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贸易理论大全11篇

动态贸易理论篇（1）

二，经济变动过程中的贸易损害。

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几个主要理论，既有静态模型，也有动态模型。不过，不管是哪种模型，对经济变动过程中，利益变化的比较只有一个基点：自给自足状态。这些理论模型都是将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相比较来确认国际贸易利益。不过，关注贸易损害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此不同，这种理论模型不仅比较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而且把经济变动看成一个连续的整体过程，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除了比较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外，还对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状态进行比较，由此来明确贸易损害的起因与程度。例如，两个国家间的贸易状态在开始时，第一个国家对第二个国家出口初级产品，但其后，则对第二个国家出口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业制品，因而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不仅需要对初级产品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下的贸易利益进行评估，而且更需要对初级产品贸易状态与工业制品贸易状态的贸易利益进行评估。依据希克斯-萨缪尔森国际贸易理论，在后一状态的评估中，就会出现贸易损害问题。显然，在已经出现国际贸易、且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现实世界经济中，国际贸易状态与自给自足状态的比较并不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各种不同的国际贸易状态的比较，这关系到进行贸易的各个经济主体能否获得它所需要的贸易利益问题。这意味着，从贸易损害的角度来理解国际贸易摩擦，不仅需要全面了解贸易损害的范围，而且需要综述评估各种不同的贸易状态下的贸易利益得失，从动态的角度理解国际贸易摩擦。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认识国际贸易摩擦的动因，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问题。

三，贸易损害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联系机制。

就目前来看，贸易损害与国际贸易摩擦的联系机制主要有下列几种：

（1）消费损害机制。一般来说，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消费者能够用更低的价格消费其商品；同时，由于进口更多的商品，消费者的选择更大，从而能够获得来自产品种数增加的利益。因而在消费机制方面，占主要地位的是贸易利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消费者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消费行为，随着国际贸易状态的变动，消费者的约束条件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导致消费者出现贸易损害问题。

（2）生产损害机制。这种机制表现下列几个方面：一是商品大量的进口，造成国内生产秩序的混乱；二是十分低廉的价格，导致国内生产者出现损失；三是商品替代，外国生产的商品完全替代本国的商品，导致原有生产者破产和失业增加；四是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国内生产者退出生产领域导致的损害问题；五是产业调整，就像格雷哈姆提出的那样，也将导致贸易损害。前面的两种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议中进口激增引发的产业损害、倾销和造成的产业损害相同。显然生产损害机制的表现较多，是贸易损害的重点。

（3）要素收入机制。这种机制就是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所描述的机制，各种不同的要素所有者会在国际贸易状态的不断变化中，出现收入方面的变动，特别是收入减少问题。这必然导致这部分经济主体对国际贸易的反感，引发国际贸易摩擦。

（4）政策机制。这是由于相关政策变化引发的贸易损害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议中补贴造成的损害可以看成是其中的一种。此外还有综合机制，即上述几种机制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可能会形成引发贸易损害和国际贸易摩擦的新的和特殊的通道。

动态贸易理论篇（2）

一、分工专业化思想的梳理

1．斯密定理

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定理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斯密定理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却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因而，斯密定理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揭示分工演进的机制。

2．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动态化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是交易费用。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费用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费用几何级数的增加(becker&murphy，1992)。

3．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杨小凯1984，1991，1997)，使人们能够生产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加，这是人们选择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在交易中必然付出代价，人们必须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寻找一个理想的均衡点。当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分工专业化经济，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反之，当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低于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经济，即自己生产多种自己所需的产品并满足自己的消费，这时将没有商品交易。显而易见，分工专业化是推动国内贸易的基本原因，而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则必须通过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财产与收入的安全性，努力提高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费用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如果我们从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

费用的关注中，站到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二是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

事实上，经济学是解决两难冲突(trade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如“完全竞争”那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andwi11s，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问状态。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均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

二、新兴古典解释贸易产生的新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是假定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前提下，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这种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分割开来，却难以阐明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问贸易量的原因。d—s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却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人们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实际作为开始的国内贸易。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既相承又具有开创性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一生产者的新框架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构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出发，构建了贸易产生的内生化新体系。

基于库恩一塔克定理，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经济问题构建贸易模型。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国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问题，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对国际贸易新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小民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基本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张永生2002)。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的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存在额外的交易费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分工理论，并将之加以数学分析工具，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和分析工具。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说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演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如交易费用模型可以解释贸易的出现等现象。文章这里用图1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一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四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没有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在图1—1的自给自足，即国内贸易中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的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o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3则是一种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国际贸易时增加。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乃至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是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国际贸易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白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体系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乃至完全国际贸易演进的方式(如图1所示。

动态贸易理论篇（3）

一、分工专业化思想的梳理

1．斯密定理

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定理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斯密定理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却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因而，斯密定理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揭示分工演进的机制。

2．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动态化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是交易费用。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费用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费用几何级数的增加(becker&murphy，1992)。

3．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杨小凯1984，1991，1997)，使人们能够生产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加，这是人们选择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在交易中必然付出代价，人们必须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寻找一个理想的均衡点。当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分工专业化经济，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反之，当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低于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经济，即自己生产多种自己所需的产品并满足自己的消费，这时将没有商品交易。显而易见，分工专业化是推动国内贸易的基本原因，而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则必须通过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财产与收入的安全性，努力提高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费用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如果我们从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

费用的关注中，站到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二是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

事实上，经济学是解决两难冲突(trade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如“完全竞争”那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andwi11s，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问状态。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均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

二、新兴古典解释贸易产生的新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是假定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前提下，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这种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分割开来，却难以阐明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问贸易量的原因。d—s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却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人们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实际作为开始的国内贸易。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既相承又具有开创性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一生产者的新框架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构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出发，构建了贸易产生的内生化新体系。

基于库恩一塔克定理，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经济问题构建贸易模型。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国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问题，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对国际贸易新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小民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基本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张永生2002)。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的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存在额外的交易费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分工理论，并将之加以数学分析工具，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和分析工具。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说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演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如交易费用模型可以解释贸易的出现等现象。文章这里用图1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一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四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没有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在图1—1的自给自足，即国内贸易中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的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o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3则是一种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国际贸易时增加。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乃至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是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国际贸易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白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体系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乃至完全国际贸易演进的方式(如图1所示。

动态贸易理论篇（4）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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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瑛，2007新新贸易理论及其进展[J].国际经贸探索(12):4-8.

鞠建东，林毅夫，王勇，2004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沦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J].经济学(季刊)(1):27-54.

拉卡托斯1986.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泽文出版社：67.

李建德2000经济制度演进大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0-11

林毅夫，李永军2003.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7):21-28、66

铃木2008我们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N].经济观察报，05-05(37).

马建英2009.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深层悖论——以“内涵能源”概念的导入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3):1-8

茹玉骢，金祥荣2008，台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文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119-127.

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199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769-770

俞海山2004国际贸易外部效应的表现、特点及消减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5-10.

章铮1998.边际使用者成本：资源产品定价与国际贸易[J].世界经济(11):44-46

动态贸易理论篇（5）

“可持续发展”理念，自从它形成、提出以来，就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广大学者更是将其应用、渗透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中。由于贸易与环境的密切关系，贸易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联合国在《21世纪议程》中明确提出了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概念，指出它是一个开放的、公平的、安全的、非歧视性的、可预测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并能使全球生产按照比较优势得到最佳分配的多边贸易制度，对所有的贸易伙伴都是有益的。国际贸易实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而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各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来实现。因此，我国学者对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虽然我国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 的文献很多，但其中大部分只是分析了我国（或某地区、某产业、某产品等）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对策，虽然其中也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比如贸易结构问题、绿色壁垒问题等，但并未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很多甚至没有给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当然，也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比如彭红斌的博士论文和专著《论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等。但总体上讲，目前我国学者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而且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一般理论的研究大多散见于众多的、研究领域和视角及方法各不相同的文献中，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本文将对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和归纳，以期对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有所帮助。

一、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是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两大基础理论。而目前，一方面，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本身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总结，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王礼刚，2005），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概念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中。因此，不同的学者按照各自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运用不同的国际贸易理论来研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问题，再加上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不同，其研究结论的不一致也就成为必然。

归纳起来，我国学者研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运用的基本理论除可持续发展理论外，主要有比较优势理论（李雪峰，2005）、自由贸易理论（刘力，1999）、新贸易理论（姜琳，2000）、循环经济理论（李军，2006）、绿色经济理论（赵晓晨，1999）、系统理论及耗散结构理论（彭红斌，2002；王云凤、石友梅，2005）等。

二、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目前，我国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一般理论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表述有多种，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是套用可持续发展的权威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如：对外贸易持续发展是指对外贸行业建立良性的循环机制，改善我国的出口条件，节约出口资源，控制污染环境，提高外贸行业人员素质，不仅保证对外贸易当前较快地增长，而且也是保证子孙后代适度增长的条件和基础（刘建明，1997）。

二是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多种效益的统一。如：所谓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就是必须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重目标，一方面追求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将对外贸易带来的生态成本限制在一定水平；在遵循外贸发展的内在规律基础上，健全外贸体制，完善外贸运行机制，提高外贸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外贸资源，从而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高度统一，实现对外贸易长期、持续、稳定、健康地增长，并且取得不断改善的贸易条件和持续扩大的国际分工利益（彭红斌，2002）。

三是突出环境保护和资源的节约及有效利用。如：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是一国在保持其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可持续性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制定一系列贸易政策，推动包括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内的广义的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其实质是在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前提之下实现对外贸易经济利益的增加（苏珊珊，2005）。

当然，还有一些从其他角度的定义，如侧重法制的定义：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在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人民福利；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是法治化的公平的对外贸易，是以保护人权的方式发展对外贸易（李巍，2004）；等。

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也有多种观点，主要有:(1)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不但要追求对外贸易的总量规模，更要实现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技术效益、生态效益和资源效益的持续提高（张作鹏，1998）;（2）可持续贸易至少包括贸易品的可持续生产、可持续贸易商品的构成、可持续贸易的国际市场、可持续贸易运输与可持续贸易政策等五个部分（资树荣，2001）;（3）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包括对外贸易量保持稳定增长及稳定增长的能力、贸易资源保持持续稳定的供给、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商品国际竞争力递增、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较高的贡献率、对外贸易条件不断改善和国际分工利益持续扩大五个方面（彭红斌，2002）;（4）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福利，不仅包括商品和劳务的消费，也包括环境的改善或避免环境的恶化，不仅考虑物质资本的投入，也关注环境资本的消耗（贾晓蕾，2003）;（5）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促进对外贸易数量和质量的同步增长，并带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李明生、何天祥，2005）;等。

2.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与特点

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原则有不同的归纳，主要有：（1）环境成本内在化、自由贸易、公平贸易、贸易产品绿色化4项原则（资树荣，2001）；（2）效率性、持续性和公平性3个基本原则（沈根荣，1997）；（3）可持续性、公平性、共同性3项原则（贾晓蕾，2003）；（4）“以人为本”和公平性2项原则（易瑾超，2005）；等。

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特点有：（1）外贸总量的稳定增长，外贸结构改善和外贸效益提高，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促进自然资源持续利用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4个特征（李雪峰，2005）；（2）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以保护生态为基础并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相协调，时间和空间的结合3个特征（苏珊珊，2005）；等。

3.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研究

王云凤、石友梅（2005）从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出发，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彭红斌（2002）运用现代系统学理论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系统进行了研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系统分为量性增长系统和质性发展系统两个子系统，有量性增长较快而质性发展不足的质-量不平衡发展、量性增长不足而质性发展较快的质-量不平衡发展和质-量协调发展的三种类型，只有质-量协调发展的外贸系统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系统的运行机制包括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动力机制主要来源于经济动力、政治动力、文化动力和竞争压力，平衡机制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包括政府管理机制、市场机制、自律机制、社会机制和国际规范机制等。

4.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环境及能力

要素资源的可持续性和制度安排的可持续性是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贾晓蕾，2003）。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包括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包括由国际政治与安全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等构成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国际贸易本身的特点与趋势等；国内环境包括自然资源禀赋状况、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生态环境基本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基本国情以及对外贸易条件等（彭红斌，2002）。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指促进外贸量性增长和质性发展的能力，包括内部发展能力和外部发展能力；内部发展能力主要由系统结构与功能决定，外部发展能力是外部环境对外贸发展的可持续支持能力；可从增强支撑能力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两方面提高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彭红斌，2002）。

5.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如何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国内学者提出了不少见解，如: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基点是推进外贸创新；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是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健全出口贸易促进体系、落实科技兴贸战略、实施对外贸易标准化以及推行出口市场多元化;促进进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是优化进口商品结构、保持国民经济相对稳定、鼓励企业投资以及加快进口贸易体制改革等（彭红斌，2002）。

单纯的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都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实行有协调的自由贸易政策才是最佳的选择（刘力，1999）。

发展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是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加强立法和政策导向是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建立高素质外贸队伍是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刘建明，1997）。

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从计划体制下的粗放型增长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约型和效益型增长的转变；二是转变传统的外贸发展模式，将环境保护问题作为重点纳入其中，建立有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合理的进出口商品结构（贾晓蕾，2003）。

要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避免跌入“比较利益陷阱”；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是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实施标准化战略，开展绿色营销；加强立法工作，为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证（张作鹏，1998）。

以循环经济为理论基础，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管理模式：改革和完善外贸管理体制，建立科学的环境管理体系和高效的管理机构，构建以综合效益为核心的发展评估体系（赵西山，2004）。

积极改善对外贸易国内地区结构，大力推进出口贸易方式和市场多元化，加强对外贸易管理，促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李红兵、张胜利、赵新平，2005）；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效益型转变，制定与环境政策协调的绿色贸易政策及绿色贸易立法，实行从产品设计、生产到产品营销的绿色一体化（赵晓晨，1999）。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李军，2006）；通过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促使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陈勇兵，2005）；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以促进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周建军、王江，2006）；以“保护人权”的方式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马兴永，2004）；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周洲、吴国蔚，2004）；采取逆比较优势战略促进加工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尹浩华，2005）；等等。

6.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与模型

我国学者在构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及模型方面也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如:袁永友、刘建明（2004）依据科学性、概括性、可行性、导向性和独立性的原则构建了由对外贸易规模总量、服务贸易总量/货物贸易总量比例、贸易收益增率比例、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对外贸易技术效益、对外贸易生态效益和对外贸易资源效益7类评价指标构成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综合运用抽象、系统、定量、比较等方法来建立上述指标体系；

谷志红、刘东晓、王会青(2005)对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因素指标进行了层叠体系的设计，并通过建立多因素多层次模糊优选模型对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研究;

李明生和何天祥（2005）根据全面性、代表性、可操作性和层次性原则，将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为“系统―目标―指标”三个层次的框架结构（第一层次为区域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系统，第二层次为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效益、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资源效益7个目标层，第三层次为各个目标层的具体评价指标），用熵值法进行评价，并对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和2002年的湖南省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缪慧（2006）在李明生和何天祥的研究基础上，将其目标层改为对外贸易的规模总量、贸易效益、经济效益、技术效益、生态效益和资源效应6项，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评价；

此外，（彭红斌，2002）从环境资源支撑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平衡能力等方面构建了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周茂荣、周念利（2005）还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建立了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时序评价模型。

三、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我国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问题，其理论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并形成了一些共识：必须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要跳出外贸领域，从社会、经济、生态等整体角度研究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评价标准，不但要实现外贸规模的增长，还要促成外贸结构的提升，不但要看经济效益，还要看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资源效益、技术效益等；当前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好环境与贸易的冲突；等。可以说，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范式正在形成。

但由于研究中重实证而轻规范，一方面研究成果比较分散、零乱，缺乏系统性，还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很多观点是基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实际的，理论提升不够。比如关于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通常研究的是我国当前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而未能从一般理论的高度探讨一国实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和路径选择。因此，在今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中，要进一步强化一般理论的研究，并使之系统化。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的系统化并不是基础理论的统一化和研究方法的一致化；相反，多种理论的运用和多种方法的使用，对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此外，关于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尤其是如何评价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技术效益以及资源效益，还需要深入研究。从已有的成果看，基本上是根据产品（包括服务）对外贸易的规模、结构实绩来进行评价的。笔者认为，可从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探索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一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与其实绩并不一定完全对应，而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更能体现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技术效益以及资源效益等。二是从要素贸易的角度设计指标体系。贸易活动促使生产要素的禀赋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从社会经济整体角度看，产品对外贸易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对外贸易，我们可以将对外贸易产品的价值分解为自然资源价值、劳动力成本、技术附加值等，进而以要素对外贸易的规模和结构来评价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这样比产品对外贸易规模和结构更有说服力。当然，这需要统计方法和基础数据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陈勇兵:2005.环境、比较优势与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J].商业研究（4）:156-158

[2]谷志红刘东晓王会青:2005.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J].统计与决策（5）:18-19

[3]贾晓蕾:2003.环境规制与贸易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性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3）:53-56

[4]姜琳:2000.论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及其战略趋向[J].东岳论丛，21（6）：48-50

[5]李红兵张胜利赵新平:2005.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J].经济与管理，19（10）：90-92

[6]李军:2006.循环经济与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互动机制研究[J].经济问题（8）:19-21

[7]李明生何天祥:2005.区域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J].求索(2）：8-11

[8]李巍:2004.WTO法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J].经济问题探索（5）:122-124

[9]李雪峰:2005.比较优势理论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J].前沿（11）:58-60

[10]刘建明:1997.关于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J].对外经贸实务（12）：15-17

[11]刘力:1999.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贸易政策选择[J]财贸经济（2）：56-60

[12]马兴永:2004.在WTO框架下实现中国的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D].中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8-10

[13]缪慧:2006.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D].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35-44

[14]彭红斌:2002.论中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

[15]沈根荣:1997.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探讨[J].国际商务研究（2）：7-11

[16]苏珊珊:2005.浅析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问题[J].管理科学文摘（4）：19-18

动态贸易理论篇（6）

一、对贸易最终走向的一些见解

首先我认为国际贸易的产生在根本上的基础是差异性，因为即使是产业内贸易所交易的商品同样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别，无论是水平差异性产品还是垂直差异性产品，它们从根本上都是要突出“差异”这个词汇，那么假如两国之间产品的差异完全消除呢?我认为两国的贸易将会停止，原因显而易见，在自己可以用同样的价格生产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去购买别人的产品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从H-0模型出发，贸易进行到最终的结果便是产业间贸易完全停止，产业内贸易将取代产业间贸易的位置。在这篇小论文中我们沿用H0模型的一系列假设。

首先我们可以参考下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理论即比较优势理论，在这个理论看来。“比较优势仍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动力”，[1]“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资源生产并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则两国间的贸易能使两国都受益。”[2]但这便会带来一种情况，就是随着本国生产规模的加大，外国生产规模的缩小的能力要低于本国扩大生产的能力(因为一些刚性要素的存在，比如资本是不可能完全转移的)，由此带来供给的快速增加，而须看到的是需求不会随之而扩大，因此本国的出口产品价格只会一低再低，当两国同时出现这种情况时，贸易条件不容易判定将如何发生变化(这只是理论上的结果，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参照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的贸易策略已经造成近10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

在上述的情形下，我们知道H0模型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只是更深刻地探究了比较优势的成因，因此我们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一系列讨论将同样适用于H0模型。并且H0模型还告诉我们，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即最终两国交换的产品在两国的价格将趋于一致。

下一个问题是在于产业内贸易能否消化掉原属产业间贸易的贸易份额。也就是说贸易是否会持续扩大还是将陷入萎缩。因为“产业内贸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3]故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内能否做到完全无差别，因为只要差别的存在就意味着产业内贸易的存在。由实证经验告诉我们，除非世界出现大的经济动荡，否则贸易是会持续发展而不会陷入停滞，并且对近20年的贸易调查表明产业内贸易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而且高于产业间贸易的发展速度。在H0模型后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的理论也告诉我们这么一个事实――产业内贸易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产业内贸易是有可能取代产业间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形式的。(因为真正的完全无差异只会出现在理论中。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完全无差异的，劳动者状态，甚至机器的情形都存在着千差万别)。

我下面将着重描摹两国的产业间贸易如何逐步转化为产业内贸易。从纯理论而言假设本国资本相对充裕，出口汽车，进口衣物，外国劳动力相对充裕，出口衣物，进口汽车，两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贸易，双方都采用进口偏向型增长，但发展方向并不完全相同，(比如以日本和美国的汽车行业为例，美国偏重于发展豪华型轿车而日本偏向于发展节能型轿车。)我们就以吃的为例，不温饱的状态是想要吃而没法得到食物的状态，温饱的状态是一个有什么就吃什么的状态，小康是我可以选择我喜欢吃什么的状态，发达则是我可以在我喜欢吃的某种食物中追求更高质量的状态。以上述分类为基础，在我看来，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至少要在小康状态下才能得到发展(以产业内产品水平差异为基础的贸易)。而这种贸易形式的发达阶段则必定要在发达状态下才能达到(以产业内产品垂直差异为基础的贸易)。

动态贸易理论篇（7）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5006802

1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的理论解释

1.1古典贸易理论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斯密提出的绝对成本理论认为一国的对外贸易模式应该是：出口其劳动生产率绝对低的产品而进口其劳动生产率绝对高的产品。此后，李嘉图完善了斯密的理论，认为一国应出口其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品而进口其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品。古典贸易理论所形成的分工模式是完全专业化分工，这就意味着贸易模式一旦形成，就成为永久的模式，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贸易模式的发展与转型了。但是，斯密曾在《国富论》中说过：“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斯密特别强调后天因素对绝对优势的影响，也赋予了绝对优势理论动态的含义。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以两国间天生的技术差别为贸易基础，而斯密则注重根源于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内生（后天）绝对优势，从而使其绝对优势理论比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更具有一般性。“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其实，李嘉图也意识到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问题，他在1815年所写的文章《论谷物法对股票利润的影响》中就曾分析过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1.2要素禀赋理论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差异基础上的古典理论及其所形成的完全专业化分工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H-O理论放松了各国相对要素禀赋相同这一假设，得出即使两国的劳动生产率没有差异，国际贸易也会发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一国的对外贸易模式是：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即劳动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丰裕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要素禀赋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对现实的较好解释，使其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在实际运用中都取得巨大成功，成为20世纪初期至70年代末国际贸易理论和典范和代名词。但是，要素禀赋论所形成的对外贸易模式依然是静态的，由于其假设两国的生产要素供给是既定不变的，且两国的要素禀赋状况也是不变的，所以贸易模式一旦形成也是固定不变的，贸易模式的发展与转型也无从谈起。罗伯津斯基（1955）放松了要素总量固定不变的假设，得出罗伯津斯基定理：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前提下，某一要素的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部门的生产增加，而另一部门的生产则下降。罗伯津斯基定理一个重要的应用是，随着要素的积累和经济增长，一国的比较优势形态可能会发生逆转，相应的对外贸易模式也会随之改变，也即一国的对外贸易模式是动态发展的。巴拉萨（1977年）提出的比较优势阶梯论，认为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产品的资本劳动比会不断上升，其失去优势的产业会转移到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也体现了要素密集度逆转的思想和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产业转移与承接的阶梯型动态演化过程。蒙戴尔（1957）认为要素流动会影响一国的要素禀赋，从而引起贸易模式的变化。

1.3规模经济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迪克希斯和斯蒂格利茨（1977）建立D-S模型，探讨了当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市场时，企业规模经济和消费者需求多样性之间的权衡问题。他们分别对效用函数是不变弹性、可变弹性和非对称三种情形，求出了每个厂商的均衡产量、均衡价格和产品各类。克鲁格曼（1979）对D-S模型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进行了最直接的应用，建立独特的PP-ZZ模型，假设只有劳动一种入要素（排除了要素禀赋的差别），且其成本函数中包含一个固定投入成本（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两国的消费偏好和技术水平都相同。最后得出结论：贸易的基础不一定是技术水平或要素禀赋的差异，垄断竞争企业可以通过贸易来扩大市场以获取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则能消费更多的产品种类从而提高福利水平。此后，克鲁格曼（1980）正式提出一国国内市场规模会影响其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克鲁格曼的理论表明厂商可以通过规模的扩大而获得效率的改进从而产生竞争优势，最终改变原有贸易模式的格局。梯伯特（1993）进一步论述了递增性内部规模收益如何成为比较优势的源泉。

1.4技术创新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要素禀赋理论假定各国技术相同且是既定不变的，但事实上技术创新和进步是影响比较优势形态和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5年）的“雁行模式”是较早反映技术引进对贸易模式产生深刻影响的理论，小岛清（1973年）提发展和推广了赤松要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1961年）提出技术差距论，该理论认为科学技术是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而科学技术的基本发展规律就是创新、传播、取代、再创新，不但揭示了一国贸易模式是不断变化的，而且还表明其变化的根源是技术的变化。此后，弗农（1966年）提出产品周期理论，将产品周期划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对应不同的要素密集度和贸易模式，从而“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不断转化。”克鲁格曼（1980，1987）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认为技术是获得产品垄断差异和规模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获得技术的渠道一是技术创新（Innovation）；二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并通过两者的效应考查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Grossman和Helpman（1989，1990）认为技术创新是由研发活动（R&D）来获取的，研发活动所产生的技术创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函数，使同样的要素投入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出，从而使企业的边际成本下降并获得比较优势。Lucas（1988）和Young（1991）均强调了干中学对贸易模式演化的推进作用。

1.5政府政策干预与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

传统贸易保护理论认为通过高关税可提高被保护部门的生产效率或产生明显的外部规模经济，从而使生产可能性曲线从被保护部门向外移，比较优势形态有可能发生逆转。这种贸易保护手段由于会受到伙伴国的报复而很难实施，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可以在现有的比较优势基础上有所作为，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教育和科研补贴、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减少企业交易成本而提高效率。1955年，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提出产业-贸易结构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等政策干预来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以谋求贸易结构的合理化。Klaus（1994）认为落后国家的政策干预能引致其追赶先进国家，最终导致贸易模式的变化。Redding（1999）认为，在技术内生的情况下，一国的比较优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演变，政府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干预能使一国在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巨大干中学潜力或生产率增长潜力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并最终获得动态比较优势，使最初的静态比较优势发生逆转。林毅夫（2002，2013）认为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是一个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而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离不开一国既有的比较优势，只有一个国家的产业基本上都符合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这个国家的经济才会快速发展，从而带来较大的资本积累和工资的上升，这样就会出现潜在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这时，政府对这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就可以有所作为，如为企业提供符合本国比较优势及其变化的产业及技术信息，对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外部性提供补贴等，从而促进一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2结论与启示

（1）不管是古典贸易理论还是现论贸易都表明，一国的比较优势从来都不是静态的，因此其贸易模式应该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发展而作出相应的转型。比较优势理论本身从来就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什么“静态比较利益”。只是古典贸易理论主要采取了静态分析方法，而现代贸易理论（20世纪以来）则采用动态分析方法。

（2）对外贸易模式的发展与演进具有复杂的内在机制，其影响因素大致包括国内分工模式（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技术水平及政府政策干预等。由于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要素禀赋状况、技术、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政策法律体系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别，各国初始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模式发展与演进的方向也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即使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其以上影响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各因素也不尽相同。因此，应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制度、不同的要素禀赋的国家，分别研究其对外贸易模式的发展演变的内在机理及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型路径；同时，对同一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根据其具体的经济发展状况所形成的比较优势，遵循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内在机制，适时地引导和实现其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优化转型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3）关于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实现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的问题。首先，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循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内在规律，把握决定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因素中哪些是可控的，哪些是难以控制或完全不可控的。林毅夫认为，不论是“大推进理论”、“中心-论”等发展经济学中的理论，还是实践中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其本质都是将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根本差别，因此，都把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同义语（Rosenstein-Rodan，1943；Prebisch，1959；Chenery，1961）。但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经济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证明，只有根据自身的经济要素禀赋结构来安排产业结构，才能实现要素积累，为要素密集度逆转创造条件。其次，和两个世纪前的世界不同的是，今天的很多产业特别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小规模进入几乎是不可能，除了大规模的生产外，相关联产业的发展和掌握新技术也很重要，而基于经验的技术一开始往往很难获得，因此要建立一个新的具有高进入成本的产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绝非易事，而保护业已形成的优势则要容易得多，美国对半导体、汽车等产业的保护已证明了这一点。最后，发展中国家应进行适当的产业政策引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对教育和科研的补贴。产业政策应该偏向那些具有巨大干中学潜力或生产率增长潜力部门，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及对教育和科研的补贴则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新成果：文献综述[J].经济学（季刊），2001，（10）：1944.

[2]迪克希斯，斯蒂格利茨.王涵宇，邵海军等译.垄断竞争和最优的产品多样化[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9）：4250.

[3]海闻.国际贸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78182.

[4]Krugman，P.R.Increasing Return，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79，（9）：469479.

[5]Dollar D， Wolff E. Competitiveness， Convergence， and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6]REDDING S.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9，51： 1539.

动态贸易理论篇（8）

一、分工专业化思想的梳理

1. 斯密定理

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定理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斯密定理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却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因而,斯密定理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揭示分工演进的机制。

2. 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动态化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是交易费用。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费用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费用几何级数的增加(Becker& Murphy,1992)。

3. 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杨小凯1984,1991,1997),使人们能够生产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加,这是人们选择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在交易中必然付出代价,人们必须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寻找一个理想的均衡点。当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分工专业化经济,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反之,当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低于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经济,即自己生产多种自己所需的产品并满足自己的消费,这时将没有商品交易。显而易见,分工专业化是推动国内贸易的基本原因,而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则必须通过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财产与收入的安全性,努力提高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费用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如果我们从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的关注中,站到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二是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

事实上,经济学是解决两难冲突(trade 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如“完全竞争”那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 and Wi11s, 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间状态。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均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

二、新兴古典解释贸易产生的新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是假定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前提下,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这种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分割开来,却难以阐明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量的原因。D-S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却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人们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实际作为开始的国内贸易。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既相承又具有开创性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生产者的新框架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构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出发,构建了贸易产生的内生化新体系。

基于库恩一塔克定理,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经济问题构建贸易模型。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国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问题,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对国际贸易新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小民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基本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张永生2002)。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的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存在额外的交易费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分工理论,并将之加以数学分析工具,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和分析工具。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说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演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如交易费用模型可以解释贸易的出现等现象。文章这里用图1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四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没有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在图1-1的自给自足,即国内贸易中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的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0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3则是一种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国际贸易时增加。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乃至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是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国际贸易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自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体系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乃至完全国际贸易演进的方式(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互相独立的国内市场从多逐渐变少,最后变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市场。由此可见,市场能够有效率地决定贸易品的种类和贸易的范围,即由于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以及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交易范围的扩大,从而使贸易从国内扩大到国外。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缺陷

值得探讨的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存在一些缺陷:①出于数学的严谨性和理论的完美性,新兴古典框架通常作了一些严格的假定条件,其中有些是不合理的,会得出与现实相差甚远的结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兴古典贸易模型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应用能力;②现存的统计资料无法满足分工专业化演进的许多数据口径,因此难以采用历史数据来验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③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交易费用的大小不能决定分工是如何进行,以及某国生产产品的分工方式,交易效率的高低无法确定某国进出口贸易的结构;④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均处于动态之中,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采用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其分工贸易模型是静态经济模型,从而忽略了时间因素,对现实贸易现象的解释力就有折扣了。但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毕竟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更深层次扩展,这种扩展是建立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理论意义要大于实践意义,其至少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贸易理论的蹊径。

参考文献:

[1]亚当 斯密(英),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74,pp.12-15

[2]盛洪:分工和交易[M].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pp.23-67.

[3]Young,Allyn,1928.“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J].The Economic Journal,38,pp.527-542.

[4]Becker,G. and Murphy,k. 1992.“The Division of Labor, Coordination Costs, and Knowledg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07,pp.1137-1160.

[5]Yang,X. and Ng,S. 1998.“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A Survey”[J]. In London, Micmillan.

[6]Yang, X. 2001.“ Economics: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J]. Blackwell. 7.Yang, X. and Wills. I. 1990.“A Model Formalizing the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4, pp.177-198

[7]陈铭.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伦[J].南开经济研究,2007(1), pp.67-69

[8]Smythe , D. 1994. “Book Review: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J]. Journal of Literature,32,pp.691-692

[9]国彦兵. 论杨小凯教授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J].国际贸易问题,2005(1),pp.126-129

[10]Jeff Borland and Xiao kai Yang. 1992.“Specialization and a New Approach to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Growth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May,82, pp.386-391

动态贸易理论篇（9）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参考文献]

[1] 陈飞翔，吴琅.由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换路径与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2006（11）：4-10.

[2] 程筱宇.贸易强国应具备的“素质”――刍议中国与“贸易强国”的差距[J].金融经济，2015（7）：20-22.

[3] 戴翔，张二震.我国增长新阶段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发展：目标、路径及战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5）：82-91.

[4] 戴翔，张二震.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中国外贸失速之“谜”[J].经济学家，2016（1）：75-82.

[5] 冯雷.进口贸易是通向贸易强国的关键――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4（12）：51-56.

[6] 何新华，王玲.比拼经济实力――对外经济贸易强国主要特征与指标分析研究[J].国际贸易，2000（12）：14-18.

[7] 洪涛.由贸易大国向强国跨越[J].国际贸易，2010（12）：15-18.

[8] 黄锦明.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理论与对策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72-176.

[9] 贾怀勤.从统计规则辨析中国2013年货物贸易总值是否超美――兼论中国建设贸易强国[J].国际贸易，2014（2）：10-15.

[10] 李钢等.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之抉择[J].国际贸易，2010（1）：4-11.

[11] 刘宝荣，李健.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未来10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趋势分析[J].国际贸易，2000（11）：22-24.

[12] 柳思维.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制度创新思考[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0（6）：5-10.

[13]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8-112.

[14]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27.

[15] 马淑琴，戴晋.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升级的相关因子研究[J].财贸经济，2006（10）：64-68.

[16] 马涛.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经贸强国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6（1）：26-32.

[17] 马相东，王跃生.全球贸易新常态与中国外贸发展新策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6）：77-84.

[18] 毛群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基于我国外贸发展背景与现实的分析[J].价格月刊，2008（10）：36-41.

[19] 裴L洪.迈向贸易强国应先跨过几道坎儿：对我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思考[N].中国经济导报，2005-01-22（1）.

[20] 裴长洪.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J].经济研究，2009（4）：4-16.

[21] 裴长洪.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规律与启示[J].经济研究，2013（7）：4-19.

[22] 裴长洪，郑文.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4）：21-24.

[23] 裴长洪.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开放的绩效评价[J].经济研究，2015（4）：4-20.

[24] 裴长洪.“十三五”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与新任务[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3.

[25] 盛斌.迎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J].国际贸易，2014（2）：18-21.

[26] 盛斌.建设国际经贸强国的经验与方略[J].国际贸易，2015（10）：4-14.

[27] 桑百川.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N].国际商报，2015-12-23（3）.

[28] 田素华，尹翔硕.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06（4）：14-20.

[29] 张二震.战略机遇期与中国开放战略的调整[J].南京社会科学，2010（12）：1-5.

[30] 张二震，戴翔.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讨[J].南京社会科学，2014（7）：6-12.

[31] 张幼文.经济强国――中国和平崛起的趋势与目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4-26.

[32] 张幼文.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的道路[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9）：5-12.

[33] 张幼文.目标升级与战略创新：贸易大国如何实现转型[J].探索与争鸣，2016（2）：83-88.

[34] 唐海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究竟“新”在哪里[J].经济研究，2014（1）：15-20.

[35] 王备.中美贸易关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探究[J].北方经贸，2014（7）：17-19.

[36] 王冉冉.我国离贸易强国还有多远――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现状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0）：9-14.

[37] 魏浩，马野青.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差距及对策[J].经济纵横，2005（2）：21-23.

[38] 吴汉嵩.论实现贸易强国的方略[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6）：51-57.

[39] 薛荣久.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的纲领与重大意义[J].国际商务，2007（11）：5-10.

[40] 杨圣明.“十二五”规划与贸易强国战略[J].时代经贸，2011（2）：13-16.

[41] 杨枝煌.关于中国成为第一贸易大国的战略思考[J].经济学家，2014（6）：25-33.

[42] 尹翔硕.试论贸易战略选择的客观基础[J].世界经济，1992（7）：11-12.

[43] 尹翔硕.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的变化及贸易格局的变动[J].世界经济，2004（3）：38-43.

[44] 尹翔硕.贸易战略的国际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1-52.

[45] 余芳东，寇建明.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差距有多大[J].中国国情国力，2001（6）：2-4.

[46] 张亚斌，李峰，曾铮.贸易强国的评判体系构建及其指标化――基于GPNS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7（10）：3-8.

[47] 张钰梅.距离世界贸易强国，我们有多远[N].国际商报，2010-04-29（3）.

[48] 赵蓓文.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升级：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J].世界经济研究，2013（4）：3-9.

[49] 郑宝银.“走向贸易强国之路学术峰会”会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1（6）：174-176.

[50] 郑甘澍，蔡宏波，罗彩瑜.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探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11）：3-13.

[51] Cattaneo， O.， Gary， G.， and Cornelia S.，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 Crisis World：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R].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0.

动态贸易理论篇（10）

        纵观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以人对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追求和占有作为指导思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都是依照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为指导：即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劳动、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通过国际贸易双方都获取相应的利益。短期内这种贸易模式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丰裕要素禀赋得到充分利用并通过国际交换克服制约一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贸易模式最少存在三个缺陷：

        第一，有些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生态环境效应，过度利用自然要素禀赋。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所说：“国际贸易的初衷是为了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但并不等于贸易越多越好，贸易不能超过一个国家的资源条件或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利益是在宽松的环保要求下获得的，或一味追求比较经济利益，结果很可能是付出惨重的生态环境代价，这些代价经常是经济利益远远不能弥补的。”

        第二，有些国家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在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主要出口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类产品技术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低且不稳定。而发达国家利用资本、技术和环保等方面的优势，出口技术含量高、价格弹性小、有上升趋势的产品。这种交易模式长期发展下去，将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第三，有些国家打着保护生态环境的幌子制定各种苛刻的贸易壁垒。如环境标准、劳工标准、质量标准等来限制进口；有些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采取非法竞争手段打击竞争对手，如生产假冒伪劣商品，损害消费者利益，不考虑员工的工作环境、不顾员工身体状况、随意加班加点、克扣员工工资。这些都扭曲了贸易的本来面目，妨碍国际贸易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与发展，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正在国际贸易领域内悄然形成，即人文贸易主义。人文贸易主义强调国际贸易活动不仅应重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问题，而且应关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其他问题。本文将就人文贸易主义的内涵、特征、影响等作一些探讨，最后提出我国应从中得到的启示。

        二、人文贸易主义的内涵及特征

        （一）人文贸易主义内涵

        第一，人文贸易是“人与人平等”的贸易。以“人人平等”为伦理基础，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如果不同个体或群体无视对方的利益，形成对立和反抗，最终将破坏人与人平等的贸易关系。例如，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组织报道，目前收入水平较高国家基本上都未能兑现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做出的承诺，即到2012年之前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排5.2％。但他们却反而要求低收入国家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又如，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出口大国，扮演着另人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价廉物美，产品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却背负了“倾销”的恶名，但自己却承受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的压力。美国研究人员指出，14%的中国废气是由生产出口到美国的货品所造成的，但美国却是对中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这些都表明“人人平等”的贸易关系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真正实现。

        第二，人文贸易是“人与地平等”的贸易。以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为伦理基础，注重自然环境的保护，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倡导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人地平等的贸易强调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大于或等于因贸易带来环境污染的治理费；贸易不能超过自然环境承载力的限制，应有利于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的保护。例如，在国际贸易中，生产过程和方法（ppm）问题是最有争议的焦点，有的国家乱挖滥采、无休止地开采自然资源造成水土流失；有的国家通过对外投资，把夕阳产业转移到外国；有的国家为了节约成本，大量排放没有处理的污水和废气。这些最有可能导致地球失去自然恢复能力，人与自然的不和睦相处。

        第三，人文贸易是“人与天平等”的贸易。以“人天合一”为伦理基础，着眼于人类与整个大自然（社会和生态）的平等关系，达到人与社会、生态的协调共进、和谐发展。“人天合一”的贸易关系是人文贸易的最高层次，但是有些人却对它不屑一顾，结果得到严厉的报复。例如，国际社会将濒危物种的贸易列为非法贸易，但这种贸易禁而不止。非法物种贸易严重破坏国际生态多样性，加速濒危物种灭绝，生态多样化遭破坏，造成生态失衡。又如，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多出口农产品，加重农药和化肥的用量，造成土地自然肥力衰减、水土流失加剧、环境污染严重。而且，由于只注重那些市场价值高的物种，对不具商业价值的物种或忽略或消除，使得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趋于简单，生态调节功能衰退。

        （二）人文贸易主义的特征

        第一，在贸易过程中追求新的可持续增长模式。最早提出可持续发展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麦多斯教授，他于1970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认为：以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加速耗竭和污染程度的逐渐加深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属于指数增长型，不可持久。人文贸易主义追求的可持续贸易模式应该是超越自我的、高层次的贸易模式。它跳出传统意义上的片面追求贸易额的“可持续”增长，在关注贸易总量的同时还关注贸易的实际质量，既强调贸易行为的“公平和公正”，又强调贸易过程的“环保性和可持续性”，人类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在贸易发展过程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随着人们认识到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世界贸易也由此进入环保时代。wto根据1994年4月15日的马拉喀什部长会议成立了“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以此来协调贸易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反补贴协议》等文件中都规定了与环保有关的内容。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先后制定并颁布了两批共5个属于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审核方面的标准，后来又陆续颁布了术语、环境标志、生命周期评价方面的标准。

        第三，在贸易过程中追求非贸易利益。国际贸易过程中的环境、经济、福利、代内与代际公平、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发展等诸多因素都属于非贸易利益。追求非贸易利益使得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成为焦点，并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追求非贸易利益的盛行使得发达成员渴望将所谓“人文贸易”和非贸易利益“合法”引入wto体系。比如，非贸易利益关注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由于提出者企图将非贸易利益与国际贸易直接挂钩，即违反非贸易利益条款者可予以经济制裁。

        三、人文贸易主义的表现

        在当代国际贸易价值的新领域，人文贸易主义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人文贸易主义表现为“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国际贸易能够增加社会财富，但是没有考虑环境成本的“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其实是一种“虚拟”、“现时”的增长，其增长的背后忽略了“现实”、“延时”的补偿成本。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带来的财富和福利的损失，传统的自由贸易会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长的结论实际上可能站不住脚。如果以不可再生资源为代价或以生态环境代价发展对外贸易，“延时”的补偿成本将逐步兑现，贸易可持续性将受到挑战。贸易与生态的和谐要求自然资源要合理、有节制地利用，而不是掠夺式开发；生产过程要节约，提高资源利用率，注重环境保护，而不是肆无忌惮地将污染排放；环境成本内在化，推行绿色贸易，避免环境恶化和污染国际转移等。

        2.人文贸易主义表现为“贸易过程和结果”的和谐。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都是建立在不计自然环境的经济投入基础之上的，暗含着自然资源不受限制的假设，没把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实际上在国际贸易中，商品的生产过程、商品的转移过程和商品的消费过程都会产生大量的污染。随着人们对非贸易利益日益重视，在贸易发展过程中，贸易活动成本最终必须包括为维护和弥补自然环境的人、财、物投入，通过把这些环境成本内在化使国际贸易达到社会总财富最大化。这就要求贸易主体的整体角色定位要从“经济人”向“经济人、社会人、生态人”三位一体过渡。

        3.人文贸易主义表现为“国家之间、国内外同行之间、企业主与员工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和谐。国家之间的和谐指各国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基本平衡，减少贸易摩擦，拆除贸易壁垒，建立贸易和谐发展的平台；国内外同行之间的和谐指企业贸易行为要考虑行业的整体利益，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相互拆台，扰乱贸易秩序，国内外竞争对手之间应树立“双赢”或“多赢”的理念；企业主与员工之间的和谐指要考虑员工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不能不顾员工身体状况，随意加班加点、克扣员工工资；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和谐指要考虑消费者的价值最大化，不能只顾企业利润，不顾消费者的安全和感受。

        4.人文贸易主义表现为“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和谐。贸易道德规范和谐是指不同国家的贸易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通过贸易资源应该高度整合，达到优化配置；贸易行为规范和谐指企业运筹得当，竞争行为规范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即贸易从业者应该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惯例，不能只求最大最快地占领国外市场而恨不得一刀将对手斩于马下，一家企业占领整个国际市场；不做损人利己的事，必须注重社会责任。外贸从业者要符合国际道德规范，确保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要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在注重自身发展、追求利润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对生态环境等的责任。

        四、人文贸易主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人文贸易主义的出现对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1.人文贸易主义对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的假设产生动摇。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把“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代价去追逐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在国际贸易领域人们遵循同样的原则。从微观上来看，如果个人在贸易活动中一味地优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会导致各类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矛盾与冲突。从宏观上来看，发达国家一味强调自身贸易利益最大化，就会拉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人文贸易主义强调人的问题不仅是满足简单的生理需求问题，还有如何提高素质、升华精神、维护尊严的问题，国际贸易活动由此获得了道德规范性。人文贸易主义这一思想有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将有深远的影响。

        2.人文贸易主义对传统贸易理论漠视自然环境的思想提出质疑。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虽然以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但都是建立在不计自然环境的经济投入基础之上的。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和李嘉图的相对成本理论都以劳动力为投入的惟一要素，隐含着自然资源不受限制的假设。因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在世界处于统治地位，他们除了拥有本国的自然资源还可以从海外获取大量的廉价原材料。赫—俄理论用生产要素的丰缺来解释贸易发生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各国应出口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进口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这些贸易理论的共同点就是为了物质利益的增加而毫不顾忌地掠夺自然资源，但是却没把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负面影响计入生产成本。人文贸易主义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贸易成本除了人、财、物外，还应包括自然、环境、生态、社会等，贸易的结果是综合效应最大化。

        3.人文贸易主义对当代国际贸易研究提出新的挑战。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一些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应运而生。r·弗农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是一个动态的理论，它克服了以往贸易理论中关于贸易模式一经形成就固定不变的隐性观念。但是，该理论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提供理论依据，因为发达国家的确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内已淘汰、高耗低效、高污染的夕阳产业，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生态环境问题更趋恶化。格鲁贝尔等人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虽然拓展了贸易理论所解释的贸易现象的范畴，为国家如何创造国际竞争力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国家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有益启示和理论依据。但是规模经济导致企业不断合并，国家所面临的严峻的环境约束将更加具有全球性和并发性，极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扩散和生态系统的退化。人文贸易主义的出现为当代国际贸易研究者更注重人类社会的福利水平和综合效益的提高提出新的挑战。

        4.人文贸易主义可能成为贸易保护的新工具。人文贸易主义的出现预示着今后的国际贸易中，以人文贸易主义为借口的贸易壁垒，即“人文壁垒”将越来越多。国际贸易商品的质量、技术、环保都有国际标准，如iso9000、iso14000、sa8000等都反映了人文贸易主义精神。虽然目前这些标准大多以贸易保护主义的面目出现，但也反映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大趋势，当它们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后，就变成合理化。一些国家为了稳定就业，解决国内各种矛盾，可能打着人文贸易的幌子，在现有各种贸易壁垒的基础上，制定更加苛刻、综合、有效的新型壁垒来限制他国产品的进入。这些“人文壁垒”可能涉及到所有贸易品或渗透到贸易品的每个环节，更加防不胜防。总之，贸易人文化倾向与追求非贸易利益的盛行使得全球贸易利益的分配格局以“合法”规则向发达国家加速倾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借口和新的工具。

        五、人文贸易主义对我国外贸的启示

        人文贸易主义是顺应人类发展而产生的，给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有深远的启示。

动态贸易理论篇（11）

理论上贸易与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方面，贸易与环境都是人类促进生产、改善生活的重要手段，均致力于促进生态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和利用，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高境界。但由于具有内在稳定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与具有内在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现实中也会出现贸易与环境的不协调，体现在贸易自由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因而要求将贸易与环境统一考虑，寻求统一的协调体系。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能够消除环境资源特性引发的不协调的根源，结合政府权威和市场规制来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发展。

协调工作是长期的有序的过程，为保证顺利的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需要明确地行动纲领、系统的依据、科学的协调途径作为指导。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产权界定，是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制定合理的价格为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重要工具，运用有效的税费政策，把环境因素纳入贸易主体的目标函数中，使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结合配套机制保障贸易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探析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数学模型，利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进行理论分析和福利分析，探求协调贸易与环境发展的根本途径，从而反映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协调贸易与环境发展的工作原理。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具备的优势，试图验证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是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最优选择。

关键词：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环境成本内部化；市场失灵；政府失效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国际化，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保护环境而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出现，成为一些国家实行保护主义的借口，阻碍了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贸易也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贸易与环境能否协调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

1.1.1问题的提出

国际贸易与环境本来是两股平行的发展潮流，但由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话题，也成为理论界的重要课题。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保护环境的呼声逐渐高涨，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全球环保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并波及到世界各个角落，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被称为“经济发动机”的国际贸易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1]。从而，贸易与环境两股潮流开始不断碰撞，人们开始探索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贸易增长与生态环境稳定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相关关系，要求国际社会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和措施建立起协调发展的机制，实现全球环境保护和经济贸易同步发展。

1.1.2提出的意义

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发展这一热点问题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从深层次看，是具有内在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无限性和具有内在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贸易的增长和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生态环境的平衡稳定又是一种客观自然规律，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从这一角度来说，解决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取得贸易的增长，也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放弃贸易的增长。因而将环境纳入到贸易中已成为必然趋势，探索贸易与环境发展的内在规律，建立一种协调两者关系的有效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从产生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入手，建立为以解决环境资源外部性和纠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冲破仅局限于生态环境领域的应用。不仅深化了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理论内核，而且将贸易与环境纳入到同一研究框架下，为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找到了新工具。从而，切实保证保护环境、减少环境污染、节约能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实现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增长。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作为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对贸易与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1.2研究综述

1.2.1国外研究综述

(1)关于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国外学者对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将环境作为主体，以环境保护的视角入手，探讨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二是将贸易作为主体，以自由贸易的视角入手，探讨贸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

将环境作为主体的研究，认为只有进行严格的环境保护才能使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托马斯·安德森(Thomas.Anderson)、卡尔·福克(Folke.C)、斯蒂芬·奈斯德姆(Nystrom.S)都认为人类是生态环境的寄生虫，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而自由贸易的发展加剧了环境恶化。美国经济学家Garretthardin著名的“公地的悲剧”可谓使环境保护主义者观点的最有力实证。美国另一位环境学家ChristianEuloign将自然资源分为独占资源和不可占资源，前者是生产者或消费者能够完全独占的经济价值资源，如土地、树木等。后者是那种不能分割、难以独占、现在公众仍在免费使用却由社会来承担代价的资源，如空气、大气等，即哈丁所说的“公地”，而自由贸易无法正确估价和分配后者，使全球贸易加剧环境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