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大全11篇

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篇（1）

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全世界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引发了不同程度的世界性经济社会危机,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爆发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能否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对此次金融危机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

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篇（2）

10月26日的银行家高层论坛有两个讨论模块――（1）创新与转型；（2）创新与监管。我被聘为第一模块的5个发言嘉宾之一。当主持人问我如何看中国商业银行创新与国际活跃银行创新差距问题时，我说了些不算很恰当的话，大意是：中国的商业银行总体上创新能力太低，到基层看看基本都是吃饭喝酒垒大户的传统业务手段，无论从人才还是创新意识方面说，现阶段中国的商业银行主要任务应是模仿性创新即以向国际的先进经验学习为主。从目前看，创新应在规避监管方面多下功夫。我讲完后，台上的另一位嘉宾立即作了一个针对性的发言，大意是：中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上也大有可为，不可一味学西方，这次金融危机就是衍生品创新引发的；中国的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时也不应以规避监管为目的因为监管是商业银行不该规避也规避不了的云云。

上面提到的这件事说明在金融理论界，在有关美国次贷危机的生成原因问题上人们的认识还是无法形成统一意见，而我在发言中之所以表现得不恰当，一是低估了中国银行业界的创新能力，二是将规避监管创新作为当前创新的重点方向容易引起监管部门人士的不良心理反应。

其实，1990年诺奖得主默顿早在80年代就深刻指出，金融创新的基本动力有二：一是规避监管，二是规避税收。如果我们到商业银行去调研一下会发现，这两个规避也是中国商业银行体系在严格监管和货币紧缩背景下进行业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的基本动力来源。王华庆在《思考》一书中对规避监管式金融创新着墨不多。但他总结了一条规律性线索，即80年代以规避监管型创新为主，到了90年代，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则从顺应接受金融创新者转变成了金融创新的主动推动者。我认为，他总结的这个监管当局态度演变线索对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从目前阶段说，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到底处于何种位置，是金融创新的强力压制者、顺应接受者还是主动推动者？

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篇（3）

摘要：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研究很多。但是大多数研究没有注意到FDI的大量流入对于东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FDI没有直接引起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它确实对危机国家经济脆弱性的形成发挥了作用。FDI给东道国带来的金融风险往往是潜在的，如果不能有效监管，这种潜在金融风险就有转化成现实金融风险的可能。所以，一味提高FDI的引资比重并不能使发展中国家摆脱金融危机的侵扰，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对FDI的监管。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东亚；金融危机

一、引言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研究已经很多。学者们从各个角度研究了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的学者从金融领域寻找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认为东亚国家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过早对外开放资本市场而又缺乏有效的监控措施，为国际投机力量的炒作提供了土壤，从而触发了金融危机；有的学者从发展模式和体制方面研究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认为东亚国家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集权型的资源配置培植主导产业和部分经济利益集团，虽在特定的条件下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妨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政治上滋生了权钱交易和政府腐败，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仅经济增长难以为续，而且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的学者从经济结构上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东亚国家基础工业落后，资本货物及中间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则进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另外还有金融监管不力、金融和非金融部门以及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复杂关系等原因(陈健安，2000)。归根结底，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于经济中潜在的脆弱性引发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当外部环境急剧恶化时就转化为现实的危机。东亚经济中潜在的脆弱性主要指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赤字。如表1所示，1996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9，18％，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5％的警戒线。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经常项目逆差也比较大，分别为GDP的5.99％和5.86％。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都是FDI的主要接受国。那么，FDI的大量流入是否是这些国家经济脆弱性产生，从而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呢?笔者认为FDI对东亚国家经济脆弱性的产生发挥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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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篇（4）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以下均简称“次级贷”)危机始于2006年下半年,直到2007年2月才引起世界的关注。2007年8月则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导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倒闭或向政府申请破产保护,随后对实体 经济 产生了严重的侵蚀,最为著名的是冰岛国家宣告破产。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在深层次上来自自身法律的危机。原因有如下几条:(1)监管立法的不断放松甚至缺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只依靠市场自律已经被证实远远不够,金融业若要实现安全稳健发展必须以审慎金融法律规制和有效监管为条件;与此同时,在缺少有效监管措施条件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却发展迅速。并由此形成一个连接房地产、债券、基金等环节的高风险链条,在金融衍生品的作用下,最终导致次级贷泡沫破灭,引发了这场危机。(2)英美法系弊端的暴露:英美法系自身的弊端也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导致住房抵押移风险破灭的直接根源在于其所有权、财产权的混淆与“零首付”贷款模式。除了以上原因还有公司法律制度的扭曲与信用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等等。 

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篇（5）

中图分类号：B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2-0074-06

2007年春爆发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演变为2008年夏的金融危机，目前这次金融海啸已经波击到了全世界，其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实属罕见，众多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介绍了金融风暴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其原因以及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但这些文章大都着重分析了金融危机中的“危”的一面，即消除影响。然而，凡事皆有利弊，正如中国哲学中的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附。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金融危机造成的困难和危害，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坏事之中蕴含的积极因素和危机中的机会，可能为中国未来发展带来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本次金融危机与1929经济大萧条的比较

巴菲特曾预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格林斯潘也说，美国正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国内的学者也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目前已经发展到第二阶段，其影响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李向阳，2009)。金融危机已成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危机(吴宣恭，2009)。那么，这两次危机究竟有哪些不同。

(一)背景不同

1929年大萧条的时候，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欧洲两个强大的经济体，美国处于上升阶段，欧洲处于相对停滞阶段。从政治环境看，在欧美尚处于意欲殖民统治全球各地的理念的主导下，德国、日本等新兴工业强国有挑战既有秩序的强烈动机；从资金流向看，当时美国对欧洲有很多借款，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美国信用收缩后直接导致欧洲资金回流从而挤压欧洲，很快欧美都处于流动性丧失状态；从国际协调看，1929年美国危机爆发以后，最重要的影响是国际贸易急剧萎缩，各主要工业国在当时盛行的激进民族主义倾向下都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国家主义的名义推动了一同滑人深渊的结局。这是一个分裂的世界注定要承受的结果。

而这场危机在这三个方面都是不一样的。首先，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所建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贸易金融体系，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都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并不存在挑战这个体系的强烈欲望；其次，从资金状况来看，在这个体系链条中，中国、日本、中东等自由贸易金融体系的受益者，握有总数上万亿美元的贸易盈余，总量资金充裕，并不存在1929年美国经济收缩而欧美都没有资金的状态；再次，激进民族主义的隔离政策到目前为止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市场，世界的整体性比以前有很大增强，各个有影响力的经济体并不希望原有国际金融贸易体系发生崩溃(刘辉，2008)。而是联手同时出台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

(二)机理不同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在此期间，社会经济虽然有一定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资本家攫取了高额利润，广大劳动人民却日益相对贫困，限制了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分期付款和银行信贷刺激了市场的虚假繁荣，资本家为眼前的利润驱使，盲目扩大生产，使得生产和销售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时，人们醉心于利润丰厚的股票等投机活动，股价被大幅度哄抬，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1929年lO月，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形势急转直下，股价狂跌。人们疯狂抛售股票，股市崩溃，引发了一场经济危机。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在放松抵押贷款标准、创新抵押贷款产品的情况下，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持有很多住房抵押贷款债权。这些债权在未来一般可以获得稳定的现金流，但是这些债权的流动性比较差。为了迅速回笼资金，房地产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合作，将部分住房押贷款债权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以此为基础资产(UnderlyingAsset)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这样，住房抵押贷款债权就被证券化了。但是，证券化金融产品根据未来偿付优先权的次序不同进行分级，依次为优先级、中间级和股权级。相应地，优先级证券化产品的评级最高，而中间级等其他证券化产品流动性则较差。为了获得流动性，房地产金融机构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设立特别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Vehicle，SPV)，特别目的公司购买中间级MBS等缺乏流动性资-产，再以该资产池的未来现金流为基础发行债券，即为担保债务权证(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CDO)。出于类似的分级，优先级CDO往往能够获得AAA评级，具有稳健的投资价值和良好的流动性，而中间级、股权级CDO因收益相对高于中间级MBS而受投机性投资者的偏爱。此时，中间级MBS等资产也被证券化了。实质上，CDO是中间级MBS等证券化产品的证券化，是一个再证券化(Resecuritization)的过程。这些证券化产品经过评级机构评级，再卖给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等。资产证券化和担保债务权证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了规模巨大的流动性，为房地产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何德旭，2008)。

然而，2006年以后，随着美国国内物价水平的不断攀升，为避免通货膨胀，美联储不得不提高利率水平。利率的上升加大了借款者的成本，导致浮动抵押贷款违约率提高，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次级贷款比重出现大幅攀升，美国次级住房按揭贷款的违约率创近10年新高。违约率的大幅提高拉响了美国次级房屋抵押贷款的危机警报，随着大量借款者无力偿还贷款，“次贷”风波迅速爆发和升级，并波及全球金融市场，演化为金融危机(于洋，2008)。

(三)原因不同

1929～1933年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2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繁荣景象，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在经济发展的本身又潜伏着严重危机。首先，美国20年代的繁荣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少数垄断组织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造成国民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资本家攫取了高额利润，20年代，国民收入的1／3为占人口5％的最富有者所占有；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都日益相对贫困，1929年，约60％的美国家庭收入仅够维持生活，他们的收入在全国总收人中尚不足24％。这就限制了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造成市场的相对狭小。第二，分期付款和银行信贷刺激了市场的虚假繁荣。20年代后半期，美国市场日益盛行分期付款，以此来刺激消费，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

而是一种提前消费的形式，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消费的疲软。而资本家为眼前利润驱使，盲目扩大生产，使得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日益尖锐。第三，无限制的股票投机活动。当时美国的股票投机活动非常猖獗，不但职业投机者，一些普通的美国人也参与股票的投机，把它作为致富的捷径。人们不但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投入，甚至向银行贷款购买股票，结果造成这一时期股票价格被大幅度哄抬，发展到令人难以相信的极端，股票以其账面价值的3倍到20倍的价格卖出，这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为货币和信贷系统的崩溃准备了条件。1929年10月，以纽约股市的崩溃为开端，引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发生以后。以及从次贷危机演化为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危机的原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经济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原因，外国学者的主要观点如下：有的经济学者从房产泡沫破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比如，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前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ddstein)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银行尤利娅・德姆言科(Tuliya Demyanyk)和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奥托・范・赫默特(Otto VanHeme~)认为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主要是由2006和2007发放的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上升造成的。有的经济学者从制度和政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克里斯托佛・惠伦(R.Christopher Whalen)认为，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二是金融创新，三是会计准则。有的经济学者从综合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美国房地产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伦・马利亚奇(Manmallaeh)认为，一些贷款经纪商的欺诈行为以及一些资产评估机构和一些借款人的欺骗行为等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李嘉图・卡巴莱罗(Ricardo J.Caballero)、美国哈佛大学伊曼纽尔・法希(Emmanuel Farhi)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技皮埃尔・奥利维尔・古里蔡斯(Pierre-Oliver Courin-ehas)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证明了持续的全球经济失衡、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和最近石油价格波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李羽中，焦志文，2009)。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整个社会对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造成的恶果缺乏深刻认识，以及抵押贷款人的欺诈行为，对冲基金和信用评估机构日益膨胀的贪婪和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失策(罗伯特・希勒，王燕燕译，2008)。有的经济学者从道德风险的角度分析了原因。美国CCH公司分析师卡塔莉娜・M・比安科(Katalina M.Bianeo)认为，道德风险在此次危机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导致了贷款标准和抵押贷款证券发行标准的放宽(李羽中，焦志文，2009)。

中国学者有以下观点，有人认为原因有三点：放贷冲动，风险集中释放和金融机构监管缺位(于洋，隋学礼，2008)。陈四清将危机的表面原因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贷款机构放弃信贷原则使次贷质量先天不足；二是投资银行高杠杆率操作放大收益的同时也放大了风险；三是一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四是金融市场特别是金融衍生品本身存在缺陷；五是外部评级机构对证券化金融工具评级存在严重问题，六是政府监管缺位。深层次原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运行进入下行周期；二是资产价格形成泡沫，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三是市场经济下“经济人”假设，使得各主体过度追求“利”，忽视了“义”；四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下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陈四清，2008)。葛奇将次贷危机原因归纳为五条：美国政府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政府对次贷发行的有力政策导向，贷款机构对次级贷款人资格审核流程的变化，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灭，权威评级机构对次贷证券的评级并未体现真正的内在风险(葛奇，2008)。刘克崮则将次贷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是次贷产品自身和运行机制的缺陷，外因是房地产走弱，利率持续上调(刘克崮，2007)。张炳辉则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过于宽松的房贷政策种下了危机的种子，资产证券化将房地产市场风险传递到整个金融系统，而利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最终导致这场危机爆发(张炳辉，2008)。陈颖则认为次贷危机是由四大缺陷共同导致的“完美风景”。一是低利率条件下授信标准放宽带来的信用风险；二是一些大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明显缺陷；三是评估机构对证券化金融工具评级存在严重问题；四是“发起一分数”经营模式下市场参考者的激励机制扭曲(陈颖，2008)。光认为这场危机的发生是源于三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美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活消费模式；二是金融运行机制上的监管缺失；三是危机发生的条件，包括三个方面，金融过度自由化、美元的世界主货币地位和宏观政策(光，2008)。胡汝银则认为这次危机是政治、经济、货币、金融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宏观经济层面上政府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房贷政策及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微观层面上的原因有三个：市场参与者的信息不对称、对华尔街金融机构管理层与员工激励机制失当，以及监管不力下的高杠杆和投标行为(胡汝银，2009)

除了以上综合的原因，有些研究者着重从单一方面对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了深度分析，比如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方面(邓翔，李雪娇，2008)，次贷危机中评级机构的角色及影响。2008年5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声称已开始对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调查，以确定这三大评级机构是否在次贷危机期间出现违背法律和职业规范的行为(史健忠，2008)。金融危机标志美国超前的消费模式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也标志着旧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高辉清，2008)。金融危机中金融产品的过度创新(何德旭，范力，2008)。

吴宣恭首先总结了外国和中国经济学家给出的原因：美国信贷环境急剧变化、金融衍生工具太多太长，贷款门槛太低，金融监管机构工作失误，美国监管体制存在重大漏洞，美国人过度透支国家信用和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然后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认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被美国信贷消费模式遮掩着、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原因(吴宣恭，2009)。

(四)特征不同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具有明显的三个特征，第一，它范围特别广，从经济范围看，危机期间信贷货币危机、工业危机与农业危机同时并发、相互交织；从地域范围看，危机从美国蔓延到德、日、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波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它持续时间特

别长，1929～1933年，持续四年之久；第三，它破坏性特别大，不仅在危机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1／3以上，国际贸易额减少2／3，甚至在危机以后也不见经济的复苏。

而此次金融危机表现出系统性、全球性、交互性和集中性等特征。

1　系统性金融危机

本次金融动荡最初以次级抵押债券市场动荡的形式出现，影响范围限于持有或经营次级抵押资产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商业抵押贷款机构、投资银行及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子公司等。随着次贷危机的加深，一些商业银行开始冲减次贷有价证券，财务状况恶化，甚至出现净亏损。受此影响，银行业普遍收紧企业和消费者放贷标准、提高贷款条件，信贷紧缩开始困扰实体经济。至此，次贷危机完成了向信用危机的传递。信贷紧缩笼罩短期资金市场，导致货币市场基金的机构投资者面临陡然增大的资金赎回压力，流动性出现紧缺，货币市场总市值萎缩。信贷紧张加剧了业已存在的借款人房贷违约现象，并波及经营债务保险及信用违约担保产品的保险商，导致其融资成本升高，债权人相继要求其追加债务担保。除了商业信用市场、保险市场外，金融动荡还波及公司债券市场、商业票据市场、股票市场、汽车融资市场等其他金融市场，形成系统性的全面金融危机。

2　全球性金融危机

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随后的俄罗斯、巴西等金融风暴，均发生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边缘区域，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程度有限。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和波动幅度则远远超过历次新兴市场危机，是近年来罕见的发生在国际金融市场核心并冲击世界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发生后，除美国银行业遭受损失外，从欧洲到亚洲，多家国际活跃银行因广泛参与美国次贷市场而蒙受损失，并大规模收缩相关业务，导致全球范围的流动性枯竭，迫使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央行纷纷加入救市行列，频繁向银行系统注入巨额资金。

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股票市场大幅度下滑，并对全球股票市场产生了严重冲击。美国金融危机向欧洲蔓延，引起欧洲股市大幅震荡。

3　与实体经济交互作用的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源于实体经济，并作用于实体经济，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因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本轮金融动荡首先源于房地产市场的快速下跌。由于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数倍于实体经济总量，金融市场动荡严重冲击实体经济。

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金融动荡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是：随着金融危机深化，信贷收缩笼罩市场，使企业融资成本快速攀升，甚至导致新增投资来源枯竭；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大幅度下滑带来强烈的逆向财富效应，抑制了居民消费。最终，金融危机从投资和消费两个角度导致实体经济下滑，从而完成了“房地产市场下滑导致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的逆向反馈循环。因此，金融危机最终能否结束，将取决于美国经济的表现尤其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恢复状况。

4　各类金融风险集中爆发的金融危机

在次贷危机中向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中，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金融风险。危机开始于利率周期性变化所引起的利率风险、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引起的信用风险；危机也因金融机构面对严峻的市场环境减少同业拆放所引起的流动性风险以及金融市场价格快速变动所导致的市场风险而不断加深，最后大量的交易对手违约导致的操作风险几乎使金融市场出现了去功能化的趋势(徐克恩，鄂志寰，2008)。

(五)影响不同

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可以从局部和整体两个方面进行归纳。从局部看，经济危机激化了资本主义各国严重的社会危机。各国政坛丑闻层出不穷，政府信誉扫地；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改善生活状况，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不断；法西斯分子乘机兴风作浪，促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从整体看，经济危机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改善本国经济形势，加紧在国际市场上争夺，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各国进一步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行掠夺，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世界局势危机四伏。

有学者认为这场危机分三个阶段，由2007年初的次贷危机演化为2008夏以雷曼兄弟倒闭为标志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处于由金融危机向经济危机的演化中，最终能否变成经济危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2009年2月中东欧国家银行的纷纷倒闭，有人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第二波，金融危机对银行业的冲击由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经济体，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已经演化为实实的金融危机。

从危机的演化过程中，可以看出人们对危机的认识越来越刻，对于危机原因的探究越来越多，对危机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但很多负面影响超出了人们以前的判断和自身的认知。因为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影响远远大于次贷危机的影响，这种影响从地域上看，可以由大到小分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东欧和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从国别上看，中国学者研究最多的是对美国和中国的影响；从行业上看，各位研究者着重分析了对证券市场、对房地产和银行业的影响。

1　次贷危机对美国和中国的影响

在次贷危机阶段，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有两种观点，以巴菲特、索罗斯和其他学者们认为次贷危机会引起美国经济的衰退。以布什为代表的政府界人士认为，次贷危机不会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只能引起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这种观点也就导致了现在看来错误的决策：美国政府放弃了对雷曼的救助。另外的解释可能是政府的相对乐观态度是为了稳定美国民众的信心。

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压倒一切的看法是，直接影响有限，比如，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美国的投资损失占整个银行资产的比例非常低，不到l％，对银行业的业绩没有实质影响。但对中国外贸出口的影响非常明显，中国对美外贸出口大幅下降。更多的是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和信心上。现在看来，多数研究者对危机的影响偏于保守，次贷危机对美国银行业的影响不宜估计过重(董隽，2008)的观点是太乐观了。

2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人们对次贷危机的认识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是逐步加深的，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经演化成全球的金融危机人们已经达成了共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已经显露无遗，美国三大汽车品牌濒于倒闭就是最好的例子，毫无疑问，金融危机已经实实在在的影响到了全球的实体经济，但是在是否定性为经济危机。学者们还有不同观点。世界经济的未来走势是触底反弹的“U型”，还是漫漫无期的“L型”，人们还不能确定。

最悲观的观点要数巴菲特，他认为他有生之年不会看到世界经济的复苏，他的有生之年到底是多少年我们不清楚，但他和格林斯潘认为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的观点则得到公认。因此，这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是长期、广泛和深远的。

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负债消费模式将会进行调整，美元汇率有可能再次贬值，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会陷入阶段性调整，困

挠清洁能源所形成的产业群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繁荣的支撑点(李向阳，2009)。所以巴菲特向具有研发新能源汽车的比亚迪投资了20亿。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低利率的通胀的时代(刘辉，2008)。世界经济将进入大调整、大动荡时期，经济调整是对美国过度消费生活模式的大纠正，旧的世界经济体系会崩溃，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发展机遇将大于挑战(高竣清，2008)。本次金融危机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对东亚，特别是中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影响严重性还要看美国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黄朝翰，2008)。

(六)两次危机的相同点

除了不同点，两次危机也有一些共同点，背景方面，危机爆发之前的经济繁荣。“一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这次危机发生之前，美国经济同样呈现稳定持续地发展，7--8年的经济周期波动被熨平。原因方面，房地产泡沫、信贷过度扩张、投机盛行、股市暴跌成为导火索。特征方面，危机的负面影响范围广、程度深、持续时间长，影响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影响方面，大萧条的结果是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次金融风暴能否引起世界格局的变化，还是未知数，但干预手段有相似之处，上次危机引起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盛行，而本次危机引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程度的提高。两次危机给中国带来影响都很大。不过，上次是消极影响，这次可能积极的成分会更多。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机遇

从以上两次经济危机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点和相同点，但对中国的影响完全不同，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贫民穷，内战四起，对危机的影响只能被动接受。而今天情况完全不同，新中国已经建立60周年，改革开放也已30年，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已初步实现了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近2万亿，中国政府拿出4万亿刺激经济，保持经济又好工快地发展。同年2月份，国务院又相继出台了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日益强大的中国将面临着更多的机遇，我们需要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迅速、高效、健康地发展。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利用金融危机，引进高端金融人才

利用英美金融高端人才被裁员或减薪之机加大引进力度，不仅有机会招到优秀人才，而且还有可能节约招聘成本和使用成本，有利于弥补国内金融人才结构缺陷。《2008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蓝皮书》指出，目前上海金融行业从业人员超过18万，仅占上海总人口约1％；行业领军人才，兼具金融、法律、外语、产业等知识，又能掌握金融服务运作惯例的中高层金融管理人才、高级专业金融人才尤为短缺。对于力图把上海打造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抄底”华尔街金融人才，以此来增强上海的软实力是一个非常重要且难得的举措。

当然，有人会反对说，这些人曾搞垮了美国华尔街的五大投行，是引起这场金融风暴的“元凶”之一，把他们引进到中国来，可能搅乱中国的金融市场。对于这个问题，60年前就有了答案，共产党打败了，但重用了许多中的军事将领，当时许多共产党将领也想不通，成功的将军怎么能向败将学习。但事实证明：这些败将对共产党应对未来更大规模的战争还是很有价值的。同样，美国的情况是金融创新过度，而中国的问题是创新不足(胡汝银，2009)。与美国相比，中国的金融人才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市场的需求，难以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从而降低了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同时导致金融风险在低水平的金融体系中不断的积累，导致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与动荡。因此，在从美国金融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同时，绝不能放慢中国金融市场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对外开放的程度将不断提高，最终会不可避免地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实现一体化。必须抢在这种一体化之前不失时机地发展国内的金融市场，使国内的市场参与者积累起足够的经验和市场运作技能，形成足够的竞争实力，不至于在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后沦为任由国外金融机构宰割的牺牲品。QDII、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平安等海外军团的在海外市场的全军覆没和巨额浮亏就是明证。还有黑石对摩根土担利投资50亿美元，现在仅剩10亿美元。因此，就国内市场和市场参与者而言，“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金融市场发展，就没有操作经验；没有金融市场发展，就没有竞争实力；没有金融市场发展，就没有成长空间；没有金融市场发展，就没有金融安全。必须只争朝夕地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要发展就必须依靠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经验，熟悉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高端金融人才。

(二)利用金融危机，发展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

第六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10日至11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百余名专家围绕文化战略、文化产业与城市发展等展开探讨，普遍认为，在金融危机中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认为，虽然金融危机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但网络游戏、影视文化等文化创意产业却不断增长，已经远远超过经济增速。金融危机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一是文化产业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小、发展潜力大、资源消耗少，符合国家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要求；二是符合国家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要求；三是金融危机影响到我国传统的出口企业，反而给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创造了机遇；四是从内需来讲，文化消费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五是新媒体、新文化业态的兴起也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也认为，经济危机出现时，文化消费需求反而有可能增加。近年来，文化产业逐渐成为许多地方的支柱型产业之一。国家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出台后，也有利于解决中小文化企业的融资问题。

印度的班加罗尔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而北京中关村和大连高新创业园具有很好的条件。文化创意产业和软件外包服务业面临着新机遇。

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篇（6）

1.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导致的，即是由于利率变化和房价波动引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认为，美国次级贷款之所以引发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危机，利率与房价波动是关键因素。首先看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次贷规模迅速增加。但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与房屋贷款利率。利率的上升无疑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形成压力。其次是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降，利率变动影响到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而房屋价格变动则影响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两者共同决定了次级贷款的违约率。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是到期未付率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1］

2.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

另一种观点从金融市场层面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了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影响。如何帆、张明（2007）将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归结为次贷危机发生的触发动因，并从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归纳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方面，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面向的是那些收入较低、负债较重的、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同时房地产金融机构开发出多种抵押贷款品种，如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另一方面，从金融市场操作角度看，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便提供更多笔抵押贷款，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主观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标准，而证券化产品偏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终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2］

此外，刘克崮（2007）［3］、冯科（2007）［4］等也认为，次贷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且过度衍生,使得风险跨市场传递；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独立性弱化，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是产生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3.金融监管不力。

还有许多学者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罗熹（2008）认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放松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在此次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实行的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该模式信奉自由贸易主义、最低政府干预以及最大程度的竞争，其逐渐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得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当中。首先，从美联储的职能看，以往美联储在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采取的救市行为容易助长投机心理，甚至产生不负责任的道德风险。其次，从对金融部门的松懈监管看，监管机构了旨在将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能够从事全能银行的业务。在美国，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5］

4.流动性过剩。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流动性过剩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流动性过剩联系起来。华民（2008）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成本竞争后产生了价格持续下降的通货收缩效应，从而导致货币需求的减少、美国长期累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过度供给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过剩的资金大量购买高风险资产，从而引发了以美国次级债为典型的金融风险。［6］陈雨露、庞红、蒲延杰（2008）认为，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货币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而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最终演绎成为全球潜在的金融风险。［7］黄纪宪、张超（2008）则试图从商业银行这一视角，探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不断积累的原因。他们认为，银行流动性过剩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竞争行为，导致过度竞争，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快速膨胀。［8］

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角度出发研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

杨圣明（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最深的根源之一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由于价值背离使用价值，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9］

杜厚文、初春莉（2008）从美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出租房屋空置率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多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虚假繁荣的外表下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同时市场的杠杆作用又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泡沫的破裂。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将破灭，这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10］

6.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历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张宇（2009）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指出当前的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1］

白暴力、梁泳梅（2008）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12］

张宇、赵峰（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导致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1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安东和尹哲（2008），他们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化以及贫富分化。［14］

吴宣恭（2009）指出，由于滞胀问题的存在，为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放胆扩大消费。这种信贷消费模式所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5］

顾钰民（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实质的分析指出，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16］

此外，刘明远（2008）［17］、张作云（2008）［18］等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上述六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著名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水平。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流通量的方程式颠倒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在解释物价变动与货币量的关系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是物价和产出水平决定了货币数量，而非相反。并且，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到生产层面，才能找到本质原因。第二至第四种观点着重于金融市场角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但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流回规律为中介。即各产业部门进行交换时，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进行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里。只有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时，货币流回规律才能实现；一旦货币不能如数回到自己手中，说明社会再生产出现问题，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原因。第五种观点分析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对前几种判断的一个综合，将货币和金融层面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马克思早就揭示出，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相失衡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并且会将经济危机的影响放大，但这不是本质原因。实际上，前五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流通层面分析原因，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而第六种观点则从更深层次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时，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但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的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房地产市场，并通过信贷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终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荡。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通过传导机制引发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通过何种途径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领域，侧重于讨论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风险如何传导、引致金融危机并影响实体经济。

张明（2008）分析了次贷危机是如何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传导的。他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逻辑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去杠杆化在资本市场的危机深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19］

余永定（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受到影响，出现流动性短缺；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杠杆比率降低，导致信贷紧缩，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20］

张宇（2009）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指出当前的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1］

白暴力、梁泳梅（2008）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12］

张宇、赵峰（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导致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1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安东和尹哲（2008），他们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化以及贫富分化。［14］

吴宣恭（2009）指出，由于滞胀问题的存在，为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放胆扩大消费。这种信贷消费模式所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5］

顾钰民（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实质的分析指出，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16］

此外，刘明远（2008）［17］、张作云（2008）［18］等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上述六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著名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水平。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流通量的方程式颠倒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在解释物价变动与货币量的关系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是物价和产出水平决定了货币数量，而非相反。并且，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到生产层面，才能找到本质原因。第二至第四种观点着重于金融市场角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但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流回规律为中介。即各产业部门进行交换时，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进行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里。只有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时，货币流回规律才能实现；一旦货币不能如数回到自己手中，说明社会再生产出现问题，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原因。第五种观点分析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对前几种判断的一个综合，将货币和金融层面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马克思早就揭示出，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相失衡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并且会将经济危机的影响放大，但这不是本质原因。实际上，前五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流通层面分析原因，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而第六种观点则从更深层次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时，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但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的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房地产市场，并通过信贷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终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荡。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通过传导机制引发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通过何种途径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领域，侧重于讨论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风险如何传导、引致金融危机并影响实体经济。

张明（2008）分析了次贷危机是如何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传导的。他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逻辑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去杠杆化在资本市场的危机深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19］

余永定（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受到影响，出现流动性短缺；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杠杆比率降低，导致信贷紧缩，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20］

关于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及途径，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徐克恩和鄂志寰（2008）［21］，黄小军、陆晓明和吴晓晖（2008）［22］，曹红辉（2008）［2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1］等，他们认为，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路径导致实体经济下滑。例如，曹红辉（2008）认为，次贷危机从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首先，次贷危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大房价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人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或有更多借款人被强制要求出售房屋，增加了房屋供给；另一方面，贷款人为控制信用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并提高贷款标准以压缩信贷规模，控制房贷风险，对住房需求也起到抑制作用。其次，次贷危机通过两方面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中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抵押品权益撤回（MEW）金额占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起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日益突出。［23］

理论界在次贷危机如何由次级贷款市场传导至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机理研究得十分透彻，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途径分析也十分到位。许多人相信，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是以连锁反应形式依次出现的，只有在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后，金融危机才会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发生，似乎实体经济受损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失衡恰恰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为维持生活水平，多数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债，信贷消费开始流行，而居民消费又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信贷消费减少，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信用制度只是加速和扩大了危机发生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产业危机引起次贷危机，次贷危机通过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发展，这一点是目前认识比较欠缺的。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金融危机将何去何从，其影响有限抑或将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1.金融危机影响有限。

赵涛（2008）利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启动了新一轮长周期，这次长周期的终结期应在2050年以后。从时间上看，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不可能演化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关于次贷危机的时间长度，赵涛认为，战后美国共发生10次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时间平均为11个月左右，次贷危机从2007年8月开始，美国已于2007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时间长约11-16个月，美国经济在2008年年中到达谷底，2008年底或2009年初结束，2009年出现全面复苏。［24］

黄隽（2008）利用2000—2007年美国十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对银行的基本业务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主要银行的影响有限，美国十大银行的基本面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但对人们心理和信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实质影响，只要银行的支付系统和支付能力没有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会导致真正的金融危机。［25］

2.危机尚未结束，但美国经济长期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李翀（2007）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造成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损失；导致信贷市场提高贷款条件和减少贷款数量，造成信贷市场的收缩；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造成房产市场的收缩；通过股票、信贷和房产市场三个途径造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下降。但由于此次次贷规模并不大，考虑到美国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干预，次贷危机可能导致美国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进口支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小幅度的下降，但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26］

李向阳（2008）在《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认为，次贷危机存在向纵深发展的可能。目前，次贷危机尚未全面扩展到信用违约掉期领域。其发展前景一方面将取决于政府干预措施能否遏制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将取决于能否遏制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下跌。从调整的时期和幅度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09年下半年进入稳定状态。进而，金融市场会趋于稳定。［27］

3.美国经济在长期内将步入衰退。

陈雨露、庞红和蒲延杰（2008）认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经确定无疑，唯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全球经济将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7］

李慎明（2007）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他接受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近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28］

总之，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V字型，即触底反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U字型，即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放缓将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会逐渐复苏；L字型，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将进入衰退阶段，这是比较悲观的观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大多数人都集中于分析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关系这个问题却少有关注。我们认为，历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许多新变化，如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取消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使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加深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经济危机不是消失或者转移了，而是爆发得更加频繁了。［29］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和更加频繁的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同时，用一系列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去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并采取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如企业职工持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劳资矛盾趋向缓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稳定。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揭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们要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四、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的一般层面是存在共性的。因此，此次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把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

1.货币政策方面。

吴培新（2008）通过对次贷危机形成机理以及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含义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改善提出了四点启示：（1）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以便采取防御性的货币政策；（2）由于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3）以央行为主导，加强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协调机制，以改善货币政策环境，抵消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4）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30］

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李若谷和冯春平（2008）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迫切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一些金融资产价格相对缩水，更接近合理的价格区间，为中国对外投资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31］

2.房地产市场方面。

蒋先玲（2007）认为必须从意识上强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也是一种风险资产；警惕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严格贷前审查；认为我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应尽快总结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寻找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利率杠杆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管理机关、房地产交易管理机关的透明度，减少商业腐败等，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32］

刘克崮（2007）认为，借鉴美国用次级贷款等市场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加强住房金融市场分层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有利于我国形成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以多种方式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3］

麦元勋、刘湘云（2007）则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当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求利润而滥用资产证券化工具时，资产证券化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沿资金链条迅速将风险传播出去，最终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危机。应坚持审慎原则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33］

汪利娜（2007）认为，“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一个优化的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统一。［34］

3.金融市场方面。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启示，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看关于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的讨论。如蓝庆新（2008）认为，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我国银行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35］黄润中（2007）提出，金融创新工作要特别注意掌握规律，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必须在趋利避害中寻求利益最大化。［36］罗熹（2008）认为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有以下启示：一是在投资、信贷活动中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二是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三是要有明确的风险战略、政策制度和健康的风险文化，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严格执行风险政策和制度，在风险收益的长期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重新检讨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5］

其次看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张雪春（2008）指出，必要的中央银行监管职能，有利于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必须赋予中央银行必要的监管职能，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此外，在构建存款保险机制时，中央银行应该占据特殊地位。从这次美国次贷事件看，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是站在第一线的，应当与存款保险机构共享信息，并与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相当的默契。［37］阳建勋（2008）认为，为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同时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38］

4.经济结构方面。

张宇、赵峰（2008）在深刻揭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的基础上，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总结如下：（1）注重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现阶段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应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奠定基础。（2）在以股票、债券等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运动与实体经济的运动往往是脱节的，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作为一个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效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3）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13］

何干强（2008）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将小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是不合理的。如果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且超出一定限度，产生供过于求而导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引发金融问题。并且，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有关，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越大。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角度出发，调整产业结构。［39］

朱安东、尹哲（2008）认为，应出台关乎民众利益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在稳定物价的同时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提高居民消费和内部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4］

余永定（2008）认为，在积累了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保持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代表中国可能或已经遭受的真实财富损失。因此，中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战略的调整，坚决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尽快转移到内需上来。［20］

吴敬琏（2009）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因此，要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进程，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40］

彭兴韵、吴洁（2009）则认为，次贷危机归根到底是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的危机，虽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那种迷恋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发展道路，终究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只有在政府的宏观引导、风险及时得到消解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41］

从我国理论界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启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启示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决定了在不同层次提出各自的启示和对策。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的观点，主张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房贷的发放要严格审核，并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失误引起的观点则更侧重于从金融角度，要求银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监督机构必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另一些学者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后提出，应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注重社会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我们认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于产业危机，通过信用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世界各国，并加深其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持续时间。因此，上述各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归纳出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在经济运行各层面应把握和注意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认识到，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债务危机，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遇到困难而导致货币流通不畅引起的，因此，要从生产领域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调整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制度，标本兼治，从根源和外部条件上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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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吴敬琏.金融海啸与中国［J］.亚太经济，2009,(1).

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篇（7）

而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巨大，其破产牵连广泛，于是市场上迅速出现了交易对手风险，其自身直接损失尚在其次，它所引发的互不信任乃至信贷紧缩立即牵扯到一连串美国大型金融机构陷入破产危机，其后更席卷至欧洲乃至全球金融业。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金融产品的交易市场全面冰封，“以市值计价”甚至已经没有市场可言，故只有将资产价值减计至零，形成又一波恶浪。

于是，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甚至国会议员将矛头直指美国会计准则，认为公允价值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元凶巨恶”。

二、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公允价值无关

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为代表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则认为，金融巨头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抨击无非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从而为自己过度的投机和失败的风险管理寻找替罪羊。会计界认为，金融机构随意放松信贷标准、毫无节制地发放住房按揭贷款制造了房地产泡沫，并通过不透明、不受监管、容易滋生道德风险的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手法放大金融资产泡沫，这才是最终酿成这场灾难深重的金融危机的原因。而会计界借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及时、公开、透明地揭示出这些资产泡沫，促使金融界、投资者和金融监管当局正视和化解金融风险。

他们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加强了财务信息的透明性，尤其是在经济下滑时期公允价值的信息显得更为重要，取消公允价值只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并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会计的职能在于尽可能地提供准确的决策相关信息，公允价值会计方法提供了及时的价值计量，捕捉到了市场目前的波动，但它绝非导致市场波动的原因，本次金融危机是许多因素相加的结果。因此，粗暴地取消公允价值会计并不能结束危机。

三、公允价值并非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但其放大了危机损失

在综合以上两种观点后，笔者认为：公允价值并非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但其放大了危机损失。

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篇（8）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东部地区，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经济、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防范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的改革；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体系，良好的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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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

[2] 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 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 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篇（9）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以下均简称“次级贷”)危机始于2006年下半年,直到2007年2月才引起世界的关注。2007年8月则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导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倒闭或向政府申请破产保护,随后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侵蚀,最为著名的是冰岛国家宣告破产。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在深层次上来自自身法律的危机。原因有如下几条:(1)监管立法的不断放松甚至缺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只依靠市场自律已经被证实远远不够,金融业若要实现安全稳健发展必须以审慎金融法律规制和有效监管为条件;与此同时,在缺少有效监管措施条件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却发展迅速。并由此形成一个连接房地产、债券、基金等环节的高风险链条,在金融衍生品的作用下,最终导致次级贷泡沫破灭,引发了这场危机。(2)英美法系弊端的暴露:英美法系自身的弊端也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导致住房抵押移风险破灭的直接根源在于其所有权、财产权的混淆与“零首付”贷款模式。除了以上原因还有公司法律制度的扭曲与信用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等等。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与其它发达国家消费紧缩,致使中国出口业务衰退,进出口违约率提高,回款率恶化,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尽管如此,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创造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具有极大的启示。

一、金融立法应当立足于国情与实际

尽管没有西方国家那样发达,但中国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立法都有其自身特点与时代特色,并且不失其功效。从这次由美国次级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难看出美国金融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所以中国金融立法不应再盲从西方发这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只有从自身国情出发,根据自身国情需要,制订适合自己需要的法律制度,才能解决自身问题。当然,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也不是要全部弃之不理,借鉴还是要借鉴,但我们必须调整心态,避免一味地照抄照搬,而是有需要地结合自身情况与实际需要进行有选择地借鉴,这样才能制订出符合中国自身实际情况的法律制度,才能促进自身经济与社会有序发展。

二、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对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具有重要作用

应当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着诸多原因,例如经济体制、政治因素等。通过对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研究发现,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能够成为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的保障,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也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护器,所以,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金融业是经营风险、获取利润最大化的的行业,有效的金融法律制度完全可以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国家监管当局所能容忍与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来说,完善与创新金融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的必经之路。

三、中国应当建立完善而全面的金融法律体系

中国目前金融法律制度单一,内容不够丰富,远远不能满足中国金融业发展需要。中国金融法律制度以《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证券法》为核心内容,涵盖证券与保险法律规范,具体到业务操作层面,仍以行政规章为主要内容。整个金融法律制度缺少操作性规定,与现代金融发展形势及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要求不相符合。

首先,没有一套完整、统一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当前中国金融法律中尚无较为详细的关于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等方面的规定,也就无从谈起完整、统一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

其次,由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金融监管缺位与错位现象严重。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理念转换不够,不仅职能交叉、监管过度,又有监管不到位,跨行业、跨市场监管存在盲点等问题,很多金融风险无法真正得到有效控制。

再次,防范、化解金融危机的相关法律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因救助标准不够明确、工具与措施缺乏,导致最后贷款人制度形同虚设。另外,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发生危机后的并购、接管等制度缺失,也无防范与化解国外输入型金融危机的相关法律制度安排。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金融业无法适应全球金融竞争及风险逐步加剧的形势需要,也将阻碍中国金融业进入国际市场稳健发展。最后,尽管国务院法制办于2009年10月12日公布了《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但距离正式通过实施时间尚远。只有该条例正式实施以后,才能逐步解决目前国内存在的信用风险没有法律约束、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违法成本较低而无法有效遏制等问题。

另外,由于缺少完善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既不利于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也不利于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的保障,从而影响整个金融业的发展质量。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只有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以及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才能切实维护一国金融安全、经济安全,才能提高一国金融竞争力与整体经济竞争力。只有强化金融法律在金融发展中的指引、保障、规范、促进作用,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主义金融法治,使其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必须与时俱进,根据中国经济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完善与创新。

中国应当建立起一个包括规范银行、证券、保险等整个金融业的法律制度,包括金融机构的准入与退出,金融危机应对措施,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制度,只有在信用法律体系、外汇管理法律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等方面获得创新发展之际,中国金融业才能健康、稳健发展,才能在国际这个大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篇（10）

1825年7月,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危机。此后,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金融危机不时的光顾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在关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把视角回放到历史,去回顾一下历史上次重要的金融危机。

一、1929年―1933年金融危机的原因

关于这次超级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理论界从各个方面作出解释,归结起来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 “有效需求不足说”。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因为社会经济运行中产生了生产过剩,而导致生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三个心理规律的作用引起的:一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二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三是流动性偏向规律。 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基础,凯恩斯认为是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失误直接导致了此次危机。当经济滑坡并要恶化成大萧条时,联邦政府本应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投资需求。但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却是紧缩性的。这些政策无疑都加剧了投资需求的下滑,加快经济危机的到来。[1]后来凯恩斯指出,增加政府投资也只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缓解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差额,投资需求的加大会导致产品供给量的进一步扩大,最终导致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就是说,增加投资的做法只能是饮鸩止渴。资本主义经济始终处于一个恶性循环的周期之中。凯恩斯不得不承认,当我们每一次通过投资的增加来取得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相等时,我们加重了使二者在明天等同的困难。[2]

2.货币主义的解释。货币主义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观点,其代表人物弥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提出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是由20世纪30年代初货币供给的收缩引起。要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就必须保持货币的供应量与货币实际需求的平衡,保持币值稳定。而货币的供应量都是货币当局(如美联储)控制的,如果他们没有使这一平衡得到维持,那么经济就会出现不稳定。1928年,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和黄金外流,美联储缩紧了国内的货币政策,导致物价的下跌和经济活动的萎缩。此外,银行过度信贷,部分贷款难以收回,造成银行系统呆帐增加,也出现危机。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货币需求量骤然紧张。而此时的美联储却没有向银行提供流动资金,听任银行的倒闭,终于酿成金融系统近乎完全崩溃的局面。他们还指出,当时的实行的金本位制度限制了美国政府通过发行货币来提高货币供给量的做法。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也认为:“金本位的游戏规则严重地限制可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来消除恐慌的能力。”[3]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解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解释。而伯南克为代表的当代许多经济学家则采取了比较折中的观点,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既有货币因素也有非货币因素作用所致。我国学者一般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去解释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生产和消费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导致生产过剩,由此引发国民经济的危机。

二、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危机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的金融危机主要表现为货币金融危机,即美元危机,1973年资本主义经危机爆发后,伴随着经济危机作用于社会经济,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危机频繁爆发直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瓦解。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战后美国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国际收支连年逆差,大量美元外流,造成美元过剩这是美元危机频发的主要原因。第二,美国黄金储备不断流失,美国政府被迫停止向外国中央银行兑换黄金,直接削弱了美元的信誉。第三,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加剧,造成美元实际上的贬值,引发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其他货币。第四,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具有内生的矛盾性,决定其必然走向瓦解。这一内生的矛盾性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论”。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求在国际贸易中以美元结算,造成美元流出海外,美国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这一矛盾决定了布雷顿森体系的不稳定性和瓦解的必然性。

当然,美元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根本原因还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衰退和国际经济地位的下滑。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维持是以美国经济实力雄厚为基础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20世纪60、70年代,西欧、日本经济实力急剧上升,美国经济实力进一步衰落。加之美国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国际收支长期逆差,海外军事开支巨大,黄金储备不断减少。美国丧失了经济实力的绝对优势,美国越来越没有能力更不愿意牺牲自身利益去维持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最终难以挽回其瓦解。

三、亚洲金融风暴的原因

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国内外众说纷纷,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内部原因:首先是东南亚各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过于泡沫化,银行坏帐呆帐严重,经常项目过度逆差,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其政府主导的外向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自身存在诸多弊端,各国政府在政策和监管方面也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2.外部原因: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金融国际金融投机者的兴风作浪和信息化条件下资本的快速自由流动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和条件。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IMF的错误的应对措施无异于火上浇油。IMF为亚洲制定的解决金融危机的办法脱离实际,并给有关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萎缩和巨大的财政赤字。

四、目前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

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篇（11）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金融危机余波未消，2009年12月由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洲债务危机已开始波及多个欧洲国家。伴随德国等欧元区的经济大国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导致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整个欧元区正面对成立十一年以来最严峻的考验，甚至有评论家更推测欧元区最终会解体收场。这不得不使人们想起马克思的《资本论》，想起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经济危机。如果仅从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和复杂的虚拟资本运行机制来研究金融危机，我们必然会局限于就金融市场本身看金融危机，难以透过现象看清金融危机的本质和深层次原因。本文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金融危机的本质和深层次原因。

一、金融危机的实质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早就通过论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马克思进一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一方面拼命扩大生产，一方面加紧剥削工人，这必然造成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工人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由此产生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是实体经济生产相对过剩，在形式和表现上非常符合马克思对于经济危机的经典描述。

当今社会，垄断资本主义已由国家范围发展到国际范围，金融资本已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仅在本国国内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全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由于金融资本是资本的高级存在方式，它本身不进行生产，必然会更加变本加厉地追逐利润。金融资本要不断增值，必然会在国内投资获利最大的领域，并通过垄断获取巨额利润，有时候甚至通过支持和控制政府，直接把纳税人的钱中饱私囊。最明显的就是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破天荒的放弃自己鼓吹的新自由主义传统，向私人商业银行巨额注资。在国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增强，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超越国界的各种全球性机构不断出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大大加强，它们在全球快速游荡，尽可能地攫取巨额利润，为了谋取私利甚至不惜破坏他国金融秩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巨鳄”，对泰铢的恶意炒作，引发泰铢在短时期内迅速贬值，从而成为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使东南亚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化为灰烬。

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已发展到全球范围，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也没有改变，因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各种矛盾仍然存在并不断积累深化。金融危机与以前的经济危机相比，只不过是发生的领域从实体产业发展到金融领域，发生的范围从一国或多国扩展到全球，金融危机在本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

二、资本主义无法摆脱金融危机

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由于其影响程度大和范围广而引起我们的注意，事实上俄罗斯、中亚、东欧、东南亚和拉美各国都发生过国家性的、地区性的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