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的意义大全11篇

孝文化的意义篇（1）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039-02

《论语》中，“孝”字共出现了19次，其中有12则是孔子本人谈论“孝”，涉及“孝”字16处，有2则是孔子的弟子谈论“孝”，涉及“孝”字3处，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关于“孝”的论述，即未提及孝字，但是表述的是孝的概念。这些对于“孝”的论述，十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对家庭的责任。“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孝”文化缺失的现代社会里，倡导“孝”精神有很强的社会意义和现代价值。

一、《论语》中关于“孝”的论述

通读《论语》关于“孝”的论述，大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待父母要做到“养且敬”

《论语・为政》篇：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本篇另一则讨论：“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两则论述，都以反问结尾，更强调了“孝”、“敬”的内涵。在孔子看来，“孝养”父母除了要“能养”，即所谓“弟子服其劳”和“有酒食，先生馔”之外，还要有更高层次的要求，即是内心里的“敬”和外在的敬――“色难”的统一。也就是说，孝子除了应该在物质基础上赡养好父母双亲之外，更要在精神上敬老人、爱老人。《论语・里仁》篇：“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子女侍奉父母，如果父母有不对的地方，要委婉地劝说他们，如果自己的意见不被接纳，仍然保持恭敬、顺承的和悦态度，不去违背父母，替他们操劳而不埋怨。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这可以解释为“孝顺”，即以顺为先，凡事应该遵循父亲长辈的意志。从以上可以看出，人子既要体察父母之心意，又要顺承父母之意，做到“养且敬”。

（二）对待父母要做到“时刻放在心上”

《论语・里仁》：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则通过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深刻关切之情，在日常生活中，牢记父母的年龄，一方面为父母的高寿而欢喜，一方面又要为父母的年事渐高而担忧其身体状况，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做子女的，应该在日常生活中细心观察父母的身体状况，要特别为父母的疾病担忧，在照顾父母时候对症下药，有所侧重，能够更好尽孝。并且在《论语・里仁》篇中强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如果家中父母年迈体弱，子女应该尽量留在家里不要远行；遇到特殊情况必须远行的时候，也必须向父母确定自己的去向，这样不仅让父母放心，并且在父母有事情的情况下，可以迅速找到子女。归根结底，主要阐明的意思就是子女不论处在何时何地，都要每时每刻为父母着想，全方位安顿好父母，做到儿女应尽的责任，确保老人物质上和精神上无忧无虑，使他们安享晚年。

（三）孝是做人的根本

“仁”是孔子全部思想的核心，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其中，孝与仁之间具有无法割断的联系，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仁的根本，如果一个人在家能够做到事事孝顺父母、敬爱兄长，那么这种人在社会上很少会冒犯长辈，制造叛乱那更是不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由此可知，“孝”对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当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拥有一颗孝顺的心、做出一个孝顺的动作时，则家庭就可以更加和睦，人民生活会更加幸福，进而国家才会安定和谐，经济才能更加快速、健康、持续地发展。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家里，对自己家人孝顺、恭敬的人，在社会上，对他人尊敬有爱的人，才可以进一步进行“仁”的修炼。即是说，孔子将“孝悌”作为衡量一个青年人在家庭、在社会行为处事的首要原则。可见，孝，是一个人道德的根本，是做人的根本。

二、《论语》中的“孝文化”具有的现代意义

当代社会，孝文化缺失，媒体中频频爆出各种不孝现象，看到年迈孤独的老人独自挣扎在生存线上，痛心疾首。孔子把“孝”从一种自发的道德、自然的道德，一种无意识的道德，提炼成一种思想体系，一种自觉的意识。这对当代孝文化的重建、和谐家庭的建立、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一）当前社会孝文化缺失现象表现

1.虐待老人现象经常发生

家庭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终身依靠和归宿，对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但现如今，尤其是广大农村，受老年人身体虚弱、行动不便等因素的影响，老年人在家庭里受冷遇、歧视、虐待，有的地方甚至会出现遗弃老人的现象，另老人心寒。

2.老年人的家庭地位降低

现代社会中，很多年轻人奉行享乐主义原则，对家中长辈的生活不管不顾、漠不关心；有的只顾自己的小家庭，而把老人置之脑后，在有能力赡养、照顾的条件下，将老人送到敬老院，指望着敬老院为老人养老。另一方面，有的老人自身生活条件较好，会出现成年子女“啃老”，这种现象日趋严重。

3.物质孝顺代替精神孝敬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子女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在外，与老人交流沟通时间少，子女往往倾向于对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金钱资助，但在精神慰藉、体贴、关心和经常问候方面普遍不足。并且缺少“常回家看看”的行动，很多子女只在逢年过节给老人寄些钱财，由于工作的原因，长年累月也不能回家探望老人。

4.“顺”父母、“敬”父母的心态逐渐淡化

老年人作为弱势群体，身体素质较差，容易遭子女嫌弃，有的子女会认为老人是家庭的拖累，对老人的生活起居照料不周到，不情愿花更多的时间照料老人，很难和父母始终保持和颜悦色，能做到的仅仅是帮助父母做事情，供给父母饭食，有时不能顾及老人为子女的一片真心，认为老人是老糊涂，只要吃饱穿暖就行，对子女的事情少干涉为好。

（二）《论语》孝文化的现代意义

基于当前社会孝文化的缺失现象之表现，也结合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重新发掘《论语》中的孝文化遗产迫在眉睫，其现代意义有如下几点：

1.有利于应对当前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更好地开展老年社会工作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87%，中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老龄化现象成为老年社会工作面对的重要问题。在一个老龄化社会里，不论是家庭养老还是社区养老，养老的主要问题是赡养者的赡养心态和赡养意愿，使所有的老人都能得到良好的物质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应该强化老年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教育，践行“孝悌”文化，倡导“孝”道风尚，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养老保障工作，让老年人在和谐社会中真正体会到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

2.有利于家庭和谐，进而推进创建和谐社会进程

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社会主义和谐家庭的顺利实现有助于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孝”为理念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和谐家庭，可以把对父母知恩报恩的孝心传递给邻里四方，使周边的所有人都受到感染，使“孝”作为赡养老人的道德要求，“悌”作为兄弟姐妹之间和谐共处的美德要求。以“孝悌”为先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和谐家庭，才能够更好地解决养老问题。和谐家庭的创建，安排好老年人的生活，解决好家庭矛盾，能够使社会稳定和谐地发展，让每个老年人都能过上“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理想生活。如今，要加强建立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让和谐体现于家庭之中，进而推广到社会之中，以“孝”为德，以“悌”为美，创建和谐家庭，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3.有益于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提升

在我国，侍奉亲人、践行孝道，是一个人做人的根本，更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是构成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根本要素。《论语》中提倡的孝道，不仅是一种人伦道德，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实行孝道的人对社会公德负责，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有所建树，首要的是在家庭内部力行孝道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事亲孝、事兄悌和居家理，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总之，一个“孝”字，在两千多年儒家文化长河中，其养老敬老的理念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孝不止适用于一个社会、一个阶级或一个时代，它是超阶级的或跨越时代的，在几个时代都适用。”在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积极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尤其是在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下，传统孝文化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进行自我转换与创新，将会对当今家庭美德建设、社会公德形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定远.论语[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12.

[2]孟陶宁.论语的智慧[M].北京：北京妇女儿童出版社，2010：8.

[3]李振坡.论语之孝[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4]郑兰珍.试论孔子“孝”的思想――读《论语》思考及启示[J].南方论刊，2009（5）.

[5]王德旭.对孔子思想中“孝”的再解读――以《论语》为主要文本[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孝文化的意义篇（2）

侯孝贤电影的青年亚文化之痛

侯孝贤电影对文化之根的追寻首先体现在对青年亚文化的展示与反思，文化身份在侯孝贤的青春叙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青年亚文化是一种边缘文化，侯孝贤对青年亚文化的展示集中于《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等“成长四部曲”，“成长”是一个由边缘到中心、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既有充满反抗、忧伤和失败的痛苦记忆，又有收获、爱情、激情的美好印记。从大的背景来看，侯孝贤属于台湾新电影创作的代表人物，其文化身份从原来对民族、国家等宏达叙事转向个性、底层、青年等个人化叙事，侯孝贤电影对台湾文学的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吸收和借鉴也非常明显，其中就包含了台湾人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身份焦虑。从侯孝贤个人来说，个人经历和现代派文学喜好在其电影作品中若隐若现，自我意识和身份意识成为侯孝贤电影的内在特征。

青年亚文化的特点是反抗、个性、激情的过程，以及不可避免的失落、伤感的结局，侯孝贤的青春叙事是青年反抗一切、自我觉醒的历程。在侯孝贤的电影中，成长中的青年以不同的原因（毕业或辍学）和方式（主动或被动）逃离了熟悉而厌倦的故土，贸然地开始了一段崭新而陌生的人生旅程，正如拉康所谓的想象域①，即自我认同和形成自我的阶段。自我认同的过程是艰难而痛苦的，由于很难从厌倦的熟悉生活和对自己失望的家人那里得到身份认同，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闯荡就成为很多青年的不二选择，而都市带给他们的是更为严重的价值疏离和身份焦虑。

青年亚文化的根基是台湾乡土文化，侯孝贤对文化之根的追寻指向本土的历史文化，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现代青年文化对台湾本土文化的侵蚀。侯孝贤将台湾本土文化看成心灵的归属地，在《冬冬的假期》《恋恋风尘》等电影中他用诗意的视角对乡村人情进行了怀旧式展示，到后期《好男好女》等电影中更是把城乡对立作为反映台湾社会变迁的透视镜。侯孝贤镜下的田园风光和山水草木构成自然和谐的视觉效果，与城市中的车流不息的忙碌灰暗形成鲜明对比。带有自传色彩的《童年往事》将个人成长融入家族命运和社会变迁，三代人的文化记忆在对比、延续中成为台湾人文化身份建构的象征。同样，影片《冬冬的假期》《恋恋风尘》分别以编剧朱天文、吴念真的成长记忆为线索，这种自传体影片最能深切反映一代人形成自我、文化寻根的心路历程。《再见南国，再见》中的主要人物外省人第二代也带有强烈的精神自传色彩，外省人第二代在台湾既是本土的、边缘的，又是外域的、他者的，大陆与台湾构成人物的双重背景，都具有双重身份。台湾青年人或者由于对本土文化的厌倦（台湾原住居民），或者对于台湾本土文化的陌生（外省人），他们建构文化身份的出口都是西方现代青年文化，希望借助于新的文化经验来确认自我。

青年亚文化的寻根之旅必定充满坎坷和痛苦，悲情成为侯孝贤描绘台湾时代变迁的基本色调，构成台湾人文化身份的政治、社会、时代等成为电影重点关注的因素。侯孝贤的悲情三部曲《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和《好男好女》等在时间上接续起来，对台湾在近百年中国历史的身份变迁进行了反思，侯孝贤之所以抓取这些关于台湾历史的影像记忆，是“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塑造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台湾”②。悲情的基调主要来自台湾多舛的殖民历史，以及不断被分裂、重构的历史记忆，侯孝贤对悲情历史的片段式记录对于重拾被遗忘的历史尤其重要，这是文化身份进行自我定位、展望未来国族图景的重要途径。《戏梦人生》通过布袋戏艺人李天禄的坎坷人生展示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深切反映了处于黑暗压迫下的台湾人的悲惨生活。《悲情城市》直指台湾“二二八”事件，描写了林氏家族在政治动荡中的遭遇，展示了台湾社会经历的惨痛悲剧。《好男好女》用意识流般叙事将三段不同历史时段进行对比，以白描的手法展示了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现实场景。以上影片都直指历史禁忌话题，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政治影响，甚至引发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新阐述和新话题。《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等成就也说明了侯孝贤在电影美学和主题内容上的成熟和突破。与冰冷的政治意识形态相比，侯孝贤电影塑造了真实、亲切、庞大的边缘人物群体，表现了林文清（《悲情城市》）、蒋碧云（《好男好女》）等被政治、战争等伤害的人们的伤痛和内心世界，从个人、家庭、历史等多个层面展示了个体经验、生命感悟和历史直觉。

二、“静观”的身份建构：侯孝贤电影的

时空流变

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首先是一种时间艺术”③，时间是画面、音乐等其他审美因素表现人类情感的基本方式，“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④。侯孝贤电影是一种审美静观，试图通过表面喧嚣、纷繁、流动的生活表象和心理迷雾去透视宁静、无言之美，蕴含了深刻的本真的精神之纬，获得一种更切近生命本原的审美化存在。静观是对现在―过去的现代时间模式的批判性反思，在逻辑上类似于巴赫金的“节日时间”、洛斯基的“神圣时间”、伽达默尔的“游戏时间”等对时间的现代性批判⑤。在审美的静观之下，侯孝贤电影思考人在历史、现实和生活中的生命存在和身份建构，形成了独特的电影语言、叙事节奏和美学风格。

审美静观成就了侯孝贤电影叙事的旁观视角和宁静氛围，促成主体的情感之流与客体的时间长河的交汇碰撞，时间在侯孝贤电影中变得绵长、审美、鲜活和自由。侯孝贤电影中的时间充满了感性体验，时间在静观之下随着情感的流淌而延伸或跳跃，直觉、情绪代替了知识、理性，电影中的人物因纯粹而真实，对这种电影的欣赏可以带来“审美解放”⑥的独特效果，让人从平庸、欲望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得以暂时解脱。电影《风柜来的人》有一个情节写从小渔村初到城市的青年人被飘到一栋未完工的高楼，窗外是灯红酒绿、车流不息的“电影”，侯孝贤的电影就像是站在高处俯瞰世界和自己的生活，用这种视角展示的日常生活显得熟悉而陌生――电影即生活本身。电影《悲情城市》写“小上海”的“莺莺燕燕”拍合照的经过，通过照相机的远距离观察，冷冷地审视周围发生的一切，热闹喧嚣在闪光灯的“咔嚓”声中达到高潮，同时又归于沉寂，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又各奔前程，不管是生死离别，抑或是喜怒哀乐。电影《红气球的旅行》更是直白地显示出侯孝贤对时间的迷恋，宋方总是随身带着一个DV，试图用影像来记录和留住时间，来抵抗时间的流逝，影像中的红气球、小男孩与生活中的既不分彼此，同时又各有自己存在方式――时间的不同存在，影像是凝固和保存下来的时间，具有了某种可以感知和触摸的物质形式。影片中的主人公处于一种焦躁、缺乏安全感和存在感的生存状态，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在影像记录中才能得到片刻的安慰。在这个意义上，影像让生活中的不安全感变得踏实，人们的心灵有了依靠。

审美静观要求侯孝贤电影镜头与世界保持一定距离，镜头语言营造出静观的审美空间，这是中长镜头、固定机位等形式被广泛运用的重要原因。侯孝贤电影经常有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长镜头，镜头跟随列车穿越无数个长长的隧道（《恋恋风尘》），固定镜头中的阳子漫不经心而又无拘无束地打电话、晒衣服（《咖啡时光》），镜头远远地看着一老一少走在空旷、无边的油菜花间的路上（《童年往事》），红气球漫无目的地随风漂泊，引导着人的视线伸向远方（《红气球的旅行》）……侯孝贤偏爱于用镜头把人与世界的距离拉长，这和在时间上把人与过去之间的距离隔开的道理是一致的，也就是将感情进行冷处理，冷峻的外表为喜怒哀乐披上了一层厚实的外衣。因此，侯孝贤对于中远镜头、固定机位的偏好，实质上是一种看待世界、表达自我的独特方式，即冷冷地、远距离静观一切。无论是悲剧人物的悲催命运，还是喧嚣恶劣的生存境遇，都能保持一种审美的观照，不掺杂个人情感和主观好恶，让观众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电影《海上花》大量运用长镜头，全片只有四十个镜头，尤其是长达八分钟的开场镜头，营造出妓院慵懒闲适的叙事节奏，展示出封闭空间内的生活细节和人物动态变化。电影《刺客聂隐娘》同样运用大量长镜头，美如油画的长镜头兼具精致而自然的特点，文言文的对白少而缓，营造出空灵、冷峻的审美空间。

无论是宁静、绵长的时间流变，还是冷峻、远距离的空间营造，都是侯孝贤电影建构文化身份的基本方式。侯孝贤电影的审美静观对象不是宏大叙事，而是是社会边缘人物，只有小人物才是社会真相的所在，这也是台湾文化身份的写照。侯孝贤电影中的主人公有混日子的滋事青年，有未婚先孕的单身女子，有被人鄙视的青楼女子，但他关注的不是道德或行为的价值判断，而是小人物真实的生命存在，尤其是笼罩在人们身上那种无时无刻不在的漂泊感和疏离感。即使像《悲情城市》《戏梦人生》等时空跨度很长、带有宏大叙事色彩的电影，侯孝贤也用小人物的视角来进行冲淡，小人物的弱点、残疾、病痛等反而成为电影关注的细节。因此，日常生活成为侯孝贤最为擅长的拿手好戏，《海上花》中的吃饭、闲聊等成为电影的主要内容，发生在“长三书寓”一对对嫖客之间的故事都在日常生活的基调中被演绎，“去戏剧化”之后的妓院故事就有了别样风味，既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也不是单纯的交易，而是一种相对封闭空间内的生活状态。倌人和恩客之间是多年的熟客，就如日常的夫妻一般，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都放置于日常生活的细节，近乎停滞的时间状态既显示出醉生梦死的妓院风情，又暗示了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身份的焦虑。其中，“赎身”最能体现妓院生活的深层矛盾，除了表面上的勾心斗角、精明算计，还有寻求身份认同的强烈意愿。电影《刺客聂隐娘》中的聂隐娘有多重身份，作为刺客的她与师傅、家人、被刺者等都有着多重关系，这种关系让她纠结而倍感焦虑和痛苦，刺杀的成功并不能给她带来多少喜悦，强加于她的任务和身份与她内心和本性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侯孝贤剥除了刺杀故事的复杂性和阴暗面，让聂隐娘展示出简单而真实的一面――良知与道义，所有人的勾心斗角、阴谋暗战都消弭于刺客的本心。

三、“精神”的文化认同：侯孝贤电影的传统底蕴

文化身份的建构关键还是内在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尤其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影响，侯孝贤电影身份建构最核心的依托是台湾与大陆之间割不断的民族精神和血脉联系。以方言为例，由于台湾的汉族移民中福建人能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闽南人尤其居多，因此福建方言、闽南话成为台湾的通行方言。作为同一民族、同一文明体系的组成部分，台湾与大陆其实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因为政治等其他原因而完全分割，台湾社会在血脉关系、生活习惯、家庭观念、传统习俗等方面一直都保留着稳定的传统，这也是侯孝贤电影身份建构的重要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侯孝贤电影在精神上寻求的是一种精神的返乡和身份的重构。

语言和习俗等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侯孝贤电影通过台湾方言、习俗等确认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同时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文化同宗关系展示出来。侯孝贤电影中有多种方言，尤其是闽南话出现频率最高，这既是符合台湾社会现实的表现，也是为表明台湾人的文化根基来自何方。习俗作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侯孝贤电影中承担了重要的文化认同功能，婚丧嫁娶、开业庆祝、节日祭祀等活动都在不同侧面反映了侯孝贤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影片《悲情城市》中的“敬天公”就是典型的闽南祭祀仪式，闽台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开业等活动中都有这种传统习俗，同样的习俗蕴含着同样的文化基因和相近的情感依托。还有丧礼的仪式也是按照闽台传统加以呈现，包括丧礼的道具、礼节、流程等都基本一致，相同的仪式下面是相通的心灵归宿。

戏曲、建筑等艺术形式浓缩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是身份认同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侯孝贤对传统艺术的电影展示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偏好和对身份认同的追求。侯孝贤电影中有大量中国传统戏曲的片段，其中最为集中的莫过于讲述布袋戏艺人李天禄一生的影片《戏梦人生》。中国传统戏曲源远流长，布袋戏只是其中相对边缘、起源较晚（十七世纪的福建）的一种汉族地方戏，在福建、广东和台湾等地区流传较广⑦。就是这种起源于大陆的汉族地方戏，李天禄的一生象征着台湾的文化命运，无论如何变幻，都离不开、割不舍传统文化的大陆源头。电影《红气球的旅行》中充满异域风情的皮影戏更具象征意义。从事皮影戏表演的主人公，以及来自中国的传统艺人、保姆，他们之间的沟通与交流都依赖于艺术的纽带，只有传统艺术才能让身处凡世的人们暂时摆脱世俗生活的无聊、欲望与争斗，获得人与人之间的纯洁感情和心灵的安宁平静。电影《刺客聂隐娘》对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进行了独到的阐释，无论是因对怀抱孩子的刺杀对象心存善念而放弃刺杀，还是因一方百姓的安危而放弃刺杀表兄，都是一种朴素而伟大的侠义精神，以及侠客内心世界的挣扎与艰难选择。侯孝贤将狭义精神归结为一种情愫和担当，将高高在上的道义化为一种真实的生活态度，越是伟大的精神越显得朴实而自然。

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是重构文化身份的核心要素，侯孝贤电影对文化身份的探索得益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传统文化在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纽带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记忆中，更是体现和发扬于现实。随着台湾和大陆之间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的不断深入，阻碍台湾文化认同的障碍在不断被破除。侯孝贤以自己对传统文化和台湾本土文化的理解作为电影创作的文化根基，让电影带有明显的民族印记和文化色彩，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人文精神。正是这种人文精神让侯孝贤保持着对于身份认同的思考，以及对于历史记忆与台湾现实的悲情追问。在文化全球化的视野下，侯孝贤的本土意识和后殖民精神交织在一起，既反映了台湾电影对于文化身份保持了清醒的认识，同时也反映了文化认同注定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注释：

①[美]维多克・泰勒、查尔斯・温奎斯特著，章燕、李自修等译：《后现代主义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0页。

②侯孝贤：《为生活在现今做准备――侯孝贤访谈》，[美]李・埃利克森编，董晗译，《世界电影》2005年第1期。

③[法]马塞尔：《马尔丹的》，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④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页。

⑤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⑥卢衍鹏：《审美解放及其批判反思》，《内蒙古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孝文化的意义篇（3）

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学校的体现，是一所学校独特的精神风貌，也是学生文明素养、道德情操的综合反映。校园文化建设反映了学校的综合办学水平，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内在要求。因此，倡导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始终是高等学校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校园文化又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具有引导性的亚文化，一种特殊的社区文化、一种精神文化。从其构成上看，它是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载体文化和以人文为中心的人和社会精神文化的统一。校园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对于提高学生的人文道德素养，拓宽同学们的视野，培养一专多能的跨世纪、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具有深远意义。

1．高校校园文化的特点及作用

校园文化：“是以校园为空间，以学生、教师为参与主体，以课余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文化的多科学、多领域广泛交流及特有的生活节奏为基本形态，具有时代特点的一种群体文化”。同时，校园文化又是一个多层次、立体的文化，涵盖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活文化、艺术文化、行为文化、体育文化、社团文化、科技文化、心理文化等多方面的文化范畴。

高等学校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群体组合：“有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有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有丰富的图书信息资源；有较发达的传播媒体；还有多种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学生社团等等。这些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既依存于社会文化，又有着高层次文化水准并具有相对完整的文化环境，蕴涵着巨大的文化创造功能。同时大学校园是多种新思想、新思潮、新观念、新信息最先接受、传播或诞生的场所。这种氛围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巨大的育人功能。它可以促进大学生认识人生、认识社会，学习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扩大知识领域。校园文化又具有导向功能。如讲座、学术报告、知识竞赛以及各种文化活动，对学生有直接或潜在的导向作用，深刻地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心理趋向和行为规范。开发创造功能，课余文化生活补充和丰富着课内的学习，并有力地促进学生能力的多方面发展，如科研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组织工作能力等等。除此，校园文化氛围还具有娱乐调节功能。娱乐是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活跃、调节师生的工作和学习生活，增添生活的情趣。”娱乐的同时也在提高人们的艺术欣赏能力和文化素养。寓教于乐是校园文化教育功能的延伸，可以陶冶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操，培养良好的个性品格、培养高雅的审美情趣，有利于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激励凝聚功能，校园文化可以提高人们对学校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激发师生拼搏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实际上校园文化开展的过程，就是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修养、自我提高的过程。

高品位的校园文化能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首先，通过校园文化的熏陶，可以增强学生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趣，促进自身的思想观点、心理素质、价值取向及思维方式的改变。一位哲人曾说“对大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周围的环境”。第二，可以弥补大学人文学科课堂教育的不足。第三，加强校园文化是提供丰富自身内涵的重要形式。利用校园文化活动，既促进学生文化素质的提高，又促进学科专业的深化，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创造一种和谐向上健康文明的环境氛围，形成良好的校风。

虽然，校园文化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但校园精神是一个学校发展的灵魂，是凝聚人心，展示学校形象，提高学校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校园精神对大学生的人生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任何专业课程所无法比拟的。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高等院校的文化品位主要通过校园文化的建设来提升。健康、向上、丰富、有序的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个性品格形成具有渗透性、持久性和选择性。

2．孝文化的内涵及现实意义

孝文化有其普遍性：从孝的意识的产生来看，它基于血缘关系和共同生活而自发形成的最朴素的亲亲之情，是一种“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普世情感和普遍人性。在朴素自发的孝意识的基础上，我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孝”的思想观念加以发挥并作出系列基本规定，在孝亲之外，注入社会、政治和教育价值，使“孝”上升为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再加上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强化，孝道便成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深入人心的社会道德规范。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来强调孝道是一切德行的根本，这方面的论述比比皆是。如“孝为百善之首”、“罪莫大于不孝”。“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先王有至德要道，至德要道元出于孝，孝为本也。”“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一个孝子除了具备对家庭的责任感外，必然也会产生对社会的责任感。将孝道由私德引向社会公德，将社会公德建立于个人私德和人伦自然情感之上，是孝道能够成为传统道德建设的基石的根本原因。

孝文化有其发展性：当今社会呼唤孝文化的恢复与发展，发展孝的表现形式，办好社会公益事业，把个体的孝，发展到集体的孝；物质的孝，发展到精神的孝；低级的孝，发展到高级的孝。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孝文化的发展，因为脱离孝文化发展的社会，将是一个无序的社会，是一个混乱的社会。一次次的“破四旧”、“批孔”，大革文化之命，“孝”这样的传统道德，大承鞭笞，历尽劫数。从此，人们对“孝”噤若寒蝉，谈“孝”色变。直至今天，人们仍然不能正确对待“孝”道，仍然简单地把它当成封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因此，孝文化应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共同向前发展。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得到了较高程度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而，今天我们要对传统孝道进行根本的改造，要结合时代特征，在道德建设的实践中不断进行孝道创新。我们要建设的新孝道，应该是建立在家庭成员和全社会成员人格平等的基础上，符合现代生活方式，体现人道、科学、民主的新型伦理道德。这种新孝道，应该既有利于家庭的和睦稳定，有利于个人的健康发展，又有利于人们正确地处理个人、家庭、社会之间的关系，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孝文化具有现实性：虽然各种版本的二十四孝都是过去的故事，但是二十四孝故事在过去教育人，而且在现在、将来都能教育人。同志提出以德治国，孝是“德”中最主要内容。现在推行的公民道德纲要，孝成为主要内容。现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以德治国，执政为民，加强公民道德教育，更是孝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必要性的体现。因为一个连父母都不孝的人，何以服务社会，何以做到执政为民，何以主持正义，何以遵纪守法。人生百行孝为先，无孝即无政绩可言。加强对孝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定会促进学风，文风，社会风气的好转，为稳定社会做出贡献。当孝的要求作为普遍原则深入人心后，人们为了对父母尽孝，必须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创造能够使家庭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而在既有的孝的思想情感和道德习惯的基础上，通过宣传、教育和劝导，使人们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较高的道德境界，是可以期望的；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等道德要求，也可以从孝道扩展和迁移而落实。在家庭中，子女尊敬长辈，长辈爱护子女，共享天伦之乐；在社会上，人们尽职尽责，对国家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对个人，不断修身养性，以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这样，社会秩序就将日趋和谐有序，社会道德就将日益进步，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要求也将在其中得到较好的落实。

3．孝文化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人文素质教育是以塑造人的精神境界、人格品位乃至民族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包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念等方面的问题。”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实现人文素质教育、引导和文化启蒙的主要形式，校园文化直接影响着人的思维品质、行为价值及元认知能力的形成与发展。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科技时代，技术性淡化了人性，使人失去了对他人的热情与关怀，只为自己的名誉地位忙得不亦乐乎。传统的人文素质教育逐渐被专业技术教育所取代；“人”的培养逐渐被“才”的训练所取代。与此同时，对人自身的培养却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

“孝”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表现，长久地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是构建于血缘关系上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文化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其它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孝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在于孝是中国文化精神（民族精神）――人文主义的思想渊源，当代社会文化应当努力实现功利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以孝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人文主义传统是建构当代社会时代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孝是爱国心的根源和动力，孝是民族团结、兴旺发达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核心。在高校培植与实践孝文化是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起点。大力弘扬孝文化是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渊源，是形成和睦社会风尚、保持社会稳定的精神措施之一。加强以孝文化为核心的人文素质教育，是解决人才高科技与低素质的矛盾的有效途径。防止一些掌握高科技的人，由于素质上的缺陷，个性畸形发展，导致精神空虚，人格堕落，甚至异化为“经济动物”、“智能强盗”，让高科技犯罪严重地扰乱着社会秩序。

孝文化的意义篇（4）

一、忠、孝道德规范的起源、发展

我国古代社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分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兄长)朋友”五大类，即所谓“五伦”。在五伦之中，把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视为最重要的人伦关系。调整父子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子女对父母及长辈要尽顺从、敬养义务，即“孝”。调整君臣关系的基本准则是臣民对君主要绝对的服从，即“忠”。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是处理人伦关系的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孝的观念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即母权制度向父权制度过渡的时期，由于血缘关系的明确和私有制的产生，子女可以从父母那里直接继承财产。

为了表达对父母及长辈生育抚养的感恩、崇敬和哀思之情，天长日久，便产生了孝的观念。到了西周时期，便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浩》)的记载意思是说，农事完毕之后，人们便赶着牛车外出做些买卖，是为了孝敬自己的父母。“善父母为孝”(《尔雅·释训)。意思也是敬爱、奉养父母。这与现代“孝”的观念在含义上就比较接近了。“孝”的功能最初只是调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庭伦理，认为这是做人立身之本，“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孝经》)并无社会规范的意义，后来儒家把“孝”扩展到宗族、社会、国家，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准则。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意思是说，在家庭或家族的关系中维持其稳定和睦，必须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辞妇听，国家才能安宁。孔子特别看重孝，把它做为其仁学的根本，孔子的学生还进一步说明了倡导孝梯之道的社会政治意义。“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意思说，只要人人做到“孝梯”，就不会犯上作乱，天下就会太平。这无疑会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所以儒家文化中的孝梯思想受到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并居于整个封建社会的一切道德规范的基础和首位，也就不难理解。儒家把孝推广到社会，便移“孝”为“忠”。把维护宗法血亲关系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联系起来。于是忠孝便为一体，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结果，忠是孝的扩大，孝是忠的缩小。一个人在家能孝顺父母，在朝就能忠君，所以便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历代统治阶级也都标榜“以孝治天下”汉代以后，都将忠孝规范赋于法律的效力，《唐律》中把“不忠”、“不孝”作为“十恶”的重罪。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等级特权和宗法关系，竭力抬高忠、孝的作用，提倡愚忠、愚孝把忠、孝道德规范引向岐途。这也是没落地主阶级保守性、反动性在道德上的反映。是忠、孝道德规范历史局现性的反映。它并不影响忠、孝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整体上的光辉内涵。

二、关于忠国孝亲的道德情感

孝文化的意义篇（5）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006-02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中华文化灿烂而久远，如波涛般汹涌澎湃，勇往直前，创造了一个个不朽的奇迹。毋庸置疑，这些优秀的文化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动力之源，把推向世界之巅。在这百花齐放的文化“香蒲”中，“孝”文化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以其对中华民族至关重要的贡献而留香千古，绵延至今。

一、“孝”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价值

“孝”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孝”文化始终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若是追根溯源，很难说清中国的“孝”文化最早出现于何时？根据文献记载，《尚书》被公认是最早使用了“孝”的概念，也就是“克谐以孝，用孝养厥父母”[1]。而最早系统介绍中华“孝”文化的内容和意义应属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孝经》。《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精髓，可见孝行之道见诸人性之久是其他文化难以相媲美的。纵观整部《孝经》以及五千年来中国“孝”文化的嬗变，我们可以对“孝”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作一个最简洁的概括，即要求人们坚守“事亲”与“敬亲”的道德准则。从汉代推崇“以孝治天下”开始，“孝”文化就走上政治舞台，成为了中国封建家长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作为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文化力量，历朝历代的君主都借助“孝”文化的强大感召力来治理国家。“孝”文化也因此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支撑着中国社会不断前进。

二、“孝”文化对维护当前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传统“孝”文化对个人自身修养、家庭和睦、社会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心向善的民族，这种民族品德与“孝”文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即使在今天，“孝”文化依然发挥着她强大的感召力，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功不可没。

1.“孝”文化促进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形成与完善

孝敬父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古人以“孝”为百善之先，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对“孝道”的重视以及“孝”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当今社会，即使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孝经》，却仍然懂得反哺双亲这个简单的道理，这种思想已经与我们相融，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心灵中。因此，我们会发自内心的尊重古往今来那些“孝子孝女”；会被那些父慈子孝的故事感动；会主动去学习或研究“孝”文化，从而更好地践行自己的孝道。追寻“孝”文化的同时，就是完善自身的过程。“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可见，对“孝”文化的理解，随着层次的提高，就会愈发追求高尚的品德，自身的精神境界也会随之提高。“孝”文化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对社会个体道德境界提升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2.“孝”文化维护了家庭稳定，巩固了社会稳定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家族主义盛行的传统农业社会，“孝”文化作为重要的伦理规范，对家族稳定和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孝”文化调和了家国之间的矛盾，使之适应封建统治家国同构和宗法制度的要求，为国家稳定、社会和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不可否认，国家是由成千万个家庭组成的，每个家庭都是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设想如果作为组成国家的每一个细小单元都能够和睦快乐，那么作为整体的国家必然是和谐稳定的。时至今日，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家族本位思想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家”的重要性却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社会的每一个个体无一例外是从“家”中孕育而生的，社会个体的优劣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教育。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率屡屡攀升，而根据一份调查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报告显示：不健全的家庭、不良的社会环境、有严重缺陷的家庭教育可能导致孩子犯罪，是造成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同样，根据犯罪心理学解释，罪犯大部分都是对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有厌恶感或仇恨感，假若在一个父慈子孝，温馨和睦的家庭中，是很难产生罪犯的，因为他们心中牵挂着自己的亲人，家庭和家人像枪栓一样牢牢锁住了犯罪的“枪口”。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家人之间以神圣的亲情维护着这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3.“孝”文化弘扬和谐的理念，树立良好的社会价值观

“和谐”的含义在辞海中解释的是具有差异性的不同事物的结合、统一共存。社会和谐所追求的是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人的相处是在不断地碰撞与冲突中前进的，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世界上就复杂的关系，中间充斥着利益、矛盾、感情、仇恨等等，而当我们拨开这复杂的关系，看看处于最深层、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关系――亲情关系，我们会发觉虽然人们始终处于不停地在协调各种关系之中，却没注意到自己最主要的关系是自己的家庭，是与自己亲人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孝”文化本身的真正力量正是在维系这种最重要的关系，塑造家庭关系的和谐，然后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更大的和谐，人们在“孝”文化的引导下以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亲亲之情对待他人，追求一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这也正是“孝”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它从促进家庭和谐乃至最后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力量和道德支撑，使人们不断追求更美好的精神境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当今社会，“孝”文化所面临的挑战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逐步走向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为我国带来了让人无法想象的高速发展。然而，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也带来了空前巨大的威胁和破坏。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孝”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们家庭意识弱化，家庭本位逐渐让位于个人本位，人们对家庭的感情，对父母的亲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利益所削弱。这一切都在认识上弱化了“孝”文化的影响和力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模糊了人们追求“善”的本意和道路，“孝”文化正在逐渐被遗忘，人们对她的理解也已经慢慢弱化为家庭内部的一套人际态度与行为――子女对父母的良好态度与行为。然而，即使是这样狭窄的“孝”，依然不是人人可以遵循的。更为可悲的是抛弃父母、虐待父母甚至杀害父母的人竟也屡见不鲜，这已经打破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道德底线。我们的党和政府应该注意到这些将会对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伤害，注意到“孝”文化的重要作用，开始积极地挽救我们的“孝”文化，弘扬“尊老孝亲”的传统道德美德。

四、积极弘扬发展“孝”文化的具体措施

要重塑“孝”文化，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有力的、有用的措施来使人们再次重视“孝”文化的作用，并且自觉践行“孝”文化所要求的内容。要想做到这些，我们必须认清“孝”文化所追求的两个“境界”。第一个境界是“赡养”，要求子女们长大成人后要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以及其他抚育过他们的亲人，满足他们衣食的需求，使他们远离饥寒；第二个境界是“孝敬”，这比第一境界重要得多，单单使父母能够生活是不够的，人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才更为重要。子女不能单以“养”为目的，而是要做到行孝膝前，让父母身心愉悦。针对这两个境界，我们也要分别用两类措施去解决。对于第一境界，我们应该倾向于用强制手段，因为“赡养”需要的是物质供养，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依靠法律强制。政府应该制定详细的法律条文，不但要明确具体的惩罚措施，还应该制定一些奖励措施，对于主动赡养父母的子女应该给予适当的奖励，认真践行“孝道”的人可以优先上好学校、提拔职务，目前已经有一些具体例子可以参考，例如近两年公务员考试和干部提拔都把“孝行”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条件，甚至在2011年公务员考试中已经把“孝”文化的内容放入考核内容中；同样，北京大学也把孝敬父母作为招生的一项重要参考条件。这些事例在社会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孝”文化的弘扬和发展。但是，无论是法律或是惩罚和奖励，这些都是诱导或是被动地使人们去践行“孝”文化，它们可以保证人们做好“孝”文化所要求的第一境界，却不能强迫他们真心去孝敬父母。所以，要想达到“孝”文化的第二境界，我们必须加大宣传和教育的力度，要充分运用各种手段和条件向所有人展示“孝”文化的重要和作用。近年来，百家讲坛栏目掀起了学习国学的热潮，其中也不乏对中国传统孝道的介绍和宣传。同样，我们必须重点抓好学校的教育，年轻人是中国的未来，对年轻人的教育则是重塑“孝”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大量的宣传和系统的教育，我们要让人们能够主动去践行“孝”文化；主动去孝敬自己的父母。这样我们就达到了“孝”文化的自觉，从这里出发或许我们能更好地发现孝道文化的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传统文化是我们炎黄子孙的可贵的财富。纵观历史更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每当这个民族被外寇侵略，处于危难之时，这些流淌在我们血液中文化底蕴总会使这个民族空前的团结，空前的强大，而“孝”文化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正因为“孝”文化凝聚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爱家护家之心，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精神才会如此强烈，不可阻挡。

参考文献：

[1]佚名.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0：78.

[2]孔丘.孝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15.

孝文化的意义篇（6）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新形势下，我们应汲取“孝”传统的合理成分，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感知孝道文化、汲取传统美德之精华，开展感恩孝亲系列活动，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竞赛评比活动四个方面，开展青少年孝道文化教育，弘扬孝道文化教育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孝道文化 青少年 意义 途径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15-0145-02

近年来，全国好多地方组织开展各种类型的“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公益活动，通过寻找、发掘、宣传新时期孝心少年的典型代表，展现他们孝敬长辈、自强不息、阳光向上、自立自强的感人事迹和美好情操，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积极营造了青少年尊老、爱老、敬老的浓厚氛围，为新形势下开展青少年孝道教育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一 中华孝道文化的内涵及意义

中国孝道文化源远流长，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孝”字最早见于殷商甲骨卜辞，它是一个会意字。其上部是一个省略了笔画的“老”字，下部为“子”字，像是子承老人之手，扶持老人行走之貌。《说文解字》对其注解是“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因此，单从字形看，“孝”字就形象地表示上辈的父母，应该抚养下辈的子女;下辈的子女，则要孝敬上辈的父母，即为父者要慈，为子要孝，父慈子孝之意。

“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发展的。《孝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夫孝，德之本也。”意思是说孝是道德的根本所在。《论语・学而》这样说，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中华传统文化认为“百善孝为先”，就连教育的“教”字，也是“左孝右文”：左边是个“孝”，右边是个“反文”，中国传统的讲法叫“教者，孝之文也”。教育教什么？从孝开始，以孝为根本。通过孝，培育孩子对血缘的尊重，培育孩子要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同时，也就在孩子心中牢牢树立了对传统的尊重。

二 新形势下开展青少年孝道文化教育的意义

中国传统的孝道教育在历史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皇家的敕命、官方的条律、书院的诠释和坊间的劝谕一起，将孝道成功地塑造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信条，形成了中国老百姓几千年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乃至行为习惯。

但当下，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尤其是孝道遭受激烈的冲突与损毁，特别是“独生子女”一代的出现和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一些家庭的代际关系失衡和重心下移，家庭的培养教育功能弱化;信息化及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父母的地位和权威受到挑战;纷繁复杂信息的左右，代沟的形成与加深，使少数青少年对父母缺乏孝敬感，对他人缺乏道德感;多样经济成分和多元文化的冲击影响，使得部分青少年的家庭观念淡化，功利思想严重，从而使传统孝道文化中尊长敬老的道德观念受到冲击。我们应汲取“孝”传统的合理成分，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弘扬孝道文化教育的积极意义。具体而言，其意义有：

1.牢记“孝”的本意：养亲尊亲，体味亲情

养亲是孝行的基本要求，养亲主要指物质上的供养。就孝而言，不仅要养父母之体，还要养父母之志，即尊亲。孝的最高层次是尊亲，尊亲表现在态度和蔼上，表现在日常相处的“和颜悦色”上，表现在意见相左时的“柔声以谏”上，表现在分担家务的“劳而不怨”上。对父母之尊源于对父母之爱，孝子之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悦色，有悦色者必有婉容。这正是动物之养与人类之养的区别。话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无论孩子是否长大，父母双亲总会将爱无私地给予儿女。

孔子有句名言“父母唯其忧”，就是说：为子女者要想想自己生病时，父母那种忧愁、担心的心情。在中国，父母对子女承担着无限的责任，从生育到婚姻甚至隔代抚养，中国的父母都是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对这如山的父爱，如河的母爱，要用心体会，养亲尊亲，及时行孝是最好的情感回报。正所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2.把握“孝”的引申意：立身有为，回报感恩

《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所谓孝就应该立身，即珍爱自己的身体，远离祸害，不放纵自己，把持本心。孔子有句名言“父母唯其忧”，这句话还教育我们：为人子女者尽量不要让父母为自己担心，比如要注意安全、遵纪守法等，做到了这些也是孝。所谓孝还应该成就功业，自立自强，自食其力，奉养父母，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这就要培养青少年的责任意识和奋斗精神。父母给予了生命，便要好好珍惜生命，让生命健康成长，孝敬父母，体恤父母之艰难，主动承担家庭责任。还要倡导青少年放眼世界，心怀众生，练就本领，建功立业，奉献社会，最大限度地实现生命的价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独立则中国独立……少年雄于地球则中国雄于地球。”在困难与挫折面前，不自怨自艾，不自暴自弃，应昂然前行。自强不息、发奋有为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是对家庭责任的担当，更是对民族命运的振兴。要感恩大自然的护佑，感恩国家和社会的培养，感恩师长的教诲，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于心更要感恩于行，勇敢的承担自己的责任。

3.理解“孝”的拓展意：推孝及仁，“大孝”博爱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认为孝是仁的根本。孝即尊亲，仁即爱人。尊亲和爱人是可以沟通的，从中国宗法社会家国同构的体制来看，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居家尊亲，于国则应忠君;在家友悌，出外则应爱众。所以有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之说。通过孝道教育，最终让学生形成爱人的品质，引导学生由回报父母到感激所有给予自己帮助的人，懂得感恩，因为感恩的心态比感恩的行动更重要。发扬传统孝文化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精神，由家庭亲情开始，扩展升华为爱家、爱国、爱天下，这才是孝道文化教育的最终目标。

三 新形势下开展青少年孝道文化教育的途径

开展孝道文化教育，家庭是肥沃土壤，学校是主要阵地，社会是重要保障，要有效整合三方教育力量，开展丰富多彩的孝道教育实践活动。

1.感知孝道文化，汲取传统美德之精华

“孝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是构建现代文明和谐社会的基石。要教育青少年感知孝道文化，首先，要查资料，走进孝道文化。可以由学校牵头，成立“孝文化”校本课程开发小组，让班主任、科任老师、学生广泛参与。让学生徜徉书海、漫游e网，广泛收集有关孝道文化的知识：收集文字资料、图片和影像资料、收集有关“孝”的故事。其次，聆听故事，体味孝之魅力。学校分班举行“慈孝”故事会，选择优胜者举办“慈孝”故事擂台赛，以竞赛的形式促使学生去了解、搜集、感知中国源远流长的孝道文化传统。通过故事会，许多耐人寻味的“慈孝”故事被整理出来，而且学生可以进行理想化的演绎和再创造，以此来调动学生探寻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再次，访孝事观遗迹，置身生活接受教育。学校要利用当地的教育资源，让学生通过观遗迹、访孝事、读祭文、写感想等措施来感受人们对孝德的推崇。

2.开展感恩孝亲系列活动

着眼于“小”字，让学生从小事做起。开展各种活动，诸如给父母端一杯茶;给父母洗一次脚;帮父母洗一次碗（或做其他家务）;为父母唱一首歌曲;给父母（或帮助过自己的人）写一封信;给长辈买（或制作）一份礼物;给老师一份满分作业（或试卷）等。

3.组织社会实践活动

组织敬老爱老志愿者服务小组，到孤寡老人家庭或福利院、敬老院照顾老人，帮助老人打扫卫生、陪老人聊天、搀扶老人散步，或设计制作敬老宣传单和黑板报，深入社区进行敬老爱老宣传等。

孝文化的意义篇（7）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38(2011)05-0090-04

百善孝为先，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孝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孝”命名的中等城市，孝感自古出孝子。古代著名的《二十四孝》中孝感就有三大孝子:董永、黄香和孟宗，历代《孝感县志》有记载的孝感孝子就有493名。一代又一代的孝子风范凝聚成丰厚的孝文化资源，滋育了历代的孝感儿女，使孝感人热爱孝子，崇尚孝德。

现如今，经过十年洗劫了的孝道精神又正在经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一些人的道德底线丧失殆尽，子女遗弃父母、不孝敬父母甚至殴打父母的现象屡屡发生，以至于有人感慨，如今社会的人际关系就是一种裸的金钱关系。在此背景下，孝子之都孝感市为继承和弘扬孝子精神，树立新时期尊老敬老良好风尚，自1996年开始进行“十大孝子”的评选，至今已评选了四届。“十大孝子”的评选掀起了孝文化研究的热潮，2005年孝感学院和湖北职院先后成立了“孝文化研究中心”和“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两个学院先后组织召开了中华孝文化研讨会、孝文化与和谐社会研讨会、孝感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孝感孝文化与科学发展观”国际研讨会等大型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国内以及美国、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参会，开展了一系列孝文化学术研讨活动。《孝感日报》、《孝感学院学报》和《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还分别开辟“孝文化研究”、“孝感孝子”等专栏，组织开展孝文化研究征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及其丰硕成果使孝感成为我国继济南后孝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基地。近十年孝感孝文化研究成果丰硕。

一、有关孝文化研究学术专著与孝文学专著

孝感学术界有关孝感孝文化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孝文化史料征集》《孝感孝文化》、《孝感孝子》、《孝文化研究》、《中华孝文化研究》、《孝感地方传奇故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外学者论“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孝文化文艺新作》、《新二十四孝》、《当代学者论孝》、《孝经新解(通俗读本)》、《孝文化文学作品选读》、《孝文化景观》、《中华孝文化名城――孝感》、《旅游与孝文化资源开发》、《中国孝文化概论》、《中国孝文化史》等孝文化研究与教育丛书。另外，有关孝文学著作有:《千古孝子黄香》、《三国孝子孟宗》、《孟宗的故事》、《补碗》和《无敌孝子剑》。其中，《孝文化史料征集》全书由孝文化遗迹、人文景观、文物精华和拾萃四部分组成，是孝感孝文化系统考证的奇葩。《孝文化研究》对“孝文化的本质”、“中华民族的人格思想”、“先秦以来历朝历代孝文化的演进与发展轨迹”以及“孝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均进行了深入和有益的研究，称得上是“孝感孝文化研究”中一个新的里程碑。《旅游与孝文化资源开发》收录了孝感“旅游与孝文化资源开发”征文活动的40余篇优秀论文，它把孝文化研究与孝感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使孝感孝文化研究实现了质的飞跃和划时代的新突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中外学者论“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全书内容分为两部分，即孝文化内涵与意义的理论创新研究和孝感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的实践探索研究，该书充分反映和体现了孝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新观点、新见解，对孝文化的现代化研究和孝感市“打造城市名片，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的实践活动具有重大启示和指导意义。

二、有关孝经学、孝、孝道、孝观念、孝意识的研究

孝感孝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对《孝经》、孝、孝道、孝观念、孝意识的研究高度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相关研究论文主要有:《与的关系及其扬弃》、《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上)和《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下)、《浅议孝的演进与文明轨迹》、《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孝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中国古代文学与孝之初探》、《论的孝意识及其特色》、《唐代妇女孝行特征:女之孝重于妇之孝》、《与孝道思想》、《论、之孝亲意识与中国古代孝文化》、《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孝文化传统看贾宝玉的结局》、《中的异类孝子形象》、《“孝”字的创生及其原义释》、《不同文化土壤上的两支奇葩――中西“孝道”之比较》和《中西孝道差异及其原因探析》等。其中，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与的关系及其扬弃》对《孝经》与《二十四孝》的产生及其内涵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上阐明了二者的关系，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二者中必须弃除的糟粕和应该吸取的精华，并结合实际进行了论证；《漫谈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从忠孝的思想基础、《孝经》的理论基础、天子的孝道榜样、举孝廉的用人制度等方面论述了汉代的“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实践；《孝观念的源流与演变》通过对“孝”、“孝悌”、“孝忠”、“孝廉”的分析，进一步探索孝的概念及其演进的过程，透视中国特有孝道文明的历史轨迹，从而揭示孝文化的内涵，展示孝文化的无穷魅力，指出孝观念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品德；《中国古代文学与孝之初探》从中国古代文学与孝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着手，指出古代与孝相关的诗歌、小说、戏曲和部分记叙性散文主要是通过塑造孝子形象对孝进行文学性诠释，其中一部分作品以史实为据塑造孝子形象，另一部分作品则通过虚构塑造孝子形象，二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对孝的完美诠释，这种诠释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罗移山等一批学者还分别以《周易》、《儒林外史》、《牡丹亭》、《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作为个案，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作品中的孝意识、孝道思想和孝行实践，并分别从文化同质与文化异质、中西文化差异和人性与神性等不同视角，分析了中西“孝道”、孝爱观的不同，并指出中西“孝道”、孝爱观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以此促进中国孝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三、有关孝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孝感学界在挖掘中华孝文化内涵，发挥其当代价值的研究的成果有:《论孝的文化内涵》、《略论中国传统孝文化

内涵的特征》、《浅论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十大特性》、《论先秦儒家孝文化的扬弃》、《析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中华孝文化的存在方式三题》、《孝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孝文化与孝文明》、《关于中国传统孝文化内涵特征及其功能的思考》、《关于孝感孝文化形态及其当代价值的若干思考》、《论孝德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传统孝文化道德观与当代道德价值观之比较》、《析孝感雕花剪纸的孝文化内涵》、《体味孝感雕花剪纸的孝文化底蕴》和《推进孝德文化科学发展的基本途径》等。对于孝文化的内涵，《论孝的文化内涵》指出“孝”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包括生命意识、知性精神和道德观念三大要素，强调了目前对“孝”文化的研究，挖掘其生命意识和知性内涵尤其重要；《略论中国传统孝文化内涵的特征》和《浅论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十大特性》则分别梳理出孝的自然性、推及性、无我性、义务性、实践性等五个方面的内涵特征和久远性、普遍性、延伸性、人民性、阶级性、民族性、世界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等十大特征；《析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分析了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孝文化的特征，指出要继承先秦儒家孝文化的精华，必须弘扬善事父母、赡养双亲，敬爱父母、敬爱长者等孝道，创新赋予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爱护身体、珍爱生命等内容以时代精神，抽去忠孝合一、移孝于忠，葬之以礼、慎终追远等内容中过时成分，彻底批判包办婚姻、传宗接代，提倡建立起新型的婚育观和民主平等思想。另外，叶继宗教授等学者还分别从孝文化与现代文明、孝德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孝文化与孝文明、传统孝文化道德观与当代道德价值观之比较等方面对孝文化进行了探讨，指出孝德、孝文化在弘扬中华传统道德，全面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方面的深远意义，并从时代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等不同的视角对孝感孝文化进行审视，提出了科学界定孝德文化内涵、全面整合孝德文化资源、广泛开展孝德文化活动、大力发展孝德文化产业等四条科学发展孝德文化的基本途径。

四、孝文化与经济建设、孝文化名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研究

对于孝感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促进孝感经济建设、孝文化名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孝感政界、学界对此进行了较多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孝文化与经济建设关系的研究论文有:《对孝文化的经济分析》、《孝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研究》、《孝感孝文化产业集群开发战略研究》、《基于孝文化的银色营销策略》、《以中华孝文化开发农村银色市场》、《以中华孝文化塑造产品品牌模式研究――以湖北孝感市为例》、《从孝文化谈文化营销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品牌塑造》、《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科学发展多利共赢――着力建设“四园”

打造孝文化旅游经典》、《旅游和孝文化资源开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朝阳产业》、《日本“一村一品”理念指导孝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湖北省孝感市孝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思考》、《孝感董永资源旅游开发原则及模式探究》、《董永资源旅游开发刍议》、《对依托孝文化发展应城文化旅游的思考》、《以特谋发展以特赢市场――实践“科学发展观”有感》和《浅议孝文化节日礼品开发》等。其中，《对孝文化的经济分析》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孝文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所发挥的多方面的促进作用，以及孝文化在我国现阶段经济中的积极作用，阐述了引起孝文化作用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其发挥作用的趋势。黄宏磊等学者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对孝感孝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孝感孝文化产业集群开发、孝感孝文化为基础的银色营销、孝文化特色产品品牌塑造、孝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科学发展等提出了各自的建议和对策。上述研究成果对指导围绕地方孝文化特色进行特色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孝文化名城建设相关论文有:《孝感创建“中华孝文化名城战略构想”》、《孝文化在推进现代文明建设中大有可为》、《中华孝文化名城建设空间》、《孝文化与孝感市城市品牌营销策略研究》、《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文化软实力建设》、《孝感孝文化名城建设的CI战略》、《中华孝文化名城品牌经营战略》和《基于孝文化的孝感市城市品牌战略》等。在上述研究中，吴崇恕教授等一批学者分别就创建中华孝文化名城的战略、孝感孝文化对孝感文化名城的建设的促进作用以及孝感中华孝文化名城的建设空间进行了研究，并以孝感市为例，讨论了基于孝文化的城市品牌建设目标定位、文化软实力的培育、孝文化名城建设的CI战略和文化名城品牌经营战略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有益建议。

孝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研究论文有:《中华孝文化与代际和谐》、《创建现代文明家庭何以立孝》、《对于孝文化建设之难点“婆媳关系”的思考》、《关于孝文化在构建和谐校园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和《论中华孝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等。上述文章分别就如何利用孝文化资源促进代际和谐、家庭和谐、婆媳和谐、校园和谐以及和谐社会建设及其保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设性建议和办法，为孝感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五、有关孝德教育的研究

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教育尤为重要。孝感学院、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把推进中华孝文化与高等教育相融合，在推进中华孝文化领域的产、学、研、用，培育以中华孝文化为特色的育人文化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和研究，湖北职院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华孝文化学院。相关研究论文有:《“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赋予孝德教育新的时代意义》、《论孝文化的回报德行》、《传承中华孝文化精华

建设特色高校校园文化》、《从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解读大学生极端行为》、《浅论孝文化在高校校园文化中的构建》、《解读孟宗的故事》、《“孝文化”建设与学校教育――关于“孝文化”建设的思考》、《和谐校园呼唤孝道教育》、《以弘扬孝文化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突破口》、《运用开展家庭孝道教育的思考》和《孝道与道德底线教育》等。在上述研究中，《“孝”的历史流变及其现代德育价值研究》分析了现在我国孝道缺失的原因，强调传统孝文化对提升公民个人的道德素质、重建家庭美德、构建社会公德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赋予孝德教育新的时代意义》分析当前孝德教育被弱化的原因，指出要发掘传统孝文化的时代内涵，创新孝德教育的实践，提倡情行并重，引导大学生自觉践行孝德。还有李友清教授等学者分别就目前在我国学校、家庭和社会忽视道德底线教育引发的弊端、开展孝德教育的意义、如何进行孝德教育、孝德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以及孝德教育与国民素质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和探讨。这些成果无疑对孝感中小学及大专院校和社会开展孝道教育、弘扬孝文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孝人物、孝景观及孝资源的保护研究

对于孝感古代孝子和中华孝文化景观及孝资源的保护研究的论文有:《孝感“孝文化”中的“董永与七仙女”――“孝感是董永故里”的印证》、《“黄香故里”考辨》、《(黄香故里考辨>之考辨――与张昕先生商榷》、《中华孝文化景观》和《孝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等。上述文献分别就“孝感是董永故里”、“孝感是孝子之乡”、黄香的故里、事迹及文物文献进行了考证，并就中华事亲景观、孝亲景观和孝行景观等中华孝文化景观进行了综合考察，指出弘扬孝文化，积极开发利用孝文化资源，确保孝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对孝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

[参考文献]

[1] 孝感文史办.孝文化史料征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孝文化的意义篇（8）

中西方的孝文化都是伴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开始出现的。从新旧石器时代到父系氏族的建立，人类自身的力量十分弱小，因此这个阶段的人时刻也离不开氏族这个集体，当然更不可能独立生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氏族集体的依赖逐渐减少，但孤立的个体劳动仍不足以满足人们对于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需要。因此，家庭(家族)核心制成为最直接与最佳选择。孝同样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由于个体家庭和私有制的产生，人们对与自己相关的血缘亲族关系的认识逐步得到提高而慢慢产生［1］。家庭是人类由于客观的原因迫不得已的选择，同时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由于中西方家庭产生的不同步性，中西方孝文化也不是同时出现的，但最初形态的孝文化却是一样的，即善待长辈。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孝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而西方的孝文化却成了只在文献中出现的很狭义的概念，甚至连最初的孝文化的一些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中西方孝文化有较大的差异。

一、中西方孝文化比较

为了对中西方孝文化的差异有更清楚、更全面的认识，我们先从文献的角度对中西方的孝文化进行考证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分析。

（一）中国孝文化

中华民族的孝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国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记载中，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涉及方方面面，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孝”不仅是家庭观念中孝敬父母的问题，也是几千年来统治秩序中重要的社会规范。中华民族有着一整套关于孝的理论。中国历史上，“孝”是进入家庭观念中最早的伦理道德范畴。传说尧时，“虞舜，性至孝”，感天动地，“帝尧闻之，遂以天下让焉”。这可能就是中华孝文化的雏形。肖群忠认为，“孝”当产生或大兴于周代，其初始意指尊祖敬宗、报本返初和生儿育女、延续生命；至孔子，使“孝”从其宗教与哲学意义转化为“善事父母”的纯粹伦理意义，从宗族道德转化为家族道德；至《孝经》，“孝”这个反映家庭亲子关系的道德观念被全面政治化了。［2］

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而儒家思想也就是以“仁”为中心的道德思想，可见“孝”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孝经》中，“孝”被置于道德规范的最高地位，“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意思说，孝是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从此产生。同时，《孝经》还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就是说，“孝”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人民固有的自然的行为。“孝”，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本位，可以说是一切传统道德规范的核心。

中国孝文化对“孝”有明确的规定，并强调“孝”与“顺”的一致。曾子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尊亲”不仅指尊敬，更有一系列礼仪规定；“弗辱”就是要安分守己，不许玷污祖上的名声和家族的尊严，还要珍爱父母给予的身体；“能养”并非一般的供养，而是敬养。在中国的孝文化中，还强调“顺”，即顺从父母的意愿，孔子对孝的简洁解释是“无违”，儒家所提倡的“孝”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服从长上的意志。

中国孝文化有着重要的政治内涵。“孝”本是规范家庭内部亲子关系的伦理道德，主要指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是家庭伦理的范畴之一。但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家国同构、君父同伦，正如孔子所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意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君为天下父，行孝道就是行忠道，忠孝是一体的。在统治者看来，忠孝观念是每个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无论家与国，其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而皇帝通常被称为君父，皇帝派遣的官吏、地方行政官员则被视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以孝治天下”成了历代君王成功施政的经验总结。可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孝文化不仅仅局限于单纯地敬养父母，已经明显地扩展和泛化了。《孝经•开宗明义》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敬父母只是孝的开始，进德修业才是孝之终。这与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相一致，与儒家“身—家—国”的模式相统一。可见，“孝”已经同时向个体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扩展，它起源于个体道德修养，贯穿于家庭中赡养父母和家庭和睦，终于进德修业，对国家和社会履行职责。

同时，中国孝文化对“不孝”有明确的规定，即“孝”与“不孝”是有衡量标准的。《孝经•五刑》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应受大辟等五种极重刑罚的三千罪行中，“不孝”是最大最严重的罪行。在《孟子•离娄章句上》中，孟子提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赵岐为其做了如下注解：“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从精神层面提出致亲于义则为“孝”，陷亲于不义则为“一不孝”。可见，孝不是简单的恭敬顺从，而是以“义”作为“孝”的评判标准。“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则从物质层面，即温饱与否和是否为考取功名而努力提出“孝”的标准。最后，“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又从发展的层面，即后继是否有人的角度提出“孝”的标准。此处的“无后”并不是侧重“不娶无子”，而是强调“绝先祖祀”，即无人继承衣钵才是真正的无后，真正的大不孝。

（二）西方孝文化

西方文化有三个源头：一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二是古希伯来犹太教文明；三是古罗马文明。这三大源头后来融会起来并以基督教的形式构成了西方文化体系。［3］因此，要探讨西方的孝文化必须研究《圣经》。《圣经》一直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源泉，很多西方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亦源于此。据《圣经》记载，基督徒所信奉的耶和华上帝给人类社会颁布了十条必须谨守遵行的戒命，其中的第五条就要求“当孝敬父母”。基督教教义要求基督徒“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

在对中西方孝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中，笔者发现除《圣经》外，西方对孝进行系统阐述的文献几乎没有，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哲学家们所关注的并不是家庭养老，而是社会养老。这导致了西方的孝文化发展缓慢，但却使社会养老理论得到了充分发展。

（三）中西方孝文化比较

中国的孝文化已经渗透并流动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地方都以“孝”而闻名，孝子会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董永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二十四孝”之一，其“性至孝，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的事迹感天动地，传为佳话。但是，西方的孝文化却远没有这么发达，不仅没有什么地方以“孝”而闻名，也没有哪个地方因“孝”而引以为荣，更没有“二十四孝”这样闻名的人物。中国有很多关于“孝”的谚语，如“百善孝为先，行孝当及时”、“孝顺公婆自家福，勤种天地自家谷”、“在家孝父母，强如远烧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而在西方，这方面的谚语却很少，在《英汉双解英语谚语应用词典》所收录的谚语中，居然一条都没有。

中国的孝文化有双重意义，即家庭意义和社会意义。“孝”在家庭中主要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和态度上。在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中，父母在家庭中是绝对的权威，服从父母被视为孝顺的一种体现。孔子认为：“事父母几谏，见志不同，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即子女侍奉父母时，对父母不对的地方要婉转地规劝，若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要仍然保持恭敬，不能生气，也不能去触犯他们，虽然自己感到苦闷，也不要流露出埋怨。“孝”的社会意义在于维持一种社会和谐，即对长者和统治秩序的敬畏和基于敬畏的服从。在西方，“孝”主要并不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行为之中，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文化中。西方的孝文化也没有多少社会意义，而其家庭意义仅表现为对父母的尊敬。这种尊敬也并没有导致对父母的服从，而是更多地强调独立，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平等。

传统的养老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孝文化。在中国，几千年来，赡养的义务主要由子女完成；而在西方，不强调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父母年迈后，赡养的义务主要靠国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完成。因此，中国的孝文化包含赡养的义务，而西方孝文化中并不包含赡养的义务。在中国，赡养的义务如同自然界中的“反哺”；而在西方，赡养的义务则如同“接力棒”，由子女或父母本人将自己转交给社会。

中国人家庭观念非常强，父母对子女的付出也是最大的，这一点令西方人无法想像。而在西方，一旦成年，都会自食其力，不需父母过多付出。中国人一般都与父母住得比较近，即使到外地工作，一般也要把父母接到身边。孔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不赞成父母健在时儿子离家远游，如果因故非远游不可，必须有明确的方向。孔子这种思想是怕儿子远行在外，老人无人照顾。西方人一般不会这样，他们为了事业不会过多地考虑父母，也没有必要考虑父母。而且西方人并不像中国人有很深的故土情结，相反，他们喜欢不停地变换居住地，尤其是美国人，他们一生通常会搬好几次家。这种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付出的差异，也部分地解释了中西方在财产继承方面的不同。在中国，父母的财产毫无疑问是由子女继承的，这不需要任何书面的证明，子女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西方人则通过遗嘱决定财产的归属，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财产给任何人或机构，甚至给自己的宠物，而他们的子女也不会觉得不可接受。

中国人将“孝”同生儿育女相结合，强调不能绝先祖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4］。西方人强调自由，为了自由可以选择dink（double income, no kids）家庭，甚至独身。在中国，由于孝文化的原因，“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而在西方，“断子绝孙”却没有这样的文化含义。正因如此，当“断子绝孙”被直接翻译成“sonless”时，西方人觉得莫名其妙，根本无法将其与贬义词联系起来。

二、中西方孝文化差异原因分析

中西方孝文化的不同在于文化差异。中国文化是重农文化，这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最适宜农业生产。几千年来，农业生产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重农文化是群体本位的沃土。群体本位注重群体价值和人际和谐，个人价值依赖于社会和他人，把个体看成是社会的一员，强调个体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和相互爱护，以集体利益为重。西方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地区，由于多山且不适宜农业生产等生存环境的限制，人们很早就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并生活在城邦中，经常迁徙和流动。西方文化强调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个体本位的温床。个体本位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即使在家庭关系中也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

群体本位使中国人时刻把自己看作是某一集体的一员，体现在家庭中就是每个人都很看重家庭，都很注重以亲子关系为主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几千年来一直如此，因此造就了中国丰富的孝文化。个体本位使西方人更加看重个体的价值，认为社会价值在于每个个体价值的实现，他们并不像中国人那样提倡集体主义，有些社会学家甚至称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为“离群”，在家庭中也不像中国人那样在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花大量的精力。相反，由于离婚率偏高，西方的家庭相当不稳定。在这样的家庭模式中，孝文化是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因此，虽然与《论语》同时代的《圣经》已经有了最早的关于“孝”的阐述，但西方的孝文化并没有在家庭中得到发展，更没有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同。

三、结语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孝文化截然不同。这些不同源于文化差异。但是在跨文化交流的今天，中西方的孝文化正在彼此影响、互相吸收。在中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养儿防老”和“家庭养老”的观念正在逐步发生改变，dink家庭的数目也在增加。在西方，当越来越多任感情泛滥的“少女母亲”已经成为全社会舆论焦点的时候，人们开始探讨中国极少有这种现象的原因，中国孝文化中子女对父母“不违”的观念受到了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随着全球化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发展，这种相互影响的趋势还将继续，因此对中西方孝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朴钟锦.儒家“孝”道观念的时代价值［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2）：3643.

孝文化的意义篇（9）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深厚的文化底意蕴，同时为国人的性格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加强当代大学生孝道教育，首要目的就是加深大学生对传统孝文化的了解，并且提升孝道水平。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家庭和宗族关系，而孝道就是维系家庭和宗族关系最基本的伦理精神。孝道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孝道教育，从客观上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如果每个国民都能有爱国心，民族团结、和睦就能更长远，民族凝聚力就会不断加强。

（二）加快大学生道德素质养成，促进其健康成长。

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略有下降，部分大学生的家庭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模糊。我们在当代重申孝文化，是因为孝道的深层内涵就意味着责任感，孝道对于责任意识的培养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加强孝道教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自身素质修养，而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才是真正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因此孝道教育对大学生和谐人格的培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孝观念的增强还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操。孝的更深层次含义是爱国，孝是祖国和谐统一的精神源泉，对促进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人来说，爱国家与孝顺父母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把对父母和家庭的爱转化为对家乡和故土的爱，进而转化成对祖国的爱。爱国主义正是从孝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善于从孝行中开始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三）促进和谐家庭氛围形成，构建和谐社会。

对大学生进行孝道教育，最直接目的就是希望提升大学生的孝道水平，使大学生能够孝顺和尊敬父母，能够理解和体谅父母，从而使家庭成员之间和谐亲密，营造出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和代际关系氛围。而社会是由数千万个小家庭构成的，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够做到爱父母、爱家人，整个社会的和谐人际关系就自然而然形成，社会风气必然会稳定、健康，更加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多元文化背景下当代大学生孝道教育的路径选择

（一）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随着多元文化背景的发展，西方价值观会无形地渗透进来，西方国家正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所谓的西化，他们企图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手段将自己的价值观渗透到我国意识形态中，以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日渐淡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此大学生孝道教育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方向和旗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二）坚持科学的孝道教育原则。

首先，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的前提下，要允许多元文化的流入，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使其发挥应有作用。其次，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孝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同时要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进行教育方法和理念创新。最后，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尊重个体选择。

（三）学习借鉴优秀的孝道教育经验。

世界文化具有多样性，就文化的丰富性和科学性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是无法比拟的，发达国家在孝道教育上具有独特和先进的理念与方法，这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如新加坡孝道教育的纲领性和法制化，韩国孝道教育的体系的完整性及措施的积极性，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孝道在国家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政府要制定强化孝道教育的措施，并在推动孝道教育在学校、社会、家庭中顺利实施的过程中发挥带头和领导作用，同时重视孝道教育制度化和法治化，用法律的强制力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孝的规范能得到保障。

（四）优化大学生孝道教育的环境资源。

孝文化的意义篇（10）

科学保护孝文化资源,既有孝文化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客观需要,也有孝文化资源对于维护文化多样性的意义,更有孝文化资源遭到破坏迫切要求得到保护的现实紧迫性。

第一,孝文化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合理开发利用孝文化资源可以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保护孝文化资源是积极开发利用孝文化资源的前提和基础。从文化建设上看,任何新文化的创造都必须有一定的基础,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孝文化正是现代文化创新的不竭的源泉,对孝文化资源的保护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由此可见,发挥孝文化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应重视孝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

第二,孝文化资源对文化多样性的意义。“一花开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文化多样性是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个人和群体享有更加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是可持续发展和自然资源保护重要而有效的基础。孝文化资源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保护孝文化资源对于维护文化资源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孝文化资源遭破坏敲响保护警钟。孝文化资源保护面临的现状:自然的磨损、侵蚀和人为的破坏;流失和消亡严重;被过度地利用和滥用。孝文化资源遭到破坏的原因有保护意识缺乏、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现代化的挑战等。在孝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由于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或因民族知识缺乏的开发,导致文化失真和利用过度造成破坏。

二、孝文化资源保护的理念原则

第一,坚持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孝文化资源的保护对象大体上分为物质的孝文化遗产(包括自然景观、文物古迹等)和非物质的孝文化遗产(包括语言、礼仪、节日活动、习俗等)两类。对物质孝文化遗产与非物质孝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应有区别。对物质的孝文化遗产,应以移植性保护和开发性保护为主,同时与博物馆保护相结合;对非物质的孝文化遗产,可采取研究型保护、建民族风情园和生态博物馆等方式,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可采用确立传承人的办法。

第二,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的原则。保护是开发的基础,努力促进孝文化资源开发与孝文化资源保护相结合,以保护保证开发的持续性,以开发促进保护的效能性。保护并不意味着封闭,是开放性的保护;开发并不意味着耗竭,是保护性的开发。孝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本身是一种有积极意义且具效益的保护方式。它既使孝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又能充分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把孝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孝文化产业优势和新经济优势。

第三,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科学决策,在保护孝文化资源中起着主导作用,而社会的广泛参与则使孝文化资源保护得到可靠的落实。这个原则要求政府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孝文化资源的保护。政府要成立孝文化资源保护的专门负责部门,持之以恒地抓好孝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孝文化资源保护的积极性,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投身到孝文化资源的保护中去;汇聚各方力量,全面推动孝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工作。

三、孝文化资源保护的策略措施

针对孝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工作,必须提出行之有效的保护对策:编制保护规划,实施整体保护;制订专项法规,健全保护机制;开展宣传教育,普及保护知识。

第一,编制保护规划,实施整体保护。出台《孝文化资源保护规划编制办法》,对保护规划的编制要求、编制内容和成果做出明确规定。编制保护规划,强调近期性与长远性、战略性与策略性相结合,健全和完善分级分类保护制度,建立一套有规制标准和规范约束的完整保护体系。分级保护,可分为世界级、部级、省级、市级、县级的孝文化资源保护以及珍稀、濒危的孝文化资源保护。分类保护,可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孝文化资源保护。对有形的孝文化资源要注意建立遗址显示、标示物标示和博物馆(或展示中心)展示等保护管理方式。对无形的孝文化资源则应采取文字、录音、录像等方法进行记录、储存和整理出版,建立保护档案和数据库。

第二,制订专项法规,健全保护机制。孝文化资源遭到破坏的原因,既有“天灾”也有“人祸”。天灾难测,人祸可料;天灾难挡,人祸可防。孝文化资源遭人为破坏,重要问题之一在于缺乏法制规范和约束。因此,既要健全和完善孝文化资源保护的专门性法律法规,依法打击破坏孝文化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又要根据法律规范严明执法和严格监管,依法强化孝文化资源保护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如出台《孝文化资源保护管理办法》,深化孝文化资源的保护规划、保护措施、备案管理和监督管理等具体操作办法。

孝文化的意义篇（11）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74-02

一、孝道的含义

所谓孝道，就是以孝为本的礼法规范，是尽心奉养父母的德行。《说文解字》释孝为“孝，善事父母者”。从字形分析，孝是老与子这两个字的合一，是讲父辈与子辈的关系。从内容上说，孝道的范畴包括尊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妯娌、团结连襟、敬长爱幼、扶贫济困以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等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有两种形态：一是对在世父母，即对活人的孝，包括奉养、尊敬、服从；二是对去世父母、先祖，即对死人的孝，包括安葬、祭祀，通常被称为“追孝”。狭义的孝指赡养父母，广义的孝指奉献社会，即做事情要合乎道德规范，能受到人们的称赞，使父母在精神上获得安慰与满足。简言之，孝道的基本内容包括尊老、敬老、养老、送老，也就是“敬爱父母，反思祖先”。从动机看，孝是一种敬本心理。从效果看，孝是一种管理手段，它将礼法的外在约束与仁义的内在自觉相统一，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二、孝道文化的历史渊源

孝道文化源远流长，其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变革五个历史时期。并从一种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演变为一种多元的文化体系结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核心范畴和思想理念。

在远古社会，社会由无序的婚姻开始趋向于血缘家庭结构时，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情就孕育了孝的萌芽。伴随着父系制家庭的出现以及对父子关系的确定，孝道观念由此产生。

西周是孝道的形成时期。周朝确立封建制度后，有了宗族制度，产生了五伦观念，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在此基础上，孝道观念得以产生并在社会中作为一种伦理观念正式形成。

春秋至秦汉是孝道文化的发展时期。春秋时，宗法制开始逐渐瓦解，人民对祖先的祭祀活动由繁趋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关系进一步确立。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成为家庭血缘间最基本的义务。善事父母，成为孝道文化最核心的内容。春秋后期，孔子把孝和礼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孝道文化的内涵，至此，孝道文化有了人性论的依据，孝道从宗教伦理转化为家庭伦理。至汉代，统治者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纲领，孝道文化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之中，为“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服务，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乃至经济生活中贯通性和统领性的意识。

魏晋以后，孝道文化逐渐成熟。魏晋沿袭了汉代的“以孝治天下”，著名书籍《晋书》中专门有“孝子传”一栏，记述当时著名孝子的孝行，以表示对孝的宣扬和褒奖。南朝时期运用中央监察官亲自出面弹劾和清议的方法，来监督孝道文化在社会上的实施情况。到宋元明清时期，孝道文化演变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孝道教化变得日益绝对化和片面化，单方面强调子女对父辈、臣子对君王的绝对服从，出现了“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孝情况。

至近代，随着中国现代化速度的加快，西方文化对中国的不断渗透，民主自由科学的思想开始萌芽和发展，人们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大批仁人志士开始怀疑批判封建家族制度与传统孝道文化，他们从自然人性的角度出发，揭露传统孝道文化的专制性、愚昧性和残酷性。至此，传统孝道文化开始摆脱封建专制性和愚昧性，开始向着新型孝道文化方向发展。

三、孝道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文化是由儒释道等多种要素组成的，儒学是传统文化的中心，儒学的主要精神是仁学，而仁学的精神又是由孝道出发的，所以说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伦理道德的鲜明特点。从纵向上看，孝道文化是贯穿天、地、人、祖、父、己、子、孙的重要链条，从横向上看，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向人际与社会历史延伸的根据和出发点，所以孝道在所有的传统道德规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

1.孝道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哲学意义

从宗教与哲学的角度看。首先，孝道文化具有崇拜祖先、追求永恒的宗法性和人文性的宗教意义，它体现了中国人追求生命之无限永恒的价值。其次，它体现了中国人珍视生命、保护生命的哲学意识。祭祀祖先，生育后代，是基于孝的宗教情怀的人生义务。珍视生命，善事父母，则是人的现实义务。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看，孝是人类从内心发出的至诚至爱的情感，这种情感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奠定了基础，也是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开展的实践出发点。

2.孝道文化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历史地位

孝道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起点，居于仁义礼智信等诸德之首。“百善孝为先”深刻体现了孝道文化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从纵向上说由“八条目”构成，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由修身道德、齐家道德、治平伦理道德三个方面构成。其中，修身道德是基础，家庭伦理是核心，政治伦理是目的。孝道自始至终贯穿于这三者之中，并且是这三种道德的核心与起点。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从横向上说是由“三纲五常”构成，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孝道直接体现了“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则体现了孝与忠的关系，孝是忠的基础，忠从孝中延伸而来。孝悌之道要求女性“三从四德”，也处处体现孝对女性的要求。可见，孝与“三纲”有着内在的精神统一性。“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孝与仁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亲相爱的情感与理智，其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孝与义是相互贯通、互为表里的。礼则是孝道的直接行为体现。智和孝相辅相成，互相体现。信含于孝又从属于孝。总之，仁义礼智信是实践孝道的行为规范，都受到孝道文化的影响与制约。

3.孝道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文化是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基础。首先，孝道文化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精神基础。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在古代社会，以血缘关系和亲疏的宗子关系为基础，在政治上人分五等，官分九级，并以此为基础，分配土地、财产、行政权力等经济、政治利益与特权。孝道便是维护血缘关系和政治统治最主要的一项伦理观念和政治观念。封建社会中宗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相互交织，尽孝与从命尊上便合二为一，孝要求尊宗敬祖，所以孝便成为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有力武器。其次，孝是“家天下”和“家长制”伦理政治的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由于家国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伦理的原理可以直接上升为政治的原理。伦理以血缘为基础，政治以伦理为本位，最终家族血缘的情理上升为国家政治的法则，其实质就是用大家长治家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儿子对父亲的孝是一种家庭道德，但“父父子子”可以直接引申出“君君臣臣”，也就是说，可以直接从家庭道德中引申出社会道德与政治道德。最后，孝道是传统社会政治稳定的伦理精神基础。孝悌是仁之根本，因为孝悌维护了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稳定。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顺天下，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防止叛乱和逆反。

4.孝道文化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方面，孝道文化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伦理精神基础，因而孝是封建统治者立法的对象和主要内容。伦理重在倡导，法律则重在惩罚，孝道在传统法律中，主要是对“不孝”进行入罪的规定和惩罚。另一方面，孝道对统治者和民众的法律观念、立法和司法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孝道是维护宗族与家族主义的首要观念与规范。尊重祖先，赡养父母，有利于宗族与家族的和谐稳定。家族的和谐稳定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只要家族利益与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冲突，统治者就会维护这种家族利益。另外，封建皇族本身是一个大家族，封建统治者必然要以法律来维护这种家族主义，以保证家族和国家的稳定，因此致使中国传统法律具有浓厚的家族主义特征。其次，孝道是中国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根本精神。所谓亲疏有别，长幼有序，尊卑有等，这种伦理精神在封建法律观念与实践中得到体现，表现为亲属相犯按照血缘关系等级加刑和减刑的原则。最后，无讼理想与厌讼法律观。儒家讲究仁政，提倡王道和礼乐教化，反对法家的严刑峻法，因而视“无讼”为其政治法律理想，追求家庭和睦以致达到社会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封建法律主要体现为刑和罪的意识，这使民众形成了惧法惧讼意识。

5.孝道文化在中国传统教育史中的历史地位

孝道文化是中国传统教育得以产生的根源、起点和根本内容。首先，儒家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居于统治和核心地位，孝是仁学的根源，又是仁学的实践，所以孝道文化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居于主要的地位。其次，孝道文化是道德的起点和开端。人类的品德由孝而产生，孝道是一切道德的动力。因此，一切道德教化，都是由“教孝”而树立起来的。最后，传统的人伦教育是以社会为本位的，而一切社会人际关系又都是在孝道的基本精神基础上推衍开的，因而人伦教育必以孝道为出发点和根本任务。

孝道文化不仅对中国宗教哲学、伦理、政治、法律和教育等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民俗、民间艺术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外，孝道文化的观念与实践对中国国民性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孝道文化对中国国民性的影响与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促使中国人民形成了仁爱善良、重德敦品、守礼温顺、忠恕利群、爱好和平的优良品质。另一方面，孝道文化的权威价值取向致使中国的国民形成了权威主义性格，崇古的价值取向使得中国国民形成了保守落后和因循守旧的性格，孝道的片面义务价值导向使得中国国民形成了淡薄的权利意识和忍耐不争的人格特征。

参考文献：

[1]谢宝耿.中国孝道精华[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2]查国昌.西周“孝”意试探[J].中国史研究，19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