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意识论文大全11篇

文化意识论文篇（1）

教师作为学生英语学习的引导者，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亦或是外国文化都应该有透彻的理解和感悟，自身对文化的学习不应固步自封而应与时俱进。试想一个英语教师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一知半解，怎能正确有效地引导学生进行英语学习呢？拥有一个文化素质高的教师是学生文化意识培养的前提。另外，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优秀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与外国人的交流与合作，而在交流的同时，传递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使中国文化登上世界舞台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和骄傲。在英语教育中培养外国文化意识固然重要，但中华文化意识的培养也是了解和学习外国文化的基础，高举弘扬中国文化旗帜，努力学习外国文化将二者巧妙融合才是英语学习的根本。

2.在课堂中重视文化渗透，对比中英文化差异

在课堂中适当进行文化渗透有利于学生在了解课文文化内涵和所涉及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更加立体直观的理解课文内容，加深印象。具体方法是：先通过教材讲解，介绍背景知识，然后在适当环节(讲解词汇或某一内容时)，结合背景，讲解相应的文化内涵，众所周知，近年来，英语课文中出现许多生词，这些生僻词汇的出现于时代进步与文化发展紧密相连。另外，在课堂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对中英文化的差异性做出对比与判别，加深文化学习。例如，“WhatamIgonnado？”英文中的后半句“gonnado”是“goingtodo”的意思，但是为了表达的简单和明了，被完全口语化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此种现象在中国教材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在培养学生外国文化意识的同时，要注重对比中英文化的巨大差异，在差异中寻求学习和记忆英语知识的最佳途径，只有对中国文化背景和英语文化背景全面了解，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水到渠成。

3.创设文化交流氛围，发展多元化的视听教育

英语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书面知识的获取，要重视培养学生听说读写全面发展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与人交流的能力。教师应创设适宜的文化交流氛围，发展多元化的视听教育，满足学生与人交流的欲望。交流的最佳方式是面对面，因此，教师应该组织和鼓励学生于外国人进行交流。只有同外国人交谈才能实现中英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交流中学生可顺利了解他国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逐渐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另外，通过多媒体教学组织学生观看正宗的美国影视，听纯正的英文歌曲也是培养文化意识的重要手段。通过口语和视听的双重影响，学生对外国人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价值表达，历史发展等有了全面透彻的了解，更有效弥补课本知识的欠缺。以这种途径可以培养学生深刻的文化意识，促使学生在以后的英语学习中游刃有余，挥洒自如。

文化意识论文篇（2）

南宋词人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一部《稼轩长短句》，记录了他慷慨磊落，献身社稷的一生，凸现了他一腔杀敌报国的忠肝义胆，并抒吐出其欲救国家危亡而不能的痛楚呼号。自南宋以来，人们看到了稼轩词“沉郁顿挫”的特异个性和“议论为词”的表现手法；但更多的人则将其词冠以“豪放”桂冠而笼统赞誉之，鲜有人发掘稼轩词的文化底蕴。

一、齐、鲁文化的基因

辛弃疾出生地历城（今山东济南），春秋战国属齐国西部领地，距齐都营丘（今山东淄博）、鲁都曲阜都较近。历城地区在齐鲁文化交叉辐射下，成为儒学文化的中心地域。从小生活、求学于这里的辛弃疾，他的文化性格、学术观点、心理特质和人品素质受到齐鲁文化的深层影响。辛弃疾出生时，历城已在金人控制之下，但其祖父辛赞从未放松过对孙子辛弃疾的爱国传统教育，而且正是在故土遭异族践踏后的沉痛和失落感，强化了老人的民族文化意识，故尔其对辛弃疾从小用传统文化进行熏陶与激励，对辛弃疾成年后文化性格的养成及定型，起了关键的作用。辛弃疾幼小时植下的齐鲁文化的基因，一直影响到他后来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

齐文化与鲁文化虽都是儒学文化的渊源，细较则有区别。齐，乃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开国功臣姜尚的封地。姜尚是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文韬武略，智慧超群，传说他著《六韬》六卷，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姜尚崇尚武略、积极进取，具有兼收并容、招降纳叛的襟度，勤政爱民、身体力行的作风以及顺历史潮流而动的革新意识。他为齐国文化的尚武崇勇精神，兵战意识以及开放、务实、灵活变通的文化传统开启了先河。齐曾一度成为战国七雄之首。齐国以独有的文化集结，与楚文化交相辉映，展示了华夏文明初始期的卓越风采。

辛弃疾刚成年，以一介书生，毅然举义兵抗金，征战齐鲁，气吞貔貅。他单骑追杀叛徒义端和尚的事实，他率五十骑闯入屯兵五万的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的壮举，无不显示出词人卓绝的军事家的胆魄气度及指挥才能。这正是齐文化勇武精神在他这个文化个体的具体实践。后来词人闲居时，对好友、爱国志士陈亮谈及少年征战之举，曾赋词一首，云：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二、宋代文化的色彩

宋代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全面繁盛的时代。相对来说，宋代文化体系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体系。宋人学术一个突出特点，是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宋代经历了“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终于在南宋朱熹手中得以集大成。

稼轩在一定程度表现出的对宋学的文化认同，反映在词的创作上，一方面是大量引用《论语》、《孟子》、《诗经》、《春秋》、《易传》等中的成句入词，感叹“功名本是真儒事”而慷慨郁勃；另方面则是在词中尽量回避剪红刻翠、柳欹花的女儿腔、妮子态。从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以女性为中心的审美情趣，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情趣中心的一大转移，就人文的角度观照，这也是文学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它正是市民文学的觉醒和起步，必然启导戏剧文学、小说文学发展和兴盛时期的到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当然不允许刺激感官、偎红依翠、儿女缠绵的北宋词风漫延。人生态度在一定程度趋向理学的稼轩，在词的创作中就尽量避免吟风弄月和香囊脂粉，即使写《祝英台近》这类题材，也极有分寸，温柔敦厚为本，绝不越雷池半步。稼轩词昂藏的男性阳刚之气，稼轩词与北宋文人词迥然异趣的风格，都体现出这种特性。

理学是重思辨的，宋代文人大抵长于思辨。稼轩词另一突出特点，便是思辨色彩十分浓郁。毛晋曾比较苏、辛词的不同特色道：“宋人谓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议论为诗”，是宋诗的特点；“以诗为词”，是苏轼词的个性。辛幼安乃东坡之流亚，而“议论为词”则又青出于蓝。稼轩词之好议论，固然与其齐鲁文化渊源有关，亦与宋士大夫文人崇尚清议、好品评时政的时代文化特征相契合。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词人，好议论，也是其职业特点之一。但议论中的哲理意识和睿智的思辨色彩，则首先得力于理学的熏染，其次是稼轩对老庄哲学和佛教哲学的偏爱。

宋学本身就是兼采众说，综罗百代学术而成。朱熹虽然口头说要与庄老、禅宗划清界限，事实上他正是吸收佛学和老庄哲学的思维成果，“融会贯通，使之成为他的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稼轩引朱熹为知己，却更好称老庄、谈禅佛。他的“议论为词”，很大成分系这种内容。

三、文化性格的矛盾

从宋代词史的发展脉络寻绎，稼轩词中这类颓放啸傲的格调，是南渡后朱敦儒等词作风格的继响。比稼轩稍早出，以气节名世的范成大、杨万里等诗歌创作成就杰出，然而词作亦常常表现出一种萧散淡泊的出尘之趣，同样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扭曲，在志节名士心灵投下阴影。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互补机制的作用，在社会遭异族践踏的大变动的扰攘时局中，人们有对恶势力的抗争，也有在抗争中受朝廷权奸掣肘后的失落，有奋其智能为民族而战的豪情，也有正义和理想在冷酷现实的礁崖上粉碎后的伤心与颓唐。在豪杰之士的失落与颓唐中，往往潜在于文化积累中的老庄超脱达观与佛学禅退的文化意识会露出头角，为缓和与化解郁结于心的痛楚而蠕动于作者的意识之中，并形诸笔墨。这种文化性格的矛盾冲突，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有机制所决定的。中国文学史上各阶段都有一批正直文人陷在这一文化性格的两难处境中挣扎，未能获得终极超脱，决非辛弃疾一人而然。但是，这种文化性格的矛盾冲突在辛弃疾笔下表现得最大量、最深沉、最执著；在辛弃疾心灵中扭结得最痛苦、最复杂、最崇高。这一种纯形而上的文化性格矛盾冲突的痛苦，炼就了辛稼轩一颗千回百折、沉郁顿挫的词心，锻淬出稼轩词独具个性的凌利剑刃上的锋芒。

文化意识论文篇（3）

一个新的逻辑起点

以“意识”作为逻辑起点,得出人是人科动物在人类意识和意识背景关照和决定下确立的。根据这个结论,笔者认为人类必有文明之母,也就是说有人类的意识和意识背景存在。东西方一些学者也在苦苦地求索这个文明之母。这些学者并不在意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教科书上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也并不在意来自高科技方面的成果,而恰恰在意宗教,在意神秘文化,在意传说和神话。

一提到宗教、传说与神话,经常会被斥之为奴役人们精神的枷锁,是封建迷信,是原始人类的愚昧无知,是对大自然的恐惧和自然现象的人格化,是人们的忏悔情结。而对于史前文明,人们则毫不顾及巨石文化和金字塔以及不可思议的各种存在,还是情愿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解释,用传说和神话来封存史前的存在和规定现实的叙述。进化论确实重塑了人类的意识背景,决定了人的意识身份和规范了人们的话语。

当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处于转轨时期,处于肯定和否定的冲突时期,人类为了一种目的和选择,会形成一种话语霸权,封存一种意识、背景和存在。封存是为了重塑,重塑是为了开始,用重塑的意识背景规定人们的意识、人们的存在、人们的历史、人们的社会、人们的行为。只要我们稍加注意和思考,为了一种目的和选择,这种封存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的。

人们普遍有种探奇心理,有种不愿忘记心理,对种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总要用语言去规定它,通过传说和神话而保存下来,破译和解读就成了历代文人永久的思考。人们的破释和解读由于形形的话语,就有了形形的说法,一种说法就是一种霸权、一部著作。如果细心一些,就不难发现,其实每一种文明的细节都是当时人们人格的物化,种种物化重迭堆积起来就成了很厚重的无法分开的文明陈迹,当然也就造就破译和解读的重重困难,想“清楚”也难。

由于时空的不断远去,对封存的文明就产生许多毫无道理、毫无根据的各种理性思维的界定、推理和假说;由于社会、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又会产生许多观念和思维同义反复界定、推理和假说,从而使远古史前文明成了很厚重的无法揭去的历史沉淀,只好一律归为不能信其有的传说和神话。问题是,按现代观念和思维的界定和推理,特别是进化论话语霸权的控制,原始人类处在石器时代,人类意识受原始社会存在和原始生产力的决定,不会产生内容如此丰富、如此厚重、如此不可思议的传说和神话,更不会留下令人无法回答、不敢直面的遗址存在。这样,现代观念和思维、进化论和教科书就陷入了历史与现实、史前与当代、传说与科学的双重泥坑而无法自拔,陷入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时空差的两难境地而无法相遇,就更谈不上对话、认读、破解和自圆其说了。

华夏文化的经脉

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论证将我国夏禹纪年历史由公元前841年推到公元前2070年,终于圆了通常所说的上下五千年文明的梦,但五千年以前呢?三星堆的出土和《山海经》的记载,填补了五千年前的华夏史,俗称史前史。根据《山海经》100位历史人物的记载,通过对其它古书印证梳理也就可知,夏禹为颛顼之孙,颛顼为昌意之孙,昌意为黄帝之孙,再以炎黄二帝上推,就是帝俊女娲时代,都广之野为世界之中的创世时代,年代可上溯到一万年前。华夏的《山海经》是一部世界地理人文信史,是史前以都广之野为世界之中华夏在全球创世的叙述。三星堆出土文物说明了三星堆是文明之母,是都广之野。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完全不同于上下五千年的青铜器。关于青铜器时期,是至今史学界无法解读的时期,是进化论无法面对而相当尴尬的时期,一切观念、意识就更显得极度苍白,更不用提如何面对三星堆和《三海经》创世的叙述了。

《山海经》在三星堆文物出土之前是无法破解的书,以孔子为代表人物的圣贤文化把《山海经》界定为“奇怪之书”,连《山海经》这一书名,也成为“荒唐无稽”的代名词。史前文明在圣人的界定下,从此就永远消失在圣贤的书里,消失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史书里,《山海经》只能作为传说和神话以资消遣。三星堆文物出土以后,以它的文物和遗址显示,考古学家终于发现这是史前文明的产物。三星堆遗址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座史前都城,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估计有20万人,呈现着史前时代的辉煌和繁华。三星堆,终于从故纸堆里破茧而出,震撼了东西方,轰动了全球,这时人们才想起了《山海经》这部奇怪之书,《山海经》也终于显现出它的创世价值和史学意义。

今年,湖南新晃申报改县名为夜郎这一举措在贵州引起一片哗然,贵州已有数县当仁不让地叫响了“夜郎”品牌。这一场夜郎品牌争夺战,引发笔者对文化传承线路的研究,发现了华夏文化线路这一条经脉和铜仁在华夏文化经脉所处的的地位和作用。

华夏文化传承线路图图式如下:

史前华夏在全球创世,这时的文化是创世文化。华夏在全球创世有三星堆遗址和《山海经》信史相互印证,这是不容置疑的史前叙述。

以尧舜禹为标志,孔子为里程碑的圣贤文化在中原的兴起,开始了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但是在长江上中游的创世文化演变成了巫傩文化,也可称为神秘文化。创世文化在巫傩文化里一直以传说传承下来,在圣贤文化里却成了神话。这样华夏的创世文化就分成了两大支脉,这两大文化就构成了华夏作为整体存在的文明。

巫傩文化在铜仁

进入上下五千年后,人类文明经过了重大选择和重新定位,根据不同的社会目的,史前创世文化就分成了两大文化体系,一是圣贤文化,一是巫傩文化。

圣贤文化一直是处在华夏文化的主流地位,是历代中央王朝首肯的文化选择,是确立华夏人意识身份的文化定位,是历代子民朝夕供读的精神支柱。而巫傩文化一直处在华夏文化的潜流地位,是历代中央王朝的化外用语,是五溪蛮天地唱和的原始主义。于是,在圣贤文化与巫傩文化撞击中,笔者发现了铜仁,在发现中重新认识了铜仁,叙述它的时空存在。

贵州地区圣贤文化开发较晚,其地郁结旁纡,交通梗阻,文化原始,虽“曾古通于庄跷,化于唐蒙(汉将),又经唐宋元各代中央政权的羁縻”,仍属蛮荒之地。故《后汉书.西南夷传》谓其民“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未尝交通中国”。而铜仁区域,蛮荒更盛。贵州古通于庄跷,汉晋“蜀川臧钶道”通西域,都是在铜仁区域边上擦肩而过,一直是圣贤文化不到之地。

自元代始,朝廷在此设立土司制度,既无官吏来治理,又无汉人移民。这种土司制度仍属于地方自治,只能强化铜仁地区的巫傩文化,而使圣贤文化更难进入。

明朝时期,由于西南地区“华离险阻,箐密洞深,其人蚁付鹑居,犷悍镖剽疾,自唐宋以来,屡叛屡服”。朱元璋对西南佛教尤为重视,大力倡教,目地在于“化愚民,弭边患”,“使知君臣之道,礼乐教化之事”,“变其土俗同于中国”。洪武二十一年圣旨规定,“每三里造一庵寺,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的人”,佛教安边化民的作用远胜于儒教,圣贤文化一直上升不到主流地位,巫傩文化又加上佛教文化,铜仁区域就显得更神秘和混合。

文化意识论文篇（4）

丧葬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宗教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意识构成的一部分，对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两汉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这从保存下来的数量众多的汉代墓葬中可见一斑，其中出土丰富的随葬品以及墓葬的结构、装饰等对我们探寻汉代的丧葬观念和丧葬文化意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有关历史文献及出土资料中揭示出汉代丧葬礼俗所反映出的古人的丧葬文化意识。

一、鬼文化的影响

什么是鬼?“鬼”泛指人死后与躯体相脱离而存在的各种魂灵。所谓鬼文化，是指把这种围绕“魂灵”问题而产生的各种现象以及与之有关的古籍、典章、礼仪、风俗等的统称。

秦汉以来，社会上出现一种“泰山治鬼说”，认为人死后魂归泰山，而魄归于蒿里或梁父。两汉时期，这种说法更广为流传，言人死之后“名系泰山录”与生人“生死异籍”，户籍要被迁往冥界，从此由泰山府君管辖，而泰山就是冥界的最高官署所在，它在冥界的地位就好像汉代的都城长安，这种意识在汉代镇墓文中有明确的表述：

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泰山。

生属长安，死属泰山。死生异处，不得相防(妨)。

汉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在临死前曾唱道：“蒿里召兮郭门阅”。《三国志》中有“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之句。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出有西汉初年的竹简一枚，录简上文字如下：

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阳五大夫燧，自言与大奴良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人、轺车二乘、牛车一辆、驷马四匹、聊马二匹、骑马四匹，可令吏以从事，敢告主。

这是一个“告地文书”，也就是死者向地下官吏祷告的文书，表明死者需要在地下世界继续生存，文书中“地下丞”是指地下阴间管理死者的官吏，“主”则指阴间的君主，类似的告地文书在江陵凤凰山十号墓、江陵毛家园一号墓、江苏邗江胡杨五号墓中均有发现。

由上述可知汉代人们对鬼神的敬畏。韩国河先生认为，汉墓之中镇墓文就是为解除死者魂灵的问题，以防止作祟生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代人们对待鬼神的态度之严肃。从鬼神观念的产生到鬼文化的形成，这期间既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也有其重要的认识论、心理学依据，事实上，鬼文化是传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反映着人们价值观念的诸多取向。两汉时期这种对鬼神敬畏的浓厚鬼文化意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的形成亦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这种现象正反映了秦汉以来古人传统的人生观念、灵魂观念以及价值观念的发展脉络，反映着当时人们的宗教心理、生命意识等在各方面的渐趋成熟。

二、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对鬼神的存在持疏远的态度，孔子认为人应当“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开始极力推崇“忠孝仁义”的做人原则，并因此而对丧葬等活动给予高度的重视。儒家之所以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其目的当然不完全在于事鬼神，而是以此为手段来增强人们的忠孝仁义观念，藉以巩固尊尊卑卑的等级秩序，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然而尽管如此，儒家思想还是在当时的丧葬文化意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比如汉代厚葬之风的盛行，从而导致墓葬形制的宅第化和陪葬品的生活化，当然这种真实的模仿，也不仅仅是厚葬的结果，同时与时人的灵魂观、生死观、等级观等密切相关，但究其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汉人对儒家孝悌思想的尊崇。儒家学说要求人们无违孝悌之道，关于‘无违’的标准，孔子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虽然孔子并不提倡厚葬，但儒家事死如生的丧葬观念却被充分的发挥，最终成为厚葬的理论依据。汉代尊崇儒术，又以孝立国，对于亡者的‘孝’最终就被汉人落实在丧葬典礼之上，因此‘生不极养，死乃崇丧。’的厚葬之风的盛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随着宗法制度的日益巩固，儒家对丧葬的讲究更是到了繁文缛节、甚至不近人情的地步。历代有关丧葬之礼的阐释、著书不可胜数，对于孝子贤孙在丧葬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推崇更是大书特书。《礼记》一书便是对丧葬活动进行完整归纳的代表作之一。

这些都对丧葬活动向制度化、规范化、义理化方向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得当时人们的丧葬文化意识带上了浓厚的伦理至上的儒家色彩，由此而构成了古代人们丧葬文化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宗教文化的影响

宗教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对社会群体所认知的主宰的崇拜以及文化风俗之教化的社会历史现象，多数宗教是对超自然力量、宇宙创造者和控制者的相信或尊敬，它给人以灵魂并延续至死后的信仰体系。韩国河先生认为，不管是原始宗教还是人为宗教，都和丧葬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说丧葬发展的每一步都烙有宗教的痕迹，或者说反映出了宗教的发展历程，倒不如说共同的形而上学哲学造成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韩国河先生将秦汉魏晋时期丧葬制度的宗教性表述为四点：祖先崇拜的持久性、神鬼思想的发展、原始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介入。原始道教是汉代形成的我国传统宗教，而佛教是汉代传人我国的外来宗教，二者作为新型思想对社会生活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汉代墓葬中经常可以发现道教的相关资料。“例如，一九三五年春问，同蒲路开工时出土一个瓦盆，全文为：‘熹平二年十二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天帝使者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冢丞冢令、主冢司令、魂门亭长、冢中游击等；敢告移丘亟墓柏、地下二千石、东冢侯、西冢伯、地下击值卿、耗里伍长等；今日吉良，非用他故，但以死人张叔敬，薄命蚤死，当来下归丘墓。黄神生五狱，主生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生人筑高台，死人归，深自狸，眉须以(已)落，下为土灰。今故上复除之药，欲令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立制牡厉，辟除土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约敕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急急如律令。’与之内容相类似的镇墓文还有，河南灵宝张湾汉墓出土七件，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地出土九件，陕西户县汉墓出土两件，陕西刘家渠汉墓出土两件，等等。这些镇墓券中都记有‘召魂召魄，欲令后世无有死者……’等内容，可以看出，当时的葬礼迷信色彩浓厚。他们企图通过上‘复除之药’、‘上党人参’、‘铅人’等来辟除祸殃，代替生者不死，并保佑死者在地狱平安无事。在这些镇墓券中，还有‘天帝使者’或‘天帝神师’的称谓，这些都是太平道的自称。说明这些镇墓文都是太平道方士所书。太平道方士参与了选择冢地活动，说明当时的丧礼受原始道教影响很深。”

文化意识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6-0261-01

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贯彻十精神，与时俱进，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发挥主观能动性，极大地激发文化自觉精神和文化创造活力，积极地高效地开展文化实践活动。王韶华主持完成甘肃省社科项目《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智慧实践研究》。

项目研究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结合新的时期文化建设的需要，深刻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现实意义，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民丰富的精神生活，增强文化自觉、自信的精神和文化创造活力为时代重任，不断地深入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实践创新，积极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因此，开展“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智慧实践研究”，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

首先，文化自觉理论是当代思想领域的显学，突出的体现了科学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精神。在十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和优秀的传统，我们要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的思想价值。而且还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广泛参与世界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大胆吸收一切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促使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共促共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所以说，“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智慧实践研究”是当代文化建设紧迫的课题。

其次，强调文化自觉意识，就是引导人民积极地能动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充分地发挥文化智慧实践的作用。我们要融学理研究、生活实践于一体，在文化底蕴与思想品味上求‘智’，于世间百态和精神心性中寻‘慧’，弘扬主流人文价值观，切实关照社会现实，为缔造美好人生提供借鉴，为推进社会发展寻求答案。积极地寻找并运用古今中外人类思维、活动的智慧结晶，解读现实、服务当下、启迪未来。因此，“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智慧实践研究”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可行性。

再次，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求伦理道德、审美价值和人生态度的文化自觉，表现智慧的心理结构和智慧的精神力量。一方面，文化自觉就是对自身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文化智慧是长久历史文明的结果，科学地进行探究，把握其适应现代生活的长处和弱点，从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和创新。另一方面，文化自觉关键是要形成自觉人格，因为文化自觉最终需要文化灵魂的自觉，用人文思想性的视角看天下、观自身，以启迪智慧、激发智慧，努力地进行文化智慧实践。因此，“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智慧实践研究”是提高我们文化素养的需要，也是文化担当，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需求。

文化自觉是人类基于意识的文明进步觉悟；文化智慧是人们灵感迸发、情感表达、观念创新的深层积淀。今天，文化对人类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而深刻，成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所以，开展“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智慧实践研究”课题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适应时展的新的理论视野的认知价值。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族的“文化自觉”，进行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经济、科技和教育的腾飞，需要全民族的“文化智慧”。由此可见，“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智慧实践”项目符合时代的要求和新的趋势，我们要以崭新的理论视野，研究中国和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认知和创造世界，从而获得丰硕的成果。

文化意识论文篇（6）

使脑活动超越其生理属性而构成意识的本体基础之关键是：脑活动总是处在内外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因此，“脑活动如何在内外关系的建构中演变成为意识本体基础的存在？”，这一问题也就成了探讨意识胚演化的中心问题。

一、意识胚演化的起点：先天能力

将不同的意识事件放在演化的时间进程上考察，不难发现意识的结构与功能经历着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生成过程。个体意识胚是在借助生物遗传渠道得来的潜能素质系统的基础上综合后天因素形成的。在人的本质属性中复合着先天属性与社会属性。

1、首先，我们在观念上肯定先天综合能力的存在。这种能力的出现在时间上先于经验，而且从逻辑上看，先天综合能力构成经验形成，更一般地，意识胚演化的基础。先天能力的出现并不需要求助于经验的解释，反倒需要用它解释经验。但要对“先天”做更准确的描述，解答“什么是先天性能力？哪些能力是先天存在的？这些能力的存在状态怎样？它又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后天经验的构成？”等问题，还有许多要做的工作。从心理发生的角度看，应该把“先天能力”限定为：意识胚活动的早期就可以或者实际表现出的某种能力（可以通过行为观察等方法发现这种能力的存在）。比如说空间能力：当一个尚不具备行走和语言的能力的婴儿要求大人抱他上街时，它能用手准确指向街的“抽象”方向，而不是指向每次都要实际经历的向左转、向右转的环节。（如果按他指的方向走直线，恐怕需要跳窗。）这说明他的大脑已经对走过的路线进行了某种抽象的计算。无独有偶的是，对蜜蜂、蚂蚁的实验观察也发现了这种空间计算能力。这似乎说明空间能力是先天的。在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中，也的确把“空间”（以及“时间”，诸“范畴”等）归结为先验的。但是，严格地看来，这样的归类未免失之简单化。人的空间能力并不是先天完善的。实际上，远比这样的婴儿大几岁的孩子还不能正确地区分左右，表现为对q与p的识别与书写混淆，常常把2写成其镜像的形状等。

与唯心主义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空间确实是物质基本的存在方式，但与庸俗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区别，物体在空间中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神经系统先验地具备识别这种空间的能力。空间能力的发展必须依赖后天的经验过程完善。

2、每一种意识机能的出现都总是以前一阶段发展起来的机制为先导的。事实上，也只有以已经初步形成的系统化水平为基础，才可能使新的意识成分一经产生就立即被赋予内外关系的含义。对意识起源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追问“认识的起点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但是，正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从来便难有一个确切的解答，逆着演化进程向上追溯，也难以为意识找到一个绝对可靠的开端。

3、先天综合能力是由基因表达所控制的神经系统结构功能分化的结果。分化产生了包括非条件反射在内的各种先天能力的存在，这些能力的存在为经验的生成准备了生理基础。即使刚出生，尚未通过其感官接触世界的婴儿，其大脑也已经通过生理上的分化为意识的产生准备了生理机制的前提。如果把先天能力的产生放在生物进化的大背景下，我们说，意识胚的结构、功能是生物进化、社会历史及个体后天行为履践三重作用的结果。而生物演化与人类历史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既通过遗传物质的改变和积累塑造人的潜能素质结构（新近的研究表明大脑基因处在加速进化过程中，这种加速拉大了人种之间智力水平的差异）；也通过外显的社会生活方式、习俗、文化传统的塑造影响个体意识。在学习人类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各种意识机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意识胚的演化既是种系发展的自然延续，也是带有社会实践色彩的接受历史文化熏陶的“人化”过程。个体意识胚是在借助生物遗传渠道得来的潜能素质系统的基础上综合后天因素形成的。作为生物进化的产物,意识胚似乎先验地具备与人体的生理环境及外在环境契合的潜能。

意识活动既有其隶属于不同个体的个性特点，也有其类的共同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处在共时与历时关系中的各种意识成份间的相互作用与不同个体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内在同构的。

4、对意识胚的演化过程的研究必须自觉克服遗传决定论的影响。遗传决定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天赋论的观点，认为心理发展是遗传因素自我表露的过程,人脑严格受遗传物质的控制,按照固有的程序与阶段逐渐成熟；如，先验论的观点，把认识看成是主体内部生成的结构强加于客体的过程。遗传决定论的观点从根本上否认外在因素对意识本体建构过程的影响，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同时，这种观点也缺乏生理发育的或者心理发展方面的证据。实际上，单纯依赖包蕴在遗传物质中的结构程序很难应付后天遇到的复杂环境。人的先天能力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仅表现在肌体发育不成熟，更重要的在于意识胚本身的结构功能是不完善的。先天能力的表现常常只能应付简单的情境，能力是不稳定、摇摆的，还需要在学习中完善。对意识胚的演化而言，最重要的先验能力恐怕就是学习和发展的能力。

5、意识发展实际上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意识胚的演化是在先天人脑提供的质料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丰富、发展自身的过程。生物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对心理发展的作用体现了可能性与现实性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实现着不同机能的各种意识胚结构的存在并不是先天就存在的。具体的意识机能只能在一定的外部环境条件下才能发生。缺乏与之匹配的环境条件,实践活动难以展开,相应的能力便至多是潜伏在脑中的生理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意识胚内在的结构提供了演化的可能性,却不能从根本上决定这一进程。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必须依赖环境条件。

另一方面，环境对意识的影响必须通过意识胚的内在机制或能力结构才能发生作用。虽然意识经验的过去并不必然地决定其未来，但我们又总是不可避免地带着某种先入之见来观察和思考世界的。

6、主体意识和能力是从先天能力的综合性方面开始萌芽的，但不能假定意识胚的演化起源于一个有完整自我意识的主体。意识胚的演化进程不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了的：儿童早期的活动显示出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分化的特点：既不能在活动中区分想望的东西和外部给与的东西，也缺乏稳定的自我意识特征。各种活动最初是自发地、孤立地进行，活动之间还没有整体地彼此协调，因而基本上是无意识水平的。同时，由于缺乏规则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各种活动通常以自己的感官或行动为中心，似乎主体认为自己处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中心，把自发产生的想法当成了普遍的规范到处引用，具有自我中心色彩。

尽管内在与外在都对统一的生理基础产生影响，但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是在经验了内外关系中的冲突和挫折，通过意识胚调节自己的活动方式，从心理上祛除自我中心的蒙昧和从规范上祛除自我中心的主观随意性之后才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体能以不同的方式区别对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体与自发产生的各种主观意向。

与那种手段和目的尚未分化的杂乱无章的活动比较，真正的主体将对客体的认识、运动程序的编制、手段、目的等方面协调起来，代表着一种新的活动方式。主体把自己看作是处于时空关系和因果关系中的客体世界的一员，在内外关系意义上对其自身进行调节。主体所有的态度、思想、行为的变化都应在意识的内外关系的背景下理解。

个体接受历史文化影响的“人化”过程要广泛地借助第二信号系统，借助皮层联合区的活动自发地,或自觉地整合各种因素,并把意志、目的实现在实践过程中。这样，意识层次的活动便在广泛的脑活动中产生主导性影响，体现出意识胚的主体性特点。

二、早期经验与意识胚编码机制的形成

1、大量的意识功能是在环境中随着活动的展开而分化出来的。观察表明，初生的婴儿还处在无外无内，无物无我的混沌状态。它并不能仅凭视觉就能看到了那个离我多远，什么形状、什么颜色的物体。对他而言，所有的世界只是这样或那样的刺激。如果说对成熟意识，刺激是代表着某种对象，意识胚的反应是特定的有针对性的，那么在最初的经验中，由于缺乏视觉编码机制的支持，缺乏区分快慢反应的机制基础，刺激的影响更多地具泛经验特征。婴儿最初的行为只是一种由刺激直接引发的反应。较为鲜艳、突出的、新异的刺激（而不是代表某种物体的刺激形式）容易诱导婴儿的行为。

、神经生物学对动物神经发育的“敏感期”研究表明，如果在发育初期的一段时间内，缺乏相关刺激的诱导，可能造成视听觉编码机制对常态的严重偏离，而且这种偏离是以后的经验所无法补救的。在这个阶段，环境刺激的主要作用是推动与编码相关的各种要素的平衡分布。基于动物学实验，我们进一步推测：如果在人的早期经验中缺乏某种因素，也会使编码机制偏离常态——比如造成色盲，或者空间透视能力的缺失。有文献报道：从小生活在丛林中和圆形建筑中的人群（注意把他们的生活环境与现代人所熟悉的建筑、道路的方正结构进行比较），其视觉的空间透视能力、距离感较差。同样也可以设想，让一个现代人到丛林中生活会比自小生活在山林中的人更容易失去空间判断能力。所以，教育心理学一般强调给予婴幼儿的刺激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丰富多彩而又相对宽松平和的环境显然更有利于神经布线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形成多元的智力结构。

缺乏知觉编码机制的支持使意识胚早期活动并非建立在知觉与对象严格的对应关系的基础上。而意识胚第一阶段的演化成果，主要是在的视听觉通道、感觉区和运动区形成稳定的可重复使用并具有一定拓展能力的编码机制。这个阶段与主观努力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以神经系统的发育、分化为主导，带有很强的生理决定论色彩。但，在这个阶段外在刺激的影响同样必不可少。

由于不可逆转的基因的表达过程的深刻影响,演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3、在儿童成长的某个阶段，会自然地只专心于某一项事物而拒绝接受其它事物．或者毫无理由地对某种行为产生强烈的兴趣而不厌其烦地重复，一直到突然爆发某种新的机能。心理学家也把这些阶段们称为心理上的敏感期。在敏感期内，把握适当的时机给儿童以必要的引导和帮助，往往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儿童在敏感期内的许多表现又与顿悟的创造性思维过程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只对特定类型信息敏感，多角度、重复性地针对同一主题展开活动，在不定的时刻豁然开朗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把创造性思维称为“童真的思维”。对创造性思维的诱导要抛开习惯性思维的消极影响。

4、意识胚演化的第一阶段为神经机制的平衡过程所推动，这个过程表现为以下几个阶段的循环：。首先是刺激引起原始意识胚活动的不平衡——随着相关的对该刺激的视觉经验的形成，最初引起强烈兴趣的刺激不再是新异的，造成暂时的平衡态——一种新的刺激类型加入引发新的不平衡的——产生新的视觉经验。在特定阶段上，视觉机制究竟对哪一种刺激敏感，这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最后形成的视觉编码机制却不受形成过程细节的影响。随着经验的累积，视觉最终发展到能对各种刺激同时性地发生反应，并依据刺激本身的特点编码信息。（这种情况如同初到一个陌生的房间，我们的视觉实际是对房间各处的信息随机地采样，但我们对房间所形成的整体印象却是一致的。）这样，意识胚的活动由只能注意对比强烈的刺激，逐步过渡到对各种信息刺激进行综合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对对象的识别也由模糊逐步清晰。

编码机制的出现使感知觉成为可能，而从此以后经感觉通道进入意识中心的将不再是简单刺激，实际上是为视象、知觉、知识等概念所反映的意识胚本体存在，而意识胚对外在的反应也转为针对刺激所反映的对象。

三、感性活动与动作思维

1、对于最初既无所谓主体也无所谓客体，而能在其中孕育主、客二分的意识胚结构功能的演化，我们确实需要寻找一个内在与外在的联结点。尽管人们常常把感知觉作为认识世界的开端，但考虑到知觉部分地依赖于整体活动，我们宁可认为一开始起中介作用的是可塑性要大得多的活动本身。活动本身广泛地包括着感知觉、行为、主体意识等方面。在活动中，意识胚调动起所有的能动性与世界进行广泛的接触，促使各种要素在观念中构成相互协调的时间关系、空间关系、因果关系及内外在关系等的整体。活动本身推动了包括感知觉编码机制的形成和行为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意识胚机制的演化。

2、最初的行为只是一种本能性质的反射。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针对具体对象的的感。在感性活动中已经孕育着思维的萌芽，而思维的原始形态应该追溯到一种部分地带有自主活动特征，并且能从多角度综合处理信息的过程。这种思维形态实际上就是动作思维。研究表明在种系或个体的思维发展中，最初产生的就是动作思维或者直观行动思维。动作思维的基本特征是思维的直接性和行动性。这时，思维的产生、过程和结果直接与当前感知到的对象相联系，问题和问题的解决不是凭借表象与概念，而是借助实际动作和想象的推动。动作思维的自主性部分地由行为过程的自主性来维持，思维在动作中进行，动作停止，思维即终止。同时，自主活动的意识胚本体也把行为引起的视角的变化，物移的变化进行综合，使其超出当下刺激的给予。动作思维凭借对物体的直观感知和自身的动作来“思考”外界事物。动作思维与感知觉编码相互促进，推动知觉稳定的编码机制和刺激与表象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建立。

随着感性活动的发展，本体成份的分化加剧。尤其是以语言为代表的第二信号系统的广泛使用，不仅使意识胚发展了借助语言进行概括、比较的能力，而且使第二信号系统调节感知觉与反应之间联结的作用得到加强，思维逐渐发展到可以借助语言自主进行。在语言使用中建立起的守恒，使个体能够借助概念对物体特征进行概括。这样，以已有表象为基础，在相对成熟的意识中，思维可以不必依赖运动而借助于感知觉表象和语词概念认识事物。思维也就开始了向具体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过渡。

思维的初级形式由各种意义下的联想组成，可以用联想的规律进行描述。联想有多种形式：比如，由一种对象、情景的出现激活表征另外的对象和情景；对一种行为模式，解答方法的反观激活另外一种程式，等等。参照感知觉情景选择相应的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联想。联想中的发散与聚合效应使解决问题的过程表现为在情境和反应之间的“试错”过程和通过情境改组产生“顿悟”的过程。先天已有的刺激——反应联结,是教育和后天学习的起点,而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保持或消除某些联结,改变和利用另一些联结。

3、人的高级心理机能最初表现在实际活动中，以对实物的操作和游戏中个体之间的分工、合作的形式出现。只有在日常生活、游戏、劳动和学习中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因而使本体的各种操作性活动具备了稳定性、守恒性、可逆性的基础后，内在与外在的关系才逐步内化成自主的智力活动。

四、从历史的观点和结构的观点看意识胚机制的演化。

1、用历史的观点或结构观点考察意识机能会得到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结论。一方面，从历史的观点看，各种意识成分的产生归于个体在生活、学习及在语言使用中形成的经验。——如果个体没有对狗及用“狗”指示那种四足动物的经验,人们怎么能对狗形成正确的识别呢?凭借记忆,过去发生的意识事件影响当前,并为各种成分打上意义的烙印,使行为成为有目的。（当然，狭隘经验论的观点企图通过历史地描绘某个信念的起源来代替理性的证明，则是完全错误的。）传统经验主义虽把认识的起源归为经验的积累，但对于经验的获得本身又常常以“事实本就如此，我理应认为它是如此”为借口，忽视探讨经验获得过程的意义，其实质是把认识看作是为客体预先存在的特性所决定的过程。从意识本体存在的独立性方面考虑，意识胚的演化进程既不是为客体所决定，也并非为意识胚的内部结构所决定——各种认识起因于一个主动的、能动的建构过程。失去了这样的建构过程，各种本体成分也就失去了其意义解释。本体成分的建构把客体结合到内外关系的广阔背景中，使认识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

另一方面，在结构主义看来，外在因素必须通过意识胚的内在机制才能产生影响。意识机能的实现依赖于大脑的内部复杂联系的多层次网络系统。认识对象只有通过主体的加工改造,通过意识胚内部结构的中介作用才能被认识和把握。。各种经验的作用必须依赖先于特定经验的结构框架：既然个体意识并不先天地具有支配、使用语言的能力，那么没有意识结构的高度复杂化与分化,没有一定的积累与训练,单向度的演化过程也就无从谈起。结构不仅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水平上理解、把握对象的依据和模式,是人们思维能力的反映,也是对主体的需要和目的的反映。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机能到高级机能,由直接的感知到间接的虚拟表明意识演化是总结经验的结构完善过程。

一定的思想内容、知识成份按照某种需要、目的组织起来,并以某种标准进行修正和评价,便形成一种思维结构。当然，在意识的表象之下运行的意识胚结构可能是隐含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意识结果和过程的反思窥见活动结构，重组和超越这些结构。静态地看，结构上的差异是功能上，包括个体性格、思维特点等方面差异的基础。意识本体结构的系统性差异决定着人们如何感知外来信息，充当着对信息进行选择和筛选的内在参照。

意识胚的结构生成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先积累局部知识,然后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和掌握结构性的东西。二是先自上而下地掌握结构框架,然后在生活、学习过程中向这个框架填充一些具体内容。

2、意识本体为适应新环境不断发展，分生出实现着多元功能的结构体系。在一定的功能框架的支持下，新的刺激可能被同化到已有的结构中，产生与经验相同或相似的反应，但也可能出现已有结构并不能有效地同化新信息的情况。此时，推动了最初的结构生成的各种“调节因素”发生作用，引起结构的重组，促进意识胚结构布局的分化（这中间当然包括分生出一些既有所继承而呈现出部分新特征的亚结构），调整原有的布局或建立新的布局。新的思维结构一旦形成,进而会对原有的知识内容进行划分和重组,构成新的基础,反过来制约和限制思维方式。因此，意识胚的演化不仅能表现为对经验的引用,又可表现为对经验的超越。通过意识胚不断适应新环境和任务要求时的同化和顺应作用，意识胚的演化表现为一个结构、功能分化的过程。

小结

综上所述，个体意识胚的演化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来认识：第一阶段是先天潜能素质系统的展开过程。在这一阶段外在刺激借助神经系统生理发育的力量，促进了感知觉编码的平衡机制，主体意识初步萌芽。第二阶段为感性活动阶段。感性活动阶段的认知表现为模拟编码和形象思维。个体行为直接地针对实物对象展开，主体意识初步确立。在意识胚演化的第三个阶段，第二信号系统的广泛使用催生了理性思维能力的发展。符号编码出现并深刻改变着意识活动方式，抽象思维得到长足的发展，主体意识不断完善。

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意识胚分化出以主体性活动为中心的各功能区分层活动、分工合作的功能构筑。而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活动促进了脑功能的侧化。一般来说，这三个阶段是循序出现的，后一个阶段的出现要以前一阶段的能力积淀为基础。这三个阶段之间并没有绝对的时间界限。而且，后一阶段的出现又总是能包容前一阶段形成的功能机制。

参考文献：

1、神经生物学——从神经元到脑（美）J.G.尼克尔斯等著杨雄里等译科学出版社2003.4

2、认知心理学第四版（英）M.W.艾森克等著高定国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8

文化意识论文篇（7）

一、文化意识对文学研究起着重要作用

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文学从另一个层次来讲，实际上是人类智慧行为的一种现象。文学研究就是文学怎样达到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从而为建设人类的幸福生活作出贡献。如果只翻来覆去地讲文学反映了生活，而不去深入地探究文学是如何通过作家的创造性心灵去折射生活，则是相当粗糙的。文学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独立自足的领域中运行。它必然受到社会其他方面的因素对它的渗透和影响，产生互动的关系。读者看了文学作品就能认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民族，认识那时候人们的心灵，就是因为文学跟这些东西渗透。这些东西就是文化。

深入探求作品的审美价值，就必然提出文化的问题、文化意识的问题。因为考察文学作品，它为什么发生变化，为什么恰恰沿着这条道路来变的，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为什么采取这么一种特定的形式，这很多的问题，都受世界各国的文化系统的制约和影响，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而在冥冥中支配着人们观察、思考问题的方向的文化意识、文化观念属于人们的无意识的心理层面。普通人没有这种文化意识，比如说看到中国人打招呼：“你到哪里去？”很多人熟视无睹，从不对它进行反思。文学研究工作者要把潜伏在无意识中的、人们想当然的文化观念拉到意识的层面上加以认真的审视。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中国人之所以对这类干预私人事务的提问熟视无睹，同他们在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上很少认可自己或他人的主体性和人格上的独立性密切相关。有些人在意识的层面上把主体性喊得震天响，但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却不自觉地、顽固地否定自己或他人的主体性。这是人体无条件地依附于群体的一种表现。由于中国的自然经济的半自然经济基础太厚实，个人被牢牢地束缚于群体之中，无法独立出来。

文学研究总是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乐黛云认为：“二十世纪，文学研究完成了从外缘研究转向文学本体研究，又从文学本体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样两次重要的。显然，在新的世纪，文学与文化的相因相成将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

二、文化观念可以扩展文学的功能

提倡从文化的角度看文学还可以扩展对文学功能的理解。 文学现象在文化的背景中产生，又反映了一定的文化观念。鲁迅作为一个文化巨人，在作品中就贯穿着他的文化意识。比如在他后期的杂文《说“面子”》中，车夫在街上脱下衣服捉虱子，并没有丢脸，只有阔家少爷在街上捉虱子是丢脸的，那么是不是车夫没有脸呢？不是，只是这时候没有丢。只有车夫回家去给老婆踢了一脚，躺在地上哭了起来才算丢脸。而这条“丢脸”律也适合于高等人家。他讲这个例子，显然是把人分成阶层，有车夫的下层阶级，有阔家少爷的上层阶级，但他所揭示的“面子”问题，是一种民族的普遍心理。在《说“面子”》中鲁迅说，中国人讲面子是很好的，但太圆活了，所以跟“不要脸”就混在一起了。这就不只是阶级论问题，而是涉及文化的深层次问题。鲁迅在他的作品中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做了深刻的批判，旨在重建民族新文化。

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发现许多新的东西。比如说，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它确实如实地反映了某种游览者的行为，比较一般的分析就是太阳下山了，黄河向海流去，要看得更远，需再上一层楼，仅反映了这么一种层次。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用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它还揭示了一种理想和实际之间的关系。 三、文化背景对文学研究的深层作用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文化同组成社会的人群息息相关，同人群的社会变迁步趋相续；这些正是文化赖以存在的空间和时间。季羡林先生认为文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学现象本身是多层次的、多类型的，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不同特点进行多层次的研究。深层次地进行文学研究离不开对文化背景的考察。

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和“五四”文学运动都是在一种文化启蒙运动的深化的过程中逐渐兴起的。“五四”文学运动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文学参与历史的能力，文学的政治指标不断上升，从为人生的文学到革命文学。国内战争期间的文学，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到了“”时期，文学基本上失去了自我，成为运动、口号的宣传稿。1980年第四届文代会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而提“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学开始返回自身。文学在冲破之后，一切都要从头来，它需要探索自己的内在机能方面来把握自己的命运。同时，这种文学发展的趋势又是和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不同有紧密联系的。“”后，文学向现实主义复归，兴起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热潮，新时期小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敢于正视民族生活现实的一种文学。八十年代又掀起了文化热，文坛上出现了寻根文学等现代主义先锋文学，探索语言革新和艺术创新。随着变幻莫测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对人们观念的渗透，文化价值观念也急遽变化。当前的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早已不再是政治斗争或政治运动，而是商品经济和市场制约和调节作用。后工业社会的各种高科技的渗入，使得人们的传统时空观念极大地改变了，在当今这个资讯社会，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王宁在《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中指出，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结束，以文化代码和文学自身的动作规律为依据的“后新时期文学”已经开始。后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主流的权威话语已失势，单一的文学主潮已不复存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多元价值取向的时代，或者说一个多元共生的时代，以激进的实验为使命的先锋派文学依然在继续自己的艺术探索，但其中大多数作家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向滚滚而来的商业大潮妥协，或试图在冷酷的市场规律和纯真的高雅之夹缝中求得活动的空间；而以描写日常生活真实为己任的新写实文学仍然致力于弘扬一种“平民意识”，力求以“贴近生活的原生态”为原则描写平民生活。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史可以考察文化的时代差异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投影，而在文化的空间性上依然可以看出其对文学研究产生的深层作用。中国各地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也使各地的文学呈现不同的气象。

在寻根文学中，贾平凹写出了商州系列。商州由于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其气象比关中灵秀却不及江汉潇洒，比安康―汉中厚朴却不及中原通达。总体看来，又兼有四方气脉，自然形象别具气韵。商州的通道作用，沟通着古代两大文化体系：秦文化和楚文化，形成其独有的文化特质――丰富的包容性、古拙的浑朴性、进取的开拓性，商州的文化特质经过贾平凹心理图式的变形和折光，使他商州系列小说走向浑朴，走向神秘，在艺术上具有开放和进取性。以《商州初录》、《商州世事》、《商州》为代表的那批作品奠定了他的美学风格的基本格调，表现为透露着文化生命意识（下接5页）的犷野隽丽。

（上接07页）四、结语

用文化意识进行文学研究，是将文学作为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来理解，不是将文化仅仅作背景或一般的前提，而是在系统论原则的启示下，在文化整体系统中把握文学的本质和功能。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是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盛行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等过于重视文学的“内部化研究”的一种反拨，是文学研究接民意识和大众生活的尝试和努力。

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以文化意识观照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一种有益的探索。首先，它带来了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思维模式，比如对经典作家曹禺的戏剧研究，以往较多用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价值标准判断曹禺戏剧的思想意义与局限性，当曹禺研究被有的学者纳入到西方基督教文化视野后，曹禺创作的人性主题得到了深刻的发现，也使曹禺剧作在文化视野中得到了更贴近其思想蕴涵的揭示。其次，文化视角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精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重评陈独秀、胡适，到九十年代中期人文主义传统的讨论，以及新世纪的“底层文学”研究，皆是由文化视野引出的热门话题。最后，文化研究在更大的语境中拆解文本，进入深层次文学史成因和过程的清理和阐释。比如对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中知识分子写作的考察，以及对晚清出版及稿费制度的研究，无不使我们对文学写作背后的历史语境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作者单位：云南镇康县南伞镇民族小学）

【参考文献】

[1]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崔志远.乡土文学与地缘文化[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

文化意识论文篇（8）

学习英语是一个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历程，当然也是一个可以不断开阔视野充实知识的过程，学习者不仅要打好语言基础，而且应该培养优良的文化素质，做到学以致用，用得恰当。因此，目的语的文化背景学习以及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是英语教学与学习中不可忽视的侧重点。

一、确认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辞海》云：“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它具有地区差异，因此具有传播文化和道德观念，传承文化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社会标记，体现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特性，而文化也影响语言和语言的使用。不同语言从表面看是形式的不同，即语言规律性、稳定性和脱离语境而单独进行分析和解释的不同；就其本质来说，还是语言功能的不同，即其表现的交际意义的不同，而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这种差异。因而学习一种语言，必须掌握这种语言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单纯学习语言，是不能保证有效、无误的沟通和理解的。所以大学英语教学应该融语言与文化及人文精神为一体，应该对英语语言所代表和负载的文化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引导学生文化概念的形成，引导学生形成鉴别不同文化的能力。“这种对不同文化的敏感性，就是跨文化意识(Cross—CulturalAwarenessorInterculturalAwareness)，也称文化敏感性，是指在跨文化交际中参与者对不同文化背景和因素的了解和敏感程度，是跨文化交际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

二、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

1．注重英美民族文化的导入

众所周知，英语承载了英美民族文化，英语学习理应强调英美文化的导入。在大学里，不少学校已经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有《英美国家概况》、《美国社会与文化》和《英美文学选读》等课程，对学生理解英美文化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能帮助学生更有效的使用语言。而学习者在自学过程中，也应主动发现，逐步积累，慢慢去熟悉了解一种不同的文化，用所学语言传承文化和表达文化，让文化融解于语言之中。教师在英语课教学中积极的引导也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说，教师在讲解“weather''''’这个词时，英语论文可有意识的举这样的例子：“weatherthestorm”(战胜暴风雨)，“whileitisfineweather，mendyoursail”(修帆趁天晴)，这些都是英语中的习语，学生会觉得比较有兴趣去学习和记忆，这时教师可以进一步引导学生注意到这些习语都是和海洋及航海有关的，而且英语中存在着大量的与海洋及航海有关的习语，这样就会启发学生联想已有的地理知识，顿悟原来英国是个岛国，所以英语才有这个特点。如此一来，学生无论对英国、英语还是“weather”这个词，都会留下深刻印象，既学到了语言知识，又加深了对英国国家概况的了解，为跨文化交际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讲解翻译时，遇到“像头蠢猪”这样的话语，老师可以首先让学生自己试着去做，相信很多同学会翻译成“asstupidasadonkey”，事实证明也正是如此。从字面看，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pig在中国人心中是好吃懒做、愚笨的代表，所以有“笨的跟猪一样”、“猪脑子”等等说法表示对猪的蔑视，然而，事实上很多美国人对pig偏爱有加，甚至以pig做宠物，认为它们聪明、温顺、通人性，所以英语中往往用“asstupidasadonkey”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学生经历了把donkey和pig搞混的笑话，就避免了在以后的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这类尴尬。还有“Heworkslikeadog"这样的英语句子，如果学生不知道英美人士对狗钟爱有加，就会把这句话译成“他像狗一样工作”，在我们中国人听起来非常不雅，也不知是褒义还是贬义，其实这句话是对一个人工作的极大肯定。由此可见，正确的运用一门语言必须要有良好的跨文化意识。

在平时上课时，教师可逐步向学生介绍一些日常交际中的习惯，比如在英美国家，每日与熟人见面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寒暄，通常点头打招呼，做告别等，这被认为是最简便、礼貌的致意动作。在听报告时，中国人喜欢低头倾听，而英美人士会注视对方鼻子以上的部分，这是在表示礼貌和倾听。人们常说“出国问禁，入乡随俗”，这都是跨文化意识的体现，了解了这些有助于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轻松应对，做到礼貌得体。2．重视英语变体

虽然英语承载了英美民族文化，但随着英语全球化发展，它都带有了本土文化特点，出现众多英语变体，发展成_门体现多民族文化的语言。例如黑人英语(BlackEnglish)墨西哥英语(ChicagoEnglish)和亚洲美国英语(Asian-Americandialects)。还有社会结构引起的语言的层次变体，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在语言使用上是有差异的，比如ain’t是居住在美国南部的黑人的方言，如果在纽约等大都市里听到这种语言，我们就会知道说这种语言的人大都处于社会底层，遭受歧视。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英语教学中应该向学生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留学生论文英语学习是国际通用语的学习，学习者应该具备在汉语文化和汉文化之外的文化现象间进行交际的能力。大学英语教材中所选文章和题材涉猎广泛，其中不乏有英语变体的出现，尤其是黑人英语(BlackEnglish)，这就要求教师在讲课过程中遇到这些变体时要特别提及指出，并向学生简单介绍英语中存在的各种变体，鼓励学生去接触不同变体的英语，开阔眼界，拓宽知识面。比如推荐给学生难度适宜的不同民族的英语原著，建议学生去听不同英语国家的音乐，看他们的影视作品等等，这样在以英语为媒介的真实的跨文化交际中，才能使学生从容面对文化差异，顺利进行交际。

3．合理处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

语言学家弗里斯提出，交际化外语教学的各门课程都应该建立在本族语和外族语比较的基础上，只有强调异域文化才能对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懂得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掌握异域文化，也只有将本土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进行深入的对比和探讨，才能帮助学生提高文化认知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被渗透异域文化的同时，不能忘了对汉语文化的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工作总结不仅要结合自己所用教材内容及学生兴趣特点进行适时适量的异域文化知识扩充，还应进行文化间对比与分析，与汉语文化知识及表述方式进行比较，留给学生辨证思考的空间，不至于盲目全盘接受或否定。通过比较，让学生意识到“跨文化交际并不是一方完全遵守另一方的文化习俗，相反，不管是在群体间还是个体间，跨文化交际总是两种文化接触，冲突，协调的动态过程”。我们没有必要放弃自身文化去附和另一方文化习俗，而是在相互理解协调的情况下，达成谅解，尊重彼此的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有效吸收外来文明，并努力把中国推向世界。

文化意识论文篇（9）

二、西方文化的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及其原因

西方人的时间边界意识使西方人在生活方面体现强烈的边界意识。直接表现就是西方人通常有明确的时间表，和别人见面通常有需要预约的时间意识，多数西方人觉得自己的时间和他人的时间有明确边界。此外，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使西方人的上班和下班时间通常截然分开，下班后领导很少会打电话叫下属加班。如果领导打电话叫下属为小事加班，西方人很可能直接拒绝领导要求。西方人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和西方文化的精确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西方人很早就有强烈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喜欢把事物分裂开来看待，因此西方人不同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当然他们也有整体思维，但是西方人更偏爱把事物分成部分来加以认识，这种认识往往是从局部到整体，而且看问题很细致。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精细思维。精细思维使西方人很早就发展出精密的思维工具，在古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就发展出严密的三段论，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为西方文化的精密思维首次提供了严密的思维工具。亚里斯多德之后，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继续沿着精密的思维方式发展。精密的思维方式对西方人的时间意识影响巨大，精密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把时间分成细小的部分，这种对待时间的范式使西方人有严密的时间意识，时间的边界意识强烈。西方人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和西方文化的西方工业文化的效率意识密切相关。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工业文化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工业文化对西方人影响深。工业文化不同于农业文化，工人上班有严格的时间安排，工人需要严密的时间意识。因此。工业文化使西方人有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

文化意识论文篇（10）

一、博物馆文化意识的建立

传统意义的博物馆文化是以实物为基础的博物馆藏品通过陈列展示而构筑的历史记忆。“现代博物馆在传统博物馆三大基本功能（收藏、研究、教育）的基础上日益发展为一种以传播、交往、审美为中心，特别是以陈列展示为中心的现代文化形态。这不仅标志着现代博物馆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也标志着一种新的博物馆理念的酝酿和构建，意味着传统博物馆思维范式和行为模式的转换。”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博物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人，它向人们展示了进步是和文化遗产紧密相连的；博物馆保护和弘扬文化遗产，同时还为民族与社区的文化特性提供了保证；作为信息和交流的中心，博物馆是非正式教育的理想场所。

一般来说，博物馆是征集、保藏、陈列和研究文物并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展览的文化教育机构，是收藏和展出国家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遗存的宝库。更本质地看，博物馆体现的乃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基础上的文化共享与文化参与。一个博物馆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其能有效地将藏品及研究成果与社会公众联系起来。收藏、研究、教育是现代博物馆所共有的三项传统功能。近代的有识之士早就有此认识，许多发达国家也早已把博物馆看做现今文化意识的建立者之一。同时在博物馆的建立开始，这个特殊的机构带给人们不仅是物质生活上的需求，也带给人们精神上的需求。实物性文化的集聚， 就是博物馆文化财富的充实。这些文化财富是人类认识自身和客观世界的一种特珠手段， 也是人类文化积累。

二、文化意识

文化意识是指具有人民性和民族性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宝贵文化遗产在博物馆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 使其充分展现教育优势； 文化基础是指千头万绪的工作中， 能体现博物馆职能特征的， 最能反映传统文化发生、变迁、传播和发展的系统工程口加强博物馆的文化意识与文化基础是提高博物馆文化艺术品位的关键存在。

不增强文化意识， 就游离于博物馆千方百计为观众服务的根本宗旨， 不坚实文化基础， 就难以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作用。文化观念渗透于文化基础上， 文化基础体现文化观念的成果。文化的发展丰富了文化基础的内容， 文化基础系统化科学化又促进了文化积累和提高， 三者互为因果。

正确解决文化意识与文化基础的关系， 是促进博物馆进步的有效途经。

三、文化意识建立的意义

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事物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以共文化功能服务于社会， 文化发展与博物馆共同地前进着。长期以来， 过分强化和突出博物馆的社会政治功能， 而对博物馆文化本质的重视和研究有所忽略， 致使博物馆的文化意识和观念淡薄，文化积累和建设乏力， 这不能不影响博物馆质量和作用。本文主要叙述建立文化意识的重要性。

文化因素是博物馆物质和意识的基础， 构成博物馆内部深刻的， 一贯的和稳定的有机联系， 形成博物馆文化。博物馆文化最明显的本质特征， 是它的实物性， 亦称物化文化。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 都是博物馆文化研究和实践的课题。收藏是博物馆文化的积累和发展，从古代和中世纪有据可考的收藏动机和目的来分析， 收藏是人们的一种社会文化行为。不论是出于宗教迷信的收藏还是经济积累需要的收藏， 也有是对自然奥秘进行探索和满足好奇心的收藏， 还有为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的收藏者。这些收藏本身客观上都起到对群体的文化忠诚和引导人们对美的追求的目的。收藏积淀着人类文明，是启迪人们智慧的古老的世界性文化活动， 为博物馆起源和发展奠定实物性文化。保存文化恰是为给当代或后代一种对民族、祖国、故土、文化传统等的认同， 意识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厚和渊深， 了解祖的毅力、耐力和创造性。

总结

博物馆文化意识的建立和发展是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多因素制约的。所以， 博物馆只有不断调整工作目标， 改进内部运营机制， 逐步扩大各项服务职能， 才能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更好地作用于社会。

面于这种形势， 我们要撩开神秘面纱， 摒弃传统观念， 闯出一条适应博物馆发展的新途径，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尖锐的挑哉。坚持博物馆宣传的指导思想：“保存文化给当代或后代一种对民族、祖国、故土、文化传统等的认同， 意识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厚和渊深， 了解祖的毅力、耐力和创造性。”不能动摇。

参考文献

[1] 杨国杰.论现代博物馆职能演化的进程[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7，8：181-184

文化意识论文篇（11）

新闻舆论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反映的是国家的意志新闻舆论的产生并不是自发的、分散的，而是依靠新闻媒体有组织地广泛传播和引导形成的。新闻媒体不仅是社会新闻的传播者，而且也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和引导者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发展的热切期望。

文化意识的形成根源于文化的存在，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意识是物质在人脑中的反映，那么公民的文化意识也是社会的文化形态在公民头脑中的反映，它根源于社会存在。一直以来，学者对于公民的文化意识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笔者认为公民的文化意识是公民在接触文化和创造文化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种观念形态，是人类在长期的文化生活实践中经验的总结与智慧的积淀，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主导、调节和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心理、语言、道德观念等方面的作用。

在社会系统中，文化系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社会，文化的主要形态是大众文化。公民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要依赖于大众文化的发展。大众文化的载体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它承担着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责任。媒体的导向功能对于公民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大众传媒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一味地迎合少数受众不健康的情趣，热衷于追求庸俗、离奇的东西，表现出严重的商业化倾向，这种粗制滥造的文化缺乏个性和独创性。另外，媒介帝国主义的侵蚀以及文化霸权主义的横行都严重地影响了公民文化意识的健康发展，新闻媒体也面临更大的挑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高公民的文化意识，为此，新闻媒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正确判断舆论导向的价值取向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新闻媒体发挥正确舆论导向功能所依据的标准，他指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要造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这五条价值标准是新闻媒体宣传工作的基点，也是提高公民文化意识必须依据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和检验新闻宣传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五条标准也有利于新闻媒体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为社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有利于公民文化意识的提高，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坚持政治家办报、企业家经营，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阵地

江泽民同志指出：“毛主席过去讲过‘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这一指示精神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坚持政治家办报，巩固主流文化阵地，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领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坚持政治家办报、巩固主流文化阵地，就必须把体现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心声有机地统一起来，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主张，及时如实地反映人民的心声。坚持政治家办报，在严格把握新闻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还应该实行企业家管理，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应该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注重经济效益，而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刊登低俗的新闻，传播庸俗的文化，影响正确的公民文化意识的培养。

提倡新闻家办报，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

公民文化意识的提高离不开媒体高质量的新闻作品的感染和熏陶，对于媒体来说，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实为坚持正确的新闻舆沦导向、提高公民文化意识的明智之举。

1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就要求新闻媒体要唱响主旋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国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史是中华儿女创造的，经过不断的积累形成的艰苦奋斗、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五部分“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中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因此，新闻媒体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荣辱观，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内涵。  　2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还要勇于改造落后的文化，批判腐朽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带有迷信、愚昧、无知、颓废等落后色彩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严重腐蚀着人们的心灵，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消除这种腐朽的文化，让先进文化占据公民思想文化领域的制高点。对于那些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宣传色情暴力、颓废情绪的东西，坚决予以抵制和取缔，防止任其泛滥。如台独和藏独分子的分裂活动，新闻媒体必须旗帜鲜明，坚决予以抵制。

3．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品位离不开新闻传播者自身素质的提高。新闻作品的采写报道都是依靠新闻传播者来完成的，因此新闻传播者的自身素质、文化积淀、职业道德、敬业精神等方面也影响着新闻作品的文化内涵。我们迫切要求我们的新闻传播者能够具备深厚的政治素养、广博的知识素养、精湛的业务素养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成为文化精英。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修养，对于提升新闻作品的文化内涵将起到积极的作用。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报人如梁启超、邵飘萍、范长江、邹韬奋等都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堪称一个时代的文化楷模。

新闻媒体要在宣传内容上适应文化发展的需求，使公民树立“文化人”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