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大全11篇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1）

市民幸福感指数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为了解XX年成都市民的幸福感状况，成都市社会舆情调查研究中心在XX-XX年连续调查的基础上，开展了此次调查。调查选择侧重市民个人幸福感的各项指标，制定出了测评体系，包括五方面十大指数内容：

市民的生存状况(如收入满意度指数)

市民的生活质量(如居住条件满意度指数、健康信心度指数、家庭生活幸福指数、交通出行便利指数等)

市民的身心状况(如精神状态指数)

幸福感对比(如生活质量方面与过去的对比、对未来的预期)

人际关系及城市认同(如人际交往和谐度指数、城市认同感指数等)

调查方式：采用了cati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的调查方式，对18周岁及以上、在成都市五城区及高新区居住超过3个月的居民(包括成都户籍的本地人和长住成都的外地人)进行了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报告表明，XX年市民的幸福总指数(3.54)与XX年(3.50)基本持平，幸福感自我评价指数(3.67)较XX年(3.48)上升0.19分；对XX年生活感到幸福的比例(56.8%)，较XX年(46.1%)上升了10.7%。而市民对成都的认同感指数(4.03)较XX年(3.97)上升了0.06分。其中，市民对成都的留置意愿指数(4.61)和喜爱度指数(4.29)最高，分别有近九成受访市民表示喜欢成都和想继续在成都生活，各项指数均达到较高分值。

八成多市民：家庭生活“幸福”

在涉及到市民幸福感的十大具体指数中，较之XX年也发生了变化，最高的是家庭生活幸福指数(4.13)，最低的是收入满意指数(2.97)，除交通出行便利指数较XX年降幅较大外，其它指数均较XX年上升或持平。其中尤以社会治安满意度、收入满意度、人际关系和谐度、生活质量提升、家庭生活幸福五大指数较XX年有所上升。

社会治安满意度指数：3.50，较XX年的3.43上升0.7分。57.6%的受访市民认为XX年成都的社会治安好，仅11.5%的受访市民认为不好；

收入满意度指数：从XX年的2.91上升到2.97。34.2%的受访市民对目前的收入感到满意，32.8%的受访市民表示不满意；

人际关系和谐度指数：3.89，较XX年的3.83上升0.6分。72.8%的受访市民感到和周围的人相处“愉快”；

生活质量提升指数：从XX年的3.14上升到3.43，42.5%的受访市民认为生活质量与XX年相比“提高”了，53.5%的受访市民认为未来生活质量“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或“有所提高”，仅有3.3%的受访市民认为“会有所下降”或“较大幅度下降”；

家庭生活幸福指数：从XX年的4.0上升到了4.13，81.5%的受访市民觉得家庭生活“幸福”；

生活总体满意度、居住条件满意度、健康信心度和精神状态四大指数：与XX年相比保持稳定；

交通出行便利指数：较XX年降幅明显。分析认为，这与私家车增加，重要交通要道如人民南路改造、地铁施工等因素有关。随着XX年我市交通缓堵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如智能交通指挥系统的投入运行，以及重点路段改造的完成，地铁和轻轨的陆续建成，在成都交通出行将更加便利。届时，该指数将得到提升。

15种职业人群家庭主妇最幸福

调查报告对15种职业人群的幸福感作了对比，其中家庭主妇、公务员、离退休人员、企业公司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五类职业人群幸福总指数高居榜首，而又以家庭主妇“感觉最幸福”，幸福总指数达3.9。相对而言，企业公司员工、商业服务业员工及工人的幸福总指数较低。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2）

梁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オオ

近些年来，人们对幸福的要求越来越高，从追求“幸福感觉”转向追求“幸福指数”，希望能够准确地衡量自己对幸福的把握，从而能更好、更有效、更“幸福”地追求“幸福”。

我们在评价和计算“幸福指数”之前，有必要先反问自己，幸福是什么？幸福能否被指数化地衡量？

一、幸福都是相似的？

┝愕愕鞑樵做过一份名为《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这份调查结果显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是城乡居民幸福生活的三大源泉。这份报告有简化幸福的嫌疑，却也得出了重要的结果，传递出很多中国居民对于幸福的认识。从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这三项指标来看，中国居民们更看重长久影响幸福的一些因素。

幸福是一种瞬时感受还是一种持续的经验，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人强调瞬时的幸福感，更多的出于生理层面的考虑。但设想一下，一个人面对突发事件，可能感觉到强烈幸福，但回去冷静下来，仔细盘算，发觉收益并没有那么大，甚至还出现了误算，那么幸福程度自然就会有所折扣。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人回去以后反复体会这次带来幸福刺激的事件，越想越觉得开心，幸福的刺激一次又一次被强化，持续很长时间。所以，瞬时的幸福和持续的经过反思的幸福是不同的。

经济学家黄有光提出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两种人生选择：第一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了大量的工作却从未被承认，也没有获得多少金钱。在他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获得一项极高的荣誉，一辈子的工作也完全被承认了，他感觉无比幸福；第二种，一个人一辈子都很成功，风光无限，也享受到很多东西。可是他在临终时，突然知道自己破产了，或者名誉扫地了，一辈子的成就被否定了，他感觉很痛苦。如果你可以选择，你会选择哪一种人生，你觉得哪一种人生更幸福？

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恐怕还是第二种更为可取，因为从总量和平均水平来看，第二种选择要明显高于第一种。痛苦总是短暂的，它的边际影响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少。幸福指数的调查，还是应该考虑总体的、长时段的、经过反思的幸福体验。

上述研究报告正基于口头及书面的实际调查，故而反映了一种经过时间沉淀以后，反思、想象和体验到的幸福感。这类幸福比较深沉，比较悠长，沉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确实是较高层次的幸福感。虽然它没有刚刚接受到刺激时那么强烈，但经过反思，却是比较准确和有效的真实幸福体验。

中国民众所看重的三种幸福源泉，并非偶然，自我保全和自我复制是生物的两种本能。不难发现，调查结果的幸福三大源泉“家庭和睦、身体健康、经济无忧”形象地表达出这种生物学思想。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负面的启发。如果我们把这三大源泉中任意一种破坏了，甚至只是破坏与幸福源泉有关的资源，就会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不幸。

二、钱越多越幸福？

依据常识可以知道，幸福与经济收入多半相关。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于20世纪70年代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时，已经着手研究人们的快乐水平。他通过对20多个国家的统计、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得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要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结果尚难预测，穷国的幸福水平经常与富国几乎一样高。比如美国居第一，古巴竟接近美国居第二。

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收入水平增长与幸福程度的提高基本同步。然而一旦越过一个阈值（往往是年人均GDP一万至一万五千美元），收入水平与幸福水平就失去了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快乐，也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伊斯特林对其发现的分析和解释颇具说服力：尽管文化传统的差异会使某些国家人民的快乐感超过其他国家，但不同社会生活水平存在着差异的现实是超越国界的。问题的关键是，越富有的国家，人们期望的就越多，从而降低了“财富振奋精神”(wealth lifts spirits)的机会。所以决定人们快乐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是人们对幸福和快乐的“渴望”(aspirations)。这种渴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收入水平开始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或期望值，对人们的快乐和幸福程度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足者常乐就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伊斯特林最终得出研究结论是，金钱与幸福的关系，从统计结论来看，有可能是正相关，但也可能负相关，总体来看，两者不相关。

中国是不是也存在“伊斯特林悖论”呢？答案是肯定的。有一项研究指出，在中国，家庭月收入12001―15000元是一个“阈值”。当月收入超过15000元时，幸福感与收入不再有关联，有可能钱越多越痛苦。

另一份报告则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报告指出，62.3％的中国城乡居民“有时”甚至“经常”、“整天”地感到焦虑不安，但进一步的交叉分析显示，“个人年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和心情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回答“哪些事情经常令您感到愉快？”的问题时，排在前四名的依次是：家庭生活和谐、身体健康、帮助了别人、工作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而“薪酬或收入提高”只是排在第五名。

钱也不是万能的。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幸福度却比农村居民普遍要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农村居民2003―2005年家庭人均收入是2622元、2936元和3255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达到了8472元、9422元和10493元，几乎要相差3倍，而后者的幸福度却反不如前者。显然中国的城市居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压力大到无法让人快乐起来。

三、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幸福？

前几年，有一份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将浙江杭州列为中国最幸福的城市，丽江、青岛、大连、苏州等城市的排名都很靠前。其中理由很简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虽然杭州的人均GDP未必有上海高，但西湖为全体杭州市民们带来的快乐，是上海等城市根本无法想象的。

可是去年另一份报告的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最低，而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排名居前，幸福水平低的原因，主要由高悬的房价和地价所引致。

自然环境、生活氛围对于中国人的幸福水平至关重要。可是随着城市房价的猛涨、日用品的通货膨胀、自然环境所带来的微弱的幸福水平提升，被高房价轻易地打压下去。西湖再好，终不能弥补无法买房（甚至无望买房）所导致的绝望。

有些实证研究表明，所有人群中，由单位建房的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买房族其次，他们虽要归还巨额房贷，但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信心。而主流的租房族倒似乎是最不幸福的，甚至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的幸福感还要低。

有趣的是，有学者的调查表明，有房贷的中国人更幸福。他们解释说，房奴多为70、80后，这些群体本身的幸福感就高于其他代际，因为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是这种逻辑很荒谬。有房有贷的中国人，很可能是比无房无贷的中国人更幸福，因为他们毕竟还能买得起房，说明有一定的收入基础。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比有房无贷的人更幸福。扭曲房价对大城市居民造成的痛苦，实在与“有收入、有目标、对未来充满憧憬”无关。

又有一份报告，主要调查不同职业工作人员的幸福水平。他们的结论是，从不同职业的幸福排名来看，公务员最幸福。公务员的职业优势给他们的家庭、婚姻生活带来诸多好处，公务员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幸福感体验尤其显著。排在第二位的则是中国房地产从业人员。

这份报告与我们的直觉相符。近年来，中央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各级公务员的待遇有了极大提高，一般也不需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所以公务员岗位竞争的激烈程度，远在其他岗位之上。很多学者都认为，目前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实际应得的收入水平不符。单纯从幸福指数的角度来看，固然是公务员的幸福指数最高。但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他们快速提高的幸福水平，往往损害其他就业者的利益，影响社会公平，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

四、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我们这一代人很少谈论什么幸福，倒是更多地谈那些影响幸福的事。有一份公布的报告说，现代人的幸福主要包括住房保证、收入稳定、孩子争气和身体健康这四个方面。实践告诉我们，即使这几个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也不能保证我们幸福，最多只是让我们少一点担忧和害怕。

我们很难界定和研究幸福，只能做减法，看看哪些因素使得当下中国人最不幸福。那么将这份报告反过来，住房担忧、失业担忧、教育担忧、医疗担忧和养老担忧是就中国人的五大心病，这十余年来的改革，始终未能除去这些心头大患。

先来看工作中的忧虑，这里有一系列的数字非常说明问题。大约有四分之一被调查者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工作量不合理；40%的被调查者对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不满意；将近50%的被调查者对自身的发展前途缺乏信心；近四成的被调查者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

“工作的人是幸福的”，这句话恐怕应该打上问号。至少那么多的调查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工作不怎么幸福，大约有三成的人认为工作是非常不幸福的，而真正能体会并享受工作快乐的人，只占所有工作人群的不到一成。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人对工作衍生出来的人际关系、薪酬问题、生活问题等存在不满。工作占据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块时间，却给我们带来大量的不幸，这似乎就是残酷的工作现实。

再来看“孩子争气”这点上引发出来的焦虑。一项调查显示：上海竟然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一闪而过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也占到15.23%，更有5.85%的孩子曾计划自杀，并有1.71%的中小学生自杀未遂。另外一项调查发现将近1/3的在校大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北京大学生自杀率在9―24人/10万人之间，自杀死亡已占至大学生非正常死亡的61.38％。

心理学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孩子内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创伤，有些随着时间的逝去而好转，还有些则沉淀下来，潜在地影响个人的性格。我国目前约有20%的儿童出现抑郁症状，其中4%为临床抑郁，即需要接受临床治疗的重症抑郁。5个孩子中会有一个出现不同程度的抑郁表现。可见中国的孩子们多半都不怎么幸福，默默承受着压力。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问题。虽然大家表示看重身体健康，但是真正时刻关注健康，健康意识较强的人只占总人口的17%。最近十年来，50岁左右的中年人死亡率上升最快，因为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而社会上70―80%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真正健康的人不到10%。以健康意识为例，在我国，每100万元医疗费中，有99%的费用用于治疗，只有1%用于预防；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应该是7比3。这项数字表明国人健康意识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由于事业和家庭等的拖累，健康意识最为淡漠。

一旦生病以后，问题就变得很严重。38.0%的受访者认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形势严峻。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比例依次是33.0%、40.2%和41.0%。34.3%的受访者认为该问题非常严峻。

这些数字是冷冰冰的，但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触目惊心的。病人无论在知识上还是身体上，都处在弱者的地位。疾病给他们带来痛苦，对他们而言，克服疾病是追求幸福的最直接手段。可是，看病难、看病贵、假药泛滥，给他们造成最大的威胁，有可能使他们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3）

一、心理学视角的幸福解读

幸福是个永恒的话题，对幸福的不断追求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目标和方向。在中共中央的引导和鼓励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把居民的幸福感研究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甚至提出了明确的施政方针和目标。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对人们的幸福进行了新的定义，认为幸福更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人的主观体验，在进一步的具体研究中提出了“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评价，是评估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其形式上定义为重视主观评价，拥有较多积极情感，较少消极情感和更高生活满意度。

由于每个人的幸福观不同，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致使对幸福的理解和感悟会出现较大的差异。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幸福感仍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主要包括健康感、富裕感、安定感、归属感、满足感等。幸福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否感到满意，并且是否能够实现自我预期和人生价值的一种全面的主观心理评价。

二、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调查实践

在对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的呼声愈来愈高涨的背景下，国内多个学科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这一领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目前，国内众多学者在对国外幸福感测量工具充分利用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逐步进行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本土化探究，通过编制主观幸福感量表，测量幸福感指数，研究不同相关因素的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邢占军教授通过利用几种常用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对我国城市居民的调查表明：除情感平衡量表以外，中国人幸福感量表、总体满意度量表等，对于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评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充分利用居民幸福感研究的相关成果基础上，邢占军教授依据我国文化背景和目前的社会实际，采取因素和逻辑分析结合的措施，编制出我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量表，提出了我国居民幸福指数体系。

在《望东方周刊》的配合下，奚恺元教授对中国10所城市居民幸福度进行全方位的测评，结果表明当居民财富达到一定程度时，其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居民的幸福感更多程度上是由健康、婚姻、人际关系等其他因素决定的。

袁岳博士领衔的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自1993年开始利用不断完善的零点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指标体系（Horizon Life Quality Index），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对每年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及未来预期进行年度追踪测评。2012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搜狐网联合进行的“全国两会民生系列调查”显示：稳定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41.6%）是确保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2012年，伴随着党的十的召开，“幸福感”一词持续升温。而对于城市幸福感来说，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生活质量等多个方面。由《望东方周刊》、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联合发起的以“民生幸福，成就中国”为主题的“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中，成都市荣获了“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最高荣誉大奖――中国最美幸福城市大奖”。

三、居民幸福感的成因分析

飞跃发展的成都在社会经济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全国越来越有影响力，居民们从只追求单纯的娱乐方式到追求整体的生活体验，对成都的认同感、归属感都在增强。要强调幸福感，普通人说幸福才是真的幸福。当然，成都成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也有着深刻的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

（一）自然原因

“天府之国”在历代文人学者笔下成了四川盆地的代名词。成都位于天府之国的中心，至今仍然还在享受着恩赐，拥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自然环境。由于成都冬暖夏凉的气候特征，全年都适宜开展各种户外活动，并且在都江堰伟大工程的影响下，成都很少有水旱灾害，从秦汉以来就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华阳国志・蜀志》）的天府之国。在20世纪20年代，著名地理学家任乃强在《乡土史地讲义》中对四川盆地的自然环境作过具体阐述：“若以四川盆地与黄土之黄河平原比则无亢旱之虞，与冲积之江汉平原比则无卑湿之苦，与三熟之广东平原比则无水潦之患，与肥沃之松辽平原比则无霜雪之灾。”自然条件是人们选择居住地的首要考虑因素，其决定了生活称心与否、身体健康与否、就业方便与否等最基本的生活要素。

（二）社会原因

2012年成都市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的“幸福成都”，成都市围绕这个目标制订了一系列的行动计划，重点改善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居民环境及社会管理等四个方面。

1.就业收入

奚恺元教授的观点认为幸福不只是当前的幸福，更包涵了当前和未来的幸福的总和。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我们还需要有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2013年年初，成都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在成都市内广泛开展了“幸福成都”活动，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招聘会、技能服务、园区岗位对接等，目的是促进成都市的就业工作，帮助困难群众就业和创业。经过两个月的实施之后，成都市的居民收入直线上升。全城居民可支配收入完成了5000多元，同比增长了14%。同时，市政府为了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提高了全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每月最少达到1200元。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设，到2013年3月份为止，与工会企业签订的协同合同一共达到5000多份，覆盖职工人数40多万人。2012年民生工程方面，财政收入达365亿元，同比增长37.3%。正是公共投入的民生取向，为幸福成都提供了强力支撑。

2.社会保障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搜狐网进行的调查显示，社会保障成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从2012年以来，成都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直在不断完善，力争全面推行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扩大社会保险的保险项目，对老年人的养老保险格外注重，尽力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同时加大对医疗和城乡扶贫方面的扶持力度。民生十大工程共计153个项目，2012年年底，对民办实事民生工程进行综合验收，市民代表对民生工程目标完成情况的满意度达到94%。据相关部门调查研究，城区的居民参保率高达98%以上，医疗报销的住院报销比率达70%以上。成都市政府还推进了养老服务，全面落实老年人的优待政策，计划建设59个老人社区服务中心。这对成都市建设“幸福成都”有着相当大的意义。正是广泛覆盖的民生工程，为幸福成都奠定了坚实基础。

3.人居环境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成都的生态文明建设亦快马加鞭，将建设“宜人成都”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落脚点，通过规划和立法有效保护全市的山、水、田、林等生态系统，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打造城景相融、田园相连、山水相依的生态宜居城市。从2012年6月份起，成都市政府开始加强城乡环境的建设和治理，开展了“蓝天、白云，我的家”活动。对于垃圾乱扔、脏水乱倒等行为坚决制止，适当时候采取罚款措施。政府在限制居民一些不文明行为的同时，自身还开展了植树造林、推进城市绿化等活动。最新的一项民生工程就是启动80公里环城生态区建设，构建“六湖八区”生态湖泊水系，力争用几年时间打造规模宏大的大都市湿地景观，为中心城区提供“绿肺”。正是绿色发展的人居环境，为幸福成都塑造了生态本底。

4.社会管理

在学者邢占军看来，幸福指数是一种执政理念，政府要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备治安防控体系。在2011年，成都市政府通过创建市、区县、镇乡三级治安防控体系，不断扩大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围，并且制定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以进一步推动新建农村社区的工作。加强维权力度，积极推进建立完善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不断提升非公企业、中小企业集体合同签订率，积极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2013年第一季度多次解决了群众来信，群众来访，以及网上群众来信等问题，积极组织市领导接待群众，更好地稳定和完善了政府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顺利完成成都市各乡镇、街道全部建立便利服务中心的工作。正是包容创新的社会管理，为幸福成都筑起了坚实的后盾。

（三）其他原因

既能安居，又能乐业，并不能说明成都就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人情幸福度和城市包容性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2006年，经广大市民广泛讨论后形成共识的成都城市精神12字中的前4个字就是“和谐包容”。当代著名学者、散文家傅国涌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到成都寻找历史》。他在文中说：“川人有血性，能包容，接纳外来人口，不排外，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移民省份，他们的先人往往都是从湖广等地迁徙过来的。”一个具有浓郁人情味的城市，无疑能给人最直接的幸福感受，而人情味主要取决于一个城市全体市民的公共责任意识和行为。

四、小结

幸福是一种心理体验，作为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历经半个世纪的研究，有关居民幸福感的讨论终于在当代散发出璀璨的光芒，指导着人类的幸福之旅。十报告多次提及“人民”和“服务”，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是走向现代社会管理的开始。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若要进一步提高居民幸福感，政府还必须在百姓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生态环境、基本人权等方面增加公共支出，改善居民的社会环境和综合感受。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在统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稳定等问题稳步推进，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亲情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安全感、幸福感进一步提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一起创造幸福和美好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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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4）

曾经，幸福还只是人们的一种渴望，或只是个体内心的一种感受。可当今，“幸福”和“幸福感”已经成了社会生活的热门话题。不仅涉及“幸福感指数”的调查越来越多，而且如何看待自己和身边人的幸福感也不时引发人们的热议。前不久，全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比出炉，其结果尽管见仁见智，但是，诸城市都以各自的魅力诠释了幸福。与此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幸福”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我们走来。

幸福与否虽然取决于每个人的认知和评价，与国民的货币收入、物质财富的多寡不一定成正比，但是，没有一定的物质财富作为生存的基础，幸福还只是彼岸而非此岸。有个流传很广的“乞丐与富翁”的故事，说的是：一个乞丐与一个富翁都在晒太阳，到底谁更幸福呢，好像很难讲。但是，如果明天下雨呢，富翁生活依然，乞丐也许就不一定气定神闲了――这说明，幸福感归根到底还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经过改革开放30年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增强，国民财富迅速积累，这为中国人民走上幸福生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谈论幸福才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近年来，国民幸福，特别是幸福指数问题，已引起决策者和社会各界的较多关注。党的十七大把国民幸福作为一种执政理念和评价指标加以提出，充分体现了党为人民谋幸福的根本宗旨，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动力和追求的崇高目标，并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幅幸福生活的美好蓝图，这就给我们一个鼓舞人心的预期：我们的生活将一天比一天好，我们的明天会更幸福。

研究发现，人们总是习惯从“比较”中评说自己的幸福感：要么与自己的过去比，要么与周围的人比。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做了这样一份调查，满足了人们的比较心理。这份名为《幸福星球指数》的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次“幸福”的排名。排行榜里，中国人民的幸福程度排在第31位，在亚洲国家里仅排在越南之后，比日本(第95位)、韩国(第102位)和新加坡(第131位)的幸福程度都要高。虽然我们不知这份报告用了哪些统计方法和调查手段，但从中还是可以透视出一个事实：中国人的幸福感的的确确在与日俱增。

就在一两年前，充斥新闻媒体的还是GDP增长最快、财政收入翻番、最适合投资等等，如今，这些符号已渐渐被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最具幸福感、最宜居、最快乐、人居环境最好等等。这是一种悄然之变，是以普通人的生存感觉为价值尺度的体现，也是百姓生活感受的一种最为通俗的表达。从“发展最快”到“最具幸福感”，反映出以人为本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不仅准确把握了影响百姓主观感受的客观因素，也在施政行为和增加幸福感之间找到了一条通道。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5）

中图分类号：B849：C91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V3—9841（2012）05—0092—08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0年“幸福”二字首次出现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国家越来越重视人民的幸福水平。总书记在2012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强调，要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同步提升。2011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文章指出：“幸福指数作为评价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不仅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满意度，而且越来越成为各级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国家及各地政府纷纷设立各种评价和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的项目，例如，2010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城市幸福指数研究”；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公众幸福指数导向下的我国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研究”，20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共有包括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位在内的13项与国民幸福相关的项目立项。各级研究机构联合新闻媒体等也对各个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进行了调查和排序。例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石家庄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一；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共同的“201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杭州排名第一。同样是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调查，但幸福城市的排名却并不相同。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调查中使用了不同的幸福指数结构。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幸福指数问卷来调查？是采用单一题项还是多项题目？哪种城市幸福指数才能真正反映居民的幸福水平？这就是本研究想要解决的问题。

幸福指数（well—being index，WBI）是衡量人们幸福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就是对这个城市各个阶层居民幸福程度的主观测量指标。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主观性、客观性和主客观相结合的视角来研究幸福指数。主观性视角主要是让个体报告对幸福的主观评价和体验，例如，你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吗？客观性视角主要是通过对实际客观指标如人均寿命、受教育程度、人均GDP等的考察，来对居民的幸福感作出判断。而主客观结合的视角则是将主观和客观指标结合起来考察居民的幸福程度。三种研究视角各有其优缺点。幸福是个体的一种主观评价，只有个体自己才能准确知觉自己是否幸福，客观指标只有在人的主观体验下才具有意义，因此，本研究从主观性的视角对居民的幸福指数进行测量。

在幸福指数的维度构建上，邢占军主张从人际适应、心理健康、目标价值、心态平衡、身体健康、家庭氛围、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知足充裕、自我接受等10个维度出发研究幸福指数。俞灵燕认为身心健康、物质充裕、生活便利、环境舒畅、自我价值实现是城市幸福指数的构成要素。吴启富从身心健康、物质条件、人际关系、个人价值实现和家庭生活状况等方面对北京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进行了客观的衡量和主观评价。周四军、庄成杰、刘红、袁鹏的湖南省国民幸福指数包括经济、环境、人口和社会因素。李朝霞从总体幸福指数和包含居住、交通、就业、医疗、社保、人际关系等分项幸福指数角度对温州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与研究。南京2011年“建设人民幸福城市”调查问卷的题项包括，工作状况、住房状况、业余生活（如文化、娱乐、体育活动）、家庭收入状况、家庭生活、人际交往关系、目前的心态状态等。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幸福指数的维度的建构，有其共同的因素，如身心健康、物质条件、人际关系、家庭状况等。但也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有的更强调个人的幸福体验，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而有的更强调住房条件、交通、工作状况等指标。以往的研究在幸福指数维度的构建上并不系统，也不精简，有很多维度可以合并为更高一级的指标。比如，工作状况和住房状况可以合并为与经济生活有关的维度，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心态平衡可以合并为健康状态维度等。其实，幸福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具有多维度、等级结构性、动态性和环境适应性的特点。因此，在以往文献综述以及系统论的指导下，城市幸福指数的构建主要要从城市居民的主观感受出发，其维度主要包括总体幸福指数和领域幸福指数两部分。总体幸福指数包括总体生活满意度、横向和纵向比较的满意度等。领域幸福指数包括政治生活满意度、经济生活满意度、文化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满意度、环境生活满意度、健康状态满意度。由此出发，我们设计了包含以上几个维度的41个题目的问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这里，我们认同Veenhoven等人的观点，认为生活满意度在理论上至少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部分，因此，这41个题项中并不包含情感的题目。

二、方法

（一）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18周岁及其以上的常住居民（不包括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800份，收回问卷1200份，有效问卷894份。回收率为66.7%，有效率为74.5%。其中，男性受访者占52%，女性受访者占48%；被调查者分布于北京、上海、内蒙古、河南、河北、湖北、陕西、四川、重庆、云南、广东等省市，其中以重庆市和四川省被试最多。

文化生活满意度因子，反映个体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程度以及对业余文化生活的满意程度。文化不仅仅包括如文艺表演、文化娱乐活动等有形的层面，还包括信念、价值观等主观的层面。我国拥有着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忠君爱国、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传统文化观念至今仍是人们行为的准则。文化对决定一个人是否幸福具有重要作用，在2012年1月16日举行的“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研讨会上，就有学者强调了文化建设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以往对文化与幸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幸福感的比较上。但是文化对幸福的影响绝不仅仅存在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区别上，在同样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不同城市的文化差异、人们对当地文化的认同程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生活在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城市的居民所感受到的幸福感，肯定要高于生活在文明程度比较低的城市的居民。因此，在设计城市幸福指数的维度时，要将对文化生活的满意度包含在内，而且文化生活满意度方面不仅仅要包括个体层面的娱乐活动，还要包括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程度等涉及到主观层面的题目。

人际关系满意度因子，反映个体对家庭、邻里、朋友、同事、婚姻等关系的满意程度。人际关系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产生于群体的人际交往，受整个社会关系的制约。关系是幸福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中国人尤其注重人际关系，崇尚以和为贵。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人伦”。具体包括个人、家庭、社会关系在内的人际关系。儒家所强调的“明人伦”，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地划分和处理家庭以及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协调发展是幸福的重要前提，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一个人如果每天花一些时间和他人进行深入的交流，就能够有效地提高幸福感。先前的研究中也表明人际关系是幸福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健康状态满意度因子，反映个体对自己身体和心理状况的满意程度。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的身体是一切活动的基础，是幸福的前提保障。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于健康的定义是，“健康是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者不虚弱”。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将心理和谐单独列出，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精力充沛，才能有能力处理日常事务；心情舒畅，没有压力才会在遇到困难时从容面对；经常锻炼身体，才能对疾病有抵抗力。本问卷中的精力充沛、睡眠良好、无压力等题项均符合世卫组织提出的衡量健康的10项标准。并且，以往的研究也表明身心健康是幸福指数的重要维度。

环境生活满意度因子，反映的是个体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水和空气质量、食品药品安全等重要的自然、社会环境指标，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在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增加了对PM2.5的监测，以切实满足人们对优美自然生态环境的需要，提高人们对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满意度。除了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人们还需要良好的社会治安、安全的食品药品等社会环境。而近年来频繁爆出诸如毒胶囊、三聚氰胺毒奶粉、染色馒头和地沟油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却让民众对自己的健康产生了担忧，对社会生活环境的满意度下降，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幸福感。个体对所处的环境有安全和美的需要，舒适的生态环境，安全、可信的食品、药品等社会环境是个体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因此，环境生活满意度因子是构成居民幸福指数的主要维度。

幸福是一个动态性的系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幸福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我们所编制的问卷也要不断地加以修正，才能反映城市居民的真实幸福水平。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6）

“母亲幸福感调查”涉及的内容包括了“社会保障与支持”、“婚姻家庭”、“子女养育”、“工作状况”、“居住条件”、“经济条件”、“幸福感”7个方面。调查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11个城市0～10岁儿童的妈妈进行。

你幸福吗?

从总体来看，约95％的妈妈表示作为一个母亲是幸福的。其主观幸福感为4，5分(最高为5分)。较之城市居民总体的幸福感来看，年轻母亲的幸福感更高(2005年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为3，68分，来自于《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可见，母亲的角色带给女性更多的幸福。

什么在影响你的幸福感?

社会支持、家庭关系、收入、住房等因素均和妈妈的幸福感有一定的关系，但经济条件不是影响妈妈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妈妈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有夫妻感情、丈夫的支持、养育孩子投入的精力、居住环境满意、婆媳关系、生活和期望的符合程度。

幸福背后的烦恼是什么?

在幸福的背后，妈妈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都遇到过不同的压力和困扰。

孩子和母亲自身的身心状态，物质条件等因素也会给养育过程带来影响：

如何抚平年轻妈妈的烦恼，使她们生活得更轻松自信，是我们迫切需要关注的话题。

谁支撑着我的幸福?

软支撑：母亲的育儿依靠

当养育孩子遇到困难时，多数妈妈(779％)还是从上一辈(父母或公婆)那里获得帮助，其次是兄弟姐妹(24，6％)和同学朋友(21，3％)、同事(18，1％)，而从媒体和社会服务机构给予的帮助却非常有限。

硬支撑：女性权益的保障

随着国家法制的不断健全，女性的权益得到了保障，因为性别或生育原因在工作上受到歧视和排挤的现象越来越少。但是，仍然有不少女性法定的产假不能享受。在参加调查的妈妈中，一个月内平均每天加班1小时以内的占64，1％，1～2小时的占15，3％，3小时或3小时以上的占到14，1％：能休完整产假的妈妈占74％，休部分产假的占16，5％，不能休产假或不得不放弃产假权利的也占到了9，3％。在“单位是否参加生育保险”一项中，仅有56，3％的妈妈的单位参加，30，9％的妈妈单位没有参加。

正因为以上原因，所以，妈妈们对于国家与女性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一定的期待。

延长产假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7）

去年，在人大会议上发言时这样表述他所理解的幸福：“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在今年人大会议之前与网民在线交流时，他又进一步阐发了幸福观。他认为谋幸福就是“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

无权利 不幸福

官员们已经就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达成了共识。各省大员也纷纷摆出自己的五年规划，一时间，幸福春风吹满地，全中国似乎都露出了巨大的笑容。两个由雄心勃勃的下届常委竞争者领导的人口众多的地区，已经将增进人民幸福列为了首要目标。广东提出了“建设幸福广东”的口号，重庆的目标则是建成“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

党是怎么定义幸福的呢？喉舌《人民日报》表示，提高人民幸福水平的关键在于“让钱包鼓起来”，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保证人人都有工作和住房。

但是在很多人看来，党对幸福的理解远远不够充分。生活水平是衡量幸福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幸福的其他关键方面，却完全没有被党提及。

政府并不认为政治自由和权利与幸福感有太大关系。去年8月，总理谈论政治改革重要性的言论，曾经令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燃起了希望。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异见人士的打压。在今年的两会期间，警力戒备也大大增强。

这些问题本来曾是提出的，他还经常讨论政治改革和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但保守派将这些贬斥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价值”。

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话更加直接，他告诫人大代表们，中国如果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会面临“内部动乱的危机”。

政府对幸福口号的推销，一方面承认了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遮蔽了另一些更为重要的问题，包括尊严、正义、平等和个人权利与自由。很多人明白这一点之后，自然会提出疑问：如果没有尊严和自由，谈何幸福？

通过承诺给予人民幸福，党还希望表现出关心人民疾苦的姿态。但实际却存在着众多难以跨越的障碍。例如造成城乡巨大不平等的户口制度，又如非法截留访民的黑监狱。在今天，维稳仍然是社会的常态。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者高敬文指出，令人民对政府改善他们的民生心存感激，这种想法根植于仁慈的君主向臣民施舍的传统思维。这种看待政府的观点不断延续，没有社会存在的空间，也就不会产生平等和民主的思想。

南辕北辙的幸福之路

人们欢呼，十二五规划为未来的“幸福中国”勾画了蓝图。但实际上，“幸福中国”之路，任重而道远。

盖洛普著名的幸福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只有6%的民众感到幸福，相较之下丹麦感到幸福的民众达到了82%。居住在第一线城市的居民，生活条件更好，却更少感到幸福。对于过去30年统治合法性依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支撑的政权而言，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自从邓小平宣布“致富光荣”后，一少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此外，数百万人也从改革中改善了自己的境遇。但在过去十年，人均收入占GDP的比例却毫无起色，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难以弥合。中国人民再次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物质满足总是相对的。

糟糕的环境状况、收入分配不均、房价畸高是人民最常抱怨的因素，在全世界被调查的155个国家中，中国的幸福程度仅被排在第125位。中国国内进行的一项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受访的1350人只有6%认为自己幸福。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8）

1 德昂族及其所受到的扶持简介

我国的德昂族主要分散居住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原叫潞西）、瑞丽、盈江、陇川、梁河等县市以及保山市的隆阳区潞江乡、临沧地区的镇康、永德、耿马等县，分布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是一个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德昂族人口数为17935人，被列为中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其中居住在德宏州的德昂族人口约占其总人口的75%，以芒市最为集中。

为集中力量帮助人口较少民族加快发展步伐，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国家采取特殊政策措施，积极开展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从农村经济发展、能源、交通、社会事业等各个方面进行整体推进。截至2010年，德宏州共有55个德昂族自然村列入上海对口帮扶范围，投入帮扶资金5960.008万元（其中上海投入2526.908万元、云南省民委配套1549.5万元、县级整合资金217.9万元、群众投工投劳折算1665.7万元），积极开展村内道路、人畜饮水、电力、安居工程、农村能源、农田水利、种植、养殖、文化、教育、科技培训等项目，解决了德昂族人民吃水难、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用电难等基本生活困难，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

2 德昂族的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及分析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简称SWB）是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总体评价，主要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生活满意感。通过帮扶，德昂族地区的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步缩小了与其他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人们是否幸福的并不是现状本身，而是人们对现状的感知。为此，本研究期望通过对德昂族主观幸福感的调查来探知德昂族人民是否因此而体验到幸福，从而为今后有关扶持政策的制订与实施提供实践依据。

2.1 调查对象及研究方法

以德昂族非常集中的德宏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的勐丹、出冬瓜、允欠等村的德昂族村民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调查问卷55份，收回50份，有效回收率为91%。其中男性20人，女性30人，共50人；18岁及以下的有2人，19～35岁的有21人，36～59岁的有25人，60岁及以上的有2人。

所用《主观幸福感调查问卷》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调查，包括性别、年龄等信息。第二部分为Campbell幸福感量表，用于测查受试者目前所体验到的幸福程度，包括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总体情感指数与生活满意度的一致性为0.55。总体情感指数与另一种幸福感测查的相关性为0.52。第三部分为人脸量表，该表由Andrews和Withey于1976年编制，是一种非言语性的幸福感量表。国外有研究报道，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在调查过程中，主要由被调查者自行完成问卷，当场收回。由于有几位德昂族老人不识字，研究者便把题目念给他们，并记录他们的回答。数据录入后采用SPSS10.0进行统计处理。

2.2 德昂族人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

表1 德昂族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统计表

注：Campbell幸福感量表测验中，得分越高表明越幸福；人脸量表测验中，得分越低表明越幸福。

由表1可知，三台乡的德昂族人民比较积极乐观，绝大多数人都能在生活中感到快乐、充实、有价值，并且对生活总体感到满意。在性别方面，男性德昂族在生活中的幸福感受程度要略高于女性德昂族，但女性德昂族对生活的满意程度略高于男性德昂族。总体而言，女性德昂族的幸福指数要高于男性德昂族。在年龄方面，Campbell幸福感量表测验结果表明，36～59岁年龄段的德昂族无论是对生活的幸福体验程度，还是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在四个年龄组中都最高，说明他们感到最幸福。其次是60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德昂族。人脸量表测验结果表明，35～59岁年龄段的德昂族感到非常幸福，其次是60岁及以上年龄段和18岁及以下年龄段的德昂族。

3 讨论

3.1 德昂族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情况

本研究的调查表明，三台山乡的德昂人民大都对生活感到满意，幸福体验很深刻，这与国家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密不可分。由于地处偏远、社会发育程度低等历史原因，三台山德昂族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相对落后。2006年德宏州启动了上海对口帮扶德昂族发展项目，55个德昂族自然村列入上海对口帮扶范围，并制定了《德宏州人口较少民族德昂族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7―2010年）》和《上海市对口帮扶德昂族发展项目五年规划纲要（2006―2010年）》等规划，启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文化及卫生等社会事业及促进经济发展等项目，使三台山德昂族乡全乡经济和社会的各项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台山德昂族乡处处都是新道路、新房子、新家园和新生活，每一个村民的脸上自然都会露出幸福的喜悦。

3.2 德昂族主观幸福感的差异情况分析

在性别方面，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女性德昂族的主观幸福感体验要深刻于男性德昂族。通过近几年的帮扶，德昂族人民告别了又黑又暗又矮的茅草房，告别了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土路，实现了居住瓦房化、道路弹石化、能源沼气化、生活现代化，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些变化都是显而易见，并且与人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而女性的感性思维又比男性强，因而德昂族女性的幸福体验较之男性会更加深刻些。

在年龄方面，本研究的调查发现，在“18岁及以下、19～35岁、36～59岁和60岁及以上”四个年龄阶段中，36～59岁年龄段的德昂族对现实生活的满意度最高，幸福感也最强烈。这个年龄段的德昂族大都已成家，上有老、下有小，是家庭中经济来源的创造者。通过启动上海市民宗委对口帮扶等活动，村民得到了养猪、橡胶和茶叶种植、沼气使用与管理等多项科技培训，学到了许多种植、养殖等技术，就业和创业的渠道也得以进一步的拓宽。家庭经济收入明显增长，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得以提升，幸福感自然就会流露于表，体验深刻。

参考文献：

[1]海日.德昂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25（11）：46-48.

[2]王鑫.德昂族人口发展调查研究--现状、问题与思考[J].红河学院学报，2007，5（4）：11-15.

[3]张永华.对凉山彝族毕摩信仰与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0（6）：61-64.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9）

幸福指数比较的现实意义

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的幸福感可用幸福指数来表达。所谓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

幸福指数是社会发展状况及其问题的“风向标”和“晴雨表”。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一种重要参考因素的幸福指数，与GDP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GDP是硬指标，幸福指数是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能够关怀幸福，说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

2012年4月初，联合国首次《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丹麦成为全球最幸福国度，美国排在第11名，台湾地区排名第46位，在亚洲地区居第3，仅次于新加坡（33）和日本（44），韩国排名第56，中国香港排名第67，中国内地则排名第112。虽然这个报告在统计数据上与我国统计有出入，但不难看出，我国民众的幸福程度与一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全球幸福指数报告》的时间跨度从2005年至2011年，调查对象是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如何衡量一国幸福感，报告有一套非常复杂的标准，这套标准包括9个大领域：教育、健康、环境、管理、时间、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社区活力、内心幸福感、生活水平等。在每个大领域下，又分别有3~4个分项，比如教育领域下有读写能力、学历、知识、价值观等，总计33个分项。报告称人类生活质素不断上升，但全球过去30年的幸福指数仅微升。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表示，富裕亦造成烦恼，如饮食失调、痴肥等问题，亦可能令人沉溺购物和。他警告，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社会问题，如失去信任、焦虑等愈加严重。相比经济收入，政治自由度、社交网络、杜绝贪腐等因素更为重要。个人层面上，良好精神及身体健康、稳定家庭和婚姻、工作保障等对幸福非常重要。

再来看另一组调查数据。在2005-2009年间，美国“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曾访问了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的数千名民众，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评价，研究者据此进行“幸福排名”。结果显示，中国大陆位列125位，香港排名81。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多达71%的受访者称生活艰难。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别人看来，还是我国民众的自身感受，当前的中国人都不够幸福。腾飞的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不断更新的基础设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为什么没有带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幸福？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人幸福的缺失呢？

求实理论网转载的世华财讯《评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为什么中国人不够幸福》文章认为，首先，除了经济收入的满足程度之外，幸福的概念还应是涵盖多方面的。幸福是国民知道自己的私有财产会得到保护，社会存有公平公正，任何问题都能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幸福是国家以百姓的利益为最高目标，重大问题以全民公决的形式投票决定，政府的职能相当于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没有人可以贪赃枉法；幸福是人民自觉缴税，因为他们知道国家的税收取之以民且用之于民，民众不用担心存的钱够不够养老看病，你的生老病死都会得到国家的全面保障。

其次，社会支援、政治清明、自由公正，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幸福的概念中这些因素的权重并不比财富轻。而现实却是：我国抑郁症患者超过2600万，不少大学生陷入就业迷茫，七成公众担心药品安全，教育机会与资源显失公平，七亿多人曾经受到职业伤害，70%上班族工作不和谐，七成知识分子走在“过劳死”边缘……不能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社会机能落后，这就是抹杀民众幸福感的现实因子之一。

再次，幸福的另一个层面也包括精神的健康和满足。在精神意识层面，经济发展了，收入提高了（且不说这里的“收入提高”是否真实），中国民众却失去了方向感。道德感的丧失再难保障家庭的稳定；社会信任度下降让摔倒的老人无人搀扶，令遇险的孩子无人救助；贪腐与贿赂造成的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贪婪与监管不力助长的食品安全事件随处可见；一己之私与盲目短视造就环境日益恶化。信仰缺乏与群体意识丧失，令国民集体陷入不安，全民性的焦虑感不断扩散。面对这样的盲目和精神无所依托，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安全感被消磨殆尽，又何言幸福？文章最后指出，全民可以共享的社会功能的完善，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精神文明发展，是国民幸福不可或缺的部分。

如今，面对改革驶向深入区后社会矛盾的不断凸显，中央正努力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改革，以人为本，民生优先，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让社会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增加社会整体的幸福感。地方上，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也正积极努力，通过建设“幸福广东”，使转型升级成果更好地成为人民群众的福祉。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10）

心理问题和幸福感此消彼长

郑希付介绍，自己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在自己的故乡就读，在河南大学毕业以后，他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专业。博士毕业后到湖南师范大学任教，6年后刚好是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来到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聊到求学时深刻的经历，郑希付表示，“研究训练很重要，如果没有读研究生的话很多事就不能想那么通透，硕士只能在硕士的层面考虑问题，博士又可以在博士的层面考虑问题。研究的成果不一样，自己的境界也不一样。”

作为一个研究心理临床多年的学者，郑希付告诉南风窗记者，心理问题和幸福感是一个问题的两种极端，心理问题和幸福感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人感觉幸福的话就表示没有心理问题，反之，心理问题多的人幸福感肯定不高。

郑希付谈起一个之前自己感受很深刻的研究经验，就是关于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的研究。这是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项目，也是非常突出的社会公共话题。在互联网已经无孔不入、社会支持系统相对不足的今天，网瘾已经成为中国青少年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在郑希付看来，青少年网络成瘾，很重要的是要找成瘾的原因：“为什么这么多人用网络，有的就成瘾，有的就没有？其实成瘾细胞每个人都有，有的是激活了，有的就没事。关键在刚开始接触网络的前几个月，如果成瘾的就成瘾了，如果没成瘾就不会成瘾了，这里面也有个性、认知功能等因素的关系。”

除了成瘾的原因以外，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网络成瘾干预。“我们研究戒除网络成瘾有几个方法，一个是将网络隔离开，过一段时间成瘾就会慢慢减弱，甚至消除。这个隔离包括电脑和手机互联网的隔离。第二个方法是通过手术，把网瘾的细胞破坏，也可以通过微创，这个有成功也有不成功，也会有些副作用，现在理论上也不太认可做手术的方法。第三个就是现在我们用的心理的方法。”

网络成瘾的最根本原因是在青少年的心理上，通常有网瘾的青少年会有两种缺失：目标缺失和关系缺失。

缺失生活目标，作为学生的话学习成绩不好，这样的人群是最容易产生网络成瘾问题的。而缺失关系，比如失去了稳定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有问题，父母离异，单亲家庭，同学关系不好等等，也容易把人推向网瘾。如果是关系缺失，那就需要在青少年的关系问题上做一些弥补，这方面的心理做好了，解决网瘾的效果就会不错。

“我们还尝试另外一种方法，比如我们把人的行为分为两种，一个是主业，一个是副业，很重要的是主业，像我们的工作和学生的学习都是主业，而网络成瘾就是副业。那我们就把副业换一下，上升为主业，让成瘾者专门去做网络的事情，要求你的速度达到多少，给你规定和要求。把网络变成主业之后，很多青少年慢慢就会对网络失去兴趣了。成瘾意味着这个东西不重要，所以会对它成瘾。”郑希付提出了治疗方法。

在网瘾以外，郑希付正在进行一项前沿研究，关于负性情绪的“删除”，听起来也让人感觉脑洞大开和深受启发：“人在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地震等创伤事件的发生以后，脑子里会留下记忆，包括情绪记忆和事件记忆，很多疾病包括创伤后的精神障碍等等都是由此引起的。”郑希付希望通过一些心理学方法把这些创伤后的记忆“删除”掉，像上面所说的网络成瘾一样，这些过程通过手术、微创来做的话其实不是太成功，而心理学研究者则研究如何从心理上寻找方法清除它。“当然这个也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比如第一，你怎么确定大脑的这个部位就是创伤中心;第二，删除了这个中心，破坏它之后有的还会殃及其他不应该破坏的组织。我们心理学的研究就是针对这个情况，所以这个研究是开放性的。” 广州市民幸福感最强的是精神生活

郑希付自言他们的基地与别的相关研究机构不太一样，幸福广州心理服务与辅导基地不仅有研究，还有服务，“而且是以服务为主”。这种服务型的研究基地，与其心理学研究的背景密切相关。在焦虑和紧张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普遍问题的今日，作为一个心理辅导与服务基地，郑希付团队最主要做的工作是深入广州市内的社区，为社区居民做心理辅导类的社会服务。

郑希付说，他们的工作一般是老师带着研究生一起参加，每个星期都会到指定的社区值班，工作已经实行了好几年，目标是解决和处理社区居民的家庭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等。团队之前到建设街和江南西街开展活动，“街道那边也比较配合我们的工作，特别在建设街，街道书记还专门帮我们找了地方协助我们工作的开展。”

除了社区居民的心理服务和辅导工作之外，郑希付团队还会在所负责的社区举办一些大型活动普及心理知识，设计宣传海报、派发宣传的小册子给居民，基本上每个家庭都能收到。团队也会派讲师到社区不定期安排和组织一些相关的公益心理讲座，讲座不单是面向社区居民，也面向社区内企业和工厂的内部职工。除此之外，郑希付团队还打算今年出版一本著作，主要是讲述个别居民心理辅导的例子，给居民提供指引，如果遇到家庭或其他方面的心理问题时应该怎样调节和处理。

而关于广州市居民的幸福感调查，今年已经是郑希付团队调查的第四个年头，成果要报则被收录在《广州蓝皮书―2015年中国广州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报告提出了广州市居民的“幸福感指标体系”，有意思的是，指标体系与以往做过幸福感研究的一些城市不太一样。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篇（11）

城市在发展，人们幸福感却可能降低了。城市病蜂拥而至――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上学难、就医难等，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

城市发展和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是城市两个并行不悖的发展宗旨和目标。城市具备一定的经济功能，人们才有幸福可言，而丧失了经济功能的城市，幸福只能纸上谈兵。然而过于追求城市的经济功能，忽视了城市的社会文化等生活功能，人们的幸福感就会受到伤害。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可喜的是，在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活动持续开展的9年历程中，我们发现，城市管理者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和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对居民幸福感的关注度日益上升，其视角已从单纯追求城市的经济功能转向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受度。

2015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15个年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集中展示中国城市在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成就与经验，《t望东方周刊》联合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继续主办了“2015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活动”，力图集中展示一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有突出贡献的幸福城市，并推广城市在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成就和经验，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现实的参考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