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审判员工作总结大全11篇

法院审判员工作总结篇（1）

一、现行审判委员会行政化的表现形式及其弊端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这说明审委会决定案件的权力隶属于院长权力之下。因为，案件是否提交审委会由院长决定，审委会委员由院长提请任免，会议由院长主持，审委会讨论决定程序也由院长把握。这样，审委会决定案件的权力只是院长决定案件权力的表现。由于院长在审判委员会中的特殊地位，其结果，审委会依附于院长“行政化”司法权力而实现其功能。院长的司法职权也日益行政化。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案件过程中，也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对案件的判决意见是以行政方式“会场秘密讨论”代替司法方式“法庭公开审理”而作出的。审委会在这种环境中运行，难以公正审理案件，是人民法院司法能力方面的薄弱环节。其弊端已日益显现，简述如下：

1、审委会“委员”是一种政治待遇。

法律规定审委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说明审委会委员应该是精通法律的各级法院的精英人才。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应该由什么样的人组成，只是规定由院长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而在现实操作中，法院院长只是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法院副院长和具有中层领导职务的人，如庭长，副庭长等为审委会委员，有的法院甚至把不具备审判资格的一些负责人，如政治处主任，纪检人员等任命为审委会委员。很少把没有职务的法官提请任命为审委会委员。当然也有的法院把一些资深的老法官提请任命为审委会委员，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落实这些老同志的政治待遇，并不是为了真正选用人才。因为我国目前把法官和行政干部的职级实行统一管理，基层法院的审委会委员一般都可享受正科级待遇。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审判委员会委员地位“政治化”，不能有效地把法院的“精英人才”吸入审委会，在此种背景下产生的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很难代表法院的最高水平，因此我国法院出现“内行审理，外行下判”的情况也就难以避免。

2、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外，一律公开进行。由于审委会的运行程序、职权范围、职能都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其所有的运行都是在院长的决定下秘密进行的，审委会召开会议时，不充许当事人参加，更不用说是让双方当事人辩论，展示证据，就连审委会笔录也是保密的，是一种典型的暗箱操作方式，严重违反了公开审判的原则。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确立的审判公开原则之目的就是要使审判机关的整个审判活动置于司法机关之间，舆论、社会的监督之下，鼓励当事人主动、积极参与，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保证审判机关的裁决是公开公正的，而审委会的秘密运行使它不受任何监督，因而是无法保证它能够公正公平处理案件。

3、对审判委员会的监督依据缺失。

我国法院实行错案件责任追究制，由于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对案件的处理意见是集体作出的，即使是错误的决定，合议庭也必须执行，因此也就无法追究审判委员会的错案责任。且没有规定要对审委会作出的裁决追究其责任，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对其约束的法律规定。这样审委会就有超越程序法规定的特权，成为法院内部的院长控制下的不负任何责任的最高审判组织。同时，一些党政机关负责人对法院的个案实行干预，这些人往往是首先给法院领导打招呼，或者批条子，由于法院受制于地方，加之法院审委会是法院院长领导下的最高审判组织，由于缺乏对审委会有力的监督，地方个别有影响的人的意见就很自然的在审委会上成了“宗旨”，审判委员会就成了这些人实现不良目的温床。另外，在错案追究责任制要求更加严格的情形下，一些法官为了逃避错案追究，而把自己承办的案件推给审委会讨论决定，把审委会当成避风巷。这样的体制不仅使错案责任追究制产生不了应有效应，而且产生司法腐败是在所难免的。

4、讨论案件的范围过宽。

人民法院组织法虽然规定了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但对重大，疑难案件各级法院认识不一。比如说有的法院规定凡是判处缓刑的案件，所有行政案件，一些有政治地位的人犯罪等等都要经过审委会讨论决定。在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下，一些法官为了避免错案追究，审理的案件稍有难处，或者有遇到一些新型案件，便借故推给审委会，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思考案件，这样就极大的增加了审委会的所讨论的案件数量。另外，在司法不够独立的现实下，一些党政领导给法院具体案件实行干预、定调子，此类案件也成为审委会讨论的对象。由于审委会讨论案件数量很多，而审委会委员精力有限，特别是主持审委会的委员是院长，其本身就有很多的行政事务疲于应付，因此在讨论案件的时间上和精力上都很有限，从而无法保证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质量。

5、使“审”与“判”分离，难以保证公正高效。

程序公正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实体公正。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回避，举证，质证，陈述，承认、放弃、变更请求，参加法庭辨论等一系列促使审判程序公开公正进行的权利。现行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实际操作中是只听取案件承办法官的汇报，然后审委会的委员们据此以会议的形式进行发言讨论，最终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以多数委员的意见得出最终结论，承办案件的合议庭必须执行，这显然剥夺了当事人上述各种法定权利。审委会在何时召开，讨论案件时间的长短，都只能由院长决定。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只听承办法官片面言词而作出的结论，很难保证案件的公正、高效的处理。

6、讨论的案件过多，弱化了审委会对审判工作的指导和审判经验的总结。

特别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主要将精力放在讨论个案上，而无暇讨论审判工作的其它问题和总结审判经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基层法院的审委会一般只讨论具体案件，由于上述种原因，不仅所讨论的案件质量不够高，也根本没有研究审判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更没有总结审判经验，出台专门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审判手册。大量的案件须要讨论，为此就削弱了审委会在其他方面的职能。

二、完善审委员会的构想

针对审判委员会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如果能及时加以改正和弥补，审委会一定可以在新的时期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根本上分析，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都是司法体制“行政化”的结果。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各级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的宗旨是值得肯定的，但对审判委员会的相关规定过少，审判委员会在操作过程中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和监督。只要加强立法，规范审判委员会开展工作的程序，相信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院制度，可以得到很大的改观。为此，笔者有以下几点构想。

1、由法律具体详细规定审委会的组成。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代表着一个法院最高法律水平，是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审委会代表着法院的权威，以职务来确定审委会委员身份显然不能达到目的。

（1）审判委员会委员要通过公开、公平、严格的业务考试、然后择优任命的方法选拔委员，使法院的业务骨干，高水平的法律人才能够进入审委会。对于这些通过考试考核后确定的人选，再由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除院长外，其他法院人员，包括副院长均不能当然的成为审判委员会委员，因为法律是一门严谨的科学，职位的高低不能代表法律的权威。

（2）为了保证委员素质的长效，要加强对委员履职情况的考核和检查，执行淘汰制，废除任期制，建立能进能出的机制。对那些在召开审委会时不认真发言，或者只是简单附合“同意”?帷安煌?狻倍?槐硎霰救斯鄣慊蛘吒?揪筒环⒀月郏?约俺37⒈泶砦蠊鄣悖?滴袼?讲还唬??嗡刂什磺康炔辉俜?衔?币?蟮囊?峋鲇枰蕴蕴?

（3）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仍然可以让审委会委员与行政职级挂钓，如基层法院的审委会委员可以定为正科级。这样既提高了法官竞争审委会委员的积极性，经过择优选拔又保证了委员的素质。

（4）设立专门的审判委员会。一个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分别由民商事委员会，刑事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组成，这样可以细化审判委员会，使审委会的专业性更强，法律水平更高，有利于案件更加公正的处理。

（5）此外，审委会还应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可以命名为“审判委员会事务办公室”，主要负责审委会的日常事务，如通知委员召开审委会会议，记录，制定召开审判经验交流工作会计划，撰写审判审判手册等。

2、明确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要明确规定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重新界定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统一认识，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由法律规定各级法院可以由审委会讨论的案件的范围，此类案件的标准从案件的是否属于上级法院指定管辖，案件的性质，争议标的数额，双方当事人的人数，案件的影响程度等各种因素作为参考依据。为了减轻审委会委员的工作负担，有利于委员们搞好审判委员会的其他工作，各级法院可以规定本院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数量的下限，下限不宜过高，以50件为宜。但不应规定上限，因为在审判实践中难免会出现较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由审委会讨论决定。人民法院应当控制审委会过多的讨论案件，以减轻审委会从事其他工作的压力。各级法院应树立审判委员会少讨论案件，多总结经验，指导审判业务的指导思想.

3、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程序公正才能确保实体公正，设置一个科学合理的审判委员会议事程序很重要。审委会应该建立一个由审委会委员组成的专门机构，审查提交由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前面已述，此项工作可以由“审判委员会事务办公室”完成。并在2日内对所提请的案件是否交由审委会讨论作出结论，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在2日内向院长汇报，院长应在接到汇报后10日内召开审判委员会，并由审委会并作出结论。案件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遇到符合法律规定的可以交由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必须在开庭后5日内，审理期限届满前15日内提交审查机构审查，以决定是否由审委会讨论案件。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是保证司法公正的核心。审委会在讨论决定案件时，应当通知当事人到场陈述意见，并充许其展示证据，同时告知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名单，征求当事人是否要求回避。审委会的最终结论仍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但每个委员必须充分全面表明本人对案件的观点。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在判决书的尾部不再署合议庭成员的姓名，可以表述为“某某法院审判委员会”，然后注明日期，加盖院印。

4、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实行错案责任追究的根本目的在于要求法官认真负责的对待所审理的案件。审判委员会对案件也有审判权，对审判委员会委员同样也应适用错案追究。凡是在审委会上发表错误观点致使案件错误处理的委员，应追究其责任。这就要求委员在发表言论时，要本着依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的角度出发，谨慎思维，以法律的思维去研究问题，改变过去那种在审委会会场上可以随意发言，或者看领导脸色行事，随声附和而不负任何责任的情形。

5、建立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工作等方面的工作制度。审判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应是总结审判经验，指导本院审判业务。法律应当规定每个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根据自身实际，在有利于审判业务能力的提高为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制定本院审判委员会关于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业务方面的工作制度。以下一些作法都是可行的：

（1）审判委员会应安排总结审判经验的内容。一方面，审判委员会一年要安排2-3次专门总结审判经验的会议，如新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出台后，各院在适用中有什么情况和问题，统一哪些做法，应通过专题会议解决；另一方面，平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对个案中涉及某一法律的适用、某一事实的认定、某一证据的采信等，均可以作典型分析，总结带倾向性的经验或问题。主持审判委员会的院长，应在讨论案件中引导委员结合案件开展讨论，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在案件讨论结束后，要善于归纳总结，明确结论，交由专职人员

法院审判员工作总结篇（2）

[摘要]：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日益不适应公平、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理论、实践层面的缺陷，并对其改革与完善进行了具体的探讨。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审判组织司法改革审判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审判组织形式，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总结审判经验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日益不适应公平、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理论、实践层面的缺陷，并对其改革与完善进行了理性的探讨。一、审判委员会制度历史溯源审判委员会作为我国法院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最早起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1932年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规定，县以上裁判部组织裁判委员会。该裁判委员会即是审判委员会的雏形。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中，司法主管机关初步提出了法院组织草案，其中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1951年中央政府通过了《法院暂行条例》，该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两级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庭长及审判员组成。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形式。195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审判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法定制度开始运行。[1]审判委员会制度在选择与建构时受了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法制建设百废待兴，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业务素质整体上较低，有必要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再次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的制约与指导，法院体系结构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比如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就与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前苏联的审判制度则强调执政党对审判的干预和具体指导，强调集体智慧，这些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可能。由院长主持、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2]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缺陷（一）理论层面的缺陷1、有违程序正义（1）与公开审判的要求相违背。公开审判意味着法官的审理活动向当事人公开，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即：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秘密进行，当事人不允许在场，更谈不上公民的旁听与新闻媒介的监督了，这种“开会式审判”整个过程难逃“暗箱操作”之嫌，这与审判公开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2）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背。直接言词原则指“凡是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3]而审判委员会委员不亲历庭审，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辩论，不阅卷，仅仅是根据承办人的汇报和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断，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3）与回避制度相违背。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将审判委员会委员纳入了应执行回避制度的审判人员之列。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秘密且不定期进行的，法院并不告知当事人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有哪些人参加讨论，故当事人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的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回避制度的功能大打折扣。2、有违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一方面，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的干涉，它体现了司法独立的外在属性。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领导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唯一的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但“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4]，使得审判委员会与独任庭、合议庭之间存在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审判独立构成了侵犯。3、现行立法对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和运行缺乏统一、具体的规范对于审判委员会的具体组成，《人民法院组织法》仅简略地规定，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主持审判委员会会议，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会议。却没有就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条件、任期、组成人数等作进一步的规定。同时，现行法律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议事规则规定过于原则，致使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运行程序存在很大缺陷，随意性、任意性较大。（二）实践层面的缺陷1、人员构成的缺陷。目前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一般与行政职务挂钩，多是由院长、副院长、业务庭负责人组成，甚至包括法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纪检书记等人员，行政化色彩很浓，专业性不强。审判委员会委员有时成了一种行政待遇或荣誉称号，不担任领导职务而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审判人员则被拒之门外，一个审判人员一旦不再担任院长、庭长或主任职务，其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一般就不复存在。本来审判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审判中的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而法院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们往往政治素质、行政管理能力较强，业务水平并不一定高，将重大疑难案件交与他们讨论决定，难以保证案件的裁判质量，也有损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违审判委员会设立的初衷。

2、不利于发挥法官们的主观能动性。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易使法官产生依赖感，特别是在目前错案追究制的重压下，法官们一旦遇到疑难复杂问题，首先想到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分析研究，这种“矛盾上交”的思维方式，不仅使审判委员会穷于应付各种个案的讨论，而且导致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削弱，从而影响我国法官素质的提高。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议庭职能的发挥，在反正要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心理影响下，合议庭成员讨论案件不深、不细、不透的现象较为突出，使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一定程度上成了合议庭评议案件工作的重复和延伸。

3、审判委员会定案的案件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审判责任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合议庭必须接受，因而由此产生的错案责任，合议庭成员不应承担。而审判委员会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出现错案表面上是人人负责，实际上是人人不负责。这就使得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成为“人人无责”的一项司法活动，这是法治国家所不能容忍的现象。实践中，有的案件承办人想偏袒一方当事人，又怕承担责任，甚至故意将案件推向审判委员会，然后通过带有倾向性的汇报诱导审判委员会作出对已有利的决定，从而假借集体决定之名推卸自己的责任。4、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质量不高。一是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非专业性不能保证案件质量。二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繁多，审判委员会委员不可能是“万事通”，要求他们对每个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意见，实在勉为其难，在讨论到自己不熟悉的案件类型时，往往是冷眼旁观，人云亦云。三是“重大、疑难”案件缺乏统一的标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为数不少，这就决定了审判委员会不可能为每一件案件花费太多时间。而委员们一般是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事务繁忙，开会前也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去研究案情和相关法律，更何况有些案件是听说要开会临时“插班”的，事先并没有把汇报材料发给各委员，这样委员们要在几十分钟内吃透案情和相关法律、法理，作出裁判，实在是不易的事，案件质量也难以保证。5、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缺乏必要的规程，效率不高。如开会时缺乏科学规范的汇报、讨论、表决的具体规程，往往是你一言我一语，间杂着作一些评论甚至开一些玩笑，缺乏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应有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也影响了讨论案件的效率。再如，对案件汇报材料没有具体的格式规定，有的汇报太简略，甚至未涉及案件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等内容，有的汇报又太哆嗦，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有的属于适用法律有疑难，有的则是案件事实尚未彻底查清，以致审判委员会讨论时无的放矢，降低了工作效率。还有，实践中一件两件案件一般不会召开审判委员会讨论，往往要案件凑到一定数量才开会，加之审判委员会常常因领导分身无术等原因推迟开会时间，致使案件积压、拖延，影响了案件的审判效率。6、职能单一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该规定来看，审判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上述三个方面。但实践中，目前审判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精力主要集中在对个案的讨论上，而在加强宏观调研、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实践方面显得不足。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近两年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会议，除一次讨论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和一次讨论对当年度各个发回重审案件要不要追究承办人错案责任以外，其余均是就个案进行的讨论。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设想鉴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成为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然要求。法院系统十余年以来的审判方式改革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可行性：庭审方式已由过去的纠问式逐步过渡到现在的诉辩式，庭审过程日益规范化，法官驾驭庭审能力增强；合议庭功能不断强化，当庭宣判的案件增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减少；法官素质逐步提高，等。至于如何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理论界尚无统一的看法。从总体上看，基本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取消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应予以废除；二是保留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目前体制下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应予保留；三是调和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虽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但经过改革和完善，在当前和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仍然具有现实合理性。[5]笔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缺陷，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取消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或者改变其性质。但就目前而言，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不现实的。首先，它涉及到《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因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上述法律明文规定的，在这些法律未作修改之前，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则是违法，而上述法律的修改并非易事。其次，实践中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毕竟只是少数，审判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很有限。如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近两年共审结各类案件8979件，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仅57件。再次，审判委员会制度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有利于集思广益，正确处理案件，有利于排除当事人干扰，防止司法不公，有利于统一一个管辖区域的执法标准，等等。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在谈到今年的改革思路时，仅是讲要改进审判委员会制度，可见其尚无废除这一制度的意图。因此，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更为现实的途径是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其存废问题。目前改革与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核心是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去行政化”，实现向“司法化”的回归。包括：（一）限定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范围。为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应合理界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可采取列举式的方式予以规定，具体而言，仅限于讨论、决定合议庭审理的下列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1、合议庭在适用法律上争议较大的案件；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新类型案件或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案件；4、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指令再审或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5、对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6、拟判决死刑（包括死缓）、缓刑、宣告无罪的案件；7、拟作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无效的行政案件；8、需要确认为违法审判的案件；9、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案件。对一般性案件，审判委员会应不予受理，以此增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独立审判的责任感，减少审判委员会不必要的工作。

（二）严格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职资格。审判委员会作为一个总结审判经验和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机构，其成员的任职资格理应比一般法官要高。具体而言，一是要淡化审判委员会的行政色彩，抛弃以行政级别确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做法；二是要提高门槛，从资深法官中选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至少具备法律本科学历、从事若干年（如5-10年）审判工作、发表有一定数量的调研文章的审判员才有资格进入审判委员会；三是实行竞争上岗制，通过公开公平的考核，优胜劣汰，保证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水平，并促使审判委员会委员在一定条件下合理流动。（三）规范审判委员会的议事规程，使审判委员会各项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1、明确负责审判委员会日常工作的专门机构。一般为法院研究室，未设立研究室的由办公室负责。职责包括：确定审判委员会开会时间，提前通知各委员；负责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和台帐的整理工作；编发部门提交的业务指导性意见和典型案例；完成审判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事务，等。2、定期召开审判委员会。不论案件多少，规定每月的哪一天召开审判委员会，避免不定期开会造成的案件堆积。3、明确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条件和程序。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承办人应填写申请表，经所在庭庭长和分管院长同意并签字后，连同案件的案情报告一起送研究室（办公室）。案情报告应包括案件基本情况、审理经过、案情、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及论证依据等。对缺少上述内容的报告，研究室（办公室）可不予接受。研究室（办公室）应在会议若干天之前将案件的案情报告送各委员阅看。对于开会时临时送来的案件或开会前一两天才送来的案件，因不能保证委员们事先有充分的时间分析思考，一般应不予“插班”。4、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如审判委员会委员超过半数时，方可开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须获得全体委员的过半数同意方能通过；审判委员会委员、列席人员、其他与会人员，应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漏讨论情况。（四）落实回避制度。由于审判委员会在审判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实行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制度十分必要。回避包括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若遇法定回避情形，审判委员会委员应主动要求回避。合议庭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将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告知当事人，并告知其申请回避的权利。一般委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院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五）建立公开署名制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须将各委员的讨论意见记录在案，由各委员签字后存档。另一方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中应注明，并附参加讨论的人员名单，以做到审判公开、责任分明。（六）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考核机制。委员们出席会议、发表意见、意见正误等情况都应进行考核。委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应事先履行请假手续，委员出席会议情况应纳入岗位目标管理；对经过讨论而发生的错案，应根据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承办法官汇报不全造成的，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因审判委员会委员发表错误意见造成的，追究发表错误意见委员的责任。（七）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曾明确指出：审判委员会要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审理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这一精神已为审判委员会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应仅仅局限于个案讨论，而应高度重视审判经验的总结工作。具体包括：总结审判方式改革和审判管理的经验；总结有指导意义的新类型案件的审判经验；分析讨论错案，总结经验教训，编辑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实践；学习研究其他法院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本院实际提出审判工作的改进措施和意见，等。（八）可尝试设立专业委员会。鉴于法律分类日益细化，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才，可以考虑设立分工不同的专业审判委员会，如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委员会。这些专业审判委员会只讨论决定本专业的案件，总结本专业案件的审判经验，以适应审判专业化的需要，保障审判委员会切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结语司法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一些配套性改革，包括实现审判独立、提高法官素质、健全法官职业保障、完善审判责任制度等，不予以同步推进的话，审判委员会改革则很难推进，更难以取得实际成效。

法院审判员工作总结篇（3）

审判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审判组织形式，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在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总结审判经验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日益不适应公平、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理论、实践层面的缺陷，并对其改革与完善进行了理性的探讨。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历史溯源

审判委员会作为我国法院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最早起源于新民主主义时期。1932年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规定，县以上裁判部组织裁判委员会。该裁判委员会即是审判委员会的雏形。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中，司法主管机关初步提出了法院组织草案，其中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1951年中央政府通过了《法院暂行条例》，该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两级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庭长及审判员组成。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设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形式。195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审判委员会的一些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作为一项法定制度开始运行。[1]

审判委员会制度在选择与建构时受了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法制建设百废待兴，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业务素质整体上较低，有必要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再次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

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力的制约与指导，法院体系结构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比如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就与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前苏联的审判制度则强调执政党对审判的干预和具体指导，强调集体智慧，这些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可能。由院长主持、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2]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理论层面的缺陷

1、有违程序正义

（1）与公开审判的要求相违背。公开审判意味着法官的审理活动向当事人公开，应在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即：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秘密进行，当事人不允许在场，更谈不上公民的旁听与新闻媒介的监督了，这种“开会式审判”整个过程难逃“暗箱操作”之嫌，这与审判公开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2）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背。直接言词原则指“凡是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3]而审判委员会委员不亲历庭审，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辩论，不阅卷，仅仅是根据承办人的汇报和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断，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

（3）与回避制度相违背。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中，明确将审判委员会委员纳入了应执行回避制度的审判人员之列。但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秘密且不定期进行的，法院并不告知当事人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有哪些人参加讨论，故当事人申请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的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回避制度的功能大打折扣。

2、有违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独立。一方面，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的干涉，它体现了司法独立的外在属性。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领导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唯一的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但“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4]，使得审判委员会与独任庭、合议庭之间存在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对审判独立构成了侵犯。

3、现行立法对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和运行缺乏统一、具体的规范

对于审判委员会的具体组成，《人民法院组织法》仅简略地规定，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主持审判委员会会议，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会议。却没有就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条件、任期、组成人数等作进一步的规定。同时，现行法律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议事规则规定过于原则，致使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运行程序存在很大缺陷，随意性、任意性较大。

（二）实践层面的缺陷

1、人员构成的缺陷。目前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一般与行政职务挂钩，多是由院长、副院长、业务庭负责人组成，甚至包括法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纪检书记等人员，行政化色彩很浓，专业性不强。审判委员会委员有时成了一种行政待遇或荣誉称号，不担任领导职务而业务能力强的优秀审判人员则被拒之门外，一个审判人员一旦不再担任院长、庭长或主任职务，其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一般就不复存在。本来审判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审判中的民主集中制，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而法院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们往往政治素质、行政管理能力较强，业务水平并不一定高，将重大疑难案件交与他们讨论决定，难以保证案件的裁判质量，也有损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违审判委员会设立的初衷。

2、不利于发挥法官们的主观能动性。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易使法官产生依赖感，特别是在目前错案追究制的重压下，法官们一旦遇到疑难复杂问题，首先想到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分析研究，这种“矛盾上交”的思维方式，不仅使审判委员会穷于应付各种个案的讨论，而且导致法官主观能动性的削弱，从而影响我国法官素质的提高。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议庭职能的发挥，在反正要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心理影响下，合议庭成员讨论案件不深、不细、不透的现象较为突出，使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一定程度上成了合议庭评议案件工作的重复和延伸。

3、审判委员会定案的案件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审判责任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意见合议庭必须接受，因而由此产生的错案责任，合议庭成员不应承担。而审判委员会是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出现错案表面上是人人负责，实际上是人人不负责。这就使得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成为“人人无责”的一项司法活动，这是法治国家所不能容忍的现象。实践中，有的案件承办人想偏袒一方当事人，又怕承担责任，甚至故意将案件推向审判委员会，然后通过带有倾向性的汇报诱导审判委员会作出对已有利的决定，从而假借集体决定之名推卸自己的责任。

4、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质量不高。一是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非专业性不能保证案件质量。二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繁多，审判委员会委员不可能是“万事通”，要求他们对每个部门法上的疑难案件发表合理意见，实在勉为其难，在讨论到自己不熟悉的案件类型时，往往是冷眼旁观，人云亦云。三是“重大、疑难”案件缺乏统一的标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为数不少，这就决定了审判委员会不可能为每一件案件花费太多时间。而委员们一般是担任行政职务的领导，事务繁忙，开会前也不可能花太多时间去研究案情和相关法律，更何况有些案件是听说要开会临时“插班”的，事先并没有把汇报材料发给各委员，这样委员们要在几十分钟内吃透案情和相关法律、法理，作出裁判，实在是不易的事，案件质量也难以保证。

5、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缺乏必要的规程，效率不高。如开会时缺乏科学规范的汇报、讨论、表决的具体规程，往往是你一言我一语，间杂着作一些评论甚至开一些玩笑，缺乏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应有的规范性和严肃性，也影响了讨论案件的效率。再如，对案件汇报材料没有具体的格式规定，有的汇报太简略，甚至未涉及案件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等内容，有的汇报又太哆嗦，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有的属于适用法律有疑难，有的则是案件事实尚未彻底查清，以致审判委员会讨论时无的放矢，降低了工作效率。还有，实践中一件两件案件一般不会召开审判委员会讨论，往往要案件凑到一定数量才开会，加之审判委员会常常因领导分身无术等原因推迟开会时间，致使案件积压、拖延，影响了案件的审判效率。

6、职能单一化。《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 ：“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该规定来看，审判委员会的职责主要包括上述三个方面。但实践中，目前审判委员会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精力主要集中在对个案的讨论上，而在加强宏观调研、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实践方面显得不足。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近两年召开的审判委员会会议，除一次讨论本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和一次讨论对当年度各个发回重审案件要不要追究承办人错案责任以外，其余均是就个案进行的讨论。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设想

鉴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已成为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然要求。法院系统十余年以来的审判方式改革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可行性：庭审方式已由过去的纠问式逐步过渡到现在的诉辩式，庭审过程日益规范化，法官驾驭庭审能力增强；合议庭功能不断强化，当庭宣判的案件增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减少；法官素质逐步提高，等。

至于如何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理论界尚无统一的看法。从总体上看，基本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取消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应予以废除；二是保留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目前体制下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应予保留；三是调和论，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虽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缺陷，但经过改革和完善，在当前和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仍然具有现实合理性。[5]

笔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缺陷，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应是取消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或者改变其性质。但就目前而言，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不现实的。首先，它涉及到《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因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是上述法律明文规定的，在这些法律未作修改之前，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则是违法，而上述法律的修改并非易事。其次，实践中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毕竟只是少数，审判委员会所起的作用很有限。如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近两年共审结各类案件8979件，但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仅57件。再次，审判委员会制度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有利于集思广益，正确处理案件，有利于排除当事人干扰，防止司法不公，有利于统一一个管辖区域的执法标准，等等。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在谈到今年的改革思路时，仅是讲要改进审判委员会制度，可见其尚无废除这一制度的意图。因此，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更为现实的途径是对审判委员会制度加以改革和完善，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其存废问题。目前改革与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核心是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去行政化”，实现向“司法化”的回归。包括：

（一）限定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范围。为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应合理界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可采取列举式的方式予以规定，具体而言，仅限于讨论、决定合议庭审理的下列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1、合议庭在适用法律上争议较大的案件；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3、新类型案件或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案件；4、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指令再审或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5、对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6、拟判决死刑（包括死缓）、缓刑、宣告无罪的案件；7、拟作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无效的行政案件；8、需要确认为违法审判的案件；9、院长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案件。对一般性案件，审判委员会应不予受理，以此增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独立审判的责任感，减少审判委员会不必要的工作。

（二）严格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职资格。审判委员会作为一个总结审判经验和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机构，其成员的任职资格理应比一般法官要高。具体而言，一是要淡化审判委员会的行政色彩，抛弃以行政级别确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做法；二是要提高门槛，从资深法官中选任审判委员会委员，至少具备法律本科学历、从事若干年（如5-10年）审判工作、发表有一定数量的调研文章的审判员才有资格进入审判委员会；三是实行竞争上岗制，通过公开公平的考核，优胜劣汰，保证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水平，并促使审判委员会委员在一定条件下合理流动。

（三）规范审判委员会的议事规程，使审判委员会各项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1、明确负责审判委员会日常工作的专门机构。一般为法院研究室，未设立研究室的由办公室负责。职责包括：确定审判委员会开会时间，提前通知各委员；负责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和台帐的整理工作；编发部门提交的业务指导性意见和典型案例；完成审判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事务，等。2、定期召开审判委员会。不论案件多少，规定每月的哪一天召开审判委员会，避免不定期开会造成的案件堆积。3、明确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条件和程序。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承办人应填写申请表，经所在庭庭长和分管院长同意并签字后，连同案件的案情报告一起送研究室（办公室）。案情报告应包括案件基本情况、审理经过、案情、争议焦点、合议庭倾向性意见及论证依据等。对缺少上述内容的报告，研究室（办公室）可不予接受。研究室（办公室）应在会议若干天之前将案件的案情报告送各委员阅看。对于开会时临时送来的案件或开会前一两天才送来的案件，因不能保证委员们事先有充分的时间分析思考，一般应不予“插班”。4、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如审判委员会委员超过半数时，方可开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须获得全体委员的过半数同意方能通过；审判委员会委员、列席人员、其他与会人员，应遵守保密规定，不得泄漏讨论情况。

（四）落实回避制度。由于审判委员会在审判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实行审判委员会委员回避制度十分必要。回避包括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若遇法定回避情形，审判委员会委员应主动要求回避。合议庭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将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告知当事人，并告知其申请回避的权利。一般委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院长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

（五）建立公开署名制度。一方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须将各委员的讨论意见记录在案，由各委员签字后存档。另一方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中应注明，并附参加讨论的人员名单，以做到审判公开、责任分明。

（六）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的考核机制。委员们出席会议、发表意见、意见正误等情况都应进行考核。委员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应事先履行请假手续，委员出席会议情况应纳入岗位目标管理；对经过讨论而发生的错案，应根据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承办法官汇报不全造成的，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因审判委员会委员发表错误意见造成的，追究发表错误意见委员的责任。

（七）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曾明确指出：审判委员会要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审理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这一精神已为审判委员会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不应仅仅局限于个案讨论，而应高度重视审判经验的总结工作。具体包括：总结审判方式改革和审判管理的经验；总结有指导意义的新类型案件的审判经验；分析讨论错案，总结经验教训，编辑典型案例，指导审判实践；学习研究其他法院的先进经验，并结合本院实际提出审判工作的改进措施和意见，等。

法院审判员工作总结篇（4）

引言：

前不久，多家媒体报道了福建省周宁县一少女被人后，经其父母反复做思想工作，方才到该县公安局报案。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该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陈长春以找该少女了解案情、核实证据为由，在办公室里再次了她。案发后，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起福建省公安厅和宁德市委督办的重大案件，一审法院以陈长春犯罪、妨害作证罪仅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该判决结果还是经过该院审判委员会的监督和把关而出炉的。如此重罪而轻判，怎么不令世人发指！后虽经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陈长春有期徒刑12年，承办该案的原一审法院刑庭庭长阮金钟也被刑事拘留，依法受到了追究。但是，这起典型的法官枉法裁判案，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和司法界对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职能的反思，再次让人们重新审视审判委员会的存在、组成及其功能；再次使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的存与废，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笔者虽深知该制度一时还难以取消，但其与现代司法理念有很多相悖之处，到底还能保存多久很难保证。为此，笔者再来谈点个人之见，以期与学者、同仁商榷。

一、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创设的原因及其作用。

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裁判委员会逐步演变成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进行审判。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虽然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相同或类似，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 195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新中国的司法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法院组织体系实行四级三审制，确立了审判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等基本原则，并在各级人民法院内设审判委员会，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1955年3月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至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确立起来。1983年9月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仍然肯定了这一制度。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是由历史和政治两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有在政府系统设立裁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审判法制建设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司法干部极其缺乏，法官的素质整体低下，有必要对审判工作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政府的《六法全书》，革除了政府原有的法学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师作为专业司法人员的资格；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当时的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审判组织和审判方式也都延用原来的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案件的作法。

审判委员会这一制度自设立以来，曾在人民法院的审判过程中，确实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审判委员会制度是新中国几十年来审判活动的总结和审判经验的结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以形成决议，这既有利于发挥审判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的积极性，使每一位委员都积极参与案件的讨论，各抒己见，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又有利于集思广益，集中审判委员会每一位委员的的正确意见，形成集体的决议。这样，既充分发挥了个人的聪明才智，又克服了个体既有的局限性，依靠集体的力量，形成正确的决定。

其次，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法官对案件的初步意见，完全有可能不被审判委员会采纳，即使案件已经审结，相应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也有可能被审判委员会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改判。这就有力地监督、约束了法官。法官只有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其意见才不会被审判委员会否定，并形成最终的判决；法官也只有努力钻研业务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和业务能力，才能正确判案，提出正确的处理意见，才能和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一致。这样，审判委员会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法官的素质，保证案件得到公正审理。

第三，法官们在审判工作中，经常要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因为法官也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自己的朋友、熟人，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尤其是在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农村的基层人民法院，整个市区人口就不多，法官往往又都是本地人，加上工作关系、同学关系、亲戚关系、部门关系等等，法官们认识的人就更多了，法官和社会之间并没有一个可以保障他们不受社会干扰的“隔离带”。“案子一进门，两头都托人”，更何况从确立“马锡五审判方式”以来，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就要求法官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各种关系就更复杂了，法官们在工作中面临的各种影响也就更多了。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无疑分担了法官们所面临的一些压力，甚至是大部分或者全部的压力。当法官们顶不住外部的压力时，就将案件交由审判委员会定夺，自身卸了包袱。

另外，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审判经验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单就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下发的大量的司法解释而言，审判委员会就功不可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也在总结本院及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经验，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断探索、拓宽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还“主动督办案件”，敦促审判人员在审限期内结案；一些地方法院还由审判委员会制定在本辖区内统一的审判规则，在一定区域内统一了执法标准，便于法官们准确及时地适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这些都是审判委员会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给审判委员会的继续存在找到了看似十分充分的理由。

二、关于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弊端。

《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作为法院内设的最高审判组织的审判委员会，它担负着对重大疑难案件的研讨，对审判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对其他与审判工作相关事宜指导的重任。自设立至今，在抵御司法干预，保障司法独立，把好案件质量关以及统一司法尺度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选任，合议庭作用的有效发挥，现行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它阻碍了司法独立原则的实现；影响了司法公正、公开原则的落实；不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同我国当前进行的司法改革格格不入等等。因此，继续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缺乏科学依据。

首先，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独立的要求相悖。司法权作为惩罚犯罪和裁决私人诉争的权力，它应当是独立的、超然的，应当交给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组成的法庭，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运作的实践表明，它一直按行政方式管理审判组织、管理案件，尽管审判委员会不直接主持或参加法庭审判，但却实际承担着审判职能；审判委员会对于重大、疑难案件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而院长的司法职权行政化，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的权力只是院长决定案件权力的表现，审判委员会本身的功能大为走样，法院院长往往在遇到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时，以注意办案的社会效果为由，主动把案件提交给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拿意见，然后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审判委员会。显然，审判委员会并不能发挥帮助法官抵制外界干扰的作用，反而成为行政权等外部权力影响司法权最便捷、最隐蔽的通道。同时，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也使得合议庭制度、独任审判制度流于形式，法官独立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司法公正的要求相悖。司法公正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实体公正则又是程序公正的体现。而审判委员会制度恰恰在断案程序上严重违了程序法。一方面，它违反了审判公开原则。法律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的案件外，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宣判活动应当公开进行，允许公民到法庭旁听，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除休庭评议外，应当把法庭审理的全过程公诸于众，还要将审理案件的人员予以公开，以利于社会监督，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专横。然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不公开进行的，讨论时除了审判委员会委员和汇报人、记录人员以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同时，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具体由哪些委员组成，一般不予公开，当事人也无权参与，是典型的“暗箱操作”。另一方面，它严重违反了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也称直接审判原则，指“凡参与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的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材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然而审判委员会审断案件，往往不去亲自阅卷，对认定事实的证据也不是从法庭上直接获得，没有听取当事人举证、质证和辩论，而主要是通过听取汇报，间接了解案情，在法庭审理外进行认证，显然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

另外，审判委员会制度还违背了回避制度。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案件当事人有权申请那些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与案件当事人有特别关系的司法人员回避。申请回避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是案件公正裁判的必要条件之一。作为生活在社会之中活生生的人，司法人员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从脱离各种人际关系。设立回避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司法人员在当事人间的争讼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塑造司法独立、公正、公平、民主的形象，树立司法权威。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不公开且不定期进行，有哪些人参加讨论、何时讨论，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并不知道，而且我国法律对于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程序，没有任何规定，因而当事人无法对审判委员会申请回避。此外，我国法律规定，对于按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另组合议庭审理，这是对再审和重审案件规定的一项特殊回避制度。但是，如果该案件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审或再审时，同一法院不可能再另行组成审判委员会去审理，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审判监督程序的设立目的无法达到。

第三，审判委员会制度有碍于司法效率。市场经济要求通过社会对资源进行合理、高效的配置，追求效率是其本质。司法也存在是否快速有效的问题，存在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这就是司法效率问题。在司法过程中，以尽量少的投入取得最良好的效果，充分实现司法的社会功能，这是现代司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追求。然而，由于我国法律对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致使大量案件被提交审判委员会。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实行错案追究制的鼓噪下，由于各级法院对错案的判断标准不统一，且有扩大范围、层层加重的倾向，从而给法官造成相当的压力，使得改革以来向审判委员会汇报的案件本来已逐渐减少的趋势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逆转。一些法官一旦遇到有点疑问的案件或新型的案件，为了避免承担责任或损害自己的利益，就请示主管副院长乃至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进入审判委员会的随着性、任意性强，合议庭、独任庭往往对案件不能作出独立的、最终的裁判，造成所谓“审”与“判”的分割，这本身就增加了法院审理案件的环节、降低了诉讼效率。又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方式、程序在法律上存有巨大的缺陷，启动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随意性和时间的不确定性，造成司法实践中，只有当需要讨论的案件积压到一定数量，并在各委员有充分的时间后才予启动，法院的年终“突击”、“会战”并不鲜见，这样不仅司法程序遭到破坏，无法保障司法公正，而且也造成司法效率低下。

第四，审判委员会委员资格的确认不尽合理。审判委员会是审判组织，应由符合其自身特点和职责要求的人员组成，而现有的审判委员会则沿袭了我国行政管理机制的传统模式，委员们基本上是由院长、副院长、审判业务庭庭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如负责纪检的、党务的等人组成。即看其是否具有相应的行政领导职务，很少考虑其法律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高低，委员成了一种政治待遇；而取得了资格的又是终身“享用”，除非是退休或调出；并没有去根据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而选用现有法官中的优秀者，而是依职权论资排辈，甚至为平衡而将委员资格作为一种荣誉授予一些老同志，这些委员往往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接受新知识慢，法学理论水平较低，仅靠老经验办事，难以胜任飞速发展的新形势的需要。如某基层法院现有委员9人，真正具有法律本科学历或具有法律知识的其他本科学历的仅为1人；50岁以上或接近50岁的却为8人，年龄结构老化，知识结构低下。

另外，由于长期以来对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没有一个相应的考核约束机制，一方面，有的案件汇报人不能及时提交案件审理报告，也有的委员事前根本没有看案件审理报告，往往是临阵磨枪，打无准备之仗。另一方面，疑难案件大多由于事实难以认定，证据难以取舍，适用法律难以确定，裁判难以作出。而现在的委员们往往只注重精通或熟悉某一方面的法律业务知识，对其他门类非常陌生，讨论到自己熟悉、关心一块的案件时，尚能积极发言，可讨论到其他门类的案件时，冷眼相观，人云吾云，没有主见，出了问题，往往是由审判委员会这个集体来承担责任，而实际上谁也不负任何责任。有的承办人汇报本身就没有抓住案件的重点、焦点和难点，委员们听汇报自然也就成了“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难以全面了解案情；也有的承办人汇报时故意带有主观片面性， 往往将委员们引入“歧途”，难免使委员们的表态出现误差，福建省周宁县法院所办理的该县公安局原副局长少女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第五，审判委员会没有真正当担起总结审判经验的责任。总结审判经验是审判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尤其是在审判方式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显得更为重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行政管理模式的影响，委员们在很大程度上忙于应酬待人接物，忙于对个案的讨论，没有真正静下心来，认真地总结一下以往审判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应该吸取的教训。有的审判委员会年初虽然也确定了总结经验的计划，但是到了具体的工作中，委员们没有去留心观察，去深入收集审判实践中的好做法。一年下来，两手空空，但他们却以长年累月忙于行政事务为借口而感到未完成总结经验计划是理所当然，心安理得。有的委员虽然有总结审判经验的这种想法，却因自己的年龄偏大，素质偏低，难当此任。也有的委员虽有这份能力，也有这份热情，但他们既怕落个好出风头、好显露自己的“坏名声”，又怕一次提交了总结经验材料，下次还得“能者多劳”，不得不也缩起头来。长期以往，大家也都习惯于只讲个案指导，很少搞审判经验总结了。

三、关于对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及其废除的设想。

审判委员会制度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司法环境下的产物，在职业法官素质较低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曾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法官职业素养的提高，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它所要求并推动的司法制度的突破性变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民主与法制不断完善发展，以及司法现代化要求司法组织和司法程序更加民主、科学、公正、公开，更加规范和完备，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现状与这些要求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了。因此，我们应该要把握好契机，积极稳妥地建立起新的工作机制，切实当担起实现人民法院世纪主题的重任。虽然审判委员会制度在目前要彻底废除还很困难，需要经历一个缓冲阶段，但是废除是一个必然趋势，不可避免。那么，现在如何做好这里面的衔接工作及废除审判委员会后的审判工作呢？

首先是要进一步缩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只有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上级法院指定管辖或指令再审的案件，依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和抗诉的案件以及新类型的案件，法律无明确具体规定的案件，合议庭意见有重大分歧的案件，才可予以讨论，其他案件一律不得入内。

其次是要严格执行审判委员会讨论个案的规程。凡提交讨论的案件应由院长或分管副院长把关，否则不予讨论。委员们收到审理报告后，应认真阅读，设立专门笔记，理出发言提纲。讨论案件时，应让合议庭成员列席审判委员会，补充承办人汇报中的不足。或有意不汇报的内容；必要时还可特邀检察长或一些审判骨干列席会议，允许他们发言，认真听取他们对个案的具体处理意见，但不赋予他们最后对案件处理的表决权。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仅让案件所在庭庭长列席会议现象，因为原来的做法实际上是混淆了行政权和审判权的概念和界线。

第三、审判委员会应该高度重视审判经验的总结工作。每年都应确定总结经验的计划，并落实到每个委员，每年按不同的审判专业，每个委员或几个委员共同完成一定数量的针对性的经验总结。同时，注意学习借鉴上级法院，兄弟法院的先进审判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结合本院实际提出改进意见。对总结出的不同类型案件的审判规律，各类案件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应归纳汇总，建章立制，真正发挥总结经验的作用。使审判规范、科学、合理，确保司法公正高效。

第四、审判委员会废除后应设立专业化审理、研讨、咨询案件小组。可由原审判委员会委员改任各小组组长，针对不同专业的重大、疑难案件进行研讨，总结该类案件的审判经验，确立该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及裁判基调，指导该类案件的直接审判，为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提供业务咨询，最后仍由合议庭、独任审判员自由裁量，对重大、疑难案件及时、恰当地作出裁判，自负其责。切实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具有“暗箱操作”之嫌的这种违背现代司法理念审判工作机制的问题。

第五、进一步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庭的作用。选派理论功底深、办案速度快且正确率高的优秀审判人员担任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并根据全院审判工作量和在编人数确定设置若干个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职位，一般以不超过全院总人数的20%为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审理案件，撰写裁判文书，其他工作交由审判辅助人员处理。这样，既提高了审判效率，又注重了办案质量。

第六、应该尽快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以便更好地统一司法尺度，保证案件质量。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公布案例并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中予以借鉴，但是中国现行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判例制。这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一个障碍。也使得在审判委员会取消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可能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不同地区、不同法官可能对同类案件作出极然相反或有重大区别的结果。因此，要实现中国法治的现代化，就必须按照客观规律设计、制定中国的法律制度。

即在坚持以成文法为主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判例制度，以判例制度的典范性、互补性和即时性，弥补因成文法过于原则、抽象所造成的僵死或者滞后。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即不应拒绝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也不应该割裂自己的历史传统，更应当按照规律办事。以成文法和判例相结合的法治体系，是符合立法、司法客观规律的，是当代世界各国法治发展的大趋势。

当然，我国决不能照搬西方法治国家推行的“判例法”。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确立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其一，判例必须是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或者经其认可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权力需全国人大的授予。其二，判例与制定法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只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者规定不完善时，才能适用判例，以判例弥补法律的漏洞。其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判例的适用行使法律监督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判例的适用有立法监督权，即有权审核并废止某一判例。其四，判例的运用，原则上限于民商事案件和行政案件；对刑事案件的审判，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参考书目：

1、《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苏力的论文《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

2、《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北京大法律系副教授陈瑞华的论文《正义的误区——评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

3、《人民司法》2001年第2期朱建新的论文《浅论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4、李晓辉.《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几个问题》.当代法学，2000，(1)。

5、蒲坚.中国法制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6、中国法制史参考资料汇编：第三辑.重庆:西南政法学院,1982。

7、肖建国，肖建光.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3.2。

法院审判员工作总结篇（5）

审判委员会制度可以说是我国的一大司法特色。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未有先例。司法理论一般认为，审判组织形式只有合议制和独任制两种。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部分案件持有最终决定权的并非承办法官本人或合议庭，而在于其审判组织内部设置的审判委员会。而且，无论其地位还是作用都远超过合议庭与独任审判员。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的初衷在于将它作为审判工作的一个集体领导机构，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要问题。从设立至今，审判委员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在避免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诉讼正义。然而，随着我国司法改革尤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日益背离公开、高效的审判机制改革的价值方向，在回避制度、受案范围和工作运行等方面的矛盾与不足也日益凸显。这不仅影响案件审理的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更从根本上妨碍了诉讼程序的公正与司法正义的实现。可以说，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立的初衷固然美好，也曾在一定层面上发挥作用，但是其在新的实践中却日益偏离正义的理想，进入了万劫不复的误区。

一、 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审判委员会制度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 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41年边区各县成立了裁判委员会，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裁判委员会、裁判研究委员会逐渐演变成为人民法庭和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有权判决：当众坦白、赔偿、罚款、劳役、褫夺公民权、有期或无期监禁、死刑，或者宣布无罪。 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虽然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类似。

新中国建立伊始，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废除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废除旧制度，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性质审判制度的历程。创立之初的人民审判机关 大多沿用解放区的群众式审判模式。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司法主管机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法院组织草案，提出了建立审判委员会。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建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组织，并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 1955年3月10日，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从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被正式确立起来。

依据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在这一制度建立之初，主要强调它总结审判经验的职能，附带研究重大疑难案件。这一时期对不同审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要求是有区别的，中级以上的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主要是总结审判经验，而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则侧重于解决重大疑难的个案问题。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左倾思想主导了司法工作，各级法院成了为扭曲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工具。有些地方审判委员会的部分职能则由诸如“院务会”等机构来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 1962年以后到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审判委员会同中国的司法制度一起被彻底砸烂。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司法制度开始重新恢复和发展。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重新修订，法院内部的审判组织机构设置相对规范，作为人民法院内部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其地位被重新确认。恢复后的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审判人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素质较低，法律又不够健全的情况下，集中集体指挥基本保证了案件审判质量和司法公正。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的建立是由历史、政治和观念文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的体制。在各级司法兼行政机关——衙门内部，采取的是由最高位阶的长官统领的集权性行政权力层级模式，这种被现代司法组织原则所不取的层级组织模式在我国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并仍能在司法机关中找到影子。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有在政府系统设立裁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即在制度建构中，中国传统的司法官僚化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暗合了某种文化心理。我国法院内部似乎在审判制度建构中形成了由低到高的行政色彩相当浓的权力等级结构。相比之下，独任庭和合议庭处于权力底端，审判委员会处于顶端，从而更具权威性，它的决定合议庭和独任庭必须执行。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政府的《六法全书》，革除了政府原有的法学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师作为专业司法人员的资格；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由于审判法制建设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素质整体上低下，有必要对审判工作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

最后，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利的制约与指导，法院结构体系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日本除简易法院外各级法院内部设置的“法官会议”都与我国的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而20世纪40年代引进的前苏联司法审判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和干预，强调集体智慧，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必要与可能。由院长主持、由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

二、正义理想的初衷：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职能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根据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 的规定，我国各级人民法院都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它的设立初衷是为了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第22条规定:“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问题、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以下简称《纲要》说明)，也对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和作用作了进一步解释。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纲要》及《纲要》说明的有关规定，现行的审判委员会的设立初衷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结审判经验

理论来源于实践，诉讼理论也是来源于审判实践。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进行及时地总结，既要研究历史经验，又要研究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抓住问题的本质，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经验，转化为诉讼理论，这就完成了实践到理论的过程。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从审判实践中获得的诉讼理论，又反过来服务于审判实践，以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判案件，保证案件的质量，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此其初衷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把工作放在对审判经验的总结，保证司法公正，使司法审判能真正做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促进、保障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样的现实似乎使审判委员会者一设置初衷显得尤为必要。

（二）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首先涉及到对重大的、疑难的、复杂的案件认定。当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般都采用以案件的性质、简繁程度、影响范围等三者结合的划分标准，来确定是否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并不是对所有的案件都进行讨论，而是只对少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进行讨论，解决这些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此为审判委员会设立初衷之二。

（三）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

这里涉及人民法院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联系与区别。合议庭是人民法院实现其审判职能的组织形式，它的全部活动所能达到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贯彻实施。而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其重要的任务和职能之一是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审判委员会对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解释或决议，为合议庭的审判提供支持与指导。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分工合作互补的。此其设立初衷之三。

三、正义理想的现实建构：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和运作

审判委员会制度保障正义的初衷并不限于理想的描绘，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与运作方式便是其所努力建构的现实基础。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审判组织包括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三种形式。但是，在审判委员会的人员任职资格和组成上，法律没有像对独任庭、合议庭那样按照法院的不同级别作出详细规定，实践中通常依照行政机构模式决定审判委员会的织织构成。审判委员会由本院院长主持，实行委员会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活动，委员由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一般由院长、副院长、主要业务庭庭长和研究室主任或者资深法官组成，因此，它天然地具有“行政会议”的特征。

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但明确了审判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主要行使“讨论”案件的职能。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分提请讨论和讨论决定两个步骤。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认识存在分歧，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难以作出决定时，由审判长向庭长汇报，庭长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再由庭长向分管副院长报告，副院长提出意见，要求合议庭重新审查后，若意见仍不统一，则由副院长向院长报告，最后由院长决定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院长作为法院的行政首长，有时在合议庭作出决定前，直接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即是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程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陈述案情，汇报合议庭意见，或者由审判委员会成员传阅案卷，审判委员会成员可以向承办人提出问题，最后由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表决。对于审判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合议庭应当执行”。

四、正义理想的实践：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正面效应

审判委员会制度实行至今，我国特有的这一司法组织已在事实上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审判委员会制度在解决纠纷，惩治打击犯罪，保护无辜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因此，似乎“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有学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我国的存在“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 这虽然不能成为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由，但审判委员会制度所经过的历程，证明其在司法实践中必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一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对司法实践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为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个别法官的枉法裁判，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提供了一种进路。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案件时给予每个成员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机会以及不受他人干预的独立表决权，案件裁判结果由多数人意见决定。“显然你可以悄悄买通一(独任审判)、两个人(合议庭审判)，其至更多一些，但是你很难买通9个人(指审判委员会的人数，尽管原则上并不要求一致通过)”。

换言之，案件当事人试图利用非法手段左右审判委员会，使其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对其有利的判决，比左右独任庭、合议庭要困难得多。而且，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方式避免了其与当事人之间的接触，可以阻止当事人对案件审判结果施加不良影响。独任庭、合议庭成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或多或少都要接触当事人，至少与当事人在庭审中有一面之交，当事人一般都会向审判人员表明自己对案件裁判结果的期望，有的甚至会以某种暗示方式威胁审判人员，给审判人员造成心理压力，以迫使其作出某种于已有利的判决。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当事人无权参与讨论或旁听会议，审判委员会成员勿需考虑是否会遭遇当事人报复，思想上没有负担，可以客观公正地对案件作出判决。所以，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更容易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徇私枉法任意裁判，减少司法腐败，避免司法不公。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为从整体上保证对案件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现实质正义提供了保障。法官不是“自动售货机”，一边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另一边就可以得到公正客观的判决。案件审判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思维过程，而非机械地套用法律条文，他要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出基本的判断。在认定案件事实时，法官需要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考量，对其真伪性作出判断，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关联性），能否证明案件事实（是否充分），然后综合全案证据，根据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来认定案件事实。这实际上是一个心证形成与不断加强的过程。审判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适用相关法律对案件作出判决。

要做到对案件准确地适用法律，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法律条文。同样的规定常常因个人理解不同而导致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审判委员会成员多比独任庭、合议庭人数要多，能够集思广益，因而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在对案件事实认定上更易达到客观真实，适用法律更准确。审判委员会制度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统一该法院辖区的执法标准，达到该地区法制统一。

司法实践中，尤其在建国初期以及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审判委员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在减少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正义的误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

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目标和理想，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项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目标。正义通常被划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英国有句谚语：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其中的“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意指程序正义。

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置的初衷无疑是为了保障法律制度的正义。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对于程序正义的违背，终究使这一制度走向了它设立初衷的反面。

理论界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严重妨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当前庭审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障碍。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计理想基本落空，现实实践不幸进入了误区。

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建立与现实运行中有几个问题是没有解决好的。正义的理想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许多弊端，这又与其设立时的“先天不足”又不无关系。总结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现行审判委员会设立缺乏合理性，“先天不足”，学理上缺乏支持

我们认为，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设立缺乏合理性，违背了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从而影响了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不利于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不能保证裁定、判决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与诉讼程序的正义。

1． 委员会制度违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独立能够确保司法权的公正行使，避免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因受到外来干扰和影响而导致不公；保证法官公正无私地进行审判，无论判决是否对其有利，判决结果均为诉讼双方所普遍接受，从而增强法院、法官在人们心日中的威望，使法律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司法独立能否切实得到实现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

国际通行的司法独立原则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 一方面法院审判案件，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都不得对其施加压力，干预案件审判过程和判决结果;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各级法院院长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法院的整体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个人的真正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目标” ，是司法独立的最终表现。由于受司法机关行政化思想的长期影响，我国司法独立“强调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从事司法审判活动，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换言之，我国司法独立只是指法院独立，而不涉及法官个人独立的问题。 “民主集中制”在审判工作中集中体现于审判委员会制度之中，实际上构成了独任庭、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的一种“行政领导”关系，审判委员会、法院行政领导可以随时干预独任庭、合议庭审判案件，“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然而审判权的独立性实际体现在审判者依据其对事实的认识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对案件作出裁判，如果他的活动受到没有审理案件的人的影响和干扰，就不可能做到司法独立。因此，不可否认，审判委员员制度是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之一。

如果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审判独立的侵犯，那么试图通过这一制度设计来排除外界对司法审判的干扰就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2． 现行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及运行缺乏严格、公开、协调一致的立法

现代国家组织，尤其是审判组织必须是严格依法运行。在当今世界上法制完备的国家的法院组织法中，对审判系统内的任何—个机构或组织的设置及其运行，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并且彼此协调。各个机构都是与其整个司法系统协调一致的，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难保证程序的正义。

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设立的审判委员会机构中人员组成、工作程序等方面显然存在立法不完善、不协调。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免，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这样的法律规定表明，客观上使审判委员会的司法权隶属于院长行政权之下。在操作上，审判委员会也缺乏科学的、具体的法律程序立法规定，其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不具有公开性。《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了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但纵观《人民法院组织法》里没有任何关于“决定”案件的职权和功能与审判委员会的调查、质证、回避、异议案程序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并且不负错案追究的责任。这样就给了这个组织很大的任意性，并造成了审判工作的不协调。因此，有学者指出，审判委员会对案件所作的决定被视为“判决之上的决定”，“其效力明显优于判决、裁定和一般的决定”。即使合议庭多数成员意见与审委会决定不一致，合议庭也必须依据审委会决定作出判决;而且判决仍由合议庭成员署名，只不过要注明“本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职权、功能在法律规定上的不一致、不明确，表明了存在立法和认识上的矛盾。

3．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审判公开原则

审判公开是当今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它包括审判活动的公开和审判人员的公开。而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一般由“主办人”汇报案情，如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双方各自的证据、理由，合议庭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后提出适用法律以及最后处理意见。这些都是在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对于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也无法进行辩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地剥夺了当事人的举证权、质证权、辩论权和辩护权。而审判委员会委员根据汇报的情况各自发表意见，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形成决议。这实际上是在审判委员会委员未直接听证的情况下，对案件又进行了一次审理，而这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不符合公开原则。再者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它具体由哪些人组成，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有哪些审判委员会成员参加等，都没有公开的程序，缺乏透明度。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典型的“黑箱操作”。 这样不但不能体现审判公开原则，使合议庭审理案件成了走过场，程序公正更是无法实现。

审判人员庭审时受到当事人的“威逼利诱” 从而采用审判委员会制度，乃至审判的不公开，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其结果只会因小失大，付出更大的司法代价。

4．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直接审理原则，导致审、判分离，违背了诉讼的基本规律

所谓直接审理原则，是指凡是参加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资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直接审理原则，使“审”与“判”统一于同一主体，防止了中间环节传导过程造成的“失真”。而审判委员会委员在讨论案件时，一般都没有直接参加庭审，而是仅仅根据案件主审人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材料就作出决定。这样，当事人在庭审中所作的种种努力就难以对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庭审活动自然会趋于形式化，审、判脱节的现象也由此而生。这显然有悖于直接审理原则，违背了审判活动的基本规律。

审判人员审判案件是认识案件的过程，应遵守认识规律。法官在审判案件前并不了解案情，其对案件的认识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审查判断，依照一般经验形成心证。这种心证只有法官在亲自参加法庭审理，直接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耳闻目睹证据的基础上才可形成，才具有可靠性。但是，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审判委员会成员之间传阅案卷或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概要，承办人的“汇报”和庭审笔录都是“传闻”。由于“传闻”缺乏可靠性，为了排除“传闻证据”在案件裁判中的运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分别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规则”。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裁判案件的法官必须在具有出庭能力的被告人、检察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亲自出席法庭的条件下，直接接触和审查证据;证据必须经法官直接采证获得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各方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和主张，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及反驳对方的主张，均得以言词方式进行，任何未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与之相类似，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是指某一证人在法庭外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内容被他人以书面方式提交法庭，或者由其他出庭证人向法庭转述或复述，这种书面证言和转述证言均为“传闻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大陆法系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和英美法系规定“传闻证据规则”的原因，不是因为书面证言和“转述”、“复述”与案件事实无关，而是“由于传播过程中的错误以及人为的欺骗，传闻证据很容易被歪曲：它不来源于在场的证人，该证人既不能对其证言起誓，也不会受到质证，因而其可信程度得不到检验”。 审判委员会成员没有参与案件开庭审理，其裁判依据都是“传闻证据”，依据的不可靠性决定了其结论的不可靠，决定了我国设立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最初目的——追求实体正义的不可实现性。

为了排除当事人的不正当影响而使审判分离无异于本末倒置，“倒污水时将孩子一起倒掉”。

5．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回避制度相矛盾

司法要保障程序正义，何谓程序正义，内涵因国而异，但“自然正义”作为一项十分古老的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便已被人们所接受的程序正义标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是“自然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 。它要求法官保持中立，要求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法官不得审理该案件，目的在于防止法官因个人私利枉法裁判，使任何正直的人在外观上不对法官裁判的公正性有任何怀疑。所以，各国在诉讼立法中一般都规定了回避制度。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和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具体情形，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和方式使当事人无法知道案件是否需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哪些法官属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当事人享有的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只能徒具虚名。

设置回避制度的本意，是为了排除与当事人有牵连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法官参与案件的审判，从而保证公正原则的实现。这是当今世界各国诉讼制度中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当事人最重要的诉讼权利之—。人民法院要真正保障当事人的这一诉讼权利，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审判该案的法官必须公开，或者说案件的当事人必须知道由谁来审判这一案件。如前所述，审判委员会的成员是不公开的，而公开的合议庭成员却又没有判决权，当事人面对审判委员会的成员的“黑幕审判”无法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合议庭的成员的回避制度也形同虚设，毫无意义。

因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实际上不但没有能够排除干扰，防止司法腐败，保障司法正义，反而为司法审判提供了一种潜在的不公审判的可能危险。

（二）现行审判委员在实践运行中出现偏差，“后天难补”，问题颇多

从当前实践中看，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其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些问题，是造成目前我国法院法官素质提高不快，浪费人力财力，司法活动效益不高的—个重要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使审级制度合议庭、独任审判流于形式

我国的法律中规定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使我国法律中规定的审级制度、独任审判、合议庭流于形式。本来，三大诉讼法对案件的审理作了全面的规定，对于简易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其他案件，一审由审判员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而二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审理。而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打乱了这一制度建构的合理性。司法实践中，案件明明是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却合议庭的名义发出；更有甚者是审判委员会先定下调子，再让合议庭审判，走个过场，严重打击了审判员的积极性。

3． 现行审判委员会定案的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错案追究制

当前，全国大部分法院都在建立健全错案追究制度，这对于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是不公开的，从而使其不受社会监督，而法律对其监督没有规定。一旦出现错案，责任归属自然难以确定。法律上对审判委员会作出的裁决没有规定任何应负的责任，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对其约束的法律规定，这样审判委员会就有超越程序法规定的特权，成为法院内部院长控制下的不负任何责任的最高审判组织。同时，由于法院内部审判委员会的领导地位，造成各庭法官对审判委员会的严重依赖，责任性不强。表面上是层层负责，实际上是层层推诿，谁都不承担责任，“人人有责”其实就是“人人无责”。对于错案，责任不明，无法追究。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4． 现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过大，影响及时判决和诉讼效率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有以下三项职责：一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二是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三是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是，由于立法没有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作出明确界定，学理上也没有统一的严格标准，加上可能还有其他因素的考虑，如合议庭或主管院长常以所谓疑难或意见不一致为由将一般案件提交审委会，致使大量案件，包括一些普通案件，都被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明显超出了法律关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规定，使审委会成了大合议庭。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过多，客观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及时讨论决定每一个提交上来的案件，加之法律又没有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时间作出明确规定，致使许多案件在庭审结束后，要等很长时间才由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讨论后，有的案件即可作出判决，有的还要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造成少数案件长期悬而不决，甚至严重超过审判期限。

4．目前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并不一定能保证案件的质量

因为审判委员会委员是由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各庭的庭长组成，这些人除了对本专业的案件和本庭的案件比较熟悉外，对并非本庭和本专业的案件则说不出所以然，这里除了对案件的情况不熟悉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并非都是精通各门法律和熟悉各类案件的全才，许多法院院长、副院长原先大多是从其他行政领域调任的领导干部，业务素质并不过硬。因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是一些内行在决定案件。同时，由于前述的原因造成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过大，数量过多，在有限的时间内，审判委员会和委员无法充分了解案件，加之汇报案件的办案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详细汇报案情，所以，在这种仓促的程序下确定的案子质量是难以保证的。

另外，认为审判委员集体讨论案件比合议庭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说法也值得商榷。由于行政级别的存在及中国“熟人社会”的现实，结果很可能不是排除干扰，而是“一只苍蝇坏了一锅粥”。而且人数多少并不决定结果的正确与否，少数人可能掌握着真理，而多数人也可能形成暴政。

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性建构

面对正义的理想与误区，理论界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设计进行了反思。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问题引起了学者的争议。

有学者为审判委员会制度作了一番“温和的辩护” ，认为应当支持而不是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对于基层法院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就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如果将其废除，在目前的法院体制下，只会更进一步强化法院的行政化色彩。 由于法官素质较低，审判委员会违反审判规律的现状是难以避免的。

也有学者认为应改良审判委员会制度。应调整审判委员会的地位，扩大合议庭、独任法官的职权。 审判委员会应将重心放在宏观的审判工作指导及经验总结上，对具体案件的指导，应严格限制于重大、疑难案件，审判委员会也应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或取消统一的审判委员会，成立若干专业审判委员会 ；审判委员会对审判组织的处理意见行使否决权而不是变更权 。

另外还有比较激进的学者认为应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根本缺陷是无法通过现行司法体制内的改良来弥补的，其正面作用不大，负面影响却不小，且会永久性地危害我们的司法制度，与其在稳固审判委员会这种难以增进司法公正的事业上下功夫，不如用更多的心力去探索如何以司法而非行政的形式和机制去解决目前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问题 ；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案件的处理权真正赋予合议庭或独任庭，既符合世界各国司法的通则，又体现了司法的真正独立 。

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将法官素质低下作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根据是片面的。现阶段司法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化的法院体制和不科学的法官遴选制度，法官素质不高是其必然结果而非根本原因。建国50多年来，审判委员会不仅没有改善法官素质低下的状况，相反，它与现代法治原则的冲突日益加剧，成为实现程序正义的障碍。修修补补的改良只能是暂时的。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使法庭审判过程丧失自治性，损害了诉讼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不仅有碍诉讼程序的公正，也影响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可考虑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但是，激进地要求立即取消这一制度似乎也未可取。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漫长的，取消一项制度也不能一蹴而就，制度的存在是有其惯性的，且一项制度长期存在后必然会形成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和相应工作方式。因此，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也只能循序渐进。结合中国当前司法现状与司法改革的目标，充分考虑司法保障正义的理想与实践现实，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 追逐理想：树立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远期目标

司法正义永远是我们追求不息的目标与价值。出于对中国审判模式的远景构想，我们终究应该将摈弃审判委员会制度确立为改革的远期目标。我们认为可以：

1．将重大或疑难案件的审判与一般案件的审判区别开来，把重大疑难案件交由另外的审判组织直接审理。我们的近邻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为我们可资借鉴。日本最高法院将15名大法官分为3个小法庭(5人一庭)，全体大法官组成大法庭。一般案件由小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必须由大法庭审理 。参照上述做法，我们可以在刑事、民事等各业务庭中组成两种合议庭，分流审理。院长、副院长、庭长等可以通过参加合议庭的方式参与案件审判，确保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质量。

2．成立各项审判的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不是行政职务，更不是一种待遇，不应当与职级挂钩，主要由各项业务的分管院长、庭长、副庭长及业务能力强的审判员组成，应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其进入可设置一定门槛，如合理的考核考试等，其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研究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一些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也可以进行研究，提出倾向性意见。但这种咨询委员会与审判委员会性质和任务显著不同，它只是一种业务指导性机构，不是审判组织，不具备实体审判权。其对案件研究的记录不必入卷，审判组织对其咨询性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其对审判结果也不承担责任。裁判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仍由法官和合议庭负责。

3．最高法院建立司法解释委员会。主要由首法官、大法官组成，专门负责对种种法律的解释和对各地法院适用法律中遇到问题的答复，以排除司法的地域差异过大，使审判标准趋向统一。

(二) 立足现实：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近期方案

近期内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应成分考虑社会现实与司法实际，改革措施应该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因此我们认为：

1．针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过多过滥，可考虑扩大合议庭职权，减少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首先要通过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合议庭职责，提高审判人员素质，还权于合议庭，提高案件当庭宣判率，减少审委会研究案件的数量;其次要严格界定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明确重大、疑难案件的具体标准，减少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限制乃至剥离审判委员会的个案审理决定权，实现审判委员会工作重心向“总结审判经验”复归，使审委会从繁忙的案件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深入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研究解决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宏观指导，提高整体司法水平。

2．针对审判委员会人员组成方面的问题，可考虑改革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免组成制度，通过严格公正的考试、考核方式吸收优秀的法官作为成员，并且规定任期和考评方式，建立“可进可出”、充满生机活力的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上，要打破论资排辈，摒弃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做法，做到唯才是举，唯贤是用。通过推荐测评考核，大胆起用一些审判经验丰富、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审判员充实到审判委员会，建立优胜劣汰、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机制，确保审判委员会的活力和最高审判权威及业务权威。

3．针对审判委员会缺乏回避制度的弊端，可考虑引进并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具体作法是合议庭在休庭评议后，认为该案需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应在继续开庭后将这一评议情况告知当事人，并同时宣布本院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样做既避免了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无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防止“暗箱操作”，实现司法民主和司法公开、公正的真正实现。

4．针对审判委员会评议案件审判分离的尴尬，可考虑实行审委会旁听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可能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重大案件或者疑难案件，庭审时要求审判委员会委员必须到庭旁听，直接听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和陈述，对于没有参加旁听的委员，一般不应参加审委会对该案的研究，目的是确保审判委员会全面准确地吃透案情，增强感性认识和整体认识，从而为上升到理性认识和做出正确判断奠定基础，从而真正保证案件的质量，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

5．针对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和法官之间权责不明确，可考虑加大合议庭和法官职责，大力推行审判长负责制。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49条，就对审判委员会的实体案件决定权作了进一步的限制，规定“对于疑难、重大、复杂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即是说，审判委员会的个案审理决定权仅限于“疑难、重大、复杂”案件；而且，案件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合议庭有先决权，只有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案件，才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发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规定应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的审判组织形式，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并规定“在审判长选任制度全面推行的基础上，做到除合议庭依法提请院长提交讨论决定的重大、疑难案件外，其他案件一律由合议庭审理并作出判决”。在此纲要中，较之诉讼法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委员会直接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又有所缩小，不包括“复杂”类案件。作为改革的过渡期，虽然依旧保留了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的存在，但其受案范围已受到限制。主持审判工作的审判长有了更多自。审判长拥有合议庭选任权、案件审理权和判决书签署权，并对案件的审理负全权责任。同时，审判长权力的扩大与职责的增加同职业风险具一致性，在出现错案情况下，审判长负主要责任，具体承办人员负相应责任。这就避免了目前审判委员会不审而判，责任却由无决定权的承办人承受的不合理现象。

6．针对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不规范，可考虑健全内部运行机制，规范审判委员会议事规程。设立审判委员会专职工作机构，保证审判委员会工作的正常开展；明确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法定人数、议事规则等，使审委会各项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

一项制度的理性建构，是应该充分考虑制度设置的理想与实践基础双重元素的。我们不能放弃对于正义理想的追求，但任何脱离实际、一厢情愿的制度设计只会进入理想的误区，导致南辕北辙，心猿意马。合理的中国审判模式远景应该是对正义的理想与现实基础作充分把握的基础上所做的设计。因此，结合当前实际情况，修改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并最终逐步取消审判委员会这一种审判组织，完成审判模式的重要过渡，不仅是必要，而且可行。它的实施，将大大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参考文献

〔1〕 蒲 坚.中国法制史.光明出版社〔M〕，1987.

〔2〕 周永坤.法理学.法律出版社〔M〕，2004.

〔3〕 贺卫方.超越比利牛斯山.法律出版社〔M〕，2003.

法院审判员工作总结篇（6）

根据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审判委员会制度继承了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裁判委员会制度，体现了民主集中；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以后人们对个人专断所致巨大灾难的反思，对集体智慧给予重新认可，“使得所谓集体领导有了更强的说服力”。 现行的审判委员会的设立初衷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一）总结审判经验：社会环境巨变，新问题层出不穷，需不断的总结判案经验以维续法律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法官素质普遍不高，需通过总结经验来提高，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权、枉法裁判。

（二）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审委会作为法院内部审判组织，不是对所有案件都进行讨论，而是只对少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进行讨论，解决这些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三）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并做出权威性指导作用。合议庭是人民法院实现其审判职能的组织形式，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审判委员会为合议庭的审判提供支持与指导。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际运作的考察

（一）与预设初衷的关系：就总结判案经验的作用来看，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各异，人们会产生法院沦为地方保护主义工具之虞，辖区内执法标准的统一并不意味着必然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执法标准的统一，这就产生了地方性解读的范围问题；在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方面，近年来实行的错案追责制，使审判委员会成了法官逃避个人审判责任的途径，使得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有所上升；“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并做出权威性指导作用”是一个比较原则化的要求，在实际审判活动中，很难单独就此方面做出对审委会制度实际运行的评价。

（二）组成与性质：审委会成员由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一般为院长、副院长、各审判庭正副庭长、研究室主任以及个别资深法官，人数为9人或11人。在性质上，是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机构，所做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

从组成看，审委会具有很强的行政性，在法院内部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弊端亦显而易见，首先，有利于外部通过院长来干预审判活动，干预合议庭的正常审判。其次，使司法过程政治化或政策化，这种“以‘会场’代替‘法庭’的实质，就是用以政治需要为导向的会议讨论，代替了以法律为依据的法庭议决”。再次，行政职务与审委会成员资格挂钩，不是以专业化为导向或是审判能力的高低来确定审委会的成员，使得提交审委会的案件讨论往往流于形式。

（三）运行方式：在实际过程中，承办法官汇报案件事实，就合议庭出现的分歧讨论，然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通过审委会的决定，交原合议庭执行，成为法院的判决。

审委会的存在分离了审理与裁判，出现“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现象。在审委会的案件审理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几乎依据的是承办人所提供的二手资料，对众多审判细节问题一无所知。至于那些只有通过法官自由心证才能确定的案件事实，审委会更是无能为力。

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当事人无法提供有关证据，也无法进行辩解，这就“变相”地剥夺了当事人的举证权、质证权、辩论权和辩护权，违背了现代公认的一些基本诉讼程序。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改革

笔者倾向于在保留审委会制度的前提下，从以下方面着手改革：

首先，从改革审委会组成人员的资格入手，通过严格公正的考试、考核方式吸收优秀的法官作为成员，规定任期和考评方式，建立可进可出、充满活力的审判委员会。同时可以参照法院现有的各个业务庭的设立而成立相应的审判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负责专门的案件审理工作。

法院审判员工作总结篇（7）

（一）审判委员会的产生。审判委员会制度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诞辰而诞生。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物质基础。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刚从战争的硝烟中挣扎出来，物质文化极度落后。这决定了司法制度的落后。不用详细阐述，众人皆知当时的混乱状况。很多法官的脑子里装得更多是阶级斗争、口号式的马列主义、思想（或许这种说法有些过激），为了提高办案质量，弥补法官素质的不足，总结审判经验，为此，产生了依靠集体智慧的力量，即产生了审判委员会制（当然，它的产生还有其他原因，本文不便过多地论述）。时至今日，审判委员会的成立实现了它存在的社会价值。

（二）现今审判委员存在的理由。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原因在于法学界对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有很多异样的声音。从大体上来归纳，有两种持否认的观点。一是所谓的“世界”通例；二是审判委员会不利于司法，特别是法官的独立审判。苏力先生又有不同的见解，按照他的观点，审判委员会不符合世界通例——实际上是一种归纳推理。假定这一归纳是完整的，所说不符合的真的是“世界”通例，或者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通例，那么，我们自然应当予以重视〔1〕。笔者认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没有设置审判委员会，并不能证明我国不应该设立审判委员会，至[1]少仅凭世界无通例来论证审判委员会的设置，显得证明力有些欠缺。一种制度是否有生命力，不是看这种制度在世界上有无通例，而是看这种制度在该国是否有生存的理由，即与该国的国情是否相适应。每一种制度的创立并不必然渊源于世界通例，它的存在也不绝对依耐于世界通例。当然，笔者也不是说审判委员制度就完全适应我国的司法体制，而是主张对其如何变革，让它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更加科学，不要形而上学。第二种观点从实证的角度论证了审判委员会设置的不科学性。余洪春老师在《论审判委员会的异化与重构》一文中列举了审判委员会制的六种不适应审判工作需要的状况：一是制约了审判工作的效率；二是委员开会的时间难以协调；三是超负荷运转环的现象日趋严重；四是讨论的案件质量难以保障；五是委员对案件的感性认识不足；六是在某种意义上违反了程序公正性〔1〕。在现实社会，审判委员会事实上还不仅仅是以上列举出的那些不足，如：部分法院而今还有根本不懂法律知识的审委会委员，只要是法院党组成员均进入审判委员会，这样的审判委员会讨论出来的案件可想而知（五年以前这种现象几乎普遍）；很多委员常年忙于其它政务，无暇顾及审委会事务等等。

它存在以上的不足，是否就应当将其废除呢？至少目前回答这个问题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否定的理由有三：其一，我们的党有一个传统制度——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党的一种执政文化。这一制度也同样贯穿在司法领域，在我国是乎已形成通例。其二，我国的法官水平参差不齐，尽管五年来的改革使法院队伍拥有了一大批年轻有为，法学理论水平较高，司法能力较强的后起之秀，但从法院整体水平来看，还不容乐观。例如，各个地方法官的水平不一致，各级法院的法官水平不一致。对落后的地方，为了保证审判质量，废除审判委员会还为时过早。其三，审判委员会的职能已逐步在演变。虽然1999年印发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将审判委员会界定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其任务是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它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现实较多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已进行大胆的探索，将其职能更多地放在审[2]判管理上，即总结经验、指导、监督、协调、控制等职能活[3]动。

二、笔者到某法院实地调研情况

重庆市法院系统掀起争创国家“一流”的高潮，使得重庆市各法院的同仁们热血沸腾。地处边远山区，条件艰苦的某法院也毫不例外，正积极全面地探索各项改革。该法院在“公与效率”观念的主导下，积极探索增强司法能力的途径。该法院认为增强司法能力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审判队伍综合能力。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审判委员会，他虽已成为该院审判队伍的“标杆”，但不是说他就没有缺陷。

（一）该法院审判委员会存在的不足。

该法院在2008年召开的第一个审判委员会上，会议的主题不是研究重大疑难案件，而是探讨审判委员会的改革方向。要改革就要有改革的理由，革去不科学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落后的东西，所以他们首先探讨了自身的不足。归纳起来有四点：1、委员们知识更新慢。该法院的院长在审委会上讲道：“……平时研究案件时，从大家发表的观点来看，暴露出了我们委员中很大一部分同志平时看好书少，看新书少，很少正儿八经地看书等毛病。时代在日新月异，陈旧的观念是不能适应审判工作需要的，有些委员的观点还停留在八、九十年代。讲学习是一个老话题，也是法官们永恒的主题，再加上目前审判委员会的状态，我不得不再次强调。‘我们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们’，其他法官视我们为‘标杆’，如果我们的业务水平低于他们，就至少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研究的结果是否比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的结果更科学？其二是对审判委员会研究的结果是否能说服独任法官或合议庭？……”2、审判委员会功能不健全。目前审判委员会仅仅是或绝大部分工作是对疑难案件的研判，没有实施其它功能，如管理、监督、指导等；3、委员对案件的感性认识不足。审判委员会所讨论的案件，委员们均没有参加庭审，只听取承办法官的汇报，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结果是委员们理性认识的结晶，但理性认识来源感性认识，没有感性认识基础，会有正确的感性认识吗？4、组织纪律问题。

（二）2008年，该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改革。

作为审判委员会——“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对他的定性虽然有异样的声音，但这一制度的存在是客观的，不能因为一项制度有弊端就将其革掉，只有在它没有存在的必要时，才会被淘汰。每一项制度的产生都有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每一项制度产生和存在也并不必需具备十全十美的理由，只要利大于弊时，它就应当存在。随着历史的变迁，当一项制度完成了一项历史使命的时候，它的命运是否就终结了呢？结论是不确定的。很多制度随着历史的进步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甚至脱胎换骨，使之与时代要求相符合。

面对审判委员会之客观存在，面对专业人士们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激烈争议，该法院是如何思考的呢？他们的观点是这样的“因为它存在，我们就得利用它，因为它有缺陷，我们就得改革它，实现高效利用它”。改革的重点是职能的转变。历来审判委员会的工作重心放在重大疑难案件的研判（或者说讨论），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传统的审判委员会制有很多职能与当今的司法体制不相适应。为此，该法院将审判委员会的职能更多放在总结审判经验，指导、监督、协调各业务庭办案。具体做法：

1、构建业务指导职能。加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是实现这一职能的基础。法官永远也不能背离学习这一永恒主题。当今有很多的讲学习只不过是走过场，取得实效的并不是特别多，张明楷教授在一次法官晋升培训中讲到：“现在很多人很少正儿八经地看书，看正儿八经的书”。为避免学习制度不落实，该法院是怎样做的呢？一是审判委员会按照三大诉讼分成三组，对三大领域的案件进行调研，尤其是新、奇案件，边缘性领域。每一个审判委员会委员根据自己的专长设置调研课题，对该课题进行认真调研，写出调研报告；二是根据专题调研课题，将寻找到的新观点、新知识，给全院讲课。同时，对三大诉讼领域中，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的落后观念或新观念进行总结，对落后的观点予以更新，对新的先进的予以彰扬，形成科学的指导职能；三是将一、二项工作纳入年度考核项目。

2、构建监督职能。建立审判委员旁听制，以增强审判委员的感性认识，实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相互渗透。该法院规定，凡遇重大疑难案件，承办人阅卷后，向研究室报告，分管领导派委员参加旁听。就这一措施来讲，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因为审判委员会成员有很大一部分是法院领导，他们有自己的行政事务，有时间去旁听吗？既不现实，也浪费资源。笔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也不相信，但现实就如此。经特殊许可，笔者还被允许拍下了该法院审判委员旁听庭审的照片，一是作为纪念，二是为本文佐证。看任何事物都得一分为二，既要看到它坏的一面，又要看它好的一面。不是自古以来就有旁观者清的道理吗？只有参加旁听后，审委会委员们才有足够的感性认识，为此升华成的理性认识才更具合理性、正确性，并且委员们参加旁听，不仅可以总结庭审经验，又可以有效监督庭审。

该法院还用严格限制审判委员会的案件研讨数量这一措施，来回答前面的质疑（委员们没有时间旁听庭审）。因为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数量后，就给审判委会委员们有了旁听的时间。该法院规定，凡是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提交审判委员会，一般是再审案件、重大刑事案件、新类型疑难案件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是相关法律的理解与适用。

3、构建审判委员会的协调职能。基于审判委员会不是健全的审判组织，也不是行政管理组织，他处于二者之间这种特殊地位。现在的各项审判业务越来越专业化，各专业之间的交叉点也越来越多，为此也就产生了矛盾。所以，赋予审判委员会在业务庭之间的协调职能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合理的，有利于整合法院内部资源。

4、建立审判委员会专业化制度。该法院将审判委员会根据三大诉讼领域分为三组，即民事审判委员会、刑事审判委员会、行政审判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的职责是总结本专业内的审判经验，指导、监督本专业内的审判业务，与其他专门委员会协调各专业之间的交叉点。专业化制度的另一内容是进入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是业务精英，所谓门外汉不得入内。

5、建立严密的审判委员会组织纪律制度。该点不影响本文主题，所以不做阐述。

（三）该法院审判委员会改革的效果。

该法院审判委员会改革三个月以来，有这样一些明显的效果：

1、整个队伍司法能力提升有明显效果。因为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转变，营造出了该法院法官队伍的学习氛围，实现法官知识的更新。同时，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总结审判经验，观察三大诉讼领域中出现的新旧观念，对比进行研究，并进行总结，及时指导各业务庭，也为上级法院的研讨提供参考意见。

2、司法监督效果好，为司法公正筑起一道新的防护墙。现在的法官面临人情的、官方的等等各方面的压力，严重干扰着司法公正。该法院实施审判委员会监督后，发现这种监督有两大好处，一是这种监督比任何司法监督更到位，它能够实现从立案到结案以至于再审、执行，整个司法审判全程监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瑕疵，能够及时纠正，将危害降低到最小。二是有效减轻办案法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官方不正当的压力让审判委员会去顶着，协调着。现在的最高原则是党领导一切，当然也包含着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我们且不去质疑这一最高原则，关键是有领导在以此为依据乱发号施令。我们的法官们对于这方面的压力，有些力不从心。如果让审判委员会出面协调，效果就好得多了。人情方面的压力被审判委员会监督着，也是法官拒绝人情的一个较好理由。

法院审判员工作总结篇（8）

中国审判委员会制度脱胎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41年边区各县成立了裁判委员会，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条例》正式颁布实施，裁判委员会、裁判研究委员会逐渐演变成为人民法庭和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有权判决：当众坦白、赔偿、罚款、劳役、褫夺公民权、有期或无期监禁、死刑，或者宣布无罪。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需要指出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虽然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类似。

新中国建立伊始，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废除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废除旧制度，开始了建立社会主义性质审判制度的历程。创立之初的人民审判机关大多沿用解放区的群众式审判模式。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司法主管机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法院组织草案，提出了建立审判委员会。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以下简称《人民法院组织法》）正式颁布，规定在我国各级法院内部建立审判委员会，作为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组织，并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1955年3月10日，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形成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从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被正式确立起来。

依据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在这一制度建立之初，主要强调它总结审判经验的职能，附带研究重大疑难案件。这一时期对不同审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要求是有区别的，中级以上的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主要是总结审判经验，而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则侧重于解决重大疑难的个案问题。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左倾思想主导了司法工作，各级法院成了为扭曲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工具。有些地方审判委员会的部分职能则由诸如“院务会”等机构来完成，审判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1962年以后到结束的这段时间里，审判委员会同中国的司法制度一起被彻底砸烂。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司法制度开始重新恢复和发展。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重新修订，法院内部的审判组织机构设置相对规范，作为人民法院内部对审判工作实行集体领导的组织，其地位被重新确认。恢复后的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审判人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素质较低，法律又不够健全的情况下，集中集体指挥基本保证了案件审判质量和司法公正。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的建立是由历史、政治和观念文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行政权力，兼行司法职权的体制。在各级司法兼行政机关——衙门内部，采取的是由最高位阶的长官统领的集权性行政权力层级模式，这种被现代司法组织原则所不取的层级组织模式在我国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并仍能在司法机关中找到影子。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一方面由于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司法机关普遍实行集体领导，有在政府系统设立裁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的传统，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与我国司法传统和民族文化及民族心理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即在制度建构中，中国传统的司法官僚化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暗合了某种文化心理。我国法院内部似乎在审判制度建构中形成了由低到高的行政色彩相当浓的权力等级结构。相比之下，独任庭和合议庭处于权力底端，审判委员会处于顶端，从而更具权威性，它的决定合议庭和独任庭必须执行。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废止了政府的《六法全书》，革除了政府原有的法学教育，取消了法官、律师作为专业司法人员的资格；打碎了旧的司法体制，创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体系，由于审判法制建设面临百业待兴的局面，司法干部极其缺乏，当时法院法官绝大部分由工农干部组成，法官的素质整体上低下，有必要对审判工作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以保证审判质量。

最后，是大陆法系和前苏联审判体制的影响。20世纪初，在现代法律制度的选择中，我国更多地参照了大陆法系传统。新中国的法律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与普通法系国家相比，大陆法系在法院的内部组织结构中带有较强的等级色彩，强调上位权力对下位权利的制约与指导，法院结构体系带有浓厚的官僚层级味道。法国最高法院中的“混合庭”、德国联邦法院中的“大联合会”、日本除简易法院外各级法院内部设置的“法官会议”都与我国的审判委员会有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而20世纪40年代引进的前苏联司法审判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和干预，强调集体智慧，都给构建中的中国司法制度烙下了深刻印记，使审判委员会制度成为必要与可能。由院长主持、由庭长及资深法官组成的这一组织即可实现政党及领导层对审判工作的直接控制。

二、正义理想的初衷：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职能

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根据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各级人民法院都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它的设立初衷是为了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提高审判质量。《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通知第22条规定:“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在强化合议庭职责，不断提高案件质量的基础上，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问题、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的作用。”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以下简称《纲要》说明)，也对审判委员会的职责和作用作了进一步解释。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纲要》及《纲要》说明的有关规定，现行的审判委员会的设立初衷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总结审判经验

理论来源于实践，诉讼理论也是来源于审判实践。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进行及时地总结，既要研究历史经验，又要研究改革开放中的新问题，抓住问题的本质，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具体经验，转化为诉讼理论，这就完成了实践到理论的过程。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从审判实践中获得的诉讼理论，又反过来服务于审判实践，以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判案件，保证案件的质量，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此其初衷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应当把工作放在对审判经验的总结，保证司法公正，使司法审判能真正做到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促进、保障和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样的现实似乎使审判委员会者一设置初衷显得尤为必要。

（二）讨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首先涉及到对重大的、疑难的、复杂的案件认定。当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般都采用以案件的性质、简繁程度、影响范围等三者结合的划分标准，来确定是否是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并不是对所有的案件都进行讨论，而是只对少数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进行讨论，解决这些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此为审判委员会设立初衷之二。

（三）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

这里涉及人民法院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联系与区别。合议庭是人民法院实现其审判职能的组织形式，它的全部活动所能达到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贯彻实施。而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其重要的任务和职能之一是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权威性指导作用。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审判委员会对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解释或决议，为合议庭的审判提供支持与指导。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分工合作互补的。此其设立初衷之三。

三、正义理想的现实建构：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和运作

审判委员会制度保障正义的初衷并不限于理想的描绘，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与运作方式便是其所努力建构的现实基础。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审判组织包括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三种形式。但是，在审判委员会的人员任职资格和组成上，法律没有像对独任庭、合议庭那样按照法院的不同级别作出详细规定，实践中通常依照行政机构模式决定审判委员会的织织构成。审判委员会由本院院长主持，实行委员会制，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活动，委员由院长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一般由院长、副院长、主要业务庭庭长和研究室主任或者资深法官组成，因此，它天然地具有“行政会议”的特征。

法律虽然没有规定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但明确了审判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重大问题。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主要行使“讨论”案件的职能。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分提请讨论和讨论决定两个步骤。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认识存在分歧，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难以作出决定时，由审判长向庭长汇报，庭长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再由庭长向分管副院长报告，副院长提出意见，要求合议庭重新审查后，若意见仍不统一，则由副院长向院长报告，最后由院长决定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院长作为法院的行政首长，有时在合议庭作出决定前，直接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这即是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程序。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陈述案情，汇报合议庭意见，或者由审判委员会成员传阅案卷，审判委员会成员可以向承办人提出问题，最后由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表决。对于审判委员会的表决结果，“合议庭应当执行”。

四、正义理想的实践：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正面效应

审判委员会制度实行至今，我国特有的这一司法组织已在事实上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审判委员会制度在解决纠纷，惩治打击犯罪，保护无辜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因此，似乎“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有学者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在我国的存在“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这虽然不能成为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由，但审判委员会制度所经过的历程，证明其在司法实践中必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一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对司法实践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为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个别法官的枉法裁判，防止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提供了一种进路。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案件时给予每个成员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机会以及不受他人干预的独立表决权，案件裁判结果由多数人意见决定。“显然你可以悄悄买通一(独任审判)、两个人(合议庭审判)，其至更多一些，但是你很难买通9个人(指审判委员会的人数，尽管原则上并不要求一致通过)”。

换言之，案件当事人试图利用非法手段左右审判委员会，使其作出违背事实和法律的对其有利的判决，比左右独任庭、合议庭要困难得多。而且，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方式避免了其与当事人之间的接触，可以阻止当事人对案件审判结果施加不良影响。独任庭、合议庭成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或多或少都要接触当事人，至少与当事人在庭审中有一面之交，当事人一般都会向审判人员表明自己对案件裁判结果的期望，有的甚至会以某种暗示方式威胁审判人员，给审判人员造成心理压力，以迫使其作出某种于已有利的判决。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当事人无权参与讨论或旁听会议，审判委员会成员勿需考虑是否会遭遇当事人报复，思想上没有负担，可以客观公正地对案件作出判决。所以，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更容易排除当事人干扰，遏制徇私枉法任意裁判，减少司法腐败，避免司法不公。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为从整体上保证对案件认定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实现实质正义提供了保障。法官不是“自动售货机”，一边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另一边就可以得到公正客观的判决。案件审判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思维过程，而非机械地套用法律条文，他要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出基本的判断。在认定案件事实时，法官需要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考量，对其真伪性作出判断，证据是否与案件事实有关（关联性），能否证明案件事实（是否充分），然后综合全案证据，根据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来认定案件事实。这实际上是一个心证形成与不断加强的过程。审判人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适用相关法律对案件作出判决。

要做到对案件准确地适用法律，首先必须正确地理解法律条文。同样的规定常常因个人理解不同而导致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审判委员会成员多比独任庭、合议庭人数要多，能够集思广益，因而审判委员会比独任庭、合议庭在对案件事实认定上更易达到客观真实，适用法律更准确。审判委员会制度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统一该法院辖区的执法标准，达到该地区法制统一。

司法实践中，尤其在建国初期以及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审判委员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在减少错案的发生、提高办案质量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正义的误区：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

正义是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最高目标和理想，也是人们用来评价和判断一项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根据的价值目标。正义通常被划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英国有句谚语：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还应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其中的“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发现”意指程序正义。

审判委员会制度设置的初衷无疑是为了保障法律制度的正义。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对于程序正义的违背，终究使这一制度走向了它设立初衷的反面。

理论界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严重妨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当前庭审制度改革中的一大障碍。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计理想基本落空，现实实践不幸进入了误区。

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建立与现实运行中有几个问题是没有解决好的。正义的理想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许多弊端，这又与其设立时的“先天不足”又不无关系。总结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负面效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现行审判委员会设立缺乏合理性，“先天不足”，学理上缺乏支持

我们认为，现行审判委员会的设立缺乏合理性，违背了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从而影响了审判机关的独立性，不利于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不能保证裁定、判决的公开性和公正性与诉讼程序的正义。

1．委员会制度违背司法独立原则。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司法独立能够确保司法权的公正行使，避免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因受到外来干扰和影响而导致不公；保证法官公正无私地进行审判，无论判决是否对其有利，判决结果均为诉讼双方所普遍接受，从而增强法院、法官在人们心日中的威望，使法律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司法独立能否切实得到实现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

国际通行的司法独立原则包括审判独立和法官个人独立。一方面法院审判案件，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包括上级法院，都不得对其施加压力，干预案件审判过程和判决结果;另一方面，法官审判案件时，其作为个体也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各级法院院长及同事的影响和干预，法律是法官的唯一上司，只服从法律和良心的要求，独立对案件作出裁判。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法院的整体独立，就不可能有法官个人的真正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和目标”，是司法独立的最终表现。由于受司法机关行政化思想的长期影响，我国司法独立“强调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从事司法审判活动，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换言之，我国司法独立只是指法院独立，而不涉及法官个人独立的问题。“民主集中制”在审判工作中集中体现于审判委员会制度之中，实际上构成了独任庭、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之间的一种“行政领导”关系，审判委员会、法院行政领导可以随时干预独任庭、合议庭审判案件，“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然而审判权的独立性实际体现在审判者依据其对事实的认识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地对案件作出裁判，如果他的活动受到没有审理案件的人的影响和干扰，就不可能做到司法独立。因此，不可否认，审判委员员制度是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之一。

如果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审判独立的侵犯，那么试图通过这一制度设计来排除外界对司法审判的干扰就不存在现实的可能性。

2．现行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及运行缺乏严格、公开、协调一致的立法

现代国家组织，尤其是审判组织必须是严格依法运行。在当今世界上法制完备的国家的法院组织法中，对审判系统内的任何—个机构或组织的设置及其运行，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并且彼此协调。各个机构都是与其整个司法系统协调一致的，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很难保证程序的正义。

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设立的审判委员会机构中人员组成、工作程序等方面显然存在立法不完善、不协调。审判委员会委员由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免，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这样的法律规定表明，客观上使审判委员会的司法权隶属于院长行政权之下。在操作上，审判委员会也缺乏科学的、具体的法律程序立法规定，其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不具有公开性。《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规定了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但纵观《人民法院组织法》里没有任何关于“决定”案件的职权和功能与审判委员会的调查、质证、回避、异议案程序的规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并且不负错案追究的责任。这样就给了这个组织很大的任意性，并造成了审判工作的不协调。因此，有学者指出，审判委员会对案件所作的决定被视为“判决之上的决定”，“其效力明显优于判决、裁定和一般的决定”。即使合议庭多数成员意见与审委会决定不一致，合议庭也必须依据审委会决定作出判决;而且判决仍由合议庭成员署名，只不过要注明“本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职权、功能在法律规定上的不一致、不明确，表明了存在立法和认识上的矛盾。

3．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审判公开原则

审判公开是当今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它包括审判活动的公开和审判人员的公开。而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一般由“主办人”汇报案情，如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双方各自的证据、理由，合议庭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后提出适用法律以及最后处理意见。这些都是在当事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对于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反的证据，也无法进行辩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地剥夺了当事人的举证权、质证权、辩论权和辩护权。而审判委员会委员根据汇报的情况各自发表意见，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形成决议。这实际上是在审判委员会委员未直接听证的情况下，对案件又进行了一次审理，而这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不符合公开原则。再者审判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不公开的，它具体由哪些人组成，研究某一具体案件时有哪些审判委员会成员参加等，都没有公开的程序，缺乏透明度。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典型的“黑箱操作”。这样不但不能体现审判公开原则，使合议庭审理案件成了走过场，程序公正更是无法实现。

审判人员庭审时受到当事人的“威逼利诱”从而采用审判委员会制度，乃至审判的不公开，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其结果只会因小失大，付出更大的司法代价。

4．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违背了直接审理原则，导致审、判分离，违背了诉讼的基本规律

所谓直接审理原则，是指凡是参加案件裁决的法官，必须亲自投身于该案庭审之中，直接听取当事人之间的言词辩论，耳闻目睹当事人双方的举证、质证活动，掌握第一手资料。没有直接参与庭审的法官，不得对案件的判决发表意见。直接审理原则，使“审”与“判”统一于同一主体，防止了中间环节传导过程造成的“失真”。而审判委员会委员在讨论案件时，一般都没有直接参加庭审，而是仅仅根据案件主审人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材料就作出决定。这样，当事人在庭审中所作的种种努力就难以对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庭审活动自然会趋于形式化，审、判脱节的现象也由此而生。这显然有悖于直接审理原则，违背了审判活动的基本规律。

审判人员审判案件是认识案件的过程，应遵守认识规律。法官在审判案件前并不了解案情，其对案件的认识是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审查判断，依照一般经验形成心证。这种心证只有法官在亲自参加法庭审理，直接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耳闻目睹证据的基础上才可形成，才具有可靠性。但是，司法实践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审判委员会成员之间传阅案卷或由承办案件的法官向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概要，承办人的“汇报”和庭审笔录都是“传闻”。由于“传闻”缺乏可靠性，为了排除“传闻证据”在案件裁判中的运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分别确立了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规则”。大陆法系的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裁判案件的法官必须在具有出庭能力的被告人、检察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亲自出席法庭的条件下，直接接触和审查证据;证据必须经法官直接采证获得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各方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和主张，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及反驳对方的主张，均得以言词方式进行，任何未在法庭上以言词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裁判案件的根据。与之相类似，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是指某一证人在法庭外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内容被他人以书面方式提交法庭，或者由其他出庭证人向法庭转述或复述，这种书面证言和转述证言均为“传闻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大陆法系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和英美法系规定“传闻证据规则”的原因，不是因为书面证言和“转述”、“复述”与案件事实无关，而是“由于传播过程中的错误以及人为的欺骗，传闻证据很容易被歪曲：它不来源于在场的证人，该证人既不能对其证言起誓，也不会受到质证，因而其可信程度得不到检验”。审判委员会成员没有参与案件开庭审理，其裁判依据都是“传闻证据”，依据的不可靠性决定了其结论的不可靠，决定了我国设立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最初目的——追求实体正义的不可实现性。

为了排除当事人的不正当影响而使审判分离无异于本末倒置，“倒污水时将孩子一起倒掉”。

5．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与回避制度相矛盾

司法要保障程序正义，何谓程序正义，内涵因国而异，但“自然正义”作为一项十分古老的在罗马时代和中世纪便已被人们所接受的程序正义标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是“自然正义”的一项基本要求。它要求法官保持中立，要求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法官不得审理该案件，目的在于防止法官因个人私利枉法裁判，使任何正直的人在外观上不对法官裁判的公正性有任何怀疑。所以，各国在诉讼立法中一般都规定了回避制度。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和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具体情形，但是，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和方式使当事人无法知道案件是否需要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哪些法官属于审判委员会成员，当事人享有的申请审判人员回避的权利只能徒具虚名。

设置回避制度的本意，是为了排除与当事人有牵连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法官参与案件的审判，从而保证公正原则的实现。这是当今世界各国诉讼制度中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当事人最重要的诉讼权利之—。人民法院要真正保障当事人的这一诉讼权利，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审判该案的法官必须公开，或者说案件的当事人必须知道由谁来审判这一案件。如前所述，审判委员会的成员是不公开的，而公开的合议庭成员却又没有判决权，当事人面对审判委员会的成员的“黑幕审判”无法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合议庭的成员的回避制度也形同虚设，毫无意义。

因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实际上不但没有能够排除干扰，防止司法腐败，保障司法正义，反而为司法审判提供了一种潜在的不公审判的可能危险。

（二）现行审判委员在实践运行中出现偏差，“后天难补”，问题颇多

从当前实践中看，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其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些问题，是造成目前我国法院法官素质提高不快，浪费人力财力，司法活动效益不高的—个重要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使审级制度合议庭、独任审判流于形式

我国的法律中规定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使我国法律中规定的审级制度、独任审判、合议庭流于形式。本来，三大诉讼法对案件的审理作了全面的规定，对于简易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其他案件，一审由审判员或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而二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审理。而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在，打乱了这一制度建构的合理性。司法实践中，案件明明是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却合议庭的名义发出；更有甚者是审判委员会先定下调子，再让合议庭审判，走个过场，严重打击了审判员的积极性。

3．现行审判委员会定案的责任不明，不利于落实错案追究制

当前，全国大部分法院都在建立健全错案追究制度，这对于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是不公开的，从而使其不受社会监督，而法律对其监督没有规定。一旦出现错案，责任归属自然难以确定。法律上对审判委员会作出的裁决没有规定任何应负的责任，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对其约束的法律规定，这样审判委员会就有超越程序法规定的特权，成为法院内部院长控制下的不负任何责任的最高审判组织。同时，由于法院内部审判委员会的领导地位，造成各庭法官对审判委员会的严重依赖，责任性不强。表面上是层层负责，实际上是层层推诿，谁都不承担责任，“人人有责”其实就是“人人无责”。对于错案，责任不明，无法追究。这也是造成我国目前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4．现行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过大，影响及时判决和诉讼效率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0条的规定，审判委员会有以下三项职责：一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二是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三是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但是，由于立法没有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作出明确界定，学理上也没有统一的严格标准，加上可能还有其他因素的考虑，如合议庭或主管院长常以所谓疑难或意见不一致为由将一般案件提交审委会，致使大量案件，包括一些普通案件，都被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明显超出了法律关于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规定，使审委会成了大合议庭。由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过多，客观上没有时间和精力及时讨论决定每一个提交上来的案件，加之法律又没有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时间作出明确规定，致使许多案件在庭审结束后，要等很长时间才由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讨论后，有的案件即可作出判决，有的还要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造成少数案件长期悬而不决，甚至严重超过审判期限。

4．目前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并不一定能保证案件的质量

因为审判委员会委员是由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各庭的庭长组成，这些人除了对本专业的案件和本庭的案件比较熟悉外，对并非本庭和本专业的案件则说不出所以然，这里除了对案件的情况不熟悉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并非都是精通各门法律和熟悉各类案件的全才，许多法院院长、副院长原先大多是从其他行政领域调任的领导干部，业务素质并不过硬。因此，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是一些内行在决定案件。同时，由于前述的原因造成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过大，数量过多，在有限的时间内，审判委员会和委员无法充分了解案件，加之汇报案件的办案人员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详细汇报案情，所以，在这种仓促的程序下确定的案子质量是难以保证的。

另外，认为审判委员集体讨论案件比合议庭更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说法也值得商榷。由于行政级别的存在及中国“熟人社会”的现实，结果很可能不是排除干扰，而是“一只苍蝇坏了一锅粥”。而且人数多少并不决定结果的正确与否，少数人可能掌握着真理，而多数人也可能形成暴政。

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审判委员会制度的理性建构

面对正义的理想与误区，理论界对审判委员会制度设计进行了反思。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废问题引起了学者的争议。

有学者为审判委员会制度作了一番“温和的辩护”，认为应当支持而不是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对于基层法院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就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如果将其废除，在目前的法院体制下，只会更进一步强化法院的行政化色彩。由于法官素质较低，审判委员会违反审判规律的现状是难以避免的。

也有学者认为应改良审判委员会制度。应调整审判委员会的地位，扩大合议庭、独任法官的职权。审判委员会应将重心放在宏观的审判工作指导及经验总结上，对具体案件的指导，应严格限制于重大、疑难案件，审判委员会也应实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或取消统一的审判委员会，成立若干专业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对审判组织的处理意见行使否决权而不是变更权。

另外还有比较激进的学者认为应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的根本缺陷是无法通过现行司法体制内的改良来弥补的，其正面作用不大，负面影响却不小，且会永久性地危害我们的司法制度，与其在稳固审判委员会这种难以增进司法公正的事业上下功夫，不如用更多的心力去探索如何以司法而非行政的形式和机制去解决目前中国司法所面临的问题；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案件的处理权真正赋予合议庭或独任庭，既符合世界各国司法的通则，又体现了司法的真正独立。

我们认为，第一种意见将法官素质低下作为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根据是片面的。现阶段司法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化的法院体制和不科学的法官遴选制度，法官素质不高是其必然结果而非根本原因。建国50多年来，审判委员会不仅没有改善法官素质低下的状况，相反，它与现代法治原则的冲突日益加剧，成为实现程序正义的障碍。修修补补的改良只能是暂时的。由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使法庭审判过程丧失自治性，损害了诉讼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不仅有碍诉讼程序的公正，也影响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的提高，可考虑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但是，激进地要求立即取消这一制度似乎也未可取。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漫长的，取消一项制度也不能一蹴而就，制度的存在是有其惯性的，且一项制度长期存在后必然会形成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和相应工作方式。因此，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也只能循序渐进。结合中国当前司法现状与司法改革的目标，充分考虑司法保障正义的理想与实践现实，我们认为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追逐理想：树立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远期目标

司法正义永远是我们追求不息的目标与价值。出于对中国审判模式的远景构想，我们终究应该将摈弃审判委员会制度确立为改革的远期目标。我们认为可以：

1．将重大或疑难案件的审判与一般案件的审判区别开来，把重大疑难案件交由另外的审判组织直接审理。我们的近邻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为我们可资借鉴。日本最高法院将15名大法官分为3个小法庭(5人一庭)，全体大法官组成大法庭。一般案件由小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必须由大法庭审理。参照上述做法，我们可以在刑事、民事等各业务庭中组成两种合议庭，分流审理。院长、副院长、庭长等可以通过参加合议庭的方式参与案件审判，确保重大、疑难案件的审判质量。

2．成立各项审判的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不是行政职务，更不是一种待遇，不应当与职级挂钩，主要由各项业务的分管院长、庭长、副庭长及业务能力强的审判员组成，应具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其进入可设置一定门槛，如合理的考核考试等，其任务是总结审判工作经验；研究审判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对一些具体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也可以进行研究，提出倾向性意见。但这种咨询委员会与审判委员会性质和任务显著不同，它只是一种业务指导性机构，不是审判组织，不具备实体审判权。其对案件研究的记录不必入卷，审判组织对其咨询性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其对审判结果也不承担责任。裁判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仍由法官和合议庭负责。

3．最高法院建立司法解释委员会。主要由首法官、大法官组成，专门负责对种种法律的解释和对各地法院适用法律中遇到问题的答复，以排除司法的地域差异过大，使审判标准趋向统一。

(二)立足现实：审判委员会改革的近期方案

近期内对审判委员会的改革，应成分考虑社会现实与司法实际，改革措施应该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因此我们认为：

1．针对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过多过滥，可考虑扩大合议庭职权，减少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首先要通过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合议庭职责，提高审判人员素质，还权于合议庭，提高案件当庭宣判率，减少审委会研究案件的数量;其次要严格界定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明确重大、疑难案件的具体标准，减少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限制乃至剥离审判委员会的个案审理决定权，实现审判委员会工作重心向“总结审判经验”复归，使审委会从繁忙的案件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深入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研究解决审判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宏观指导，提高整体司法水平。

2．针对审判委员会人员组成方面的问题，可考虑改革审判委员会委员的任免组成制度，通过严格公正的考试、考核方式吸收优秀的法官作为成员，并且规定任期和考评方式，建立“可进可出”、充满生机活力的审判委员会。在审判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上，要打破论资排辈，摒弃与行政级别挂钩的做法，做到唯才是举，唯贤是用。通过推荐测评考核，大胆起用一些审判经验丰富、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审判员充实到审判委员会，建立优胜劣汰、能者上、庸者下的竞争机制，确保审判委员会的活力和最高审判权威及业务权威。

3．针对审判委员会缺乏回避制度的弊端，可考虑引进并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具体作法是合议庭在休庭评议后，认为该案需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应在继续开庭后将这一评议情况告知当事人，并同时宣布本院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样做既避免了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无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防止“暗箱操作”，实现司法民主和司法公开、公正的真正实现。

4．针对审判委员会评议案件审判分离的尴尬，可考虑实行审委会旁听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可能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重大案件或者疑难案件，庭审时要求审判委员会委员必须到庭旁听，直接听取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和陈述，对于没有参加旁听的委员，一般不应参加审委会对该案的研究，目的是确保审判委员会全面准确地吃透案情，增强感性认识和整体认识，从而为上升到理性认识和做出正确判断奠定基础，从而真正保证案件的质量，发挥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作用。

法院审判员工作总结篇（9）

一、强化领导，在决策定位上高层次

xx市jg区人民法院的调研工作过去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时期，但由于各种原因所致，近年来却每况愈下，法院调研工作已经在大多数干警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重要地位。2003年3月，我院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为切实扭转调研工作不断滑坡的势头，对调研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摆正了调研工作的角度和位置，将调研工作与审判、执行工作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坚持“一半审判，一半调研”的指导思想，使这项工作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和领导保证。（1）思想上高度重视。在实际工作中，院领导本身具有较强的调研意识，自觉把开展调研工作当成实施科学领导的重要手段，做为搞好法院各项工作的基础，看成是衡量审判工作和自身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准。进而始终把调研工作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布置、检查、总结工作都不忘调研工作，对带有全局性、指导性的课题，院领导亲自出题目，亲自动手撰写调研。另外，院里有关例会都尽量吸收研究室人(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查看)员参加，积极为调研工作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去年至今，全院中层以上领导带头撰写调研30篇，占全院发表调研总数的30%。（2）组织上明确分工。为了加强对调研工作的组织领导，我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各副院长为副组长，各庭室负责人为成员的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院长、庭科室长逐级签订责任状，一级抓一级，形成了上下齐抓共管，人人身上有指标，千斤重担大家挑的局面。（3）物质上保障有力。调研工作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否则，必然影响调研工作的开展。对此，院党组在全院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舍得投入，凡有利于开展调研工作的，千方百计满足调研人员的需要。如2003年末，为研究室购置了理想数字式一体化速印机、传真机、喷墨打印机、微机各一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办公自动化水平。为及时掌握每个时期的调研动态，我院为调研员订足订好报刊和资料。今年，我院研究室人均报刊资料拥有量为其他庭科室的6.3倍。

二、完善措施，在目标定位上高起点

众所周知，措施是完成工作任务的重要保证，只有强化措施并落实到位才能保障工作目标实现。为此，我院注重在实际工作中创新，重点采取了“三个到位”的工作措施，使调研工作步入了规范化管理轨道。（1）任务上计划到位。我院根据上级法院的工作要点和有关调研工作的要求，充分考虑各部门的特点和调研能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综合平衡，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帮助确定各庭的调研题目，由研究室统一汇总后，制定《调研工作规划》和《重点调研题目》，详尽确定一个时期的工作要点，以文件形式下发至各庭室。（2）管理上责任到位。自2003年3月以来，我院把调研工作纳入全院《岗位目标管理考评责任制》之中，作为一项硬指标来抓，明确了院领导、各部门及有关人员的职责范围和任务指标，定期进行考评，年底按规定兑现奖惩，对未完成任务指标的，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当年晋级、评优资格；对于超额完成调研任务的干警给予奖励，广大干警尤其是青年审判骨干调研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3）协调上配合到位。我院率先在全市法院建立调研网络，形成“左右开弓”、人人参与的局面。如我院规定，各业务庭必须建立由庭长和或副庭长参加并任小组的有1—2名业务水平较高的审判人员组成的调研小组，建立了以研究室为主体，以调研小组为骨干，全体审判人员参加的立体调研网络，开展与本部门审判业务有关的调研活动。去年以来，我院研究室与各业务庭、审判人员共同合作，联合攻关，完成6个重点调研课题，实现了单项突破、优势互补。版权所有

三、提高质量，在职能定位上高效能

在实践中，我院努力克服调研工作表面化、一般化倾向，积极选准为领导决策和法院工作服务的对接点，注意掌握工作全貌，正确分析形势，抓住关键问题，形成有情况、有分析、有指导意义的调研成果，提高了调研工作的服务质量。

一是围绕法院工作重点开展调研工作，突出全局性和指导性。按照法院工作重点抓好调研是提高调研质量的重要突破口。去年以来，我院围绕法院审判工作，侧重在反映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和审判工作成果上确定调研题目；围绕法院队伍建设，侧重在干部制度改革和弘扬典型上确定调研题目；围绕法院管理，侧重在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上确定调研题目,努力提高调研成果的转化率和应用率。2003年，我院把“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作为工作重点，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总结出了审判中的重点环节及方法，对当前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撰写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若干问题初探》，在“2003年全国全方位早期预防青少年犯罪学术研讨会”交流。我院积极配合上级法院，对“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这一重点工作深入调研，在对两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近三年来讨论案件情况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客观地总结出当前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存在的不足及原因，并结合实际提出了审判委员会工作制度改革与完(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查看)善的对策。我院与市中级法院共同撰写《关于xx市中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情况分析》，被《黑龙江审判》刊载，同时荣获“全省法院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

二是围绕法院工作的难点开展调研工作，突出典型性和针对性。2003年3月，我院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之初，面对薄弱的工作基础和队伍建设的压力，院党组提出：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抓调研，通过大兴调研之风，努力造就一批有思想、善观察、勤思考的有心人。变经验决策为科学决策，凭借跨世纪和前瞻性眼光，努力开拓各项工作新局面。为了在短时间内使我院管理、案件质量、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我院充分发挥了调研工作为领导决策当参谋、助手的作用，选好角度，找准方位，开展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素材的基础上，抓住了符合法院工作特点和时代精神的新经验，从中发现、总结带有典型性、针对性的调研材料，对于突破难点，推进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着“源于管理实践，指导管理实践”的原则，我院于今年4月制定了《jg区法院强制措施适用办法》，规范了强制措施的种类、适用程序及审批权限，防止了错用、滥用强制措施现象的发生。针对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法院队伍建设面临的新挑战，我院紧紧围绕法院领导班子建设、中层干部管理和干警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调研，客观地总结了我院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撰写了《以人为本、求实创新，jg区法院全力打造高素质法官队伍》、《jg区法院创新中层干部管理机制》等10篇论文，先后在《龙法政工》刊载，收到了较好效果。

三是瞄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调研工作，突出及时性和超前性。调研工作有着很强的时效性，为此，调研人员不仅要有敏捷、快速的工作作风，还要有超前预测意识。我院在工作中，做到有事早报、早调研，确保调研的及时性。如针对当前房地产市场违规操作导致商品房买卖纠纷频增的社会热点问题，我院研究室与民一庭审判员一起，专门对此类案件进行综合性研究、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总结出了引发此类案件的主要原因、特点及其一般规律，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为我院审理好此类案件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撰写的《论当前审判实践中如何审理房屋产权案件》，在“2003年度全省法学论文研讨会”获一等奖。又如，民告官案件一直是社会各届普遍关注的敏感话题，如何妥善处理好此类案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又一个热点问题。我院选准深化行政审判方式改革这一新课题，抓住难点，多层次、多角度，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经过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形成10篇有观点、有分析、有实例、有方法、有效果的深层次的调研材料，其中8篇在xx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研讨会上交流。

法院审判员工作总结篇（10）

关于双语审判工作的调研报告

库伦旗人民法院院长 伊日乐图

内蒙古自治区库伦旗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全旗人口17.6万，蒙古族占全旗总人口的56%，其中纯蒙古族地区就有两个，人口约3万人。为落实宪法第134条规定“法院审理案件要保证当事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库伦旗人民法院切实把尊重和保证当事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抓好双语审判作为开展好审判工作的重点，发挥民族地区法院特点，推出一系列措施方便少数民族当事人参与诉讼，使双语审判工作有序开展。

一、双语审判工作的开展情况

我院设有职能部门14个，派出人民法庭3个，全院共有干警64人，其中少数民族干警46人，审判员28人，其中蒙汉兼通的有20人，占审判员总数的71.4%，书记员共14人，蒙汉兼通书记员的有9人，占书记员总数的64%。我院年均受理各类一审及执行案件千余件，其中全部使用蒙语的案件为400件左右，约占受理案件总数的39%。

针对地域文化特点及我院民族语言审判资源优势，我院以落实诉讼原则体现党的民族政策为突破口，从方便蒙古族当事人进行诉讼着手，深入开展并探索双语审判的模式。

（一）开展双语司法服务。

立案庭是法院的窗口也是整个诉讼程序的入口，为体现司法为民的宗旨，我院选配了法律知识较为丰富、通晓蒙汉双语的法官担任庭长、副庭长，开展双语接待和立案工作，对于不通晓汉语的蒙族当事人进行法律咨询、诉前调解、登记立案等相关工作，并相应配套印制了蒙汉双语诉讼指南，同时，将诉讼费收费办法以双语方式上墙。在蒙古族聚居的苏木乡镇设立特色法庭—额勒顺法庭，法官和书记员全部是通晓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干警，年均审理近百起的蒙文案件，当地农牧民大多不懂汉语，双语法官的合理配置不仅为当事人在法律咨询、案件信访、起诉、出庭等方面提供了方便，也充分保障了当地百姓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权利。在其他审判庭人员配置中，必须有一名通晓蒙汉双语的法官，保证每个业务部门都有能和蒙古族当事人进行交流指导的法官。我院还不断加强蒙文巡回审判工作，在苏木所在地设立审判点，在嘎查村设立巡回审判联系点，聘请当地威望高、责任心强的蒙古族农牧民为调解员，将法律送到蒙古族农牧民的家中。这些做法受到了广大蒙古族当事人特别是不懂汉语的蒙古族农牧民的欢迎。

（二）强化双语司法实践

建院以来，我院就一直使用民族语言进行庭审，尤其近年来，我院将此项工作作为一个亮点工程，不断加大蒙文庭审的比重，在刑事、民事、行政三大审判中，全面开展蒙文庭审活动。一是运用蒙语进行庭前指导。包括庭前用蒙语送达举证须知及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在当事人及时了解案由、开庭时间及地点的基础上进行举证指导。二是用蒙语驾御庭审。运用蒙语告之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并进行举证、质证、答辩和陈述，运用蒙语归纳争议焦点。对当事人双方都是蒙古族的，推行全程蒙文审理。三是针对当事人双方有一方是蒙古族的情况下，我们充分告之当事人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为当事人聘请翻译等，并保证做到整个庭审过程的透明。四是在庭审中尊重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并以此为法官和当事人的亲和点，做好调解工作。

（三）加强双语裁判文书的制作

我院坚持运用蒙汉两种语言进行裁判文书的制作，专门聘用了兼通蒙汉双语打字的工作人员，并首先保证蒙语裁判文书的核稿、发文，并专职一名党组成员签字把关，提高了裁判文书的质量和效率。定期对蒙古族文字法律文书进行抽查、评比，不断提高法官运用蒙语进行裁判和制作法律文书的积极性。不定期的开展蒙文裁判文书的评比活动，利用各种方式，提高蒙文裁判文书的质量。

（四）抓好双语人员的培训和养成

我院深刻认识双语审判工作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蒙语法官的培训工作，鼓励蒙语审判人员的学历教育，组织并参加自治区的双语培训班，定期开展蒙文审判的工作交流会，倡导法官和工作人员学习和使用蒙语。要求审判庭通晓蒙语的法官帮助本庭其他人员学习和使用蒙语，并专门购买了蒙文打字软件，安装到各庭室的电脑中，进行蒙文打字的培训。目前就有八名书记员已经能够在庭审中熟练操作蒙文打字，保证了蒙文案件公正高效的审理。

（五）开拓双语信息化平台。

我院开通了内蒙古法院系统首家蒙文网站。这个蒙文版管理系统的版面共分为法院概况、工作动态、信息简报、优秀裁判文书和法律法规五个区域，各区域文字全部为蒙文。点击蒙文网站可以及时了解法院各类案件的审判动态，查询各种审理和执行案件的公告，还可查阅部分生效裁判文书，加强蒙文审判的业务交流，特别是可以查阅蒙文法律法规，蒙文法官可以迅捷地查阅相关法律条文，极大地方便了蒙文案件的审理，同时，也为蒙古族法官的教育、学习和 成长构筑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促进了双语法官的培养。

二、双语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双语干警队伍司法水平较低。我院双语法官及书记员的人数比重较大，但缺乏统一准确的翻译用语，导致裁判文书的术语表达不准确。审判人员的翻译能力和组织语言的能力参差不齐。虽然立案送达的法律文书如传票、权利义务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已经印制了蒙文翻译，但从措辞和词语搭配还不是非常规范，特别是缺少全国或者民族自治地方统一的尺度。

（二）、翻译人员短缺。目前，我院没有专职翻译人员，只能由懂得蒙汉双语的法官开展双语审判，但是法官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还不能足以胜任。对于当事人双方为不懂汉语的蒙古族，或当事人一方为汉族，另一方为不懂汉语的蒙古族当事人时，因为没有翻译进行庭审翻译，案件审理非常困难。这既不符合法律要求，同时延长了审判时间，降低了审判效率，从审判工作需要上看，我们急需专职的翻译人员。法院专职翻译是否能设立专项编制，法院内部能否设立兼职翻译人员，如何设立值得探讨。

（三）、法院经费紧张。我院受理的蒙文案件较多，从立案到执行各种相关文书都是蒙汉双语制作，这导致诉讼成本过大、办公办案艰难。尤其在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提供的都是汉文法律文书，如果当事人是蒙古族看不懂不接收，由检察院还是法院提供翻译权责不明。蒙文裁判文书送达后，执行机关不予接收，导致罪犯无法交付执行，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翻译和制作两种文字的裁判文书，这样就会增加诉讼成本，上级机关能否在开展蒙文审判上，给予经费上的倾斜和照顾。

（四）、缺少标准工具书。在审判实践中缺少法律法规的标准蒙文翻译版本，缺少蒙文工具用书，这很容易造成文字歧义，虽然我院坚持使用蒙汉双语制作裁判文书，但是如果能够确定蒙古语的规范用语和翻译标准，将大大提升司法工作的效率。

三、解决措施

针对上述困难和问题，需要上级机关的支持和我院的努力才能克服。在下一步工作中，我院要充分认识双语审判工作的重要性，加大工作力度，保证审判执行和其他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进一步提高对双语审判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 我国汉语已成为各民族共同交往的通用语言，汉语文成为最新、最快、容量最大的信息载体，成为知识和科技情报的最丰富的信息库。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语文都还不能超越汉语文所起的作用。汉语文掌握的程度已成为少数民族发展生产力以及科学文化的重要因素。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族语言文字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结合我院实际，只有抓好双语审判工作，才能更加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当事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才能使司法更加便民利民，才能使人民法院更能高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

当前，在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正在面临着深刻的转型与变革。这一宏伟战略的实施，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创造了空前的历史机遇。我院审判工作也要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发展，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就必须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以双语审判工作为突破口和着力点，全面推进审工作公正高效发展。

(二)坚持“分类指导、双语并进、优势发展”的原则

双语审判工作不仅涉及到案件审判程序、实体等一系列的审判问题，还包括法官队伍编制、法院经费配备、科学管理考核等一系列政务问题，是一个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比较敏感的原则问题。我们认为确立本地区双语审判体制既要考虑到确保蒙古族当事人使用民族语言文字权利和依法公正审判这两层基本因素，也要考虑民族地区语言环境的现实应用情况。既着眼于双语审判的特点和地区实际，又要着眼于民族的未来发展。可采取如下措施加强双语审判队伍建设：比如选拔优秀的、熟练掌握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有志于服务当地的高中毕业生，通过免试、降低高考分数线等方式使其进入民族大学专项学习法律专业知识；对毕业后自愿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双语法律大学生，给予学费减免、子女到省会城市读书就业等优惠政策。比如在民族地区政法各类选拔和考录中，设法增加少数民族双语法律人才。在司法考试中，定向给予少数民族地区更大幅度的降低分数线的招考政策；对长期在法院、检察院工作，并且有一定经验的人员，在司法考试中进一步放宽条件；应着力培养双语法律翻译人员。在部分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构设立翻译处，聘请专业人员，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的需要，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做好普法宣传工作；吸引汉族法律人才到这些地区工作并为其提供民族语言的培训机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应继续通过培训、交流、挂职等形式提高这些地区法律职业队伍素质等等。

（三）建立统一的双语审判考核和评估体系?

法院审判员工作总结篇（11）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与其合理性

审判委员会是当代中国法院制度体系中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曾在中国法制化进程中对法院的诉讼活动起过积极而有效的推动作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条例》就规定设置“裁判委员会”，即审判委员会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从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早规定审判委员会的设置及其职责以来，各时期的人民法院组织法都规定了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⑴细分可为：一、总结审判经验；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三、讨论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事实上，审判委员会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发挥了其积极的体现中国特色的作用：一、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发挥集体的智慧，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WwW.133229.COm这在中国法院的法官普遍存在着法律知识水平较低和素质不高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二、有利于防止腐败，减少办人情案和关系案的情况。这体现了审判委员会对法院内部审判人员及审判活动的某种监督，尤其是在一些重大案件办理过程中对法律适用的审查与控制以及对审判人员的纪律监督的结合，这种监督要比其他方式的监督与控制来得更加直接与有效；三、由审判委员会作出决定，有利于排除各种对审判活动的干预和干扰。这体现出了审判委员会的一项不能被规定于条文中的对外的社会功能，是多年来应对中国权法不对称的社会现实而产生出来的无奈的功能，这一点到现在仍是无法改变或修正的。

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长期存在是破坏了法制建设还是推动了法制现代化的建设呢？回顾一下中国法院的发展与改革进程，不难看到，这项制度的存在，从形式上避免了审判活动、业务指导中出现以长官意志为主的行政管理模式，也使某种规则的统一、理念的更新和法院未来发展方向的设计变得便趋于实际、更具有合理性。有人问，这在基层法院适用吗？回答是肯定的，这涉及到一个深刻的问题，即法院的基本职能究竟是形成规则（普遍性的解决问题）还是解决纠纷（具体的解决问题），虽然这两个功能并不能完全分离，但现代法院的功能确实已经从具体地解决纠纷日益转向通过具体的纠纷解决而“建立一套旨在影响当下案件当事人和其它人的未来行为的规则”，即通过法院法官的专业活动来保证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规则，而规则之形成与个别纠纷之解决相比，前者具有巨大的外在性。有时，在追求司法公正的大潮流中，出现“社会公正”与“规则下的公正”相冲突的时候，基层法院的法官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案件审理的正确与否，而是怎样达到“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结合”，某种切实存在的巨大的社会压力是一个法官或一个合议庭无法承受的，这时就需要一个更高阶位的、更有权力的机构来承受，审判委员会则要比一个院长更合适担任此角色⑵。

二、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存在的缺陷

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中的不合理之处就是各个法院是在原则而简单的规定基础上按照多年来的实践经验上形成了一种惯行模式，这种模式是在中国长期的司法活动中，为满足中国社会状况与法院审判工作需求而设置的，至今在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实际生活中所具有的复杂的多重功能，使之在某个大家都明白的环境里，又是具有相对合理性的。但是司法现代化和法院改革的要求，使审委会制度的某些不合理性凸现出来了。需说明的是，对于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这一职责并无人指责，批评与讨论主要集中在审判委员会“审批案件”这一职权上，而几乎所有的不合理性都是从这表现出来的，并与发展中的现代审判制度滋生出诸多矛盾。

（一）审判委员会“审批案件”之职存在立法冲突

多年来，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以“审批案件”为重的，即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并最终决定某种结果，这在基层法院尤为明显。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之一是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但并未规定可对重大或疑难案件作出决定。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未规定审判委员会有对案件作出决定的职权，只有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对于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委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也就是说只有刑诉法有不同于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⑶即使有审批权，也仅限于刑事案件中“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而目前各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案件时，则不分民事、刑事、行政及执行案件，对各个案件都要作出决定，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法律对审判委员会职权范围的限定，是对审判委员会“审批案件”职权的扩张，这一点理应引起特别的注意。

（二）审判委员会制度体现出司法行政化特点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实际上是各级法院中最高审判组织，其活动的规则至今没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中规定：“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对议题应当展开充分讨论。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必须获得超过半数的委员同意方能通过。少数人的意见可以保留并记录在卷。”而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在总体上参照了该工作规则，具体的运行方式是由院长或副院长主持案件讨论，先由案件承办人汇报案件事实，庭长、分管院长作补充，而后其他委员发表个人意见，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处理决定。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集体议事规则，是司法行政化的典型体现，审判委员会与案件承办法官或合议庭之间于事实上仍是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内部行政关系模式。其开展的形式是“开会”而非“开庭”，在此过程中，各委员因其不同职位所体现出来不平等性暴露无遗，一般情况下职位较高的委员先发表意见的，就会形成多数人的附合，于是少数服从多数就当然形成的案件的结论，还有当委员们争论不下时则由院长或副院长拍板。

（三）审判委员会制度与现代审判制度间存在矛盾

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是一种审判活动，而现行的运行模式与审判制度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

1、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是一种典型的“审”、“判”分离的模式，违背了直接审判原则

先审而后判，其为公正所必需。审判委员会在实际运行当中，承办人员汇报案件几十年来都沿用了口头形式，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审”只是听取汇报，一般都是当场汇报、当场讨论、当场决定，而且对一个案件事实与审理过程中的情况几乎都依赖承办人汇报，汇报人的主观性往往是案件情况反映准确与否的关键，还要考虑承办人在汇报时事无巨细、拖沓冗长、层次不清、重点不明的情况。理论上讲，审委会委员都必须看案卷，但事实上这一点是在目前机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可以说，审判委员会在“审”案件时，既避开了案件审理中一切程序性的要求，也不能真正体现对一个案件“审”的要旨，却最终要为案件下一个裁判结果，客观上造成了法官审、判职权的分离，同时也造成承办人对案件事实负责、委员对定性与法律适用负责的割裂。

2、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与审判的“公开”原则相违背

现代审判机制与审判改革要求增加司法活动的透明度以示审判活动的公正性，一个案件的公正审理必须建立在以诉讼参与人为主体，通过当事人的公开辩论、公开质证、认证而查明法律事实的基础上，所有的审判活动应该可以公示于诉讼参与人，才能体现审判制度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并受到必要的监督。但审委会讨论案件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审判委员会委员、汇报人和记录人员以外，其他人都不允许进入讨论现场的。有人认为“保持法律的神秘感是体现法律威严的最好手段”，这在落后的毫无法制的社会可能是适用的，但要进入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一个法律的权威性不在于它是否能以其本身的规则来震慑民众，而在于这种规则本身已经成为民众内心统一并恪守的行为标准，人民法院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审判活动来达到某种规则的统一，使社会中各种利益间在法律的状态下趋于平衡。这时，法官的审判活动是解决个案中利益平衡，而审判委员会则要更加注意规则的统一，这才是对审判委员会区别于普通法官的职能要求⑷。如果审判委员会议事是秘密的，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就不能排除所谓的“暗箱操作”，也不能排除出于法院或个人的私利而对规则的歪曲。

3、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没有遵循“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的严格执行是实现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之一，但当案件提交到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时，这一项制度和权利就被阻断了。这是由于审判委员会的议事是秘密的且不定期的，有哪些人参加、何时讨论甚至案件是否提交了审判委员会讨论，当事人都是不得而知的，更不能申请其中与案件有某种“特殊身份”或“利害关系”的委员回避。反过来，这又使那些与委员有“特殊关系”的当事人或请托人找到了偏袒己方利益的突破口，有时人为地将一些没有必要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被送入审委会讨论，又彼此心照不宣地得出统一的结论，承办人或合议庭只能执行，至于理由，如果审委会没有拿出理由来，那么只能让承办人、合议庭自己去想了。

（四）审判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上存在不合理性

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的组成沿袭了行政管理模式，即进入审判委员会都是具有院长、业务庭庭长和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职务，而与之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专业技能并没有多大关系，进入审判委员会是一种政治待遇而非更高的责任要求。在许多法院，是从党政机关调入的，其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许是欠缺的。而法院内部一些非业务部门的负责人也成为审委会委员，也是根本违反审委会制度的工作职责要求的。审判委员会要讨论的案件包括刑事、民事、行政还有执行等案件的，不同性质的部门法在审判中运用的理念和技术都是不同的，如果不是在各个庭都浸淫若干年并从未放弃过对各种法律知识的学习、研究，有谁能够全面地去掌握这些区别并在前一个是民事后一个是刑事案件的讨论过程中适时转变判案理念和标准呢？这些客观的问题直接影响到的案件审判的质量与效果，更影响到了审判委员会的权威性。

审判委员会是一个审判机构，事实上它在从事比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审判更为严肃而重要的审判活动。但每一次审委会会议的集合是临时性并是松散型的。因为每个委员都是“兼职”的，要召集一次都要事先通知并要求安排好工作，如果遇上某些情况比较紧急的案件，临时通知召开审判委员会还会出现人员不齐的情况。那么，审判委员会的管理和事务性工作又由谁来承担呢？在法院改革过程中，一些地区的法院设置了审判委员会办公室，承担了审委会的召开准备工作、议事程序安排以及会后整理工作，与审判委员会会议相结合，使审判委员会成为一个专门而独立的机构，但由于没有统一的设计和指导，各个法院做法仍存不一，许多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还没有设置专门的机构。

（五）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机制存在不合理性

现行的审判委员会的运行机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合理性或不适应性：

1、委员会会议的启动和应当讨论的案件没有严格限制。

由于审判委员会“审批案件”职责之重，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启动经常是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而定的，临时性召开的审委会不在少数。但对是否需要召开审委会进行讨论的事由没有事先审理，因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有严格的限定，即只限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但什么的案件是属于此类的案件，却无明确的规定。有时，只不过出于某种需要，而找理由把案件“送”到审委会去讨论。结果造成大量的案件排队等待审委会讨论，委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各种案件加以讨论、决定，有时竟不堪重负，直接影响到了案件讨论的质量。一些案件并不构成讨论条件的，却因为承办人在审理水平、经验或认识上的不足而也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范围，增加了审委会的工作量。

2、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没有规定

在现行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下，在召开审委会会议之前，委员们并不知道要讨论什么案件，讨论的内容又都以承办人汇报的内容为依据，有时需要讨论的案件并不复杂，甚至仅需要解决一个法律适用问题，但在汇报过程中把案件从事实、定案证据和法律适用都要详细汇报，各方面都事无巨细地审查一遍，有时候委员们争论的焦点会偏离承办人汇报的中心内容，从而在某种角度上将一个案件重新审理了一遍，人为地使案件讨论变得复杂、繁琐起来。合议庭的案件却只由承办人一人来汇报，可能造成承办人汇报案情不全面、不客观，或对其他合议庭成员意见的不正确表述，或对不利于已的不同意意见不进行汇报等，这些都会对案件的最终决定结果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对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设计

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实际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事实上已经成为妨碍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羁绊，应该在法院改革中对这项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使之更适应现代审判机制的需要。针对上述不合理之处，理应加强立法、具体规定，在审判委员会的职能、人员组成、运行机制与程序以及落实责任等方面进行新的设计和规定。

（一）重新界定审判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明确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职责

刑诉法单独规定了审判委员会有讨论决定部分案件的职责，其他法律并无规定，就应该按规定确定审判委员会工作内容和议事规则，必须遵守审理与判决必须同一而不能分离的原则，人民法院的判决，只能由具体办理案件的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根据开庭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依照法律作出裁判，而不能由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来作了决定。

在新的社会问题、新类型纠纷及案件不断涌现、国家与社会处于法制建设的重要时期，审判委员会应当将其主要事务转回到总结审判经验和研究审判工作中的其他问题上来，对现行法律作出准确的解释和确定适用法律的原则，有效地指导法院的各项审判工作，确保规则的统一和执法的严肃性。《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规定：审判委员会要“逐步做到只讨论合议庭提请院长提交的少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经验，以充分发挥其对审判工作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研究和作出权威性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此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明确了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改革的方向。

当然，要做到准确总结审判经验进而正确指导审判工作，必须建立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的。审委会委员分属于各个业务庭，平时只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对法律问题、社会动态进行观察、发现和总结，要把不同层面上不同性质的问题上升到一个高度并产生某种理论或经验时，接触各类型的案件和法律又是必须的，所以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制度仍需坚持。但审判委员会在针对具体的案件时，只能是一个法律咨询机构而非裁判机构，审判权必须回归于独任法官和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对案件讨论后提出的意见，只能是一种咨询意见而非判决结论，由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自行决定对这种意见采纳与否。如果条件允许，如在人数较多的中级以上法院，可在审判委员会下再设置若干专业委员会，如“刑事专业委员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等，可以把法院内具备资格的法官吸收进来。这样可以把审判委员会从繁重的讨论案件的工作重任中解放出来，减少对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不正当的干预，还可通过落实责任追究办法使法官判案时更加谨慎而减少法官的依赖心理，这对提高审判委员会的工作质量和提高法官的素质都是有利的。

（二）改变审判委员会委员资格条件，突出审判委员会的专业性

审判委员会围绕着审判开展一切活动，因此其组成人员必须具有专业性。首先得打破行政管理模式，不再以行政职位来决定进入审判委员会的资格条件。审委会委员必须从法官中产生，即使不具备某种行政级别，只要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法官，都具有参加审判委员会的资格。其次是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考试、考核制度，审委会委员的产生要摒弃行政级别的限制，可以从工作年限、法官级别上确立提名标准，如从事审判工作满五年以上且已取审判员资格的法官，可具备被提名的条件，这时可以由院长在符合条件的法官中进行择选，确定人数，并向同级人大提名，然后被提名者必须参加由某一组织举行的专业资格考试。经考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审委会委员资格。同时，对审委会委员还要进行定期的考核，对委员在工作上的表现、专业知识能力以及身体状况等进行考核，把那些不再具备审委会委员资格的人员淘汰出去，保持审委会在法院中于法律知识水平上的高层次。

（三）具体确定审判委员会委员的权力与责任

审判委员会委员如果不是一种政治待遇而是一种荣誉，这对许多具有上进心的法官而言则更具有吸引力。但这种荣誉的背后必须具有权力的特别和待遇的增加。被授予审委会委员资格的应当给予普通法官更高的经济收入，这也和其所担任的工作多少、繁简成正比的。

为充分发挥委员的业务优势，赋予他们某些特别的权力是有必要的，如：1、平等表决权，每个委员都有权参加审判委员会会议，并对会议中议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一人一票，在实现民主集中原则时充分体现平等原则；2、询问权，委员可以提前借阅案卷，在讨论案件时可就与案件有关的问题向汇报人或合议庭提出并得到回答，也可要求承办人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答复。3、言论不受责任追究权，不能以审委会委员在讨论案件时所发表的意见错误而追究其责任，因为讨论案件时审判委员会仅是咨询机构而非决定机构，有不同的意见引出的讨论更具有意义，更能提高讨论的水平与层次，追究责任则会慎言观望，或者是跟随，这就使讨论制度失去存在的意义了。4、越部门的调研的权力，审判委员会委员除了在自己的部门内调查研究相关问题外，还可以去其他部门调研，这时不论其行政级别如何，其他部门都应该给予相应的支持和配合，不能以部门划分为界而拒绝。

审委会委员还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而与之权力相对称，如：1、回避义务，审委会委员对要参与讨论或需决定的案件发现有回避情形的（可以参照诉讼法的规定），应主动提出回避请求并说明理由报院长批准，或在当事人提出充分理由并要求其回避时，应当回避参与该案的讨论或决定。2、对特别规定下讨论决定案件的错案责任，这里专门指在讨论并决定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审判委员会可以讨论决定的几类型案件时，对因其所发表的意见导致错案发生的，应承担责任。3、参与调研的责任，调研不仅是审委会委员的权力，同时也是义务，为更好地发现问题并了解法院审判活动状况，尤其是为更好地总结审判经验，达到规则的统一与正确性，委员应该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专题调研，除自己参与案件的审理外，应当定期到其他业务庭参加开庭旁听，也可以对某项专题要求某个业务庭开展讨论并提供材料或数据等等。

（四）明确审判委员会议事内容及讨论决定案件的标准

审判委员会可以讨论并决定的案件只能被限制在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几类案件中，根据1999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4条规定：对下列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包括独任审判员）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拟判死刑的；（二）合议庭成员意见有重大分歧的；（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四）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五）其他需要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只有以上几类案件才能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程序，而其他案件都只能向审判委员会提出咨询案，审委会只讨论不决定，由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根据审判委员会提供的意见自行决定。

在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中，必须符合“疑难、复杂、重大”的要求，而对是否符合这些条件可作出如下限定：1、合议庭形不成决定性意见的。这里指如果合议庭成员之间分歧重大，形不成定论时，可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2、对案件是否复杂或重大，可考虑该案件在当地是否影响重大，如犯罪官员的级别、涉案当事人人数、百姓关心的程度、党委政府关心程度、是否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等因素，或者是否涉及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如严打整治斗争、涉及“法轮功”、破产、职工下岗、拆迁等案件，或者是涉及法律空白地带等。

（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设立审判委员会专门机构

审判委员会松散型的组织机构及临时性的议事方式显然是不利于其工作的顺利开展的。因此，有必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和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的专门机构，如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配备专职人员，明确其工作职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民法院五年改革实施方案》中对审判委员会办事机构及其职责的规定为：1、审查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的案件及有关事项的材料，对没有必要提请或者不符合提交审判委员会讲座研究条件的案件及有关事项，建议主持审判委员会的院长进行协调。2、对符合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的案件，负责审查审理报告的格式是否规范，是否对案件事实、证据和争议焦点进行了分析，是否提出了审判委员会研究的明确事项和具体问题等。对不符合要求的，通知承办人进行补充。3、研究审判委员会拟讨论决定的疑难案件，并提出参考性处理意见。4、调查、论证审判委员会研究的典型案例进行整理、编篡或者组织案件承办人撰写，指导实践。5、提交审判会研究的复杂、疑难案件，由审判委员会办公室通知案件承办人提供相关的法律法规材料。6、对审判委员会研究确定的案件及有关事项进行督办。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尝试是有益的。

（六）完善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

在具体落实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措施时，应当在审判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上进行必要的修正、补充相应的制度并应当予以明文详细规定。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严格启动审判委员会程序和上报案件条件

启动审委会讨论案件或议事的条件、提交讨论的案件标准必须加以严格限制。除了由审判委员会办事机构进行预审外以及提交的案件必须符合“疑难、复杂、重大”的要求之外，在上报案件或其他工作事项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须已经合议庭讨论并由审判长决定提请汇报的；2、独任审判员审理的案件须经所在庭室集体讨论并由庭长决定提请汇报；3、对庭室中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由庭室集体讨论并由庭长提请汇报；4、关系全院工作且必须经审委会讨论的问题，由院长提请审委会讨论。

2、设立先期预告制度和申请回避制度

在启动审判委员会讨论或决定案件会议程序之前，应当实行回避制度，操作方式是审委会会议及参加人员的先期预告，对已确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可于会议召开前五日以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提前十日书面告知当事人会议召开时间、参加委员名单以及提出回避申请的权利。当事人可在会议召开前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此时对该案件暂时不予讨论。对审委会委员的回避应当由院长决定并以书面形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对回避或不回避的决定均可申请复议一次，待复议决定后再将该案件置入讨论程序。

审判委员会委员应自行遵守回避制度，对委员提出的回避申请及理由，由院长审查决定，并在审委会会议召开时以口头形式进行答复，并记录在案。对违反回避制度，应当回避而不进行回避的，按违纪处理，情节严重并造成后果的，应当报请人大取消其审委会委员的资格。

3、实行审判委员会案件讨论公开制

基于目前的社会状况，把审判委员会案件讨论会议过程向社会进行公开还不具有现实意义，毕竟这样的案件讨论会不是可与当事人或社会公众进行交流的，是法院内部类似于法官学术讨论形式的会议，同时还必须考虑不能泄露审判机密的问题。因此，对案件讨论实行公开，至少可以向本院的审判人员公开，不限制其他审判人员进入讨论现场，这有利于改变审判委员会工作无监督的状况，杜绝暗箱操作或其他非正常情况发生，也可使审判会成员在讨论案件过程中进行现场辅导、灌输先进审判理念，有利于提高法院整体的审判水平。同时，凡合议庭审理的案件，讨论时合议庭其他成员必须到场，补充汇报并听取审委会意见，可以防止承办人作不客观、不全面的汇报或故意误导审委会委员的情况的发生，这也是合议庭其他成员对案件和其本人负责的一个要求。

公开制度还应当要求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记录应当作为诉讼材料可以被具有阅卷资格的诉讼参与人查阅，如律师。既然讨论案件其实是一种咨询活动，在不用作出决定的案件中，这样的咨询笔录当然是可以公开的。

4、建立完善的审判委员会议事程序

一次审委会的召开，应该确立一整套流程以规范审委会会议的召开方式，包括确定会期、会前准备、会议的提起、会议讨论的步骤、会议决定的贯彻与落实、与会人员须注意的事项以及会议材料的整理、归档等各项制度。在为总结审判经验或研究审判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而召开的审委会会议前，应当由审判委员会专门机构将讨论的议题和调研报告提前交于各审委会委员，给予各委员以充分的时间进行研究，在会议中应认真听取汇报人的调研报告，并可询问和发表意见，对会议形成决策性意见应当共同署名。再由审判委员会专门机构对最后决策性意见整理、汇编，根据规定制作法院内部文件并归档。

在为讨论案件而召开的审委会会议，应当分以下几个步骤：1、案件承办人应提前将汇报的案件基本情况填写于申请表并注明汇报重点，报于审判委员会专门机构进行审查；2、专门机构对案件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是要求承办人按申请表逐项填写，尤其对汇报重点填写清楚，并由审判长或庭长签署意见并制作审理报告书附于申请表后，并在通过初步审查后将案卷按规定装订整齐提交专门机构，由专门机构针对承办人所提出的具体问题与案件事实进行对照审查，对不符合要求的，通知承办人进行补正，符合要求的交由院长提请进入审委会会议讨论；在会议召开前，专门机构还可以要求承办人提交相关的法律法规材料；3、确定会期和讨论内容后，专门机构应当将会议通知及拟讨论案件情况登记表发至每一个审委会委员，各委员应当在会议召开前三天内查阅承办人登记情况、审理报告和案卷材料；4、会议召开后，由承办人向审委会提出需讨论的重点问题，然后再进行案情介绍，陈述时必须围绕争议焦点，突出重点、思路清晰、材料详实，并辅以法律法规材料。合议庭参加汇报的，承办人汇报完毕后，由其他合议庭成员进行补充说明。听取汇报后，由委员进行提问并发表意见，此时，院长不应当发表意见，而是听取各委员的意见并协调引起的争论，并在讨论的最后阶段发表其意见；在需作出决定的案件讨论过程中，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决定结论，由记录人在笔录最后写明审委会决定意见，包括对案件的定性、法律的适用及裁决的具体内容，由全体审委会委员共同署名；5、会议讨论经过应当由审判委员会专门机构的记录人员制作审委会笔录，讨论结束后交各委员审阅并签名。笔录应当交承办人或合议庭参考并装卷，审委会专门机构也应将笔录复制后予以归档；6、独任审判员或合议庭在作出决定并制作裁判文书后，应当提交一份裁判文书于审委会专门机构存档，以备查阅。

如前所言，对于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这个问题，笔者是站在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实际的角度上，根据基层法院审判人员对于审判委员会的某种相似的看法来分析和设计的，这里更多地体现了基层法院的普通法官对审判委员会机制的某种需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支持与批判，从而表达出要求进行变革的意向。

注释：

⑴罗书平《审判工作的理论与实务—司法公正漫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