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年度总结大全11篇

研发年度总结篇（1）

中心领导班子和全体工作人员立足“参谋服务”这一基本职能，把“紧贴中心谋大事”作为核心工作任务，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服务领导决策，服务县委、县人民政府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服务基层和人民群众。 编辑推荐：2009年个人工作总结

（一）围绕中心谋大事，积极主动提供参谋服务。

中心紧紧抓住县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从宏观战略层面上思考问题、谋划工作，选择一些能够把握未来发展方向、洞察事物发展规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开展调研，为县委、政府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和决策建议。一年来，中心先后开展了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工作等前瞻性问题研究，为县委、县人民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印发了《XX自治县招商引资管理办法》讨论稿，并根据反馈意见反复修改提交政府研究。 中国教育查字典语文网

（二）紧扣主题抓调研，求真务实搞好对策研究

今年紧扣我县县域发展主题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做好我县招商引资工作》、《浅议茶叶品牌的建设》、《以思想解放推动县域经济工业化跨越式发展的思考》、《用“双赢”的理念做招商引资工作》、《对发展XX民族文化旅游业的思考》等情况清楚、问题准确、分析透彻、针对性强、措施具体的调研报告。

（三）自我加压求发展，精心打造和拓展工作平台

编辑出版了四期《发展研究》内部刊物，对我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进行正面宣传，认真学习和借鉴优秀刊物的办刊经验与有益做法，不断完善《发展研究》刊物内涵和深度。其次，做好调研成果推荐及评选工作，进一步加强了调研成果及调研信息上报工作。

研发年度总结篇（2）

从军工研究所的人员结构来看，大部分为科研人员，研究所一般按学科划分了多个专业研究室，故专业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决定了研究所整体效率。“考核是指挥棒”，就作者所在的航天军工系统看，科研工时是研究室考核的核心要素。那么，如何利用科研工时这一考核和薪酬分配工具，以促进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研究室考核模式和存在的问题

1.1 研究室考核模式介绍 年初，研究室根据全年任

务量向单位申请科研工时预算，单位通过计划部门与研究室多轮沟通，最终审定科研工时数量；人力资源部门根据单位全年的任务量确定薪酬总额，其中约60%为固定薪酬，40%为浮动的绩效薪酬，固定薪酬按月固定发放，绩效薪酬按月预发，最终按考核结果补发或扣减；研究室主任的绩效薪酬与整个研究室年度完成的工时总量挂钩。

1.2 存在的问题 ①科研工时对研究室薪酬总额的影响小，如工时占绩效考核的比例为40%，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按6：4的比例推算，则与工时关联的薪酬只占总额的16%，研究室获取科研工时的动力不足。②研究室更加关注任务的完成，愿意用更多的人完成任务，对用人效率关注不足。③研究室更倾向多招人，相当于固定的岗位工资增加，整个薪酬包也增加，即使新招人员的能力不足，也可以将其绩效部分转移给骨干员工。④考核数据利用率不高，研究室主任没有将考核数据作为人员筛选、裁减的重要参考。⑤研究室主任顾及情面，不愿裁掉能力不足的人员，或者过于强调裁人的风险。

2 提高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方法

经研究分析和实践，要在研究室范围内达到提高研发效率、提高人员整体素质、形成良性竞争研发氛围的目的，可以采用如下的方法：

2.1 调整研究室薪酬确定方法，加大绩效工资与科研工时挂钩力度 ①固定工资总额按照实际人数、职称（初级、中级、高级）、职务（正副主任设计室）进行确定和发放。②绩效（浮动）工资总额由两部分构成，两部分均与科研工时挂钩，一部分根据研究室承担的实际总工时进行“总量考核”确定绩效工资额度，另一部分根据人均工时进行“效率考核”确定绩效工资额度。③研究室正副主任的绩效工资与研究室平均绩效挂钩，也就是说某一研究室科技人员的平均绩效工资较另一个研究室的高，则研究室主任的工资也较另一个研究室主任的高，反之亦然。

2.2 增加科研工时与绩效工资的挂钩比例 ①应将科研工时（工作量）与绩效工资的挂钩比例确定为不少于60%。②明确每个科研工时对应的绩效额（元/工时），且做到全年相对固定。③日常支出的预算由研究室和财务部门共同控制，超过额度不予报销，不作为考核指标。

2.3 公开考核结果，形成竞争氛围 ①公开各个专业研究室与科研工时挂钩的考核结果，在各研究室间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②合理利用日常积累的考核数据，建立人员优化流程，人员连续两个季度考核结果为不合格时强制启动人员调动或裁减流程。

3 提高研究室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实施步骤

以上介绍了提高人员使用效率的方法，接下来介绍下具体的实施步骤。

3.1 确定全所科技人员薪酬总额 研究所在年初要根据计划任务量（包括预研等）、薪酬增长幅度、型号项目人工成本等预算数据，综合统筹平衡出全年科技人员的薪酬总额。这是进行绩效管理的基础，研究所可以在薪酬总额的高限和低限范围内进行调配，以达到激励和改进绩效的目的。

3.2 确定绩效工资总额 首先，按照实际人数、职称（初级、中级、高级）、职务（正副主任设计室）进行确定科技人员的固定工资总额；然后，用全所科技人员薪酬总额减去科技人员固定工资即计算得出科技人员绩效工资总额。

3.3 确定计划科研总工时及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度 首先，根据本年与上一年任务量的对比情况，参考上年的科研总工时，估算本年总工时（包含必要的预研创新、产品化工时）。然后，确定本年的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科技人员绩效薪酬总额/本年预估科研总工时。

3.4 确定研究室科研人员绩效总额 年初，各个专业研究室通过各项任务计算得出承担的科研工时总量，用科研工时总量乘以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得出本室的科研人员绩效工资总额。每个月，用研究室科研工时完成数量乘以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计算得出研究室当月绩效工资总额，并按绩效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比如60%）发放当月绩效工资，剩余部分（比如40%）在年终考核后进行发放。

3.5 确定年终绩效工资 由上年介绍的方法可以看出，研究室的绩效工资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全年实际完成科研工时对应绩效工资的一部分，即总量部分，具体数额为：总量绩效工资=科研总工时×每单位科研工时绩效额×每月发放比例（如60%）。另一部分是效率绩效工资，具体数额为：效率绩效工资=科研总工时×每单位工时绩效额×每月未发比例（如40%）×考核得分。

由于总量绩效工资每月进行发放，则年终仅需确定效率绩效工资。具体步骤是：首先，建立全所的科研工时绩效池，并将各研究室的绩效总额的未发放部分（比如40%）纳入绩效池。其次，计算得出各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科研工时/人数）和计算得出全所平均科研人员效率（=全所科研工时/全所科研人数）。再次，计算得出各研究室效率考核分值（=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全所效率）。最后，计算得出研究室年终应发绩效额度（=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考核分值×放入绩效池的额度），如应发总额度超出过低于绩效池额度，则需进行数额平整。

按这种计算方法，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如工作质量）时，科研人员效率高（人均科研工时多）的研究室从绩效池拿回的绩效总额一定比放入绩效池的多。

举一个例子：三个研究室的年度科研总工时分别为540、650、1400，人数分别为30、25和40人，则科研人员效率（工时/人）分别为18、26和35，按每科研工时绩效额30元计算，则放入绩效池的额度（万元）分别为19.44、19.5和67.2。则按上述方法计算得出全所科研人员效率为27（=总工时/总人数），各研究室的考核分数为0.66（=18/27）、0.95（=26/27）和1.28（=35/27），应得绩效额度为考核分数与放入绩效池额度的乘积，计算得出为117.70万元，由于此数额超出了绩效池额度106.14万元，故需要将应发额度平整为绩效池额度，平整数值为0.9（=106.14/117.70），则各研究室从绩效池中取得的最终绩效额度分别为11.57、16.77和77.80万元，分别较放入绩效池的额度增加-7.87、-2.73和10.60万元，可见效率高的研究室取得的绩效额度增加，效率低的研究室额度减少。

3.6 确定研究室主任的绩效工资 将研究室主任绩效工资建立绩效池，研究室主任绩效考核分值与研究室科研人员效率考核分值相同，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并发放研究室主任绩效。这样就将研究室主任绩效工资与研究室效率绩效工资进行挂钩，促使研究室主人提高本研究室的科研人员效率。

4 研究室提高人力资源效率的策略

4.1 科研人员分类 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可以划分为四类：一般员工（入职2年内）、骨干、设计师、专家。由于能力、职称、职位等原因，不同类别人员的工作效率相差较大，假定为0.5：1：1.5：2，即一般员工需要4个科研工时完成的任务，骨干人员需2个工时，设计师需要1.3个工时，专家只需要1个工时。

4.2 人员分类与工时、绩效总额的关系 假设有两个研究室，人员总数均是38人，但结构不同，如下表所示，研究室B的骨干人员多，则假设每个人员全年工作时间相同，则研究室B完成的工时多，绩效额度高。

①如表2所示，虽然两个研究室人数相同，但由于人员结构不同，研究室完成的总工时和绩效总额不同，整体能力较强（骨干多）的研究室的绩效总额更多。②同理，整体能力较强的研究室平均效率更高。③按照本文上面介绍的方法，整体能力强的研究室通过效率考核后获得的效率绩效更高，也就是整体能力强的研究室同类人员的薪酬较能力低的研究室同类人员的高，如同是骨干人员，则效率高的研究室薪酬较效率低的高。④由于研究室主任的薪酬与研究室效率挂钩，则效率高的研究室的主任薪酬也较高。

研发年度总结篇（3）

历史学内容丰硕，课题浩瀚，便于学者各自选取独特的专题，从事窄而深的研究，做他人不易置喙的探讨，因而专家多而通家寡。2016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选题丰富，以题目的拓宽和探索的细化为重要特点。各专题和时段的研究均有新的开发或深化，例如，结合《山海经》探索上古天的观念及其变化，结合甲骨学资料研究先秦宗教信息。又如汉代的封爵问题、汉墓画像系统与《参同契》互证的文化解读、北魏建国与谶纬学说的关系、隋唐法律制度的区别、宋代皇朝的疆土观念、元代军制的具体考述、明代大规模移民、清入关前的文化体系、清代继嗣制度等，不同视角和视点接踵而出。这些研究看似细碎支离，但皆有助于断代史、民族史、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等领域的学科建设。弥补空缺，积沙成塔，有功无过，对新史料的开发和运用也融会其中。

近年来兴起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继续前进，并与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理论及成果形成互动、互补，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运用诗歌、文艺作品及其他资料的理念。这是专门史发育成长、蔚为大观的实例之一。许多专门史研究在充分发展后，都有从其专业角度考察历史的趋向，例如，从文化史角度研究历史动因，从制度视角考察历史变动，从社会史角度解析历史面貌等。在现实需求的推动下，边疆区域史、边疆民族史研究逐步深入。古代舆图研究也多有成果，明清时期东部和南部海域的地图研究是2016年引人关注的课题。多种课题的开拓和研究的深化，不断积累着宝贵的具体成果。在一定阶段，史学界需要对这些成果进行综合梳理、系统整合，促成历史研究整体的更新，不能也不会总是碎金满地、长久铸不成一尊洪钟。

学术史梳理推动史学发展

研发年度总结篇（4）

土地利用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最直接和最密切的关系，土地利用的方式及其变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每一次转变都将产生一系列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问题。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的增加，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与强度显著增长，人地关系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土地利用问题也成了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万州区位于三峡库区核心区，是重庆市人口最多、城市体量最大、管理单元最多的区县，也是西南诸省市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本文依据万州区2009年、2013年两期土地变更调查成果数据，在GIS技术支持下，分析万州区土地利用及其变化特征，以期为保障万州区土地资源及其安全利用，制定地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与参考。

二、研究区概况

万州区地处重庆市东北部，三峡库区腹地，全区幅员面积3457Km2，辖52个乡镇街道，总人口（2014年常住户籍）175.35万人，城市建成区面积57.60Km2，城镇化率59.50%。该区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属亚热带东南季风气候区；境内多年平均年日照时数1484.4h，多年平均降水1243mm，多年平均气温17.7℃；地形以丘陵、低山为主，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境内河流纵横，高低悬殊，落差大，且呈枝状分布，均属长江水系。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源

本研究数据采用2009年、2013年两期土地利用变更数据；自然、社会、经济及其它统计数据主要来自《重庆市万州区统计年鉴》以及重庆市万州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收集的两期土地变更数据，系同一坐标系统的矢量图，精准度高，通过ArcGIS10.1软件的转换工具，转换得到六个土地类型的两期土地利用栅格图，栅格单元大小为10m。

（二）研究方法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本文选取了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单一土地利用开发度、单一土地利用耗损度、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以及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5个指数，来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是反应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对研究区某种土地类型，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生的变化进行定量描述。计算公式为：

式（1）中，R为研究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分别为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T为研究区时长，当T为年时R则为该研究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年变化率。

单一土地利用开发度，反应了单位时间内某一土地类型面积实际增加的速度。以单位时间内新开发面积占初期该类型面积比例来表示。计算公式为：

式（2）中，RD为某一土地利用开发度；为该土地利用类型从a时刻到b时刻，由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转变为该类型面积的总和；为a时刻该土地利用类型的总面积；T为a时刻到b时刻时间长度，以年为单位。

单一土地利用耗损度，反应了单位时间内某一土地类型面积实际减少的速度。以单位时间内新损耗面积占初期该类型面积比例来表示。计算公式为：

式（3）中，RU为某一土地利用耗损度；为该土地利用类型从a时刻到b时刻，转变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总和；为a时刻该土地利用类型的总面积；T为a时刻到b时刻时间长度，以年为单位。

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综合考虑了研究期内土地利用类型间的转变，若研究期以年为单位，综合动态度就反映了研究区土地利用年变化情况，即区域在不同年份土地利用变化总的态势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C为研究区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为研究起始时刻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为研究期间第i类土地利用类型转变为其他类型面积的绝对值；T为研究期间时长。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反应了研究区土地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主要体现人为因素在土地系统中的影响程度。

式（5）中，D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为第i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为第i级土地类型面积；S为研究区总面积。

四、结果与分析

在土地利用现状栅格数据的基础上，利用GIS技术，对研究区土地利用情况进行监测，分别得到万州区2009-2013年土地利用结构统计表（表1）、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表2）；根据表1和表2的数据通过公式（1-4），计算得到万州区2009-2013年土地利用动态度（表3）、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统计表（表4）。

（一）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分析

对万州区两期土地利用结构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可知，林地和耕地所占比重最多，两者面积之和约占研究区总面积80%，4年中林地面积减少7.71Km2，到2013年林地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43.06%，耕地面积减少了24.14Km2，到2013年耕地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35.46%；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33.62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比值由2009年的7.62%增加到8.59%；草地、未利用地和湿地三类土地面积在4年间总量基本保持持平。总体上万州区的土地利用结构在2009年到2013间保持相对稳定。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是土地利用类型由一种类型转移为另一种类型的定量描述。通过对万州区2009-2013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的统计结果表2进行对比分析可知：

从转出总量来看，2009年到2013年间万州区土地面积转出最多的土地类型是耕地68.08Km2，占2009年耕地总面积的5.45%；其次是林地50.47Km2和建设用地18.16Km2，占其2009年该地类总面积比例分别为3.37%和6.89%。从转入总量来看，2009年到2013年间万州区土地面积转入最多的土地类型是建设用地51.77Km2，占2009年总建设用地面积的19.65%；其次是耕地43.94Km2和林地42.76Km2，占其2009年该地类总面积比例分别为3.52%和2.86%。

土地利用程度方面，综合指数由2009年216.76增加到2013年的220.72，增长了约4个点。表明在这4年间，研究区对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有所提高。由于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的理论值介于100到400之间，可知万州区土地利用综合程度还处于中等水平。

（二）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

由表3可知，2009-2013年万州区土地利用变化幅度最大的是建设用地，其次为未利用地，草地、耕地、林地和湿地的变化幅度较小。4年中，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和湿地面积增加，草地、耕地和林地面积减少。

1、建设用地的开发度大于耗损度，单一动态度为各地类中最大值3.19%，这与研究区近几年来逐渐扩张的城镇用地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由表2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知，增加的建设用地主要由耕地和林地转变而来，分别有30.16Km2耕地和18.23Km2林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减少的建设用地主要转变为耕地和林地，转变面积分别为12.35Km2和4.97Km2。

2、草地的单一动态度、开发度和耗损度分别为-0.35%、0.68%和1.03%。由表2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知，增加的草地主要由林地和耕地转变而来，分别有4.52Km2林地和2.68Km2耕地转变为草地；减少的草地主要转变为林地和耕地，分别为5.39Km2林地和4.78Km2耕地。总体来说，草地的转入与转出都较为温和，且都源自于林地和耕地的转换，

3、耕地的单一动态度、开发度和耗损度分别为-0.48%、0.88%和1.36%，损耗度仅次于建设用地。由表2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知，增加的耕地主要由林地和建设用地转变而来，分别有25.8Km2林地和12.35Km2建设用地转变为耕地；减少的耕地主要转变为林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分别为31.15Km2和30.16Km2。可见，耕地的损耗主要为转变为建设用地。

4、林地的开发度和耗损度基本持平，增加的林地主要由耕地转变而来，转变的面积为31.15Km2，另有少量的草地和建设用地转变为林地；减少的林地主要转变为耕地和建设用地，转变面积分别为25.08Km2和18.23Km2。

5、未利用地的单一动态度、开发度和耗损度分别为2.11%、3.15%和1.04%。由表2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知，未利用地的转入总面积为0.95Km2，转出总面积0.32Km2，减少的未利用地其转变为各其他土地类型的面积和比例都不明显，且未利用地的总面积仅7.57Km2，所以该地类利用变化并无明显特征。

6、湿地的单一动态度、开发度和耗损度分别为0.26%、1.06%和0.80%。由表2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知，增加的湿地主要由耕地和林地转变而来，分别有3.76Km2耕地和2.13Km2林地转变为湿地；减少的湿地主要转变为建设用地，面积为1.96Km2；其次是耕地1.64Km2和林地1.14Km2。

万州区2009-2013年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为0.56%，在不影响研究区整体土地利用结构的前提下，综合动态度可以作为调控土地利用类型内部改变的一项指标。一般情况下，综合动态度在0.3%到0.6%之间能在一定程度下表明该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不会对土地质量、生态环境产生大的影响。0.56%表明在2009-2013年间，万州区参与土地利用变化的面积比较适中。

五、结论

利用GIS技术对万州区土地利用变化进行监测与分析，可以及时反映土地的属性变化。本研究对2009年和2013年重庆市万州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在土地利用方面，万州区建设用地4年间面积增加了33.62Km2，增加幅度12.76%，主要沿着河流水体发展。林地、耕地变化幅度不大，而未利用地、湿地基本保持不变。

在土地利用空间转变方面，万州区的主要转化方向是由耕地、林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还有部分林地、耕地和草地的相互转化。

在研究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包括：

研发年度总结篇（5）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吴凯（1979 - ） ，男，辽宁辽阳人，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旅游者选择建模、旅游体验研究。

1 导论

1994年-2010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由373万人次发展到5739万人次，国内旅游人次数由5.24亿人次发展到21.03亿人次 ，中国旅游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可是中国旅游需求预测有关的研究并不如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这么迅速，旅游需求预测研究还相对较少。赵西萍等（1996）总结了国外旅游需求预测方法，并展望了旅游需求预测的研究趋势；任来玲、刘朝明（2006）介绍了旅游需求预测方法的分类，对部分预测方法的实证检验进行了评述。值得一提的是Li， G.（2009） 对大中华地区（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180篇与游需求预测有关的中英文研究做了系统回顾，文章沿续了国外旅游需求预测的文献综述传统 （Song， H.， & Li， G.， 2008）——关注了地理焦点、数据类型与频率、需求弹性分析、模型类别、研究趋势等主题。Li， G. （2009） 也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复杂性角度对中英文研究进行了系统比较，进而总结出中国内地旅游需求预测研究的四个特点：（1）更加关注国内旅游需求预测；（2）入境旅游需求预测已经由国家尺度拓展到省市的尺度；（3）一些研究关注特定的事件、会议和展览；（4）对周期性的关注在持续增加。

通过阅读旅游需求预测的有关研究综述，我们发现旅游需求预测模型中纳入人口学变量的研究非常少，仅有Law， R.， & Au， N.（1999）、Sakai， M.， Brown， J.， & Mak， J.（2000）、Law， R.（2001）和Mak， J.， Carlile， L.， & Dai， S.（2005）等几项研究。宋海岩、吴凯和李仲广（2010）对旅游需求预测模型中极少使用人口变量这种现象给出了解释：第一、旅游需求预测模型中并非完全不考虑人口变量的影响，只是通常做法是把变量转换为人均变量形式来体现人口因素的影响；第二、因为人口变量通常与收入变量存在着高度相关性，纳入人口变量在模型估计时会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所以极少使用人口变量；第三、客源国的人口变动短期内可能是很小的，同时这种变动只是对模型有边际上的影响。

但是与国外的情况不同，中国人口结构短期内的变动相对较大——年龄结构、城乡结构的迅速变化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国家统计局，2011）我国的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总量增至1.78 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3.26%；劳动年龄人口（ 15～59 岁） 规模扩大到9.40亿，占总人口比重高达70.14%，这表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处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最大的时刻；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达到6.66亿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率）达到49.68%，比2000年的第5次人口普查上升13.46个百分点。可以预见未来的人口变动有三个特征：（1）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2）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递减（3）城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这将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也必将影响旅游需求的总量和结构。

日本作为典型的老龄化社会，其经验可供借鉴，Mak， J.， Carlile， L.， & Dai， S.（2005）等总结了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出境旅游的三个影响：（1）总人口规模越小通常意味着总人口的一个部分——出境人口数更少；（2）年轻人减少而老年人增多意味着劳动力的萎缩和经济增长放缓；（3）出境游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出游率的降低。可见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或直接影响旅游需求，或间接影响经济发展进而影响旅游需求。结合中国的情况，一方面我国人口的变化存在促进旅游发展的因素：（1）旅游需要自由时间和自由可支配收入，有退休金收入的老人是一群典型的“有钱也有闲”的人，所以老龄化一定程度上会推动旅游发展， “夕阳红旅游”的快速发展也可以印证这一点；（2）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也可以推动旅游发展，研究表明城市居民的出游率和人均旅游花费都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延缓旅游发展：其一、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人口比例降低，整个社会的负担系数提高，这都将减缓经济发展速递，进而影响旅游发展；其二、研究表明老年人口旅游逗留时间更短、旅游距离更近。

本研究的思路是，既然中国的人口变动是不可忽视的、人口变量与收入等经济变量高度相关，那么以人口指标构建旅游预测模型就是一个可行的思路；至于人口指标与经济指标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在模型中以人口指标为主，不考虑或转换形式考虑经济方面变量。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中国统计年鉴》采集了从1995年到2010年16年的统计数据，为了去除变量量纲的影响，全部变量转换为1994年基期为100的指数。本研究的变量可以分为三个类别（1）旅游需求变量，选择国内旅游人次数这一个变量作为因变量，变量名为DTA，单位为百万人次；（2）经济变量，只纳入《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国内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和国内城镇居民人均花费，这两个变量再根据城乡人口比例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国内旅游人均花费（EXP，元）；（3）人口变量 ，共选择了4个人口有关变量作为自变量，具体为：年底总人口数（PT，万人）、总负担系数（BT，%）、年底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P_TOWN100，%）和人口自然增长率（P_GROWTH，‰）。

根据由一般到简单的建模原则，以国内旅游人次数为因变量，以其它变量为解释变量；然后在模型估计过程中逐渐剔除不显著的变量，最后得到一个简单模型，如方程（1）所示，即国内旅游人次数受到年底总人口数、人口年增长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人均旅游花费4个变量的影响。

3 分析结果

3.1 回归分析模型

回归分析结果如方程（1）所示：

DTA=-59.23PT + 2.12P_GROWTH + 12.74P_TOWN100+ 0.33EXP +4500.63 方程（1）

表1方程系数表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PT 年底总人口数 -59.23333 12.46060 -4.753650 0.0006

P_GROWTH 年人口年增长率 2.119724 0.667685 3.174737 0.0088

P_TOWN100 年底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12.73627 1.196487 10.64472 0.0000

EXP 人均旅游花费 0.334209 0.141995 2.353673 0.0382

C 常数项 4500.634 1186.800 3.792242 0.0030

方程的F检验值为439.78，方程在统计上非常显著；方程的确定系数为0.9938，修正的确定系数为0.9915，表示方程拟合优度很好，方程的解释力很强；方程中各变量对应的p值都小于0.05，表示方程各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

3.2 回归模型的解读

如方程（1）所示，与国内旅游人次数密切相关的4个变量中，“总人口数”、“人口年增长率”和“年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个为典型的人口指标；而“人均旅游花费”则可以被视为1个准人口指标——经济与人口相结合的指标。如图1所示，由于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持续下降，从1995年的10.55%下降到2010年的4.79%，2006-2010年基本在5%上下；但是我国人口总数仍在增加，从1995年的12.11亿上升到2010年的13.41亿。与此同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直线上升，从1995年的29.04%上升到2010年的49.95%。

图1 中国内旅游人次数与人口指标对比图（1995-2010）

人口总量增加、城市化进程加速都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旅游人次数。我国国内出游人数在从1995年的6.29亿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21.03亿人次，年均增长8.38%；其中城镇居民出游明显快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出游人次数由1995年的2.46亿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10.65亿人次，年均增长10.26%，农村居民出游人次数由1995年的3.83亿人次增加到2010年的10.38亿人次，年均增长6.87%。

模型中总人口数的系数是负数，旅游人次数为什么会与总人口数呈现负相关呢？这里面有一个居民出游比率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读：其一、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是有积极正面作用的，人口红利的效应正在凸显，国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增加会促进旅游的发展，提高居民出游率；其二、在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城镇居民的出游率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提高了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而提高了全国居民的平均出游率。此处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待未来进一步的讨论。

4 结束语

中国是一个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人口总量规模较大，人口结构持续变化，这无疑会对中国旅游需求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表明可以使用人口统计变量“年底总人口数”、“人口年增长率”、“年底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人均旅游花费”较为准确的拟合旅游人次规模的变动，进行旅游需求预测。传统的旅游需求预测模型都非常强调经济变量的作用，通常关注GDP、CPI、汇率等指标，但是在借鉴国外旅游需求预测经验的同时，中国的国情要求旅游需求预测无法回避两个事实：其一、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结构在持续改变之中；其二、中国作为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在持续进行之中——城市、乡村的人口结构在发生变化，而历史数据显示城乡人口在出游率，人均旅游消费等方面是存在较大差异的。这两个事实都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人口指标折射出来，本研究模型也证实了这一点。

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家庭规模、性别结构和城市化等人口指标的波动会影响我国的旅游业的发展，这种影响是深入而系统的：既涉及国内旅游，也涉及出境旅游；既影响旅游需求总量，也影响旅游需求的结构；既影响旅游需求的时间维度（出游时间、逗留时间等），也影响旅游需求的空间维度（目的地类型、旅游流空间分布等），有待未来深入细致的研究，这将对旅游行业管理和旅游企业运营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Getz， D. （1986）. Tourism and population change： Long-term impacts of tourism in the Badenoch and Strathspey district of the Scottish highlands.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102（2）， 113-126.

[2]Li， G. （2009）. Tourism Demand Modeling and Forecasting： A Review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Greater China.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Research， 5（1）， 2-40.

[3]Mak， J.， Carlile， L.， & Dai， S. （2005）. Impa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Japanese International Travel to 2025.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44（2）， 151 –162.

[4]Sakai， M.， Brown， J.， & Mak， J. （2000）. Population Aging and Japanese International Travel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38（3）， 212–220.

[5]Song， H.， & Li， G. （2008）. Tourism demand modelling and forecasting--A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 29（2）， 203–220.

[6]任来玲、刘朝明，“旅游需求预测方法文献述评” [J]，《旅游学刊》，2006年第21卷第8期：90-92.

[7]宋海岩、吴凯和李仲广，《旅游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8]李君轶、马耀峰、杨敏，“我国旅游市场需求预测研究综述” [J]，《商业研究》，2009年第3期：17-22.

作者简介和联系方式：

研发年度总结篇（6）

二、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的概念界定及测算模型

1.概念界定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是指反映不同时间或空间条件下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标准值（理想值）的相对数，是通过将测量值与标准值进行指数化处理而得到的。利用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可以判定研究生教育结构的不合理程度（失衡程度），也可以对多个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合理程度进行排序和预警。根据研究对象的范围不同，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可以分为个体偏离指数和总偏离指数。

2.测算模型（1）个体偏离指数模型研究生教育结构个体偏离指数是指反映研究生教育各个亚结构偏离标准值的相对数，包括学历层次结构偏离指数、学位类型结构偏离指数、学习方式结构偏离指数。（2）总偏离指数模型由于研究生教育结构是由多个要素组成的，因此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由构成要素的个体偏离指数组成，表现为综合指数的形式，可以由个体偏离指数的加权平均模型得到。式中GESDI为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总指数；Gi为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各个亚结构的个体偏离指数；Wi为Gi的权重。本文认为各组成部分对研究生教育整体结构的影响程度是一致的，因此各个亚结构的权重相等。

三、实证分析

1.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本文选取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和南华大学9所湖南省重点高等学校为研究对象。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于2009年~2013年的《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基本情况（内部资料）》，限于篇幅，没有在文中列出。

2.计算演示由于是要测定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标准值的程度，因此首先需要确定研究生教育结构的标准值。在参考美国等研究生教育比较发达和合理的国家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学者的研究，本文将三个部分的基期数据②分别规定为：硕士学位研究生与博士学位研究生之比为101［7］，专业学位研究生与科学学位研究生之比为11［8］，非全日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之比为11［9-10］。以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研究生教育原始数据为例，计算该高校2009年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2009年湖南师范大学全日制学硕在校研究生为5492人，全日制专硕在校研究生为158人，非全日制硕士在校生为1710人（不包含同等学力），全日制在校博士研究生为629人，专业博士人数为0。根据个体偏离指数模型，可以分别计算出学历层次结构偏离指数（G1）、学位类型结构偏离指数（G2）和学习方式结构偏离指数（G3）。

3.实证结果（1）2009年~2013年研究生教育结构个体偏离指数利用研究生教育结构个体偏离指数模型，根据2009年~2013年原始数据，计算得到2009年~2013年湖南省9所重点高校的研究生教育三个亚结构的偏离指数（见表1）。由表1可知，2009年~2013年湖南省9所样本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在学历层次、学位类型和学习方式三个亚结构中，学历层次结构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中医药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5所高校的学历层次偏离指数值较低，全部在40%以下，说明这5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硕博比相对接近101的标准值，学历层次结构相对合理，其别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学历层次结构最为合理，5年来其偏离指数均低于15%，最低年份甚至达到2.7%；中南大学、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和南华大学4所高校的学历层次结构偏离指数值相对较高，全部在60%以上，说明这4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学历层次结构相对不合理，特别是长沙理工大学和南华大学，偏离指数均高于150%，最高达到了335.1%，因此这两所高校有必要对其学历层次结构进行调整，避免出现结构性失衡。9所高校的学位类型结构偏离指数整体得分较为平均，数值相对较小，说明9所样本高校的学位类型结构较为一致，并且比较合理，其中，湖南大学的学位类型结构偏离指数5年来最高为32%，最低为6.4%，由此可知，湖南大学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科学学位研究生教育之比5年来都接近11的标准值，学位类型结构稳定并且合理。学习方式结构偏离指数5年来所有高校相差并不大，但总体得分较高，说明9所样本高校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占总体研究生教育的比重距离标准值还有较大差距，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不高。（2）2009年~2013年研究生教育结构总偏离指数根据亚结构个体偏离指数，利用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模型，计算出2009年~2013年湖南省9所高等学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具体得分及排名情况见表2。由表2可知，研究生教育结构较为合理的高校（即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值较低的高校）排名前3的为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9年除外），这3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均低于45%，其中湖南大学2009年以后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值在30%左右浮动，而湖南农业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结构偏离指数则呈现出越来越小的趋势：2013年湖南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下降到了28.1%，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则为22.2%（是2009~2013年以来所有高校的历史最低值），说明2013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结构是最为合理的。9所高校中，研究生教育结构相对不合理的高校为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和南华大学，5年来湘潭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均高于64%，长沙理工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均高于74%，而南华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均高于87%。其中，长沙理工大学2009年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为149.8%，为所有高校5年来历史最高，说明2009年长沙理工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结构是最不合理的。虽然这3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相对不合理，但是2009年~2013年3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也呈现出了明显的减小趋势，说明这3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5年来实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

4.实证结果分析（1）稳定性是湖南省各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的重要特性各高校5年来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值除了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和长沙理工大学在2009年、2010年的偏离指数出现较大波动外，其余各年份各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波动幅度都在20%之内，波动幅度较小，说明各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都不易接近或远离正常范围；同时，分析各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的排名情况发现：湖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9年除外）稳定在前三名，研究生教育结构相对合理；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和湖南中医药大学排名长期居中，研究生教育结构相对较为合理；而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和南华大学则一直处于后三名，研究生教育结构相对不合理。总体来说，各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波动幅度小，排名相对稳定，说明了研究生教育结构具有明显的稳定性。（2）合理化是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基本走势从表2可以看出，2009年~2013年9所样本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最低（即排名第1）为39.7%、32.8%、28.7%、25.7%和22.2%，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最高（即排名第9）为149.8%、127.3%、105.9%、87.4%和94.8%，总体上研究生教育结构最优和最劣高校的偏离指数值呈现减小趋势；而排名居中的高校尽管整体排名上5年来没有大幅提高，但是其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也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高校间的整体差距在缩小的同时，大部分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也在下降，研究生教育结构均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另外，从整体来看，根据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见表3）情况发现，2009~2013年湖南省重点高校学历层次结构和学习方式偏离指数基本保持不变，但学位类型结构偏离指数值从2009年的51.0%下降到了2013年的6.6%，减小趋势非常明显，说明5年来学位类型结构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优化。同时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总体偏离指数5年来也呈现明显的减小趋势，从2009年的52.1%下降到了2013年的36.4%。因此，上述分析综合说明了2009年~2013年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得到了相对明显的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变得越发合理。（3）各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变化的基础和态势不尽相同尽管湖南省9所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整体上呈现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具体对于各高校而言，又有不同的发展状态。通过分析各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变化趋势，可以将9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类别，即结构恶化型、结构固化型和结构优化型。其中，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教育结构在2012年有一个明显上升的过程，其偏离指数上涨了17.2%，研究生教育结构恶化，属于研究生教育结构恶化型高校。通过分析发现，主要原因在于2012年湖南中医药大学的在职硕士在校研究生锐减至24人，2013年下降为0，严重影响了该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基础较好，但是5年来却出现了“固化”的现象，其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只有小幅下降，说明其研究生教育结构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优化，主要原因是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水平不高限制了这两所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合理化。中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和南华大学属于结构优化型高校，5年来这6所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下降趋势明显，研究生教育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特别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9年的研究生教育结构在样本高校中还处于中等水平，但得益于全日制专业硕士在校生和在职硕士在校生的大幅提高，2013年其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就下降到历史最低的22.2%，研究生教育结构在9所高校中最为合理。

四、小结与对策建议

研究生教育结构偏离指数模型的建立，创新了一种研究生教育结构评价概念，从各个亚结构是否满足标准值（理想值）的角度来统一评估研究生教育整体结构，改变以往对研究生教育结构大而化之的定性描述，为定量地、综合地分析研究生教育结构提供了一定的视角和方法。根据前述实证结果及分析，优化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

1.稳定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停止扩大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调整学历层次结构由表3可知，影响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结构优化的主要问题是学历层次结构和学习方式结构出现了“固化”，其中学历层次结构偏离指数5年来均在35%左右徘徊。要优化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学历层次结构，使硕博比接近10：1，降低学历层次结构偏离指数值，就需要对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进行动态调整。根据《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2010~2020年）》［11］规定，到2020年湖南省在校研究生规模应达到10万人，按硕博比101的理想值计算，2020年湖南省在校博士研究生约为9090人，在校硕士研究生约为90909人，而2013年9所样本高校在校博士研究生为10558人，已然到达2020年湖南全省的目标。故优化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学历层次结构，首先应该停止扩大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同时，2013年样本高校在校硕士研究生为69103人，而2010年~2013年其在校硕士研究生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6%，按此速度发展，2020年9所样本高校在校硕士研究生规模将达到101191人，与在校博士研究生之比基本达到101。因此，优化湖南省重点高校研究生教育学历层次结构，应该停止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稳定现行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

研发年度总结篇（7）

中图分类号：G64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2-0007-0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中提出到2020年，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在学总规模200万人的战略目标。笔者按照《纲要》提出的目标，分析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结构现状和指出问题，后提出应对举措。

一、我国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现状分析

1980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以来，截止1990年底，共授予博士学位约0.7万人；截止1999年8月30日，我国共授予博士学位5万余人；截止2009年8月31日，累计授予博士学位33万余人。关于硕士研究生教育，截止1999年8月30日，共授予硕士学位48万余人；截止2009年8月31日，共授予硕士学位约273万人。总之，截至2009年8月31日，我国共授予硕士学位273万人，博士学位33万余人，基本实现了高层次人才培养立足国内的目标。自《学位条例》实施以来，不管是硕士还是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逐步增长，一直到1987年政府对研究生招生规模作调控，在1986年到1992年期间，招生人数逐年下降。1992年3月，教育部强调大力加强和扩大博士研究生教育等，标志了从前以硕士研究生培养为主转变为重视博士研究生教育。1998年，我国研究生教育进走进了跨越式发展阶段，此时规模快速增长。2003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和硕士研究生都达到增长的高峰值，之后一段时间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相对平衡，2006年增长百分点只有2.19，而硕士研究生之后几年增长速度逐渐平缓，2006年增长百分点是10.32。

笔者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对近五年来（2007年到2011年）的研究生全国培养研究生单位总数和招生规模层次进行统计分析。全国培养研究生单位总数：795个、796个、796个、797个、755个.全国研究生招生总数是41.86万，44.64万人、51.09万人、53.82万人、56.02万人，增长率为5.02%、6.64%、，14.45%，、5.33%，4.09%。其中招收博士是5.80万人，5.98万人，6.19万人，6.38万人，6.56万人，招收硕士36.06万人，38.67万人，44.90万人，47.44万人49.46万人。招收博士增长率为3.10%、3.51%、3.06%、2.82%；招收硕士增长率：7.23%、16.11%、5.66%、4.55%。从以上数据可得出结论，近五年来，全国培养研究生单位总数是相对不变的，只是上下浮动一两个单位。全国研究生招生总数，招收博士和硕士却都是逐年递增，其中2009年增长最快，截止到2011年招生研究生人总数最高位56.02万人。

总而言之，我国研究生教育中，授予学位的数量和招生的规模迅速增加，为我国实现稳定、全面、可持续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数量基础。我国各层次研究生教育达到了一定规模。但是，在数量迅速扩大的大好形式下，需要优化教育层次结构。

二、应对举措：优化中国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

（一）控制研究生教育各层次的招生规模，力求获得一种科学的比例关系

从近五年数据来看，博士规模扩大速度较快。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欠发达的情况下，博士教育规模的快速增大会使教育的整体质量难以提高，而且容易浪费教育紧缺资源。所以，我们应在确保并能提高博士教育质量的基础上，稳健扩大博士教育规模，切不可过度超前发展。

在研究生教育跨越式发展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扩招应采取重点突破的原则，规模扩大的主体第一是硕士教育。到2020年，尽量达到《纲要》的研究生200万的目标。目前，硕士招生人数还没有到达预期。

另外，我国研究生教育硕博比还比较小。争取到2020年，我国授予学位的博硕比达到约一比十。以这分割线，协调我国研究型人才和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之间的比例，来重点填补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大缺口。形成合理的人才资源层次结构，能适应并适度超前于社会发展。

（二）确定不同层次的教育目的，加大力度培养复合型人才

确定不同层次的教育目的，形成各自的特色，是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调整的基础。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缺乏各种各样的高层次人才。而学术型人才，单一强调研究能力，市场需求很小。相反技术性强，综合素质高的高层次人才，市场却很匮乏。从这点看，学校教育和市场需求脱节了。博士研究生学习是以攻读博士学位为主。博士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型人才。培养的重点是通过科学研究获得创造性研究成果。培养过程应以学术训练为中心，包括加宽基础知识、对专业问题深刻的见解，并关注学科前沿发展动态，以及学术阅读和写作训练，并能遵守学术规范相关规定。随着就业市场竞争日益增强，现在的硕士教育比不上以往精英式培养的地位，硕士研究生不仅要攻读硕士学位而用心，更需要为就业而担心。硕士生培养的主要目标应是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提高其操作能力和实用技能为主，采用案例教学方法等，提高综合素质以求更适合市场需求。硕士研究生培养应从目前攻读硕士学位为多数，只以少数攻读专业学位做辅助的情况，渐渐调整到多种类型并存，专业学位为多数的新架构。

（三）确定研究生教育各层次重点发展的学科，实现学科结构层次上差异互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对某一学科的人才需求是不同的。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调整中应确定博士、硕士教育各自重点发展的学科，在博士层次和硕士层次，研究生教育学科应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比如对于理论性较强的基础类学科，需要真正从事原创性研究人才，但社会需求量相对较小，通过以上分析，博士招生人数较小，那么该学科更多地应在博士教育层次上发展。相对于一些应用性学科，需要拥有相应的技能高级应用型人才，社会需求量相当大，如今硕士人数比较大，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满足社会对这类人才的需求。那么应用性、复合型的学科应更多地在硕士教育层次发展。

总之，我们应按照社会发展对研究生人才需求，确定不同层次教育重点发展学科，实现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在层次上的差异互补。优化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注释：

①《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度报告》整理.

参考文献：

[1][201007]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2012-02-12.

http：///show.aspx？id=2763&cid=70.

[2]赵文华.高等教育系统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王根顺，包水梅.关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优化的若干思考[J].教育科学，2006，（4）：70-71.

[4]王根顺，包水梅.以层次结构为切入点优化研究生教育结构[J].中国高等教育，2006，（07）.

研发年度总结篇（8）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关于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早在1988年，Nix和Peters对200名研发投入（R&D）主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将近70%的主管认为，研发支出会计处理对公司的研究开发投入有很大影响，其中研究开发投入费用化的会计处理对企业研究开发活动的开展具有消极影响，可能使企业减少研发投入活动。随后，Lev和Sougiannis（1996）以经常进行研发活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首次实证研究了有条件资本化和全部费用化这两种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研发支出的部分资本化会计处理方法与企业当期及滞后期间的绩效均呈显著正相关，且研发支出越多，企业的经营绩效越好。Rabah Amir（2000）研究发现，对无形资产投资予以资本化会提高企业账面值与企业内在价值的一致性。Jennifer Francis et al.（2000）以英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调整后的企业价值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发现调整后的企业价值和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呈正相关关系。Baruch Lev（2001）以韩国公司为样本，研究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每单位R&D投资可以带来约25%的公司的成长价值，研发支出对企业绩效有2―4年的连续正面影响，而且，采用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方法的公司的业绩要好于全部费用化处理的公司。Nigel Finch（2006）认为， 在美国，1970年以后报告亏损的公司比例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美国会计准则规定研发支出要全部费用化处理。他认为全部费用化导致了一些本来盈利的公司出现亏损。Han和Manry（2004）研究发现，研发支出资本化金额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程度比研发支出费用化金额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更强，从而他们支持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的处理方法。Lev， Nissim和Thomas（2005）分行业对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处理方法是否能增加企业绩效及增加程度进行了研究，发现有条件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法能增加企业价值和盈余信息的相关性。Anne（2005）则研究发现，采用资本化会计处理的企业比采用费用化会计处理的企业具有更低的研发支出，对于研发支出同时资本化和费用化时，费用化部分与未来业绩有更强的负相关性。

（二）国内文献 随着我国企业研发信息披露的不断完善，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对于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较少，且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已有研究多为规范分析。如曾爱民（2006）研究认为，R&D支出有条件资本化可以更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避免管理者的一些短期行为。龙淑华（2008）、梁来歆（2009）也认为，有条件资本化可以使企业享受到更多的税收优惠，增强企业外部融资能力，提高企业研究开发的积极性。金颖（2011）则对比分析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后发现，企业会计准则的变化对研发投入强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不大。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对于研究开发会计处理，国内外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全部费用化、全部资本化和有条件资本化。（1）全部费用化。是指将企业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全部计入当期损益，完全不确认为无形资产。这种会计处理方式主要是考虑到研究开发支出不符合资产确认中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的特点，而研究开发活动最终能否成功很难预测，其未来的经济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和2001年之前的中国均采用这种会计处理方式。全部费用化的优势有：核算简单，只影响本期的利润和亏损，以后各期无需进行调整，后续阶段的业务和损益核算简单；从规避风险的角度考虑，费用化处理更符合会计的稳健性原则；可以消除管理层在选择资本化时需要确定无形资产摊销期限进行利润操纵的可能。不足之处是：全部费用化不符合一致性原则；费用化不符合真实性原则。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时减少当期利润，可能使企业由盈利转为亏损；而研发成功时，又可能虚增企业利润；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不符合配比原则。研究开发支出所带来的未来收益超过了一个会计期间，但若因为收益不确定就将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是不合理的；研发支出全部费用化不利于促进技术进步。由于研发支出费用化导致企业当期利润的直接下降。公司高管可能会过量的削减研究开发支出或者进行盈余管理，以确保短期利益，这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2）全部资本化。这种方法与全部费用化正好相反，研究开发支出在发生时就归集起来，完全确认为无形资产，直到等到项目成功并取得收益时才将开发成本摊销。这种方法假定，研究开发支出在未来几年能产生持续性的影响，预计部分项目可以成功产生收益。全部资本化的优势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企业的短期行为。不足之处是不符合稳健性原则。因为研究开发项目是否能成功，是否能为企业未来带来经济流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将研究开发支出全部资本化可能会虚增资产和利润，从而导致更大的风险。（3）有条件的资本化。这种方法将满足条件的研究开发支出确认为无形资产，是间于全部费用化和全部资本化的一种方法。目前，国际会计准则及中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丹麦等多个国家实行这种会计处理方式。2006年我国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对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会计处理思路，规定研究阶段的支出规定在发生当期计入当期损益。而在开发阶段的支出，如果同时满足五项条件，可以作为无形资产予以资本化。从理论上来说，有条件资本化的做法比全部费用化的方式更科学，符合科技发展的趋势，也符合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需求。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全部费用化的弊端，尤其是对于研发投资逐年增加的企业，资本化可以使收入和成本更配比，从而更好的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而且，有条件资本化要求企业在报表附注中对不同类型研发活动投资予以区分并详细披露研发投入数据，可以让投资者更好的评价投资项目的价值，从而做出更合理公正的投资决策（Lev & Zarowin，1999）。但这种方法在实务操作中非常困难，因为从一开始就需要企业估计研发项目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入，主观性较大。

（二）研究假设 已有国内外文献显示，研究开发会计处理影响到企业绩效，且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多数学者认为资本化的会计处理能够给企业形成不断增长的潜力，对企业业绩具有正的影响，资本化会计处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要强于费用化会计处理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另外，研究开发活动具有高风险、成功不确定、时间长、收益滞后的特性。一般来说，研发项目的时间超过1年，项目产生的收益往往要1年以后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才会产生。实证研究也证实，研发投入的产出效果具有滞后性（何玮，2003；梁莱歆等，2005）。这样，如果对研发采用费用化的会计处理方式，在研发活动投资的当期，巨额的管理费用会严重影响当期的利润。而如果采用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则不会影响当期利润。当然，随着研发活动的逐步推进，项目成功并应用到业务流程，研发的好处比如使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或产品质量提高导致产品价格上升等等将逐渐反映到企业的经营成果中来，从而大幅提高企业的绩效。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费用化会计处理与当期企业绩效负相关，而资本化会计处理与当期企业绩效正相关，有条件资本化与当期企业绩效可能正相关，也可能负相关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化会计处理、费用化会计处理、有条件资本化会计处理与企业未来绩效均正相关，但费用化会计处理与企业未来绩效的相关程度低于资本化会计处理与企业未来绩效的相关程度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全部通过手工收集，模型中研究开发支出数据来自2007年至2012年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相关认证的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研究开发支出主要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开发支出”、现金流量表附注中的“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和管理费用的明细中反映。由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未对规定企业披露研究开发支出提出强制性要求，在实际中，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研究开发支出的名称五花八门，如：研发费、研究开发费、技术研究费、技术开发费、科研费、咨询及技术开发费等等，在本文中均视作为研究开发支出。模型的其他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对样本公司执行了如下筛选程序：（1）剔除ST上市公司；（2）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3）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最终共获得3022个研究样本（见表2）。本文数据处理软件是StatalO.0。

（四）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如下变量：（1）因变量的衡量。研发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很多，本文选取了总资产收益率（ROA）来反映企业绩效。这是因为这个指标比较全面。国内外学者多采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2）解释变量的衡量。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有：研发投入总额（RDI）；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ARD）；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ERD）。分别代表有条件资本化、资本化和费用化这三种研发会计处理方式。这三个指标均以研发密度的方式来表示。研发密度=研发支出/营业收入。该指标属于相对指标，可比性比较强。（3）控制变量的选取。企业绩效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辛云峰（2012）、金颖（2011）的做法，选取了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所得税水平（TAX）、企业的成长能力（GROWTH）等可能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公司规模。一般来说，大型企业拥有的资源多，承受研发失败风险的能力强，研发能力比中小企业更强。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实，公司规模会影响企业绩效（刘运国等，2007；魏锋等，2008）。本文以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公司规模，并假设公司规模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是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一个重要变量。一方面，由于研发活动的高风险性使其很难获得银行的贷款支持。因此，研发活动的资金大多来源于企业的自有资金，这样高的资产负债率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活动。另一方面，资产负债率代表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融资风险和融资成本，而不合理的资本结构会降低企业业绩。所得税水平。企业的所得税水平直接影响企业利润的高低。为激励企业提高研发投入，国家一般都会制定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我国对高新技术企业有15%的优惠税率，新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所得税豁免及三减半征收等等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针对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如下两个模型，其中模型（1）用来检验有条件资本化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当期和未来绩效的影响。模型（2）用来检验费用化会计处理方式和资本化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当期和未来绩效的影响。

ROAt+i=？琢+？茁1RDIt+？茁2LNSIZEt+i+？茁3LEVt+i+？茁4TAXt+i+？着t+i …（1）

ROAt+i=？琢+？茁1ARDt+？茁2ERDt+i+？茁3LNSIZEt+i+？茁4LEVt+i+？茁5TAXt+i+？着t+i

…（2）

式中，ROA代表企业绩效。RDI代表研发投入总额，ARD代表研发支出投入总额中资本化部分。ERD代表研发投入总额中费用化部分，LNSIZE代表公司规模，对总资产取对数，LEV代表资产负债率，TAX代表所得税水平。i=0，1，2，t表示当期，t+1表示后1期，t+2表示后2期。由于2013、2014年企业绩效的数据尚未公布，本文在分析研发投入与当期绩效的相关关系时，研发支出的数据选取了2007年至2012年的数据，而在分析研发投入与后期绩效的相关关系，研发支出的数据只选取了2007-2010年的数据。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按年份划分的披露研究开发支出的公司数和研究开发支出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首先，披露研究开发支出信息的公司数量是逐年增加的。2007年，披露研发支出信息的公司数为229家，2012年则增加到640家。当然，这一方面与研究开发信息披露规则的完善有关，另一方面与A股上市公司不断扩大的规模数有关，尤其是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的推出，大大增加了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其次，上市公司研发密度也是逐年上升的。2007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总额占到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26%，2012年上升到4.53%。相比而言，除了2007年，其他各年度研发支出中资本化部分的研发密度均大大低于费用化部分的研发密度，说明在实际中，真正能够符合条件资本化为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还是比较少的。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是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研发支出投入总额（RDI）和当期总资产收益率（ROA0）显著负相关，与后1期总资产收益率（ROA1）显著负相关，与后2期总资产收益率（ROA2）显著正相关。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ERD）与当期总资产收益率（ROA0）显著负相关，与后1期总资产收益率（ROA1）负相关，但不显著，与后2期总资产收益率（ROA2）显著正相关。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ARD）与当期总资产收益率（ROA0）显著负相关，与后1期总资产收益率（ROA1）正相关，但不显著，与后2期总资产收益率（ROA2）显著正相关。说明研发投入的产出效果具有滞后性，滞后期至少为1年。公司规模（LNSIZE）与研发投入总额（RDI）、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ERD）、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ARD）相关性均不大。说明研发投入的多少与公司规模关系不大。资产负债率（LEV）与公司业绩、研发支出、公司规模均负相关，但均不显著。所得税水平（TAX）与研发投入总额（RDI）、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ERD）、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ARD）均显著负相关，且与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ERD）的相关系数远大于与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ARD）的相关系数，说明所得税水平确实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且对费用化会计处理的影响程度高于资本化会计处理。

（三）回归分析 模型1和模型2的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4）。表的上半部分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反映的是研究开发有条件资本化会计处理方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期研发投入总额（RDI）与企业当期绩效负相关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第2年与企业绩效仍负相关，但负相关程度降低，与第3年的绩效正相关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当前采取的研发支出有条件资本化的会计处理方式确实能够提高企业未来业绩。表的下半部分是模型2的回归结果，反映的是研发开发支出中资本化部分和费用化部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研发支出费用化部分与当期及后1期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但与后2期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说明研发支出费用化会计处理对当期企业的业绩的负面影响较大，但过2期后，这种负面影响消失，转化为正面影响。同样，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与当期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但与后1期、后2期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处理对当期绩效的负面影响经过1期后即转化为正面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化会计处理对企业绩效的提升速度快于费用化会计处理对企业绩效的提升速度。与假设2基本相符。回归结果与假设1不相符，原因可能在于不管采用何种会计处理方式，研发支出对企业绩效均存在滞后效应，所以即使是资本化处理，仍然会影响到企业当期绩效。此外，其他的控制变量与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上与表3的相关系数分析的结果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模型（1）（2）的检验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测试，总体上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由于篇幅有限，检验的结果在此不再展示。一是采用主营业务利润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指标分别替换衡量企业绩效的总资产收益率指标，这两个指标也是学者们常用的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替换后的模型的研究结论基本不变。二是采用研发投入数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替换衡量研发投入的研发密度指标。以往也有较多文献采用这个指标来衡量企业进行研发投入的程度。替换后的模型的研究结论仍基本不变。

研发年度总结篇（9）

从1991年国家体育总局(体委)设立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课题至今，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高我国体育科学的研究水平起到推动作用。近几年来，这类课题己成为我国体育工作者研究较多、层次较高的专项课题，立项数量的多少已被人们用来衡量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研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本文以19932008年间我国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课题立项情况为基础，运用文献资料、体育统计等研究方法，探讨十几年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课题立项情况的变化规律，旨在总结我国体育总局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展望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为广大体育科研工作者提供参考。

一、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立项数量的发展变化特征

体育科学研究反映出我国体育工作的发展趋势，社会科学立项的数量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情况。

从图1可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立项课题，从1993至2008年的共16年间，共立项1281项，平均每年为8 0.1项。从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十多年间立项课题的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并不是直线上升，而是呈高低起伏的曲线变化。从其变化规律，我们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第1时期为起伏发展时期，从1993至1999年，共7年间立项195项，占立项课题总数的15.2%，平均每年27.9项，立项数量最多的是1999年的49项，立项最少的是1995年的5项。第2时期为直线上升时期，从2000至2003年，共4年间立项376项，占立项课题总数的29.4 %，平均每年立项94项，立项数量最多的是2003年的!10项，最少的是2000年的68项。第3时期为快速发展时期，从2004至2008年，共5年立项656项，占立项课题总数的51.2%，平均每年立项131.2项，立项数量最多的是2006年的175项，立项最少的是2008年128项。

如果我们按照4年为一个周期来看，第1阶段1993-1996年，4年共立项80项，第2阶段1997-2000年共立项 183项，第3阶段2001-2004年共立项445项，第4阶段2005-2008年，共立项573项，可以看出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立项数量每4年均有很大的增加，特别是在从2001年开始有了快速的增加，2001-2004年立项数量是1993-1996年立项的近5.6倍多，是1997-2000年立项数量的近2.5倍。2005-2008年立项数量是1993-1996年立项的7倍多，是1997-2000年立项数量的3倍多。这些说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体育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也说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体育事业在各个方面作出相应的提高和突破，同时也与我国全民健身工程的深人开展，2001年奥运会申报成功，政府科研投人力度加大有着很大的关系。如自2005年起到2008年4年间，关于奥运会研究立项达到50多项，特别是2005年的立项中前17项都是关于北京奥运会研究的，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满足社会需要，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特点。

总体分析来看，跨度较大的是1995年和1996年之间，1995年立项为5项，1996年为41项，笔者认为，这与我国1995年8月29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及1995年我国开始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有着极大的关系。国家对全民健身的重视促进了相关领域研究的需要，在1996年立项的41个项目中关于体育法和全民健身的课题达到18项，其中关于全民健身计划方面的研究7项，具有代表性的如《关于西北地区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基本对策及保证体系的研究》、《关于全民健身计划实施对策的研究》等，可以看出这些立项均紧扣国家发展的需要，其研究成果对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个跨度较大的是2000年和2001年之间，由2000年的68项到2001年的101项。笔者认为，一方面这与我国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取得辉煌成绩有关，1996年第26届金牌16枚排名第4， 2000年27届金牌28枚排名第3且拉近了与前两名国家的距离，首次进人第1集团，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为体育科研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那么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成功的经验在哪里?今后我们竞技体育发展的道路该如何走?等等问题需要我们去总结和深思，故在2001年立项的101课题中关于竞技体育方面的研究达到35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如杨树安《20012010年中国奥运战略研究》( 293SS01001 )，李元伟《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举国体制的基本理论及相关》( 296SS01004 )等，都是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我国竞技体育的成功之处，及以后的走向。另一方面我国在2001年申办2008年奥运会，举办一届高水平、有特色的奥运会，体现“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三大理念，需要对方方面面的事情进行研究，国家更加重视体育科研工作，加大了对体育科研的投入。

二、立项课题研究内容

(一)总体研究内容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科学理论的终极目的，在于寻求社会生活的规律性。因此对十几年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立项的研究内容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体育研究在近十几年来社会体育事业的发展规律。19932008年16年间，我国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立项的研究方向按照2008年选题指南来划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体育发展战略、法制建设与体育改革、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

从表1可知，16年间，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课题立项，在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体育发展战略、法制建设与体育改革、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个方面的研究比较均衡，5项比例介于21 % -15%之间，说明在立项时考虑到了体育社会科学和软科学方面的均衡协调发展。处于第1位的是关于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研究，16年间共立项266项，占立项总数的20.8 %，体育事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关系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使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相适应，真正发挥体育工作在增强人民体质、促进社会文明、拉动经济增长、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一直是体育界所关注的问题。处于第2位的是关于体育产业方面的研究，共立项259项，占立项课题总数的20.2 %，我国在3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体育产业也得到了快速蓬勃的发展，并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体育产业正在融人普通民众的日常社会之中，健身、休闲已经成为我国家庭和个人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增势明显，许多项目在区分学科归属时，必须进行反复的认定和判断，可见其各个学科领域的交叉程度。体育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发展必然要广泛吸收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营养，其研究必然要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

(二)各阶段研究内容

体育事业作为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主要部分，社会科学研究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性。如果我们将16年来其研究内容，每4年分成一个阶段，就会得出以下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6大研究方面的立项数量均是逐年增加，特别是20052008年4年间，各个研究方面均增加在40%左右，说明这4年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力度加大。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在2005年以来增长的幅度最大。党的16届4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这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大重要举措，也是今后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因此，在群众体育领域从更高层次的理论上把握和谐社会的要点也随即成为关注的焦点。社会发展是指社会以一定的活动内容方式满足社会成员物质需求和精神需要的进步过程，是反映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过程。和谐社会的构建将会在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主要内容。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深人实施，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将愈来愈多，为了提高体育活动的质量，全面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素质，必然要提高社会体育的科学化水平。人与人之间的熟悉、信任、关切、互助、融洽，有利于身心健康，满足人们交往的需要，体育运动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可以增强一个团体，乃至一个民族的向心力，促进团体内部各个体的整合与团结，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那么在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体育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价值和意义等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从2005之2008年先后有11项课题得到立项，具有代表性的如陈伟《体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研究》等，这些研究项目既体现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又促进了我国社会发展。

体育产业方面的研究从2001年以后研究的力度较大，8年间占同类研究方向16年来立项数量的75.3 % ，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体育产业的重视程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中指出:“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必须加强发展服务业，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发展服务业要面向城乡居民消费。……引导文化娱乐、教育培训、体育健身、卫生保健等产业发展，满足服务性消费需求”。把体育产业放在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服务业之中，这是对体育功能论述的重大突破。体育产业特别是全民健身服务业，是提高国民素质和人民大众生活质量的行业。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将会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体育作为一种提高生活质量的积极有效手段自会有着广阔的需求市场，社会上对健身、健美、保健、娱乐有着广泛的需求，城乡居民购买健身、健美、保健、娱乐等方面服务的动机和欲望逐步增强。目前，我国体育产业还面临着许多的困难:体育产业的规模很小;缺乏组织国际大型体育项目的运作经验;我国的体育产业化和商业化运作人才严重匾乏，这些都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推动我国体育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课题有《大型运动会体育产业开发系统构成及管理运作研究》等。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对影响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转贴于 2001年至2008年间，竞技体育方面的立项数量占16年来全部关于竞技体育方面立项数量80.4 %，这与我国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需要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有关。新中国成立以来，竞技体育的发展着眼“为国争光，提高民族威望，振奋民族精神;为外交斗争服务”。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何在新形势下对竞技体育的功能进行全面的探讨和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关于这方面研究和探讨的课题主要集中在关于竞技体育管理、发展趋势、体制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课题，如2001年至2008年间，关于奥运方面的研究立项课题达到101项，平均每年立项在13项左右。这些大多数是围绕北京2008年奥运会展开研究的。特别是2005年立项的131个项目中，处于前列17个项目均是关于奥运会研究的。这些研究包括了北京奥运会的方方面面。值得以提的是，在2008年立项中有了一些北京奥运会结束以后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面的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关于群众体育方面的研究1997年以来一直平稳上升，群众体育以其健康有益的活动内容，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满足了社会成员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进人新世纪以来，研究内容大多体现在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构建，群众体育发展模式，不同地域群众体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方面的研究。

三、课题承担人单位及单位地域分布情况

承担单位情况能够反映出研究单位对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实力，研究单位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16年间共有300多个单位获得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立项，总体来看，随着逐年立项数量的增多，承担单位也是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但是立项数量排名前5名的单位立项总数都在50项以上，绝大多数单位的立项数量16年间不到10项，部分单位立项数量不到5项，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单位较少。

从表3可知，高校是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力军，16年间共承担了974项，占总数的76%， 14所体育院校立项450项，占总数的35.1 %，说明直属体育院校在我国体育人才培养和体育科研中的主力军地位。

由表4可见.，16年来各省市区获得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立项分布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立项最多的是北京地区，共立项354项，占总数的27.6%，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北京、广东和上海，3省市立项总数为594项，占总立项的46.4 %，排在前5位的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和湖北5省市立项总数为736项，占总数的57.5 %，而宁夏自治区在十几年来没有获得过立项。从这些统计我们可以看出，获得立项最多的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说明一方面这些地区对体育社会科学重视的程度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体育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西北地区研究人员力量较薄弱。

四、结论

19932008年间我国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立项的基本情况反映了我国16年来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变化趋势，根据立项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进人21世纪以来，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立项数量大幅度提高。

研发年度总结篇（10）

一、引言

R&D投入是提高该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企业R&D投入的强度还不足，《Main Science &Technology Indicators》（OECD， 2004） 评估了37个国家的GERD /GDP的比重，其中接近或超过2%的国家有18个。日本、韩国和美国的比重都在3%左右，而欧盟15个成员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达到1.9%。OECD成员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2.26%，而我国GERD /GDP的比重仅高于印度。对我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研究，探讨如何有效地改善我国企业R&D投入的环境因素，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相对于其他企业，创业板上市公司无论是R&D活动的频率、信息披露以及宏观环境，都有其自有的特点。目前国内学者针对上市公司R&D投入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对创业板上市公司R&D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明显不足。因此，本文选取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目前创业板上市公司R&D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从而能够使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更好的进行R&D活动。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Timothy Koeller（1995）发现高密集度与企业创新产出成负相关关系，并且大规模企业与小规模企业的创新对经济的反应是不同的，他还发现企业创新产出与行业密集正相关。Catherine Chiang & Yaw MMensah（2004）的检验结果显示，企业R&D投入对于拥有较大市场份额﹑高研发技术人员比例和产品种类多样的企业更有价值，且产品生命周期阶段也与R&D支出有关。针对假设（2），企业规模也是影响企业R&D投入的一个重要因素。Soete（1979）用R&D费用来体现企业研究开发的投入，分析发现R&D经费与企业销售额的比例随企业规模的增大而增加，这一规律在员工超过5000人的大企业中尤为明显。韩国学者Chang- Yang Lee（2002）在研究R&D投入影响因素时，意识到企业规模是通过其他因素与R&D投入间接联系的。并提出R&D投入的直接决定因素是自身技术竞争力，而企业规模就是通过它与R&D投系。

（二）国内文献 金玲娣﹑陈国宏（2001）就企业规模与R&D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小企业R&D投入频率高，而大中型企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虽然企业R&D投入总体呈递增趋势，但是R&D投入强度则随企业规模先递增而后递减，从而提出企业R&D投入存在临界规模，并存在适度规模。陈仲常、余翔（2007）研究了新产品市场需求、行业竞争、以及外部筹资环境方面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新产品市场需求前期对企业研发投入有着重要影响，行业竞争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作用不是特别显著，而企业R&D投入的筹资环境还急需改善。周杰﹑薛有志（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总经理持股可以降低管理者的短视行为，显著地提高公司R&D投入比例。王任飞（2005）验证了盈利能力、出口导向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企业盈利能力与R&D投入正相关，而出口导向则与企业R&D投入负相关。罗邵得﹑刘春光（2009）以制造业为样本研究资本结构﹑内部现金流等财务指标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得出企业的资金流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本文在规模、公司治理结构、盈利能力等诸多影响因素中，提出以下假设进行检验分析。（1）规模与R&D投入强度。大企业具有规模效应，其研发活动相对分散，从而降低了研发失败的风险，相反其承担研发失败的风险的能力就更强。大企业本身就占据较大市场，对于市场对新产品的需求信息等掌握比较全面，在研发过程中占据主动，从R&D成果中盈利的能力概率更大。本文研究的创业板上市公司都是最新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因此认为其公司自身研发意愿很强，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公司规模越大 ，R&D投入强度越高

（2）资本结构与R&D投入强度。当企业准备融资来进行R&D投入时，需要企业拥有相对稳定的资金收入来支付较高的债务利息，极易导致债务危机。此外，一部分企业不愿过早向外界披露R&D投入的项目及其进展情况，以便项目成功后能第一时间占领市场，获得高回报，所以企业不会通过贷款形式来进行R&D投入，而是倾向于企业内部自有资金和权益融资的支持。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公司资产负债率越低，R&D投入强度越高

（3）盈利能力与R&D投入强度。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自有资金就越充足，企业就会更倾向于进行R&D投入活动。如果再从企业比较关心的税收角度考虑，根据我国现有的税收政策，对于盈利企业而言，企业R&D投入比上年度增加达到10%及以上，可再加计扣除50%（以不高于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由于企业能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高盈利能力的企业进行R&D投入的意愿当然更加强烈。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公司盈利能力越高，R&D投入强度越高

（4）人力资本与R&D投入强度。企业R&D活动的主体是企业的技术研发人员。如果企业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管理团队，管理人员的权利就会相互制约，可以避免个别高管的短视行为，私有利益阻碍企业进行R&D投入，帮助企业制定与R&D投入相关的长期战略。综上所述，企业R&D投入除了必备的物质资源之外，还应该拥有一支强大的技术研发队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公司技术研发人员比例越高，R&D投入强度越高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样本选取中遵循以下原则：（1）剔除上市时间短、报表未披露以及R&D相关信息披露不完全的企业。（2）剔除被ST和PT的以及个别数据异常的企业。经过筛选最终确定以2010年至2011年我国172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所有数据来自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2010年和2011年的年度公司财务报表和国泰安数据库中相关数据。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如下变量：（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企业R&D投入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企业研发投入，进行实证分析。可以表示为：R&D投入强度（RDL）= （R&D经费/营业收入）*100%。（2）解释变量。规模。不同学者选择规模的度量指标时侧重方面不经相同，有人选用雇员数，也有人选用企业销售总收入，本文参考大多数学者的定义，采用企业在当期财务报告上反映的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度量企业规模。可以表示为：规模（SIZE）=ln（年末总资产）。资本结构。资本结构是指企业长期的负债和权益资本的分配情况。本文用资产负债率来表示企业资本结构，该指标可以反映在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借债来筹资的，可以看出企业资金的安全程度。可以表示为：资产负债率（LEV）=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盈利能力。盈利能力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获取利润的能力，利润率越高，表明盈利能力越强，一般指标有营业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等，由于本文主要考虑企业通过自身经营获取利润的能力，所以选取营业利润率来表示企业盈利能力。可以表示为：营业利润率（OPR）=营业利润/营业收入。人力资本。采用企业年度报告中披露的企业技术人员占企业总员工的比例来衡量企业的人力资本强度。可以表示为：人力资本（RM）=技术人员总数/员工总数。为了验证假设，本文总结过去学者相关研究的经验成果，借鉴过去研究R&D投入影响因素的模型，研究的计量模型设计如下：RDL=d+？茁1SIZE+？茁2LEV+？茁3OPR+？茁4HR+？着。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利用创业板172家上市公司2010年至2011年两年的数据，应用Stata软件，对影响企业R&D投入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进行两年之间的对比。从表（1）中可以看出，创业板上市公司2011年比2010年研发投入强度有明显增加，2010年公司平均R&D投入强度为6.76%，2011年为7.25%，且标准差适中，表明公司之间的研发强度差异性不是很大，另外，从第一章所描述的国际性经验来看，R&D强度达到5%才有竞争力，从平均值来看我国创业板的上市公司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各项指标2010年和2011年相比变动都不是太大，总资产的自然对数2010年平均值为20.5273，2011年为20.7935，表明其经营发展都相对稳定。资产负债率2010年平均值为17.13%，2011年为15.82%，且只有少数公司超过了50%，一般认为较为合理的资本结构应该介于40%-60%，很显然创业板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大多处于较低水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恰巧验证了这些公司进行R&D投入时偏向使用内部自有资金，避免举债进行R&D活动，另外由于这些公司都是刚刚上市的中小型企业，其发展战略都相对比较谨慎。盈利能力两年都能维持在20%左右，这一点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和较强的生命力。人力资本2010年和2011年的数据显示其专有技术人员比例偏低，这与我国从事R&D活动的人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现实情况相符，急需培养大量的专业人才。

（二）相关性分析 首先对模型进行自变量与因变量以及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三）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通过对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两年的对比，有关假说的检验结果如下：（1）规模与R&D投入强度。检验结果显示两年的系数符号相反，与前面的假说产生了偏差，表明了规模与R&D投入强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尽管创业板上市公司自身的研发意愿都很强，但仍然有可能像现有研究成果中所提到的那样存在企业规模极点，在未达到该规模极点时，规模与R&D投入强度正相关；当规模超过了该规模极点时，规模与R&D强度成负相关关系。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研发本身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项目。小规模的企业在高度的市场竞争中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这种压力刺激着规模较小的企业努力寻求技术突破，开发新产品，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相反，大规模的企业却乐意保持现状，拒绝研发带来的潜在威胁，倾向于在稳定的环境中发展。这也是在现代企业的基础上对熊彼特假说的进一步完善。（2）资本结构与R&D投入强度。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R&D投入强度确实与资产负债率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这与本文的假设2符合。说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确热衷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R&D活动，较低的资产负债率有利于促进公司的R&D活动。如果公司财务杠杆过高，在进行研发投资时要面临债权人的限制和破产的风险，因此会抑制公司的研发活动。（3）盈利能力与R&D投入强度。实证结果显示2010年R&D投入强度与盈利能力正相关，符合假设3，而2011年R&D投入强度与盈利能力却出现了负相关的关系，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一下两点：R&D活动的滞后性在创业板的高新技术企业中表现的尤为明显，企业在短时间内无法从R&D活动中受益，R&D费用的资本化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当期利润。2011年国内宏观经济环境抑制了企业的经营发展，2011年全国银根紧缩，市场普遍不景气，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企业的营业利润。（4）人力资本与R&D投入强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R&D投入强度与人力资本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且关系非常紧密，人力资本每增加1%，R&D投入强度分别增加13.04%和18.95%，体现了人力资本对R&D活动的重要作用。同样启示在企业内部管理时，要有灵活开放的管理机制，给技术开发人员自有创新的环境，减少内部的权利干预，营造一个合理、健康、有效的创新环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检验结果显示：规模与R&D投入的影响两年出现了相反的关系，并不是假设的纯粹的正相关关系；资产负债率与R&D投入强度成负相关；盈利能力与R&D活动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同样出现了两种效应；人力资本与R&D投入强度成正相关，并且影响较为明显。如何进一步强化企业在国家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帮助企业进行创新平台建设，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建立研发平台，让科技要素、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建议：（1）规模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R&D投入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创业板上市公司在面临如今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下，要不断加强自身内部控制机制，保持适度的企业规模，不要盲目采取扩张战略，促使企业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2）较低的资产负债率能够促进创业板上市公司进行R&D投入活动，所以创业板上市公司应该避免过度的举债经营，尤其是通过外部融资进行企业长期的R&D活动，另外，国家要努力发展针对创业板上市公司技术创新的贷款服务机构，同时加强政府资金的监管，确保专项资金到位，从而刺激其进行R&D活动的积极性。（3）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与R&D投入的关系可能受到国家宏观政策和国内整个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因此创业板上市公司要时刻关注国家相应政策的变化并具有良好的市场形势分析能力。国家也要加强创新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大对技术创新企业的财税政策扶持力度，特别是要抓紧落实国家已经出台的研发投入抵扣所得税政策。（4）创业板上市公司自身和国家都要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公司要吸收更多的高素质的人才，并加强内部员工的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从整体上提高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国家要建立以高校为平台，企业为依托的，适应于企业R&D活动的实用型技术人员培养机制，努力做到人才的增长能与经济的增长相一致。

参考文献：

[1]周杰、薛有志：《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R&D投入的影响：基于总经理持股与董事会结构的实证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2008年第3期。

[2]金玲娣、陈国宏：《企业规模与R&D关系实证研究》，《科研管理》2001年第1期。

[3]王任飞：《企业R&D支出的内部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之实证》，《科学学研究》2005年第2期。

[4]刘笑霞、李明辉：《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基于我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年第3期。

[5]刘立：《企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基于资源观的理论分析》，《中国科技论坛》2003年第6期。

[6]刘运国、刘雯：《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R&D支出》，《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7]陈羽、李小平：《市场结构如何影响R&D投入》，《南开经济研究》2007年第6期。

[8]Timothy Koeller：Innovation，Market Structure and Firm Size：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1995.

研发年度总结篇（11）

【中图分类号】B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1-0097-3

一、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在某大学本科生中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发放260份问卷，回收243份，回收率约为93.46%；其中有效问卷227份，有效率为93.42%；被试年龄为18-25岁，平均年龄22.00±1.62岁。被试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2.研究工具

孤独感结构问卷。采用李艺敏、蒋艳菊编制的孤独感结构问卷，共70道题目，其中包括3道测谎题目。该问卷包含四个维度，分别为：社会孤独感、人际孤独感、自我孤独感、发展孤独感。该问卷为5级评分，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2，各因素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67-0.745之间；问卷的重测信度为0.863，各因素的重测信度均在0.700以上。

3.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使用统计软件SPSS16.0进行处理分析。

二、结果

1.大学生孤独感的总体情况

大学生孤独感的总分平均分为181.44，标准差为22.18。其中，最小值112，最大值233。被试具体背景资料如表1所示。

2.大学生孤独感在人口学变量上的统计分析

（1）大学生孤独感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2可知，男生在人际孤独感和发展孤独感上非常显著地高于女生。男女生在社会孤独感和自我孤独感上无显著差异。但是男生在孤独感总分上非常显著地高于女生。

（2）大学生孤独感在生源地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3可知，生源地对于大学生孤独感体验的影响在孤独感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3）大学生孤独感在专业类别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4可知，专业类别对于大学生孤独感体验的影响在孤独感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4）大学生孤独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5可知，是否为独生子女对于大学生孤独感体验的影响在孤独感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5）大学生孤独感在年级上的差异比较

从表6可知，不同年级对于大学生孤独感体验的影响在孤独感总分和各个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三、讨论

1.大学生孤独感的性别差异

大学生孤独感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见表2），男生的孤独感水平和“人际孤独感”均非常显著地高于女生（p

2.大学生孤独感的城乡差异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见表3），大学生孤独感总分在生源地上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蒋艳菊、李艺敏、李新旺的研究结果是基本一致的。不同点在于蒋艳菊等人的研究认为虽然大学生孤独感总分在生源地上无显著差异，但在人际孤独感这一因素上差异非常显著。本次研究和蒋艳菊等人的研究之所以存在差别，其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之间的区别逐渐变小，城乡居民心理特点也渐趋接近；大学生虽然有部分来自农村，但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加之周围来自城市同伴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心理特点与城市学生逐渐接近；样本比例严重失调（见表1），城乡样本数量差距过大，这可能是造成本研究无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

3.大学生孤独感的专业类别差异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见表4），大学生孤独感在理工类和文史类之间无显著差异。由于本次研究只选择了理工类和文史类专业学生作为样本，因此无法了解体育艺术和医学类专业的学生在孤独感的各个维度及总分上是否存在差异，但这一结果与蒋艳菊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

4.大学生孤独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见表5），大学生孤独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一因素上无显著差异。然而由于本次研究只选择了延安大学学生作为被试且样本结构在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一因素上比例严重失调，不能进行很好的控制，因而可能掩盖了孤独感在是否为独生子女这一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的事实。

5.大学生孤独感在年级上的差异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见表6），大学生孤独感在年级这一因素上无显著差异，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所体验到的孤独感是一样的，这一结果与李艺敏等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异。她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年级在孤独感的总分和各个维度上的差异显著（p

四、结论

大学生孤独感总分及人际孤独感和发展孤独感两个维度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别，男生比女生的孤独感体验更为强烈。大学生孤独感在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专业类别、年级四个变量上无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