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大全11篇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篇（1）

“这是我参加过的非常独特的一档节目，不管是选手的现场表现，还是选手与‘成语先生’的互动，都是真诚的，没有设计。”钱文忠评价道，“成语是死的，但文化是有思想的，这个节目让人感觉文化是有温度的。”

当问起文化节目为何这么火？钱文忠觉得，这是因为文化本身是有温度的，参加节目的嘉宾与选手在节目中的交流，其实都是基于文化的情感交流，所以，文化节目显得非常真诚，不哗众取宠。同时，由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这类节目通常有内涵、不肤浅。

提起2013年文字互动类电视栏目的逐渐兴起，钱文忠很高兴。“这是在当今时代对于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与时俱进的方法。”他对《小康》记者表示，只有对文化怀有敬畏之情，才能做好文化节目。

作为节目嘉宾，钱文忠全程参与节目录制，每周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有时甚至会两天就来一趟北京，仿佛一位行者。

电视里的钱文忠

虽然每到公开场合就是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从钱文忠的衣着和品位来看，他一点都不保守，甚至比一般的同龄人还要“潮”。

上电视对于钱文忠并不陌生。2004年以后，他就开始逐渐在电视上出现。“我的轨迹比较清楚，最早在《北大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文章，后来是《读书》，到1996年开始在《文汇读书周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到2004年就走向电视，慢慢上了《百家讲坛》。”

2007年初夏，钱文忠获邀进入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百家讲坛》。他开讲的是《玄奘西游》。钱文忠讲的并非《西游记》里的玄奘，而是历史上真实的玄奘。第一期十二讲播出不久，钱文忠的风采和口才就引起观众的广泛注意。

后据中央台收视率调查，钱文忠讲《玄奘西游》居然达到了占全部人口收视率32%比例，也就是说收看这档节目的人数达到了四千多万，达到《百家讲坛》自播出后收视率最高，超过了于丹和易中天所创下的收视率。

41岁便登上《百家讲坛》，钱文忠成了《百家讲坛》最年轻的讲者之一，且他相貌周正可亲、风度儒雅、机智幽默、口才好、记忆力好、学术根底深厚。据悉，他所讲述的玄奘生平，很多材料来自于梵文。

据了解，钱文忠是目前中国懂梵文的最年轻学者。在他之上懂梵文的学者，最年轻的也有七十多岁，也就是说中国七十岁以下懂梵文的学者只有钱文忠一人。

钱文忠不看讲稿，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事件发生时候的时间、地点、人名、物名讲得清清楚楚，滴水不漏，还不时引用梵文的读音，顿时就把电视机前的男男女女迷住了。第一期十二讲播出不到一半，钱文忠就成了名满天下的学者。

有传言称，由于中央台来不及后期制作，第一期《百家讲坛》播出之后需要暂时停顿，观众纷纷打电话到中央电视台问：下期什么时候开讲。

此后的钱文忠对于《弟子规》、《百家姓》的讲解更是受到了公众的热切关注。现在钱文忠成为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最为耀眼的新星。此后其陆续出版的著作也成为出版市场竞相合作的对象。

但是钱文忠曾经有过不为人知，游离于体制与公众视野之外的五年生活。

多年前，他从德国留学回国后遭遇变故，1990年离开北大在社会游荡了5年，这5年包括下海做生意，他干过各种工作。1995年王元化先生到北京开会，当时还在世的周一良先生特地郑重其事地托付王先生帮帮这个青年。王先生回到上海后，和王元化从没机会见过面的季羡林又打电话来托付此事。此后，王先生将钱文忠介绍给了复旦历史系。这样，游荡在外的钱文忠才重返大学校园。

下海的经历让钱文忠在经商赚钱方面也得以一展其长，所赚的钱足以供养他“玩”学术以度余生。钱文忠的私人藏书有6万册之多，他不但有房有车还有专职司机，这在教授中很罕见。其实，他所感兴趣的不仅仅是读书做学问，对各种名牌以及时尚也很精通。至于文物考古更是他的看家本领。

钱文忠认为中国人应该开始反思和修整对财富的概念，他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把财富的概念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紧缩和简单化，这30年里面，在绝大部分人的心目中，财富等同于金钱，或者说财富等同于物质。但在以前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把财富如此简单化过。”

忆季羡林与梵文学习

钱文忠出身江南名门望族。提起钱基博、钱钟书、钱穆、钱伟长等大名鼎鼎的名字，相信无锡人大多耳熟能详。钱文忠就出身于江南望族无锡钱氏。无锡钱氏大都属于吴越钱氏范畴，始祖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王钱镠。

作为国内少数几位专研梵文、巴利文的学者之一，钱文忠传承了季羡林的学术薪火。当年，钱文忠尚未满17岁，突然对这门冷僻艰深的学问产生了兴趣，“我就和季先生通信了。”外界有传言说，1984年，季羡林老先生以73岁高龄，在北大重开了停招多年的梵文巴利文专业，就是为了招收钱文忠为徒。

钱文忠在高二时偶然听他的历史老师郝陵生先生讲起季羡林老先生和他研究的梵文，一下子就被那种神秘感吸引了，又听说那时候梵文研究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就暗自下决心要去学。“很朴素的想法，后来找到季老的地址，就开始写信给他。季老对我很好，那时他已经是一个著名学者，却对一个高中生那么耐心，真诚交流，让我感动，他称我为‘小友’。”

钱文忠与季羡林一直通信到前者高中毕业，高考时，季羡林特别派人来找钱文忠，问他想不想考梵文专业，钱说除了梵文，其他专业都不填。

“1984年那一年，季老第二次开设梵文专业，对外招生，之前是1960年一次，中间间隔了24年。连同我在内一共招收了8个学生。这8个学生中途或改行或出国，甚至还有去做了空姐的，坚持到底的只剩下我一人。”钱文忠感慨道。

“他给我们班每个人一套《罗摩衍那》，这套书现在还在，季先生所有签名的书我都留着。”钱文忠回忆道，他（季羡林）对这个班是充满期待的，他想将一生所学传下去，学语言是需要年轻时就开始的，尤其是学极其复杂的语言。从这个角度看，能招到一批十八九岁的学生，季羡林先生当然很高兴。

梵文至今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冷门学科”，在当年更是。

“梵文是古印度语，跟英语等现代语言差别太大了，它的难度是很难想象的。最难的还不是语言本身。它跟学英语、法语不一样，它不是用于现实沟通，而是用于解决学术问题。”钱文忠向记者介绍，他们进入专业不久，除了学语言，还得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古印度、西域的文化。“不懂这些知识，你根本无法掌握这门语言。我那时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学习，有时候假期都不回去，在宿舍里学习、查资料。”

聊起自己的藏书，钱文忠感叹“太多了”，私人藏书有6万册之多。“具体数字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整理过，可能有几万册。我的书堆满了好几间房间，有时候想用而根本找不到，实在是悲愤交加。我最近会找一个尽量大的空间，把这些宝贝书安顿好。”

据他透露，他每日夜间阅读习惯依旧保持至今，“我现在每天手抄古籍，不多不少，两百字。 ”

对于外界和媒体给他的“学术明星”称呼，如今的钱文忠似乎看得很淡。当记者问，以后电视节目的录制是否还将占用其大部分时间时，钱文忠说，“我将继续进入我国的藏区，进行传统和现代文化适应互融的研究。”

致敬辞

他说三字经，讲百家姓，读弟子规，解玄奘游，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不遗余力，他是钱文忠。他在新时代传承古文化，让数亿人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声音

“今天的我们普遍会遭遇这样的困境：尤其是对传统的东西，往往‘假熟悉真陌生’。今天能够接着‘人之初，性本善’而随口道出《三字经》前十句的人，恐怕不会很多；就《百家姓》而言，除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以外，还能对它有所了解的人，或许也是很少的吧。”

——钱文忠

十年大事记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篇（2）

古今中外的翻译理论均强调翻译的忠实，忠实意即准确地传达出原著的精神风貌。但由于作者和译者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同，加之不同的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等因素的制约，译者不可能实现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译者在解读原文，进行翻译时不可避免地加入自己的理解，进行再创造。如何在文学翻译中把握“忠实”与“创造”的尺度，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是译者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

一、中国翻译家关于“忠实”与“创造”的译论综述

在中国，“忠实”是翻译的基本标准，但“创造”是“忠实”的另一种体现。唐玄奘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指的是既要忠于原文，又要通俗易懂。近代译学之父严复提出了信、达、雅，信即忠实为第一要义，同时要通顺畅达，完美地表达原文的写作风格。鲁迅的“忠实、通顺”，即“易解”及“保持原作的丰姿”，且“宁信勿顺”。许渊冲提出了译诗的本体论：“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最重意美，神似胜于形似;译诗的方法论：“三化论”（深化、等化、浅化），主张通过意译来努力达到神似的境界;译诗的目的论：“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指出译诗的最高境界是使人愉快。林语堂阐述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他赞同“翻译即创作”，认为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须把翻译自身事业也当作一种艺术”。郭沫若指出文学翻译“与创作无以异”，“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超过创作”。傅雷和钱钟书以“神似”和“化境”著称，傅雷认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钱钟书的“化境”（Sublimation），是指原作在译文中就像“投胎转世”，躯体换了一个，但精魄依然故我，把作品从原文转换成译文，既不露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读起来不像译本，即“化境”。因此，他赞同西方所谓“翻译者即反叛者”（“Trandutttore traditore”――“Translator，trator”）的说法，认为好的译文应该在艺术上胜过原文。朱生豪以“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为宗旨。谢天振在译介学中提到“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这一概念出自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的《文学社会学》一书。埃斯卡皮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这里的创造性即在原作基础上，注入新元素，以配合时展及读者所需。

二、西方P于“忠实”与“创造”的译论综述

西方译论的原则和标准大多围绕一个“信”字，但也肯定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圣经・旧约》，又称《七十子希腊文本》，是西方古代第一部重要的译作。这个译本因做到了“十分准确”，所以被神父们和犹太首领要求必须“保持其原状”。此处的“十分准确”，即“信”，可以看作是历史上的第一个翻译标准。1790年，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英国学者泰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一书中指出，优秀的译作必须使读者领略原作的优点，并得到“同样强烈的感受”。德莱顿认为逐字翻译是“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贺拉斯提倡“忠实原作的译者不适合逐字死译”。西方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哲罗姆曾指出，“翻译既然是一种创造，译者就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另外，西方的各种理论，如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等虽然名称不同，但它们的核心思想都是信即“忠实”，“忠实”指的是意义上的忠实，即“神似”。20世纪60年代的解构主义超越语言的局限，从政治、权力等视角探究翻译问题，突出译者的中心地位。提出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20世纪80年代，翻译理论出现“文化转向”，文化学派把翻译看做“重写”，重写就是“操纵”。探讨翻译与意识形态、诗学等的关系，提出“翻译实际上是文化融合”。译者阅读、理解一种文化语境中的原作品，然后在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中阐述和再现。这一过程使翻译行为从语言学层面的“忠实”转向跨文化交际，关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阐释学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从哲学和阐释学的角度阐述翻译思想，海德格尔倡导在翻译中以本意在先、审视词语的源流、重视被遮蔽的思想;伽达默尔则指出理解的历史性导致理解的偏见，包括误读现象。也就是说，理解主体的历史背景不同，决定了他们书写的译本不同。每一次翻译注定成为新事物，这也是翻译创造性的表现。阐释学引发视域融合理论，“文学是一个文化积淀很深的产物，其中聚焦了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即译语读者的现今视域，如果这个现今视域与源语中存在的初始视域差距太大，读者就有可能无法理解，最终意义无法在译入语读者身上实现”[2]，肯定读者（译者）的主观性和主体性作用，鼓励译者顺应不同时代的读者需求进行再“创造”。

三、中西译论中“忠实”与“创造”的启示

启示一：忠实是翻译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但是，忠实并不意味着拘泥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而应该是“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事实上，创造性是翻译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创造”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文本。译者不能过于拘泥于原文词句，死译、硬译，要领会作者的用意及字里行间被遮蔽的思想，舍弃形而求神之似，进行适当再创造，从而充分传达出原作的精妙之处。

启示二：翻译活动蕴含着译者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它渗透了译者对原文本种种人文内容的解读和阐释，不可避免地打上自己的“烙印”。译者在翻译时，不但要考虑原作的艺术风格及文化精神、作者性格和读者的需要，而且要考虑本时代、本民族、本阶级政治目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译文所可能产生的艺术效果和社会作用等。因此，翻译不是原作的简单翻版，而是译者的一种创作，受时代背景等因素的制约。由此可见，翻译既有忠实性，又有创造性，是忠实性与创造性的相互制约与对立统一。

四、文学翻译中“忠实”与“创造”有机融合的途径与实例

1.通过发挥译者创造性实现对原文的内涵和风格的忠实

例一：赛珍珠的译作《水浒传》书名为All Men Are Brothers （《四海之内皆兄弟》）。在《论语》中，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子夏则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译者通过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把握，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对原书名进行再创造，但该再创造仍不失为对原文内涵的忠实。

例二：《三字经》书名翻译：译法多样：音译：“San Tzu Ching”;意译：“Three-Character-Classic”，“Trimetrical Classic”，“Three Word Classic”，“The Triword Primer”（王宝童），“The Three Word Primer”（赵彦春）等。

为何译作Primer？因为 Primer=初级读本，识字课本，符合《三字经》作为儿童读物的原本性质（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冯奇教授2016海南大学讲座）。

例三：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原译：If foolishly there is no teaching， The nature will deteriorate.The right way in teaching，Is to attach the utmost importance in thoroughness.（翟理斯）

改译：With no education， There’d be aberration.To teach well，You deeply dwell（赵彦春）

翟理斯译本重在对文本意义的阐释，但忽略文本“三字”格式，略显笨拙。赵彦春曾想使用“digression”来译性乃迁，但“aberration”更好，因为词根“err”可联想到Alexander Pope的名言：“To err is human，to forgive divine.”改译版简明达意，遵从原文本的“三字”格式，实现对原文内涵和风格的忠实（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冯奇教授2016海南大学讲座）。

例四：The night is quite hot for the time of year.Do you know， Sylvia， that I made during the last week a distinct saving.I allowed you，as I always do，ten shillings for the house-hold expenses.You managed capitally on eight shillings.We really lived like fighting -cocks;and what is nicest of all，my dear daughter，you look the better in consequence.（from A Naughty Girl）

胡锦凤译：这个季节的晚上还是挺热的。你知道吗，西尔维，上周我们节约了一大笔钱。按照惯例，我给了你十个先令家用。你干得真棒，只花了八先令。我们活得像好斗的公鸡，最令人高兴的是，结果你看上去气色好得多了。

改译：这个季节的夜晚还是挺闷热的。你可知道，西维尔，我上周省下一大笔钱。按惯例，我给你十个先令家用。你可了不得，只开销了八先令。我俩持起家来真像（好胜的）斗鸡，最让我高兴的是，乖女儿，结果还是你胜出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曾利沙教授）

此例说明“忠实”性在于充分表达出父亲由衷地赞叹女儿持家本领的情感，忠实地再现原文人物性格或难以言传的内心情感特质。

2.译者的创造性受原语风格与译语规范及时代背景的制约

译者的创造性并不是“从心所欲”的，还需考虑译语的语言规范和文化语境。

例五：《西风颂》节选（查良铮＼王佐良＼江枫译本）

Drive my dead thoughts over the universe.

Like wither'd leaves to quicken a new birth！

请把我枯死的思想向世界吹落，让它像枯叶一样促成新的生命！――查良铮译本

把我的腐朽思想扫出宇宙，扫走了枯叶好把新生来激发;――王佐良译本

请把我枯萎的思绪播送宇宙，就像你驱遣落叶催促新的生命，――江枫译本

查照字面翻译，比较贴切，但文字有些僵硬;王使用意译，但意思有些偏离原诗，原诗“over the universe”是“遍布宇宙”，并非“扫出宇宙”，但“扫”一词比较有气势;江把“dead thoughts”译为“枯萎的思绪”，不如王译成“腐朽思想”更符合时代背景。“Like wither’d leaves to quicken a new birth！”，江的译文在Like和wither’d leavesg加了“你驱遣”，意思更清楚明了，符合汉语语言习惯，生动形象，如果把他们三者的优点综合起来就会更好。

例六：《西风颂》节选（查良铮＼王佐良＼江枫译本）

Be through my lips to unawaken’d earth.

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 Oh Wind.

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西风啊，――查良铮译本

对那沉睡的大地，拿我的嘴当喇叭，吹响一个预言！呵，西风，――王佐良译本

通过我的嘴唇，向沉睡未醒的人境，让预言的号角奏鸣！哦，风啊，――江枫译本

江的译文用词精准凝练，形神兼备，基本与原诗结构一致，符合汉语习惯，并与原文意思相当、对等，符合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查的译文“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虽与原文意思贴切，但感觉有些奇怪，有翻译痕迹;而王的译文比较口语化，“拿我的嘴当喇叭”，有失优雅，还有些意义和感彩的缺失。

从以上的例句可以看出，译者的主体性是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实现的，译者的创造性是在原作的制约下完成的。文学翻译中的创造不是绝对自由的创造，而是在从属状态下的创造，是受到限定的创造。

同时应该注意到，受制于历史背景、政治目的或出版社的意图，译者有可能会对原文进行删节、改写和再创作。像严复的《天演论》对原作做了较多的删节，创作的成分远大于“忠实”;《卖火柴的小女孩》原作的目的是宣扬基督教救人治国，译为中文，主题却成了控诉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林纾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年，将《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成《黑奴吁天录》，自称译著虽微不足道，“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

五、结语

文学翻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译者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意把握“忠实”与“创造”二者间的尺度。在一般的翻译实践中，译者应把“忠实”与“创造”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又要时刻牢记翻译的“忠实”，在不影响读者接受的情况下，适当保留原作中的异质成分，实现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借鉴与融合。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40.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篇（3）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4—0088—09

一、引言

钱钟书的多重文化身份及其在人文学科内表现出的多样性、多维度和对文艺学问题的广泛涉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讨翻译问题的独特视域。钱钟书本身便是一个语境。不论褒贬，钱钟书堪称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奇异景观，他对古今中外文艺学的来龙去脉了然于心，并对包括翻译在内的诸多文艺学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对比研究和视角独到的阐发。作为具有深厚学养和犀利学术眼光的学者，钱钟书能够看穿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翻译真实自在情理之中。假想他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很难想象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问家和研究者。

在钱钟书所有文艺学研究中，有关翻译的论述所占篇幅极少。然而，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翻译问题的关注算是持久和深刻的。他对翻译问题的看法虽失之零散却十分严肃并富有见地，而且几乎涉及翻译问题的方方面面。

有关钱钟书涉及翻译讨论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论译专文、谈译片段、涉译序跋和论译书札等四类。通观钱钟书有关翻译讨论的文字，我们大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对钱氏翻译观进行概略：“换器弹曲”、译之“化境”和“失本成译”。“换器弹曲”乃译之名，译之“化境”乃译之归，“失本成译”乃译之实。“失本成译”是钱钟书对翻译史上翻译文本总体面貌的概括性描述；译之“化境”则是他对翻译概念特别是文学翻译属性的理论性规定。用“归化”顺畅的目的语表达换易原文从而使译本臻至“化境，，固然是文学翻译的使命和理想，然而“化境”的“丰满理想”时常遭遇“无失不成译”的“干瘪现实”。凭借学者的阅历和洞察力，钱钟书非常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并坦然接受之。

本文探讨钱钟书在文艺批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关于翻译问题的看法，揭示其在对待翻译问题时所采取的观察家角色以及翻译文本独立观和价值观思想。

二、译之“名”：“换器弹曲”

名不正则言不顺。为翻译“正名”似乎是人们探讨翻译问题的第一要务。

有关翻译理论的探讨，钱钟书发他人未发且不能发者，诸如“信之必得意忘言”、翻译的“虚涵数义”、“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译文在文本价值上“不妨出原著头地”等等。而所有这一切皆源于他对前人译论的继承和挖掘。

欲得言顺，必先正名。“翻”为何物？“译”又为甚？翻译又是什么？对于这类问题的回应，钱钟书秉承他在《管锥编》中一贯的学术态度：引而不答、述而不论。

1.“翻”：“翻转花毯”

盖透译之难，词章最甚。故有人作小诗，托为译诗者自解嘲云：“译本无非劣者，只判劣与更劣者耳”（Es gibt nur schlechte UebcrSctzungen/und wenigerschlechte）。西万提斯谓翻译如翻转花毯，仅得见背（el traducir de una lengua en otra…es como quic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por el reves）可持校《高僧传》三集卷三：“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

所谓“翻”者，乃“翻转花毯”，“锦绮”既翻，便得其背。“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翻译如翻转花毯，背面看花，犹如观镜像，虽纹路皆具，然则面貌左右颠倒。钱钟书在此引用塞万提斯和释慧皎有关“翻”和“翻译”的譬喻，旨在说明“造译”中词章换易的艰难，以及译作次于原作下一个档次的属性和特征。

2.“译”：“误解”和“误告”

按罗什“嚼饭”语，亦见《高僧传》卷二本传，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一三申之曰：“今以英法文译中国诗、书者，其失味更可知。即今中国之从天主、耶稣者，大半村鄙之民，其译新、旧约等书，亦断不能得其真意。览者乃由译本辄生论议，互相诋訾，此亦文字之劫海矣”即所谓：“误解作者，误告读者，是为译者”（corn-monly mistakes the one and misinforms the other）。此犹指说理、记事；罗什专为“文藻”而发，尤属知言。

中国翻译史上较早的翻译活动当属经文翻译。钱钟书从信教者文化修养的缺失谈及他们在翻译经文过程中的误解和误告；再论及中国典籍之英译和法译，更是失去了原作的风味。所谓“译”者，“误解”和“误告”是也。

关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误传”之能事，钱钟书引用罗什之语并纳为“知言”，至诚至信，颇为同感。

3.翻译之喻：“嚼饭与人”与“换器弹曲”

钱钟书本人似乎没有对翻译下过明确的定义，他喜欢类比、譬喻，从“喻”中寻求对翻译的侧面影像。

在中西文化史上，译者相比于作者，地位低微，赋予译者的譬喻无非“仆人”、“舞者”、“舌人”、“影子”之类。刘禹锡云“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法国人巴丢（Charles Batteux）则认为原作者是主、译者为仆，译者紧随作者，不能僭越仆人身份而有创见，否则就会落得鸠摩罗什所谓“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的尴尬境地。

钱钟书从广泛的阅读中每每梳理前人的翻译之喻。翻译之“嚼饭与人”一譬出自《管锥编》卷一六三鸠摩罗什《为僧叡论西方辞体》：

“天竺国俗，甚重文藻。……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舆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则梵自有其“雅”与“文”，译者以梵之“质”润色而为秦之“文”，自是“失本”，以梵之“文”损色而为秦之“质”，亦“失本”耳。意蕴悉宣，语迹多存，而“藻蔚”之致变为榛莽之观，景象感受，非复等类（theprinciple of equivalent or approximate effect）。安仅讥“断凿而混沌终”，亦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

有关贬抑翻译者身份的“前人丑诋译事、译人诸词”，钱钟书罗列了一大堆，诸如“驴蒙狮皮，，（assesin lions’skins）、“蜡制偶人”（the Madame Tussaud’s of literature）、“点金成铁”（the baser alchemy）、“沸水煮过之杨梅”（a boiled strawberry）、“羽毛拔光之飞鸟”（der gerupfte Vogel）、“隔被嗅花香”（smelling violets through a blanket）等等（钱钟书，1979：188）。

然而在钱钟书的理念中，所有这些都“不如‘嚼饭与人’之寻常而奇崛也”。在此，钱钟书一改常态，盛赞此喻之“奇崛”，最终将翻译的属性落实到叔本华的“换器弹曲”：

叔本华谓翻译如以此种乐器演奏原为他种乐器所谱之曲调（Sogar in blosser Prosa wirddie aller—beste Uebersetzung sich zum Original hö；chstens soverhalten，wie zu einem gegebenenMusiksttick dessen Transpo—sition in eine andre Tonart）；此喻亦见吾国栽籍中，特非论译佛经为汉文，而论援佛说入儒言，如《朱文公集》卷四三《答吴公济》：“学佛而后知，则所谓《论语》者；乃佛氏之《论语》，而非孔氏之《论语》矣。正如用琵琶、秦筝、方响、瘠栗奏雅乐，节拍虽同，而音韵乖矣。”

无论是“嚼饭与人”还是“换器弹曲”，钱钟书重在客观描述翻译者身份，从而说明译者认识原作者的局限性，正如伏尔泰所谓“倘欲从译本中识原作面目，犹欲从板刻复制中睹原画色彩（Qu’on ne croiepoint encore connaltre lespoètes par les traductions；ce serait vouloir apercevoir le coloris d’un tableaudans une estampe）”。

三、译之“实”：“失”本成译

《学记》所谓“开而弗达”。“弗达”即为“失”。钱钟书翻译研究的贡献之一在于对中国翻译史的挖掘。钱氏的译史研究在于其对佛经翻译的理论梳理，大致包括“失本”论和文质论的辨明。

钱钟书认为，有关中国翻译理论的探讨，始自释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一文：

“按论‘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高僧传》二集卷二《彦琮传》载琮‘著《辩正论》，以垂翻译之式’，所定‘十条’、‘八备’，远不如安之扼要中肯也”。（钱钟书，1979：190）

所谓“五失本”，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删削、附益和“文”、“质”不谐。

1.“失”之一：对原著的删削

“失本”之三、四、五皆指译者之削繁删冗，求简明易了。梵“丁宁反复，不嫌其烦”，“寻说向语，文无以异”，“反腾前辞，已乃后说”。此如蜀葵之“动人嫌处只缘多”，真译者无可奈何之事；苟求省净无枝蔓，洵为“失本”耳。（钱钟书，1979：191）

鸠摩罗什本人在译《智度论》时，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译《中论》时则将其中繁琐乖缺之处分别加以“删削”和“补遗”。玄奘译大般若经时嫌其繁复，欲仿鸠摩罗什例而裁剪，护法梦中示阻，于是不敢裁剪，全文译出。

经文乃佛之言，所以不宜删削；否则便为“失本”、缪传佛主旨意。

钱钟书对此是不以为然的，所谓“动人嫌处只缘多”，反反复复的言语同一件事，不是修辞家的作派，译者遇到此类表达，实属无奈何。

2.“失”之二：对原文的附益

“余尝听人读佛经，其数十万言，谓可敷言而尽”，语固过当，未为无故。安《比丘大戒序》：“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蒲萄酒之被水者也”，意同《全宋文》卷六二释道朗《大涅槃经序》：“随意增损，杂以世语，缘使违失本正，如乳之投水。”皆谓失其本真，指质非指量；因乳酒加水则见增益，而“约不烦”乃削减也（钱钟书，1979：191）。

道安意即：翻译要远离增益、损减二过，如实将原文中蕴含的意义尽可能多地转移过来。

与前人相比，道安“扼要中肯”；然而相比自己对翻译的理解，钱钟书对道安的“五失本”之说总体持批评和否定态度：

若曰：“正因人不通异域之言，当达之使晓会而已”；“关”如“交关”之“关”，“通”也，“传”如“传命”之“传”，达也。“五失本”之一曰：“梵语尽倒，而使从秦”；而安《鞸婆沙序》曰：“遂案本而传，不合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又《比丘大戒序》曰：“于是案梵文书，惟有言倒时从顺耳。”故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钱钟书，1979：191）。

道宣《高僧传》二集卷五《玄奘传之余》：

“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迥之，顺向此俗”；正指斯事。“改倒”失梵语之“本”，而不“从顺”又失译秦之“本”（钱钟书，1979：191）。

道安一味观“失”，没有在意在“失”的同时“得”的可能性：“安言之以为‘失’者而自行之则不得不然，盖失于彼乃所以得于此也，安未克圆览而疏通其理矣。”紫虚上人曰：“左龙右凤，飞入西川。雏凤坠地，卧龙升天。一得一失，天数当然。”一切皆宜“见机而作”。道安之于“失”，钱钟书批评道：乃“知其一而未知其二”：

意蕴悉宣，语迹多存，而“藻蔚”之致变为榛莽之观，景象感受，非复等类（the principle of equivalentor approximate effect）。安仅讥“断凿而混沌终”，亦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

在钱钟书的理念中，忠实不是评判译作优劣的唯一标准，“失”是一种翻译常态：“从最初出发到终竞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和不尽贴合原文。”（钱钟书，1985：80）无“失”不成译，“失”乃翻译文本的固有属性，他颇认同雨果关于翻译之失的说法：

雨果谓翻译如以宽颈瓶中水灌注狭颈瓶中，傍倾而流失者必多（Traduire，c’est transvaser unel—iqueur d’un vase ácol large dans an vase ácol étroit；il s’enperd beaucoup）；“酒被水”、“乳投水”言水之入，此言水之出，而其“失本”惟均，一喻诸质，一喻诸量也。

3.“失”之三：“文”亦失本、“质”亦失本

在“文”与“质”的关系处理上，钱钟书具有两面性。他一面主张文章重“质”、“辞”应达“理”，他对司空表的“理不胜辞”持批评态度：“司空表圣《诗品》，理不胜辞；藻采洵应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难通，只宜视为佳诗，不求甚解而吟赏之。”（钱钟书，2001：106）另一面他则宽容沧浪和渔洋的“以辞害意”：

覃溪手批《渔洋精华录·叙州山谷先生旧游都不及访》诗评云：“山谷诗境质实，渔洋则空中之味也。然同时朱竹坨学最博，全以博学入诗，宜其爱山谷。然同时竹坨最不嗜山谷，而渔洋乃最嗜之，此其故何也。”又云：“渔洋先生与山谷绝不同调，而能知山谷之妙。”皆可为余说佐证。然覃溪疑问，颇赘而无谓。仅就皮相论之，山谷诗擅使事，以古语道今情，正合渔洋所谓“典”；宜其赏音，何不可解之有（钱钟书，2001：106）。

文而不质、质而不文的现象也见于翻译文本：原语与译语“可是二者貌同而心异，不可不加明辨。不能得意忘言，则将以词害意，斯亦学道致知者之常弊。古人哲人有鉴于以词害意，于是以言破言，用文字消除文字之执。这样造成文字循环”（钱钟书，2001：106—107）。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不如宽容豁达，换个角度看待译文价值。从钱钟书对林纾译作的“同情”态度可见一斑。

“文”、“质”最早是哲学概念，语出《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一切内在的都是“质”，一切外在的皆为“文”；质乃“要终”，“文”乃变化之道。孔子提倡“文质彬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旨在教化行为，讲究内涵和礼仪。

后世谈文论质，多半当作美学命题和文学批评术语，探究文章之道：文质关系处理好了，文章便做成了一大半。所谓“质”，指的是事物本来的状态，或日本质、实质、内容；所谓“文”，指的是外在的修饰，或日外形、符号。用西方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文即“能指”，质即“所指”。同一个所指，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能指，包括语音、语法、词汇、结构等。同一个能指，经由不同的作者，亦表现出个体特征和风格差异。

关于文质之道，钱钟书推崇王士稹谈艺中注重的“典、远、谐、则”即典雅、深远、合谐、正宗四重标准，只要达此标准，便神韵倍出。推衍至翻译，理同。

翻检钱钟书自己的翻译实践，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典雅的文言。同一种语言有雅、俗之分，正、奇之判，骈、散之别，文、白之辨。刘勰指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主张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文学的正奇、雅俗。钱钟书在《与张君晓峰书》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言与白话之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文言、白话两者各自具有不可否定的存在价值，可以互相补充。用中国古代语言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是没有先例，晚清和民国初期也曾一度盛行用骚赋体写作来虚饰模仿古典的高雅风格。钱钟书借助典雅文言翻译西方作品，并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钱钟书的文质观与他的“失本成译”思想交相揉合。

然卷一六〇释僧叡《小品经序》：“梵文雅质，案本译之，于丽巧不足，朴正有余矣，幸冀文悟之贤，略其华而几其实也”，又《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烦而不简者，贵其事也，质而不丽者，重其意也”；卷一六三鸠摩罗什《为僧叡论西方辞体》：“天竺国俗，甚重文藻。……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舆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则梵自有其“雅”与“文”，译者以梵之“质”润色而为秦之“文”，自是“失本”，以梵之“文”损色而为秦之“质”，亦“失本”耳。

钱钟书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每每出现“质”、“文”两重失本。

“失本”之二曰：“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卷一六六阙名《首楞严后记》亦曰：“辞旨如本，不加文饰，饰近俗，质近道。”

又如“圣必因时，时俗有易”，今为“圣必因时俗有易”，严氏案：“此二语有脱字”；盖未参补。至琮引：“正当以不关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今为：“正当以不闻异言”云云，殊失义理。安力非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实”。

慧皎《高僧传》卷六《僧叔传》记其参罗什译经，竺法护原译《法华经。受决品》有云：“天见人，人见天”，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此言过质”，故曰：“得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辞旨如本”，“质”而能“雅”，或如卷一六五僧肇《百论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叡此译可资隅反。

安《焷婆沙序》谓“求知辞趣，何嫌文质？”流风所被，矫枉加厉，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遂昌言“与其典也宁俗”矣。

《论语》注家认为孔子主张文华与质朴兼具，并恰当结合。缺乏素养、没有礼貌、言语木讷，就是质胜于文，如同乡野村夫；礼节过当、失之浮华，则诚信不足，就是文胜于质。之于翻译，翻译者一方面须尊重原作，另一方面又不能亦步亦趋。

钱钟书在文质之间采取的是宽容和变通的立场，以翻译者应具备的“德”、“识”、“才”、“学”在文、质之间企图达成一种平衡，从而实现“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两挟”的翻译效果。所谓“化境”，莫过于“辞旨如本”、“质”而能“雅”的文本境界。

四、译之“化”：“讹”与竞争

如果说钱钟书的“失本成译”观来自他对道安的批评的话，那么他的“化境”论则形成于他对林纾翻译得失的评点。“化”通假“讹”，“讹”乃“失”。说到底，“化境”说与“失本成译”思想一脉相承。

钱钟书（1979：540）说：“夫‘译’一名‘通事’，尤以‘通’为职志”。《焦氏易林·乾》文有云：“道陟石阪，胡言连蹇；译喑且聋，莫使道通。请谒不行，求事无功。”钱钟书说的就是“彼此隔阂不通（failure incommunication）之境”。打通这种“隔阂”的境界就为“化境”，化境既要有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又是译文语言上最完美的表述。这只是对“化境”多重解读中的一种理解。

重读《林纾的翻译》，我们发现“化境”背后隐藏着钱钟书鲜为人知的文本价值论观点。钱氏提出“化境”的本意并不在于为翻译行为设定标准。

1.换个角度看“化境”：钱钟书的观察家角色

如果要将钱钟书与翻译理论联系起来，通常的做法是谈及他著名的“化境”翻译标准。其实，钱钟书不曾试图为翻译实践设定唯一正确的标准。钱钟书说：“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一部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1985：79）。有人据此把“化境”以线性次序排列在“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之序列之中，纳入中国传统译论对于翻译标准的建构体系。笔者以为，此种做法算是不幸掉进钱氏所谓“翻译难于避免的毛病‘讹’”（钱钟书，1985：79）之陷阱中去了。

钱钟书又云：“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钱钟书，1985：76）、“彻底和全盘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钱钟书，1985：79）。

倘若我们把“化境”这一永远都不能实现的翻译理想作为衡量翻译实践的标准来对待的话，我们便会发现：“历史上的翻译文本，倘依翻译概念的属性来看，其绝大多数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葛中俊，2007：150）。换言之，有关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文字，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被排斥在翻译的大门以外，因为翻译史实告诉我们，进入“化境”的“纯粹”译作根本不存在。这种作法的直接后果将是把现实存在的翻译学科引向翻译幻灭论的尴尬境地。

在讨论钱氏“化境”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必要区分两个概念：“翻译的理想”和“理想的翻译”。“翻译的理想”是否可以理解成“翻译实践追求的极限高度”，“理想的翻译”则是“中等学识及以上所能认可的翻译实践应该达到的最低程度”；“翻译的理想”是一个需要追求但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而“理想的翻译”则是一个理应兑现的客观现实；“翻译的理想”是超乎标准以上的目标，“理想的翻译”才是标准本身。

关于翻译标准问题，中外翻译理论界曾经掀起过几次论争的热潮，最后均以未能达成实质性结论而告终。钱钟书于1985年对“化”的提法进行了修订，将“化”由“最高标准”改易为“最高理想”。钱钟书“翻译的理想”的措辞显示出一个思想深邃、表达周圆的成熟学者的作派；其不为翻译设定标准的作法，则充分显示了他理解翻译问题的独特视角。钱钟书没有从理论家的立场出发为翻译“规定”什么，而是采取了翻译本位主义，从翻译实践的立场出发、以观察家的姿态来“描述”自己所能洞见的关于翻译属性及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

2.“讹”与“诱”：翻译在目的语语境中的作用

钱钟书在讨论翻译问题的时候，极其注重翻译在文学关系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有关翻译在国别文学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谢天振（1999：20-35）在《译介学》一书中已阐述得相当清楚，其立论的基础抑或也是受到钱钟书关于同类话题表述的影响，笔者在此不作赘述。本节所要解读的是钱钟书关于这一问题的“作者本意”。

《林纾的翻译》开篇直陈：“翻译的作用（‘诱’）”。在钱钟书的眼中，“诱”是一个悖论：好的译作可以激发读者对原作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去和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拙劣的译作则帮助原作拒绝读者。

翻译的重要功能在于“做媒”，使国与国之间缔结文学因缘。不同的语言社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利益的纠纷、的不同、军事力量的悬殊等种种因素而发生纷争甚至战争，而翻译则“缔结了国与国之间唯一的较少反目、吵嘴、分手挥拳等危险的‘因缘’”（钱钟书，1985：82）。在文学传播的过程中，由于翻译不可避免的“讹”，使得读者产生彻底了解原文面貌的想法，从而敦促他们去学习外语，好使将来有一天能亲眼阅读原文的真实面目，钱钟书自称“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钱钟书，1985：82）。坏的译作则会败坏原作的名声，从而消解读者对原作进一步发生兴趣的可能性。

由此，我们似乎也看出了钱钟书逻辑的慎密：依照常理来看，“讹”就是不忠实，不忠实的作品必然被看作不好的译文，不好的译文会导致读者的扫兴，扫兴以后也就失去了进一步阅读原文的兴趣，没有了兴趣就不会去学习外国语。而钱钟书却把“讹”看成是翻译的常态，它不是区分译文好坏的标准；“讹”的译文可以是好的译文，只有那些在语言理解、表达功力上不具备翻译家素养的“自负好手的译者”才会生产出坏译文来。同时，我们也看出了钱钟书对林纾译文肯定的态度：林译是好文章。

钱钟书从“讹”出发，所着重强调的是翻译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所能起到的“诱读”和“普及外国语”的功能。当然，翻译作品可以在很多层面上对目的语文化、文学的改造和发展发生作用，只因与钱氏关于该类话题的“作者本意”无涉，故不赘言。

3.钱钟书视角下的文本竞争观

在钱钟书看来，译作具有独立的文本价值。忠实不是评判译作优劣的唯一标准，化境亦非翻译的圭臬。尽管他在对“化境”的注疏中十分推崇忠实：“译文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钱钟书，1985：79），但同时他又指出，“从最初出发到终竟到达，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和不尽贴合原文”（钱钟书，1985：80）。

钱钟书在儿时曾经阅读了很多的林译小说，若干年后，出于意外，他又有机会重温林译，并将林译与他译（即其他译者翻译的、林纾曾经翻译过的原文译作）进行比较对照，读后的感受是：与其读比较“忠实”的他译，还不如读相比之下很不忠实的林译或者原文本身。

由此推断，在钱钟书看来，林译已经具备了相对独立于原作以外的、作为一部新的文学作品的自身价值。经过林纾增益、删节等主体选择操作过后的译作，具有原作和他译所不具备的独立的文学价值。他（1985：89）在评价林译狄更斯小说《滑稽外史》时这样说道：“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也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能起到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也就是说，正是林纾在翻译中表现出的文学创新，成就了林纾在中国翻译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译文摆脱了忠实的标准纠缠以后，译者可以施展的空间可谓宽阔了许多。可是，在讨论文学翻译问题时，我们也不能采取一种无原则的原则，即一切存在的翻译文本都是合理的文本。钱钟书所暗指的文本价值论，不光表现在译文对原作的增添附益、情节删节和叙事手段的改变上，同时还表现在译者在原文的意义范围内（钱钟书，1985：101）对目的语的表达手段的主体选择上。钱钟书在对林译与“哈葛德原文”进行比较对照后，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而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因为在表达同样的意义时，“哈葛德的原文滞重粗滥，对话更呆板”，而林纾的译文则“大体上比哈葛德的明爽轻快”。继而，他提倡译者与原作者在运用各自语言的表达力之间的竞争。他说，“译者运用‘归属语言，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钱钟书，1985：101）。

在文本竞争的过程中，字比句次通常是拙劣的行为，因为事实上两种语言中几乎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文化对等词。鸠摩罗什曾说，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他重译的《维摩诘经》“文约而诣，旨婉而彰”，所译的《法华经》“曲从方言，而趣不乖本”，释言表之隐以应探赜之求，“有天然西域之语趣”，饶有文学的情致（参见罗新璋，1984）。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丢失了艺术的文学翻译，也就失落了其自身。因此，当原作的语言被译作的语言重新表达，即以一种语言记录经验的方式被另一种语言记录经验的方式所替换的时候，其结果必然是一种力图超越原作艺术魅力的艺术力的显示。此乃竞争的第一层含义。

所谓竞争的第二层意思，是指翻译者和原作者在言语表达素养上的一比高下。如果说语言文化的竞争是客体之争的话，那么，翻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竞争则是言语表达主体之间的竞争。主体之争，在于各自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文化中选择最适宜表达灵性和冲动的语符方式形成作品的能力之间的比赛，“而意义则不倍本文”（严复语）。

钱钟书所暗喻的竞争，大致该是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吧。

五、结语

中西译论，学派纷呈，主张繁复，始终绕不过去的是对“忠实”的甄别和解释。从一个侧面来看，对“译作是否必须忠实于原作”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区分传统译论和现代译论的重要标准之一。

西方翻译理论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从文艺学派到语言学派再到翻译研究派的发展过程。文艺学派将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活动，照顾原文和原作者意图的重现，特别关注主题结构和话语文体，强调原作内容的传递与译文读者的接受之间的关系处理。语言学派跳出文艺学途径的思维模式，将翻译看作是在语境和上下文影响下的语言转换活动。直到以多元系统派、文化学派、阐释学派、描写学派和解构学派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派的出现，对忠实问题的探讨和演绎以及在翻译实践中强调对忠实标准的尊崇才逐步开始松缓和消解。如果说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在忠实的框架中代表译学理论的传统的话，那么研究学派则在忠实藩篱的破解中表现出译学理论的现代性特征。

罗新璋富有挑战性的论文用中国失之零散的译论片段组合成的自古到今的译学理论体系，从早期佛经翻译的教条到严复的“信、达、雅”，从“神似”到五四前后再到上世纪末叶的众多翻译标准，多少都离不开对忠实的强调。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篇（4）

三孔布

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流通的是青铜铸币，其可分为刀币、布币、圆钱、蚁鼻钱四大品种。布币产生于春秋早中期，盛行于战国，是由农具“钱”演变而来。“钱”是古代一种农具的名称，形状类似今天的铲，铲状工具曾经是民间交易的主要媒介，故最早出现的金属货币铸造成铲状。“布”最初为麻布之意，“麻布”在古代也曾作为交换媒介。

布币依形制可分为空首布和平首布。战国时期，由于铸造工艺改进，空首布演变为平首布，柄端不带有銎，通体小于空首布，重量也较轻。平首布种类很多，按照形制不同，有桥足布、尖足布、方足布、圆足布、锐角布之分，不同地区在形制上互有差异。布面都有文字，大都表示地名或面值，背面无文或有数字。

在圆足布中，有一种形制极为特殊的品种，那就是“三孔布”。三孔布的基本特征是圆首、圆肩、圆裆、圆足，首和两足各有一圆孔，故称三孔布；币面有文字，较难考证，有安阳、比阳、上、宋子、无终等地名。三孔布分为大小两等，大布的背文为“一两”，小布的背文为“十二朱”，反映了当时的衡制有所变化，原来的“”被“两”、“铢”取代。由于铸造和流通的时间很短，传世和出土极少，三孔布是先秦货币中最为珍贵的品种，是现今钱币界公认的名珍之一。三孔布集中出土于山西、河北二地，关于铸造国别问题，目前钱币学界存在有一定的争议。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说为赵国铸；二说为秦国铸；三说中山国铸。以上三种说法，从目前资料论证，以认为系战国晚期赵国铸币居多。因为三孔布面文地名均为赵地，三晋亦用“朱”、“两”为重量标度。

中国钱币博物馆馆藏有一枚三孔布，重8.2克，长51毫米、宽24.8毫米。形体规整，文字清晰，通体布满绿锈，面、背周沿有边廓，铸造精美，品相极佳。面文释读为“”，背文有记重“十二朱”三字。十二朱是我国古代衡制中的重量单位，朱者，铢也，二十四铢为一两，十二铢为半两。由此可知，三孔布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开拓了铢两货币的先河。

据考证，目前发现的三孔布大概只有三十余枚，且大多流失海外。中国钱币博物馆的这枚三孔布学术价值极高，对于研究三孔布的形制、考证衡制演变和地名考证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楚国“视金一朱”铜钱牌

上个世纪八十年中后期，在湖北的大冶、蕲春、阳新等地发现了一种长方形铜钱牌。这种钱牌，一律呈长方形板状，面、背四周边缘均有廓，两面均饰有勾连形卷云纹，正面中央有两道同心圆圈，两道圆圈内有文四字，右旋读。因为出土数量不多，存世罕见，所以钱币学界对其定性存有一定的争议。据专家考证，这种铜牌应为战国中晚期楚铸造的一种青铜货币，因此种铜钱牌出土时多伴有楚国青铜器和蚁鼻钱，从而证明了这种铜钱牌是楚国之物。

中国钱币博物馆藏有一枚楚国“视金一朱”铜钱牌，重26.7克，长89毫米、宽28.6毫米。正面中央铸有大小两个同心圆凸棱，构成环钱形状。其内圆凸棱明显高于外圆凸棱，圆心内有一低于凸棱的十字筋；两凸棱之间有旋读篆书“视金一朱”四字，其书法清秀朴拙，颇具古意。关于“视”，旧曾释读为“良”、“白”、“现”等字，今释为“视”，谓等同、参照、对比之意。

此系列铜钱牌有“一朱”、“二朱”、“四朱”之等级差别。四朱铜牌长13～13.1厘米、宽4厘米、厚0.3～0.32厘米，重110～137.5克，外圈直径3.1厘米、内圈直径1.6厘米。二朱铜牌长10.5厘米、宽3.6厘米、厚0.15厘米，重59.8克左右。一朱铜牌长9.2厘米、宽3.1～3.2厘米、厚0.15～0.2厘米，重34～39.9克，外圈直径2厘米、内圈直径0.8厘米。由此可见，“四朱”牌是“二朱”的两倍，是“一朱”的四倍。据考证其系楚国用来与金版互为兑换的地方性货币。楚国以盛产青铜、黄金和白银而著称，加之先进发达的冶炼铸造技术，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货币体系。楚国又是大量使用黄金称量货币的地区，楚金版上多钤有文字，交易时可分割使用。这种铜钱牌从文字和重量上分析，一枚“视金一朱”铜钱牌可兑换黄金一铢，“视金四朱”则可兑换黄金四铢，是非常珍贵的一种高额货币。

目前，铜牌出土二十余枚，由于这种“见金”系列铜钱牌的出土数量有限，故而十分珍稀，是研究先秦时期楚国币制的重要实物。

唐代“杨国忠进”银铤

银两因是称量货币，具体形状如何并不影响使用。其虽然只铸成普通的块状物，但形制、铭文、铸造、规格随时代和地域不同而有所区别，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透过银两的外形、文字以及具体使用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历史时期的钱币形制、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历史人物以及它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唐代白银货币主要用于租税、赏赐、进奉、贿赂、军费、官俸等，以前三项为最，形制以银饼和银铤为主，目前出土发现的以银铤居多。许慎注《淮南子》说：“铤者，金银铜等未成器铸作片，名曰铤。”可见，铤是一种经过冶炼还没有形成器物之前的金属坯料，而且有一定的形状，大致为长条形。唐代银铤主要有长条版状和船形两种形式。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篇（5）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4－0012-02

引言

女权主义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欧美，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在文化、文学领域的延续，至今仍在继续发展。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了猛烈批判，颠覆男性文学笔下的妇女形象；它努力发掘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重评文学史；它声讨男性中心主义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女权主义写作（朱立元，1996）。女权主义批评在发展中冲破了学科、地域、文化的限制，如，“美国的女权批评从人道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注重文本分析的方法，揭露在创作和批评领域的性别歧视，并致力于挖掘女性文学传统，建立自己的批评原则。法国的女权批评则深受精神分析学、语言学、解构主义哲学的影响，强调女性受压迫的状况并致力于在语言领域寻求突破。”（马新国，1998）总之，女权主义批评广泛改造和吸收西方影响很大的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的思路与方法，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增强了它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性。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共一千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为世人所公认，被历代中国人奉为经典并不断流传。然而，《三字经》作为一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读物，一方面在向人们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向人们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作为中国古代帝王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这些封建伦理道德观念除了包含有“人之初，性本善”“首孝悌，次见闻”等积极向上的伦理精神外，也难免有些精神糟粕和艺术瑕疵（钱文忠，2009）。另外，《三字经》在为国人所关注的同时，也受到其他国家人们的关注和推崇，于是诸多英译、法译本等相继问世。国人也在纷纷通过翻译的活动方式为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作出贡献。

本文正是从女权主义的视角，揭示蕴含在《三字经》中的部分精神糟粕，为人们更加客观地评价和吸收这部伟大的国学著作的精华带来某些启示。同时，选取当代著名学者赵彦春的《三字经》英译本进行评析，试图探索女权主义对其翻译实践的影响。

一、《三字经》中的“性别歧视”及其英译

（一）社会歧视

原作中最为典型的表现男权主义观念的语句为“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中的“夫妇顺”。对于本句的涵义，当代有人认为，它是协调夫妻之间关系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就是夫妻之间和顺相处。这种积极向上的伦理观有助于夫妻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的稳定。然而，如果仔细考究《三字经》创作的历史背景和其反映的儒家思想内涵时，不难判断这亦即中国传统概念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中“夫为妻纲”意为妻子一定要服从丈夫（钱文忠，2009）。

三纲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架构，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最早渊源于孔子，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这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为中国历代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维护提供了基础，但却深深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其中关于夫妇间主从的道德观是中国封建男权主义观念典型的代表，是对封建女性彻底的歧视和压迫。另外，在协调家庭伦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只提及“父子关系”的重要性，进而淡化了“母女关系”，女性形象在家庭中的忽视，也是女性受歧视的表现。

赵彦春将此句译为“Three tenets always: Subject Lord obeys. Son Father reveres；Man Wife endears”。其中“夫妇顺”译为“Man Wife endears”，丈夫需要疼爱妻子，强调丈夫对妻子的责任和义务。然而，这也无形中向读者传递了一种“男女有别”的价值观，即妻子因其天生性别差异，处于弱势地位，需要丈夫对其进行照顾才能使得家庭更加和睦，而不是突出男女平等、相互照顾的观念。因此，此种译法也向读者传递出对女性的歧视观念，忠实传达了原作的内涵。

（二）教育歧视

首先，《三字经》中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为有用之材，这着重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然而，“养不教，父之过”，可理解为仅仅是供养儿女吃穿，而不好好教育，是父亲的过错。换言之，在中国古代，教育的责任完全在父亲，将母亲对子女的抚养教育作用完全“边缘化”。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要远远高于女性，女性的家庭作用很小，甚至是忽略不计的，这恰恰反映了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和家庭中的“男权主义观念”。赵彦春将此句译为“What's a father? A good teacher”。将父亲在家庭中的教育者重要形象直白地表现了出来，达到了与原文相近的表达效果，忠实地为读者传递了中国古代男性在家庭中的“教育特权”。

其次，“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意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的智者为五子，即荀子、扬子、文中子、老子和庄子，为读者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中国古代，“智者”是男性的“专利”。结合中国古代历史史实，女性是没有权利接受教育的，女性的受教育权完全被男权主义统治的封建社会所剥夺，因此女性是不可能作为文化的引领者——“智者”被人们所敬仰铭记的。由此，也可透视出中国古代“男权主义”猖獗和女性的悲惨生活境界。赵彦春将此句译为“Five sophists then/Were great men: Xun, Wenzhong, Yang/Lao and Zhuang”。其中“子”译为“sophists”和“great men”，客观地反映出古代男权主义价值观下的智者均为男性，女性被忽视的客观现实社会。

第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意为作为儿子，从小就需学会亲近老师和朋友，以便从他们那里学习到许多为人处事的礼节和知识。这里只强调了家庭中儿子学习的重要性，而完全忽视了同样作为一家之子的女儿学习的重要性，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观念。赵彦春将此句译为“Son of man, Mature you can. Models you requite, Learn the rite”。其中“为人子”译为“Son of man”，用“man”代指父母双方，“Son”代指“子”，利用此种语言上的性别歧视来突出客观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男权主义观念。

（三）心理歧视

原作中“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意为像这样的女孩子，天资如此聪慧；身为男子汉，更要时时警惕，充实自己才对。由此可以看出，在作者的意识形态中，男性形象往往是聪明有才华的，而女性若如此，将会被视为非一般的女性。同时，作为男性，因其生理因素决定，理应比女性更具天资才华。这种认为女性天生就不如男性的观念被称为“生理本质论”，因为这种男女两性间的差异是建立生理差异的基础上的，并且已构成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他们不否认男女因其生理先天的因素导致的某些不同，比如外形大小、形状、身体化学性能等，但这些区别不是导致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因素。这反映出在父权制思想统治的社会，女性往往被具体化边缘化，女性形象通常是根据与男性的不同之处来作为标准衡量的（Lois Tyson, 2006）。同时，这种社会意识给女性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使她们丧失了自信心和自尊心，在心理上受到了压迫和歧视。

赵彦春将此句译为“They, though women, Were very keen. Man thou art, Be likely smart”。句中“though”和“Be likely”对应“且”和“当”，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将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代人们的男权主义心理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四）政治歧视

《三字经》中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讲述的是从三皇至清代的朝代变革，一部中国史的基本面貌尽在其中，同时读者也从中领略了“君权世袭”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皇帝的政权只能传给其儿子并非女儿，并且每一位帝王均是男性身份。由此可推断中国古代妇女在政治上毫无权利可言，换言之，她们在政治上受到了裸的性别歧视，并持续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二、结论与启示

综上从女权主义的视角对《三字经》进行的分析，可发现这部中国国学经典虽然具备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被国内外称颂和传承，但基于其历史渊源的局限性，还是含有某些精神糟粕和艺术瑕疵。例如在女权主义批评的视角下，笔者发现《三字经》蕴含浓厚的男权观念，中国妇女在政治、教育、心理、社会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人们应通过《三字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次详细的梳理，认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需要继承的精华，何为应该摒弃的糟粕。

另外，通过对原作和译文句对句的比读，笔者发现译者赵彦春在处理带有性别歧视痕迹的语句时遵循了“忠实于原作”的翻译模式，换言之，不回避“女权主义”的社会敏感热点话题，从而很好地再现了原作的思想内涵，客观地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女性受歧视的艰难生活处境。

【参考文献】

[1]Simon,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

[2]Lois Tyson.Critical Theory Today: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New York:London,2006.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篇（6）

雷锋是9年2月8日出生，到92年8月日逝世，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民解放军，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雷锋原名：雷正兴、父亲：雷明亮、母亲：张元满、爷爷：雷新庭、哥哥：雷正德。雷锋得的成就也不少有：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还有抚师市人大代表。同学们我们了解雷锋，一起看看雷锋的小故事吧！

有一次，雷锋外出时在沈阳车站换车时，发现了一个背小孩的年轻妇女，被一群人给围着，雷锋向前去打听，原来她们是从辽宁去吉林看丈夫，可是车票和钱丢了，雷锋毫不犹豫的用自己的钱为妇女买了去吉林的车票塞到她手里，妇女站起来问："小兄弟，你叫什么，哪单位，家住哪？"雷锋看了看说："我叫解放军，家在中国。"

雷锋的这个故事感动了我，雷锋不畏一切，拿自己的钱为那位丢了钱的妇女买车票，可隐瞒自己的名字、住址、单位，雷锋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感动了我、感动了大家。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我们要向雷锋学习做个乐于助人，长大后为国家服务的少先队员！

雷锋日记读后感400字（二）

读了雷锋的日记后，耳畔不由想起："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书中写了很多雷锋叔叔帮助老百姓的事迹，虽然这些都是小事但都深深地触动着我。

雷锋做的好事就像春天的雨点一样多，说也说不完。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的螺丝钉精神，节约每一滴水，每一粒米，每一颗螺丝钉，不仅如此，他总是发扬他的螺丝钉精神，刻苦钻研，在平凡的岗位上闪闪发光。他这种高尚的品格，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奶奶经常和我说吃小亏就是占大便宜，一开始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看了《雷锋日记》我觉得雷锋叔叔做的就是这样的事，他不为自己着想，处处为他人考虑，即使是牺牲自己，他也毫不畏惧。我也希望自己能做一个节俭自爱、乐于助人的人，帮助同学，帮助朋友，从小事做起，做一个和雷锋叔叔一样的人。

书中写到：雷锋叔叔没有外出，却为部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日记的末尾，他写道："今后要少说多做。"这不是老师家长常说的，不说大话，脚踏实地做事么。

看完了《雷锋日记》我受益匪浅，从今往后好好学习，我要多做些日常的、平凡的、细小的工作，少说漂亮话。

雷锋日记读后感400字（三）

雷锋，这个名字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吧。雷锋的一生很短暂，但他却助人无数。我们席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于93年3月日，亲笔为他提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3月日定为雷锋纪念日。

《雷锋日记》中的一段话让我感慨："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份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过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如果你要告诉我生命是感恩，你是否日夜宣扬那美丽的理想？

雷锋叔叔就像钉子一样，守在生活的岗位上，雷锋叔叔提倡钉子精神，在一个没有眼的木板上钻出眼，而我们在学习上也要有钉子精神的钻劲和挤劲，

雷锋叔叔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他帮助大姐在下雨天背孩子回家，提战友给战友的父亲寄钱。教战友识字，学算术，给素不相识的大姐买车票······这些事虽只是小事，可在我们身边又有谁做到了？

所以，勿要小事而不为！从今以后，我在学习上要学习雷锋叔叔的钉子精神，在生活中，我要从小事做起，学习雷锋叔叔有爱心。做些小事，尽我所能。做我应当做的事：L在走廊里

把垃圾检起来气；不乱扔垃圾；让同学们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雷锋日记读后感400字（四）

一部可歌可泣的《雷锋日记》令读者无不为之动容。"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学习。

雷锋精神，是以雷锋的名字命名的。以雷锋的精神为基本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革命精神，其实质和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文明的同意语，先进文化的特征。周总理把雷锋精神全面而精辟概括为"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篇（7）

姓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时期，所以中国的许多姓氏都是女字旁或底，如姚姓。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的符号，如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帝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历经夏、商时期。

周代是中国姓氏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姓氏制度见于记载者较多。周王为姬姓，周王所封建的各诸侯国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异姓的区别。到东周春秋时，可考的有姬、姒、子、风、嬴、己、任、祁、芊、曹、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等二十二姓。百家姓的排名只是名义上的，虽然有字面上的这幺多姓，因为某些姓氏虽然在字面上不同，实际上部分姓是从某姓衍生出来的，比如姚姓，据2004年在湖南零陵召开的全球华人公祭舜帝大会上的最新统计，由姚姓衍生出的姓氏达60个之多，如陈、王、胡、孙、虞、田、袁、车、陆等姓氏，流布于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五帝之一的舜有生于姚地（今河南濮阳范县），便以姚为姓，其后子孙便以姚为氏，称为姚氏。

二、各姓氏名人的介绍涉及到许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是学生的学习榜样，能让孩子对自己的姓氏产生自豪和自信，激励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中国姓氏文化源远流长，每一种姓都包含其独特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开枝散叶、生生不息，蕴育出优秀的中华儿女，而且每一种姓在各个时代都有其代表人物，如：朱姓在历史上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家族，古代有战国勇士朱亥，西汉名臣朱买臣，东晋名将朱序，南宋文学家朱熹，明太祖朱元璋，近现代的有散文家、诗人朱自清，中国人民的创建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军、政治家、军事家。当然还有许多姓氏名人都是学生的榜样。又如孙中山、、文天祥等。

三、增强学生对我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字了解，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兴趣

《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为三大蒙学读物。宋代是我国古代,非常重视识字教学的时期。宋代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 ,仍然采取集中识字的办法 ,沿用了前代的《千字文》 ,还编写了不少新的集中识字教材。在众多的识字教材中 ,以《百家姓》、《三字经》最为著名， 而我国传统识字教学就是这样的。学生先用一二年的时间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约就能识两千多字。然后再去读“四书”“五经”，再去学习做文章。《百家姓》成书于北宋初年，原收集中文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以“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代吴越钱塘地区，故而宋朝皇帝赵氏、吴越国国王钱氏、吴越国王钱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王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它的特点是读来顺口，易学好记。

四、传承家族文化，让原生态的地域民俗文化得以发展

中国人是最重视祖先、家族的，直到今天，人们初次见面，问的第一个问题常常就是“您贵姓”。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姓名学是每个国民不可缺少的文化知识。姓不仅代表一个人，还承载着浓重的家族、地域内涵。从简单的一个姓氏，我们能看到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民俗的许多东西。让孩子了解我国独特的姓氏文化，仍是对孩子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古人教育孩子，首先要让他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解自己的根脉，然后才能爱家、爱国。读了《百家姓》，学生不仅了解许多历史故事，还能熟悉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并为姓氏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族凝聚力所影响。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篇（8）

为了破解钱教授指责的译坛笑话，我们搜集了卡莱尔的《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一书的多种汉译本，诸如，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的译本，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三联书店、国际广播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译本，进行逐一核对。经查，所有这些译本中根本就没有钱教授所说：“当人走在黑夜路途中，如果前头有一只发亮的乌龟，它就能领着你穿过黑暗”的译文。卡莱尔的原文中，也没有“发亮的乌龟在黑夜里引路”的意思。再不负责任的译者，也不可能凭空误译出这样的文句来。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篇（9）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启蒙教材。而其中《三字经》又是影响最大的一种，知名度极高，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明代教育家吕坤指出：“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读物。清人紫巢氏，称它为“一部袖里《通鉴纲目》”。民国时期的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对比，认为它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重订三字经》题辞）。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也说：“《三字经》以一千馀字，历举我国文化义理历史典籍，实一小型百科全书。”[1]

《三字经》的字数是多少，好像并不是个问题，数一数就知道了，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现在通行本（王相训诂本）是1145字。而文献记载的最古本《三字经》是1050字[2]。而根据现有文献得知赵南星所撰《三字经注》是现存最早的《三字经》注释本[3]，此版本完成刻板印刷当在1572年后。其所据《三字经》版本的印刻时间至少不早于1295年，应在1315年后。它的字数是1086。广东省立图书馆中山文献馆馆藏的《训蒙三字经》，是民国年间广州民智书局刻印本，它最接近原本，共有1056字。而据有关专家考证，全书总字数为1044字而非现在文献记载的1050字[4]。

《三字经》的作者到底是谁？因为当时未署作者姓名，在明代以前也未引起人们重视，所以到了今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三字经》作者之说大致有四种：一是南宋鄞县王应麟撰，二是宋末顺德区适子撰，三是明代南海黎贞撰，四是王应麟初撰、区适子增订、黎贞续成。而其中以王应麟为作者的意见占优势。不过按照钱文忠先生引用顾静先生的意见，应该说是“世传”王应麟所撰。[5]

《三字经》为何风靡当时，深得人们喜爱，并且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呢？主要因为：

一、内容丰富，知识性强。《三字经》也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简史。它涵盖面极广，涉及伦理道德规范、经史子集、名物常识、历史次第等，作者运用简单易懂的文字将中国文化各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真正是“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许多语句，如“养不教，父之过”，“勤有功，戏无益”等等成为妇孺皆知、世代传诵、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被誉为“千古一奇书”。《三字经》全文分为四个部分，全篇内容连贯，第一部分谈教育意义、伦理知识，和基本文化常识，第二部分介绍代表中国文化的经典书目和读书的次序。第三部分是简明中国通史，第四部分谈学习要勤奋刻苦。可见《三字经》也是一部教育专著。外国人称它包括“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之著作”，因而把它作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风俗习惯的入门书。比如：“人之初，性本善”，看起来简单，其实涉及到中国古代一直争论不休的关于人性本质的哲学命题。亦即人性本恶还是本善，抑或有恶有善，这个问题即使是在儒家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三字经》中的许多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如“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等，言简意赅，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特别是其中尤须对关于学习的句子，至今仍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如：“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要求我们读书学习，要有恒心毅力，要边读边思考。只有早把心思都用到学习上，才能真正学好。“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晋朝车胤，把萤火虫放在纱袋里照明读书。孙康则利用积雪的反光来读书。两人虽然家境贫苦，却能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求学。“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狗在夜间会看守家门，鸡在早晨天亮时报晓，人如果不能用心学习，有什么资格称为人呢？“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蚕可以吐丝，蜜蜂可以酿蜜。而人要是不去学习，以自己的知识、技能来实现自己的价值，那就还不如还动物。而其中对历史知识的叙述，非常精炼，不到三百字就概括了从伏羲神农到明朝灭亡的廿二史内容，真可谓“袖里通鉴纲目”。

二.《三字经》对中国古代的道德思想进行了有选择的继承与发展。在提到后来为人们所诟病的三纲五常时，它不是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调绝对的君权、父权、夫权，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而是说“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在这里，它提出的是对等的概念，对道德双方同时要求，而不是对单方面的要求，如“君臣义”，它不仅强调“臣则忠”，也强调“君则敬”，其实这是继承孟子的君臣观，孟子不赞成君尊臣卑型的模式，对君臣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君贤臣良型的崭新模式并设定了君臣之间各自的分工和职能范围。他提出“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6]（《孟子・离娄上》），君臣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对等的关系。他甚至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7]（《孟子・离娄下》），可见孟子所要建构的是一种君臣人格相对平等的关系。《三字经》所吸收的正是孟子这种相对合理的君臣伦理关系。其他如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也是一样，对双方都提出要求，如“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这种观念对于我们今天处理社会、家庭、同事、上下级等关系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三字经》深受喜爱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三字经》每三字一句，句子短小，整齐排列，句式流畅，押韵自然，读来朗朗上口，非常易于儿童的诵读和记忆。并且，它的前后句之间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不过《三字经》中的三字句，往往并不独立表意，而是两句或四句一组，一起表达一个意思，但正因为将六字或十二分为两句或四句，这对孩子记诵大有帮助。《三字经》对句平仄押韵，这种两两相对、互相补充、互相配合的句式，正好体现中国人喜欢对称的思维方式。古人云：“书读百遍，其意自见。”而根据儿童喜欢大声讽诵学习的特点，《三字经》非常适合儿童可以反复诵读，儿童在诵读过程中，尽管不一定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和思想，却能产生奇妙的节奏美感。我国古代一些学者就很重视诵读的作用。梁启超认为：“儿童识字之始，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三字经》就具有了歌谣的特点。

《三字经》是我国古代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凝聚了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和传统伦理文化。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章太炎称赞《三字经》“其启人知识，过之《急就章》与《凡将篇》之比矣。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钱文忠先生甚至提出《三字经》适合全中国人来读。他认为《三字经》里面讲爱、对长辈的尊敬、兄弟之间的友爱、勤奋学习等有普世的价值，永恒的价值。“俄国汉学之父”的俾丘林神父曾称它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认为它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风俗习惯的重要书籍，并把它列为学习汉文的识字课本。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三字经》列入了《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可见，我们数典不能忘祖，如何继承和借鉴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启蒙教育文化，是我们今天重要的任务。

注 释

[1]《朱子新探索》，台北学生书局，1998，672页

[2]陆林辑校.《三字经辑刊・前言》.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3页

[3]陆林辑校.《三字经辑刊・前言》.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页

[4]李健明.《三字经》主要版本内容研究，《学术研究》，2008，第8期。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篇（10）

三国演义的读书心得600字精选一

暑假里，我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书，叫《三国演义》。里面的内容大致分为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国归晋五大部份，反映了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的军事斗争。

我就讲讲三国鼎立中的“火烧赤壁”吧。曹操的前锋部队在长江南岸遇到了孙刘联军。曹操的士兵由于水土不服，很多人都生了病。双方交锋后，颇通水性的孙刘联军打败了曹操。曹操被打败后，派了两位奸细前去诈降，然后便呆在军营里静候消息。几天后，曹操的探子来报说，有人送了投降信来，还是东吴的黄盖。曹操大喜，让黄盖三天之后乘船到北岸来。

后来黄盖率领十艘大船，装满干柴和枯草，在上面浇了油，盖了麻布，驶向了北岸的乌林。在距离曹操的军营不远时，黄盖让各艘船的人点火，冲向了曹操的军营。当时的曹营被攻成成一片火海，曹操的士兵被烧的死的死，逃的逃。曹操只好带着亲信逃走了。

这场战役，败在了曹操轻信了黄盖的苦肉计，又因士兵是北方人，不识水性，在陆地上他们是精锐之师，但遇到了水，他们的就成了乌合之众了。加上曹操又太轻敌，总把自己想得太强大，才会掉以轻心，最终使这场战役失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强者不一定就会胜利，弱者也不一定会失败。天时、地利、人合加上智慧也能以少胜多。三国演义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军事历史小说，我反复看了好几遍，是一部非常好看的书。

三国演义的读书心得600字精选二

读了《三国演义》一书，使我受益匪浅，于是写下这篇三国演义读后感。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的形象。它讲述了从东汉末年时期到晋朝统一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在三国中，我最佩服的人是关羽，他不但武功高超，而且人也正直。在跟曹操打仗时，他因带着二嫂，所以才假装投降。其实他还是一心想找到刘备，保护好二嫂的。等到他得到一匹“赤兔马”时，便立即骑着这匹“赤兔马”又去找刘备了。在山下遇见二嫂，他也不忘把二嫂带回去，真是一名当之无愧的好汉。他降汉不降曹、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刘备，因战败而降敌，但一得知故主消息，便不知千里万里去投奔。我认为刘备是一个君子。

刘备的谦逊，孔明的谨慎，周瑜的心胸狭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不同的性格。如果说魏国在三国里智勇双全的人最多，那一点也不为过。曹操的用兵堪称举世无双，司马懿就更是用兵如神。但是两个人都有自己致命的弱点：曹操多疑，司马懿太过阴险。再说蜀国，首当其冲的必定是诸葛孔明。他机智过人，对兵阵的布阵、破阵了如指掌，无不让后人叹为观止。还有像庞统、姜维、徐蔗等等一些人物，都各有所长。吴是一个占据三江六郡的国度，能算得上是有谋略的，也就只有周瑜了，少年时期的周瑜就熟读兵书，精通布阵，可是最后因心胸狭窄而死。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要忘记诚信。如果一个人把现实生活中最为宝贵的诚信丢掉了，那这个人还有什么呢?金钱、地位、官职?这些都是次要的。诚信是一个人的永久身份证，如果没有了诚信，大家都不信任你，而且又在你背后指指点点，你不会难过吗?这些又岂是金钱、地位、官职能弥补的?我相信，没有想做一个缺点多的不胜枚举的人吧!所以，让我们打开诚信的大门，用我们永久的身份证去面对人生吧!

三国演义的读书心得600字精选三

这段时间，我读了一部引人入胜的书—— — 《三国演义》。

本书讲述了东汉末年，手握重兵的西凉刺史董卓带兵进入洛阳，控制了东汉朝政，使诸侯不满，他们组成联盟，共同讨伐。诸侯联盟占领了洛阳，他们各自发展各自的势力。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击败了袁绍，成为中原最大的势力。随后，曹操渐渐统领了北方，意图统一全国。刘备夺取川蜀等地，孙权也稳据长江东南方的大部分地盘，这样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三国割据的时代。后来司马懿夺取了魏国的大权，由司马氏祖孙三代经营，先后灭蜀平吴，建立历史上的西晋王朝，结束了三国割据时代。

书中描写的人物多得数不清，比如说：雄才大略、心性多疑的曹操，嫉妒心强的周瑜，神机妙算的诸葛亮，还有忠心耿耿的关羽和粗中有细的张飞等等。

书中的人物形象，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尤其是他，足智多谋、神机妙算，是《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智慧的化身，被人称为"卧龙先生".他就是诸葛亮，隐居南阳时，令刘备三顾茅庐。他草船借箭，唱空城计，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几乎达到了百战百胜的境地，他的才智是我们一般人达不到而只能仰望的。

诸葛亮这一生追随刘备一人，这等忠诚是难能可贵的。回想一下几十年前的中国，战乱不断，有许多令人不齿的卖国贼。大汉奸汪精卫、卖国求荣的周佛海，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屈辱的一笔。要是每个人都能像诸葛亮一样忠心，抗战肯定能提前胜利几年!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比现在更加富强。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高尚的人对话。 读完这部书， 我收获很大。 刘备使我懂得做事要沉着冷静， 关羽教会我对人要真诚，曹操教会我不要多疑。书中丰富的人物形象，曲折的故事情节，引发了我对历史故事的浓厚兴趣。今后我要继续多读书，读好书，让经典引领不断成长!

三国演义的读书心得600字精选四

《三国演义》记叙了东汉末年至西汉之间，以刘备、曹操、孙权为首的三个军事集团，为了独霸天下以至沙场厮杀的战乱时期。其中有许多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独霸一方、窥伺天下的乱世枭雄;解民倒悬、广施仁政的一代义主;横刀立马、勇猛绝伦的威猛大将;运筹帷幄、足智多谋的军师谋士……然而，在这个人才云集的时代里，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那赤胆忠诚的诸葛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亮的写照;“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从此，他义无反顾地追随刘备;面对东吴的盛邀，他断然拒绝;白帝托孤，他全心全意辅佐刘禅;他“六出祁山”，只是为了兴复汉室;上表《出师表》，表达了他对蜀汉政权的赤胆忠诚。诸葛亮的忠诚深深打动了我，令我敬佩不已。

从古至今，忠诚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屈原的投江自尽，以身殉国，是忠诚;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兮一去不复还”，是忠诚;赵子龙乱军救主，一身胆也，是忠诚;魏征敢于直言，向李世民进谏两百多次，是忠诚;岳飞的“精忠报国”，是忠诚;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忠诚……忠诚是一种美德，值得我们去学习它，歌颂它，传扬它!

大家耳熟能详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因为忠诚，他先身士卒;因为忠诚，他不怕牺牲;因为忠诚，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为忠诚，他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国家!虽然只有平凡的工作，但他却家喻户晓，受到全国人民的敬仰，就是因为忠诚。有了对国家的忠诚，他才用尽一生精力研究‘‘两弹’’，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见，忠诚对人们成就一番事业，也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的社会，人们的物质享受多了，像金钱、权力、名誉等利益，深深诱惑着人们。有些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从而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违背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只要有利可图，就将忠诚抛之脑后。这样的人，往往只能享受一时的利益，最终的下场都是身败名裂。

忠诚，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流逝的时光，社会改变，渐渐销蚀了忠诚的光芒。青少年是民族的未来肩负着民族腾飞的的重任，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违背忠诚，要使忠诚永放光芒。

忠诚，是青春冲刺的诺言，是生命履行的责任，是安身立业的根本，更是人生路上不可缺少的品质。让我们做一个忠诚的人，一个忠于学业、事业的人，一个忠于社会和国家的人!

三国演义的读书心得600字精选五

《三国演义》家喻户晓，名扬天下，广为人知。读完一遍，令人荡气回肠。

《三国演义》写的是汉末时期，魏、蜀、吴三国争霸的故事。魏王曹操，蜀王刘备，吴王孙权，并有妙算军事诸葛亮、庞统、周瑜，猛将军关云长，赵云，张飞，许褚等等构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军事的神机妙算，猛将军的智勇双全，好汉的义气，小人的奸诈，铸就了三国曲折的故事，才有罗贯中笔下的千古名著——《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中，神机妙算的军师无过于卧龙诸葛亮了。赤壁一把火，烧得曹兵丢盔弃甲：三气周公瑾，气得周瑜口吐鲜血而亡。孔明舌战群雄，智激周瑜，奇谋草船借箭，更是脍炙人口。正如徐元直所说：“凤雏伏龙若得一人，天下可安矣”。此并非夸大其词。在诸葛亮面前，曹操千军万马何足挂齿。孔明如刘备一臂，令人心服口服，声声称奇。

三国中的猛将军，那可是好汉如云。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兄，桃园三结义不忘兄弟，过五关斩六将不在话下，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大义凛然;猛张飞大闹长板桥，一声吼，喝退曹兵百万，令人闻风丧胆;智取隘口，有勇有谋，义释严颜，刚中有柔。赵云赵子龙单骑救主，曹兵百万，毫无惧意;冲阵救阿斗，如入无人之境。曹操也称之为一员虎将“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长山赵子龙”。他们的智勇令人赞叹，他们的壮志忠心与义气，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手捧《三国演义》，在三国战争中畅游，时而与关云长、张飞征战沙场;时而与诸葛亮出谋划策。我仿佛看见了赤壁之战中，熊熊大火燃烧着敌船。回想眼前，中华民族英勇的气概、超人的智慧在罗贯中笔下众位豪杰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们的引领下，中国将会走向世界顶端。我被罗贯中笔下众多人物的事迹感染着，我将会像他们一样，纵横沙场，报效祖国;出谋划策，壮大祖国。即使不会像关羽，赵云，诸葛亮那样文武双全，也要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尽心尽力。

钱文忠解读三字经篇（11）

一

一门语言就是一个新的世界,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人类依靠翻译,相互沟通,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在思考与交流中走向成熟走向文明。翻译在人类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奈达(nida)认为,翻译就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文体而言。“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种很复杂很具体的事情,涉及各种关系、矛盾和对立因素,不是语言、言语、思想、内容、信息、对等物这些概念可以表达清楚的。因此可以说,翻译是一国语词在另一国的用法。一个词包含着一国的哲学、语境和文化,正如一滴水包含大海的所有元素”。

二

谈到近代翻译理论,影响最大、经久不衰的首推严复的信达雅。严复在所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的序言中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他的译论一出便备受学术界推崇,影响所及几乎到了“译必称信达雅”的地步,被奉为“评衡译文者的唯一标准,翻译界的金科玉律”。傅雷先生模拟我国传统的绘画理论,提出翻译应当像临画,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强调重“重神似不重形似”。钱钟书先生重视境界,在《林纾的翻译》一文里,他标举“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条翻译标准以“化境”解释文学翻译活动的心理本质,比“神似”更加贴切,涵盖面更加广大,是对中国翻译理论的一个大发展,被翻译界广为认同。

三

钱钟书先生从汉代文学家许慎《说文解字》里的一段训诂引伸出文学翻译的性质、功用、理想和境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引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鸟兽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钱钟书先生所标举的“译笔正无妨出原作头地”,流露出鲜明的创新意识。但“化境”说的创新意识,则首先表现在钱钟书先生对翻译的性质与任务的严格限定,它规定了翻译与“借体寄生”的写作之间的界线,其次是肯定译者的创造性,以“笔补造化”“得意忘言”来揭示文学翻译的艺术规律。从翻译实践的角度看,译作在语言上的超越,标志着译者的艺术再创造的显现,同时又容易给人造成背离原文的感觉。于是,“信”与“美”的矛盾凸显出来,引发翻译理论界无穷的论争。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翻译思想以“信”为本,强调译者对原作的忠实,所以以原作为中心的“直译”就是一种规范和法则。这种翻译思想和艺术风气影响和制约着译者的审美观念、欣赏趣味、表达习惯和评价标准,形成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规范。但只有“信”是远远不够的。译作要忠实于原文不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就必然要丧失原作的风味;要保持原作的风味,就必然会流露出翻译的痕迹。钱先生说,以往有的翻译理论,机械的理解“信”,把“信”绝对化了。有人把“信”看作对原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绝对的统一,而把“得意忘言”看作对“信”背离。其实,“得意忘言”是译者在艺术生成中的创造,是对翻译中的不可避免的流失的弥补,也是对“信”的弥补,是另一种“信”,形异实信。

翻译上的“笔补造化”“得意忘言”,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并非译者的刻意追求。钱钟书先生在其《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一文中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的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由此可见,文化的差异使得文学作品具有抗译性,所以原作要保持自我,但在进入另一种文化语境时不自觉地被异化,最终化为非我。因此在异国语言文化里,原作的形象和意味必定发生变化。这就需要译者在最大限度的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审美观点和标准,利用好译语的优势,进行对原作的创新。只有这样,原作才能在另一种语境下被广泛接受。但是这种艺术的再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译者不能信马由缰的完全脱离原作,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分寸的基础之上。这个度要在整体中把握原作,把原作的境界纳入到自己的译作中去。当然不同的译者由于艺术修养,思维观念,审美标准的不同,这个度也会有差别。但是,不管“矩”是具体哪一种,只有有了它,才能“随心所欲”。

参考文献:

[1]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2]孙艺风.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