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存在的问题大全11篇

双碳存在的问题篇（1）

企业如何在碳市场中获利，碳交易如何在企业的积极参与中迅速发展起来，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对企业内部碳排放权控制与外部碳排放权交易的研究，试图设计一套具有操作性的双层机制使企业在碳交易市场上化挑战为机遇。

一、国内外现状

由于本文从企业的微观角度来设计碳排放权内部控制和外部交易双层机制，所以笔者在这部分分别从企业内部市场化，以及企业外部碳交易来进行现状分析。

在内部市场化方面。科斯（1937）认为，企业本质上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一种替代。狄曲奇（1994）提出了企业内部市场存在的重要性与必然性。李海舰（2008）提出企业内部市场化实则是要将企业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同时打通，将企业各组件与外部市场相连接，分别从宏观与微观层面融入市场，按市场规律运行。王Z珉（2011）认为企业可通过将国际碳交易机制移植到企业内部，通过碳排放权在企业内部的市场化运作，提高企业的碳排放利用效率，以期得利。并提出了碳交易的企业内部市场化的三大前提。

在企业外部交易方面。莫顿米勒（Merton Miller）与Franco Modigliani（1985）提出了MM定理，认为在市场机制下，公司的股价与资本结构无关，只取决于未来现金流的现值。。Chappin 和 Dijkema（2009）研究了碳排放交易对发电排放的影响，发现电力行业碳排放交易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并不能改变用碳来发电的这种传统模式。国内方面，陈文颖（1998）提出了各种排放权分配机制对预期效果的影响。吴健（2002）强调了碳交易与宏观总量控制一体化，并分析了一体化策略在宏观层面以及微观企业方面的影响

综上述，目前国内外在碳金融领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大都够不深入。所以本文拟从两个角度入手，通过对企业内部控制机制与企业外部交易的研究，将微观企业与宏观层面相联系，进一步达到实现企业预期盈利，刺激企业参与碳交易热情，推动碳市场的发展的作用。双层交易机制分为内部管理机制与外部交易机制两个部分。接下来将分别对这两个部分加以论述。

二、内部管理机制

（一）内部碳交易机制运行的前提

企业通过建立企业内部交易机制进入碳交易市场，应当满足以下前提：该企业的碳排放量大，碳利用率较低，边际减排成本低。对于碳排放量大的企业，减排空间较大，也较容易通过引入现有的技术等方式提高碳利用率以取得较大的碳减排量。企业的各个部门之间应当有明确的划分。明确的划分使得产权清晰，科斯指出没有产权的社会是一个效率绝对低下、资源配置绝对无效的社会。明晰的产权将企业各个部门的碳排放问题内部化，使得各部门能够更加积极地进行技术创新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内部碳交易机制运行的基础：碳减排的资金支持。由于碳交易体系需要建立奖惩制度，碳减排需要进行技术创新以及企业因为缺少相关技术及专业人员，有些需要外包给专业机构等问题，前期的资金投入必不可少。监管机制的完善。为了保证各部门碳排放量的真实性，企业需要完善已有的监管机制，以确保该市场交易的公正、透明。

（二）内部碳交易系统的运行主要分为两个子系统

碳配额子系统：设企业含有A、B、C个部门，企业先参照各个部门历史排碳量将获得的碳排放额分配给各个部门，经过一个减排期后，假设A部门的碳配额有剩余，B部门的碳配额恰好用完，C部门的碳配额不足，则A、C部门进入碳配额市场进行碳交易，A部门成为卖方，C部门成为卖方，各自寻找交易对象。

碳项目子系统：假设A部门历史碳排放量较多，需要通过引进先进技术等来减排，B部门历史碳排放量较少，技术改进空间不大。A可以寻求B部门合作，A部门成为投资方，引进B部门的先进技术，共同减排。另外，B部门也可以由于减排成本较高，主动寻求A部门，提供节能减排的技术，以获得碳减排量。

三、外部交易机制

这部分本文将通过构建模型帮助企业选择最优减排量，首先阐述一下，企业在市场运行的原理。政府给企业制定一个碳排放限额，若企业生产商品所产生的碳排放总量超过这个限额，企业需要在碳市场上与配额有剩余的企业进行交易，否则将会面临政府制裁。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减排，剩余的配额可以在碳交易市场上卖出。

假设，单位商品价格为p，单位商品成本为c，每单位产品碳排量为e，企业的生产量为Q，企业改进减排技术每单位减排成本为t，技术改进前每单位产品最大碳排放量为，碳交易市场上单位碳排放权价格为，总排放限额为D，企业利润为Z。其中t=α（em-e），α>1，Z=pQ-cQ-t（em-e）-p1（e-■），0

在这里，为了使企业利润最大化，即Z取得最大值，我们要改变控制变量，为了精简模型，这里本文以e作为企业的单一控制变量，试图解出当企业投入多少成本用于减排能够使得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对原式求一阶导可得，

■=2emα-2eα-p1

求二阶导，有

■=-2α

又，α>1，所以二阶导小于0，即原函数为凹函数，有极大值。

令一阶导为零，即有

2emα-2eα-p1=0，e=■

所以当每单位产品排放量为

双碳存在的问题篇（2）

教师应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亲历化学知识形成的过程，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例如，关于《苯的结构与化学性质》的教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学生思考分析，进而写出苯分子的结构式：

1. 苯的分子式是C6H6，是不饱和烃；

2. 苯不能使酸性高锰酸钾溶液褪色，也不与溴水发生反应，说明苯分子的结构中不存在碳碳双键和碳碳三键；

3. 苯分子碳碳键的键长是1.40×10-10m，介于碳碳单键（1.54×10-10m）和碳碳双键（1.33×10-10m）的键长之间；

4. 实验证明，苯分子的一溴代物只有一种，说明苯分子的六个碳是等同的；

5. 苯分子中碳碳键的夹角是120°，六个碳和六个氢原子位于同一平面。

由以上五点可得出，苯分子不可能是链状结构，应是正六边形的平面结构，碳碳键是一种介于单键和双键之间的特殊的键，其结构简式为 。

二、让学生参与化学实验探究的过程

教师应将验证性实验改为探索性实验，给学生更多动手动脑的机会，激发他们主动学习和探索的积极性，培养创新精神和能力。例如《化学能与电能的相互转化》的教学，就可以将课本《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必修2》中的实验2-4改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步骤一： 学生实验， 并完成表格。

步骤二：教师动画模拟，引导学生认识原电池的概念及其工作原理。

步骤三： 学生实验， 并完成表格。

步骤四：师生共同归纳原电池的构成条件。

三、让学生参与解题中的思维过程

在解题教学中，让学生亲历解题思路发展的过程，使学生与教师的思维产生共鸣，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习题：将12.8gCu跟一定量的浓HNO3反应，铜耗完时共产生气体5.6L（标准状况），计算消耗浓HNO3的物质的量。在教学时可作如下处理：

1. 让学生独立思考，适时提示，引导其得出以下两种解法：

（1）分别设与铜反应产生二氧化氮和一氧化氮所消耗浓硝酸各为x mol和y mol，根据化学反应方程式列出方程组，解出x和y，最后将x和y相加得到结果。

（2）根据N元素在化学反应中保持守恒的原理，反应消耗的硝酸中的N分别存在于硝酸铜和气体中，列出式子n（HN03）= 2n（Cu）+ n（气体），直接得出结果。

双碳存在的问题篇（3）

本文探讨了在制药及化工专业有机化学“羧酸及其衍生物”课堂教学中具体应用启发式教学法的议题。[4]

羧酸类化合物的分子中含有羰基和羟基,而学生在之前的相关章节中已学习过含有羰基的醛或酮及含有羟基的醇的结构与化学性质。所以,羧酸类化合物结构与性质的学习必定离不开之前学生掌握的有关醛或酮及醇的知识。教学中恰当地与醛或酮及醇的知识相衔接并在此基础上提高与拓展,是提高本章授课效果,进而使学生全面掌握羧酸及其衍生物结构与性质的关键。我们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与实践,认为有效地实施启发式教学法,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及推理分析能力,使学生更加深刻而全面地掌握羧酸及其衍生物结构与性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回顾与温习已学过的醛或酮及醇的结构与性质的基础上,教师就羧酸的结构中同时存在有羰基和羟基,向学生提出如下问题:1?与醛或酮相比,羧酸中羰基的活泼性如何,即羧酸中羰基发生亲核加成的活性如何? 2?羧酸中羟基的氢原子为什么会有酸性,即羧酸中羟基的氢原子为什么较醇羟基中的氢原子活泼? 3?羧酸的α-氢原子与醛或酮的α-氢原子相比活泼性如何,即能否像醛或酮的α-氢原子一样发生取代或缩合反应?这一章的讲授与学习紧紧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如果学生弄懂了这三个问题,本章的教学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解决问题的途径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决定有机化合物的性质,性质是结构的反映。对羧酸性质的认识与把握必须从羧酸的结构入手。我们引导学生实时温习醛或酮及醇的结构及相关化学性质,在此基础上分析羧酸的结构;指导学生不要把羧酸的结构简单地看做醛或酮与醇的结构的组合,要在各自结构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与考察羰基与羟基的相互影响。

三、点拨启发的方向与思路,寻找突破点

通过比较与分析甲酸结构中碳-氧双键、碳-氢键、氢-氧键与甲醛及甲醇结构中相应的键长,我们初步得出甲酸与甲醛和甲醇在结构上的相似性,即甲酸与甲醛和甲醇在化学性质上可能有相似性,或者说甲酸可能会发生羰基的亲核加成反应,羟基中氢原子和α-氢原子应该具有一定的活泼性。但是怎样定性分析甲酸与甲醛和甲醇在化学性质相似的程度,或者说差异的程度,则是学生在受启发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教师要引导学生紧扣甲酸分子中碳-氧单键的键长,这一碳-氧键的键长(0?134nm)介于醛或酮碳-氧双键(0?12nm)和甲醇中碳-氧单键的键长(0?143nm)之间(图1)。这一碳-氧键(0?134nm)是解答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根据以前学过的价键理论的知识和甲酸分子中键角的分析,甲酸分子中羰基碳原子是SP2杂化,而羟基氧原子是SP3杂化。介于碳-氧双键和碳-氧单键之间的0?134nm碳-氧键必定是由于羟基中氧原子的SP3杂化轨道和碳-氧双键中的π键的超共轭作用的结果(图2)。由于这种超共轭作用的存在,电子离域程度的增加,整个羧基的稳定性要稍强于醛或酮;极性的碳-氧双键中,带正电荷的羰基碳原子上的正电荷密度由于这种超共轭作用而减小,也即与醛或酮相比,羧酸中羰基发生亲核加成的活性减弱;由于极性的碳-氧双键中,带正电荷的羰基碳原子上的正电荷密度与醛或酮相比有所减小,直接导致整个羧基的吸电子诱导效应减弱,进而导致羧酸中α-氢原子的酸性或活泼性减弱;由于这种超共轭作用的存在和羰基的吸电子诱导效应,必然导致羟基中氢-氧之间的成键电子对向氧原子偏移,羧基中羟基氢的酸性较醇增强。

双碳存在的问题篇（4）

1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温室气体排放及由其引发的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具挑战性问题之一，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包括政策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就数量而言，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人为温室气体，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研究显示，2004年度，二氧化碳大约占总的人为气体排放量的76.7%.因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在于减少碳排放.碳排放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伴随着新一轮城市化浪潮的出现，城市化、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关系开始引起实务界与学术界的关注＼[1＼].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人口，人口向城镇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城镇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一现象被成为城市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高速城市化的阶段.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2010年全国常住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已非常接近，城镇人口为6.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9.68%.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达到6.9亿人，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双重转型的新阶段，预计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8%～1.0%，到2015年达到52%左右，到2030年达到65%左右.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已进行到了中期阶段，今后20年内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党的十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多达七次，城镇化地位的急速提升.城镇化建设也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的工作重心，党的十之后，总理多次在公开场合下提及城镇化的重要性，不难看出城镇化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1978年至2008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一次能源需求年均增长5.7%，电力9.1%.2003年至2008年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双位数.数据表明，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阶段，这是一个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一个阶段，而且此阶段的能源需求具有刚性特征，因此该阶段的碳排放增长也最快.如何在充分认识城市化阶段的能源消费特征和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现阶段的节能减排政策，是中国政府最为紧迫的任务.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城市相继出现，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过程中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现有的研究表明：宏观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共同影响着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城市化对能源消费具有双向的作用，城市化进程导致了经济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能源消费的总量；城市化导致了产业组织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等的合理调整，优化资源配置，使得资源使用更加合理，单位能源消费具有下降的趋势.利用城市化和能源消费之间的回归关系来预测未来50年我国能源需求和供给.现有的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将是能源消费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原因，城市化水平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存在差异.从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来看，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类的研究文献就多，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研究的结论存在很多差异.二是经济结构变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由于各产业对于能源需求存在的差异，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将反映到能源消费上，经济结构的变动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也补完全一致.我国在城市工业化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不断演变，也将有利于降低能源消费的强度.三是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技术进步对我国能源消费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能源效率，改善了能源消费结构，另外一方面，技术进步将促进中国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导致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

对于城市化、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研究文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城市化是一国由低收入迈进高收入的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阶段，与工业化保持一致，目前对我国城市化阶段的认识有：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 加速经济增长时期），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还会保持快速增长（刘霞辉，2003）＼[2＼].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虽然实现了较快发展，但却面临较为严重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涂正革，2008；张红凤等，2009）＼[3，4＼].二是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研究.Parikh 和Shukla（1995）利用发展中国家面板数据研究了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利用问题， 并针对如何避免这期间的温室气体过量排放提出政策建议＼[5＼].国内学者的研究有：王锋等（2010）研究了1995～2007 年间中国二氧化碳 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6＼].林伯强等（2010）就节能与二氧化碳排放约束下中国能源结构的战略调整问题提出政策建议＼[7＼].

目前大多数文献都没有考虑到中国的阶段性特征，即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和刚性问题，而其对中国现阶段碳排放的影响和政策抉择最为重要，由于没有针对阶段性发展问题，所得出的政策建议也缺乏现实意义.城市化的人口转移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高耗能增长特征，是影响中国能源需求及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准确描述现阶段中国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影响因素，需要对城市化阶段的影响有一个把握.为了捕捉中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排放的特征，以及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本文将在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城市化水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2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各省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各个省市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指标，数据来源《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60年》.能源消费指一定时期内，全国各行业和居民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总和.该指标是观察能源消费水平、构成和增长速度的总量指标.能源消费总量包括原煤和原油及其制品、天然气、电力，不包括低热值燃料、生物质能和太阳能等的利用.本文各省市能源消费总量的数据也来自《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60年》.碳排放的数据来自于陶长琪和宋兴达（2010）的数据[8].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数据是1995年到2007年我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了研究的方便，记城市化水平为Lcity，能源消费总量记为Energy，碳排放记为Carbon.

3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方法来分析我国29个省市城市化发展、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三者原始序列线性图如图1所示

3.1面板单位根检验

3.3模型形式确定

在表2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拟合了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得到三个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3=13.454 84、S2=1.819 439、S1=1.784 417.进一步计算得到F2=203.213，F1=0.406 551.查F分布表，易知在α=0.01显著水平下，拒绝假设 H2，接受H1，即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截距模型.

3.4Hausman检验

在确定模型形式为变截距模型之后，为了进一步确定是固定影响模型还是随机影响模型，还需要进行Hausman 检验.Hausman检验输出结果见表3：

表3Hausman检验输出结果

从估计结果还可以看出，对于本文中29个省市来说，虽然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系数相同，但是1995～2007年间其自身城市化水平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吉林最高，北京、上海分别位于第二、第三位，而最低的是安徽，其次是河南.可以看出，东部沿海省份、老东北工业基地省份城市化水平位列前面，而中部省份城市化水平也与我国当前的城市发展格局还是比较吻合的.

4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选取了1995年至2007年我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均为城市化水平的granger原因.所以建立以城市化水平为被解释变量，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作为解释变量的模型.通过协方差分析检验和Haus man检验的分析结果，确定研究模型的形式为固定影响变截距模型.最后，通过对拟合模型的结果分析，得到如下结论：高能耗、高排放、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时，各省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当然，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只讨论了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而从格兰杰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也存在影响.尽管从本文拟合得到的模型中，能源消费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影响甚微，但是能源消费在经济发展的作用却是不容置疑的.而碳排放对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负面影响，进一步佐证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作为能源消费大国，我国面临着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简单地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使其朝着更有利于节能环保的方向演进.我国目前粗放型增长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城市经济的高增长与能源的高消耗并驾齐驱.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减排潜力巨大，各省市应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加强节能增效和生态环保，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二是为了控制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量的增加，节能减排政策的调整重点应该放在能源强度和能源消费碳强度上.通过制定扶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制定控制高碳能源、高碳工业、高碳产品的市场机制、管制政策和税收政策等相关措施，促使社会各界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使我国城市化道路向新型的低碳城市化道路前进，从而保护生态环境，让经济发展模式更合理.

参考文献

[1]郭郡郡，刘成玉，刘玉翠.城镇化、大城市化与碳排放——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J＼].城市问题，2013（2）：2-10.

＼[2＼]刘霞辉.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J＼].经济研究，2003，38（5）： 41-47.

＼[3＼]涂正革.环境、资源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性＼[J＼].经济研究，2008，43（2）： 93-105.

＼[4＼]张红凤，周峰，杨慧，郭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规制绩效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9，44（3）：14-26.

＼[5＼]J PARIKH， V SHUKLA. Urbanization，energy use and green house effec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results from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J＼].Fuel and Energy Abstracts，1995，36（4）：87-103.

双碳存在的问题篇（5）

3月15日，重庆合川双槐电厂，连绵的春雨把几根竖立的金属管柱洗得锃亮。 喻江涛绕过这些管柱，来到旁边一个银色大罐子下边，双手缓慢地拧开一个管道阀门，伴随“咝咝”的声音，接口处饮料瓶大小的蓝色罐子越发沉甸了起来—“这里面装的就是捕捉到的二氧化碳。” 喻江涛是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环保”）双槐电厂“碳捕集”项目的负责人。在他头上，一个直径3米、长10米左右的银色大罐子里，储存着已经捕捉到的保存在-19℃左右的液态二氧化碳。 这些液态二氧化碳是通过一套在外界看来颇显神秘的装置，从电厂排放的烟气中分离出来，再经浓缩提纯后储存在这里。这套装置号称“碳捕捉者”。 “电厂戴大口罩” 这个“碳捕捉者”为中电投远达环保自主研发，是我国首个万吨级燃煤电厂二氧化碳（CO2）捕集装置。 1月20日，它在合川双槐电厂正式投入运行。这个身高数十米的庞然大物，可以从电厂烟气中“捕捉”二氧化碳，然后将其变成液态，用于灭火、制冷、金属保护焊接、生产碳酸饮料等。 “它主要由烟气预处理系统、吸收、再生系统、压缩干燥系统、制冷液化系统等组成。”喻江涛介绍称，该装置对电厂锅炉排烟进行脱硝、除尘、脱硫等预处理，脱除烟气中对后续工艺有害的物质，然后在吸收塔内复合溶液与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发生反应，将二氧化碳与烟气分离；其后在一定条件下于再生塔内将其生成物分解，从而释放出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再经过压缩、净化处理、液化，得到高纯度的液体二氧化碳产品。 “这个脱碳装置就好比给燃煤电厂这个排放源戴上了一个大口罩，通过过滤把对环境没有任何影响的干净气体排放出去，而把二氧化碳留下来集中处理。”远达环保总经理刘艺给碳捕集装置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他说，通过这样的“捕捉”程序，可以获得纯度大于99.5%的二氧化碳，再经过精制，可产生达到食品级标准的、纯度为99.9%以上的二氧化碳液体。 燃煤电厂脱碳技术，被认为是在无法彻底改变能源应用结构的当前阶段，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一大有效手段。 2009年11月，我国对世界庄严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调查显示，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为0.03%—0.04%，而燃煤电厂所排放的烟气中二氧化碳含量高达10%—15%。燃煤电厂是二氧化碳集中排放源。 事实上，为了“捕捉”燃煤电厂烟气中的二氧化碳，早在2006年，中电投集团就着手研究二氧化碳捕集及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团队涵盖热动力、化学分析、机械、电气、仪表等多个专业的30多名博士及高级工程师。 2007年初，中电投远大环保公司与浙江大学、重庆大学联合开展实验研究，解决了烟气对吸附剂的损耗大、二氧化碳干燥再生能耗高等难题，“为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碳捕集装置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和实验基础。”刘艺说。 随后，中电投远达环保和合川发电公司合作，在双槐电厂建立燃煤烟气净化综合实验基地，针对烟气中的二氧化碳捕集、脱硫、脱硝等多个领域进行现有技术改进和新技术研发。 双槐电厂碳捕集装置开建于2008年9月，2009年3月完成初步设计，6月完成施工设计，10月底完成施工安装，12月10日完成调试投入试运行。 “捕碳”经济账 目前，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技术正成为世界各国科学界和企业界研究的热点，全球有100多个碳捕获与封存(CCS)项目正在或即将运行。然而，相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火电规模而言，国内目前的电厂碳捕集项目可谓是凤毛麟角。 既然技术上对二氧化碳的“逮捕”行动可以实现，那么能否尽快将碳捕集装置应用到更多的燃煤电厂？专家们对此表示，该项技术的经济性尚需进一步研究，“其投资成本和利润空间将是一个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重庆合川双槐电厂的碳捕集装置总投资1235万元，采用远达环保研发团队的自有技术，全部设备均在国内采购，已大大降低了投资建设成本。但对于电厂而言，这仍然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碳捕集装置在运行过程中，各种消耗品价格也不便宜，主要消耗品有电、蒸汽

双碳存在的问题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碳排放；供应链运营

一、引言低碳时代的到来，已经在改变企业的生存环境、竞争规则、成本构成、盈利模式和运营方式等。在低碳经济环境下，考虑节能减排因素的同时，优化企业运营决策，协调整个供应链系统已成为我国企业必须面对的重大战略选择问题，这一选择成功与否将会影响到企业的成功与发展。

二、供应链下的碳足迹研究Carbon trust（2006）指出任何产品的最终碳排放都是从原材料到产成品全过程的累积，应该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减少产品碳足迹。Sazvar（2014）也指出近年来消费者和法规都迫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将供应链的总成本与环境影响结合起来研究有关供应链方面的问题至关重要。使用供应链的思想管理产品碳足迹，发现供应链中产生碳排放的主要环节是如何有效控制碳排放，许多学者对供应链中碳排放的测量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Cholette和Venkat （2009）对葡萄酒供应链中运输和库存环节的碳排放进行测量和研究。Keskin和Plambeck （2011）研究了当生产过程中出现多个产品时，如何将过程的碳排放分配到各个产品上。Lee（2011）利用现代汽车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如何将碳足迹因素考虑到供应链管理中，并且在研究中指出：识别和测量出直接和间接碳足迹对降低供应链风险来说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设置测量的边界，对下游产品的使用和上游的投入进行碳足迹的管理可以有效减低减排带来的风险。Lee（2012）以汽车工业作为案例，研究了如何改善碳排放管理和发展清洁生产的问题，量化了企业的直接和间接碳排放，为供应链的低碳化提供帮助。

三、运输环节的碳排放研究许多学者对运输环节的碳排放进行研究，试图发现减少运输环节碳排放的有效方法。Wahab（2011）在一个两级供应链中，假设存在固定和变动碳排放成本，将环境影响考虑到最优生产和配送方案的制定中，以单位时刻的总期望成本最小为目标，得到了问题的最优解。Dekker（2012）系统总结了关于绿色物流运营管理的文献，包括运输方式的选择、设施的布局、闭环供应链等，从中发现可以将环境因素考虑到物流运营方式选择中的领域。Pan（2013）利用企业真实的运输数据，计算了他们公路和铁路运输两种模式下的碳排放，发现采取运输方式合并的混合运输方式能使碳排放降低25%。Hoen（2014）研究了碳排放规制（排放成本和排放限制）对企业运输方式选择的影响，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这些文献都是在供应链网络结构不发生变化下进行的研究，实际上供应链空间结构的再设计也是减少运输排放的主要途径之一。在考虑碳排放因素的供应链结构优化问题方面。Cholette和Venkat（2009）对葡萄酒供应链中运输和库存环节的碳排放进行测量和研究的同时，发现供应链结构会显著影响产品的碳排放。Cachon（2009）在研究碳排放因素对供应链运营决策的影响时，还研究了考虑碳排放因素的供应链网络设计问题。Ramudhin（2010）考虑碳市场敏感性和利用绿色供应链设计思想，建立数学模型，研究了存在碳交易情景下的低碳化供应链网络设计问题。Elhedhli和Merrick（2012）研究了在绿色供应链设计中考虑减少碳排放的问题，并且分析了碳排放和车辆负载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考虑碳排放成本将改变原有的供应链最优架构，因此在供应链的最初设计阶段就应该加入这一因素。在供应链运营管理中考虑碳排放因素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们的关注。Nagurney和Yu（2011）以时装供应链为例，建立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假设每个时装企业都是在追求利润同时也最小化他们的碳排放，求解模型得到了问题的均衡解，并利用数值算例说明了如和在总成本和总排放函数中考虑竞争机制。Plambeck（2012）通过大企业的实例，介绍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好处及如何通过运营管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Bouchery（2012）将可持续因素加入到经典的EOQ模型中，建立了一个多目标的库存模型，研究结果有助于分析不同规制的碳排放情况，帮助决策者做出快速的选择。Du（2013）在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研究了由一个排放依赖型的制造商和一个排放权供应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供应链成员的运营决策问题，并分析了排放权因素对供应链成员决策结果和绩效的影响。Chaabane（2012）在可持续供应链的基础上，介绍了一种混合整数线性规划模型，利用这种模型说明高效率的碳排放管理能够帮助管理者做出成本和效率兼顾的的决策，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Benjaafar（2013）用相对简单的模型，研究了如何将碳排放规制加入到企业的运营决策模型中，以便于企业可以兼顾成本和碳足迹两方面的影响。Ji（2014）基于三重底线原则，考虑减少排放和减少污染的双重规制，研究了如何在生产、配送和处理阶段减轻环境影响，从而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供应链。还有许多学者研究了供应链低碳化中的供应商选择问题。Shaw（2012）指出供应链在环境持续方面的能力依赖于供应链成员的购买策略，但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在成本、质量和提前期等方面，而没有给供应商的碳排放水平足够的关注，因此利用灰色AHP和灰色多目标线性规划方法，研究了供应商选择的问题，以使得供应链低碳化。Dou（2014）指出随着环境压力的逐渐增加，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已经认识到了通过绿色供应商参与绿色化整个供应链的重要性。Kuo（2014）同时研究了考虑碳足迹的库存、车辆路径和供应商选择问题。

四、供应链协调研究

一般情况下，供应链各参与方都是相互独立的经济主体，各自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但各自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往往使其选择的策略与供应链总体利润最大化时的策略不一致，甚至相悖，从而产生双重边际化效应。而通过激励或约束机制的设计可以使各参与方的个体理与集体理趋于一致。因此，供应链协调在供应链管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供应链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分担供应链成员的研发成本、努力成本等可以减轻投资方的资金压力，同时还可以解决供应链中常出现的搭便车效应，从而达到激励供应链成员的效果。在利用成本分担契约分担缺货成本已达到供应链协调方面，Leng和Parlar（2010）在多供应商和单制造商的供应链架构下，设计了回购和缺货成本供应链契约，研究了短生命周期产品供应链的协调问题。成本分担契约在激励供应链成员提高创新水平方面，薛君等（2010）建立了知识创新成本模型，分析发现成本分担契约有助于提升系统的集成质量。Kaya（2011）在一个努力水平影响需求的供应链中，研究了成本分担契约协调供应链的效果，并与其他契约进行了对比。此外，通过期权的购买也可以起到减轻投资方成本负担和减少供应链风险的作用。Zhao（2010）指出由于需求不确定性的存在，一方面零售商期望从制造商处订购产品时更具有柔性，另一方面，制造商又希望零售商能订购一个固定的量以便于安排生产，这样就产生了双重边际化效应，而通过期权的买卖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研究了期权契约协调供应链的情况，研究发现，相比批发价格契约，期权契约总是能使供应链达到协调。Liu（2014）进一步研究了当制造商和零售商存在风险偏好时，期权契约协调供应链的情况。合理的利润分配必然是供应链协调的必要条件。Shapley值解是一种基于期望边际收入进行利润分配的方法，自1853年由Shapley提出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Zheng（2011）在一个第三方参与回收的闭环供应链中应用Shapley值法研究了供应链成员间的利润分配问题。Ghadimi（2013）在由一个制造商和两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值中，利用Shapley法研究了三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以达到供应链的协调。关于低碳因素相关的供应链协调方面，Yang和Zhang（2011）指出低碳经济的到来带来了低碳供应链的概念，为了顺应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改变，企业需要采取低碳供应链管理的战略以提高自身竞争力，低碳供应链中成员之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研究了低碳供应链管理中提高合作绩效的问题。Caro（2011）建立了一个解决该问题的模型，并研究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时的供应链联合减排问题。Du（2013）在排放权交易机制下，研究了由一个排放依赖型的制造商和一个排放权供应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供应链成员的运营决策问题，并分析了排放权因素对供应链成员决策结果和绩效的影响。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低碳经济下供应链运营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利用供应链的思想来管理碳足迹、探讨了运输环节的碳排放问题、考虑碳排放因素下的供应链结构优化、供应链低碳化的供应链选择以及供应链协调等诸多方面。虽然也有文献考虑到将碳排放因素引入到供应链的运营管理中，但是还没有关注到当供应链中存在低碳和普通两种产品时的差别化定价问题、也没有关注到围绕供应链低碳化的减排和低碳宣传等问题、更没有通过供应链的协调机制设计研究如何提高产品减排率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冯之浚,牛文元.低碳经济与科学发展[J].中国软科学,2009(8):13-19.

[2]庄贵阳,潘家华,朱守先.低碳经济的内涵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经济学动态 2011(1):132-136.

双碳存在的问题篇（7）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国际碳市场体系发展缓慢。尤其是国际碳商品的价格大幅下降严重阻碍了国际碳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京都议定书》的延续、新兴碳市场的构建，无疑给国际碳市场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此时，国别碳市场之间的对接计划及其实施对国际碳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已非比寻常。其中，欧盟碳市场与加州碳市场、欧盟碳市场与澳大利亚碳市场的对接计划都格外引人注目。

目前，中国碳市场已经通过CDM机制与《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一些附件1中国家的碳市场实现了单边对接，但中国企业并未充分获得碳市场对接的全部收益。实际上，中国碳市场建设的目标之一即是通过国内碳市场与国际碳市场的对接，促进节能技术研发并降低减排成本。中国的碳市场建设需要从国际碳市场对接的实践中学习经验。

在上述背景下，笔者在述评碳市场文献的基础上，对碳市场对接的理论内涵、兼容性及经济效应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同时针对中国碳市场发展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本研究能够丰富国内碳市场对接的文献资料，并对中国碳市场的发展与完善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碳市场文献综述

自2005年国际碳市场建立以来，学者们对碳市场问题的关注不断增加，研究热点主要围绕着碳交易价格、碳市场绩效及碳市场发展等问题。

（一）碳交易价格

碳交易价格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魏一鸣等（2010）认为，碳交易价格受国际谈判、国家配额分配、政府公告等多因素的影响。郭日升等（2010）进一步指出，碳交易价格与可供交易的排放权和排放指标的总量基本上成负相关。同时投机等因素也对短期内价格生成有很大影响。Albemla等（2008）的实证研究显示，欧盟碳配额的现货价格对能源价格和意料之外的温度变化均有反应。Leeonte等（2010）认为，碳价格的频繁波动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政策与标准的碳定价工具。

（二）碳市场绩效

设计碳交易市场机制的目的是帮助各国以一种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碳减排目标，鼓励私人机构为碳减排行动做出贡献，鼓励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以及增加向这些国家的技术转让和投资（Murphy等，2009）。碳交易市场建立后这些目标是否实现，即碳交易市场绩效问题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Bousquet（2010）考察了减排交易对企业的短期投入需求和长期生产决策产生的影响。研究得出，企业的决策取决于平均成本效应、边际可变效应及技术效应的相互作用。Chappin和Dijkema（2009）考察了引入碳排放交易机制对荷兰电力市场的影响，他们发现，碳排放交易的影响较小，并且起作用的时间较晚，碳排放交易的经济影响比选择用煤发电的经济激励要小。魏一鸣等（2010）认为上述研究存在明显缺陷――忽视了电力需求弹性问题，也没有对基于排放和基于产出的配额分配方式进行比较。他们利用Agent方法和实验经济学平台进行了模拟研究并得出，碳配额机制使得环境的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从而提高了电价；碳配额机制可以显著地影响电源结构。

（三）碳市场发展

在国际碳市场发展问题上，争论焦点之一是是否需要建立全球一致的碳价格。Ackerman（2008）认为，从经济学理论来说建立全球统一的碳价格是不必要的。因为在一个不均等的世界中，市场经济的逻辑意味着一个富国实际上应当有着更高的碳价格。与之相反，在斯特恩报告中提到：一个全球大致相同的碳价格是国际集体行动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必要元素。对于碳市场对接问题，目前尚没有可借鉴的中文文献，而国外学者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Edenhofer等（2007）探讨了碳市场对接的意义。认为，碳市场对接有助于国际减排合作和获得更多低成本减排机会。Lanzi等（2012）也认为，碳市场对接能够降低实施国的减排压力，并有助于碳价格调整。而Marschinski等（2012）指出，由于一般均衡效应和市场扭曲，市场对接并不总是有利于所有参与国。此外，Perdan和Azapagic（2011）指出了市场对接的必要条件――需要不同交易体系的技术调整和协调，也需要明确的监管和政策信号、持续的政治支持以及稳定的经济环境。

关于中国碳市场发展问题，李萌、权圣容（2010）认为，发展碳交易市场需要采取金融支持，重点是建立碳交易的统一的国内平台。鄢德春、（2010）认为，我国更应强调创设与CERs相关的市场机制，从搭建卖方价格机制的角度建设我国的碳排放市场。于同申等（2010）同样认为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应以供给为导向。龙乾（2012）设计了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立的“三阶段”方案。李继峰（2013）进一步指出，我国碳市场建立会在短期内提高一些行业和企业的生产成本。

综上，国内学者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国内碳市场建设问题上。而国外学者已经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国际碳市场的对接问题。国际碳市场对接的理论和现实将对我国碳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碳市场对接的内涵与现实

Mehling和haites（2009）将碳市场对接定义为：“某个碳排放交易计划中的参与者可以使用其他合规碳排放交易计划中管理者所发放的碳配额或碳信用”。换言之，当一个碳市场允许其参与者使用来自于其他碳市场的碳配额或碳信用来满足其国内的履约义务时，碳市场对接便产生了。

国际碳市场体系以《京都议定书》为基础，在《京都议定书》所设计的“联合履约”（JI）、“清洁发展机制”（CDM）和“国际排放交易”（ET）机制之下，形成了以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体系为基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和建立在减排信用体系下的碳抵消市场，碳市场类型的不同使得碳市场对接呈现出不同对接模式及特点。

（一）碳排放交易体系内的市场对接模式

在碳排放交易体系内部，两个都以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体系为基础的碳市场，单向或者多向地接受了对方的碳配额，便形成了碳市场的直接对接。根据其交易方向，这一直接对接模式可以分为单边对接、双边对接和多边对接三种类型。

在一个单边对接中，碳市场A接受了碳市场B中的碳配额，但碳市场B不接受碳市场A中的碳配额。或者说，碳市场A中的企业可以购买并使用来自于碳市场B中的碳配额来满足其国内的履约要求，反之则不可以。在单边对接中，碳市场B中的碳配额在两个碳市场中具有同样的履约作用，而碳市场A中的碳配额不能在碳市场B中发挥履约作用，欧盟碳市场（第一阶段）与挪威碳市场的对接便属于这种类型。如果碳市场A与碳市场B均同意接受对方发放的碳配额，这两个碳市场便实现了双边对接。欧盟与澳大利亚计划于2015年启动的碳市场对接便属于这种类型（参见表1）。在一个双边对接中，碳配额可以在两个碳市场中自由交易。每个碳市场中的碳配额在两个碳市场中具有同样的履约效用。如果碳市场参与者的数量超过两个，则形成了一个多边对接。此时，碳配额的流通区间与履约效用已经扩大到整个对接区域。

（二）碳排放交易体系与碳减排信用体系之间的市场对接

如上所述，京都议定书为了促进减排，建立了三种机制。其中，包括CDM在内的碳减排信用机制不要求交易主体缴纳碳信用或碳配额。同时，在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体系的碳交易管辖权中设置了一项条款，承认来自于碳信用体系的碳配额或碳信用。设定这一条款的目的是想通过创造一种外来的需求来保证碳信用体系的运行。因此，碳排放交易体系与碳减排信用体系之间的市场对接，只能是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管辖主体单方面接受碳减排信用体系中的碳信用或碳配额，这明显也是一种单边对接模式。典型实例是欧盟碳市场与CDM或JI的对接。欧盟在2004年颁布了“对接指令”（2004/101/EC）――允许欧盟的碳市场参与者可以从2005年开始使用CDM中的CEils，从2008年开始使用JI中的ERUs来履行其减排义务。

除直接对接模式外，还存在一种间接对接模式。两个碳市场即使并未直接对接，它们也可以通过和一个共同的第三方体系（或碳市场）进行独立的单边对接来实现间接对接。典型实例是，挪威的碳市场与欧盟碳市场（第一阶段）建立了单边对接，而欧盟的碳市场与CDM机制也建立了单边对接。这样，挪威的碳市场与CDM机制之间便构成了碳市场的间接对接。

三、碳市场的兼容性分析

在进行碳市场对接过程中，对接主体需要首先考虑碳市场的兼容性问题。实际上，对接主体在碳配额的监控、储存条款、注册与登记条款、对新进者及停业的监管规则、承诺期与分配方法等方面所存在的市场差异并不能构成碳市场对接的主要障碍。对待以上问题，对接主体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相比之下，双方在碳商品设计原则、减排目标的严格度、碳抵消信用标准、价格调控手段等方面存在的市场差异将成为影响碳市场对接的巨大阻力。

（一）碳商品设计原则

《京都议定书》是依据总量控制原则建立的国际碳交易机制，多数碳市场也是依据这一原则构建的，或者准备根据这一原则建立。同时也有少数一些国家准备利用碳强度目标原则来设计本国的碳市场。日本的自愿碳市场就是在碳强度目标基础上建立的。显然，一个以碳强度目标为基础的碳市场与一个以总量控制为目标的碳市场之间很难进行对接。比如，加拿大计划筹建的碳市场准备采取碳强度目标，它所发放的碳配额不太可能与《京都议定书》下的履约单位相交换。因为加拿大的企业不能通过购买CDM机制中的CERs来抵消本国的履约责任，所以加拿大的碳市场很难与《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非附件1国家的碳市场建立单边对接。

尽管Ellis和Tirpak（2006）的研究认为，一个依据总量控制原则构建的碳市场与一个依据碳强度指标构建的碳市场之间也存在对接的可能性，但二者的对接仍将困难重重。在一个依据碳强度指标构建的碳市场中，碳配额的分配一定意义上是在鼓励增加产出，在促使企业提高产出的同时也将增加碳排放。与一个采取了总量控制目标的碳市场相比，碳强度的分配被视为一种补贴，二者的对接必将引发对竞争力的担忧。此外，当一个依据碳强度指标构建的碳市场成为一个依据总量控制原则构建的碳市场中碳配额的净买者，前者可以通过增加更多的生产来对后者的环境有效性施加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当前状况下，从政治障碍、对接成本等方面考虑，在短期之内，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市场更易于将本国的碳配额与《京都议定书》中所规定的履约单位进行交换。换言之，总量控制与排放交易市场非常有可能与CDM或新的碳配额机制实现单边对接，进而实现间接的市场对接。

（二）减排目标的严格度

减排目标的严格度可以从限额水平、执行行业范围、监控严格度等方面进行考察。不同碳市场所规定的排放限额标准、涉及减排的行业以及执行监控的严格程度并不一致。比如，在欧盟碳市场内的排放限额或多或少的比其他国家承诺的限额更加严格。在减排目标严格程度不同的碳市场之间的对接，实际上等于将减排成本从减排目标较弱的碳市场向减排目标较严格的碳市场的一种转移或分配。减排成本间的差异与重新分配是连接两个碳市场的重要经济动因，但同时也可能成为重要的政治障碍。对接市场在减排目标严格度上所存在的差异是否在双方可接受的区间内，成为决定市场对接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

《京都议定书》为参与国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责任承担规则。但是从市场对接的角度而言，《京都议定书》对排放限额的规定仍不够充分，参与国可能还会要求各国在减排目标严格度上可以相互兼容。实际上，即使缺乏《京都议定书》类型的协议，各国仍然可以就其碳市场达成类似的严格的碳排放限额。要保证碳市场的长期绩效以及重振市场参与者的信心，严格执行至关重要。

（三）碳抵消信用标准

碳抵消是指经济主体通过购买碳信用额度的方法来抵消它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在不同的碳市场中，碳抵消信用标准并不一致。比如，一些美国国内的碳市场（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碳市场）允许参与者使用来自国内的农业、森林业的碳信用，以及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减少森林砍伐和退化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计划（REDD）中的碳信用，但是他们并不承认来自于CDM的碳信用。与之相反，欧盟碳市场只接受来自于CDM的碳信用，而并不承认森林碳信用。显然，对接碳市场在碳抵消信用标准上存在的差异将成为碳市场对接的直接障碍。

值得强调的问题是，如果对接碳市场中仅一方接受了某些碳信用，他们利用这些碳信用满足国内的履约要求后，将国内的碳配额销售给未接受这些碳信用的碳市场，这将影响对接体系中碳配额的总体供给水平，继而对碳配额的价格产生影响。这一问题将困扰对接碳市场中的决策者。此外，在两个对接碳市场中，其中一方对碳抵消信用进行了折扣，而另一个碳市场没有对这些碳抵消信用进行折扣，这将导致对接碳市场间的套利行为，并由此阻碍市场对接。

（四）价格调控手段

在碳市场运行过程中，政策决策者可以通过碳配额的价格限额、贸易限制、借贷行为、分配方式等手段调控碳价格，进而达到其政策目标。对接市场所采取的价格调控手段对碳市场对接有重要影响。

对碳信用的进口限制将阻碍碳市场对接。为了防止引入低成本碳信用对本国碳配额价格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往往会通过限制碳信用进口的方式，来调控本国的碳排放额，使其保持在一个既定的水平上。实际上，碳信用进口限制本身即是对碳市场对接的否定，采取进口限制的一方必将遭到另一方的反制措施。从碳配额的分配方式上看，国际上惯用的两种方式是免费发放和采取拍卖制度。与采用拍卖方式发放配额的碳市场相比，免费发放配额的碳市场相当于给本国履约企业的一种补贴，对接后的价格趋同也将带给该国企业更多的收益，显然，市场对接需要对接双方在碳配额分配方式上进行协调。

四、对中国碳市场建设的启示

目前，中国碳市场正在通过CDM机制与《京都议定书》中的附件1国家的碳市场进行着单边对接。随着中国碳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这一对接将更加紧密，与其他碳市场的双边对接或多边对接也将成为可能。因此，中国需要从国际碳市场对接的理论与现实中学习经验，做到未雨绸缪。

（一）碳减排目标的选择

中国属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非附件1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的要求。并且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重视减排的同时，中国仍将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前文的分析结论显示，依据碳强度指标构建的碳市场要比依据总量控制的碳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要小。因此，短期内，中国应该依据碳强度指标来构建国内的碳交易体系。从市场对接的角度分析，中国当前的市场对接依据的是以总量控制原则为基础的CDM机制。从长期看，这一模式仍将是中国市场对接的主要模式。因此，中国需要在长期中转向基于总量控制下的碳市场。

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实行地区差异策略――在国内较发达区域，直接采取总量控制原则建设碳市场，而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短期内采取碳排放强度指标，长期内转向实施总量控制指标。

（二）电子交易系统对接

尽管中国的碳市场通过CDM机制与附件1中一些国家的碳市场实现了单边对接，但是这一对接并不全面，中国企业没有完全获得市场对接的财富转移。例如：国内公司出售的CEils价格远远低于欧盟的碳配额价格，主要利润被金融中介机构所获取。

碳商品无实体形态，仅仅以电子记录方式存在于某个注册机构中。在中国碳市场与其他碳市场的市场对接中，为充分获取市场对接的收益，需要进行电子交易系统对接，使碳配额及碳信用可以在两个注册机构中转移。通过电子交易景统的对接，一家外国履约企业可以直接购买中国合规的碳配额并将其直接转移到其在国外的注册机构的账户中。然后，他可以将国外的碳配额转移到本国管理者在国外的注册机构的账户中，用其来履行强制减排义务。这样，国际金融中介机构的获利空间就会大大降低。

双碳存在的问题篇（8）

【摘要】低碳经济是针对高碳经济而提出的，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但是近些年来有学者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因此，应当寻求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这些理论基础在当代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关键词】高碳经济低碳经济理论基础当代价值（一）低碳经济的提出背景、内涵、特征：全球每年因工业、农业、生活等活动而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有230多亿吨。生物学研究表明，地球生态自净二氧化碳的能力每年只有30亿吨，全球每年剩下200多亿吨残留在大气中，使地球不堪重负。根据数据显示，中国近百年来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1.1℃，未来50-80年中国平均温度可能升高2-3℃。2007年我国碳排放居全球第二，2009年与美国的大致相当，不久的将来会成为第一。通过分析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及全球气温的逐年变化发现，全球变暖90%的因素归于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对于能源使用将带来环境污染、二氧化碳排量增多的事实以及造全球变暖的危害性后果逐渐达成共识。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以化石燃料为主的高碳经济。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明确概念，于2003年在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被正式提出。它具有综合性、技术性、全球性三个方面的特征，理解低碳经济的特征，能更好理解其内涵：然而，近些年一方面低碳经济的宣传和发展不断深入，但另一方面，关于低碳经济的反对之声应运而生，对于其概念初衷和必要性产生质疑。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杨新兴等提出的“低碳经济理论依据不足”的问题。他认为，地球上的气温变化与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之间，并没有完全的正相关关系。温暖的气候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不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对于响应低碳经济的一些措施并不恰当。节能减排是针对环境污染而提出的，目前国家环境监测的标准大气污染物主要是：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臭氧等。二氧化碳并未列入大气污染物系列，因此将节能减排等认为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措施并不恰当。对于低碳经济所面临的种种质疑，应当从经济、政治、哲学、科学等多维角度寻求发展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找到发展依据并探究其当代价值。（二）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1、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自然作为一切存在物的总和，这是最广义的自然概念。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称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以区别于客观存在的自然环境。这样，自然概念就包括“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即自然环境），也包括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自然环境首先表现为人类生产活动的要素，其次表现为人类科学活动的对象。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人化自然观。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出现，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要解决的其实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问题。而低碳经济的提出和发展，正是对这一矛盾问题的良好解决方式，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避免后续危害，从而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还有规律的的作用的论述，如果人类不遵循自然规律，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而环境保护，与自然和谐发展，正是遵循规律的表现。2、 理性科学分析作为依据。针对低碳经济的反对之声，理性的科学分析可以对其质疑作出解答。根据科学研究数据发现，近一百多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两次波动，总的看为上升趋势。进入八十年代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1981～199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上升了0.48℃。对于低碳经济的质疑之声主要是针对这一阶段中，全球平均气温并非一直在变暖，还有变冷的阶段；全球有的地域气温变低，有的地域气温升高。但是在研究问题时，不能狭隘地研究某一地域，而应以全球的平均气温为依据。而且，从历史发展总时期来看，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全球气候变暖基本是正相关的关系。这些都是发展低碳经济的理性科学分析依据。3、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改变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依靠技术创新来发展经济，“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不构成危害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维持生态平衡，避免环境恶化和环境污染，控制重大自然灾难的发生。这与低碳经济改变高碳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 的观点不谋而合，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导向。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关系的目标正是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理论都要求发展低碳经济。4、 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生态文明理念充分显示了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应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的理念，有利于解决低碳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参考文献[1]杨新兴. “低碳经济”的理论依据不足.前沿科学（季刊）.2011，3第5卷，（19）[2]张坤民.低碳经济论.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双碳存在的问题篇（9）

[DOI]10.13939/ki.zgsc.2016.03.034

1 引 言

“绿色经济”作为一种颠覆性的发展趋势，已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能源环境效率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能源恢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当前的发展正面临国际减排和国内发展的双重压力，能源环境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将发生。在“十一五”规划中将能耗降低20%作为硬性节能指标，“十二五规划”中又指出要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提出两个硬性指标，即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15%，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因此，探讨能源环境效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仅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很重要的实践价值。

近年来，国外一些经济学家为了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WS Chung，S Tohno（2009）编制了韩国的能源投入产出表，并利用1985―2000年投入产出数据对韩国的能源环境政策进行分析。本文基于2002年、2005年和2007年三期可比价绿色投入产出表系（雷明，赵欣娜，2011），首先从行业间关联度入手，然后从双因素效率层面，结合静态和动态角度，对双因素能源―经济―环境效率进行评估。并且通过各种消耗关系和消耗系数之间的变动分析资源环境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2 绿色核算下的双因素效率分析

能源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2001―2010年十年之间，我国能源消费量以只翻一倍的增速推动了不变价GDP增加了1.5倍（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2）。这说明近十年来，我国能源需求很大部分都是依靠能源效率提高的途径来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8%，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和6.3%，平均占GDP 40.1%的工业产业消耗了67.9%的能源，排放出83.1%的二氧化碳（崔民选，2009）。许多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如何正确衡量经济增长、能源消耗、环境制约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已变得日益重要。

3 能源双因素效率评价

完全能源消耗系数是指每元产出所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的能源量之和。在绿色投入产出核算中，对能源的消费，除了与相关行业有直接消费外，还与有关行业有间接消费。从而完全能源消耗系数是这种直接消费与间接消费的全面体现，这个指数比直接消耗系数更本质、更全面地反映了行业内部、之间的发生的经济数量关系。

绿色核算所涉及的能源都属于不可再生能源，因此其消耗是不可逆转的。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角度来考虑，如果某行业能源消耗系数越大，该行业就应该考虑寻找相应的替代品，即有必要进行行业发展转移。基于上文编制方法，参照行业分类与投入产出部门对照表，本节基于2002年、2005年和2007年可比价绿色投入产出表系，将所有行业归并为42个行业，整理核算出三期各行业能源消耗系数。表1是2007年、2005年及2002年中国能源消耗系数前十位的行业。为了统一加和，各种能源统一为吨标准煤，能耗系数的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

从表1可以看出，一是能源消耗系数排名靠前的行业多年来比较稳定，排名前十位的行业基本没有改变，这也证明了能源消耗系数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二是 2002―2007年间，能源消耗系数有波动性的减小，这说明五年来，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能源利用效率虽有波动，但整体效率有所增加，响应了节能减排的号召。三是具体到居于前十位的各个行业，主要是包括能源产业行业及金属工业相关行业，尤其是五大能源行业。这说明能源行业无论是从直接能源消费角度，还是间接能源消费角度都是重点行业，能耗仍是产业转移的重点。

4 环境双因素效率评价

完全碳排放系数是指每元产出直接产生和间接产生的污染物（碳排放）总量，是通过绿色核算计算而来的。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数是直接碳排放与间接碳排放的全面体现，直接碳排放是指行业直接产生的碳排放污染，而间接碳排放是指其存在的隐形污染。完全碳排放系数比直接消耗系数更本质、更全面地反映了行业内部、之间的发生的经济数量关系，能反映出行业碳排放任务的完全责任担当程度。具体计算方法类似于完全能源消耗系数，与能源消耗系数不同的是，能源消耗系数是根据能源总量计算而来，而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数是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三种消耗量较大的一次能源为基准来测算。首先基于绿色核算，核算出三种一次能源的完全能耗消耗系数，进而计算出完全能耗量，根据2006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第二卷（能源）第六章提供的参考方法，结合中国能源消耗的实际情况，碳排放总量可以根据各种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估算量加和得到。具体公式（1）如下：

CO2=3i=1CO2i=3i=1Ei×nNCVi×CEFi×COFi×（44/12）（1）

其中，CO2代表估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i=1，2，3分别代表三种一次能源；E代表完全能耗量，在此折算成能源度量的统一热量单位标准煤；NCV为能源净发热值；CEF为碳排放系数；COF为碳氧化因子（取缺省值1）；44和12分别为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

基于上文编制方法，参照行业分类与投入产出部门对照表，本节基于2002年、2005年和2007年可比价绿色投入产出表系，将所有行业归并为42个行业，整理核算出三期各行业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数。表2是2007年、2005年及2002年中国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数前十位的行业。碳排放单位统一为吨，碳排放系数的单位为吨/万元。

从表2以看出，一是从行业整体来看，完全碳排放消耗系数行业间差异很大，尤其是系数最大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远高于其他各个行业。然而三期各行业排名相对稳定，尤其是排名前九位的行业完全一致。这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行业异质性是造成系数差别的主要原因，因此行业系数相对稳定。二是2002―2007年，64.29%的行业完全碳排放系数呈现出波动性减小趋势。这说明五年来，各个行业的碳排放责任担当向好的方向缓慢前进。三是具体到居于前十位的各行业，都隶属于工业相关行业，尤其是五大能源行业，全部包含其中。这说明这些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行业无论是从实际排放效果，还是完全责任担当都是需要重视的重点控制行业。

5 结 论

整体看来，能耗问题任重道远，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没有改变，结构性能耗问题仍将持续存在。产业发展模式仍旧较为粗放，结构性能源效益较差，与国际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传统农业、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依然很高，而能源结构不合理，如煤炭在能源结构中仍占较大比例，且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不够。同时未来10年是中国完成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能源安全问题也是迫在眉睫的关键问题。近年来，各行业中环境责任担当的控制存在停滞状态，对环境的污染负荷依然严重。产业结构性污染依然严重，产业结构和污染结构没有突破性改变，产业发展模式粗放，结构性环境问题依然存在。与国际水平存在的差异引发了长期的结构性环境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农业、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依然很高，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不高，造成了排污超载，环境恶化，因此减排压力巨大。

随着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不断提高，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日益脆弱、生态承载力下降等环境问题凸显。经济的发展与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是以市场原则设计的，只考虑了经济系统，对于资源环境的认识都是“取之不竭”的“无价”资源。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投入产出核算不仅考虑了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的密切联系，而且考虑了存量及其与流量间的相互关系。

参考文献：

[1]W.S.Chung，S.Tohno.A Time-Series Energy Input-Output Analysis for Building an Infrastructure for th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Policy in South Korea[J].Energy & Environment，2009（9）：875-899.

[2]雷明，赵欣娜.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投入产出核算应用分析[J].经济科学，2011（184）： 16-27.

双碳存在的问题篇（10）

一、引言

欧盟碳交易体系形成以来，碳现货价格剧烈波动，增加了碳交易市场主体的风险，为了降低和分散市场和交易风险，碳交易中的各种金融工具陆续产生并应用，并且在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而积极的作用。而碳交易市场上金融工具运用的核心又是碳排放权的定价问题。总体来说，对于碳排放权价格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刚刚处于起步阶段， Nordhnus(2001)等提出了涵盖人类活动、空气、气候、海平面、经济活动等因素的整体碳交易评估理论模型。Capros(1999)等分析政策因素如财税政策、能源政策等对碳价格和其他工业部门的影响。Alberola 等人(2008) 证明了只有在极端的温度变化事件中，例如：使四季平均温度都发生彻底改变的事件，温度才会对碳价格形成影响。T.Bole(2009)运用WICCH模型，基于减排成本、各国GDP以及环境容量之间的联系，提出了碳减排成本及价格的预测方法 。黄桐城和武邦涛（2004）从排污治理边际成本以及边际收益两个方面对排污权定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微观市场定价模型。仇胜萍和李寿德（2002）从环境因子的经济以及非经济视角，分析了排污权的定价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以及解决对策 。胡民(2007)和林云华(2009)分别用影子价格模型对排污权的定价进行了分析。

这些研究成果对促进碳排放权的合理初始定价及交易价格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在实际碳交易中，一些模型中的计算或度量过于复杂和不可测，并且要求交易双方具有较好的数理基础，方法的实际应用受到了限制。由于没有统一的定价方法，也导致了碳现货价格的剧烈波动，增加了交易主体的风险。

因此，本文提出一种简单实用的针对企业之间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方法。在这种定价模式下，企业之间的碳排放定价就只需对一个常数进行谈判，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简化了定价的流程和程序，有利于在实际的交易中广泛应用。

二、以两企业为例的碳排放权定价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刺激手段，由于技术水平，能源结构和利用率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碳减排成本不同，形成碳排放权的价格差，从而形成最初的碳交易动机，即出售方可以从交易中取得经济收益，有减排承诺或者有减排限制的经济主体如果本身碳减排成本较高就可以通过交易来降低成本，同时达到削减排放量的目的。

具体来说，不同国家的企业在减排承诺和减排成本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为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碳排放的交易提供了现实可能，由于发达国家能源效率较高，新技术已经普遍被采用，并且已经经过一轮减排，排放基数已经较低，容易遭遇减排瓶颈，所以通常发达国家的企业的碳减排成本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企业。部分企业可以利用减排成本优势进行碳排放权的出售，而另一些处于成本劣势的企业可以通过碳排放权交易购买排放权。但在排放权的定价方面却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标准。这也是导致碳现货价格参差不齐的原因之一。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通过图示来对两个单位GDP碳减排成本不同的企业进行经济研究（见图）。

双碳存在的问题篇（11）

一、碳排放权概述

1997年，为了降低温室气体对大气造成的污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达成了一致的协议，签订了《京都议定书》，该协议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它拥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可以在贸易中进行交易。《京都议定书》确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等三种灵活机制，协议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减排的义务。由于协议没有规定发展中国家也要承担减排义务，企业可以将碳减排量（CERs）“销售”给发达国家获得收益，同时这也带来了很多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

由于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出售配额，企业必须要通过碳基金等公司的运作才能进入国际市场，从转让碳减排权获得利润。目前最大的碳排放权的卖家是世界银行。CDM机制项目下的碳排放权是与传统的商品不同，它是虚拟的，它有严格的交易规则，复杂的开发程序，比较长的合同期限，另外甚至会与境外的客户签订合同，由此可以看出，只有专业的机构才能开发和执行这类项目。我国的企业参与CDM 项目一般需要通过与国际碳基金合作。《京都议定书》中明确规定，国际碳基金在与我国企业进行合作时，必须给我国带来新的低碳技术。目前，国际碳基金主要通过两种操作方式与我国的企业进行合作：一是可再生能源项目等，向我国实施节能项目的企业直接购买碳减排量；另一种是投资高能效项目，对于一些对社会污染危害比较严重的企业，国家碳基金对其进行节能减排，由此获得的碳减排收益根据合同的规定进行分配。

二、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

对于碳排放权的本质和特征的理解存在4种观点：碳排放权可以视为存货、无形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捐赠资产。从从配额年度分配与交付的角度出发，碳排放权可以作为一种存货，但它与存货的有关定义、特征并不相符，同时碳排放权的信用本质与存货的实体价值不一致。从碳排放权的配额分配角度出发，碳排放权可以作为无形资产，但是它与一般的无形资产如商标权、经营权等无形资产在交付义务特征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从计量报告的角度出发，一般情况下，资产与负债必须要相互匹配，对于碳排放资产与负债而言，它们并不相匹配，所以将其作为无形资产也存在争议。从碳交易的角度出发，碳排放权与金融工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既可以进行现货交易，同时又能进行远期、期货、期权交易等，我们把碳排放权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然而，碳排放权期货、期权交易的目的是为了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价格风险以及减排的成本，而碳排放权的实质是为了实现碳减排的目的。碳排放权与持有者两者之前不存在特殊的权益关系。从免费分配碳排放权的角度出发，将碳排放权划分为一种捐赠资产，然而其本质是一种义务和责任，所以它与捐赠资产的相关定义与特征不一致。综上所述，将碳排放权确认为以上四种资产都具有其合理性，但是同时也有矛盾的这些。这些地方阻碍着整个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以及其会计准则制定的进程。根据我国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资产是“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由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并且与该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和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碳排放权与资产的定义相符合，我们根据碳排放权的交易情况来判断，它是为了实现交易而持有的配额。因此，我们需要设立一个新的会计科目进行核算碳排放资产，这个科目的名称为“碳排放权”，简单明了。同时，我们还需要在碳排放权下面设立子科目，比如配额以及核证减排量等二级会计科目。通过设立碳排放权这个科目，对企业核定碳排放权交易成本与收益有很大的好处。

三、碳排放权的计量

碳排放权的计量问题主要体现在计量属性上。而计量属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历史成本是指获得该资产付出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我们对购置或者形成的碳排放权进行初始计量。由于碳排放交易都是在公平、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进行交易，所以企业购买的碳排放权的价格都是客观公平的。但是碳排放权计量仅仅用历史成本来计量是远远不够的。在市场价格波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在不同的时间点取得的碳排放成本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如果我们单纯地只是用历史成本对碳排放成本进行计量，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将失去可比性。

（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在公平交易的市场交易中，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的金额计量。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存在差异，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时态性。但是两者也不是完全对立的，有时候公允价值也可以是历史成本，但是有时它可能是现时成本，即双方都认可的现时市场价格。在最初的交易中，交易成本一般是指现时的价格，但是在财务报告日，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就会存在差异，我们需要通过当天的市场价格重新进行计量。由此可以看出，公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要优于历史成本，它更能体现出经济实质。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没有减排的压力，所以当碳排放权的价值高于历史成本时，一般情况下企业都会抛售。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在进行决策的实质是处理碳排放权的机会成本，即碳排放权的公允价值。

在碳减排量的初始阶段，我国短时间不会形成大规模的交易市场，因此，我们在对碳减排量计量时一般还是采用历史成本。并且，我们将碳减排量划分为存货，对其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

四、结论

由于碳排放权是一种稀缺资源，可以进行交易给企业带来收益，所以企业应该对其进行确认与计量并且在财务报告中进行披露。本文对于参与CDM项目企业的碳排放权的核算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但是对于建立碳排放权的会计准则与制度仍然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研究。（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王艳，李亚培. 碳排放权的会计确认与计量[J]. 管理观察，2008.

[2]王学|，胡i，姜洋. 浅谈碳汇的确认%计量与定价[J]. 绿色财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