史感。工作人员介绍了这面红旗背后的故事。

1949年9月28日，国营永茂实业公司接到市委紧急通知，需要按照政协刚刚讨论通过的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制作1万面大、中、小三种规格的国旗。这家公司实际上是市委直接领导下，代管北京工业生产的组织机构，包括接管敌伪工厂。那时还未着手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北京的印染业无论规模和技术条件均达不到印制国旗的要求，只有组织手工缝制。

第二天，经理甄树德找到参与负责国旗组织监制工作的党员干部宋树信说，市委指示，10月1日要在开国典礼上亲手升起一面长5米、宽3米的特大号五星红旗，红旗质量要好，五星必须要用缎子做。必须在10月1日前，把国旗送到开国典礼筹备处，这项任务交给你负责。

历史博士论文篇（7）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报考指南

一、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后六年或六年以上（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博士生入学之日）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还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缺一不可）：

（1）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后在与所报考专业相近的岗位工作满6年（截至2013年9月）。

（2）已在全国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2篇属于所报学科专业的学术论文。

3．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我校规定。

4．报考国家计划内博士生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6．现役军人报考的要求及办法，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二、报名

报名时间： 2013年1月至2月。我校博士生招生一年一次，博士生招生通过网络报名，网址为scuec.edu.cn/yjs，考生按照规定格式填写报名信息。具体报名时间和报名要求，届时详见我校公布“报名须知”。

三、报名手续

（一）凡符合我校博士生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报名。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勿报名；未通过资格审查者，报名费及材料一律不退。

（二）已通过网报的考生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送交以下材料：

1．填写好的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专家推荐书。

3．硕士课程成绩单（同等学力者不提供）。

4．硕士学位证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必须在入学前补交）或学位证明书。

5．同等学力考生还应送交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与报考专业有关的专业论文（复印件）2篇及本科毕业证、学位证书复印件。

6．委托培养、定向培养的2013年应届硕士毕业生应提供委托（定向）单位出具的同意其报考的书面证明。

（三）资格审查（考前一天）

请考生携带以下材料的原件，到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

1．学位证原件；

2．身份证；

3．原件。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当场发给准考证。

四、考试（初试）时间及地点

考试时间：2013年3月（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考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10号教学楼2楼）

初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通过我校研究生院网页查询《中南民族大学2013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设置及参考书目》。

英语科目使用湖北省博士招生英语联考试题，其他科目由我校命题。

五、复试及录取

复试时间：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复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复试方式：专业综合面试。

对达到初试分数线并通过复试的考生，根据教育部下达给我校的招生规模，择优录取。

六、交费及待遇

被录取为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享受公费生待遇，不交学费；被录取为非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每学年需交纳学费，每学年第一个学期开学时交纳。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均同等享受由学校拨付的培养费。

七、其他

现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生、拟报考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考生、原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硕士生和正在履行合同中服务年限的在职人员考生，须征得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的同意。考生与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而造成不能录取后果，我校不承担责任。

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二〇一二年七月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历史博士论文篇（8）

记者 韩胜宝

“宋代兵书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宋朝兵书著者身份呈现多样性”、“宋代兵书的种类繁多”……这是邱逸在香港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宋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中的论点。此文使他破格升为博士研究，成为港大首位没有硕士学位的博士生，也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兵学论文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邱逸考证，“杯酒释兵权”的宋太祖赵匡胤曾采取一系列“崇文抑武”政策。到了仁宗赵祯在位时，著述兵书的情形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不仅“士大夫人人言兵”，仁宗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亲撰兵书的皇帝，其《攻守图术》三卷、《神武秘略》十卷、《行军环珠》及《四路兽守约束》一卷等四部兵书虽已佚失，但他下令编修大型军事类书《武经总要》作为将帅的教授书，这更是前朝所无之举。

此外，始立于仁宗天圣七年的武举常选制度，在英宗赵曙朝终成定制，武举考试形式仿照文试的明经科，英宗更开创先河，在武试题中引入古兵书的内容，以古兵书作为考试的范畴，其时宋廷对兵书的重视已非宋初时可比。神宗皇帝赵顼对兵学的态度更为进取，把古代七部兵书置于“经”的位置，称作《武经七书》，并设立武学作为研习兵书的场所。这种对兵书的重视态度，都是宋代以前所无的。

宋朝“兵学兴盛”有三个具体标志。邱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论述道，首先，宋朝兵书的数量为历朝历代之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书有53部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兵书有135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竟多达347部1956卷之多。但是，根据近人许保林的整理，宋人著述兵书的实际数字远较《宋史‧艺文志》所载为多，达559部。

其次，宋朝兵书著者上至天子，下及在野文人，他们有研究古代兵书的学者，有著名文人，有朝中枢臣和边疆大吏，更包括了不同阶层的官员。就以北宋兵学著述最兴盛的的仁宗到神宗朝为例，撰写兵书而官至宰辅者包括了曾公亮、丁度、韩缜、薛向、王存、王韶、张商英及吕惠卿等8人，其它职衔的官员更是不胜枚举。宋代兵书著者职级之高，涉及官员之多，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历史博士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7-0096-03

中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从初创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①。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在博物馆学专业教育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旧存在着巨大差距。目前，我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所出现的诸如办学模式类同、办学层次单一、课程结构不全面、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该学科教育的发展和专业人才的供给。因此，通过中外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比较，分析原因，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不失为一条改进的有效途径。

下面分别从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学科从属、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师资力量、教学模式等方面，试对中外情况做比较。

一、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

1.国内状况。根据招生简章提供的信息可知，近年来开设博物馆学相关专业的高校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现已达近50所。其中不仅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老牌大学，而且还有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师范院校，还有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民族类院校，同时也不乏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为代表的科研机构，以及一些艺术类院校，如广州美术学院等。如果按中国博物馆的数量、规模、从业人员以及国土面积、人口等因素全盘考虑，国内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数量还未能满足实际发展的需要。

2.国外状况。美国的博物馆学教育十分发达，各州都有多所高校开设了博物馆学相关专业，总数达100余所。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阿肯色大学、旧金山大学、丹佛大学、西北大学、北伊利诺斯大学等高校，均开设有博物馆学相关专业。当然，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葡萄牙、日本、印度等国家也都开设有博物馆学专业，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欧美国家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在数量上是比较多的，这与其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情况、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基本相适应的。

二、学科从属

1.国内状况。在我国博物馆学专业一般隶属于历史或其他人文社科类院系，属于历史学或其他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专业名称一般为“考古学及博物馆学”或“博物馆学”，学科重点绝大部分都侧重于考古学。据调查，除了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西北大学等15所高校之外，大部分高校的博物馆学专业均隶属于历史类院系。即使是这15个不属于历史类院系的博物馆学专业，也仅仅有三四所开设了专门的文博类院系，很少见到设有专门的“博物馆学学院”或者“博物馆学系”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博物馆学教育还没有建立真正属于该学科的龙头教育院校，在这种环境下，“博物馆学”只能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夹缝中求生存。

2.国外状况。欧美及澳洲的博物馆学专业大都属于人文艺术类院系，也有少量属于信息学院或人类环境和规划学院。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英国利兹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博物馆学专业均属于艺术学院，而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则将博物馆学专业划归信息学院，新西兰的梅西大学却属于人类、环境和规划学院。与国内不同，除了极少数学校在提供“博物馆学方向历史硕士”专业学位时要与历史系联合培养之外，很少有将博物馆学专业从属于历史类院系的。

3.学科从属的差异。由上可见，国内的博物馆学专业一直在历史、考古专业和文物学的夹缝中艰难发展，造成本学科特色的丧失，没有自身的独立地位和发展空间。而国外的博物馆学专业大都属于人类学、艺术类院系，甚至属于交流、信息类专业，很少有属于历史院系的。

历史、考古和博物馆学虽有很密切的关系，但从学科划分而言，不宜简单地将之与考古学并为一科，甚至视作历史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作为一门交叉性很强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博物馆学专业在设置上应该独立。只有改革博物馆学专业隶属于历史系这种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博物馆专业才能健康发展。

三、培养目标

1.国内状况。国内高校普遍重视的是文博考古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目标是能培养出既懂得博物馆方面专业技能、又能从事博物馆学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如复旦大学的目标是：培养能在政府文物管理和研究机构、各类博物馆和陈列展览单位、考古部门、文物与艺术品经营单位、旅游部门、新闻出版和教育单位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复合型专门人才。中国科技大学则重点培养文物保护、文物修复、文物科技鉴定、文物法规、陈列设计、文物保藏环境、农业考古等方面的高层次实用型人才。看得出中科大更为重视文物保护技术方面，这与其学科优势有关。

2.国外状况。在博物馆学的办学理念和目的上，西方国家注重创新、批判性思维和领导才能的培养，同时为符合博物馆学跨学科的专业特点，以及满足日益多元化的行业需求，校方会设置多种方向，以学生为焦点，提供更广泛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模式，培养学生的哲学思考能力及专业实践技能，使他们成为有创新能力及卓越才干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专业人才。

3.培养目标的差异。国内培养目标中所谓的复合型专门人才，绝大多数指的是具有考古、历史专业背景的人才。这种理念已不能满足时展的需要。我们的目标应该着眼于如何把握现实社会发展对博物馆形成的挑战和机遇，紧跟国际博物馆学发展趋势，不仅要深入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博物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博物馆主要业务工作的指导思想、规范、技术和发展热点，而且要探讨博物馆为社会发展服务的途径和手段，掌握适应当代博物馆状况和发展条件的博物馆学理论和工作方法，这样方能有机会弥补与西方博物馆学专业教育之间的差距。

四、课程设置

1.国内状况。课程设置是检验学科专业理论水平的重要标尺。我国博物馆学课程设置，首先表现在设置的阶段上，据初步统计，本科阶段设置博物馆学相关专业的高校，在数量上明显少于硕士阶段，故研究生阶段的博物馆学教育，是我国博物馆学教育的中坚力量。其次，受一些重点高校模式的影响，我国博物馆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一般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文物学②、博物馆学③及博物馆实习等几个方面。前四个方面同时也是考古学、文物学专业的课程内容。可见考古学、历史学的课程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博物馆学课程比重明显不足。

2.国外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国外博物馆学教育的重点主要在硕士阶段，本科教育几乎没有，博士阶段教育很少。（2）课程内容主要围绕博物馆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展开。开设的选修课十分广泛，如艺术类、商科类、专业写作、广告与交流等学科。这些对博物馆、美术馆实际工作非常有用的课程，在国内博物馆学专业中则很少开设。（3）常见博物馆学与艺术史、人类学等学科联合教学的方式，可以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机会。（4）非常重视实践学习，必须要完成固定时段的实习任务。（5）有着非常严格的远程教育，对在职人员的培养做出了积极贡献。

3.课程设置上的差异。西方的博物馆学教育注重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大量博物馆实习相结合，并开设门类众多的与博物馆相关的选修课，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培养其成为跨学科的博物馆专家。而我国很少能提供学生在校期间所需要的大量实践机会，课程种类相对单一化，内容不新颖，且不能与博物馆或美术馆紧密相联。

五、其他方面的差异

1.实践教学。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重视创新和学以致用，这是西方博物馆学专业的两大特色。相比之下，我国的博物馆学专业学生，缺乏系统正规的专业教育，尤其缺乏充分的实践培训，其知识体系又与历史、考古、文物类学生趋同，因此，在就业市场上，他们既不不具备与历史考古类学生同等的竞争力，又不具备在博物馆和美术馆实际工作的动手能力，处境尴尬。

2.师资力量。我国大多数“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其侧重点实为考古学，真正“博物馆学”专业数量并不多，究其原因，当与博物馆学专业的师资力量匮乏有着莫大关系。教师的专业方向多向历史学、考古学靠拢，而能为学生开设社会科学、文化政策研究、人类学、艺术史、遗产数字化、策展实践、博物馆财政及人事管理、博物馆教育和市场营销等课程的，即使是在国内顶尖的博物馆学院系内，也是凤毛麟角。不少高校老师完全没有博物馆工作实践经验，与博物馆的沟通也很不充分，使得有针对性的博物馆学专业教育和为博物馆培养高层次人才方面难有作为。而在国外博物馆学专业的教师队伍中，很多人都曾在博物馆界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校方会聘请大量博物馆专家为客座教授，最大限度地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教学。

3.教学模式。西方国家博物馆学专业的授课方式灵活多样，考核形式也多元化。如采用演说、课堂讨论、专家讲座、学术会议、个案研究、博物馆实习以及个别辅导等教学方式，即使是远程教育，也会精心编制整套的网络课程计划，导师通过电子邮件、信件、电话、定期研讨会及当面辅导等方式，按照计划完成课程任务。学生在学习某项课程时，都需按要求完成若干份书面作业，这些作业内容各异、形式多样，可以是论文、报告、评论、活动概述，也可以是项目书或项目评估等。而国内的博物馆学教学模式，仍旧遵从历史学、考古学和文物学的研究范式，至今也未见发展出独特的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和考核方法。

六、差异的主要原因

与国外相比，国内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化要求不高，与考古学、历史学的关系没有理顺，学科从属不尽合理，课程设置缺乏科学性，实践教学方面较弱，师资不足等，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最主要的莫过于博物馆事业发展方面的现实因素和博物馆学理论方面的因素。

1.博物馆事业发展中出现的某些现实因素，制约着博物馆学教育的发展。①国内历史类博物馆数量最多，博物馆的从业者多为考古、历史专业出身。因为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物遗产，所以发展到今天，虽然博物馆的门类日益丰富，艺术类、自然类、科技类、产业类等多种类型博物馆发展迅速，但历史类博物馆的数目仍然是最多的。②博物馆事业发展背离科学主道，对人才多样性的硬性需求并不强烈。由于定位的不准确，国内出现“大馆小馆、千馆一面”的重复建设现象，直接照搬或者相互模仿的结果，使得博物馆界满足于旧有的人才结构，没有兴趣追求人才的多样性，这直接影响了博物馆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2.理论博物馆学发展的滞后状况，造成理念上的误区与封闭。长期以来，学界大都认为“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的内容都属历史科学范畴，同属社会科学，”所开设的课程，仅有很少一部分与博物馆学相关，更多的充斥着考古学、文物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内容，且大部分是跟考古学、文物学联合开设，并隶属于历史类院系。这种不科学的设置，就是因为我们在理论上的落后，带来了认识上的误区而导致的结果。此外，国外还有很多普及的理念至今尚未被国内所理解、接受、实施，更不要说要运用到实际教学中去了。因此，理论博物馆学的发展不容忽视。

总之，经比较发现，我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在学科从属、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师资力量和教学模式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有着很大差异，但无论哪一方面，归根结底都源于博物馆学学科属性的模糊。因此，只有先解决了学科从属问题，其他问题才会随之迎刃而解。当务之急就是把博物馆学专业从历史学等专业中独立出来，设置独立的博物馆学研究院系，这样才能使之进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国家的重视、支持与行业的协作、配合下，作为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主力，高校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应注重博物馆理论研究，加强学科建设，振兴学科地位；其次，要优化教育模式。教学形式、评估手段讲求多样化，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最后，要创新教育理念，注重与国外高校及博物馆学界的联系与合作，关注国际间相关新理念的实践和发展动态，积极主动的引进和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发展创新，探索出一条最适合我国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的发展道路。

注释：

①中国博物馆学教育的最早起步，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博物实习科。但博物馆学专业教育真正进入大学讲堂，则始于抗日时期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

②包括青铜器、陶瓷、书画、钱币、古建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及文物保护技术等。

③包括博物馆学通论、博物馆教育学、博物馆学史、文物政策法规、陈列设计、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等。

参考文献：

[1]侯雁.中外博物馆学专业教育比较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05-20：13，49，68.

[2]黄春雨.博物馆学专业隶属历史系之弊端[J].中国博物馆，1987，（4）.

[3]复旦大学官网[EB/OL].2011-03-20.

http：///new-dep/wenbo.hun.

[4]中国科技大学官网[EB/OL].2011-03-20.

http：///

历史博士论文篇（10）

小易：中国的书籍种类繁多，浩如烟海，哪些属于“史”类书呢？

谭博士：广义地说，各时代遗留的实物和文字资料，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都可以算是史料。清朝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归入史部的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我们可用这个分类为依据，来界定史学书籍的范围。

小易：所谓“正史”指的是什么？

谭博士：正史是指历代朝廷认可的史书，主要有二十四部，也称“二十四史”。你计数，我背给你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是不是二十四部？

小易：嘿嘿，我数了数，正好二十四部。可我在书店看见过标注着“二十五史”的大部头史书，这是怎么回事？

谭博士：上述的二十四史，再加上一部《清史稿》，就合称“二十五史”了。

小易：《清史稿》与前面的二十四史有区别吗？

谭博士：有区别。《清史稿》是清朝寿终正寝后，1914年由民国特设的清史馆开始编修，至1927年基本完成的一部清史著作。由于该书仓促而成，付印时只是“初稿”，亦称“未定稿”，加之谬误较多，所以一直未能作为正史而得到当时官方的承认。

小易：原来是这样！那些所谓的“正史”都是官方编修的！

谭博士：也不尽然。正史有官修，也有私修，还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等，《史记》也是司马迁个人写成的。

小易：《史记》排在二十四史之首，是不是成书年代最早？

谭博士：《史记》不仅成书年代早，它在史学领域的地位也是首屈一指的。司马迁原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因得罪皇上而受酷刑，于是发愤著述，创作了《史记》。《史记》52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代的黄帝，结束于汉武帝刘彻，时间跨度达3000年，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形式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史事翔实，文辞流丽，鲁迅先生曾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小易：随后的《汉书》、《后汉书》等，是不是只记一个朝代的事？

谭博士：你说的对。除《史记》以外的其他正史，形式仍沿袭《史记》的纪传体例，但只记一朝一代的事，像《汉书》就仅记西汉时期的事，因此，又称为断代史。

小易：司马迁早提出过“通古今之变”，如果全是断代史，是不是有它的缺陷性？

谭博士：你说的有道理。历史上有很多史学家就想考察和研究历史的各种变化，编成分门别类、综观全局的史书，著述旨在“通变”“致用”的通史。最值得关注的要数司马光等人编撰的《资治通鉴》。

小易：是不是小时候砸缸的那个司马光？

谭博士：正是。司马光学识渊博，尤其精于史学。他觉得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通读遍览，因此想撮取其精要，修一部通史。经过多年努力，在几位学者的协助下，终于编撰出一部堪与《史记》并列的中国史家之绝笔――《资治通鉴》。

小易：为什么要取名《资治通鉴》？

谭博士：鉴，也就是镜子，引申为借鉴，以史为鉴，就是要通过历史这面镜子，吸取经验教训，为治理国家提供帮助。《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自战国初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之间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以政治、军事史实为主线，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的表现，并附有简要贴切的评论，借以引导出历史教训。

小易：听我爷爷说，他以前曾经借阅过咱们县的县志，我们家从前出过一个状元，还记录在内呢。这些县志对研究历史有作用吗？

谭博士：你说的这是方志，也称地方志，是以地区为主，综合记录该地自然和社会方面有关历史和现状的著作。除全国性的总志和一统志外，还有省、府、州、县志，以及各种专志。由于地方志的资料保持了很大程度的原始性，因此，其可靠性和真实性甚至超过了某些史籍。

小易：史学家们呕心沥血写出如此丰富的史学著作，有什么作用呢？

历史博士论文篇（11）

关于泰戈尔的亚洲之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南亚语言文化系安娜・杰妮卡(AnaJelnikar)博士作了题为《走向或有缺失的圆满的象征：泰戈尔世界视野中的旅行地》的发言。她主要探讨泰戈尔的世界旅行特别是亚洲之旅对其世界主义意识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她认为，泰戈尔是一位有抱负的行者，他的世界之旅不断解构所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的观点，他创办的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象征着他的关于人类精神融合的思想。香港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历史系马克・弗罗斯特(Mark Frost)博士在题为《超越民族与地理界限：泰戈尔与世界主义的契机》的发言中，对泰戈尔与中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思想家之间的精神互动作了探索。印度加尔各答图书馆学专家苏普里雅・罗易(Sup6ya Roy)女士作了题为《国际大学理念和泰戈尔的亚洲之旅》的发言，探讨了对泰戈尔的亚洲之行与国际大学的教育宗旨之间的联系。

二、泰戈尔与东南亚的文化联系

缅甸仰光国家博物馆的陀光(Thaw Kaung)博士发言题目为《泰戈尔在缅甸：旅行、翻译与影响》。他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对泰戈尔的三次缅甸之行(1916年、1924年和1927年)进行历史追踪，并对泰戈尔作品在缅甸的翻译、研究和对缅甸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作了阐释。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南亚与东南亚学系的斯瓦普娜・巴塔查利雅(Swapna Bhatta-ohrya)教授近期出版了著作《印缅关系：1886―1948》。她依据前期研究成果，对泰戈尔的缅甸之行进行历史考证，并分析了泰戈尔对缅甸人、缅甸历史文化的认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艺术考古系高级讲师伊丽莎白・穆尔(Elizabeth Moore)博士从宗教绘画、社会政治活动等角度对泰戈尔缅甸之行的历史影响进行论述，并介绍了缅甸的圣蒂尼克坦图书馆(Shantiniketan Library)和泰戈尔学会(Tagore Association)。这是泰戈尔与缅甸文化互动的精神产物。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温琼妃(AngelaOon)在题为《尊敬、蔑视与争议：泰戈尔1927年访问新马》的发言中，从中文、英文和马来语文献人手，探讨了1927年泰戈尔访问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时引发的一场政治争议。当时，据传泰戈尔在英国政府派遣印度士兵到中国保护在华英国人一事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引起了报界和公众的争论，泰戈尔及时机智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事端。当时，由于南昌起义爆发，东南亚华人关注点转移，对此事并没有过多反应。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那烂陀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学者贾亚迪・巴塔查利雅的发言题目是《爱国主义和热情：泰戈尔和鲍斯在东南亚的反响》。他对泰戈尔与印度著名极端派领袖s，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在东南亚乃至东亚的历史影响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泰戈尔获得了东南亚地区各个民族的普遍赞赏，而鲍斯在海外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只是在印度人群体中产生了极大影响。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历史系沙维德丽・查龙朋(Sam‘tree Charoenpong)博士探讨了泰戈尔的泰国之行。她认为，泰戈尔1927年的曼谷之行对泰国的文化与政治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越南社会科学院越南文学研究所的潘凤姬(Phaw Phuong Chi)博士在题为《泰戈尔研究在越南》的发言中认为，1945年前，越南学者主要研究泰戈尔的神秘哲学思想，1945年到1975年间，研究者主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研究泰戈尔作品中的阶级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等。近年来，越南学者采纳现代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原理研究泰戈尔作品，更有部分学者采用印度梵语诗学味论(rasa)和韵论(dhvani)来研究泰戈尔。他们深信，只有用印度传统文学理论才能正确而客观地阐释深受印度传统文化影响的泰戈尔的作品。由于越南学者对梵语诗学译介不够，采纳这一研究模式的学者尚属少数。

三、泰戈尔与东亚的文化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