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2-28 15:48:18
时政论文篇（1）
（一）中国行政法改革的重点内容
我国行政法管理效能不够优越，因此实施全面规划方案有待商榷，现下需要做的就是重点内容的筛选工作。这部分重点开发范围应当是规范力度最为低下的领域，尽管我国尚未明确规划行为、收费细则，但是强制、处罚条例基本颁布完全，重点行政处理活动已经达到有法可依的要求。在改革过程中，涉及某类限制问题值得有关单位深思，尽管许可、处罚制度已经全面设定、实施，但是权力滥用问题根源并未清除。这主要是因为行政主体已经将内部组织作为规划重点项目，在支撑结构较为完善的前提下，疏导行为已无存在价值；如若组织架构有待完善，那么即便是行政行为法令再过健全，管理人员也难以稳定组织行为的客观性价值地位。因为行政组织法令管控力度不够严格，行政法后期发展重点便基本围绕组织法进行有力开设，并注意发挥二者的同步跟进潜质。
（二）行政体制规划与组织法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行政体制改革工作需要借助内部组织法进行全面护航，为了尽量稳固组织法的正常效用，管制主体需要联合行政机构改革与组织发展关系进行深入探析，并在二者优先调整流程中做出适当取舍。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组织法作为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支撑要素，在地方尚未全面协调优化行政体系过程中，我国盲目进行地方行政机理改造是不现实的。要做到这方面内容的优化处理，就可以优先考虑实施地方自治管理方案，同时清晰拆解中央、地方政府的交流关系。必要时，我国可以考虑制定地方政府行政改革制度，加快政府权力的划分进程，明确划分各级政府管理权限和依存关系。在有力规划政府管理权力前提下，针对各级地方政府组织法要领进行协调设计；为了有效凸显地方政府组织法、规划体制的交互性归控优势，国务院机构有必要设置专业的体制改革中心。
（三）完善行政组织法的必要措施分析
经过行政法治内容的整合、分析之后，有关学术界开始科学预测中国后期管制格局，并且将行政法内部缺陷问题罗列清晰。毫无疑问地讲，我国规范动力最为不足的就是行政组织法，针对这一方面内容进行有力改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透过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属于我国现下公共行政部门改革的必然结果，所以关于服务、社会行政法的突进历程也成为当下社会结构规范局势的重要之举。
依照过往行政救济、程序法的交接准则进行科学审视，发现尽管我们制定的行政管制内容比较详尽，且内部条文规范力度明确，但是整体完善质量仍旧不入法眼。产生这类限制性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行政组织系统规范意识不够强烈。所以，我国需要全面引进先进国家调试经验，并借助行政主体规范渠道进行全面拓展，适当扩充行政组织法比例范围，并利用行政主体的规范措施来减少行为、程序法的错误处理现象。
适当考虑制定完善形态的行政程序法则，这是我国目前社会机理改造过程中的重大项目内容。由于这部分规划力度已经逐渐达标，这才为后期公民行为、救济事宜创造优越的适应条件。自从组织法得到尽量完善处理之后，行政主体的一系列行为便得到科学规范，相应地对行政法需求便也不再那样急迫了，使得立法程序交接效率全面提升。另一方面，行政主体延伸地位、支撑架构得到优化塑造之后，管制主体在权力划分、人员监督上的细务就更加全面了，保证程序法的及时出台成果。针对行政组织要论进行行政主体独立财政、行为的完善，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制度的规范力度，确保单位行政复议工作能够有力完善，这对于后期行政归控前景来讲，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支持出口。
时政论文篇（2）
2.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做到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做到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还要做到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将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切实关心员工的工作、生活、学习、思想，积极发挥每一位员工的专长，充分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让员工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实践工作。
3.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做到实现可持续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建设是以思想建设为基础，积极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中的各个环节。按照市场发展的规律做事，充分遵循客观规律，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正确处理好组织、员工、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营造出一种公平、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良好工作氛围。
4.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做到认清形势保稳定局面
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让社会的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生活观念都呈现出多元化的变动，这样的变化发展要求组织重点要抓思想政治工作，积极从实际情况出发，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做好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引导员工认清形势，融入大局，积极开展工作。
5.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做好增进党群干群和谐关系
在新形势下，构建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凝聚力量，把广大员工的力量充分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各项工作往一个新的方向努力。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更加入微细致，这就需要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用最真实的案例最实际的情况鼓舞员工，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
6.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做好陶冶员工思想情操
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利途径，更是提升组织品质、增强组织凝聚力、陶冶员工情操的重要手段。及时把党中央的重要精神和重大决策传递给广大领导干部和组织员工，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和思想情操。
7.新时期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作用，利用现代化舆论媒体优势作用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媒体的出现对于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挑战，也发生着巨大的冲击，这就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化舆论媒体的优势，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媒体新方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引导，发挥出现代化媒体的舆论导向的作用，创造一个优良的网络环境，正确引导党员干部对于权力的权衡，正确行使权力，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受到广大网络群众的监督。
时政论文篇（3）
二、多比较,多筛选
时政论文篇（4）
二、新时期下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自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以来，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指导着我国经济、分配制度、行政等各个领域的实践。效率超过了公平成为了我国重点提倡的发展策略。这一原则的提出背景是基于我国在建国初期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干好干坏一个样，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生产的积极性，导致效率的普遍低下，阻碍国家发展。改革开放后，为了摘掉贫困的帽子，亟需将提高效率摆在在更为突出的位置。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的价值选择更有利于大力优先发展生产力，带领人民摆脱贫困，提高综合国力，符合当时改革开放初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几十年间，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法治等方面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然而，在新时期，新的社会背景下，新的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一方面，社会差距拉大，体现在城乡差异，东西部差异，职业差距等等。另一方面，只重效率滋生的拜金主义，道德滑坡。公正的缺失也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人们自我实现的需求难以满足。与此同时，虽然说我国长期以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的行政效率并不高。行政立法欠缺成熟，行政机构设置分工不明确，多头执法，出现权力的交叉与空白。行政程序也过于繁琐，导致行政执法效率低下。我国历史上君主专制体制根深蒂固，对于行政的价值取向理解出现较大误区，行政主体的观念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矫正，导致行政手段与其目的的背离。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对于行政价值取向认识的转变，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发展成为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发展目标。中共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讨论并制定了“十二五”规划，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更加明确地提出对于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的要求，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公平与效率并重”转变。今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明确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并在公报中多次提到了公平、公正对于法治建设，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等多个方面。因此符合新时期实践的行政法下的新型公平效率关系已逐渐显现:“公平与效率并重，更加注重公平”。
三、行政法下新型公平效率关系的实现
平衡效率与公平，如何最大程度上实现行政目的的探索任重而道远。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原则应当贯穿行政法的各个方面与各个阶段。首先在立法层面来讲，我国一直未出台一部体系化的行政程序法典。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依靠的仅仅是单行立法独立、割离式的进行调整规范。一方面，系统化的行政程序立法的缺失使得行政实体法内容的具体实现难以保障，行政的公正性没有收到足够的规制。换句话说，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没有收到强有力的限制，行政相对方的利益没有得到明确的保障。这便可以看作是没有很好地实现行政目的，行政的基础便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由于行政程序立法没有经过系统化的创制，法条之间难免存在横向层面上的冲突与空白，这样势必导致行政行为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困惑，从而进一步导致行政效率难以提升。因此制定出台一部行政程序法典，对于保障公平提高效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无疑是为行政机关套上“枷锁”，受到来自行政机关的阻力也是必然的。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路途曲折，脚步也十分缓慢。1986年行政法学研究会第一人总干事、中国行政诉讼法奠基人张尚鷟提出，要加强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的立法工作。在2000年前后，行政程序立法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法学界形成了三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同时2003年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也将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工作提上立法计划。这也掀起了行政程序法的立法高潮。但令人沮丧的是，五年后，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立法计划中却不见行政程序法的踪影，行政程序法的出台再次遥遥无期。今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过后，行政法学界又嗅到了，行政程序法立法复苏的气息。《决定》中提出“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同时立足于依法治国的时代大背景下，有理由相信，行政程序法有望再一次被提上立法日程。再将眼光放到行政行为上。这是攻克公平效率平衡难题最直接的突破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公平与效率并重，更加注重公平”的新时期下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革新，导致大量的行政行为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转变。这种改变既包括客观上行政行为的原则、方法上，也应体现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在主观上对于行政理念的转变。首先对于行政处罚，在坚持处罚公正公开的原则，过罚相当、恰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基础上，对于效率价值，应提高行政处罚的效率,依法适用简易处罚程序，落实当场缴纳等制度。在行政许可方面,对相关规定必须进行公布；对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以外的实施和结果，进行公开，不得歧视偏私。同时尽量减少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效。在行政强制方面，应坚持以人为本，贯彻人权保障原则，尽量从人权保障角度出发，设置完善的行政强制程序,选择对行政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手段进行行政强制。同时应注重时效制度、简易程序等执行程序,以提高执行效率。对于其他较为柔性的行政行为，例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首先还是应以行政相对方的主观意思表示作为基础，给予行政相对方充分的意思自由。应基于协商确定，而不应承受来自行政主体强制力的压力。而为了平衡效率价值，行政主体在此种行政行为下享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对优益性，来确保公共利益的更好实现。任何一种价值的实现为都离不开监督。为了行政当中，效率同公平相协调最大程度上得到保障，保证公正的前提下不损害效率，就需要来自各个层面的监督。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提出对于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从多方面入手，加强党内监督、行政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努力建设完善的监督制度，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时政论文篇（5）
二、时政点睛课堂，教学内容“以情动人”
初中政治教学偏重思想教育是不争的事实，思想教育说到底是师生之间情感的对话和交流。一般看来，政治教学应以理性内容为主，但由于初中政治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初中政治教学往往不能太过理性，那样会“吓跑”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应通过心与心的对话构筑起师生之间亲密的“伙伴关系”，这样的教学方式值得初中政治教师尝试和探索。另外，初中政治与时政的结合应体现在课堂教学的每一环节当中。虽然初中学生对时事的理解不那么完整，甚至都不知所云，但教师却不能放松对他们时政意识的教育。政治教育与时政教育的结合重在向学生传播一种时事意识，鼓励学生积极关注社会、了解国家大事，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而时政教育的内容，教师应结合教材内容选择具有针对性的素材，以便更好地服务课堂教学。比如，在讲到民族政策时，教师可以联系一些民族事件加以说明。这些意图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国家社会稳定的事件是典型的无视民族政策、无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恶劣行径，教师可以此为案例为学生讲解民族政策中维护祖国统一的内容。针对民族政策中维护民族多样性的内容，教师可以联系各民族弘扬不同特色文化的相关时事，为学生讲解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维护民族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时政焦点引领，突出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
素质教育的主体在学生，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有利于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也有利于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教学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尊重学生的主体性是大势所趋。初中政治教学是传播思想的阵地，更应该顺应这个潮流。教师要积极探索教学方式，为真正将课堂还给学生搭建良好平台。初中政治教学的课堂该以何种方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呢？我们不妨列举几个范例。比如，教师可以组织课堂辩论活动，辩论的主题可以围绕最新的时事展开。学生前期的准备过程无疑是一个难得的自我学习机会，他们会去搜集最新的时事动态，并针对主题阅读、理解、分析和讨论相关社会事件，无形中扩大了知识面，拓宽了看待问题的视野。
时政论文篇（6）
网络社交正成为中国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平台正在成为新媒体时期信息的聚集中心和社会舆情的集散地。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1年7月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微博用户数量达1.95亿，在网民中的使用率达40.2%”[1]。微博的流行带来的信息生成模式以及社会舆论形态变化，这给各级各地政府的舆论管理工作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
一、微博时代政府舆论管理所面临的挑战
1.信息的垄断权被打破，致使政府对社会信息传播的控制力有所减弱。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利用手机在网络传递信息的人数越来越多。微博这种简短的信息形式借助智能手机的发展迅速成为现代人传递信息的首选。借助微博，过去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公众开始发声，在很短的时间内微博已成为传播信息、表达思想、汇聚民意、反映民情的重要通道，成为一个巨大的民间意见集散地和信息传播平台。微博极大地推动了信息传播，也给社会舆论引导带来了新的挑战。信息的垄断权被打破，政府对媒体的传统监管方式很难覆盖到微博领域，致使政府对社会信息传播的控制力有所减弱。
2.社会舆论议题设置的权利正在从大众传媒向微博转移，传统媒体时代舆论监管手段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与在西方国家微博发挥的私人社交手段相对照，在中国，微博的主要功能是表达公共意见的平台。尽管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上也有很多私人话题，但是中国公众网络的表达的内容更多的指向经济、社会、文化等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内容。在微博上，曝光、批评政府权力部门和公职人员的内容不绝于耳。在传统媒体占主流的时代，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大众媒体进行议程设置，从而控制社会舆论的变动。微博产生以后，社会议题的设置已经从大众媒体部分转移到了网民的手中。微博用户“通过不断转发、复制、跟进等方式设置并强化议程，吸引网民注意，形成网络舆论热点，最终引起传统大众媒体的注意，以媒介间议程设置的方式，进一步将信息发散，引起社会关注形成强大的舆论场，最终引起链条终端政府的重视，并以出台政策等行为平息舆论”[2]。微博时代，舆论的生成、发展以及变化的规律与传统媒体时代有很多的不同之处，传统的舆论管理手段已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3.把关人缺失、多数人的暴力、负面情结，导致微博舆论管理难度加大。由于把关人缺失，微博也有很多不实的传言，加之微博的传播速度极快，不实的网络传言可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给社会稳定造成危害。例如，2011年日本3?11地震期间，浙江某网友一条微博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抢盐风潮，造成了全社会的恐慌，影响社会稳定。同时，微博的技术特点使得在微博舆论场中比较容易产生“多数人的暴力”。微博140个字的传播形式使得人们信息时不能展开论述，只能简单下结论，表达情绪。在这样传播环境中既容易产生多数人的暴力，多数人的态度和情绪会形成强大的心理压力，迫使不同意见者不敢发表与之相对的意向。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以讹传讹的恶性循环。另外，质疑和批评是微博舆论场的主流基调，负面消息更容易获得关注。“美国A?C尼尔森调查公司额一项告显示，‘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网民最喜欢在网络上发表与产品相关的负面评论。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3]。也就是说，中国网民具有一定程度的“坏消息综合症”，倾向于相信和传播负面的信息，这种以负面信息居多的微博舆论场更容易滋生愤懑和悲观的情绪。总的来说，微博为代表新的信息传递手段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舆论环境——更加宏大的舆论场，有关公共利益的话题不断变化，议事议程常常影响社会进程，这就要求各级各地政府以新思维、新手段式来应对新形势下的舆论管理。
二、微博时代，政府舆论管理还不能完全适应时代要求
微博所带来的虚拟社会环境变化要求各级各地政府在舆论管理手段上与时俱进，但是从一些现实案例来说，部分政府的舆论管理方式还未能适应微博时代的要求。
1.思维观念还停留在传统媒体管理模式，特别是危机事件处理中。进入网络传播时代，社会上的突发事件，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很容易迅速成为网络热点事件，进而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而一些政府的舆论管理思维还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通过宣传部门对大众媒体进行各种管制，不允许媒体报道或者耽误了报道的时间。而在此期间，网友很可能已经将事件相关信息通过微博散布出去，中间不乏夹杂着谣言等，其结果轻则影响政府形象，重则引发社会群体事件。例如，在宜黄拆迁事件中，尽管宜黄本地媒体并没有报道，但当事人已经通过微博将在机场被围追堵截的情况进行了直播，从而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2.面对质疑，政府相关人员媒介素养不高，缺乏相应的传播技巧。微博舆论场所引发的大量质疑给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传统思维等因素影响，政府相关人员的应对技巧不够成熟，有时表现极其粗暴，有时则担心说错话而推三阻四，吞吞吐吐。例如，2011年7月，有网友在南阳网“书记市长网上留言板”上抱怨该市“交通整治行动”中的一些问题时，当地公安部门竟然在回复帖中称该网友的行为为“螳臂当车”，并称将“密切关注你的煽动性言论”再“视情处置”，此事在网络上引发震动。又如在云南巧家爆炸案中，公安局长杨朝邦在新闻会上缺乏应对技巧，发表“用局长名义和前程保证赵登用是嫌疑人”的言论，遭到了各路媒体记者和公众的嘲弄。
3.利用新的信息传递方式引导舆论的手段还不够成熟。目前，为了应对微博这种新的信息传递方式所带来的变化，各地各级政府尝试新的方法用以引导网络舆论，例如通过开设政务微博消息，引导舆论。但是，现有的研究显示，政务微博舆论引导效果不明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学者郑拓在对10个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政府的微博进行研究后指出，目前各级各地政府使用微博引导舆论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机构微博的信息透明度有待提升”、“政民互动水平有待提高”等[4]。
三、微博时代政府舆论管理的创新策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5]。微博时代，无论从时代背景转换的要求来说还是从现实出现的问题来看，各级各地政府在舆论管理工作创新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1.加强舆情信息的监测与分析，提升舆情的预警与研判能力。微博时代，网络无小事，各级政府应针对微博传播的特点，提升舆情的预警与研判能力。各地各级政府可以加强与网络技术专家沟通，强化与网络服务提供商合作，及时对本地区本部门的网络舆情进行监测。
2.转变思路，正视质疑，变舆论管理由“严控”转为“柔性引导”。微博时代，批判与否定几乎成为一种时髦，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具有主导地位的大众价值取向。面对不绝于耳的负面社会舆论，政府应该如何应对?首先，各级政府必须转变思路，正视问题，坦诚面对舆论监督，要变严控为柔性引导。即从采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对信息者进行惩罚等手段平息舆论的手段转为以平等互信、交流对话的精神作为解决问题的信念，通过积极参与微博话题的讨论与设置，借助公共关系管理等手段解决实际问题。
3.以新应新，抢占微博舆论制高点。(1)真正发挥政务微博的舆论引导作用。首先，提升政务微博的互动功能。政府建立微博不仅要作为的信息的平台，更是要利用微博平台收集民意，解决实际问题。政务微博要提升回应力，少说“官话”、“套话”，学习倾听并积极回应网友的呼声。其次，应该加强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及沟通交流。一是要迅速消息，南京市政府此前了一个文件，即突发事件发生了以后，必须一个小时之内通过微博事件有关情况。二是要注重事件的交流与引导，提高议程设置能力，让政务微博成为新时期政府网络执政的新手段、新平台。(2)注重培养舆论领袖。鉴于微博的技术特点，同草根用户相比，意见领袖在引发关注、设置议题等方面具有强大引导作用。在微博的平台上，意见领袖聚集了大量粉丝，不同的意见领袖又通过互相关注形成话题碰撞，最终形成多个舆论中心，使消息传播速度加快，传播面也更广泛。例如，2012年8月发生的湖南永州嫖宿幼女案件，经过姚晨微博转载后迅速引起社会关注，当事人最终得以释放。由此可见，舆论领袖在推动网络舆论以及事态解决中的作用。不过，意见领袖在给网络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舆论的变数，比如由其转发的不实信息，更容易令民众相信；一旦滥用其拥有的话语权，更易形成网络暴力；而倘若其发起社会动员，极易引发公众事件。各级各地政府部门在利用舆论领袖方面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培养一些具有主流价值观的意见领袖，在一些重大问题时候能够出来引导舆论，起到综合舆论的作用，可以避免墙倒众人推。二是要加强与其他意见领袖的沟通，真正听取他们的意见。在这个方面，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可以堪称表率。“他每年有一次跟网民的在线交流。对广东批评最激烈的这些人，他找到真实人，然后亲自跟他们开会，跟他们交流。”[6]
4.提高政府相关人员的媒介素养。微博时代，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提高媒介素养，提升应对媒体的技巧和手段。主要包括提升危机意识，提升舆论议程设置能力，从“被动回应质疑”转为“主动设置议程”。政府部门可以与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学、公共关系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加强联系，为相关人员举行各种培训，学会“智慧传播”。（来源：今传媒 文/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 姜 巍 编选：）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cnnic.net.cn/research/bgxz/tjbg/201107/t20110719_22120.html.
[2]钟柔英，高杨.论微博平台上政府新闻议程设置[J].新闻界，2011(7).
[3]肖舒楠.批评有效40.4%中国网友承认偏好分享负面评论[N].中国青年报，2010-08-03.
时政论文篇（7）
生态文明是价值观的革命，是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升华。与长期以来所提倡的环境保护、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等概念相比，生态文明具有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不能将生态文明建设简单化。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体现着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以人为本的现代思维，是人类对自己行为的深刻反思的重大成果
二、治理生态问题的措施
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既着眼当前，又考虑未来，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一，建设生态文明，前提和关键是如何发展。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只有发展，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选择有利于生态安全的经济发展方式，建设有利于生态安全的产业结构，建立有利于生态安全的制度体系，逐步形成促进生态建设、维护生态安全的良性运转机制，使经济社会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对后代人的需求不构成危害，最终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第二，建设生态文明，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文明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成果的总和，其本质特征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既是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根本目标，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评价标准。
时政论文篇（8）
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
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 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发生并
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文革”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
治氛围等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文革”的支持与推
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文革”前的消极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实
践、大众传媒、政治符号、学校等教育机构、家庭等政治社会化（注2）［1］
途径，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固置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
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
一、专制政治体制及其运行
“文革”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弊端发展到极至，形成了专制政治
体制。这种体制下的政治实践通过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变
起了明显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体（注3）［2］素质下降，政治社会化功能偏失。
首先，“文革”时期，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政治素质
整体下降。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维上的失误乃至错误足以表明，相对于
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来说，他的政治价值指向已经发生严重偏转──尽管
他发动“文革”的某些主观政治意图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纯洁而美好的。由
于他居于整个金字塔式专制政治体制的顶端，所以，他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偏转
给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带来全局性影响。同时，林彪、江青集团等极左分子窃取
了大部分中央与地方领导权，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权力
被极度削弱。在当时全能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治权力分配
结构对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处于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林彪、江青等人运用所掌握的极大政治权力，控制了学校教育、大众
传媒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等政治社会化中介，把他们错误的政治言论、政治意识
等政治文化与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强制性地向整个社会传播，从而控制了政
治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功能、结果等等各个方面。作为“文革”这场社会政治
运动的“被动性主体”，大众为当时负向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严格控制，其文
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急剧下降。这导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极易接受政治
社会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为其同化控制，而不可能对其正确性提出质
疑和非议。
其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各类政治组织功能缺失。政治组织是政治体制运行
中的重要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政治人的政治活
动提供群体性组织场所，使之在参与组织性的政治活动中接受、发出政治文化
信息，形成特定的亚政治文化。同时，各政治组织间也相互影响，使不同的政
治亚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从而赋于整个政治文化以生命力。“文革”
时期，包括中共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内的各种原来常设政治组织或残缺
或虚置，其正常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随之缺失。同时，一些松散的完全听命于
林彪、江青等的极“左”政治组织如革命委员会等不断出现，它们传播着错误
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负向发展，而不受任何限
制。这两方面都为专制的个人或少数人任意传输其错误政治意志提供了条件。
从政治文化上下交流与互动过程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组织只为上层精英政
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政治文化）向下层大
众政治文化的强制性传输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而下层大众政治文化向上层
精英政治文化的传输与反馈则失去了组织程序性渠道。所以政治文化传输和流
动过程中的反馈渠道被斩断，政治文化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同时政治组织结
构的单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再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政权与公共机关职能变形。公检法、军队、监
狱等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与实践也具有政治社会化意义。
“文革”时期先是公检法合署办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检察院系统；1975年宪
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使侦查权和起诉权合二为
一，实际上取消了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检察监督。“群众专政、群众立案、办
案和群众审判”，即“甩开公、检、法，走群众专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
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出现了“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3］在法
制残缺又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公检法系统的执法行为相当混乱，直接制造了大
批冤假错案，给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不可能培养人们
的法制意识。在“文革”后期，军队“三支两军”，对遏制社会政治的混乱局
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军队在如此程度上参与政治运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行
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线为指导执行其政治职能的。所以，它在政治
社会化中也起到了传播错误政治文化的作用。“文革”中，监狱则成为关押政
治文化异端的“中国巴士底狱”。
第二，政治运行制度规则极度失范，政治文化日趋非法理化。
政治运行规则在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实
践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规范约
束在法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行，这些合法的政治实践见之于
政治文化则是法理型政治文化。“文革”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
置或极度变形，整个政治系统的政治实践处于随意化、无规范化的状态。作为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
大实际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质，因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的，而是
通过革命委员会协商指派的，这次大会丝毫不意味着人大制度有任何的恢复。
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也被践踏、取消。各项原有法律被废弃不用，代之以
体现极少数人政治意志的“暂行条例”（如《公安六条》等）。正常政治法律
制度的缺失本身就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制的概念，特别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受到
法制的保护，也就不可能培养起什么民主法制意识。同时，《公安六条》之类
简陋而扭曲的规定则强化了人们政治文化传统意识中对法律（主要是刑法）的
敬畏恐惧感。
第三，政治实践紊乱无序，加速了政治文化的畸变进程。
首先，政治参与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不是
一种政治民主制度，而是轰轰烈的群众运动，其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大
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连”。它借助个人崇拜发动，违背了民
主的本义与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
主也不可能实现。无法律政治制度制约的群众运动看似人人都参与了政治生
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权利，其实这只能是极浅层次的政治参与，根本不能体现
宪法规定人民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原则。因为人民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是人
民阻止任何无限的权力”……“否则它只会把得到的绝对权力带进生活中。它
的实际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况
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进入不了政治决策过程，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功能
──表达民意、制约政治权力、调节政治系统运行——已完全丧失。这种“民
主”的实践后果只能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权
利及其它权利的空前践踏。这种政治实践形式，使人们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以
狂热的异化方式暴发出来，本来就极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识荡然无存。其次，
在政治运行中，政治录用成为制造和强化个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内容的操作性手
段。当时，以“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
的标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5］这种政治录用标准不但具有
模糊性，而且是以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确政治思想理论为前提的。
所以，它只能起到强化人们的政治依附、个人崇拜意识，把上层主导政治文化
绝对化的消极作用。
再次，在“文革”时期，政治领袖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对大众政治文化具有
明显的示范与引导作用。例如，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他们的支
持，煽动了他们狂热的政治感情；林彪、江青、周恩来等在公开场合高呼“毛
主席的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
岁！万万岁！”，尽管这些同样的政治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可能不同，但对处于
政治运行最外层的大众来说，相同的政治行为所传递的政治文化信息却是相同
的，都强化了大众已有的个人崇拜意识及对“文革”的认同与盲从。因为，政
治领袖的特殊贡献、人格魅力或政治权力地位和大众低下的政治认知水平、依
附性较强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使得普通大众容易认同和模仿政治领袖的行为及其
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
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等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
握、利用，成为发动”文革“、为“文革”制造舆论、宣传错误政治理论、传
播错误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自身在“文革”中也受到一些冲
击。我们先来看看报刊。所有晚报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
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各种小报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
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
曲着大众政治文化。再看看广播电视传媒。十年间，广播电台增长了12座，发
射总功率也增加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
了10倍，全国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
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
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
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
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一部分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
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
控制与管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毛泽东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它种种政治言论，压制
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文革”政治实践的
有力工具。例如，“四人帮”长期控制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大
权，竭力宣扬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度猖獗。许多优秀节目被取
消，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度取消，只能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电视节目单调、
枯燥，假大空的画面充斥荧屏。特别是农村中广播喇叭普及率较高，它传播的
错误的政治言论与政治文化信息极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认知能力很低、承载着
较多消极政治文化传统的农民。
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
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的舆论高度一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
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
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7］（p112）舆论高度一律主要表现为：毛泽
东、林彪、江青集团等少数人的思想意志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为群众言
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
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
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
之，“文革”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
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文革”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
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简短的“打
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
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
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
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
（2）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
书”（《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报”等。“文革”中大、小字报满天
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8］
（p6、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
大街刷上瓦”［9］，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肢解、歪曲毛泽东
思想、传播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3）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文革”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
型代表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毛泽东、林彪等人
的照片、图象，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
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毛泽东像
章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
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
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
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
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
大的同化作用。
（4）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消
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
（5）“革命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象符号于一体，是
“文革”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
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
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
社会政治理论秩序”［10］。作为一种观赏性的文艺形式，“样板戏”建立社
会政治法典、构筑社会政治理论秩序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观看它，形成“样
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会政治法典与秩序才能得到认同。
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
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文革”期间特有
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
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反生产大队”。［11］以立新、文革、卫
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破例地
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
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
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
文化伦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
达能力，乃至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
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
“红色江山”、“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
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
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
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
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2］当然，就“文革”时期来说，也成为中国人的道
德标准。
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
明显的。具体说来，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
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
会服务的。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
成为他自已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
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
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以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由主体
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林彪、江青集团
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
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
以，我们可以说，尽管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
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
“文革”中，在“教育政治挂帅”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级学校正常教育
受到严重破坏，其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发生了严重的转向。首先，设置
政治课程是发挥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政治教
育，向学生传授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来培养他们的政治态度和
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学校教
育的政治社会化作用的方向则主要取决于政治课程的内容。“文革”中学校的
政治课程内容设置极端不合理。中小学的政治语文课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
本教材；［13］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
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
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既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设置毛主席著作
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971年4月到7月，张春桥、迟群等人炮制的《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本来，从作为正常政治社会
化环节与政治文化整合途径来说，学习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
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课程则是极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毛泽东著
作被寻章摘句地肢解，多数学校政治教材不是毛泽东的原著，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渗透着林彪、江青少数人政治阴谋的《毛主席语录》。与之相联系，毛泽东
思想也被教条式地曲解，将其错误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阉割了其正确的政治思
想。丰富的毛泽东思想被其“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等错误理论所替代。学校政治课程几乎成为传播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培养对毛
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无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积淀的崇拜心理、使他
们的政治独立意识萎缩，形成了对既有专制政治体系与少数专制者特别是毛泽
东的愚忠。在学校政治课程内容偏失的同时，它还大量挤占了其它非政治课程
的内容与教学时间，使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急剧下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
觉悟能力与理性政治参与能力。因为，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人，越具有较高的理性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越可能“理解宽容准则的
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
实践”。［14］但“文革”时畸形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结果却是：受这种教
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觉悟能力越低，越
易受极端学说和非理性政治情绪的影响。其次，学校成为当时政治运动与政治
实践──搞阶级斗争进行“文革”的重要场所之一。这是“文革”这一特殊时
期中学校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为“文革”发动标志之一的《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斗争”。“文革”之初，各地方大、中、小学先后造反，揪斗“走资派”。
当年7月底，宣布“停课闹革命”，随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
起。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进行“大串联”，使全国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乱状
态。学校开展的政治实践活动所传递的错误政治信息内化于心，严重毒化了学
生的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评价等方面。再次，在“文革”中，教师被诬称
为“臭老九”，成为被揪斗、批判的的对象。学校党委领导被踢开，代之以文
化层次与业务水平很低的工宣队、甚至是贫下中农，对学校实行所谓“全面专
政”。学校特别是高中、大学招生废除入学考试，单纯强调“突出政治，贯彻
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仅凭阶级出身就可以优先入学。进入大学的
工农兵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总之，所有这
些都对学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严重降低了教学质量，也使作为政治社
会化的重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仅成为向学生与教师灌输扭曲的上层政治文化观
念，激活他们原有的消极政治文化的工具，并取得了相当的效应。由于这种教
育旨在将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塑造成一个模样：“这种模样……伴随着这种教育
的有效与成功，便形成了对思想专制禁锢进而形成对人的肉体的专制”。
［15］所以，可以断言，“文革”时期的学校教育对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
重要推动作用。
五、家庭
从对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来说，“文革”时期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作
用极具特色。与政治学一般意义上讲的家庭政治社会化作用有很大区别。它主
要不是通过影响儿童的政治潜意识来实现，而是借助现实的内部政治氛围来影
响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态度等个
体政治文化的诸方面，从而在造就“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过程中起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家庭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影响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中间环
节。诸多家庭氛围极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充斥于每个家庭成员的
头脑，阶级感情被置于维系家庭关系的血缘伦理纽带之上。社会上流行的“唯
阶级论”、“血统论”等错误观念造成许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员或彼此划清阶
级界限，或因株连获罪。比如“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
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
短”。这使得“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16］（p39、4）
综观“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以上诸种政治社会化方式把基本相
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强烈地塑造着人们的
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大众政治文化内容趋
同，结构走向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式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整个过程
都渗透着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精英集
团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改造大众政治文化的意图。从政治
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社会与群体环境，
特别是其政治文化传统，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础、较低的政治认知能力、唯
上是从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等等与政治社会化所传递的政治文化具有相
当程度的亲合力与契合性。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
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意识不到传输中的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强制性，对之
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弃，从而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内化、认同、接受。
从这两方面看，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文革”期间的政治社会化具
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
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
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合）。这些特点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
化的畸形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变动和功能指向。
注释：
（1）对于政治文化的确切含义，政治学界见仁见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观
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反映与积累，包括政治心
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
治理论等。
（2）政治社会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变动的过程。
（3）政治主体是在政治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它
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和对政治运用产生主导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总和。它有这样几
个层次：1、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包括群体的个体；2、政治性组织；3、国
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物质附属物，即军队、监狱、法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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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论文篇（9）
（二）随意应用载体与盲目跟风。尽管现阶段学术界逐渐意识到思政教育载体的重要地位，然而，因为在研究思政教育载体方面依旧比较落后，再加上欠缺思政教育载体实际应用能力，对发挥思政教育载体功能产生很大影响，这些在实际应用新媒体上充分表现出来，一些思政教育工作者在向学生传授知识时比较热衷于讨论互联网中比较流行的话题或者视频，并不会深入性讲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思政教育教学效果。
（三）不够重视思政教育中新媒体载体的重要作用。由于新媒体的特点是快捷传播、检索方便、交互性传播等，所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被应用于高校思政教育中，然而，很多人淡化了技术投资新媒体及更新观念，特别是新媒体技术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会存在很多负面影响。
二、新媒体时代下形成思政载体合力的措施及途径
（一）构建互联网教学资源中心与教学平台，完善设计思政学习资源。就思政教育教学内容环节来说，必须对传统思政教学方法进行科学演绎，发挥理论灌输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在教学方法领域，应该对多媒体技术予以有效应用，增加思政教育理论灌输的创新性与新颖化，而且还要设计出完善的思政学习资源，而主干内容、扩展内容、辅助内容共同组成思政学习资源。思政教育理论是主干内容的根本，包括马列理论，思想、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相关课程。根据思政理论特征，在互联网中通过图像、文本、音频、图形及视频等方式将其凸显出来，以情趣取代枯燥，尽可能时期成为高校生自觉接受思政相关知识的主课堂和主阵地。思政学习辅导内容有背景知识评述、知识介绍、知识阐述等，比如典型案例、教案、相关链接网站及参考资料等。此外，扩展内容则主要有帮助、指导、讨论及测试等，像优秀成果、新观点及名师讲座等。对思政学习资源内容进行精心设计，实现思政教育的高效性。
（二）创建校园特色网站，提升思政教育辐射力。思政教育教学中，导航系统指的是路径指引、内容检索，和学生共享校园体制要素与物质要素，这就需要打造极具特色的校园网站，比如，在本校互联网中构建视频新闻及图片鉴赏等，能够以视觉出击方式直观的展现出静态的建筑风格与学院风貌，对该校精神和文化进行有效传递。点击图片，可以以其超语言性与直观性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情操等产生影响，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与感染，对学生理性具有启迪作用，督促学生修身立德。
（三）通过新媒体密切联系学生，提升思政教育效果。在影响受教者方面主要是施教者的个人魅力与理论水平，这些都以辅导员、教师及班主任的学识力量与道德为源泉，以往咨询活动与谈话均在该模式上延伸，具体表现为辅导员和教师以撰写博客、开设空间、讨论话题及上传学习辅导材料等方式，在互联网中公开教师MSN、QQ等网络联系方式，构建QQ群与飞信平台，和学生实现心灵接触，同时还要确保工作通道与信息传递的快捷畅通。思政教师还要以身作则，通过经营空间、撰写微博等措施，将自身思政教育能力与政治理论素养等彰显出来，外树形象、内强素质，以自身治学态度、道德情操、政治方向及人格魅力等，对学生高尚品质进行有效带动，使学生形成一种思政素质情感共鸣，该措施对提升思政教育具有神奇效果。
（四）将新媒体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实现高校生精神升华。学生是校园文化的主体部分，而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是课外活动，开展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与积极的校园文化活动对美化高校生行为、净化学生心灵等具有重要作用。建设高校文化在新媒体时代下应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纳入新媒体文化建设，对校园文化内涵予以不断拓展，进一步延伸高等院校校园文化功能。应该实现高校生思政教育的数字化、多渠道、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实现思政教育的协调性与完善性，实现高校生思政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的资源整合，为高校生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校园环境[3]。
三、思政教育载体合力的形成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避免信息分散性、海量性等特征所引发的合力不合风险。一些高校生单纯的视新媒体为一种娱乐工具，对手机与互联网等过度使用，这一方面会导致与学生与学习目标相偏离，导致学生学习效率的下降，另一方面通宵上网与手机噪音等会影响到身边的同学。
（二）消除或规避对载体合力不利的反向作用。重视新媒体将更多机会提供给合力形成的同时，还应该意识到其中的反向作用。因为新媒体本身具有隐匿性、开放性及虚拟性等特征，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为某些人创造了蓄意破坏的机会。例如，在互联网中发表虚假言论，制造垃圾信息，对媒介环境产生严重污染，还有的学生伸直侮辱他人名誉等，这些既是媒介行为的失范，同时又触犯了道德底线。
（三）避免过分依赖新媒体。我国长期教育都是以课堂教学为主，以社会实践和课堂讨论为辅，此为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教学形式。而现代媒体本身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对于始终探索怎样提升思政教育效果的教育者而言，就像是柳暗花明，该机遇很容易让人对其产生依赖，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以往思政教育载体的重要作用。
时政论文篇（10）
一、公共外交的概念与应用
“公共外交”一词由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首次提出。古利恩认为，公共外交包含了国际关系的多重维度，超越了传统外交的范围。如一国政府对他国公众舆论的引导与促进，两国利益集团间的互动与交流，外事报道及政策层面的制定等各类政治活动均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约瑟夫·奈认为“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是软实力的三个主要来源。其中文化在对他国产生吸引力方面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尤其是对本国政治价值观在国际社会中是否被理解与接纳、对本国外交政策是否被认知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更是发挥着不可估量的推动力。奈还认为，在通常意义上，公共外交被看作是展现本国软权力的重要工具。公共外交是政府运用软实力并与他国公众交流，进而驯化他国公众的有效手段。因而公共外交不仅是以一国政府为主体，而是包括多种行为主体在内的对外交流与活动方式。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公共外交既需要借助政治与文化两个维度来进行跨文化的外交活动，同时又倚重和借助大众传播工具，从而实现影响国际公众态度，以及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外交目的 。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等新媒体的传播具有更加开放、多元、瞬时、互动、无障碍等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因此成为直接干预外交议程和结果的工具。作为互联网大国的美国一直很注重新媒体公共外交。早在2008年，美国就提出了“公共外交web2.0”的概念，旨在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技术与公众实现高效、快速、直接的交流沟通，进而推行美国的外交活动。网络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外交竞技场。
二、基于政治舆论的公共外交
美国向来主张以政府为主导，发起外交项目，影响国际舆论，为自身营造有利的政治舆论环境。美国政府重视公共外交战略的统合工作。早在2001 年，美国就成立了“白宫联合信息中心”(White House Coalition Information Center)，时隔一年又设立了“全球传播办公室”(Offic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负责公共外交议题的协调与统筹，主要是为政府提供有关外交政策和提升国家形象的建议。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都由总统任命，历任总统也特别重视公共外交的战略部署。作为“互联网”总统的奥巴马利用网络进行公共外交活动，并借机塑造美国形象的实践运用得相当熟练。比如，他曾在 2015年9月28日就叙利亚问题在推特上连发三条推特：“Nearly 12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displaced by the conflict in Syria. As Americans， we can’t sit idly by. That’s not who we are.(在叙利亚将近有1200万人因战乱而流离失所，作为美国人，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We’ve provided more than $4.5 billion in humanitarian aid to help meet the needs of those impacted by the Syrian conflict.(我们已提供超过4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来帮助那些受叙利亚内乱影响的人们)。”
“We’re also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Syrian and other refugees we admit to the U.S. to 100，000 per year for the next two years.(未来两年，我们每年接收的叙利亚和其他难民人数将增加至10万人)。”
美国的公共外交常常借助政治舆论来表达，往往会摆出鲜明的官方立场。从奥巴马的推文可以看出，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多次发声，表明愿意提供政治、经济，甚至是包括转移和救助难民在内的各方面外交援助。奥巴马站在有利于美国的政治舆论立场上，极大地宣传了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即美国不会在叙利亚问题上冷漠旁观，而是积极展开人道主义救援。奥巴马在个人推特上多次提及美国对叙利亚问题做出的贡献，利用公共社交平台，频繁营造国际政治舆论，来塑造美国人道主义国家的形象。
三、基于文化存在感的公共外交
2013年英国BBC国家形象的民调显示，德国国家形象排在第一位。2012年美国《时代》周刊对国家形象排名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日本，而且日本得票远超其他国家。很显然，根据西方权威主流媒体的排名，两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较好的国家形象，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功于两国在公共外交方面注重文化存在感的建构。
政府虽然在公共外交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德国的商企和民间力量也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诸如汉莎航空、大众、奔驰、西门子等知名跨国商企，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宣传德国品牌、输出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传递着德国文化的品质、底蕴和理念;此外，民间力量的参与也给德国文化外交带来新鲜力量。2015年获得南京公共外交梧桐奖的德国人盖尔克，身为德国博西家用电器投资(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早在2008年就选择用一场慈善之举来为西门子家电的中国业绩年庆祝，并在慈善会上组织拍卖张大千等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盖尔克还提供赞助，与南京大学合作建立拉贝纪念馆，用来纪念和研究南京的战时历史，配合德国官方正视二战以及法西斯历史的诚恳态度。民间力量的参与可谓是公共外交中事半功倍的一剂良药，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人与文化之间的深度认同与共鸣。提倡公共外交的主体多元化和公共外交内容的多样性，无疑是对国家形象塑造产生积极影响的有利补充。
除了德国，日本“谦逊有礼”的国民形象、“高端精专”的科技形象，以及“古朴与现代并重”的文化形象也为其在公共外交事务中添力不少。日本的“国技” ——相扑，在日本的长期经营下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日本的传统文学形式——俳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在世界范围内演绎出英俳、美俳、犹太俳、法俳等不同的文学形式。日本的樱花、茶道、茶花、浮世绘扬名全球。除此之外，日本也是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国之一，日本甚至成为西方人眼中体验东方文化的最佳去处。不可否认，日德两国在国际文化之林中以其鲜明的文化烙印，向国际民众呈现出真实、可感的文化形象。非政府主体的外交活动，形式丰富而多样，与政府为主体的外交项目相互配合，相得益彰。2006 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发表《文化外交的新构想——寻求大家的力量》的演讲，他指出，日本要以“文化”作为公共外交的切入口，日本将长期大力推行文化外交。而近几年，日本政府还向东盟国家派出3000名公开招募的志愿者，旨在推广和输出日本文化。
四、中国公共外交的实践
从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外交实践来看，政治舆论和文化存在感构筑了公共外交领域的“双壁”。我国公共外交的实践中也常常借助政治与文化两个维度来进行对外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俨然成为促成我国公共外交中政治话语与文化传播相互交织的重要一环。“中国故事”既包含了当前国家政治利益的陈述表达，也纳入了文化形象的符号编织。在互联网发展的今天，社交网络媒体的运用使得公共外交更加释放出其多向立体的效果。主席访美期间，在 Facebook上开设了官方主页“Xi’s US Visit”，其对官方首次以国际社交媒体展开外交活动的深入解读，有利于我们探讨“互联网+”时代公共外交的规律与意义。
讲好中国故事，一是要积极主动地讲述中国的故事，二是需要讲述与外国人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中国故事，三是要用国际化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在“Xi’s US Visit”的主页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动态已是在遵循这三个层面的传播规律讲述中国故事：
“习大大和彭麻麻的故事”——2015年9月29日下午1时51分，主页上的时长仅40余秒的短片，题为“Mee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遇见中国国家主席)。短片以漫画的形式讲述了主席的成长经历并对其夫人彭丽媛进行介绍，以生动的形式向世界讲述中国国家领导人及其夫人的故事。此外“Xi’s US Visit”还了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英文演讲的视频，受到世界网友的广泛好评。很显然，彭丽媛在外交舞台上具有很强的文化影响力，“Xi’s US Visit”相关信息，更是在社交网络平台宣传了软实力外交与文化外交。正如约瑟夫·奈所评价的那样：“彭丽媛女士是中国的软实力。我们能看到她所展现的中国文明之礼和中华文化。她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很大，是中国软实力的代表。中国有这样一位‘第一夫人’，对国家的形象提升非常好 。”
“高铁故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和全球领先的高铁技术，在公共外交中，高铁已是一个重要的推介项目。“Xi’s US Visit”在2015年9月28日的这篇题为“China’s high-speed railways： benefit people& connect world(中国高铁：便利民众 连接世界)”的文章，不仅介绍了中国高铁自1999年建设以来取得的进展，还透露，中国高铁轨道近年来已经铺进不少国家，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等福利。这条动态一度置顶，获得诸多点赞，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高铁的故事。
“熊猫外交的故事”——主页在2015年9月25日通过一个视频对“熊猫外交”的发展历程进行了介绍。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大熊猫作为一种人见人爱的动物，是一种带有可爱意味的文化符号，同样也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它们在中国外交史上扮演着特殊角色。从1957年到1982年，中国一共赠送给9个国家23只大熊猫。熊猫外交是中国在向境外赠送或租借大熊猫，借以增进友好关系的外交方式。
“体育故事”——体育外交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座桥梁。2015年9月25日的一个视频介绍了中国青少年对篮球的热爱，对青少年个体进行跟踪写实，让西方受众既深入了解中国，又觉得中国官方媒体和中国普通老百姓是一体的，对诸如姚明、王治郅等中国篮球明星进行介绍，也提及了在中国发展的 NBA篮球明星，如马布里和莫里斯，指出了中美两国在篮球方面的交流活动。9月26日的一条名为“Two world leaders and their shared love of sports(两位世界领袖和他们对体育共同的热爱)”，指出和奥巴马在体育运动方面有共同点，他们都是体育迷。体育外交是彰显文化软实力的一种有效途径，体育外交也是公共外交的一种形式。
“传统节日的故事”——2015年9月27日中秋节当日，该主页了一个2分23秒的视频，视频内容是一个英国人讲述中秋节的习俗和历史，并介绍了月饼的饮食文化等。当天还了一个名为“China connecting with you(中国与你相连)”的视频，视频讲述者是澳大利亚知名酒商Burke Reschke，主要是以外商的视角介绍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以西方人的视角和口吻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经贸，更容易使国际受众理解和接受。访美期间通过 Facebook这个平台上述内容，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公共外交。
五、启示与展望
时政论文篇（11）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发展趋势
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紧紧围绕着的不同历史时代背景展开，其采用教育方式亦随着时代背景、历史任务变化而不断转换着。在经历了民主革命到建设一个独立国家再到改革开放进行经济建设，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具体实践都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在秉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应继续将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时刻以此为行动准绳，指导实践。作为我国当前意识形态的新指导标准，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渗透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因此，新时期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式都应该以此为导向而适度适时的转变。具体说来，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应该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动指导的中心，吸取多种经验，采用不同模式，改变过去死板教条的沟通方式。亦可借鉴国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好的经验，吸收相关学科的方法论知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媒体、媒介不断创新方式方法。过去的教育方式难免有“填鸭式”教学嫌疑，学生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都不尽人意，因此，在核心价值观这个行动指南的指导下，适度“放权”给学生，相信学生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而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起到的是保护和“兜底”的作用，要做到不放松、不强迫，帮助学生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转化为自己主动去求解的学习过程，这样更加符合学生的内在需求。另外，可借助校园文化建设、各种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党团活动、心理辅导、就业指导等方式，不仅可以此强化核心价值观这个指导准则，还可以使学生将切身体会反馈回来，用“自治”过程中获得的经验与能力用于建设校园文化和思想政治环境。除此之外，教育者要注意处理好现实生存需求与深层精神追求的关系，做到教育方式的“有血有肉”，如果过分追求思想精神境界而偏离现实生存的实际，那么则违反了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甚至可能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造成不良影响。再崇高的精神追求也要基于物质的现实，在强化思想价值观层面的教育的同时，要兼顾到学生的生活品质、就业方向等，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
二、强化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采取的措施
第一，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大学政治思想教育的基本方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我国的教育理念决定了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论时代背景如何变迁，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不能动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内容无论如何发展变化、调整、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和改变的。第二，“以人为本”是教育的衡量标准，同时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准绳。我国大学教育确立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科学教育理念，坚持平等、民主、和谐，注重交流、沟通、融合的方法，尊重、关心学生的利益和需求，促进他们更好地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以大学生为本，全面、客观地认识和对待学生。认识个体差异，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和现实需要，发展大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除此之外，要看到大学生思想发展的新变化，因地制宜，创造灵活多样的教育方法，善于运用多种媒介，如QQ、微博等大学生聚集的平台，从而促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亲民”，更注重人文关怀［2］。第三，坚持“平等”的价值观。思想教育发生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二者相辅相成。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应该树立大学生平等的态度开展互动交流，构建二者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结果的真实可靠性和实用性。并且，二者之间的互动交流需要对大学生所反映出的各种思想问题保持足够的耐心和正确的引导，在内容与形式上既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导向作用，还要考虑到大学生的兴趣和接受能力等方面因素，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在平等的价值观的促进下，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二者之间的“教学相长”作用亦可实现。第四，加强高校思想教育队伍的建设。历史和长期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质量的好坏至关重要。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师和辅导员来向学生传达，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素质就直接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和质量。具体来看，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主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辅导员为核心的学生工作队伍，亦包括了学生干部的作用，他们主要负责大学生思想活动的监督与管理，二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水平建设相关的教师，他们主要负责向大学生教授理论内容，帮助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二者均起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达纽带作用。第五，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科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工程的重要基础。我国于2005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一级学科，在其之下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第二学科进行重点建设，这对我国今后思想政治教育做出了更加准确的界定。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对理论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指示作用，并且该学科建设的加强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作用是相互的，该学科建设加强为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实践基地和学习平台；反过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得到实践学习与检验，将会产生更多的理解与感悟作用于学科建设上，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我们仍然要不遗余力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建设，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强的后盾支持。
作者：韩蓉辉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高职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