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大全11篇

古代文学研究篇（1）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席红.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之我见[J].山东文学(下半月),2011,(5):100-101.

古代文学研究篇（2）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古代文学研究篇（3）

一是对文学史料的确认。这个阶段是研究者对史料本身的真实度进行了解辨认，主要证实史料存在与否，进而明确史料存在的时代以及史料的著作者等问题等。在确认文学史料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即尊重客观事实，尊重自然科学，通过理性判断与逻辑推理，对史料进行鉴别，排除其他主观因素的干扰，进行史料的实证研究。

二是对文学史料的体悟分析。通常在对史料确认完毕之后，研究者要开始对史料进行研究分析，这个过程会融入更多研究者自身的思想感情，从而更加丰富完善了文学史料的研究。当然他们在呈现出史料所具有的史实后，根据对史料的切身情感体验，会产生出一种特有的审美感悟，进而探寻史料中所蕴含的一些历史演变的规律以及史料的成因等。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不同，对于史料的感知和领悟也是不尽相同的，因而经过体悟分析所得出的史料结论也不一样。体悟分析在文学研究中占据重要位臵，他的作用无可替代。

三是对文学史料的价值评判。而这一阶段的评判必须要以体悟分析为基础，评判是要将自己的位臵臵于史料之上，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思考。而价值评判的出现是由于个人、集团或者是社会认知的需要，由他们制定较为合理的价值评判标准，并对其所认识的文学史料从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价值评判。由于人的认识水平存有差异，那么对于同一种文学史料的价值评判也各有不同，正是这种差异性，才使得评判标准有了存在的意义。

四是对文学史料的表述。当某份古代文学史料经过前三个阶段之后，最终能够得以传播与体现的途径就是通过人们对文字史料的表述，如缺少这一环节，对于文学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文学史料的价值就不能完美呈现，也就无法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二、新的文学史料的发现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中国史学界每当有重要新史料的出现，都会引起学术界的轰动，特别是近几年考古学家出土的大批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都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实物支持，同时在文学界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大大丰富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史料

就目前已被发现出土的古代史料来看，有很大一部分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些古代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它形成后在当时所出现的文学现象。如在出土的史料中，很多都是属于秦汉时期的，在马王堆、银雀山、八角廊等发现的帛书内，很清晰地还原了部分经书和子书的原始面貌。随着时代的前进，新史料的发掘成果也日益显著，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史料宝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新史料修正、补充、完善已有的研究结论

新史料的出土问世，能够使文学研究者们不断推陈出新，对先前已有的结论与观点进行修正，不完善之处得以及时补充，甚至将先前结论推翻，提出新的看法。如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研究者就指出，阜阳汉简中的《诗经》并不是鲁、齐、韩、毛这四家中的任意一家，很有可能是《汉书﹒艺文志》里没有记载但却是在当时流传的另外一家。可见《诗经》在汉朝的流传状况并不像文学史料里记载的那样，真相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探索。

（三）新史料的发掘促使新学科的诞生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敦煌石室的史料相继被发现，之后人们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日后的甲骨学和敦煌学。再者，由金石学向古器物学的转变。在之前学术界一致认为金石学于宋代时形成，明清时得到发展。清末民初，随着一大批新史料和出土文物的的出现，使得史学界已不再只拘泥于金石学的研究范围，而是将其增加新的内容，由狭义上升到广义，称其古器物学。

（四）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产生影响

由分析我国古代的文学史料，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从明代开始就有很多学者怀疑古书的真实性，清末时康有为也对此产生过质疑。五四运动后，则形成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疑古对于文学的研究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消极体现为研究者们思想过于极端，造成评判标准失衡，反而不利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正常发展。

三、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

文学史料并不等同于文学史，因受实证科学的影响，有些学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认为史学与史料学是相同的含义。比如德国著名史学家兰克和我国傅斯年、蔡元培均认为史料就是历史，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了”[1]。这些史学家毫无例外地强调史学应该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并且需要在科学考辨基础上建立史学。他们的哲学言论虽然可以让以后的众多学者充分认识到史料的作用，但是从整体来看，他们的观点并不全面。尽管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但是史料和史学二者不能划等号，谁也不能代替谁。历史的本质其实是人类长久以来的生产生活活动，人类的活动一经发生就是不可逆的，“所有稍微复杂一点的人类活动，都不可能加以重现或故意地使其重演”[2]。不论是个人自身的活动还是他人的活动都是如此。现存的史料具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历史发展过程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史料经过多年的流传毕竟是有限的，即使史料的数量规模非常大，在某些事件上的史料也会出现缺乏记载的情况，所以流传下来的史料要远远少于没有记载的空白事件，史料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相比显得非常渺小。有部分流传下来的史料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历史情境和事件，但是也有非常多的史料对历史的反映是有偏颇的，这些史料并不是最原始的资料，而是作者通过整合多个史料形成了更便于他人理解的史料。作者即便在事件发生的现场所见也是有限的，因此记叙也是片面的，如果作业的记叙较为详实，其中必然包含着很多来自他人的内容，也必然杂糅了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不可能完全客观地体现出当时的历史原貌。作者的记叙即使再客观，也会掺杂进自己的观念。现在的史料都有人为参与，所以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实实在在是客观的，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重现当时的历史情境。史料如此，当然文学史料也是如此，所以认为史学就是史料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对历史真实的客观研究。

陈寅恪认为对历史的研究不能单纯地依靠实证科学，想象在历史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是存在空白的历史记载也能够深入探索其中的深层次意义。史学没有主观意识也就不能称之为史学，而且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在史料中加入主观意识不仅是时展的必然趋势，对史料更是有益处的。我们都知道史料数量无论在何时都是有限的，但是人们通过史料看到的内容确实无限的，而且不同人对同一史料的认识也有很大的不同，并且人们的认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可以看出正是将主观融入到史料中才会充分激发出史料的活力。整体的历史研究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作为历史一部分的文学史研究也是如此。

历史上有很多学者呼吁要公正客观地看待历史，对历史的研究要完全立足于史料，但是只要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呼吁其实是非常理想化的，纯客观地看待史料、研究历史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前面提到的傅斯年开始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后来他的思想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傅斯年赴美治病期间时对史学的认识逐渐发生了转变，他亲身感受到了科学实证主义在西方国家的重视程度已经逐渐下降，完全客观的史学更是水中月、镜中花。刘大杰是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史研究学者，他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傅斯年的基本一致，最开始崇尚在历史研究中将主观因素完全剔除，但是经时间验证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古代文学研究篇（4）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

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古代文学研究篇（5）

二、开拓视野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刘勰《文心雕龙》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我以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更当如此。纵观以往具有重大学术突破和重大文化意义的研究成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学术视野开阔。历代名家大家的研究，历代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和学术生命力的成果，都具有鲜明的开创性、开阔性。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学，都很典型。近现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和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都是具有学术视野开阔的共同特点。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殷周制度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都堪称典范的开山之作。开拓视野、开阔眼界，才可能发现新问题、确定新题目、找到好角度，才可能发现新材料、产生新见解、形成新结论，才可能纠正讹传，填补空白。

三、开拓学术视野的规定性与学术视野自身的多维性

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开阔视野也必须自觉遵循，避免任意性和随意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定位明确、目标明确、范围明确、时限明确，紧紧围绕研究的中心主题来展开。开拓视野必须回归本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定位必须是文学研究，着眼点与落脚点都必须是文学自身，而不是什么文化研究或其他学科的研究，尽管不能仅限于文学学科，但必须紧紧围绕文学这一轴心来展开，不游离、不偏离，更不能脱离。既要撒得开，又要收得拢。学术视野具有多维性特点。比如，横向与纵向，历史与现实，时间与空间，本学科与跨学科，本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补白与拓展等等，但最终必须回到文学本身。

四、开拓学术视野与创新研究方法的统一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术研究的方法选择，不仅关系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工作的效率，而且尤其关系着结论是否科学与准确。开拓视野是深入思考和探索规律的重要途径，其实也是研究创新的重要方法。是“器”而非“道”，是“筌”而不是“鱼”。方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方法创新服务于研究目的，方法的选择使用必须讲求科学、讲求效率和效果。开阔视野与创新方法具有关联性和统一性。其实，方法也有不同的层面。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辩证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之类的较高层面的，也有技术层面的比如实证的、逻辑的、历史的、推理的、对比的、统计的、图表的等等，甚至数模之类，只要科学严谨，不妨一试。只要是有利于开展研究的先进方法、科技手段都可以运用，包括自然科学研究使用的一些方法。

古代文学研究篇（6）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筹算的特征及分析

从目前数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筹算构成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很感兴趣，评价颇高，而对实际应用的发展评价颇低，似乎不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什么重大成果。同样的，人们对《九章算术》中表现的逻辑形式十分看重，而对它表现的筹算操作运演本身评价一般（如对代表正、负意义算筹形式及其排摆方法）。其实中西古代数学明显地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

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一种数学模式。“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和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释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11]中国筹算的依靠算具、形数结合、重在操作运演本身，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构造模式的这些特征应当看作是一种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发展模式。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差异。

1.筹算的运演和结果表现在一种竹棍摆排上，而古希腊数学运演和结果则表现在文字符号书写上。

2.筹算在运演是一种竹棍的排摆，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手工操作，而古希腊数学的运演是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运演过程中，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文字运演过程。

3.筹算是以具体问题的分类构成体系，而古希腊数学是以文字符号运演的逻辑形式进行分类（按数学的内部规律进行分类）并构成体系。

4.筹算是以实际致用为发展方向，而古希腊数学则是以理性精神的表述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直到今天仍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数学的教材而是柏拉图构造世界的一种图示，因为它以五种正多面体结束最终的构造[12]）。

对照上面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理论建构的某些特征。

第一，运用形数结合的竹棍来表现数学，竹棍的运演本身及竹棍自身的变化就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运用竹棍的手工操作规则是一种算法而且不留有过程，竹棍操作运演是一种程序。筹算的程序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古希腊文字运演重视逻辑思维方式、逻辑运演的规则是完全相异的。

第三，筹算是以实际问题的类型分类建构，这与古希腊数学以公理、公式为类型的建构模式完全相异。

第四，筹算的致用发展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它的价值取向，它不会也不可能从理性的意义去构造自身、发展自身。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起文化中理性指导作用是《周易》的六十四卦模式。[13]

运用上面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一些结论。

结论1筹算运演程序的成就及筹算运演工具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筹算到珠算）都应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进展，亦应看作是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结论2中国古代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是不对称的比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程序（包括摆排的技巧及指导思想）才是与古希腊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称的比较。在人类思维的意义上，筹算算法程序的建立和发展与古希腊数学形式逻辑思维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古代数学思想的两大方向。

结论3数学的理性构造不应当依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为唯一的人类古代数学的模式，数学理性构造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应当在明确两种文化的数学理性层次（处于形而上层次还是处于形而下层次）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数学自身意义的比较，而不能把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如西方数学在理性意义上的构造及在理性意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看作人类古代数学的唯一的特征或必要的特征。

应当说，讨论方法论的层次、讨论中西古代数学的模式差异，已经上升为对古代数学的一种哲学意义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还缺乏对筹算的一些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我们的一些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套到筹算上来。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数学史学者在进入到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时就进入了一种二难状况。其一，是中国学者往往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研究中深感筹算的意义，但是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相比却总是由于差异而难获公论。其二，企图找出筹算与古希腊数学具有的某些相似的特征，并以此论证筹算的历史地位，但在古希腊数学的模式面前又很难比较。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要想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要在哲学的意义上建立一个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影响的或称之为超越西方古代数学模式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数学是一种文化这已是中西方学者在目前的共识，文化差异不应当是抹杀古代数学成就的条件，而应当成为人类古代数学不同贡献的说明。我们只有认清中国文化中数学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以及运演工具、运演方式、构造模式的特征，我们才能在一种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筹算取得的成果以及它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结论中，在数学的思维方式、理论构造、珠算评价等方面存在互相矛盾的结论，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既有方法论层次上的问题，也有中西古代数学比较标准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代数学应当在运演工具、建构模式、价值走向方面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中国古代数学/运演工具

【参考文献】

[1]袁晓明：《数学思想导论》，广西教育社，1991年版，125页。

[2]郭书春：“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哲学的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4期，44页。

[3]巫寿康：“刘徽《九章算术》逻辑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20页。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337页。

[5]陈省身：《陈省身文选》，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244页。

[6]李继闵：《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4页。

[7]王宪昌：“宋元数学与珠算的比较评价”，《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王宪昌：“宋元数学与文化价值观”，《大自然探索》，1995年，第124—127页。

[9]王宪昌：“试论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年，第5期，15—18页。

[10]李国伟：“《九章算术》与不可公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2期，53页。

古代文学研究篇（7）

1“奇器”成为传说的论证

江晓原先生及其对武王伐纣历日的推算，是引领历史学出身的笔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兴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是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和司南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传说这一议题。江先生书中的观点是，要真正复制这些古代仪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2)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据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不符合第一条（近些年地震频发却未能预报）；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江先生遂将“四大奇器”的情况归纳如下,见表1。于是，江晓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确曾有过，其功能也只是传说。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才有可能改变。

2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

笔者有幸聆听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讲座。张所长在讲座上首先讲解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有多少发明和创造”两大问题，并且结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如水稻、丝织、瓷器、造船、机械等发明创造，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命题。在张所长看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不仅有“历算”这门学问，还有记载“历算”及其发展的“律历志、天文志”，这些内容都是科学，只不过有别于近代实验科学而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的这一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存在的差异。这个条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时代因素（古代和近现代）与科技发明的基础（经验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按照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依据，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只能属于技术，甚至是传说。此外，笔者从治史角度出发，还考虑到三条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别是候风地动仪）大多属于传说的结论。其一，张衡是否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交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内部结构被官方存档，但是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奇技淫巧”，因此也未必会记录到文献中；其三，近代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坏，也许是导致候风地动仪“失灵”的间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讲究理性

笔者的观点与张岂之先生在几个月前的演讲异曲同工。张老认为，当今有些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论证为“传说”，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如今应当加以澄清。紧接着，张老以屠呦呦得奖与《黄帝内经》作为例证，以战国时期的儒、墨、道、阴阳学说为佐证，论证了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来的“天人之学”就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这些学问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鉴于此，张老强调：中华文明中独特的科学精神必须加以肯定。当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缺失文化自信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强行附会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术语上，以显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不能只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发明也是耀眼夺目的。我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国”大梦是闭目塞听的结果，而这一美梦在坚船利炮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如今的“中国梦”不能重蹈覆辙！笔者治史出身，学识有限，又是为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发此议论，浅显之处期待行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7.

古代文学研究篇（8）

2.雕版印刷传播时代雕版印刷时代出现于隋唐时期，这主要归功于印刷术的出现，其对古代文学传播形式的变革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时期主要是抄写载体的改良，使得古代文学传播范围更加广泛，传播力度更大，传播内容更加丰富，传播更加简便快捷。在经过了漫长的纸质作为载体的传播形式后，纸质载体的生产工艺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生产数量及质量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纸张质量的提高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其在民间的运用更为广泛，尤其是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度以来，政府大量整理古代经典文学，被通过纸质载体记录下来，有效地促进了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加之民间藏书风气的盛行及书籍买卖市场的不断发展成熟，这些对雕版印刷技术的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作品《上官昭容书楼歌》中写道“君不见洛阳南市卖书肆，有人买得《延神记》”，可以看出当时书籍市场已经较为发达了。我国当前留存下来的经典名著，都是通过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并作为载体的形式流传下来的，雕版印刷时代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

1.语言传播一是通过口头语言进行传播。在没有文字等传播方式之前，口语传播成为最主要也是最快捷的传播方式。人们通过口头语言来进行相互间的情感及信息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社会经验的积累，口耳相传愈发成为古代文学的重要传播途径。古代文学的创作及传播都是通过口头传播来实现的，如我国的一些神话传说等，以及一些“志怪小说”等也是通过古人的口耳相传得以流传下来，待到文字记载的形式出现后，才被文字记录下来并产生了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如《诗经》中的风雅颂等都是通过口头语言传播下来的。二是乐工说唱传播。乐工对诗词进行说唱演奏并成为风气始发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已十分兴盛，这一时期文人创作诗词等文学作品，乐工采用说唱的形式将诗词传播开来，成为当时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乐工向文人索词并赠金，不仅可以让文人获得物质上的利益，通过乐工的说唱传播，还可以将其作品广泛传播，增加知名度，两者可谓相互促进及共赢的关系，因而当时有不少文人为迎合乐工的需求，而创作一些具有很轻押韵美感及艳情诗词。如柳永赴京时，出现“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的情况。三是唱和及说书的传播方式。古代文人名士经常聚在一起饮酒作诗，我国很多名诗名词也是在文人名士聚会中现场创作的，并经过一些名流的推崇被广泛传播下来，如王勃在去豫章赴宴时，当场创作《滕王阁序》，经名流官宦推崇传播后，流传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此外，在民间还有一种说书的形式对古代文学进行有效传播，如我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原本并不是流传十分广泛，反而是通过民间说书人一代代、一遍遍的说评，才在民间广为流传，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三国演义》等故事至今之所以能在民间耳熟能详、妇孺皆知，其重要推手就是民间说书人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评说。

2.文字传播文字的出现在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上引发了巨大的变革，不仅有效弥补了口头语言传播所具有的时间及空间的局限性，还改善了口头传播容易误传及信息的不完整的缺陷。自文字传播载体的不断发展及印刷术的出现，文字传播成为古代文学传播的最重要方式。题壁传播题壁传播在古代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唐宋时期更是盛行一时，当时很多文人出于各种考虑，常常将自己创作的诗词题于墙壁、树木及名胜古迹上，加之那时候的文化及交通十分发达，文人遍游大好河山的兴致十分浓厚，这也为他们将诗词题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由于题壁及石刻的形式能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保存诗词，因而通过题壁的形式，古代文学能够很好地完整保留并传播下来。当前，我国的很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摘录题壁获得的。如诗人陆游的《钗头凤》及很多无名氏的作品都是通过题壁保留和传播下来的。文本传播随着印刷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文学书籍作品的借阅及抄写更为简便，古代部分家境贫寒的学子为了读书，经常采取借阅和抄写的方式。此外，对于部分经典名著，部分文人出于雅兴而对其进行抄写收藏，这使得古代不少文学作品能够在民间传播开来，如《文选注》等作品;同时古代部分禁书，为了防止其失传，常常采用手抄的形式将其保留下来，如《金瓶梅》等作品。通过借阅及手抄的形式，大量古代文学作品都得以保存传播下来，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完整性作出重大贡献。

古代文学研究篇（9）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够体现时代性西方著名学者詹姆逊曾经说过：“文学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因而在编著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站在社会的制高点，把握整个社会的经济动脉，以独特的政治视角来看待我国古代文学，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无缝衔接。但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编著更多的是从社会本位出发，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服务。所以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实用性进行了深度挖掘，并没有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过于陈旧，不能够与时代相结合，从而缺乏青春的气息。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针不能够与时代接轨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我国文化的建设以及传承，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在2009年年底，我国教育部门针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新要求；在“十二五规划”的《纲要》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要求“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其教学方针的制定脱离了时代的发展，缺乏与时俱进的特征。虽然说现在实行的是素质教育，强调对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与培养，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强调对规律性以及共性的掌握；仍然以教师为主体，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缺乏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调动；仍然以分数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忽视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在新形势、新环境以及新要求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针，从而不能够与时代进行很好的结合。

虽然说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汉语语言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但其因为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人文色彩而彰显着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对我国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具体显现，也是对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的综合反映，因而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可以对学生进行无形教育，帮助其形成健全的人格。在学科特征上，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也是“通古察今”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其实，文化的发展不是对各种不同文化进行叠加，而是对过去传统文化的一个重新审视，通过不断的雕琢形成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兴文化形式。因而，应该通过改革创新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时代特征进行紧密结合，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价值。

建立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指出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因而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对人民进行有目的的教化作用，以文化为主要核心将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为社会的繁荣创造更多有利的价值。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围绕“为谁而设”这一问题来构建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立不是单从一个本位进行思考的，而是汲取三种观念的长处，为学生的成长创造更良好的环境。首先，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让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是这门课程的基础目的；其次，通过文学的熏陶以作品中的优秀人文素养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进行辅导作用是该门课程的直接目的；最后，学生将在学习中不断积累的文化素养投身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积极因素。

古代文学研究篇（10）

再次，对制度与文学关系，尤其是制度与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样式的生成机制的关注也是2016 年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以2016 年11 月召开的制度与文学高端学术论坛等会议提交论文来看，主题涉及礼乐制度与诗歌演变、行政制度与文章文体、宗教制度与叙事文学等多个方面的个案，触及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理论与方法、热点与前沿问题等多个方面。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和收录的有关论文综合分析，对古代诗歌与礼乐祭祀制度的探讨最多也最深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蓍夜》等新材料的公布，为学界探讨《诗经》三颂及大雅仪式乐歌生成与礼乐祭祀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同时也为研究《诗经》的成书过程和早期传播方式提供了新材料。许多论文由制度切入，具体揭示了有关诗歌的诗体特征和风貌，还原了诗歌产生的原始语境，得出了与以往纯文学研究视野下完全不同的结论。此外，有的学者还探讨了讲史制度、史官制度与早期小说的关系，中古时期道教仪式、佛教讲经制度对诗歌创作的影响等，也属于这一研究范围。

古代文学研究篇（11）

abstract: the meaning in literature history of researching the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is re-surveying and studying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from a spatial angle of view, digging and making use of the urban literature resources fully that had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good for rebuilding a space-time concatenate, more integrated and systematic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history.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ancient urban literature can also provide a wide historical sight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text for the present literature.

key words: urban literature; literature history; spatial form; present significance

近年来，在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呈现热潮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开始进入当代研究者的视域。城市文学属于古代文学的特殊分支，在内涵上与乡土文学、山水文学相对应而存在，具体是指以古代城市这一特定空间形态为观照视角，以人与城市关系为枢纽，以城市的物质构成、生活状态、文化品质、人文景观以及城市居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其内容围绕凸显城市特点这一中心向不同层面展开，具体包括勾勒城市风貌、书写城市印象、表现异于乡村的都市生活形态、彰显由城市激发的物质欲望、描写个体都市体验、刻画各类市民形象以及以文学的方式对城市进行文化定位与评判等等。

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中国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充分重视并认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才可能建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文学史写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文学发展历史自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文学史写作必然是多样化与系统性的有机统一。自清末黄摩西撰写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以来，先后有数以百计的同类著作问世，内容由简到繁，容量由少到多。无论单本断代史抑或多卷本通史，无不将时间（具体言之是朝代）作为写作纲目，通行的写法是以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为线索，依次介绍历朝历代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重要作家及其优秀作品。考察时代对文学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理念贯穿于各种文学史写作始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悠久，覆盖地域广阔，文体繁多，内容丰富，作家队伍浩大，成员无数，名家名著层出不穷，任何一部文学史都难以将其全部囊括，挂一漏万势所难免。随着文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为了弥补通史写作相对粗疏和过于简括的不足，及时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学界前辈与时彦不断推出各种分体文学史，如诗歌史、赋史、词史、散曲史、散文史、小说史等。此类著作仍以时间为贯穿全部材料的线索，只不过是就某一类特定文体的历史演进状况作出较为详细描绘和评价，由于笔力相对集中，对对象特征的挖掘也因此更加系统和深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视角之所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民族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高度发达，而空间意识和宇宙意识则相对薄弱。将时间作为文学研究的唯一观照角度，便于撰写者们把主要精力或全部精力放在勾勒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把握文学的时代风貌之上，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容易忽略文学存在的空间布局及其形态，从而导致诸多研究空白长期得不到填补。

文学的价值及其发展规律既可以在时间的延续中体现，也可以通过空间分布形态去认识。“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任务，是清理并描述中国文学演变的过程，探讨其发展规律。”［1］而文学的演变包括了文学空间分布形态的演变，如果通过对文学创作中心空间移位的研究，对作家地域分布规律的把握，对地理环境与作家审美心理对应关系的揭示，同样能够发掘出文学发展的某种规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地域观照、空间批评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被带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探讨地域、空间对古代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影响，遂成为文学史写作的一个新思路，在这一背景下，各种地方（省市）文学史相继推出。当学者们开始从空间视角去重新认识各种文学现象时，又明显表现出对产生于乡村的田园文学和山水文学的浓厚兴趣，在高度自觉的研究意识指导下，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科学的研究系统，并由此取得丰硕成果，诸如山水诗史、游记文学史之类著作的出现即为标志。相比之下，对文学产生的另一空间背景城市以及城市文学则普遍缺少关注和重视，不仅参与研究者少，而且缺乏明确的研究意识与系统的研究方法，城市文学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城市文学特色没有得到总结和提炼。毋庸讳言，城市文学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古代城市文学是全部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以作家与城市之关系为切入点进入文学史研究领域，势必发现许多新问题。例如，文学家的生存空间与创作空间的构成形态究竟如何？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有何共同点？城市遭际与城市体验以何种途径、何种方式对其创作产生影响？其中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体现于何处？文学家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又如何内化为文学文本中的城市形象？我们能否从古代作家创作的城市文学文本中寻找到古代所存在的城乡差异？欲圆满地回答此类问题，不仅需要借助时间线索，而且需要空间观照视角和区域文化观念，如果采用时空并置的双重视角，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构必将更加完整和系统。

此外，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具有相互影响与渗透之关系，二者共同造就了古代文学地图的丰富多彩，欲准确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部构成体系，同样不能缺少城市文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研究城市文学史，从另一个向度呈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乡土文学文化特质的认识，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

其次，城市作为古代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重要文化空间，不仅铸就了古代城市文学特殊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格，而且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是推动古代文学史研究多元化格局形成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 

城市文学的本质与特色，归根结底决定于城市文化的本质与特色。中国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兼备军事防御、政治统治、文化整合、经济推动多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为突出和重要。虽然它与西方近现代城市以乡村为对立面，以脱离自然、悖离传统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尽管城乡之间在很多时候并无截然划分的空间界限，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逐渐具备了区别于乡村的鲜明特质：第一，以人与人、人与物为主要关系结构。城市居民的异质性构成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人际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交换关系占据了较大比例，功利色彩较为明显和浓厚。第二，城市是人类改造自然、改变自我居住地的创造性产物，其诞生与不断发展充分显示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与此相联系，城市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彰显创造力量，淡化无为意识，崇尚功利追求，张扬世俗精神。第三，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通常作为帝国的行政中心而存在，“政治，而不是商业，决定着中国城市的命运。”［2］因此，城市极易激发人们对于政治的联想和欲望，而城市居民较之乡民，也更容易遭受政治的辐射和影响，更易于感受皇权的存在和威慑。城市生活浓厚的政治色彩、商业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与投射，赋予城市文学文本相应的文化风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世俗性、娱乐性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最核心的意义要素，以富为美，以俗为美，成为城市文学审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对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才可能在与乡土文学的联系和比较中，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既二元对立又多元并存的文化风貌。

作为大量财富聚积地和商品集散地的城市，无疑能够为文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因此，它成为许多重要文学样式的策源地及其发展繁荣的催化剂。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小说创作与城市的密切关系，早期小说产生和传播的空间背景不可能是以单家独院为主要居住方式、缺少人际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广阔乡村，而应是人口相对集中、信息传播比较方便的区域，只有城市哪怕是早期的城镇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古典小说经宋元由文言而白话的转折，至明清进入全盛时期，与此同步的正是古代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与昌盛，以及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正是后者为小说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市场。戏曲的情况与小说大体相同，古典戏曲的繁荣（包括创作与传播）同样离不开城市经济的繁荣，其中，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欣赏水平直接影响到戏曲的发展与审美趣味。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欲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与提高，强化和扩大城市研究视野，非常有必要。

再次，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还具有现当代文学史意义，可以为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与意蕴深厚的历史文本。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审视既有成果，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现当代尤其是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主要建构在西方现代城市理论基石之上，而西方城市文学则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参照系。与重视横向移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纵向比较的环节显得十分薄弱，在当代学者的研究观念里，历史上“乡土文学异常发达使得中国在某种程度是成了一个乡土文学的国度”［3］。“历史经验”的缺失，源于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不足或者不力，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缺少了历史的纵向座标与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资源，中国文学史因此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现象。

城市文学的研究价值并不与其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构成正比关系，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群体因与城市的不解之缘，而成为城市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尽管由于农业文化传统所铸就的“乡土情结”的巨大影响，“叶落归根”、“富贵而归故乡”被古代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视为理想的人生归宿，城市只不过是个体生命中的“驿站”，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城市的观照和书写。无论匆匆过客抑或成功地进入者，城市总会在留下他们足迹的同时，向其心灵世界投射自身的影像。城市之于文人作家生命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标志另一种外部生活环境或另一种生活方式，还在于它参与了个体的人格建构，并成功地转化为艺术创作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城市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作家的生存状况与历史遭际，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生长于农业文明的港湾里，社会的个体成员毫无例外地具有“农村”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向往和欣赏城市生活，纷纷离开农村，选择新的生活环境与新的生活方式，显然具有“告别”昨天的文化意味。当然，这种“告别”尚未形成解构和颠覆，不过，其中所表现出的对后起的文化方式的认同趋向，正随着历史的发展由隐而显，由弱变强，逐渐汇入了当代人的观念形态之中。人类在进行改变生活空间、建设城市的实践活动的同时，也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改变着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学，发掘内化于文学空间的思想文化价值，无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足迹，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提供广阔的历史视野。古代作家群体在城市观照和评判方面表现出来的某些共同的“先天性”缺陷，也完全可以成为现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纵向参照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不断传出关于强调“打通”文学研究的时代壁垒，提倡建立大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的研究体系的呼声。深入系统研究古代城市文学，为后世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文学资源与文化资源，无疑是“打通”的一种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