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转正工作总结大全11篇
时间：2022-07-01 19:15:24
农行转正工作总结篇（1）
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依据，以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为目标，以纠正和查处农村土地承包、征占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承包地中违法违纪行为为重点，切实解决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突出问题。
二、工作重点
（一）检查农村土地延包后续完善情况，依法纠正农民土地经营权不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不到户、土地承包合同未签订到户的问题；
（二）检查承包期内违法收回和调整农民承包地的情况，依法纠正违法收回和调整承包地的问题；
（三）检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依法纠正土地流转不规范，强迫承包方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截留扣缴承包方土地流转收益的问题；
（四）检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方案、土地征用补偿及分配、农村机动地和“四荒”地发包的公开和民主管理情况，依法纠正侵害农民权益的问题；
（五）检查农村土地承包档案管理情况，依法纠正农村土地承包档案管理混乱的问题；
（六）检查农村土地情况，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处方式、效果，依法纠正属地管理责任不落实、职能部门不作为、干部作风简单粗暴的问题；
（七）检查农村土地征占情况、依法纠正和查处违法违规批地用地，以各种名义变相征占农村土地问题；
（八）检查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的机构、人员的落实和其他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问题，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三、总体目标
通过专项治理，基本解决目前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主要达到以下目标：
（一）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得到切实落实。完成延包扫尾工作，消灭少数村未签订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权证未发放到户的死角。到20*年底，各乡镇、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发到户率达到98％以上。
（二）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得到切实维护。纠正和查处违法收回和调整农民承包地、超标准预留机动地、违法发包“四荒”地、强迫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和违法行政等突出问题，有效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矛盾和问题。
（三）农村土地流转得到规范。杜绝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土地流转和截留土地流转收益，实行土地流转备案制度和占用农用地的土地流转审批制度。
（四）土地纠纷调处能力得到切实提高。建立、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多渠道解决土地纠纷的调处机制，强化土地属地管理责任，努力做到把纠纷解决在当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基本实现小的土地纠纷不出村，一般土地纠纷不出乡，大的土地纠纷不出县。
（五）土地承包规范管理得到切实加强。土地承包档案、机动地和“四荒”地发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等工作得到明显加强，相关制度进一步完善。
（六）违法违规征占农村土地的突出问题得到明显遏制。进一步增强依法依规用地意识，实施更为严格的征地审批和用途管制，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
（七）基层干部作风得到切实改进。进一步强化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意识，增强贯彻执行土地政策、法规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做到执政为民、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四、工作步骤
专项治理工作时间为3个月，从20*年9月至11月，分动员、自查、整改、总结4个阶段进行。
（一）动员阶段（9月上旬至9月中旬）。各乡镇按照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制订具体专项治理实施方案，把专项治理的任务部署到各村组，把开展专项治理的目的、任务和要求传达到广大干部群众中。
（二）自查阶段（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各乡镇按照工作重点及时开展自查活动，组织力量对每个村、组开展农村土地承包情况、土地征占情况进行认真排查，理清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的重点、时限、措施和具体要求。县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部门职责，积极开展自查，认真查找和解决涉及本部门的农村土地突出问题。各乡镇及有关部门要及时汇总自查情况和整改方案，于10月底前上报县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整改阶段（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各乡镇要针对自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依照整改方案进行整改，纠正存在的突出问题。
（四）总结阶段（11月中旬至11下旬）。各乡镇对农村土地专项治理工作进行认真总结，于11月15日左右，将工作总结上报县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汇总后，形成全县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总结上报。
五、组织领导
农行转正工作总结篇（2）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省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不断扩大，2008年全省生产总值45472.83亿元，连续25年位居全国第一。然而广东的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中部珠三角地区以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达；而广东的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还是停留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经济相对落后。
面对区域发展的困境，广东省委提出了双转移战略，以此形成广东不同区域的双向交流，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广东的科学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广东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就业选择的困境：在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和在本地参与珠三角产业转移两者之间徘徊。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流动或转移必然受经济规律支配的。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劳动力与资本投入增加会拉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促进投资增加，投资增加又会引致对劳动力需求增加，这就是所谓要素投入乘数效应和加速原理相互作用机制。广东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劳动力就业与转移之间的情形是否如此呢？本文以广东粤东、粤西、山区地区1998-200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广东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影响和作用。
二、文献回顾
1.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转移
Lewis（1954）在总结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综合经济增长过程和劳动力转移过程，从产业结构角度建立了著名的的二元经济模型。该模型将农村―城市人口迁移视为一种平衡机制，劳动力由剩余部门向短缺部门流动，从而使得两部门的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达到平衡。因此Lewis认为，国家经济增长，即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Simon Kuznets(1968)在其人口再分布理论中认为，富有生气的冒险者在经济激励下，脱离传统环境，迁往那些能为他们提供更好经济机会的中心地区。Todaro(1969)同样指出，工业化初期，城镇工业部门的发展使其就业增长率大多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于城乡间存在收入差距和城市存在较高的就业机会，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激增。Stard和Taylor(1991)进一步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迁移不仅取决于城乡间的预期收入差异，还取决于迁移者在家乡所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以及迁移后按照迁入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变化。王小鲁（2000）在研究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时指出城市经济扩张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能够把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陈塑（2006）也提到，经济增长时剩余劳动力的推进器，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最终要靠经济增长。他根据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近几年的数据分析，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与名义GDP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中外学者无论从国家发展历史、人口再分布还是从地区经验数据分析都认为地区经济增长带动了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2.产业结构与劳动力转移
学者的研究基本肯定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转移的积极作用，这为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政策依据。而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越来越成为理论界争论的热点。Todaro（1969）在研究发展国家劳动力转移困境时，提出了农村--城市人口的迁移率由迁移者对未来的预期收入决定。Todaro做出了与Lewis不同的模型假设，即农民边际收入为正数，而城市存在着失业。一方面对城市城乡收入差距预期变大，另一方面城市又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业，Todaro认为滞留在城市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将流向非正规部门。因此，Todaro模型实际上是一个三部门模型：农业、城市正规部门以及城市非正规部门。中国学者朱农（2004）在研究中国劳动力流动时发展了Torado的理论。他建立logit模型应用于四部门的中国省际迁移数据，发现中国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作用不大，城市非正规行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武治国（2005）研究中国1978年-2002年中国劳动力转移数据时进一步发现建筑业对劳动力转移作用为负，服务业则影响显著。而程名望等（2007）利用中国1978-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产业结构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时，认为不仅我国工业，服务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建筑业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正相关。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学者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还存在分歧。三次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贡献基于不同地区的经验数据会出现差异。所以针对特定区域的实证研究变得更加有意义。
三、模型的建立与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变量及模型说明
根据1999年到2005年《广东统计年鉴》“各市劳动力市场”、“各市地区生产总值统计”、“各市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各市年末人口总数”可以得到广东粤东、粤西、山区等12个城市1998年-2004年外出劳动力总数、国内生产总值、农业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总值、建筑业生产总值、服务业生产总值等84个样本观测值。
借鉴Greenwood（1969）的省际人口迁移模型中的变量设计，本文用劳动力从各地到珠江三角洲地区总迁移率作为衡量广东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情况。总迁移率为各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分别除以各地年末人口总数。由于本人掌握的数据有限，无法从统计年鉴获取各地劳动力转移数据，所以本文用各地外出劳动力变量代替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各地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代替变量。产业结构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三次产业划分方法，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服务业。
出于分析的目的和稳妥性，我们选取多元对数模型作为结构形式。对数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反映了解释变量的变动与被解释变量变动的关系，所要估计的结构系数恰好是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而且它反映了被解释变量增长与解释变量的增长间的关系，适合分析长期面板数据。本部分的目的就是分析经济转轨中的广东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及其各产业经济增长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计量模型如下：
估计结果显示，1998-2004年，经济发展对广东省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转移效应为负，即从总体上看，地区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吸引0.821733个百分点的劳动力留在本地。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广东欠发达地区的总体经济增长有力的促进了当地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这个结果印证了已有学术文献对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作用的研究结论。
由表2可以看出，在各个地区的固定效应模型中，第一产业、工业对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两个产业在10%的水平内通过检验，其吸引效应的弹性分别为1.676295、0.890005，即第一产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吸引1.676295个百分点的当地劳动力留在本地就业，工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吸引0.890005个百分点的当地劳动力留在本地就业。建筑业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显著为正向效应，它在5%的水平内通过检验，其吸引效应的弹性为0.316191。第三产业对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则是不显著的，其t检验值在80%水平上仍无法通过检验，所以在本模型中认定为不显著变量。可以看出广东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与武治国、程名望等人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这些地区农业、工业发展促进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而非武治国所认为工业的发展并不能吸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这些差异的原因存在于广东欠发达地区与珠三角毗邻的独特区位优势。这些优势使得这些地区的农业和工业发展路径不同于全国的情况。
四、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广东欠发达地区经济的速度发展，第一产业和工业已经越来越成为吸引当地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力量。农民在本地越来越繁荣经济的吸引下，更愿意的选择留在当地就业。但是三农问题仍旧困扰欠发达地区赶追珠江三角洲的步伐。要实现广东地区的科学发展，协调发展，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努力：1.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绿色经济。广东大部分欠发达地区拥有较为完善的生态体系，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吸引民间资本建设绿色农产品产业园，以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2.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加快当地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广东欠发达地区具有区位比较优势，可以利用机会建设产业转移园，承接起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促进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3.改善建筑行业生存环境，改革建筑企业的管理水平，改变建筑行业的盈利能力，提高建筑业从业人员福利水平，从而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J].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1954,(3)
[2]朱农：中国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3]林毅夫等：中国的地区不平等与劳动力转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程名望等：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家.2007(5)
[5]武治国：转轨中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6]向晓梅：广东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7]刘秀梅：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管理世界2005
农行转正工作总结篇（3）
中图分类号： F318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2005111
一、引言
中国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近2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使中国农村大量人口脱农进城，由此也推动了城市和非农产业发展。时至今日，新生代进城和留在城市的趋势不可逆转。当然，学界和政界大都将二元户籍制度视为阻碍城市化进程有序、健康推进的关键因素，但我们此前的一项研究发现，城乡收入不平等和城市就业机会获取才是最为直接的诱因所在[1]。城市化就是城市社会生存权利的获取，国家层面则是利益再分配行动。2012年，中共十报告提及户籍改革，正当其时。如果要把“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变为享有平等社会权利的“城镇居民”并分享城市和中国经济发展成果，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农业劳动力转移家庭的主业渐渐脱离农业，典型事实是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生产收入比重在下降。统计数据显示，在家庭收入构成中，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占有较大比重，尤其是2006年-2011年的增长幅度最快，对农民家庭收入增长贡献最大。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发现，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性收入的差异巨大，区域间的工资性收入差距在缩小。在城市化大背景下，作为流动人口主体的农业转移人口，其人口迁移模式日渐呈现出家庭化和年轻化趋势。
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地区性（欠发达）和地域性（老乡社会）特点，农村劳动力“流动多”和“迁移少”两个差异，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特殊性的重要体现。在此特殊背景下，农村外出打工人员的家庭行为具有特殊性，其收入获取和农业生产经营有别于纯粹耕作经营土地的农户家庭，但与城镇家庭相比，其收入水平仍然具有较大差距，在农村和城市二元结构特征下其家庭行为具有独特性。本文将通过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其行为差异，以期为农民家庭的行为作出尝试性解释，探究其家庭行为模式，为当前农村的改革提供依据，同时为城市化建设提纲献策。而在“十”以前的相关研究文献（地方政府及部门的官方文件、新闻媒体报道）惯用的一般词汇是“农民工”，而对于这一歧视性的称谓的辩证看待和学术伦理深度思考参见周靖祥（2010）和姚洋（2012）的研究文献[2-3]。
盛来远（2008）[4]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呈倒“U”字形，在中等收入水平以前，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成正比；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反而下降，最富的家庭和最穷的家庭一样具有相对较低（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拥有多寡决定）的外出可能性，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中等收入家庭的流动积极性偏高的现象。虽然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在变迁，但是在留守农村从事农业和流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的两重决策条件约束下，无论是留还是走，最终都是为实现家庭收入增加和消费改善的目标。而我们的调查也发现，以城、市和镇为中心，随着距离的扩大，农户平均收入水平呈现出明显的衰减规律――郊区收入明显高于远离城市的边远地区；与之对应的情况同样出现，郊区农民获取收入的渠道相对较多，贫穷地区农户收入获取机会的选择项较少，因为人力资本积累先天不足和社会关系（网络）缺乏致使外出意愿较低，这同时也给出成为“主流”的中间群体外出行为选择的经验观察和通俗解释（参见图1和图4）。
根据重庆市统计局的调查数据，2008年12月底前后重庆外出务工的778万农民工中，返乡比例约占46.1%，直接因金融危机影响而返乡的占外出务工总数的5%左右，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基本趋势（2）。截至2009年2月下旬，返乡农民工中90%又外出务工，其中53.1%选择到外省市务工，46.9%选择在重庆市内务工。返乡后未外出务工的35.9万人中，有11.6万人准备在家务农，7.4万人参加或准备参加培训，12.3万人有转移就业意愿但尚未找到岗位而在家，4.6万人有岗位并将陆续返岗。重庆市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国内其他地区一样：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和留城过程是分割的；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并未实现真正的迁移，而只是行业或者地域流向转变，这与城市化推进是相矛盾的。本研究基于重庆市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的微观调查数据，并借助村庄层面的扩散效应重点研究家庭行为，即突破以往样本选择局限于个人、家庭层面的视角局限，加入“村庄”这一变量进行探讨。我们将尝试着回答的问题是，农户家庭成员分工行为选择及影响家庭收入的内生机制是什么，接下来将研究聚焦2个主要问题：通过外出数量或比例模型检验找出主要的决定因素；其次是务工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程度分析。
二、“农民工”家庭行为研究的文献考察
我们知道，家庭是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和谐家庭关系自然成为和谐社会建立的重要微观基础。农村家庭又是中国家庭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农户或者农村家庭行为研究理应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5-6]。这既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当然也是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重点开辟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者针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各种研究不断增多，并从不同视角探讨个体行为差异、家庭行为的变化及其与其他社会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已有大量文献考察农户行为和聚焦行为选择，现存研究虽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但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此文献回顾过程中，基于时点的考虑，对于此前研究梳理和评述的关键词仍然是“农民工”，以寻找早期的文献支持。
第一类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是收入、职业流动选择和教育的关系，此类研究文献主要有张泓骏和施晓霞（2006）[7]的研究。他们认为，是否外出打工是一个内生的经济行为选择，他们通过估计农民工教育回报得出结论：小学教育对农民工收入影响不大，初中及以上教育的增收作用明显；在户家庭收入增长和劳动就业决策行为的动态关系方面有王春超（2008）[8]的研究。盛来运（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回流和留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类是农户迁移与收入关系研究。陈晓红和胡琴芳（2008）[9]从迁移理论、意愿调查以及计量分析等不同视角探讨如何研究影响农户迁移的因素，实证结果与之前关于乡――城迁移的真实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吻合[10-13]。这些研究都将有利于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推进城镇化。国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也较多，如Lee （2008） [14]通过对Harris and Todaro （1970） [15]的“两部门”模型进行扩展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行为进行动态均衡和福利效应分析，并预测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的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流动的同步性。
农业劳动力转移家庭的外出行为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但是留守农村和农业的家庭成员的农业生产行为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其原因是，农户家庭的土地经营意愿和行为选择是城市化和移民的主要表征内容。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开展较早的是张林秀和徐晓明（1996）[16]，他们运用农户经济学理论分析不同政策环境下的农业生产和土地经营行为以及农户行为对国家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指出价格调整在影响粮食供给方面并不是最有效的手段。马小勇（2006）[17]认为，由于中国农村的正规风险规避机制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因此生产经营中的保守行为是农民规避风险的主要方式，并导致了农业经营的低效率。宁满秀（2007）[18]以预期效用理论为基础，从农户生产行为的视角对农业保险制度的环境经济效应给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从而有助于理解农业保险制度下农户生产行为的变化。上述文献已分析了各类影响因素对农户家庭生产行为的影响，但是却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成员如何做出从事农业生产和流动方面的选择做出合理解释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对此展开深度调查研究尤为必要，基于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还能够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实证证据，我们还将纳入土地流转意愿和行为选择分析内容，以寻找城市化的微观证据。
从以往对农村家庭行为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可以发现，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家庭行为的分析已经有了雏形，而且在行为分析总结中还得到了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是最主要的决策变量，这也是其他行为发生和演变的基础。已有文献对本文开展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也存在一定不足，主要是：（1）对于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社会归因缺乏系统研究；（2）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异质性缺乏必要的探讨，家庭行为的各种选择策略目前仍存在于一个混沌空间，不确定性条件下流动行为被动接受而没有上升为主动选择的过程中，各种动力机制和作用逻辑还很模糊；（3）缺乏在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决策和身份变革，也未在真正转化为“城市人”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农业转移人口或者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过去、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都将是城市化进程推进和实现的主要力量，探讨他们的行为发生和决定变量事实上是为如何体现社会公平和创建和谐社会提供依据，上述各种行为其实都是围绕我们研究问题的展开所进行的铺垫，纵观已有文献我们还发现，借助村庄变量的分析还很少，本文也将在此力求有所涉及。
三、研究变量设置、计量方法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定义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重庆市政府资助课题“农民工问题实证研究”和英国政府资助项目“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农村调查数据，课题组于2008年6月-2008年12月组织了36人的调研队伍，采取家庭入户面访的方式，对重庆市33个区县的3421户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进行典型调查。本文从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角度从调查样本中进行收入构成、地区分布和是否有土地流转行为三个维度随机筛选出738个样本（考虑到可得数据完备性再抽样），详细人员组织和时间安排在此不做详述。（3）数据质量简要说明：在我们调研过程中，受访家庭中青壮年劳力已外出打工，采访对象多是老人和妇女，受教育程度往往较低；本次调查得到的数据基本上是调查人员通过向农户询问而记录获得的，各种数据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我们认为，这些数据仍能较真实反映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的概况。变量分为三个层次：（1）家庭变量，（2）农业转移人口个人变量，（3）村级变量。
反映家庭人口特征的变量有家庭总人口、家庭外出务工和劳动力总人数、子女数目和老人赡养。家庭总人口数代表家庭规模的影响；家庭劳动力人数（16岁-59岁）可以提供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信息；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是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行为的被解释变量；其他家庭变量还包括收入水平、土地经营和新农合参与行为。
反映农民工的变量选择有：性别、年龄、婚姻、子女受教育的选择，以及外出务工时间和工作与闲暇的选择。为了统一，特将有多个打工者的农业人口转移家庭选择收入最高者对样本奇异进行控制。
为了解村庄的“示范效应”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的影响，以及村庄发展及规模对外出的影响，对村庄特征进行控制。总体规模方面的变量有村总人口、承包人口、耕地面积以及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本研究重点控制了离县城的距离。因为这个距离既可以反映外出打工的就地转移和县外务工的选择以及县域经济辐射的情况。实证检验过程中控制村级变量来观察其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的影响，也是为了解农业人口转移家庭决策的“学习能力”。
（二）计量模型设计与方法
农户经济模型的一般形式是一个效用最大化的经济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收入约束，需要给出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的收入函数（Yang and Mark，2002） [19]。以往的效用一般假定由休闲和消费确定（Lee，1998） [20]，当然也有探讨农户夫妇时间分配（Matshe and Young，2004） [21]，更有用收入最大化来代替效用最大化（Jolliffe，2004） [22]，有关农户家庭收入函数假定更深入的探讨参见Taylo & Adelman（2003）[23]，而我们的理论基础是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收入最大化行为假设。家庭收入结构具有特殊性，包含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收益和务工收益，而且这部分农村家庭的特殊性还在于前者远远小于后者，外出务工是其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和增收的重要途径。在前述分析基础上，这一部分我们建立了一组计量模型，更加严谨地检验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的影响，并且用上面设置的变量数据估计参数。已有研究对非农收入函数进行大量研究[24-28]，采取的基本做法是确定影响农户非农收入的因素，然后建立直接或对数回归分析模型。接下来，我们将借助上述分析对农民工家庭的收入方程进行估计，重点分析家庭成员外出行为。
为此，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决定的估计方程设计如下：
Cou依次表示农业转移人口个人信息、家庭信息和村庄信息集；income是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总收入。对此模型估计采用OLS估计，原因是误差量包含的是模型所未考虑到的变量，但对于影响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和行为的因素，我们所考察的是无数多个村庄中很小部分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样本。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残差和解释变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满足残差项正态分布的要求。此方法在以往横截面数据收入决定方程估计的文献中被普遍应用，而且本研究涉及的家庭收入水平及构成具有特殊性，更多地受家庭行为的影响。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行为选择方面包含外出务工和土地流转内外两种决策行为内容，除外出务工采用务工人员比例来表示且为连续型变量外，我们的计量方程的设定和估计类似于上述收入影响方程；行为选择的被解释变量是“0”和“1”离散型变量，对具这类特点的变量的计量分析普遍应用的是logit或probit模型（Weiler，1989）[29]，这两种模型的应用范围都是在因变量为类型变量的情况下；对家庭行为的估计，我们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中的probit模型，通式如下：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这里的收入包括两部分，即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和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这两块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贡献巨大。统计发现，两者在家庭收入中占90%以上，与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的兼业特征吻合。对模型的估计采取逐步引入变量，迭代过程和参数估计值分别参见表2。从表2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村级解释变量影响后，农业补贴（PAlanD）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他四个变量统计不显著，但这并非村级经济发展状况（EcostatueCoun）对家庭收入无影响，这里我们并未考虑“二次项”的影响，土地流转行为等不显著；反过来我们认为，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更多地受家庭自身行为的影响，“村”级层面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特征，这也证实了村庄内的家庭是相互独立的“微观”单元。
在模型1中，除农业补贴显著外，变量家庭中的耕地面积（HoshL）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回归系数为0.188，并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与土地承包面积有显著的正向依存关系，这与高梦滔、姚洋（2006）[30]研究所认为的土地对农户收入的差距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有不一致的地方，原因是我们选择样本群体的特殊性，只是针对具有外出务工成员的农村家庭。在模型2中，在控制村级特征的情况下，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变量（Lfrate）回归系数为正并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但是与方程1相比，控制家庭外出务工行为的村级农业补贴影响系数提高了0.001，村级土地流转行为（RLTrate）的符号由正变为负，但仍不显著。在模型3中，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外出务工时间（DayNA）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模型4中，在家务农时间（DayaA）显著为负，此时截距项在所有模型中数值最大并且显著。在模型5中，家庭土地转包（RentL）在控制村级特征的情况下，变量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在控制村级变量后，农业转移人口个人行为对家庭的收入影响显著，村级特征变量变得不太显著，但可以认为村庄行为可以通过影响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而间接地影响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水平。事实上，上述回归结果并不能完全告诉我们村庄特征变量中只有农业补贴一项对于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水平具有正效应。其原因在于，选择的变量虽然避免度量误差的非系统性局限，也并不会导致OLS回归结果有偏，但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很多研究都发现，村庄行为影响并非显性的，潜意识的成分更高，比如意识、观念转变等，而且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农村家庭的学习具有长期性和习惯性被动跟风特征，我们观察到的变量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具有影响时，可能只是反映了这些家庭具有相似的特征，比如外出打工的动机强烈，只要有机会就跟进；家庭承包土地经营也类似，农业补贴增加其种地动机就强烈。但是我们却无法观察或度量这些特征，这些遗漏变量可能会造成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的内生性。当然，家庭层面务工收入和外出务工可能互为因果关系，即农业收入越高的家庭越不愿意外出务工，这也会引起内生性问题，可行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引进联立方程组解决。在此，遵循的假设是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主要受非农就业行为决定，反过来“收入”又成为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基本决定变量（Zhu，2002；Taylor et al.，2003） [31-32]。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家庭土地经营行为和外出务工行为同理论分析的预期一致，特别是外出务工行为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影响尤为明显。这表明，外出务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的边际生产力，从而达到增加家庭收入的效果。村级农业补贴的影响这里虽然只是报告了直接的影响程度，它还可能间接地刺激家庭对农业的投入。近年来，政府对农业进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虽然支农资金总量少，但短期内会对增加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的农业经营收入起积极拉动作用。从促进农民家庭增收的机制上看，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能够对农民经营性收入产生积极作用，在农村实施的农村税费、农业补贴等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加其短期效应显著。
（二）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的外出行为和家庭劳动力分工
本研究立足于“家庭”决策，以家庭为范本，考察家庭成员分工的影响因素，表3报告是根据前述计量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由于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的经营土地和农业收入都具有相对稳定性，务工收入具有复杂多变性，行为方程的估计我们仍然都控制了村一级的变量。从结果来看，与前述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有很大不同，村级特征变量影响都较为显著。村土地“流转”比重变量（RLTrate）显著为正，并且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这也说明土地流转行为和外部务工行为是同步的，并且这一同步性还体现为村一级；离城市的距离（Distown）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系数为-0.002，这与前面家庭收入的回归结果有不一致的地方，可以解释为偏远农村的外出务工行为不明显；村经济状况（EcostatueCoun）影响显著为正，由于这是一个逆变量，即说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村更愿意外出，这也不否定发展良好的村家庭成员不愿意外出务工，是一相对概念。这里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我们前面的推测，村庄层面的的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影响更为显著。正如劳动力外出受家庭的影响一样，家庭劳动力流动也受所在村庄的影响。家庭作为村庄的微观组成单位，其生产经营行为（包括外出行为）不可能不受群体行为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作为家庭或个人在做流动迁移决定时，进行比较的是其所在村庄的经济状况。
从家庭因素和个人特征来看，决定家庭成员分工和劳动力对外流动的影响变量作用表述如下：首先是模型6中的家庭收入（Yincome），10%显著水平下为正（0.041），这与前面的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与外出呈正相关关系一致，同时也证实了家庭收入和外出行为的因果关系；模型7和模型8分别是对收入影响因素计量模型分开估计的结果。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收入（YincomeLF），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高于总收入的影响系数，达到0.058，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影响在1%置信水平下却显著为负，系数达到-0.111。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当农业经营和外出务工行为冲突时，即“以农为主业”的家庭更不愿意外出。模型9考察了大于60岁的家庭成员（HosNA60）的影响，这主要是家庭老人赡养和家庭负担的替代变量，结果显示其影响为正，这与我们预期相反，可以解释为此类家庭“老人”扮演双重身份，在需要赡养的同时可能更多地照顾和照看家庭。模型10是自己经营土地（HoshL）的影响，是农业转移人口自身兼业行为选择的主要表征变量，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土地家庭对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机制和内在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模型11是农业转移人口年龄的估计结果（AgeLF，如果出现多人务工现象，其年龄则选择收入较高一人），结果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外出务工的家庭扩散效应会明显增强，这与杨竹、陈鹏（2009）[33]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随着出生时代的推移，农业转移人口外出就业动机中的个人发展型的非经济动因会增强，然而他们的主要坚持则是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群体的观念意识的变化与其建立在“库存知识”基础上的思想关注焦点和考虑主题的变化有密切关系，这将会对既有的社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般而言，农业人口转移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关键决定变量，这个指标反映家庭规模和结构，劳动力数量多，意味着家庭富裕劳动力多、家庭负担轻，家庭共议更容易做出让多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决定。这里我们将此信息融入了被解释变量，但对家庭收入状况进行了多维度考察。从绝对收入水平来讲，已有研究指出，贫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出于致富的强烈动机（都阳和朴之水，2003）[34]，愿意安排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而富裕家庭则可能做出相反的选择，但估计结果并非如此。这也充分反映了家庭收入追求在农业转移人口外出行为选择过程中的驱动力因素。村庄方面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很可能贫困地区农村资金市场发育迟缓，农业利润率低和借贷缺失，导致农民家庭缺少资本扶持和风险转移机制而长期得不到改造，农民家庭为积累发展资本，需要依靠外出打工，外出行为动机强烈。由于本文未做严格分类研究，因此难以做出肯定的判断，但是如果考虑了家庭经营耕地面积的交互影响，这一答案自然会非常明确，但是由于本文的家庭经营土地面积变量不显著，还需做进一步的收入研究。可以推测的是，对于以种地为主业的农民家庭来说，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多，占用的劳动力就多，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就小，理论概括则是承包土地拥有束缚农业劳动力转移；反之，经营规模越小，家庭富裕劳动力相对较多，家庭有劳力外出的可能性就大，这也是农户家庭理性和适应性选择的必然结果。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农村土地流转的推进，必然会加快农民向城镇流动和迁移，流出来、留下来的市民化进程将会加快。
（三）农民工家庭子女教育和土地流转行为决定因素
根据二元选择模型，我们估计了3个方程，解释变量的选取考虑了研究目的、相关文献和农民工家庭经济和村庄教育的特征，用村里初中和高中在读人数占人口的比例反映村里人的观念认识和乡村行为对家庭教育的影响，结果不显著。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收入、务工人员年龄、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务工收入等，同时，村庄到县城的距离以及村庄经济发展状况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也被引入到模型中，进而探讨家庭土地流转行为选择。
家庭土地流转行为方程的估计结果显示，到县城的距离（Distown）对土地流转的可能性的影响为正，在5%置信水平下系数为0.012。值得注意的是，16岁以下家庭成员数量变量（HosNB16）影响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其他变量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土地流转行为决策中，非农收入、总收入以及村庄经济发展情况等变量的影响都不确定。可以肯定的是，离县城较远的农村土地流转行为普遍，但仍存在一个“临界值”，跨越这一拐点土地流转行为和动机可能会减弱，对此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经营是互斥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多，对土地经营需求自然会降低，但是否流转甚至流转规模的决策却与家庭行为和土地制度设置密切相关。于洪彦等（2008）[35]研究认为，制度变迁与农户经营行为具有互为使动的关系，农户对于制度制约不仅仅是被动的遵从，而是在经营行为中进行能动的反应。在社会转型中，农户的经营行为一方面是出于生存动机的驱动，另一方面则是发展和公平性方面的诉求，制度变迁同时也需要满足两方面的要求：能够提高农户配置资源的合理性，能够满足农户的制度公平性预期。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在进一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土地流转改革过程中，就应该利用、改造既有制度的合理部分，来完成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农民工家庭的特殊性决定了改革的渐进性和长期性，通过相关的土地政策设计，城市融入门槛降低使更多农业转移人口家庭逐渐地、完全地迁入（融入）城市。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重点考察了“农业人口转移家庭”及其家庭成员分工行为选择，意在指出关注此类家庭行为的重要性，也是试图找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证据。当然，由于我们调查数据的局限，如果进一步考察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乡村公共服务将会有更多发现。接下来的工作是借助其他机构微观调查数据展开进一步论述。借助重庆市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抽样调查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差异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家庭自身（发展能力）特征，另外我们试图借助村级层面的数据去检验其对家庭收入差异的影响，结果只有农业补贴的影响较为显著。由此我们推知家庭成员分工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收入的影响十分明显，劳动力丰裕的家庭如果外出务工人员多，家庭收入自然相对较高，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也非常高，反过来家庭总收入提高促进外出务工人员的比例提高。进而我们认为，务工收入和外出务工比例在“家庭”这一层面互为因果关系，主要缘于家庭成员内部的分工。
本文的其他一些发现也值得关注。农村土地生产经营收入与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比例存在负相关关系，即农业收入越高的家庭越不愿意外出务工；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教育行为决策与60岁以上家庭成员呈正相关关系。这些都凸显了土地对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决策影响的显著性，农业人口转移家庭子女教育的“留守”行为特征也十分典型。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重庆农业人口转移家庭的样本，因而对于同样的发现在国内其他地区是否仍然成立目前我们不得而知，仅是提供基于重庆样本的考察。另外，考察维度是家庭层面，而且属于“农民转移人口”的范畴，因此难免在方法上面临难题：农业转移人口及其家庭是否同质，内生制度影响方向和程度有多高，以及农业人口转移家庭行为的区域性文化差异的影响如何等一系列问题。由于研究数据收集、样本选择地区分布的局限，这些问题都有待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农行转正工作总结篇（4）
***县人力资源工作办公室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是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之一”。 为进一步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全面掌握我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促进城乡统筹就业，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县人力资源工作办公室以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调研的通知”活动为契机，成立专题调研组，采取走访调查、发放调查问卷、座谈等形式，对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和农民工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一）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
***县辖10个乡镇，2个街道办事处，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300个行政村居，65万人口，总面积1051平方公里。共有农业人口17.5万户，农业人口53.2万人，其中：具有劳动能力（男16～60周岁，女16～55周岁）35.32万人（不包括在校学生），占人口总数的54%。农村劳动力实际就业人数为34.72万人，就业率为98.3%，平均每个家庭有1.98个从业人员。
1、性别结构。农村劳动力总数为35.32万人，其中女性16.25万人。
2、年龄结构。按劳动力年龄看，16-25岁占27%，26-40岁占38%，41-50岁占22%，51-60岁占13%。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占65%，41岁以上劳动力占35%。
3、文化结构。小学文化程度（小学以下）11.3万人，占32%；初中文化程度18万人，占51%；高中学历（含中专）5.7万人，占16%；大专以上学历0.35万人，占1%。
4、产业和行业分布及从业状况。从事农林牧渔业14.8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2%；从事商贸物流运输业1.1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1%；从事农产品加工业2.55万人，占农村劳动总力数的7.2%；从事文化旅游服务业1.7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8%；从事建筑市政行业6.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9.7%；从事制造加工业7.7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1.6%；其他行业及未就业5651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6%。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本情况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耕地对劳动力需求逐渐减少，目前我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相对于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过剩情况严重，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庞大 ，据调查统计截至目前为16.6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7.15%。（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的计算方法：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需求量；其中农业劳动力需求量=农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劳动者人数>）。
1、性别结构。农村富余劳动力总数为16.65万人，其中女性7.42万人。
2、年龄结构。农村富余劳动力按年龄看，16-25岁占25%，26-40岁占36%，41-50岁占30%，51-60岁占9%。农村青壮年富余劳动力占62%，41岁以上富余劳动力占38%。
3、文化结构。小学文化程度（小学以下）3.5万人，占21%；初中文化程度8.7万人，占53%；高中学历（含中专）4.2万人，占25%；大专以上学历0.17万人，占1%。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就业和培训状况。
我县农村劳动力就业以本地为主，就近就地实现就业23.16万人，占就业劳动力人数的66%。农民以季节性务工为主，多为兼业，平时在工厂做工，或从事非农自营，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属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亦工亦农型劳动力。绝大多数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主要从事建筑业、制造加工业、餐饮服务业、商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在有组织劳务输出工作中，我县始终坚持政府组织与社会中介机构转移并重、扩大输转规模与提高输转质量并重的原则。调研发现，千方百计组织农民工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就业，促使农民增收，已成为我县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的共识。随着我县社会保障平台的健全完善，农村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化程度和服务机制的普遍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向县外输出转移就业的方式上更加合理有序。据统计，农村劳动力向县外转移就业依靠亲戚熟人介绍或自发转移的占转移总数的29.95%，通过政府或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有组织输出的人数占转移总数的70.05％。
***县长期规范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实现了人才、劳动力、毕业生就业三大市场的贯通，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为指导思想多渠道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对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推动城乡统筹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以来，先后开展了“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月”等大型活动，同时每月10日、25日定期组织召开招聘会，活动场次多，声势大，影响广，效果好。特别是在“春风行动”中，相继举办了近10余场次专为农民工就业服务的招聘活动，共有110余家企业参加招聘，提供岗位8600个，约有1万余人（次）参加招聘活动，8000余名人员达成了就业意向。
县人力资源工作办公室在结合县内劳动力资源状况和劳动力转移培训意向的基础上，对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坚持培训与就业相结合、培训与企业用工需求相结合，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农村劳动力中已参加过人社部门组织的各类培训的人员有13217人，培训后就业率达到97.2%，占劳动力总数的3.7%；有各类培训意愿的人员26400人，占劳动力总数的7.4%，培训意愿主要集中在汽车驾驶、电工、电焊工、计算机、挖掘机、装载机驾驶等工种。
近年来，***县农村职业教育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建立了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的职业、成人教育体系，为促进新农村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依托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在10个乡镇和2个街道办事处设立了教学点，选派优秀的专业教师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科技人员到教学点授课，送教下乡，通过半脱产及农闲时集中学习、农忙时减少学习时间等灵活多样教学组织形式，深入村庄田间地头、种植场、养殖场，指导学员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初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农民继续教育网络。目前共送教下乡500余次，培训学员3200多人，培育发展养殖、种植等专业户200多家。
在构建培训体系，建设培训基地的过程中狠下功夫，充分发挥县内各级各类职业学校、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和民办培训机构的作用，健全申报、考察、评审、公示等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突出行业特色，择优认定一批培训质量高、就业效果明显的培训基地。健全培训管理制度，对培训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各级各类定点培训基地，根据已有优势工种，大力开展特色培训，相对集中培训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优势工种，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2、农民工收入分配状况。
农民工群体的工作时间偏长。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每人每天工作时间为9.6小时，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每天工作时间在八小时以内，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的人达到36.4%，有43.8%的人每天工作时间为8到10个小时，25%的人工作时间是10到12个小时，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的占7.8%，工作时间达到14个小时以上的占3.6%。
据调查问卷统计，有43.6%的农民工愿意加班，原因分别是“挣更多的钱”(17.6%)、“可以工作得更好”(21%)以及“把工作当乐趣”(5%)。68.9%的农村劳动力在过去三年中获得休假和休息的时间没有改变，加班情况非常普遍，有近半数的农民工不了解带薪年假，超出法定劳动天数和时间的现象比较突出，个别企业依然存在违法延长工作时间等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
我县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根据行业的不同分别为：商贸物流运输业平均年收入28736元；建筑市政行业平均年收入27960元；制造加工业平均年收入18300元；文化旅游服务业平均年收入16100元；农产品加工业平均年收入9700元。工资构成多为基本底薪和计件工资组成。同岗位与城镇职工收入比在忽略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待遇的情况下基本相同。91.6%的企业加班加点工资发放及时，无拖欠克扣现象。根据我县实际调查统计，县内外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数呈逐年下降趋势，2011年1—6月份比去年同期降低14.5%。
3、农民工劳动管理状况。
农村劳动力普遍学历、技能偏低，多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建筑、装卸、产品加工、保安、服务员、保姆、园林绿化等工种。
职业安全卫生事关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农民工最基本的劳动权利，也是他们就业后最担心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相继和实施多项职业安全卫生法律法规、职业安全标准等，对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劳动者的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一些地方这些规定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在对女农民工和未成年工权益保护上，84.7%的企业能做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采取措施有效保护女农民工和未成年工得合法权益，在消除性别歧视和同工同酬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农民工用工管理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60%以上与用人单位不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有关，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积极巩固和维护劳动关系是已成为当务之急。据调查，目前我县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71.3%，平均劳动合同期限为1.5年，劳动合同试用期限平均为2—4个月，在合同试用期内80.6%的用工单位能严格按照《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用工。农民工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为每年150—180起左右，占争议总数的54.8%，引发的主要原因多为企业随意变更或解除劳动合同，不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不同酬、不同权；企业变相提高劳动等额，超时工作不付加班费；享受基本社会保障权益难以落实等。随着我国目前越来越注重加强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力度，95%以上的农民工劳动争议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
4、社会保障状况。
据调查统计，目前农村劳动力全面享受五项基本社会保障的权益难以落实。主要表现在农民工流动性大、季节性强，多数企业不愿给农民工投保。二是由于城乡两种保险制度难于对接，导致农民工不愿参保。三是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工没有自愿参保的意识。养老、失业、工伤参保率分别为61%、57.8%和73%,有半数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没有参加医疗和生育保险。
5、农民工享受公共服务状况。
部分农民工输入地政府对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职责不明确，管理不到位，尚未形成有关部门分工合作、共同解决这一问题的机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中间转学、中途回家等情况频发，不同地区使用的教材不同，教学内容难易程度和教学进度不同等，造成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接受教育中存在一定困难。
相当一部分城市还没有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免疫、特定传染病免费治疗纳入到本区域事业发展规划中，经费得不到有效保障，一些地方尚未建立专项经费，经费投入机制亟待进一步完善。由于医院和正规诊所一般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在一些农民工聚居的城乡结合部，正规卫生机构无法满足群众需求。同时，正规医疗机构和医院的高额医疗费用，也使农民工难以承受。
（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经验做法
1、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工作来抓，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目标考核。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转移就业规划和实施计划，明确目标责任和推行措施。要加强部门间的配合协调，强化相关部门和实施单位的责任。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督促检查，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保证转移就业工作的各项任务和措施落实到实处。
2、制定法规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近几年我县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积极政策，进一步取消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面临门槛高、工资低、受歧视等不公平待遇。在农民工就业准入上，取消了职业工种限制、总量限制、季节限制、性别限制等。在劳动合同、福利待遇、权益保障、医疗养老就业保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使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能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劳动保障权、同工同酬权等合法权益。建立完善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市场服务体系，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国家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环境的方针政策，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农民工、理解农民工、帮助农民工的良好氛围，为更好的落实相关政策、优化就业环境创造良好舆论导向。
3、集中解决涉及农民工权益保障突出问题，严格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一是抓好现行法律法规的落实，加强劳动合同管理，规范劳动用工制度。二是建立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有效机制，确保用人单位必须按月、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除责令支付工资及赔偿金外，还应加大处罚力度。三是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有效遏制工伤事故和职业危害，社会保障部门和企业要依法确保受工伤事故和职业危害的农民工能够得到医治和赔偿。四是积极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供组织保障。五是通过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让农民工法律意识和自我维权意识逐步提高。
4、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成功经验和主要做法。
第一、努力开拓就业渠道。按照“开发省内、巩固烟台、开拓上海、发展省外”的工作思路，积极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渠道。加强与县外的务工地的市场协作，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巩固老的用工基地，发展新的用工单位。
第二、围绕就业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建立了以就业促培训的工作机制，坚持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就业为导向，以就业为目标，以定向、订单培训为主要形式，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让农民参加培训后能真正解决就业问题。
第三、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要面向农村、贴近农民。加强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平台的建设，将农村就业工作的触角延伸至农村，逐步形成了县人力资源工作办公室为龙头，乡镇保障平台为纽带，村联络员（信息员）为基础的农村就业工作服务体系。
第四、实施就业援助工程。确定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劳务输出为今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重点。帮助贫困地区最需要援助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免费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引导他们实现非农产业就业。
二、新生代农民工方面
（一）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指1978年及以后出生，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其受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与精神的享受要求都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为其主要的生活目标，但制度壁垒与文化差异使融入过程异常艰辛。
根据调查显示，目前在我县农民工中16岁～33岁的占到了54％，有19.07万人，其中女性大约8.7万人，他们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新生代农民工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受城市文化影响较大，但他们成长于乡村社会，这就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双重边缘化。
在加工制造业、安保和物流运输业等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在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业、纺织制衣业、食品加工业等企业里，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第二、三产业的生力军、主力军，而且他们的愿望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发展蓝图相适应，符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他们填补了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失的职业岗位，完成和实现了社会职能。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维权和社会融入基本情况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环境不容乐观。调查结果显示，71.3%表示超过8小时，其中近三成（29.1%）每天工作超过11个小时。此外，工资增长缓慢，拖欠工资、无劳动合同、社会保险不规范、同工不同酬等问题依然严重，有28.7%与本地职工做着同样的工作却没有获得同等报酬；有55.1%没有社会保障等职工福利，分别有18.6%和34.1%认为用人单位没有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职工同等的培训机会和晋升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较之老一代农民工均有所提高，但是与市民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加上城市用工制度存在一定不合理性，使他们很难跻身于职业声望较高的位置，新生代农民工普遍从事较低层的工作，月收入水平多居于1800～2500元之间。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在居住状况方面和传统农民工相比较有了一些改善。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欲求，甚至人生态度等，也与传统农民工有很大的区别，促使他们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更大的需求。但在二元社会体制尚未打破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也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社会问题，他们仍然不会被城市彻底接纳。他们的居住地仍然在城市的角落，主要分布在郊区或者城中村，居住条件和城市居民有着天壤之别。
（三）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社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比传统农民工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传统农民工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如何制定可行的政策，帮助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带动就业，给予更多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活动机会，通过深化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切实保障他们的各项权益，营造公平、公正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四）下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的措施和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议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增强企业为农民工参保的强制力，提高参保率。以《社会保险法》的施行为契机，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等配套政策，使转移接续手续更加便捷和便利。加强政府监管，对用人单位为农民工参保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增强用人单位的责任感。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充分认识短期利益与中长期保障之间的关系，提高农民工参保的自觉性。
第二、 构建企业主导、政府支持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议在继续强化经济政策对就业拉动作用的基础上，确立企业在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完善培训补贴等政策，加快构建企业主导、政府支持的农民工技能培训体系，促进企业用工需求与培训内容有效衔接，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农民工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专业化技能对自身竞争力提升的极端重要性，提高参加学习和培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提升学习的能力。
第三、进一步营造关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氛围。建议大力褒扬新生代农民工在创造财富、保证城市正常运行和群众生活中所作出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广泛宣传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以诚实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追求，引导全社会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的劳动、理解他们的艰辛，努力消除内心歧视、社会偏见和心理隔阂，真正把全社会所倡导的人文关怀转化为关心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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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转正工作总结篇（5）
正安模式是辉煌的，它得到了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同志的充分肯定。此后，我省各地的不同形式的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第二年，全省向外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就达20余万人，此后，向外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逐年增加，规模越来越大，成为我省农民脱贫致富、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强大引擎。
正安模式产生了强大的圈层扩大效应。20年过去，如今正安县的劳务输出规模发展到17万大军，劳务收入由当年的10万元增加到10多亿元，劳务经济已经成为正安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从正安县所在的遵义市来看，目前，全市共有农村劳动力350多万人，有140万人外出务工，其中就有110万人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以及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从全省来看，我省已成功实现转移就业农村劳动力500多万人，约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5%，劳务输出总收入达500多亿元。从全国来看，正安模式所代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符合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方向。中国人民银行的《2005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务工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农民工2005年人均年收入为8520元。央行调查显示，务工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占的比例接近6成，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广东、上海农民工人均收入超过万元，分别达到11052元和10416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末我国常年进城务工人数约达1．4亿人，占全国9亿农民的15.5％。根据预测，2001-2010年全国农村新增劳动力6350万左右，农村劳动力将处于新的供给高峰，庞大的人口压力已成为阻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害所在，加大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发展农村经济乃至整体宏观经济发展的关键，正安模式的深刻意义正在于此。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通过外出打工，提高了各方面素质，通过转移农民富裕农民，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大收获。近年来，我省农民工在全国各种岗位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模范、能人，有的成了企业家、富翁，有的成了管理骨干，有的成了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就是有力的验证。
正安模式是值得自豪的，但是，在新的时期，我们更期待着正安模式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发展。
从正安自身分析，进一步创新正安模式也是本县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共正安县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正安存在着：“一产脆弱、二产极弱、三产薄弱、财政贫弱”的弱势县情，正安县经济发展水平的弱势，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偏小，人均指标偏低。2005年全县的生产总值在全省名列49位，人均生产总值2320元，在全省88个县（市、区）名列第80位，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全省排列第59位。正安县2005年人口数量占遵义市总量的8.23％，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仅分别占遵义市的3.66％和2.3％，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遵义市平均水平的44.4％、76.11％，主要经济指标在遵义市排位居下游水平。这些数据说明正安发展的差距还比较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必须通过正安劳务输出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今日的贵州，机遇与挑战并存。目前，我省人口为3931.12万人（2005年底数），其中城镇人口为1055.9万人,占26.9%,乡村人口为2875.22万人,占73.1%。全国农村人口所占比重为57%，贵州的农村人口所占比例还接近四分之三，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6.1个百分点。贵州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比较相对大得多，因此，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正安模式、转移好农村富裕劳动力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缩小城乡差距的迫切需要。
从发展的角度分析，我们期待正安模式在下列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一是在多元化的转移方式上实现新的突破。数量的扩张应当与质效的提高相结合；异地转移应当与就地转移相结合；省外转移应当与省内转移相结合；向东部转移应当与向中西部转移相结合。
二是在构建信息网络上实现新的突破。通过建立劳务输出的专门网站，及时、准确地收集掌握省内外、国内外的用工信息。进行用工信息收集、核实、传递等工作。利用互联网了解用工信息，帮助民工分析成本、风险、收益，及时传递给外出民工。
三是在提高民工素质上实现新的突破。首当其冲的是技能素质，但还包括文化基础、道德素质、法纪素质等。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培训合格后向用户输出。也可以建立“民工输出人才库”，根据每个时期对用人单位所需民工在技能方面的科学预测，提前就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培训，使之掌握一技之长，并储备起来，有了需求用户可以及时得到满足。
四是在拓展境外国外劳务合作上实现新的突破。我省的境外劳务输出基本上还是空白，应当在此方面实现突破。要向省外学习，大力拓展境外国外劳务合作的空间。四川省在外派劳务的“双基地”建设上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即外派劳务基地县和专业基地建设。基地县负责挑选组织劳务人员，专业基地则负责培训、合同、服务及输送等工作。这个举措、这套机制积极运转起来，它的优越性十分充分。要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打通境外输出的渠道。正安县可以在此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
农行转正工作总结篇（6）
（一）农业综合能力稳步提升，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
今年我区年种植业总产值达3亿元，其中水稻种植面积4.7万亩，总产量2.14万吨，平均亩产455公斤；油菜3.5万亩，午季产量亩均产量151公斤；小麦0.35万亩，午季均亩均产量390公斤；蔬菜复种面积8.79万亩，总产14.4万吨，分别比去年增加了12%和12.5%；全年渔牧业生产也呈平稳增长态势：肉类总产量10000吨，畜禽出栏量为生猪3.5万头、家禽450万只；水产养殖面积为18000亩，其中精养池塘面积10000亩，龙虾养殖面积为4000亩，全年水产品产量9000吨；全区共繁育各类淡水鱼苗8100万尾，投放各类鱼种1600吨。
（二）农业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初步形成
今年以来，我委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若干政策》的文件精神，紧紧围绕“三圈、五带、十园、百区、六大产业集群”及“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工作思路，大力开展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全年新发展莲藕6000亩、露地菜7800亩、设施大棚180亩，减少粮油种植面积1.6万亩（其中水稻减少1.1万亩，油菜减少0.5万亩），如今已逐渐形成“村村有特色，村村有新品”的现代农业种植格局。如大圩镇新民、晓南，淝河镇卫乡等村的种植品种在我市已小有名气，市民一提起葡萄就会想起大圩葡萄，一说起番茄就会联想到卫乡番茄，各镇各村都渐渐创出了自己的品牌和特色，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已初步形成。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加快，农业发展方式明显转变
为进一步提升农业规模化生产水平，提高土地产出效益，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近年来，我区以引导农民流转土地为突破口，大力开展农业招商引资，积极为外来投资者提供环境保障和奖励政策。烟墩镇今年成功引进首家农业开发公司——安徽园欣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进驻安徽滨湖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成立了5个村的土地流转专业合作社，首批流转土地达2938.51亩。义城镇塘西村也引进合肥银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包了400多亩流转土地开发大棚蔬菜和设施农业。大圩镇也将全镇14个村中的10个村，分片规划，引导发展，广招农业项目。目前已有1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和外地能人成功进驻，如：华泰集团在磨滩村承包500多亩土地发展苗木花卉，合肥战友农业开发公司在磨滩村承包200多亩土地发展双孢菇，合肥佳佳龙虾养殖有限公司在沈福村承包XX多亩土地从事龙虾生产，安徽徽王食品有限公司在慈云、圩西村承包200多亩土地试种蓝莓。这些企业在建设项目同时，又提供了众多的就业岗位，使得周边土地已流转的农户除了获得稳定的土地租金外，还可以“在家门口”打工，月收入近千元，实现了“企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双赢局面，打工收入已成为全区农民增收的主要增长点。目前全区共有农业龙头企业30个（其中省级龙头企业4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42个（其中专业合作社23个，省级示范合作社3个，市级示范合作社5个）。
（四）农业科技进步加快，现代农业科技含量明显增强
今年以来，我委坚持按照“实用、实际、实效”的原则，深入开展农业科技入户、新型农民科技培训以及重点项目的实施工作，且重点在“转变农民传统习惯，提高农民科技意识上”下工夫，拟通过农技人员下乡指导和项目实施来提升全区现代农业的科技水平。全年共邀请省、市农业专家、教授授课十余次，举办了各类技术培训班60多期，田间课堂1000多场，培训农民达10000多人次。今年共实施重点技术项目四个：一是部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江淮平原秸秆循环利用技术集成与示范》。该项目主要是通过机械收割时，对油菜秸秆的碾压和撕裂处理，使秸秆体积减少、硬度降低，待机械收割后将田块注水，再进行巡耕，使秸秆与土壤结合，土中腐解，最后实施机械插秧，从而实现整个生产循环的机械化，此种方法不仅能改良土壤，而且还能使每亩增收节支50元以上。在今年秸秆禁烧期间，吴市长还专门调研了该项目，并给予了充分肯定。二是部级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了全区五个镇（街）共50个行政村的土壤样品采集工作；完成土样、植株样化验标本2100个；在大圩镇磨滩、新河、新民、圩西等村建立白菜、油菜、葡萄等作物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示范田3万亩；确定了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和肥东县磷肥厂2家企业作为我区配方肥定点生产企业，并在大圩镇圩西、义城镇集贸市场、烟墩镇集贸市场建立了配方肥销售网络，使全区使用配方肥面积普及率80%，配方肥使用量达4000吨。经测产，今年的蔬菜、西甜瓜、葡萄及油菜普遍增收，全区总节本增效达1100万元以上，让广大农民得到了科学技术带来的实惠。三是蔬菜营养泥炭块育苗技术试验示范。项目位于包河区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大圩镇圩西村、晓南村的三个蔬菜生产基地内。共有示范品种13个、培育营养泥炭块秧苗20万棵、示范栽培面积达60亩，平均亩产较常规育苗增收1605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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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蔬菜新品种引进、种植与示范推广项目建设。全年共引进了58个蔬菜、葡萄新品种，其中大多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业新品种。项目分为棚室栽培和露地示范两项内容，其中23个棚室内品种涵盖辣椒、西红柿、茄子、黄瓜、南瓜、毛豆、西葫芦、瓠子、甜瓜、西瓜等41个新品种，露地区则主要包括美人指、醉金香、金手指等16个葡萄新品种和1个马铃薯新品种。5月14日，市农委还专门组织了全市各县区的农委主任以及蔬菜种植大户代表共计100余人，来我区现场观摩菜瓜果新品种的种植情况，与会代表观后均给予了高度评价，纷纷表示这些优质新品将为我区的农家乐休闲旅游添光加彩。通过这些重点科技项目的实施，极大地增加了我区农业科技含量。
（五）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农产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
一是严格遵守无公害管理规定，做好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工作。制定区、镇（街）层层落实责任制，从组织落实到任务分解，严格执行属地管理和产品追溯制，要求各基地积极申购农业部印发的无公害农产品标识，加贴商标，所颁发的证书和标志使用权只限于核准使用的产品。二是做好无公害农产品的日常管理工作。全年共完成豇豆、韭菜、莲藕、葡萄四个品种的换证工作，新认证青菜、乌菜两个无公害品种（跨年度）及“禾味黑豆”等21个绿色产品，现全区共有无公害农产品20个，其中种植业农产品13个，水产品5个，2个初级加工农产品。三是加强农资市场的巡查整治力度。成立了“农资专项整治工作队”，与镇（街）干部一道，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整治4次（春季和秋季专项行动），全面检查区域内所有的农资销售点。同时将禁用农药及替代品种印成明白纸（总数8000份），张贴在各农资销售点及村民集中处，努力将农资安全知识普及率提高到100%，确保全区农资市场安全；四是加强动物检验检疫。按照“区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漏针”的原则，制定了详细的集中强制免疫方案。全年共购进禽流感疫苗99万毫升、口蹄疫疫苗27万毫升、猪蓝耳病疫苗43万毫升、猪瘟疫苗59万头份、鸡新城疫疫苗90万羽份，耳标4万多套。集中防疫期间防疫禽流感300多万只次、猪口蹄疫5万头次、猪瘟5万头次、免疫注射牛羊1000多头次，全区的规模养殖户和散养户强制免疫密度达100%，实现了2010年不发生重大动物疫病，不成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首发地和疫源地的动防目标。
（六）结合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今年以来，我委在结合实际，认真总结的基础上，按照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总体建设思路，按照《包河区2010年新农村建设工作意见》，以实施五项工程为重点，强力推进全区新农村建设：一是实施大圩都市农业新市镇建设工程。按照“一镇、三园、三带”规划布局，重点做好新市镇的规划、指导、协调和服务。今年重点在完善内部农村基础设施改造和产业布局调整上取得了可喜进步，成效明显；二是实施“一镇十村”新农村示范点建设工程。大圩镇作为“省新农村建设示范镇”，其镇内“新民、磨滩、新河、晓南、圩西、沈福”6个村也相继纳入省、市、区新农村示范村。今年以来，按照“徽派风格、现代水乡、生态果园、都市农庄”的建设风格，采用“穿靴戴帽、去脂抹粉”的方式，共投入专项建设资金1200多万元（其中省新农资金270万元），完成了872户旧民居的改造，新修机耕砂石路23条，完成4万多米的村内水泥道路建设以及多处水利设施建设和污水处理设施，并利用农村饮水工程项目，加大投入，实现了村村通自来水。义城街道的董城、汪潦、前杨三村的新农村建设也成效显著，全街道共投入专项资金858万元，完成棚居改造126间、硬化道路46.8千米，新增绿化面积24万平方米，增设自来水管道44.94千米，下水管道18.8千米，挖污水处理池18万立方，完成改厕率98%以上，村容村貌得到显著改观，彻底改变了农村“脏、乱、差”现象。三是实施烟墩牛角大圩省级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工程。该项目位于包河区烟墩镇牛角大圩，规划面积1.5万亩，计划总投资10亿元，力争3年内基本建成，已被纳入2010年省“861”和市“1346”行动计划。按照三年规划建设进度，于2010年12月16日正式开工，今年共成立了5个村的土地流转专业合作社，引进了首家农业开发公司——安徽园欣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顺利进驻，首批流转土地2938.51亩，租期16年。四是实施“文明乡村”建设工程。按照全市统一要求，我区制定了三年实施规划，重点对去年百日行动计划的成果做好总结表彰和巩固提升工作，年底顺利实现60%的文明村要求。全区54个村今年已转为社区的有16个，实际现有38个行政村。五是实施“城中村”改造工程。全区共有38个城中村改造，今年已全面启动14处重点建设项目，涉及8494户，占地3382.9亩，建筑面积381.2万平方米，总投资71.6亿元，至今已完成转户农民3.1万人，占全区15万农民总数的21%。
（七）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助推农机化发展
一是认真宣传和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利用科普赶集、会议、报刊、电台和专栏等媒体多层次、全方位的宣传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确保政策贯彻不走样，使购机补贴真正成为老百姓心中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通过宣传，今年我区共有2户农必一农业园区自筹资金35.29万元购置大中拖等农机10台套，享受财政购机补贴7.56多万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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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做好农机及驾驶人员年度检审工作。全年共检验变形农用运输机343台、联合收割机8台、小型犁耕机41台，驾驶员年审394人，新办农机入户169台，驾驶证37人。三是抓好农机科技培训。共开办培训班4期，培训新机手37人、机手450人，有力保障了农机使用安全。四是做好农机跨区作业工程。今年午秋两季收割期，我们从灌输等地引进了近百台高性能的联合收割机，机收面积5万亩，机收率94%，为农民节支增收300万元；五是做好农机油菜秸秆循环利用工作。通过“江淮平原区秸秆还田循环利用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项目的实施，从源头上解决秸秆焚烧难题。
（八）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不断改进工作作风
全年共重点开展了六项活动，即：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巩固年活动、“为新市镇建设添光彩、为都市农业做贡献”主题实践活动、与村居党组织“结对共建”活动、与困难群众“结对帮扶”活动和“七一”纪念活动。活动中，一是重视到位。分别召开了动员大会，并广泛宣传；二是组织到位。分别制定了活动实施方案，成立了领导机构；三是效果到位。在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委党委和所属各支部共召开座谈会6次，开展个别访谈218次，发放征求意见表120份，设置意见箱6处，共征求到意见和建议94条；清理过时的制度10多条，新建制度10多条；在“七一”纪念党88周年的活动中，通过上党课、看电教片、集中学习、组织党员体检等10多项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
（九）按照上级要求，全力完成其他各项重点任务
1、全力做好秸秆“禁烧”工作。我区位于合肥东南上风口，域内有骆岗机场及合宁、合安等高速公路，辖大圩、义城、烟墩、淝河四镇及骆岗街道共5个农业镇街，现有农业耕地近9万亩，年种植油菜3.5万亩、水稻5.26万亩，年产秸秆2万吨左右。由于我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禁烧初始，我们就充分认识禁烧工作的重大意义。为此，在区农委的统一调度下，我们成立了“禁烧”值班小组，不惧高温风雨，在重点“易燃”区域进行20多天24小时的轮岗值班。同时利用大圩镇圩西村实施的部级重点项目《江淮平原秸秆循环利用技术集成与示范》，将秸秆机收后腐熟还田，有效、圆满地完成了禁烧任务。
2、认真开展有害生物普查和监管工作。认真学习新的外来有害生物扶桑绵粉蚧的生态学知识培训，开展普查工作。对 “加拿大一枝黄花”实施动态监测，常态化管理，普查与定点相结合，春秋两季以区政府名义防除文件，适时防除通知，9月底，召开铲除现场会，组织全区200多人对区政府附近的“加拿大一枝黄花”进行围剿，各乡镇街道辖区内的一枝黄花蹲点包片，积极监督核查，促进一枝黄花铲除工作的有效开展，努力营造氛围，提高我区农业生产、生态环境安全意识。
3、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参保工作。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国家惠农政策之一，于2010年纳入我区民生工程范围，由我委承担全区主要粮食作物及能繁母猪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今年全区参保品种有4个，即水稻、油菜、小麦和能繁母猪。其中水稻4.5万亩、油菜3.5万亩、小麦3500亩、能繁母猪1075头，全区约有1.75万户农民参加了该保险，完成投保率百分之百。
4、加速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进程。一是大力宣传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政策。编印了《包河区农经工作资料汇编》XX余份，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专门会议、送政策下乡等多种形式，将政策精神原原本本地向镇村基层组织和广大农民传达；二是积极引导规范管理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行为。在5月份召开了由区政府分管领导、各镇街、村居负责人参加的全区土地流转专题会议，对土地流转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动员部署。要求各街镇、村居积极引导农户在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流转土地，规范签定流转合同，并报发包方备案；三是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流转权益。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无擅自盘剥、截留、扣缴农民土地流转收益的行为；四是新建了区镇两级土地流转信息平台。投资10万元，建立健全了区、镇两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息平台，并与市农委相应网站联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息；五是建立了包河区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在大圩镇、烟墩镇依托为民服务中心建立了土地流转平台服务窗口，并配置了大屏幕电子显示屏、电脑、打印机等必要的办公设施。自7月份土地流转信息平台建立以来，区镇两级已累计接待服务来自省内外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协会）等规模投资经营主体120余人次，接受群众咨询和为农民提供流转信息、流转合同等服务XX多人次。全区土地流转总面积已达5.3万亩，占全区总耕地量的58.89%。
5、积极落实好各项富民惠农政策。一是认真落实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直补、大户补贴、油菜补贴、购机补贴等各项支农政策，发放各类补贴422.73万元；二是做好信访稳定工作，全年累计处理、调处、复查了土地纠纷27起141人次，做到了件件有答复，件件有解释。
6、积极组织参加市第二届农民运动会。一是包河区参加合肥市第二届农民运动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办事机构；二是制定并印发了运动会筹备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任务和责任人；三是落实了专项参赛经费，及时开始运动员报名、体检、选拔和训练等相关工作。由于准备充分，此次参赛成绩喜人，共获得了10个比赛单项奖，我区也并授予优秀组织奖称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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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积极组织参加中国安徽（合肥）农业产业化交易会。一是组织本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参展；二是编印《合肥市包河区滨湖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指南》，散发给参会的中外企业代表；三是邀请部分企业到我区大圩镇和牛角大圩实地参观考察。
二、2010年工作安排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推进科学发展、建设滨湖新区、发展都市农业”这一主题，以调整优化种植结构为主线，以培育发展农业主导产业为核心，以推进农业经营机制创新和农业科技创新为动力，着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确保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
（二）重点任务安排
1、加速推进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以推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城市化转型为方向，充分利用秋种换茬之机，立争完成每年传统粮油种植面积平均压减1万亩，农作物秸秆产量减少XX吨，新增蔬菜、瓜果、苗木、花卉等经济作物5000亩的工作目标。
2、做好重点项目建设与申报工作。“赠人千金，不如授人一技”，除做好当前正在实施的重点农业技术项目外，还积极申报2010年省、市农业新项目，充分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全力助推我区农业迈上新台阶。
3、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滨湖新区建设和打造中国最美的湖区都市田园为统揽，坚持“三个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社区集中、公共资源向镇村服务中心集中），推进“四个优化”（优化农村社区布局、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优化城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实现“五个提高”（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城市化水平、提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提高农民文明素质水平、提高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水平），努力走出一条与全省“第一城区”相适应、具有滨湖特色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之路，不断改善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
4、抓好食品安全工作。加大源头治理力度，严格实行农药市场准入制度，做好农产品质量检测、监测，确保食品安全。同时加大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力度。以蔬菜、水产品、农药、化肥等为重点对象，以批发市场、农村集贸市场为重点地点，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和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全面提升农产品安全水平。
5、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继续加强指导服务力度，争取打造一批年销售收入超亿元的龙头企业；建设一批规模档次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园区；建立一批优效安全的农产品品牌体系；扶持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外接市场、内联农户的桥梁作用，以“公司（市场、协会、大户、农民经纪人）+农户”的模式，引导和扶持农民群众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6、继续抓好民生工程工作。做好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确保全年目标百分百完成；依法加强农民负担和农村财务监督管理，严防农民负担反弹；配合财政、监察等部门做好良种补贴、粮食直补、能繁母猪补贴、农机具补贴等各种补贴的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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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国内现有的研究影响农民土地转出/转入意愿与行为因素的量化实证结果为基础，利用元分析汇总出农民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土地流转特征、生产特征、环境特征等方面的具体因素对农民土地转出/转入意愿与行为的影响情况，解决了现有研究结论分歧大、单个研究样本量小的问题。同时还研究了日渐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对农民土地转出/转入意愿与行为的调节效应，发现中央不断推行的土地流转政策对于家庭总人数多和非农收入比重低的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力较强，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土地转出行为、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推动力较强，从而找到了政策提升农民土地转出/转入行为的途径。
关键词 ：土地流转；意愿；行为；元分析；调节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7－0069－05
收稿日期：2015-04-15
作者简介：吕东辉（1967-），辽宁康平人，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农业经济管理与系统工程、农产品期货市场与国际贸易；张桂颖（1981-），吉林通化人，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通化师范学院数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与系统工程。
土地流转是近几年来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土地流转能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加快农民增收和农业结构调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民是土地流转市场的主体，直接参与土地资源的配置，农民所持态度直接影响着土地流转的效率，其意愿对实际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和影响力，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其机制和模式选择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不顾农民的意愿而强制推行的土地流转模式终将失败。研究农民土地流转意愿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农民土地流转的规模、速度以及解决由此而可能产生的一些纠纷，从而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农村土地流转问题。
一、文献综述
为了更好解决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自2002年开始国内学者就从不同的角度高度关注了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量化实证研究。Feng, S. and Heerink, N.(2008)验证了土地租赁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负相关关系[1]，这与石敏和李琴(2014)[2]的观点相反。Huang(2012)、赵光和李放(2012)认为非农就业的出现会促进农户转出耕地[3][4]。黎霆等(2009)、杨丹和高汉(2012)分别认为劳动能力和地权稳定性预期、信贷资金可得性是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5][6]。罗必良和郑燕丽(2012)、聂建亮和钟涨宝(2014)分别研究了农户产权行为能力、分化程度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7][8]。这些研究绝大部分样本数据都来自于对某一省(市、县)农民进行的抽样调查，单个样本量偏小不具有普遍性，且研究结论分歧大不具有一致性。本文以这些研究结果为数据基础关注两方面问题：第一，在国内关于各因素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影响的研究结论分歧如此大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评估各主要因素的影响？第二，中央推出并陆续实施了一系列土地流转政策，并加大对政策的宣传，那么日渐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会从哪些途径提升农民土地流转的意愿与行为？政策推动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效果对于不同农民有何差异？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运用元分析的方法给予定量化解答。元分析近十几年来在管理学、经济学领域受到诸多的关注，但是在农业经济领域的应用甚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土地流转方面的元分析研究，也没有关于政策如何影响土地流转的定量研究。
二、数据与模型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进行精细的筛选，纳入元分析的关于农民的土地转出意愿/转入意愿/转出行为/转入行为的有效原始文献有45/34/49/42篇，样本量为23111/20794/35752/32795，覆盖了全国22/20/25/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这些文献基本使用的都是logistic模型，对采用probit模型的系数先转化成了logistic系数以后才使用(本文所用元分析的原始文献检索截止到2014年11月，详细目录可向作者索要)。
本文以系数估计值作为效应值 (对于一些单位不统一的连续变量选用发生比)，系数估计值的方差(标准误的平方)的倒数为权重 ，来计算汇总效应值
Q服从χ2（ki-1）分布，若Q值大于相应的卡方临界值，则意味着平均效应值相对应的总体存在异质性，可以进一步探索主效应的调节变量。当效应值之间同质时，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当效应值之间具有异质性时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本文在判断调节变量的存在性问题上将理论分析和同质性检验结果相结合。进而以调节变量为自变量、效应值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来进行调节效应估计，筛选出导致异质性的影响因素。
三、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主效应分析结果
最后纳入主效应分析的土地转出/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有12/10个，土地转出/转入行为的影响因素有11/8个 (借鉴Hunter和Schmidt(2004), Borenstein等(2009)的建议，并根据国际惯例将主效应分析中效应值个数的最小值定为5[9][10])，我们将其分类为个人特征(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家庭特征(家庭总人数、农/非农业劳动力人数、家庭总收入、人均纯收入、农业收入，是否参加社会保障)、土地流转特征(是否有土地流转中介组织)、生产特征(非农收入比重、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环境特征(与城镇的距离)，其测量方式分为虚拟、定序、连续，分别对土地转出意愿、转入意愿、转出行为、转入行为的主效应分析和同质性检验，结果如下(下面的K表示效应值的数目，Q表示同质性检验统计量)，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只报告显著的结果：
1.土地转出意愿的主效应分析结果：文化程度(定序，K=22，Q=134.986)的汇总效应值为0.215；文化程度(连续，K=12，Q=27.702)的汇总效应值为149.442；年龄(定序，K=10，Q=315.536)的汇总效应值为-2.593;年龄(连续，K=31，Q=20830.04)的汇总效应值为22.487；家庭总人数(连续，K=21，Q=160.989) 的汇总效应值为-3.229；农业劳动力人数(连续，K=17，Q=33.274)的汇总效应值为-16.559；家庭总收入(连续，K=7，Q=0.329)的汇总效应值为1.132；人均纯收入(连续，K=5，Q=8.825)的汇总效应值为1.803；非农收入比重(定序，K=5，Q=68.191) 的汇总效应值为0.843；非农收入比重(连续，K=8，Q=17.33)的汇总效应值为1.337。根据Q值与相应的卡方临界值的比较，只有性别、家庭总收入、人均纯收入和农业收入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其余均采用的随机效应模型。
2.土地转入意愿的主效应分析结果：性别(虚拟，K=7，Q=19.649)的汇总效应值为-1.561；文化程度(定序，K=17，Q=61.354)的汇总效应值为-36.21；年龄(定序，K=10，Q=220.608) 的汇总效应值为4.232；年龄(连续，K=21，Q=253.005)的汇总效应值为-207.343；家庭总人数(连续，K=17，Q=118.231)的汇总效应值为-24.869；农业劳动力人数(连续，K=13，Q=64.934) 的汇总效应值为1.703；农业收入(连续，K=7，Q=6.468)的汇总效应值为1.753；非农收入比重(定序，K=5，Q=72.869)的汇总效应值为-0.742；非农收入比重(连续，K=6，Q=13.995)的汇总效应值为-378.415；耕地面积(连续，K=14，Q=2.333)的汇总效应值为1.065；人均耕地面积(连续，K=8，Q=0.975)的汇总效应值为1.073。其中文化程度(连续)、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其余均采用的随机效应模型。
3.土地转出行为的主效应分析结果：文化程度(定序，K=16，Q=12.488)的汇总效应值为0.184；文化程度(连续，K=14，Q=50.586)的汇总效应值为0.05；农业劳动力人数(连续，K=19，Q=221.653)的汇总效应值为-0.683；非农劳动力人数(连续，K=11，Q=391.896)的汇总效应值为0.438；非农收入比重(连续，K=12，Q=93.375)的汇总效应值为0.046；耕地面积(连续，K=20，Q=4.188E+12)的汇总效应值为473627100.3。其中性别、与城镇的距离和文化程度(定序)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其余均采用的随机效应模型。
4.土地转入行为的主效应分析结果：文化程度(定序，K=11，Q=27.129)的汇总效应值为0.306；文化程度(连续，K=13，Q=49.632)的汇总效应值为-0.064；农业劳动力人数(连续，K=14，Q=59.592)的汇总效应值为0.14；非农收入比重(连续，K=13，Q=3966.036)的汇总效应值为-0.225；耕地面积(连续，K=18，Q=7927603913)的汇总效应值为16565.423；人均耕地面积(连续，K=16，Q=0.698)的汇总效应值为0.978；与城镇的距离(连续，K=5，Q=0.135) 的汇总效应值为1.053。其中与城镇的距离和人均耕地面积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其余均采用的随机效应模型。
出现以上结果的可能原因是：
1.农民的个人特征当中，农民的性别对土地转入的意愿影响显著为负。说明男性的转入意愿弱于女性，这是因为农村男性相较于女性，与外界发生联系多，拥有的信息量多，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强，更愿意从事非农产业。农民的文化程度对土地转出(入)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负);对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农民土地转入行为则有双向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其见识阅历越丰富，对国家关于农村发展的相关政策也越了解，在非农技能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获得非农就业的机会较多，就业的稳定性较强，非农就业收入的水平也较高，因而愿意转出土地而不愿转入。另一方面，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接受新知识，应用新技术能力较强，因而出于发展现代农业的考虑会出现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但由于当前农业比较收益低，这部分农民相对较少。农民年龄对土地转出/转入意愿具有显著的双向影响。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农民，农业生产经验丰富，收入来源有限，又很难寻找各种非农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年龄越大，劳动能力越弱。
2.在农民的家庭特征当中，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对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说明土地转出的发生率在人均纯收入高的农民家庭大些。这是因为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反映了农民的富裕程度，人均纯收入越高的农民家庭生活水平相对越高，越愿意从事比较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农民家庭总人数和农业劳动力人数都反映了家庭的人力资源的丰富程度。尤其是劳动力人数更是一个专业、精细的指标。家庭总人数对于土地转出/转入的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一方面，家庭人数越多，土地越容易成为养家糊口的生产资料，此外人口多拥有的耕地也较多有利于农民集中经营。另一方面，农业与其它产业相比，比较收益低、经营风险大，而且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的机会增多，当家庭面临较大人口压力时，转入更多土地反而会使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增加，因而从事非农就业是理性选择。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农民土地转出(入)意愿/行为有显著的负(正)向影响。而非农劳动力人数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有显著地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说明整个家庭以土地为生的人数越多，越依赖土地，因而越愿意转入土地扩大规模，以提高农业经营的收入。而家庭中非农劳动力人数多则说明家庭中的非农收入比重较大，家庭对于农地的依赖性不高，进而土地转出的几率增加。家庭总收入对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家庭总收入高一般都是非农收入高，或者是从土地转出中获得了较高收益，因而更增加了土地转出的信心。农业收入对土地转入意愿的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农业收入反映了耕地对于家庭收入的贡献，因此农业收入高的农民更倾向于转入土地。
3.农民的生产特征中，非农收入比重对土地转出(入)意愿/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负)。这是因为家庭非农收入比重能反映出土地对农民家庭的重要性，非农收入所占比重越高，说明农业收益对家庭的重要性越低，农民的土地情结越淡化。耕地面积对土地转入意愿、对土地转出/入行为影响的发生比均大于1。说明土地转出/入的发生率在耕地面积大的农民家庭大些。这是因为一方面，耕地面积越多，耕作压力越大，当家庭劳动力不足、种植成本高或想从事非农产业时，农民可能会转出农地。另一方面，耕地面积越多，土地成片的可能性越大，一些种田能手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进行规模经营，因而愿意转入更多农地。人均耕地面积对于土地转入意愿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而对土地转入行为影响的发生比小于1。说明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农民愿意转入土地但是却很少发生转入的行为。虽然理论上人均耕地面积多有助于取得规模经营收益，但当前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民种地仅是为了粮食自给，追求家庭收益最大化必然倾向于从事非农产业。
4.在环境特征中，与城镇的距离对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影响的发生比大于1。说明距离城镇远的农民愿意转入土地。一般来讲，距离城镇近的农民由于小城镇和现代农业发展速度快，对土地需求大。这里结果与常理相悖，可能原因是对“与城镇的距离”做主效应时的效应值个数过少。
四、政策提升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的途径：调节效应分析
自1984年中央1号文件农地产权的可转让性问题有所体现之后相关研究已经跨越了30年，并且，农业部为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已经确定33个市(县，区)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因此，时间点的探索以及样本采集地是否是试点地区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
首先，我们将的时间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即将2014年与研究年份之差作为研究时间点这一变量的观测数据进行元回归，回归对于样本量的个数的限制为6。其次，将样本采集地是否为试点地区作为一个调节变量，采用0-1变量为因变量进行元回归。根据Hunter和Schmidt（2004）、Borenstein等（2009）的建议，政策调节前后效应值之差最小值为3[9][10]。
由于篇幅限制，只报告有调节作用的显著结果：
1.时间点的调节效应结果：时间点对土地转出/转入行为，土地转入意愿均没有调节作用，而对土地转出意愿中家庭总人数(调节系数为-0.124，P值为0.097)和非农收入比重(调节系数为-0.724，P值为0.068)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点说时间点对家庭总人数和非农收入比重影响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程度有显著的负调节效应。前文我们验证过家庭总人数多的农民土地转出意愿较弱，并且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更倾向于土地转出。由此说明随着时间的变化，政策越完善对于家庭总人数多和非农收入比重低的农民土地转出意愿作用越强。
2.样本采集地是否是试点地区的调节效应结果：样本采集地是否是试点对土地转出/转入意愿没有调节作用，对土地转出行为中的文化程度(调节系数为-0.23，P值为0.047)、土地转入行为中的非农收入比重(调节系数为-4.997，P值为0.05)有调节作用。具体点说样本采集地是否为试点地区对文化程度影响农民土地转出行为的程度的调节效应显著为负，对非农收入比重影响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程度的调节效应显著为负。前文验证过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容易发生土地转出的行为，而非农收入比重低的农民容易发生土地转入的行为。说明中央制定的政策对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土地转出行为、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通过对土地转出意愿的主效应分析发现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有文化程度、年龄(连续)、家庭总收入、人均纯收入、非农收入比重；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有年龄(定序)、家庭总人数、农业劳动力人数；而性别、农业收入、是否有土地流转中介组织、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则无显著影响。
2.通过对土地转入意愿的主效应分析发现对农民土地转入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有年龄(定序)、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收入、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有性别、文化程度(定序)、年龄(连续)、家庭总人数、非农收入比重；而文化程度(连续)、家庭总收入则无显著影响。
3.通过对土地转出行为的主效应分析发现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有文化程度、非农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比重、耕地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有农业劳动力人数；而性别、年龄、家庭总人数、是否参加社会保障、人均耕地面积、与城镇的距离则无显著影响。
4 .通过对土地转入行为的主效应分析发现对农民土地转入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素有文化程度(定序)、农业劳动力人数、耕地面积、与城镇的距离；有显著负向影响的因素有文化程度(连续)、非农收入比重、人均耕地面积；而年龄、家庭总人数、非农劳动力人数无显著影响。
5.影响农民土地转出意愿与行为的共同因素有文化程度、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比重，且方向相同；而影响农民土地转入意愿与行为的共同因素有文化程度、农业劳动力人数、非农收入比重、(人均)耕地面积，其中除人均耕地面积外方向均相同。
6.调节分析发现，日渐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对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推动强度与农民家庭总人数、非农收入比重显著负相关，对于家庭总人数多和非农收入比重低的农民作用较强。而对农民土地转出行为的推动强度与农民的文化程度显著负相关，对于文化程度低得农民作用较强。对农民土地转入行为的推动强度与农民的非农收入比重显著负相关，对于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作用较强。
(二)政策建议及结论
1.扩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空间，加强技术技能培训，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政府应当大力发展非农产业，积极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为农民土地流转创造先决条件。同时应开展对农民的公益性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其从事非农产业的竞争能力。而劳动力转移能否促进土地流转则取决于城乡统筹发展，因而政府需要不断的完善相关配套的户籍、养老、医疗、教育等制度，为促进土地流转提供有力的社会环境。
2.搞好信息服务。当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是有偏差的，尤其是需求。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收集和公布信息, 在政策和财政上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农业比较收益，让农民的转入意愿尽快地转化为现实。
3.政策应继续倾向于对文化程度低的农民的土地转出、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的土地转入行为的推动。中央日渐完善的土地流转政策已然能够促进文化程度低的农民的土地流转供给和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的土地流转需求。中央不断地创新现行土地流转制度, 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农村劳动者的培训，使得农民可以通过土地转出获得土地收益同时又学会了多种技能从事非农产业，提高了土地流转的供给。非农收入比重高的农民通常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掌握较多的科学技术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当前比较收益低下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群多数选择非农就业，造成农民转出土地动力极强，而转入土地的动力极弱。中央制定的政策转变了这部分人群的思想，使得他们愿意通过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经营来获得较高的农业收益，进而提高了土地流转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FENG,S.,HEERINK,N.Are farm households´ land renting and migration decisions inter-related in rural China? [J].NJAS, 2008, (4):345-362.
[2] 石敏,李琴.我国农地流转的动因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4,(1):49-55.
[3] HUANG,JK.,GAO,L.L.,ROZELLE,S.The effect of off-farm employment on the decisions of households to rent out and rent in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J].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2012, (4):5-17.
[4] 赵光,李放.非农就业、社会保障与农户土地转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10):102-110.
[5] 黎霆,赵阳,辛贤.当前农地流转的基本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10):4-11.
[6] 杨丹,高汉.信贷市场与农地使用权流转[J].世界经济文汇,2012,(2):60-72.
[7] 罗必良,郑燕丽.农户的行为能力与农地流转[J].学术研究,2012,(7):64-70.
[8] 聂建亮,钟涨宝.农户分化程度对农地流转行为及规模的影响[J].资源科学,2014,(4):749-757.
农行转正工作总结篇（8）
（一）全县农业人口*******人，农村劳动力******人，其中外出从业劳动力******人。
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年龄16至35岁****人，占总数的****％，其中女性*****人；36至45岁*****人，占总人数的*****％，其中女性*****人；46至60岁*****人，占总人数的*****％，其中女性*****人。
农村劳动力文化结构：大专及以上文化*****人，高中文化*****人，(其中中专、技校及职高*****人)，初中以下文化*****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二）我县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就业地点分布
截止目前，累计外出从业人员*****人。县内转移*****人，占外出从业人员总数的 ***** %；省内县外转移*****人，占外出从业人员总数的***** %；国内省外转移*****人，占外出从业人员总数的*****%，。从转移就业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冀地区，转移人员分别为*****人，分别占国内省外务工人员总数的*****，西部地区*****人，占国内省外务工人员总数的*****。
（三）我县农村劳动力就业产业分布
全县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的有*****人，占总数的*****；从事第二产业的有*****人，占劳动力总数的*****%；从事第三产业的有*****人，占劳动力总数的*****%。具体的说，主要分布在建筑、建材、采煤（矿）、运输、制鞋、机械加工、电子制造、保洁保绿、经警保安、服装加工、餐饮与娱乐服务、商贸服务等行业。
二、当前农民工转移就业增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农民工普遍素质偏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所从事的职业没有长期性。
随着我国产业转移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劳动密集型逐渐被资本密集型替代，高技能人才和具有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加大，而农民工群体普遍文化素质偏低，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和学习，导致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建筑行业和基础服务行业上，他们经常流动于城市的各建筑工地之间和各类服务场所之间，由于经常更换职业，他们的工作及个人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二）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依然存在，劳动报酬不平等，同工不同酬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民工的顺利就业，导致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差异以及各种不合理的规定，导致给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部分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存在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性条件限制和排斥农民工的行为，这些行为主要表现在对农民工工资待遇低、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工作岗位风险高等歧视行为，这些行为严重阻碍了农民工顺利就业，导致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
（三）农民工群体群体获得就业信息等各方面的渠道都很有限，导致在选择就业岗位上有一定的局限性，缺乏市场竞争力，就业质量普遍不高。
与普通人力资源相比，农民工获得就业机会的信息更倾向于利用非正式渠道，他们进城务工途径通常不会通过政府、媒体、中介，大多数农民工是通过亲戚、朋友、老乡等社会关系进城务工。选择这一途径的主要原因是可靠性较强、成功率高、耗费成本低，而选择社会中介或政府组织的就业机会，手续繁琐、成本高等现象。他们认为关系和运气，而并非教育和职业技能是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关键，因此通过这样的信息获取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四）农民工维权意识淡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农民工进城务工后，大多数农民工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仍然以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欠缺自保意识，往往从事危险系数高、工作环境差、有毒有害的工作，工伤事故、职业病侵害、恶意欠薪等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现象频频发生，再加之农民工在教育方面的劣势，使他们缺乏法律意识，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五）乡镇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不够完善，尤其是针对农民工特定群体的服务有待进一步加强。
乡镇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不够完善，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乡镇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针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所需要的岗位信息、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等需要的服务还不够完善，没有切实可行的扶持办法。针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找工作缺乏正确的引导，没有明确的就业指导方向，更没有针对农民工技能提供的岗位需求信息。
二、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增收对策和建议
（一）积极引导农民工学技能、促发展，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农民工整体素质。
农民工在转移就业前，应积极做好岗前培训，培训以市场实用内容为主要内容，以定向式、订单式培训为重要途径，以实现农民工稳定就业为最终目的。积极探索开展农民工专场技能培训，根据不同劳动力年龄层次、文化程度等情况的基础上，针对农民工所需，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做到“因人施培、因产施培、因岗定培”。同时，在培训专业的设置上应更加贴近农民工就业特点，积极开展家政服务、汽车驾驶、电子商务、手工编织、足疗修脚等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培训质量，打造高品质劳动力品牌，增强农民工转移就业、稳定就业的能力和竞争力。
（二）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激励全社会、用人单位，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确保农民工平等就业。
政府应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全社会、用人单位在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的过程中给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多门槛低、待遇优且适合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岗位，激励用人单位积极配合政府促进农民工平等就业工作的各项制度，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切实保障农民工各项权益。
（三）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大力开发就业岗位，扩大农民工就业机会，提升农民工转移就业质量。
农行转正工作总结篇（9）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依据，以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为目标，以纠正和查处农村土地承包、征占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承包地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为重点，切实解决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突出问题。
二、工作目标
通过专项治理，达到党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政策得到切实落实，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得到切实维护，土地纠纷调处能力得到切实提高，土地承包规范管理得到切实加强，违法违规征占农村土地的突出问题得到切实遏制，基层干部作风得到切实改进的总体目标。
三、工作任务
（一）切实维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这次专项治理工作，要突出解决好以下土地延包工作中遗留的问题，维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
1、凡是尚未开展延包的村，要严格按规定程序组织好延包。
2、土地承包期不到30年的，一律延长至30年。
3、承包土地没有落实到户的，要落实到户。
4、没有与农户签订承包合同的，要补签合同并将合同文书发放到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代存或扣押应由农户保存的土地承包合同。
5、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符合法规规定或没有发放土地经营权证书的，要通过这次集中治理换发补发到户。
6、所留机动地超5%的部分，要按公平合理的原则分包到户。
7、仍实行“两田制”的，年底前必须彻底纠正。
8、人多地少、难以实行分户经营的城郊农村也要采取确权、确股等多种方式，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落实到每一个成员。
（二）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范流转。要积极探索建立土地流转机制，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规范农村承包土地流转行为，确保流转规范有序，切实维护农户的土地流转收益，促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有条件的村要坚持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和引导土地流转，积极开展土地流转奖补试点。不得以土地流转的名义将农民承包的土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不得以反租倒包、调整产业结构等名义，将农民承包的土地收回，剥夺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三）切实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要将换发补发经营权证工作作为专项治理工作的重点，在治理整顿基本到位的前提下，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制定周密的工作方案，积极稳妥的做好换证工作。要遵循“进度服从质量，力度服从稳定”的原则，做到基础性工作不到位的不发；承包工作不符合法规要求的不发；换发补发方案未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通过，未经公示，农民提出的问题未得到合理解决的不发；专项治理工作未经验收合格的不发，切实将土地经营权证换发补发工作做深入、做扎实，实现承包地块、承包面积、承包合同、承包证书和基本农田“五到户”。以经营权证换发补发为契机，进一步促进各项法规政策落实，推进土地承包档案管理、机动地和“四荒”地管理、土地流转管理、土地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管理等工作。
（四）坚决遏制违法违规征占农村土地行为。要认真开展对农村集体土地征占的清理整顿工作，加强对土地开发利用的管理，杜绝乱批滥占耕地、浪费土地资源和补偿安置不到位等损害村集体和农民利益的行为，特别要加大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切实强化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对被征用的农村集体土地，要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时足额给予补偿，不准截留、挪用。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好失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问题，在征占农民的土地之前，要认真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研究落实好失地农民生产生活安置和社会保障的具体措施，解决好失地农民长远的生产生活保障，消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五）要切实提高农村土地纠纷调处能力。一是要建立健全村、管区、办事处“三位一体”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的工作协调机制，要将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纳入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和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并列入对处、村两级干部的考核，多渠道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调处机制。二是要健全工作规程，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承包纠纷发生后能得到及时受理和妥善解决，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化解在当地。
（六）要提高处村两级干部的法律意识。要广泛开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省《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培训和宣传。通过普法教育、宣传和培训工作，让处村干部和农民群众接受一次党的农村土地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再教育，切实转变处村干部的工作作风，增强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
四、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
为确保全处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顺利开展，各村要按照时间服从质量、力度服从稳定的原则，统一领导，集中力量，精心组织，周密安排，按以下步骤开展工作：
（一）动员阶段(2012年9月20日前)。处、村要召开会议，把开展专项治理的目的、任务和要求传达到村、到户。加强法律政策的宣传普及，认真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学习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和政策，深刻领会和掌握各项规定，引导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积极配合搞好专项治理工作。
（二）自查阶段（9月20日—9月22日）。各村要对照农村土地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换发补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工作和前期农村土地承包普查情况，及时开展自查活动，组织专门力量对农村土地承包情况、土地征占情况进行认真排查，理清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的重点、时限、措施和具体要求，并将提出的具体整改方案于9月22日前报办事处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办公室（经管统计服务中心）。
（三）整改阶段（9月23日—11月10日）。各村要按照办事处的统一要求，根据自身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管理，健全机制，强化措施。自查与整改可以交叉进行，做到边查边改，随时发现问题，随时纠正。办事处将组织包村干部对各村开展专项治理情况进行督查和指导。
农行转正工作总结篇（10）
回顾这一年半来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生涯，有喜有忧，有坎坷，也有收获，取得的成绩同志们也是有 目共睹的，不再一一列举。但是我想说明的是，成绩是来之不易的，这里面包含着行领导的正确领导 和今天在座的全行干部职工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包含着科技部全体员工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这 一年来， 我作为科技部的负责人， 只不过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 具体的可以概括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 加强管理、保障安全银行科技工作中，安全为首要任务，科技工作的成果就在于各种银行业务都能正常无事故的顺利 开展。
首先，保障安全的最有力手段就是制度，我本着这一原则，多次与部门内部人员讨论制度的问 题，对原有的岗位责任进行了调整，制定了新的岗位责任制度，强调了岗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岗 位责任细化，责任到人，在管理层面有了明确的管理分工,使科技工作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并且， 在部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保障了各项修订后制度和新建制度的贯彻执行。其次，网络和信息系 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是科技部工作的命脉，只有整个信息系统保持稳定、连续、高效的运行，我们才能 在这个基础上谈下一步的发展，才能够充分发挥已有的和新开发的业务产品的作用。为保证系统的安 全运行， 在年初时， 为部门内部配备了移动值班电话，从而缩短了故障产生时的延滞时间。
在年初时， 我提出了保障 ATM 及 POS 的银行卡地区网系统整体可用率达到 99%以上的目标。尽管我们的地区网系 统在 20xx年时频繁出现波动，但通过我们对系统的二次改造后，今年的系统运行一直都是非常稳定 的。我在加强管理、保障运行方面付出的努力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二、 科技项目、重点实施在科技项目方面，20xx年由总行推出的新产品和对原有业务系统的更新的项目很多。
首先，我 们要支持业务部门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
总行为满足市场竞争需要而开发的产品在各种信息渠道中已 经介绍的很多，但就沈阳的地区特色和我行的特点，各业务部门提出了一些项目需求，如：银证通系 统、薪加薪系统、单证中心系统等。在行领导、相关业务部门、各支行的配合下，这些新产品得到了 及时的上线，丰富了我行的产品线，增强了服务功能，逐步建立了一定的市场竞争优势，对于将来改 善我行的客户结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和支撑作用。
以往我行的系统中由于总行的滞肘，有些不利于市场开拓的方面。通过我们以及其他分行的相关 反馈，总行今年已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进。如：ATM、CRS 等自助设备的客户操作流程更 新，由原来的先吐卡后出钞的方式改为先出钞后吐卡，方便了客户取款操作;自助查询机系统改造， 增加了查询机中的理财一互通的功能等。
三、 把握全局、团结协作我觉得，科技部是银行中至关 重要的职能部门，给行里把好关、做好后勤保障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年来，我坚持站在全行 的角度考虑问题，客观的分析有关科技对行内行外的影响。今年，针对我行部分网点 UPS 电池不能正 常工作的情况，我提出了要求更换的建议，因为一旦网点停电不能正常营业，对行里的影响非常大。
此建议得到了行里的认可，并在年终决算前完成了所有网点的更换。
科技部门身为银行的二线服务管理部门，加强同有关人员和相关部门的团结和协调，是做好科技 服务工作的重要条件。为了搞好部门内部员工的团结，我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广纳谏言，虚心 接受不同观点的意见，不独断专行，不刚愎自用。对每个科技部员工，都一视同仁，使他们既有一定 的责任，又有相应的权力，责权利相统一，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科技部员工的积极性，从没有发生 争功诿过，争权夺利的现象。
银行卡部个人工作总结
2016 年电子银行部工作总结电子银行部紧紧围绕联社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任务， 以强化科技 支撑，加强网络管理，注重计算机安全，促进联社电子银行业务快速 稳定发展为目标，现将全年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推进金农卡发行，做好 ATM、POS 机布放工作
1、认真做好金农卡发行及金农卡业务管理工作 为促进金农卡业务稳步健康发展，我部年初制定了《***电子银 行业务考核任务分解表》 ，按季对金农卡发卡、卡均余额，网上银行 业务、POS 机进行考核，并组织人员对辖内网点电子银行业务考核任 务计划完成情况进行检查督促，同时，针对下半年的金农卡发行数量 较低，追加 20000 张金农卡发行任务。
截止 12 月底，全县共发行金农卡 143163 张，金农卡存款余额 36509.3 万元，卡均存款余额 2550 元;其中新增卡 61886 张，完成 全年计划的的 103.14%。
2、做好 ATM、POS 机具的布放工作 截止 12 月底，全年发展特约商户 100 户，全县 100 台 POS 机实 现交易 2990 笔，交易金额 5365.99 万，实现手续费收入 16459 元。
我部将继续推进特约商户的签约和 POS 机的安装， 为金农卡提供无障 碍刷卡，更多地服务客户。 3、网上银行及短信业务开展情况 截止 12 月底，全县共开办个人网上银行业 1185 户，转帐 5881 笔，转帐金额为 13280.5 万元;其中行内转帐 3233 笔，行内转帐金 额 5666.4 万元，跨行转帐 2627 笔，跨行转帐金额 7516.9 万元，农 信银转帐 21 笔，农信银转帐金额 97 万元。
截止 12 月底，企业网上银行业务 98 户，转帐 194 笔，转帐金额 4710 万元;其中跨行转帐 139 笔，跨行转帐金额 3973 万元，农信银 转帐 3 笔，农信银转帐金额 177.7 万元。
截止 12 月底，开通短信业务 4833 户，占发卡总量的 0.3%。
下一步工作是利用省联社电子银行业务营销方案， 做好全县电子银行 业务的宣传和营销工作;进一步推动电子银行业务的快速发展，引导客户多频次、多品种使用******电子银行系列产品,扩大 ******电子银行业务影响力，推广和提升******品牌知名度,把 握优质客户，开办网上银行业务及短信业务;同时做好网上银行业务风险防范工作。
4、认真做好 ATM 机、POS 机的日常维护及管理工作 我部制定《寿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自助设备管理办法》等三项制 度，明确 ATM 网点的管理人员和业务操作人员，制定了 ATM 机各项登 记簿，监察保卫部一起做好 ATM 机日常管理工作，要求每天两次对全 县 ATM 机网点进行上午与晚间各一次安全检查，并做好登记工作，与 监察保卫部、稽核部对 ATM 机进行定期与不定期安全检查，对发现问 题及时纠正，确保安全无事故。 对特约商户进行走访，加大对 POS 机检查力度。确保用卡安全。
二、做好全县设备技术保障工作，强化网络管理工作。
1、加强网络管理，做好中心机房的维护工作 通过联社网络安全监控、ATM 机监控软件，及时做好各营业网点 及机房各硬件设备的维护工作。
中心机房一直是联社综合业务及办公 系统的核心，我部严格遵守***机房管理制度，坚持专人值守，坚持 节假日轮换查看，确保综合业务系统及办公系统营业和办公不间断。
同时，做好省、市、县连通网络管理工作，2016 年 12 月 6-8 日，积 极配合省科技信息中心做网络升级改造工作， 确保全县网络安全无事 故。
2、日常保障无间断，做好计算机维护工作 为做好综合业务系统网络安全畅通，除平时加强网络管理工作 外，同时做好节假日值班及周六、周日值班工作，确全县中心机房日 常保障无间断;全年排除网络故障 50 次，从此确保全县网络安全畅 通。
电子银行部全年修理各种打印机及复印机、终端、排除各种网络 故障 120 次、解决计算机软件故障 30 余次，有力地保障了全县综合 业务系统和办公系统的正常运行。
3、加强 ATM 机、POS 机培训 为确保 ATM 机上线工作， 电子银行部工作人员对新安装 13 台 ATM 机网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培训， 确保每台 ATM 台管理人员会操作并能 排除故障。
对 POS 机商户严格入网审核，确保成熟一户发展一户。
对 POS 机商户及各网点 POS 机管理人员进行业务知识及风险防范讲 解，提高 POS 机人员操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技能，使联社新业务及时 得到拓展。
4、做好银行卡助农取款试点工作为确保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工作健康有序、扎实有效的 开展，电子银行部专门负责具体事务和业务推广。
三、做好全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金和涉农资金技术保障工作
做好全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金打折发放工作，共办理 17 万户， 资金 5000 多万元。同时做好财政局涉农资金技术保障工作，确保全 县涉农资金户能按时完成，全年共办理 111 万户，资金 14 亿元。四、完善电子银行部各项管理制度，确保网络系统稳定运行 通过完善制度、规范管理与操作、落实安全责任制等措施，先后 修定了《***网络管理办法》《***计算机岗位人员管理办法》《*** 、 、 县级机房管理制度》《***计算机安全管理制度》《***计算机病毒预 、 、 防管理制度》《***计算机病毒预防管理制度》《***计算机网络突发 、 、 事件应急预案》《***金农卡(借记卡)业务管理办法》《***金农卡 、 、 (借记卡)业务风险防范措施》《***自助设备业务操作管理办法》 、 、 《***自助设备业务操作管理办法》 《***自助设备业务风险管理办 、 法》等 12 项电子银行部管理制度，为计算机、网络安全等信息系统 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1、完善 ATM、POS 机管理流程 制定《ATM 机设备维修登记簿》《ATM 机日常管理登记簿》《ATM 、 、 机故障处理登记簿》《ATM 机安全检查登记簿》《金农卡风险安全检 、 、 查登记簿》《ATM 机长短款登记簿》《ATM 机废卡回收登记簿》《POS 、 、 、 机维护登记簿》等 10 余种登记簿，强化 ATM、POS 机业务流程管理。
2、狠抓银行卡管理制度落实，加大检查力度 我部积极开展银行卡受理市场及发卡完成情况专项检查， 及时下 发***银行卡业务风险防控分析、***银行卡安全状况分析报告、银行 卡欺诈交易的风险提示等文件，做好金农卡风险防控工作，同时对金 农卡各项风险控制制度进行安全检查，对检查中存在的不足，及时整 改到位。通过检查，提高了网点主管和操作人员的银行卡安全用卡意 识，排除了银行卡安全风险点。
3、加强网络电子设备管理，提高计算机及网络应急速度 加强联社电子设备管理， 确保综合业务系统及联社办公的正常运 转，合理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对发生的故障及时检修，对存在的安 全隐患及时排除。
我部组织人员每月对辖内各点网络设备进行了一次 全面的维护，合理地延长了设备使用寿命。计算机设备到点到人，管 理责任明确，从购入、使用、维修、报损等方面跟踪相关信息，高效 保障全联社计算机业务系统的正常安全运行。
同时对我联社计算机网 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演练,提高突发事件的快速应急。
五、总结和纠正存在的问题 针对基层网点存在的问题
一是计算机操作人员尤其是会计主管 计算机水平薄弱、网点机器除尘或设备元器件损坏等情况、操作人员 密码管理安全意识淡薄;二是计算机病毒预防工作。下一步我部将进 加大对各社计算机设备的维护工作， 通过会计和信贷例会和电子银行 业务培训，进一步强化业务培训，加强全县网络安全管理，严格执行 《寿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网络管理办法》 、 《寿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计 算机设备管理办法》等办法，同时，要求所有各社、部计算机设备及 时下载更新杀毒软件，做到使用 U 盘等介质杀毒，以保障办公系统正 常稳定运行。六、2016 年工作计划 2016 年电子银行工作计划是围绕 2016 年制定的各项工作任务， 为各项业务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加大电子银行业务。拓发展，进一步 加快中间业务发展水平。
一、加大对金农卡发行工作，做好 ATM 机、POS 机的布放
1、结合省**电子银行业务营销方案，制定***迎新春百日电子银 行业务竞赛活动;同时，制定 2016 年电子银行业务考核办法，加大电子银行业务产品营销。
2、2016 年 2 月份，做好 2016 年 ATM 机网点选址布放工作，计 划布放 10 台 ATM 机。
3、继续加大对 POS 机具的合理布放，积极发展特约商户，大力 布设直联 POS，全年新增布放 100 台;同时，对 2016 年 3 月份开始 对连续三个月无交易的 POS 机进行回收。
4、做好个人网上银行、企业网上银行的发行工作，加快我县联 社电子化进程，把******品牌做大做强，促进我县联社电子银行业务 快速发展。
二、建立 ATM、POS 机、网上银行、金农卡风险管理长效机制
1、2016 年 5 月份-10 月份组织五次 ATM、POS 机全面安全检查; 同时，建立***ATM 机定期与不定期限巡视检查制度，要求每天上午 及晚上二次进行检查，并持卡取款进行检查测试。
2、加强 ATM、POS 机、网上银行业务的安全监控，优化跨行交易 网络的可靠性、稳定性，提高安全防范能力和系统管理能力，提高交 易成功率，保护持卡人及网银用户的资金安全。
3、严格执行重要空白凭证管理制度，落实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制 度，确保卡片和 USBKEY 在内部流转环节的安全，强化内部风险防范， 杜绝内部案件的发生。
三、开展金农卡营销宣传工作，树立品牌形象，培育用卡客户群
做好金农卡业务发展的宣传营销工作，利用金农卡开户成本低、 支取手续费较低、便于携带等特点，做到赢得一个客户、带动一次 金农卡业务的开展宣传金农借记卡基本常识、用卡安全知识等， 培育公众持卡、用卡和商户受卡意识，培育用卡客户群，倡导刷卡支 付，减少现金流通。举办有关金农卡征文活动，打造我联社金农卡的 品牌，提升金农卡的社会形象及信誉。
四、认真做好中间业务的拓展工作及全县社保发放工作
2016 年将配合县教育局做好全县教师工资的发放金农卡工作。
配合县烟草局做好全县烟草户开户工作，拓展全县中间业务。结合 2016 年社保发放工作，加大金农卡发行力度。
五、加强电子银行业务的培训工作
计划在 2016 年 3 月份、5 月份、7 月份进行电子银行业务培训工 作。包括 ATM 机、POS 机、网上银行等业务进行培训工作。进一步强 化前台电子银行业务服务水平的提高。
六、认真做好全年科技信息保障工作
农行转正工作总结篇（11）
面对发展严重滞后的严峻形势,近年来,特别是2006年以来,县委、县政府科学审视和把握阜南县情,明确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解放思想、打破传统思维定势为先导,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线,千方百计加快发展、扎扎实实打牢基础的指导思想和立足“三农”抓“三农”、跳出“三农”抓“三农”的发展思路,确立并大力实施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大开放的“三化一开放”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和解决长期困扰阜南的“如何发展、要什么样的发展和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加快发展”的问题,着力破解“三农”难题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立足“三农”抓“三农”,就是围绕“农”字做文章,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而跳出“三农”抓“三农”,就是大力发展工业化,加快推进城镇化,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发展,以“三化”化“三农”。按照这一思路和战略谋发展,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第三产业不断繁荣,目前全县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群众安居乐业。2006年以来,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5%;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44.5%,其中工业投资率年均增长32.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8.5%;外贸出口总额年均增长72.3%;招商引资总额年均增长62.1%;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7%;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6.9%,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9.3%,增加值年均增长34.5%,工业化率16.1%,比2006年初提高3.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4.2%。200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到53.18亿元,粮食总产81.1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2478元,分别较上年增长20.01%、22.7%、24.39%,三次产业比为42.5:21.1:36.4。各项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产业格局逐步转变,阜南正站在新的发展历史起点上。
立足“三农”抓“三农”
我县切实把“三农”问题作为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的基础工作摆上县委、县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做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带头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的工作要求,认真制定和落实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各项政策措施,明确了各部门、各乡镇的目标任务,促进各级各部门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开展工作,真正把维护农民利益作为工作目标,把保障农民需要作为工作重点,把关心农民疾苦作为工作导向,把让农民满意作为工作追求,真正将“三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大力实施粮食战略工程和全国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规划,积极发展粮食生产,紧紧围绕提高单产和改善品质两大环节,推广良种良法,以开展小麦高产攻关工程、水稻产业提升行动和玉米振兴计划为抓手,建立了高产小麦基地、优质水稻基地、玉米核心示范区,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实现单产增长,着力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业,着力扩大经营规模。加强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重点抓好会龙辣椒和黄岗柳编生产。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农业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32个,带动农户6万户,基本形成了基地+农户+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龙头带动联市场的农业产业化格局。全县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到17家,带动农产品基地37万亩、农户12.3万户,初步形成了柳编、板材、辣椒、蔬菜、柳木、活性炭、粮油、面粉、食用菌、板鸭、生猪、麻纺织品等十多个产业。大力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着力打造优势农产品品牌,新认定无公害农产品产地1.8万亩、认证无公害产品7个,正在推进绿色农产品认证。
以《循环经济法》实施为契机,全面启动了阜南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县试点方案,以循环经济发“一园五区”规划为重点,以建设平原林业县为目标,以林产品加工企业为依托,实施了农田林网、城区绿化、速丰林和经济林及村庄绿化四大工程,大力抓好林业生产,新增造林6万亩,建农田林网10万亩。
进一步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规模养殖和特色养殖,加快发展畜牧渔业,规模养殖比重和畜牧业在农业中的比重分别达到48%和40%,肉蛋总产量10.3万吨,同比增长18.8%。食用菌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总面积已达5500多亩,年产值超过8000万元。
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完善土地流转合同、登记、备案等制度,着力规范流转行为。进一步完善渔业生产管理机制,在蒙洼各乡镇开展了水面滩涂养殖证发放工作。按照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认真组织实施了荒废地、沟塘和旧村庄改造,落实土地开发复垦项目68个,新增耕地4888亩。
进一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重点抓好了农田水利、农村人畜饮水安全工程、农村公路村村通工程等项目建设,2008年全县农村基础设施累计投资达1.4亿元,29个乡镇共修建道路2.5万多米,排水设施2万多米。着力加大低洼地治理和中低产田改造力度,重点治淮项目中岗大桥工程开工建设,进展顺利。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和保护性耕作和农业机械化生产,农村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
认真落实各项惠农政策和推进民生工程实施,兑现农资综合直补、种粮直补等各类补贴1.23亿元,平均每亩85.7元。强化措施,规范操作,全面完成和推进了由省委、省政府统一组织实施的2007年12项、2008年18项、2009年28项民生工程,致力解决群众最现实的生活难、上学难和看病难等问题。切实加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力度,从严规范“一事一议”,严防农民负担反弹。每年分两次对全县29个乡镇的农民负担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监督,针对存查出的相关问题提出限期整改意见,并跟踪督办,有效避免了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现象,切实维护了农民合法权益,促进了农村稳定。
跳出“三农”抓“三农”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城乡统筹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三化”并举,以“三
化”带“三农”:即以工业化带动农民收入提高,以城镇化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业经济效益增长。这是近几年我国解决“三农”实践经验的集中概括,也是我县调整发展战略的重要实践依据。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是辩证的统一体。工业化居于主导地位,是城镇化和产业化的核心,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逐步“化”传统农业为现代农业、“化”农业文明为工业文明、“化”农民为居民;城镇化是工业化和产业化进一步扩张的载体,可以通过城镇的要素聚集促进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阜南县耕地面积虽然有146万多亩,但人均面积仅有0.8亩,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假如就农业抓农业,就不可能走出千百年来未曾走出的“刀耕火种”的时代,就不可能抓住历史机遇,顺应时代潮流,跨入现代文明的门槛,从而也更不可能破解“三农”难题、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跳出“三农”抓“三农”,着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加速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民向居民转变步伐,是阜南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农村繁荣的治本之策。
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县战略。虽然目前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但就我县而言,第二产业发展重滞后,工业化进程刚刚起步,城镇化水平低,县域经济总量很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中心任务必须是加快建立工业主导型经济、推进全县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强县战略,以招商引资为第一抓手,以工业园区为第一平台,以项目建设为第一支撑,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为第一保障,扎实推进“工业突破四年行动计划”,培育和壮大纺织服装、卫浴洁具、林木加工、精细化工、机电制造、农副产品加工六大工业支柱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以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农村农业经济实现新突破,并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条件。
必须坚持坚持以规划为龙头,坚定不移地推进城镇化战略。加快城镇化进程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措施。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进一步抓好城市规划的编修和落实,切实加强规划土地管理和规范村镇建设秩序,坚决制止和严厉打击违法建设,推动城乡建设和管理走上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要大力发展城镇工业,按照“小园区大聚集、产业集群”的发展思路,引导地方各类企业向园区集中,使园区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财政收入的支撑点,农民转移的安置点。要抢抓国家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的政策机遇,按照统一规划,抓点示范、分类指导、整体推进的原则,强化经营城镇理念,建立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建设资金运作机制,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繁荣第三产业是转移农村人口的关键。第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是二产的4―5倍。在改造提升商贸流通业的同时,进一步发展房地产业,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为农民进城筑平台、创条件,全面提升城镇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拉动力,把城市和乡村真正联为一体,实现优势整合、协调发展。
必须千方百计促进劳务输转,坚定不移加速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和土地上转移出来,在非农产业和城镇从事二三产业,是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资源共享、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和有效措施。如果长期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有限的土地资源和农业上,不仅农民增收的步伐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势必导致农村社会的不稳定,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有高,在激烈的区域经济竞争中必然会处于愈来愈明显的劣势地位。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实质是将农业人口比重过大这一“沉重的翅膀”化解为腾飞的动力,是破解三农问题的“神来之笔”。要在引导群众破除“故土难离”的思想观念、树立新的择业和生存观的基础上,多渠道加大农民培训力度,建立多种形式的劳务输出组织,实现劳务培训和输出工作的市场化、专业化、系统化;强化政府引导,大力实施“阳光工程”,多渠道开辟稳固的劳务基地,努力推进劳务输出的特色和品牌建设;坚持与劳务移民和扶贫攻坚相结合,突出抓好成建制劳务输出工作,着力做强劳务经济,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真正把劳务输出作为产业富民的支柱产业和“铁杆庄稼”抓紧抓好。
必须切实加强政府引导,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想致富,需要的是服务。政府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要从过去的微观管理向宏观指导和强化服务转变。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是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需要,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各级政府服务经济工作水平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和农业比较效益、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重要支撑,是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要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揽全局,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充分发挥政府在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企业的主体作用、民间和社会力量的支撑和补充作用,突出抓好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信息服务体系、市场流通服务体系和农民培训体系建设,着力于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完善县级,强化乡镇级,不断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致富
能力,为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