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篇1

1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与发展

1.1数字普惠金融的含义及发展

传统金融演变成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服务运用互联网手段使金融领域数字化。普惠金融提出后，各国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设计符合国情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将弱势群体带入正规的金融服务系统。数字普惠金融从小额信贷、微型金融、传统普惠金融阶段转变而来。为了深入推动全球普惠金融的发展，2016年G20杭州峰会正式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以及云技术等方式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扩大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和范围，全面提升金融风险防控。尤其是造福贫困区以及农村，解决传统金融无法解决的三农融资问题。数字普惠金融如手机支付、网银、手机银行App、P2P网络借贷等的发展，使金融服务延伸至农村及低收入人群，使该类人群接收服务的时间、地域的限制减少，只要通过网络就可以获取服务，因此办理金融服务的效率增加。例如P2P以一种具体的数字普惠金融形态，有效对接了地理距离可能很远的资金需求方和借贷方，并且准入门槛较低，能够帮助人们在更大范围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融资。数字普惠金融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普及对解决农村融资难及缓解贫困有重要意义。

1.2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联系与对比

传统金融相较数字普惠金融覆盖范围较小，传统金融开展业务都需要在固定的营业网点进行办理，主要建立在城市以及商业集中的区域。对于偏远地区、农村地区来说，网点非常稀少，因此开展传统金融非常不方便。数字普惠金融利用移动通讯、网络等提供金融服务，将目光聚焦于在用户身上挖掘需求，将用户对用户，端对端连接起来，使覆盖面更广泛，更普惠的给予偏远地区足够的金融服务，不需要农村地区的用户寻找网点就可以获取服务。传统金融对于数字普惠金融来说金融成本较高，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范围依赖于机构的分布数量和地点，服务范围的扩大必然需要增设更多的营业网点，因此会使金融成本增加。数字普惠金融改变了传统金融服务所依赖的基础设施，不需要营业网点，通过网络、手机等就可以获得金融服务，金融成本明显降低。另外，传统金融的物理运营成本也非常高，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线上产品，如理财、支付、融资等，广泛深入用户群体，减少了线下的成本，用户的使用频次也因此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传统金融也是数字普惠金融的一部分。其一，传统金融将原有的产品接入互联网平台，由互联网平台代销或宣传，如小额信贷、保险等产品，后续的服务依旧由传统金融机构去完成。因此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扩大用户群体。其二，传统金融与互联网合作加速了数字化进程。传统金融拥有广泛的用户基础以及信用度，上新互联网产品，将线下存量客户转移至线上，吸引了不少新用户，拓展了信贷业务，也拓展了市场。

2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差距的可行性

城乡差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差距，还包括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差距也要从经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可行性。

2.1农村产业优化升级

缩小城乡差距的首要任务就是农村经济建设。长久以来，我国的农业产业一直以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为主，农业生产没有形成产业化，这样的农业产业模式规模小、收益少，难以帮助农民早日脱贫。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建立现代化、集约式的农业生产模式是农村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然而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转型与生产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数字普惠金融便为这一难题提供解决方法。通过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为农村产业优化升级提供经济支撑，引导农户扩大生产规模，建立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除了农村的农业生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予以支持，农村的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甚至是旅游业，数字普惠金融都可以提供帮助与支持。国内已经有许多农村实行了生产、加工与旅游一体化的发展方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数字普惠金融在为农村提供经济支持的同时，也可以引导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向发达地区、示范地区的农村学习，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

2.2农村生活环境提升

城乡差距的缩小不仅仅是经济差距的缩小，还包括社会生活方面差距的缩小。近几年我国城市化进程非常快速，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越来越完备，与之相对的是农村的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建设远远落后，难以满足生活在农村地区人民的需要。同时农村地区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缺乏监管，环境污染，尤其是水污染严重，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十分重要。政府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能力依赖于财政收入水平，在许多地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多，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基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政府，通过低利息的金融贷款，为政府进行基建提供财力支持。同样，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被污染的水源、土壤与大气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持，政府亦可以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帮助下，获取资金进行环境的治理工作，在获得“金山银山”的同时，也要保护“绿水青山”。

2.3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精神文明的差距是城乡差距的重要内容，现在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产业、文化活动蓬勃发展，而农村不论是文化产业还是文化活动都略显贫瘠。我国已经大力开展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农村文化广场建设等，用以丰富农村居民的精神生活。然而现在居民对精神文化的需要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生活在农村的年轻居民。现在农村地区的年轻劳动力流失非常严重，不利于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对建设和谐美丽的新农村，留住年轻劳动力至关重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从三方面帮助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首先，建立农村金融信用体系。传统的农业社会依赖于“人情”，农村社会更是强调“人情社会”，一方面强调“人情”体现我国强调邻里和谐、互帮互助的传统风尚；另一方面，过度的依赖“人情”不符合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人情社会”存在许多糟粕之处，例如，强调关系而忽视能力，“抱团取暖”等不公平的行为。因此，建立农村金融信用体系，与地方政府合作，治理不善风气，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其次，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村地区的经济水平、居民收入。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是经济水平的提高，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为发展农村地区的文化产业提供了条件，增加居民收入，也让居民有能力进行文化消费，增加文化支出。最后，农村地区要想长久的发展离不开人才与劳动力的支撑。当下农村地区劳动力流失严重，极大地阻碍了农村发展，阻碍缩小城乡差距的进程，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平衡城乡的教育资源，对农村地区的持续发展尤为重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采用贷款或者与政府合作办学的方式，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也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远程教育，覆盖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提升农村地区整体的文化水平与技术水平。

3数字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相较传统普惠金融有许多优点，尤其是覆盖范围广、运营成本低，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相结合，能广泛地深入群众；与之相对的，数字普惠金融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在应用时根据当地的发展情况，不同地区会产生不同的需求，诞生不同的标准。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需要数字普惠金融提供金融支持、资金支持，发展种植业、食品加工等生产业，以及农副产品的运输业。较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重点在于现代化农业的转型升级，物联网、电子商务等新领域的发展，以及旅游业、服务业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可能难以进行统一监管，从而产生地区乱象。其次，数字普惠金融面向的是需要帮助的农民，与需要发展的农村地区，这些受众群体往往存在着抵御风险能力低的问题。如果他们在取得数字普惠金融的帮助后，没有实现经济效益，后续的风险只能由金融主体来承担，甚至由国家承担。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我国诞生过的移动互联网产品，尤其是金融产品数不胜数，其中有不少在全国范围内大爆，然而大爆之后民众纷纷跟风，最后产品爆雷，跟投者的财产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因此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金融的一种，如果没有进行严格的监管，很有可能像过去许多数字金融产品一样，浪潮退去，群众与国家利益受损，这与建立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背道而驰。最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受众群体除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弱外，他们的金融素养普遍不高、金融信用意识薄弱。在我国农村地区，移动通信的普及率没有城市高，在收集农村居民的金融财务信息上存在许多困难。如何克服难题，让数字普惠金融高效使用，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4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

国家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目的在于帮助农村地区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早日实现共同富裕。金融领域涉及国家金融安全与经济发展，如果不对数字普惠金融加以监管，就很可能出现问题，给国家金融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因此，加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是实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环节。

4.1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与立法

规范数字普惠金融市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立法工作。通过立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参与者、受众者、监管者等加以确定与限定，避免不符合资格的主体参与或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而真正需要的人却被拒之门外，违背了建立数字普惠金融的初心。通过立法来保障数字普惠金融真正用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上来。同时，各监管部门既要各司其职，又要进行合作，在各自的部门领域加大审查力度，跨部门联合监管。各监管部门也可以合作立法，建立全面、有效、有力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4.2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识别

我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时间短，现阶段还不成熟、不完善，因此参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主体，尤其是银行与保险公司，应当注意风险识别，建立风险转移机制，将各种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扼杀于襁褓之中，防患于未然。

4.3结合互联网科技手段加强风险防范

数字普惠金融是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来的，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与问题，可以通过互联网科技的手段防范与解决。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降低金融主体的工作量与工作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由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还可以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建立新型风险监控机制，实时监控数字普惠金融，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使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内。

作者:吴杭琪 单位: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篇2

一、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提出

为加大数字农业农村建设，提升数字化生产力，利用数字农业农村切入点，让三农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数字农业农村建设主要是指利用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通过“数字技术+农业农村”的有效结合，推进农村地区生产经营的网络智能化，用互联网数据平台为农村地区实现全面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1］。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与三农经济相结合，预计到了2025年三农数字经济占全部农业产值的比重从2018年的7.3%增长到2025年的15%，实现三农领域数字经济增长翻番；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交易额的比重从2018年的9.8%增长到15%，整个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要达到70%。

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

2016年G20国会议首次将数字普惠金融界定为“一切通过使用数字金融服务以促进普惠金融的行动［2］。”数字普惠金融可理解为“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普惠”的目标。这正是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倡导的以数字技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改革方向。为加快数字农业农村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数字普惠金融的潜在优势是“成本低、速度快、覆盖广”。数字技术可以跨时间、跨空间地为人们提供金融服务，无须设立物理网点，大大节省了经营成本。而且，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广泛使用，使得对缺乏信用信息的群体进行风险评估与控制、降低服务成本、设计与提供相适应的金融产品成为可能。因此，不仅有利于解决各种排斥问题，还可以大幅度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增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从而为数字农业农村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数字普惠金融是将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可以减少普惠金融服务的成本，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质量和覆盖面，使农村地区能够获取价格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从而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其重要性和可行性在国内外已形成基本共识。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郭峰等，2016)编制了一套“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3］，比较清晰地揭示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和成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覆盖范围，二是使用深度，三是数字支持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全方位发展主要体现在其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能够广泛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所享有。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相比于传统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能够达到更全面的可得性；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地区差异能够逐渐缩小［4］。

三、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情况

（一）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升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成融合、广泛、安全绿色的宽带网络环境，基本实现“城市光纤到楼入户，农村宽带进乡入村”。截至2019年6月，我国光纤接入（FTTH/O用户规模已达3.96亿户，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的比例均超过98%。农村地区网民数量呈逐年递增态势。2018年1农村地区网民数量达2.22亿，占整体网民的26.7%，同期增加1291万人，增长率为6.2%；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8.4%，较2017年底提升3.0个百分点［5］。可以看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每年都在增加，从2008年年底的12.3%增加到2018年年底的38.4%，年均增加2.8个百分点（如图1)。但从总量上看，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率依然不足，仅有城镇地区的一半，说明在农村地区还有巨大的互联网提升空间。

（二）农村数字支付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地区电子支付发展迅速，在农村地区成年人使用电子支付的比例达到70%。农村移动支付数量持续增加，尤其是手机银行业务量迅猛增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显示，2018年农村地区手机银行使用数达到6.7亿户，同比增加29.64%，近年来呈上升态势。同年农村地区使用手机银行支付业务93.87亿笔，总金额达到52.21万亿元。2018年我国农村地区网上银行使用数量达到6.12亿户，同比增长15.29%；通过网上银行支付业务笔数102.08亿笔，总金额达到147.69万亿元，交易金额较上年略有下降［6］。

（三）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

在服务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在农村金融服务的交付中运用数字技术的业务模式。目前在服务“三农”上，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农村地区主要是从构建平台、服务模式以及产品这几个切入点着手，不断创新服务方式。中国建设银行以“裕农通”平台为依托，构建县域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中国农业银行搭建“平台+网络融资+支付结算”农村电商三大服务功能。围绕广大农民小额支付、便民缴费、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需求，以农银聚合扫码支付和农户版APP为重点，大力推广“惠农e付”；围绕做好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进一步优化农业银行“惠农e商”电商金融服务。中国银推出“科技+智慧+载体+资金”定点扶贫服务模式，建立“银行+政府+核心企业+农户”产业链金融扶贫模式，通过差异化信贷政策鼓励支持现代农业、旅游业等潜力行业。金融科技公司在农村市场比较活跃的业态主要有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这两种。在农村市场重点服务“三农”经营性融资需求，开发贴合需求特点的借款产品。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调查数据显示，2017年“三农”群体通过样本个体网络借贷机构融资主要用于购置农业原材料与扩大经营，放款金额占比分别为46.87%和37.61%。截至2017年3月，支付宝“三农”用户已达到1.63亿。蚂蚁金服旗下的“网商银行”纯互联网运营，始终将服务小微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实践普惠金融作为自己的使命。截至2018年6月末，浙江网商银行服务的小微商家已达到1042万家，累计为用户提供信贷资金1.8万亿元。网商银行借助“数据化产融模式”打通农村经济价值链，联合农业龙头企业，为其上游种养殖户提供产融信贷服务和销售渠道。

四、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模式

（一）基于电商平台的供应链数字普惠金融模式

基于电商平台开展供应链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主要是依托大型电商平台经过多年经营，积累了海量客户交易数据，包括平台上买家的购买信息、卖家的销售信息和供应商的供货信息。基于买卖双方的交易过程互评，电商平台可以获取双方的真实信用状况，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互联网征信体系。拥有大量用户数据的综合电商凭借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和信急服务，结合用户的平台信用数据进行信用评分，为平台用户提供支付结算小额信贷、投资理财、供应链金融、基金销售等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逐步发展成为高效的电商平台金融模式。电商平台借助互联网平等、开放、共享、服务无边界的特点，能够触及传统金融服务薄弱的农村地区，为“三农”发展提供低成本、快捷、高效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阿里巴巴、京东两个综合电商企业，它们都以农村电商为切入口开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活动。2016年初蚂蚁金服成立农村金融事业部，启动”千县万亿”计划，旨在整合内外部各资源，向农业农村用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随后，蚂蚁金服通过并购和参股“三农”相关金融机构，与之合作，通过其在大数据、云计算、风控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共同开拓农村地区市场。蚂蚁金融开发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主要包括数据化平台模式、线上+线下的熟人借贷模式与供应链及产业金融模式。其对应的是三农用户的不同普惠金融服务需求［7］。在农村产业链中，蚂蚁金服提供的链条有：销售线—村淘农资电商平台销售农资到种植养殖户、乡甜（天猫、淘宝等)平台销售农产菜鸟物流整合仓储及物流等资源，保障农资及农产品物品；物流线流成本更低；金融线—蚂蚁金服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以更低成本为种植养殖户及终端消费者提供金融支持；数据线—阿里云以强大的数据运算、分析能力为合作伙伴及种养殖户提供安全的数据支撑。

（二）基于农业产业链的数字金融普惠模式

基于农业产业链优势开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主要是一些传统三农服务商。这些企业处于农业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拥有众多客户资源。通常做法是，涉农龙头企业首先利用其在农业产业的市场势力，实施农业互联网战略，打造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农业综合服务生态圈，然后根据农业数字金融生态圈中各产业链的资金需求，为农业生产上下游提供融资、支付、资信、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开发农村数字金融产品。该模式的代表性企业有大北农集团，这家涉农公司为国内上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模式，开拓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大北农集团通过子公司—农信互联，着力建设农业互联网金融生态圈，初步建成了“数据+电商+金融”三大核心业务平台。数据业务以农信云平台为基础，电商业务以农信商城为核心平台，金融业务以农信金融为载体提供。在此基础上，通过“智慧大北农”建设，将智慧管理、智慧养猪和智慧金融融为一体，打造农业互联网生态圈和互联网金融的闭环，实现从农业原材料、饲料、种子、农资采购，到生产管理、产品销售、金融服务的全产业链条综合服务，逐步构建了线上、线下一体的农业互联网与金融生态圈。大北农集团通过“大数据+”建立农业农户的风险管理体系，通过互联网操作实现平台构建，并通过“普惠金融+”实现产业化向金融化的转变，其优势是具有养殖户和经销商数据，依托平台交易数据以及经验的积累，进行大数据分析，并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8］。

（三）基于三农网络金融平台的数字普惠金融模式

三农网络金融平台主要是指P2P网贷平台。网贷平台通过互联网实现了资金端与资产端的有效对接借款人在互联网借贷平台上借款信息，出借人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投资偏好和项目收益率进行投标。出借人与借款人双方直接达成借贷协议，网贷平台只充当信息中介，资金则委托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存管，并引入担保机构进行担保有的网贷平台专注农村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结合互联网技术和农业产业链条，与农业实体企业合作，为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农户设计金融产品，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弥补了“三农”资金缺口。目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P2P借贷平台有宜农贷、开鑫贷、农发贷和翼龙贷等。其中，宜农贷是宜信公司在2009年推出的公益性助农平台。宜农贷通过网络平台农户借款信息，出借人以“爱心出借”的方式将资金借给农村贫困地区信用良好、需要资金的借款人。宜农贷的借款对象仅限于农村妇女，最低出借额为100元。出借人不以营利为目的，只象征性地收取预期2%年化收益率的爱心回报。宜农贷通过与属于中国小贷联盟的农村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M)合作，由M筛选和审核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并提供相应担保，解决借款农户的信用风险防控问题，有效突破了传统公益扶贫的捐赠“输血式”方式，以出借而非捐赠的“造血式”扶贫方式创造了公益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可持续扶贫”新公益模式［9］。

作者:谢琳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篇3

企业生产率是集技术升级、管理模式创新、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结构优化等要素于一体的综合功能。任何现实生产率都可概括为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又称之为系统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由产业升级与生产力发展实现。从农业发展角度分析，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以新时代背景下的农业发展为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这项新型观念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定的关联，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研究背景

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理解为产出与要素的投入比，通常情况下可利用参数法或非参数法进行测算。和其他产出指标相比，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准确反馈出产业经济发展速度及实际情况。目前，中国农业经济正处于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对各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降低要素投入比例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是推动我国农业经济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保证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合理性、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必经之路。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提升，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机械化生产率和先进技术应用率等指标的影响。目前，部分专家学者利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采取了增加农业技术投入和设备投入等措施，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经数据研究表明，农业剩余混合效率地区差异的贡献占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差异的57％。结合1952—2009年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知，我国农业增长呈投入驱动状态，技术进步带来的贡献相对较小。如表1所示，我国整体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增长率等，2011—2014年农业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增长率均值分别达到1.003及1.035，技术效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指数分别达到0.985、1.050、0.982。这意味着在我国金融业不断发展的今天，其资源要素流动速度越来越快，金融本身的逐利性和流向性越来越明显，拥有更多资本的群体和行业更容易获得金融支持，贫困且没有资本支持的群体和行业不受金融服务青睐。这明显不符合利用金融资源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创造条件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普惠金融开始出现，解决了过去农村地区小微企业和农民群体融资困难的问题，使他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和难度，获得更稳定的资金支持，从根本上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分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明显的。可以看出，在数字普惠金融持续进步的前提下，越来越多金融资源得以进入农业发展，农民群体和农村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相比于传统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不会受到网点服务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因此其服务成本会大幅度下降，这使其能够更好地为农业技术发展等提供资金支持，最终达到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另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给农村实体经济建设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乡村物流和乡村电商的发展，解决了传统农产品不能顺利参与市场竞争的问题，保证了农业生产资金的快速回流，有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进而达到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2]。

2.1影响因素分析

2.1.1地区差异

我国拥有广阔的领土，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全要素各不相同，受地区经济发展制约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想要彻底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就必须从地区性差异的角度入手分析[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性影响，从高到低分别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国中部地区的农业经济比较发达，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空间比较大。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后，可为中部地区农民群体及小微企业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从农业技术推进和现代化机械设备等方面着手，保证该地区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我国东部地区主要依靠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实现经济发展，农业经济并未占据主要地位，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小。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虽然也十分重要，但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金融业发展过于落后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并没有在这一地区取得高效发展，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小。

2.1.2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确实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其中，数字化程度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为明显，数字化程度越高，影响就越突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数字普惠金融不够发达，一般只能起到缓解融资约束和减贫增收的作用，并不能真正在农业要素配置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作用。只有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影响金融资源的配置情况，进而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除此之外，数字普惠金融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和区块链等的数字技术，存在新兴金融服务模式，具有覆盖范围大、应用成本低等优势，和传统金融服务相比，其更适用于乡村地区农业生产。

2.2研究结论

为了明确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研究对原有研究结果进行了参考，并在大量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得出了下列结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十分明显。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农业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采购等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进而达到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在中部地区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在东西部地区发挥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是数字化程度会影响其提升效果。数字化建设的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越明显；数字化建设水平越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越小。与传统金融服务模式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更突出的优势，其在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层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种优势主要可以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融资成本比较低，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比较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等移动智能终端操作，解决传统金融服务的空间问题，金融机构可以将用于网点建设的资金，向农村企业和居民提供相关金融服务，使得金融服务质量有所提升。第二，在数字化技术支持下，数字普惠金融得以真正落实到每一个乡村，解决了传统金融服务模式下边远乡村不能接受金融服务的问题，让边远地区的农民群体能获得更有效的金融服务，为农民群体和小微企业解决了融资困难的问题，使之在农业生产中更加得心应手。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配置效率和风控能力。

3促进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十分明显，通过上文的一系列研究可以看出，尽可能发展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是提升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部分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还不成熟，影响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必须研究提升乡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策略。

3.1做好基本信息数字化

数字普惠金融的进步，离不开农村居民数据信息识别的支持，而对农民群体的基本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是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手段。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建成详细的农村地区居民信息数据库，金融机构也能据此贷款审核，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势。所以在今后发展中，需要做好农村客户群开发工作，建立全覆盖农民客户信息网络，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提升金融客户服务水平。第一，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深入到基层中，采取村对村、街道对街道、户对户的登记模式，了解村民信息及其经济情况，为乡村地区基本金融数据库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为了让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尽快落实到基层当中，农民群体也可以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自主登记，并自助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申请。另外，金融机构也需要在基层安排客户经理，为有需要的农民提供服务和支持。

3.2加强政策扶持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在我国农村地区扎根生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支持力度。只有保证政策支持力度，乡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才能逐渐成型，进而发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乡村地区的基层政府部门应加大支持力度，以乡村振兴为基础制定配套政策，从税收改革机制、金融补贴机制等方面入手，为以数字普惠金融形式进驻乡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提供补贴和优惠，创造良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条件，使之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发挥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作用，具体还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第一，在农村地区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需要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真正将数字普惠金融贯彻到农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为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奠定良好基础。对于互联网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之间的协调性和适应性，同样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充分利用各项下沉资源。若想有效拓展普惠金融的可行性，还需要在农村地区建设完善的数字互联网设施，以低成本的方式将金融服务渗透到社会各级阶层。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领域的创新发展，使得金融业在农业生产方面起到良好的服务作用。第二，加大农业管理知识与技能运用的学习力度。从技术层面着手，朝着资源节约型技术与劳动节约型技术并重的方向发展，实现升级转型，以此有效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良性发展，切实提高农业发展的技术效率，真正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技术效率中的优势，同时有效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第三，构建完善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在新时展形势下，金融界应积极打造高效、智能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本着个性化、差异化原则不断优化金融服务，从整体上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质量及覆盖率，并全方位展示数字金融知识的应用过程。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宣传数字普惠金融，帮助社会各阶层全方位了解数字普惠金融的特点及应用价值，整体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3构建风险监管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再加上农村地区金融基础不稳定等问题的影响，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是基于网络化技术运营的，传统金融服务的运作模式和监管体制很难发挥作用，在无形中加大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风险，很容易出现数字金融诈骗、互联网平台生成天价利息等问题。为了有效规避这些风险，在构建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时，务必要同步做好风险监管机制构建工作，同时还需要做好农民群体的金融知识普及工作，确保村民充分了解数字普惠金融的服务流程和服务对象等。在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积极影响的同时，还需要规避不必要的金融服务风险。除此之外，还需要尽快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追踪机制，实时跟踪与监管恶意欺诈行为，冻结涉及欺诈行为的金融产品，从而避免其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银监会、国家财政部门、当地政府部门等都需要参与到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发挥其应有的监管作用，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质量，为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4结束语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农业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盘，在现代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是从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来看，其仍存在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充分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索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策略，无疑是未来一段时间推动我国农业经济持久向好的必然举措。

作者:张馨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