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化传统大全11篇

古代的文化传统篇（1）

在蒙古族快速发展中,蒙古族教育也发展非常迅速,在此其中,蒙古族的传统文化对教育带来的影响较大,由于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精华,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并且能够给现代教育以启迪,明确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提高现代教育的质量。现进行详细的探讨与研究。

1.1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蒙古族传统文化传承多年,其中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现代教育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蒙古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对精神文明以及物质文明具有较高的需求,并且真正的融入到现代经济市场发展中,而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发展也非常迅速[1]。例如,从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上来看,蒙古族注重农耕、放牧的生活,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坚韧的品格,对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具有较大的渴望和追求,进而该种生活方式对现代教育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也推动了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1.2蒙古族传统生产方式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众所周知,现代教育主要是结合当今社会的发展形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所进行的教育,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现代教育主要是让人们了解当前经济市场以及科技的发展,并学会如何将其运用来促进自身的发展[2]。从现阶段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实际调查中发现,其非常注重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进而也推动了蒙古族教育的发展。例如,现代教育从蒙古族传统生产方式上获得启迪,勇于创新,积极利用科技等。例如,蒙古族在进行农业发展中,积极创新生产方式,满足了现代经济社会生产的需求,并且对文化知识具有较大的渴望和追求等,从而促进了蒙古族的发展,也对蒙古族现代教育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在实际的教育中,也不断的追求创新,追求效率,进而提高了蒙古族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1.3蒙古族民俗习惯的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民俗习惯,包括蒙古族也是如此。蒙古族一些优秀民俗习惯对现代教育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3]。另外,蒙古族的民俗习惯也在潜移默化的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在现代教育中应该汲取蒙古族民族习惯中的精华,促进现代教育的发展。例如,蒙古族民俗习惯中存在的思进取,勇追求的思想;敢于突破枷锁、勇于创新;注重团结合作,积极发挥集体的力量等等,这些都是民俗习惯中的精华部分,应该对其进行有效的传承,以不断的促进蒙古族现代教育的发展。

2如何利用蒙古族传统文化发展现代教育

结合以上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在蒙古族现代教育中,应该积极的做好文化传承工作,并且积极的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开展现代教育,以不断的提高现代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促进蒙古族教育的快速发展。

2.1将传统文化中的“解放思想”理念应用于现代教育中,树立现代教育意识

在蒙古族的传统文化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解放思想”,作者认为应解放思想树立现代教育意识,这样才能够促进蒙古族教育的发展[4]。首先,在进行现代教育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应严格贯彻并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以及民族政策,加强对民族教育,树立现代教育意识,积极改变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提升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追求,推动民族思想观念的革新,不断的向着现代文明方向发展。其次,在进行现代教育的过程中,应紧密的与蒙古族民族教育的实际情况进行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勇于创新敢于实验,这样才能切实有效的提升蒙古族现代教育质量,充分做到服务社会、发展民族经济,从而推动蒙古族教育的发展。

2.2打开门户,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优秀文化成果

在现代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应打开门户引进现代科学技术以及优秀文化成果,从而推动蒙古族的快速发展[5]。首先,对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应加强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不断的用先进技术手段来武装自己,这样才能根据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来促进教育的发展。其次,应通过现代教育手段使蒙古族人民现代技术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来繁荣发展民族经济,而且,蒙古族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通过勤劳和智慧,再加上现代科技的结合,对推动民族发展有着极大的作用。

2.3大胆尝试,激发民族学习竞争意识

通过以上的分析了解到,蒙古族的民族学习意识、竞争意识较高,勇于去尝试新的观念、新的理论、新的科技,从而提高了蒙古族的现代教育质量,为此,作者认为,对蒙古族的现代教育应大胆的去尝试,不断的激发民族学习竞争意识[6]。首先,应通过现代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蒙古族人们的责任心,要将民族富强、民族发展作为积极的工作,应全心全意为民族振兴、民族繁荣服务,全面提升蒙古族人们的责任意识,提升现代教学效率,推动蒙古族的快速发展。其次,现代教育中应注重对蒙古族人们的学习生存观念培养,并不断的采用有效的教育策略来激发民族的竞争意识,这样才能保证蒙古族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以及快速发展的文化、教育等格局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推动蒙古族的教育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

古代的文化传统篇（2）

古代文学是我国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开设的主干课程之一，此课程包含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一系列重要的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内容，信息量极为丰富。同时，古代文学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包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学习古代文学课程，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古代文学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上的功用。

1学习古代文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自豪感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教育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以来，无数先民都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代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间都不忘此教诲。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已经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早已扎根，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如今，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我们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才让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历史长河里屹立不倒。尤其是当我们国家遇到民族危难之际，这种爱国意识便会大放异彩。而事实上，在我们古代文学史上便留下了大量的爱国主义优秀诗篇，每当读到这些作品，我们都会为之感动。当读到屈原的《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些诗句时，我们不禁为他悲天悯人的博怀而动容。当看到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诗句，我们难道不为他忧国忧民的思想而敬佩吗？当读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时，我们难道不为他以死明志的决心而感动吗？当听到陆游临死前还对子孙报有殷殷期望时，喊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呼号，我们不禁为后世林景熙的“青山一发愁濛濛，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而扼腕叹息！岳飞“白了少年头”的悲痛，王昌龄“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杜甫“家书抵万金”的殷切，李清照“不肯过江东”的气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诗篇！爱国情怀贯穿了古代文学史的始终，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而古代文学教学恰好可以借助这些优秀的作品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以此增强他们民族自豪感。古代文学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从思想道德上对学生进行教化，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将来报效祖国的信心。

2学习古代文学能促使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历史孕育了我们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从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汉代董仲舒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再到张岱年提出“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传统美德的熏陶。而古代文学教学中也包含了众多我国传统美德的篇章：这里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爱之美德，也有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以及“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孝悌之美德，更有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诚信之美德，还有着“单则易折，众则难摧”的团结协作之精神，更包含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的重义精神，以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节俭之美德。如此等等，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完全可以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教育。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因此古代文学这门课程不仅仅是让学生感受文学之美，还需要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让其继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流传下的优良传统。

3学习古代文学有助提高学生的审美品位

当今社会出现了大众媚俗，恶搞之风，许多文艺形式都以讨好观众、娱乐至死的态度经营包装，最后以达到盈利为目的。因此大学生身处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一些不良的风气。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我们的学生连真善美都不能正确地判断，我们的社会将会何去何从。所以，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念十分重要。而古代文学作品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净化人的内心，并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从柳永《望海潮》“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里我们仿佛看到了江南杭州之美，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们仿佛听到了长江滚滚东去的声音，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似乎感受到四川盆地的高险奇峻，从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里我们可以领略了广袤苍凉的边塞风光。《诗经》的朴实，《离骚》的瑰丽，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陶渊明的平淡，周邦彦的华丽，教师带领学生欣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都能给学生带来很好的审美体验，培养他们正确的审美观。如陆游《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作者既写出了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山环水绕、花团锦簇、春光无限的景色；同时这首诗歌极富哲理，表现了人生变化发展的规律性，让读者读完后回味无穷。古代文学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完全可以使学生从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里体会到真正的美感，发自内心地对祖国山河进行欣赏热爱，使其明辨真善美，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之优秀，从而使他们摆脱当今社会上某些不良的、娱乐人生的低级趣味，从而提高自身的审美品位。古代文学课程使用文学艺术的方式来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这一点恰恰是大学里许多课程所不能达到的。试想，我们的学生如果变得没有情趣，没有品位，那将是多么麻木不仁，愚昧不堪。我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又将由何人来传承发扬呢？因此，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学习古代文学在培养健康的、高雅的审美品位方面以及传承中华传统方面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4学习古代文学有助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教育工作者除了要教给学生必备的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教育的根本任务在育人，也就是要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的优秀人才。古代文学包含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民族精神和性格，尤其是在如何为人、如何处世上有着明确的答案。中国古代自《周易》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观点，便形成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厚实和顺、有容乃大的入世精神。而孟子提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样的观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便以磨砺性情为人生必经之路。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大部分的中国文人他们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往往历经坎坷，多灾多难，否则就不会有李白“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的询问，也不会有孟郊的“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的感叹。然而大多数文人在面对磨难时最终选择的人生态度却是殊途同归，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积极的入世。不管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还是“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管是进入仕途，还是归隐山林；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身处逆境；他们都会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以不同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入世。哪怕如陶渊明和林逋这样的隐士即使远离红尘，但仍然积极乐观地生活，在平淡的隐居生活中寻找内心的满足，以另一种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入世。而这种积极的人生选择便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当苏轼身居密州，深受党争之迫害，他却咏出“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诗句。他的内心在经历了出世与入世的一番挣扎后，最终还是选择了积极的入世。无论他身在清境还是身在浊境，对于苏轼来说，内心的顿悟与超然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外在的功德也只是为了成就人性的升华。而这种人格的高尚、内心的安定这不正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民族性格的体现吗？辛弃疾，六十五岁的老人，虽年事已高，赋闲在家，然而依然拥有“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战斗意志。曹操，一生南征北战，当他感叹年少光阴不在的同时，面对苍生依然还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古代文学中体现出的中华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正是我们现如今的学生应该学习的，学习先人自强不息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宠辱不惊的心态。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的大学生才可以磨练出坚强的性格，健全的人格。

5结语

总之，在全社会都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潮下，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担负着重要的任务，也能在文化传承中起到实际的功用。在教学过程里，身为古代文学老师更应敢为人先、肩挑重任，在传授古代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传统美德、审美情操，更要教书育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参考文献

古代的文化传统篇（3）

很多时候，我们在古代绘画、历史影视作品中会看到扫黛眉、施胭脂、梳高髻，配以满头的金银花钗的婀娜女子。或许，在诗词歌赋的描述中我们也会想像到那发饰上的缤纷世界。这好像一直是中国古代仕女的经典形象。发饰是她们美发极其重要的部分，梳好的发髻要用花和宝钿花钗来装饰，从目前传世的古代妇女发饰看，种类十分丰富，常见的有：簪、钗、梳、步摇、珠翠、金银宝钿、骚头等。

簪的本名称“笄”（《说文》：“笄，簪也。”）是中国古代束发的工具。在古代，汉族的结发方式，无论是辫发盘髻，还是束发着冠，均须以簪钗约束固定。女子年满十五岁时，如已许嫁，便将头发绾成一个髻，即以簪插定发髻。以示成人，如“年以及笄”。在中国古代，簪钗还常被用于男女间定情的信物。皇宫贵族的女子可以用珍奇的材料做发饰，而一般小户人家只能戴荆钗（荆条编织的发钗），我们在文言文中所读到的“拙荆” 便是古代男子对外人称自己的妻子的谦词。

就形制而言，单股笄称“簪”，双股笄为“钗”，笄首有垂珠坠饰者则称为“步摇”。《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动摇也。”唐代画作《簪花仕女图》中,那位手揭纱领的女子，其乌发上便是展翅金鸟饰的步摇，想来随着人的走动或轻风吹过而微微颤动，多么生动！民间工匠这种巧妙的造型构思和丰富的艺术想像，为古代女性的头饰增添了无限的风情。二者并无大的区别，往往是簪钗并用，彼此配搭，只是簪较多用于别盘发髻，而钗则主要用来插戴，起装饰作用。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常常用来描绘女性的风情韵致。苏轼有词：“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银钗对乌发，钗的冷白与鬓发的乌黑形成对比，互为映衬，具有极佳的视觉效果；还有温庭筠传神的句子：“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轻纤造型仿佛触手可及。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平直多滞板，横斜姿态，所以钗的插戴多横斜，以营造摇摇欲坠、温婉可人的柔美韵味。诸此种种中国古代传统审美观点也感染和陶冶着当今的人们。

千姿百态的簪钗造型，为古代女性不同需求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就流传至今的簪钗实物而言，发簪样式工艺丰富多彩，用于别盘发髻之外，有的簪首上部还做成耳挖。簪钗所带来的美感，平添了女性的妩媚，高雅。更重要的是，其图形纹饰反应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寓意及艺术。处处体现出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渗透着传统文化意趣。

从簪钗上的图形纹饰上看，簪钗的装饰大致可以分为祥禽瑞兽、花卉果木、人物神仙、吉祥符号等。花卉果木中常见的有牡丹、莲花、梅竹、石榴、桃等。如明代的一支“水仙簪”，名中有“仙”字，是吉利的花卉，人们认为用它作吉祥图案可避邪祛秽，给家庭带来吉祥；祥禽瑞兽有龙凤、仙鹤、鹿、十二生肖等；如“梅花与鹿” 簪，因梅花分五瓣，比喻“福、禄、寿、喜、财”五种福。鹿借“陆”之谐音，“陆”与“六”同音，鹿又谐音“禄”，寓意六六大顺。吉祥符号有八吉祥、八宝、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以及各种传统几何纹样等。银簪的装饰方面不仅展现了精美的图纹，也体现了古人们深深的文化情结。这些簪钗上的图案纹样运用形象符号的组合，传达着祈福纳祥、爱情美满的愿望。如“喜鹊登梅”纹样由两只喜鹊和几枝梅花构成，民间有“喜鹊登梅，喜上（梅）眉梢”的说法。“鸳鸯戏莲”纹样，比喻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就情感而言，这些均表达为吉祥、富贵等，这是人类基于生存前提的普遍思想。

小件而有大气象，明清时期，女性发饰达到了传统精湛工艺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成为历史上民间簪钗中最精美的发饰。当时民间流传的簪钗多以鲜明的世俗吉祥含义蓬勃发展。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寓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像蝴蝶、蜻蜓、蝉等灵巧的昆虫都能够活跃在女性的钗头上,形成独特风景。有一组发饰中的白菜蝈蝈银制发簪造形生动，工艺精良。白菜与“百财”谐音，蝈蝈谐音“哥哥”，隐喻生男之意。再如鸭纹中鸭子的偏旁是“甲”字，甲是天下的第一位。故以一只鸭子喻状元及第。再如“三多”纹银质发簪,“三多”是指石榴、佛手与桃三种果实的组合。石榴多子，佛手的“佛”谐音“福”，而桃比喻长寿。所以“三多”象征多子、多福、多寿。所有这些精心设计的花卉、植物纹样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多是对生命繁衍、前程似锦的期盼。 花草纹也是簪钗中十分常见的题材。以牡丹花为领衔的各种花草有几十种之多。例如一枚银簪中的“瓜田纹”，它的构思以田字为中心，与丰收的瓜果相簇拥。揭示了农田是丰收之源的深刻主题，现实生活人物的题材也十分精彩。一幅表现男女喜结良缘的图纹十分宏大，两对新人在庭院中喜庆欢舞，景物中的亭阁石栏、小桥流水、奇花异草一览无遗，这种诗情画意的图纹，极具审美情趣。还有一枚清代“蹴鞠纹”银簪，描绘的是古代军营中踢球的游戏场面，这也是足球起源于中国的一个佐证。民间发簪丰富的纹饰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古人的文化生活情趣和习俗，把这些图纹融合起来，犹如一幅民间民俗画卷，给世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整体来看，它们风格写实，古拙浑厚，较之皇家贵族发簪更直接得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意趣。

簪钗作为的中国古代妇女最为寻常的发饰，与各个级层的女性生活息息相关，无论哪个朝代，上层宫廷贵族多追求精美、绚丽，以唐代宫廷贵族中的妇女为例，发饰中的簪钗不仅品种繁多，使用材料贵重，多以金银珠玉为主。而且插戴数目也极多，而花钗礼衣制的实行，更将其推向极致。花钗礼衣制是妇女在婚嫁等重要时刻，须穿戴花钗礼衣，不同等级的妇女戴钗有所不同。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在小小一枚发饰的插戴中也略见一斑了。当某纹饰一旦被民众喜闻乐见并认定后，便广为采用，并很快在民间流传开来。陆游有诗：“负笼银钗女，锄畲鹤发翁”，插戴簪钗已成为民间妇女的普遍习俗。人们把自己对生活中最朴素的认知及最熟悉的生活体验用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并抒发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和女性发型的改变，传统的簪钗渐行渐远。无疑，从目前留传下来的古代妇女发饰看，这些簪钗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中国古代妇女的发簪在流传过程中因时代的变迁和地域的不同，其间不断融入新的技法、样式和风格。它是高雅的，也是世俗的；它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这些簪钗上处处充满着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传统思想的意趣。发钗艺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面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千姿百态的簪钗，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它的绚丽多彩和历史传说，而且还因为它能继续给我们以启迪和思考。

现代社会技术的革新、技巧的进步都能够制作出更出彩的发饰来，但一件件久远的早已成陈迹的古饰，为什么仍能感染着我们？正是因为凝聚在这些发饰工艺品里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情结，俨然是吉祥文化标本之集合。它们所表现的生动神韵、精湛技艺和广泛内容令人叹服，使得我们在民族文化传承上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金华.中国民间工艺风采丛书――《民间银饰》.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杭海.《妆匣遗珍》.三联书店 2005

古代的文化传统篇（4）

关键词:法律传统文化君权礼法融合民权

key words: Law traditional culture monarchial power etiquette fusion civil rights

作者简介:于乐平(1988-),男,汉族,江苏常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07级本科生。

一、 君权至上-法自君出

君权与法的关系是传统古代法律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演变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时期是移权与法,其标志是春秋战国时期以郑国子产,邓析等为代表的“铸刑鼎”事件。第二阶段是通过一系列非制定法的限制来使 “人君与天下功法”已形成一种氛围,中国君权与法的关系不断趋向平衡。在明清时期,君力完全超与法律之上,法律已经完全成为君权的工具。由此可以看出,君权与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处在一种相互制约与斗争的过程,虽然有过君权与法平衡的时期,但法律从未超越于君权之上,它只是君权治理的一种工具罢了。而这一切都来自于法自君出,君权至上的法律文化价值指引。

二、 维护族权,男尊女卑-礼法融合

家庭组织是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家族中权利与法的关系更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概括其两个特点。第一是族权至上,第二是男尊女卑。在唐朝,结婚的目的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首先要考虑的是家族的利益,且夫妻双方之间处处不平等。在家族成员犯罪时,必须做到“亲亲相隐”即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犯罪行为,是合乎父子之亲,夫妇之道的,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因此,家族权利是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而古代有名的“五服制罪”,更是“同罪异罚”原则在家族范围内的体现。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法律儒家化,礼法融合的结果。

礼法融合是中华法系最突出的特征,礼法融合就是指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融为一体,法律的评价标准与道德评价标准趋向一致。我国传统上是一个注重血缘亲族的社会,从周公制礼的“亲亲”“尊尊”,便可看出我国的传统社会一直追求一种上下尊卑,家族内部有序和谐的一种目的与原则。其次,礼法融合更是与我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所相适应的,家族关系的存在,生产力的保存,是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我国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更是礼法融合的最有力推动因素。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法律文化领域礼法融合的开始。而儒家强调“天人合一”突出的法自君出以及《唐律疏议》中的“德礼为正教之本,刑罚为正教之用”正是对法律道德化的深刻解说。由此可见,正是礼法融合的不断发展,与儒家法律化的价值观指引,才促进了传统社会中家族权利的至上原则。

三、 民权无力-义务本位,公权主导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民权与法律的关系,是法律关系中最基础的一部分。在我国古代,百姓是很少愿为自己的权利作斗争的,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无讼”的普遍化。所谓的无讼,就是所人们在发生纠纷时不主张利用诉讼法律来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协调矛盾。人民法律意识淡薄,宁可相信个人之间的协商与谈判,也很少愿意通过诉讼程序而上告官府。其次,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很少的,而是通过严酷的刑罚来肆虐民权,如“醢”、“弃灰之法”等法外酷刑的创立与实施。深入分析,我们便可以看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另一个特点,义务本位与公权主导。

在我国古代的市民社会中,调整矛盾最多靠的是道德手段,然而“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因此,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人们权利观念的缺失,而对于法律更多的了解是一种义务的履行。民权就根本没有了发展的空间与动力。人们的心中很少就存在权利意识,更多的只是一种对于人伦道德的遵守,对法律的恐惧。其次,我国传统上就是一个公权为主,私权匮乏的社会。我国传统是个宗法制国家,国家操纵一切政治权利并掌握主要社会活动的话语权。因此,民间力量的生存空间极度萎缩,甚至经常受到打压和毁灭性摧残。并且我国传统社会中缺乏家族控制之外的个人在国家面前的独立与平等,缺乏民间对国家持续状态的经济压力,片面强调政府德行自治,缺乏政府理性形成的外部制衡力量,以致到最后公权与私权是极度不平衡的。

至此,通过对于君权,家族权利,民权与传统法律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以下特点,法自君出、礼法融合、义务本位、公权主导。而在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中,也只有“以史为镜”,立足传统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林乾.《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古代的文化传统篇（5）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08-068-001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文化教育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在美术教育中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如何从小培养学生热爱本国的优秀传统艺术的美好情感，珍视本民族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豪感，是当下赋予每个艺术教育工作者的使命。

一、对工艺美术作品的认识

工艺美术是生活的艺术，也是生活文化的活化石。它的突出特点是物质生产与美的创造相结合，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并具有审美特性，为造型艺术之一。我国工艺美术品的制作较早，如新石器时代已有彩陶，商代以前已有刻纹白陶，商代已有玉器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民族独特的艺术体系，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二、对工艺美术作品的欣赏

《2011年版义务教育小学美术课程标准解读》中“欣赏、评述”领域是指学生通过对美术作品进行观察、描述和分析，逐步形成审美趣味和美术欣赏能力的学习领域。学生除了通过欣赏获得愉悦的情感之外，还应感知作品的思想内涵、形式与风格特征、相关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以及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创造性的劳动等多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识。虽然教学建议首页上的内容以学生自学为主，但是学生的认知能力毕竟有限，教师应搜集相关资料，采用相关策略，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对传统艺术的熏陶。

例如第8册首页介绍了瓷器。瓷器是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早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烧出了“原始青瓷器”；东汉时期就烧制出了成熟的瓷器；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代，制瓷技术就有了很大的提高；宋代是我国瓷器发展的极盛时期，“汝、官、均、哥、定”五大名窑异彩纷呈；明清时期可以看成是全国瓷器的制造中心。清代的粉彩、珐琅彩等瓷器多有创新，不仅运用了青瓷、白瓷胎釉烧制工艺的全部优秀成果，而且出现了在一件瓷器上运用不同釉彩的组合形式，使传统工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准。为了引起孩子的兴趣，教师选择播放流行歌手周杰伦的歌曲《青花瓷》，告诉孩子周杰伦擅长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教学中，也可以让孩子动手进行模仿，画画装饰纹样，画画写意画，学学构图的方法等等。

例如第九册选取了我国唐、元两朝的金银器，有唐朝的刻花赤金碗、镂空银香囊、鎏金鱼龙纹银盘、刻花銮金鹦鹉纹银罐，元朝的如意纹金盘等。这些金银器雕刻精细、工艺绝伦，雍荣华贵，极具观赏和收藏价值。

第10册中选取了中国明、清两朝的家具，有明朝的黄花梨南官帽椅、紫檀透雕花牙平头案和黄花梨琴桌、香几、方凳组合，清朝的填漆龙纹梅花式香几、勾云纹双幅雕花太师椅等。这些家具选料考究、雕刻精细、工艺绝伦，雍荣华贵，极具观赏和收藏价值。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家具的顶峰。在形态结构上，明清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明式家具大体上造型简洁，刀工疏朗明快，造型、结构基本上有了一定的型制，给人一种“素面朝天”的自然美感。当时许多文人雅士都积极地参与了室内设计及家具造型的研究，促进了明代家具大幅度的发展，使得明代家具在继承宋代家具传统的基础上更加发扬光大，推陈出新。明代家具用材考究，造型朴实大方，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明代家具的风格，装饰也是恰如其分，点缀其中，可谓“多一分则繁，少一分则寡”。颇有文儒高士的雅逸。这种简约风格一直延续到清初。

教学中老师出示清朝的“勾云纹双幅雕花太师椅”和明朝的“黄花梨南官帽椅”，两张图片进行对比，让孩子进行仔细观察，小组进行讨论，利用反义词来表达对作品的感受，体会不同风格的两种美。孩子很快找到感觉，老师在黑板上列出关键词：

“简约――繁复，质朴――华丽，素面朝天――浓妆艳抹”

这时候老师出示某拍卖行的拍卖明代家具的价格表，孩子们被价格表上的数字震惊了，艺术的价值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这些工艺品真的是艺术殿堂的瑰宝啊。

在《古代青铜艺术》一课中，因为青铜器艺术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了，教学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此要引导学生从青铜与历史的关系入手，了解古代青铜的起源、分类、纹饰、铭文、发展，从而把握其艺术特色和内涵。教师运用多媒体计算机及网络系统，整合相关内容，制作成大信息、多元互动的专题性学习网站，营造出悠远的历史氛围和浓厚的人文气息，让学生从历史发展中汲取营养，在主动积极的学习过程中受到审美的教育。

审美不是天生具有的，是后天教育训练和艺术实践的结果，通过欣赏，培养和提高了孩子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审美的理解力。新课标指出：美术课程是全体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承担着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潜移默化地陶冶其人格情操的教育任务。作为文化学习的美术学科，它又承担着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扬的教育任务。在学习中，使学生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崇尚文明，珍视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增强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参考文献：

[1]徐健，成剑编著.《有效教学》，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代的文化传统篇（6）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6-0120-02

纪录片《中国商人》于2012年首播于央视财经网，该纪录片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1949）的商人群体与社会背景的的描摹，生动地展示了他们的言行禀性、道德风范、智慧才能。该片不仅讲述了古代商业的繁华，如商业文化的大运河、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古长安商文化；同时，也记录了商人，千百年来备受重农轻商文化传统的压抑，在政治上难以施展修齐治平的理想以及在重农抑商背景之下，创造了温和的儒商文化。

一、“重农抑商”的思考

《中国商人之风雨路长》就描绘到：“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贯穿始终，使得中国的商业发展相对缓慢”。同时，在纪录片的《中国商人之山陕放歌》章节中也描绘到：“食盐开中制度既解决了明王朝北方边镇的军需供给也让山陕的商帮掘到了第一桶金，商人开始大展身手”。通过纪录片的观看，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商业、商人在中国古代并]有一直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工、农、商”也并没有一以贯之，政府对商人、商业的认识和政策总是在不断的变化。对“重农抑商”这一思想，应该需要重新认识和在构建。

其实，“重农抑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本世纪经济学界、历史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围绕“重农抑商”探讨最多的是其形成的历史原因、演变和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近二三十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对“重农抑商”进行了再探讨，指出中国古代的经济政策还存在着“重农重商”这一说法。因此，古代经济政策中的“商”究竟是什么意思？

二、《中国商人》对“商”的解读

《中国商人》这部纪录片共20集，可以总结为从两个方面展开了对商的研究，即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含义。商人起源于3000年前，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是经营贩运货物，商人除了一般性的商人还主要包括为红顶商人和儒商、官商，如表1《中国商人》对特殊商人的解读。

表1 《中国商人》对特殊商人的解读

红顶商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商人捐官；第二种是政府招官。 《中国商人之红顶商人》

如：清军的征战操办粮饷和军火立了大功，在朝廷重臣左宗棠的力荐下，一位叫胡雪岩的商人被赏头品衔翎，三代封典，并赏加黄马褂，允许骑马紫禁城。一时间，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民谣朝野传诵。

儒商：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 《中国商人之千年商道》

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通过对日本近代工商业之父涩泽荣一成功之道的总结。讲述了儒家学说是对商人的影响。儒学规定了中国人的利益道统和立身处世的方式，不仅构造了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也成为构建东方商业文化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

官商：亦官亦商，原义为官员从事商业活动，现在主要指有官方背景的商人。 《中国商人之实业先驱》

讲述盛宣怀这个晚清呼风唤雨的大官商，办大事，做高官，为人生目标，曾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四大实业。

同时，在记录片中，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从宏观角度分析，在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对商人、对经商有不同的态度，并不是一直抑制，抑商与重商总是时断时续，与当时的政府财政联系十分紧密，如学者赵克尧把先秦到唐朝的抑商政策作了分析整理，得出了各个阶段的抑商政策：先秦较淡，秦汉较浓，隋代无抑商，唐代中期以前较重，中期以后较轻。从微观角度分析，政府对不同的商人、不同的商业行为，所采取的政策也不相同，例如国家对红顶商人的重视和鼓励，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在许多场合官员和商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其结合的方式主要有第一、行贿，商人用钱财巴结官吏；第二、官吏进行商业活动，私下经商，身兼二职，既是官员也是商人；第三、买官，商人通过种种手段取得官位；第四、官营，政府经营商业，官府承担着商业机构的职责、和扮演商人的角色；第五、官府与商人协作，相互依靠，共同获取商业利润。同时，在商业属性上也存在区分，对盐铁的专卖，对纺织业放开，以至于从明代开始，私营手工业已经超过了官营手工业，因而重农抑商中的“商”字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论是商人本身还是商业行为，不应该简单的认为“商”就是商业。

三、学术界对“商”的探讨

史学上对于重农抑商出现的时间范围大致存在四种看法，即商代说（启良）、西周说（蔡一）、战国说（宋超、赵锡元、柳思维等）和汉代说（唐庆增）。目前，学界主要赞同“重农抑商”出现在战国，虽然秦汉之前，商业不是最受重视的，起码也是“农商并进”。但是到了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实行变法提出了“官山海”，秦始皇“尚农除末”，致使商人的地位日渐下降，此后，“重农抑商”成为了古代统治者施行的基本治国之策。目前，关于重农抑商最普遍的理解为：“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要内容是重视农业、限制工商业。”

1.研究范围

李桂海认为，重农抑商主要表现在：限制皇权贵族对奢侈品的购买和使用，官营手工业以及部分产品的垄断例如盐铁的专卖[1]。宋强刚认为，除了上述的措施之外，抑商还包括对商人增加重税，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2]。而也有学者认为官营手工业、垄断不能作为抑商的表现，其代表学者如阎守诚，他认为官府对工商业的经营不应该算在政府抑商的政策之中，因为官商也是一种商业行为，只是官商和私商在经营的形式和资金来源上有所区别而已，政府实行官商的动机是因为官商能带来财政收入，官商从一定的程度上与私商竞争，破坏了市场的自主性，从而具有某种程度的抑商，但是官商并没有完全排斥代替私商，官商其实从侧面反映对政府对商业的重视。他认为重农抑商只表现在贬黜商人政治社会地位的一些法令和规则中，如秦始皇的“谪戍”政策和汉武帝的“困辱”政策[3]。

于是围绕重农抑商、重本抑末中的“末业的范围 ”学者们也开始了探讨，高敏通过对历史的详细考察，在《秦汉史论丛第一辑》写道：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重农抑商强调重农必须“禁末”，把抑商解释为禁末。李悝r期的“末”是仅仅指“技巧”，到了商鞅时期，“末”除了禁止对高级奢侈品的买卖外，还把抑制商业和商人纳入了“末”的范围。西汉时期，是重农抑商的高峰，“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发展到对正常的工商业活动得严加控制。叶茂则认为，重本抑末的“末”主要是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以及某些商业投机活动[4]。关玉慧把抑商具体化，认为古代抑商的具体对象是从事巧伪饰器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这些人往往欺骗欺压百姓，用无用之货，赚取高额利润，损害国家的利益，自私自利，他们的行为往往违反法例[5]。

2.具体含义

吴刚指出，重农抑商中的抑商，是指抑制商人阶层，主要针对的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6]；闫守诚指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大商人属于上层阶级，是统治者中的一员。究其原因，大商人在商业领域赚取利润之后，往往选取购置土地。重农抑商作为政府对商人的打压政策当然会把作为同一阶级内的大商人排除在外，因此，抑商的对象是小商人，所谓的“抑小不抑大”[6]；韩朝华则与闫守诚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以及与地方割据势力勾结，不仅实则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经济利益，削弱了中央集权。因此，大商人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打击对象。或者说，重农抑商指的是重视农业的经济活动，抑制大商人的商业活动[7]；张家炎认为重农抑商的对象主要是私商，而非官商，把官商经济拿出了重农抑商的范畴[8]。

四、总 结

结合《中国商人》和历代以来学术界对“商”含义的探讨。可以得到单纯的认为重农抑商就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并不准确，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史书上的相关“恤商”现象和对商利的追求而否定中国古代传统“重农抑商”政策的存在。不可否认的是，史书上既记载了“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等抑商政策，也有“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等重商政策。总的来说，“重农抑商”一直伴随着我国封建社会的始终，就具体含义而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实行，应将重农抑商纳入历史的范畴来看。

参考文献：

[1] 李桂海.封建主义“重农抑商”思想剖析[J].学术论坛，1981（4）.

[2] 宋强刚.朱元璋的养士、用士与明代之士风（上）[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5（2）.

[3] 阎守诚.重农抑商试析[J].历史研究，1988（4）.

[4] 叶茂.略论重农抑商的历史根源[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4）.

[5] 关玉惠.古代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对当前经济改革的借鉴意义[J].南开经济研究，1989（4）.

古代的文化传统篇（7）

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而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才能充分认识其规律和内涵。从文化生态入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不仅可以更为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因及趋势，也对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教育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最深，唯有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概有“明伦”说、“成人”说等，而这些教育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明人伦，即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之意。孟子认为，人伦有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目的就是使人懂得五伦、懂得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

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去分析。“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价值取向无疑受到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所以，在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而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正是理解传统教育中的教育目标的关钮。

因此，正是在这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体的自我、全面发展，不是对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个体也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培养更多体现在伦理道德培养上。集中在等级、专制、集权等服从大一统价值观念，强调群体价值，这也是与中国文化的宗法集体主义和伦理类型相契合的。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中突出“明人伦”，则为顺理成辛之事。“成人”说，即立足于“人”的成长，是中国古代关于传统教育目的叉一重要论述。百家争鸣时代，儒家以培养“君子”、“圣贤”为目标，道家以培养“真人”、“圣人”、“仙人”为弟子标准，佛家以培养“菩萨”、“佛”这样高境界的人为教育目标；这些都共同揭示了当时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宋代大儒朱熹更是把圣贤作为最终目的，认为凡人必须以圣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智者们所设计的母语教育，都以“君子”“贤人”“圣人”为培养目标。

（节选自《人民论坛》201 3年第23期）

1．下列关于“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卉．f弋传统教育的目的，它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极深；冈此要深刻理解它就必须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

B古代传统教育目的大概是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立足于“人”的成长等；一定程度上说，这些教育目的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C．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以及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D．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从本质上说就是使人懂得五伦以及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它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

B．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如果离开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去研究中国T一代教育，就不可能充分地认识它的规律以及内涵。

C．孟子认为礼教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五个方面。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突m“明人伦”则顺理成章。

D．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培养“君子”与“圣贤”，道家培养“真人”、“圣人”与“仙人”．佛培养“菩萨”与“佛”这样高境界的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文化生态人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能更准确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冈及趋势。对推动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影响。

K涛书教化是儒家的思想核心。站在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深刻影响了“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以及价值取向。

C．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本质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一个血统传下来的文化，以此为出发点便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

D．百家争鸣时代，传统教育旨在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朱熹认为人要以圣贤为奋斗目标，冈此他把培养圣贤作为终极目标。

参考答案

古代的文化传统篇（8）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建筑与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古代建筑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体系1。

一、儒家礼教等级制与中国古建筑

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到传统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等方面。

中国古典建筑多以中轴线布局，主建筑为中，次要建筑在两侧，左右对称，以众多的单体建筑有序的组成一组建筑群体。这些单体是以中心建筑为核心，布局有严格的方向性，等级分明，层次清晰。其组成的方式是严格按照儒家“尊卑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思想。纵向以北为上，东西为下，横向结构以左为上，以右为下，居住方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也都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对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庭院摆设、室内陈设都有严格的限定。如中国传统屋顶就分九级，其中以重檐庑殿顶级别最高，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其次为单檐庑殿、单檐歇山顶，再次是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攒尖顶、十字脊顶、盝顶、盔顶。硬山顶等级最低，根据清朝规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顶或硬山顶。

中国古代建筑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来说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2。

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建筑

老子提出“天人合一”观点，认为人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主张顺应自然。这一观念同样影响了建筑的聚落选址、总体布局、室内外环境设计布置，直至取材及营造技术各方面。

中国古代房屋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选址的基本原则和格局。古代风水学中，认为山体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水域是万物生机之源泉。背负高山，面对江河，坐北朝南，享受最充足的阳光，是修建房屋的最佳的位置，这也体现了人渴望与自然相融合，从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的居住环境。3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黄帝工经》），阴阳是生命的核心，住宅是生命的载体，中国民居正是以阴阳合成的观念，塑造了以院落为中心和单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建筑空间外为阳，内为阴，高为阳，平为阴，屋宇为阳，院落为阴。在房屋室内设计中，院落承接阳光雨露、日月精华，纳气通风，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以过厅、穿堂把院落和室内联在一起，由于木结构框架系统的优点，使墙不承受上部结构的压力，就可以任意开窗，特别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边，常常开满一排落地长窗，一打开，使室内外的气流完全贯通。在密集的居住状态下，成功地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解决了日照、通风、保温、隔热、反光和防噪等等问题。

在取材方面，中国的古建筑是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木材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天然的，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融合自然的心理需求，木材较之石土更具有生命力，它本来就有自然的纹路，而且坚韧，便于加工，适合做房屋的各种构件，这还很好的和中国中庸的传统思想相契合。

中国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尽量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意念。他有虚有实，轮廓柔和，曲线丰富，在稳重中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在建筑空间上，不像西方建筑那样用超尺度的高大、空旷来表现建筑的庄重和神性。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坚持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即是以人体尺度为原则，既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等建筑也常用小尺度的“院”不断有规律的衍生来产生雄伟建筑群。而且建筑造型和高度还会考虑周边环境，通过跟自然的借用，即是“托体同山阿”，使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也是“天一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在建筑细节营造上面注重精致、隐借，不刻意加以装饰，以图案的美化和线条的丰富来柔和建筑造型，而这些构建在建筑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运用得非常灵活和巧妙，它不但具有造型、装饰的多重功能，还起到增加屋檐伸出的长度，缩短梁枋跨度，分散节点处的剪力。此外，用各种吉祥富贵的图案，浓烈色彩绘制的梁柱，与白色的台基相衬托，具有浓重、鲜明的对比感，营造了建筑庄重、大气的氛围，其实它还承载屋面荷载，具有抗地震的功能。还有硕大的屋顶有着漂亮的曲线和轻巧多姿的翼角，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看都是曲线的，给予建筑一种柔美的自然之态，使之与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形成了和谐统一。

三、民俗文化与中国古建筑

早在殷周青铜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显示贵、服、吉、利的厚禄，功名、得子、迎福、纳祥、聚宝、生财的福气，以及长寿、成仙等主题的建筑装饰图案。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使象征手法在建筑装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比如龙为神兽，它成为了帝王的象征；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于是就成为威武、力量的象征，在民宅中常用于驱邪镇宅。古建筑对屋顶、门窗、铺地等部件都十分考究，在不同部件上绘制不同寓意的图案，既美观又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图案和建筑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中国的古代建筑不仅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最主要的载体。它充分体现以“礼”为国家文化精神核心，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期许，通过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挖掘中国古建筑的文化内涵，促使现代建筑吸取中国古建筑的精华，为今所用并继承发扬，使中国传统建筑体系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作者单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古代的文化传统篇（9）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建筑与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割不断的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古代建筑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体系?1。

一、儒家礼教等级制与中国古建筑

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到传统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等方面。

中国古典建筑多以中轴线布局，主建筑为中，次要建筑在两侧，左右对称，以众多的单体建筑有序的组成一组建筑群体。这些单体是以中心建筑为核心，布局有严格的方向性，等级分明，层次清晰。其组成的方式是严格按照儒家“尊卑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思想。纵向以北为上，东西为下，横向结构以左为上，以右为下，居住方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也都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对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庭院摆设、室内陈设都有严格的限定。如中国传统屋顶就分九级，其中以重檐庑殿顶级别最高，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其次为单檐庑殿、单檐歇山顶，再次是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攒尖顶、十字脊顶、?顶、盔顶。硬山顶等级最低，根据清朝规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顶或硬山顶。

中国古代建筑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来说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2。

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建筑

老子提出“天人合一”观点，认为人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主张顺应自然。这一观念同样影响了建筑的聚落选址、总体布局、室内外环境设计布置，直至取材及营造技术各方面。

中国古代房屋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选址的基本原则和格局。古代风水学中，认为山体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水域是万物生机之源泉。背负高山，面对江河，坐北朝南，享受最充足的阳光，是修建房屋的最佳的位置，这也体现了人渴望与自然相融合，从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的居住环境。?3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黄帝工经》），阴阳是生命的核心，住宅是生命的载体，中国民居正是以阴阳合成的观念，塑造了以院落为中心和单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建筑空间外为阳，内为阴，高为阳，平为阴，屋宇为阳，院落为阴。在房屋室内设计中，院落承接阳光雨露、日月精华，纳气通风，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以过厅、穿堂把院落和室内联在一起，由于木结构框架系统的优点，使墙不承受上部结构的压力，就可以任意开窗，特别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边，常常开满一排落地长窗，一打开，使室内外的气流完全贯通。在密集的居住状态下，成功地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解决了日照、通风、保温、隔热、反光和防噪等等问题。

在取材方面，中国的古建筑是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木材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天然的，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融合自然的心理需求，木材较之石土更具有生命力，它本来就有自然的纹路，而且坚韧，便于加工，适合做房屋的各种构件，这还很好的和中国中庸的传统思想相契合。

中国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尽量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意念。他有虚有实，轮廓柔和，曲线丰富，在稳重中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在建筑空间上，不像西方建筑那样用超尺度的高大、空旷来表现建筑的庄重和神性。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坚持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即是以人体尺度为原则，既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等建筑也常用小尺度的“院”不断有规律的衍生来产生雄伟建筑群。而且建筑造型和高度还会考虑周边环境，通过跟自然的借用，即是“托体同山阿”，使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也是“天一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在建筑细节营造上面注重精致、隐借，不刻意加以装饰，以图案的美化和线条的丰富来柔和建筑造型，而这些构建在建筑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运用得非常灵活和巧妙，它不但具有造型、装饰的多重功能，还起到增加屋檐伸出的长度，缩短梁枋跨度，分散节点处的剪力。此外，用各种吉祥富贵的图案，浓烈色彩绘制的梁柱，与白色的台基相衬托，具有浓重、鲜明的对比感，营造了建筑庄重、大气的氛围，其实它还承载屋面荷载，具有抗地震的功能。还有硕大的屋顶有着漂亮的曲线和轻巧多姿的翼角，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看都是曲线的，给予建筑一种柔美的自然之态，使之与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形成了和谐统一。

三、民俗文化与中国古建筑

早在殷周青铜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显示贵、服、吉、利的厚禄，功名、得子、迎福、纳祥、聚宝、生财的福气，以及长寿、成仙等主题的建筑装饰图案。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使象征手法在建筑装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比如龙为神兽，它成为了帝王的象征；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于是就成为威武、力量的象征，在民宅中常用于驱邪镇宅。古建筑对屋顶、门窗、铺地等部件都十分考究，在不同部件上绘制不同寓意的图案，既美观又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图案和建筑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中国的古代建筑不仅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最主要的载体。它充分体现以“礼”为国家文化精神核心，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期许，通过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挖掘中国古建筑的文化内涵，促使现代建筑吸取中国古建筑的精华，为今所用并继承发扬，使中国传统建筑体系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作者单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古代的文化传统篇（10）

1前言

室内设计作为一门在近二十几年里快速发展的新兴行业，已经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生活与品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贴近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设计种类。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传统文化亘古绵长，古代的室内设计必然对我们现代的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其自身蕴含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特质而独树一帜。设计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人类从蒙昧混沌开始走向文明的标志。

2室内设计的概念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室内设计属于建筑的一部分，设计工作囊括了内檐装修、陈设两部分内容。装修是指“在房屋工程上抹面、粉刷并安装门窗等设备”，突出的是室内设计的功能性；陈设包括了装饰品和家具的摆放，注重艺术性。

然而在近代，随着建筑行业的不断加深专业化与细化，室内设计逐渐从建筑行业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名称开始在国内广泛应用。室内设计是在给定的建筑内部空间环境中展开，利用自然光和照明条件，建立在满足与平衡人们精神与心理的需求的理性创作与感性表现并重的一种活动，更是一种国计民生文化水平的象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使中国有了其独特的风格，中式风格。良好的室内设计是精神与物质、理性与感性、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

3中国古代室内设计的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室内设计亦是如此。中国古代室内设计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它伴随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发展而来，博大精深。

文化是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人类思想的产物，精神文明的体现。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人类文明的源头始于原始社会，在生产水平低劣的条件下，原始人群利用天然洞穴作为居所，到了后期才开始出现矮小的木架和草泥建造简单的住穴，形成了聚落。这不仅是中国民居的基本形式，也为日后的园林和皇家宫殿奠定了基础。西安的半坡村以方形和圆形作为居住空间，考虑了按使用需求将室内做出划分，将入口和火炕的位置合理布置。方形居住空间近门的火炕有进风的浅槽，圆形居住空间入口处两侧，也有起引导气流作用的短墙设备。原始陶器的出现，满足了他们的渴望，使人类对设计有了新的提高，翻开了人类辉煌的一页，是新石器时代的特征之一。早期人类对陶瓷的运用表现于装饰上，图腾成了原始社会的精神文化，审美思维在模仿自然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

奴隶社会的商周时代，已经能建立规模相当宏大的宫殿和陵墓了。建筑空间井然有序，规整严谨，与原始社会时代的巢穴相比，已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西周以后，春秋时代的统治阶级建造了很多以宫室为中心的大小城市，城壁用夯土筑造。以夯土墙和木构架为主体的建筑初步形成，简单的木架和草泥建造的简单住穴，经过商周时代的不断改进，已成为中国建筑的主流的结构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是封建制的上升时期，对于建筑可以说是一个高潮。秦朝时期的建筑活动，如筑长城、开灵渠、修驿道、建阿房宫和骊山陵等，虽然有些宫室建筑早已灰飞烟灭，但从出土的瓦砾、器皿等实物的制作，和至今尚存的秦始皇陵、长城等，以及从墓室石雕精美的窗棂、栏杆的装饰纹样来看，无一不显出了当时的室内设计气势的宏大和装饰的精致与华美。室内设计与建筑装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古以来建筑装饰纹样的运用，也正说明人们对生活环境、精神功能方面的需求。到了汉代，统治者进一步对宫殿、陵墓进行营建。中国传统的建筑体系到了汉代已基本确立。装饰和纹样也被更广泛的应用于门窗、墙柱、瓦件等方面。

中国古代建筑的成熟期是隋唐时期，继承了前朝的建筑的成就，融合了外来建筑的特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唐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灿烂时期，更注重于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唐朝以木建筑解决了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反映了施工管理水平的进步，艺术加工真实成熟。唐代向来被人们认为国泰民安、大唐盛世，与这种社会状况对应的，建筑和室内设计就表现为规模宏大、规划严整、色彩丰富、装修精美，建筑群处理日趋成熟，单体建筑形式成熟，群体建筑轴线组成，主次明确，并体现出一种浓重的艺术风格。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建筑文化，并对日本、朝鲜甚至更远的国家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时至封建社会后期，宋代更繁华的城市生活，改变了封建的城市布局。宋朝建筑与社内设计受唐朝影响很大，对唐朝有着继承与发展，但由于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思想，因此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唐朝平和安逸，艺术风格雍容华贵，注重的是贵气与大度；宋朝虽木架建筑采用了古典的模数制，总体上却又比唐朝精致，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朴素自然，空灵简意，比唐朝更显典雅质朴，清新大方。概括来讲，宋朝的装饰风格简单生动、娟秀严谨。元代时期营建大都及宫殿，我国建筑和室内设计的总体风格上没有根本性变化，由于统治者为少数民族，各个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吸收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融入了伊斯兰、喇嘛教以及中亚一些民族的地方风格，在内容上趋向多元化，为中国古代建筑和室内设计上增添了一笔色彩。

明清时期的工程制度日趋严密，营造了南、北两京及宫殿，为我国建筑和室内设计发展开创了新纪元。建筑群的布局，比宋朝要来的成熟合理。木结构方面，经过元代的简化，形成了新的木构架，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官式建筑的装修、彩画逐渐定型化、标准化。

清朝在园林上有较高的成就，官式建筑进一步制度化，但是民间建筑的特色明显，清朝的建筑和装饰基本全盘继承了明朝的传统，然而清朝宫廷装饰受西方“洛可可”风格影响，从圆明园就不难看出，典型的中西合璧实例。令人惋惜的是，精美的园林最后在侵略军手中付诸东流。

中国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里，中国建筑除了按自身规律发展外，还受到了大量西方文化的影响，于是建筑和室内设计便出现了传统与现代，中式与西式并存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建筑和室内设计有了长足发展。随着相应学科与专业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实施，中国室内设计也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

纵观中国室内设计史的发展规律，生活需要是设计发展的第一动力，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而设计与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并且设计与审美观念的同步发展。

4传统文化艺术在现代室内设计的运用与影响

中国传统艺术在室内设计中的表现通常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将文化内涵具象化，比如空间中家具的摆放方式、色调的配比、材料的选用及饰物的点缀等；另一种是将传统文化图像化，这些图形一般表现为人物、动植物、图腾或者几何符号等形式，既可使室内具有传统艺术氛围，又符合了现代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更多人选择新中式风格的原因。

传统文化中的外形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被广泛应用，现代室内设计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传统文化赋予现代室内设计更深的内涵，使其具有更加强烈的艺术气息。我们常常能在生活、照片中看到一些用几何形状的瓷砖拼贴而成的背景，用来做一些造型、背景墙，又或是在走廊墙壁三三两两的组合，表达出一种随意的意境，形成一种装饰感极强的效果。这些设计和元素中，无一不透露出传统的文化艺术。

传统文化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装饰元素，也成为了表达信仰与审美的主要手段。我国的图腾元素常常在各种设计中见到。

在空间分割方面，中国现代室内设计依然沿用了古人留下来的方式，例如屏风、博古架、帷幕等。

5结语

传统文化富有内涵，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强调要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设计，并巧妙地的将人与自然相结合，达到“天人合一”，以获得和谐的生活环境。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研究传统文化，应用其美学思想，对现代室内设计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现代室内设计运用中国传统元素已是一个时代的要求，西方设计界甚至认为“没有中国元素，往往就没有了贵气”。

我们应该时刻审视华夏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并将其与现代室内设计艺术联系起来，并将传统理念与现代的设计理念融入到设计中去，形成现代与传统结合的室内设计风格。

参考文献：

[1]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版）》.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史编委会.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古代的文化传统篇（11）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247-03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无数弥足珍贵的历史典籍。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是兼有经济价值和精神力量的物品，即一般人所称的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体。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方面，追溯古代藏书家所承载的厚重的藏书文化，不难发现，藏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及推动学术发展等方面。

一、典籍的保存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很难举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对这些历史的重要典籍的收集与保存，藏书家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应该看到，在古代的中国藏书不易。一是政治的原因，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历代统治者常视文化典籍为异端，害怕读书人一旦掌握知识，会动摇其统治，故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摧残藏书事业。肇其始者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继之者有隋之焚纬书及两宋时蔡京、秦桧等权臣禁书；至明清时，文字狱迭起，藏书家为藏书甚或有性命之虞及灭族之祸；二是由于兵燹战乱，自汉晋而隋唐五代，迄至宋之明清，长期兵祸战乱，史不乏书；近代由于帝国主义武力入侵，《永乐大典》蒙受英法联军之劫即是一例，余皆历历可按。三是私家藏书还要有充足的资金保证，时常面临家道中落，后世子孙不能继其业以及天灾人祸、水火灾害等毁灭性打击。可以说，藏书家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千辛万苦，历百难千劫，矢志不变初衷，犹如传递接力棒一样出现了一幕幕藏书家购置、传抄、互借、收藏图书的画面，痴心护藏着中国传统文化。

典籍的保存始现于秦汉时期。综观历代藏书之损毁，往往皇帝内府藏书要比民间私家藏书的损毁更为惨重，因为集中性收藏更易遭集中性损毁。私家藏书由于收藏的分散性，其损失相对来说较小一些。比如，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活埋儒生数百人，取缔私学和采取严厉禁锢政策，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使古文化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损毁，而“……《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史记・八国年表》）。因了民间私人藏书的私密度藏，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才为古文化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汉武帝时为充实宫廷藏书和政府机构藏书，广开献书之路，收罗天下图书，征集的主要对象，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一代又一代藏书家的努力层层递传下来的，尽管在传递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损毁惨重，但这恰恰又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辛。

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宁波天一阁，可谓单一藏书楼典籍保存的范例。万历十三年范钦谢世，其长子范大冲继承天一阁藏书，自此时起确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严格族规，限制天一阁文献的使用，开始了一种封闭的家族共同管理的管理制度。这固然遏止了天一阁文献信息的利用，但客观上却使天一阁藏书，特别是大量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珍善本比较完整地得以保存下来，这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当公元16世纪前后建立的著名藏书楼，如祁氏澹生堂，赵氏脉望馆等纷纷衰落后，天一阁却为时人所重。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设四库全书馆，向全国各地采访遗书，开始《四库全书》编篡的浩大工程。天一阁族人范懋柱积极行动，概然进呈书籍641种，共5 762卷，率先在藏书人当中做出了表率，是私家藏书楼中进呈底本最多的一家。在他的影响下，进献一百种以上的近十家。如果没有藏书家呕心沥血、日积月累的收管保藏，就不会在当政府需要时，能够如此慷慨地应诏进书呈献阁藏，为《四库全书》的顺利编篡作出巨大贡献，受到乾隆皇帝的直接关注和褒扬奖励。

清末社会动荡不安，战乱兵燹不断。《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中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均毁于战火，唯杭州文澜阁虽遭战乱，却因丁申、丁丙二位藏书家“不避艰险，每夕往返数十里，摭拾文澜阁残编”，经钱恂、张宗祥等学者抄补缺帙，终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恢复原貌。现今的南京图书馆就收有丁丙“八千卷楼”的全部藏书。

此外，为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还从民间汲取智慧、良方，采取各种办法保护所藏，有些方法一直被沿用到今，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他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凡此种种，着实荷载了藏书家太多的辛苦与磨难，更折射出聚书的不易与艰难。藏书家大多嗜书如命，出于对书的痴迷和热爱，也许藏书家苦心收藏的目的是为了“子孙宝之”，也许是为了自己学术研究和出版图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书籍是宝，是人们不可或缺之资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书籍是人类知识的宝库，这种共识，往往是促使藏书家长期坚持藏书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洪有丰在《清代藏书家考・引言》中有着最好的表述：“各藏书家之经营网罗也，或费手抄之勤，或节衣食之费，得之艰而好之笃，情壹志专，珍护逾甚。储藏、装修一切整理、保管之法，无不加意考察，力求至善。虽聚散无常，而楚弓楚得，苟非绛云之炬，及裹物代薪之不幸，其他大抵转相售购，仍多归于好而有力者之库，其爱昔保护一如前也……故今日之珍藏，实幸往昔藏书家，互相保留，以迄于今也。”

二、典籍的传播

抄录和刊刻流布，是中国古代藏书家传播典籍文化的重要手段。

首先，典籍的借抄、互抄。古代的通讯、交通俱不发达，历代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有过借抄史。借抄既是聚书方法，也是私藏的利用，很多藏书家都将其藏书借人抄录，互相借抄之风甚盛。他们或亲自动手，或雇人代劳，或抄自官府，或源自私家。通过许多人的碾转借抄，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而且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四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人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北周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这不仅推动书籍流通，而且也丰富了公私典藏。

宁波范氏天一阁之藏书最初也是通过借抄方式来保存传播乡邦文化的。天一阁藏书的借抄始于范钦，其藏书的一大来源便是向其他藏书家借抄。比如他曾向同里丰氏万卷楼借抄，又与江苏藏书家王世贞订立藏书互抄之约，“以增益之”。据天一阁研究员骆兆平先生《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叙》考证，有据可查的天一阁明抄本有1 147种之多，其抄本除少量得自故家旧藏外，主要通过借抄、互抄而得。在范氏族人范光燮任嘉兴府学训导时，为充实府学藏书而抄录天一阁经部类典籍百余部，供士子们阅读。能够完成如此数量的传抄活动，的确反映了藏书家对阁藏文献的使用和传播的慷慨态度。或许借抄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著述，亦或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庋藏，但藏书家孜孜以求、经年累月地抄写，其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是何等之大！凭无数双抄书的手生产出无数的抄本书，以至当许多刻本毁灭绝迹时，唯赖抄本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

其次，典籍的刊刻、流布。藏书家刻书应该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和好传统，它对于中国历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的书籍均靠手工抄写，费时又费力，一种书复本很少。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刊刻书籍便也在私家宅塾流行，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刊刻者，他们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户，利用各自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广为流布。

明代一些藏书家，为了增加收藏、传播典籍文化，他们利用传统的抄录和编纂，更多地运用自宋以来印刷术方面的优势，大量刊刻传播古籍。如胡震亨刊布传播唐诗；臧懋循、赵琦美刊刻传播元杂剧；洪木便刊刻宋元明话本等。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藏书家还大量刊刻了丛书。据统计，中国历代所刻印的丛书，总数约在5万种以上，几占中国古籍的1/2以上。因此，明代的藏书家刊刻丛书功不可没。再如，明末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更是以刻书名闻天下。毛晋三十岁时，为要经营印书业，把田地、质库一时尽售去，以作买书和刻印书籍的资本，陆续买进的珍本书达84 000册之多，建汲古阁、目耕楼以储之，为日后校勘书籍之用。他“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地勤奋工作，直到“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忙忙不休”。其刻书流布活动昭示着汲古阁藏书之丰富，所校刻《十三经》、《十七史》、《群芳清玩》、《津逮秘书》、《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多以“汲古阁”名义刊行，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

清代的黄俞邰、周雪客为使珍籍得到广泛传播，在自己无力刊刻的情况下，精心挑选了家藏中罕见流传的珍秘之书96种编成书目，联合向社会公告征求刊刻者，表示愿无偿提供家藏珍本为刊刻底本，有意者可任意选刻一种、数种或数十种，“各随所好，共集大成，不但表彰前贤，抑或嘉惠来者。”这就是著名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由来。该书目自后，响应者众多，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取其22种经书刊行，鲍延博《知不足斋丛书》也选其9种珍本刻之，甚至连皇家英武殿聚珍版丛书也慕名前往，按书目选取了不少史子类珍籍刊刻。确实，在许多的藏书家心目中，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也是服务社会、流芳百世的至高境界。

三、典籍的完美

为了一种古籍的完美，许多藏书家往往需要埋首故纸，昏天黑地耗费数年的光阴，正是对典籍负责，对子孙负责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撑着无数藏书家默默无闻地沉浸于陈编烂简中，从事着这种“为人作嫁”的苦差。明代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的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的校雠，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同样为了一种残缺不全的图书能够配成完书，藏书家往往不辞劳苦，遍访各家、书肆，或于杂书中拾遗补缺，或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断简残编，使无数珍本能够破镜重圆，完美再现。这种搜访集全、拾残惜书的精神同样值得称道。

四、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

历代藏书家在藏用结合，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有着明显的成效，这主要表现为藏学家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选集、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提供更多积累。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史学方面，魏晋两代私家写史成风。魏史私作，除陈寿《三国志》外，尚有郭颁《魏晋世语》，孔衍《汉魏春秋》、《魏尚书》、王隐《蜀记》、环济《吴记》、阴澹《魏记》，孙盛《魏氏春秋》等七种。晋史更多有十几种。著述方面，南北朝的藏书家，利用私藏编纂了颇有影响的巨编大著，像南齐藏书家萧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南史》卷四四《萧子良传》）。梁昭明太子萧统“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特别是《文选》一书，这是一部推重文华、精选流别、在中国文学史上深有影响、基本概括了唐以前诗文精华的文学选集，成为百千年来士人必读的文学范本，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除以上类书、选集外，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勰的《文心雕龙》、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学术名著，也都是藏书家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

五、典籍的捐公

中国封建社会，私家藏书风气推崇个人私藏和藏家世守。在近代中国，随着近代藏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传统的守藏观逐渐为藏书家所舍弃，尤其在公共藏书成为近代藏书文化发展的主流时，一些藏书家以出售、捐献或寄存等方法将私人所藏转归公藏。特别是进入现代，以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乃至自家藏书楼的百川归流，说明着中国藏书家钟爱典籍，化私为公的恢弘文化胸怀。

建国之初，范氏后裔公推范若其、范盈笙代表范氏家族将天一阁藏书和房地产捐献给国家，宁波市人民政府接受这一文化宝库，并成立天一阁文物保护所，配备专职人员加强管理。如今的天一阁是一家藏书和学术研究单位，其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而成为研究的对象。

1950年整整一年，是中国私家藏书捐献最为踊跃的时期。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济苍、瞿旭初遵其先父瞿启甲遗志，先后将其家藏宋、元、明善本书籍72种、近2 000册，通过文化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浙江杭州余翼将其父余绍宋所遗寒柯堂遗书和碑贴13 000余册捐赠浙江省图书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将其在杭州的存书1 944册，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稿本、抄本和明刻本90余种；许广平将位于北京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的鲁迅故居及宅内所藏书籍5 195册、拓本4 030件和其他文献274件全部捐献，后由文物局接受。

此外，像胡朴安、叶景葵、徐行可、李子廉、李文汉、蔡敬襄等人的藏书分别捐入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和江西省图书馆等。当然，这只是众多藏书家中的光荣代表，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六、结语

藏书家的历史作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对中国藏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是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如果没有私人藏书家的无私奉献，近代以来各类型图书馆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今天各图书馆引以为荣的古籍善本几乎全部来自私人藏书家的收藏。如若不是私人藏书家的历史贡献，我们又谈何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如果没有历代藏书家的劳绩，丰富的典籍文化绝有可能与时俱灭，那么人类就有可能在黑暗中不知要摸索多少年！我们祖国拥有的古籍之多，举世第一，而这些典籍端赖藏书家千辛万苦的护藏而后加以传播，才使中国历史不断，文明始得延续。这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文明古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这里，引用程焕文教授在“铁琴铜剑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中的发言词作结语也许最为合适：“历史上的藏书家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守护者，没有藏书家的世代相守和薪火相传，中国文化与藏书想要传承到今天是绝无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对私人藏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1]肖东发，袁逸.中国古代藏书家的历史贡献[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1，(1).

[2]牛红亮.试析魏晋南北朝的私家藏书[J].图书馆杂志，2003，(6).

[3]徐良雄.天一阁文献信息输出的历史渊源[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