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综述大全11篇
时间：2023-06-25 16:10:27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篇（1）
“古代汉语”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必修课之一，从建立初始到现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教学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
一、 萌芽时期（1952—1960）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相继设置古代汉语这一课程以来一直到1960年相关古代汉语教材出版，这一时期是古代汉语教学的萌芽时期。
这时期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不确定，不统一。课程没有教纲、没有教材，教学内容由教师而定。并且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其教学内容也不同。
创立初始，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也不一致。因此，1956年国家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大纲》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比较详尽、具体的规定，确定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这样，就使古代汉语教学趋于规范化和标准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大纲》也成为了50年代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此后语文教学论文，1957年至1958年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古代汉语教学目标逐渐明确，即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教学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59年，北京大学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这一时期的教学方法也是单一化，由教师讲授为主，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学科建立之初，没有教材，学生主要听教师教授，教师一般把教案当作讲义，因此教学内容得不到统一。1959—1960年期间，古代汉语讲义印制及相关古代汉语教材相继出版面世杂志网。1959年，朱星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概论》出版，由于内容复杂繁多，教材并没有推广出去。但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古汉语教材，在古代汉语教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960年，马汉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读本》出版，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但却是古代汉语新、旧教学观念的一次转变。总体来说，虽然这两部教材存在许多缺陷语文教学论文，但它们开创了古代汉语教材的先河，为后来多种版本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出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发展时期（1961—1965）
60年代初，北京大学根据《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探求新的教学途径，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有了统一的教材，即王力版的《古代汉语》出版。
1961年，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小组以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制定一部统一的古代汉语教科书。1964年，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出版。这本书包括三个内容：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这三个内容不是完全分离，互不相关的三个部分，而是以文选为纲，其他两个部分与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王力先生创设的“三结合”教学体系对各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教材的出版成为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那一时期全国古代汉语教学的新水平。同时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具有指导作用，对以后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直至今日，王力版的《古代汉语》教材也是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教材。现今大多数高等院校仍然使用。并且，国内的古代汉语课程都是按照王力先生创立的“三结合”教学体系来进行的。
这一时期教学方法上仍然采用以教师教授为主，课堂提问方式为辅的课堂教学模式。
三、停滞时期（1966—70年代末）
文革时期，古代汉语初具规模的教学体系遭到破坏，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古代汉语教学进入停滞时期。
四、成熟时期（80年代—90年代末）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学科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古代汉语教学又逐渐恢复。80—90年代末语文教学论文，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逐渐逐渐增多。古代汉语教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涉及问题越来越全面。教材建设、教学理论探讨、教学语法体系研究构成了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如：
在教材建设方面，从创立之初到90年代，据粗略统计古代汉语教材有40多种不同版本的教材。例如：王力本和郭锡良本采用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结合体例；许嘉璐本采用通论、文选、教学参考合编型；张世禄本采用文选、通论结合型。其中文选、通论、练习结合型被认为是最富有创建性的新形式。其中文选的选材范围也较以往有所扩大，向前推至商周，向后延至明清。教材版本的多样化也为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向着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在理论探讨方面，认为教学对象与五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所以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应该与中学生的文言文教学相互区别开来。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研制古代汉语计算机教学辅助系统软件，将现代科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中。这一观点对现今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中提供了前提与可能。
在教学安排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时逐渐减少。因为教学对象在入学之前相比八十年代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另一方面，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古代汉语的分支学科的细分化也使古代汉语的知识范围有所减少。
总之，九十年代以后，古代汉语教学进入了全面发展新时期杂志网。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课程目的、课程性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理论问题得到深入研究和探讨；古代汉语教材版本多样化；教学语法体系也得到进一步深化等。
五、完善时期（新世纪—至今）
进入新世纪之后，古代汉语的研究依旧沿着王力的研究思路发展，但却是在不断系统化，趋于完善。
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变为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方法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讲授侧重于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介绍、重点难点的分析；强调学生对古代汉语特点和规律的把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练习，并通过适当的课堂讨论活动加深对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在教学安排上，尽管课时减少，但课程的性质不能改变，课程的质量不能降低语文教学论文，做到课时减少而教学效果不降低。因此，教学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变化。“文选”分为精读和泛读两部分，精读部分为课堂教学部分，泛读部分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部分。将知识传授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做作业、学期论文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掌握知识。
由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深入，也大大提高了古代汉语教材的知识新颖性和先进性。许多高校也逐步组织课题组编纂古代汉语丛书，古代汉语教材更趋于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逐渐进入古代汉语的教学课堂。教学手段上实现了革新，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实现了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立体化，使古代汉语课堂教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多样性，改变了以往课堂枯燥、乏味的局面，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教学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并逐渐趋于完善。我们的对古代汉语教学的研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深入。未来的古代汉语是要向交叉性、边缘性方向发展。只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互为取长补短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吕志.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综述[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
[2]李玉洁.改革古代汉语教学的探讨[J].高等研究与实践，1995.
[3]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99.
[4]李彦.古代汉语教学模式转变的探索[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篇（2）
第二,解读与还原性。所谓解读与还原.是指精选出各类艺术理论的代表性文章，通过提纲挈领式的分析评论，揭示其理论内容,指出其地位影响等。这种解读与还原是十分重要的，它将古代艺术理论的原貌还原给读者，使读者对其有真切实在的认识和感受，而不至落人纯理论论述的玄虚之境中=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术语体系，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论述表达方式等都自有特点。古代艺术理论之精微深奥，往往只可心领神会,而难以语言表迖将原文还原给读者，这对于习惯于以现代概念和思维方式进行思考的当今读者来说，不失为一种理解古代艺术理论的最好方式。全书共选文20篇.这些文章代表了古代艺术理论的精华。
第三，以当代意识为指导，从民族文化的背景上剖析古代艺术理论的生成机制及发展规律C本书在论述时，总是努力将古代艺术理论的原理、范畴放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上展开分析.同时又时时注意运用当代的理论意识进行探索论证。如对古代艺术感应论的论述，就是从古代哲学'心理学、文字学等文化背景上展开的。同时，作者又将艺术感应论置于现代艺术理论的视野之中，并与西方的刺激反应”说、“心灵表现”论、“格式塔”心理学、发生认识论等进行横向比较，通过分析对比，从而揭示出了艺术感应论的深刻意义和理论价值。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篇（3）
1.2碑刻资料。碑是历代最为普遍的石刻,人们往往于碑上镌刻文字,以记述功德、欲传后世,包括刻石、碑碣、摩崖、墓志、石阙、石经、造像记以及一些杂刻题记等。碑刻资料带有实物资料的二重性。由于我国有记事刻石的优良传统,各地都有为数不少的碑石,流传下来的碑刻文字,既不易被人破坏,又不易被篡改,上边的文字记述了当地的人、事、物,有其独特的价值。
1.3家谱祖谱。家谱和族谱统称为谱牒。谱牒是以封建氏族制度为基础,以家族为范围,记载一家一族兴衰迁居,世代流传,人口繁衍、家规伦理,以及族人的田庄田产、生死嫁娶,功名业绩等情况的家族史。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它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近四千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古至今,我们的先民们编制了难以数计的各类家谱,虽经岁月浸蚀,流传至今的至少仍有三万多种,内容丰富,价值珍贵,是值得研究人员重视的珍贵资料。
1.4福建相邦人士的私人籍。福建相邦人士的私人籍主要指福建友谊之邦的人士写关于福建地方各个方面的著作,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福建的状况,较客观地反映了福建的地方面貌。
1.5福建地区的科技与经济的史料。福建地区的科技与经济的史料主要记述福建地区某一地方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史书。又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门性两类。综合形的史料一般记载某一地区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概况;专门形的史料记载科技经济领域某一方面的发展情况。
1.6福建地方人士的学术著作。福建地方人士的学术著作主要指福建地方人士文集、笔记、日记、信札,这是研究某一地方有影响的人物的重要资料,往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补其它地方文献资料信息之不足。2.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现状
我国现存地方志有8000多种,约占现存古籍的10%,清编地方志约占现存总数的80%,起码有6000种。福建的地方志现存约350种,其中清代地方志就有151种。福建省现存的三种宋代方志中,二部为泉州人编纂的,即梁克家的《三山志》和黄岩孙的《仙溪志》,另一种为赵与沐的《临汀志》(原书已佚)。梁的《三山志》是福建现存最早的、最好的福建地方志。全省各府、州、县、镇的各种志书基本具备。值得一提的是,我省收集最多的莆田方志,高达七种版本。此外,还有杂记、山水志、寺庙志、名胜志、水利志等各种专门志书近百种。宋代开始,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福建在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异军突起。据《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统计,现存就有千余种清代以前的闽人文学作品,从中可以体现古代福建区域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创作概貌。
家谱族谱是福建古代社会基层组织和宗教文化的折射,对研究闽历史名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福建民间纂修家谱之风盛于宋元明清时期,是为了维系宗族制度,巩固宗族团结,扩大宗族活动而为。《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一书著录了中国27个省区的家谱共2811种,其中福建省75种,居全国第9位。实际上,现存的福建家谱的种数则远远超过此数。通过对《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进行统计,发现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族谱就有46种(其中有四种缺页)。福建省图书馆现收藏有1500种5000多册各姓族谱文献,涵盖120多种姓氏。但其收集的范围不仅仅包括福建地区,还扩展到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家。[2]从文献的可靠性上来分析,基本认为唐以前的家谱史料基本不可信,唐至宋元的可信可疑,明清至今的基本可信。
3.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今后研究的方向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今后研究的方向应该从一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研究人员的知识层面。在今后研究古代地方文献的过程中,人才的作用绝对不可忽略。由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是属于文献学的范畴,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从事福建古代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综合性特征是十分明显的,不可能是任何单一学科、单一学者所能单独完成的,必须依靠学术团队的力量,充分重视并加快学科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并在实际中摸索一套实用的培养方案;加强对实际工作者的业务教育和进修再教育,使之制度化。同时,要大力加强福建地方文献理论研究者和业务队伍的交流,共同推动学科发展。
其次,筹集经费,多方位开展古籍文献,重视福建地方文献的采集工作。采集文献是研究工作的前提,应该多方位多渠道地开展古籍文献的采集工作。研究显示,相当数量珍贵的孤本文献流落在外,尚未被研究者发掘,有些是私人所有,有些是单位收藏,还有甚者是飘洋过海了。如果找到这些遗失的珍宝,是我们更好地开展古代文献研究值得思考的课题之一。
再次,建立福建地方文献网和数据库。在组建福建地方文献网的过程中,要争取各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成立福建地方文献工作协调委员会,邀请各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档案、社科情报以及相关的政府机构职能中的图书资料单位参加,并制定协调的范围和方法,对协调各方的责、权、利明确规定,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有机联系的、真正统一的”福建地方文献工作网。
参考文献:
[1]王赓唐,收集地方文献资料,编制地方文献综目.江苏图书馆工作,1983,(4).
[2]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1986.
[3]陈庆元,福建古代地方文学鸟瞰,福建学刊,1991.2:42-50.
[4]汪俊,略论谱牒学在文史研究中的意义,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3).
[5]杜定友,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讲稿.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篇（4）
首先，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中，构成约定俗成的分类系列的几个概念本身就不是同类项。这形成了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尴尬。
作为开篇的“史前时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的分期话语体系（2）。这一时代划分方法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陈星灿归纳了各国学者关于“史前”与“原史”的解释，认为“几种说法尽管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史前史应该是研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3）。显然，夏商周三代至少有一部分时段是属于“原史时代”的（4）。但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摒弃这一概念不用，认为“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指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引者注）”（5）。
史前时代，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主要属于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概念，也被广泛使用。这里采用的又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话语体系（6）。但这一话语体系也没有被中国考古学界彻底贯彻。由于进入王朝阶段就有清晰的朝代传承记录，所以只有“石器时代”被借用，其后的阶段划分就直接利用传世文献的话语体系了。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时由考古所的郭宝钧讲授“殷周”一段考古。1953年至1955年，郭宝钧在北京大学任教，开始编写《殷周考古》的正式讲义（1954年油印本）。1956年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殷周考古”课更名为“商周考古”，1956年编成《商周考古》讲义，截至春秋时期（油印本）。在1958年出版的中科院考古所业务学习教材《考古学基础》（7）中，断代考古被分为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至宋元考古四个大的部分。此后的1960年，北京大学正式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8）。
将“商周”和“青铜时代”并用，显现了当时社会风潮的影响。郭宝钧在其1963年出版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的“绪论”中，述及“本书依据这些地下资料，参以先秦文献和文字的写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拟分门别类，通商殷两周的史迹发展，作如下的综述”。在书中，作者分章概述了青铜器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现在看来，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后，中国大陆再没有出版过一本综述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专著了。关于后来对“青铜时代”概念的弃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商周考古》中有专门的说明：“考古学的分期法，是根据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属于原始社会范围内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分期法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历史过程，曾经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赞许而被普遍采用。但是，自从人类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考古学三时代的分期法已经不足以代表其时代的特征而失去了意义。夏、商、西周已是奴隶制时代，春秋已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因此，我们一般地不采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法”（9）。
代之而起成为潮流的，是以文献所载王朝为线索的“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10）。至此，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王朝分期，成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一种权威范式。
二、 三代考古：模糊的时间上限
回到“三代”，可知上述物质文化和王朝断代的“嫁接”，在其衔接之处，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与三代（至少是其早期）尚处于前述“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也即“原史时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但由于中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弃用“原史时代”的概念，在“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法的框架下，夏商周三代多被简单地划入历史时期。如“作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夏、商考古必须参照文献记载，并倚重于地下出土的当时文字记录，以期对相关遗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11）。事实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搞不清时间上限的研究领域。单就此点而言，它并不符合“历史时期”最基本的条件――存在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记录。
对传说中的“夏”的处理，最能说明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的“殷周考古”或“商周考古”讲义中，编著者认为由于“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2），所以对“夏”存而不论，由石器时代考古径直转入“商周考古”。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则在“奴隶社会”一章下设“商殷”和“西周春秋”二节，“封建社会”一章下设“战国”一节。在“商殷”一节中，已开始探讨可能的夏文化了，但囿于材料，编著者仅提出“（河南龙山文化和洛达庙类型文化遗存）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3）。
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对“商周考古”的定义是“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一章之前专辟一章“二里头文化”，虽书名和章节题目上未言明“夏”，但正文中已认为“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第6页），是“一种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古代文化”（第14页）（14）。这已将龙山文化排除在夏文化之外，而将二里头文化排除在商文化之外，从而确指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了。翌年，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5）出版，该书特辟专章论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也是首部在考古学上肯定夏文化存在的重量级学术专著。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教材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呼之欲出。
1984年，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所之力编撰而成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出版（16）。该书为夏鼐总负责，持论审慎平和。在“新石器时代”一章后仍沿袭成例，列“商周时代”专章，而综述三代。“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代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是“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考古学研究”综述一栏，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下列“商周考古”一文，同时附专文《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综述此前多年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两个年度的“商周考古”综述文，都是由考古所的学者撰写的。到了《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由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撰写的该时段的综述，正式冠名为“夏商周时期考古”（17），延续至今。
此后，各校的“商周考古”课不约而同地改为“夏商周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也改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随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应该和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的学术标杆作用和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日益深入人心有关？抑或与上世纪80年代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更多的人倾向于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有关？无论如何，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和新的考古发现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仍在“二里头文化”一章前设专章介绍“夏文化探索”（18）;2013年吉林大学三代考古教材《夏商周考古学》，鉴于“目前考古上尚未发现可标志夏代开始的确切遗存”，“只能暂将（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引者注）‘新砦期’遗存的起始年代作为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时代上限”（19）。可见，尽管相关教材专著经历了从书名无“夏”到明确有“夏”的变化，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改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取向。
三、 三代考古：模糊的空间外延
在上世纪50年代，“商周考古”的课程和教材内容还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限的（20）。这当然是受限于当时考古工作和认识的结果，但不能不说那时的概念界定是名实相符的。
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开始增加了“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部分。到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就分别在“商代”部分增加了“北方和南方地区商代其他青铜文化”一节，在“西周至东周初”部分，增加了“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其他青铜文化”，在“春秋中叶至春秋战国之际”一节，增加了“华南、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节（21）。
在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商周时代”一章中的最后一节，是“殷周时代边远地区诸文化”。2003、2004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分别设专章介绍“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也有“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一章。
与史前时代（石器时代）概念的普世性，秦汉至明清时代以帝国为主的政治与文化“疆域”的大体稳定形成鲜明对比，三代王朝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内涵和外延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的。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它们是最早的一批广域王权国家。在其还分布着众多与其有交流、受其影响或完全未发生关系的其他青铜文化，甚至石器时代文化实体。这些文化实体，是无法用三代或夏商周的概念来涵盖的。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就将“最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以两个并列的专章区分开来（22）。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界的三代考古或夏商周考古，已成为一个时段的考古学的概念。
那么，其空间外延，如果不限于三代王朝，又如何界定呢？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介绍，不仅包括黄淮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关中与晋陕高原、内蒙中南部、甘青、燕山南北地区，还囊括东北及闽粤桂地区，甚至新疆天山南北也原本在其收录范围之内（23）。《夏商周考古学》更开宗明义，指出“从地域范围看，本课程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原地区的……文化，而且也包括周边地区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24）。其收录周边地区的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远较《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更为“齐全”。上述处理原则，已有学者一言以蔽之：“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25）。“现今中国境内”这一当代行政和政治区划范围，成为考古学一个研究领域的空间界定指标。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心存困惑：
三代文明=夏商周王朝文化=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前半段、现中国境内所有文化遗存，这一等式及研究上的处理方式是否成立？
我们这个栏目定名为“三代文明”，今后将征集相关宏文，所有在“现中国境内”的三代时期的文明，都属于三代文明的研究范畴，都可纳入本栏目吗？
三星堆、吴城、马桥、夏家店下层、朱开沟、齐家、四坝，甚至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它们都属于三代文明吗？
所有年代上在“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吗？
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夏商周考古学》中三代王朝周边地区诸文化的介绍部分，分别约占其总篇幅的33.3%、11.4%和26.4%。由此可知，首先，三代王朝本体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以上，处于绝对优势;其次，与夏商相比，两周时期华夏核心文化的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展，强力“挤压”了所谓“周边地区”文化的生存空间。因此，上述统计数字也显现了三代文明不断扩展的动态过程。
至此，可以说，由邹衡等前辈奠基的三代考古或曰夏商周考古臻于大成。如果说邹衡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邹衡的时代”（26），那么，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其定鼎之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7篇长文，分别论证了考古学上的（先）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用邹先生自己的话，他的工作就是“把某些考古学上的问题引向夏、商历史问题的研究”（27）。罗泰的归纳也许更切中其实质：“这几篇论文系统论证了邹衡关于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考古学特征，商、周两个朝代的起源以及重要遗址的历史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观点”（28）。这是否也就是“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说，其最大的特色已蕴含于这个时段考古学的定名――“三代考古（夏商周考古）”中，或可称为“王统的考古学”？
如果“王统的考古学”对于此前“王统的文献史学”是一场材料和方法上的革命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超越三代王统考古学的、对东亚大陆青铜文化宏观体系的建构。
如前所述，以三代作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标尺而淡化青铜时代概念的不足，是可以显见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由狭义史学观影响，考古发掘热衷于寻找与王统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遗迹遗物作为科研资源的重大浪费”（29）。鉴于此，李伯谦早在1980年代即有构建中国青铜文化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的思考（30），希望能“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合等问题，使读者对中国青铜文化有一个鸟瞰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他指出，“我之所以对中国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课题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种认识。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古代文化错综复杂，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家将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固然无可厚非，但随着中原以外各地大量青铜文化遗存的不断涌现，对之仍然不加重视，很可能就要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了”（31）。李先生在上引其文集的《前言》中述及本想按着这一思路撰就一部专著，但一直未能如愿，这是颇为遗憾的事。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学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孙华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青铜文化体系繁复，要从总体上全面梳理中国青铜文化的材料，阐述中国青铜文化的概况，解释青铜文化存在的问题，理解青铜文化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目前虽然有不少研究者已经对一些具体的青铜文化做了文化这个层面的分析，但还缺乏对某一传统的若干青铜文化从起源到消亡的全过程考察，至于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这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更是寥寥无几”（32）。他的长篇论文《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对中国各青铜文化区的材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出现和消亡，以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等问题做了宏观的考察和分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诚如作者所言，迄今为止，仍缺乏全面论述中国青铜文化的论著问世。学界翘首以待。
四、 青铜文化视角的若干问题
预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王统的考古学”研究还将持续下去，我们的栏目也将陆续刊出这方面的佳作。与此同时，在前述学术背景下，若干问题或许是我们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探索中最需要加以思考并尽力解决的;作为本栏目的主持人，当然也最希望能看到并刊出这方面的论著。这些问题可归纳如下：
（一） 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生及其动因。
（二）欧亚大陆青铜文化格局下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三）深入系统的分期和分区研究。把握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关注各青铜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梳理出其消长脉络。
（四）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更替。
（五）三代政治文明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是构建考古学本位的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今天，当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我们需要加深对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和把握（33）。预计从“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微观背景关系，到诸区域“文化”的态势及互动关系，到诸如各类城址、建筑、青铜礼乐器、各类兵器、空三足器、金器、卜骨、权杖、铜鼓、大石墓―石棚、石棺墓、土墩墓等重要遗存“圈”存在状态的探究，都会有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也将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转型而得到提升。类似于《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34）这样的研究，应当得到提倡，增扩其深度与广度。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应当搭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话的平台，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与能力，贡献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有理由相信，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将在这一洪流中大有可为。
注释：
（1） 何平：《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Christopher Hawkes， Archae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Old Worl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 （1954）： 155-168. Glyn Daniel， 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1981， p.48.
（3）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4页，三联书店，1997年。
（4） 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5）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 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7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科学出版社，1958年。
（8）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编写说明”，文物出版社，1979年。
（9）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10）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13）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3～45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
（14）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15）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7） 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986），文物出版社，1984、1985、1988年。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1～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114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21）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22） K. C.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86 （Fourth Edition）. 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4） 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5） 王巍、杜金鹏：《夏商周考古学论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26） 许宏：《从〈商周考古〉到〈夏商周考古学〉――由两本考古教材串联起的学术史》，《中国文物报》2013年9月13日。
（27）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写在前面”，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Zou Heng （1926～2005）”. Artibus Asiae 66 （2006）：181～194.
（29） 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30）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31）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前言），科学出版社，1998年。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篇（5）
[2]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家与国内法规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
[3] 王建国著．《现代城市设计理论和方法》[M]．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
[4] 夏祖华，黄伟康著．《城市空间设计》M]．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
[5] 陈雨著．《规划笔记》[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6] 吴良镛著．《广义建筑学》[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
[7] （英）史蒂文·蒂耶斯德尔，蒂姆·希斯、（土）塔内尔·厄奇著，张枚英，董卫译，《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8] 李道增著．《环境行为学概括》[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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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综述篇（7）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66-03
契丹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自378年见诸于朝鲜汉文典籍《三国史记》记载①后，经过古八部、大贺氏和遥辇氏部落联盟，907年迭剌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在北迁汉人的帮助下取代遥辇氏建国，1125年辽末代皇帝天祚帝被金兵俘获，辽朝灭亡。至元末明初，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上融合消失。关于契丹人及其所建立辽朝历史的研究，国内外均很重视，过去学术界主要是在两个领域内进行：一是古代史领域，辽朝是中国古代所谓的正统王朝之一，辽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一环，可具体分为中国通史中的辽史和断代史的辽史；二是民族史领域，也可分为中国民族通史中的契丹族和具体的契丹族史。众所周知，由于资料匮乏，导致在上述两个领域中的相关研究一直很难深入。但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发现，关于契丹人及其所建辽朝的历史、文献、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语言、艺术、宗教、墓葬、天文历法、城池建筑以及契丹人后裔等方面的研究新成果不断涌现，不同层次的学术团体不断建立，国内外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史学的范围，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这种研究的发展趋势，要求对契丹人进行综合性研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可以说《契丹学概论》一书就是适应这一需要而出版的。
该书作为内蒙古赤峰学院国家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由杨福瑞教授率领契丹辽文化研究院的孙永刚、张少珊、吕富华等8位学者共同撰写，2015年12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由前言、正文、参考文献和后记4个部分组成，约25万字。在“前言”中，杨福瑞教授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该书撰写的背景、动机和原则及愿望，还有参加撰写者的分工；“正文”由6章构成：第一章“契丹学学科体系的确立”，主要论述了三个问题，一是契丹学形成、发展的历程，二是契丹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三是契丹学学科体系结构及其特点。第二章“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主要阐述四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契丹学的指导意义，二是契丹学的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三是契丹学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四是契丹学的比较研究方法。第三章“契丹学史料与史料学研究”，对契丹学史料与史料学研究进行评述和介绍，分为五个问题，一是关于契丹史料与史料学的研究评述，其它四个问题分别是关于契丹学的“汉文史料”、“文物考古资料”、“契丹文资料”和“外文文献”的介绍。第四章“契丹历史学研究”，分“史学史研究”、“综合研究”、“若干问题研究争鸣”和“专题研究”四个部分进行u述。第五章“契丹考古学研究”，分“考古综述”和“州城考古”、“墓葬考古”、“建筑考古”、“手工业考古”五个部分进行评述。第六章“契丹语言文字学研究”，分析了契丹语言的系属和特征，对契丹文字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从新学科设立的角度对“契丹学”的确立、研究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和论证。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对“史料与史料学”、“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文字学”领域的契丹学研究现状进行评述。“参考文献”择要列举了73种，其中有中国古代典籍及研究著作18种，现代国内外研究著作、论文集、考古发掘和调查报告和辞典55种。在“后记”中，主编杨福瑞教授介绍了最初提出设立“契丹学”新学科设想的缘起、该书写作酝酿的过程和相关学术争论以及致谢。
认真拜读全书，我有如下感想：
一、出版恰逢其时
众所周知，由于在二十四史中，元代编修的《辽史》被视为是讹误最多、疏漏最甚的，加之辽代距今时间久远，而且留下来的典籍甚少，所以契丹辽史的研究相对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和民族历史而言一直很薄弱。宋德金先生在1998年总结20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时认为“虽然辽金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是同有些断代史研究相比仍显薄弱。……辽金史中还有不少领域有待开拓和深入研究，辽金史研究还有不少事情要做”。②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契丹辽史研究局面已经有了很大改观：首先，新的研究成果丰硕，很多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这在《契丹学概论》一书中有详细地统计。③其次，新的研究团体和机构不断成立，如辽宁、内蒙古、吉林、河北、黑龙江等省区相继成立了包括研究契丹辽史在内的学术团体，在研究机构方面有两个机构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内蒙古赤峰学院成立了自治区级研究基地“契丹辽文化研究院”；二是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成立了“中国契丹文化研究中心”，把“契丹始祖传说”列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三，层次和主题不同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召开，除了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定期召开的年会，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敖汉旗、河北省平泉县、吉林省白城市等地还先后召开了主题鲜明的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第四，各地有一批耐得住寂寞、矢志不移的研究人员，年轻学者不断成长，形成了结构合理的老中青三级研究梯队。总之，进入新世纪以后，契丹辽史的研究不论是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迫切需要进行整体的系统研究，以促进研究上一个新台阶。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契丹学”概念的提出是水到渠成，《契丹学概论》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适应了研究的需要。
二、该书论证充分，逻辑严密，目标的明确
一门新学科的设立，不仅需要几代人辛苦卓绝的努力，还需要研究者对新学科从理论上进行论证，构建学科体系，对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进行阐述，明确研究方法，确定研究目标等。通读该书发现，作者从理论上对设立“契丹学”学科进行了充分地论证，逻辑严密，所构建的学科体系完整、合理，具有科学性，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明晰准确，研究方法可行，目标明确，具有可操作性。
三、该书语言平实流畅，通俗易懂
作为一部理论性研究著作，该书并没有给人感觉义理深奥，语言艰涩，堆砌时髦新词，令人难以卒读。不论是前两章的学科体系构建的论证和分析，还是后面四章的学术研究现状评述，均是用平实流畅的语言进行论证，展开分析。通篇给人感觉通俗易懂，却不失庄重典雅。就像一位学者在做学术讲座，用平实流畅的言语，把高深莫测的哲理娓娓道来，非常接地气，有助于契丹学的推广和普及。
四、对研究现状把握的较为全面，所做的评述准确
一门新学科的设立，除了构建学科体系外，对于过去相关研究的把握和现状评述必不可少。该书从四个方面详细地对契丹人的历史研究现状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可以说这是目前最为全面而且详细的，评述的也非常准确到位。
五、任重道远
已故的刘浦江先生在1998年为自己论文集《辽金史论》所做的“自序”中认为：“据我看来，直到今天，我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尽管有人不肯承认这一点），辽金史研究至今仍未走出萧条。”④正如前面所述，我想在进入21世纪以来，契丹辽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国的辽金史研究已经开始逐渐走出了刘先生所说的研究困境，“契丹学”的提出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就是其中的标志之一。《契丹学概论》的出版，在理论上为“契丹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契丹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已经正式提出，并开始构建了学科体系，但“契丹学”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困难，要切实地做好规划设计，明确阶段性任务和目标，尤其要在大学里搞好学科建设，培B研究人才，使“契丹学”尽快成熟、成长、壮大，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最后，作为论证和阐述设立一门新兴学科的著作，尽管《契丹学概论》的出版已经解决了设立“契丹学”学科所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如其与“蒙古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相关领域（如军事、宗教、艺术等领域）的研究以及海外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如2015年法藏馆出版的藤田崇人著《契丹佛教史的研究》）介绍与评述等，期待将来再版时能得到完善。
内蒙古赤峰学院作为国内著名的研究契丹辽史的重镇，地处契丹故地，从事契丹辽史研究条件得天独厚，从20世纪80年代的苏赫、韩永年、苗泼等老一辈专家学者开始，筚路蓝缕，从最初“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到“契丹辽文化研究院”，经过几代人的拼搏和努力，已经取得了突出成绩，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活跃在辽金契丹女真史学界。因此，由赤峰学院的学者们牵头正式提出和构建“契丹学”学科体系，可谓实至名归。乘着“契丹学”设立的东风，期待赤峰学院的契丹辽文化研究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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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十八[M].汉城：奎章阁版.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篇（8）
二、关于文化艺术研究
霍巍《西部早期文明的考古学探索》一文，通过研究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回顾了在对西部早期文明探索若干问题上的研究历史与现状，并通过对这批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分析，联系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所涉及的关于远古历史上“恰”“穆”氏族以及古老象雄文明等问题，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联系和今后的研究方向，对新出考古材料的时空关系及其学术价值也作了扼要的介绍。［13］杨曦《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简论》一文以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要依据，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内涵、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探讨远古人类的生计文化以及高原自然环境与文化面貌的关系。并在对现有材料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石器文化的基本特点，表明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14］刘志群《远古时期文艺发展渊源》一文对远古时期文化艺术发展源流作了梳理，作者认为远古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文化艺术，主要是以诗歌与散文形式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辞歌谣。［15］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指出:“歌唱家则歌唱一些隐晦的难解之谜，也可能还歌唱一些家谱故事……始终是以诗词形式来陈述的，其特点是使用了隐喻，口头禅般的套话和俗话。”［16］石泰安认为，“谜歌此字的辞源即意识着它实际上是指以问答形式进行的轮唱，其中涉及到创世问题以及人和神的世系内容。”［16］达娃《古陶———原始文化史的缩影》一文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古陶的研究，认为古陶瓷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组成部分，古陶瓷器发展历史，是一部间接而形象的远古发展史。文章指出，“在民族母体中孕育、成长与发展，它凝聚着创作者情感，带着泥土芬芳，留存着创作者心手相应的艺术形象，表现着民族文化，叙述着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展现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记录着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描述着民族的心理、精神和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伴随着民族的喜与悲而前行”。［17］万代吉《倾听远古的舞动———探讨藏族远古时期的舞蹈》一文，主要从三方面论述了远古时期的藏族舞蹈，即从古人类遗迹、遗物，神话传说，原始舞蹈遗存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族远古舞蹈的内容丰富，与当时的地理环境、生产劳动、人们的思维方式，原始宗教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18］李延浩等在《藏族原始“拟兽舞”考察》一文中，认为“产生于远古时期的藏族原始‘拟兽舞’，是藏族先民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拟兽舞’不仅蕴含了远古藏族先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重要的是其间隐含了藏族舞蹈起源的线索”。［19］格曲在《民族器乐发展史简论》一文中，对远古时期的器乐艺术做了简要概述，认为“远古时期文化、历史情况的资料异常稀少，对于了解那时的器乐情况造成了极大困难”。但同时又说:“就其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乐器而言，虽然是远不能反映其全貌，但是还是明显地看出这些本教和世俗民间的远古乐器对后期藏传佛教器乐音乐和民间器乐、歌舞、藏戏伴奏等产生的影响。”［20］德却卓玛《论狩猎岩画对远古先民经济行为的记录》一文给予岩画很高的地位，文章通过概述狩猎岩画的大致分类以及主要内容来分析其反映出的深层含义。作者认为，“在没有文字之前的远古时代，岩画是藏族先民最初的美术作品和‘文献’”。［21］
三、关于丧葬习俗研究
沈跃萍《藏族神话及其远古丧葬习俗》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考察了远古时期丧葬习俗，认为“古代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的远古居民之间关系密切”。［22］文章认为，文献记载中与“天绳”意义相近但又有着细微区别的“天梯”一词，实际上是与“高度”这一概念相关的“神山”之类，如高山峻岭的隐含代名词。这一提法，颇有创新意义。霍巍《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之历史考察》一文，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的记载，对“天尺七王与‘天绳’神话”“早期陵墓起源的古史与传说”“松赞干布以前吐蕃诸王陵墓葬所的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对高原远古丧葬习俗的古史传说进行一番历史考察，将为进一步的利用考古材料开展对于古代丧葬习俗与墓葬制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线索，作好先期准备”。［23］霍巍《高原史前时期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文，详细考察了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吐蕃部落时期的墓葬埋葬习俗的发展，并作了对比研究，认为“最早出现墓葬的年代，至迟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距今约3000年前左右，这表明在原始宗教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埋葬自己同伴尸体的丧葬意识，高原史前人类并不落后于同一时代的其他人，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周边地区大致相当”。［24］作者认为，“高原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他们是创造高原古代文化的主体”;“从远古时期开始，高原就与祖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之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既说明古代藏区与内地文化联系的持续性，也说明古代藏区的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有漫长的发展历史，表明远古时期的藏族先民与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一道，对于创造我们祖国的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过重大贡献”。［24］
四、关于其他方面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远古时期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还有考古、医学、体育等方面。石硕《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对认识远古文明的价值》一文，对40年来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作了分析，对于这些考古发现在认识远古文明的内涵、发展轨迹及其与黄河流域古文明的渊源联系等方面的价值作初步探讨。文章着重探讨新石器文化的三元格局及其内涵，对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藏北细石器文化作了深入阐释，认为“在新石器时代，高原地区已经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25］霍巍《考古新发现及意义》一文，根据高原一批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将远古时期分成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认为考古资料的发现与研究，对于整个亚洲古文明历史演进过程的描述，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说已经超出了考古学领域，对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将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它“不仅接受和融合着来自祖国内陆以及中亚、南亚古老文化的影响，同时，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对外部世界产生辐射，具有顽强的生命力。”［26］夏格旺堆、普智《考古工作40年》一文，回顾了40年来考古工作主要成果，重点对近10余年中在全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吐蕃王朝时期与古格王国时期的各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工作作了简要地介绍。该文比较系统地使用了考古发掘的最新资料，对远古时期社会基本状况作了较为综合性的描述。［27］斗嘎《藏医学的起源与苯医》一文，根据藏族远古有关藏医药最初起源的神话传说、藏族早期史料记载以及苯医著作《本玉》与藏医药学莫基著作《四部医典》的比较研究，证明藏医药学是以苯医为基础，汲取其它国家和民族医学的许多精华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医学。该文对远古时期的医学多有考证。［28］沈德功《试论古代体育的产生与发展》一文认为，“古代体育的产生是以古代人类的活动为基础，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于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古代体育，逐步从生产劳动和生活等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用于训练武士、宗教祭祀、竞赛娱乐等，从而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并延传至今”。［29］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篇（9）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13年辽史研究共出版著作近30部，其中专题研究著作有宋德金《辽金西夏衣食住行（插图珍藏本）》（中华书局），熊江宁《普天佛香：宋辽金元时期佛教》（大象出版社），彭善国《辽金元陶瓷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狄秀斌、李郅强《犀照群伦 光含万象――晓轩斋藏宋辽金元明清铜镜》（文物出版社），张发颖《隋唐五代宋金戏剧史料汇编（上、中、下）》（学苑出版社），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宋辽金夏（上）（下）》（中信出版社），杨翼骧编著《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宋辽金卷》（商务印书馆），王炳照、李国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宋辽金元卷（上、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程国政《中国古代建筑文献集要：宋辽金元（上、下）》（同济大学出版社），袁行霈、陈进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内蒙古卷》（中华书局），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宋辽金元时期》（人民出版社），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学淳《千古绝句：赏析辽金元明清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巫鸿、李清泉《宝山辽墓：材料与释读》（上海书画出版社），荒川慎太郎、泽本光弘、高井康典行、渡x健哉编《契丹[辽]と10～12世纪の东部ユ`ラシア》（勉诚出版社）；断代史著作主要有邓广铭《辽宋夏金史讲义》（中华书局），承天《消失的帝国：契丹帝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赤军《消失的帝国：西辽帝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本年度出版的论文集有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宁主编《辽金史论集》（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通史性著作涉及到辽史的有蔡美彪《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吕思勉《中国通史：100年来最值得阅读的国史入门书（典藏新善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方诗铭 《中国历史纪年表（新修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此外还有景爱主编《辽金西夏研究：2011》（同心出版社），傅勇林主编《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契丹学专辑”（四川文艺出版社），《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中西文化交流学报）“Opera sinoccidentalia magistri XU Wenkan Septuagenario dicata”（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中西学论专号）（U.S.A.July2013）等相关研究成果。
本年度举办的学术会议有7月份在白城举办的“首届中国地域性辽金史学术研讨会”；8月份在河北大学举办的“中韩第五届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份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议”；11月份在北京举办的“多语种民族志文献与中国民族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等。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200余篇，现按照论文专题分类、择要述之，脱漏、不足敬请指正。
一、政治与政治制度研究
赵永春《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以元明清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讨论为中心》（《学习与探索》第1期），认为元明清时期对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的讨论说明了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主张华夷互相吸收，逐渐否定单一的汉文化选择而强调多元文化选择，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王明前《契丹辽朝汉臣行述与政事变迁》（《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一文，认为辽朝汉臣和统治者在不断互动中逐渐磨合，共同构筑辽朝的政治格局。汉臣群体坚持儒家化方向，无论在理论阐释上，还是具体行政作为上，都为辽朝政治作出积极贡献。相关文章还有崔明德、孙政《天祚帝民族关系思想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赵毅《东亚“华夷秩序”之嬗变――12至19世纪来自中国东北地区族、国的冲击》（《东岳论丛》第8期），熊鸣琴《超越“夷夏”：北宋“中国”观初探》（《中州学刊》第4期）等。
关于辽代政治制度、政治机构的相关文章有杨军《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史学集刊》第3期），认为辽代南面官的散官系统，既不同于唐代的实职官，也不同于北宋前期的寄禄官，从门下省、尚书省及六部等机构的属官多作为官称而非职名来看，辽朝并未实行三省六部制，南面朝官的主要权力机构为枢密院和中书省。杨军、王旭东《辽代南京留守的选任与转迁研究》（《求索》第4期）。何天明《辽代大林牙院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4期），认为辽代在北面官系统中广泛设置林牙，当与“以国制治契丹”有关；辽代铨选林牙的条件与出身于契丹文化世家及文化水平等有关；大林牙院是一个把契丹本族文翰事务作为主要工作的部门；辽代的林牙也有承担军务、作为使者出使他国等职能。相关文章还有郭德慧《辽朝储君教育与培养探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刘仲《辽朝太祖至世宗时期的中书令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3期），《辽初中书令虚设的不可能性探析》（《阴山学刊》第2期），王欣欣《辽朝燕云地区的乡村组织及其性质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袁刚《辽朝在不同时期设立的“中京”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7期），武宏丽、黄为放《辽代北大王院的渊源》（《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林航《辽代的“一国两制”》（《文史天地》第2期），郑毅《论捺钵制度及其对辽代习俗文化的影响》（《学理论》第20期），《捺钵制度与辽代军事探讨》（《学理论》第26期），盛波《民族法语境下辽代官制的实践与思考》（《山东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林鹄《斡鲁朵横帐补说――兼论辽朝部族制度》（《清华元史》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3年6月）等。
辽代政治人物方面研究的成果有武宏丽《契丹萧太后传说研究》（《东北史地》第1期），认为广泛流传于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地的关于萧太后的传说，能够反映出萧太后活动的踪迹、生活特点等信息，萧太后传说的形成反映了历史人物传说化的过程，属于一种民间口述史。史风春《辽朝后族萧翰身世考》（《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认为萧翰为谁之子还不能遽做定论。萧延思为敌鲁还是室鲁也还需要研究。相关文章还有董馨《论韩德让与多尔衮身后迥异之原因》（《湖北社会科学》第9期），任仲书《耶律倍后裔与医巫闾地区的开发建设》（《兰台世界》第9期），苗霖霖《辽、金时期渤海遗民高氏家族考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李桂芹《魏道明辽人金人辨》（《兰台世界》第24期），杨丽容《契丹族女政治家萧绰的相关考证及评价》（《文艺评论》第6期），《千古称奇一“帝j”――辽太宗耶律德光》（《文史月刊》第7期），王学权《“铁血巾帼”――萧绰》（《书屋》第9期），李准《历史、传说和电视剧改编――我看电视剧》（《当代电视》第3期）等。
相关研究文章还有邸海林《出河店之战初探》（《黑龙江史志》第14期），曾谦《幽州的取得与北宋的灭亡》（《江汉论坛》第1期），《大辽与北汉联盟关系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第1期），刘毅《关于辽代皇陵的几点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3期），孙伟祥《试论辽朝帝王陵寝的营造》（《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4期），耿涛《浅谈诸弟之乱对辽皇位继承制度的影响》《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9期），高玉平《辽金时期“矫制”问题研究》（《兰台世界》第21期），陈新海《试论历史上易水地区的军事作用》（《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陈德洋《试论辽朝统治下的吐谷浑》（《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任爱君《松漠诸部的离合与契丹名号在草原的传播》（《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任唤麟《我国古代帝王飞放研究》（《体育文化导刊》第3期），许伟伟《夏辽边界问题再讨论》（《西夏研究》第1期），范恩实《论女真族群的形成与演变》（《黑龙江社会科学》第3期），郑善伟《辽末金初女真族族体刍议》（《黑龙江史志》第9期），霍晓东、傅惟光《契丹――达斡尔嫩江草原的原住民族》《理论观察》第5期），吴焕超《辽代刑罚适用原则及其破坏――以死刑为例》（《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任大卫《契丹习惯法的沿用》（《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薛琴《酷刑之最――凌迟》（《法制与社会》第20期），赵欣《西方社会对契丹和辽的认识与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英国人的契丹认知与航海探险》（《外国问题研究》第1期）。朱辉《一声叹息》（《文史月刊》第7期），金卯刀《九句话说尽中国史》（《新湘评》第16期）等。
二、经济与经济制度研究
本年度经济与经济制度的研究在研究内容和成果数量上较上年有所突破。关于经济制度、政策的成果有杨成光《辽、金、元朝榷盐辨析与制度经济交易成本的关联》（《商业时代》第24期），认为辽、金、元朝榷盐体制层叠严酷。辽实行简易宽松“税而不禁”的征税制，到金制定环锁相扣的“钞引制”，演变至元整合为系统完璧“引盐制”，其变化轨迹呈现盐交易成本递增变化，而统治者租金收入最大化与民生权利基本保障矛盾也升级，导致朝代统治周期渐次缩短。王欣欣《辽朝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初探》（《兰台世界》第27期），认为针对贫富分化的问题，辽政府为巩固统治、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廉政建设、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税收调控等对策。相关文章还有刘兴亮《从辽代窖藏看辽代货币制度的几个问题》（《兰台世界》第21期），冯金忠《榷场的历史考察――兼论西夏榷场使的制度来源》（《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聂传平《唐宋辽金时期对猎鹰资源的利用和管理――以海东青的进贡、助猎和获取为中心》（《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第3期），董良义、董文萍《一种特殊形制的古钱――滚边钱》（《内蒙古金融研究》S1期），海泉《辽钱珍品寿隆通宝》（《东方收藏》第3期）等。
关于辽代农牧业、手工业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杨军《辽代契丹故地的农牧业与自然环境》（《中国农史》第1期），认为契丹故地在辽初人口为70多万，圣宗时达80 多万，辽末突破百万。当地比较适宜的人口应该在60-70万人，农牧人口各占一半。辽圣宗时当地已出现过度开发，导致自然环境恶化。辽朝统治者虽然也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夏宇旭《略论野生动物资源与辽代社会》（《兰台世界》第7期）一文，认为野生动物资源对辽代社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是契丹人的衣食之源，同时也是契丹王朝习武练兵的重要保障，而辽国境内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群为这一切提供了保障，使契丹立国二百余年。此外，还有郭丽平《辽朝南农北牧大格局之形成考》（《学理论》第27期），肖忠纯《辽代辽宁地区农业经济的兴衰演变》（《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王希安《辽代阜新地区手工业发展状况考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高雪《吉林馆藏辽金陶瓷赏粹》（《收藏》第9期），曾分良《金代家具的形制研究》（《艺术研究》第2期），刘亚萍《东北地区家具形式演变初探――辽代家具形式》（《家具》第5期），陈永婷、彭善国《试述内蒙古、辽宁辽金元时期的烧瓷窑炉》（《北方文物》第2期），谷莉、谷芳《宋辽金虎纹枕考》（《兰台世界》第30期），李建廷《宋辽金铜镜中的人物故事》（《收藏》第13期），金泉《隋唐至元代佛教玉概述》（《博物馆研究》第3期）等相关文章。
三、文化史研究
辽代文化研究仍是本年度的热点，相关文章有六十多篇。主要涉及地域文化、文学、教育、宗教、绘画、音乐及舞蹈等方面的内容。
（一）地域文化
张国庆《辽金元时期沈阳地域文化特征刍论》（《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张国庆、王金荣《辽代辽沈地区的绘雕艺术、丧葬习俗及其特色――以考古资料为中心》（《东北史地》第1期）。前文认为辽代的沈阳城建文化渐趋完善，儒家文化传承弘扬，宗教文化多元共存，艺术文化“胡汉交融；后文认为有辽一代，以沈阳为中心的辽沈地域文化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该地区的绘画、雕塑艺术，呈现出细腻柔婉与豪放简约相间、精致端庄与粗犷雄健互融的特色，丧葬习俗则反映了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相关文章还有任仲书《辽代医巫闾地区的文化特色》（《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颜祥林《从辽金遗址看大庆地域文化》（《黑龙江科技信息》第4期），贾纯立《论古代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主要特征》（《旅游纵览》（下半月）第8期），彭定安《论辽海文化》（《文化学刊》第3期），杨俊芳《大同佛教造像的民族性格》（《美术大观》第7期），庞怡《辽代的玉带文化》（《文史月刊》第3期），何婷婷《辽诗中所见辽代东北契丹风俗与文化》（《长春师范学院学报》第7期）等。
本年度社会史方面的文章对体育运动关注的较多，有张斌《治国理念对辽、金两朝击球的影响》（《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认为击球是与射骑技能紧密相关的体育运动，是契丹人和女真人用以保持本族勇猛善战的有效运动方式。契丹人采取的因俗而治的治国理念，保持了本民族的尚武习俗，使击球运动在辽朝长盛不衰。戴红磊《辽代女性体育研究》（《吉林体育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辽代女性参与体育活动是其自身适应时代环境需要而不断努力的结果。相关文章还有李东斌《辽金时期体育运动衍变的文化解析》（《兰台世界》第4期），陈晓东《古代骑射运动小考》（《文史博览》（理论）第5期），王俊平、常青《超越体育视域的“国戏”――论古代契丹民族斗鸡》（《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等。
五、民族关系研究
本年度民族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辽宋关系，还涉及辽与高丽、辽与g厮政权的关系。
仝相卿《宋朝对辽外交活动中的“翻译”初探》（《史学月刊》第8期），认为北宋与辽交往中的翻译人员总体政治地位不高的原因是：首先，宋朝是科举大发展的时代，对于这些并非科举出身的官吏，士人们自然不屑为之。其次，由于宋朝军事实力不振，转而在文化上强调自身的优越性，严防“华夷之辨”，故他们对契丹语这样的夷狄之音，持以鄙夷的态度是可以想见的。最后，由于翻译主要是转述君主或臣僚的言语与观点，并非自己的主张，屡屡提及，似乎也无必要，故士人在行文中多予以省略。相关文章还有张鹏《宋辽交聘中的“走出去”与“软实力”――以宋辽交聘中的礼物往还为中心》（《美术研究》第2期），苏丹《辽朝使宋国信使的选任》（《黑龙江史志》第12期），芦敏《高丽社会中的华人移民（公元10至13世纪）》（《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4期），陈耀宇《浅析辽与g厮政权的和亲》（《学理论》第11期），崔明德、孙政《辽初期民族关系思想的两大流派》（《齐鲁学刊》第2期），于洪《论北京地区的民族交汇、互动与融合》（《学理论》第10期）等。
六、文献与史学研究
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的史学价值》（《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认为宋人出使辽金“语录”，如实地记载了使臣出使时的亲见亲闻，并由其政治性质所决定，所记之事皆具有实录性质，可信度很高，是研究辽金史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吴凤霞《辽朝何以“雄长二百余年”――论赞相关议论探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3期），认为从《辽史》论赞看，长期居于北方的契丹人养成了应对战争的良好机制，其推行的灵活的、富有成效的用人政策和管理制度也是其兴盛的重要保障。相关文章还有陈其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靳玲《辽代政治与史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周阿根《校点琐议》（《语言科学》第2期），《校注商榷》（《江海学刊》第2期），孙孝伟、王惠德、刘春福《“辽海”考释》（《黑龙江史志》第178期），林鹄《之史源、编纂及史料价值――兼论辽朝职官体系复原》（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三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田野《所载辽代海事证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期），孙伯君《的几个土产名称》（《满语研究》第1期），尤李《：一则辽代民间道教的珍贵史料》（《中国道教》第1期），周春健《辽、金、元三读札》（《现代哲学》第4期），杨福瑞《试论契丹学的理论和方法》（《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阎现章《中国古代编辑传播史大事年表（宋辽金元时期960―1368年）》（《德州学院学报》第1期）等。
七、历史地理与文物考古研究
（一）历史地理
《辽代“北老河”古道考》（《北方文物》第1期），认为从辽代城址、聚落和墓葬遗址具有沿河分布的规律与特点推断： 辽代西拉木伦河（ 潢河） 与老哈河（ 土河） 合流后，其下游主河道不是西辽河，而是“北老河”古道。《“新开河”辽代古道考》（《东北史地》第2期）。相关文章还有张国庆《辽金元时期沈阳城建变迁考》（《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朱义德《商榷》（《黑龙江史志》第11期），李化龙《厚重的草原文化 浓重的草原风情 醇重的草原特韵：呼伦贝尔 覆盖着草原文化特征的地名》（《中国地名》第2期），郑永华《房山石经与历代王朝》（《北京观察》第5期），黄立平《黑龙江省古城遗址略论》（《戏剧之家》（上半月》第6期），姜振波《简论八里城遗址历史沿革及价值》（《黑龙江史志》第11期），席庆国《历史文化名城黄龙府》（《劳动保障世界》第3期），宋阳《草原丝绸之路兴盛时期中西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辽上京、元上都及其周边发现为例》（《沧桑》第4期），关学智《辽代沈州应是沈阳建城始源的源头》（《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冀洛源《辽南京地区城镇中的经幢三例》（《文物》第6期），王石庄《木叶山地望考》（《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王禹浪、郝冰、刘加明《嫩江流域辽金古城的分布与初步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第7期），王杰瑜《宁武县古代建置沿革考释》（《山西档案》第1期），许伟伟《唐龙镇考》（《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靳生禾、谢鸿喜《杨家将古战场考察报告》（《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2期）等。
（二）文物考古
孙永刚《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植物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8期），通过植物遗存的分类与鉴定及遗址出土相关考古资料综合分析，认为该遗址辽代先民应属于以种植粟、黍、荞麦、大麻为主的北方典型旱作农业，同时兼营牧业。相关文章还有杨h《辽代墓志生肖图案的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第1期），郭松雪《从城址和墓葬窥探辽代法库》（《中国地名》第4期），郭虹《从辽金时期古城出土文物看当时文化发展状况》《群文天地》第2期），张越《大觉寺：历史与心灵的归宿》（《中关村》第7期），佟强《静安寺塔和静安寺》（《草原文物》第1期），张光远《大同华严寺、善化寺建筑刻件造型艺术特色》（《艺术教育》第6期），王文轶《东北古代建筑奇葩：辽阳白塔》（《哈尔滨学院学报》第5期），刘俊勇、王博妍《辽南汉墓分区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刘喜民《辽祖州石室新考》（《北方文物》第1期），陈钊《略论河北宋辽金时期考古》（《黑龙江史志》第3期），刘立丽《旅顺博物馆馆藏辽代面罩的分类与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期），彭乃贤《北国奇葩 飘香南国――广州市海珠区博物馆“辽瓷专题展览”专访》（《东方收藏》第1期）等。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篇（10）
一、古代农业文献
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古代农业文献包括子部农家类中的历代古农书，以及散见于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之中记载有关农业生产经验、技术和知识的专书、专篇与资料，具有宝贵的文献收藏价值、学术史料价值与科学使用价值。
二、不同时期的古代农业文献
1.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农学的文献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第二十六卷《士容论》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讲的是农业，《上农》篇主要介绍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以及鼓励农桑的政策和措施，强调精耕细作技术。《任地》、《辩土》、《审时》等 3 篇论述了从耕地、播种、定苗、中耕除草、收获以及农时等一整套具体的农业技术和原则，内容十分丰富。在此时期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先后提出了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
2.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先后出现了一批总结和推广生产经验的农书，大部分已经失传，其中有《?锸ぶ?书》的辑佚本为代表，《?锸ぶ?书》是后世的通称，“是汉成帝时期?锸ぶ?所纂一部重要农学著作，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该书是他对西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的选择、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和贮藏技术?p区种法等”[2]。
3.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为代表作品，《齐民要术》是北魏时期的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全书10卷92篇，系统地总结了 6 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也是中国现存的最完整的农书，对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产生有重大影响。
4.隋唐两宋时期
在这一时期，经济重心南移，随之出现了专门以南方水田农业为对象的农书，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以花、果、茶为中心的专业性农书也明显增多，且有不少是开创性著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比较典型的作品有《橘录》，又名《永嘉橘录》、《橘谱》。这是宋朝韩彦直所纂世界上第一部柑橘类专著，对柑、橘、橙、柚等芸香科常绿乔木作了科学的分类，它也是一部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学术著作。
5.元朝时期
这一时期的农业文献官修的较多，很多农书都是中央和地方官吏直接参与编写的，且大多通俗易懂。如：《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桑辑要》是元代初年司农司编纂的综合性农书，共7 卷，6 万字，反映我国北方农业科技的综合性农书，主要是辑录古代农书中农业技术部分，故名“辑要”。该书分典训、耕垦、播种、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育 10 个部分。《王祯农书》是元朝王祯所纂一部我国综合性农书，是一部从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巨著，在中国古代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兼论北方汉族农业技术和南方汉族农业技术，本书在前人著作基础上，第一次对所谓的广义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提出中国农学的传统体系。全书正文共计37集，371目，约13万字。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所附《杂录》包括了两篇与农业生产关系不大的"法制长生屋"和"造活字印书法"。
6.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农业文献数量急剧增多，官撰和私人著述大型综合性农书和地方性小农书数量均有增多，且实用性更强。如《农政全书》、《钦定授时通考》。《农政全书》是明朝万历年间徐光启所著，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书中汇集了有关农作物的种植方法，各种农具制造以及水利工程等农业技术和农学理论知识，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还有贯穿始终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这本著作也是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徐光启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是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钦定授时通考》是清代官修的文献汇编式的大型综合性农书，汇辑前人关于农业方面的著述，搜集古代经、史、子、集中有关农事的记载达427种之多，并配插图512幅。共分8门：“天时”，论述农家四季活计；“土宜”，讲辨方、物土、田制、水利等内容；“谷种”，记载各种农作物的性质；“功作”，记述从垦耕到收藏各生产环节所需工具和操作方法；“劝课”，是有关历朝重农的政令；“蓄聚”，论述备荒的各种制度；“农余”，记述大田以外的蔬菜、果木、畜牧等种种副业；“蚕桑”，记载养蚕缫丝等各项事宜。全书结构严谨，征引周详，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前所未见，堪称是一部古代农学的百科全书。此书不但对清代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指导和促进作用，且对国内外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古代农业文献的分类
在国家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图书馆界和科技界合作，对古代农业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也是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古代农业文献的分类和整理，真正做到古为今用，为科学研究事业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献分类是以特定的分类法为工具，根据文献的学科知识内容及其它显著特征，分门别类地系统组织与揭示文献的一种方法。文献分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利用文献资料，因此分类时一般以学科知识内容作为主要的分类依据，并辅以其它显著特征。”[3]
根据分类标准选择目标的不同，分类类型主要有：实用分类、现象分类、本质分类。
根据所记载内容的范围，中国农书可分为综合性农书和专业性农书两大类。
古代文学研究综述篇（11）
一个时代的服饰，是那个时代文化的表征。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各民族交流频繁，融合进一步加剧。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服饰在交融过程中相互影响、取长补短，中原宋王朝传统服饰吸收了许多少数民族元素，而北方草原民族服饰也逐步汉化。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礼仪、风俗文化在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历史大幕下，通过服饰文化的交流，由中原王朝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传播、发展。中原王朝内部，礼仪经历了统治阶层的不断调整、强化，最终形成了不同于汉唐的、独树一帜的风格、体系。服饰作为礼仪文化重要表现形式，其分等级、定尊卑的作用也进一步加强。为了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婚礼而准备的婚服，是传统礼仪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婚礼用的服装、化妆、配饰、都是当时社会审美取向的体现。华美、精致的婚礼服饰，是服饰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礼仪规范的集中体现。研究婚服，能够更直接的了解这一时期各个区域的服饰审美取向和其中蕴含的礼仪文化内涵。近二十年来，虽然婚姻礼俗和服饰研究这两个方向研究成果卓著，但将它们相结合，研究婚礼服饰与婚俗、礼仪关系以及婚服的礼制内涵的文章却不多，可以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
一、研究服饰、礼仪的古籍、专著
有关婚礼服饰的内容在众多史书中曾被提及，如在《宋史》[1]、《辽史》[2]、《金史》[3]、《西夏史》[4]中都对皇帝、后妃、命妇、官员等贵族的礼服形质有详尽的记载，并做了具体的规定。郑樵所著的《通志》[5]中对天子、太子、后妃、官员的章服和婚礼仪制也有明确记载。这类史书虽然记载了统治阶级的章服制度，但并没有专门对婚姻服饰进行记录。尽管如此，透过这些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一窥那个时代华美礼服的形质，婚服做为其中的精品，也必然包含了这些礼服的特点。
官方史书只关注了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的婚礼服饰没有给与很多的笔墨。朱熹的《朱子家礼》[6]以及司马光的《书仪》[7]则对士大夫阶层的婚礼流程及礼仪规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俩部书侧重对礼仪习俗、规范的阐述，给我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时代中下层人民的婚姻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但是对婚服给与的描述只有寥寥几笔，一带而过。
到了现当代，研究服饰通史的著作颇多，最著名的要数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8]，这部著作通过研究考古资料如壁画、画卷、刻印等，对中国历代传统服饰作了详尽的介绍，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做了细致的刨析。其中第一百零二到一百三十一章是研究辽宋夏金的服饰，沈从文先生更多的从平民服饰入手研究，展现了这个时期社会各个阶层的衣着习俗。孙机著的《中国古舆服论丛》[9]对封建贵族阶级的舆服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描述了解那时婚礼服饰的基本特征。此外，陈茂同的《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10]、朱和平著的《中国服饰史稿》[11]、周锡保的《中国古代服饰史》[12]、陈高华与徐吉军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3]、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风俗》[14]、黄能馥编著的《中国服饰通史》[15]、王民泽编写的《中国古代服饰》[16]、臧迎春著录的《中国传统服饰》[17]、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18]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服饰的著作，这些专著侧重点不同，叙述方式不同，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相互佐证，使我们更清晰的认识我国古代服饰的整体面貌。此外，王瑜所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19]对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王青煜所著的《辽代服饰》[20]、赵评春和迟本毅著《金代服饰》[21]为研究辽代、金代的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黄强著的《中国内衣史》[22]是一部专门对历代内衣形质进行收录、介绍的著作。周汛及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妇女妆饰》[23]、孟辉撰写的《中国历代女子服饰史稿》[24]是专门研究女子服饰的著作。周汛和高春明编著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25]是研究我国服饰文化的重要工具书。阅读这些专著，可以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全面的认识宋辽夏金时期衣着服饰的状态，领略传统服饰的魅力。在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挖掘隐藏在这些靓丽衣饰下的礼仪内涵。在这些书籍中，并没有专门研究婚服的篇章，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相关的服饰美学著作也是做论文的重要资料，近年来研究服饰美学的文章不少，主要有：叶立诚的《服饰美学》[26]、蔡子谔所著的《中国服饰美学史》[27]、高春明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28]、兰宇与祁嘉华的《中国服饰美学思想研究》[29]。
除了研究服饰的专著外，关于礼仪、民俗研究的著作也是我要了解的重要部分。台湾学者彭利云所著的《宋代婚俗研究》[30]，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宋代婚俗礼仪的专著。美籍学者尹沛霞著，胡志宏译的《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31]，从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宋辽夏金时期的女性和婚姻，有许多独特、新颖的观点。王文宝著的《中国民俗研究史》[32]对我国传统民俗做了系统、深刻的分析研究。朱瑞希等所著的《辽宋金社会生活史》[33]对辽、宋、夏、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了全面的展示。陈戍国著的《中国礼制史·宋辽夏金卷》[34]对这一时期几个政权的各种礼仪制度做了论述。此外，陈顾远《中国婚姻史》[35]、吴存浩《中国婚俗》[36]、彭林著的《中国古代礼仪文明》[37]、王炜民编著的《中国礼仪文化》[38]、钟敬文《中国礼仪全书》[39]都是研究婚姻礼俗的重要资料。
二、相关的论文
研究宋辽夏金时期婚服、婚俗的论文并不是很多，主要研究服饰的有：贾玺增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首服研究》[40]、殷冰瑶的硕士论文《探究中国历代婚服上的民族元素》[41]、邓雅的硕士论文《探究我国汉族女性婚礼服的演变和创新》[42]、王雪莉的硕士论文《宋代服饰制度研究》[43]。相关的有杉本正年著、樊一译的《中国古代的服色及其思想背景》[44]、许星《中国古代民间婚礼仪俗中的着装风俗初探》[45]、乔婷《宋代服饰特点的研究与探析》[46]，陈熠鑫、韩丽东、郝云华的《浅谈宋代服饰的民俗风格》[47]、谢檣《宋代女性词中的妆饰民俗》[48]，这几篇论文多从民俗的角度分析宋代服饰的特点，对婚礼服饰提得不多，也没有谈到其礼制内涵。
对于婚礼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吕友人、王立军所撰《宋代婚礼概述》[49]、于佐君《谈婚姻礼服文化的变迁》[50]、《中国传统婚礼习俗》[51]、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52]、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53]、包福存《婚礼仪式研究综述》[54]、李金玉《略论中国古代的婚礼》[55]、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56]、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57]、王启发《礼义新探》[58]等等。
对于婚俗研究的主要有：王歌雅《中国古代聘娶婚姻形式略论》[59]、黄修明《中国古代“服禁”论》[60]、《中国各地婚俗》[61]、鲍宗豪《中国婚俗的文化意蕴》（1992年第5期）[62]、韩芳《中西传统婚俗之比较》[63]、《中国特色婚俗》[64]、鲁婷，陈娟娟《浅析中国“彩礼”婚俗存在原因》[65]。
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礼仪进行研究的有：岛田正郎、何天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66]、黄莉《辽代婚姻综述》[67]、杨富学与孟凡云《契丹媵婚制考略》[68]、夏宇旭及赵玮彬《辽金契丹女真婚制婚俗之比较》[69]等论文，为我们研究辽国婚姻礼俗提供了资料。谢静的《敦煌石窟中的西夏服饰研究》[70]、孙昌盛所撰的《西夏服饰研究》[71]、石小英《西夏平民服饰浅谈——以ДX.02822为中心》[72]、陈霞的《西夏服饰审美特征管窥》[73]等几篇文章都在西夏服饰方面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牛达生《从考古发现看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74]、艾红玲《西夏礼仪制度考论》[75]等文章对西夏婚礼制度作了介绍。关于西夏服饰、礼仪方面的论文相对而言很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也很不足。研究金代服饰、礼仪的文章同样比较缺乏，只见到俞超伟所写的《填补金代服饰制度的空白》[76]这篇文章通过考古发现充实了金代服饰史料。此外还有王春蕾《试述金代女真族服饰及演变》[77]以及顾韵芬、高岩、李丹《金代女真族服饰文化的整合性发展》[78]等。这些文章虽然为我们在服饰、礼仪这一领域进行探索、挖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让我们用以学习和借鉴，但是它们都没有对婚礼服饰及其与礼仪、风俗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研究，鉴于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我们清晰地认识宋代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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