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论文大全11篇

日本文化论文篇（1）

川端康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作家本人对世界的“悲观”认识。他在童年没有感受到家人的温暖。相反渗入了深刻的无法克服的忧郁、悲哀因素。他把这种深刻的情感宣泄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他的作品《伊豆的》全篇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淡淡伤感。概括起来，川端康成的创作特点，是以虚无思想为基础，追求一种“颓废忧郁的美”。他的作品是由虚幻、哀愁和颓废三个因素构成的，以病态、失意、孤独、衰老和死亡，反映没落的心理和颓废的生活。

(二)川端康成作品忧郁性形成原因

1．日本传统美学的影响

日本的“物哀”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作家，尤其是川端康成。川端康成继承了这种“物哀”思想，《雪国》描绘、展示了岛村所深深体悟到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缺憾美，这与日本传统美学十分契合，其文学作品有一种独特的美感。这种美，深沉而纤细，交织着主人公对自己处境的悲怨，融入了作家对主人公的同情、爱怜，因而呈现出一种朦胧而感伤的审美状态。

2．日本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日本远古人受到岛国自然环境的恩惠和培育，对自然怀有深切的爱与亲和．对自然美的感觉敏锐而纤细，这种自然观和美学思想，成为日本人把握自然美和创造艺术美的底流。川端康成自觉而忠实地继承了这一审美传统。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加上频繁的灾害，无所不在的恐惧．在漫长的时间里雕塑了日本人的气质。对于工作、家庭、爱情．甚至神经质般的忧郁渗在了日本人的骨子里，这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也有深刻体现。

3．佛教“虚无观”的影响

佛教是川端康成作品“忧郁性”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佛教讲究“万物一如，轮回转生”、“虚无”、“无常”，《雪国》结尾处描写了叶子的死亡，美到极致，蕴含了佛教“轮回转生”的思想，《招魂节一景》结尾处涂上了佛教“虚无”的色彩。佛教“无常观”不仅融于日本古代传统文学中．而且使得他的作品蒙上了“忧郁”、“悲”的色彩。

(三)川端康成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川端康成启发了新时期中国作家的审美眼光，使其从政治化、社会化的写作中逃离出来。随着20世纪以来中日文化交流不断加强，20世纪中国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类似于川端康成“物哀化”的审美趋向。莫言说过：在我刚开始创作时．中国的当代文学正处在所谓的“伤痕文学”后期．这时的中国文学，还负载着很多政治任务，并没有取得独立品格，J端康成对美学的追求，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小说，中国的作家创作时应该去感受真正的文学对象和审美品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类作品既有J端康成式的色调，更有其本土化生成性，不仅结合了日本式审美情趣，而且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学，开创了新的文学创作形式。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忧郁性的特征

(一)大江健三郎作品的忧郁性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紧紧抓住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问题，深切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边缘弱势群体的关怀：对日本民族命运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的担忧。大江健三郎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凝结在其文学作品中便体现出深深的忧郁性。“苦难”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里也随处可见。他的许多作品都绵延着令人窒息的痛苦和绝望。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担忧，深深的忧郁性渗入其中。

(二)大江健三郎作品忧郁性的形成原因

1．个人生活体验的影响

大江健三郎的忧虑意识与时代幻变与个人体验直接相关。日本战败带来的民族屈辱，传统天皇制崩溃，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变革，都让他内心充满紧张和不安。残疾儿小说的灵感来自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残疾孩子与广岛的二战遭遇联系在一起。且将目光投向西方并最终停留在萨特身上。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中．世界存在荒谬性，积极自由选择自己的价值倾向，与大江内心深处对于时代、民族、人类的体验和焦虑一拍即合。这一切促使他力图在文学世界中表现自己的忧郁性。

2．日本民族忧郁传统的影响

大江文学的忧郁意识无疑植根于日本民族的忧郁传统。日本是岛国．生存环境的忧患意识可以说无时无处不在。日本又是忧思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与浓厚。日本传统文学观念认为，在人们的各种情感中，只有忧愁苦闷之类的情感才会让人感触最深，结合日本的国情形成的特有文化中的忧郁传统，不仅使日本的忧患意识不断增强，而且促使日本民族形成独有的性格特征。这种民族忧郁特质深深植入171本作家的脊髓．并影响了大江文学的忧郁性。

(三)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大江健三郎与中国作家的文化交流与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莫言在《影响的焦虑》中表明了学习外国作家作品时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作家“如果要写出有个性、有原创性的作品，必须尽可能多地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必须尽可能详尽地掌握和了解世界文学的动态。”“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更积极的态度、更高的热情和更大胆的手段，去与外国的同行们交往，去向外国同行们学习和借鉴。”不大胆地向外国文学学习借鉴，不可能实现文学的多样化；不积极地向民间文化学习。不从广阔的民间生活中攫取创作资源，也不可能实现文学的个性化、民族化、多样化。”莫言之所以获得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也与大江健三郎对他的作品高调的认同不无关系。大江作品启迪了中国作家。为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方向。

三、村上春树作品忧郁性的特征

(一)村上春树作品的忧郁性

村上春树作品一般反映年轻人的快乐与悲哀。很少有实质性的事件．常常是一些思绪与感触。抒发莫名的迷茫与哀愁，具有典型的忧郁性特征。其代表作《挪威的森林》描写主人公的空虚、自我封闭，快乐时不与人分享，痛苦时不与人分担。看似坚强的外壳难以掩饰灵魂深处的空虚。自私的永泽，自卑的直子，无论对父母、朋友，还是所爱的人，都保持一定距离。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同时，也不愿别人进入自己的世界。死也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死观的研究分析也有助于理解作品的忧郁性。小说自始至终都充满孤独和忧伤．为易逝的青春和生命而哭泣．为被剥夺了的自我而哭泣。

(二)村上春树作品忧郁性形成的原因

1．作家自身忧郁性格的影响

文如其人。从一些主人公身上，可以看到作者的性格倾向。实际上，村上虽然是作家，却很少与文学界来往．也不参加任何作家协会。他很少在电视上露面，也不做任何报告，不接受任何采访。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善与人交际，自己也很孤独，他将这种孤独忧郁的情感倾注在作品中。

2．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影响

村上春树作品的忧郁性根源在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挪威的森林》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村上二十岁左右，对他来讲，这一时代就是甲壳虫乐队、古巴危机、越南战争和“大学纷争”的代名词。当时政治动荡。世界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中。日本战后实行民主制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经济，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伴随着技术革命与经济繁荣，人们像无根的野草，产生了孤独感、虚无感、失落感，不敢面对社会，也无力改变社会。村上深深地感受到这种孤独、不安和空虚，在作品中呈现出忧郁的特征。就其本质而言，应视为对现实世界的无言反抗．是梦想中世界无法实现的失落，是两个世界无法彻底融人的迷失。

(三)村上春树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启迪

村上春树文学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在不断深化，模仿村上春树的作品不断出现。模仿主要集中在主题、情节、作品风格、结构、技巧等方面。“70后”作者孑L亚雷《不失者》的主角是普通的小职员，一个失无可失、无可再失的“不失者”、追寻自我而踏上逃亡之旅，作品深深烙上了村上春树的文学特色，但可以说比村上作品具有更高层次的审美文化。“8O后”作者张佳玮的《加州女郎》，也流露出村上春树式的忧郁性气息，显然其许多细节受了村上春树的启示。

日本文化论文篇（2）

一、引言

随着日本动漫画事业的发展，“可爱”一词已经成为日语的外来语，受日本“可爱文化”的影响，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及世界各地，“可爱商品”特别流行。为什么会有此现象，其原因何在，日本人为何如此推崇可爱？下面就日语里 “可爱”的真正含义，使用“可爱”的文化背景，“可爱文化”的利弊等进行探讨和诠释。

二、日语里可爱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1.日语里可爱的含义

日语里的「可愛い含有可爱的，心爱的，讨人喜欢的，小巧玲珑的，宝贵的，小型的等含义。即平常用中文音译过来的“卡娃伊”，这是日本女性特有的感叹用语。日语的“可爱”和汉语中的“可爱”一词的意思及使用场景不同。也就是说日本人对“可爱”一词的理解有深刻的含义及其文化背景。

在中国，只有小孩儿才会被人称为“可爱”，成人被人称为“可爱”是有嘲讽的意思的。“单纯得可爱”，“傻得可爱”等等。

日本人称人“可爱”的时候，不考虑年龄因素。年纪大了以后，想成为“可爱的老奶奶，可爱的老爷爷”。意思是老年以后不想变成古板无聊的老人，想成为讨人喜欢的、随和的老奶奶、老爷爷。的确，朝气蓬勃、待人亲切的老奶奶、老爷爷很可爱。用汉语理解就是很值得人喜爱、爱戴。日语中有这样一个对任何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使用的赞美的词句“可爱”，用起来的确方便。

2.可爱的起源

日本人对「可愛い（卡哇伊）的审美意识可以追溯到日本的平安时期。平安时期有名的女作家清少纳言在当时就指出了：“凡是细小的都可爱”，而且在作品《可爱的东西》里不断以稚趣作为说明的例子：“三岁左右的幼儿急忙地爬了起来，路上有极小的尘埃，给他很细致地发现了。他用很可爱的小指头撮起来给大人看，实在是很可爱的。留着沙弥发的幼儿，头发披到眼睛上边来了也并不拂开，只是微微地侧着头去看东西，也是很可爱的。”如上所述，日本传统美学观念中对“可爱”的鉴定，早已包含及孕育出对细小及童稚的“可爱”意识。

当今的日本人追求可爱，与其说是时尚潮流，不如说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审美观和社会文化。日本传统美学崇尚谦逊、纤弱和童真。而可爱的服装和装饰品普遍造型小巧、设计简洁、色调柔和，恰好是日本传统美学概念的最好诠释。

3.可爱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日本高中女生和年轻白领女性是追逐可爱物品的主要群体，对她们来说，可爱是一种确认自我的工具。她们中的大多数喜欢和别人一样的打扮，别人有的东西自己也希望拥有。即使本人愿意展现自己的个性，但往往由于都去搜寻杂志上刊登的衣服、饰品，模仿上面的发型，最终大家都趋于雷同。在近似的审美倾向的指引下，她们一旦发现可爱的东西，很容易产生共鸣，朋友之间就确认对方和自己是同类型的人，获得一种归属感。近年，日本年轻女性频繁使用的可爱一词，除“小巧而值得喜爱”的原意外，还有“好”、“满意”等含义，另外还可以表现对动漫或游戏等各种媒体中某一对象的倾倒、执著之情。

日本女性喜欢被可爱的事物包围，渴望使自己变得可爱，这与日本社会中依然存在的“男尊女卑”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爱的女性往往看起来是柔弱无助的，能够更清晰地反衬出男性的主导地位。

另外，可爱不仅仅是女性，男性也卷入了可爱风潮，他们喜欢给人可爱感觉的流行服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部分女性的可爱是外界强加给她们的之外，更多的人是积极地选择了可爱的风格。这时的可爱可以说是反抗日本社会规则的武器和策略，尽管这种反抗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意识的。日本社会规矩繁多，上下级关系严格，人们普遍感到压力大、责任重。于是，一些成年人不自觉地接受了可爱风格，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比起成长为社会人，他们宁可继续当一个孩子。即使是公司要求统一穿套装，他们也会在手机上粘贴可爱的贴纸，或在挎包上挂个小毛绒玩具。当然，也有人出于一定的目的而求助于可爱风格。一般来说，可爱的下属容易得到上司的喜爱，同时，上司也不会把可爱的下属视为威胁，这样上下级关系就变得比较融洽。

三、日本人推崇可爱的具体表现

1.孕育“可爱商品”的经济效应

日本现代年轻人热衷可爱的文化氛围势必孕育出“可爱商品”。其中最大的成功例子首数Kitty猫。这只没嘴巴的小猫从30多年前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世界各国女孩的追捧。它的形象已经被印在两万多种不同的商品上，行销40多个国家，每年为版权所有者和使用者创造近百亿美元的利润。宠物小精灵也掀起了世界性的热潮，其产品每年的销售额高达51亿美元。

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显示，全世界放映的动画片中，有近六成是日本制造的。日本动漫、影视和电玩产品，于1992至2002年间增加了300%，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出口产业。如今，美国规模较大的录像带出租店都有日本动漫专区，日本动画更是在世界各国的电视台竞相播放。

日本文化论文篇（3）

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1887-1978)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但她对日本文化的名作“菊花与刀”却表现了她对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独特层次的视角，这首先是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的西方文化中的学者在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研究中感受到的强烈的文化感情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主要地表现在日本的社会、结构中，而是广泛表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行为背后的强烈的心理感受和内在的冲突性，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揭示了日本文化中特有的 “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关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商务版)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2. “中魂和心”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自然想从更深刻的背景上理解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并不完全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深刻性，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生存基础环境上没有多少选择，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因此在文化上缺泛自身的更多的创造性条件，这种环境使人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权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因此日本人重视本土自然环境并能形成密切的等级化社会，但这些先天因素没有得到历史自身的表达形式，而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意识直接沉积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这种原始的生存自觉意识在历史中不断地以具体化、形式化的方式被强化在社会生活中，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就是在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中被具体化了的无形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真正的在于，这种心理文化形态是由一种来自中原大文化所整合完成的，具有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的内在矛盾。

日本历史上由大量小国组成，政治上的统一进程是缓慢的，中国文化的输入带来了文化上的统一意识，但由于日本文化本土起源的不一致性，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人所真正消化，因此日本在输入中国文化时失去了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身历史性和基于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精神，比如大化革新(645年)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日本的封建政治体制与真正的中原王气的帝制官僚体系本质上不同，奉天承运的天子与被视为神的后裔的天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区别，前者由文化上的大统一意识支持，因此一个皇帝好坏或朝代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到超家族、超民族的文化大统一，这种整合性的统一性是文化的灵魂，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种基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性，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同一性的自然起源意义，明治维新（1868）前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明治维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与天皇神裔论却能并行不悖，这种统一就是源于他们自然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与文化整合性并不相同，明治椎新前双重统治的幕府政治能够长期有效存在也说明在日本政治结构后面没有一种政治后面的中心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多次政治上的分裂，但文化的统一意识和文化的同化性总是克服分裂而趋向统一的中心价值和动力。一些日本人内心常隐藏着一种自己的文化的傲慢与优越感，但他们不懂得这种大文化意识却是来自中原文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不会从岛国的土壤中出生，后者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只会有海盗式的掠夺性而不会有儒家仁的宽容自守和政治上的怀柔理性。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文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分别，而不是政治上的疆界或歧视，比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人类社会中礼仪文化高于其政治体制结构的观念，“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等都是以指进步文化的坚持和传播，而不是政治上的武力侵略和占领或者是歧视，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化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关系，即便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汉、唐、宋也没有产生主动地以武力吞并东、南、中亚诸国的思想，以文化方式通夷和番是主要国策，德化天下，传播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使命。中国大文化的理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历史进步，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能为日本文化所接受，造成了一种狭隘的扩张的野心，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的结果。

日本文化论文篇（4）

 

一、引言

所谓外来语就是从外国吸收而来的语言。日语的外来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日语当中的汉语词汇也属于外来语。狭义上讲，日语外来语主要指来自于欧美语言，并且由片假名来书写的词。所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日语学习者当中，提到外来语，首先想到的就是片假名形式的外来语，而忽略了汉字外来语。前者当然是现代日语中最具代表性的外来语，但后者在日本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笔者将主要从汉字外来语，欧美语系外来语两方面分析日本对汉文化及欧美文化的吸收。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展示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兼容性。金田一京助曾说：“每一个词语都是民族文化的种子。一个个的外来语就是吸收外国文化的种子，外来语是研究如何吸收外国文化的重要资料。”[1]让我们看看洒落于日本各个领域的种子是如何一点点一步步地把各国的先进文化吸收囊括到本国文化中的。

二、日本文化中的唐风汉韵

（一）日语中的汉字

公元四世纪人文历史论文，大和朝廷建立统一的国家，与邻国朝鲜，中国等的交流也频繁起来。在频繁的交流中大陆文化源源不断的传入到日本，汉字就是在这个时候传到扶桑之邦的。自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进入了文字时代龙源期刊。到了平安时期，日本才创造出片假名和平假名，慢慢有了本民族自己的文字。日语中的平假名，片假名都是由汉字这个“真名”假借而来的，所以称作假名。平假名是借汉字的草书字体而成的。据说是因为当时的日本的文人墨客推崇晋朝文化，于是临摹草书而来的。而片假名则主要借汉字楷书的偏旁而形成的。据说是汉唐佛教文化传入日本时，僧侣们抄习经文创制而成的。 [3]日本人经过不断努力，不断探索终于创造了自己的一套由汉字，平假名，片假名组成的文字体系。日本民族在短短的时间内从无文字时代到了拥有表音，表意文字完整文字体系的时代，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绝无仅有的，让人感叹日本民族吸收外来文化之包容。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以汉字为载体的汉文化，已然随着中日两国的交流，交往，漂洋过海，抵达扶桑之国，并发展，繁衍开来。可以说汉字为日本民族送去了文明开化之灯人文历史论文，照亮了其漫长的文化发展之路。

（二）日本对汉文化的吸收

日本最早吸收的外国文化应该就是汉文化。主要是因为在当时世界上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日本民族又是一个擅于吸收学习先进国文化的民族。而事实上先进的汉文化确实对当时相对落后的日本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正如一位日本汉学家所说：日本文化与汉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汉文化就像碱水，日本文化一与汉文化融合就成了豆腐。道出了汉文化在日本文化当中所扮演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角色。

隋唐时期，日本对大陆文化的吸收达到了鼎盛。彼时的先进汉文化影响着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

政治体制方面，仿照中国实行年号制。根据遣唐归来的高向玄理等改新国博士制定的新政策，设置了二官，八省的中央官制和国，郡，里三级的地方行政体系。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这种焕然一新的政体制可以说几乎是把隋唐封建集权制的核心移植到了日本。

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也仿照唐朝，设置了大学僚，以中国儒家经典《孝经》《论语》《礼记》《左传》等为教材。文学方面，可以说唐诗的影响是最大的，在当时从天皇到贵族几乎人人都会作唐诗，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编纂而成的有名的汉诗集《怀风藻》《凌云集》等可以说是最好的证明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等人的诗是当时日本人最喜欢吟诵，模仿的了。比如，成书于十一世纪，日本文学中伟大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语》，该书之中就引用了大量的白居易的诗。[4]文化艺术方面，我们所熟知的日本的茶道，也是由唐朝传入的。作为宗主国的我们对其不甚重视，而日本人却把这种文化发扬到了极致。再次，书法，唐朝时候书法艺术可谓百花齐放人文历史论文，登峰造极，日本人最推崇的是王羲之父子的作品龙源期刊。以至于现在日本还有几百家专门的书道学院。最后，日本的绘画也深受唐朝影响，具有明显的唐风。以至于学者称这个时代的日本文化为唐风文化。可见，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之深远，之广泛。[5]

行文至此，不得不感叹于日本对汉文化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已经随着汉字这个文化之种扎根于邻国日本，并与异邦本土文化交织融合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日本文化。日本文化中可以说是处处可见汉文化的影子，上至政经制度，下至文娱生活无不充盈着汉文化的映象。

三、日本文化中西方色彩

（一）日语中的欧美外来语

在现代日本，使用片假名表示的外来语俨然成为了一种时髦，时尚的行为。有时候明明有些日语固有词完全可以表达，却非要用一些蹩脚的外来语。而对于听者，就算对说话人讲的有些外来语的意思不明所以，也不好意思直说，以免让人笑话。由此可见，外来语在日本社会的应用已然达到了泛滥的程度。外来语的输入与日本的历史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吸收某国外来语的多寡，则反映出当时日本与该国交往，交流的深浅与长短。让我们随着日本历史进程的长河，看一下日本民族是如何一步步一点点地编织起这规模庞大，种类繁多的西洋文字体系的。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与英美两国交往的频繁，输入日语的英美词语大量增加。经过大正，昭和到近现代的继承人文历史论文，发展，现在英语已经占日语现代外来语的百分之八十，成为欧美语系中最大的外来语。当然，大规模的美式英语输入日本是在二战之后。当时，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对美国的“一边倒”，加上作为占领军的美军在日本驻扎多年，使得美语对日语和日本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随着日本锁国政策的结束，除了英美外，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了与日本的贸易往来。长期闭关自守造成的文化匮乏与社会落后局面，使得整个日本民族对滚滚而来的西方文化充满了好奇与期待，欧美文化很快覆盖了整个日本社会。相应的日语中的各国外来语也猛增起来。代表这些国家特点或某方面文化优势的语言随着国家间的交流进入日本。来自法语的主要是服装，文艺，料理等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バレエ（芭蕾）、ルージュ（口红）；来自德语的主要是医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ウイルス（病毒）、イデオルギー（意识形态）、ザイン（存在）；来自俄语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外来语，比如：ソビエト（苏维埃）。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近现代文化是借助于吸收人文历史论文，融合发达的西方文明才得以取得迅速发展的。日本政府借助这些发达的西方文明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改革。

（二）日本文化中的欧美风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实行欧化政策，全面吸收西洋文化。日本是一个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所以首要的就是把西方发达的近代教育制度移植到日本，使得全民教育急速发展，二十世纪初日本成为世界上教育水平最发达的国家，为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即使是在二战失败后，也以“国破教育在”的精神重建教育龙源期刊。福泽谕吉等把天赋人权论等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带到了日本。又大批聘请外国教师前来讲授和派遣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方面，实行“文明开化”政策。跟当时学习汉文化一样，主要表现在衣食住。服装从天皇皇后的礼服到学生的校服全部采用西服的样式。吃的方面，以吃素为主的日本人为了学习西方增强国民体质天皇带头喝牛奶，吃牛肉，甚至僧侣也可以吃肉食，并娶妻生子。ワイン、ビール、ウイスキー等也开始进入日本社会。建筑方面，西式建筑多了起来，著名的国际社交场—鹿鸣馆就是由英国人设计的。

二战后，日本开始大规模的吸收美国文化。这时，除了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受占领军的控制进行了各项改革外，美国的生活方式也在战后通过报纸，电影等展示在了日本人的眼前，对日本人的衣食住带去了巨大的影响。衣着方面，战前日本女性穿和服的居多人文历史论文，战后基本上都穿西服，到了现代，和服也只是在特别的日子才穿；吃的方面，战前，早饭是传统的米饭和味增汤，而战后面包，奶酪，咖啡，牛奶等西式早餐普及开来；住的方面，被称作“老鼠小屋”狭小的日本人的房屋在战后开始引入美式的住宅建筑方式，布局使用2dk，3dk这样的西式结构。在榻榻米上吃饭的传统的吃住一体的生活方式渐渐淡出了日本人的生活。可以说生活方式的美国化是战后日本人所追求的目标。

四、结语

如果说日本的古代文明是传承于中国，那么日本的现代文明就归功于西方，可以说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中西融合的产物。正是因为日本文化的这种混杂性，兼并性，日本文化也被称作混血文化，杂种文化等。也正是因为日本文化对外国文化的这种兼容性才使得日本文化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文化的一朵奇葩，总是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参考文献:

[1]王曰和.外来语辞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68.

[2]王勇.日本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3-25.

[3]唐磊.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0.

[4]李光泽,卜庆霞.日本文学史[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20-25.

日本文化论文篇（5）

一、引言

由于地缘因素,中日两国的交流历史悠久。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两国的交往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在漫长的交往中,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汲取先进文化。因此,日本文化的形成、发展一直为中国文化炫目的光环所笼罩,以至于历来不少人认为,日本文化只是一种亚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附属品。

进入19世纪,日本逐渐感受到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明治维新后,日本主要的学习对象也变为西方列强。西方先进的制度、技术乃至文化理念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为日本文化注入了另一股力量。自此以后,日本文化的双重结构、日本文化的发展方向成为日本学者争论不休的主题。

日本文化是否存在独特之处?日本人如何认识本国传统文化?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分别从古代、明治维新前夕至二战、二战结束后三个时间段展开分析,在概述日本文化发展过程的同时,分析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定位情况。

二、古代――未成形的文化意识

一般认为,日本列岛人类活动的历史约二十万年。其新石器时代开始于约一万两千年前,以绳文式土器的制作为特征,其间居民依靠狩猎、捕鱼生活,直至公元前3世纪开始种植水稻,使用青铜器、铁器,进入弥生时代。在当时的中国,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发达的中国文化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多个以氏族为中心的小国家得以产生。可以认为,弥生文化是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经过以绳文、弥生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阶段,日本在4世纪逐步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文化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随着4世纪中叶以后大陆移民的到来、6世纪中期佛教的传入、7世纪遣隋使的派遣,日本在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带有鲜明佛教特色的飞鸟①文化;其后,遣唐使的派遣、唐代文化的辐射使日本文化继续发展,以白凤文化②、天平文化③为代表。由于这段时期的文化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一般将其称为“汉风文化”或“唐风文化”,而与此相对,平安时代④中期以后形成的优雅的贵族文化被称为“国风文化”。据此不难看出,日本人对该时期文化的独创性是颇有些自信的。需要说明的是,平安时代中后期,随着唐朝的衰弱,遣唐使已正式废止,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该时期的文化以具有日本特色的和歌、物语为主要表现形式,充分体现出日本人细腻的感觉世界。

平安时代后期,武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此后,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先后建立。由于该时期战乱频繁,充斥着世事无常主题的军事题材小说极为盛行,如实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同时,民间文化也继续发展,出现了能、狂言等极具特色的艺术形式。继而,进入安土桃山时代⑤后,基督教的传播、织田信长等人对佛教权威的否定,使日本文化以往的佛教色彩持续淡化。另外,作为该时期文化代表的军事设施、城郭的建筑风格,也无不体现出日本式的美感。

1603年,江户幕府建立,市民文化在该时期大获发展,丰富多彩。宏观方面,幕府为维护封建统治,在采取闭关锁国政策的同时,大举宣传、普及朱熹的儒家学说,作为其统治的理论依据。朱子学作为正统学说,无疑是当时的主流文化。与此相对,部分文化人也开始了日本古典研究。可以说,日本国学研究的确立,是在外来中国文化的影响、激发下实现的。贺茂真渊(公元1697―1769年)开始研究《万叶集》,提倡复古精神。其弟子、江户时代日本国学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公元1730―1801年)继续研究《古事记》、《源氏物语》等古典文学作品,并排斥儒家、佛教思想,试图通过古典文化,重现完全不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纯粹的日本思想、日本精神。不难发现,本居的思想带有后世而言显著的国粹主义倾向,并有意识地把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区分开来加以阐释,可谓日本文化论的雏形。

上文按时间顺序,就日本古代文化的发展史作了概述,从中可见,尽管中国文化的影响广泛深远,但无法否认,日本文化多少具有相异的色彩。此外,关于日本人对于自我文化的理解、认同方面,虽然近代以来的日本学者热衷于探讨日本文化问题,但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前,几乎没有人有意识地就文化现象、思维模式等进行过系统讨论;直至江户中期,对于日本文化的关注才逐步加深,并初现民族主义色彩,这显然与古代早期国家意识、文化意识尚未完全形成有关。

三、近代――国粹与欧化

关于近代,存在各种不同的定义与划分方法,本文主要指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具体说来即自江户幕府体制瓦解、明治维新前夕开始,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虽然前后不足一个世纪,但却是日本历史上发展变化极为激烈的时期。明治维新通过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一系列具体举措,使日本跻身资本主义强国行列,而在日本迅速的近代化过程背后,关于日本文化的存续、发展方向,思想理论层面的交锋趋于白热化,也更为系统,日本文化论由萌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江户时代末期,受闭关锁国政策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一般将西方国家称为“夷狄”或“戎狄”,并对其怀有很强的戒心。然而,这种看法竟在短短十数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治维新前夕,相当多的人转而认为西方文明是史上最发达的文明、西方国家是值得效仿的模范。同时,随着交往的增多,日本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以往难得一见的自我意识得以觉醒,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得到普及。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这一系列概念一时变得清晰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方与西方、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前台。有学者甚至指出,这是近代日本思想问题的中心之一,“对于在思想、制度上长期受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因素影响下的日本人而言,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压倒性的新力量是无法忽视的,抵触也好、吸收也罢,可以说,近代日本人所有思想活动,都是以此问题为核心而展开的”⑥。正如江户时期朱子学的传播引发了日本国学研究的展开一样,维新以来对于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再加上民族主义思想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彻底触发了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意识,于是,对于日本文化的审视、再认识不断展开,日本文化论得到空前发展。

总结起来,近代日本人对于日本文化的主流态度,大致有两类,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抵御外来文化,回归传统,而另一些人则赞成顺应西方潮流。简言之,即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实际上,二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存在合理成分,本身也没有优劣之分,但令人遗憾的是,部分国粹主义者在宣扬民族文化时无限拔高其特殊性与优越性,盲目排外,成为偏执的本民族中心主义者;而一些欧化主义者则完全无视本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可以说,二者都走向了极端,更有甚者,国粹的狂热倾向曾为当时的侵略政策所利用。具备不偏不倚的公平精神、冷静客观地处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主张兼收并蓄的人物极为罕见。就这样,自明治维新前后起,在文化层面上,国粹与欧化这两种主张以二十年左右的周期循环往复,针锋相对,交替占据上风,甚至一直争执到了二战以后。

四、现当代――从彷徨到再认识

二战结束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日本人对于本国传统文化的定位、发展方向的取舍,仍然处于彷徨之中。近代以来国粹与欧化周而复始的宿命,一时似乎无法摆脱。日本学者青木保曾就战后的日本文化论进行过归纳,下面将从其观点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就战后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定位进行评析。

具体来说,青木把战后日本文化论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5―1954年,称为“否定特殊性”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历史相对性”时期,为1955―1963年;第三个时期是1964―1983年的“肯定特殊性”时期;第四个时期是1984年以后“由特殊到普通”时期。

不难发现,第一时期处于二战结束之初,日本战败投降,历史上首次被外国军队占领,价值观几近颠覆。为此,日本学者在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之际,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且形成了几乎压倒性的共识,认定导致日本走向深渊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不合理。作家坂口安吾的《堕落论》是该时期的代表言论之一,强烈批判了传统的思想道德观。此外,桑原武夫、川岛武宜、丸山真男等学者也分别从思想、文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彻底否定日本文化。当时的日本学者无一例外地认为日本传统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日本文化是一种缺乏价值的特殊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先进文化。由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战前的循环得以延续。

然而,1955年以后,日本学者却逐步改变了十年来对于本国文化的消极定位,并启发社会对其重拾信心。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在某种意义上为日本文化进行了正名,指出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一味追逐西方文化。同时,梅棹忠夫主张西方与日本两种文明“平行进化”,将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提并论,且大胆肯定了日本的发展道路。该时期日本文化得以重新定位,显然与50年代后日本的国际政治环境改善、经济逐步复苏有关。随着形势的好转,日本文化的地位也相应出现了低谷反弹,无疑为当时日本人增强自我认同感提供了依据。

第三时期是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时期,在该时期内,日本的经济地位举世瞩目。在日本文化模式成为世界广泛研究对象的同时,日本人对本国文化的定位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巧合的是,与战后第一时期相同,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被再次言及,然而其含义却有天壤之别。日本文化此时已被认定为一种优秀,甚至优越的特殊文化。对于日本文化一边倒的肯定评价不仅来自日本国内,日本经济的良好表现使国外学者对日本文化也赞赏有加。本阶段后期,国际国内的日本文化论渐有失去冷静的倾向,甚至发展成为日本礼赞。

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扩大,日本模式的不足逐渐有所显现,日本文化也随之受到一定质疑。进而,泡沫经济的破灭促使日本人回归理性,对前期的论点进行了反思,不再过于强调日本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将其看作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承认与其他文化拥有相通之处,并积极寻求一种共生的文化模式。至此,国粹与欧化两种道路的对立,似乎终于得到了调和。

五、结语

通过上文的整理发现,日本文化早期的形成与发展深受中国影响,虽然也存在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特色,但由于在文化层面尚未产生成形的国家、民族概念,对传统文化缺乏系统性的认知,其萌芽直到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才出现。明治维新后西方文化的进入,加速了日本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关于日本文化的定位与发展方向,主要出现了国粹与欧化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并长期循环反复,直至二战后。战后的日本文化论在一定时期内仍不能走出窠臼,在不同阶段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对本国文化的定位不时失去理性,不但有失偏颇,而且有迎合大众心理的庸俗化倾向。

当前的全球化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文化问题。日本对本国传统文化定位的历史充分说明,解构传统文化,去伪存真,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求同存异,探索一种共生的文化模式至关重要。

注释:

①飞鸟位于今奈良县境内,6世纪末至7世纪初为日本首都。

②白凤时期,公元645―710年。

③圣武天皇年号,公元729―749年。

④政权中心在平安京(今京都境内),公元794―1192年。

⑤1568年至16世纪末。

⑥鹿野政直,《近代日本思想案内》,第9页。原文为:“思想的、制度的にLく中国を中心とする|の影下にあった日本人にとって、新来の西の事的、政治的、Ug的、文化的にR倒的な力は~えず意R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存在となった。反埭工毪摔护琛取するにせよ、近代の日本人のあらゆる思想の展_は、この}をSにしてなされたともいえる。”笔者自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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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井上清.日本のs史.岩波店,1963.

[3][日]青木保.日本文化の淙.中央公社,1990.

日本文化论文篇（6）

禅宗和茶道曾在日本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的日本社会生活中，其深刻的内涵和特征依然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表征，并继续对日本社会文化和生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不论从内容、形式到社会作用来看，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之间有着很深远的历史渊源关系，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日本茶道文化研究者武野绍鸥所提出的“茶禅一体”，正是二者关系的精辟阐述。探究和分析中国禅宗思想和日本茶道文化精神的融合，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禅宗文化和日本茶道文化的精髓，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1. 中国禅宗的基本精神

传说南北朝梁武帝时期，印度菩提达摩传法于中国。菩提达摩始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之后宗派林立，枝叶茂盛，盛唐时得以定型。这期间主要由唐代六祖慧能所确立的南宗禅盛行，其宗旨为“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并以其“不离世间，明心见性”的修行理念和庄子哲学思想相互融合，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南宗对禅的修行方法和教义进行了简化，主张“顿悟”的空无观，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主张“相对论”，这种近似道家的阴阳转换思想；认为佛在“心内”，提倡修行不必苦修身心，也不必出家坐禅，只要在日常生活起居中保持一种心灵境界的超凡脱俗，做到无心不动念就是成佛。这种中国化的教义和修行理念很快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老百姓接纳并盛行起来，慧能的“顿悟成佛”之说也就成为了禅宗正法中的核心思想。到了晚唐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佛坛。唐末五代时期，南宗一系分流，发展为五个流派。临济宗是其较大流派，临济宗在北宋中期又分成杨岐派、黄龙派。南宋以后最为盛行的流派是南宗五派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

定型于盛唐的禅宗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变异和同化并进而形成的另一种佛教宗派形态。它是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接纳和认同外来文化的革新运动，是东方文化的一朵奇葩。因为，从印度传教过来的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精品。它融合了中国的道家、儒家以及印度的佛教精华，成为最适合中国士大夫另一种口味的宗教形式，是中国化的佛教，是中国哲学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道以修心达成真人，儒以诚心修成圣人，佛以明心见性成佛，其思辩性和思想性对于中国乃至日本等亚洲国家的思想、艺术、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约公元1192―1333年，日本镰仓时代，贵族佛教和国家佛教逐渐丧失统治地位，这时注重内心信仰的人们，对禅的钟情和强烈兴趣开始重新唤起。与此同时，荣西明庵（公元1141―1215年）传中国临济禅于日本，道元 （公元1200―1253 年）传中国曹洞禅于日本，并由此形成日本禅宗两大流派。荣西明庵和道元两位禅师成为最先将中国禅宗传入日本的佛教大师。他们将中国禅宗发扬光大，在吸收中国南宗的同时，将其运用到日本生活及茶道、武士道等诸多领域，使其成为日本禅宗文化的思想主流。

2. 日本茶道的文化内涵

纵观日本茶道的发展史，我们知道茶道并不是日本传统文化所固有的，而是由中国传入并演绎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度。据战国时代《神农本草》记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期，中国就已发掘和开始利用野生茶树了；从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可知，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记录是在我国西汉。唐代肃宗乾元元年，陆羽的《茶经》深刻论述了当时中国的种茶、制茶和饮茶理论并初具规模和体系。

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年―805年），日本高僧最澄为学习中国的佛法，来到中国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拜道邃禅师为师，贞元21年，学成回国，将中国的茶树种子携带回了日本，种植在日本的近江（即贺滋县）台麓山上。这是中国茶种最早传向海外的文字记载。日本茶祖荣西禅师（公元1141―1215）两次来中国研究和学习临济佛法，他不仅对中国寺庙的点茶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对禅院里罗汉贡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研究。后来，他将中国不同种类的茶籽和全套的茶具都带回日本，并完成了对日本茶道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吃茶养生记》。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日本高僧南浦昭明来到浙江余杭径山寺，拜师于虚堂和尚，学成后，把著名的佛教径山的吃茶、斗茶、茶宴等中国文化茶习俗也带回了日本。

传入日本后的中国茶文化，历经几代日本茶人的潜心研究、不懈努力和改革创新，将日常这种简单的饮茶活动升华到了极具内在美和形式美的艺术高度。这种独具特性和审美价值的日本茶道是中国禅宗日本化后孕育出来的一种高度讲究的文化修养，一种新型的文化式样。它在吸取中国禅宗精华的同时，结合了本民族特色，最终形成了体系完整、独具魅力的文化思想，即日本茶道。提出“茶道”一说的村田珠光和尚在参禅中将禅法融入饮茶之中，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之道，而把茶道技艺提升为艺术的高度，是受中国佛教禅宗思想影响的日本茶道宗师千利休体味了吃茶的“本心”，使吃茶摆脱了外界物质因素的束缚，进而提出了“和、敬、清、寂”茶道“四谛”思想。

从形式上来讲，以“茶汤”为主要形式的日本茶道实际上是一种仪式化的、供奉客人的饮茶之事，是有关饮茶和沏茶的礼仪，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社交手段，只不过经过几代茶人的创新和发展，演变成了以品茶为主的特殊文化现象了。其本质是通过程式化的形式，体现修身养性之品行，增进情谊之目的，研习礼法之效果，并以善心去济度人世。体现日本艺术结晶和文化象征的茶道，它在反映日本人生活起居和准则的同时，也反映了日本的国民性。时至今日，这种方式都在影响着日本国民的日常起居和文化生活。

3. 中国禅宗主张与日本茶道精神的内在联系

日本茶道随着与本土文化，特别是本土皇道文化、神道文化和武士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不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殊异于中国茶道，蕴含大量“禅”的元素，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成为宗教性质的禅门茶道文化。这就是日本茶道所体现出的“茶禅一味”思想。这也充分体现了日本的“茶道宗教”理念以及有异于中国茶文化的本质属性。

3.1“和”与禅

茶道“四谛”中的“和”是指在整个茶事进行过程中内心情感的一种和悦、具体形式的一种和谐。这是日本茶道整个过程中重要的支配力量。它包括主与客之间的和睦、客与客相处的和悦以及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和谐。不管是侧重于形式的和谐，还是侧重于内在情感表露的和悦，“和”的精神氛围始终是茶室里的主旋律。从茶事中茶碗的手感、茶室中茶内的熏香以及茶具的摆设看，既要与茶事的目的和氛围相一致，又要与室内的布置相协调，还要与季节的变化相适应。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差别和不平等十分鲜明，这就对人的交流相处造成了一定的拘谨和阻碍，只有在茶室中，这种封建等级观念的束缚全都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沟通和交流，赏心的愉悦和自然，这就是中国禅的精神追求和体现。中国禅法提倡地位的人人平等，体现出的是“我心即佛”、“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的真谛，追求的是“和”的境界。这也正与以原始“神道”为根基的日本本土文化相吻合，与日本茶道之“和”相吻合。茶道不仅是禅宗自然观外化的艺术形式，还是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减少纷争，实现内心的宁静与平和，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的剂。

3.2“敬”与禅

“敬”指的是在茶事过程中相互有礼有节、谦卑恭敬、真诚交往。既体现主客之间的相互谦恭和尊敬，又体现客与客之间的恭敬坦诚。

如，为表达恭敬之意，主人将茶碗端出来给客人喝，只能正面对着客人来把茶端出，客人为表谢意，也尽量避免从正面饮茶带来不恭。茶事中原有的“贵人入口”一律取消，不分贵贱，所有的客人都必须从同一出口自由进出，就连武士的佩刀也不准带入茶室，必须放在室外。客人进茶室后得先对茶室内悬挂了体现茶会主题的字画行礼，来表达客人对主人的尊敬和谢意。日本茶道中，“敬”体现的是“心佛平等”的禅意，是平等敬爱之心，实际上与中国禅宗汉传佛教所倡导的“二部四众、平等互重”的主张是一致的，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皇权贵族，在真如面前，人人都得到尊敬和爱护。禅宗认为人的一切欲望和杂念皆源自“我执”与“自我主心”。要想成佛，就得超越自我，达到无意识的内心自悟。日本茶道它吸取了中国南宗的“心佛平等”主张，融入了“心佛归一”的精神，并加以提炼和升华，促成了“敬”的思想情感的形成。由此可见，在追求人的平和敬爱方面，中国禅宗和日本茶道的主张是一致的。查阅日本茶道文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建立”，指的就是茶事活动中，人人平等，相互尊重，共创和谐茶室的理念和氛围。

3.3“清”与禅

“清”指的是茶事活动中茶室茶具的整洁和干净。它既是对茶室内部装饰物品的描述，也是对茶室外部自然环境的表达，同时也是对饮茶者心灵纯净的要求。茶室庭院茶人经常要清扫，保持整洁干净。而茶室内部更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室外环境鸟语花香、清幽逼人。室内环境娴静幽美、朴素典雅。茶人们心灵恬静，无私心杂念，面对滚烫的茶水，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茶事表演。由此洗净身外的污浊，实现心灵的纯净和美丽。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既是日本茶道通禅的一种化境，也是禅宗自然观的一种体验，同时也是茶道特有的审美情趣。一代宗师千利休在他的《南方录》中写道：“茶道就是要在茶室中实现清净无垢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千利休所说的“清”，实际上是指人该“拂去浮世俗尘”之意。既要清除人身上的尘埃，还应洗涤心灵的尘埃。日本茶道的“清”体现的是用独特文化式样所表现出来的“物我合一”的禅宗意境。禅宗的“禅”意为“静虑”，可见“清静”是禅宗空无观最明显的特点之一。禅宗认为只有“本心清静”，才能“物我两忘”，只有清除干扰、清心静虑，才能 “梵我一如”。

3.4“寂”与禅

“寂”是日本茶道最高美学境界，也是日本茶道最根本的精神内涵，它要求茶人们摈弃欲望和凝神沉思，达到一种宁静、幽闲和幽雅。它鼓励茶人们将世间欲望和凡尘俗世统统抛开，保持思维的独立和完整，获得更多拓宽想象的空间和新的启迪。在梵语中，“寂”为“静寂”、“和平”、“静稳”之意。在佛典中，“寂”为“死”、“无”、“涅般木”之意，可以理解茶人或禅者在人死后，自然而然地进入无色无声的“皆无之域”之境界。这里没有色彩、没有声音，甚至无我。“死”是“无”的世界，同时，也是“有”的根本和源头。人世间那种凤凰涅的希望其实它源于佛教的轮回思想。就像坡先生所云：“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寂”是“四谛”中体现出的最高层面的禅宗法则。它倡导人们无论世间如何纷乱都要秉持一种谦虚做人、坦荡无私的心寂。如果心有杂念人生既不会圆满，也不会闲寂。这和中国禅宗的“物我两忘”同出一辙，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境。正是基于这种禅境的空寂体悟，茶人们和禅僧才能将有色的大千世界悟至枯淡闲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达到一种清静无我的境界。禅宗和“四谛”是日本茶道统一的精神所在，“禅”的精神境界与“四谛”的精神内涵一脉相通，浸润着禅宗出世思想的茶道文化已成为人们追求精神超脱和心境恬静不可或缺的心灵寄托与媒介。

4.结束语

日本茶道文化从一开始就与中国的佛教禅宗有着不解之缘。中国茶文化和禅宗文化传入日本后，经过日本民族多元文化的相

互交融、演绎、发展，禅宗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命哲学，茶道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生活艺术，正是有了中日禅僧对中国饮茶之风的发现、引进和发展，才有了日本的茶道文化，才使得中国禅宗与日本国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而历久不衰。正因为日本茶道吸取、融汇了中国禅宗的精髓，才形成了日本茶道文化“和、敬、清、寂”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文化，才有了“茶禅一味”的日本茶文化现象，才使日本茶道有了生命的支撑，有了艺术的高度。日本茶道与中国禅宗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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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论文篇（7）

引言：13世纪，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被印刷出版，西方世界才第1次认识到日本这个亚洲岛国；其实，马可・波罗并没有去过日本，它完全是根据在中国的了解描述的。但是，欧洲人的心中却有了“中国和日本遍地都是黄金”的美妙幻想。葡萄牙人乘中国商船偶然漂流到九州南面的种子岛，这是西方世界和日本的第一次实际接触。此后，就有葡萄牙的传教士乘中国商船真正意义上的登上了日本本土。在1639年德川幕府实施锁国政策，基督教被禁止，日本和西方之间的联系只有在长崎湾人工筑成的出岛上，日本允许外来人员建造商馆，从事海外贸易。19世纪初，日本基本被欧洲人所认识，只是带有很大的幻想成份。明末农民起义，清兵入关导致了荷兰以及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1658一1729年间都不能购买到中国的陶瓷，所以就从日本得到，这也让日本的陶瓷独占了欧洲市场。从18世纪，英、美、荷等要求与日本建交，并要求其开港通商，但是都遭到了日本的拒绝。但在1854年3月31日，西方世界最终以武力强制日本开港，实行开放政策。从此，日本文化被不断的融进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变更中。

1、美术方面

1.1.绘画题材方面的影响

具有标志性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绘画产生的印象主义在形成之前，欧洲在绘画方面都十分注重人文因素的把握与应用，他们的中描绘中有大量的圣经思想内容和当时的政治影响内容。普遍的绘画中都需要附带文字说明部分才能被人们理解。可想而知，这种情况影响下，美术绘画的艺术家们就很难自由的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意愿和真实想法。现在，我们仍能发现，以浮世绘为主的日本绘画中，基本都表现了市井庶民的日常生活情景和一些地方的民俗文化。这表现思想就给欧洲的绘画艺术家们带来了极大的启示。他们开始走出传统的教条思想，创造出了很多不被传统文化肯定的现代绘画作品；也可以说他们是转变了传统题材的表现方法与表现形式，开始和宗教说“不”，不断的的“反叛”学院派的绘画理论体系，并逐渐表现现代美术绘画艺术的精神内涵。

1.2.绘画色彩方面的影响

经典的西方学院派的绘画作品都在画室中形成，热衷“柔和的和谐色彩”“不太明快的光线”以及“黎明和黄昏的柔和光线”。19世纪，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开始“反叛”，如浮世绘画家铃木春信的“锦绘”，就应用了十几种色彩套印，色彩极为绚丽；葛饰北斋的《富岳三十六景》中，他将某一时刻的阳光撒落于富士山上，并带来了色彩瞬间的细微变化以及瞬间的“印象”表现，这些都给给的西方现代艺术家们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启示。在最后，西方的现代派画家们抛弃了传统的室内艺术创作习惯，开始向户外发展，努力的捕捉自然世界的转瞬即逝的美妙景观；不断的以创新形式的绘画风格来谱写色彩斑斓的自然。最终，他们开创了“光色感觉的新世界”的方法，并以大片的色彩绘画效果来取代固有色调的抽象观念。

1.3.构图方面的影响

西方绘画时构图是约定俗成的：主题放置在画面的中心位置，画面要求具有的完整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构图模式。例如：平衡构图，对称性构图等。日本绘画是继承中国画的构图特点，用散点透视法，也有追求真实的自然画面，同时还会打破真实，按照空间所需要的排列，这样就使的画面上的物象可以按实物在画面艺术需要，变化其形象和位置。日本的浮世绘就是将这种表现的发挥到了顶端，它竭力表现出的残缺美、无序美等，这些就与西方艺术传统法则以及透视的写实的方法形成对比，也极大的影响了西方构图的意思。

2、对建筑方面的影响

首先，日本画面装饰方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并不像欧美的居住文化注重人文生活基础设计。日本的建筑理念中，房屋住宅只是行动中人门的“客房”。知识一个暂时休息的地方，所以它们的设计就很朴素。最经典的就是榻榻米“坐起来半张，躺下去半张”对住居从不过分奢求，注重简洁朴素。所以，由于这种思想的作用下，日本居住建筑的特点就十分的简约，典雅。可以说，建筑美是构件本身由比例和协调关系组成的。日本的居住建筑适应这个国家的自然条件，满足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需求。柱、梁框架结构的支撑作用，以及用柱子抬升建筑平台，达到通风；注重对材料自身的本质美，这些建筑元素就都给现代西方的以及美国的建筑师们带来了很多实用的案例和典型，特别是在现代派中，建筑大师不断的将日本建筑理念应用到的极致，并且还融如自己的一些想法。慢慢的，日本的建筑理念就给整个建筑世界的发展与现代建筑的思想带来了新的亮点。

3、对园林方面的影响

日本的园林最初是皇家的院子，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地出现了武家园林、寺院园林等。园林作为娱乐观赏性的场所，形成了以自然山水为主体的自然风景园林；在平安时代，日本的池泉园林的开始“和化”，出现了以舟游式为主的寝殿园林以及净土园林；室盯时代，园林又被佛教化，代表就是石庭；桃山时代，茶庭就是茶道与园林的结合；江户时代，佛、茶、儒，共同作用形成了具有宽广涵盖面的新式园林。囿苑式的园林就是这一时期的经典的作品。这些园林的设计与发展的理念都已经或多或少的对西方的现代艺术产生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具有日本文化底蕴融合园林也在改变着艺术家们，他们把艺术园林区分于宗教之外，更是深刻的坚定了西方艺术家们摆脱传统宗教束缚的信心，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日本式的造园风格。例如周游式、回游式和观赏式等造园风格。

小结：日本文化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是可见的，主要表现在绘画方式上，对绘画的题材、色彩色调、构图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日本文化还对西方现代的建筑和园林也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而正是这种形式的文化融合促使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蓬勃发展。（作者单位：凯里学院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志华著《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以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日本文化论文篇（8）

日本文化呈现的独特的二元性特征相当于日本文化两个矛盾的侧面，既有对外来文化强烈的好奇和学习欲望，又有对自身悠久历史传统的自豪和自身复兴的坚定肯定，从而呈现出一面是保守，一面是开放；一面是自卑，一面是优越；一面是内聚，一面是排他……按照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理论，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矛盾体，许多情况均具有二者择一、非此即彼的对立面，但是日本文化却巧妙地将两个矛盾对立面有机结合起来，这种二重性矛盾的日本文化表现出超乎常态的融合与并存。下面笔者将着重分析日本文化的二元特性及其成因。

一、日本文化的二元特征

（一）外在开放与内在封闭的文化模式

外在开放与内在封闭结合是日本文化模式最基本的特征。日本民族从古代开始以学习和效仿中国文化为主，将中国文化发扬创新而丰富自己的文化，古代日本对中国以全方位开放接纳的心态发扬日本文化，从而使日本文化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日本民族的祖先源自于秦朝时期的中国大陆移民，日本从中国习得稻米种植、青铜铁器制造等技术，使日本摆脱茹毛饮血的原始文化状态。公元五、六世纪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力度加大，从生产技术到文化制度和思想观念，中国的儒家思想、教育法律、统治政策等纷纷传入日本。近代日本积极学习西方文化精髓，以1868年明治维新为标志，日本在科学技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思想观念等方面积极效仿西方文明，逐渐形成了日本资本主义殖民文化。然而日本文化的开放性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选择和交融过程，这个文化融合和同化的过程造就了日本文化的封闭性，以日本土生土长的神道教为例，这是一种崇拜自然和精灵的原始信仰，是一个封闭的神道信仰体系，让日本民族敬神爱国、崇祖宗皇的忠君思想。由此可见，日本文化模式呈现开放与封闭二元对立的形式。

（二）自卑与优越并存的文化心态300

日本民族的自卑感源自于日本文化汲取中国文化初期阶段，当时日本文化落后，对中土文明极为羡慕，因此携带大量奴隶来讨好中国皇帝，祈求得到赏赐。回国后用这些罕见的宝物向族人大肆炫耀，日本天皇用中国的“镜、玉、剑”显示自己的身份和权位。对中国毕恭毕敬与回国后的狐假虎威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自卑感。 近代以来，日本又拜倒在西方优秀文明的足下，不惜打扮成欧洲人，此外日本民族积极学习西方文明，又用从西方列强习得的技术向东方国家大肆炫耀，挑起侵华战争，日本这种向欧洲国家炫耀是典型的优越感的体现。从心理学层面分析，自卑与优越作为两种相对立的心理感受，因强烈的自卑会让人长期处于紧张、焦躁、不安的状态下，而为了寻求心理平衡，迫切需求寻找一种优越感来自我调节。 而日本的这种自卑与优越并存使得其文化特征较为单一。

（三）内聚性与排斥性兼有的文化规范

由于文化心态的自卑与优越并存，所以在文化规范上既有自尊自大的优越感，又有强烈排他的自卑感。文化规范是对文化行为的条理性的规范和制约，是文化行为标准的综合体现和判断标准。而文化规范受到文化心态的制约，使得文化规范具有内聚性和排斥性兼有的特点。在日本文化观念中，神道教充斥日本全民族的最根本的宗教，它逐渐形成了日本民族特有的民族意识，是日本精神的最高体现。二战后神道教与政府统治虽然分离，但是日本创神论、日本民族的神民观以及大和民族的神民精髓等神道教思想却依然占据绝大部分日本民族的心理信仰，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内聚力，并自然而然对外来文化有着相应的排斥力。

二、日本文化二元特征的形成原因

（一）自然地理环境

从自然地理环境上分析，日本处于太平洋岛国，是欧亚大陆的东端，地处太平洋地质构造带上，火山、地震、海啸频发，素有“地震国”和“火山国”之称。日本列岛上山脉、丘陵众多，平原面积少，山地面积是国土总面积的76.36%。岛上河流湍急，加之海洋气候多变，台风肆虐，缺乏河流孕育文明的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日本民族在生存方式和社会心理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极端落后的文化使得日本民族迫切渴望得到先进文明的照拂，因此自然而然产生自卑感，进而在植入先进文明和进步思想方面非常迫切和积极，因此日本民族的自卑感和外在开放性由此形成。

（二）边缘地带文化交流模式

日本文化论文篇（9）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从古至今无论是在文化还是经济方面一直都在不断地影响着与之相邻的其他国家，当然同时也吸收了各国很多领域里优良的文化知识，从而不断充实自己。日本作为中国东部隔海相望的邻国，文化方面的交流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开始了，两国人民在经济和文化上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彼此互相影响，这是两国史籍所记载并且被各国历史学者在研究和探讨中不断阐明的。两国都有着各自灿烂的文化，并且都较为擅长吸取各国的优秀文化知识，当今仍然活跃在日本舞台上的能乐表演就是两国文化交流和传承古代文化的一个代表。

一何为能乐

能乐，在日语里意为“有情节的艺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传统艺术形式之一。就其广义而言，能乐包括“能”与“狂言”两项，两者经常同时同台演出，且一起发展起来、密不可分，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却是大相径庭。前者是极具宗教意味的假面悲剧，后者则是十分世俗化的滑稽科白剧。其实能乐是一个出现非常晚的名称，从平安时代中叶(78a一118s)直至江户时代(1603 -1868)，这种艺能一直被称为“猿乐”或者“猿乐之能”。而且，以日本南北朝为界，前期猿乐与后期猿乐面貌迥异，故现今日本学术界将前者称作“古猿乐”，而将后者称作“能乐”。

二中国文化在能乐艺术起源中的影响

关于能乐的起源，虽然在具体分析上存在着许多分歧，但能乐是“古代日本本土艺能与外来艺能之集大成”，可谓学术界的共识。许多文化样式都对能乐的形成，发展和定型起到过作用，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古代文化。

1.能乐产生前的文化背景。

在奈良、平安初期，(我国唐朝时期)，大陆各国及朝鲜半岛的伎乐、舞乐、散乐陆续传人日本后，长期在宫廷演出。这样就使日本古代的艺术，以中国、朝鲜、林邑为媒介，和印度以及欧洲国家等早期一些表演形式联系起来，大大提高了日本的音乐、舞蹈和表演艺术的水平，培养了很多艺术人才，甚至还保存了后来别国已经失传的宝贵艺术财富。在室盯时代，日本的表演艺术在我国宋代大曲和元代杂剧的影响下，产生出了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

2.中国文化对能乐艺术诞生最直接的影响阶段。

日本于公元607年派出遣隋使、630年又开始派遣遣唐使，中国的音乐舞蹈也以此为契机，开始传人日本。藤原真敏(807-897年)作为遣唐使于83s年人唐都长安，随当时的琵琶博士廉承武学习琵琶。据说他后来携唐的琵琶归国，还带回了唐的乐谱，而且回国后一直保持教授琵琶之业，那么唐的音乐也无疑传人了日本音乐领域。当时中国大陆经由朝鲜半岛或直接流传到日本列岛的乐舞，主要有伎乐，舞乐与散乐。伎乐是指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即我国的乐舞，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人日本后或称伎乐舞。相传在隋场帝大业八年(612年)，在昊国学习乐舞的百济人味糜之归化了日本以后，开始在日本传授伎乐，由于当时的圣德太子十分喜爱伎乐，便召集了一批日本的青少年跟从味糜之学习，并且在雅乐寮职员令里设了伎乐师、伎乐生，最后更把这种舞蹈定为佛教祭仪，随后伎乐在日本逐渐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有:《狮子舞》《吴公》《金刚》《迎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称为十伎乐。

三中国古代乐舞“散乐”在日本能乐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散乐本是中国古代乐舞，《周礼。春宫。旎人》中载有“掌教舞散乐，舞夷乐。”郑玄注:“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若今黄门倡矣。”原指周代民间乐舞;到了南北朝时期，成为百戏的同义词。包括各种杂技，幻术(如扛鼎、吞刀、吐火)，装扮人物的乐舞，装扮动物的鱼龙曼妙以及带有简单故事的《东海黄公》等。散乐传到日本以后，散乐先由奈良宫廷指定的散乐户传习，延历元年(公元782年)，即平安时代之始，废止散乐户。于是散乐流传于民间，于是产生了许多变化发展。散乐经由中介形式猿乐而发展成为能乐的说法，几乎为所有的日本当今演剧史著作，艺术史教科书所采纳。流行于日本列岛的散乐的面貌，可从至尽收藏在奈良市的正仓院的《弹弓图》、《信西古乐图》中得到印象，它包括抛球、顶竿、弄枪、高跷等杂技，吞刀吐火等魔术，傀儡戏、口技以及滑稽模拟表演等，与中国散乐面目几乎完全相同。在宫廷中，散乐是作为与舞乐对应的俗乐，作为相扑节会、神乐的余兴表演。奈良皇朝施行保护散乐户的政策，但到平安朝廷自掌权之口便解散了散乐户，散乐艺人流向民间，供奉于各地神社、寺庙、以及在庙会社祭等场合上表演。平安中叶以后散乐也走向了分化，一部分杂技因素被田乐等民俗艺能继承，模拟表演在其后裔猿乐中得到发扬，并最终从中引导出成熟的戏剧形式一能乐。

延年在散乐到能乐的转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延年又称为遐龄延年或延年舞曲，是寺院里大法会的会后游宴，是神社祭礼后宴会上的酬宾节目。开始于平安时代中期，极盛于镰仓时代，而到了能乐兴盛起来的室叮时代中期以后，便衰退下去了。这种艺术形式在连接散乐到能乐的发展脉络中起到了很好的连接作用。延年的曲目是多种多样的，各自独立、互无关联。既有宫廷贵族的雅乐，包括舞乐、神乐、催马乐、朗咏等，也包括平安时代以来的杂艺及中世流行的模仿性演出。可以看出，延年体现了这一时代文化转型时期过渡性的特点，及保持了宫廷公卿贵族的文化特色，又体现了艺能向民间普及发展的趋势。

四日本能乐是在与中国文化不断交流中发展的

从能乐诞生到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中国的文化和各种艺术形式对其的影响就更加的突出了。能乐是在吸收中国民间曲艺和唐朝散乐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滑稽性的表演、对白艺术。中世纪的能乐受到中国摊舞和傀儡戏的影响。13世纪的观阿弥、世阿弥父子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以歌舞为主体的能乐。由于受到当时统治者的推崇，能乐成为上层阶级所喜好的宫廷艺术。1603年，江户幕府将能乐定为宫廷音乐，民间不能擅自演出，能乐在日本艺术形式中的地位就此也被抬到了相当高的位置上。当时的日本人民都把习读能乐台本视为一种衡量自身具备很高文化素养的一个标准。能乐发展到室叮幕府时期基本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程度，已经具备了戏剧文学、表演艺术、音乐、舞蹈、舞台艺术等各种类型的表演因素，但它主要还是以歌舞为主的音乐剧，简短精练，不追求情节的变化发展，着重叙事抒情。其题材多取自日本著名古典文学作品，如《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伊势物语》

五能乐发展中的衰落期中日佛教文化“禅学”对其影响

日本文化论文篇（10）

一、引言

日语中的「可い一词音译成汉语是“卡哇伊”,国内各种广告宣传词、店面招牌上都经常会打出这一词汇。那么,商家为什么要靠这一日语词汇来吸引消费者眼球呢?这一单词对市场消费会起到什么影响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可爱现象”进行分析,探讨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

二、「可い一词的语源

「可い在明镜国语词典中的解释:

1.幼さやか弱さを感じとり、まもり慈しみたいと思うさま。また、そのように思わせるさま

2.外、しぐさ、性格、行式などがほほえましく、情を感じさせるさま。らしい。くるしい。可だ。

3.日用品などが小さくてらしい。

4.どこととなく心をくすぐるところがあって好感が持てる。

参考《明镜国语词典》的解释可见「可い(可爱)一词有对幼小、脆弱的事物包含慈爱的心情;另外也指对外形、动作、性格、行为方式等方面能体察到可爱之情的意思;还包括对小巧玲珑的日用品感到爱怜之意;其次对抱有好感的对象也可以使用。可以说“可爱”一词在日语中内涵丰富,包含了对弱小的人或事物的怜悯、爱意。另外,在百科词典中,「可い一词源于:映し,原意是表示对方很优秀,以至于自己不敢与对方见面,表示“害羞,害臊”之意,后来转变为“可怜”的意思。现代日语中音变为「かはゆし、可い。

在日语中,「可い一词可以用在很多场合,下面试举几例:

1.子:クラスに可い子とかいないの?①

2.妹には生日に可い人形を上げました。②

3.そこに出てくる食器や装品の事なこと、可いこと、私たち若い子は、素で芸性が高くても、引っくるめて可いの一言でませる癖がある。③

4.私は今までの嫌なことがあったと同じように、お弁当にしても、自分の子どもには可いお弁当を作ってあげようと誓った。④

5.京都。春の芽吹の、夏の新、秋の…美しい自然と可い小さな草花たちに魅せられ作した押し花100点他作品集、小物などをします。⑤

描述人物、玩偶、装饰品、便当、花草等都可以使用「可い一词,包含了对谈论对象的怜悯、慈爱、喜爱之情。可见,「可い一词已经和日本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三、「可い一词所反映的审美情趣

在日常生活中,日本的年轻人经常以「可い一词来称赞对方的性格、发型、衣服等。男性称赞女性也多用「可い一词,我在与日本大学的大学生交流时,曾问及这一问题,对方回答说,如果是赞扬女性的话,最常用的词汇是「やっぱり可いですね。在人际交往中,「可い一词的使用也起到了剂的作用,营造良好的语境氛围。如今,「可い一词不仅音译到了中文,英语中也有了“kawaii”这一词汇。「可い一词传入其它国家后也被年轻人广泛使用。日本的时尚杂志,如『カワイイ『cute等都在宣扬“可爱”的观念,从衣着打扮、体态举止上影响着年轻人的审美观念。

从上述「可い一词的语源可以看出,日本人往往对弱小事物寄予怜爱之情,以“小”为美,以浓缩为“可爱”,我们可以从日本的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觅得其踪影。日本的庭院文化中各种景观、盆景等,都是浓缩了的自然,从浓缩的山、水、石中看到大自然;花道的插画艺术也是浓缩了“天地人”的观念;日本的饮食亦如此,将各种美味佳肴盛在小巧玲珑的精致器皿中,宛如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日本古典文学中的和歌俳句也是短短几行,却意味深长。

不仅如此,在日本「可い一词的使用已经超出了一般的人际交往范围,由「可い一词所带来的“可爱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日本人的消费及生活,并且在生活、经济、政治舞台上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四、日本社会中的可爱现象对消费文化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各国都在加强经济合作,世界经济出现全球一体化现象。同时,经济上的往来也使各国文化进一步加强了交流,一些经济大国也在通过扩大经济往来的同时推广本土文化,扩大其影响力。文化的传播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日本消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就具有强大的影响。日本的电器产品、游戏软件、日式饮食、漫画、动画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笔者所论述的“可爱现象”与日本消费文化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下面以日本动漫的推广为例,探索日本“可爱现象”对日本文化传播起到的作用。

1.日本漫画、动漫中的可爱形象。

现代日本社会工作生活节奏紧张,在紧张的忙碌之余,很多日本人选择欣赏漫画或动漫来放松绷紧的神经。日本的出版商和媒体巧妙利用了动漫作品中的可爱元素,使观众在视觉上获得美感、缓解疲劳。

日本是闻名世界的动漫大国,日本的动漫能风靡日本并走向世界,笔者认为动漫形象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铁臂阿童木》塑造的是一位聪明、勇敢、正义的机器人形象,与美国动漫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同,日本动漫主人公大多是未成年人,比如阿童木就是动漫中可爱的日本小英雄,虽然是机器人,但是塑造的却是一个男孩形象,身高135cm,绿色的短裤,红色的长统靴子。《哆啦A梦》中机器猫的形象可谓深入人心了,机器猫身高129.3cm,脑袋和身体的比例大约是1比1,看起来憨态可掬,腿短、没有膝关节,眼睛、鼻子、脸、手、腿都是圆形的,全身颜色也采用了明亮的天蓝色,头顶黄色的竹蜻蜓,脖子上用红色带子系着一个黄色铃铛,其可爱的外形深受儿童的喜爱。另外,《千与千寻》、《樱桃小丸子》中的主人公形象也体现出了动漫人物的可爱元素。动漫中的人物动作刻画细腻入微,营造出了温馨并充满人性的氛围。动漫形象看似普通,实际上作者在设计这些形象时可以说是煞费苦心,观众在欣赏时毫无抵触感,非常容易接受,能唤起观众的共鸣。

日本动漫通过其可爱的人物造型、模仿孩童的稚气发音很快赢得人心。在日本,动漫和漫画书可以说随处可见。在电车上可以随处看到翻看漫画书籍的上班族,以动漫中的人物或卡通形象制作的广告也数不胜数。如著名的Hello Kitty形象出现在笔记本、玩具、电器、手机等各种商品上;阿童木形象印在了信用卡上;日本当代艺术家村上隆、奈良美智、草间弥生将卡通绘画推广到了世界领域,村上隆与LV合作的限量版箱包曾引起广泛关注,可爱的卡通形象所带来的“简约”、“轻松”理念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这些漫画卡通及动漫作品让忙碌的日本人缓解了工作压力,得到了片刻放松。可见,动漫中的“可爱”元素功不可没。

2.日本电器、机械产品。

日本的电子产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以外形精巧,质量上乘而受到消费者亲睐。在外形设计上,很多产品可以说是以“可爱元素”出奇制胜的,造型小巧,设计简洁,色调非常柔和。看似普通的电子、机械产品,因为有了“可爱元素”而显得设计更人性化,充满了人情味。本来是金钱交易的市场经济,因为有了一些可爱的造型设计,消融了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利益壁垒,甚至可以使消费者在温暖的心理氛围下提升购买欲。各种印有卡通形象的电子产品,比如广受赞誉的日系汽车,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日产PIVO汽车造型圆润;三菱Colt汽车色泽艳丽,车头部分斜长曲面设计,整体线条饱满;丰田、本田等也推出了多种小巧车型。

五、“可爱现象”与外交政策

除了经济文化方面外,在政治上,日本政府也善于利用“可爱”文化进行对外交流。“现年69岁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自称是动漫迷,呼吁日本实行‘漫画外交’。2008年5月,Hello Kitty成为日本旅游大使。2008年3月19日,日本外务省举行了一个特殊的‘外交使节就任仪式’:全世界都家喻户晓的蓝色的机器猫哆啦A梦正式‘接受’时任外务大臣高村正彦的‘任命’,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卡通大使,承担向全世界宣传日本动漫文化和提高日本对外形象的重任。”⑥另外,日本传统故事人物桃太郎是日本大米的代言人,日本卡通“凯蒂猫”是日本的旅游亲善大使,铁臂阿童木则是日本的海外安全大使。2009年,日本外务省选出了三名“可爱大使”代言日本流行文化,这三名大使是“校服魔法师”藤冈静香、时尚杂志模特青木美沙子、东京原宿代言人木村优,三位可爱大使会参加日本驻外使馆组织的各种交流活动,传播日本流行文化。

这些日本文化的输出战略为低迷的日本经济带来了巨额利润,同时也逐步改变了二战以来的日本形象。这些动漫及卡通形象色泽明快、调皮可爱,年轻漂亮的“可爱大使”更是吸引了无数眼球。以往嗜战的武士道形象已经越来越远离了大众的视线。日本不仅在经济上占领越来越多的国际市场,而且逐步在推销自己的大众文化,从而获得更大的商业利益。

六、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的可爱文化现象可以说是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这离不开日本经济的发展,以及媒体的宣传。可爱文化在日本的经济、文化、政治上起到了重大作用,现在仍然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注释:

①テレビドラマ『魔女の条件からの台.

②新日(第一册)第十六クリスマス.

③西村玲子.おしゃれのレシピ:自分らしく生きる.PHP研究所,2007:138.

④井上ゆり子.心を救って.文芸社,2006:109.

⑤私の花生活.日本ヴォグ社,2009,(51):73.

⑥广州日报,2009-2-13.

参考文献:

日本文化论文篇（11）

在日本文化的多个发展时期，都不难找到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化异为己的日本文化的形迹。对海外的文明之物，日本人始终抱着至为热情的态度欢迎、接纳。拿来之后，他们往往会以更大的热情对其师法、效仿。一般来讲，文化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异质文化的交融是极为困难的外来文化的涌入，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被征服，其原生文化主体地位的丧失。日本的文化又是如何的呢？日本人并不视外来文化为怪物，日本民族认为，外来文化总有可借鉴之处，对外来文化的摄取，会使日本文化的内涵变得丰富。因此，先拿来再对其进行重塑和再造。

一、地理原因

日本西面与中国仅隔日本海，西北接近西伯利亚，西南是印度，这种地理优势，使日本具有了吸收中国、印度、西伯利亚这三个亚洲古代文化圈东方文明的可能。日本作为岛国，有自然的防线，成功地保证了日本文化的独立发展。尽管日本受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影响，但不像朝鲜那样，直接受过中国的统治，日本保证了其文化的独立发展。

二、从历史上看日本文化的复合性

一万年以前，西伯利亚、中国北部、亚洲南部不同的原始人进入日本，直至后来陆桥沉降，日本成了列岛。这三种原始人就在日本列岛上逐渐融合，成为最早的日本人并创造了日本的绳文文化，日本文化在其源头就是复合而成的。

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中国大陆的移民进入日本，带去了先进的稻作文化，日本人开始使用铁器和青铜器，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农耕生活并逐步进入了阶级社会。这个时期的文化被称为弥生文化，弥生文化是日本摄取外部文化的开端。

从公元60年至公元894年，日本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共18次。这期间进行了推古朝改革、大化改新，从政治、土地制度、哲学、宗教、文学、书法、美术、医药、历法、建筑、衣食等方面全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日本的唐风文化。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理率船叩关，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从此日本掀起了“欧化”的浪潮。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更加系统地吸取西方的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从而一跃进入世界五强。

二战后，日本开始全面学习美国，着重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与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东西文化结合的日本式文明，从而变军事帝国主义为现代西方民主主义，变战败国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三、日本文化的演变过程中的选择机理

1.日本文化从未丧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律令制时代，佛教在日本可谓盛极一时，但民族宗教传承下来的神道教，作为护国神教依然保持至尊的地位。神道教并没有因佛教的兴隆而式微，相反受到佛教的启发，得到了进一步完善，逐渐形成了宗教体系。

日本文化的产物，尽管从中能寻见丝丝缕缕外来文化的痕迹，但同样无法不承认，它们都是富于创造性的，从日本茶道到枯山庭园建筑，从和服到绘画艺术，无一不是如此。

2.日本文化总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对摄取的外来文化进行消化改良。日本文化是在与外来文化的杂交过程中发展和成长过来的，表现为对其所摄取的外来文化的改良，而不是被其同化。每一种外来文化，当它被移植到日本土壤之后，其枝叶都经过这个民族匠心独具的修剪，使之能按日本社会的意愿开花结果。5世纪，儒学经朝鲜传入日本，后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天皇制国家的建立、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维护起着重要作用。儒家的伦理被当做实用的道德标准成为为日本文化的核心，但在日本文化中，这个伦理范畴受到了很大改造。中国人认为儒家伦理的最高范畴是“仁”，但在日本的伦理系统中，“忠”则被认为是更重要的。儒家伦理中的另一个重要范畴是“礼”，在日本则被“耻”取代。可见，日本在接受、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始终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以其固有的世界观为根基，吸收外来的文化，在接纳、融合的过程中将其变形，最终改造为“日本的”。

四、日本复合文化的利弊

日本文化史，是一个不断将外来文化“日本化”的过程。随着发现、接纳和最终的融合，不但外来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固有的传统的日本文化也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变，而变化和转化的主体力量是日本固有的“和”精神。发现、接纳、融合这一演变机制的核心是日本特有的“和”精神，但这种“和”精神，却没能形成独立的文化体系。日本文化具有重学习、模仿和综合再创造的倾向，而且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消化和吸收都比较迅速，这注定了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文化将力量倾注于搜寻先进文化，并模仿和学习。

这种文化吸收虽然可以快速成长，但发展方向并不是自主的，是由当时最优秀的文化，或对日本发展有利的文化决定的。这种发展方式纵然可以带来文化的快速跃迁，但也蕴藏着危险，例如，日本用相当短的时间完成了近代化。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往往沦于支零破碎的表面，没能深入地了解各种文化中的哲学内涵，而当发展遇到困惑时，日本大多选择向外眺望，却很少自我审视，日本文化在发展的原生性方面是有所缺失的。日本近代著名学者吉田精一认为，日本从未创造具有任何独创性的哲学和宗教。日本文化的优势在于学习的选择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而缺失在于由此导致的重他人经验、轻思辨的文化发展定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