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论文大全11篇

普惠金融论文篇（1）

一、引言

“普惠金融”来源于联合国在“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组织很多专家共同编写的一本有关普惠金融体系的蓝皮书[1]，该概念的提出就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2011年亚洲博鳌论坛后，“包容性增长”的理念成为学者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尽管研究出发点、侧重点不同，但公平、协调均成为学者强调的核心与关键。普惠金融实际上是“包容性增长”理念在金融领域进行破题，其目的在于将“无法获得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人群纳入正规金融系统，使其有机会获取储蓄、支付、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从而与其他客户一样，拥有平等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2]。普惠金融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定量化的研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普惠金融使现代金融服务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本文定量化的分析浙江省各县域金融普惠程度的差e，在此基础上分析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结合国外已有经验和实证分析结果，倡导从不同层面推进金融普惠发展。浙江省“十三五”提出，构建面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体系、助推经济转型升级的科技金融体系和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体系，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在此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二、普惠金融的测度指标

由文献[2-3]可知，浙江省县域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存在显著性的区域差异，为了进一步的分析影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金融发展的特点、浙江省县域的实际状况和数据的可得性从金融需求、金融供给和社会因素三方面共选取9个变量指标，建立回归模型进一步量化研究。

从金融需求方面来看，主要包含如下变量：（1）收入水平（Income），普惠金融首先是收入的函数，国外相关文献表明，是否接受收入援助这一变量对普惠金融具有加大的解释力（Kempson和Whyley，1999），保持其他控制变量不变，收入对普惠金融的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对县域地区居民纯收入（取对数）可以作为普惠金融的解释变量之一。（2）年龄结构（Age），表示各省份非市辖区农村人口的年龄构成。采用少年儿童（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以上）所占比例来反映。一般假定老人和儿童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接纳能力有限，因此儿童和老人人口所占比重越高，金融普惠程度就越低。

从金融供给方面来看，主要包含如下变量：（1）信息化水平（Tec），其对金融包容的影响存在争论，如Geach N（2007）指出，手机技术在农村和城市贫民区的普及，将有助于弥合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且便利于居民采用主流金融服务。Kempson和whyley（2000）则持反对意见，认为大部分被排斥家庭并不拥有网络和电话，因此以电话和网络为介质的金融服务将降低金融包容。本文采用县域地区固定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电脑普及率及农户上网比率反映不同区域的技术水平及金融基础设施供给状况。

从普惠金融的社会因素方面来看，主要包含如下变量：Hersi（2009）指出，人口统计的变化、收入差距及劳动力的结构变动等社会要素会对某类社会群体的金融包容水平产生影响；因而本文采用（1）Emplo（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2）Dif（城乡收入差距）分别反映农业人口性别结构、劳动力结构变化及城乡社会差异。（3）Growth（农村GDP增长率）反映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4）urban（城镇化水平）为地区城镇人曰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能使农村人口逐步转移到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减少，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得农民收入有多元化的来源，增加农民的实质性收入，有助于提高普惠金融水平。（5）Agr-p（农业总产值占总产值比重），该指标反应国家在农业发展上的支持力度。

如县域消费水平、学历水平、电脑普及率及上网比率等指标也是国内恩爱学者研究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但鉴于数据获取的不便利性，本文不做相关研究。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15年浙江省的58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利用上述9个因素来分析浙江省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相关数据来源于2016年浙江省统计年鉴、2016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等，从整体上分析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表示IFI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的计算结果见文献[4].

通过SPSS22.0软件对数据建模，采用进入的回归方法，发现城市化水平被踢出，进一步得出以下结果：

通过方差分析可知回归模型的整体是显著的。从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结果来看，表3-1显示：从整体上收入水平0.194（t=3.752）、年龄结构0.378（t=3.238）、信息化水平0.305（t=1.782）、农村GDP增长率0.120（t=1.952）是对各地区普惠金融水平呈明显的正效应，且4个变量均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收入水平、年龄结构、信息化水平、GDP增长率四个因素对普惠金融水平的影响最为显著。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0.237（t=-1.069）对普惠金融水平呈负相关，这个应该和我国国情有关系。城乡收入差距0.184（t=1.267）对普惠金融水平呈正相关但只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农业总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0.018（t=0.113）对普惠金融水平呈正相关但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表明影响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年龄结构、信息化水平、农村GDP增长率。

四、结论

文章从需求、供给和社会因素三方面共8个指标初步分析浙江省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在回归过程中先用进入的回归分析法剔除了城市化水平这一因素，虽然这一点已有文献结论不一致，但最终回归模型中大部分指标通过了1%和5%水平下的检验，模型整体通过了F检验，得出了影响县域普惠金融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年龄结构、信息化水平、农村GDP增长率的这一结论。关于城市化指标的剔除与已有研究成果的不同，后续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杨琳，虞斌.普惠金融文献综述[J].金融实务，2014（2）： 85-89.

普惠金融论文篇（2）

浙江农信在之江大地辛勤耕耘六十多年，一直默默担负着支农支小重任，自觉探索普惠金融。2013年，浙江省联社审时度势，全面启动普惠金融工程。持之以恒、一往无前推进普惠金融工程，须深入探究浙江农信普惠精神的内涵外延，贯通浙江农信人思想精神上的“最后一公里”，打通浙江农信金融服务物理距离上的“最后一公里”，更好地推进新型浙江农信建设。

普惠精神的形成轨迹

浙江农信普惠精神并非“白手起家”，而是合作精神、背包精神和“三水”精神等历史文化的传承升华，以及实施“一条道路、两场革命”战略构想的升级版，在发展普惠金融的新阶段化蛹成蝶。

传承于浙江农信历史根脉。历经艰难初创、动荡岁月和改革开放，浙江农信人始终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背后跳动着、支撑着和推动着的力量，就是资金互助的合作精神、进村入户的背包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三水”精神等优良传统。时过境迁，金融服务对象在变，金融服务方式在变，金融行业态势在变，但浙江农信的企业精神却在传承中不断升华，为普惠精神积淀了丰厚底蕴。

孕育于浙江农信道路选择。回顾浙江农信的发展历程，部分行社曾经一度定位偏向、脱农进城和嫌小爱大，付出了沉痛的代价。2008年以来，浙江农信在“一条道路、两场革命”战略构想的指引下，坚定主方向、主阵地、主渠道、主力军的“四主定位”，坚持“只做实不做虚、只做小不做大、只做土不做洋”，积极回应“三农”“小微”的呼声，反“二八定律”而行，专注做“八”、做“小”、做“散”，倾力扶持弱势群体、弱势产业和弱势地区，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实践证明，“一条道路、两场革命”战略构想作为浙江农信正确的发展方向、转型路径和创新之道，既奠定了发展普惠金融的扎实基础，又孕育了浙江农信普惠精神。

破茧于浙江农信普惠征程。2013年以来，本着报效社会恩泽、引导价值取向和凝聚系统力量的初衷，凭借独特的体制架构、匹配的产权结构、牢固的市场基础等优势，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各市县党委政府的支持帮助下和社会各界的关心爱护下，浙江农信普惠金融工程全面起步，踏上转型升级的新征程。发展普惠金融，标志着浙江农信进入了社会企业义利并举的新境界，普惠精神日渐清晰。2014年5月，在中国普惠金融（浙江）高峰论坛上，浙江农信普惠精神正式面向社会公布，其超越技术、政策和理论的文化高度，令普惠金融的理论界、实务界耳目一新。

普惠精神的特质内涵

普惠精神作为浙江农信人共同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和集体人格，如同钱塘江水流淌在浙江农信的历史进程中，经过长期的积淀和时光的浸润，生动展现出“普惠金融的卓越领导者”美好愿景。

概括了浙江农信的经营理念。普惠精神，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来自实践、指导实践，是浙江农信高度概括的经营理念。发展普惠金融，既要体现兼济社会的大爱情怀，又要按照经济金融规律谋求发展，方能商业可持续。身教重于言传，浙江农信坚持以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为导向，无论在确立市场定位、设计战略构想，还是在决策安排经营活动中，始终贯彻普惠金融主线。普惠精神，作为浙江农信坚定服务方向、履行金融职能和深化战略转型的精神航标，全系统大一统的经营理念，商业行为反哺社会的主流意识，得到了广泛认可接受并自觉践行。

展现了浙江农信的社会责任。商业金融追求利润，讲效率求竞争；普惠金融注重平等，讲公平求正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主流理论，企业所有者并非只是股东，还应包括员工、客户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浙江农信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立场出发，运用金融杠杆促进经济民主发展，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利益，创造信用平等、借贷平等和服务平等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了城乡金融均等化。普惠精神，是浙江农信感恩社会的思想境界，向上崇善的精神支撑，惠泽城乡的责任使命，履行企业公民社会责任的内生动力，努力实现“让每一位浙江人都享有金融服务”的郑重承诺。

升华了浙江农信的企业文化。按照“普及城乡、惠聚梦想”的普惠理念，浙江农信为全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坚持服务大局、承担社会责任和寻求商业可持续相统一，既报效社会，又发展农信，也惠及员工，引领浙江农信人用心境去思考、用自觉去实践、用意志去坚持，成为凝聚人心、追求理想、携手奋进的灯塔，进而升华为普惠文化。普惠精神，就是浙江农信把“普惠”作为精神圣地，追求企业目标与社会期望相协调，引导农信人树立普惠意识，争做普惠金融的实践者，参与推动普惠金融，促进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和谐发展的企业文化核心元素。

普惠精神的动力导向

普惠金融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2-0085-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2.19

一、引言

联合国在“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组织很多专家共同编写了一本有关普惠金融体系的蓝皮书。该书对普惠金融体系未来发展的前景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在政策、立法和规章制度的支持下，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将会建立这样一个金融体系，即可持续的、能够给人们提供合适的产品和服务的金融体系。由此，普惠金融体系（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这一崭新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2005年焦瑾璞率先在国内引进普惠制金融的概念，但国内目前对“普惠金融”尚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现阶段，对普惠金融的研究多集中在理论探讨方面，缺乏与实证的有机结合，总体来说相关研究较少。

二、国外相关研究

随着全球金融业的迅猛发展，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金融机构获得融资变得越来越容易，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仍然是有限的。金融发展带来的好处在惠及大部分人的同时，有一部分人和企业是享受不到的，尤其是那些贫困地区的人群。Kuznets（1955）提出的一项假说中他认为，在发展的初期不平等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会不断的扩大，直到经济效益的增长蔓延到整个经济体[1]。这一假说得到了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早期发展的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成立的。

一些再分配政策难免会对工作机会和储蓄带来消极的影响，Thorsten Beck，Asli Demirgüc-Kunt and Ross Levine（2007）认为金融部门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消除这些负面影响。消极的激励措施不应该是我们主要的做法，相反，应该选择积极的政策措施，从而逐渐健全金融市场，提高人们的经济权力和参与其中的可能性[2]。

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是现在世界上探究普惠金融体系相关问题的先驱，其努力构建包括贫困人群在内的普惠金融体系。其出版的《服务于所有的人——建设普惠性金融体系》（Access for All： 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s）一书阐述了现在世界上最新的普惠金融体系的相关概念，同时对小额信贷的发展历程、基本要求及服务目标进行了介绍[3]。他们所倡导的理念与普惠金融高度一致，让全部人群尤其是穷弱阶层拥有同样的金融权力，让全部贫困人群切实受益于金融服务，同时指出小额信贷的根本任务是让信贷服务扶助贫困或低收入阶层脱离贫困。

三、国内相关研究

（一）关于普惠金融基本理论的研究

我国学者焦瑾璞2006年在亚太地区小额信贷论坛上率先提出了“普惠制金融体系”的概念。他认为普惠金融体系是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的延伸和发展，体现了金融的公平性。同时提出了普惠制金融是以商业可持续的方式为所有人带来多方位、多角度的金融服务的这一观点，值得说明的是这里的所有人尤其强调包含贫困人群在内。杜晓山（2006）认为建立满足或者适应农村全方位金融需求的、分工科学、功能完善、竞争适度、产权清晰、优势互补、科学管理、监管有效、可持续发展的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应该是我国目前以及之后一段时期进行农村金融改革、建立完整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原则和任务[4]。他还认为，从本质上看小额信贷是普惠金融理念的实践。茅于轼（2007）的研究主要针对小额信贷的监管、贷款质量和小额信贷文化等方面[5]。他指出小额信贷机构的目标应该与一般的企业有所不同，它的最终目标是扶贫，即通过存贷款服务帮助贫困农民，他还认为小额信贷的运作机构需要法律的保护，应该按照企业而非政府组织来进行管理。韩俊（2009）认为我国现存的农村金融体系与普惠金融体系之间的差距还较远，这集中表现在从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需求方面来看我国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6]。吴晓灵（2010）从普惠制税收政策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为了发展农业和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应该引导县级金融机构将增加的可用资金中的一部分投向涉农领域[7]。张平（2011）在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方面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主要针对普惠金融体系的框架以及构建该体系的意义、亟待解决的问题等方面，并认为应该让扶贫融资服务渗透到金融体系的所有四个层面中，即客户层面、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见图1），让那些没有被包含在正规金融服务体系之中的贫困群体得到同等的金融服务[8]。胡国晖、雷颖慧（2012）总结普惠金融理论是在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但是普惠金融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的层面上，而应该远高于此[9]。

（二）关于普惠金融与小额信贷比较的研究

杜晓山（2006）认为小额信贷应该是整个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忽略这一重要部分将会严重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建立，我们应该从普惠金融体系这个崭新的角度来审视小额信贷这一问题，他将普惠金融体系框架的内容和要求划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焦瑾璞、陈瑾（2009）认为普惠金融是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的延伸和发展[10]。夏园园（2010）认为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的服务理念息息相关且高度一致，其服务拓展对象应该以穷人和低收入群体为主。因此，她认为小额信贷是普惠金融体系的中心内容[11]。何广文（2010）认为目前小额信贷领域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是整个建立普惠金融体系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块，也是十分紧急的一项任务，他提出让小额信贷成为金融机构的一种主动性的行为，实现这个目的的途径可以是建立某种机制也可以是实施某项政策。基于此种观点，他认为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源自于小额信贷[12]。吴晓灵（2010）认为要想让普惠金融体系切实发挥作用必须将全部正规金融机构都包含在该系统中来，小额信贷不应该只是来源于信贷组织，因此他认为普惠金融应以小额信贷为主，但不仅限于小额信贷。李明贤、叶慧敏（2012）认为普惠金融和小额信贷之间的不同在于，普惠金融强调切实地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全体人群提供金融服务，而小额信贷主要强调向贫困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提供小规模金融服务[13]。

（三）关于建立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现存问题和制约因素的研究

蔡彤、唐录天、郭亮（2010）总结了发展普惠金融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制度上欠缺科学性，从而影响了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执行效率和目标实现；第二，需要增加法律方面的支持和保障；第三，普惠金融信贷扶弱政策的受众面不够，这主要是因为地方财政基础较弱缺少执行主体导致；第四，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欠缺导致有关政策实施的成本上升，而效率降低[14]。夏圆圆（2010）分析了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机制制约因素，她认为主要有三类，分别为技术制约因素、制度因素和外部环境制约因素，其中限制小额信贷发展的重点因素是制度因素。周兆函（2010）认为制约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缺乏竞争，小额信贷可持续性乏力；信贷模式过于单一，产品缺乏创新；内控机制不完善[15]。

（四）关于普惠金融今后发展的研究

杜晓山（2009）认为如何减少金融服务提供方和客户群体两者的成本、金融服务怎样惠及到更贫困和更偏远地区的客户群体以及如何为大规模的群体进一步扩展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是之后贫困阶层的金融服务主要需要解决的三个大问题[16]。周孟亮、张国政（2009）认为普惠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性、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与社会福利影响三者关系的协调问题是发展普惠金融要考虑的重点内容（见图2），特别是前面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更为关键[17]。

王安军、王广明（2007）提出了构建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思路，即在金融服务体系的准入和监督等方面设计合理可行的机制，促进更够使农民真正获益的金融机构的建立，创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小额信贷组织，促进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改革，建立全面协调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18]。蔡彤、唐录天、郭亮（2010）认为发展普惠金融体系要建立完善普惠金融信贷扶持政策体系和框架，同时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龙丹丹（2011）认为要想促进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就必须切实发展小额信贷行业[19]。周兆函（2010）对农村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提出培育农村小额信贷市场服务体系， 构建可接受程度的良性竞争的金融市场；完善农村小额信贷的风险分担机制；加强农村小额信贷模式与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小额信贷内控机制，控制小额信贷风险。

四、总结和展望

综上所述，虽然普惠金融理念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很多国家的进一步认同，而且各国也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实践，有着不同的实践路径。从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学者已经对普惠金融体系做了系统性的分析和阐释，这些研究得到的结论和提出的政策建议对现代农村金融体系的完善在宏观层面上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全球框架下讨论普惠金融问题有利于调和国内外需求，重新构建国际合作的机制，在金融工具创新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融合了多门学科的知识，可以为今后经济学研究提供一些研究方法，积累有益的经验教训。但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形成具有严密逻辑的体系。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究，比如如何对普惠金融的有效供给进行测量，怎样解释在经济中政府行为的成功与失败，怎样分析普惠金融在全球的差异中反应出来的偏好，这些都是在普惠金融相关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究的话题。■

参考文献：

[1]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No. 1 （Mar.， 1955）， pp. 1-28.

[2]Thorsten Beck，Asli Demirgüc-Kunt and Ross Levine.

Finance， Inequality and the Poor[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7）12：27-49.

[3]Brigit Helms. Access for All：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s[M]. Washington：The WorId Bank， 2006.

[4]杜晓山.小额信贷的发展与普惠性金融体系框架[J].中国农村经济，2006（8）.

[5]茅于轼.兴办小额贷款的几点经验[J].金融经济，2007（5）.

[6]韩俊.建立普惠型的农村金融体系[J].中国金融，2009（22）.

[7]吴晓灵.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N].金融时报，2010-08-03.

[8]张平.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J].开发研究，2011（2）.

[9]胡国晖，雷颖慧.基于商业银行作用及运作模式的普惠金融体系构建[J].商业研究，2012（1）.

[10]焦瑾璞，陈瑾.建设中国普惠金融体系[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11]夏圆圆.普惠金融视角下小额信贷机制发展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0（9）.

[12]何广文.建立普惠金融体系应搞活小额信贷[N].中国经济时报，2010-01-12.

[13]李明贤，叶慧敏.普惠金融与小额信贷的比较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2（9）.

[14]蔡彤，唐录天，郭亮.以小额信贷为载体发展普惠金融的实践与思考[J].甘肃金融，2010（10）.

[15]周兆函.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小额信贷供给绩效分析——基于普惠金融视角[J].金融发展研究，2010（12）.

[16]杜晓山.建立普惠金融体系[J].中国金融家，2009（1）.

普惠金融论文篇（4）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尤其是贫困群体和低收入人群，他们都在生活中的资金需求都要通过信贷的方式来满足。当今社会，主要的贫困群体都集中在农民之中，因此小额贷款的受众也就倾向于农民阶层。

一、课题相关解析

农村金融在我国的金融系统中一直是最薄弱的一环，其根本原因就是成本和风险较高，而受益则相对很低。据调查，2006年全国范围内有贷款需求的农民超过60%，但这个群体中的40%的人无法从正规机构获得贷款；而在从正规机构获得贷款的人中有30%表示获得的资金少于他们的实际需求。事实证明，农民和低收入群体在贷款等金融服务上无法享受公平的待遇，普惠金融系统的建立就有其必要性。

2005年，普惠金融的概念在世界银行举办的一次小额信贷相关的宣传年会上被提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普惠金融和小额信贷具有紧密的联系。经过发展，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阶层筹资的困难起到了很好的缓解作用。可以让贫困阶层利用投资机会改善贫困现状，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进程。

由于更方面的实践取得了成功，我国的一些相关研究人员开始认识到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并在2006年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推广，一些研究文献开始出现。相关的研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且产生很多不同的见解。比如何广文在2010年提出，普惠金融是一个从小额信贷本身延伸出的一个概念，当前只有让小额信贷行业取得良好发展才可以确保普惠金融体系很好地设立。应该建立相关的机制确保小额信贷成为相关机构的自发行为。

虽然相关的研究已经展开，但是相关研究文献太少，无法满足其发展的理论需求。而且相关文献对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造成了混淆，出现无法明确区分的现象，这将对惠普金融事业的发展形成阻碍作用。为此，本文在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对两者的产生的源头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对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罗列对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梳理。

二、小额信贷的发展和普惠金融的产生

小额信贷具有金额小，无担保等特点，它是信贷和扶贫的创新结合，是脱胎于传统的银行贷款的一项新举措。其发源地为欠发达地区，在亚洲和非洲等地较早出现。其最初的形式已经较为完善。其发放的金额较小，收回期限较短，拥有担保团体，可以分期还款，继而连续贷款，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穷人得到了迫切需要的资金。但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小额信贷团体的资金来源都是政府或相关的投资者，在资金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贷款的需求却在相应的增加，这给当时还没有存款业务的小额信贷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只好通过相关的储蓄来维持运作资金。随着其自身不断发展，相关的群众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需求。因此，小额信贷发生了转变，开始向微型金融过渡。

虽然微型金融的发展证明贫困人群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但是其服务对象无法向更广泛的范围扩展，所有人能够享受平等的金融服务的目标更是无法达到。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性，微型金融必须和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的体制相结合，于是普惠金融体系为满足这种要求而出现。

三、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产生的原因区别

小额信贷的出现了是为了满足低收入者的需求，具有一定的扶贫性质。当时，大量的贫困人口无法在正规的机构获得资金，小额信贷作为一种实验性项目首先在孟加拉和拉丁美洲开始出现，其产生之初相关人员就认为这是对贫困人员进行帮助的良好手段。1993年，我国的社科院成立了小额信贷的相关组织，这是我国第一次将其纳入到现实实践当中。

普惠金融自身的产生过程决定其具有内生性，以依靠金融体系的不断改进来实现自身功能的展现为侧重点，强调其机构本身应该为所有受众提供服务，而不是为那些已经拥有资金基础的团体提供服务。从其业务角度来看，一个合格的普惠金融系统应该实现为所有受众服务的目标，并让相应的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二）理论依据区别

信息不对称理论将小额信贷受众的边缘化地位进行了透彻的理论描述，并成为其联保机制得以构建的理论基础。小额信贷受众的边缘化体现在贫困群众无法在正规的相关机构获取没有抵押、不需要担保的资金。交易费用理论则是为那些因每次贷款金额较小、居住地距离正规机构较远而导致贷款需要付出的代价过高的受众提供相关服务的理论基础。金融创新理论则往往是和相关成本控制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通过金融创新可以实现相关成本降低的目标。

发展权理论认为，人类都需要发展，每个人都有实现发展的权利。发展权理论体现了普惠金融中服务所有阶层和群体的理念。科学发展观也是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不过其侧重点在于发展的科学性，为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进行相关的服务的过程中提供是否合理提供理论依据。普惠金融本身功能的发挥就是为了创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因而和谐社会的相关理论为其提供了功能发挥层面的理论支持。

（三）相关机构类型区别

小额信贷的相关组织不同于银行等金融机构，都是一些指向性较为明显的组织，没有吸收存款和买卖债券的职能。普惠金融的相关组织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银行类和非银行类机构以及一些合作性质的组织都提供相关的服务。

四、 总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贫困群体对资金的需求也随之增强，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为其需求提供了资金支持。二者都是具有扶贫性质的贷款服务。本文通过对本课题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对两者之间的发展情况作出对比，进而实现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相关解析。

参考文献：

普惠金融论文篇（5）

一、前言

9月4日、5日，G20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数字普惠金融被列为重要议题之一，会议通过的《 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该领域推出高级别的指引性文件，是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周晓川说：普惠金融是从金融角度提升社会福利，增加社会保障，扶贫和保护弱势群体，像大众提供更好，更便捷的金融服务。关于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究竟如何，田杰和陶建平用来自1877个县市进行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谭文培基于“三位一体”视角进行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构建，李建伟基于VEC模型的实证研究，说明了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使用长春市各县区数据探究我国普惠金融τ谂寰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对于增加普惠金融固定投资，促进农业贷款等理论进行检验，对普惠金融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模型的构建方法

（一）帕加诺模型的介绍

假设一个没有政府的封闭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他可以被用于消费或投资，人口规模不变，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从而总产出函数为：

Yt=AKt（1）

A为资本的边际产出率，K为总资本存量

AK模型假定如果产品被用于投资，并且每期以一定的比率折旧，设资本折旧率C为一常数，则可得出：

Kt+1-（1-δ）Kt=It（2）

经济实际增长率：

g=（AKt-AKt-1）/Yt-1（3）

将（2）式代入（3）式得：

g=aIt/Yt-δ（4）

均衡条件下，总投资等于总储蓄（I=S），因此

g=ASt/Yt-δ（5）

帕加诺认为金融市场加入金融部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金融中介成本的存在，储蓄向投资额转化过程中会产生资本漏出，因此总投资等于总储蓄并不成立，应把条件修改为I=θS，代入（4）式，可得：

g=AθSt/Yt-δ（6）

储蓄率：

s=S/Y（7）

（7）代入（6）：

g=ASθ-δ（8）

讲（8）式取对数：

ln？谆=ln？谆A+lnθ+lnε（9）

根据方程式（9）可知，资本边际生产率A，储蓄投资转化率θ，储蓄率s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影响着三个变量的因素都将影响经济增长。

（二）基于帕加诺模型的分析

选取普惠金融具体的测量指标，资本边际生产率A选择普惠金融资本边际生产率x1（农村经济增加值/普惠金融固定投资）进行替代，储蓄投资转化率选择普惠金融贷款储蓄比率x2（普惠银行金融贷款/农村金融存款），储蓄率s选择在普惠银行的农村存款率（普惠银行金融存款/农村经济增加值），农村经济增加值为yt。综上，本文的计量模型如下：

yt=β0+β1x1+β2x2+β3x3+εt（10）

其中，x1、x2、x3分别代表普惠金融资本边际生产率，普惠金融贷款储蓄比率，普惠银行农村存款率。为了确保数据更具有经济意义，没有对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三、长春市普惠金融数据的实际测量

1. 数据选取说明。本文以长春市十个县区为研究对象。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年《长春市统计年鉴》，中国银监会网站，吉林金融网以及实地调研。

2. 实际计算指标，如表1所示。

3. 计算结果。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表（2），于是样本回归方程为：

Y^=-49.365+116.389x1+40.475x2+6.608x3

R2=0.9604 R=0.9406 F=48.536

R2=0.9604 R=0.9406表明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高。

给定显著性水平10%，自由度为（2，6）的F分布临界值为F0.025（3，6）=3.29，t的临界值为1.943，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显著成立。

进行序列相关性检验发现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进行异方差检验发现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四、结束语

根据计算所得数据，分析可知：

1.长春市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普惠金融资本边际生产率，普惠金融贷款储蓄比率，普惠银行农村存款率，三者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它们的提高都有助于农村经济增长。

2.普惠金融固定投资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普惠金融在我国发展还不够成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普惠金融资本边际生产率很高，根据计算结果可知，普惠金融资本边际生产率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很大，增加普惠金融的固定投资能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3. 通过实地调研，长春市各县区，尤其农村地区，普惠金融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农村普惠金融小额贷款制度还不够完善，通过建立健全普惠金融机制，提高贷款数量，可以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李建伟.具有普惠金融内涵的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的失衡调整[D].云南财经大学，2015.

普惠金融论文篇（6）

1 普惠金融的内涵

普惠金融是联合国于2005年“小额信贷年”时提出的概念，后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大力推行。其基本含义是：能有效、全方位的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实际上就是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它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普惠金融是一种理念。只有让每个人都拥有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才有机会参与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其次，在服务对象方面，贫困和低收入客户是这一金融体系的核心，他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决定着金融体系各个方面的行动。最后，普惠金融是以较低的价格而不是免费提供金融服务。本质上，普惠金融是以较低的门槛将那些被排除在传统金融服务之外的人纳入金融服务体系之内，它不是一种单纯的资金的转移，而是要让所有人都享受到实惠的、可持续的金融服务。

2 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意义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完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对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缺乏资金支持去发展生产，而传统金融体系又把他们排除在外，使他们无法摆脱贫困。通过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向他们提供农村金融服务，能够使贫困者进行生产性投资，这是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基本途径。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基本目的就是使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能够获得平等的享有充分的金融服务的权利。除此之外，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还可以促进教育公平、医疗公平等，从而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3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农村金融机构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正规金融机构为主导、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核心的农村金融体系。与正规的金融机构形成完备的体系相比，在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上还广泛存在着以自由借贷等为主要形式的民间金融，非正规金融机构也得到迅速发展，这就使我国的金融服务区域实现了广覆盖。但是，我国在2012年末还有1696个乡镇还没有金融机构，事实上，在我国实现每一个区域都有金融机构的目标，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

4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农村居民将自己拥有的资金存入农村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却因为自己本身盈利第一的商业特性和农业生产的特性，不愿意将资金贷给农民，这使得农村和城市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其次，作为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农民，缺乏相关的金融知识教育，金融意识和信用意识比较淡薄，这就加大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难度。再次， 普惠金融由于其目标客户是农村中的低收入者甚至是贫困群体，他们一般没有抵押贷款的能力，也无人替他们担保，这就使农村普惠金融业务的不良贷款率较高，导致了农村普惠金融机构贷款风险的大大提升。 最后，我国涉及农村普惠金融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现有的金融法规都是针对城市出台的，农村金融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和保护。

5 完善我国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的对策

首先， 要建立多层次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主要应采取以下几点措施：找准自身发展定位，适当调低市场准入标准;加大宣传力度，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培训力度，规范内部管理;政府要加大对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培训力度。其次，要增强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取决于它们的风险管理水平，因此，如果要提高它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就要提高他们的风险管理水平。第一，逐步推行小组联保机制以降低贷款风险，一方面可以起到代替抵押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使贫困农户之间相互担保，让他们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帮助，提高还款率，降低贷款风险。第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给金融机构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我们可以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使农村金融机构建立信息化、网络化的业务管理系统，获取相关信息，降低网络风险。第三，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只有采取商业化的运作，遵循利率市场化的原则，才能逐渐摆脱对政府补贴的依赖，使自己的经营收入足以负担自己的经营成本，这样才能实现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应做到以下两方面：一是加大农村地区微型金融的立法力度;二是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加快制定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三是，利用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地区。一方面，政府可以对农村新型的金融机构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上的优惠，使他们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进一步放开对农村普惠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控制。

6 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得出了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也进一步了解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措施。相信通过建立多层次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增强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等措施，一定可以使我国农村的金融得到良好的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使我国金融体系得到完善。

参考文献：

[1]吴国华.进一步完善中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7.15.

[2]曹凤岐.建立多层次农村普惠金融体系[J].农村金融研究，2010.10.15.

[3]梁明丽.我国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研究[J].山东经济学院，2011.04.12.

[4]王爱霞.河北省农村地区普惠金融问题的研究[J].河北企业，

2012.3.12.

普惠金融论文篇（7）

普惠金融扶贫农村信用体系互联网金融

一、文献综述

在普惠金融受到广泛关注的这近十年间，许多专家学者针对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其与农村金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晏海运（2013）认为普惠金融的逐渐兴起源自于传统金融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缺陷、中小企业融资相对较为困难、农村金融服务具有广泛的缺失性和贫困农户等弱势群体某种程度上被排斥于金融体系之外等问题，并就制度、市场、主体、工具这四个层面分别提出关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包括对传统金融服务体系进行改革，建立起囊括多种金融机构、金融机制、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的完整普惠金融体系，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结构和减轻贫困农户的生活压力，力图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等。卢娟红（2014）通过研究得到结果证实普惠金融的发展切实改善了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福利差距，缩小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从而提出当前应当大力推进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区域化发展战略，深化普惠金融制度改革的建议。蔡洋萍（2015）采用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的测算方法，研究得出普惠金融对湖南、湖北、河南的作用力是较为有影响的，且为正向的影响。焦瑾璞、黄亭亭和汪天都等人（2015）通过研究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并将其与世界各国的水平进行对比，得出中国已然达成了加速发展普惠金融的条件，但也还有不少的的薄弱部分和限制因素亟待解决的结论。他们建议通过开展更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建立更为完善的统计汇报制度，大力鼓励金融体系创新等方式来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二、普惠金融的兴起与发展现状

如今金融的快速发展使其逐渐变得重要并已经成为了当下经济的核心，而近年来针对更广泛群体而提出的普惠金融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普惠金融”是指一国金融体系立足于机会平等的诉求，目的在于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拓宽至纳入原先被排斥在了传统金融体系之外的对象，能够具有可持续性的为有金融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切身有效的金融服务的新理念。建立“普惠金融”主要运用的方式有加速金融体系发展建设、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加大国家政府的政策支持引导等。近十年来，联合国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推广给予了极大程度上的支持，许多相关组织机构也纷纷提出了有助于发展普惠金融的建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一直都高度重视着农村区域金融的发展状况，长久以来在农村金融方面的持续研究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但是，我国距离实现全面性的普惠金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需要进一步发挥政府在政策和软硬件基础服务设施方面的引导作用。

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由于基础服务设施覆盖不足造成的地理距离远、客户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等因素使得其在面对弱势人群、弱势产业和弱势地区时出现了金融排斥。而普惠金融的兴起为这一棘手问题的解决和农村金融的发展创造了新途径，它可以提供融资以帮助低收入群体紧抓机会进行创收，改善他们以往不合理的消费开支结构，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家庭生活水平，提高贫困农户的生产能力，帮助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健康服务。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贫困人口，缩小区域贫富差距，推动农村金融的长足发展，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时，普惠金融的关键在于“普”和“惠”，也就是惠及更广泛的群体，因此成本与风险是其中的重点。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就是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探寻平衡风险与成本的新策略。普惠金融这一需求正好就是我国目前推进的“供给侧改革”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普惠金融的发展需求正是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另一方面，普惠金融面向弱势群体的特性使之将资金尽可能的投入在薄弱部分。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使社会保障更完善可持续，金融环境更公平正义，能够更好的支持供给侧改革。

三、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金融服务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当前的普惠金融推进阶段中，关于扩大基础性金融服务覆盖面的举措，主要还是采取填补贫困县域金融服务空白这一方式。通过向下发展银行网点以及推广相关基础设施，能够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居民寻求基础金融服务时的便利度。但根据农户调查显示，目前贫困县域地区基础性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利度都相对较低，使得普惠金融的推进措施对贫困地区的效果并不明显。金融基础服务整体滞后的状况，从侧面反映出农村居民的金融参与程度低等问题。

（二）贫困农户对普惠金融的需求及信贷抑制

从多方调查资料中进行了解之后能够发现，贫困农户的信贷需求虽然是旺盛的，但实际中的借款金额却往往并不大。由此进一步分析贫困农户信贷需求，发现其需求一般都是基于生产或者消费。一方面，成本高，受贫困地区群众议价能力弱和对资金可获得性关注度高等因素影响，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而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匮乏金融知识并且信用意识薄弱，加之某些农户未获得贷款的负面效应，会造成农村居民对金融支持的给予未能怀有足够信心，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金融服务的顺利实施。

（三）社会法制环境建设不完善，信用体系不健全

普惠金融论文篇（8）

普惠金融体系这个概念来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其基本含义是：能够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

目前我国普惠金融机构和业务均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P2P借贷平台等新型普惠金融业态得到长足发展，涌现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但深入观察，我国金融体系的普惠程度仍然不够，具体表现包括：农村金融基础薄弱、网点少、成本高；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尚未根本改善；小型社区类金融机构发展亟待加快；新技术革命冲击下的部分金融创新业务有待进一步规范；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大等等。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这一全新提法意味着，在完善现代金融体系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普惠程度。本文着重分析了发展普惠金融的必要性，探讨了发展普惠金融的基本途径。

一、发展普惠金融的必要性

（一）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克服现有金融体系的弊端

现在的金融体系是经过多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现在的金融体系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其突出的一点是服务越来越倾向于服务价值取向较高的客户，而忽视那些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个体经营者、农户或者自然人客户，也就是说众多的有发展潜力的客户被排斥在金融服务对象之外，也就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和微小型企业只能通过非正规金融途径才能获得他们需要的金融服务，当然这些金融服务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代价高昂或条件苛刻，例如私人借贷、高利贷等，甚至可能造成社会风险。因此，发展普惠金融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依靠技术革新和政策支持来推动金融市场向那些更加贫困和更加偏远的地区开放，并提供种类更加丰富、价值更加合理的金融产品，从而最大限度地提供金融服务。

（二）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提高资金配置效率

发展普惠金融，就是通过创新工具将市场储蓄资源进行跨主体、跨行业、跨地区有偿转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金融资源使用不合理，资金配置效率不高。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要破除各种制度性和政策，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将金融服务向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扩展，促进资金自由合理流动，提高资金使用和运行效率。

（三）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增强社会公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办者尤努斯有句名言：“每个人都享有获得信贷的权利”。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讲话中强调：“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答记者问中深情地说道：“我们要努力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不论是来自城市还是农村，不论是来自怎样的家庭背景，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取得应有的回报。不论是怎样的财富创造者，是国企、民企还是个体经营者，只要靠诚信公平竞争，都可以获得应有的收获。”普惠金融正是金融领域中注重体现人人都有平等机会获得金融服务这样一个理念，它的主要宗旨在于降低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使在传统金融中无法正常得到金融服务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个体经营者、农户以及贫困人群能够享受到基本的金融服务，运用金融手段，促进就业创业，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从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二、发展普惠金融的基本途径

（一）适度放宽市场准入标准，构建多层次、适度竞争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小型金融机构发展

要建立起多层次、广覆盖、适度竞争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民间资本更多进入普惠金融领域。金融业作为竞争性的服务行业，应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精神，按照“负面清单”的准入制度，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允许和支持区域性中小民营银行、小型金融机构等的设立与发展，为各类投资主体准入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小微金融机构在从事微型金融服务中贴近基层、链条短、信息对称的优势，降低对抵押、担保的要求，从而缓解农村金融抵押、担保不足的问题。

目前从村镇银行、农信社等扩展到社区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主力军。同时，对有利于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同类型金融形式，如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都要积极鼓励，加快发展。截至2012年末，全国共有25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起设立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939家，其中村镇银行876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累计吸引各类资本571亿元，存款余额306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347亿元；累计设立小额贷款公司6080家，实收资本5146.97亿元，贷款余额5921亿元。通过不断丰富基层金融组织体系，对缓解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加强有效的政策引导，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

在构建普惠金融体系过程中，政府需要担当一个重要角色，一是在不违反金融机构基本规则的公平性和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前提下，应该给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以创新的空间开发适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二是制定宏观金融政策如规章制度、激励政策和监管机制，保证金融机构适宜的生存空间，使他们有能力持续性地为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或金融产品。三是通过财政刺激等手段引导资金和鼓励金融机构为贫困和低收人群服务，主动提高普惠程度。

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投入。在金融改革发展过程中，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加快自身业务结构转型过程中，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积极开展消费金融业务，为普惠金融理论在我国的实践做出有益探索。中国的小微金融队伍大体有7个主力，扩充7大方面军。一是邮储银行，二是农信社全国2000多家，三是中小农城商行约300多家，四是小贷公司7000多家，五是村镇银行1000多家，六是融资性担保公司8000多家，七是典当公司有放贷业务6000多家，这7个方面军支撑着中国小微金融、普惠金融、草根金融。例如邮储银行利用覆盖全国城乡的3.9万多个网点，五年累计发放小额贷款7262亿元，解决了600万户家庭的融资问题，小额贷款笔均约6.3万元，破解了农村融资服务难题。

（三）鼓励多样性的普惠金融业务创新，不断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

1.增加金融服务的层次，丰富金融产品，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的边界，满足不同类型资金需求者的多样化需求。如针对地方特色产业，开发产业链信贷产品；针对农村抵押担保品不足开展的集体林权抵押贷款、大型农机具抵押贷款；结合农村土地流转探索开展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贷款；针对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创新“信贷+保险”产品；针对农村合作组织特点，探索“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公司+专业组织+农户”等多种信用支持方式。

2.推进技术创新。通过积极运用新型技术手段，对信贷流程和技术再造，利用P2P借贷、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型支付工具，解决微型金融或者普惠金融的网络和通道的问题，为客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现代金融服务。

3.借鉴国际经验，创新金融模式。金融模式的创新在国际上有一些可借鉴的做法，例如：尤努斯的乡村银行联保模式，这种模式是由5名孟加拉国妇女组成联保圈，互相担保，几十年来被30多个国家效仿，放贷六七百亿美元，不良率很低。又如：巴西的银行业务模式。该模式允许银行在更大的范围以更多的形式提供金融服务。巴西各大城市的零售商店、邮局、销售点成为银行分支机构的补充。

（四）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金融服务现代化水平

加快支付体系建设，提升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基础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在存、取、结算、政府直接支付等方面，使农村和城市一样享受多渠道、低成本、广覆盖的基本金融服务。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快整合小企业信用信息，大力发展电子化的高效动产质押登记系统，修订会计审计标准，完善破产法规等市场退出制度，全面优化小企业金融生态，推动小企业融资便利化。

（五）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普惠金融消费者保护，不断提高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素养

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改善信用体系建设，优化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建立动产融资登记系统，扩大中小企业融资的抵押品范围；建立集中统一，覆盖农村企业、个人和中小企业的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形成“守信受益、失信惩戒”的信用激励机制。截至2012年末，全国共有1.48亿多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其中8524万农户得到贷款。各类“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不断涌现。

综上所述，普惠金融在促进金融创新、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就业创业、改善民生、增强社会公正、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探索，不断推进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周平军.从战略层面推进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经济日报》，2014（01）.

[2]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发展普惠金融 改善基层金融服务.《第一财经日报》，2013（12）.

普惠金融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6.04.012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inclusive financial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ield to which all circles pay attentions. On the basis of relevant theories of finance， this study analyses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ffects of reducing poverty.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clusive finance.

Key words：inclusive finance；financial institution；financial development；poverty reduction

在国内，普惠金融体系是焦瑾璞首次提出的，它是能够公平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特别关注目前尚不能为传统金融服务所覆盖的低收入及贫困群体，是小额信贷及微型金融的延伸和发展，同时也是一种金融公平的体现，它具有公平性、多元性以及丰富性等特征。针对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发展普惠金融的现状、影响因素以及如何发展进行了研究。

1 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普惠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虽然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仍然存在不平衡的现象，普惠金融发展也存在不平衡现象。蒋子然[1]、钮键军[2]认为，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是：普惠程度较低、普惠金融的产品创新不足，金融服务创新不足；风险管理与监管方式不得当；金融基础设施较为落后。

对于普惠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许多学者作了相关的研究，夏慧[3]认为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中存在金融服务的定位不准确；小额信贷目标客户单一，使得小额信贷机构无法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来分散风险；风险防范任务艰巨，防范措施不健全；政府准入较高，监管模糊，使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受到阻碍，出现瓶颈现象。高彦彬[4]认为，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障碍是：用户缺少贷款抵押品，业务成本较高；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较窄以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落后，法律环境不健全。邹力宏[5]以安乐县为研究对象，认为我国贫困地区实施普惠金融存在着农村信用体系比较滞后，信贷资源严重外流，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和引导不到位，农民的金融意识和金融认识水平较低，以及农村金融的教育培训机制缺失等主要障碍。从普惠金融框架视角，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仍处于基础设施不健全、服务面不够广、服务成本比较高的阶段[6]。

对于阻碍普惠金融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因素，许多学者作了相关研究，张炯玮等[7]认为：由于政策、制度的缺乏和信用环境的欠缺，使得金融机构的普惠意愿不足；弱势产业保险发展相对滞后，使得普惠金融的需求者难以有效地分散风险；普惠金融的发展难以受到政府与社会的重视。张培英[8]以新疆为例，认为发展普惠金融存在大型金融机构普惠金融服务意愿不足、服务理念欠缺、部分新型的金融服务机构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而且政府和社会对普惠金融的认识度和重视不足，社会信用环境欠佳，这就影响了普惠业务的拓展。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着农村金融机构布局偏离农村，服务对象也偏离农户；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缓慢，农村资金互助社的零增长制约农村金融“普惠性发展”；农村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和业务扩张能力较弱，存在较高风险的困境，影响了减缓农村贫困的效果[9]。

总之，对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分为：（1）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技术落后；（2）普惠金融体系滞后；（3）农村金融机构的普惠意愿不足、服务理念欠缺。

2 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

张世春[10]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在商业性资金运作下是难以实现的，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资金支持的影响，并从金融供给方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认为人口规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规管程度等都是影响金融网点分布的因素。Diniz等[11]通过以巴西为例，研究发现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带动普惠金融的发展，它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徐敏[12]认为，农民的人均收入、农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存款资源运用的水平、城市化、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等都是影响农村金融普惠性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翟帅[13]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认为产业拉动率、网络普及率、城乡收入差距等因素会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公路铁路旅程和教育水平与普惠金融指数不存在相关关系。

国内外学者对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是从金融供给方、需求方以及社会环境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供给方的因素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水平以及金融网点布局等；需求方的因素主要包括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农业产值等；社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信用环境以及财政政策等。

3 关于普惠金融发展与减缓贫困关系的研究

3.1 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机制

对于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贫困的研究主要通过普惠金融直接影响农村贫困和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等间接影响农村贫困两种途径进行。王修华等[14]从金融宽度的角度分析了农村金融的门槛效应、减困效应和排斥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机理，又分析了涓滴效应，即通过有效的刺激经济的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间接影响机理。崔艳娟[15]从宏观和微观上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从宏观的角度看，良好的金融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从微观的角度看，金融机构的完善、规模的扩大，不仅改善了融资环境，减少了资金对企业和个人的约束，提高了增加收入的机会。另外，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金融风险以及与之相伴的经济波动、价格波动都对贫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汪晓文、冯晓锦[16]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对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储蓄存款减缓贫困的效果较小，要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应通过信用贷款的方式为贫困地区提供资金，拉动能给农民带来效益的产业的发展，从而给农民带来财富，帮助他们脱贫。PatriekHonohan[17]认为，金融深化可以使贫困比例下降，可以提高人们的平均收入，从而可以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Adam等[18]通过分析加纳的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和贫困的影响，发现金融自由化本身并不会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但是配置给私人部门的信贷额越多，穷人的生活水平将会有所提高。Bihari[19]通过分析印度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认为，手机银行已经为大众所接受，能够为贫困人群和非银行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蒋桂容[20]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衡量了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对新疆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农业贷款对新疆农户收入的影响程度更大，通过分析农民家庭性收入构成，发展第三产业主要是围绕农业展开，则金融应该对农业物流或农业服务方面增加贷款，从而带动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减缓贫困。江春、赵秋蓉[21]结合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要使金融发展能更好地减缓农村贫困及改善收入分配，最好的方法并不是直接给穷人提供大量的贷款，而应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并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上建立支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活动的金融体系，放宽金融管制，改善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的运作，创造更多的机会，并加强政策和制度的支持。

3.2 关于普惠金融减贫的环境设施

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还受到普惠金融体系、信用门槛、信贷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网点布局等方面的影响。Demirguc-kunt和Levine[22]指出，金融发展要真正降低全社会的贫困率，真正帮助穷人，则金融发展不应将目光仅仅集中于穷人，真正应该着力的是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提高所有人享有金融服务的水平。Bianchi[23]指出，金融体系应大力支持企业家打破财富的约束，使贫困但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有可能创办企业，这有利于增加一个社会的收入流动性，解决贫困的“代际世袭”问题。谭文培[24]提出，由于普惠金融自身的特性，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必须通过政府的力量强制组建以提高农村金融体系成长的效率，而农村社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缺陷，因此要较好地为农村贫困和低收入者提高金融产品或服务，必须构建市场、政府和农村社区“三位一体”的能相互弥补缺陷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王宁等[25]通过研究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内在逻辑认为，金融机构较高的信贷门槛、信贷市场的不完善，容易使得未能享受到金融服务的贫困家庭掉入“贫困陷阱”，所以应该降低信贷门槛，为贫困人群提高金融服务。刘建伟[26]以新疆石河子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现状，认为普惠金融组织体系日益健全、服务方式不断创新、服务力度也不断扩大，但仍存在普惠金融供求不匹配、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的医院欠缺、金融组织的资金来源受限、业务拓展能力较弱以及弱势产业保险发展滞后等问题，并提出通过放款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完善利益均衡机制、创新金融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发展弱势产业的保险业务等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信用门槛，从而提高普惠金融对中小型企业、贫困人群的金融服务，体现社会公平，减少贫困和收入差距。田剑英[27]通过研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布局现状及影响因素认为，应支持民间资本多渠道进入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提高金融网点的信息服务化水平、扩大网点覆盖面、开展合理化的网点布局，从而推动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解决农村经济的缺口，有效增强农户和中小型企业的金融服务，满足农村信贷需求。

4 发展农村普惠性金融的主要措施

针对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一些学者就我国如何发展普惠金融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王安军、王广明[28]认为，应根据我国的发展情况，创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小额信贷组织，创建全面协调发展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并设计准入机制和监管机制，降低准入门槛。郭兴平[29]认为，在普惠金融发展中大力推进乡村电子化金融发展，拓宽乡村电子化金融发展渠道，坚持乡村电子化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吕家进[30]认为：发展普惠金融应做好小额贷款，解决农户融资难题；坚持经营模式的创新，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并做好社区金融，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金融服务。姜丽明通过借鉴国外的普惠金融发展经验认为：发展普惠金融应该出台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法规，完善政府的引领和支持；大力发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支持小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坚持在金融服务、金融产品方面的创新，还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31]。邹力宏[5]以乐安县为例，认为基层人民银行的发展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着力点，所以应加快县域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加大金融对扶贫产业的支持力度，引导和规范商业化民间互助资金，使之成为普惠金融的有效补充，真正实现资金扶持和金融教育培训相结合的普惠金融服务。孙欣华[32]提出了要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就应该彻底改变传统的金融服务理念，通过土地托管、农房抵押、担保+公正等创新的方式将小微企业、三农信贷工作做好；还要加强县域经济体系的建设，加大对农商行、村镇银行等地方法人机构的引进，增加普惠金融的有效网点；同时推进金融服务创新，除了规范服务的硬条件以外，还要注入情感服务。马富华、史贤良[33]认为，要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既要加强资源整合力度，创新支农服务方式，还要优化和深化信用创建工程，优化生态金融建设，同时政府及时出台相关政策和优惠措举，加大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

5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普惠金融的发展和农村贫困可谓是一个热点话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普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展方向，普惠金融减缓贫困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这对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村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模式的建立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蒋子然.对贵州省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区域金融研究，2014（8）：76-79.

[2] 钮键军.普惠金融的“危”与“机”[J].金融博览（财富），2014（2）：48-51.

[3] 夏慧.普惠金融体系与和谐金融建设的思考[J].浙江金融，2009（3）：18-19.

[4] 高彦彬.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障碍与突破[J].征信，2014（12）：65-68.

[5] 邹力宏.基层人民银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研究――基于乐安县为样本的金融扶贫的实施[J].金融与经济，2014（9）：90-93，37.

[6] 林永福.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认识与思考[J].时代金融，2014（26）：238-240.

[7] 张炯玮，张永庆，张利民，等.基层央行发展普惠金融体系的探索与实践[J].华北金融，2011（10）：54-57.

[8] 张培英.新形势下新疆发展普惠金融体系的探索与实践[J].金融发展评论，2013（6）：97-101.

[9] 刘萍萍，钟秋波.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困境及转型路径探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33-40.

[10] 张世春.小额信贷目标偏离解构：粤赣两省证据[J].改革，2010（9）：63-68.

[11] EDUARDO D，RENE B，MARLEI P. Triggers and barriers to financial inclusion： The use of ICT-based branchless banking in an Amazon county[J].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2012，11（5）：484-494.

[12] 徐敏.农村金融普惠的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新疆为例[J].开发研究，2012（5）：104-107.

[13] 翟帅.江苏省普惠金融指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财会月刊，2015（12）：65-69.

[14] 王修华，邱兆祥.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J].经济学动态， 2011（2）：71-75.

[15] 崔艳娟.我国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理论与实证[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2.

[16] 汪晓文，马晓锦.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分析――以甘肃省为例[J].财会研究， 2014（12）：66-68，71.

[17] PATRIEK H.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poverty： how close are the links？[Z].New York：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4.

[18] MCGREGOR D F M， ADAM-BRADFORD A， THOMPSON D A.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agriculture in the periurban interface of Kumasi， Ghana： problems and prospects [J].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2011，32（3）：382-398.

[19] BIHARI S C. Financial inclusion for Indian scense [J].SCMS Journal of Indian Management，2011，8（3）：5.

[20] 蒋桂容.新疆农业贷款结构对新疆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J].新疆农垦经济，2011（2）：7-10，39.

[21] 江春，赵秋蓉.关于构建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理论思考――国外金融发展如何更好地减缓贫困理论的启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24-29.

[22] DEMIRGUC-KUNT A，LEVINE R. Finance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Z].New York： World Bank，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468.Risk Shar，2008.

[23] BIANCHI M L， RACHEV S T， KIM Y S， et al. Tempered stable distributions and processes in finance： Numerical analysis[M]//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actuarial sciences and finance. Milan：Springer，2008：33-42.

[24] 谭文培.基于“三位一体”视角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构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85-88.

[25] 王宁，王丽娜，赵建玲.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内在逻辑[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127-131.

[26] 刘建伟.石河子普惠金融体系发展制约因素及对策探讨[J].新疆农垦经济， 2014（11）：87-89.

[27] 田剑英.便捷普惠金融的研究：基于宁波市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布局[J].浙江金融， 2015（1）：76-79.

[28] 王安军，王广明.贫困地区金融供求分析与建立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议[J].海南金融，2007（8）：68-71.

[29] 郭兴平.基于电子化金融服务创新的普惠型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研究[J].财贸经济，2010（3）：13-19.

[30] 吕家进.走商业可持续普惠金融发展道路[J].中国金融家，2013（11）：29-31.

普惠金融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73-04

引言

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将普惠金融理念引入中国，意在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企业和个人提供普遍、有效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为进一步消除金融服务空白区，实现普惠制金融，2011年3月银监会出台《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空白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2016年1月15日，我国首个普惠金融的国家战略规划《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标志着我国普惠金融翻开了新的一页。普惠金融是指将金融普遍惠及所有群体，特别强调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偏远地区以及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中提供金融服务。中国地域辽阔，普惠金融的指标很不平衡。在以上背景下，研究农村金融普惠水平测度对普惠制农村金融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湖北处于横贯东西的长江中游，是中部崛起带的核心，对周边经济区形成强大的辐射与吸纳，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的战略支点作用。湖北是中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地，发展湖北经济，提高普惠金融水平至关重要。2015年3月，湖北实施“金融服务网格化”探索普惠金融新模式，这是顺应我国金融服务城镇化、社区化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要想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就要先了解湖北省各县（市）的金融服务水平概况。本文对湖北省各县（市）的金融服务水平进行测度，主要分析普惠金融水平。

一、湖北省的金融概况

2014年年末，湖北省金融机构（含外资）本外币贷款余额增长15.6%，增速比上年末低0.2个百分点。全年新增贷款3 408.8亿元，比上年多增406.8亿元，是历史最高水平。其中，新增中长期贷款2 388.6亿元，是上年的1.7倍，占全部新增贷款的70.1%，比上年提高22.4个百分点，贷款增长呈现较为明显的长期化趋势。三农、小微企业和县域贷款增速分别高于全省全部贷款平均增速1.4个、5.1个和4个百分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贷款增速连续两年超20%，新增保障性住房开放贷款是上年的2.6倍，小额担保贷款、助学贷款及扶贫贴息贷款等实现稳定增长。2014年年末，湖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增长12.1%，实现利润增长3.6%，不良贷款率1.6%，比年初提高0.1个百分点，年末拨备覆盖率163.9%，贷款拨备覆盖率2.9%，比上年末分别提高13个和0.3个百分点。全省新增村镇银行37家，小额贷款公司53家。

2014年年末，湖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为7 414个，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总数（218 000个）的3.4%；从业人员总数为125 762人，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总数（3 725 000人）的3.38%。①由此可见，湖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面是比较低的，从业人员也较少。但湖北省的财务运行相对稳健，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农业、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上在不断加大，这为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理论研究

Beck et al（2007）最早列举了能够反映金融普惠性的相关指标，包括银行机构在地域和人口上的分布数量、ATM 机在地域和人口上的分布数量、人均贷款账户数量（每千人贷款账户数量）、贷款收入比、人均存款账户数量以及存款收入比等八个指标[1]。Sarma（2008）提出用三个维度来测度普惠金融水平（IFI），该指数吸收普惠性金融的三个维度信息（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和产品接触性）提供了测度普惠金融水平的综合方法[2]；Chakravarty（2010）提出金融包容性指数的测算方法，其将不同维度上的影响因素加总成指数，分析各种因素对于总指数形成的百分比贡献，提出了公理化方法[3]；徐敏（2012）运用Chakravarty改进的普惠金融指数计算方法分析了新疆83个县（市）2010年的农村金融普惠水平[4]；王洪光和冉笑影（2015）运用Sarma提出的方法考量了2013年度河南省的普惠金融水平[5]；孙平（2016）采用空间聚类模型方法分析影响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因素[6]。

三、水平测度

根据湖北省行政区域划分，湖北省共包括21个市。①由于难以取得鄂州市全面有效的相关数据来测度湖北省普惠金融水平，因此本文选取除鄂州市外的67个县市作为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本文借鉴Sarma的研究方法，用IFI指数代表普惠金融水平，选取4个维度，并用具有代表性的统计指标来代表各维度的值，对湖北省普惠金融水平进行测度，即银行渗透性、银行服务获取的便利性、实际使用度和壁垒。

（二） 测度结果

1.指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14年湖北68个县（市）农村金融为研究对象，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县（市），最终选择67个县（市）作为样本数据，占98.53%，能够代表湖北农村地区。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银监会和中国农业信息网。主要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1）维度1（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恩施市和襄州区，总平均值为0.2036；标准差为0.1467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2.8557，说明该样本变量成右偏态分布；峰度为12.5363，说明该样本变量有过度的峰度，分布形态相对较陡峭。（2）维度2（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宜都市和随县，总平均值为0.3605；标准差0.1716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0.5562，说明该样本变量成右偏态分布；峰度为-0.1224，说明该样本变量有不足的峰度，分布形态相对较平稳。（3）维度3（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恩施市和襄州区，总平均值为0.2991；标准差0.1579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0.4677，说明该样本变量成右偏态分布；峰度为0.2257，峰度值较小，说明分布形态相对较平缓。（4）维度4（值）：最大值和最小值所属县（市）分别为恩施市和沙洋县，总平均值为0.4655；标准差0.2277较小，说明该样本变量波动不大；偏度值为0.0444小，说明该样本变量基本成正态分布；峰度为-0.1948，说明该样本变量有不足的峰度，分布形态相对较平缓。

2.IFI计算结果

（三）结论

1.整体县（市）的普惠金融水平较低。2014年，湖北省67个县（市）的IFI值平均值为0.3059，其中33个县（市）IFI值位于平均值水平以上，占所有统计县（市）的49.25%。IFI值位于0.3～0.5区间的县（市）个数有36个，占总数的53.73%，普惠金融水平居于中等水平，这36个县（市）主要分布在黄冈市、孝感市、荆州市和十堰市。其余31个县（市）IFI值介于0.1～0.3区间内，占总数的46.27%，普惠金融水平均较低。英山县IFI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最高水平，但只有0.4950小于0.5。赤壁市IFI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最低水平，仅0.1727。从这些数据可看出，湖北省的整体普惠金融水平并不高，但特点是分布相对均匀，有半数达到均值以上。

2.同一县（市）各维度值排序存在差别。综合各县（市）4个维度值可知，任一维度值的大小都无法确定其他维度值的取值，也无法预测IFI值的大小。例如云梦市，其d1的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第54位，偏小，而其余3个维度的值排序依次为第17位、第47位、第19位，其IFI的值居于第28位，相对较大。而通山县，其d1的值在所有县（市）中居于第11位，较大，而其余3个维度的值排序依次为第60位、第36位、第60位，其IFI的值居于第60位，相对较小。这表明，湖北省各县（市）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差异性，衡量IFI指数采取综合性指标和对各指标进行线性无量纲化的必要性。

3.同一地级市下的不同县（市）普惠金融水平存在差异。同一地级市下的县市，其普惠金融水平高低不一，存在差异。例如，恩施市、利川市、建始县、巴东县、宣恩县、咸丰县、来凤县和鹤峰县这8个县（市）均隶属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辖，其IFI值分别是0.4355、0.3726、0.2306、0.2735、0.3077、0.2741、0.2583、0.3262，在所有县（市）排序中分别居于第3位、第13位、第57位、第46位、第31位、第44位、第49位和24位。

结语

综上，湖北省67个县（市）农村普惠金融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地区差异，IFI值最大的是黄冈市的英山县（0.4950），IFI值最小的是咸宁市的赤壁市（0.1727）。同时，整个省的农村金融普惠程度偏低。湖北作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交通枢纽，经济的发展对周边省市的经济推动作用明显，故提高湖北农村金融普惠水平，从而促进湖北省经济发展，辐射带动中西部金融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动农村金融普惠进程提出以下建议：

1.湖北省地区的农村金融产品目前仅局限于银行和保险，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大都集中在存、贷、汇。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的需求不仅是存、贷款业务，理财、咨询和业务也不断增加。故要不断创新金融服务的方式，提供灵活多样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发展金融机构农村地区业务的多元化，满足农村经济主体的各类金融需求。

2.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各级政府切实做好政策保障工作。目前，惠农、支农法律法规还明显不够健全，政策支持力度不到位，政府部门应建立政策法规制定健全监测评估体系；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切实保障农村经济发展；发挥政策激励引导作用，保证地区金融均衡发展。同时，各级政府应加强普惠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推广，定期开展“金融知识宣讲”活动，另外将金融体系与电信体系和互联网公司联系起来，充分开通手机金融服务，这样可以大大扩充金融服务的运用范围。切实提高农村人民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了解与应用。

3.普惠性金融推进既要满足农户、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又要充分考虑金融机构尤其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金融机构应该根据市场金融需要明确其市场定位，采取形式多元化的方式既满足农户、中小企业的金融需要，又要维持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的盈利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小微企业和个体等应加强自律管理。做到诚信经营与借贷，不断完善积累自己的信用记录，使得普惠金融活动能有序高效地进行。

参考文献：

[1] Beck Thorsten，Asli Demirgüc-Kunt，Honohan Patrick.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Measurement，Impact，and Policies，2007.

[2] Mandira Sarma. Index of Finacial Inclusion[N].Working Paper，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2008.

[3] Chakravarty S R，Pal R.Measuring financial inclusion：An axiomatic approach[R].Indira Gandhi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Mumbai Working Paper，2010.

普惠金融论文篇（11）

格莱珉银行创立者•尤努斯指出:主流经济学家未能理解金融机构所具有的社会能量,而现有的经济理论也把金融机构看作一种为贸易、商业和工业提供服务的平滑组织。但是在实践中,金融机构能够创造出迅速转化为社会能量的经济能量。例如,当贷款惠及到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之后,这个群体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如果银行只贷款给有钱人,结果是富人掌握了更多的金融资源去剥削穷人,最终造成富人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穷的社会“马太效应”。尤努斯一手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GB)致力于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满足其金融需求,使穷人受益,并为人类解决贫困难题提供了一个可行办法。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桂冠也因此戴到了尤努斯头上,以表彰他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这一模式的巨大成功,是对传统的“贷富不贷贫”、“救急不救穷”、“只讲锦上添花、不讲雪中送炭”等等固化思维产生的强大冲击,成为了平衡商业性和社会性矛盾的实践楷模。正如尤努斯强调的“除了考虑利润之外,我们还关注很多社会问题,履行社会责任,努力解决贫困、营养不良、不平等、儿童死亡等问题”。他所倡导的社会企业导向,对改革和完善现有金融体系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关于金融社会性的讨论也日渐丰富。

事实上,GB模式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引用,存在明显的局限。其他不说,孟加拉国的社会经济和产业交换模式,有其深厚的宗教背景和地域特点。这和中国大相径庭。孟加拉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其居民每周有固定地点、固定时间的礼拜,这使得他们不用额外组织会议,就可进行信息、决策和信贷授受活动。热带地区生产交换活动的常年性,加上穆斯林社会独特的手工业生产与交换体系,使得穷人都有持续不断的现金流。这与中国的农耕和游牧文化下,农牧业每年仅能产生一到三次的收入现金流极不相同。孟加拉宗教传统下的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和沿门托钵的乞丐文化,使得尤努斯可以发动穷人和乞丐,成为银行家。在中国并没有类似的“场域”和“习性”,因此也就没有孟加拉式的小额信贷实践逻辑。

但是从GB模式中仍然可以学到一些有益的运作方式,如贴近草根阶层、努力实现信贷决策权的下移、努力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一步寻究还可以看到,GB脱出了简单形式主义经济学框架下的理性经济逻辑,而有了更多实体主义色彩的实践经济学预设,如假设每个人是道德人、经济人、社会人、宗教人的多重面孔,由此产生的是社会人假设,并形成了一整套的超越市场逻辑的社会经济逻辑。这一逻辑虽然不易于逻辑的推演,但显然比单一的理性经济假设,更符合人性的实际。由社会人假设出发,可以得到一整套由微观到宏观的“社会人――社会企业――社会市场――社会农业――社会金融”思维框架,与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利润最大化的商业企业――自由市场――产业化农业――商业金融”的市场逻辑形成鲜明对比(见表1)。

在社会金融的逻辑框架下,每个人或每个企业既有理性经济的一面,也有社会道义的一面,是社会人或与之相匹配的企业组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形式并非自由市场经济,而是社会市场经济。在社会市场经济中,人们的信用关系不单是商业信用,更加是社会信用,由此支撑的不仅是商业金融,而是社会金融。

由此可以讨论综合市场逻辑和超越市场逻辑双轨运行的新的社会改造方案,这一方案的内容至少包括如下七个方面:

一是重塑经济的微观基础。由单纯的理性经济人,过渡到有他利和公益目标,兼具理性经济和社会道义的社会人。

二是重塑微观企业。由单纯追求单一的利润最大化的逐利企业,过渡到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利益等多元目标的社会企业。

三是重塑市场经济性质。由单纯的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到集合了微观的社会人和社会企业的社会市场经济。

四是重塑农业的性质。由单纯的发挥单一经济功能,作为产业形态的农业,过渡到具有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四大属性,包涵生态、生产、生活、生计、社会交往、文化教育、、国家安全、休闲医疗等多重功能的社会农业。

五是重塑金融性质。金融业不再仅仅扮演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进化机制式的资源配置机器,并由此形成单一的市场金融体系。要兼顾到自身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的具有商业金融服务特惠化和基本金融服务普惠化二元目标的社会金融体系。

六是重塑农村金融。在农村地区,逐步改变以单一竞争目标为导向的金融体系建设目标,改造现有的以特惠化和差别化服务为基本原则的商业金融体系,使之成为与社会人、社会企业、社会市场、社会农业相容的社会金融体系。在金融体系建设上,更多促进不同金融组织之间的合作,而非竞争。在“存放汇”等基本金融服务上,贯彻基本公共服务的普遍服务和均等服务原则。在此基础上,甚至可以设想逐步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将社会金融体系复制到城市,使得金融部门不再是单纯地搬运货币财富、配置货币财富的部门,而是能够涵盖诸多社会目标,改造成为支持人类可持续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模式的社会金融系统。

七是促进社会行动。前面所有目标的实现,依赖于一整套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的重新塑造。如尤努斯针对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批评的那样:“此次金融危机正是源于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贪婪以及道德沦丧。政府救市的行为证明,亚当•斯密所谓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其实根本不存在。”且不去评论尤努斯的批评是否到位,从中至少可以看到,脱开唯利是图的单一理性经济价值观,就可以为农村金融、农村经济,甚至整个人类经济交往模式,寻找到一套更加可持续的替代方案,开辟出一条政治、经济和社会可持续的新路。

我国金融体系历经多年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对于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仍然存在网点不足,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以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传统的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以及合作性金融机构,往往因谋求利润最大化和自身可持续发展,将低收入群体长期地、系统地被排除在服务领域之外。金融服务的缺失,是导致中小企业贷款难、农民增收困难、农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金融机构的商业性和社会性是否可以兼顾,乡村银行的成功和推广给出了很大的启示。而建立起一套可持续发展,又能关注弱势群体的金融体系,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弱势群体必须依托社会金融体系,才能走出金融排斥状态。弥补市场金融服务的空白,追求社会公平和效益,在此基础上获得可持续发展,是社会金融的核心理念。这一以社会利益为导向的金融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普惠金融”目标可谓不谋而合。

促进普惠金融建设

“普惠金融体系”一词来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Inclusive”这一词汇,本身就有包容性、综合性的涵义。联合国借助2005年“小额信贷年”的机会,在全球倡导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其基本含义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让广大被排斥在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客户获得金融服务;对象是农户、微型企业等相对贫困群体和地区。联合国希望通过小额信贷(或微型金融)的发展,促进这样的金融体系的建立,此后,普惠制金融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和研究应用。

焦瑾璞2005年在国内率先引进普惠制金融的概念,并构建了普惠制金融理论的框架。普惠制金融是指能以商业可持续的方式,为包括弱势经济群体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全功能的金融服务。普惠制金融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服务对象的特定性。普惠制金融体系以价格相对合理的产品为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农户等低收入群体对象提供服务。第二,金融服务产品和功能的全面性。普惠制金融不仅为客户提供贷款服务,还为其提供存款和保险、汇款、养老金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第三,金融机构的多样性,体系的多层次性和保持适度竞争。普惠制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允许社会各种性质的资本在贫困地区设立为中低收入经济群体服务的多种类型的金融机构,使普惠制金融体系包括从专门的小额信贷机构到银行金融机构等各类金融机构组成。各个机构坚持商业性经营原则,整个体系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普惠金融的理念:

普惠金融体系要求金融机构的利润目标与社会责任相结合

普惠金融体系体现的是包括信贷、融资、结算等金融服务享用权的公平问题,重在关注、支持和服务弱势群体,强调各参与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做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低收入群体是整个体系的核心,他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决定着微观、中观及宏观各个层面的行动。这就需要各类金融机构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承担起金融业的社会责任。要普遍惠及弱势群体、弱势地区,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提供机会使贫困群体脱贫致富。要达到这些目标,不仅需要正式金融机构转变经营理念,围绕弱势群体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在正式金融体系之外,还需要引导和扶持新型的以社会利益为导向的金融组织的设立,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和政策的完善。

普惠金融不等于福利性扶贫,要求坚持财务上的可持续性

普惠金融理念体现的是对贫困群体的金融扶持,但它有别于过去支持贫困群体的惯性思维,即发放“扶贫贷款”,低利息提供补贴。这种扶贫贷款往往不能发挥预期作用,原因在于“两缺”:一是缺信用意识,特别是贫困地区,吃救济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顽固地认为银行的钱是国家的,拖欠有理,可以不还;二是缺创业意识,宁可晒太阳也不去想办法挣钱,满足于过穷日子。信用意识决定了还款意愿,创业意识决定了还款能力,这“两缺”成为了制约贫困户获得信贷以及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普惠金融要兼顾社会福利和可持续性,即从输血转变为造血,就要求利率能够覆盖风险,同时突破各种制约因素,激发穷人自我发展的信心和潜力,通过供给主体与服务对象及相关环境的良性互动,营造一个有内生动力可持续经营的金融格局。

普惠金融体系要求对政府角色进行合理定位

针对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办金融,以及过度管制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活力,在组织体系、产权模式、服务方式以及监管政策等方面不适合农村的特点。而农业贷款的高风险性与长期性、低收益性的矛盾,决定了普惠金融离不开政府支持,需要政府从政策、法律、资金等方面多样化的支持。政府干预的有效性应体现在引导而非刚性的政策介入。应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营造金融内生秩序的生长环境上,除了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和人力支持,还要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建立完善的配套设施和监管体系。此外,应当扩大各级政府公共财政的覆盖面,解决农民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问题,有效地缓解农户的非生产性贷款需求,降低农村金融的系统性风险,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基于社会金融理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体系要扩大覆盖范围,谋求社会福利效益的最大化,并达到普惠目标,需要做出一系列的金融制度安排。以往的改革,基本都是在市场逻辑范围内的供给主导的变革,并未有效消除弱势群体面临的金融排斥问题,农村资金净流出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的局面也未得到改善。社会金融理论跳出了传统市场逻辑,更关注弱势群体金融需求的满足和社会公平的实现,从而要求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创新和变革制度安排,要求金融体系各供给主体转变经营理念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共同促进普惠目标的实现。

明确各金融机构的职责,优化其功能定位

针对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应采取不同形式的金融供给,形成多层次多元化低成本的运行体系。正式金融组织发挥资金规模的优势,扮演储蓄动员者和资金批发者的角色;非正式金融组织发挥内生在农村社区的优势,发挥资金转贷平台和小额信贷发放者的角色。双方进行垂直合作,可以有效缓解农村资金饥渴症。

适应农村经济需求特点,推动金融机构和服务创新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户的金融需求渐趋于多样化,而传统的农村金融体系往往服务单一,不只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还存在着供给和需求间的错位。因此,在县域、镇域甚至村域范围内发展不同类型的社区金融组织,促进金融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同时实现。孟加拉乡村发展组织的小额信贷扶贫、日韩融合了金融保险服务的综合农协模式,以及美国社区再投资的一系列政策安排,都是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