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论文研究方法大全11篇

本科论文研究方法篇（1）

毕业论文撰写是网络成人继续教育本科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往往在教学计划中占有较大比重，毕业论文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本科培养的质量与水平。要求本科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主要是使学生对毕业论文写作过程有一定了解，初步掌握论文写作方法，培养学生查阅中外文献资料、搜集数据并进行分析、描述案例、撰写论文的逻辑性和严密性思维的能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从实践中发现问题、独立分析问题，并提出初步解决方案。本文以上海交通大学网络教育（以下“我院”即指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部门）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指导与管理的实践为案例，结合笔者对网络教育本科生多年论文指导与管理的工作经验，围绕毕业论文写作的各个环节，分析网络环境下成人教育本科生的学习特点、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毕业论文质量管理的各个关键环节，并对各个环节的质量控制举措提出建议。

一、网络教育成人学员的学习特点

笔者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感受到，成人学员往往具有较强的学习目的性，学习过程和现实工作或生活问题联系紧密。也就是说，成人往往是在工作实践中发现了自己知识的不足，或在生活中发现有再充电的需要，而选择进行继续教育，尤其是便利性较大的网络教育，来学习知识或获得文凭的。因此成人学员往往具有工作体验丰富、对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能力较强、易于沟通，也更易接受实践性较强的教学内容等特点，但同时也因工作、生活或社会风气的影响，部分学生会出现想走捷径、难以专注和学习积极性不易长期坚持等问题。

二、我院对网络教育成人学员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思想建设管理

毕业论文的撰写需要学生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并能用规范的学术语言进行表达。成人学员虽然常具有丰富的实践积累，但常因之前教育背景或理论基础欠缺，而不擅长把自己的工作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尤其不擅长用学术语言进行表达。大部分学生几乎都没有接触过论文写作，听到要完成几千字的论文才能毕业，心里就会有点发怵，不知道要如何开始、从何下笔、如何计划文章结构，因此就需要全方位地进行指导和管理。而且我院本科毕业论文安排的写作周期通常在3～4个月，论文写作周期长，时间跨度大，学生又要工作又要业余学习，若督促不到位，则难以长久坚持。因此，在毕业论文思想建设管理方面，我院做了以下工作：（1）从新生入学、跨入校门开始，我院就通过教学计划和通告等形式告知学生，除了修满学分以外，必须写作毕业论文并通过，让学生对毕业要求有清晰的认知，在思想上早日做好书写毕业论文的准备。（2）毕业论文通常设置在教学计划的最后一个学期，我院通常提前一个学期就会以多种形式告知学生“即将”启动毕业论文工作。（3）我院专门请有丰富论文指导经验的教师，提前录制“毕业论文写作导学”课件，在启动毕业论文工作时就给学生，以便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写作有一个初步而直观的了解，并且知道写作流程以及学院的各项相关规定。（4）关于写作毕业论文的章程、规定、格式要求、范文、选题参考等，我院在学院网站首页开设“论文园地”专栏，常年开放，感兴趣的学生平时也可以查阅、学习，毕业论文写作工作启动后，也发动学生到论文园地了解规定、熟知要求、浏览学习范文。（5）毕业论文评定结束后，会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不同等级，被评为“优秀”等级的优秀论文将在学生中公示，且发放证书及奖金，而“不及格”的论文则不能达到毕业条件，需重新申请论文写作，因此，提前公示并通过各种渠道告知我院的相关规定，也便于学生在论文启动之初，就树立自己的学习目标，明了自己的需要以及努力的方向。

三、我院在线互动和线下辅导结合的论文指导管理模式

网络教育具有跨越时空、便于学生随时随地学习的便利性，学生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地学习优质课程。我院设置有多个远程学习中心，在最后一个学期，各远程学习中心的学生和市区内的学生一样，同步展开毕业论文写作工作。我院还专门开发了专为毕业论文写作工作服务的在线论文平台，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地将论文导师每一步的指导要求、师生每一次的互动、学生每一步所提交的工作都纳入论文系统中进行监督及管理，而且学生和导师同时也可通过邮件、微信（群）和电话等多种形式开展点对点的论文写作辅导，构成了以学生和导师为主体的双向在线互动和线下辅导结合的论文指导管理模式。我们建设的在线论文平台由教学管理人员在后台进行管理，学生和导师分别以不同的身份登录，面向学生和导师显示不同的面板，主要有如下功能：（1）明示时间节点我院论文写作工作分为选题、提纲、初稿、定稿、审核、答辩六个环节，在论文系统中清晰划分并显示各环节的时间节点，以及在各个环节内导师及学生所必须完成的任务。（2）显示导师、学生的联系方式由教学管理人员聘请具有资质并具备丰富远程指导经验的论文导师，提前根据专业性质、各远程学习中心所处地域进行安排并录入系统，录入后每位导师和对应的每组学生可相互看到彼此的联系方式。（3）管理人员管理通知，告知学生各种相关规定及注意事项比如答辩与否的选择、相关规定、重要性、时间节点及答辩流程等，所有重要通知都可在此，导师和学生都可随时查看。

四、我院的毕业论文质量管理监控措施

毕业论文质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科培养的质量，我院高度重视毕业论文工作的质量管理，着眼于运行过程的监督及关键环节的控制，包括教学管理人员、论文导师和远程学习中心班主任等多重角色共同参与。管理人员后台全程监控整个论文系统，我院重点管理的关键环节如下：

1.注重导师队伍的建设、管理和储备

建设优秀的导师队伍是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保证。在导师聘请环节我院要求进行专题试讲、面试、签署协议、培训，管理人员定期和导师、学生进行联系并通过在线论文平台对论文指导过程监控并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以加强管理，根据导师指导效果进行考评并收集简历建设储备导师库。

2.注重全过程、无盲点的管理

在论文完成主要过程的每个阶段的后期，管理人员及时提醒导师跟进学生进度，重点监控联系尚未完成的学生。尤其定稿结束时，要关闭学生端口，意味着学生不能再对自己提交的论任何改动，这时要做到管理人员和导师都对学生情况胸中有数，了解每一位学生的进度和状况。

3.突出不同阶段管理重点

根据论文完成的不同阶段，加强重点任务管理。在选题阶段主要是加强审核，要求选题既体现所学专业知识的运用，又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既体现对实践问题的解决能力，又紧跟时代热点；在提纲阶段要根据学生答辩与否进行重点把关，答辩的论文字数要求多，质量要求高，论文结构长，提纲就要求高。抄袭现象高发是成人继续教育本科的一个常见问题，进入初稿阶段，就需要开始严格对抄袭的控制，此阶段主要由论文导师进行；定稿阶段和审核阶段，着重对格式的规范并安排专人对学生提交的论文进行抄袭审查，对网络抄袭过多的论文出具论文审查报告，通知学生并给予一次修改机会；审核通过的论文才可以参加现场答辩，远程学习学生则通过视频进行远程实时答辩。4.通过奖优罚劣措施树立良好的学风通过评选优秀论文并公示成绩、发放优秀论文证书及奖金等措施对优秀论文进行奖励，而不及格的论文则不予毕业，需下学年重新申请论文写作。

五、对完善论文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议

我院构筑的论文质量管理体系，对导师和学生的管理，以及论文质量的监控方面都行之有效，在提高学生水平和毕业论文质量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此体系加以完善，提高其有效性，对提高网络教育成人学员的论文质量尤为重要。笔者认为论文质量管理体系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1.充分发挥管理团队的监督指导作用

构建全程参与的管理团队，包括各个专业方面的专家教授和监控论文平台的管理人员，实行专家指导下的毕业论文质量监管制度。在论文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建立清晰的质量标准，如有修改则着重提醒论文工作相关的所有人员，充分发挥管理团队的监督指导作用。

2.储备论文指导教师信息库，增加视频或面授指导环节

虽然在毕业论文启动工作之初，就向学生公布论文导学视频，但部分学生会由于长期在外地出差、出国或是家庭原因等因素，接收学校信息较晚，或是对学院信息关注度较低，在毕业论文工作启动之后也难以跟上进度，而论文指导教师毕竟是和学员一对一进行具体接触的人员，因此若由指导教师在和各学员建立联系之初，就及时录制并上传具体讲解各环节制度及注意事项的论文指导视频，会对学员掌握学院规定、跟进各环节写作、提高论文质量，有较大帮助。另外，部分论文指导教师是在读博士、兼职教师等，流动性较高，也需加强对论文指导教师信息库的储备。

3.及时更新论文资源库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每年都涌现出许多热点和更新的企业案例，论文平台中的资源库也应随着新技术和热点进行更新，给学生提供的选题素材、指导课件、优秀论文范例以及各类资料素材都应及时更新，并由指导教师着重向学员指出，力求让学员的论文能体现时代特征，体现思想热潮，这样更能提高学员在认识和观点上的高度，提高论文写作质量。

4.实行多环节把控的质量审核制度

通过实践摸索，采取论文多环节把控的质量审核制度，即由论文指导教师对学生论文进行指导后，给出初级评价和成绩；再由专职审核小组成员，采用网络技术，批量审核全部论文，并对抄袭超标的不合格论文出具论文审核报告；再由各专业学科专家教授带领评审团队，抽查部分论文再次进行审核，筛选出论文质量较差的论文，最后由教学管理人员对指导教师的指导交流过程、论文最终成绩再次进行审核，确保无遗漏、无差错，确定论文终审成绩。这种多环节把控的质量审核制度，对严格把控论文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

5.建立及时反馈的导师评价系统，提高论文指导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在整个毕业论文工作中，论文指导教师是重要角色。无论是和学员建立一对一的具体联系，还是对学员每个环节的写作进行指导，对学员的写作态度和进度最清楚的人都是指导教师，论文指导教师在毕业论文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无可代替的关键作用。因此，对论文指导教师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建立包含学生和管理人员在内的多角度、全面的指导教师评价体系，并将评价结果给予及时的反馈，加强激励措施机制，是提高论文指导教师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提高学员论文质量的有力举措。

六、总结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网络教育突破时空限制的优势愈来愈突出，越来越多想要边工作边充电的成人学员选择了网络教育。通过论文写作，学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己的归纳水平，学会构架论文写作体系，初步掌握用基本原理来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作为进行网络教育的机构，也要根据成人学员的学习特点，搭建符合需求的写作指导平台，不断完善和提高对学员写作毕业论文的质量管理。

参考文献：

[1]洪建峰．基于Web的毕业论文指导交流系统设计与应用———以上海电视大学毕业论文系统为例[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1(13):49-51.

本科论文研究方法篇（2）

毕业论文选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爱因斯坦就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好的毕业论文一定有一个好的选题。在毕业论文选题时，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选题应该符合专业性。公共管理专业致力于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为政府机关、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和各类社会组织培养基层从事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实践型人才。因此，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应该聚焦现实生活、社会变迁和热点问题，以及公共管理领域的组织、事件和个人行为。由于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科交叉性强，所以对于交叉学科的论文选题，为了避免论文在内容上发生学科的偏移，选题的专业性必须要注意。例如，对一个公共管理和法学的交叉学科论文选题，应该从公共管理专业的视角来陈述论文题目和建构论文的核心研究问题，而非从法学专业的视角。

（2）选题应该体现“小而美”。纵观各高校的公共管理专业，从课程设计上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宏观视角、整体思维和全局意识，这是优点，但在毕业论文设计上，就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不足。很多学生在选题上都体现出了这种宏大叙事的偏好，例如，题目中经常出现的“我国…”、“模式研究”这样的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本来就是一个小的科研课题，篇幅也一般在一万字左右，所以重点在于“解剖麻雀”，将一个小问题讲通、讲透，而不能贪大、贪全，可以将宏观的政策、理论和视角作为背景，但落脚点还要在微观行动和具体个案/问题上，因此选题上务必要“小而美”，而非“大而范”。毕业论文的选题是一个由“大”到“小”的过程，不断“窄化”、明确的过程。最开始学生可能只有一些比较含糊的想法，然后通过查阅文献、实践和思考，变成某一领域的调查研究主题，最后，通过反复地“学而思”，将这一比较笼统、宽泛的调查研究主题，变成特定领域、特定现象中的针对特定问题的选题。毕业论文选题的“美”主要体现在选题的价值和意义上。一个好的论文选题是有核心研究问题的，这个研究问题是现有的文献资料所不能回答的，因而需要研究者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去探究、解密，这也就是论文选题的价值所在。而现在很多本科毕业论文是没有研究问题的，或者这个研究问题过于的简单，这样的毕业论文就只能是泛泛而谈，缺乏创新、反思和深度，也就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论文的意义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之分，本科的毕业论文更注重的是论文的实践意义，所以，论文的选题最好能来源于实践，这样才能保证论文的内容和结论真实具体，论文的建议具备可操作性。

（3）选题应该注意时效性。本科的毕业论文应该关注当下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社会公共管理现象和问题，所以选题应该有一定的时效性，而尽量避免对历史事件的研究，这样能够降低论文研究的难度。例如，部分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可能对公共危机管理比较感兴趣，想将这个领域作为论文选题，但是由于公共危机事件具有偶然性、突发性、紧急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很可能在论文研究期间没有典型性的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因而学生会选择以一些过往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作为案例，但这样研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就难以保障了，因为学生会很难找到经历事件的关键人物进行访谈并收集丰富的一手资料，最后这类的毕业论文往往会变成二手文献（尤其是新闻报道）的整理和总结。

（4）选题应该考虑“量力而行”。本科的毕业论文在选题时就应该从主客观两个层面来考虑可行性。主观层面的可行性要综合考量的是[3]：学生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研究经验、组织能力、语言、体力等方面是否具备进行论文研究所需要的条件。客观层面的可行性包括：时间、经费和资料的获取等是否可行；研究是否会侵犯被研究对象的隐私，是否会违背研究的道德伦理，甚至触犯法律。因此，有的论文选题很有价值，但如果受主客观限制，学生完成不了，也要果断放弃。例如，现在很多同学都喜欢写以“互联网+”为主题的论文，因为“互联网+”是当今社会发展的热潮和趋势，与其相关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部分学校或教师也倾向于鼓励、引导学生去写作此类论文，然而事实上，“互联网+”论文的写作就离不开对大数据的获取、挖掘和分析，但大数据的获取难度较大，很多时候还涉及到商业机密和隐私，所以，作为大多数本科生根本没有办法驾驭此类论文。

（5）选题应该以“学生为导向”。应用型本科的毕业论文在选题上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研究兴趣、意愿和选择，不能搞命题指派或导师包办。只有以“学生为导向”，才能充分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避免学生对导师的过度依赖。

二、毕业论文的研究方法

毕业论文设计是一项复杂的认识活动，而研究方法是实现论文研究的必要手段和工具。研究方法是为研究选题和研究内容所的服务，因此，研究方法的选择是否适宜对于毕业论文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研究方法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和方面的综合体系，它所包括的三个层次分别是：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的方法和技术。对于本科的毕业论文而言，研究方法需要关注的是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而没有必要对方法论和研究方式进行阐释。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有很多，选择的依据是哪种方法能收集到更丰富和真实的资料，通过该方法所收集到的资料能更好地对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进行回应，能作为有效论据支撑论点。对于毕业论文的研究方法，常见的误区包括：

（1）研究方法贪多。很多学生认为，使用更多的研究方法，能够凸显论文的工作量，体现学生对于研究方法的掌握，其实不然。研究方法的使用并不是毕业论文质量考察的重点所在，它只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手段和工具，因此，研究方法在精不在多。好的毕业论文，只要论据充足，足以支撑论点，用一种研究方法也可以。大部分的毕业论文可能需要多种研究方法来组合和相互补充使用，此时，需要交代清楚不同研究方法的具体使用情况和旨在回应的研究内容，避免出现研究方法多而混乱的局面。

（2）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结合使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科学性之争在学术界从未停止，这两种研究方式在哲学基础、研究范式、理论模式、资料收集技术、分析方法等多个层面都有巨大的差异，因此，两者具有较大的互斥性，而非兼容性。此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体系中属于第二个层次—研究方式，而非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然而很多毕业论文在介绍研究方法时都会写到：“本研究采用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这就犯了两个错误，其一：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体系中属于第二个层次—研究方式，学生这么写是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理解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其二：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不存在結合的可能性。很多学生理解的定量研究仅仅只是统计资料的分析，而非严格意义上的规范定量研究。所以，较好的处理办法是在本科的毕业论文中，避开提及方法论和研究方式，只介绍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

（3）对问卷调查法的滥用。问卷调查法是社会调查中的常用和有效方法，但在本科的毕业论文中，对问卷调查法的应用有很多不当，具体的问题类型包括：第一，将调查问卷的设计局限地理解为问问题。调查问卷是由多个问题组成的，但这些问题是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内容而提出的，包含了研究者的一些研究假设（例如：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并考虑到了测度的效度和信度。将调查问卷的设计狭隘地理解为问问题，就会很容易出现关键问题缺失、问卷的效度和信度不足等问题，问卷调查的科学性也会遭受质疑。第二，问卷调查法的应用不与抽样方法结合使用。抽样方法包括两大类：概率抽样法和非概率抽样法。严格的来说，问卷调查法只有与概率抽样法结合使用才具有统计分析的意义。但在现实的研究过程中，由于研究者无法获得完整的抽样框或被研究对象属于社会少数群体不方便抽样等原因，概率抽样方法在实际操作中的严谨性往往要打折扣，很多问卷调查是基于非概率抽样的。这样的直接影响是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过程中会产生较大误差。另外，近年来，很多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喜欢用网络调查法，这是因为网络调查操作简单，发放和回收问卷的速度快，研究结果能够迅速生成。然而，网络问卷调查适合的只是一些对社会舆情、网民态度等的调查，它并不是一种学术论文调研方法。首先，它的抽样方法是非概率的，样本的代表性会很差；其次，研究者很难保证填写问卷的人是否认真、负责，问卷调查的信度和有效率很难保证；最后，通过网络调查输出的结果基本上都是简单的频数统计，没有办法对数据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所以本科的毕业论文在研究方法上，最好的处理办法还是要将研究的主题缩小，当研究对象的数量在一个适度范围内时，可以采用全样本调查，这样就不会存在样本代表性的问题。对于无法进行全样本调查的论文研究，即使无法进行概率抽样，也一定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问卷的信度等问题，不能走捷径。第三，把问卷调查法作为“包治百病”的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只是所有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它也有一定的适用条件，例如，需要配合抽样方法结合使用，需要被研究对象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等。但当问卷调查法的适用条件不充足或针对某个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内容/研究对象有更适宜的研究方法时，需要放弃问卷调查法，改用其他的研究方法。现在很多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都偏爱用问卷调查法，而当研究方法选择不当时，就很容易出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三者的脱节错位，最后论文中的论据不足以支撑论点。

三、毕业论文行文中的常见问题

公共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结构一般包括几个部分：绪论、文献综述、论文的主体部分、结论和建议。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和常见问题见表1。

四、关于本科毕业论文管理的建议

（1）重视本科毕业论文和毕业论文的选题。本科毕业论文对学生和教学单位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为了提升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需要强化学校和学生对于毕业论文的重视程度。毕业论文的选题直接决定着论文价值和可行性，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但很多学生不重视论文的选题，草草选题，缺乏对选题的合理性论证就开始写论文，为后续工作埋下诸多隐患。因此，学生在选题的论证上要多思考、多推敲。

（2）专门开设“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这门课程。尽管在公共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有调查研究方法、文献检索、学术论文报告写作等与毕业论文相关的课程，但往往不系统、碎片化，或开课时间久远，学生很多知识和能力已经生疏。因此，建议在毕业论文选题之前开设“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这门课程，对与毕业论文写作的重点知识和常见问题进行重申和介绍，这样能让学生少走弯路。

（3）强化对毕业论文的过程监管。选题尽管重要，但毕业论文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要加强对毕业论文的过程监管。指导老师需要多与学生进行沟通，保障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有序进行。

（4）完善本科毕业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毕业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僅是对毕业论文质量的评判标准，也是对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方式和完成情况的引导。现在，部分学校的本科毕业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学生产生了错误的引导。例如：第一，重复率成了毕业论文是否合格的首要标准。控制论文的重复率，本身没有错，这体现的是学术道德规范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但学生的做法确实有些矫枉过正，部分学生被重复率牵着鼻子走，或者是连正常的引用都放弃；或者是钻技术的空子，从那些查重文库所不能覆盖的学术研究成果、新闻报道、网络文章中抄袭。因此，在毕业论文指导中，要帮助学生明确查重的目的和意义。第二，部分学校的本科毕业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对论文的创新有要求，这也是一种不恰当的引导。尽管毕业论文是培养大学生的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环节[5]，但基于本科生的研究能力来说，毕业论文创新很难。论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视角的创新、研究结论的创新。对于本科毕业论文而言，可以鼓励学生创新，但不可将创新作为硬性指标，否则会导致学生为了创新而创新，反而“画蛇添足”。所以，总的来说，高校需要完善本科毕业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给予学生以正确恰当的引导。

参考文献：

[1]郭艳华.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方法与思考.科技创新导报.2011（16）：164

[2]任昌荣.对应用型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中出现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1（30）：67-68

[3]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四版）.2013年8月

[4]张漱梅.“支架”理论在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过程中的实践.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2）：87-92

本科论文研究方法篇（3）

尽管关于“研究方法”的书已经很多，上面已有所论述。同时关于“科研、学术、学位论文写作”的书籍也不少，分层次列举如下：主要供本科学生阅读的著作和教材有：穆诗雄《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2002）、周开鑫《英语专业学生学术论文写作手册》（2006）、石坚、帅培天《英语论文写作》（2010），丁往道等《英语写作手册（第三版）（第八部分）》（2009），以上四本书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邹申《写作教程（第四册）》（2007）、程爱民、祁寿华《英语学术论文写作纲要》（2005），以上两本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丁往道等《英语写作基础教程（第三版）（第八章）》（2011）、刘洊波《英语学术论文写作》（2004）、黄国文等《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2008）、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主编的《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手册（外语卷）》（2001），以上四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黄国文等《英语学术论文写作》（2006），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张霖欣《英语专业毕业（学术）论文写作教程》（2008），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所列举教材尽管主要供本科生阅读，里面论述研究方法不是很多，更多谈到是如何写作，但研究方法也有所渗透，本科生需仔细学习，研究生也有必要温故知新。供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作参阅的教材还不是很多，主要有冯翠华的《高等院校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英语科研论文写作概要》（2003）。也有将研究方法和学术论文写作融合在一起谈的，诸如：文秋芳教授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2004）。可是这些“科研、学术、学位论文写作”书籍里面没有一点不谈研究方法的，也很难找到只谈写作一点不涉及研究方法的书籍，如何将二者有效结合，既懂研究方法又能写出高质量的文章，正是每个英语专业学生所努力的方向，如果要达到这一目的，英语专业学生应当至少研读其中两三本书，只有这样才会达到融会贯通，最后逐步掌握。

关于研究方法与学科

当前的学术研究很多是跨学科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很值得关注，下面只阐述一些学科，并列举它们领域的相关研究方法书籍。语言学方面：张廷国等《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2008）、梁茂成等《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教学实践系列语料库应用教程（配光盘）（》2010）等。社会科学方面：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2006）、林聚任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2004）、（美）威廉劳伦斯纽曼（W.LawrenceNeuman《）社会研究方法：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2010）、（英）希拉里阿克塞和波德奈特《社会科学访谈研究（》2007）等。社会学方面：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1997）、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第3版)（》2009）等。教育学方面：陈时见《教育研究方法》（2007）、杨小薇《教育研究方法》（2005）等。教育与社科方面：（美）贝尔（Bell,J.）《教育与社科研究入门指南》（2004）等。心理与教育方面：董奇《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2004）等。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风笑天《21世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列教材:社会调查方法（》2012）等。上面只列举了几个学科的一本或几本关于本领域的研究方法书籍，应该来说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有本学科的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出版社引进或翻译出版的系列丛书《万卷方法—社会研究方法丛书》，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汇集了多个学科，目前已出版了约97部。可以说当前学科间在研究方法上是相互交织，相互借鉴，学科间并不能泾渭分明，而是形成了一个研究方法的网，已难以分辨。甚至一门学科固有的研究模式和方法都变成另外一门学科的研究的方法了。在鲁子问等著《外语政策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外语政策的研究方法里列举了四个，分别是政治学方法、语言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公共政策分析方法。而英语专业学生如果要做跨学科研究不关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其文章的科学性也很难得到保障。研究方法多种多样，这些方法有何共性？有啥联系？如何进行自身的整合以及与论文写作的有机整合？能否找到蕴藏在其间的规律，英语专业学生都该好好思考，以能更好地学习研究方法，最后能活学活用，高质量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和未来的研究工作。

本科论文研究方法篇（4）

中图分类号:G40-03文献标识码:A

1 缘起

我们知道,在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中,有三个一级学科,17种学科专业,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各专业的课程设置大都开设有教育科研方法课,但开设时间基本上是在明确了具体的研究对象,或者是有了相应的研究问题后才进行,这样可以通过教育科研方法来促进对象的掌握和问题的发掘。同时,反映在不同的学历层次上,教育科研方法课大多开设在本科阶段,让学生对做科研从宏观上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在硕士阶段开设的是教育研究方法论,使学生从宏观上把握教育研究的内核,在博士阶段更是结合具体的专业特色对教育科研方法与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行深化。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如果说教育科研方法顾名可思义,且其具体所指也的确相似的话,那么教育研究方法论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契合了。我们常常的感到教育科研方法课很难嗅到方法论的气味,而教育研究方法论课却又容易流于高高在上的说教,二者本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具体的工作中却是两张皮,即教育科研方法是操作层面,教育研究方法论则是思想层面,全然找不到二者有机的融合和过渡,这恐怕是当前我们在教育研究上很多弊病得不到有效根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教育研究方法论也是提升教育学的学科水准,促进教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同时,教育研究方法论也是打通各个专业界限的有效武器。因此,对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行再审视,再反思就显得非常必要。

2 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范式和结构

2.1范式

“范式”(Paradigm)一词最先由美国科学学家库恩(1968)提出,主要指“被科学研究群体所公认的一套有关该科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规范及基本方法和工具。”由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经由后继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阐释,其中藤认为范式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综合的视角、一种分析真实世界复杂性的方式,而古芭把它界定为“在受过训练的探询中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的信念。从广义上说,教育研究方法论有两种范式,即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也有将之称为定量与定性的,不过,在中国内地,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争论主要不是表现为关于量的研究(一般称为定量研究)与狭义的质的研究的认识分歧,而是表现为关于科学研究范式(包括教育实验、问卷调查、数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与人文研究范式(突出地表现为思辨、历史文献研究,以及近来兴起的深度访谈、自然观察、实物文本分析、叙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的论争。具体而言,则有很多种提法,罗斯威尔提出元客观主义与元诠释主义两种方法论范式,前者包括现实主义范式、理性主义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与逻辑实证主义范式;后者包括现象学范式、存在现象学范式、解构主义范式、新实用主义范式与解释主义范式。古芭划分出以下四种范式: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范式以及建构主义范式。同时,也可以将某些范式归入定性或定量研究中再加以考察,如台湾学者陈伯璋先生将质化研究分为现象学范式、解释主义范式、符号互动论范式与批判理论范式。以上的种种范式其实都介于实证主义方法论与建构/解释主义方法论这两种极端的范式之间。通过研究范式不仅有对具体研究过程的形式抽象,也有对形式抽象进行哲学层面的审视;既体现了某种方法论的研究倾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方法论本身的反思,它的基本原则主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古芭与林肯也同样认为要理解教育研究的范式必须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层次上进行。

讨论范式问题,对于我们把握教育研究的方向至关重要,只有清楚的洞察研究者背后的思维范式,才可能对其思想和观点作透彻的分析,进而才有机会重建自己的理论或假设。

2.2结构

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在无形的范式影响下,不少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结构作了探讨。一般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按其从高到低的水平结构,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紧密联系的层次:哲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科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王坤庆在早先时候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教育科学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所构成的理论体系。也有学者从系统论角度作了阐释,他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包括哲学方法论、横断学科方法论(包括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数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及具体学科方法论。王坤庆继探讨过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纵向结构后,又对其横向构成做了研究,他提出了哲学方法、科学方法、历史方法形成的静态模式和由它们的变形而产生的动态模式。此后,关于其体系构建较有影响者当数叶澜先生了,她在其专著《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一书中,对之作了系统研究,采取逐步聚焦的方法,将其划分成哲学层、横断科学层、专门科学层、教育特殊层。2000年以后,不少学者为了走出科学与人文范式的窠臼,且突出教育学科的特点,又对之做了进一步的分类,例如,有人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应分为四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王坤庆――这位持之以恒的学者,近来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教育研究方法论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世界观体系的方法论原理,即哲学方法论,第二个层次是教育科学研究的特有方法,第三个层次是教育研究中具体使用的各种方式、方法与手段的总称。

当然,对之的探讨还将继续,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弄清教育研究方法论系统内部各层次的关系,以及方法论系统内其它学科方法论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转化机制。

3 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建构性反思

既然教育研究方法论有很多含糊与模糊的地方,那么,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我们又能对之做哪些新的解读?叶澜先生在《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一书中,将教育研究方法论这一复合概念分解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并沿着第三条轨道展开陈述,即她选择了二分法而抛弃了三分或更多分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赞同她提高教育学科自我意识的想法,更响应其将教育研究方法论定位为元研究的观点,但在具体的分法和对元的理解上,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和可能。试想,教育研究方法论在教育学体系中是比较深奥的一门课程,在一般研究者或学习者看来更是难以把握,因此,对之的理解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搭建台阶和阶梯,寻找中介和纽带,即教育研究方法论不应该是空中楼阁,高高在上,而是要上得去,下得来。在此,我们不妨对其再行解构,从教育研究方法论中,取出如下关键词:教育,研究,方法,论,进而形成如下结构形式: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教育研究方法-论,然后对这些组合进行逐一的鉴定和解读,再与当前传统的按照方法论体系构建教育研究方法论结构的观点做比较,是否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相通的或者说更为本质的东西呢?笔者认为,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论”的元含义,就不难挖掘出各个组合的深义,从而理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找到教育研究方法论新的生长点。

我们在对文献的梳理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教育方法的称谓上有的使用的是教育科研方法,有的则用了教育研究方法,相应地,对应的方法论前者应是教育科研方法论,后者为教育研究方法论,经过统计分析,发现使用教育研究方法的称谓占据着主流,因此,教育研究方法论也就成了学界约定俗成的标准用语。尽管如此,其背后还是有些猫腻,比如使用教育科研方法的往往更多的侧重于科学视野,使用教育研究方法的则侧重于人文角度,或者说前者推崇的是定量方法,后者青睐的是定性或质性方法。从称谓上的不同,可以看出更多的学者还是站到了人文和定性这一阵营,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可以从前几年对《教育研究》杂志发表文章的统计窥见一斑。鉴于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当前缺乏的应是科学的、定量的方法,而不是人文和定性,但仔细分析,却又有不妥,并不能因为哪个多哪个少就抑此扬彼,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遵循事物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外在方法的比重大小,这样,才有可能找到二者的最佳结合点,从而达到平衡,实现和谐。

总之,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归宿应该是教育学科自身,在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可以走外发和内生并行之路,且以后者为根本,具体地说,先从外部逐步聚焦,层层剥离,直至到达教育学科的内核,同时,要时刻想到和立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本身,从对它的解构形式中,寻找其自在的逻辑,让我们自为性的把握适应其自在发展的规律,通过内外协调,才可望看到教育学科的全景致。

参考文献

[1] 李兵.解释学研究范式及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启示.重庆邮电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2] 朱志勇.教育研究方法论范式与方法的反思.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1).

[3] 蒋凯.涵养科学精神: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省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4] 朱颜杰.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科学假说-演绎法-兼谈方法论的结构及其传统变革.教育研究,1986(6).

[5] 王坤庆.教育研究方法论再探.新华文摘,1987(12).

[6] 候怀银.我国新时期教育研究方法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教育研究,1994(4).

[7] 王坤庆.教育研究方法论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3).

[8] 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本科论文研究方法篇（5）

就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来说，“一般都由经验要素、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构成”[②]，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知识体系也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作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经验要素，主要是文学工作者通过审美体验而得到的关于一切文学现象的经验材料，它构成本学科的基石。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要素则产生于对经验材料的抽象，它表现为本学科的特定概念和范畴，构成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则是作为方法论的原则从文艺学知识整体性中升华出来的，用以揭示文艺学的内容、属性和规律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就是方法论。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与理论要素和经验要素不同，它不是明显存在，而是蕴含在其他要素之中。从形式上看，它不是形，不实在，似乎无法抽象出来，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实在考察了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之后，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文艺学流派林立，学说繁杂，分支众多。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各流派方法论的不同。柏拉图以“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方法”开创了哲学美学(其中也包括文艺学)。亚里士多德以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演绎法建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影响了西欧文坛两千多年。19世纪泰纳以社会学方法建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19世纪末叶德国美学家费希纳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创立了实验美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方出现的精神分析、语义分析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无不与它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逻辑起点有关。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方法论的确立，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派的崛起”。[③]

为什么方法论能够成为流派的标志？这是因为结构要素是一定文艺学流派的叙述原则，是文艺学内容各子系统和要素之间联系的方式。当代科学表明，系统是要素与要素之间关系的集合，确定一个系统的质由要素和要素连接的方式——结构所决定。因此结构要素就能确定流派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虽不具形，只要有客观性，有独立的价值，我们就能够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将它抽象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与文艺学的其他门类，如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因此，文艺学的结构要素——方法完全能够成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对象。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包括本学科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学科根据，各层次研究方法的特征、功能、价值以及它们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三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世界观，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提供原则、出发点和理论基础，集中表现在本体论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④]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各文艺学流派所采用的方法，无不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出自实证主义；风靡一时的接受美学，其思想渊源是现代阐释学，其理论动力导源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18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归纳法，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有关；现象描述法是18世纪经验主义哲学的产物；精神分析法导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直接与非理性哲学相联系，如此等等，都说明了方法论与哲学世界观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在探寻方法的时候，切记一切研究方法手段、认识工具都是从“研究文学本体的成功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那种拘泥于封闭的先验框架里作抽象思辨而产生的方法”，是没有活力的。

我们说哲学的世界观指导和制约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代替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文艺学这门科学的方法论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它把初始的哲学原则具体化了，而且[⑤]在于它包括了特殊的方法”。[⑥]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个别学科，有适应自己对象特点的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有从其他学科移植过来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代替不了的。

四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分类

文艺学方法论是“诸种研究方法的手段的学说化的理论”，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面对如此众多的研究方法，如何确定它们的层次地位，这涉及到分类标准问题。到目前为止，分类标准不一，有的则从历史角度，有的从功能价值角度，有的从适应的普遍性范围及程度的角度。从功能价值与适应范围及程度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4个层次：

（一）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处于方法论系统的最高层次，它适应一切科学，“表现为一种思维定势和原则，对文艺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有规定作用”。[⑦]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⑧]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方法都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比如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之于实证主义哲学；接受美学之于现代阐释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历史归纳之于机械唯物主义；现象描述法之于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精神分析方法之于非理性哲学等等，都被某种哲学所设定，都与其相应的哲学遥相呼应。但是方法论有其相对独立性，并不与哲学等同划一。哲学对方法论的作用只表现为一种指导和制约的作用，绝不能取而代之，它必须通过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具体化，才能够与各研究方法同文共轨、同条共贯、行之有效。钱学森同志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方法、各门学科的具体方法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各门学科，但这种指导既不是取而代之，又不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通过一般研究方法这个中介起作用。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去指导、联系自然科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联系社会科学；通过数学哲学指导联系数学科学；通过系统论方法去指导联系系统科学；通过认识论去指导联系思维科学；通过人天观去指导联系人体科学；通过军事哲学去指导联系军事科学；通过美学去指导联系文艺理论；通过社会论去指导和联系行为科学。一般研究方法“可以使低层次的具体科学方法论得到拓展、深化和提高，进一步密切相互之间更广阔、更多方面的联系，又有可能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充实、丰富和发展”[⑨]。同时保证了哲学方法论指导作用的正确实施。

总之，各种研究方法离不开特定的哲学原则的指导与制约，又不能为它所代替。正确的哲学原则确保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合理性，先进的科学方法又可以深化、丰富一定的哲学。我们切不可将哲学方法与其他方法对立起来。其实，任何“对立”的做法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二)一般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是能为多种学科所采用，处于中介环节的研究方法。它处于方法论系统的第二层次，主要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逻辑思维方法。

(三)特殊研究方法

特殊研究方法亦称具体方法。它是某一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某一学科从某种角度的研究方法。特殊方法取决于该门学科对象的特殊性，表现为“对文学的切入视角，一般都成为特定的文学流派”[⑩]。特殊研究方法包括：运用于美学的美学方法；由文学心理学派生的文艺心理学方法；由文学信息属性衍生出来的符号学方法、语义学方法；由文艺价值分化出来的艺术价值方法；由读者所决定的接受美学方法等等。

(四)具体的研究手段

具体的研究手段严格说不属于方法，而是组织加工材料的科学方式、技术措施，是属于方法论的工艺部分，或者是科学本身的研究手段。具体的研究手段能为不同方法论的流派共同运用。比如定量和定性、观察和实验、调查、统计、模式化、比较法等等。

上述划分是就整个方法论的结构体系而言。文艺学的方法论体系的划分在参照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又有其独特性。

文艺学研究方法与文艺研究的对象有紧密的关系，特定的研究对象要求特定的研究方法。从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看，流派林立、方法纷呈，似乎无迹可迹，但用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作品、艺术家、宇宙、读者”四要素论来衡量，发现各种方法的产生都与研究对象的转移有关。而对象的转移，无论是按照下列哪种模式，如艾布拉姆斯的模式，刘若愚的模式，或叶维廉的图式(图缺)，都无法超出“作品、作家、读者和宇宙”四个重心。所以以作家为重心的研究，就诞生诸如传记研究方法、各种文艺心理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荣格的原型研究方法等)；以作品为本体的研究，就产生了诸如符号学方法、形式主义方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叙述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等等；以读者为研究重心相应出现了文艺现象学方法、文艺阐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等等；以宇宙和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社会历史方法、社会学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文化美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等。

文艺研究方法本身多姿多彩、丰富多样，像天上的星河灿烂，但又都遵循宇宙原动力，星罗棋布，各在其位，各行其职。文艺学研究方法随文学艺术大系统中子系统的不断被发现、被认识，必将呈现出一幅立体多样、变化无穷的动态发展景观。

[①]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②]李武：《社会学的方法论与社会学的发展》，《新华文摘》，1985年第3期

[③]陆海林：《方法论放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7卷，第4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④][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⑤][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⑥][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⑦]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本科论文研究方法篇（6）

就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来说，“一般都由经验要素、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构成”[②]，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知识体系也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作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经验要素，主要是文学工作者通过审美体验而得到的关于一切文学现象的经验材料，它构成本学科的基石。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要素则产生于对经验材料的抽象，它表现为本学科的特定概念和范畴，构成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则是作为方法论的原则从文艺学知识整体性中升华出来的，用以揭示文艺学的内容、属性和规律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就是方法论。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与理论要素和经验要素不同，它不是明显存在，而是蕴含在其他要素之中。从形式上看，它不是形，不实在，似乎无法抽象出来，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实在考察了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之后，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文艺学流派林立，学说繁杂，分支众多。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各流派方法论的不同。柏拉图以“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方法”开创了哲学美学(其中也包括文艺学)。亚里士多德以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演绎法建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影响了西欧文坛两千多年。19世纪泰纳以社会学方法建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19世纪末叶德国美学家费希纳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创立了实验美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方出现的精神分析、语义分析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无不与它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逻辑起点有关。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方法论的确立，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派的崛起”。[③]

为什么方法论能够成为流派的标志？这是因为结构要素是一定文艺学流派的叙述原则，是文艺学内容各子系统和要素之间联系的方式。当代科学表明，系统是要素与要素之间关系的集合，确定一个系统的质由要素和要素连接的方式——结构所决定。因此结构要素就能确定流派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虽不具形，只要有客观性，有独立的价值，我们就能够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将它抽象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与文艺学的其他门类，如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因此，文艺学的结构要素——方法完全能够成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对象。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包括本学科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学科根据，各层次研究方法的特征、功能、价值以及它们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三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世界观，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提供原则、出发点和理论基础，集中表现在本体论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④]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各文艺学流派所采用的方法，无不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出自实证主义；风靡一时的接受美学，其思想渊源是现代阐释学，其理论动力导源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18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归纳法，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有关；现象描述法是18世纪经验主义哲学的产物；精神分析法导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直接与非理性哲学相联系，如此等等，都说明了方法论与哲学世界观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在探寻方法的时候，切记一切研究方法手段、认识工具都是从“研究文学本体的成功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那种拘泥于封闭的先验框架里作抽象思辨而产生的方法”，是没有活力的。

我们说哲学的世界观指导和制约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代替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文艺学这门科学的方法论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它把初始的哲学原则具体化了，而且[⑤]在于它包括了特殊的方法”。[⑥]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个别学科，有适应自己对象特点的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有从其他学科移植过来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代替不了的。

四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分类

文艺学方法论是“诸种研究方法的手段的学说化的理论”，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面对如此众多的研究方法，如何确定它们的层次地位，这涉及到分类标准问题。到目前为止，分类标准不一，有的则从历史角度，有的从功能价值角度，有的从适应的普遍性范围及程度的角度。从功能价值与适应范围及程度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4个层次：

（一）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处于方法论系统的最高层次，它适应一切科学，“表现为一种思维定势和原则，对文艺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有规定作用”。[⑦]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⑧]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方法都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比如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之于实证主义哲学；接受美学之于现代阐释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历史归纳之于机械唯物主义；现象描述法之于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精神分析方法之于非理性哲学等等，都被某种哲学所设定，都与其相应的哲学遥相呼应。但是方法论有其相对独立性，并不与哲学等同划一。哲学对方法论的作用只表现为一种指导和制约的作用，绝不能取而代之，它必须通过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具体化，才能够与各研究方法同文共轨、同条共贯、行之有效。钱学森同志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方法、各门学科的具体方法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各门学科，但这种指导既不是取而代之，又不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通过一般研究方法这个中介起作用。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去指导、联系自然科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联系社会科学；通过数学哲学指导联系数学科学；通过系统论方法去指导联系系统科学；通过认识论去指导联系思维科学；通过人天观去指导联系人体科学；通过军事哲学去指导联系军事科学；通过美学去指导联系文艺理论；通过社会论去指导和联系行为科学。一般研究方法“可以使低层次的具体科学方法论得到拓展、深化和提高，进一步密切相互之间更广阔、更多方面的联系，又有可能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充实、丰富和发展”[⑨]。同时保证了哲学方法论指导作用的正确实施。

总之，各种研究方法离不开特定的哲学原则的指导与制约，又不能为它所代替。正确的哲学原则确保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合理性，先进的科学方法又可以深化、丰富一定的哲学。我们切不可将哲学方法与其他方法对立起来。其实，任何“对立”的做法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二)一般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是能为多种学科所采用，处于中介环节的研究方法。它处于方法论系统的第二层次，主要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逻辑思维方法。

(三)特殊研究方法

特殊研究方法亦称具体方法。它是某一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某一学科从某种角度的研究方法。特殊方法取决于该门学科对象的特殊性，表现为“对文学的切入视角，一般都成为特定的文学流派”[⑩]。特殊研究方法包括：运用于美学的美学方法；由文学心理学派生的文艺心理学方法；由文学信息属性衍生出来的符号学方法、语义学方法；由文艺价值分化出来的艺术价值方法；由读者所决定的接受美学方法等等。

(四)具体的研究手段

具体的研究手段严格说不属于方法，而是组织加工材料的科学方式、技术措施，是属于方法论的工艺部分，或者是科学本身的研究手段。具体的研究手段能为不同方法论的流派共同运用。比如定量和定性、观察和实验、调查、统计、模式化、比较法等等。

上述划分是就整个方法论的结构体系而言。文艺学的方法论体系的划分在参照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又有其独特性。

文艺学研究方法与文艺研究的对象有紧密的关系，特定的研究对象要求特定的研究方法。从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看，流派林立、方法纷呈，似乎无迹可迹，但用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作品、艺术家、宇宙、读者”四要素论来衡量，发现各种方法的产生都与研究对象的转移有关。而对象的转移，无论是按照下列哪种模式，如艾布拉姆斯的模式，刘若愚的模式，或叶维廉的图式(图缺)，都无法超出“作品、作家、读者和宇宙”四个重心。所以以作家为重心的研究，就诞生诸如传记研究方法、各种文艺心理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荣格的原型研究方法等)；以作品为本体的研究，就产生了诸如符号学方法、形式主义方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叙述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等等；以读者为研究重心相应出现了文艺现象学方法、文艺阐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等等；以宇宙和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社会历史方法、社会学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文化美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等。

文艺研究方法本身多姿多彩、丰富多样，像天上的星河灿烂，但又都遵循宇宙原动力，星罗棋布，各在其位，各行其职。文艺学研究方法随文学艺术大系统中子系统的不断被发现、被认识，必将呈现出一幅立体多样、变化无穷的动态发展景观。

[①]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②]李武：《社会学的方法论与社会学的发展》，《新华文摘》，1985年第3期

[③]陆海林：《方法论放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7卷，第4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④][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⑤][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⑥][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⑦]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本科论文研究方法篇（7）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4）01-0081-03

“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不是该学科外在的形式，而是该学科内容的灵魂”[1]，而且也是直接推动学科发展并衡量学科进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和标杆。图书馆学在进行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方法与方法体系，并在此方面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诸多学者积极探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方法体系，先后提出了“二层次说”、“三层次说”、“四层次说”、“过程论”、“实用论”、“综合论”、“定性定量说”等方法体系[2]，然而，时至今日，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仍然有不完善之处，争议之声不时响起，本文拟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索，以期抛砖引玉。

1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内涵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研究主体认识图书馆学这一研究对象本质和规律所采用的思路与程序，是研究主体把握图书馆学这一研究对象的途径、手段和工具。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不止一个，也不止一类，而是多层次上的，它有一定的分类与结构，并且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个严密完整、错落有致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

从形式上看“方法”是单数，“方法体系”是复数，但是“方法体系”并非是“方法”的简单相加或者平面堆砌，而是一个以单数“方法”为直接素材的、富有立体质感、层次分明、相互融汇的结构性系统[3]。在学术界把它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具体学科方法”三个层次，这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观点，比如：我国著名社会学学者、北京大学袁方教授指出：“社会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一样，可分为三个层次：方法论、研究方式或研究法、具体方法与技术。”[4]笔者依据这种框架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也划分为三个层次，由抽象到具体依次为：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学科方法，并绘制成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图（见图1）。

2.1 图书馆学研究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它在研究、探索和阐释各种方法时，侧重于找出方法的理论基础，分析方法的性质、特点、作用范围和局限，研究方法的产生、发展规律，讨论各种方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探究发现新方法和运用方法所应遵循的原则等”[5]。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从根本上关系着从事图书馆学研究的立场问题、方式和视角问题。笔者认为图书馆学方法论包括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图书馆学学科方法论四个部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有的研究者将研究方式层次和具体学科方法层次归结为方法论体系问题，笔者认为似乎欠妥。

哲学方法论提供的是人们对于社会、自然的认识和思考，是构成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和一元论世界观，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的方法和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观点，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近些年来图书馆学也积极吸收现象学、阐释学、分析学、符号学、实证学派等哲学流派的观点，借鉴它们的合理成分指导图书馆学研究[6]。

一般科学方法论包括系统方法、信息论方法、数学方法、逻辑学的方法论。系统方法把图书馆学作为系统进行定量化、模型化和择优化研究；信息论方法通过系统方法和数理统计方法对信息获取、处理、传递和转换进行研究。数学方法、逻辑学的方法是传统的科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论方法是较新的科学方法，它们都是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领域的方法理论，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逻辑学中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等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密不可分，是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最一般的概括，是指导、建立和发展图书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因此也被纳入了方法论中。

社会科学方法论对图书馆学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现阶段图书馆学带有较强的社会科学特性[7]；图书馆学研究中积极借鉴、移植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的方法，比如：图书馆学成功移植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法、计算机科学中的日志分析法，在用户研究方面移植心理学方法形成用户心理学，移植比较方法形成比较图书馆学，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意义的指导作用。

图书馆学学科方法论主要是指图书馆学的各种理论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在图书馆学理论指导下，可以使图书馆学的理论概念过渡到具体的图书馆学研究运用概念中，从而界定研究对象的范围、指标。比如：近些年来研究者以“知识”和图书馆职业为基础构建了图书馆学理论体系，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新途径。其实，当采用一定的图书馆学理论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图书馆学理论也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2.2 图书馆学研究方式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中间层次是图书馆学研究方式。如果说方法论确定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方向，那么研究方式确定了研究的路线与途径，是进行图书馆学研究时经常运用的具体形式和活动类型，是图书馆学方法论走向具体研究方法应用的中间环节。图书馆学研究基本方式包括研究法与研究类型。

不同的研究类型决定着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和研究方案的制定，也决定了不同的研究方式。按照不同角度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研究类型，比如：按照研究性质划分，可以分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按照研究目的划分，可以分为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预测性研究；按照研究用途划分，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本文采取文献[8]的观点把图书馆学研究划分为规范研究、经验研究、思辨研究、实证研究四种类型。每一种类型都具有基本的元素和特定要求，比如：图书馆学思辨研究是以逻辑推导的方式进行的纯理论、纯概念式的一种研究分析，它主要在澄清基本概念、确定基本制约因素及联系方式、探讨复杂现象领域、建构理论体系等方面，图书馆本质、图书馆属性、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等等都属于思辨研究[9]，主要使用文献法、历史比较法、逻辑推理等。

这些研究类型经过人们长期的探索，形成了一个个“模块”，衍生出许多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实验方法、调查法、案例分析法、文献法、历史比较法等等，以及为这些方法服务的辅技术，如：抽样法、测量法、统计法、图示法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列举的具体内容并没有穷尽所有的研究方法知识。

2.3 图书馆学具体学科方法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第三个层次是具体学科方法。具体学科方法是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方法论、基本研究方式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图书馆学专业的特点、适用于图书馆学的研究，是科学思维方式在图书馆学的实践与应用。文献计量法、引文分析法是公认的图书馆学学科方法，文献[10]指出图书馆学专门学科方法还有文献信息处理方法，包括分类法、主题法、文摘法、文献信息检索方法等。另外，网络信息技术扩展了图书馆学研究的范畴和空间，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增添了新的活力，网络计量法、知识发现法是最近几年图书馆学新兴起的研究方法。

3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各部分之间关系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它们之间有层次上的差别，但各种方法论、基本方式、具体学科方法都不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而是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体系模型。

方法论是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其中哲学方法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最基本的方法论，决定和影响着图书馆学研究中如何去研究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以及选择用什么样的研究方式，而一定的研究方式又规定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方法。比如：图书馆学实证论者常采用实证研究，通过数学方法、调查方法或实验方法、文献计量法，建立研究假设，收集数据资料，然后进行统计分析，这种研究程序不适合于思辨研究。思辨研究者则更趋向于使用定性的文献法，凸现研究过程的特殊性、深入性、主观性。不同的方法论及其相适应的研究基本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影响着研究者对研究领域，特别是对研究问题的选择[11]。反过来，图书馆学研究方式和具体学科方法为图书馆学方法论提供发展动力，将促进方法论本身的发展与不断完善。离开了具体学科方法，方法论和研究方式都会失去发展的基础。

4 构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注意事项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应该是以方法论为基础、以图书馆学理论为指导、以逻辑科学作为自己的思维方式，不断批判地吸收自然科学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并且适用于图书馆学的一个相互联系的方法系统。构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不能脱离图书馆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过程、结构模式以及各类方法的理论基础、操作步骤、适用范围与机制。

图书馆学研究必须以一定的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但在研究中应遵循何种方法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就要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不同的方法论、方法具有各自的特点，也具有各自的局限性，这就需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扬长避短地选择适当的方法论与方法。

在进行图书馆学研究时，不存在一种固定模式，也没有一种预示成功的现时规定可以照搬，而必须在继承前人或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要过于“迷恋”某一种方法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结合自己的思维特点与自己的方法论倾向，选择适合于自己的研究方法，才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结果[12]。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学科方法是一个体系，有时可以单独运用，有时可以综合加以运用，比如：在一项图书馆学实证研究里，可以综合使用案例分析法、文献计量法、调查法等等，也可以使用其中一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应该形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创新研究方法。

5 结语

本文试图用体系化的方式展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框架，以体现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内在逻辑性和整体性。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图书馆学研究方式的变化，这都需要人们进一步研究各种方法论和方法技术要领，不断吸收其他学科方法论成果，创新研究方法，并使各种研究方法都有用武之地，兼容并包，进而建立比较完整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丰富图书馆学研究的视野，解决更多的图书馆学现实问题，更好地促进图书馆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黑格尔，贺麟译.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56.

[2] 刘伟等.21世纪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体系评述[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1（1）：22-27.

[3] 张新平.教育管理学的方法体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4-5.

[4] 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4-27.

[5] 陈寿灿.方法论导论[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2-3.

[6] 吴蔚慈，董焱.图书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9-41.

[7] 吴蔚慈，董焱.图书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0.

[8] 刘宇，叶继元，袁曦临.实证缺失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4）：20-24.

[9] 高淑琴.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若干概念及应用探析[J].图书馆建设，2012（1）：5-8.

[10] 乔好勤.信息管理学研究方法导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186-191.

本科论文研究方法篇（8）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科学研究是以本学科的文献为基础的，任何一个健全学科的建立，都不能没有本学科的文献学。文献学承担着本学科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并提供文献检索、利用的重任，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中国书学已有千年历史，在书家、书迹、书论的史料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在这一领域中可以说是名家辈出，传世之作甚多。但自觉地进行书法学科建设，却是晚近才开始的。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书界同人的学科意识逐渐觉醒、强化，并积极投入学科建设之中，使书法成为高校的一门独立课程，并设置了书法硕士点，博士点，使这一中国传统艺术得到发扬光大，呈现繁荣景象。在书学史料建设方面，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取得了书学史上空前未有的成就。无论在书迹、书论的结集出版，还是在书家传记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均表现出一种“集大成”的恢宏气度。

但是，此前所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的书学史料，都还属于具体文献整理操作层面的工作。它需要被纳入文献研究的科学理论系统，或者说它需要文献整理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而且有必要对以往一系列文献整理工作的许多成果从理论、方法上进行认真总结，使书法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检索、利用成为一种专门的科学。

关于书法文献学的建立，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如丁正光先生曾发表《构建“书法文献学”刍议》，呼吁构建书法文献学，并陈述了他的一些初步设想。201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陈志平先生《书学史料学》一书，是笔者见到的唯一一部书学史料学著作，该书史料丰富，体例完备，在中国书学文献学的建立中具有开拓之功。但此书与本人所构建的《中国书法文献学》在思路和构成上有较大差异。

日本书界一向重视书法文献的整理编纂，仅出版的大型书法辞典就有：饭岛春敬编《书道辞典》（东京堂出版，1975）、饭岛春敬编18卷本《综合书道大辞典》（东京堂出版，1982）、藤原宏、加藤达成等编《书学书道用语辞典》（第一法规出版，1978）、春明好重、杉村邦彦编《书道基本用语辞典》（中教出版，1991）、书学书道史学会编《日本・中国・朝鲜书道史年表事典》（菅原书房，2005）等。各书体字典则有：高田竹山监修《五体字类》（西东书房，1961）、藤原楚水编《书道六体大字典》（三省堂出版，1961）、伏见冲敬编《隶书大字典》（角川书店，1989）、北川博邦编《清人篆隶书典》（雄山阁出版，1979）、圆道佑之《草书大字典》（讲谈社，1968）等。但是他们的文献工作尚未能进入构建书法文献学的层面。

我们正在撰写的《中国书法文献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试图在已有书法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目前书法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状出发，并汲取我国传统的和西方现代的文献学理论方法，以构建较为系统完整的中国书法文献学的理论体系，设计一个能够包容中国书法学科各级次、各类型文献的叙述结构和研究框架。并对已有的中国书法文献的级次和基本类型进行科学划分，对重要文献的文献价值予以评述。

近年来先后出版了多种分学科或断代的文献学著作，但各书均偏重于原始文献的叙述评价，而忽略对原始文献进行“研究”和“研究之研究”的次级文献的介绍评述。而且各书虽名为“文献学”或“史料学”，但却几乎不涉及本学科文献搜集、整理、研究、检索、使用的理论和方法。

我们认为，中国书法文献是整个书法学科的各级次、各类别的文献。一个学科的文献构成，都应包含三个级次的文献：

其一，原典文献。是学科构成的基础和前提，它决定着学科的归属。如中国古代书学作为一个学科，从时间跨度上说，是中国自有文字始，直至晚清期间的书学。它的原典文献，就是该历史时期内所产生的书家、书迹、书论。这是中国古代书学构成的根基，是该学科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原典文献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是学科归属的历史时期内所生成的全部文献，这个历史时期一旦终结，原典文献便不再产生。而学科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伴随着本学科原典文献的产生而逐渐形成，但却不会因为一个历史时期结束，该学科归属时期内的原典文献不再产生而告终结。只要有对原典文献的研究，则该学科便会永无休止的发展下去。

其二，研究文献。由对原典文献进行研究而生成的“研究文献”为该学科的二级文献。只要研究不间断，“研究文献”便会不断生成。所以，二级文献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其三，对“研究文献”进行再研究的“研究之研究文献”，是该学科的三级文献，也就是该学科的研究史、学术史一类的著述文字。它是该学科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二级文献积累到足够的数量时，就会有对它的梳理和述评、研究，以作为今后继续研究的起点。而这种研究也会无限延伸下去，所以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这一基本认识决定了我们关于中国书法文献学体系构成的基本思路。

这样，本书便将1.中国书法文献学理论；2.整理、研究、使用文献的方法；3.原典文献；4.“研究文献”；5.“研究之研究文献”等按照科学的逻辑层次和逻辑关系，构建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书法文献谱系。中国书法学科的重要文献，特别是重要的文献类型，大体上都包括到这个文献学叙述研究的结构框架里来了。

我们把《中国书法文献学》内容的基本构成为：

“绪论”，是本书关于建立中国书法文献学的理论思考和文献学叙述、研究框架的设计。“引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总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对中国书法文献学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范畴进行界定辨析；中国书法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献学和西方现代文献学的关系；人文文献观与中国书法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本体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本体的内涵；中国书法文献学本体的内容与形式；中国书法文献的级次、类型与文献谱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方法论。“功能论”论述中国书法文献学传播功能的内涵；中国书法文献的记录与交流；中国书法文献学的文本阐释与读者接受；中国书法文献学的传播功能、类型与模式等。

第一编，中国书法文献学的搜集与整理。参照中国传统文献整理的基本方法，论述中国书法文献的辑录和辑佚、校勘、考证、辨伪、版本、目录、注释等的理论和方法。

这些既是文献整理的基本理论方法，也是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内容。经过这些理论方法的指导和综合运用所取得的成果，如校勘记、目录及目录提要、注释、版本鉴定等，除文献辑佚所得的原典文献外，其余均为在文献整理过程中，所产生的对文献进行辩析和说明的二级文献，虽然不如论文、专著那样完整系统，但这些工作同样是一种学术研究，因此这些成果应和对原典文献进行研究批评的论著一样，被视为由原典文献派生出来的二级文献。

辑录辑佚、校勘、考证、辨伪、版本、目录、注释等在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往往是交互为用，密不可分的。这些古代文献整理的方法和内容，在中国书法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仍可继续发挥作用，并得到丰富、改造和发展。

第二编，论述书家生平文献，包括表谱、传记、日记、书信等。这些文献记录、反映着书家个人的生活状况、交游活动及创作著述情形，是理解书法创作主体的重要史料。中国传统一向重视“知人论世”，离开创作主体的人及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作品便难以解读。因而本课题特设一编，专门评述书家的表谱、传记、日记、书信等不同的生平文献类型。包括书家生平文献的体裁形制及书家史料的来源。

第三编，介绍中国书法原典文献――书迹，包括书迹文献的载体（甲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纸张）和书体（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杂体书）以及编辑出版类型（古代编辑出版类型和现代编辑出版类型）。

第四编，介绍中国书法原典文献――书论。包括综论中国书法原理和书法创作技法的文献。不含对书迹、书家进行批评研究的论文、专著及书法史等二级文献。

第五编，介绍对书法原典文献进行批评研究的文献――二级文献，包括古代研究文献和现当代研究文献的主要类型。古代研究文献的主要类型：题跋、品第、评骘、书史；现代研究文献的主要类型：论文、专著、书法史、书法理论批评史、有关书法研究的工具书《书法词典》（不含书迹字典、字汇等类书）。

第六编，介绍对书法研究文献进行再研究的“研究之研究”文献――三级文献。包括：书法研究资料汇编、书法研究述评（单篇述评文章和述评专书）、中国书法研究史、中国书法史编纂史等。

第七编，中国书法文献工作的现代化，包括储存、检索等。

总之，在理论建构方面，我们在总体考察中国古典文献学和现代西方文献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书法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实践，从发生学意义上对中国书法文献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进行界定，并总结其基本规律，综合运用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方法，尝试建构中国书法文献学理论体系的一种模式，即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三大部分构成的文献学理论体系，以突破中国古典文献学以史实考证为主的“实证”研究和西方现代文献学以文献信息的技术操作与应用为主的“实用”研究的藩篱，把中国书法文献学置于现代文化传播的视野中进行系统考察，赋予中国书法文献学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拓展文献学理论研究的维度和视野。从而结束书法文献学工作长期以来停留在具体的史料整理、应用，在理论上则局限于方法论探讨的局面。这对于促进中国书法的学科建设、推动中国书学与相关学科的平等对话及其在21世纪的发展，都将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索意义。

我们还力图设计一个书法文献的叙述研究框架，也就是书法文献学本体的结构模式。它需要包容中国书法学科各级重要文献及各种文献类型，并按一定的逻辑层次关系，将其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科论文研究方法篇（9）

作者：侯艳

“文学地理学”是康德在其《自然地理学》中提出来的一个地理学概念。[1]在中国，随着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将康德的“文学地理学”和德国那特硁的“政治学”用于中国文学艺术南北差异的研究，遂开创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历史。1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蔚然成风，其中颇多学者将其视为一门新学科(2)，并致力于其学科建构。“文学地理学不仅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解决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所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也为人文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路。”[2]然而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其他学科？能否建成独立学科？特别是学科归属、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建构、学科建设等问题是目前文学地理学研究所面临的四大基本困境。

一、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困惑

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在国外，由于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是地理学家，因此他们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更多地偏向于地理学，并把它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提出来。AKDutt曾明确指出：“文学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的一个较近的分支学科。”[3]DeborahHart也提到：“文学地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地理学)较初级的分支学科。”[4]然而，国内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梅新林曾从研究实践中归纳出五种不同的归属倾向：“一是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二是从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三是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交叉学科；四是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五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5]曾大兴曾将目前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归属概括为四种观点：一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二是一种学术方法；三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或者“补救”；四是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学科。[6]简言之，国内学界对文学地理学的归属倾向有三种：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方法。

首先，把文学地理学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思路最为普遍。金克木、严家炎、袁行霈等着名学者都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文学、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中。国内近十几年来的研究亦都沿着这条思路进行，即在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的时候，地理学作为方法论而存在。金克木先生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中呼吁从地域的角度研究文学艺术。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中专列了一章来谈中国文学的地域性问题，认为文学不光有时间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有空间地域的差异和变化。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元代戏剧部分即根据地域进行编写。李浩在《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一文中更是直言：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尝试应用，可以突破古代文学的研究困境，实现学术突围。[7]可见，这种归属思路是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一种研究文学问题的跨学科方法。

极力倡导文学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立交叉学科的学者有陶礼天和钟仕伦。陶礼天在其着作《北“风”与南“骚”》中正式呼吁发展文学地理学这门人文地理的新兴学科，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文艺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8]钟仕伦则从中国和西方文学地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角度出发，认为“文学地理学属于地理学与文艺学、地域美学相交叉的新兴学科”[9]。马晶则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和地理学两个知识体系的交叉重叠部分，具有二重性，既有文学学科的特性，又有地理学学科的特性。”文学地理学是“将地理因素影响下的文学研究和存在于文学形态中的地理研究结合在一起的系统”[10]。梅新林也提到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他界定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11]。在这个界定中，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和综合性学科的表述同时存在，更可见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困境。

另有一部分学者将文学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来探讨。邹建军提出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时又提到它也是一种批评与研究文学的方法。[12]杨义先生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文学，持大文学观，指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会通之学，“要会通文学与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以及民族、民俗、制度、历史、考古诸多学科”[13]。由此可见，杨义先生看到了文学地理学跨学科的特性，同时把它看作是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开拓，他明确提到“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学科分支”[14]，同时又提出“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14]。可见，杨义先生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也存在着和其他学者一样的混沌和困惑。

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曾大兴，他明确地把文学地理学当作与文学史对峙的新学科，提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没有文学地理这个二级学科的文学学科是一个不完整的学科。”[15]他把文学地理学提高到与文学史相同的高度，由此将文学地理学列为与文学史并列的学科，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从属于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立学科。在他看来，作为一级学科的文学，其下的二级学科应该包含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地理和文学批评，并且它们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文学批评是一个最基础的二级学科，文学史和文学地理是两个并列的较高级的二级学科，文学理论是一个最高级的二级学科。”[15]他还特别指出：文学地理学不应仅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也不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产生并发展的，文学也不例外。几乎所有学科，都有其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也就是说，既有解释其时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也有解释其空间关系的分支学科。……为什么文学有文学史，而不能有一门文学地理呢？[15]曾大兴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定位指明了方向。但是，很明显，实际上他与邹建军、杨义一样，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同的是认为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并列，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空间的，文学史的研究是时间的，因此时空两者可以并列，这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简单。并且，与文学史关系的紧密纠缠必然会增加文学地理学成为独立二级学科的艰难性并影响其在学界的认同感。

二、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分歧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目前国内外的文学地理学主要致力的研究有两种，一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多包含文学研究，二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5]

首先，由于将文学地理学归属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国外学界普遍认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是关于文学与地理之关系的研究。“对地理学家来说，他们一直借鉴文学，把它作为一种更好地理解地方的方法。”[16]由此，一方面，他们将文学理解为地理学研究的资料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地理学家把文学视为一个毫无疑问的资源，‘一个生动描写风景和生活的价值连城的宝库’，用它来使自己的文本变得生动”[17]。他们认为文学所有的价值只在于它对生活的反映，它能使地理文本变得更为生动。所以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他们更多地致力于诸如此类的研究：“文学‘数据’应该怎样被用于更多的地理信息的传统形式，如人口统计数据，采访和档案材料？应该如何调解不同源头间的矛盾？”[17]另一方面，他们还致力于研究主观因素对地理空间的塑造，注重地方的意义和内涵的揭示。通过各种文学形式的研究，探索文学对地理空间的展示和建构，文学在地理景观意义构建上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并通过考察描写地区的着名作品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进而考察文学与地理学之共通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文学出发去探讨地理空间的意义，解决的是地理问题，因而国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尽管包含了诸多文学研究，但它是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

相反，在国内“文学地理学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这一观念普遍被认可，正如曾大兴明确指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15]对这一问题，徐玉如也有相同的看法，“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以文学作品为本位。”[2]然而，由于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含混，学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的具体研究对象还存在众多分歧。将文学地理学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学者，致力于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对文学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探究，试图探究文学之所以表现出如此特色的地理因素以及文学本身体现出的地理空间特征。将文学地理学作为分支学科或独立交叉学科来探讨的学者，根据文学地理学学科归属的不同，其研究的对象亦不尽相同，大体持有“本位说”“关系说”“空间说”“文化说”“边缘说”和“地域审美说”等观点。

梅新林认为文学地理学有一个“双重范式”，即“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为主导、以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研究为辅助，然后整合、发展为相对独立的文学地理学”。因此他主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以文学为本位，研究“文学地理学理论、断代文学地理、区域文学地理、城市文学地理、文人群体活动空间以及文学地理学研究队伍建设等方面”[18]。梅新林的看法可称为“本位说”。曾大兴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与文学的关系来界定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主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具体言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对“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15]；“概括地讲，就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简称文地关系)”[6]这可称之为“关系说”。邹建军则特别提到文学地理学“特定的研究对象”，认为“就是文学中的地理空间问题。”[19]邹建军的看法可称为“空间说”。杨义先生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会通之学，其研究对象即是研究文学在其自身的区域类型、文化层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动等四大领域间的相互贯通。杨义先生的主张可称为“文化说”。陶礼天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主要“致力研究的是文学的地理风土质性以及其主、客观方面的成因”[8]，他不赞同只关注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主张还要考虑到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须把它与政治、哲学、宗教联系起来，因此认为文学地理学可以归入艺术社会学的范畴。陶礼天的观点可称之为“边缘说”。钟仕伦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门文学与地理学相互融合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本身或者是文学作品中有关人地关系的艺术表达。文学地理学实际上是通过文学现象所表现出来的人对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审美反映，这种审美反映可以称为“地域审美观念”。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作家、流派、批评和接受中的地域审美观念。[9]钟仕伦的看法可称为“地域审美说”。

总之，国内学界尽管皆坚持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地理研究，但由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尚不统一，因此其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亦都处于不明确的困境中。而国外视文学地理学为以地理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称文化地理)研究的这种倾向，更是增加了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确定和统一的困难性。

三、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不确定

由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归属、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等还不十分明确，学科规范也没有真正地正式建立，因此它的研究方法迄今没有完全而成熟的形成，有的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戴伟华、梅新林等皆提出了颇具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

邹建军认为，虽然文学地理学还没有一种或多种只属于自己的、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文本解析、实地考察、图表统计、动态分析、比较对照、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建构等方法值得重视。[19]他认为，所谓文本解析，即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对作品的研究，它是文学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所谓实地考察，即强调对文学发生地与文学发展地的实地考察，关注作家创作、作品产生的地理背景以及文学史与文学集群的情况。它是文学地理学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谓图表统计，即是对经过实地考察得来的一些东西进行数据统计，并得出相关的信息。它是文学地理学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分析中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所谓动态分析，即是借助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动态分析法，对作家与作品的地理分布，以及与地理相关的文学现象进行动态分析。它是文学地理学最具科学性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谓比较对照，即对不同地方的文学与不同时代的文学、对不同环境的文学与不同方向的文学进行比较与对照。它是文学地理学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所谓追求一种理论上的建构，即建构文学地理学的有关理论，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的手段。它是文学地理学具有理论高度之表现的研究方法。

曾大兴认为：广义而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包括两类，一类是指导和规定学术研究应该如何开展的规则和程序，一类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技术方法。仅就技术方法来讲，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又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凡是文学的其他二级学科能使用的方法，文学地理学都可以使用，这类方法属于一般方法。而文学地理学自己的方法，即是特殊方法。曾大兴进一步提出：文学地理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它所用的还是地理学的方法，其中主要是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数理模型法等等[20]，它们具体运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可归纳为五种研究方法，即系地法、现地研法、空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和区域比较法。系地法，就是考证文学事象发生的地点，然后按照形式文学区或功能文学区进行排列；现地研究法，就是把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空间分析法，就是对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包括各种空间元素及其结构与功能)进行分析和解读；区域分异法，就是按照文学的区域特征及其差异，把它们分为不同的地理板块；区域比较法，就是把两个以上的不同区域的文学事象进行共时比较或平行研究。[21]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曾大兴又补充了“地理意象研究法”，即地理学意象研究和文学意象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指出地理学意象研究与文学意象研究的不同，它必须准确地考证地理意象所在的地理方位，准确地描述其地理特征、地理价值和历史渊源；必须细致地描述地理意象的形态特征或者审美特征，阐述它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必须深挖和揭示地理意象所包含的独特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6]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文学地理学学者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曾大兴还特别强调：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是有明显不同的。文学史的研究可以关在书房里利用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除了使用文献资料，还必须走出书房，对文学家的出生成长地、流动迁徙地、文学作品的产生地，以及文学作品本身所描写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地理空间等等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和台湾学者简锦松教授的“现地研究法”特别值得借鉴。简氏的现地研究法的内涵比单纯的田野调查法要丰富，它实际上是“文献解读与现地测量”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实地重现”作者“写作的场域”，但是它仍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因为简氏的“鉴识科学”最多只能实地重现作者的生活环境与写作环境(写作的场域)，而很难实地重现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因为地理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是有差别的，地理学的真实与文学地理学的真实也是有差别的。[20]

此外，钟仕伦提出，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方法”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它非常适合于作家研究，包括文学流派、风格的研究。钟仕伦认为：一方面，进行作家的文学地理研究，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可以描绘出作家的地理区域特征和空间结构分布，并从这种分布中追寻到各个区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或者文学风格所产生的因果联系，并且在这种因果联系中使他们被确认为“一个整体”和“一个个体”。另一方面，正如梁启超所论“‘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作家的空间结构分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常常随着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的迁移而变迁。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可以对文学的动态空间结构分布进行研究。因而，区域地理学的“区域—比较方法”无疑是建构文学地理学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的最好借鉴。[9]

戴伟华则提出：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的研究方法并重，相辅相成。微观研究方法侧重个案分析，其具体方法有利用出土文献、充分挖掘传世文献的材料价值、在材料可信的前提下作出合乎情理的推断、在名物考订中必须以文体为基础等。宏观理论探讨，要在对立统一中求新求变；利用归纳法不断深化，以求获得更包容更高层级的概念；提升理论思考层次，从本质上说明事物的性质。[22]

梅新林提出“双重研究法”又称“二元复合研究法”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的新兴交叉学科，同时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双重性和二元复合性。就本质而言，“地理学”研究需要运用科学实证方法，而“文学”研究则需要运用美学阐释方法，它们彼此相距甚远，但又相辅相成。一方面，对应于文学“外层空间”的“版图复原”，需要借鉴和运用“地理学”的科学实证方法，包括准确的空间定位，大量的数据统计，以及各种图表的编制甚至运用地理学专业性的工具；另一方面，契合于文学“内层空间”的“精神探原”，则需要继承和运用“文学”研究领域的美学阐释方法，包括对文本空间形态与意义细致深入的描述、分析与阐释，这是一种审美而非科学行为，需要具备足够的审美想象力、感悟力与判断力；而贯通于文学“外层空间”与“内层空间”的“场景还原”，则需要同时交替运用以上两种研究方法，或由外而内，以美学阐释方法为导向；或由内而外，与科学实证方法相印证。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而言，以上两种方法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缺一不可。例如“文学地图”，其本身即有隐喻性与工具性的双重意涵，其科学性与审美性的分野非常明显。当“文学地图”之“图”与“文”有机地融为一体时，便是“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实证方法与“文学”研究的美学阐释方法的交替运用与融会贯通。[23]

综观邹建军、曾大兴、钟仕伦、戴伟华、梅新林所提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我们不难看出文学地理学研究在文学、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文化地理)、地域学、空间学、人类学、文化学、区域学、美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寻求突破，力图摆脱困境，并创立属于自己的独特研究方法。其中曾大兴紧紧围绕地理或空间这一维度，与文学史的相关方法进行比较，探索出有别于文学史研究的六种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特殊方法，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方法论的一大突破。然而尽管如此，曾大兴亦认为，文学地理学更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真正意义上的方法论出现，还有待致力于文学地理学的学者的不懈探索和努力。

四、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一门学科的建设，需要在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三个方面同步推进，并加以系统整合，才能建设成功。目前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范式与体系建构还处在不断探索中，其学科建设亦处在艰难困境之中。简言之，目前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遭遇到的最大困境，即理论体系扩张与实践操作困难之间的尴尬以及尚未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广泛认可。

就目前的研究看，对理论体系建构着力较勤且颇有建树的学者有很多，如在理论建构方面，梅新林力图通过构建“空间”之维的理论，探求文学地理学科理论建构的突破。他通过借鉴和重释杰弗里·马丁所归纳的地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与弗朗科·莫雷蒂所提炼的文学地图的双重空间概念，将它们重构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论，作为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三大支柱。在范式建构方面，梅新林以“三原”理论为支持，重建新的“空间阐释学”谱系，并藉此对影响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若干关键问题作出新的反思和辨析，同时提出“文学”研究范式与“地理学”研究范式相辅相成之融合范式。[23]在体系建构方面，他所主张建构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从研究内容看，他认为，文学地理学应该研究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方面，对这四个方面进行动态的、立体的、综合的研究。就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而言，除了提出“三原”理论，“双重研究法”(“二元复合研究法”)，还提炼出“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23]

就整个体系来看，梅新林构建的文学地理学既有理论支点，又有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确实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尤其体系建构有不小的意义。但是，正如彭民权在《文学地理学的体系建构与理论反思》一文中指出：无论从学科建设的体系建构还是实践操作的层面看，这个理论体系仍然处于初步的构想阶段，面临着不小的困境。首先，整个学科体系的核心是文学家地理，包括其籍贯、流向等。这种对地理因素的突出，很容易导致对文学作品的割裂式研究。其次，对于文学家籍贯与流向的考察往往采取类似科学统计的方式，以图表与数据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研究具有多大的有效性，还存在疑问。一方面，古人的籍贯十分复杂，采用数据统计的方法并不能真实展现当时的地理分布与作家流向问题，往往会给人误导，得出错误的结论。另一方面，古代文献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太大，真伪难辨。因而，依据古代文献统计出来的古代文学家地理分布与流向，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还是一个需要存疑的问题。最后，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者往往与其研究对象有很强的地理关联，在研究之前容易产生地域期待视野。在地域期待视野与地域身份认同带来的主观化影响下，文学地理学很有可能陷入被地域文学、地域文化同化的尴尬。[24]

本科论文研究方法篇（10）

每个部门法都有各自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该部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性思维。刑法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要想从宏观上认识刑法学的研究方法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研究刑法学的教科书。部门法的教科书是部门法的说明书，其叙述模式虽不能解决某一具体问题，但是通过对教科书的体系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晰发现刑法学的研究思路。部门法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发展至今形成的习惯性进路，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已经渗入到该部门法规范与理论的方方面面，通过对刑法学教科书尤其是对其体例的研究可以从宏观上认识刑法学的习惯性思维模式，把握其研究方法。

一、刑法学教科书在刑法学研究方法中的地位

从学说发展史的角度上看，刑法学曾形成了刑事自然法学派和刑事实证法学派，两派学者都编撰了各自的刑法学教科书。刑事自然法学派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是费尔巴哈初版于1801年的《德国刑法教科书》，而刑事实证法学派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是李斯特初版于1881年的《德国刑法教科书》。进入二十世纪，成文法系各国刑法的发展各有特点，其中苏联刑法以及日本刑法对我国刑法发展影响较大。苏联直到1938年才出版了由全苏法律科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刑法总论》教科书，不同于传统的成文法系刑法理论，苏联刑法学无论是在犯罪论、刑罚论或者罪名的设置上都有自己的特色。日本刑法学受传统成文法系刑法影响较深，基本继承了德国刑法的理论构架，但在一些理论问题上又有新的突破。中国的刑法学早先多受苏联刑法学理论影响，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转向对德日刑法理论的研究。这种分歧也反映在刑法教科书的编撰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本教科书分别是由高铭暄、马克昌老师主编的《刑法学》以及张明楷老师编撰的《刑法学》。两本教材在理论选择上各有倾向，体例内容上有较大差异。

本文选择德国费尔巴哈的第14版《德国刑法教科书》、李斯特的第26版《德国刑法教科书》、日本大塚仁的第3版《刑法概说》、中国法律出版社82年版的《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的第5版《刑法学》、张明楷编撰的第4版《刑法学》共六本刑法学教科书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刑法学教科书体例编排的特点分析

虽然六本刑法教科书的内容差异较大，出书时间先后相差200多年，且跨越三个国家，但其仍存在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刑法学发展至今形成的共同的习惯性思维方式。

（一）遵循由总论加分论的结构布置

本文所提到的总论是指分论以外所有的论述。六本教科书都有总论和分论两部分的区分，这种区分不仅仅基于对本国法律进行更详细阐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刑法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刑法典都清晰的划分了总论与分论两部分，虽然在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中就有了类似于现代刑法典中的总则的“具律”一章，但在西方，即便是成文于16世纪对德国刑法影响巨大的《卡洛林那法典》也没有总则与分则的划分，甚至都没有章节的划分。不过，刑事法律的发展必然意味着总论的出现，而刑法学理论的发展则将大大充实总论的内容。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总论的发达与否是衡量刑法学成熟的标准，丰富的刑法总论意味着刑法哲学的成熟，表明学者对于刑法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二）总论由概论、犯罪论、刑罚论三部分组成

费尔巴哈的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将总论分为“概论、刑法的最高原则”、“总论中派生的法律原则”两部分，其中在第二部分中又分章论述了“关于犯罪的本质”、“刑法的特征及刑法适用”以及“刑罚本质及种类”。李斯特将总论的内容分为“绪论”“总论”两编，在绪论中介绍了刑法本质、功能，在总论中介绍了犯罪与刑罚。大塚仁直接将总论分为“绪论”、“犯罪论”、“刑罚论”三部分。82年版刑法学分为“概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三部分。高教版刑法学三者统筹与总论之中。张明楷老师将总论分为刑法论、犯罪论、刑事责任论。虽然六本教科书中概论、犯罪论、刑罚论三部分的组合不同，名称各异，但其总论部分都有三部分的内容。概论部分除了谈及刑法的一些适用范围、渊源、历史等内容主要论述的是刑法的性质、价值、目的、原则，而犯罪论则都围绕着犯罪的构成展开，刑罚论则全部按照刑罚制度及刑罚适用分别论述。

（三）各部分联系紧密

六本教科书在观点、立场甚至指导思想都不相同，但无论是结构还是排列布局都非常一致，均采用了总论加分论的结构，以及总论中概论、犯罪论、刑罚论的排列顺序。其原因就在于刑法学是一门逻辑清晰的学科，如同一环紧扣一环的流水线，虽然不同工厂具体细节各异，但整体的生产模式是固定的。这个“固定的生产模式”由总论加分论两个层次组成，总论由概论、犯罪论、刑罚论的三部分构成。总论是分论建构的基础；概论奠定了整个刑法的价值基础，是刑法学的理论原点；在概论基础上产生了犯罪论与刑罚论，犯罪论解决何为犯罪的问题，而刑罚论解决如何处罚的问题。

三、刑法学教科书所反映的刑法学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思辨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两大类。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刑法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分为思辨和实证两种，所谓思辨方法是指运用逻辑推导而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主要运用于人文社科领域。所谓实证方法是指根据经验或者观察的来事实采用归纳的方法得出结论的一种研究范式，主要的实证方法有调查、观察、文献分析、个案分析等。实证性研究方法主要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是实证主义在认识论中的体现。结合刑法教科书的一般性特征，刑法学的研究方法可具体分为以下三类。

（一）思辨性研究方法在刑法教科书中体现

刑法学的思辨性研究方法按照出发点不同可以分为价值思辨与理论思辨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价值思辨研究方法是指以价值论为起点对刑法进行指导的一种研究方法，理论思辨是指以已经成熟的某种理论或学说为起点，通过逻辑推演的方式，构建一套完善的体系的方法。以费尔巴哈的教科书为例，该书第一编第一部分是“概论，刑罚的最高原则”，在这一部分中提到心理强制理论和刑法的最高原则。第二部分是“总论中派生的法律原则”，该部分则探讨了犯罪、刑罚以及相互关系。从标题上看，在费尔巴哈的逻辑中，第一部分派生出第二部分，换言之，第一部分是第二部分的逻辑起点。从内容上讲，无论是犯罪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刑罚的分类都要受制于刑法概论中的原则，而这几个原则又都来源于古典哲学的学说。以李斯特的《刑法教科书》以及大塚仁的《刑法概论》为例，书中基于刑罚与保安处罚性质不同的认识，在刑罚论中单列了保安处分一章，从而形成了刑罚二元论的结构，而我国的刑法教科书基于刑罚与保安处分性质相同的认识，没有将保安处分单列出来，这种结构的差异就是理论性思辨方法的起点不同所致。

（二）实证性研究方法在刑法教科书中的体现

刑法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几乎所有犯罪论、刑罚论的理论学说都建立在对大量案件的分析归纳的基础上，换言之，正是通过对刑法分论的归纳才最终形成了刑法总论的体系。在刑法教科书中经常采用的实证方法是文献分析、调查、实验的方法。以刑罚论为例，为了详细介绍本国的刑罚制度，刑法教科书需要分析该国现行的全部刑事法律，从中找出有关的规范，并归纳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刑罚体系。高教版《刑法学》在刑罚的裁量情节一节中将量刑情节分为三部分，综合考察刑法典及所有司法解释规定将各种情节分门别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量刑情节体系。再如，大塚仁在《刑法概说》刑罚论一章中论及死刑时，引用二战后日本执行死刑人数及罪名统计数据证明日本近年来减少了死刑适用的事实。

本科论文研究方法篇（11）

本文作者：银浩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在西方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1832~1917）提出了宽泛的“文化”定义。在他的影响下，人类学家弗雷泽（1854~1941）完成了长篇巨著《金枝》，使人类学对文学的研究得到了很大推进。接下来，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以神话为主要对象的人类学文学研究，缔造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哲学。在文学方面，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文学人类学”为题的学术研究不断面世。1978年美国学者伊瑟尔出版了题为《从读者反应到文学人类学》的文集，明确号召“走向文学人类学”。

从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自“西学东渐”到逐步本土化的过程。在早期的萌芽阶段中，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茅盾、闻一多等借鉴西方的图腾和神话理论，对中国神话、图腾、仪式进行研究，建构著名的“龙图腾”等理论。由周作人、朱自清等倡导的“歌谣运动”开始了对中国口承传统的研究。林耀华的人类学报告《金翼》则开创了中国的“小说体民族志”。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明确以“文学人类学”为标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原型批评和文学的人类学批评成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潮流，并由此引发了寻根文学热。21世纪，中国文学人类学有了令人振奋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萧兵、方可强、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为代表的致力于中西对话的优秀学人，使该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重要的历史新阶段。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文学概念受到了新的挑战，文学研究的眼光也从原有的文字文本，扩展到文字之外的广阔世界，研究对象也从书写文本转向了民间的活态文本、口头传统、仪式展演等人类文化层面，这为人类学在文学中的“合理进入”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从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的代表发言中，笔者发现了两大转向：第一，研究对象的转向。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所拘泥，他们很少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世界，造成了一种眼光的缺失。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其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如果不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文化世界，那么任何一种文本的解读都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在本次论坛的代表发言中，年轻的文学研究者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文本之外的文化。从重庆文理学院教师王先胜对中国古代纹饰的历史解码，到四川大学梁昭老师对民族志小说的文本解读，研究的“触角”都已伸向了传统文学之外，他们将人类学的视野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为既有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第二，研究方法的转向。研究对象的拓宽，势必带来研究方法的延展。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资料的获取及整合方面，偏重于“务虚”。而人类学方法的进入，则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人类学作为一门“务实”的学科，在方法论上强调实证，将个案研究与具体史实相结合，把田野考察作为获取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论是厦门大学博士生张馨凌对鼓浪屿家庭旅馆的人类学阐释，还是四川大学博士生杨骊谈考古学方法论的启示等等，都自觉地将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从不同角度颠覆了传统文学研究的窠臼，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学科联合起来所释放出来的理论魅力。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非偶然，它是学术发展历程中“破学科”探索的理论诉求，这一转变将对未来的学科发展带来划时代意义。其次，“人文社会科学怎么向人类学转向？”笔者认为这是两个向度的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维度的，两者不是孤立的对象，从学科发展史上看，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关系。人文社会科学在借鉴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对旧有理论进行补充的同时，也会将自身学科研究中的优秀方法提供给人类学，充实人类学的理论基础［2］。

在与会代表的发言中，笔者感受最深的是人类学方法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开始，学者研究的对象势必要从书斋走向田野，接触的材料也从文本文字变成口头文本、古迹碑刻、仪式展演等等来自民间的活态资料。如何将纷繁复杂的文化事项收集整合起来，这是传统文学研究无法突破的瓶颈。但人类学方法的进入，使这类问题迎刃而解。结合笔者的田野经历，田野调查前的文献田野固然重要，但是田野调查中遇到情况是无法通过前期的文字准备所能预知的，这时就必须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论进行指导。比如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生活环境、民族社会的构成等等都是一个研究者必须关注的。说到细微处，假如我们对某一个碑刻进行文化解读，除了要对碑刻中的文字进行破译外，还需要保持碑刻原有的存在状态，通过考证其所处环境、风水朝向、实际用途、树碑年代等，还原一个“真实的存在”①，这些都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无法处理的。因此，正如水涨船高的道理一样，随着文学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文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创新，需要人类学方法论的进入，为学界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单向度的，人类学的方法论同样需要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优秀传统。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还讨论了一个如何让学术研究“落地”的问题。人类学作为西方世界的“舶来品”，有着悠久的学术发展史，其学科范式自成体系。当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具体的个案时，贴标签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任何一个文化事项，都有其固有的言说方式。而两套不同话语的碰撞，必然无法回避学术研究的“落地”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单纯的人类学研究如果脱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也无法为现实的社会所接受。在追求效率和功利的今天，尽管人类学是一门强调田野考察、实证的科学，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是一纸空文。人类学的学科史上，本尼迪克特所写的《菊与刀》为何被奉为经典，除了著作本身对日本民族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示外，更重要是这本书受益于美国军方的支持，为战后美国管理日本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指标”，仅凭这一点，我们能分清其中人类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吗？“在地化”②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在此形容人文社会科学向人类学靠拢的过程再贴切不过。人文社会科学需要人类学的理论补充，用以处理具体的文化事项，人类学同样需要尊重人文社会科学在地方性叙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一个单纯的过程，它包含了两者不断融合、不断互动的历史。

综上所述，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一的过程。首先，人文社会科学与人类学不是两个孤立的存在，两者是交集关系。其次，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要废除某个学科的研究范式，教条地将某种理论强加于研究对象之上，而是充分地运用各学科在各自领域上的理论优势，完成既定学术目标。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一种“破学科”的张力。学术研究不能拘泥于学科间的限制，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在尊重既有学科范型的基础上，打破成规，合理地将人文社会科学和人类学并置起来，才能找到未来学术发展的正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