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语言特征大全11篇

小说语言特征篇（1）

沈从文是上世纪文坛的领军人物，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是鲁迅所赞扬的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也许正是受这段湘西生活的影响，他崇尚一种恬淡、含蓄的艺术美，倾向于表现纯朴、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他在小说中营造的唯美意境主要靠质朴、诗意、含蓄、唯美的语言形式，而这种语言形式又熔铸着他独特的个性气质，情感倾向和美学追求。使他的小说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独树一帜。

具体剖析沈从文的文体语言特征，要从沈从文小说中语言特点入手，解读沈从文的文体美学追求。

一、鲜明而独特的意境

在中国古代的诗论与画论中，意境或情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它指的是诗歌或绘画作品中，作者主观体验到的人生情绪，与作品描绘的客观物象融汇交织而形成的审美境界。作为意境构成的基本骨架是物境构成的总特征及作家处理主观情感的具体方式。正是在这两个方面从文小说的艺术个性、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一种独创的艺术意境。

沈从文乡土题材的小说所展示的社会人生，是多种文化因素交织而成的有机板块。其中，确有许多使外部的人们大感诧异，难以置信的东西。那种“养身靠商人，恩情却结于水手”的人生形态衍生而出的吊脚楼与柏子的爱情恩怨，那种青年男女间以热情的山歌赢得对方欢心的恋爱方式，那种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形成的山民道德形态，如萧萧生子便不再发卖等等，都与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及内地社会大异其趣。沈从文确是有意突出湘西的地方性，仿佛要借湘西的原始神秘性、特异性来完成作品的构图。这些人生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的普遍性来说，它们是特殊的。但对于包括湘西在内的广大西南地区，它们又是普遍的。从特殊见出普遍，既带着特异性，有具有现实性，这是沈从文小说意境描绘的重要特征。

沈从文小说中的这种原始神秘性是通过普通人即“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与交往表现出来的，是风俗画，是人情小说。他要从这平凡的人生现实中，探索“乡下人”的生命形式，表现他们的生命个性，在他们身上，优美与凡庸交叉，道德状况的健康纯朴与理性世界的原始蒙昧并存。

二、浓郁湘西地方色彩

“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1.描述性的名词蕴含有大量的湘西民俗文化。翻开他的小说，简直是湘西民俗大展览：船渡、吊脚楼、晒楼、边城……而且其常使用的名词中，如果不太懂湘西方言的人还不太能理解其中的味道。比如：地保的好心肠的的确确全为的是替阿金打算。他并不是想从中叨光，也不想拆散鸳鸯。……好管闲事的脾气，这地保平素虽有一点，也不很多，恰恰今天他却多喝了半斤“闷胡子”，吃了斤“汪汪叫”。其中“叨光”意即管闲事；“闷胡子”是指一种地方粮食烧酒，而“汪汪叫”则是狗肉代称。在他的小说中，“大老”“二老”“三三”等对小孩子的称呼，在湘西是普遍的；“过路”（路过），“泡坏”（淹死），“走脱”（逃掉），“标”（漂亮），“精怪”（妖怪）等词，是湘西的“土产”。作品中人物的语言，也是地方化的。

2.人物对话颇多巧妙的比喻和湘西人惯用的语汇等话语方式。使用比喻句是沈从文擅长之处。他可以把老船夫比作“正经、大方的楠木树，稳稳当当地活到这地面上。”又如：《萧萧》里“萧萧嫁过了门，做了拳头大丈夫的小媳妇，一切并不比先前受苦，这只看她一年来身体发育就可明白。风里雨里过日子，象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这小女子简直是全不为丈夫设想那么似的。一天比一天长大起来。”这里将日渐发育的萧萧比作风雨里成熟的麻，那种大枝大叶以及蓖麻籽晚上脱落的“毕勃”声仿佛清晰可闻。这类语言虽显新奇，却根植于湘西的生活土壤。在乡情乡韵中追求语言的新颖，展示了沈从文令人赞叹的丰富想象力和创新能力，表现出了作家在文学语言上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3.借助谚语、俗语、民歌、民谣、民间传说等，使人物形神并茂，个性毕现。沈从文的作品“俗谚俚语”使用很多，如“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边城》），“两手一肩，快乐神仙”（《贵生》），“火是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边城》），“货到地头死”（《人与地》），“伸手不打笑脸人”（《买橘子》），“人有千算，天有一算”（《传奇不奇》）等等，都被作者信手拈来，巧妙地运用在小说当中，二者相得益彰。

总之，浓郁湘西色彩的语言、逼真的自然景物和独特的社会风俗融为一体，正如雨果评价莎士比亚那样，作者“把整个自然都斟在自己的酒杯里”。沈从文的小说字里行间流动着湘西之水的自然韵律，这源于家乡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耳濡目染，也出自审美境界的自觉追求。

三、如诗如画、古朴典雅、通俗易懂

1.语言平实而不失诗意和蕴味。如《边城》中有这样一段话“天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下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这些语言既朴素、洁净，更具有一种古典的唯美，精采的使人如同目遇，给人以一种诗情画意之感，那么美妙、清新。又如：沈从文在《边城》中的一段景物描写：“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白白小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有可沽酒。”作者在这里为我们营造了一种宁静和谐单纯的自然风光。试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该是多么单纯、惬意、无忧无虑、与世无争、宁静自足，短短几句话，作者运用他那舒缓从容的叙述节奏，那种真切而又含蓄的抒情姿态，为我们勾画出一幅世外桃源的美丽景画。

2.通俗易懂的语言营造的每一个意境都充溢着美丽与宁静。如《边城》中老船夫与天保的一段对话：“大老，听我说句正经话，你那件事走车路，不对；走马路，你有份的！”那大老把手指着窗口说：“伯伯，你看那边，你要竹雀做孙女婿，竹雀在那里啁！”他们的对话具有典型的湘西语言风格，充满泥土气息，既符合人物的身份，又真实地反映出人物的内心感受；既含蓄又意味深长，使读者清晰地感受到老船工和大老的内心深处微妙的变化。这真是“在素淡之中自有明澈的光辉，质朴之中自有蕴藉隽永之情致。”

四、源于生活、朴实传神，又富于隐讳色彩

1.源于生活、朴实传神。沈从文先生是怎样从生活场景中真真切切的展示湘西的风情画卷？答案很明显，那就是源于生活而又朴实传神的语言的运用。我们就从下面这段中寻找一点答案。“小溪流下去，……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 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 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边城》）“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比水山相拥更具神韵、“一篙不能落底”、 “ 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比清澈见底之类的词更能说明问题。 “心中不安”、“一一拾起” 、“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再普通不过的词语有相当的塑造力，将民风的纯朴富有感染力的流露出来。

2.隐讳艺术， 讳莫如深。沈从文小说语言的隐讳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沈从文对生理的隐讳，使他的小说总是能很巧妙地消除读者的尴尬，对隐讳的运用也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关怀与怜惜。 看下面的两段文字：“年龄在这个神工打就的身体上，增加上了些表示‘力’更像男子的东西，应长毛的地方长了茂盛的毛，应长肉的地方添上了结实的肉，一颗心，则同样因为年龄所补充的，更其能顽固的预备承受爱与给予爱了。”（《龙珠》）“这女孩子身体既发育得很完全，在本身上因年龄自然而来的‘奇事’，到月就来，也使她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边城》） 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一向是实实在在能明明白白的表达内容的，可是到了要表述身体变化的时候竟用起了模糊的语句。当然这些看似模糊的语句也并不影响表情达意，人人都知道“应长毛”、“应长肉”的地方是哪些部位，“到月就来奇事”也没有人不明白指的是什么。另一方面是沈从文对于性描写过程中的隐讳。对于性描写的 “讳莫如深”沈从文是通过一种诗意的语言来实现的。 “经过龙朱的指点，结果是多数把女子引回家，成了管家妇，或者领导到山峒中，互相把心愿了结。”（《龙珠》）“她要他当真对天赌咒，赌过了咒，一切好像有了保障，她就一切尽了他。到丈夫返身时。手被毛毛虫螫伤，肿了一大片，走到萧萧身边。萧萧捏紧这一只小手，且用口去呵它，想到刚才的糊涂，才仿佛明白自己做了一点不大好的糊涂事。”（《萧萧》）

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的隐讳语言比对身体的隐讳还模糊，在他的小说中性甚至到了几乎隐藏的地步。但他的小说从不回避性这个问题，相反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达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只是他用了一种更加唯美的语言表达。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沈从文小说的语言不仅古朴典雅、蕴藉隽永，而且富有隐讳色彩。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根植于湘西的生活土壤，具有浓郁的湘西地方色彩，营造出鲜明而独特的艺术意境。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沈从文真不愧是上世纪文坛的领军人物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胡钢，王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M].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

小说语言特征篇（2）

一、引言

方言特征词是指“一定地域里一定批量的，区内大体一致、区外相对殊异的方言词”（李如龙，2001）。研究汉语方言特征词可以为汉语方言分区提供依据，可以用来说明不同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有助于了解方言形成的历史时代背景和复杂过程，也有助于汉语史和汉语词汇的深入研究。（李如龙，2001）

现有的方言特征词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某一方言区、方言片的视角出发的研究，这类成果已较为丰富，在特征词的提取方法和分级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研究对象涵盖“官话”（刘晓梅、李如龙，2003）“闽语”（李如龙，2002）“赣语”（曹廷玉，2001）以及“吴、粤、湘、客、徽、晋”等方言;一类是从某一义类词的视角出发的研究，但这类成果还较少，有待进一步扩展。

李如龙（2003）指出，从义类看，动作类和名物类是重点考察的对象，而名物类有约二分之一是称谓词、人体词、动植物的名称词。可见，从义类视角出发的研究中称谓类特征词的研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但目前这类研究只涉及“长辈亲属”类称谓（苏新春，2000），“儿子的妻子”类称谓（吴剑安，2001）等。另外，郑张尚芳（2008）曾对方言中“孩子”类称谓词做了研究，但其研究仅选取七个表“孩子”义的词根进行语源探讨，一方面涉及的称谓词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并未探讨其构词与地域分布的特点。

方言特征词的研究一般以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的42地分卷本为主要的语料来源。《大词典》为我们提供了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42种方言为参照点，建立了一个方言词汇比较的平台，成为今后开展方言词汇比较的基本框架。采用这个框架，无论从某方言出发在本方言区作内部比较，还是与其他大方言作外部比较，或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型比较，都可以避免条目选择的随意性和盲目性，避免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弊端（邢向东，2007）。我们认为，基于《大词典》对于“孩子”类称谓的穷尽性统计，可以建立一个较为可靠、可供比较的语料系统。

本文将在定量统计和共时比较的基础上，对《大词典》收录的分属10个方言区的42个方言点的“孩子”类称谓词进行个体特征词语及关系特征词语的统计与分析，以期丰富义类特征词研究，并对现有的方言分区及方言亲疏关系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佐证。

“孩子”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以下简称《现汉》）中的释义为：①儿童;②子女。首先，本文研究的“孩子”类称谓词仅限于“儿童”这一义项;其次，个别方言点针对在性格、外貌、健康状况、行为举止等方面有显著特征的孩子还有相应的特指称谓词，如“小人精儿：特别聪明伶俐的小孩”（哈尔滨）“达痧精：多病的小孩”（长沙）。由于这类称谓词较为特殊且情况繁杂，本文暂不研究。依据这两条选词标准，本文选取415条“孩子”类称谓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取出22个特征词语。在分析中先以《汉语大字典》（第2版）（以下简称《大字典》）和《现汉》为参考，考察其基本语义，再探讨其构词状况与地域分布特点，最后列出部分典型词例。

二、特征词及方言亲疏关系

特征词分为两层，即个体特征词语和关系特征词语。个体特征词语只分布在一个方言区中，蕴含着排他性的区别意义，可体现方言区的区域特征。关系特征词语分布在几个方言区中，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方言亲疏远近关系。关系特征词语又根据交叉分布的方言区数量的不同分为一级关系特征词语和二级关系特征词语。但在关系特征词语的分级问题上，相关学者的划分标准有所不同。我们这里借鉴沈益宇（2011）的划分标准，将在2～3个方言区交叉使用的词语归为一级关系特征词语;将在4个方言区以上交叉使用的词语归为二级关系特征词语。根据以上标准，本文提取出方言“孩子”类称谓词的9个个体特征词语和13个关系特征词语，对其语义、构词状况及地域分布特点加以分析。

（一）个体特征词语

9个个体特征词语分别出现在吴语、闽语和官话等3个方言区，其构词与地域分布状况见表1。

表1：个体特征词语的构词及地域分布

词语 方言区 数量 例词 释义

蛋 官 3 孩子蛋、丫蛋儿、小骚狐蛋儿 作词尾，构词有轻蔑或戏谑的意味。《大字典》：“③詈词”。

妞 官 3 妞妞、妞儿 《大字典》和《现汉》均释义为：“<方>女孩子”。

碎 官 3 碎娃、碎子儿、碎女 《大字典》：“方言。谓年龄幼小。参见‘碎女’‘碎娃’”。

尕 官 10 尕肉儿、尕姑娘儿、尕娃、尕丫头、尕子儿 作小称词头。《大字典》：“方言。爱称。小”;《现汉》：“<方>小”。

顽 吴 3 顽、小顽、男小顽

干 吴 3 男小干、女小干、小干五

吴 5 谩阿谩谩枚、猛嵌

官 吴 6 小官、男小官、女小官、小官头子、阿弟官、小官人

唧 湘 8 妹唧、细唧、伢唧、细人唧 作小称词尾。

从表1可见，吴语中的“孩子”类称谓词的区域特征最为明显，排他性最强，仅分布在吴语区的特征词语数量最多，有4例。其中“干、谩⑼纭钡冉鲈谖庥锴某一个方言点（分别在苏州、温州、宁波）被广泛使用，“官”在吴语区的2个方言点（上海、崇明）被广泛使用。

（二）关系特征词语

在13个关系特征词语中，7个为一级关系特征词语，6个为二级关系特征词语。

1.一级关系特征词语

一级关系特征词语的构词数量及地域分布状况如表2所示。

表2：一级关系特征词语的构词数量及地域分布

词语 方言区 数量 部分例词

囡、囝 吴、闽 48 小囡、囡囡、王囡儿、囝仔、妮囝、细囝

头 官、吴 34 丫头、小毛头、小囡头子、男囡头

娃 官、晋、平 56 娃娃、娃儿、女娃娃、小娃子

仔 闽、粤、赣 26 妹仔、乃仔、婴仔、细蚊仔、姑娘仔

娘 官、吴、闽 20 小娘、娘子、小姑娘、闺娘子

妮 官、吴、闽 14 妮儿、妮子、小堂妮儿、毛妮子

丫 官、晋、徽 19 丫头、丫花妹

下面我们将对一级关系特征词语作进一步的分析。

（1）“囡”和“囝”

《大词典》将“囡”和“囝”处理为2个不同的词语，分别用于吴方言和闽方言。但是，《现汉》将“囝”记为“囡”的异体字，释义为：①<方>小孩儿。《大字典》对“囝”释义为：“吴方言。小孩。也作‘囡’”。可见，“囡”和“囝”记录的是同一个语素，据此本文将两者予以合并。统计发现，这两个字作为中心语素共构成48个词，其中吴语的“囡”共构词14例，闽语的“囝”共构词34例。有研究指出，历史上第一批入闽的汉人可能是两汉间从吴地去的，并且闽语是从吴语分化而来的（游汝杰、邹嘉彦，2007），因此闽语区的“囝”很有可能是由吴语区的“囡”传入而产生的，只是采用了不同的汉字来记录。这一发现也为前人的汉语方言分化观点提供了佐证。

（2）“头”

《大字典》和《现汉》中均释义为：①名词后缀。接于名词性词根之后。“头”广泛分布于官话区和吴语区，主要作后缀，共构词34个，如“丫头”“毛头”“毛毛头”等。“头”还结合“子”构成“头子”，多含轻蔑语气，或作骂称，如“丫头子”“小官头子”“小囡头子”“细峦纷印薄靶峦纷印薄靶硗纷印钡取

（3）“娃”

《大字典》释义为：④小孩，儿童;《现汉》解释为：①小孩儿②<方>特指男孩儿。“娃”分布在北方官话区、晋语区、平话区，由“娃”作为中心语素的构词在官话区有47例，在晋语区有8例，在平话区有1例。官话区除哈尔滨、牟平、济南三地以外均有分布，西北、中原、西南等地区均用“娃、娃儿、娃子、娃娃”等词来称呼小孩。

（4）“仔”

《大字典》释义为：“①方言。幼小的儿子;小孩子”;《现汉》：①同“崽”。“仔”分布在赣语区（5例）、粤语区（7例）和闽语区（14例），其中赣语区仅分布在萍乡一地。“仔”主要作词尾，东莞有“男仔、女仔”的说法，“细蚊仔”在东莞和广州均有使用，“妹仔”在广州和萍乡均有使用。除此之外，厦门有“囝仔婴、囝仔囝、囝仔人、囝仔崽”等作中缀的用法。

（5）“娘”

《大字典》释义为：①年轻女子。“娘”分布在官话区（仅烟台市牟平区）、闽语区和吴语区，共构词20例。“小娘”的说法均见于崇明和宁波两地，指称“小女孩”。宁波方言还把“女孩儿”称为“娘子”。但福州“娘哥、娘囝”是对“小孩儿”的通称，“娘”不再具有无性别意义。

（6）“妮”

《大字典》和《现汉》均释义为：“<方言>，指女孩儿”。“妮”分布在官话区、吴语区（仅金华）、闽语区（仅福州），共构词14例。“妮子、妮儿”的说法最为常见，福州方言中有“妮囝”的说法，并在“妮囝”一词后加上不同的语素来划分小孩的年龄，如“妮囝囝”指婴儿，“妮囝痞”指三四岁的孩子，“妮囝蒂”指六七岁的孩子，“妮囝豚”指十三四岁的少年。

（7）“丫”

《大字典》和《现汉》均释义为：“<方言>指女孩”。“丫”分布于官话区、晋语区、徽语区，共构词19例。其中官话区最为常见，主要作为词头构成“丫头”“丫蛋”等称谓词。

从上述一级关系特征词语的地域分布与使用状况中，我们发现，吴语与闽语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一方面“囡”在吴语区的使用及其异体字“囝”在闽语区的使用可作为“闽语是从吴语中分化而来”（游汝杰、邹嘉彦，2007）的一个佐证;另一方面“娘”“妮”大量分布于官话、吴语、闽语中，也可证明吴语与闽语关系之密切。而晋语与官话交叉使用的关系特征词语最多，印证了“晋方言与官话的关系最密切”的观点。（刘玲玲，2010）

2.二级关系特征词

二级关系特征词语的构词数量及地域分布状况如表3所示。

表3：二级关系特征词语的构词数量及地域分布

词语 方言区 构词数量 部分词例

伢 官、湘、赣、客 28 男伢、女伢、奶伢、细伢子、伢妹子

崽 官、湘、赣、闽、平 25 崽崽、宝宝崽、伢崽儿、崽子

鬼 吴、湘、赣、客、徽 15 细鬼儿、鬼崽子、小鬼、小娘鬼

妹 粤、湘、赣、客、徽 12 妹唧、妹仔、细妹儿、妹子

毛 官、吴、湘、赣、客 24 毛毛、毛伢子、毛妮子、毛头、毛娃

细 粤、湘、赣、客、闽、平 33 琐细儿、细儿、细鬼、细家伙、细人子

下面我们将对二级关系特征词语作进一步的分析。

（1）“伢”

《大字典》和《现汉》均释义为：“方言。小孩”。“伢”分布在官话区（仅哈尔滨、武汉）、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共构词28例。其中以湘语区的长沙最为典型，有6例;“伢”字主要沿长江分布，从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沙到下游的南昌、扬州、杭州。其中扬州使用的形式为“霞子”，“霞”是“小伢”的合音。

（2）“崽”

《大字典》释义为：①<方>儿子、“②詈词”;《现汉》释义为：<方>儿子。“崽”分布在官话区、湘语区、赣语区、平话区、闽语区，共构词25例。其中以西南官话区的柳州最为典型，该地6例“孩子”类称谓词均由“崽”作为后缀构成。“崽”多用于指男孩，还有“崽崽”的重叠形式，而以“崽子”形式出现时多用于蔑称或骂称。

（3）“鬼”

《大字典》释义为：⑥对人的蔑称;⑦对人的昵称。《现汉》释义为：⑦对人的昵称，多用于小孩儿。“鬼”分布在吴语区、徽语区、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共构词15例。根据具体语境的不同，“鬼”有时有亲昵或喜爱的感彩，用称;有时含轻蔑或戏谑的意味，用作戏称或骂称，如扬州的“小鬼豆子”带有喜爱或贬斥两种意味;丹阳的“小鬼头子”带有轻蔑或亲昵两种意味;长沙的“鬼崽子”、宁波的“小娘鬼”和上海的“小鬼丫头”既可作詈称又可作昵称。

（4）“妹”

《大字典》释义为：②少女，女子。《现汉》释义为：③年轻女子;女孩子。“妹”分布在徽语区、湘语区、赣语区、粤语区、客家话区，共构词12例。“妹”在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粤语区均表示女孩;但在徽语区的绩溪话中，“妹”还可以指男孩，为小孩的通称，如“妹”“细妹”“丫花妹”等均不具有性别意义。

（5）“毛”

《大字典》释义为：j小，微不足道。多用于贬义。《现汉》释义为：⑦细，小。毛孩子。“毛”分布在官话区、吴语区、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共构词24例。“毛”主要充当小称词头，也多以重叠形式出现，“毛头”“毛娃”“毛伢子”等分布较广，建瓯有“开毛阵”这样比较罕见的说法。由“毛”构成的称谓词大多用于指称婴儿。

（6）“细”

《大字典》释义为：①微小。与大相对。k引申指小儿。《现汉》释义为：⑧<方>年龄小。“细”分布在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粤语区、平话区、闽语区，共构词33例。其中以梅县和绩溪两地最为典型，均有4例。“细人子”的说法较为常见，在赣语区的萍乡和南昌、湘语区的长沙、客家话区的于都均有使用。温州话“琐细儿”中的“琐”字与“细”同义。

从上述二级关系特征词语的地理分布与使用状况中可以发现，湘语、赣语、客家话这三个方言区交叉使用的关系特征词语数量最多，有“伢”“鬼”“妹”“毛”“细”这5例。这也与“湘语与官话的关系最近，其次是赣语和客家话”的观点相符（李康澄，2005）。具体而言，湘语和赣语是直接从官话分化出来的，客家话则是从赣语分化出来的。（游汝杰、邹嘉彦，2007）

三、结语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孩子”类称谓的方言特征词进行了分层研究。我们发现，在个体特征词方面，吴语区“孩子”类称谓词的区域特征最明显，排他性最强。在关系特征词方面，对于进一步深化前人有关吴闽两地密切关系和湘赣客三地密切关系的观点均提供了佐证。

参考文献：

[1]曹廷玉.赣方言特征词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1.

[2]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

社;武汉：崇文书局，2010.

[3]李康澄.湘方言特征词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05.

[4]李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Z].南京：江苏教育出版

社，1993-2003.

[5]李如龙.汉语方言特征词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

[6]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特征词[J].中国语言学报，2001，（10）.

[7]刘玲玲.晋方言特征词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

文，2010.

[8]刘晓梅，李如龙.官话方言特征词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

所收方言词为例[J].语文研究，2003，（1）.

[9]沈益宇.四川方言特征词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论文，2011.

[10]苏新春.词频选取法在方言特征词研究中的运用――“长辈

亲属称谓类”方言特征词例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

[11]吴剑安.“儿子的妻子”的特色方言词――根据《现代汉语方

言大词典》进行统计分析[J].昌潍师专学报，2001，（1）.

[12]邢向东.关于深化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思考[J].陕西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13]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7.

[14]郑张尚芳.汉语方言“孩子”义的七个词根的语源[J].语文研

究，2008，（1）.

小说语言特征篇（3）

《红字》是美国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内容深刻，构思新颖，手法独特，标志着美国长篇小说在创作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被认为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浪漫主义作品，更是被誉为美国第一部象征主义小说，并因此为作者赢得了一代象征主义大师的称号。与此同时，该书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解读《红字》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之后在“新批评”的影响下，重点转向了对小说结构的分析，现代研究则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霍桑传记、超验主义影响、美丑善恶与是非真伪、红“A”象征意义的阐释、女性的解放、自然人与社会人、宗教与圣经的溯源等问题都做出了讨论，而在语言风格、创作技巧方面研究虽有涉及但不够细腻和广泛，并且常常局限在《红字》的象征意向以及对之后波德莱尔、现代派象征主义的影响等方面。因此笔者从语言修辞的视角出发，力求细致全面地对《红字》的写作特征进行分析，从而让读者对这一作品有更深刻、更全面的把握，这便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一、修辞的概念

人们运用语言传播信息、交流思想时，总是充分利用语音、词汇、语法等要素，力求把信息内容、思想感情表达得更好些，修辞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人们知识储备的丰富和视野的扩大，语言学研究者们对修辞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对其定义的阐释更加科学合理。“修”即修饰，“辞”即言辞，修辞就是对言辞的修饰、润色和美化，也就是充分调动各种语言手段和表达方式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早期对于修辞的这种看法很容易把修辞局限于运用修辞格使语言表达形象生动的范围之内，特别容易把修辞的研究局限于书面语，尤其是文学作品的语言之中。事实上，非文学作品的书面语甚至是口头交际语言中，也包含着大量修辞上的运用。因此，一些研究者扩大了对修辞概念的理解，如陈望道、刘焕辉等学者将修辞看成是语言的调整、选择和组合，进一步接近了修辞的本质。近些年来，诸如宗廷虎、李军等学者认为修辞包括表达和接受两个方面，修辞学既要研究表达，也要研究接受、领会，提倡将表达修辞和接受修辞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从两个方面给修辞下定义，指出修辞是言语交际参与者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确切地组建和正确地理解话语，以达到理想交际效果的活动。明确了修辞的概念，就能更好地从语言文字视角下对霍桑的《红字》进行解读。

二、霍桑《红字》概述

小说《红字》讲述了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跟丈夫从英国移居到当时尚属英殖民地的美国波士顿，中途丈夫被印第安人俘虏。海丝特只身到美国后，迫于生活，被一青年牧师诱骗怀孕，被迫站在示众台上受审，并终身佩带象征耻辱的红色A字。海丝特宁愿一人受辱，誓死也不招供出那个男人的名字。为了女儿珠儿，在屈辱的处境中，海丝特孤苦顽强地生活着，全仗刺绣为生。海丝特这种忍辱负重、代人受过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使让她怀孕的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大为感动和大受刺激，不久他便心力交瘁地病倒了。而一直在暗中侦察底细的海丝特的丈夫罗杰·奇林渥斯医生，也基本了解到了实情，并欲置丁梅斯代尔于死地。最终，丁梅斯代尔携海丝特和珠儿走上示众台，当众宣布了自己诱骗海丝特的事实，并死在海丝特的怀抱中。海丝特带着珠儿远走他方，在珠儿长大成人、安家立业后，才又一人再回到波士顿，仍带着那个红色的A字，用自己的“崇高的道德和助人精神”，把耻辱的红字变成了道德与光荣的象征，直到老死。

三、语言修辞视角下霍桑《红字》的写作特征

（一）语境的限制。修辞是运用语言增强效果的活动。任何修辞活动都要依据具体的环境去运用语言表达手段恰切组建话语和透过语言表达手段正确理解话语，才能达到预期的交际目的和效果。修辞寓于语言的具体运用之中，语境对修辞有着一定的选择作用与限制作用。

《红字》不仅能够紧扣特定的语言环境来制定个人的语言风格和特点，使人物语言不光与其身份地位、内心思想等主观语境相符，而且还充分反映了特定的历史背景、说话对象等客观语境因素。在第二章市场中，描写那些挤在人群中，等待看海丝特·白兰被宣判的好戏的几个妇女时，她们的语言与自身的行为、素养高度一致，她们一个个粗鲁彪悍，嗓门极大，说起话来必定也是直截了当、粗声粗气的，比如一位妇人开口闭口就是“娘儿们”，她们把白兰称作是“破鞋”“”，认为她伤风败俗，当白兰走出监狱佩戴的红字像修饰一般让她光彩照人时，妇女们却说“还有哪个女人，会像这个不要脸的想到用这来露一手！”而那个红字，“她缝得那么稀奇古怪的红字，我倒愿意给她一块我自己患风湿时裹关节的法兰绒破布，那样做起来才更合适。”这与白兰出场时，尽管胸前戴着象征着耻辱的红字A，却优雅如贵妇人一般的言行形成鲜明的对照，人物形象的描写和语言的修饰很好地融合在主观化的语境中。与此同时，《红字》的语言描述还充分反映了当时客观的语境因素。综合考虑小说中人物所处的地点、场合以及他们说话的听者等动态因素，选择最具符合语境要求、最具有说服力的语言形式以达到描写的最佳效果。

（二）象征手法的充分运用。小说《红字》中象征手法的运用丰富而独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自然环境的描写和红字A内涵的阐释时，都运用了象征的手法。

在人物刻画上，象征手法运用得极为突出，四个主角分别象征着不同的使命，珠儿在小说中的象征意象尤为典型。珠儿既象征“罪恶”的产物又象征爱情的结晶。珠儿和红字关系的日益密切，红字被不断赋予新的象征意义。“孩子是另一种形式的红字，是被赋予了生命的红字！”与红字相比，珠儿带给了白兰更大的惩罚。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是珠儿使白兰勇于认罚从而得到拯救。对丁梅斯代尔来说，珠儿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她的存在让后者因为良知的谴责而时时颤抖，当丁梅斯代尔在白天公开承认自己和她们的关系后，珠儿身上的象征意象任务也顺利完成。此外，在小说中我们能够经常感受到自然与社会彼此交融的场面。霍桑采用象征的手法赋予动物、植物以及普通物体人的思想和感受，借它们的反应和行为象征人类的内心世界。监狱、野花、小草、大海、刑台、太阳、茅屋、刺绣等不胜枚举，例如，监狱是文明社会里的一株黑花，象征了社会的阴暗面和丑恶之处，而门限处的那丛野玫瑰则“能够象征道德之花的馥郁，读者在读完故事阴森凄惨的结局后，仍可以得到一些慰藉。”公开表明小说中的环境带有丰富的象征意义。红色字母A首次出现时是通奸罪的代名词，是耻辱与罪恶的象征。经过故事的发展演变，女主人公的善良、隐忍和对爱情的坚贞逐渐得到人们的原谅，红字成为能力的象征与美德的标志。在小说尾声部分，一座新坟的碑石上面刻着：“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A字。”A成为这块土地上每一个人的一部分，并且预示着美好未来的曙光。象征的手法赋予了红字A丰富的内涵和多义性。

（三）对比与反衬的贯穿。与四位主要人物相比，《红字》中的其他人物应该是一种陪衬，用以强化故事的背景和彰显人物的反差。贝灵汉总督和约翰·威尔逊牧师分别代表着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的世俗和宗教权势，他们或严厉或仁慈、或奢侈或简朴、或以权取威或德高望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自以为是和妄自尊大，以凡人的躯体冒用上帝的名义，对同种同类滥施惩罚，这与海丝特的低贱和丁梅斯代尔的自卑构成强烈对比。至于城镇当中广大的清教徒，特别是那几位自封为法官的妇女，他们起初尖酸刻薄的评论，甚嚣尘上的叫骂，以及随后残酷无情的嘲讽、白眼、拒斥、虐待，不过只是印证了他们的愚昧、狂妄、褊狭、虚伪。他们崇拜丁梅斯代尔之流的高尚，殊不知他们是伪善的化身；他们蔑视海丝特之类的堕落，忘记了清教的阐释，他们自己也是以赎罪之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在信仰上反对浮靡的生活和自负的情结，却常常喜欢炫耀荣华富贵，爱慕虚名实利，舞弄人世间的权杖，僭越天庭里诸神的位置。直到最后，只是在罪人丁梅斯代尔和海丝特的感召之下，他们才开始自我反省，渐渐培育起人类相互理解、同情和共鸣之心，从而在自己与他人的苦难中获益。这些人物对主人公的反衬，以及人们对白兰的看法从堕落、、为人所不齿到美德表现出的对比，还有人物自身行为的对比贯穿于整部作品中，深化了小说的内涵。

四、结语

高度的艺术成就使得《红字》这部长篇小说历经岁月长河的淘洗沉淀下来，在美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独树一帜，大放光彩，百余年之后仍受到各国读者的广泛喜爱。同时，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象征寓意、艺术手法、宗教情结和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的论文也层出不穷，但这些研究成果还远远不够，学界亟需研究者们运用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开阔的评论眼界和集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于一身的文化素养全面地解读作品，为读者呈现一部真实的《红字》。

参考文献：

[1]霍桑.熊玉鹏，姚乃强译.红字[M].燕山出版社，2000.

小说语言特征篇（4）

语言都具有一定的诗性特征,文学语言更是如此。语言的诗性指“具有暗指来说出的东西,从而使个人独特的东西得到他人理解的特点和功能”。语言也都具有一定的意合特征,语言的意合特征指“用最经济的词语、最凝练的格式表达尽可能丰富的深层语义”。对汉语诗性的讨论,在今天已成为国内学术界令人关注的热门话题。而学术界尤其是语言学界对汉语意合性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方兴未艾。但以往学者对汉语的诗性特征的讨论大都就集中在文学、美学和哲学等学科领域,而对意合性的研究更主要集中在语言学领域。本文则试图沟通文学和语言学这两个学科领域,将汉语的诗性和意合性进行一番比较,让人们看到汉语的诗性与意合性的天然的契合关系。理解了这种天然的契合关系,我们就能明白有关汉语诗性和意合性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其它语言也当然有其诗性,但为什么汉语的诗性特征格外突出,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讨论?为什么汉语比起其它诸多语言来说更具有得天独厚的诗性特征?这是与汉语的得天独厚的语言条件——其语法的意合特点分不开的。同样,其它语言当然也有一定的意合特征,但为什么独有汉语的意合特征是如此的显明突出被人津津乐道?这又是与汉语对诗性能够得到自然方便的表达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论说汉语的诗性,无论如何都有一种欠缺卖征和虚无缥缈的感觉;同样,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明汉语的意舍特点,也同样让人感到意犹未尽,美中不足。通过二者的对比,我们将会看到,它们简直就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相依为命的共生共荣体。

汉语的诗性特征,虽然在个别细节上不同的人会有些分歧,但大体上有了比较公认的结论,张世英用诗的语言特征来说明汉语的诗性特征,我们认为比较有代表性。他把汉语的诗性特征概括为四个特点:言约旨远;象征性和暗喻性;画意性;音乐性。我们将其进一步整理成:简约性;象征性;画意性;音乐性。“言约旨远”,其实主要指“言约”,也即简约性,因为“旨远”可用象征性概括。又因为暗喻性本质上也是象征性,所以我们把第二个特点“象征性和暗喻性”都通称为象征性。同样,汉语的意合特征到今天虽然也有不少分歧意见,但大体上来说,其主要方面还是得到大家公认的,我们姑且把汉语的意合性概括为三个特点:形象性:简易性:顺序性;音乐性。成中英深刻地论述了汉语是一种形象语言。郭绍虞则对汉语的简易性、顺序性和音乐性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我们认为这四个特点比较集中地说明了汉语的意合特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汉语诗性的其中三个特点与汉语意合的其中三个特点的一致性:简约性对应于简易性;象征性对应于形象性;两个音乐性自然是对应的。只有诗性的画意性和意合的顺序性好像看不出直接的对应关系。其实它们也是具有内在的联系的。

诗性的言约旨远是指,要求用尽量少的语言表达尽量多的内涵,中国文学从古至今都是这样主张的。所谓“言约旨远”、“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语少而意广”、“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王充《论衡》)、“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责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刘大櫆《论文偶记》)、“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刘勰《文心雕龙》)。古人对言简旨远可谓推崇到了极点。鲁迅说:“写完文章后自己至少要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有人说:“我喜欢简单的诗,因为我们的生活太丰富了,也太复杂了,我们为什么要把诗歌也弄得如此复杂呢?诗歌并不需要繁复的意象,所以我赞成诗歌‘越简单越好’的创作观点,越简单越能写出好诗。”他们都主张写诗作文要追求言约旨远、言简意丰,这其实也是对汉语诗性语言的追求。

诗性的言约旨远需要落实到具体的形式载体——语言文字上,那么,中国文学的形式载体又是怎样的呢?申小龙指出:“由于尚简,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就是说,汉语语词没有性、数、格、时、体、态等等的形式限制,在句子的构成时,没有主谓一致的形式框架的形式束缚,为汉语的尚简提供了天然的保证和条件。相反,西方形态语言有一套繁琐的形式,即使尚简也不能彻底,正像潘文国所说:“诗歌是最精练的语言,无论中外,诗人写作时无不惜墨如金。中国诗人可以把虚词芟除得一个不剩,而英语诗人只能徒呼奈何。写诗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汉语诗性中的象征性指以表示具体事物或具体实景的语言暗示象征深远的意境。法国当代着名哲学家李克尔认为:“语言的神奇性正是在于:语言是利用象征的特性玩弄‘指明——隐藏’的双重方向的运动的魔术——语言在‘指明’时就包含了一种新的‘隐藏’,而在‘隐藏’时又包含了再次指明的可能性。”口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象征乃是语言的诗性本质。综观中外文学史,可能没有哪一个民族语言能像汉语这样有如此复杂系统的象征体系:松柏象征坚贞,梅花象征坚韧,竹象征气节,象征孤标亮节、高雅傲霜。兰花象征高洁、典雅、坚贞不屈,等等。中国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浸润着象征意蕴。那么如此众多复杂的象征意蕴的表达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语言文字的形式载体来实现的呢?我们认为,汉语诗性的象征性与汉语意合特征中的形象性是密不可分的。范军指出:“象征性思维有利于促进中国人体验、意会能力的发展,同时也抑制了信号化推理因素。中国传统的象征性思维,迥异于西方古代的逻辑思维,其实质是一种形象思维。”他进一步指出:“过去,人们往往将比喻和象征看作文学表现的手法,而忽视了它所代表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深层意蕴。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比喻和象征就不仅是文人学士自觉遵循、普遍采用的艺术手法,而且是思想家们借以完美表达思维、建构理论体系的重要手段。这说明,汉语诗性的象征性和哲学中的形象思维具有同构性,那么这种同构性是否可以延伸到作为它们形式载体的语言文字呢?事实的确如此,汉语的形象性早已成为不刊之论。成中英指出:“中国语言以形象为主导,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当然也有象声,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一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语言文字的形象性和汉语诗性的象征性的密切关系是无可怀疑的。

汉语诗性中的音乐性指汉语在用简洁形象的语言表达尽量丰富深刻的象征性意蕴时所表现出的音乐特征。“诗的语言的画意性在于提供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外在形象,使语言所未说出而又暗指的精神境界更具鲜明性,但仅仅画意性语言还不足以表达时间上先后之承续,不足以暗指精神境界的节奏性,这就需要语言的音乐性。”所以真正的诗性语言必然具有以节奏为基础的音乐性,单就中国古诗词而言,可以说,世界上很少有其它语言的诗歌的音乐性能与其媲美的,它们具有最多的音乐性成分:音节整齐、押韵、平仄、双声词、 叠韵词等等。实际上不但汉语的诗歌等韵文体是如此,其散文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也就是说 ,只要是通顺的汉语,即使语言使用者不去有意地去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汉语也必然含有较强的音乐性。这正是因为汉语本身的结构组织就利用了节奏性等音乐成分,这也就是汉语意合特征中的音乐性。正像郭绍虞所指出的:“化长句为短句,有时再组成匀整的句式。不仅可以充分表达复杂的思想,同时也可以表达复杂的情感。并且再能使人在理解复杂的思想情感之外,同时体会到汉语音乐性的美感,以加深对于思想情感的理解。”申小龙的论述更为具体:“汉语句子的脉络与句子节律是浑成一体的。音步是节律的基础。汉语利用语词单位‘单音节’、‘孤立’的纯一特点,以单音词构成单音步。以双音词构成二音步,于是只须把单音词与双音词巧为运用,使之错综变化,也就自然造成了汉语的节律。”可见,汉语意合语言的音乐性与汉语诗性的音乐性是天然契合的。

汉语诗性特征中的画意性与其形象性是有密切关系的。画意性指,诗性语言虽然也仅仅是语言。而非绘画中的线条、颜色、人物的姿态,但这样的语言却具有触发人的想象和联系的特点,让鉴赏者在头脑中产生一幅生动的画面。但这种理解仍然是画意的浅层理解,而画意性的最深层理解则是指在形象和画面背后表达的深远意境。可见,只有形象语言经过匠心独运的构思和巧妙的安排后才能产生画意性。而汉语意合特征的顺序性恰恰说的就是“汉语不象西方语言那样为每个句子建造一个以动词为中心的空间结构体,而是以流动的短语形成一种具有逻辑天籁的心理时间流。”如《红楼梦》写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与王熙凤正说着话,“只听一路靴子响,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从逻辑上讲,刘姥姥忽听靴子声响,有个男人进来。她最关心的是“少年”,然后才看清楚他的服饰、身段、面目,可见汉语句子的流块建构确实具有一种心理时间的逻辑天籁。可见,汉语以时间流来按排语序为形象语言最大限度地追求画意性表达深远的意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参考文献:

[1]张世英,语言的诗性与诗的语言[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

[2]徐静茜,汉语的“意合”特点与汉人的思维习惯[J],语文导报,1987,(6)。

[3]成中英,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A],中国思维偏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申小龙,语文的阐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小说语言特征篇（5）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和思维工具。语言又是一个不断变动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言随人类对世界认识的逐步加深而愈加丰富。人类对这一系统的研究也在探索中日益成熟。

《现代汉语词典》对“特征”一词的解释为事物可供识别的特殊征象或标志。唯物辩证法也告诉我们，认识事物一定要抓住特征，这样才能深入把握。语言学中同样也存在众多的特征，需要我们去辨别。聪明的人类学家将“特征”概念引入语言分析中，以下就来分析特征理论在语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的应用。

一、特征理论的萌芽——语音中的运用

“特征”一词在语言中的使用最早见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人雅柯布逊、范特、哈勒合著的《语音分析初探——区别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一书，他们根据声谱分析结果和声学原理，把各种语言音位的发音特点归为12种2分的区别特征。

“特征”首先可以用来区分构成音节的各个音素。音素是从音色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可分为元音和辅音［1］，它们同样拥有作为［音素］这一共同特征，但众多的区别特征则让它们分道扬镳，各司其职，如±［气流受阻］、±［气流强］、±［声带振动］、±［响亮］等。

“音位”这一概念较音素更加社会化。它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音类［1］。在分析音位时，必须同某种语言的特定语音系统相联系。“特征”在音位归纳中起作用。如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声、韵、调都可起到一定的区别意义的作用。

A组中/t/∶/t‘/、B组中/u/∶/e/、C组中/214/∶/51/分别将三组类似音节区分开来，得到三组音位。而音位之所以能产生区别作用，就在于这些音具备互相对立的特征：

/t/∶/ t‘/——不送气∶送气

/u/∶/e/——后、高、圆唇∶前、半高、不圆唇

/214/∶/51/——降升∶全降

但在普通话中，/n/与/l/为两个音位，因为“南”［nan35］与“蓝”［lan35］代表不同的意义；而在一些地区话如兰州方言中，人们在发音时意识不到差别，将两者随意调换着用，语音中不产生区别意义的作用，所以同归于一个音位。因此，特征理论运用于语音尤其是音位，在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以及外国语音的比较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特征理论的成熟——词汇中的应用

语言是一个由语素、词、短语、句子构成的层级表意系统。19世纪末兴起的语义学，一直将词义学作为语义学的代名词，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语义是人类所使用的各级语言单位的意义这一观念才得以确立。特征理论被引入语义学，取名为语义特征，语义学正是要透过各个表义单位的表面，深入到微观层去理解其意义的本质。语义特征主要体现在词的义素分析上。

1.语素的特征分析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它往往是作为一种构词单位来使用的。现代汉语的语素一部分是完全自由的，可以当作词来使用，如单纯词就是二者的统一体，这样对于语素的分析也就是对词的说明。但还有一部分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必须与另外一些语素组合成词来使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语素特征及语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

（1）词义与构成它的语素的意义有密切联系。按结构可分为：1）并列联合（如：山水）；2）偏正修饰（如：巨人）；3）补充说明（如：说服）；4）主谓合成（如：冬至）；5）动宾支配（如：革命）。语素双方都有实在的意义，表达完整意义时则缺一不可。

（2）词义由其中一语素义决定：如国家、窗户、忘记等，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类偏义复词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只作为一个构词手段存在，剩下的语素义即词语的意义。

（3）构词语素义发生转化。实际上词义是由构词语素所蕴含的种种特征比喻、引申而来。如领袖：原指衣服最上端和两侧部分，是构成整件衣服的重要部分，由这一特征比喻一个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领导核心。巾帼：由头巾、发饰的相应特征引申指妇女。

（4）词缀。词缀本身不具有独立的词汇意义，不能独立成词，只能联结一定的词根才能起构词或构形作用。有的词缀用以表示辅助意义或表征词类，如“者”具备［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和［名词性］特征，因此就有读者、作者、记者、劳动者等；有的词缀用于表示语法意义，如“们”具有［复数］的语法特征，所以就有先生们、同志们、孩子们等。

2. 词汇的特征分析

相对于“语素特征”是为了了解词的组织结构，“词汇特征”则是为了明晰词的义项。

词汇中最重要的一级单位就是词，词是重要的表义单位。特征理论运用于词这一层单位，当然是对词义的分析，主要体现在 “义素分析法”。

义素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是词义的区别特征或叫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利用这种方法解释词义时，把词的属性统统排列出来，通过类属关系同别的非本类事物相区别，再根据某些特征同本类内部其他事物相区别。通常用［＋］或［－］符号表示有或无哪一个义素。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义素分析法的使用能够简明、直观、精确地解说词义，把词义的分析往更加深层的方向推进，使词义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中国语言之所以丰富，很大程度在于有大量的同义词。同义词词义“大同小异”，运用义素分析法可以对它们的［意义范围的大小］、［程度的轻重高低］、［感情色彩的褒贬］、［语体色彩］等进行比较，得出词的精确含义。如：“恳求”与“央求”有共同义素［诚恳的请求］，不同就在于区别义素［词义轻与重］；“布”与“布匹”之间存在［具体或概括］的差异，“成果”与“后果”则存在［结局好］或［结局坏］之分；“愿望”与“希望”则存在着［词性］不同与［可作成分］的不同。

3.短语的特征分析

短语是词与词的语法组合。利用语义特征可以判断其组合是否成立。

如“书痛”、“搬动心灵”、“流树”三个短语显然搭配不当，因为“痛”是一种感知的触觉与心灵反映，要求前面与之搭配的成分具备［有生命］的特征；“搬动”是一种具体行为，它的对象要具备［有实在形体］特征；而“流”要求搭配对象具有［液体状］特点，即使“流星”中的“星”也是形象地表现星星从天际滑落的轻盈如水柔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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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征理论的深入——语法中的应用

语法中的特征理论仍然指的是语义特征分析，但不同于语义学，它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二是用以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2］。

1. 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启发下，语法研究迅速发展。层次分析法首先揭示了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和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显性语法关系，接着变换分析深入到结构内部，通过句式转换分化歧义句式，语义特征理论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产生，进一步发现并探讨句式产生歧义的原因。语法研究与词义研究中的语义特征存在差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者必须与特定的语境相结合。

如“鸡不吃了”一例：

这一句子会产生歧义理解，就在于关键词“鸡”有不同的语义特征，我们给它还原两种语境：

a.“那条虫还在地上，鸡不吃了。”

b.“我饱了，鸡不吃了。”

因此a句中的鸡具备［有生命］，b句中的鸡具备［已烹调］，两个特征决定了一个句子的两种理解。

2.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

我们以当今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程度副词+名词”的语义研究为例分析。

两个词语能够组成一个句法结构，关键是看二者是否具有某方面共同的语义特征。对于副名组合的理解，既不能单纯归结为副词，也不只是名词的原因，而是两个相组合的词语的语义双向选择的结果［3］。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可以通过与形容词中表性质的一类词的搭配显示出来。性质形容词“好、坏、远、近、甜、软” 等表示某种抽象的属性，程度上必然存在差异，具有可变的量，因此，程度副词必然具备［+程度量］这一语义特征。如漂亮：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它可以修饰多类事物，人（男人、女人、小孩）、动物、植物、物品等都可以用，但究竟怎么才算漂亮，取决于人的主观认同感。每个人心目中的漂亮尺度不太一致，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可与任一层次程度副词搭配：特别漂亮、十分漂亮、很漂亮、挺漂亮、有点儿漂亮。再来看组合“副+名”，由于程度副词的特殊语义特征，决定了这个名词必须带有或至少隐含某种抽象性。按照这一准则，“程度副词+名词”中的名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真正的抽象名词。如欲望、传统、现代、个性、书生气、女人味等，这些词本身就是从多个具体的词中提炼出来的范围较广、较虚、没有确切指称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情感。

a.“一下子从[ZZ(Z]很古典[ZZ)]的氛围中跳入[ZZ(Z]很现代[ZZ)]的生活里。”（张星《忍耐爱的赵玫》）

b.“他倒赔不是的劝慰这个姑娘，[ZZ(Z]很耐性[ZZ)]的听了她的诉说……”（石言《秋雪湖之恋》）

c.“这种事你[ZZ(Z]最内行[ZZ)]，应付英国人你[ZZ(]最本事[ZZ)]。”（亦舒《香雪海》）

正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很现代、很耐性、最内行、最本事”的标准由各位读者自己去定。

（2）有抽象意味的专有名词。如中国、西藏、香港、葛朗台、阿Q、堂吉诃德等。这类词，在汉语词汇中是独一无二的，本身意义很实在，代表地名或人物。但随着人们的使用，被赋予了与本意相关但更丰富、更具有特征化的含义，人们一提起它们，就会联想到它们更多的内涵，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指称意义。如“他很葛朗台”，就意味着这个人嗜钱如命、对人对己自私苛刻的一系列守财奴特征，而不只想到原来小说中的那个人物。

（3）另外一些如官僚、市侩、流氓、学究、草包、小市民、绅士、军阀、淑女、贵族、奶油、豆腐、畜生、狐狸等表示某类事物的词，也都伴随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语言习惯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

a.“这个人[ZZ(Z]太奶油[ZZ)]了。”

b.“她长得[ZZ(Z]相当狐狸[ZZ)]。”

可以看出，能进入组合的这三类名词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抽象意义，后两类都超越了原词所指的简单意义，深入到了词语背后的多项语义特征，人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程度副词与之搭配。

四、结语

综观“特征理论”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我们认为它是汉语研究一大进步，有利于我们对语言的各个要素作更深入、更细致的认识，“特征分析”直观有效地将要素的显著特征平铺在读者眼前，使人一目了然，豁然开朗。

另一方面，“特征理论”只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方法，当然不可避免存在缺点，就以词义分析而言，它在动植物词汇、亲属词汇、颜色词汇等中的应用得心应手，但是：（1）有些词，尤其是有些虚词，如介、连、叹词等，不易找出两两相对的义素;（2）有些词义素很多，全部罗列太累赘、繁琐；（3）对词往往区别开就行，对每个词义的理解不是那么全面。

世界在发展，语言特征在演变，因此对它的认识、分析也应随之改进。之后的约束理论、空语类理论、指向理论、范畴理论和认知理论等等的提出，说明我们的语言学家仍在辛勤地探索着，但无论如何，特征理论将在它的一片天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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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语言特征篇（6）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和思维工具。语言又是一个不断变动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言随人类对世界认识的逐步加深而愈加丰富。人类对这一系统的研究也在探索中日益成熟。

《现代汉语词典》对“特征”一词的解释为事物可供识别的特殊征象或标志。唯物辩证法也告诉我们，认识事物一定要抓住特征，这样才能深入把握。语言学中同样也存在众多的特征，需要我们去辨别。聪明的人类学家将“特征”概念引入语言分析中，以下就来分析特征理论在语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的应用。

一、特征理论的萌芽——语音中的运用

“特征”一词在语言中的使用最早见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人雅柯布逊、范特、哈勒合著的《语音分析初探——区别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一书，他们根据声谱分析结果和声学原理，把各种语言音位的发音特点归为12种2分的区别特征。

“特征”首先可以用来区分构成音节的各个音素。音素是从音色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可分为元音和辅音［1］，它们同样拥有作为［音素］这一共同特征，但众多的区别特征则让它们分道扬镳，各司其职，如±［气流受阻］、±［气流强］、±［声带振动］、±［响亮］等。

“音位”这一概念较音素更加社会化。它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音类［1］。在分析音位时，必须同某种语言的特定语音系统相联系。“特征”在音位归纳中起作用。如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声、韵、调都可起到一定的区别意义的作用。

A组中/t/∶/t‘/、B组中/u/∶/e/、C组中/214/∶/51/分别将三组类似音节区分开来，得到三组音位。而音位之所以能产生区别作用，就在于这些音具备互相对立的特征：

/t/∶/t‘/——不送气∶送气

/u/∶/e/——后、高、圆唇∶前、半高、不圆唇

/214/∶/51/——降升∶全降

但在普通话中，/n/与/l/为两个音位，因为“南”［nan35］与“蓝”［lan35］代表不同的意义；而在一些地区话如兰州方言中，人们在发音时意识不到差别，将两者随意调换着用，语音中不产生区别意义的作用，所以同归于一个音位。因此，特征理论运用于语音尤其是音位，在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以及外国语音的比较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特征理论的成熟——词汇中的应用

语言是一个由语素、词、短语、句子构成的层级表意系统。19世纪末兴起的语义学，一直将词义学作为语义学的代名词，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语义是人类所使用的各级语言单位的意义这一观念才得以确立。特征理论被引入语义学，取名为语义特征，语义学正是要透过各个表义单位的表面，深入到微观层去理解其意义的本质。语义特征主要体现在词的义素分析上。

1.语素的特征分析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它往往是作为一种构词单位来使用的。现代汉语的语素一部分是完全自由的，可以当作词来使用，如单纯词就是二者的统一体，这样对于语素的分析也就是对词的说明。但还有一部分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必须与另外一些语素组合成词来使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语素特征及语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

（1）词义与构成它的语素的意义有密切联系。按结构可分为：1）并列联合（如：山水）；2）偏正修饰（如：巨人）；3）补充说明（如：说服）；4）主谓合成（如：冬至）；5）动宾支配（如：革命）。语素双方都有实在的意义，表达完整意义时则缺一不可。

（2）词义由其中一语素义决定：如国家、窗户、忘记等，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类偏义复词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只作为一个构词手段存在，剩下的语素义即词语的意义。

（3）构词语素义发生转化。实际上词义是由构词语素所蕴含的种种特征比喻、引申而来。如领袖：原指衣服最上端和两侧部分，是构成整件衣服的重要部分，由这一特征比喻一个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领导核心。巾帼：由头巾、发饰的相应特征引申指妇女。

（4）词缀。词缀本身不具有独立的词汇意义，不能独立成词，只能联结一定的词根才能起构词或构形作用。有的词缀用以表示辅助意义或表征词类，如“者”具备［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和［名词性］特征，因此就有读者、作者、记者、劳动者等；有的词缀用于表示语法意义，如“们”具有［复数］的语法特征，所以就有先生们、同志们、孩子们等。

2.词汇的特征分析

相对于“语素特征”是为了了解词的组织结构，“词汇特征”则是为了明晰词的义项。

词汇中最重要的一级单位就是词，词是重要的表义单位。特征理论运用于词这一层单位，当然是对词义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义素分析法”。

义素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是词义的区别特征或叫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利用这种方法解释词义时，把词的属性统统排列出来，通过类属关系同别的非本类事物相区别，再根据某些特征同本类内部其他事物相区别。通常用［＋］或［－］符号表示有或无哪一个义素。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义素分析法的使用能够简明、直观、精确地解说词义，把词义的分析往更加深层的方向推进，使词义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中国语言之所以丰富，很大程度在于有大量的同义词。同义词词义“大同小异”，运用义素分析法可以对它们的［意义范围的大小］、［程度的轻重高低］、［感彩的褒贬］、［语体色彩］等进行比较，得出词的精确含义。如：“恳求”与“央求”有共同义素［诚恳的请求］，不同就在于区别义素［词义轻与重］；“布”与“布匹”之间存在［具体或概括］的差异，“成果”与“后果”则存在［结局好］或［结局坏］之分；“愿望”与“希望”则存在着［词性］不同与［可作成分］的不同。

3.短语的特征分析

短语是词与词的语法组合。利用语义特征可以判断其组合是否成立。

如“书痛”、“搬动心灵”、“流树”三个短语显然搭配不当，因为“痛”是一种感知的触觉与心灵反映，要求前面与之搭配的成分具备［有生命］的特征；“搬动”是一种具体行为，它的对象要具备［有实在形体］特征；而“流”要求搭配对象具有［液体状］特点，即使“流星”中的“星”也是形象地表现星星从天际滑落的轻盈如水柔态。

三、特征理论的深入——语法中的应用

语法中的特征理论仍然指的是语义特征分析，但不同于语义学，它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二是用以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2］。

1.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启发下，语法研究迅速发展。层次分析法首先揭示了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和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显性语法关系,接着变换分析深入到结构内部，通过句式转换分化歧义句式,语义特征理论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产生，进一步发现并探讨句式产生歧义的原因。语法研究与词义研究中的语义特征存在差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者必须与特定的语境相结合。

如“鸡不吃了”一例：

这一句子会产生歧义理解，就在于关键词“鸡”有不同的语义特征，我们给它还原两种语境：

a.“那条虫还在地上，鸡不吃了。”

b.“我饱了，鸡不吃了。”

因此a句中的鸡具备［有生命］，b句中的鸡具备［已烹调］，两个特征决定了一个句子的两种理解。

2.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

我们以当今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程度副词+名词”的语义研究为例分析。

两个词语能够组成一个句法结构，关键是看二者是否具有某方面共同的语义特征。对于副名组合的理解，既不能单纯归结为副词，也不只是名词的原因，而是两个相组合的词语的语义双向选择的结果［3］。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可以通过与形容词中表性质的一类词的搭配显示出来。性质形容词“好、坏、远、近、甜、软”等表示某种抽象的属性，程度上必然存在差异，具有可变的量，因此，程度副词必然具备［+程度量］这一语义特征。如漂亮：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它可以修饰多类事物，人（男人、女人、小孩）、动物、植物、物品等都可以用，但究竟怎么才算漂亮，取决于人的主观认同感。每个人心目中的漂亮尺度不太一致，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可与任一层次程度副词搭配：特别漂亮、十分漂亮、很漂亮、挺漂亮、有点儿漂亮。再来看组合“副+名”，由于程度副词的特殊语义特征，决定了这个名词必须带有或至少隐含某种抽象性。按照这一准则，“程度副词+名词”中的名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真正的抽象名词。如欲望、传统、现代、个性、书生气、女人味等，这些词本身就是从多个具体的词中提炼出来的范围较广、较虚、没有确切指称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情感。

a.“一下子从[ZZ(Z]很古典[ZZ)]的氛围中跳入[ZZ(Z]很现代[ZZ)]的生活里。”（张星《忍耐爱的赵玫》）

b.“他倒赔不是的劝慰这个姑娘，[ZZ(Z]很耐性[ZZ)]的听了她的诉说……”（石言《秋雪湖之恋》）

c.“这种事你[ZZ(Z]最内行[ZZ)]，应付英国人你[ZZ(]最本事[ZZ)]。”（亦舒《香雪海》）

正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很现代、很耐性、最内行、最本事”的标准由各位读者自己去定。

（2）有抽象意味的专有名词。如中国、、香港、葛朗台、阿Q、堂吉诃德等。这类词，在汉语词汇中是独一无二的，本身意义很实在，代表地名或人物。但随着人们的使用，被赋予了与本意相关但更丰富、更具有特征化的含义，人们一提起它们，就会联想到它们更多的内涵，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指称意义。如“他很葛朗台”，就意味着这个人嗜钱如命、对人对己自私苛刻的一系列守财奴特征，而不只想到原来小说中的那个人物。

（3）另外一些如官僚、市侩、流氓、学究、草包、小市民、绅士、军阀、淑女、贵族、奶油、豆腐、畜生、狐狸等表示某类事物的词，也都伴随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语言习惯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

a.“这个人[ZZ(Z]太奶油[ZZ)]了。”

b.“她长得[ZZ(Z]相当狐狸[ZZ)]。”

可以看出，能进入组合的这三类名词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抽象意义，后两类都超越了原词所指的简单意义，深入到了词语背后的多项语义特征，人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程度副词与之搭配。

四、结语

综观“特征理论”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我们认为它是汉语研究一大进步，有利于我们对语言的各个要素作更深入、更细致的认识，“特征分析”直观有效地将要素的显著特征平铺在读者眼前，使人一目了然，豁然开朗。

另一方面，“特征理论”只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方法，当然不可避免存在缺点，就以词义分析而言，它在动植物词汇、亲属词汇、颜色词汇等中的应用得心应手，但是：（1）有些词，尤其是有些虚词，如介、连、叹词等，不易找出两两相对的义素;（2）有些词义素很多，全部罗列太累赘、繁琐；（3）对词往往区别开就行，对每个词义的理解不是那么全面。

世界在发展，语言特征在演变，因此对它的认识、分析也应随之改进。之后的约束理论、空语类理论、指向理论、范畴理论和认知理论等等的提出，说明我们的语言学家仍在辛勤地探索着，但无论如何，特征理论将在它的一片天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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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语言特征篇（7）

一、引言

在汉语中，主谓短语做宾语的情况为数不少，对于这些做宾语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则是近些年来学术界不断讨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判断一个主谓短语是否小句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在此试图解决下列几个问题；a、小旬的标准是什么?b、汉语中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c、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与宾语类型有什么关系?

二、小句的标准

1、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汉语中最早注意小句层面并提出小句之说的是吕叔湘先生。吕叔湘先生是在他的重要的语法著作《中国文法要略》(1942)首次使用“小句”这个术语的。他此时使用小句这个名称是为了“述说的时候方便些”，并没有把小句当作一级语法单位：吕叔湘先生在他的另一部语法著作《汉语语法问题分析》(1979)中，认为小句是语言中基本的动态单位，小句的作用在于“可以沟通单句和复句，说单句是由一个小句组成的句子。”邢福义先生的“小句中枢说”(1995、1997)近年来在语法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邢先生认为：“小句是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独立性的语法单位。”也就是说，在具有表述性的语法单位中，小句是最小的语法单位。随后，储泽祥(2004)认为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可见，小句也是应该具有句子的特征的。

2，句子的特征。句子的特征有哪些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句子是怎样形成的。语言的内容来自于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中的一个事态投射在语言中就是一个句子。句子不仅反映事态的客观属性，如参与者、时间、空间、进程、方式等，而且表现说话者的态度、情感，以及说话者对听话者的预期、要求等，从而带有各种不同的特征。每一种特征都体现了句子在语言交际中的特定功能。因此，我们主要考察五种句子特征：构件单位的完备性(即完整的论元结构)，认知情态(在语言层面上就通过一些表示情态的词体现出来，如：可能、或许、必须等)，体标记(体标记附着在谓语动词后，表示事态发展的正在进行性、完成性和经验性等，如：着，了、过等)、语气(语气在汉语中有时是通过语气词来体现出来的，如：吗、呢、啊、吧、的、了等)和独立成分(称呼语、某些插入语、感叹语等)。

3、小句的判断标准，因为小句具有句子的特征，我们就可以以一个结构是否具有上述句子特征，从而判断它是否是小句。所以，小句的判断标准是：

首先具有完备的论元结构，其次要有语气。这两条是必有的标准。认知情态、体标记和独立成分，则随小句的独立性的强弱可能带多带少。

4、小句宾语的判断标准。小句宾语就是指在句子中处于宾语位置上的小句。因为小句宾语是嵌入在一个句子的内部，是降格的内嵌小句。虽然这样的小句因为受到其前后某些特定词语的支配，成为特定的句法成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丢失句子单用时所具备的各种特征，但是，它仍然是小句。因此，小句的判断标准同样适合用来判断小句宾语。

三、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

1、小句宾语。首先我们来讨论处于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看下面的句子：

(1)他私下寻思：老伙计，我这次一定能赢你!

(2)大娘亲热地对我说，闺女，你就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吧。

这两个句子的宾语部分在形式上有独立语，有着完整的论元结构，在语义上主谓短语都各自表述了一个完整的意义。第(1)句还反映出了说话者的认知情态；第(2)句带有语气词。这两个宾语具有几个句子特征，单说起来也几乎不成问题，它们都应当是小句，所以这两个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都是小句宾语。

(3)姜维估计魏国的兵马夜里可能要来踹营。

(4)消息灵通的人士透露今年年底每个员工的工资大概能上涨百分之十左右。

这两句的宾语各自含有一个表示推测语气的副词，反映出了说话者的认知情态，而且中心动词不缺少论元，有着完整的语义，可以断定它们都是小句。

(5)村里的人都很羡慕巧巧考上了大学。

(6)中学生们抱怨他们过着比驴子还辛苦的生活。

这两个句子的宾语虽然没有独立语、语气词，也没有反映认知情态的副词，但是它们都带有体标记，论元结构完整，表示了一个完整的语义，所以，这两个句子的主要动词带的也是小句宾语。

(7)党的纪律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进行商业活动。

(8)你不能断言他给她的所有信件都是有步骤的引诱。

可以看出这两个句子的宾语丢失了不只一个句子特征，不仅没有独立语、语气词和体标记，而且也没有反映出认知情态。但是，它们的中心动词该带的论元都带了，结合本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它们表示的语义相对完整，因此它们也是小句，只不过单说起来有些困难。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主谓短语在宾语位置上由于受到句子的谓语动词的支配，成为动词的论元后，就被动词分配了一定的论元角色，从而成为小句宾语。

在此，要注意小句宾语中的主语省略。例如：

(9)老通宝打算￠再多赊几担桑叶来。

这句的宾语“再多赊几担桑叶来”中的动词“赊”的施事主语与主句的主语同指，并且在句子的表层形式中强制性缺省，也就是说，宾语位置上仍是一个主谓短语，由于小主语与大主语所指相同，小主语不可补出。这样的谓词性短语可以看作主谓短语的缩略形式，受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影响，它也是小句。

那么，是不是处于宾语位置上的所有的主谓短语都可以被句子化，从而成为小句宾语的呢?

2、主谓短语宾语

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并不总是小句，例如：

(10)这个计划要经过领导批准，(方可执行。)

(11)你提出的问题值得大家探讨。

这两句中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不是宾语小句。显而易见，宾语部分没有独立语和语气词，也没有认知情态。主谓短语的动词的受事论元被指派作了主句的主语，使得宾语的论元结构不完整，整个宾语部分不能表述一个完整的语义，从而失去了作为内嵌小句的最基本的特征，故而，这两句宾语部分的主谓短语不是小句。再如：

(12)我军阵地猛烈的炮火延缓了敌人进攻，(为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3)他把公家的材料用于自己家装修。

这两句的宾语也是主谓短语充当的，不是小句宾语。因为“敌人进攻”在作了主句谓语动词“延缓”的宾语后，“进攻”就不能再带宾语了，导致了宾语动词受事论元的缺失，从而使得宾语部分的语义表述不完整，因此，“敌人进攻”不是小句。

通过分析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有的可以被句化为小句，成为小句宾语，有的只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说能否成为小句宾语，取决于主句的谓语动词的语义，即半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着该动词所带宾语的类型。

四、谓语动词的语义对宾语内容的制约

无论是小句宾语还是主谓短语宾语，它们都是主句谓语动词所指派的论元，都要受到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也就是说，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着宾语的结构形式。

能带小句宾语的谓语动词都是具以下两个语义：体验性和呈现性。体验性就是能意识到一个事态就是语言的表达对象；呈现性就是能展示出一个事态内容。具有这两个语义特征的动词包括：心理活动动词、言说动词等。

这样的心理活动动词包括两类：一类是感知类，例如，看见、听见、望见、闻、观察、碰见、撞见、想、猜、寻思、琢磨、意识、考虑、估计、推想、盘算、感觉、明白、渴望、希望、忘掉、等；另一类是情绪类，例如，爱、恨、嫉妒、羡慕、佩服、喜欢、讨厌等。那些不具备这两个语义特征的心里活动动词不能带小句作宾语，例如，激动、惊吓、骚扰等，这类心理活动动词只反映施动者心里活动的某种情绪体验，不反映心理活动内容。

在语言层面上，心理活动动词具有将一个外在事态的意识内容反映出来的能力。这种反映只是心理活动主体的自身体验。人类还有将意识内容进行交流的需要，这种需要是通过言语活动来实现的，那么，在语言层面上就离不开言说类的动词。所以，那些能够反映一个事态整体过程的言说类动词也需要带小句作宾语，以满足表达的需要。言说活动是通过认知活动先将意识内容转化为言说内容，然后表述出来，因此，言说类的动词实际上在语义上也具有体验性和反映性两个特征。人类的言说活动不限于口头表达，也可以通过书面语言甚至肢体语言表达意识内容，故而，能带小句宾语的言说类动词包括典型的言说类动词，也包括引申过来的言说类动词，例如：说、问、告诉、命令、邀请、责备、讽刺、通知、断言、抱怨、表扬、称赞、答应、透露、描写、强调、商量、建议等。

其他语义类的动词只要具有体验性和呈现性的语义特征都能带小句宾语。因此，我们通过对一定语料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归纳出带小句宾语的动词的语义类。因为汉语动词的语义类无法穷尽，在此我们只统计出一些普通的语义类。

除了上面所列的心理活动类和言说类动词外，还有下列语义类的动词可以带小句宾语：

规定类：规定、注明、约定、暂定、禁止、限制、停止、制止等。

标志类：标志、代表、意味、指、等于、表明等。

求证类：测量、调查、比较、比赛、预计、预测、称、量、鉴定等。

小说语言特征篇（8）

一、引言

在汉语中,主谓短语做宾语的情况为数不少,对于这些做宾语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则是近些年来学术界不断讨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判断一个主谓短语是否小句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在此试图解决下列几个问题;a、小旬的标准是什么?b、汉语中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c、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与宾语类型有什么关系?

二、小句的标准

1、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汉语中最早注意小句层面并提出小句之说的是吕叔湘先生。吕叔湘先生是在他的重要的语法着作《中国文法要略》(1942)首次使用“小句”这个术语的。他此时使用小句这个名称是为了“述说的时候方便些”,并没有把小句当作一级语法单位:吕叔湘先生在他的另一部语法着作《汉语语法问题分析》(1979)中,认为小句是语言中基本的动态单位,小句的作用在于“可以沟通单句和复句,说单句是由一个小句组成的句子。”邢福义先生的“小句中枢说”(1995、1997)近年来在语法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邢先生认为:“小句是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独立性的语法单位。”也就是说,在具有表述性的语法单位中,小句是最小的语法单位。随后,储泽祥(2004)认为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可见,小句也是应该具有句子的特征的。

2,句子的特征。句子的特征有哪些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句子是怎样形成的。语言的内容来自于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中的一个事态投射在语言中就是一个句子。句子不仅反映事态的客观属性,如参与者、时间、空间、进程、方式等,而且表现说话者的态度、情感,以及说话者对听话者的预期、要求等,从而带有各种不同的特征。每一种特征都体现了句子在语言交际中的特定功能。因此,我们主要考察五种句子特征:构件单位的完备性(即完整的论元结构),认知情态(在语言层面上就通过一些表示情态的词体现出来,如:可能、或许、必须等),体标记(体标记附着在谓语动词后,表示事态发展的正在进行性、完成性和经验性等,如:着,了、过等)、语气(语气在汉语中有时是通过语气词来体现出来的,如:吗、呢、啊、吧、的、了等)和独立成分(称呼语、某些插入语、感叹语等)。

3、小句的判断标准,因为小句具有句子的特征,我们就可以以一个结构是否具有上述句子特征,从而判断它是否是小句。所以,小句的判断标准是:

首先具有完备的论元结构,其次要有语气。这两条是必有的标准。认知情态、体标记和独立成分,则随小句的独立性的强弱可能带多带少。

4、小句宾语的判断标准。小句宾语就是指在句子中处于宾语位置上的小句。因为小句宾语是嵌入在一个句子的内部,是降格的内嵌小句。虽然这样的小句因为受到其前后某些特定词语的支配,成为特定的句法成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丢失句子单用时所具备的各种特征,但是,它仍然是小句。因此,小句的判断标准同样适合用来判断小句宾语。

三、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

1、小句宾语。首先我们来讨论处于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看下面的句子:

(1)他私下寻思:老伙计,我这次一定能赢你!

(2)大娘亲热地对我说,闺女,你就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吧。

这两个句子的宾语部分在形式上有独立语,有着完整的论元结构,在语义上主谓短语都各自表述了一个完整的意义。第(1)句还反映出了说话者的认知情态;第(2)句带有语气词。这两个宾语具有几个句子特征,单说起来也几乎不成问题,它们都应当是小句,所以这两个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都是小句宾语。

(3)姜维估计魏国的兵马夜里可能要来踹营。

(4)消息灵通的人士透露今年年底每个员工的工资大概能上涨百分之十左右。

这两句的宾语各自含有一个表示推测语气的副词,反映出了说话者的认知情态,而且中心动词不缺少论元,有着完整的语义,可以断定它们都是小句。

(5)村里的人都很羡慕巧巧考上了大学。

(6)中学生们抱怨他们过着比驴子还辛苦的生活。

这两个句子的宾语虽然没有独立语、语气词,也没有反映认知情态的副词,但是它们都带有体标记,论元结构完整,表示了一个完整的语义,所以,这两个句子的主要动词带的也是小句宾语。

(7)党的纪律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进行商业活动。

(8)你不能断言他给她的所有信件都是有步骤的引诱。

可以看出这两个句子的宾语丢失了不只一个句子特征,不仅没有独立语、语气词和体标记,而且也没有反映出认知情态。但是,它们的中心动词该带的论元都带了,结合本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它们表示的语义相对完整,因此它们也是小句,只不过单说起来有些困难。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主谓短语在宾语位置上由于受到句子的谓语动词的支配,成为动词的论元后,就被动词分配了一定的论元角色,从而成为小句宾语。

在此,要注意小句宾语中的主语省略。例如:

(9)老通宝打算￠再多赊几担桑叶来。

这句的宾语“再多赊几担桑叶来”中的动词“赊”的施事主语与主句的主语同指,并且在句子的表层形式中强制性缺省,也就是说,宾语位置上仍是一个主谓短语,由于小主语与大主语所指相同,小主语不可补出。这样的谓词性短语可以看作主谓短语的缩略形式,受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影响,它也是小句。

那么,是不是处于宾语位置上的所有的主谓短语都可以被句子化,从而成为小句宾语的呢?

2、主谓短语宾语

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并不总是小句,例如:

(10)这个计划要经过领导批准,(方可执行。)

(11)你提出的问题值得大家探讨。

这两句中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不是宾语小句。显而易见,宾语部分没有独立语和语气词,也没有认知情态。主谓短语的动词的受事论元被指派作了主句的主语,使得宾语的论元结构不完整,整个宾语部分不能表述一个完整的语义,从而失去了作为内嵌小句的最基本的特征,故而,这两句宾语部分的主谓短语不是小句。再如:

(12)我军阵地猛烈的炮火延缓了敌人进攻,(为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3)他把公家的材料用于自己家装修。

这两句的宾语也是主谓短语充当的,不是小句宾语。因为“敌人进攻”在作了主句谓语动词“延缓”的宾语后,“进攻”就不能再带宾语了,导致了宾语动词受事论元的缺失,从而使得宾语部分的语义表述不完整,因此,“敌人进攻”不是小句。

通过分析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有的可以被句化为小句,成为小句宾语,有的只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说能否成为小句宾语,取决于主句的谓语动词的语义,即半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着该动词所带宾语的类型。

四、谓语动词的语义对宾语内容的制约

无论是小句宾语还是主谓短语宾语,它们都是主句谓语动词所指派的论元,都要受到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也就是说,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着宾语的结构形式。

能带小句宾语的谓语动词都是具以下两个语义:体验性和呈现性。体验性就是能意识到一个事态就是语言的表达对象;呈现性就是能展示出一个事态内容。具有这两个语义特征的动词包括:心理活动动词、言说动词等。

这样的心理活动动词包括两类:一类是感知类,例如,看见、听见、望见、闻、观察、碰见、撞见、想、猜、寻思、琢磨、意识、考虑、估计、推想、盘算、感觉、明白、渴望、希望、忘掉、等;另一类是情绪类,例如,爱、恨、嫉妒、羡慕、佩服、喜欢、讨厌等。那些不具备这两个语义特征的心里活动动词不能带小句作宾语,例如,激动、惊吓、骚扰等,这类心理活动动词只反映施动者心里活动的某种情绪体验,不反映心理活动内容。

在语言层面上,心理活动动词具有将一个外在事态的意识内容反映出来的能力。这种反映只是心理活动主体的自身体验。人类还有将意识内容进行交流的需要,这种需要是通过言语活动来实现的,那么,在语言层面上就离不开言说类的动词。所以,那些能够反映一个事态整体过程的言说类动词也需要带小句作宾语,以满足表达的需要。言说活动是通过认知活动先将意识内容转化为言说内容,然后表述出来,因此,言说类的动词实际上在语义上也具有体验性和反映性两个特征。人类的言说活动不限于口头表达,也可以通过书面语言甚至肢体语言表达意识内容,故而,能带小句宾语的言说类动词包括典型的言说类动词,也包括引申过来的言说类动词,例如:说、问、告诉、命令、邀请、责备、讽刺、通知、断言、抱怨、表扬、称赞、答应、透露、描写、强调、商量、建议等。

其他语义类的动词只要具有体验性和呈现性的语义特征都能带小句宾语。因此,我们通过对一定语料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归纳出带小句宾语的动词的语义类。因为汉语动词的语义类无法穷尽,在此我们只统计出一些普通的语义类。

除了上面所列的心理活动类和言说类动词外,还有下列语义类的动词可以带小句宾语:

规定类:规定、注明、约定、暂定、禁止、限制、停止、制止等。

标志类:标志、代表、意味、指、等于、表明等。

求证类:测量、调查、比较、比赛、预计、预测、称、量、鉴定等。

小说语言特征篇（9）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321-02

一、引言

爱伦·坡是十九世纪美国的著名小说作家之一，为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理论——“统一效果论”，成为“英美提出自成体系的较为完整的短篇小说理论的第一人”。（王齐建，1982：336-338）。效果论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先确立某种效果，再为追求这种效果而思考创作，最大限度上达到定的效果，开篇奠定基调和主题，有完整的结局，而《阿蒙提拉多的酒桶》则是其短篇小说中的一部精彩的作品。

小说以第一人称——蒙特里梭的语气讲述了他将一个侮辱自己的“朋友”——福吐纳托在狂欢节之夜引诱到自己公馆的墓窖深处活埋而复仇的恐怖故事。蒙特利瑟来自没落的贵族家庭，聪慧过人，心思缜密，心胸狭隘，善于伪装，阴险残忍。弗图纳多来自地位显赫的贵族家庭，擅长品酒，声名显赫，乐于炫耀，迟钝愚笨。蒙特里梭声称自己购得一大桶产自西班牙的优质白葡萄酒Amontillado，但却不知道是真是假，便用激将法将以美酒鉴定家自居的福吐纳托引到自己家祖传的地窖。他早已在地窖里布好机关，将福吐纳托牢牢地束缚在石龛里，一边往上砌墙一边嘲弄死者，尽情品尝复仇的快乐。小说篇幅虽然短小，但人物刻画却极为细致，不使用任何多余字词，但每一个字句都为整体的效果服务，随着情节的推进，人物逐渐立体丰满起来。

有学者从“言语行为理论”、词汇、句法、叙述角度，文学手法、心理学角度评析了该小说。本文欲从语音象征角度，说明该短篇小说使用的字词的语音象征在渲染恐怖的气氛上的效果。恐怖的故事场景暗示人性的残缺、阴暗，揭示了复仇与死亡的主题，揭示人内心的恐怖，人是“恐怖”的制造者，恐怖之源在心灵，在自身。（蔡玉辉，1996）

二、语音象征

主流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和形式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音意之间不存在自然的联系。（贺川生，2002，（1）：22-25）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学说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乔姆斯基所代表的形式语言学流派也认为语言是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之外的一种任意的、自治的形式系统，语言能指和所指之间毫无联系可言。（贺川生，2002，（1）：23）

但与索绪尔同时代的叶斯柏森，他在其名著“Language：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Origin” 中详细讨论了语音象征，认为语音象征是语言使用和发展中的客观存在。（Jespersen，1933：16）他还拿出了具有语音象征的详细材料，认为最简单的就是声音的直接模仿，如clink，splash，bleat，snort，grunt等。

Firth虽然不相信音义之间有必然联系，但收集了大量的具有语音象征的词汇（slack，slouch，slush，sludge，etc），首创了术语Phonaestheme（联觉音组）用来指/sl - / 音组。

西方符号学奠基人的美国语言学家、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S.Pierce）用拟象性（iconicity）这一术语来表示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的自然联系，认为在语音层上，除了拟声词这种典型的图像符号外，某些语音常常与特定类型的事物联系。（文旭，1999：20）语言学家们的观察和研究证明：语言符号在音、形和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确实有很多的必然的联系。语言既有非象似性（non-iconicity）的一面，又有象似性的一面。（Bolinger，Dwight & Sears，Donald A.，1981：9）由于受不同民族认知能力、语言发展、文化环境等诸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世界上的众多语言中，有的象似成分多一些，有的任意成分多一些。

语音象征即属于语言拟象性的一面，指的是拟声词和一些按词源来说没有拟声根据，由于它们本身中的某些字母的发音，甚至包括发音时口腔内发音器官的动作，字母的形状能象征某种概念、意境或气氛，使人引起联想的词。根据语音象征的特性和应用范围，语言学家将其细分为直接语音象征和联觉语音象征：直接语音象征指的是词的语音直接模拟自然的声音，即拟声词；联觉语音象征指一些词，其音不能直接表明词义，但可从语音的音响或发音特征联想到某种意义。语音表意是一个重要的语言现象，也是行文写作的重要手段，使用具有象征意义的语音既可以带来某种效果，有助于作者更深刻更有效率的表达主题思想。

三、《阿蒙提拉多的酒桶》中的语音象征

1842年，爱伦·坡在《评霍桑的“重述的故事”》（The Review of Hawthorne’s Twice——Told Tales）里写道，真正优秀的诗作是可在一小时内读完的诗作，并且强调“在几乎各类创作中，效果或感受的一致性是最最重要的”（Nina Baym，1994：1531，81）。开篇的第一句话不是为了制造效果，那么作者在第一步上就失败了。《阿蒙提拉多的酒桶》充分体现了爱伦·坡的这个原则，在这篇故事里，他所要建立的效果是复仇的恐怖与快乐。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文章一开头便给人一种疯狂与压抑的感觉。

开篇叙事者的独白给故事的发展进行了简洁而有效的铺垫，同时也在读者的心中留下了恐怖的气息。在开篇短短的107个词里，injury、venture、insult、wow、revenge、threat、avenge、risk、punish、impunity、wrong、retribution、borne、definitely、definitiveness、resolved等词连续出现，读者一看便知，主人公复仇的愿望在心头酝酿已久，报复的行动也经过了深思熟虑。英语中，不同的发音位置和发音方法会产生不同的音效，不同的音效也会带来不同的音乐感和不同的含义。在这些词中，绝大部分都是由短元音构成，如/i/、/e/、/Λ/等出现频率最高，而英语中的短元音可以加快节奏，表达风驰电掣的速度和雷厉风行，暗示坚定跟执着，即蒙特利瑟报仇的坚定跟速度。辅音可以划分成柔软和刚硬，G.N.Leech（1980）认为以下4组辅音按序码由柔而刚，逐渐增加硬度：

柔a）流音和鼻音：/l/，/r/，/n/，//，/m/

b）摩擦音和送气音：/v/，//，/f/，/s/

刚c）塞擦音：/t/，/d/

d）爆破音：/b/，/d/，/g/，/p/，/t/，/k/（张治国，2001）

在以上这些词中，刚硬的爆破音/d/，/t/，/k/的反复出现又一次表明了复仇者蒙特利瑟的极度怨很和报仇决心的坚定。根据语音象征学，/s/音象征了蛇爬行时的声音、风声或其它的嘶嘶声，这里形象的描写了蒙特利瑟内心复仇暗暗在有呐喊，故事的复仇的主题在这里就被明确地提了出来，仇是要报的，但报仇的人自己因此得到报应，这仇就等于没报；仇的人不让冤家知道是谁报的仇，这仇也等于没报，他逃之夭夭的笑声，也使得这个声音，及蒙特利瑟的疯狂与故事的压抑与恐怖在读者脑子里不停地回荡。英语的每个音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的，所以这些音不可避免的会受周围音的影响，音的相互影响充分体现在音的重复出现，音的重复出现对彼此的相互影响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一些包含否定含义的音，如果它们大量的重复出现，就会带来丑陋的含义，尤其是辅音。

文中的两个主人公在阴冷潮湿的地窖中前行，周围除了尸骨就是墙壁，自然凸出恐怖阴森的背景，一种死亡的气息让人不寒而栗。文中quiet、dark、damp、cold、twisting，bone、wall、tombs、death、dead这些词不断出现。双元音和长元音可以传达一种沉重忧伤之感，其中的长后元音/a：/、/u：/、/：/在发音时要拖长，与人呜咽或悲伤时说话的声音相似，这使气氛变得很低沉。/ai/、/u/、/ε/、/ei/、/au/等双元音也具有音长的特点，这种拖长给人一种神秘恐怖的感觉。低元音/e/、//等更加重了深沉的气氛，对于恐怖气氛的渲染起了重要的作用。地窖是罪恶的隐喻，象征着死亡和地狱凶手由清醒变成了疯狂，理智执行的有悖于人常理的心态和杀人步骤让人不寒而栗。爱伦.坡认为“小说应当着力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人格中以往被忽视的病态或者阴暗的方面，而且叙事要简洁明了，力争使故事以较快的节奏发展到高潮，以便产生某种单一的预期效果。”（陶洁，2000）随着两个人在地窖里越走越深，气氛也越来越恐怖，“我”一步步走向人格没落，福吐纳托则一步步走向死亡。恐怖的故事场景暗示人性的残缺、阴暗。

当蒙特里梭开始在壁龛的入口处砌墙时，壁龛内不时传来福吐纳托的声音：“a low moaning cry”、“furious vibrations of the chain”、“loud and shrill screams”、“yell”、“clamor”、“a low laugh”和“a sad voice”，这些和地窖里可怕的寂静（“a long and obstinate silence”）相对比，叫人毛骨悚然。“low”、“moaning”、“furious”、“loud”，“screams”等的双元音和长元音，/u/、/u/、/ei/、/au/、/i/、/i：/等，传达一种沉重忧伤之感。从语音象征上来看，鼻音/m/ 常使人联想到低沉、含浑。“拖慢的节奏”体现了被困锁的福图纳托的恐惧和他无望地挣扎的情景。这里“拖慢的节奏”拖长了读者的阅读，增加了恐怖的效果及蒙特里索歹毒的心理，两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对比，都给读者的心灵注入了一种严峻、深沉的气息，紧紧地揪着读者的好奇心。

除此之外，爱伦·坡还用了很多的拟声词——直接语音象征，如：“Ugh！ ugh！.”、“Ha！ Ha！.”、“He！ He！.”等等。吐气声/h/能使人想起人用力时的气喘嘘嘘，他在词首出现时象征人们做工或行动时“努力”或“费劲”的情形。这些词的语音以声音直接表示或反映了垂死或歇斯底里的人，其恐怖的氛围不言而喻。在搀扶福吐纳托走下地窖时，蒙特里梭取了两只火把（flambeaux），火把由flame（熊熊燃烧的火焰），变成glow，而随着他们逐渐深入地窖，及至福吐纳托葬身之时火把变成了feeble rays（微弱的火点），这显然象征着福吐纳托正在走向死亡。

英语中的每个音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的，所以这些音不可避免的会受周围音的影响，有些音的表意功能不可避免的被调整或削弱，如小说中运用大量的程度副词，比如definitively，largely，remarkably，merely，partially，definitely，equalr等，大多数都是用来表明蒙特里梭复仇的决心和计划的周密，还有方式副词，象insufferably，faniiliarly，heavily，promiscuously，unsteadily，horizontally，vigorously等生动而详尽地描述了周围的环境和人行为的变化。大多数辅音都是不悦耳的音，而元音几乎是愉快的音。上面这些词中几乎每一个单词都含有两以上的短元音/i/、/l/，这两个本来是愉快的音，但是以上这些词中/h/，/k/，/w/，/t/，/f/，/g/等这些不悦耳的音素后面紧跟就是/i/，/l/等愉快的音就大大消弱了它们的正面效果，这些悦耳音素只能产生微弱的效果，使整篇文章的基调变得丑陋，凝重，暗示人性的丑恶。

四、结语

爱伦·坡通过对每个词精心选择，深人到了主人公内心最隐秘的角落，把人格中的缺陷全面地展露出来，使作品从场景到氛围都笼罩在疯狂和恐怖之中。音的象征意义是离不开语篇，因为每个音都是为语篇的整体意义服务的，只有从全篇的角度去理解才能更深刻体会作者选择一些音的意义。语音是语言的外壳，语言的音感离不开语音，其声音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助于传达意境、表达思想。爱伦·坡在《阿蒙提拉多的酒桶》中充分体现了语音象征的艺术魅力，让读者从字里行间感受小说的恐怖氛围。

参考文献：

[1]蔡玉辉.多义·独特·自觉—爱伦·坡短篇小说浅论[J].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1996，（3）.

小说语言特征篇（10）

 

一、关联翻译理论

关联翻译理论是基于关联理论发展出来的，格特（Gutt，1991）在其《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一书中将关联理论与翻译紧密结合起来，他对翻译的解释几乎可以刷新人们对翻译的宏观认识。格特主张用关联理论研究翻译，因为“关联理论从能力（competence）而不是行为（behaviour）的角度来看待交际，它试图具体说明人们大脑的信息处理机制在人际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其范畴是大脑机制而不是语段本身或语段产生的过程。”[1]p20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两轮交际活动。第一轮：原作者是交际者，译者是受体；第二轮：译者是交际者，译语接受者是受体。可见，译者扮演着双重角色，他是信息传递的中转者。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交际线索，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Gutt指出：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intention）与译文读者的期盼（expectation）相吻合。[1]p195

二、直接翻译

（一）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

直接翻译相对于间接翻译，是Gutt在其《关联翻译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他是在Sperber和Wilson关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一对重要概念。根据Sperber和Wilson的理论，直接引语保留了原文所有的“表面语言特征”（superficiallinguistic properties）[1]p133，而间接引语则仅仅意在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在直接引语中，除了原说话者的语音无法复制以外，说话者必须保留原话的每一个词，甚至句子的重音和语调，让听话者觉得仿佛是原说话者自己在说话。而且说话者可以不必理解原话也可以进行转述，如一个7岁的小孩子也可以用直接引语来转述非常深奥的古诗，而听话者可根据他的转述来理解古诗的意思，这也就是Sperber和Wilson所说的保留原文所有的“表面语言特征”论文服务。因此，直接引语是语言的一种描写性用法（descriptive use）。而间接引语则不同，他注重的是语言的阐释性用法，如在一定的语境中，英语的修辞性疑问句“Don’t you know him?”可以转述为陈述句“He said that he thought she knew the man”。总之，间接引语是对原话的一种阐释，是在保留原话的基本意义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语境需要，改变话语的表面语言特征，以达到原话的认知效果。

Gutt认为，间接翻译相当于间接引语，对原文的语言特征有较大的改动，一再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的相似性”（resemblance in cognitive effects）；直接翻译则与直接引语相像交际线索，它有赖于“语言特征的相似性”（resemblance inlinguistic properties）。但是，问题在于表达话语的风格特征的语言特性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语言特征不但因语言而异，而且同样的语言结构（如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并部电影具有同样的风格特征。所以Gutt认为，在直接翻译中，我们与其说在努力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不如说是在保留这些语言特征为我们提供的“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本意的交际线索”。[1]p134

直接翻译的核心就是在于保留原文风格。当然，直接翻译意味着读者将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来推断出原文的风格特征，但这与关联理论关于读者用最小的努力达到最大的认知效果并不矛盾。因为Gutt强调的只是，必须让读者的收获“超过他们多付出的认知努力”[1]p148。

小说翻译是集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于一身，更多的是用间接翻译来达到语义的传达。但小说的风格特征则有赖于直接翻译，通过保留表现原语语言特征的“交际线索”，来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独特风格。

（二）交际线索

“交际线索”这一概念是Gutt在论述直接翻译时提出的，他认为，交际线索指的是在翻译中，我们不能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而是在保留这些语言特征为我们提供的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本意的线索。[1]p134例如：

（1）（a）The DEALER stole the money.

（b）Thedealer STOLE the money.

这两句子通过强调了不同的句子成分表达了不同的隐含意义。在一些没有同样的表达手段的语言中，只能译成相当于下面的句子：

（2）（a）It is the dealer who stole themoney.

（b）Whatthe dealer did was stealing the money.

Gutt认为，所谓保留原文的风格，就是保留这种交际线索，译语读者在原文设定的语境中取得与原文完全相似的阐释，从而取得最佳关联。

根据Gutt关于直接翻译的理论，原文的语义表征（Semantic Representations）、句法特征（Syntactic Properties）、音韵特征（Phonetic Properties）、客套语语体（Formulaic Expressions）、拟声词（Onomatopoeia）、风格词语（the Stylistic Value of Words）等都提供了表现其风格特征的交际线索。

三、小说风格的可译性

风格是一个涉及面很广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风格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风格是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有人认为风格是实实在在、通过语言显现在作品中的东西。在文学翻译中交际线索，风格是否可译又是翻译界多年来争论的问题之一。风格问题是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译出风格是文学翻译的全部指归。[2]p81亚历山大泰德勒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中说道：“在好的翻译中，原著的优点已经完全移注入另一种语言，从而使这另一种语言所属国家的人能够获得清楚的理解和强烈的感受，程度和使用原著语言的人相等。”[3]p105

在我国，茅盾是可译论的代表，1954年他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4]p511

在关联翻译理论中，风格可以通过直接翻译保留交际线索的方法得到保留。通过保留原作中的所有交际线索，只要译语读者能利用源语作者所期望的语境假设，直接翻译可以让他们获得与源语读者一样的阅读效果。

四、《呐喊》译例分析

下面通过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Willam Lyell的《呐喊》两译本中个别案例进行分析。

例1：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论文服务。[5]p24

Version 1: He couldn’ t squeeze anything out of him; he was already good andangry, and then the young fool would “scratch the tiger’s head”, so he gave hima couple of slaps.[6] p64

Version 2: …couldn’t squeeze a singlecopper out of him. Now that means Ah-yi is pissed off to begin with, right?Then the Xia kid’s gotta go rub salt in the wound by talking’ that kinda stuff.Well Ah-yi gave him a couple good ones.[7]p55

从这两个译文来看，杨戴译属于直接翻译，在他们的译文中没有出现勃然大怒、胆大妄为等解释性的语言，因为这些语言无法保留原文作者“老虎头上瘙痒”的语义表征。虽然scratchthe tiger’s head可能不会一下子让目的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一样的感受，但结合上下文，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可以根据明示推理而进一步扩大，通过保留原文的语义，译语读者既可以在阅读过程中付出少量的推导努力，又可以了解中文成语“老虎头上瘙痒”的内涵意义，而威廉译则稍逊一筹交际线索，而威廉译为“otta go rub salt in the wound by talkin’ that kinda stuff”则用一种阐释性的方法抹杀了原文的意象，将原本鲁迅先生对于红眼睛阿义这一人物愚昧的同情与讽刺夹杂之情化为乌有，因而在此译中，William的译文则失色不少。

例2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5] p6

Version 1: The fierceness of a lion, the timidity of a rabbit, the craftinessof a fox…[6]p45

Version 2: Savage as a lion, timid as a rabbit, crafty as a fox…[7]p6

在例2中，鲁迅先生用了三个连续的比较手法，实际上就描述了反动统治者的三种特征。他们像狮子一样凶残，像兔子一样胆怯，像狐狸一样狡猾。将统治阶级比作狮子就表现了他们“吃人”的本性；将反动统治阶级比作兔子，表明了是他们纸老虎，外表强硬，内心胆小；将反动统治阶级比作狐狸，则表明他们总是花样百出，阴险狡诈。但文中的语境告诉译者这句话语是狂人的内心活动，而不是普通人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狮子似的凶心”则完全是一个成功的明喻，而后面“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又变成了暗喻，表明了狂人说话并不像普通人一样很有逻辑性，作者通过明喻与暗喻的交替，将狂人的“狂”栩栩如生地显示在读者面前。译者就需要把握这种明示推理，将原语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以及表现狂人思想非逻辑性的语义特征的交际线索传递给译文读者，达到最大关联。杨戴译和威廉译都不愧为佳作交际线索，基本保留了原文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但在保留语义特征的交际线索上似乎有所欠缺。笔者在杨戴译的基础上，大胆将此句子译为：Savage as a lion, timid a rabbit, crafty a fox. 目的是既保留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又保留其语义表征的交际线索，从而使译语读者能像原语读者一样领略到原语的所有风格意义。

五、结语

关联翻译理论的直接翻译为小说翻译中风格再现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力。译者在翻译前应充分考虑原语的语言环境以及文化因素，体会出原语作者的交际意图，通过保留原语中的交际线索为译语读者提供与原语读者基本一致的认知空间，译语读者可通过付出一定程度的推理努力，享受到与原语读者一样的审美感受。当然很多时候准确把握原文的交际线索并非易事，因而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综合考虑原语表达法与原文语言环境、所处的时代背景、原作者的写作风格等方面，将这些因素整合之后才能准确把握原语的交际线索，从而在译文中再现原作风格。

参考文献

[1]Gutt, Ernst-August. Translation and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Education Press, 2004.

[2]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4]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6]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Trans).Selected Works of Lu Xun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5.

小说语言特征篇（11）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72-02

一、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当代文学史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汪曾祺强调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很深，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因此他的小说风格比较鲜明，他更倾向于将小说当成散文来写，把散文式的小说当成抒情诗来写。这与他自身的文学素养是息息相关的。汪曾祺个人比较偏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尤其是宋人的笔记名篇或类似于“笔记”的小品。因而，在创作方面，汪曾祺的作品就更倾向于“笔记”、“随笔”、“散文”的文体特征。

从小说的结构方面来说，汪曾祺的小说更倾向于“散文”、“笔记”的结构方式，力求冲决传统小说的概念，不去刻意地“编故事”，追求小说结构方面的艺术特色，而是极尽简单、质朴，不用过多的艺术技巧去经营自己的作品；从内容方面来说，他的小说更像散文一样，可以没有人物，只谈人生感受或生活琐碎，也可以有人物而无故事。总之，他的小说追求的是一种“生活化”，一种“苦心经营”后的随便与简单，而不是刻意的“创造”。

汪曾祺的这种小说形态除了与他自身的文学素养有关，同时，也受沈从文等人的影响。作为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在小说题材的选用、小说的叙述风格方面与沈从文一脉相承，有很多的相似性，因而，沈从文的这种小说形态具有80年代中国文学的典型特征；同时，汪曾祺的这种小说由于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是中国抒情小说传统断层的一个链接。因而，他的小说形态也影响着当代一些作家的创作风格，如贾平凹等。所以，可以说汪曾祺的小说特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文化，突出了小说原本的文化特征，同时，又对后来的作家创作以及“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的兴起起到了推进作用。

二、小说的“语言特色”――对当代小说语言的影响

汪曾祺个人十分重视小说的语言。不同于小说的结构形式，语言对于小说来说，是灵魂所在，它是小说的本体。作家通过语言来描绘小说的具体情节，因此，语言是作家文笔技巧的集中体现。

汪曾祺善于将小说当成散文来写，将“散文式”的小说当成抒情诗来写。因此，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力求打破散文、诗与小说的界限。同时，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不是很欧化，没有明显的“翻译体”所具备的强烈的欧式语法形态特征，如《复仇》这篇作品中的开篇有一段：“人看远处如烟/自在烟里，看帆篷远去/……”这种语言明显地更具“诗化”特征，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欧化语言的限制，这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口语化”特征。在语言运用方面，他总是用最简实的字眼组成最通俗易懂的句子，这样的语言使读者在小说内容方面的理解是极为容易的。他的这种语言特征与前文提到过的“欧化语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我们将汪曾祺的语言与“欧化语言”的主要代表者――朱自清的语言来进行对比分析。

例如：汪曾祺――紫薇花是六瓣的，但是花瓣皱缩，瓣边还有很多不规则的缺刻，所以根本分不清它是几瓣，只是碎碎叨叨的一球，当中还射出许多花须、花蕊。再看一个例子：一个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

朱自清――这灯彩实在是最能钩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

可以看出，朱自清的语言是欧化味儿很浓的白话文，而汪曾祺的语言却极尽平实、简单，使人耳目一新，对白话文的表达运用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三、小说在写作观念与叙事方式上的变化

（一）小说题材

从小说题材方面来说，汪曾祺的选材多是比较平和、温馨的，鲜少涉及人性中的阴暗。他并不习惯通过阴暗的揭示来给予人们人生方面的感悟与思考，而是旨在以一些温馨乐观的人和事来表现生活、传达人生感悟。

汪曾祺倾向于写旧题材。前文提到过汪曾祺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生活化”，而他本人对此的解释是，对于旧题材，他的了解要更全面、更熟悉一些，只有熟悉的好像自己的生活一样，才能将“生活化”这个特征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

同时，汪曾祺的题材中，描写童年经历的比较多。以童年视角为叙述策略，以描写童年、回归童年来挽救沉溺的过去种种。如他本人所说，只有对所写题材有足够的了解，才能最大限度地将其“生活化”特征呈现出来，这也是他的作品中童年回忆题材居多的原因。

（二）表现手法

汪曾祺的小说更偏向于“无技巧化”，通过最平淡的字眼来组成最平淡的句子，不去追求在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上的技巧，这便是汪曾祺小说的一个亮点――以“苦心经营”的随便来表现小说的主旨和其中的思想感情。

汪曾祺的小说追求“生活化”，因此，他的笔下多为最真实的生活场景，再现的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而这种平淡与真实恰恰是生活深刻的浓缩，是艺术的最真实流露，是小说意境表现方面的最高境界。

四、写小说即是写“气氛”

汪曾祺的小说可有人物而无故事，更可无人物而只谈人生感悟与生活琐碎。对他来说，写小说并不等于写故事，更不等于编故事。他并不刻意去拿捏句法，也不去费心经营故事情节，他更倾向于去书写一种气氛、一种情绪。

他的“散文化”小说重在写气氛，这也是他要“冲决”小说传统概念的一个体现。在他看来，写气氛即是写人物，写气氛即是写小说，这也是他的小说一个别致新颖的地方。如前文提到的，汪曾祺既不着力于故事情节的构思与经营，那么推动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将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善于表现和渲染气氛，以气氛的烘托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例如在作品《八月骄阳》中，写到老舍被逼投湖的这一幕：

这人眼神有点直勾勾的，脸上气色也不大好，不过这年头，两眼发直的人多的是。这人走到靠近后湖的一张长椅旁边，坐下来，望着湖水。

张百顺把螺狮送回家。回来，那个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张百顺回家吃了中午饭。回来，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

天黑了，张百顺要回家了。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

汪曾祺并未下太多笔墨去描写周遭景物如何、人物神态如何等细节，而是通过一段排比来将悲怆的气氛推到极致，也将故事情节推向了高潮。反复地强调“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这一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当时的压抑气氛。可见，在气氛的表现上，汪曾祺是十分到位的，这也是他小说表现上的一个重要手段。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语言特色、写作观念与叙事方式上的变化以及气氛的营造等方面的文体特色进行具体分析，使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汪曾祺与其作品的同时，也揭示出其文体特色带给当代小说的影响及意义。他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继承了80年代中国的传统文学方式，又对后来的小说作家在创作上给予了深远影响；他的“口语化”语言特色也是他的小说的一个别致之处，同时，这种口语化特征也使人们的耳目一新――白话文原来可以这样写；而在写作观念与叙事方式方面，一个是取材――温馨而贴近生活，并以童年视角为叙事策略，另一个是表现技巧的“无技巧化”，以“苦心经营”的随便来表达小说要旨；最后，汪曾祺的“写气氛”也对当代的小说创作有着深刻的意义――故事情节的推动并不单单局限于环境、人物神态等的细节描写，气氛的营造与烘托也同样是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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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