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的价值大全11篇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1）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总原则，千百年来是中国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集中概括和体现。孔子较早的认识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重要性而且有诸多的论述。他说：“刚毅木讷近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他的弟子曾子曾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正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品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明以健，中正而就，君子正也”。《易传》把刚健作为一种品质，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强调中正，即不妄行，不走极端，坚持原则。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历时两千多年来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有名的记载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挫愈勇的斗志和刚毅不屈的坚强意志。这些精神就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竭精神源泉，也是构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竭动力。贵和尚中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对和谐思想进行探讨的思想家是西周末年的史伯。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孔子继承了这种重和去同的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这种价值取向肯定事物存在的多样性，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这种贵和尚同的观念使中国人民能够正确处理和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的关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二、天人合一、允执厥中、隆礼重法是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的和谐社会的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自由在古代多指人通过行善，进而知性、知天，“参天地之化育”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交融互通，达到物我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荀子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同时他认为人对自然可以“制天命而用之”［3］289，但他又说“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利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自我身心的和谐统一，进而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人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化解今天由于无限制的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的矛盾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中，既有为所欲为的权力又有不损害自然、社会、他人的责任义务。唯其如此才能实现自我价值，才能达到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允执厥中”出自《尚书•大禹谟》，意指言行不偏不倚，符合中正之道。子程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一个人如果能守护善性，言行不偏不倚，就会保持公心，体现公正。隆礼重法是荀子把孔孟的礼发展到一种规则层面，在重礼的同时提出了法治。“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者，所以正身也”［3］246。“法者，治之端也”。荀子主张要把礼乐教化与法制刑相接合。“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一方面注重道德建设，发挥“礼义”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法制建设，强化“法度”的职能。这和我们现在提倡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思想对我们现在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三、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是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健全人格的手段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2）

二、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当代价值体现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梁启超曰:“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中国古代文学负载着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传道价值、育人价值，是中华瑰宝，是新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不仅教授理论知识，还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陶冶其情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根本在于教人成为一位典型的中国人。孟建伟提出了“文化教育”这个崭新的教育理念。他认为:“这是一种以文化为导向的教育:它将吸纳人类文化中一切有利于人的成长和文化创新的元素，并将教育的过程变成文化育人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符合这个教育理念并能很好地解释它。古代文学教学的作用是隐性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学是实现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在使学生了解并感悟历史和现实的人文情态、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感方面具有其他学科教学无法取代的功能和作用，它负载着文化，传承着文化。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当代价值的实现途径

古代文学的教学分为两大块: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其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熟悉并了解历代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掌握古代各类文体的演变轨迹、文化思潮的兴替、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获得阅读、分析、鉴别和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提高思想修养、美学修养和文学素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以文学史为纲，作品只是穿插其中。但文学史教材一直在变化，各个版本的文学史教材注重的角度不同，所选的作品也不同。其次，文学史所讲述的多是知识性问题，比如文学发展的脉络、作家的贡献和地位、作者主张及相关的文学现象等，经典作品则直接表达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作品本身，作品的教学可以从分析作品的艺术性，引导学生掌握鉴赏方法;从将心比心，和古代作家产生共鸣;深度挖掘，领悟真理三个方面着手。

(一)分析作品，掌握方法

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是鉴赏作品的第一步，通过细读、诵读、解读作品能实现对作品的初步把握。细读作品就是仔细读文字，细细玩味，关注的是具体的形、音、义及标点。细读作品注重的是培养学生对单篇作品的分析能力和鉴赏能力，不是文学史知识的多寡。如苏轼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上阕开头“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读时要抓住似是而非。接着分层铺叙，先说杨花的飘坠“抛家傍路”，次写念远之人“困酣娇眼，欲开还闭”，再写梦“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细读时要抓住分层的关键词。下阕直接抒发主观情感，“恨西园，落红难缀”，美好春光已经逝去。紧接“恨”的内容，同样分层次来写，“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飘飞的杨花变成了破碎的浮萍，此为第一层;“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伤春别离，此为第二层;“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将伤春之情推向顶点，此为第三层。诵读作品指用适合的话语声音形态、语调和节奏，在一咏三叹之间慢慢体味朗读并背诵作品。如李清照的《声声慢》，凄切的氛围、凄凉悲哀的感情多是通过叠字、入声字的韵脚来体现。正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些叠字，让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作家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情感。诵读作品可以采用教师范读，学生仿读的方法，通过对作品文字声音的感知达到理解作品、体悟情感的目的。解读作品。解读作品不是简单地讲析诗意，而是要了解作品的内涵以及作品之外的东西。解读作品的方法有很多，可以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与作者其他作品进行比较，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把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坐标上衡量其地位、贡献，等等。在解读秦观的《醉乡春》时，我们首先可以了解它的创作背景，此词为作者贬谪广西时所作，“瘴雨”“椰瓢”等题材都带有典型的南方特征，说明词人在流寓广西时受到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其次，可以把这首词同秦观的其他词进行比较，发现秦观的大多数词作都写自己遭遇挫折、身处逆境之时不能解脱的愁和恨，而这首词写到“醉乡”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不再为谪居而自伤。古代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古代文学教学是让学生体验文学的魅力，体悟文学的真谛，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鉴赏文学的能力，多读、多揣摩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培养鉴别力的重要方法。

(二)将心比心，体验情感

古代文学教学要注重引导学生体验情感，读出作品中的情味。古诗词所负载的情感与今人有贯通之处。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所写是人人都能感受到的少年离家白首归的体验，读者可以身临其境般领略到这种沧桑之感。李白的《静夜思》语言简单质朴，但诗歌中蕴含的是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思乡情感。孟郊的《游子吟》所写只是一件小事，却把人世间最朴实最高尚的母爱写得感人至深。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所抒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情感，不仅是词人自己所能感受到的，更是处于同样环境中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这种感受超越了时空，可以使我们产生共鸣。积极体验作品表达的情感，在作品教学中至关重要。正如施议对先生所言:“将你心，换我心，必将有所得。”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3）

    判词是中国古代社会为解决民间纠纷、平息你争我斗、了断是非矛盾、实现止争定纷的一种法律裁判文书。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判词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人类自从走出丛林、走出伊甸园结成社会关系以后,就存在着各种矛盾纷争、利益纠葛和怨恨仇杀,面对种种人间是非,人类要么各退一步自相和解,要么诉至衙门请求官府了断,臣服法则,要么就是拳脚相向、刀枪出场,奉行强盗逻辑以至于鱼死网破。但是在社会常态的背景下,人类内部解决矛盾是非的多种可选方法中,臣服既定法则诉至衙门请求官府判明是非、了断纠结应当说是人类经历太多血腥争斗以后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这也是人类社会一步步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正因为如此,官府乃至官吏们便时时充当青天大老爷,为民解忧排难;于是就有了一份又一份定纷止争的古代判词;也为当今时代提供了借鉴资源。虽然今天的司法实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判词作为一种时代印迹,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不灭的原理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判词依然有着还可以、也需要我们继承的文化精华,中国古代判词中的法学与文学价值乃至其背后的精神内核依然可以通过现代判决书的形式得以延续。

    一、古代判词的历史演绎与核心价值传承

    就一般意义而言,判词是判决结果合法化、正当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如何说服当事人的劝解词和说理书,更是体现国家法律权威性、国家行为严肃性和国家命令强制性的裁决令。因此,如何让当事人心悦诚服地认可和接受判决内容,如何让社会公众了解和服膺既存的案判谳定,制作好每一份判词就成了中国古代为官执政司法的重要内容。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涉讼判词,是距今2800多年前的西周夷王或厉王年间的一个诉讼文书—1975年在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出土的《*匜铭文》。该铭文共百余字,记载了一桩奴隶买卖纠纷的经过,判案依据是当时认可的刑典,内容包括罪名认定和处理结果,已经具备判词的雏形。[1]中国古代判词自西周起始,历经三千余年而传承于世,其表现形式从秦汉的比附援引依律定罪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原心定罪再到唐代以事实作为铺陈、援引律例为据制作判词;从唐代判词的“语必骄俪、文必四六”到宋代的判词变骄判为散判、凸现司法功能,再到明清判词的“简当为贵”风格,直至民国时期接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形成“主文一事实一理由”三段式定罪判案模式,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判词风格各有特点,但其中所具有的法律价值与文学价值却一直得到传承和延续。一些上好的判词在时人的整理汇总下记载于书籍,传播于官场,甚至通过民间的口口相传深深烙进百姓的心间。

    古代判词的历史发展,首先体现为判词是当时司法活动过程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的司法活动内容。尽管司法活动在其初始之时还呈现出比较粗糙的表现形式,但无论是西周时期在青铜鼎上用大篆书写的中国古代第一份判决书,还是西周中期《尚书·吕刑》所载的:“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后所作的敬畏天严“其审克之”的纪录,或者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后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依据;当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时,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法律效力的办案要义,判词折射出了礼法相通、理法相容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法律文化传承。比如根据《*匜铭文》记载:三月甲申日,伯扬父在纣王的面前宣布对牧牛的判决,说:“牧牛!过去你任职的时候,竟敢和你的长官争讼违背自己曾立下的誓言。今天,你必须再立信誓。你只有恪守自己的誓言,才能重新担任官职。按照你的罪行,我本应鞭你一千,施以墨刑。现在我宽恕你,鞭你五百,罚金三百鎱。”牧牛于是向其长官立誓说:“从今以后,我不敢再和你争讼,不再以各种大小事扰乱你。”从这个最早的带有判词雏形的内容来看,除了铺陈事实之外,重在阐述道理、判明是非、止争罢讼。当然在远古时期,人类刚刚从原始时代走来,社会还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此时的判决还谈不上引经据典、援引法条,但这并不影响依照人类固有的伦理道德原则来明理处事。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律逐渐登上国家舞台。但在中国古代,法律并不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唯一手段甚至还不是主要手段,礼法并重,法寓于礼之间,礼为法律先导,法为礼制保障,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司法活动的主要原则。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曾说过:“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2]“凡治天下,必因人情。”[3]所以在判词中尽可能阐述伦理,借此说教万民,降服凶恶,善法为治,凡事方庶几可成。为了追求司法活动的公正、公平,以实现案件处理的正义所在,正如韩非所说的那样:“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4]于是如何选择好的法官成了司法活动的重要一环,反映在判词中,断案者重在说理服人,而刑罚处罚并非是判词的主要内容也成了中国古代判词的一个重要侧面。关于这一点,《尚书·吕刑》提到:“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即:刑罚不一定要置人于死地,但要让受刑罚的人感到比生病还要痛苦。因此,要用善良之辈而非不良之徒审理案件,这样才会公正合理。要学会从矛盾处考察供词,使不服的犯人也得服法。应当怀着哀怜的心情判决诉讼案件,明白无误地检查刑书,互相斟酌,以公正为标准。用刑当罚,要详细查实。案件判定要做到使人信服;即使改变判决,也要使人信服。

    中国古代的判词发展不但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朝代更替保持着相同的步伐,而且还与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官吏集行政、司法于一体而且各级官吏大多是通过科举制度进行选拔而任职的,科举制度与儒家文化紧紧捆绑在一起,因此,大多数文官都是以饱学之士的儒生身份出现在官场舞台上的。中国古代“行政兼理司法必然导致司法官不仅注重个案本身的公平、正义,更关注个案判决对整个管辖区内道德风尚、和谐秩序等影响。而司法官儒家化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不单寻求判决的合法性,更追求判决的合理性”。[5]官吏儒家化的发展趋向也使得古代判词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判词的制作往往具有诗性化的表达形式,充满了儒家文化的仁爱关怀和嫉恶如仇的人间常情,呈现出“名家辈出,佳判如云”的盛世局面。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看,古代判词的制作十分严肃,唐律对判词的制作有严格的规定,官吏制作判词时“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答三十”,[6]以至于“用法权衡,真锱铢必慎哉”,[7]这表明制作判词必须十分慎重,反复推敲,方能达到下笔如铸、一字千金的效果,同时又十分讲究技巧,许多判词不但引经据典、对仗工整,而且辞藻华丽,文采飞扬,从而使得本应引律作判、重在说理的古代判词因文情并茂而充满了浓郁的文学色彩。

    这不但得益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达和历代文风的浸润,而且还得益于中国古代开科取士制度重视对判词的写作,使得断案者不但要秉承良心,熟稔法律,机巧聪慧,还要具有人文底蕴,通晓古今人事。古代的判词既有洋洋洒洒长篇大论者,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徐公谳词》、同治年间的《樊山判牍》中有些判词达数千字之多,亦有言简意赅、精练短巧者,如北宋年间崇阳县县令张咏发现管理钱库的小吏每日都将一枚小钱放在帽子里带走,便以盗窃国库罪把他打入死牢。小吏认为判得太重,遂高喊冤枉。张咏提笔写下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小吏无话可说只得服罪。再如清乾隆年间,一寡妇改嫁,但遭到家人与邻居的阻挠,她就向官府呈上状子:“豆蔻年华,失偶孀寡。翁尚壮,叔已大,正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知县接状,挥笔断案,只判了一个字:“嫁!”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4）

从古代中国文学教育的目标来看，其旨在培养伦理性的人才，教育目标具有政治性和伦理性的明显特点。首先，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是一种官本位文化，所以古代中国的教育目标是培养统治性的人才。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以儒家的伦理性文化为核心，在教育上强调的是伦理性[1]。而西方的传统文化相比古代中国的教育而言，西方传统文化则是一种知识型文化，其教育目的也是注重通过知识的学习达到对真理的认识。 

从古代中国文学教育内容来看，其旨在传授人文知识，具有包容性和宽泛性的特点。这种特点虽然不利于文学教育的独立发展以及全面开展，但是它却切合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思想。在《论语·子张》篇记载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由于儒家思想的长期流传，“博学于文”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思想，也成为培养“中国式”通才学者的必由之路。这种通才教育，直至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从古代中国文学教育方法来看，其旨在发挥个人学习的动能性，教法具有多样性和学习自主性的特点。古代中国文学的教育方法包括两个方面，教育者的教法以及受教者的学法。教育者的教法包括语言的方法、直观的方法等，受教者的学法包括发现式、接受式这两种。 

二、古代中国文学教育的价值 

（一）强化国人的爱国意识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不计其数的文人智者为了国家的繁荣付出了生命，他们为祖国做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为祖国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他们为祖国殚精竭虑。历史上他们的事迹被文学体载记录并流传至今，这些令人敬畏的爱国作品不仅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成为了最生动的爱国教材[2]。后代国人通过阅读了解了那些文人智者的光荣事迹，他们的精神振奋人心，也使得国人的爱国意识更加强烈。古代文学的教育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爱国意识，并且树立新一代的爱国情怀，这也是古代中国文学教育的重要价值。 

（二）提高国人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文学千年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无数的文人墨客为中国文学奉献了毕生的心血，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政治等诸多方面都有充分的体现。比如引发红学热的《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中创作的，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磨难艰辛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红楼梦》[3]。无论是中国名著《红楼梦》，还是千古传颂的《道德经》，中国文学都是具有深远的文化内涵。通过对古代文学内容的了解和探究，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到古代人的思想，在探索了解的过程中国人的文化内涵也更加丰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理论是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其不仅丰富了国人的文化内涵，促进了国人对历史的了解，也在国人认识自身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有很多价值观一直影响至今，并且成为了人们不断进步的动力。 

（三）促进情感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具有重要的情感教育价值，其在亲情、友情、爱情的教育方面有着重要的引导价值。就亲情而言，中国古代有句话叫百善孝为先，所以中国民族几千年以来都有重视亲情、重视孝道的传统。重视亲情的思想在古代作品中有着广泛的体现，比如《游子吟》这首诗中，就充分的表达了孟郊对母爱的珍惜。再比如《孟母三迁》这个历史故事，充分体现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疼爱。这些表达亲情古代文学作品烘托了亲情的珍贵，使得后人懂得了要珍惜亲情爱护家人。就友情而言，中国有兄弟如手足这一说，这句话中的兄弟意指的是关系好到似亲生兄弟的朋友。在古代文学中对友情的歌颂也是不计其数的，比如《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所记载的俞伯牙的故事，故事充分的表达了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深厚友谊，这段友谊被传为了千古佳话。现代人们通过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可以树立正确的友情观，并且也从中领悟到友谊的真正意义。中国古代文学中还有大量赞美爱情的作品，人们在欣赏这些作品是可以对爱情有健康美好的认识。 

三、结束语 

中国古代文学不仅包含我国古代的历史、传统、习俗等，更是我国时展的剪影，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着哲学家的思想、军事家的理论等，对于现代人而言，中国古代文学是尤为重要的教育教材。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以说古代中国文学教育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人们对中国历史文学的掌握中，更是体现在对国家精髓的理解和感悟中。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5）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9-0079-01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代人们精神文化领域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融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东方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文化内涵精髓的呈现，对我国当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是指中国上古时期至“五四”运动之前这段漫长文学发展时期，有古典诗词曲、散文、戏曲以及民间小说等多种文学形式。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不仅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推广，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层面的陶冶情操和艺术欣赏，同时也具有记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作用。中国文学史演进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历史的进步当中不断滋养着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发挥着提升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文学当代价值发挥路径

（一）从文化角度发挥价值

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作者对一定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社会背景的刻画呈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内涵不仅涵盖了作品作者的个人思想，从中更能挖掘出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时代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塑造和正确思想构建发挥着重要的积极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智慧的承载体，将古人卓越的智慧与优秀的思维传递至今，供当代人们汲取和学习，从而使人们更具智慧地投入到当代的经济建设和日常生活当中。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可以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不仅影响着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化观念形成，也影响着文化领域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文化环境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依然具有璀璨的文化价值，对当今我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精神影响力。

（二）从教育角度发挥价值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中，不仅能够发现古人文学艺术创作智慧，同时更能感觉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深厚内涵。中国是具有特殊文化气质的国家，这种文化气质的体现就是源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从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中，能够体会中国古人其气宇轩昂的东方文化特质、缜密而精巧的中国式文学逻辑思维以及包容天地的博大情怀。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探究和欣赏的过程，不仅能够提高学习者自身的文学素养和文学创作技巧，更能使学习者自身的思想境界得到质的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媒介开展教育活动，能够使得学习者的思想建构更加开阔，同时也使学习者的文化底蕴得到夯实。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西游记》不仅在中国深具影响力，也是在世界上阅读最为广泛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且在很多国家的教育课程中有所呈现，肩负着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光大的使命，同时对世界各地人们的精神成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从认知角度发挥价值

文学作品是文化领域重要的艺术呈现形式，在世界各地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经久不衰的艺术形式。并且文学作品也是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化呈现方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历经千古沧桑依然深受人们热爱，并且吸引越来越多的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探究，其根本价值就在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类、对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以及自然认知层面的引导作用。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可以感悟到中国古人其卓越的人性观、人生观、世界观和社会观。这些对人类根本价值的判断和哲学思维的体现，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价值。人们通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不仅了解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更使研读者找到了人类面对现实生活困境、内心困境时所做出的智慧选择，以及做出选择的智慧判断依据，进而找到了人生的要义。人的自我成长需要建立在对自我的批判之上，而这一过程是不能在导师的教诲中学得的，只有通过个人的感悟和思辨的过程来获得见解，并对见解进行理性的批判后才能真正习得人生要义。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和研究，正是人们实现这一成长过程的有效途径，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正是中国古人智慧的精华，对当今时代下乃至未来当中人们对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生要义的获取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类追求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发挥着智慧启迪的作用。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6）

在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中，由于内容繁杂和课堂时间有限，对于很多重要的历史问题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得到深入和拓展，这导致学生对学习世界古代史缺乏兴趣，学习效果大打折扣。笔者对某高校历史专业的学生进行调研后发现学生学习印象不深刻，在大三、大四的时候会忘记之前学习过的世界古代史的内容，且大部分学生反映教学内容不够深入。教学内容的陈旧和单一浇熄了学生探索历史奥秘、揭示历史真谛的热情，因此必须解决世界古代史知识层次老化，内容设置狭窄的问题，给历史课堂教学诸如活力，显示出历史教学的重要的社会价值。

通过网上查询等方式，笔者发现近些年西方学者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兴趣不断增强，这和社会希望回归西洋源头和原典，寻找新的文明灵感的需求相适应，因此研究该课题的学生数量也不断增加。在中国，一些西方的古典文献也被译成中文，了解古典文献对于历史系的学生来说具有必要性，将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具有可行性。但这对教师的要求较高。历史教师必须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涵养，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课堂教学中要运用多种方式和方法帮助学生对世界古代史中的重要课题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探究。

2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教学中的价值

首先，在历史课堂中引入古典文献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使课堂教学内容变得更加充实。学生在学习世界古代史的过程中还可以对西方古典作家和作品、中西学者的学术观点等有一定的了解，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和学习的深度。其次，将古典文献引入世界古代史教学中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很多学生接触到世界古代史文献资料的机会比较少，在世界古代史的课堂中引入古典文献进行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探索的能力和认知原始史实的能力，对于教师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教学效果。最后，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一些原始的史料，能够帮助本科生积累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其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再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在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中，教师要适当引入古典文献进行教学，引导学生回溯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让学生对历史的脉动的体会更加深切，这能够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和领会书本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古代文明和重要成就，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使其与之后的学习能够更好地衔接。

3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文献的形式

世界古代史教学中引入古典文献的形式主要包括引入文字教学、图像教学、古典语言三种。

引入文字教学是指教师通过查阅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古典文献并进行展示，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如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引入一段铭文，可以使学生对古代的语言、文字、古人的生平等有一定了解；在讲述罗马的婚姻文化时，可以引入罗马墓志铭的记载，可以让学生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有更加明确的认识。其次，世界古代史教材中对很多历史内容阐述不够具体，引入古典文献加深学生印象。如在讲述罗马土地洁净仪式时，可以引入加图的《农业志》，让学生深刻入认识到罗马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宗教活动。

引入图像教学的侧重点在于对场景的意义进行解释。世界古代史中图像教学材料主要指陶器。古代的陶器上会有反映各种社会现实点的各种场景和图像，通过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对古人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进行考察和探究。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用图片或视频进行展示，相对来说更加形象和生动，能够加深学生对当时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如在讲解古希腊学校教育时，可以展示一件刻有公元5世纪初期雅典学校情况的陶器，同时展示古典作家的记述，可以使学生的认识更加深刻。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7）

            唐汝谔，字士雅，明末松江府华亭人。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西。其弟唐汝询著有《唐诗解》五十卷，畅行于世，唐汝谔继作《古诗解》二十四卷。又有《诗经微言合参》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著述《古诗解》:“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近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机山钱龙锡在《古诗解叙》中说:“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仲言《唐诗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业。及以明经振铎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诠次之，得若干卷，为歌谣乐府者十之五，为五言古诗者十之四，为四言、杂言、七言者十之一，总名《古诗解》。”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毎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熏莸互异，此直门戸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作为前七子派的领军人物，李攀龙无理论纲领性宣言，此诗歌选本不录唐大历以后及宋元诗歌的做法，成为反复古派攻击的口实。虽然古诗与乐府诗部分受人诟病较少，唐汝谔的《古诗解》选诗面要比《古今诗删》广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评钟惺、谭元春《诗归》：“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雋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朓，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朓，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8）

文物古建筑的内在价值即古建筑的文物价值是指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古建筑中凝结了一般人类劳动，它不仅体现了人类的智慧，也蕴含着历史社会的进步，它具有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双重特性。史上遗存下来的建筑是历史的见证，时代的产物。因此，古建筑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是文物古建筑的首要价值。历史遗留的古建筑本身所反映的是其产生年代的科技水平，从其侧面又可以反映其产生时代的经济状况、文化状况、政治状况以及军事状况等。总的来看文物古建筑是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三方面的价值。古建筑的这三个方面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渗透。

（一）文物古建筑的历史价值

古建筑是与现代建筑相对而言的，泛指清代及清代以前的建筑物，但按照传统习惯，如果民国初的建筑在用材、形式、艺术和结构上如果与古建筑类同，也会被称为古建筑。古建筑的历史价值主要从社会、政治、文物考古、史料记载等方面进行见证。在历史信息系统中文物古建筑占有重要地位。《威尼斯》第一节明确指出，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建筑物，能够反映当时的各种信息，也是世世代代人们的活的见证，是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产物。如保定淮军公所就是很明显的历史见证，它是李鸿章为纪念阵亡的淮军将士而建的昭忠祠，后来改为李公祠堂。再如古城保定具有2300多年的历史，自古就属于京畿重地，元朝时期设为郡，明朝时期建为府，清朝设为直隶总督署。古建筑颇多，有大慈阁、古莲花池、钟楼、老城根、清西陵、清东陵等等，都是了解古城保定的实物依据，更是了解其历史变化的重要根据，各种变化也反应当下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变，是记录历史的无声语言。文物古建筑成为判断历史实证、补充记载历史缺失不可或缺的铁证。因此，文物古建筑反应的是一部活生生历史，通过人们在游览过程中对古建筑的审美体验，感受历史长河的流逝与人世兴衰。文物古建筑的历史性在于能够反应历史的本来面貌。研究某一时代的科技发展与社会生产生活除了翻阅遗留的资料文献外，离不开对那一时代遗留下来的痕迹的研究。古建筑是记录历史的铁证，如果一旦毁坏或拆除，就不可能再得到。即使通过查阅资料或文献重建，得到的也只是个复制品，一个仿古建筑，其历史价值将大大降低。文物古建筑是历史时刻建筑技术与艺术的结晶，能够较全反应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活动和文化特点。其历史代表性强，时间跨度大，类型丰富多样，因此，被我国作为特殊的不动产，具有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双重价值。

（二）文物古建筑的艺术价值

古建筑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它融合了材料、建筑技术、美术、雕塑等为一体的造型艺术，使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有美的享受。文物古建筑的艺术价值主要通过空间造型、装饰美；名胜古迹景观艺术；塑像、壁画等造型艺术和不同时代的题材、独特工艺等体现出来的。这些美的景象能够满足游客的审美需求。文物古建筑借所用材料，塑造形象，畅情达意；利用有限的空间表达无限的造型美，立体空间结构表达人们的审美需求；如果仔细赏析古建筑，会发现建筑构件和单元凑成美妙的音符，有明显的节奏感。古建筑被视为无声的音乐、无言的诗词、立体的画卷。文物古建筑能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质，从建筑造型、装饰和环境设计直接讲述给人们不同时代的人类文明；不同民族的思想观念、情感伦理和审美情趣。从审美价值或欣赏价值来看都能给人美的享受，给人艺术启迪，陶冶人的情操。对于现代建筑，可以应用和借鉴其精华以表现创新手法技巧。文物古建筑所体现的艺术价值，古代普通人们建造建筑为了满足起居之用；而皇宫的建造是不仅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方便起居之用，并要求权利和生活相一致，从用材、布局装饰等艺术方面体现威严。艺术表达成了建筑的重要的环节。美术品与工艺品种类繁多，用于建筑的大多是书画或雕塑之类，其艺术价值丰富，既具有观赏性，又可以表达某种特殊性。古代匠师在建筑装饰中善于利用色彩搭配，因为古建筑多用木质材料，为了防腐，匠师采用刷涂漆和桐油的办法，已达到美观耐用。后又用彩绘于建筑中表达了人们对美的需求。人们对古建筑的参观旅游过程中，最先感知的就是文物的艺术美的视觉受宴，也最先意识到古建筑的艺术价值。

（三）文物古建筑的科学价值

从文物古建筑的不同角度反映出了不同时代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文物古建筑的科学价值主要指技术史和科学史的价值。任何科学技术的展现都反映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都会受到当时生产力的制约。各类古建筑都蕴含着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科技信息，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没有哪个时代能够创造出超当时科技的产物。因此，从古建筑的科学技术水平可以反映出新发明的还是稳定发展阶段的科技水平，也能反映是否是科技衰退时期的水平。都需要通过对古建筑的细致研究才能知道。不同的文物古建筑可能产生的年代不同，不同类型的文物古建筑又是不同时代的象征，从古建筑的科技水平能够很清楚的描绘出当时时代城市建筑发展的轨迹，也证明了不同时期的科技发展水平。如直王家大院无论从布局、材料和结构等方面均体现出了它的科学价值。古建筑的营造技术是人类科技的发展与智慧的结晶。不同类型的古建筑，其结构、风格和设计手法，均体现了科技发展水平。如古典园林的构建，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它利用环境科学、建筑科学等技术营造出有机的整体。筑园技术是人类科技进步的缩影，也是时代文明发展的标志。对于文物古建筑的判断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即具有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价值来判断，但是真正的判断一座古建筑是否是文物古建筑，是否值得保护和利用，却是有一定的复杂性。而且由于人们价值观的不同，判断是否文物古建筑更是很大的难度。这就需要社会有一个公认的价值尺度去判断。文物古建筑的判断也受当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也就是当下时期的衡量尺度受科技的发展，反之判断尺度也能证明当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对文物古建筑的评价尺度和认识深浅受到许多方面的制约，只能用一般方法来进行。一旦有新的科技出现，对文物古建筑的确定就容易些，对文物古建筑的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

二、文物古建筑的外在价值

如果说文物古建筑的自身内在的价值或其绝对价值在于历史的、艺术的和科学的价值。那么被人们忽视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则属于文物古建筑的外在价值或相对价值。

（一）文物古建筑的社会价值

社会价值是人自身通过实践活动来满足社会或其他人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所做的贡献。文物古建筑的社会价值就是就是文物古建筑本身对社会的影响，即对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两种影响。从物质层面上讲文物古建筑具有科研价值，即我们能够通过对古建筑科学技术的研究了解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科技水平，文物古建筑还能够产生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旅游上，旅游不仅可以发展地方经济，还可以提升地方形象；从精神层面讲文物古建筑不仅影响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影响我们的社会行为，它已经成为社会群体心理的组成要素。因此，社会群体一旦对文物古建筑形成成熟完备的价值观，这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或社会的建筑遗产的发展，从而提高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或对各民族的认同感。由于文物古建筑的社会价值没有精确的量化标准，而且社会群体的阅历、文化程度都不尽相同，由文物古建筑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价值和情感价值的内容也会不尽相同。文物古建筑的这种社会或情感的价值已逐渐成为古建筑遗产保护的新观念之一。古建筑遗产也为我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丰富的源泉。比如圆明园，首先会让人们联想到八国联军进北京，对圆明园造成的破坏，从而激发人们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主义情怀。

（二）文物古建筑的经济价值

古建筑就我们城市发展来说，往往对它的价值认识存在着一种偏差,一般的注重其内在的价值即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价值，总会忽略其产生的经济效益。有学者指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艺术品和艺术所产生的效应，除了知识活动、发展文化和赢得他人尊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传播外，同时还是一种经济来源，这一点是得到普遍承认的。”[1]文物古建筑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使用价值和旅游开发等方面，它的开发和利用可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文物古建筑社会价值的形成可以提高地方知名度，和可以给相邻地段带来增值。旅游业的开发带动其他产业链的发展，比如商业、服务业等。旅游业多以门票的形式直接实现其经济价值，由此带动起来其它效益则是一种间接的收益。直接实现的经济效益则是有限的，是可以估算的。间接地收益是无限的，不可估量的。如洛阳古代建筑带来的经济价值非常可观，每年大约有4000万人次国内外旅游者去洛阳参观游览，具统计仅仅2013年，洛阳市全年共接待旅游人数860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85.02亿元。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如此客观的经济收入数字，既是文化的消费者，又是文化的传播者，这是洛阳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重要条件。[2]这旅游所带来的间接收入是无法估量。

三、文物古建筑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关系

（一）古建筑的内在价值远远超过了外在价值

这一类文物古建筑大多属于部级重点保护对象，或者是因为这类古建筑应用到的科学技术无法复制，或者是因其文化内涵丰富，艺术价值巨大，无法比拟。如果在继续使用或开发，会严重破坏到文物古建筑的保存和遗留，并且会加速其老化或损毁。这一类建筑只能对其保护而不能充分利用，或者只能变换其原有的职能，而降低了其实用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间不成比例关系。

（二）文物古建筑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都很高

这类古建筑一方面其内在价值为外在价值带来可观的收入，通过外在价值体现出其内在的价值，一方面通过其使用价值来实现经济效益。因此，文物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并不是一对矛盾体，也可以是相辅相成的。对于这类古建筑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再加以开发和利用，使其外在价值的实现得到最大化。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9）

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中，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实际上已经带来了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和评价方面的某些困难。客观地历史地评价明代珠算，涉及到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数学的算器型的算法体系、技艺型的价值取向和古代数学评价标准等问题。

1珠算与算器型算法体系

目前，许多中国数学史的学者都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认识到，中西古代数学是两种不同风格、不同形式、不同构造体系的数学模式。许多中国学者都从中国古代数学发生发展及其流变的规律中指出中国古代数学区别于古希腊数学的特征，并且强调要在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之处体现中国古代数学的意义及其对人类数学的贡献。

在论证分析中国古代数学的特征时，许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古代数学不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依逻辑运演和逻辑证明为主要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主要是以筹算的运演为主，算筹的运演规律构成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使用算筹这样一种算器，并以其为基本运演形式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基本特征。

李继闵先生认为：“形数结合，以算为主，使用算器，建立一套算法体系是中国传统数学的显著特色。”［（5）］吴文俊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数学模式时强调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之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绎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6）］

中国古代数学实际上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构成的一种算法体系。在人类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在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期依靠一种直观的、具有符号特征的、可操作运演的算器，表明了人类古代数学的一种有代表性倾向的算法特征，它与古希腊数学代表了人类古代数学的算法和演绎的两种发展趋势。［（7）］

筹算的算法体系有两种必然的发展方向，其一，是在筹算运演基础上继续创造和发展解决问题的筹算运演规律（这一点既需要实践问题的推动也需要运演经验的积累）。其二，是筹算运演工具在运演操作中被改进或被创新（这一点同西方逻辑运演形式的改变，即严格化、形式化、符号化的改变有相类似之处）。在人类的历史中，人类对任何应用工具都有不断改进和创新的特性。筹算排摆及其运演中带有的不方便、易变动等特征必然会随着筹算运演的发展而被人们不断地改进。在宋元时代得以发展到明代得到广泛应用的珠算，正是中国古代数学对算器本身进行改进创新的一个里程碑似的成就。

中国古代数学是运用算器以算法为中心而构成的数学模式，当算法形成一定构造性的规律时（如宋元数学的成果），人们对此给予高度的赞誉，而对算器发生根本性变革（从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取得的成果却评价的如此平淡，这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以算器为运演工具的算法体系是有很大困难的。

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规律上分析，筹算运演到珠算运演是中国算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算器为运演形式的算法体系的一个重大进展。认为宋元数学之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中断了，明代珠算只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断时的一种民用和商用数学，那么这至少表明中国古代数学的重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没有得到理论评判的重视。

2珠算与技艺应用的数学价值取向

在数学的发展中，人类数学在其原始状态都具有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文化意义上的解释功能（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双重的文化特征），这一种现象无论是在对现有原始部落的考察中［（8）］，还是在人类数学历史的发展流变中都可以发现。在中国古文化中，以蓍草形式为代表的筮占活动实际上就兼具神秘和数量的双重解释功能。《左传·僖公十五年》写道：“龟象也。筮数也。”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以竹棍摆排来表现数量意义的筹算与神事活动的一些共同起源。［（9）］在古希腊的文化中，数学的神秘解释功能被毕达哥拉斯以“万物皆教”的形式用来表现世间万物。

原始数学的神秘性和数量性的双重功能，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数学发展流变的模式。在中国文化中，始于竹棍（蓍草）而起的神秘功能和数量功能，逐渐分化为两个彼此相异的操作运演体系。一种体系是经孔子推崇而盛行的《周易》蓍草占卜运演体系（即从原始的神秘形式演化为一种具有一定理性思辨色彩的中国文化的理性解释系统）。另一种体系就是“算数事物”的应用体系——筹算体系。古希腊的数学发展与中国不同，原始的数学神秘功能与数量功能一直没有分化，反而在毕达哥拉斯之后，经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努力，使数学的神秘功能具有了哲学理性的色彩。古希腊数学神秘与数量的结合一致的共同发展，使欧洲中世纪的数学具有了基督教神学的宗教特征。罗素指出：“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数学与神学的结合开始于毕达哥拉斯，它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10）］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文化功能上比较，人们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赋予数学的是一种超越实用的宗教和哲学理性意义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赋予筹算体系的是一种技艺应用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中具有理性思辩功能的解释形式是《周易》的八卦体系）。［（11）］

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其实早在《九章算术》时就明确地表现出来了，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注释《九章算术》时开篇就写道“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刘徽对筹算的理解与筹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完全一致。在中国文化中，对“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给出形而上意义解释只可以由周易的八卦形式来完成。历史的演变使八卦的竹棍排演从器物层次上升为民族文化中的理性层次。同时也就在这个历史演变中，筹算从蓍草的排演中完全分化出来，成为器物层中一种只有数量操作运演的形而下意义的技艺。中国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根本差异在于它脱离了神秘性，当然筹算也就不能再具有表述“神明之德”“万物之情”的形式上意义的宗教或哲学的理性色彩。正如刘徽所看到的那样，此时的筹算只是八卦的形而上意义指导下的“九九之术”并且以“合六爻之变”来表现自己的技艺应用之“术”。中国原始竹棍排演变化中的神秘性（八卦）和数量性（筹算）的分离，最终导致了筹算在中国文化中只向技艺方向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筹算的这种技艺之术的价值取向，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表现的极为鲜明。沈括把自己在数学上创造的隙积术和会圆术放在卷十八的技艺篇中，并把它与造弓有术、中医灸艾、散笔作书、僧医奉真等内容并列在一起。

中国文化赋予筹算的技艺型的价值取向使筹算无法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追求相一致，中国封建文人只能学经史以求闻达而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只能“志道据德而游于艺”，对于处于技艺地位的数学只可兼明，不可以为人生之目标。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以及筹算的技艺型价值取向，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和构造模式，于是有秦汉之后的《九章算术》和盛唐时期《算经十书》的教学与传播。然而，宋元数学成就的取得却与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和筹算的价值取向发展相背离。

宋代的秦九韶由于战乱而仕途不畅，进而研究数学。他在《数书九章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数与道非二本也”。李冶作为金朝亡国之吏转而从事数学研究，他在《测圆海镜细草》的序中认为数学“施之人事，则最为切务”，“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数，则虽远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状，未有不合者矣。”宋元时期另二位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杨辉也是仕途上未得到发展之人。

作为宋元数学家的群体（除沈括外），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特征，其一，这些数学家都在理性的意义上而不仅仅在技艺的层次上研究数学。其二，这些仕途没得发展的文人几乎都试图以数来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至少是部分的价值）。

李约瑟先生论及宋元数学时指出“宋代最伟大的数学家（除沈括外）大多数是流浪的平民和小官吏，……事实上，似乎可以指出，女真人的金朝和蒙古人的元朝帝国摆脱了官僚政治的约束，加上汉族学者当时在仕途中遭受种种障碍，这些都是促使这个时期中国数学达到高潮的主要解放因素。”［（12）］

梅荣照先生在论及宋元数学的独特发生发展的规律时，也特别指出了它与中国古代数学一般发生发展规律的差异，“在战争时期，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或是在统治阶级堵绝了这些儒士们的仕途，或是这些儒士们不愿为异族的统治者服务，出现了弃经史从数学的局面，宋元时期就是这样，……这种从事数学研究的兴旺局面，是封建社会的和平时期甚至是唐初提倡数学并把数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的年代无法与之相比的。当然，这不是一般规律，而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性质决定的。”［（13）］可以认为，战乱及朝代更替、失落的仕大夫群体、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紊乱和非技艺取向的理性追求等诸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结合，才形成了宋元数学的奇异性发展。

宋元之后的明代，社会稳定、文人仕途有望、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归复和筹算的技艺型发展，使宋元数学失去了人才的来源、失去理性构造的价值追求、失去了在文人中保留和传播的意义。可以说，失去特定文化氛围的宋元数学被历史遗忘是中国文化之必然。［（14）］

在明代，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归复和数学价值取向的归复，使在宋元时期就出现的珠算按照技艺的价值取向得到迅速发展，并取代筹算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主流。珠算的出现及发展，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当看作是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应当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经过宋元特定时期奇异发展之后的历史回归。

如果说宋元数学的成就以及它的被遗忘是一种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那么技艺型价值取向的筹算在经宋、元之后走向珠算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必然的历史走向。珠算的这种成果应当是也必然是中国筹算至古以来的重大发展。从中国古代数学价值取向的意义上分析，过高地评价宋元数学而又过低地评价明代珠算，实在是悖离了中国传统数学价值观和筹算技艺型价值取向。

3珠算与数学评价准则

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评价的反差，向人们显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人们对表现实践应用问题的数学运演评价较低，那怕这种数学运演是算器本身重大创新也不例外。与此相反，人们对脱离实践问题的数学逻辑构造评价偏高，那怕这种构造在当时毫无实用意义也仍然如此。

由此，我们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对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方式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模式呢？更准确的提法是，人们在评判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历史地位和数学成就时究竟依据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数学评价理论体系呢？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不仅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没有说明依据的评价准则，而且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许多比较评价中都没有论述其依据的理论评判准则。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是运用前人的、习惯的、西方学者运用的那种价值准则。这种价值准则显然不是在对中国古代数学理性思辩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潜在的、不自觉被人们确认的价值准则是西方数学在全世界推广而形成的。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思辩过中国古代数学特征的西方数学价值评判准则。

应当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展，实际上已经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及其价值观念也无形中在全世界加以扩展，接受现代科技教育的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了潜藏在科学技术之后的西方价值观念。作为现代西方数学的“一统天下”式的教学，会使人们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价值观作为衡量人类数学的价值尺度，西方古代数学演绎式逻辑构造的模式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人们认识和比较其它民族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

作为数学史的研究者，如果不自觉地被西方数学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并且不自觉地运用西方数学价值观来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那就会必然带来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某些误解或偏见。其实，就是具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的李约瑟先生，也对西方数学模式的价值观心有疑虑。在比较中西古代数学时，李约瑟先生明确表示：“科学史家现在已开始怀疑：希腊的科学和数学‘偏爱抽象、演绎和纯理论，而忽视具体、经验和应用’，这是不是一种进步。”［（15）］

在人类文化史中，人们可以发现每一种文化系统都有一种特定的数学发展和构造模式。数学既是在某个文化系统中发生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文化系统中一种文化的特定的表现形式。不同文化传统赋予数学不同的价值取向，给出数学构造模式的不同规范形式。数学的运演、表现形式、构造模式是一种文化系统的“特殊的结果”，“数学是一种文化体系”［（16）］。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西方数学的模式不会也不可能是人类数学的唯一模式，西方数学的价值标准也不应该实际上也不可能成为人类古代数学唯一的评价准则。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象N·席文那样设问：“为什么评判非欧文明史总是以其是否领先或接近于欧洲早期科学或者近代科学的某些方面为试金石，为什么早期欧洲科学就无需检验呢？”［（17）］

作为人类古代数学的比较，应从不同文化系统的数学模式中，提炼出人类古代数学的共有规律，并以此为价值尺度来客观地评价中西古代数学。笔者在比较评价《几何原本》和《九章算术》时曾试图选择五个因素（建构内容的抽象性、操作运演的转换性、概念及运演的相容性、确定意向的整体构造性、数学方法的整体规范性）作为古代数学代表著作的评价依据。［（18）］事实上，由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对数学评判的价值理论体系的认识还缺乏自觉性，理解还存在模糊性，我们的一些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关于《墨经》、关于逻辑体系、关于结构体系等）已经带来了一些理论上的混乱。［（19）］

宋元数学和珠算的评价给人们这样一个启示：数学成就的评价是先有理论标准而后来评判史实，是一种价值准则或价值观念在先的比较研究。无论人们是否自觉地认识到，史实的比较评价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虽然感悟到了中西古代数学的差异，但是由于缺乏理论层次上对评价准则的思考，往往把自己的一些主观感悟作为一种评价标准表现出来。其结果，不仅不能让世人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而且还常常有民族情结之嫌。可以认为，按照中国古代数学的规律发展并且在明挥积极作用的珠算，应该在一种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念偏见的古代数学理论评价体系中得到公正的评判。当然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西方数学价值观先入为主的影响，尤其要注意克服那些有影响的学者所持有的西方数学价值观所带来的影响。［（20）］

4两点思考

宋元数学和珠算在评价问题上的差异，在两个方面给我们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其一，数学与文明进程的关系从人类数学史的发展规律上分析，数学的大发展几乎都是与文明的大发展相同步。西方数学的理性构造，需要一个安静的社会环境使数学家沉思，中国的实用技艺数学也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应用发展。这一点无论是从古希腊、文艺复兴、欧洲资本主义兴起，还是从中国的秦、汉、唐、宋、元、明，都可以得到佐证。现在，如果把宋元的战乱时期取得的数学成果，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而把其后稳定环境大发展的珠算看作是数学发展中断时期的民用或商用的数学，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古代文明与数学的发展不和谐、不同步，中国古代稳定社会状态、传统的价值系统并不能支持和推动数学的发展。显然，这样的结论是与人类文明进程中数学发展的规律不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宋元数学和珠算的评价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一种文化系统中数学作为一个子系统的一般发生发展规律的问题。

其二，数学史与数学哲学数学史实的比较评价，实际上是依靠数学的理性思考——数学哲学的支持。然而，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恰恰缺乏有关数学哲学的理性思考。中国数学史中的评价往往处于两难之中，要么主观臆断随意评断，要么不自觉地暗用西方数学的价值尺度。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缺乏数学哲学的理论支持，有关古代数学的评价问题更是缺乏数学哲学意义上的理论思考。其实就是西方数学的价值观念也不断地随着西方数学哲学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西方的数学观已经远远脱离古希腊时代。就是今天西方所奉行的唯理性主义的欧几里得式的数学价值观也在不断地受到冲击。［（21）］由此给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应当改变与数学哲学相分离的局面，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应当接受数学哲学的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230

2梁宗巨．世界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455—456

3梅荣照．宋元数学的盛衰．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7（3）205

4华印椿．中国珠算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52．60

5李继闵．试论中国传统数学的特点．中国数学史论文集（2），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11

6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4），38—39

7李文林．算法、演绎倾向与数学的分期．自然辩证法通讯，1986，（2），46—50

8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175—219

9俞晓群．论中国古代数学的双重意义．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4），51—56

10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64

11王宪昌．数学与人类文明．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58—71

1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93

13梅荣照．宗元数学的盛衰．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7（3），207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10）

文物是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遗留给现代人民的具有一定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物品或者是建筑地点等等。文物古迹的认识和价值的评估不仅是文物古迹确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其保护的重要依据。正如人们所知，文物古迹一般都具有极其久远的历史，对其价值的发掘也是个不断深入不断提高的过程。随着国内国际文物古迹保护理念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经出台了新的关于文物古迹保护的法律制度，也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的文物古迹保护法中，针对文物古迹的价值做出了新的定义，新的文化遗产类型越来越丰富，需要我们利用新的理念，从新的角度去评估文物古迹价值及内涵，在新的角度下研究如何保护文物古迹的原真性原则，做到保护与开发文物古迹的长远价值，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因而在文物古迹价值评估和认识上不断的总结更新显得十分重要。

一、对文物古迹价值的认识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其悠长的发展历史中，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留下了使子孙后代都十分骄傲的文化遗产。研究分析我国目前的文物出土情况，已知的地上与地下已经存在不可移动文物大约40万处，而在世界上享誉盛名的长城、故宫等文物古迹和自然遗产已经有28处之多，同时在国内的博物馆与文化保护单位已经不计其数，如此壮大的文物古迹出土和保护成果已经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在享受荣誉与骄傲的同时，作为新一代的中华文明的接班人，我们的肩上肩负着巨大的责任，研究如何保护和继承文化遗产成为目前国人的当务之急。

（一）文物古迹存在的价值。

关于文物古迹价值的认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认知，如1964年《威尼斯》中对文物古迹价值定位为应具备美学、考古及艺术价值，而国际公约中则强调具备历史、科学和艺术的普遍价值。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不断更新将文物古迹的价值明确为三大方面的内涵：

1.历史价值。

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内涵主要变现在下面几个方面：（1）是由于某些历史事实造就，能够真实的反映这一历史事件。（2）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生产方式、思想观念以及社会风尚。（3）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的重大活动有关，并可以真实地突出但是事件发生或人物活动的特定历史环境。（4）能过有效的补充或证实某项在录史实。（5）在所有现有的历史文物中，它的年代以及类型具有一定的稀有性和独特性，最具有其时代的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6）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文物古迹本身的发展和变化。

2.科学价值。

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1）其设计规划包括布局选址、防御自然灾害、造型和结构设计选取等，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2）文物古迹的材料、造型和建造工艺，和它们反映或代表当时的的场所。（3）文物古迹中保留或记录着当时重要的关于科学技术成果的科学技术水平过科学技术发展历程。

3.艺术价值。

艺术价值的体现又分为以下几方面：（1）具有包括空间造型设计、构成、装饰类型等的建筑艺术价值。（2）景观价值，包含人文景观、园林景观、城市景观在内的风景名胜，以及风貌特殊的古迹遗址景观。（3）附属在文物古迹之中的雕像、壁画等艺术品以及陈列物装饰物等。

一般来说，上述三种价值内涵是文物古迹价值的核心内容，通过对三个方面的评估对文物古迹价值的鉴别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当然它们还具有许多其他方面的价值，但这些价值可能会因人而异。

（二）我国对于文物古迹的定义。

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对于文物的定义是：“遗留在现代社会上或者是隐埋在地下的历史文化的遗物。”

一些历史事迹或者是在一定历史文化下制造出的物品，例如：

历史上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战争或者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的事迹，还包括一些发生重大事件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建筑物和纪念物等等。

在历史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文化遗址、名人墓群、古代建筑、寺庙等等。

在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艺术品或者是工艺美术品，代表着该时代的文化背景。

有关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以及具有科学价值的纸质资料。

代表着该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特点、以及社会生产产物的代表性物品。

与以上所述条件相符的物品和遗址都是隶属于文物古迹的，对于这些文物，我国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保存这些文物，以期传承这些文物古迹的价值。

二、关于文物古迹价值评估存在的误区

在对待文物古迹价值评估及保护时目前主要存在以下认识误区：

（一）有人已经评估过，没有再次进行评估的必要了

这种认识在对待文物保护法案等的规划编制时不会下功夫对文物古迹价值进行深入的评估研究，所得到的信息一般源于现有档案或晚上资料。他们认为文物保护一旦确定保护就肯定得到了充分的评估，因而没有在进行研究的必要，这样的认识往往容易忽略评估是否考虑最新的研究成果，因种种原因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是是否具有保障。对文物古迹价值的评估是一个阶段性、持续性的工作，绝不可能一劳永逸，因为在认识上应更加的主动积极。

（二）结果第一、评价和认识的过程不重要

这种认识会导致尽管文物古迹保护方案进行了古迹价值评估研究，但是在具体的报告中却缺乏表现，仅陈述了结论即价值评估结果，对评估的根据和研究过程并未进行整理和归纳，这样使得文物古迹价值评估的结果可信度大大折扣，不利于科学、合理的保护决策的制定。

（三）文物价值评估与其现状的评估关系不大。

文物古迹的价值和现状是做到全面认识文物古迹的重要保障，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价值指引我们从哪些方面去研究文物古迹的现状，现状则又能反映价值的完整及真实程度。对现状的调查能使我们对价值的认识更加深刻、完善和客观，并及时对偏差进行调整。这种错误的观点对文物古迹价值本身所依附的背景、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忽略，不利于保证其完整性和延续性，使得现在研究出现偏差，降低文物古迹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准确性。

三、目前我国的文物古迹保护的现状

自我国政府开开始重视文物古迹保护之后，已经做出了一些列的重大决策和相关部署，就目前的工作开展情况来看，我国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列举来看，我国的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和有关文物古迹价值研究的机构已经建立，可以骄傲的说，我国已然成立了一批具备高政治素养和业务素养的文物考究专业团队，在这个过程中，文物保护的法律框架体系已经基本上成立，在工作开展的时候，已经有一大批文物古迹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与此同时，考古工作也在优质的环境下顺利的进行。

但是，万事万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我国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也是有着大量的问题有待于立刻解决。对于一些地区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仍旧是得不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在文化古迹保护工程上没有投入大量的资金，对文物古迹的管理不善，一些市场上流传着一批假文物。同时，还有些地区存在着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缺陷，一些政府过分的看重文物古迹的经济价值，过分的开发文物古迹，甚至达到了掠夺式的程度，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与此同时，在一些基本程度城区开发改造中，出现了不重视文化古迹的现象，在开发重建的过程中严重的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甚至拆除毁坏历史文化街区和乡镇，虽然文化古迹的价值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但是在一些城区建设中，毁坏文化古迹建筑的违法事件还经常出现，盗窃博物馆文物、盗窃古墓葬、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还时常出现，当下社会的这些犯罪行为已经对我国的文化古迹保护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国的法制建设，造成许多珍贵文物的流失，是我国文化的巨大损失。

四、加强文物古迹价值评估的对策

（一）首先，文物古迹价值的评估应该体现在文物古迹保护工作的每一个步骤中。这样一来对文物古迹价值的认识就会是一个持续性的，这样对价值的评估会更加的准确，可信度更高。

（二）其次，文物古迹价值评估及其保护策略中的重要环节应明确和完善。在现行的文物保护工作中，保护项目对价值是否具有影响，规划的确定是否与价值相关联，这些与文物古迹价值紧密相关的环节有所欠缺，应予以补充和明确。

（是否）最后，对文物古迹价值的评估应给予更多的重视，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文物古迹价值评估作为文物保护的重要环节发挥越发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由于文物评估工作在其保护中越来越受重视，再加上文物评估的核心是价值的评估，因而对价值评估予以足够的重视是客观要求。

五、基于保护文物古迹上对于文物古迹的分类

文物古迹资源是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和价值的，值得人们重视和珍惜的。但是在特殊的时期内，文物资源是无法创造再生的，在开发和保护文物资源的时候需要坚持的是可持续发展原则，文物古迹的价值是无法估量判定的，基于文物古迹是经过历史沉淀的宝物，在保护它们的时候需要注意将文物古迹分类，以便于同意管理保护。

（一）濒危型文物古迹。

濒危型文物古迹是自然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属性改变或者是不适应而面临着被损坏的危险而且数量很少的文物古迹，濒危型文化古迹的特征是隶属同类的文物数量比较少，在自然条件下或者是由于缺乏相关的技术加之人为的破坏致使该类型的文物面临着被毁坏的境地。

（二）高稀缺型文物古迹。

高稀缺型文物古迹是由人类发展创造的，但是同类型的遗存数量不多而十分珍惜的文物资源，高稀缺型文物在性质、价值和特点上具有独特的特征，同时该类型的文物古迹的数量也十分稀少，故此，倘若这类型的文物古迹缺失，也会导致文物资源走向灭绝的道路加快。

（三）稀缺易耗型文物古迹。

稀缺易耗型文物其自身就是十分脆弱的，保存的难度也很大，极易遭到破坏，而这类文物还多由自然属性区产生，由自然元素构成且数量庞大，这类型的文物古迹多保存在墓葬之中，面临着出土之后保护的复杂技术问题，而目前尚且不存在十分完善的保存这类型文物古迹的技术，可见，稀缺易耗型文物古迹的保存依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四）普通型文物古迹。

普通型文物古迹指的是分布的数量多，在稀缺性和脆弱性上都不是很强的文物古迹，这种类型的文物古迹资源的在保存上也并不存在着很大的技术问题，只需要简单的技术操作和良好的保存环境就可以很好的将其保存传承下去。

六、总结

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程，它对整个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文物古迹价值评估更是这项工作的基础，因而切实保障价值评估环节对文物古迹价值的延续和保存具有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1]侈朱宇华《成吉思汗陵保护规划的特点简述》， 《文物保工程》（内部刊物），200 6年第1期

古代文学的价值篇（11）

    价值取向,就是人们在一定场合以一定方式采取一定行动的行为倾向,它来自行为主体的价值体系、价值意识[1]。文化史“内容标准”呈现的内容是课标编制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多种历史观选择的结果,如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文化史观、社会史观等,体现了现代化、国际化、社会化、政治化等文化价值取向。比较古今中外各类文化史,其中存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科学与人文、社会与政治等文化价值取向差异。

    一、分布情况与统计分析类目、单位的确定

    (一)分布情况

    旧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以主题的形式集中呈现,其中中国与世界的古代、近代、现代六个板块都有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学习主题;新初中历史课标中文化史内容要点则是按照历史朝代的时序性分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课程内容”之后,分散呈现。

    (二)统计分析类目

    根据初中历史课标的内容呈现,可以将文化史分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化史、世界古代文化史、世界近代文化史、世界现代文化史六个板块,每个板块又分为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社会生活六类。

    (三)统计分析单位

    以课标中的具体“内容标准”(或“课程内容”)为单位,如旧课标中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知道孔子,了解‘百家争鸣’的主要史实”就是一个单位,包括“孔子”、“百家争鸣”两个知识点,统计分析以上各类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和知识点个数及其所占比例。

    二、统计数据结果

    新旧课标中呈现的文化史内容标准的条数以及知识点个数统计结果如表1:

    根据表1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的内容标准条数及其所占的比例都在减小,其中中国古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小,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减少幅度较大,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初中历史课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世界古代文化史个数有所增加,世界近代文化史下降的幅度最大,表明目前对世界近代文化史的关注减弱、重视世界古典文化是学界的共识;中国文化史减少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百分比仍然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百分比,由此可见,国际化的文化意识比较明显。

    从表2、表3我们可以发现,新旧初中历史课标中国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的变化呈平行下降的状态,世界文化史知识点个数从古至今则是古代不变、近代增加、现代下降,近现代的下降也处于平行的状态。新旧课标比较,中国文化史下降的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外现代文化史的知识点个数都是最少,比例也最小,由此可见,现代文化史的内容比较薄弱,有待增加。

    根据表2、表3,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中的比例最大,占主要地位,由此可见,隐含着重视科学技术史的思想,有偏重科学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其次是文学艺术,排第二位,其用较大比例突出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成就,因为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延续,反映出了注重文化的传承。

    中国近代文化史中近代科学技术从有到无的变化,表明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远不及思想政治、社会等领域重要。加之,近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具有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时代情怀,其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思想”“革命文学”等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政治性的文化价值取向很明显。社会生活的百分比虽减少,但仍体现了关注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社会生活的百分比大幅度下降,思想文化大幅度上升,科学技术略有上升,可见科学技术仍然受到重视,同时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社会生活史也受到了关注。然而,文学艺术与教育知识点的缺失,显示了在现代精神生活价值取向的模糊性和对教育追求的迷茫性。

    世界古代文化史中三大宗教的地位不可动摇,世界古典文化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文学艺术下降的比例最大,但关注到了教育(中世纪的早期大学)。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知识点缺少,使得学生不能更加全面地了解世界地方古代的社会生活。

    世界近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占的比例最大,突出了科学技术在世界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科学化的文化价值意识在世界近代文化史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教育、社会生活等知识点的缺失,反映了价值取向的偏颇会导致对历史文化认知的偏颇,在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的作用最为关键,但是同时期教育作用的发挥、社会生活的变化、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是不能忽视的。

    在世界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更是关注的重点,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明显。

    三、结论与思考

    (一)结论

    1.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不可动摇

    对新旧课标古今中外的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史在中国古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大于中国近代文化史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占的比例和中国现代文化史在中国现代史中所占的比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非常的明显。世界古代文化史在世界古代史中的比例大于世界近代文化史在世界近代史中的比例和世界现代文化史在世界现代史中的比例,重视世界古典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十分突出。中外古代文化史是人类早期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在古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后来以至今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的价值要求。因此,重视传统文化史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改变,也不可动摇。与此相比,中外近现代文化史在近现代史中的百分比则较小,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如古代文化史,现代化的文化价值取向较弱。

    2.国际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突出

    中外文化史内容标准条数及知识点个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史比例下降幅度大于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在中国史中的比例小于世界文化史在世界史中的比例,世界文化史受到的重视程度大于中国文化史,重视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弱于重视世界文化的意识。在学习世界史的过程中多学习世界文化史,体现了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意识,也体现了当今时代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的要求。

    3.科学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时代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在近代文化史中所占比例最大,占据主要地位,在现代文化史中关注的重点虽有所转移,但是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各类文化史中科学技术的比例最大,而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科学技术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历史课程中,这凸显了崇尚科学这一时代主旋律的文化价值取向。

    4.社会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关注的生长点

    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还包括一些与人们生活接近的社会问题。相关的知识点在中国史中古今都有,世界史中则是古代、近代没有,现代有;中外比较中国史中较多,世界史中较少。社会问题等相关知识点的出现,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历史社会、现实社会及文化史的社会性。从社会的角度去认识和关注历史,反映了社会对学习者的新要求。

    5.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是灵魂

    政治是文化产生的重要背景,也是文化史选择的重要背景,新课标明确提出“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以“培育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2],可见政治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指引着文化史内容的选择,渗透于整个历史课程。

    6.人文精神的文化价值取向是归宿

    选择历史文化的精华让学生学习,是为了学生不仅能够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还能够全面发展。文化史中有很多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无穷智慧的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着作等,是提高学生人格魅力、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的好素材。文化史本是有智慧之人的创造杰作,也是培养有智慧人的源泉,从人类的智慧中吸取精华,使学生得以更加全面地发展。这些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根本精神,也就是文化史价值取向的归宿。

    (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