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新趋势大全11篇
时间：2024-03-29 14:45:07
人口流动新趋势篇（1）
一、武威市凉州区人口发展现状
1.人口总量大，人口增速趋稳
凉州区现有常住人口102.3万，人口的增长速度近几年呈逐渐减缓平稳态势，年增人口不超过1万，人口增长率基本保持在5‰。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妇女就业观念的变化，以及儿童抚养费的增加，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口增长目前基本实现了低出生，低增长的生育水平。但由于全区人口基数大，是甘肃人口最多的县区之一，因此整体来说，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大。
2.人口流动数量大，以临时性流动为主
从人口流动性上看，凉州区临时性流动人口数量大，而长期流动人口数量并不多。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出人口以劳务输出为主，2006年凉州区农村向外输转劳动力21.52万人，创收7.36亿元，成了农村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为了提高流出人员的素质，全年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45 516人。
3.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受教育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凉州区人口素质从1990—2005年有所提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3%增长到7.12%；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9.17%增长到15.71%；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9.58%增长到38.35%。尽管人口素质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较底，影响了农村人口的流动。
二、凉州区人均经济发展水平
1.凉州区人均经济容量变化
从2000—2005年，凉州区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27 607万元增加到952 000万元，年均增长率为17.5%，人均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 310.12元增加到9 629.78元，年增长率17.6%。
2.凉州区人均财政收支
2000—2005年凉州区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7 236万元增长到2001年的20 086万元，随后四年间一直下降，下降到2005年的9 106万元，出现负增长。2000—2005年财政支出基本稳定增长。人均财政收入逐渐下降，由173.73元下降到89.80元。人均财政支出稳步上升由295.62元上升到51 1.50元。
3.凉州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2000—2005年凉州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64 619万元增长到337 218万元，年增长率39.86%。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从651.34元增长到3 325.62元，年增长率46.06%。
三、凉州区2006—2050年人口预测及发展趋势
（一）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凉州区的人口预测基础数据，借助cpps软件的支持，以总和生育率、预期寿命、性别比为控制变量，对凉州区2001—2050年的人口发展分别进行高、中、低三种方案的预测。将三种方案的预测结果与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发现中方案（tfr＝1.64）最符合凉州区的实际情况。在tfr＝1.64的情况下，2001—2006年预测人口与实际人口的相对误差分别为0.11%、0.10%、0.05%、0.5%、0.45%、0.34%，预测误差较小。
1.人口自然增长率
图1tfr＝1.64总人口数变化趋势图
由上页图1可知，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中间有两次小幅波动。第一次小幅上扬在2005—2012年，在2012年达到峰值，此后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到2030年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又会出现第二个小幅上扬，但上扬的幅度很小，自然增长率变化曲线基本为水平状，并且中间伴有个别年份的下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38年左右，此后凉州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大幅下降。
2.总人口数
由上页图1可知，凉州区总人口数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按照中方案的预测（tfr＝1.64），人口将在2022年达到峰值111.71万，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人口105.32万；2015年109.28万；2020年人口111.59万。
（二）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的年龄结构
1. 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tfr＝1.64 0～1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和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呈现出先下降然后小幅回升，然后再下降的波浪形变化趋势。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将在2011年达到一个低值17.53万，然后回升。在2019年达到一个峰值20.03万人后再次回落，到2034年达到一个低值11.96万人，然后再次回升。在2045年达到一个峰值13.56万人，然后再次呈现出下降趋势。
2. 2006—2050年凉州区15～6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tfr＝1.64 15～6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和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在2006—2012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2012年后一直到2028年除个别年份小幅下降之外，基本保持不变，2028年之后呈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同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预测期内凉州区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会保持60%以上，这说明预测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是较为丰富的，2028年之前劳动适龄人口系数一直都保持在70%以上，数量在80万左右。
3. 2006—2050年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tfr＝1.64 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量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预测期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在初期变化速度较为缓慢，2006—2026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14%；而2027—2039年，人口老龄化系数则会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增大；2039年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系数均达到峰值，分别为26.55万人和24.76%；2040年以后基本稳定，2040—2050年的年均增速为0.25%。
（三）2006—2050年内凉州区的人口发展趋势
1.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结构类型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剧
根据人口老龄化的不同程度，可以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种人口类型。年轻型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低于4%的比例，成年型指这一比例在4%～7%之间，老年型指这一比例超过7%。
按照中方案（tfr＝1.64）预测的凉州区未来主要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凉州区的人口结构在预测期内将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这一转变过程将于2010年前实现，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化的程度将持续深入。
2.预测期内19～64岁劳动人口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变化趋势
图5tfr＝1.6419～64岁和25～44岁劳动人口变化趋势
图5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9～64岁劳动人口数量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预测期内19～64岁人口数量呈现出先增长后保持稳定，然后下降的趋势。2006—2016年缓慢增加，2016—2026基本保持稳定，2026年以后逐年下降。25～44岁青壮年人口，从2006—2026年基本保持稳定，2027年以后呈现出下降趋势，到2040年左右，下降到一个低水平后再次保持稳定。
四、凉州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一）存在的问题
1.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使发展缺乏后劲
2005年，凉州区的文盲率为8.68%，将近88 000多人，提高劳动人口素质，特别是特殊区域的劳动人口素质，是人口发展的难题，也是各个层次、各种方式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的工作重点。与此同时，出现的教育素质逆淘汰现象也不容忽视，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农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农村。由于人口素质低造成凉州区人力资本短缺，社会不稳定性增加，经济发展将会缺乏潜力和后劲。
2.人口流动性弱，影响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数量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入人口中从省内流入和从省外流入的人口各占一半，说明凉州区人口的流动性较弱，吸引外来人力资本的可能性较小，人力资源很难得到优化配置。实践证明，越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就越高。流动人口是活跃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流动人口不仅能带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机制，还能有效拉动本地区的消费需求。
3.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27—2039年老年人口系数将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提高，到2039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6.55万，老年人口系数将高达24.76%，总人口负担系数高达57.1%。如此多的老年人口将为社会带来沉重的扶养负担。
（二）解决的思路
1.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以智力开发支撑区域经济发展
凉州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要根据实际，重点培养适合凉州区的开发型、专业型、技术型人才，普遍提高本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注重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培养和扶持，注意发掘当地掌握独特技术技能的人才，积极向国家争取吸引人才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关怀爱护来本地工作的外地科技人才。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救济制度，难以消除农村人口养老的后顾之忧，使农村人口控制工作难度加大。
农村人口控制工作的难度不仅仅是因为受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村现有的家庭养老而非社会养老模式决定了农村人口的老有所养、生老病死问题主要靠其子女而非社会来承担。凉州区家庭养老模式占据主流，“养儿防老”在农村不单单是一种传统观念，而是一种现实需要。任何人都会考虑失去劳动能力后怎样生存的问题，城市居民由于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经济上基本不成问题，而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途径只能是尽量多生孩子，增强未来生活的保障程度。
3.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纳入规范的运行轨道
2006—2010年为第一阶段。实现低生育率；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建立完整的城乡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完善计划生育基础设施的建设；防止人口出生率的反弹，重点控制流动人口的生育秩序；建立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2011—2015年为第二阶段。稳定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质量；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并继续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程序，使之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机制趋于成熟；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的新体系基本建成；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研究、规划和实证分析要上水平、上层次，扩大在市内省内国内的影响。
2016—2020年为第三阶段。把人口的全面发展作为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全面提高人口出生、培养、就业、流动的水平。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4‰；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村作为重点；延长人均受教育时间；人力资源高效利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建立起来；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梁冬，李卢霞，等.理出同源必有因——浅谈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与其经济学理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j].经济问题探索，2005，(4)：26-29.
[2]董栓成.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5)：23-32.
人口流动新趋势篇（2）
以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结合相关部门人口数据，分析采用人口年龄移算法、数学模型法等在对规划区人口自然增长、适龄劳动人口、老年人口、少年人口和育龄妇女等发展趋势预测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贵安新区发展规划及相关规划对贵安新区2020年及2030年人口总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
对人口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对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可以预见性的了解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口发展的基础信息。同时人口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制定社会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等政策的依据。对贵安新区“十三五”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研究贵安新区人口变化的规律，发现“十三五”人口变化的趋势及面临的主要问题，为贵安新区制定“十三五”人口发展规划、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推动贵安新区建设高端服务与创新发展试验基地、国家重要的战略新兴产业基地、国家重点科教基地、国际休闲度假和避暑养生基地、国家重要的民族文化发展特色基地，把贵安新区建设成为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和生态文明示范区有重要意义。
一、贵安新区“十三五”人口预测概况
人口预测就是根据现有的人口状况并考虑影响人口发展的各种因素，按照科学的方法，测算在未来某个时间的人口规模、水平和趋势。年龄移算也是ARIMA模型的一种实际应用，ARIMA模型全称为“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该模型充分考虑时间序列下人口数量的变化的一项综合分析技术 。因为全面二孩的放开必然会引起出生水平的变化，同时对于相应的妇幼保健等社会保障体系也提出相应的高要求。本文以人口的自然变动为对象，在贵安新区2010年六普常住人口数据基础上对未来十年的人口数据进行预测，通过Excel表格统计，预测内容包括未来十年的出生人口、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量，以及人口分性别预期寿命等数据。
（一）数据来源
本文预测数据来源于贵阳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安顺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贵阳市花溪区统计年鉴等。用“六普“数据资料作为预测的基础资料，准确性较高，数据比较详实，可以保证人口预测结果的准确性。
（二） 贵安新区人口预测方法
针对贵安新区的人口预测，采取年龄移算法。年龄移算法是指以各个年龄组的实际人口数为基数，按照一定的存活率进行逐年递推来预测人口的方法。
预测期内各年的0岁组人数采用分年龄生育率预测法，其模型为：
预测某年出生人数=
由于贵安新区的统计资料中缺少详尽的分年龄人口资料，采取分年龄段人口移算――“五年递推”。分年龄段人口移算的模型为：
（t+5）年（x+5）岁的人数=t年x岁的人数??t年x岁的存活率^5，即：
预测期内各年的0岁组人数采用分年龄生育率预测法，其模型为：
预测某年出生人数=
（三）预测条件假设
本次预测按照今后人口发展战略的基本情况、政策调整、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等因素，采用高总和生育率方案对2010-2030年贵安新区人口情况进行预测。
1.高总和生育率的假设。2010-2030年总和生育率为2.1。
2.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死亡率设定。假设2010-2013年平均预期寿命和死亡率都按照“六普”的水平来进行预测。
3.出生性别比的设定。随着国家人口政策的变化，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出生性别比总体上会回复到一个正常的稳定状态。本次人口预测采用“六普”的出生性别比，保证本次人口预测偏差过多。
二、贵安新区“十三五”人口预测结果分析
（一）贵安新区人口总数变化
由于国家人口政策的变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贵安新区政府政策较宽松，所以将TFR动态预测结果作为年龄结构预测的基础。预测期内各年的0岁组人数预测采用总和生育率上升到2.1的方案，即总和生育率（TFR）从2010年的1.9上升到2.1，预测结果见表1。
表1 贵安新区“十三五”人口预测变化情况
按照现有资料和方法进行预测，在总和生育率大幅上升的情况下，贵安新区的人口有了显著的增长。2015年人口数为81.6614万，2020年人口数为81.6602万人，可以看到总人口数的基本平稳；到2025年，总的人口数达到91.4095万人，2030年回落到97.4728万人。
在预测期内，贵安新区人口总体呈现增长趋势，总人口的数量较现在大幅增加；分性别来看，男性人口变动情况较大，女性人口则基本保持平稳。将TFR动态预测法结果作为年龄结构预测的基础。
（二）育龄妇女变化情况
2015年至2030年，育龄妇女的人数总数分别为188974、180836、170531、167174人。具体预测数据见表2。
表2 贵安新区“十三五”育龄妇女人数变化情况
从预测结果来看，育龄妇女的总数则呈现下降趋势，而下降的趋势再逐渐变缓。
（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基于人口年龄移算的预测，我们将15-64岁划为适龄劳动人口，其预测结构变化分别见表3。
从以上可以看出，“十三五”人口结构有以下特点：
1.“十三五”贵安新区仍处于“人口红利”期。虽然，从2015年到2030年，劳动适龄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但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变动极小。15-59岁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从2015年的58.11%下降至54.51%，人数减少3.6个百分点；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从2015年63.77%下降至61.47%，人数减少2.3个百分点。说明“十三五”贵安新区仍处于较好的“人口红利”期。
表3 贵安新区人口结构、总抚养比变化预测
2.“十三五”总抚养比回升，人口老龄化加快。贵安新区在经历“十二五”总抚养比下降，老龄化加快后，“十三五”进入了总抚养比上升，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预测可以看出，到203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27.39%，总抚养比为83.46%；同时，到203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20.44%，总抚养比62.69%。说明贵安新区在“十三五”期间将面临巨大的社会抚养抚养压力。“十三五”少儿抚养比的回升、老年抚养比的持续上升，常住人口总量的增长，将给贵安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3.贵安新区男女性别比例偏高。按目前的数据来看，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标志。国际上一般以每出生100个女性人口相对应出生的男性人口的数值来表示。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生育史说明，在不进行人为控制的情况下，人口统计学上，性别比一般正常范围则在102至107之间，高于或低于这个数字，背后则可能隐藏了环境、社会、医疗等因素。
根据现有数据表明，贵安新区总人口性别比是105.6，分区域来看，花溪区性别比较为平衡，而西秀区、平坝县和红枫湖镇都偏高，分别为104.5、107.5、104.8，总的来说，各区域内性别比趋于正常。
有数据表明，到2020年，中国的性别比例或将严重失衡，这个问题是极需关注和引起计生部门注意的，虽然贵安新区就六普数据统计来说，男女性别比例趋于平衡，但是由于贵安新区是2012年才由国务院发文，制定将贵安新区定位为“部级发展新区”，其间新区内部地域规划几经调整，将安顺市及贵阳市花溪区和清镇市的20个乡镇整合，成立贵安新区，所以2010年的普查资料也很难说明贵安新区的实际情况，所以，在新区未来的发展中，还是要密切关注新区内部实际的人口性别比例，确保新区人口性别比均衡发展。
三、贵安新区“十三五”人口发展的主要挑战
（一）人口总数增长缓慢，流入人口数量将增大
按照《贵安新区总体规划（2013-2030年）》，到2020年，贵安新区城镇人口将达90万人，2030年达200万人。但是按照目前预测的结果，2020年人口还差8.34万人，2030年总人口差额为112.53万人。预测的结果为人口的自然增长，要达到贵安新区总体规划的目标，就要加大流入贵安新区人口的数量。从中长远来看，大量的流入人口对于贵安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资源配置构成了巨大挑战，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
（二）总抚养比回升，老龄化进程加快影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十三五”是清镇市人口红利的有利时期，同时是人口老龄化加快的时期。清镇市在经济还不发达、在少儿抚养比、总抚养比回升，将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带来影响。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对老年人口的抚养支出负担将越来越沉重，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加大，并影响到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给社会事业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加上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将使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同时，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对投资、储蓄、生产、消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经济社会发展，对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社会发展会带来一系列影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充分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产业转型升级和劳动力聚集
人口流动新趋势篇（3）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人口现象。1982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流动人口仅为657万人，经过1980年的较缓慢的增长，至1990年时突破2000万人，达到2135万人； 1980年至1990年的十年间，流动人口的数量开始迅速增长，至2000年已突破了1亿人；21世纪以来，流动人口规模扩张势头依旧强势，2005年，已近1.5亿，超过中国总人口的11%（见图1）。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0.4亿人，市辖区外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亿人，即全国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流动。中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正在超越生育和死亡成为主导中国人口态势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鉴于城乡之间的二元体制结构，流动人口的数量还将继续增加、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的人口群体还将长期存在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之中。
我国的流动人口在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其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由过去分散的“单身外出”逐渐转变为“举家迁徙”，许多分离的夫妇与子女在流入地团圆，甚至是全家同时迁移，人口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家庭化趋势。1990年“四普”时，流动人口中只有7.44%生活在纯粹由外来人口构成的家庭户中，而有近60%的人迁入到常住户中，其余34%则是迁入到集体户中。这表明，我国人口流动浪潮初步掀起，多是单独的个体流动。这种早期的迁移流动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往往是经济活动能力较强的人首先外出务工经商，他们中的多数以住集体户或借住当地居民房屋为主，举家迁移的规模不大。到“五普”时，迁入到纯外户中的流动人口的比例上升到了46.06%，几乎提高了5倍。家庭迁移已成为我国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征，且是以核心家庭的迁移为主要形式。新世纪以来，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愈来愈明显。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其监测的流动人口家庭平均每户2.3人，16-59周岁的已婚流动人口中84.5%与配偶一同流动，随父母流动的儿童（58.2%）多于留守儿童（41.8%）。
二、流动人口家庭结构分类之探讨
社会学家们将家庭区分为不同的模式或类型，如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联合家庭、单身家庭等等。但是，流动人口家庭是在近年来的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它表现在或者全部家庭成员迁出，或者与部分家庭成员长期分居。这种家庭类型和家庭关系与以往的关于家庭模式、代际关系、家庭功能等方面的研究以及相关结论可能会有所不同。此外，对于流入地政府决策部门而言，摸清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对于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家庭政策亦是非常之重要。
目前，已有几位学者对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进行了分类。李强对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划分中涉及了流动者、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四类角色，洪小良在其研究中加入了父母的角色。张文娟则将上述五类角色进行组合，将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划分为独居，和配偶同住，和子女同住，和配偶、子女同住，和配偶、父母同住，和配偶、子女及父母同住，和父母同住，和子女及父母同住，和兄弟姐妹同住，同居，和配偶、兄弟姐妹同住，和配偶、子女及兄弟姐妹同住，和配偶、兄弟姐妹及父母同住，和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及父母同住，单独和其他人居住，共15 类家庭结构类型。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流动者的婚姻状况，主要依据流动者的生命历程中结婚和生育两个生命事件对流动人口家庭模式进行分类。因为，这两个生命事件对流动者的个人生活与发展将产生显著影响。在经历了结婚和生育之后，流动者将组成自己的核心家庭，此后，他们的生活与发展将发生质的变化。此外，核心家庭成员是否在流入地同住，也将对流动者是否打算长期定居流入地产生影响，也将对流入地的公共服务提出不同的需求。
鉴于以上目的和依据，本文将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划分为14类（如图2所示）。对于未婚流动者主要考虑父、母是否与其同住，分为：1.未婚独自居住，2.未婚仅与父、母同住，3.未婚与父母以外的家庭成员同住，4.未婚与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同住。对于未婚流动者而言，父母是其核心家庭成员，如果父母没有同住，则看作是核心家庭成员缺失。需要指出的是，在流动过程中未婚流动者可能会结婚、生育，组建自己的核心家庭。
对于已婚未育的流动者主要考虑配偶是否与其同住，分为：5.已婚未育独自居住，6.已婚未育仅与配偶同住，7.已婚未育与配偶和其他家庭成员同住，8.已婚未育与配偶以外的家庭成员同住。对于已婚未育的流动者而言，配偶是其核心家庭成员，如果配偶没有同住，则看作是核心家庭成员缺失。
对于已婚已育的流动人口主要考虑配偶和孩子是否与其同住，分为：9.已婚已育独自居住，10.已婚已育仅与配偶同住，11.已婚已育仅与配偶和孩子同住，12.已婚已育仅与孩子同住，13.已婚已育与配偶和孩子及其他家庭成员同住，14.已婚已育与配偶和孩子以外的家庭成员同住。对于已婚已育的流动者而言，配偶和孩子是其核心家庭成员，如果配偶或者孩子没有同住，则看作是核心家庭成员缺失。
三、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家庭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同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特征。目前，高层已指出将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纳入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为人口流动迁移创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人口迁移流动的家庭化趋势体现了流动人口开始从流动就业向融入当地生活转变。这一过程中将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给流入地的公共服务带来新挑战，提出更高的需求。
1.人口流动家庭化过程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和社会融合状况将发生变化
以往的研究大多发现，第一代流动人口（农民工）大多是倾向于年轻时在外打工挣钱，年纪大了回老家养老。但是，在当前人口流动呈现明显家庭化趋势的情势下，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和对未来的打算亦随之发生了变化。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时间长，呈现“流动人口不流动”之势。《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其监测的流动人口流入地连续居住生活时间平均接近5年，79.5%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超过1年，53.2%居住超过3年，36.7%居住超过5年，14.4%居住超过10年。可见，“盲流不流”，流动人口有逐渐沉淀之势。这对流动者自身、对其家庭、对流入地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甚至对城市化进程都将产生影响。
流动者在流入地的居住安排、家庭成员（尤其是核心家庭成员）随迁与否将作用于其心理感受、社会参与情况、与老家的互动频率与方式等，对其能否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产生影响，也将影响其是否有长期定居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流动人口的长期定居倾向将影响流入地公共服务体系的设计，已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口对城市的福利体制、制度安排构成硬需求；有长期定居倾向的流动人口对城市的福利体制、制度安排将构成潜在的硬需求，且二者均将成为长期性的需求。如果忽视这种需求，在流动人口长期居留不断累积的情况下、在流动人口客观上和城市互动不断扩展的背景下，会给城市体系的持续发展埋下隐忧。
2.流动人口是“家庭中的人”而不仅仅是“单个的人”
以往的学术研究亦或是相关政策等多是以流动人口个体为对象。然而，在当前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的情势下，社会各界应该充分认识到流动人口是“家庭中的人”而不仅仅“单个的人”，应该更多地从家庭的视角去探讨流动人口的生活状态等方面，以家庭为单位考虑其对公共服务的需要。
一方面，外来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是渐进的，而且其在城市居留的不同时期，对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经济管理的需求也是相应变化的。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家庭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是有差异的。对于未婚的流动人口而言，就业与发展方面的公共服务，诸如提供就业信息、技能培训等服务可能是他们急需的。对于有孩子在流入地就学的家庭而言，随迁子女的教育将可能成为他们最迫切关心、最急需获得的公共服务。对于有长期定居意愿的家庭而言，政府能否提供低价位的租房服务、或者是低价位的购房服务可能是他们急需的，同时，就业者和随迁家属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也可能是亟待解决的，等等。
3.流动人口“第二代”的身份认同迷失，日常照料、家庭社会教育缺失等问题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
目前来说，流动儿童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非常广泛的关注。可以预判的是，随着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家庭收入的增加，流入地（如上海）政府对于流动儿童教育的投入加大等因素，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将子女带在身边。
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迁移，长期在流入地居留，甚至有一部分人在流入地出生并一直居住，从未在老家生活过。事实上，他们已经是“回不去的一代”。但是，由于体制等种种原因，使得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常常陷于“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尴尬境地。此外，流动人口到流入地之后，大多处于就业状态，且工作时间相对较长、工作强度相对较大，故其随迁子女（尤其是低龄子女）的家庭教育和日常照料缺失比较严重。而且，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往往是依靠原有的社会网络、以地缘、血缘、亲缘关系共同居住，常常会形成流动人口聚集地。流动人口集中居住，不利于其随迁子女与当地的孩子交往，亦不利于孩子很好地认识流入地；同时，流动人口聚集地尚没有社区的概念，故其随迁子女的社会教育亦严重缺失。这些都不利于随迁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也将不利于城市未来的和谐稳定。流动人口“第二代”的身份认同、归属感与健康成长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
四、应对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的相关思考和建议
古今中外，家庭都是个人重要的福利资源。稳定和谐的家庭，不仅满足了个人的物质与情感需求，也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珍贵资源。相对于城市家庭而言，流动人口家庭是弱势家庭，尤其是在城市陌生的环境下，家庭对于流动个体的意义更是非比寻常。在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的情势下，我们应该关注流动人口家庭，促进流动人口家庭能力建设。
1.全面分析流动人口家庭结构的现状与特征，加强对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的分析和调查研究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结构、居住安排，不仅仅对其生活状态、定居倾向、社会融合程度产生影响，其不同的家庭结构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是有差异的，因此，充分了解、准确判断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家庭结构的现状与特征这将能够更好地为宏观决策、改革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政策提供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分析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家庭模式的最为全面、权威的数据，应该加强对普查数据的开发与挖掘，全面分析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特征，并从群体的数量上来量化流动人口家庭的公共服务需求。
此外，针对流动人口家庭化这一趋势，还应加强抽样调查和田野调查，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合程度、与老家的互动情况、长期定居意愿、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程度、公共服务的需求状况等等。
2.加强与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组织社区等多方面的合作，制定渐进融合的社会政策，促进流动人口家庭能力建设
户籍制度立刻完全放开是不现实的，嵌套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各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实性的对策是根据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长短、就业稳定状况、居住安排、家庭需求等方面的考量，提供渐进性的户籍准入和社会融合对策，分层次、递进地使其逐步整合进入到城市体系中。
人口流动新趋势篇（4）
学龄人口是指本辖区具有常驻户口中达到规定入学年龄的人口。
新颁布的《义务教育法》第十一条如下：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随着郑州市人口规模的不断发展，及时了解郑州市中小学学龄人口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以便宏观规划郑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更科学、更合理的配置和优化教育资源。
一、数据来源和预测参数的确定
1、平均预期寿命。2010年郑州市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7.58岁，女性为81.75岁。根据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趋势和规律。2050年男性平均预期寿命预计达到81岁，女性为85岁。在2013年到2050年间线性插值。
2、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考虑到双独生育政策的实施、未来生育政策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和育龄人口生育意愿的变化等因素，郑州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2013年调整为1.4。生育模式采用2010年的模式。即1孩比重占60.13%，二孩34.42%，三孩占5.46%，合计为100%。生育模式在预测期间保持稳定。
3、外来流动人口。考虑到未来郑州市首位城市的地位，郑州市外来人口占河南外来人口的比重，尤其是外来流动儿童到城市就学等因素，预计郑州市每年新增外来人口（包括迁入和流入）为10万人，现有外来人口按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200万人。
4、出生人口性别比。2010年郑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考虑到未来发展情况，预计205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5，中间年份线性插值。
二、主要预测结果及结论
下面分别从小学适龄入学人口、初中适龄入学人口、高中适龄入学人口具体分析。
1、小学适龄入学人口（6岁人口）
从2015年到2050年，小学适龄入学人口的变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呈下降趋势，从2015年的137027人下降到2017年的94095人，减少了42932人，下降幅度为31.33%。第二阶段呈现先急剧上升再缓慢上升的趋势，从2017年急剧上升到2019年的119582人，再从2019年缓慢上升到2023年的130042人，即第二个高峰。第三阶段呈下降趋势，从2023年第二高峰值下降到2039年的80457人，下降了38.13%，达到最低谷。第四阶段基本保持平稳状态，平均适龄入学人口为81814人。
2、初中适龄入学人口（11岁人口）
初中适龄入学人口2015年到2020年呈上升趋势，且2020年初中适龄入学人口达到最高点，即第一个高峰；2020年到2022年呈下降趋势，下降了31.33%；2022年到2028年呈上升趋势，上升了38.21%，且2028年初中适龄入学人口达到第二个高峰；2028年到2044年呈下降趋势，下降了38.12%，下降幅度较大；2045年到2050年基本保持平稳。
3、高中适龄入学人口（15岁人口）
2015年到2050年，高中适龄入学人口的变化趋势同小学、初中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2015年到2024年，高中适龄入学人口呈上升趋势，2024年高中适龄入学人口为136845人，达到最高峰值，这是2020年初中适龄入学人口第一高峰推移的结果。2024年-2026年，高中适龄人口呈下降趋势，下降了31.33%。2027年开始回升，到2032年达到129885人，即第二个高峰，是2028年初中适龄入学人口第二个高峰推移的结果。2032年到2050年呈下降趋势并逐渐趋于平稳。
三、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1、主要结论
小学适龄入学人口第一阶段（2015-2017年）呈下降趋势。第二阶段（2017-2023年）呈现先急剧上升再缓慢上升的趋势，2023年形成第二个高峰。第三阶段（2023-2039年）呈下降趋势。第四阶段（2039-2050年）基本保持平稳状态。小学适龄入学人口的两次高峰将为小学教育带来一定的师资和教学设备的压力。
初中适龄入学人口第一阶段（2015-2020年）呈上升趋势，形成第一个高峰且为最高点。第二阶段（2020-2022年）呈下降趋势。第三阶段（2022-2028年）呈先急剧上升再缓慢上升的趋势，形成第二个高峰。第四阶段（2028-2044年）呈下降趋势。第五阶段（2044-2050年）基本保持平稳状态。初中适龄入学人口的波动变化及峰值由小学峰值推移所致，给郑州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成果，推动九年义务教育的均衡化发展带来了较大压力。
高中适龄入学人口第一阶段（2015-2024年）呈上升趋势，2024年达到最高点，成为第一个高峰。第二阶段（2024-2026年）呈下降趋势。第三阶段（2026-2032年）呈先急剧上升再缓慢上升的趋势，形成第二个高峰。第四阶段（2032-2050年）呈下降趋势并逐渐趋于平稳。在高中适龄入学人口持续平稳前，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2、政策建议
（1）根据各级层适龄入学人口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学校数量、规模和教师结构、规模及设备投入。
小学适龄入学人口在2015年到2017年下降幅度很大，在这期间应借此时机分批提高教师的素质及教学水平，以应对下个高峰期的到来并提高教学质量。2023年到2039年小学适龄入学人口持续下降，同时从2025年到2042年间小学学龄人口也呈现持续下降趋势，结合2039年到2050年小学适龄入学人口基本保持平稳状态，且从2042年起小学学龄人口也基本稳定，在2023年到2039年间应逐步减少小学学校的数量，同时逐步增大学校规模，并逐步减少小学教师数量，调整教师结构，以适应第四阶段的小学适龄入学人口发展趋势。
人口流动新趋势篇（5）
人民币“紧盯”美元
自2008年下半年起人民币开始紧盯美元，我们预计，中国政府至少会在2009年继续保持这一策略。一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很小，这是因为从2008年夏季开始出口严重下滑。今年前4个月，中国出口增幅平均下降20.5％。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人民币贬值的可能性同样很小，这是因为：对贬值或贬值预期所引发的资本外流的担忧。小幅贬值对带动出口的作用有限，但若大幅贬值会遭到贸易伙伴的报复行动。
我们预计年底时人民币／美元汇率仍将维持在6.83附近。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人民币“紧盯”美元实际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该策略有助于稳定美元，这对金融动荡时期的美国和全球经济尤为重要。
多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升值
蛰伏的全球过剩流动性的流动决定了新兴经济体和大宗商品出口国对美元的汇率。自今年3月或4月起，多数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升值，这是投资者风险偏好上升的结果。预计下半年这种趋势将会持续并得以强化。我们的判断基于两个重要因素全球流动性过剩和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
目前全球的过剩流动性还处在蛰伏状态。但蛰伏的资金正开始流动，并且这种趋势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强化。
人口流动新趋势篇（6）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庞大的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不仅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还引发了最为深刻的社会变迁，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构成、人口的城乡分布、社会的阶层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此，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非常有必要对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化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总结其变化规律。这样的梳理和总结，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见我国流动人口的未来。
本文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主要趋势。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十分注重对人口状况及其变动相关信息的收集（这一点，本身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它为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我国就成功地组织了高水平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此后，又定期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这些调查所提供的宝贵人口资料，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数据来源及流动人口口径的界定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有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三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87年1%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四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五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05年1%抽样调查）的相关数据。
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的项目特点，本文以调查项目“户口登记状况”为界定流动人口的标识。流动人口是指改变了经常性居住地而未改变户口登记地的人。由于历年人口普查（调查）的调查项目略有不同，依据各次普查（调查）得到的流动人口在口径上有一定差异，具体如下：
在三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为“常住本地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地①”，以及“人住本地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两款人；在87年1％抽样调查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为“户口在外地”的人；在四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六）“常住
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及“人住本县、市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两款人；在五普中，流动人口指户口登记状况（调查项目R6）“居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以
及“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两款人，并剔除其中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根据05年1%抽样调查项目，流动人口是指“调查时点居住地”（调查项目R7）在本调查小区，但“户口登记地情况”（调查项目R6）为本乡（镇、街道）以外的人口，同时剔除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在五普和05年1%抽样调查数据中所剔除的市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在同一城市的市区范围内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相分离的人口，其具体界定比较复杂，详细内容可参看段成荣和孙玉晶论文（2006）“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此处不赘述。
上述各年流动人口口径之间并不完全一致，那么，依据这些数据得到的各年流动人口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呢？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对此我们作了专门研究，结论是，可比性较强。这些可比性分析的结果，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不赘述。以下就两个主要的问题做出简要说明。
首先，研究表明，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在很多结构性指标上存在较大差异（段成荣、孙玉晶，2006）。在2000年和2005年数据中，我们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从流动人口中剔除出来，而2000年之前的历次普查和抽样调查都无法将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从流动人口中分离出来。那么，对市内人户分离人口的这种不同处理方式，是否会影响本文的对比呢？我们认为，基本没有影响，原因在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很少。
其次，各次普查和调查对于流动人口离开户口登记地的时间长短和距离远近的界定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时间上是否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一年以内的人和空间上是否包括县内跨乡镇流动的人。这些差异会对本文研究产生什么影响呢？利用05年1％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分别比较了流动时间为“一年以内”与 “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县内跨乡镇与跨县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教育、婚姻构成、流动原因等结构特征指标，结果发现，本文前述有差异的流动人口口径之间仍然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
第一，流动人口的普遍化
（1）流动人口规模在短短20多年时间内增长了21倍
20世纪5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管理，加上严格的户籍管理，全国流动人口为数很少。截止1980年代初，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流动的流动人口数量不过几百万人。根据三普数据估算，1982年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仅为657万人（注：由于历年流动人口口径不一致，根据人口普查（调查）数据资料直接计算所得到的流动人口数的可比性会受到影响。为了使各年份的流动人口规模有更强的可比性，我们对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动人口数量进行了调整。调整的依据是：从五普和2005年1%抽样调查数据可知，2000年和2005年的“一年以内”流动人口在当年全部流动人口当中所占比例分别是22.61%和21.40%。我们取这两个比例的平均数（22％）为时间调整系数；县内跨乡镇流动人口在当年全部流动人口当中所占比例分别是30.2%和24.3%。我们取这两个比例的平均数（27％）为空间调整系数。然后用这两个调整系数对1982、1987和1990年直接计算得到的流动人口数进行调整，其中，1987年不需要进行时间调整。调整的计算公式为：
调整后的流动人口数=直接计算得到的流动人口数/（（1-时间调整系数）×（1-空间调整系数））调整后1982年、1987年和1990年的流动人口数分别为1154万人，2479万人和3750万人。）（见图1），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66%。
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流动人口经历了一个迅速增长的过程。1984年，以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为标志，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镇的控制，并由此带来对整个人口流动控制的松动，随之，流动人口在规模上迅速增长。1987年，全国的流动人口就猛增到1810万人。
此后，流动人口的增长更是势不可挡，人口流动的目的地也逐渐突破小城镇而大量进入大中城市。根据四普数据估算，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9%。而仅仅五年之后，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几乎翻了两番，达到707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5.86%。
200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超过1亿。进入新世纪以后，流动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14735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本文以下图表，如无特别说明，数据来源同此。
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仅仅660万人增加到近1.5亿人，增长了21.4倍（注：如果按照调整后的流动人口规模进行计算，则增长速度慢于此速度，但改革开放以来流动人口快速增长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形的流动人口问题，都直接源于流动人口的巨大规模及其快速增长。
（2）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
1982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0.66％，那个时候，人们基本上感觉不到流动人口的存在。1990年，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1.89％，当时，部分城市中流动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也提高到10％以上，人们对于流动人口的存在已有了很明显的感觉，整个社会对于流动人口的关注也逐渐显露出来。进入新世纪以后，流动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达到10％以上（2000年为7.9%，2005年为11.27％），而在部分城市，这个比例已高达20％，甚至30％以上。
近年来，流动人口问题的突显，显然也是与其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大幅度上升密切相关的。（3）流动人口随处可见
流动人口流向四面八方。依据05年1％抽样调查资料，14735万流动人口分布在全国所有的省（市、区），几乎找不到没有流动人口的地方。在各个省（市、区）中，河南省是流入人口占当地总人口中比例最低的地区，尽管如此，流动人口在河南省常住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达到2.52％。
在部分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集中了大部分流动人口。上海、广东、北京、浙江、福建等省（市）接收的流动人口占当地常住总人口比例分别高达34％、26％、23％、20％和19％。在这些省（市），平均每五个人甚至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
（4）流动人口来自五湖四海
流动人口来自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以跨省流动人口为例，虽然四川、广东、安徽、河南、湖北、江苏、广西、湖南、江西等地输出了全国多数的跨省流动人口，但全国的每一个省，都有在外流动的流动人口。
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已找不到一个没有受到流动人口影响的城市街道或农村村庄。第二，流动原因的经济化
依据流动原因，可以将流动人口划分为经济型流动人口和社会型流动人口两类。经济型流动人口包括因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务工经商、学习培训等原因而流动的人；社会型流动人口包括因婚姻迁入、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和退休退职等原因而流动的人。
最初的流动人口以社会型流动人口为主体。1987（注：1982年三普资料中不含流动原因信息。)年，社会型流动人口在全部流动人口中占56.3％，而务工经商等经济型流动人口则居于从属地位。1987年1％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全部流动人口当中，因婚姻迁入而流动的人所占比例高达21.04％，同样，因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等原因流动的人分别占18.7％和15.1％。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人却只占26.58％，因学习培训、工作调动等经济型原因而流动的比例更低。
但是，追求经济目标毕竟是人们迁移流动的根本原因。经济型流动人口很快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部分。四普数据表明：到1990年，务工经商者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到50.16％，各类经济型原因合计所占比例更是提高到60.2％。相反，社会型流动人口所占份额则降到1/3 左右。无论是婚迁、随迁还是投靠型流动人口的份额都明显下降。
进入21世纪之后，流动人口中务工经商者的比例维持在50%～55％的较高水平上。
第三，流动时间的长期化
表2展示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长短构成信息（注：其他年份无此信息。）。从表2数据中我们看到的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不足一年者所占比例从1987年的18.35％提高到2005年的21.4％，而长期居住者（5年以上）所占比例则由40.08％下降到31.34％。这似乎表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在缩短，而不是延长。其实不然，原因是，1987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以后，我国流动人口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长率超过10％。在如此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每年都有大量“新增”流动人口加入到流动人口队伍中来，从而导致短时间（如1年以内）流动人口的比例提高，而长时间（如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比例下降。
注：其中1987年和2000年是指“在本地居住时间”，2005年是指“离开户口登记地时间”。当我们考察长时间（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规模时，我们发现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流动人口的数量从1987年的700万增长到2000年的3400万人，2005年进一步增长到4600万人（图2）。
另据中国人民大学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资料，2006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来京时间”5～9年者占25.3％，10～14年者占9.4％，15年以上者占4.1％（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2007）。
综合这些信息，我们认为，流动人口有在流入地居住时间长期化的明显趋势。
第四，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
30年来，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地流入到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1）在流动人口大规模出现的初期，传统人口流动活跃的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吸引了相对较多的流动人口。
20世纪80年代，传统人口流动活跃的地区吸引了相对较多的流动人口。三普数据显示：当时黑龙江省吸收的流动人口最多，全国流动人口的8.60％集中在该省；其次是河南、山东、江苏和安徽，这四个省吸引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百分比分别是6.31％、5.39％、5.06％和4.85％。同期，辽宁、吉林也吸收了较多的流动人口，分别占全国流动人口的4.37％和3.83％。
上述7个传统人口流动活跃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合计吸收了全国流动人口的38.4％，东北三省合计吸收了全国16.8％的流动人口。
新疆、内蒙、山西是资源省份，它们在1980年代也吸引了较多流动人口。1987年，这三省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仅次于广东，总和达到18.46％。
（2）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沿海发达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度上升，而东北老工业基地及传统人口流动活跃地区、资源省份的优势大幅度下降。
1990年以后，不论是老工业基地，还是资源省份，其吸收的流动人口在全国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都在下降。从1982年到2000年，东北三省的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6.8％下降到了7.6％；而新疆、内蒙和山西三省合计的相应比重从12.0％下降到了5.03％。
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则快速地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沿海地区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在集中吸引流动人口方面尤为突出。从1982年到2005年，广东省流动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5.23％上升到了22.37％，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的流动人口比例总和从11.27％上升到了20.58％。
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这种变动趋势，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就业机会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先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些地区越来越集中地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是理所当然的。
第五，年龄构成的成年化
（1）年龄结构金字塔的成年化
图3展示了1982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性别年龄结构金字塔。观察这些金字塔，不难发现，一方面，各年龄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都符合相当标准的迁移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特点，成年人突出地多，青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则明显偏少；另一方面，1990年以后，我国流动人口的年龄分布更突出地表现出向成年人口集中的趋势，成年化现象很明显。
（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少年儿童及老年人口比重下降，平均年龄不断上升
更精确的统计指标上看，流动人口年龄构成成年化趋势也很清晰。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82年的不到60%提高到2005年的84%以上。与此同时，我国流动人口中的少年儿童（0～14岁）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不断下降。
综合起来看，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和年龄中位数不断上升，年龄中位数由1982年的23岁上升到2005年的29岁，平均年龄由1982年的28.22岁上升到2005年的30.36岁（见表4）。
（3）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不断提高
我们选择了来本地时间不到一年的流动人口作为新增流动人口，分别计算了1987年、2000年和2005年的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结果表明（表4），1987年新增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为25岁，到2000年提高到26岁，提高了一岁，2005年则进一步提高到26.7岁。流动人口成年化趋势再次得到印证。
第六，性别构成的均衡化
很多人认为，流动人口往往是青壮年劳动力，而且以男性为主，而妇女则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和老人。然而，从历年的流动人口性别比变化趋势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构成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均衡化过程。
（1）我国流动人口性别构成的均衡化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流动人口以婚迁、随迁、投亲靠友等社会型流动人口为主，而此类流动人口更多是女性。因此，在80年代初，全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比明显较低，1982年仅为84，到1987年，流动人口性别比虽有所上升，但仍低于100（图4）。在1980年代的我国流动人口中，女性在数量上占据了多数。
这种流动人口女性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在1990年流动人口规模开始急剧膨胀时，发生了根本变化。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性别比达到历史高点，为125。当时，流动人口更多地集中在年轻力壮的男性上。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开始逐步下降，2000年下降到107.25；2005年更是降到了101.17，流动人口中男女两性在数量上基本达到了平衡。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流动人口迅速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流动劳动力大军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更多的流动人口为了实现家庭团聚而以举家流动的方式出现。
（2）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的比重不断升高，城市计生服务和管理任务日益加重
在流动人口性别构成不断均衡化的同时，我们注意到，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1982年，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的比重仅为28.47％，1990年的这一比重上升到32.47％，到2005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到了38.39％。一方面，流动人口规模在迅速扩大；另一方面，育龄妇女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断提高，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使人口和计生工作的直接对象――流动育龄妇女的规模大幅度增加。流动育龄妇女数量的增多(见图5)对城市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城市计划生育服务提出了更多需求。
第七，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
20世纪80年代，女性人口流动的原因主要体现为从属性流动。从表6可知，1982年，女性人口流动主要表现为社会型流动，因婚姻迁入、投亲靠友、随迁家属而流动者在全部女性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达到36.97％、19.7％和17.34%。这三种流动加在一起，占了全部女性流动人口的72.13％。这一比例，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高35.97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女性人口因经济原因而流动的比例仅仅为20.69%，尤其是“务工经商”的比例只有14.5%，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低26个百分点。女性人口作为一种“附属”而流动的特点十分鲜明。
女性作为“附属”而流动的状况到1990年仍在持续，但已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1990年，女性流动人口中的务工经商者上升到33.5％，婚姻迁入、投亲靠友、随迁家属的比重总和下降到了52％。
注：历年普查（调查）的流动原因项目略有变化，五普的流动原因中以“拆迁搬家”取代了四普的“退休退职”， 05年1％抽样调查项目中的流动原因又增加了“寄挂户口”、“出差”两项。
对于流动原因的调查始于87年1％人口抽样调查。由于1987年、1990年和2000年普查（调查）的流动原因是指普查前五年内发生过迁移行为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为了便于比较，2005年数据中的流动原因只选取那些在普查前五年内发生过迁移行为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
进入新世纪之后，女性人口的流动原因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0年，社会型流动人口在全部女性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降到37.08%，而经济型流动人口的比例则首次超过一半，达到58.08%。尤为突出的是，2000年，48.92%的女性因为“务工经商”而流动，该比例只比男性流动人口的对应比例低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因为学习培训而流动的女性也明显地有所增加。至此，女性作为独立的主体而参与人口流动的地位得以确立。
第八，流动方式的家庭化
近年来，人们普遍注意到了流动人口家庭化的趋势。尽管如何科学地测量家庭化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我们认为，以下现象直接反映了这种趋势。
（1）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规模均逐年升高
在1980年代初期，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比较高，其原因上文已经详细说明。我们从流动人口真正大规模出现的1990年开始观察，发现从1990年到2005年，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由44.45％上升到了49.71％。女性流动人口的规模也从1982年的357万增长到了2005年的7000万。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比例和规模均逐年升高正是流动人口家庭化的一个佐证。
（2）流动人口的已婚比例不断提高
在1990年之前，流动人口还没有大规模出现，流动人口的已婚比例比较高。1982年，已婚人口比例达到63.45%；1987年，该比例达到最高点，占到68.37%。
1990年，当“民工潮”开始涌现的时候，流动人口中的已婚人口比例下降到59.73%，到2000年，已婚人口比例又开始爬升，上升到64.84％，2005年则达到68.41%。与此相反，流动人口中未婚者的比例由1990年的36.1%下降到了29.1%（见表8）。
（3）流动人口举家迁移的比例不断提高
四普数据表明, 1990年, 流动人口中只有7.44%是生活在纯粹由外来人口构成的家庭户（简称纯外户）中,而有近60%的人是迁入到常住户中,其余34%的流动人口则是迁入到集体户中。这表明，在19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尽管当时人口流动的强度与规模比改革开放之初有了明显的加强,但流动人口仍然以个体流动为主,他们中的多数以住集体户或借助当地居民房屋为主，举家迁移的规模并不是很大。
但在2000年, 迁入到纯外户中的流动人口的比例徒然上升到了46.06%,几乎提高了5倍（见表9）,举家迁移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周皓,2003）。
人口迁移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口迁移流动的先锋者往往是年龄较轻、身体较强、经济活动能力较高的人，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单枪匹马闯世界。但是随着时间变化、物质生活资料的积累以及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便会开始大量出现投亲靠友的迁移流动。许多分离的夫妇与子女再度在迁入地团圆,因而出现合家同时迁移现象。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现象，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
注：“纯外户”是指户主与配偶均为流动人口的家庭户；“常住户”是指户主或配偶为当地人的家庭户。
资料来源：周皓，2006。
第九，学业构成的“知识化”
（1）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构成不断升级
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迅速提高，呈现出明显的不断知识化的特点。具体表现在，1982年，流动人口主要以小学学历为主（比例达到39.30%），初中学历的比例只有22.69%。而文盲的比例却高达28.56%。接受过高中或高等教育者极少，分别只占8.41%和1.04%。
到1987年，流动人口的学历构成以小学为主的特点仍未改变。但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文盲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初中和高中的比例都有明显上升。
从1990年开始，流动人口的学历构成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1990年~2005年，流动人口中初中毕业生的比例上升到第一位，而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文盲的比例进一步下降，2005年，流动人口中文盲人口的比例已降到5%以下。
（2）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
全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58年增加到2005年的8.89年，即从1982年的平均不足小学毕业水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初中毕业水平。23年内，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3.31年。
（3）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表10可知，历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这也侧面反映了流动人口并非人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的“低素质”的群体。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我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且提高速度快于全国水平，从1982年到2005年，全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年提高0.12年，流动人口则平均每年提高0.14年。
（4）较高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不断增多
全国流动人口大专及以上的比率在不断上升。在1982年，大专及以上比率仅为1.04%，到了2005年，大专及以上的比率已大幅上升到7.24%。2000年和2005年普查（调查）可以提供更细致的分类数据，2000年的流动人口中有1.20％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甚至还有0.07％拥有研究生学历。五年之后，这两个指标都升高了，2005年的流动人口中有2.21％拥有大学本科学历， 0.12％拥有研究生学历。这些高学历的流动人口说明流动人口知识水平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多元化。
3 结论和讨论
3.1 研究结论
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出现，是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社会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流动人口急剧增长。大量流动人口的产生和存在，对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也引起了政府、科研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才只有短暂的30年历史，人们对于这一群体的认识虽然在不断深化，但仍然严重不足。目前，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总体来讲是底数不清、情况不明。对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变动情况及其规律性，更是很少有研究涉及，流动人口变化趋势领域，基本还是空白。
我们感到，不深入研究过去30年的流动人口变动趋势，就不能很好地认识和把握当前的流动人口，更无法科学地预见流动人口的未来变化，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解决与流动人口有关的各种问题。这正是引发本文研究的根本原因。
本文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历史趋势。研究发现，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在流动人口的普遍化、流动原因的经济化、流动时间的长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龄结构的成年化、性别构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流动方式的家庭化、学业构成的“知识化”等九个方面。
本文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所发现的各种趋势，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来发展和完善。但我们相信，所发现的上述趋势，对于更好地认识我国流动人口是有所助益的，我们更希望，本文能引发针对我国流动人口变动规律的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3.2 讨论
探讨既往趋势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在和未来。
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趋势的总结和梳理，我们认为，以下问题是我们在今后重新认识我国人口城市化问题和流动人口问题时需要加以注意的。
3.2.1 重新认识我国的人口城市化道路问题，把流动人口问题纳入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
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成功的现代化过程与人口城市化过程是有机统一的。没有现代化的城市化是不可能的，没有城市化的现代化也是做不到的。
欧洲国家在城市化初期，采用了一条“羊吃人”的道路，通过剥夺农民土地使农民彻底丧失在农村生存的根本从而大举进入城市。这是欧洲国家城市化的“经典”道路。在我国，我们没有也不可能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为寻找这条道路。我国已上下求索50多年。曾经长期实行的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的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提出“离土离乡”的小城镇道路，曾经迸发过巨大的活力，但当小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这条道路也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甚至难以逾越的屏障。
我们高兴地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不具备高深的理论知识，但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却用他们的双脚十分质朴地趟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之路，即以流动的形式来阶段性地实现他们的城市化，同时也实现整个国家的城市化。用人口流动的方式来实现城市化，这是不同于西方“经典”城市化道路的中国独特的城市化之路。显然它并不彻底，但在现实条件下却很有成效。对于这样一条城市化道路，迄今我们还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我们需要这样的研究。
认识到这条独特的道路，是十分重要的，它要求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把流动人口问题作为单纯的流动人口问题来看待，而要把它作为现代化、城市化战略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如此，在流动人口问题上任何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的诉求（很多时候，局部利益、短期利益非常强大，甚至可以否定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利益）都应该为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利益让位！
3.2.2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们要以改革的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改革我们对于流动人口的认识，这是真正有效解决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
应该说，30年来，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是在不断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流动人口的称谓。在流动人口出现的初期，方方面面都称流动人口为“盲流”。他们真的是盲流吗？显然不是。本文总结的流动人口九大变化趋势，都完全符合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是人口迁移规律的体现，而不是盲流！近些年来，极少有人再用盲流来称呼流动人口，这本身就是观念变革的成果，是很大的进步。
然而，对流动人口和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认识，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比如，流动人口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应不应该像对待城市市民一样平等地对待流动人口？要不要保障流动人口的权利？保护流动人口的哪些权利？中国的流动人口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国外解决移民问题的经验和办法可不可以借鉴和推广到我国来？等等问题迄今，都没有明确、合理、统一的认识。我们要以改革的精神、开放的思路来更好地认识这些问题，更好地推动我国流动人口问题的解决。这也是我们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应有之意。
3.2.3 流动人口将长期扎根在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将是一个长期性问题。这是认识人口流动现象、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多年来，很多人一直寄希望于流动人口会像他们的名称一样，只是暂时地在城市工作、生活，他们会很快地回到农村去。迄今，我们的许多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设计，也是基于这一假设的。但事实绝非如此！本文研究的结果表明，一方面，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已经表现出明显的长期化趋势。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趋势会继续下去；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男女两性的均衡化趋势、女性流动人口的自主化趋势、年龄构成的成年化趋势、流动原因的经济化趋势等，都预示着流动人口将有更加强烈的长期化趋势，他们将长期扎根城市。各国人口迁移经验表明，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选择方面，妇女和儿童更强烈地倾向于选择留在流入地。那么，家庭化趋势、性别构成均衡化趋势、女性流动人口的自主化趋势共同作用，无疑将促使业已存在的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更多地选择留在城市，而不是回到农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的结果也强烈地反映了这一点，在北京市的流动人口中，选择长期留在北京的人在数量上是选择回流老家的人的3倍多（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2007）。
充分认识流动时间的长期化趋势，就要求我们在对流动人口的认识上，在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政策思路上，彻底革除那些有悖于长期化趋势的认识和措施。
3.2.4 要认识到我国流动人口仍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
对于已经达到1.5亿庞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的数量变动趋势，目前存在截然不同的判断。有人认为它已经增长到顶点了，以后不会再有大的增长；也有人认为流动人口还将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不同的判断，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认识问题，它将直接影响我们对于流动人口问题的决策。
从过去30年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流动人口自大规模出现以来，一直处于单方向快速增长的进程之中。我们认为，它将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有进一步大幅度增长的可能。原因是：30年来促使流动人口产生的条件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巨大的城乡和地区收入差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有些条件如城乡和地区收入差异甚至比改革开放前有所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30年来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大规模流动的趋势无疑将得以延续。
3.2.5 要及早重视来自城镇的流动人口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不仅仅是来自农村的人口。事实上，30年来，城镇人口在流动人口中一直占着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大致稳定在25%~30％）。如果地区收入差异得不到缩小，可以预料，会有越来越多的城镇人口加入到流动人口中来，从而推动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大。
从前面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流动人口中，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已经发生。改革开放初期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很低。但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流动人口中，已经活跃着一大批接受过本科甚至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教育毕业生。如果以绝对规模看，目前，全国流动人口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已经超过15万人，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更是高达300多万人。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端”流动人口，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重视的重要问题。
3.2.6 加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的投入
前述分析表明，流动育龄妇女规模在不断增长，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任务日趋繁重。而目前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经费的投入等都远远不能适应庞大的管理服务对象人群的需求。非常有必要及早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3.2.7 要为更多儿童和老年人口作为流动人口的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
流动人口的发展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流动人口利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以短距离流动为主，大多数流动人口单身外出，农忙季节依然回家，没有脱离家庭生活；第二阶段，随着流动范围扩大，跨省跨区域流动成为主体，流动人口基本脱离农业生产，不少家庭中夫妻双方均外出务工经商，子女留给家里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照顾；第三阶段，流动人口在外地站稳脚跟后，并且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安排子女随迁，在流入地生活、就学；第四阶段，核心家庭在流入地稳定下来之后，青壮年流动人口进一步将父母列入随迁的考虑范围。
我们认为，当前，我国人口流动正处于第二阶段末期、并向第三阶段转变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时期，不仅流动人口总规模会继续增大，更重要的是，青少年流动人口以及老年流动人口将开始加速增加。作为流入地的城市，需要及早为这些孩子和老人的到来做好必要的准备。
3.2.8 要加强对于流动人口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人口流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经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和大量的研究。但是，我们看到，有关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方法的探讨却相对不足。建议加强对于这一领域调查研究方法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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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5中国人口.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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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郭志刚.北京市家庭户的变化及外来人口影响.北京社会科学，2004；3
11 周皓.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2004；6
12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人口研究，2007；1
13 段成荣.省际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的影响分析.人口研究，2001；1
人口流动新趋势篇（7）
河南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近几年，河南农业劳动力转移呈快速增长趋势，由小规模、盲目性和无序性逐渐向大规模、目的性和有序性转化。本文以此为视角，从转移的地域、方式、角色身份的转变、目的性、流向、转移的人员结构和行业分布情况等研究河南农村人口转移的趋势。
一、从转移的规模、地区和流向看，呈现出由小到大，由慢到快的扩散和回流趋势
1.河南农村人口转移的规模逐渐扩大
关于人口转移规模的扩大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说明，本文选取河南省农业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人数的比例和农业人口减少，非农业人口增加的具体数据进行佐证。第一，农业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人数的比例逐渐扩大。如图：
数据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08》
1979-1983年河南省农业人口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在5%以下；1984-1988年期间增长较快，1988年接近20%；1989-1994年增长缓慢，在15%-20%之间徘徊；1999年以后连续攀升，2007年农业从业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比例为40%。第二，农业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呈现出“一减一增”的变动。根据于书伟的调查：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农业从业人口从3559万人减少到2665万人，共减少904万人，减少了25%，年均递减约2.3%。工业和建筑业的从业人数增加较快。从事工业的人数从354万增加到848万，增加了494万人，11年间增加了1.4倍，年均增长12.7%。建筑业人数从280万增加到527万，增加了247万，年均增长8%。1
2.农村转移人口向周边地区和沿海城市区逐渐扩散，后又出现回流趋势
80-90年代由于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剧增，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流向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个时期有60%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旧在本省流动。2000年以后，河南省农村人口向东南沿海扩散，西部内陆和海外地区也有部分转移人口。转移的人口结构由原来的纯劳动力转向劳动力的重要他人也随之转移，大量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上学，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买房后举家迁入城市。2005 年农村劳动力在外省打工的近 684 万，比 2000 年增加299.47 万人，增长 77.9%，年均增加近 60 万人、增长 12%。其占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的比重已达 45%，五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十五”期间，河南转移到外省的劳动力数量占转移总增量的71.3%。在首次到外地务工半年以上的劳动力中，直接到省外的比重达 94.6%。3转移人口主要流向东南沿海地区的广东、上海，特别是深圳。部分子女开始随父母到城里上学，2011年秋季，河南省安排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27.3万人，入学率超过99%，基本实现了“应入尽入”。4
2010年以来，随着河南省二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承载能力的增强和鼓励回乡创业政策的出台，农村转移人口的回流趋势增强。数据显示，2011年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465万人，比上年新增102万人。除部分海外输出外，农村劳动力就业省内转移1268万人，省外输出1190万人，省内务工人数首次超过省外，所占比例超过半数，达到51.44%。5
二、从转移人员的结构、转移方式和角色变化看，逐渐趋向合理化、技能化和市民化
1.转移人员结构趋向合理化
从年龄上看，80后成为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受同辈影响往往一进入劳动年龄就希望通过打工赚钱。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一些70和60人员也力所能及的到外地打工，这部分劳动力能吃苦，对工作环境的要求不高。有研究表明河南省转移劳动力以中青年为主，年龄在18-45岁之间的占76.89%，其中80后人数多于其他年代的人数。6从性别上看，男性劳动力高于女性，女性劳动力在转移人口总量中的比重快速增长。从文化程度上看，初中文化水平居多，为转移人口总数的60.78%，小学和高中的人数基本持平分别为转移人口总数的18.16%和18.73%。
2.转移人口的技能化水平逐年提高
劳动技能一直是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瓶颈。为了解决转移人口的技能问题，稳定就业，河南省政府部门启动农民工技能培训的阳光工程，2004-2006年近40万农民工接受专业技能培训。截止到2011年河南省已经累计培训农民工1080万人，占转移劳动力人数的43.8%。参加技能培训人员数比2010年增加145万人，比例比2010年提高4.2个百分点，比2009年增加356万人，比例比2009年提高11.7个百分点。7河南人社部门的信息显示，2014年以后，在组织开展农民工专项就业服务活动的同时，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服务的政策已经被摆到了突出位置，以应对河南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变化。
3.转移人员的市民化趋势进一步显现
在河南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初级阶段，主要以“候鸟式”和“摆钟式”转移为主，即农忙时回家种田，农闲时外出打工，一段时间在A处，另一段时间又迁往B处。打工的主要目的是赚钱。随着打工时间的延长，农民工的技能也在快速增长，对城市愈加熟悉和适应，融入城市的愿望也愈加强烈。特别是80后，对传统农业劳作已经生疏，而对专职、专业的城市工作逐渐习惯；长时间在城市生活，很少回家，定居在城市已经成为很多人的追求。总之，转移人口从职业定向到生活习惯再到自我发展已经趋向市民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河南省将在户籍制度、城镇保障性住房、城镇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制订有利于转移人口在城市安家落户的政策，加速了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河南省城镇人口突破4000万人，城镇化率达48%。
三、从转移人员的组织方式、行业分布和劳动收入看，趋向有序化、非农化、增长性收入的保障化
1.转移人口的组织化水平逐渐提高
初期阶段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自发性、不稳定性等特点。自发性是指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靠同乡、同学和亲戚等关系。2005年，濮阳市劳动部门组织输出农村劳动力仅为7.45万人，占转移劳动力的2%，经中介组织介绍的有16.26万人，占33.08%，自发外出务工的有25.44万人，占51.76%。不稳定性是指农村人口转移的短期流动性和兼业性。河南农村人口转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家庭和务工单位之间的短期流动。原因在于大多转移劳动力不了解工作单位的特点和性质，盲目转移，结果不适应劳动岗位又返乡回家，从而使劳动力转移处于外出和返回的不稳定状态。兼业性是河南农村人口转移的又一典型特征，有些人以农业为主，兼营二三产业，有些人以二三产业为主兼营农业。这种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游走”式转移严重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序性。目前，在中介组织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政府以组织者的身份开始介入农村人口转移工作，从系统论出发，整合劳动、商务、农业、教育、工商、居委会、共青团和妇联等部门资源，进行有效的资源管理，以稳定有效的劳动力转移为抓手，密切配合，形成农村人口转移的协同机制。与此同时，将宣传、农村转移人口技能培训，相关政策的制定和信息网络化平台的建构等层层推进，把农村人口转移引向有序。
2.转移人员的行业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有缓慢增长的趋势
自从河南农村剩余人口转移以来，第二产业是转移人口的聚集地，目前，这种情况没有太大的改变，如图：
注：本数据来源于邢玉华的硕士论文《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2013）
从近三年来的河南农村转移人口的行业分布看，第二产业占人口转移总数的近70%，虽然有所减少，但幅度不大。原因是农村人口的转移与我国的非农产业结构密切相关，比如，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三来一补”行业由深圳扩大到东南沿海地区及内陆地区，这些行业中电子、机械、玩具、家具、服装等属于高密度劳动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且简单的加工制造对技术水平的要求不高，由此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很多农村转移人口汇聚于此。第三产业以其就业面广、就业弹性大、劳动力需求量大等的特点，理应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行业，从农村转移人口的分布趋势看，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将会不断提高。
3.农村转移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和保障化水平快速提高
在农村人口转移的初级阶段，一方面，依靠体力的农民工对二三产业比较陌生，对工资的期望水平较低。另一方面，农民工的权利和利益没有得到企业和社会的重视，很多企业把农民工视为廉价的劳动力，社会又没有相关的制度性标准，造成农民工工资水平低下。中期阶段，随着“民工荒”的到来，农民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工资水平开始提升。由2008年的每人月平均收入1270元增加到2012年2315元，每人月平均增加了 1045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 2%。与2010年相比增加675元，增长41.2%。2012年河南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力工资构成为：月工资小于1600元的占全部务工人员的比重为15.9%，1600-3000元之间的占60. 1%，3000元以上的占24%，比2011年同比增长48.6%。拖欠农民工工资是河南农村剩余人口转移的一个突出问题。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屡禁不止就在于法律法规缺失、惩治力度不够和拖欠者的违法成本过低。工资是劳动者的基本保障，为了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发放，河南省加强了农村转移人口工资保障的制度化建设。比如，2013年5月，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对恶意欠薪者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出台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认定标准，即拖欠个人劳动报酬8000元、集体劳动报酬4万元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为打击欠薪提供强有力的执法依据。2013年8月河南省政府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源头治理工作的通知》，基本构建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长效机制。同时，加强了行政执法力度，形成行政司法联动机制，严惩恶意拖欠者。据河南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五年来河南省相关部门已经累计为118万多名劳动者追发工资待遇17.2亿元，其中为104万多名农民工追发工资待遇15.6亿元。
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农村人口逐步转移到城市的过程，2011年河南农业人口6234万人，占河南人口总数的59.4%。要达到2020年城市化率56%的目标，还需要至少转移农村人口1000多万，把握人口转移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切实可行人口转移方案，对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引文注释
1于书伟.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结构状况简析[J].人民论坛，2013（11）.
23刘源.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08.
人口流动新趋势篇（8）
中图分类号： R 51 文献标志码： B
义乌是全球闻名的商贸城市，是中国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近年来，随着市场知名度的不断提升，慕名而来的中外客商日益增多，到义乌经商务工的流动人口更是逐年增多。为了解义乌市近年来传染病的流行特征，掌握传染病变化规律，为制定和调整传染病综合防治策略提供参考，现将2006—2010年义乌市甲乙类传染病的报告发病情况进行分析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传染病发病资料来源于国家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人口资料来源于义乌市统计局。
1.2 报告病种及分类
本次统计分析的病种范围为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甲乙类传染病及2009年4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纳入法定乙类传染病管理的甲型H1N1流感（甲流）（卫生部公告2009年第8号）。各种传染病按照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资料分析”模块下的“疾病分类构成”中的分类方法，分成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自然疫源及虫媒传染病、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新生儿破伤风等5类。
1.3 方法
用Excel和SPSS 18.0软件对传染病疫情数据进行整理分析，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分析甲乙类传染病的流行特征及变化趋势。
2 结果
2.1 总体趋势
2006—2010年，除鼠疫、霍乱、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质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炭疽、白喉、钩端螺旋体病等8个病种无病例报告外，其他20种传染病均有病例报告。共报告发病24 575例(包括港澳台和外籍人员)，年平均发病率为263.00/10万，各年发病率总体表现较为平稳
3 讨论
2006—2010年，义乌市甲乙类传染病发病总体表现较为平稳，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病率呈明显下降趋势，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与赵桂金等\[1\]的报告基本一致。尤其是免疫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始终被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随着国家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的逐步完善，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质量和监测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加强，义乌市的传染病报告工作日趋规范。通过对2006—2010年义乌市甲乙类传染病流行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义乌市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存在的薄弱环节，在今后的工作中，应逐步调整防控的重点和方向。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3.1 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义乌是国际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城市外向度极高，外来人口数量庞大，不仅有大量国内的外来务工人员，同时也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外商。2009年义乌市发生的登革热爆发疫情\[2\]，提示巨大的人流和物流，给义乌市增加了输入新的传染病病种的机会，使得输入性传染病的防控压力加大。因此，需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同时加强对医疗机构临床医务人员传染病鉴别诊断知识的培训，提高对输入性传染病的识别能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
3.2 加强对性传播疾病的干预
乙肝、梅毒和淋病的报告发病数5年来一直位居义乌市甲乙类传染病前五位，提示需重视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工作。特别是在当前艾滋病对社会的危害日益显现，经性传播途径使疫情扩散的威胁日趋严重\[3\]的防控形势下，应加大对性传播疾病的干预控制，加强对高危人群的健康教育，增强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要对乙肝、梅毒以及淋病等血源及性传播传染病报告发病率逐年升高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有调查显示，浙江省的乙肝诊断符合率为77%\[4\]，需要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乙肝等传染病的诊断报告标准，使报告的病例更能代表当前的流行趋势，为合理地实施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3.3 加强对肺结核患者的规范治疗
义乌市近5年来肺结核的报告发病数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仍是义乌市报告的主要传染病之一，报告发病数一直位居前三位。要进一步做好对肺结核患者的督导管理，特别是流动人口肺结核患者，保证高的规范治疗率是阻止传播的关键。此外，由于外来流动人员普遍存在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及环境较差等客观因素，结核病易感者、传播途径、传播条件及诱发因素相应增加\[5\]，在今后工作中应继续重视外来流动人口的肺结核防控问题。
4 参考文献
［1］赵桂金,关彩萍,郝福华,等.2004—2007年太原市法定传染病流行特征分析\[J\].疾病监测,2009,24(1):34-36.
［2］凌峰,范伟忠,林君芬,等.浙江省义乌市一起登革热暴发疫情流行病学调查\[J\].疾病监测,2010，25(9): 757-759.
［3］陆向东.江阴市2003—2007年甲乙类传染病流行特征分析及对策\[J\].职业与健康,2009,25(1):5-8.
［4］李欢龙,葛君华,何凡,等.浙江省乙型病毒性肝炎诊断符合率调查\[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6,26(11):42-44.
［5］乔炳海,黄巧云,朱鑫明,等.义乌市流动人口传染性肺结核治疗管理干预措施研究\[J\].临床肺科杂志,2007,12(6):625-626.
(收稿日期：2012-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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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新趋势篇（9）
中图分类号：R51
文献标志码：A
为了解上海市松江区传染病发病趋势和流行特征，为今后制定传染病防病对策提供相关依据，我们对1953―2008年松江区甲、乙类传染病疫情资料进行了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疫情资料来源于松江区1953―2008年历年传染病疫情报表及疫情资料汇编。人口资料来源于松江区公安局人口统计资料。
1.2 疾病分类
限于资料的可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对甲、乙类传染病的划分依据2004年12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根据传播途径，将传染病分为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性传播疾病；甲类传染病中的鼠疫无病例历史记载，霍乱只有20世纪80年代后有疫情数据记载；急性病毒性肝炎(简称急性肝炎)由于早期未分型，本资料全部归属肠道传染病；性病、肺结核从1990年开始按乙类传染病进行报告。
1.3 分析方法
将1953―2008年的疫情数据按不同年代分为6个时段，运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利用EXCEL 2000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传染病流行强度趋势
1953―2008年松江区报告甲、乙类传染病共22种计277 753例，死亡病例共13种计1502例，年平均发病率为1049.59/10万，年平均死亡率为5.68/10万，传染病平均发病率和死亡率总体呈递减趋势。50、60年代疫情位居历史高位，其中60年代为最高峰值；70年代后疫情大幅下降，2000―2008年为历史最低值，与60年代峰值相比，平均发病率下降89.94％，死亡率下降91.07％；70年代环比降幅最大，平均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下降58.21％和70.97％(表1)。限于数据的可得性，以1978年各年龄组人口数为标准人口数，对2005―2008年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进行标化。标化发病率、死亡率的动态趋势与实际发病率、死亡率的动态趋势表现一致(表2)。
2.2 不同传播途径传染病趋势
50、60年代呼吸道、虫媒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平均发病率和死亡率居历史高位。呼吸道传染病疫情70年代后急剧下降，90年代肺结核开始报告，疫情有回升趋势。若剔除肺结核，90年代呼吸道传染病平均发病率为5.64/10万，2000―2008年为7.59/10万，其最低值与峰值相比，下降99.26％。虫媒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自90年代以来维持高度散发水平，其平均发病率最低值与峰值相比，下降99.97％。肠道传染病70年代明显上升，平均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于疫情已大幅下降的呼吸道和虫媒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80年代后疫情开始呈下降趋势，2000―2008年平均发病率历史最低值与70年代峰值相比，下降88.62％。90年代起实施性传播疾病报告，其后疫情呈显著上升趋势，2000―2008年平均发病率与90年代相比，上升58.39％(表3)，报告病种有淋病和梅毒，艾滋病为报告死亡病种。
2.3 传染病谱和顺位
各时段的传染病谱和顺位都有不同。1953―1969年疟疾、麻疹、白喉、百日咳、流脑、乙脑等急性呼吸道和虫媒传染病发病猖獗，是危害我区人民身体健康的主要传染病；70年代后，急性呼吸道和虫媒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而急性肝炎、菌痢、伤寒副伤寒等肠道传染病发病上升，成为当时区域优势病种；进入90年代后，淋病、梅毒、肺结核疫情呈显著上升，新传染病(艾滋病、HIV感染者)突破零报告且有发展之势；流脑、乙脑、出血热的发病率虽得到有效控制，但死亡率仍位居各时段前5位，表现出其较高的病死水平(表4)。
2.4 主要传染病趋势分析
2.4.1 计划免疫相关疾病 白喉、流脑、百日咳、乙脑、麻疹、脊髓灰质炎在50、60年代流行严重。随着免疫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自80年代后白喉无新发病例和死亡报告；自2000年后百日咳无新发病例报告，70年代以来无死亡报告；脊髓灰质炎自90年代后无新发病例报告，80年代以来无死亡报告；流脑在60年代高峰期平均发病率为145.54/10万，2000年后降至0.11/10万，下降了99.92％，其死亡率从60年代的5.79/10万降至2000年后的0.02/10万；麻疹在50年代高峰期平均发病率为558.10/10万，80年代后疫情得到控制，但2000年后平均发病率呈现回升趋势，90年代以来无死亡报告；乙脑虽不是区域优势病种，但其死亡率在1953―1999年均居传染病死亡前5位，2000年后无死亡病例报告(表5)。
2.4.2 虫媒及自然疫源性相关疾病 疟疾平均发病率在50、60年代位居一、二顺位。60年代高峰期平均发病率为1259.54/10万，70年代疫情大幅下降，2000年以来维持历史最低水平的0.22/10万，70年代以来无死亡报告；出血热平均发病率在70、80年代处于历史高位，90年代后疫情持续下降，2000年以来仅有散发病例发生(表5)。
2.4.3 急性肝炎 急性肝炎疫情在50年代只有1958年和1959年有报告记载。自70年代以来一直为我区高发传染病之一，70年代为流行高峰期，平均发病率为542.91/10万，死亡率为2.14/10万。2000年以来疫情保持历史最低水平，平均发病率为66.41/10万，死亡率为0.35/10万。最低值与峰值比较，平均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下降了87.77％和83.64％，降幅小于呼吸道和虫媒传染病(表5)。
2.4.4 痢疾 菌痢的平均发病率位居各时段传染病前5位，除2000年后疫情出现明显下降外，其余时段均表现出其较高的发病水平。2000年以来未发生死亡报告。阿米巴痢疾60年代平均发病率的高峰值为50.43/10万，70年代后疫情大幅下降，2000年后平均发病率降至
0.06/10万。死亡病例除60年代有报告外，其他年份均无死亡报告(表5)。
2.4.5 伤寒副伤寒 和菌痢疫情相似，50―80年代伤寒副伤寒疫情呈现高位波动态势，90年代后疫情下降明显，2000年后维持历史低发病水平。80年代以来无死亡报告(表5)。
2.4.6 霍乱 只有1989、1994、1995和1999年有病例报告记载，其中1994年报告病例数84例，其他年份均为个位散发病例，无死亡报告(表5)。
2.4.7 淋病、梅毒 疫情均呈上升趋势。淋病2000年以来平均发病率位居各传染病首位，梅毒疫情2000年后上升明显，平均发病率是90年代的16.31倍(表5)。
2.4.8 肺结核 肺结核的平均发病率自90年代以来位居传染病前5位，死亡率在90年代位居死亡顺位第二，2000年后位居第一(表5)。
3 讨论
从本文分析可知，50多年来松江区传染病疫情表现为以下特征：①传染病平均发病率和死亡率总体呈递减趋势，与有关文献报道一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漏报率检查结果显示，我区各级医疗机构的疫情报告工作不断加强，自90年代以来漏报率稳定在1％以下，表明传染病发病率、死亡率的下降是可信的，它真实地反映了我区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成就。2005―2008年的标化发病率和标化死亡率结果表明，实际死亡率普遍高于标化死亡率。间接反映出人口老龄化进程对死亡率的影响。标化发病率、死亡率的动态趋势与实际发病率、死亡率的动态趋势表现一致，也说明用实际发病率和死亡率能够合理地反映50多年来我区传染病的发病和死亡趋势。②传染病谱发生变化。50、60年代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和虫媒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占主导地位；70年代后转变为肠道传染病占主导地位；90年代后性传播疾病和肺结核疫情明显上升，尤其是2000年后，淋病、梅毒、肺结核成为区域高发病种，疾病谱变化与上海市其他区的报告基本一致；流脑、乙脑、出血热的发病率虽得到有效控制，但死亡率仍位居各时段前5位，表现出其较高的病死水平。③甲类传染病、免疫规划相关传染病、虫媒及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或消除，一些多发传染病得到基本控制。如脊髓灰质炎、白喉、百日咳、血吸虫病、疟疾、流行性出血热基本消灭或区域性消灭；霍乱、麻疹、流脑、乙脑等得到有效控制；病毒性肝炎、痢疾、猩红热、伤寒副伤寒等传染病得到基本控制。
综观历史，我区传染病防治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但现阶段传染病依然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疫情动态又表现出新的特点：①在我区，性传播疾病、肺结核和病毒性肝炎近几年发病率居高不下。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每年均有新发和死亡病例，且其传播途径也由以前在高危人群中以吸毒、经血感染传播为主转变为主要通过性接触在一般人群中传播。②一些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聚集性突发事件在学校、幼托机构和工厂企业中时有发生。③随着松江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数量迅速扩张，流动人口传染病的防治问题也日益突出。由于其流动性较大，居住环境较差，卫生知识较缺乏，免疫接种有空白，给传染病的防制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其传染病发病也会对本区居民健康造成不良影响。④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跨地区、跨国界传染病的输入，也会使我区出现新发或罕见、少见传染病病人。如近几年报告的登革热、流脑、乙脑、疟疾等疾病，大多为境外输入或省外传人性病例。⑤随着社会发展，民众对传染病高度关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重大传染病的发生可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稳定，面对目前严峻的防病形势，我们应与时俱进，制定和完善传染病防制对策，加强防病工作基础建设，提高疾病预防和监测水平。①加强医务人员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对传染病的鉴别和诊断水平，做到对传染源的早发现、早隔离和早治疗。②深化疫情监测体系，完善传染病预警预测工作。不但重视来自医疗机构的传统症状监测信息，还要重视收集和分析来自社会媒体、实验室结果、兄弟单位及周边省市等渠道的相关信息，为发现新传染病或警示传染病疫情提供更多途径。③从疾控中心和各级医疗机构的人员建设、制度建立、工作协调、质量考核、物资储备、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着手，夯实基础预防工作，建立良好的工作平台。提升传染病防制水平，以有效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④开展重点、多发传染病危险因素及防病机制调研，寻找积极有效的防控策略和措施，把危害我区人民身体健康的优势传染病控制在最低水平。⑤通过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使民众加强对传染病的自觉防范意识，促进人群健康行为的养成。使其他相关部门能够承担起各自责任，形成全社会积极支持和参与传染病防病工作的局面。⑥重视来自民众的公共卫生问题呼声，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防病工作。⑦经过实践证明，免疫规划工作在传染病防制中具有举足轻重，事半功倍的作用，是消灭和控制传染病的最有效途径。在今后的工作中，还需进一步深化和扩大计划免疫工作，让更多的群体能够接种相关传染病疫苗，建立良好的人群免疫屏障，减少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
4 参考文献
[1]李秀君，康殿民..等.1963―2005年山东省部分法定乙类传染病发病趋势分析[J].预防医学论坛，2007，13(5):414-415.
人口流动新趋势篇（10）
今年CeMAT的展出内容几乎涵盖了物流产业所有业务，综合展现当前物流技术装备业的发展趋势，其中包括物料搬运自动化、物流系统模式整合、物流产业节能和安全等等。此外，今年有不少新兴技术如港口运输技术和物流地产商首次参展。展会同期还举行了多场高质量的产业论坛，来自知名学府的专家、学者、学生以及来自相关企业的高管云集，共同探讨物流技术装备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创新。
国际物流装备技术发展趋势
从2008 CeMAT展览会看，全球物流装备技术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1、技术体系一体化
现代物流的发展呈现供应链一体化趋势，作为现代物流基础支撑的物流技术与装备也越来越系统化、一体化。物流系统的集成早已不是叉车、堆垛机、托盘、货架等技术装备的组合，而是呈现出互相影响、互动作业、无缝衔接的技术一体化趋势。通过参观CeMAT及在德国的实地参观考察，我们看到这一技术趋势越来越明显。
很多叉车公司展示了叉车与自动识别技术、自动导引技术相结合的新产品，演示了叉车与物流系统融为一体的创新应用，强调了基于物流系统解决方案基础上的叉车应用等技术与服务。例如，永恒力将叉车技术与AGV技术结合，推出可移动叉头的叉车，带动了货架组合方式的变革及仓储货位货物管理的变化，形成了新型的仓储系统，大大提升了仓储利用空间。还有些著名叉车企业在展台搭建了大型的仓储系统，展示叉车应用。
在货架展区，胜斐迩等企业展示了全自动仓储系统及技术；在托盘、料箱、输送设备等展区，很多企业不单单展示自己的产品，而往往是在物流系统中演示自己的产品如何应用。
此外，我们看到，叉车属具的多样性体现了叉车与货物的无缝衔接；叉车、货架、托盘与自动物流系统的互相影响及融合提升了现代物流作业系统的效率；输送线上的自动更换托盘技术使作业系统无缝衔接，节省了换盘及堆码垛作业；RFID与仓储软件系统促进了信息无缝衔接……
2、节能环保绿色化
从这次展会内外，我们都强烈感受到了绿色与环保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相信德国优美洁净的环境及良好的空气质量也给所有中国企业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展会上，很多著名的公司都大秀环保技术与节能技术，展示的几乎所有技术与产品都强调了节能与环保。当我们站在一个正在运作演示的物流系统前，听到很小的噪音时，参展商告诉我们：不要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正的物流系统作业时就是这么安静……当我们在参观托盘、料箱展区时，展商一再向我们介绍其材料的环保性及可回收性；在叉车展示区，很多展商都重点介绍他们的内燃叉车的节能与低排放……物流装备的节能与环保也是展会论坛的重要议题。众多参观者也非常关注物流产业的节能与环保，关注物流自动化系统更新改造中的循环利用，关注托盘共用系统的应用等等。
绿色物流正在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3、作业系统自动化
在物料搬运自动化展区，各厂家的自动化设备与技术演示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大福、FKI、英特诺、Swisslog、KNAPP、EUROSORT、META、Egemin等众多著名厂商都展示了自己领先的自动化技术。
纵观展会，现代物流系统自动化发展趋势正在向着快速、精准、智能方向发展。大福、KNAPP、META等企业展示的自动化仓储系统，堆垛机的快速提速行走、减速控制、高速提升、精准定位取货，都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FKI、Swisslog等公司展示的自动输送分拣系统体现了快速、精确的性能；Egemin等公司的机器人技术以及机器人技术与叉车技术的结合体现着现代技术装备的智能化发展趋势；此外，亨乃尔等公司的自动回转货柜技术产品、得逻辑等公司的自动识别技术产品也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4、产品设计时尚化
很多参展产品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企业越来越重视物流装备的外观设计，将时尚因素融入其中，彻底改变了机械装备傻大黑粗的传统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即使很多公司的产品为了维修方便。将连接处及一些关键的检修点外露，也看起来很美观整洁。
展会上，极具现代感的时尚概念叉车、美观实用的托盘与料箱、整洁的组合货架、独具特色的物流系统……让观众惊叹、感慨，原来物流装备也可以这么美观与时尚。
此外，专业的技术装备展会与时尚因素结合，现代歌舞表演与全系列叉车产品相映成辉，滑稽的颠球表演与高速精准作业的物流自动化系统相映成趣；甚至玛丽莲・梦露的真人模仿秀也被请到了叉车展台，引来观众留影……这些时尚因素的加入大大提升了展会的人气，也给专业呆板的展会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5、技术创新多样化
简洁实用的换盘倒垛设备，多样化的托盘产品，新颖的输送线导线固定装置，时尚的物流中心立柱、墙角与台阶的保护性产品，多姿多彩的实用叉车属具等等，都体现了技术创新的多样化，体现了现代物流装备的变革无所不在。
国际物流装备市场发展趋势
作为亚太地区著名的媒体，《物流技术与应用》编辑部携最新编辑出版的英文版专刊《2008 China Material HandlingEquipment Market》参加了这次国际物流盛会。本着“让世界物流了解中国，让中国物流走向世界”的宗旨，我们的英文版专刊给全球物流装备企业带去了关于中国物流行业特别是物流装备市场的最新分析报告，全面展示和介绍了中国著名的物流设备出口商，因而广受海外厂商关注与好评。
作为专业媒体，《物流技术与应用》在关注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关注着国际物流技术装备市场的发展。在展会期间，我们通过观察与交流，认为国际物流装备市场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1、中国崛起，举世瞩目。
从展会的多个方面都能看到中国的崛起，看到中国的发展对全球物流装备市场的影响。
从参展商来看，CeMAT各个展馆都
能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在国际馆，有中国展商专区；在以货架与托盘为主的13号馆，有众多中国货架、托盘厂商；在叉车馆及室外展区，有众多中国叉车企业。只有在以高新技术为主的自动化馆才难觅中国展商。
从展会观众来看，中国人远远多于同样来自亚洲的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等。据笔者初步估计，中国观众应该超过了来自这些国家人数的总和。
即使在汉诺威城的中餐馆里，中国人常常也是熙熙攘攘；在汉诺威街道，也常见中国人的身影。
我们这次带去了大量的英文版专刊，共两个托盘的资料。当我们的货物运到合作伙伴――德国弗朗恩霍夫物流研究院的展位时，德国人看到这么多的资料，很惊讶，以为是发错了，对我们说这么多资料根本发不完。但实际上，还没有等到展会结束我们的资料就已全部发完了。在德国物流研究院展台，在部分中国展商展台，在展会论坛展台，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物流技术装备委员会展台，我们都摆放、发送英文版专刊，此外我们聘请了两位物流专业留学生协助向参展观众发送专刊。在专刊发送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市场广受各国企业关注，我们的专刊受到了各国展商与观众的欢迎。国外展商与观众只要看到我们的专刊，了解到里面介绍了中国物流装备市场的发展分析报告，就都爱不释手，精心保存起来。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崛起的中国市场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影响力。
2、欧美日市场发展成熟，但增长空间不大。
从展会角度深入观察，我们感到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等虽然在物流装备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设备生产与出口方面占据主导，但是其市场已经趋于成熟，增长空间不大。
据德国弗朗恩霍夫物流研究院专家分析，国际物流技术装备业在2000年前遭遇了严重的负增长，直到2005年前后才呈现出需求比较活跃的平衡点。虽然欧洲市场需求增长比较乐观，但采购主要集中在更新现有设备和引进新系统，对新建系统的需求增长缓慢。据预测，从目前到2010年，全球物流装备市场总额有望以2.9％的年复合增长率发展。这与中国近些年接近30％的市场增幅形成了鲜明对照。
尽管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市场发展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密切关注，但是，我们毕竟刚刚起步，在先进的技术装备领域，我们与世界的差距还很大，世界物流技术装备的主导力量还是集中在发达国家。居于世界物流技术装备前列的大部分企业都参加了此次展览，德国Schaefer、英国FKI、瑞士Swisslog、日本的大福等公司展示的先进技术代表了世界前沿技术。世界著名叉车企业林德、永恒力、丰田的展位及设备展示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先进国家的技术装备不仅主导了世界市场，在中国市场也居于重要地位。中国要成为物流装备强国任重道远。
3、中国基础产品出口潜力巨大。
虽然中国在先进的物流装备技术领域落后较多，但是在一些基础产品领域，如托盘、货架及普通叉车、轻小型搬运车等设备，由于价格较低，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巨大的出口空间。
人口流动新趋势篇（11）
变相资本内流的预期收益之所以趋向下降，首先源于境内外货币政策和利差变动的趋势。截至去年，美欧日成熟市场的货币政策宽松到了极限，现在成熟市场经济趋向复苏和提速，货币政策只能趋向收紧。在美国，这一趋势已经体现在联储启动缩减、退出量化宽松进程。相反，我国货币政策前几年比他们紧得多。去年减息开始放松，这种货币政策变动趋势以及由此决定的境内外利差变动趋势只能激励套利资本流出，而非流入。
变相资本内流预期收益之所以下降，还源于国内资产市场“压力山大”，房地产市场至少在某些局部已有风声鹤唳之感。对变相资本内流的监管、打击力度去年以来大大加强，套利资本快进快出牟取暴利的空间缩小，风险压力却在迅速积累。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走“暗门”的变相资本内流规模还会比去年高峰时期更高，不合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