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夕节的古诗大全11篇

关于七夕节的古诗篇（1）

中华传统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古代劳动者智慧的载体。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情人节、圣诞节等洋节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与此同时，中国传统节日面临尴尬境地。在日新月异的今天，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重新解读传统节日，弘扬传统节日习俗文化，揭示传统节日的内在价值，对于加强民族凝聚力，坚持民族特色，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七夕节是中华民族一个比较悠久的节日，七夕节又被称为“女儿节”、“穿针节”、“乞巧节”等。董乃斌在《唐人七夕诗文论略》中说：“在中国古代众多的民俗节日中，就其参与者性别、节日活动内容、活动方式而言，七夕是个名副其实而且独一无二的女儿节。”①七夕节与牛郎织女传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七夕节自汉代产生以来，经过不断演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确定七月初七为七夕节，与古代民间观念有关：古人认为七为阳数，七月七日是阳数的重叠之日，与五月初五端午节、九月初九重阳节一样，是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农历七月也是农业丰收的季节，织女被作为七月立秋的标准星，因此，人们将七月初七与牛郎织女的传说结合，并定名为“七夕节”。每到农历七月初七，天上有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人间有君臣与百姓的庆祝活动。乞巧、乞富、乞寿、乞子等习俗，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这与织女的六大神性有关：主嫁果、生计、财货；主掌生育、庇护儿童；主寿命；主婚配；满足人们的私愿②。

1.农耕文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历史悠久。在农耕生活中凸现着百姓的集体智慧。很多节日庆典活动都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是百姓表达心愿的方式。牛郎织女传说与七夕节联系紧密，人们借助七夕节日表达他们对牛郎织女的祝福，对自己幸福生活的期望，对家人的美好祝愿，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渴望。

牛女传说中，牛郎星和织女星自然而然地被拟人化，牛郎具有质朴、勤劳、坚韧的品性，织女则代表着智慧、忠贞、善良，他们成为劳动人民尊崇的对象。

在重男轻女的古代社会，女性的命运很难预料，女性往往将幸福的赌注押在婚姻上。她们从小学习各种女红，这也是她们能否成为合格的妻子和媳妇的重要资本。《孔雀东南飞》中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诗句，说明刘兰芝是一位聪明能干，多才多艺的女性。

“七夕”是一个以女性参与为主的节日，主要强调“乞巧”，女子希望自己能够心灵手巧。这与以织女为主人公的牛女传说有关。织女智慧与善良兼备，又心灵手巧，是中国古代女性尊崇的偶像。七夕节自然成为妇女寄托情思和美好愿望的载体。当代作家冯骥才说，七夕节不等同于西方的情人节。西方的节日往往主题单一，或表示感恩如母亲节；或表达爱慕之情，如情人节。而中国的节日主题多样而深刻，如寒食节纪念介子推、清明节祭祀祖先，端午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七夕节习俗，既是对白头偕老、生死不渝的爱情的尊崇，也是女性祈祷心灵手巧和贤惠聪颖的重要节日。

2.忠贞不渝的爱情观

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古代中国重男轻女、等级森严的社会现实，使人们这一基本的情感追求受到束缚，尤其是女性，因为封建礼教的残酷压制，往往成为婚姻的受害者。她们对美满婚姻、家庭幸福尤为渴望。七夕节以牛郎织女的民间传说为载体，以爱情为主题，自然而然就成为以女性为主角的节日。七夕节与牛郎织女的故事密不可分，而牛郎织女故事中因西王母的阻挠，有情人不能相见，从而增加了故事的悲剧色彩。牛郎织女的七夕相会，给牛郎织女带来了希望，这也是人们美好愿望的体现。中国人崇尚大团圆，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等大多以大团圆结局，故事主人公在经过悲欢离合后重新团聚。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正是这一美好心理的表现。“七夕相会”是牛女传说的精妙之处。两个相爱之人不能朝朝暮暮，是一件残酷的事情，但正因为有每年七月七日的相会，牛郎和织女备受煎熬，仍满怀期待。这非常符合中国传统的爱情观，正如《诗经・蒹葭》中的诗句：“所谓伊人，宛在水中央。”亦虚亦实的情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状态，表达一种相思之苦，这是中国传统爱情诗歌的主旋律。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将这种相思之苦抒写到了极致：“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唐代女诗人李冶有一首充满哲理的六言诗《八至》：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

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诗人用“八至”道出了人间的事理，尤其是夫妻之间的微妙关系。男女双方不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自由恋爱，一旦走入婚姻，就是对对方的认可，要对双方及其家庭承担一份责任。夫妻双方耳鬓厮磨，相濡以沫，浓烈的爱情渐渐转化为血浓于水的亲情，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爱情模式，它不是对爱情的否定，而是对爱情的升华。正如《诗经・邶风・击鼓》所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两个有情人的至爱之约，是生死不渝的伟大爱情的宣言，也是千百年来一直被传诵的原因，它是中华民族传统爱情观的源头。

3.重生育的观念

古人把生育现象看得非常神秘，最普遍的求子方式就是向神灵祈子。民间有送子观音、碧霞元君这样的神灵形象，而且流传着许多关于送子神仙的神奇故事。多子多福，儿孙满堂一直是古代中国崇尚的观念。由于古代医疗卫生条件低下，婴儿的死亡率很高，为人父母者最大的愿望，就是祈求神灵保佑孩子能够健康长命。没有子女的夫妇更是虔诚地拜送子娘娘，喜得贵子后也认为孩子是神灵所赐，还愿的环节必不可少，因此各地的娘娘庙香火不断。

牛郎织女传说中牛郎织女育有一子一女。在国人的观念中，儿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是人生中最幸福和值得骄傲的事情。有些学者在研究牛女传说和七夕习俗文化的过程中，认为二者起源于生殖崇拜，七夕乞子就成为顺理成章的节日习俗。刘彩清《七夕节的文化透视》一文认为：乞巧含有深刻的生殖意蕴；用瓜果来祭拜牛郎织女，是子嗣繁盛的象征；用蜘蛛求巧寄托人们对喜得贵子的期盼；用凤仙花捣汁染指甲的习俗在于体现对老人的“孝”。在七夕乞生活动中，已婚女性有一项重要任务―乞子。按照父系传承的原则，只有儿子才是延续香火的后代。未生养儿子的女性，七夕晚上虔诚地祈祷，即是渴望自己能够如愿。古代社会，女性几乎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能否生养儿子，也决定着她在夫家的地位。《仪礼・丧服》中有：“七出者，无子，一也；淫，二也；不事姑舅，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这是为妇女设的“七出”之罪，无子被列为首条，而且是女性独自承担这一罪名，可见封建礼教对妇女要求的苛刻和无理。这一观念可谓根深蒂固，就连鲁迅笔下一无所有的阿Q也明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害怕自己断子绝孙，认为“应该有一个女人”。

小结

牛郎织女传说故事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中华民族是崇尚美好、团圆、幸福、和谐的民族，与牛郎织女故事有着渊源关系的七夕传统节日因此有其存在的土壤，只要结合当下的时代特点和人们的文化心理，营造一种美好的氛围，这样的传统节日依然可以大放光彩，成为人们精神寄托的载体。

七夕是中华传统习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让传统节日重新焕发生机，需要政府的大力倡导和宣传，也应该考虑老百姓的接受心理和文化需求，这样才能真正为弘扬传统节日文化起到推动作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于西方的文化和习俗，手捧玫瑰花，口嚼巧克力，跳的是街舞，哼的是Rap、Hip-Hop，对于本民族丰富多样的文化，视而不见，熟视无睹，这让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很不理解，也使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的境地。我们并不是拒绝外来文化，但不能舍本逐末，厚此薄彼，正如鲁迅“拿来主义”一样，应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不失为抢救和保护传统节日文化的一种选择。

参考文献：

[1]钟敬文等著《名家谈牛郎织女》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

[2]张晓华主编《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之七夕节》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6.

[3]周媛著《节日长安之七夕节》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9.

[4]刘彩清《七夕节的文化透视》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

[5]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

[6]冯骥才《七夕・摩喝乐・仲爷》《今晚报》副刊2010.9.

[7]张勃《压力下的憧憬―七夕节俗中的女性心理和情感分析》，《七夕文化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关于七夕节的古诗篇（2）

abstract：the nam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occurred first in the book of songs.in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the legend of love between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was taking shape.the two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now kept in doumen of chang'an county were the oldest man-shape images of the two heavenly constellations.thecharacters and plot of the legend had already taken shape in times of the wei，the jin，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which continued in the tang，the song and the following dynasties.the custom of celebrating the july-7th evening was also originated in chang'an.in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people in chang'an celebrated the july-7th evening by keeping watch at night for wish realization or threading needles for sewing craftsmanship.this custom spread to southern china in the six dynasties an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grandest celebration in chang'an.the fair of the stone lady temple is a live carrier of the custom of the july-7th evening celebration.the temple and the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are not only valuable relics but also treasurable cul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civilization of the july-7th evening；custom of the july-7th evening celebration；legend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stone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是古代人民根据星象创造的，织女、牵牛星分处银河两岸，因而被看作隔河相望的男女，发生恋情并成为夫妇。这一美丽动人的爱情神话，向七月七日这一岁时性“良日”渗透，最终形成七夕节。牛女神话形成于何时，七夕节俗起源于何地，并非纠缠不清的问题。本文认为，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生成在西汉初，七夕节俗也起源于西汉的京城长安；长安是牛女传说的故乡，是七夕文化的发祥地。

一、牛女神话生成在西汉时代

茅盾在《读<中国的水神>》中说，研究古代神话有两条路，要“从秦汉以前的旧籍中搜剔中国神话的‘原形’”[1]170，还要“从秦汉以后的书籍乃至现在的民间文学中考究中国神话的演变”[1]171。所谓“原形”，就是“中国民族原始的宇宙观、宗教思想、伦理观念、民族历史最初期的遗形，对于自然界之认识等等”[1]171。“为什么神话会‘演化’呢?‘文雅’的后代人不能满意于祖先的原始思想而又热爱此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因而依着他们当时的流行信仰，剥落了原始的犷野的面目，给披上了绮丽的衣裳。”[2]270茅盾关于古代神话研究方法与演变原因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牛女神话而言，《诗经·小雅·大东》已提供了神话的“原形”，但这一爱情神话在西汉初才开始生成；此后在诗赋或笔记中多有吟咏与记载，“把一件历史事实作为底本或骨架，然后披上了想象的衣服，吹入了热烈的情绪”[1]154，牛女爱情神话因而定型；唐宋以后，在民间口传中有所演进。据此，我们把牛女神话划为孕育、生成、定型、演进四个阶段。

先秦时期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孕育期。牵牛、织女两星的称谓，最早见载于《诗经·小雅·大东》。其诗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3]148朱熹注曰：“汉，天河也。……织女，星名，在汉旁。……维天之有汉，则庶乎其有以监我；而织女之七襄，则庶乎其能成文章以报我矣。……牵牛，星名。服，驾也。箱，车箱也。……言彼织女而不能成报我之章，牵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启明、长庚、天毕者，亦无实用，但施之行列而已。”[3]148这首诗并举织女、牵牛、天毕、南箕、北斗等星名，责怪天上星宿空有名号却不切实用，名为织女而不能织成锦缎，名为牵牛而不能用来驾车，名为毕星而不能用来掩兔，名为箕星而不能用来簸糠，名为斗星而不能用来挹酒。此诗作于幽王之世，《毛序》曰：“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郑玄笺云：“谭国在东，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鲁庄公十年，齐师灭谭。”[4]727陈奂曰：“幽王之世，东国伤困，则西周之政乱也。谭国大夫作诗告病，本刺周乱，编诸小雅。”[5]可见，产生在周城镐京的织女、牵牛等星宿命名，已随着周代文化的传播而被当时的东国人民所接受了。镐京，即今之丰镐遗址，在长安。这一神话在孕育期就与长安关系密切。

在《诗经·小雅·大东》里，“织女”、“牵牛”只是两个星宿的名称。先民为何要把银河两岸的两颗大星分别命名为“牵牛”、“织女”呢?茅盾在《楚辞与中国神话》中说：“原始人民……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1]158远古时代，日月星辰的运行引发先民的想象，他们把原始的农耕信仰投射在星象上，根据人间的生活来命名和识别星宿，赋予星宿神格和人格。毛氏传曰：“襄，反也。”郑玄笺曰：“从旦至莫(暮)七辰，辰一移，因谓之七襄。”[6]679织女之星象同于人间织作的女子，故而被唤作织女星。“牵牛”，是驾车之牛的形象。张衡《思玄赋》“服箱”句章怀注曰：“服，驾也。箱，车也。”[6]680又古诗“牵牛不负轭”，亦本此诗为说。[6]680可见，牵牛、织女两星宿，正是先民劳动生活在天上星象的投射。织女、牵牛与天汉，是构成牛女神话的三个基本要素。(注：撰者按：杜汉华在《牛郎织女流变考》中说，目前有河北鹿泉、江苏太仓、山东沂源等地为开发地方旅游资源，自鸣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地。杜氏摒除众多怪谈，却提出“汉水襄阳、南阳说”这一新的假说。杨洪林在《汉水、天汉文化考》误以汉水为银汉，高唱汉水流域是“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文化土壤”。张君在《七夕探源》中以“汉之游女”攀附天河之织女，遽言“七夕节产生于楚国”。杜、杨、张三文均据《诗经·周南·汉广》立论，错把汉水流域作为牛女神话的起源地。(杜、杨、张三文分别载陶玮选编《名家谈牛郎织女》，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2-100页，第196-206页，第244-255页)这些说法是很不充分的。《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汉水东入长江，故诗中把汉水、长江并举。朱熹注曰：“江汉之俗，其女好游。”(见《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程俊英说：“这是一位男子爱慕女子不能如愿以偿的民间情歌。”(见《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可谓知音。然鲁诗、韩诗却训“汉之游女”为汉水女神。《韩诗》曰：“郑交甫过汉皋，遇二女，妖服佩两珠。交甫与之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解佩与交甫，而怀之去十步，探之则亡矣。回顾二女，亦不见。”(见《初学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页)韩诗、鲁诗以此解说诗旨，已失风人之心。杜汉华训“织女”为“汉之游女”，认为郑交甫会汉水女神这一神话传说演变成牛郎织女的传说，持论新奇，却难以自圆。杨洪林误以“又天河也”为“东流为汉”的补注，其言“地上有汉水，天上亦有汉水”，“地上汉水连天汉”，均失之浅陋。殊不知银汉、银河既可称“汉”，又可称“河”。如《康熙字典》“河”字下注“又银河、天河也”。如杨氏之法炮制，则地上有大河，天上也有天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则黄河流域当是这一神话的起源地了。张君以鲁诗、韩诗训“汉之游女”为“汉水女神”未足惬意，遂强解“汉水女神”为“织女”，徒添笑柄。综上，汉水流域为牛女神话的起源地，这只是一击即破的新的假说而已。) 茅盾说：“现所存最完整而且有趣味的星神话，是牵牛织女的故事。……但《大东》里……亦无恋爱的故事。”[1]83《诗经》虽把织女和牵牛并举，“织女”星已人格化，但“牵牛”星还是驾车之牛，牛女神话尚在孕育中。

两汉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生成期。汉初，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宇宙天象观与谶纬之说对牛女神话的生成有很大的影响。织女、牵牛二星被奉为星神。《史记·天官书》曰：“织女，天女孙也。”[7]1311司马贞《索引》云：“织女，天孙也。”[7]1311织女获得在天界诸神中的地位和身份。《春秋元命苞》曰：“织女之为言，神女也。”[8]卷7 《春秋运斗枢》曰：“牵牛神，名略。”[8]卷9则在纬书中也有此二星神。织女、牵牛二星还具备了人的形体。元狩三年(120)，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模仿牛女二宿隔着天河遥遥相望的情景，在昆明池的两侧各立一座牵牛、织女石像(注：撰者按：牛女石雕在两宋方志中仍有著录，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今石人宛在，疑后人名石父石婆云”。南宋程大昌《雍录》卷9露台：“昆明池旁有石婆庙，盖牵牛讹为石翁，织女讹为石婆也。”(此两条文献引自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7-198页)牛女石雕，今在长安斗门，即北常家庄村西石婆庙的“石婆”和斗门镇上的“石爷”两石雕像。据汤池考证，这两尊石像具备了人间男女的性别与职业特征。(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7-88页)长安斗门的牛女二石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刻，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1956年被列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 ，牵牛、织女二星开始具备人的形体。牛郎、织女石像成为昆明池的胜景，东汉班固、张衡均有吟咏，魏晋时犹存著录。《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9]95《文选》卷10潘岳《西征赋》云：“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仪景星于天汉，列牛女以双峙。”李善注引《宫阁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牵牛、织女象也。”[10]160牛女二石像，还被想象成隔河相望的恋人或夫妇。宋严有翼云：“汉武帝于昆明湖中作二石人，为牵牛织女象。盖欲神异其水，比方河汉。班固《赋》云：‘左牵牛兮右织女，似天汉之无涯。’虽不云七月七日聚会，其意以为夫妇之象，天道深远，所不敢言也。”[11]550牵牛与织女二石像隔昆明池相望，与牵牛星同织女星相隔银河之情状相仿佛，以具体生动的人体形象暗示了牛女二星的婚恋关系，标志着牛女二星爱情神话的生成。人形化的织女和牵牛出现在东汉文人的诗歌和民间的绘画里。《古诗十九首》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织女进一步人形化，她有“素手”，还会“涕泣”，俨然一个美丽的女子，而织女与牵牛则是一对被天河阻隔的恋人。两汉绘画里，牛女神话也成为重要的题材(注：撰者按：汤池说：“牵牛织女这个美好的神话传说，在汉代的美术作品中得到广泛的表现。例如河南洛阳1957年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在前室顶脊上绘有牵牛、织女星。东汉画像石中，还刻画出牛郎、织女的具体形象。如南阳有一块画像石，画面右上方刻画河鼓三星，其下刻画着叉腿而立的牛郎，右手持鞭上举，左手握缰牵牛，形象栩栩如生，画面左上方……有一挽着高髻作跽坐状的妇女，当是织女形象。再如山东肥城孝堂山郭氏祠三角形石梁底面，……织女三星，其下刻画着坐在机杼前操机织锦的织女。”(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8页))，牵牛、织女二星从天上的星宿，变为人间的情侣，成为古代社会男耕女织劳动生活的具体呈现。

鹊桥相会说，是牛女神话生成于西汉初的又一重要佐证。在《诗经》里，牵牛、织女为天河阻隔，西汉初《淮南子》却有鹊桥相会的传说。《白孔六帖》卷9“乌鹊”注引《淮南子》“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12]156茅盾说：“白居易《六帖》引乌鹊填河事，云出《淮南子》(今本无之)，则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1]84《淮南子》的这条佚文是鹊桥相会说的最早记载。至东汉鹊桥相会说广为流传。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鹊桥已成”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以梁渡织女故也。”[13]显然，从天河阻隔到役鹊为桥、鹊桥相会，这一爱情神话更加完美动人。

综上，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在西汉初开始生成。织女从人格化的星神，成为具有了人形化的普通劳动者；这一神话的结局从天河阻隔转为鹊桥相会。诚如茅盾所言，“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1]84。

魏晋六朝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定型期。由于神仙思想的盛行和神仙传说的推动，在文人诗赋和笔记小说中，牛女神话表现出更多的世俗化和情欲化倾向。首先，人物关系更加亲密，牛郎与织女从相恋到婚姻，由恋人而夫妇。《文选》卷19《洛神赋》“咏牵牛之独处”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10]271最早称牛女为夫妇。夫妇之说，至吴均《续齐谐记》成武丁故事乃确定。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织女将渡”注引《续齐谐记》曰：“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吾向以被召。弟问织女何事渡河。答曰暂诣牵牛。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是也。”[13]傅玄《拟天问》曰：“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14]76其次，情节结构更加完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引南朝殷芸《小说》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14]784可见，牛女神话已有完整而曲折的情节。至此，织女的身份及牛、女二星的关系和性格从许嫁到隔绝再到相会的故事情节都已定型。换言之，到了魏晋南北朝，牛女神话已经演绎出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出生动而鲜明的人物性格。

隋唐以后是牛女爱情神话的演进期。牛女神话仍然通过文人创作与民间口传两个途径进行传播。白居易、杜牧至秦观都沿用西汉以来的神话传说，写出了美丽动人的诗篇。白居易《长恨歌》写明皇与贵妃在七夕守夜畅想鹊桥相会的神话，喊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相随的爱的誓言。北宋秦观《鹊桥仙》：“织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借牛女神话来讴歌坚贞不渝的爱的信念。不过，这些诗篇对牛女神话的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上并无发展。民间口传的牛女爱情则形态各异。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牛郎织女”条里采集了一则普遍流传的牛女传说，其情节是：“织女为天帝孙女，王母娘娘外孙女，于织纴之暇，常与诸仙女于银河澡浴。牛郎则下方一贫苦孤儿也，常受兄嫂虐待，分与一老牛，令其自立门户。其时天地相去未远，银河与凡间相连。牛郎遵老牛嘱，去银河窃得织女天衣，织女不能去，遂为牛郎妻。经数年，产儿女各一，男耕女织，生活幸福。不意天帝查明此事，震怒非常，立遣天神往逮织女。王母娘娘虑天神疏虞，亦偕同去。织女被捕上天，牛郎不得上，与儿女仰天大哭。时老牛垂死，嘱牛郎于其死后剖皮衣之，便可登天。牛郎如其言，果偕儿女上天。差已追及织女，王母娘娘忽拔头上金簪，凭空划之，顿成波涛滚滚天河。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无由得过，只有悲泣。后终感动天帝，许其一年一度于七月七日鹊桥相会。”[15]82这一民间口传文学，通过牛女之被阻隔，谴责封建礼教势力的代表天帝和王母娘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牛郎、织女的性格形象更加丰满，成为勤劳善良、忠于爱情的美好典型。许多学者认为，民间口传中的牛女神话是结合了天鹅处女型故事和兄弟分家型故事，在长期流传中加工改造而成的。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长安西南昆明池畔开始修建牛郎、织女庙，设案供奉牛女二石像。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县二长安：“唐贞元十四年置石父庙。”“石婆神庙并在县西南三十五里昆明池右。”“今石人宛在，后人名石父石婆云。”[16]这是史载最早的牛郎、织女庙。“石父”、“石婆”是长安乡民对西汉牛郎、织女石像的俗称。此后，有许多地方也修建祠庙，祭祀牛女二星神。

综上，牛女爱情神话在周代的镐京孕育，在西汉初的长安生成，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士的修饰与定型，隋唐后在民间广为流传。无庸赘言，长安正是牛女传说的故乡。

二、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

七月七日，并非“七夕”。七月七日原是岁时性的节日，与牛女神话无涉。这一“良日”古已有之，其节俗包括曝衣、曝书等。“七夕”则依托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而产生，是一个纪念性节日，其节俗主要有守夜乞愿和穿针乞巧等。

《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夏秋之交，正是曝晒旧衣和制作新衣的时节。宋卜子《杨园苑疏》曰：“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后登楼曝衣。”[17]卷31据此，七月七日曝衣之俗，可溯至西汉武帝时。东汉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曲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18]76则曝书、曝衣以免虫蠹，渐成习俗。此俗至魏晋尤盛。王隐《晋书》曰：“魏武帝辟高祖(司马懿)，以汉祚将终，不欲屈节于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遣亲信令史微服于高祖门下，……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令史窃知，还具以告。”[17]卷31司马懿假病，仍不废曝书，可见七月七日此俗之盛。《世说新语》曰：“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晒衣物，乃仰卧出腹，云晒书。”[19]76《竹林七贤论》曰：“阮咸，字仲容。七月七日，诸阮庭中灿然，莫非锦绨。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标大布犊鼻裈于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18]76卧腹曝书、挂犊鼻裈，是魏晋名士七月七日的滑稽表演。可见，七月七日原有的节俗，“曝书策，晒衣裳”[13]，都是在白昼举行的。晋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曰：“商风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园，芳草被畴，于时我后，以豫以游。”[18]76这一“良日”里，达官显贵们还要宴游。这里，潘尼也未提及牛女神话。

从西汉初年开始，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逐渐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最终形成在七月七日晚上守夜乞愿、穿针乞巧等一些新的节俗。七月七日这一白昼的“良日”，渐渐变成了晚上的乞巧节；原本在白昼举行的曝衣、曝书等节俗淡化了，守夜乞愿、穿针乞巧成为七月七日晚上的民俗景观。(注：撰者按：《太平御览》卷31“七月七日”引晋周处《风土记》三则。《风土记》云：“七月初七日重此日，其夜洒扫中庭，然则中庭乞愿，其旧俗乎?”又云：“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饵。今比人惟设汤饼，无复有麋矣。”又云：“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尔雅》曰河鼓谓之牵牛)、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颇有受其祚者。”在第一则中，周处指出，七月七日之成为“良日”，原因是“重其日”。就像古人重视正月一日“元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或者九月九日“重阳”一样，七月七日受到重视，成为“良日”。明李诩曰：“古人之节，抑有义焉。如元旦、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皆以奇阳立节，偶月则否，此亦扶阳抑阴之义也。”(见李诩《戒斋老人漫言》卷7，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5-306页)但守夜乞愿，本是这一“良日”的旧俗么?周处提出疑问。在第二则里，“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显然，七月七日这一“良日”的饮食习俗与牛女神话并无关涉。从第三则看，七夕守夜乞愿之俗至晋代已流行。由此，七月七日转为“七夕”之痕迹，或可窥见(参阅《四部丛刊》子部三编《太平御览》第2册)。)《四民月令》和《西京杂记》里保留一些关于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的珍贵记载。

守夜乞愿之俗的最早记载，提及西汉文帝窦后。《初学记》卷7“七月七日”载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注引《五王传》曰：“窦后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有光照室，为后之瑞。”[18]76《岁华纪丽》卷3“瑞光”注云：“前汉窦皇后传云：后，观津人也。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夕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乃有神光照室，为后之瑞。”[13]则七夕守夜“看织女”之俗也要溯至西汉初。《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19]75在牛郎织女欢会之时，百姓向二位星神祈求幸福，守夜乞愿之俗正在形成。崔虽然提到七月七日“曝经书”的旧俗，不过，“守夜者咸怀私愿”已经成为这个节日的重头戏。晋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曰：“欢宴未及究，晨晖照扶桑。怅怅一宵促，迟迟别日长。”[19]76苏彦最早把牛女七月七日晚上欢会作为诗歌的题材。自南朝宋孝武帝，遂不称“七月七日诗”，而多称“七夕诗”。七夕牛女欢会，百姓守夜乞愿，成为文人诗赋的重要题材，并出现大量的应制诗。据《艺文类聚》卷4“七月七日”载，宋孝武帝刘骏、南平王刘铄、谢惠连、王僧达、颜延之、谢灵运、谢庄等都有《七夕诗》。梁武帝萧衍《七夕诗》曰：“白露月下圆，秋风枝上鲜。瑶台含碧雾，罗幕生紫烟。妙会非绮节，佳期乃良年。玉壶承夜急，兰膏依晓煎。昔悲汉越难，今伤河易旋。怨咽双念断，凄悼两情悬。”[19]77一代帝王为诗，竟能情辞恳切，感人至深。隋江总《七夕诗》“此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19]79，隋张文恭《七夕诗》“含情向华幄，流态入重闱”[19]79，都是借牛女七夕相会写世俗的男欢女爱，十分露骨。大唐一统后，京师长安的七夕守夜之俗更加繁盛。白居易《长恨歌》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回忆七夕夜半骊山避暑时的情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商隐《马嵬》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年七夕笑牵牛。”可见，七夕此夜，帝王、贵妃也要守夜乞愿。杜牧《七夕》云：“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天阶，指唐代长安的宫廷。织女犹有相爱的牛郎，每年还可一度相会，这些宫女却身陷禁宫，虚度青春。此诗借牛女鹊桥相会的欢快，反衬宫女身世的凄凉。显然，从西汉的长安到唐代的长安，从民间到宫廷，已经盛行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活动。伴随着唐帝国在军事和文化上的强盛，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遍布全国，远播四海。

穿针乞巧之俗也起源于西汉初的长安。《西京杂记》曰：“汉彩女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20]53又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20]57西汉初，七月七日长安宫中要穿针以显示针织技巧，这是现存最早的穿针乞巧之俗的记载。显然，汉彩女乞巧正是对织女星的崇拜。东晋偏安，文化南移，穿针乞巧之俗传播江南。梁顾野王《舆地志》曰：“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17]卷31从开襟楼的汉彩女穿针，到穿针楼的齐宫人穿针，乞巧之俗由此承传。《荆楚岁时记》曰：“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针线，或以金银玉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18]76穿针已定在晚上，且要在月下进行，这说明牛女神话完全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七夕诗》曰：“迎风披彩缕，向月贯玄针。”[18]76这是最早以穿针为题材的诗歌。梁简文帝萧纲《七夕穿针诗》“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19]77，则饶有情趣。其后又有穿针题材的应制诗的产生。梁刘孝威《七夕穿针诗》曰：“故穿双眼针，时缝合欢扇。”[19]78汉代的“七孔针”，发展为南朝的“双眼针”，用来缝制“合欢扇”，则七夕穿针之寓意，除乞巧外，尚有求爱的要求。崔颢《七夕》“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时持针线”，描绘唐代长安城郊穿针乞巧的风俗。显然，西汉长安形成的穿针之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进，唐初风靡全国，而京师长安尤其繁盛。唐德宗贞元十四年，长安修织女庙(俗称“石婆庙”)设案供奉。百年来，长安石婆庙香火一直很盛，至今仍保留着七夕祭祀牛郎、织女大规模的民俗活动，而石婆庙庙会(乞巧市的一种样式)，成为传统的七夕节俗的生动载体。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曰：“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21]50北宋汴京之节俗一仍唐城长安。《月令广义》卷14“乞巧市”注引《岁时杂记》：“东京七月一日置乞巧市。”[14]783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曰：“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妇女望月穿针。”[22]209举国上下千家万户在七夕纷纷乞巧，表达古代人民对织女星神的崇敬之情和妇女们提高技艺、追求幸福的迫切愿望。明清时期，穿针乞巧的仪式改在白天举行，花样更多翻新。古代女性崇尚灵巧的生活理想，在这一节日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综上，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以及七夕节俗最早产生在西汉初的长安，其后广泛流传。牛女神话和七夕节俗在长安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与广泛的群众基础。长安既是牛女神话的起源地，又是七夕文化的发祥地，而长安斗门附近的牛女二石雕以及石婆庙，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而且也是今天弘扬七夕文化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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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七夕节的古诗篇（3）

abstract：the nam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occurred first in the book of songs.in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the legend of love between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was taking shape.the two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now kept in doumen of chang'an county were the oldest man-shape images of the two heavenly constellations.thecharacters and plot of the legend had already taken shape in times of the wei，the jin，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which continued in the tang，the song and the following dynasties.the custom of celebrating the july-7th evening was also originated in chang'an.in the early west han dynasty，people in chang'an celebrated the july-7th evening by keeping watch at night for wish realization or threading needles for sewing craftsmanship.this custom spread to southern china in the six dynasties an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n the tang dynasty with the grandest celebration in chang'an.the fair of the stone lady temple is a live carrier of the custom of the july-7th evening celebration.the temple and the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are not only valuable relics but also treasurable cul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civilization of the july-7th evening；custom of the july-7th evening celebration；legend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stone statues of the herd-boy and the weaving-girl

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是古代人民根据星象创造的，织女、牵牛星分处银河两岸，因而被看作隔河相望的男女，发生恋情并成为夫妇。这一美丽动人的爱情神话，向七月七日这一岁时性“良日”渗透，最终形成七夕节。牛女神话形成于何时，七夕节俗起源于何地，并非纠缠不清的问题。本文认为，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生成在西汉初，七夕节俗也起源于西汉的京城长安；长安是牛女传说的故乡，是七夕文化的发祥地。

一、牛女神话生成在西汉时代

茅盾在《读<中国的水神>》中说，研究古代神话有两条路，要“从秦汉以前的旧籍中搜剔中国神话的‘原形’”[1]170，还要“从秦汉以后的书籍乃至现在的民间文学中考究中国神话的演变”[1]171。所谓“原形”，就是“中国民族原始的宇宙观、宗教思想、伦理观念、民族历史最初期的遗形，对于自然界之认识等等”[1]171。“为什么神话会‘演化’呢?‘文雅’的后代人不能满意于祖先的原始思想而又热爱此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因而依着他们当时的流行信仰，剥落了原始的犷野的面目，给披上了绮丽的衣裳。”[2]270茅盾关于古代神话研究方法与演变原因的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牛女神话而言，《诗经·小雅·大东》已提供了神话的“原形”，但这一爱情神话在西汉初才开始生成；此后在诗赋或笔记中多有吟咏与记载，“把一件历史事实作为底本或骨架，然后披上了想象的衣服，吹入了热烈的情绪”[1]154，牛女爱情神话因而定型；唐宋以后，在民间口传中有所演进。据此，我们把牛女神话划为孕育、生成、定型、演进四个阶段。

先秦时期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孕育期。牵牛、织女两星的称谓，最早见载于《诗经·小雅·大东》。其诗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禾毂希?厥?小！?3]148朱熹注曰：“汉，天河也。……织女，星名，在汉旁。……维天之有汉，则庶乎其有以监我；而织女之七襄，则庶乎其能成文章以报我矣。……牵牛，星名。服，驾也。箱，车箱也。……言彼织女而不能成报我之章，牵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启明、长庚、天毕者，亦无实用，但施之行列而已。”[3]148这首诗并举织女、牵牛、天毕、南箕、北斗等星名，责怪天上星宿空有名号却不切实用，名为织女而不能织成锦缎，名为牵牛而不能用来驾车，名为毕星而不能用来掩兔，名为箕星而不能用来簸糠，名为斗星而不能用来挹酒。此诗作于幽王之世，《毛序》曰：“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郑玄笺云：“谭国在东，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鲁庄公十年，齐师灭谭。”[4]727陈奂曰：“幽王之世，东国伤困，则西周之政乱也。谭国大夫作诗告病，本刺周乱，编诸小雅。”[5]可见，产生在周城镐京的织女、牵牛等星宿命名，已随着周代文化的传播而被当时的东国人民所接受了。镐京，即今之丰镐遗址，在长安。这一神话在孕育期就与长安关系密切。

在《诗经·小雅·大东》里，“织女”、“牵牛”只是两个星宿的名称。先民为何要把银河两岸的两颗大星分别命名为“牵牛”、“织女”呢?茅盾在《楚辞与中国神话》中说：“原始人民……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1]158远古时代，日月星辰的运行引发先民的想象，他们把原始的农耕信仰投射在星象上，根据人间的生活来命名和识别星宿，赋予星宿神格和人格。毛氏传曰：“襄，反也。”郑玄笺曰：“从旦至莫(暮)七辰，辰一移，因谓之七襄。”[6]679织女之星象同于人间织作的女子，故而被唤作织女星。“牵牛”，是驾车之牛的形象。张衡《思玄赋》“服箱”句章怀注曰：“服，驾也。箱，车也。”[6]680又古诗“牵牛不负轭”，亦本此诗为说。[6]680可见，牵牛、织女两星宿，正是先民劳动生活在天上星象的投射。织女、牵牛与天汉，是构成牛女神话的三个基本要素。(注：撰者按：杜汉华在《牛郎织女流变考》中说，目前有河北鹿泉、江苏太仓、山东沂源等地为开发地方旅游资源，自鸣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地。杜氏摒除众多怪谈，却提出“汉水襄阳、南阳说”这一新的假说。杨洪林在《汉水、天汉文化考》误以汉水为银汉，高唱汉水流域是“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文化土壤”。张君在《七夕探源》中以“汉之游女”攀附天河之织女，遽言“七夕节产生于楚国”。杜、杨、张三文均据《诗经·周南·汉广》立论，错把汉水流域作为牛女神话的起源地。(杜、杨、张三文分别载陶玮选编《名家谈牛郎织女》，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92-100页，第196-206页，第244-255页)这些说法是很不充分的。《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汉水东入长江，故诗中把汉水、长江并举。朱熹注曰：“江汉之俗，其女好游。”(见《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程俊英说：“这是一位男子爱慕女子不能如愿以偿的民间情歌。”(见《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可谓知音。然鲁诗、韩诗却训“汉之游女”为汉水女神。《韩诗》曰：“郑交甫过汉皋，遇二女，妖服佩两珠。交甫与之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解佩与交甫，而怀之去十步，探之则亡矣。回顾二女，亦不见。”(见《初学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3页)韩诗、鲁诗以此解说诗旨，已失风人之心。杜汉华训“织女”为“汉之游女”，认为郑交甫会汉水女神这一神话传说演变成牛郎织女的传说，持论新奇，却难以自圆。杨洪林误以“又天河也”为“东流为汉”的补注，其言“地上有汉水，天上亦有汉水”，“地上汉水连天汉”，均失之浅陋。殊不知银汉、银河既可称“汉”，又可称“河”。如《康熙字典》“河”字下注“又银河、天河也”。如杨氏之法炮制，则地上有大河，天上也有天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则黄河流域当是这一神话的起源地了。张君以鲁诗、韩诗训“汉之游女”为“汉水女神”未足惬意，遂强解“汉水女神”为“织女”，徒添笑柄。综上，汉水流域为牛女神话的起源地，这只是一击即破的新的假说而已。) 茅盾说：“现所存最完整而且有趣味的星神话，是牵牛织女的故事。……但《大东》里……亦无恋爱的故事。”[1]83《诗经》虽把织女和牵牛并举，“织女”星已人格化，但“牵牛”星还是驾车之牛，牛女神话尚在孕育中。

两汉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生成期。汉初，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宇宙天象观与谶纬之说对牛女神话的生成有很大的影响。织女、牵牛二星被奉为星神。《史记·天官书》曰：“织女，天女孙也。”[7]1311司马贞《索引》云：“织女，天孙也。”[7]1311织女获得在天界诸神中的地位和身份。《春秋元命苞》曰：“织女之为言，神女也。”[8]卷7 《春秋运斗枢》曰：“牵牛神，名略。”[8]卷9则在纬书中也有此二星神。织女、牵牛二星还具备了人的形体。元狩三年(120)，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模仿牛女二宿隔着天河遥遥相望的情景，在昆明池的两侧各立一座牵牛、织女石像(注：撰者按：牛女石雕在两宋方志中仍有著录，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今石人宛在，疑后人名石父石婆云”。南宋程大昌《雍录》卷9露台：“昆明池旁有石婆庙，盖牵牛讹为石翁，织女讹为石婆也。”(此两条文献引自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7-198页)牛女石雕，今在长安斗门，即北常家庄村西石婆庙的“石婆”和斗门镇上的“石爷”两石雕像。据汤池考证，这两尊石像具备了人间男女的性别与职业特征。(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7-88页)长安斗门的牛女二石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石刻，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1956年被列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 ，牵牛、织女二星开始具备人的形体。牛郎、织女石像成为昆明池的胜景，东汉班固、张衡均有吟咏，魏晋时犹存著录。《关辅古语》曰：“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9]95《文选》卷10潘岳《西征赋》云：“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仪景星于天汉，列牛女以双峙。”李善注引《宫阁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牵牛、织女象也。”[10]160牛女二石像，还被想象成隔河相望的恋人或夫妇。宋严有翼云：“汉武帝于昆明湖中作二石人，为牵牛织女象。盖欲神异其水，比方河汉。班固《赋》云：‘左牵牛兮右织女，似天汉之无涯。’虽不云七月七日聚会，其意以为夫妇之象，天道深远，所不敢言也。”[11]550牵牛与织女二石像隔昆明池相望，与牵牛星同织女星相隔银河之情状相仿佛，以具体生动的人体形象暗示了牛女二星的婚恋关系，标志着牛女二星爱情神话的生成。人形化的织女和牵牛出现在东汉文人的诗歌和民间的绘画里。《古诗十九首》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织女进一步人形化，她有“素手”，还会“涕泣”，俨然一个美丽的女子，而织女与牵牛则是一对被天河阻隔的恋人。两汉绘画里，牛女神话也成为重要的题材(注：撰者按：汤池说：“牵牛织女这个美好的神话传说，在汉代的美术作品中得到广泛的表现。例如河南洛阳1957年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在前室顶脊上绘有牵牛、织女星。东汉画像石中，还刻画出牛郎、织女的具体形象。如南阳有一块画像石，画面右上方刻画河鼓三星，其下刻画着叉腿而立的牛郎，右手持鞭上举，左手握缰牵牛，形象栩栩如生，画面左上方……有一挽着高髻作跽坐状的妇女，当是织女形象。再如山东肥城孝堂山郭氏祠三角形石梁底面，……织女三星，其下刻画着坐在机杼前操机织锦的织女。”(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载《文物》1979年第2期，第88页))，牵牛、织女二星从天上的星宿，变为人间的情侣，成为古代社会男耕女织劳动生活的具体呈现。

鹊桥相会说，是牛女神话生成于西汉初的又一重要佐证。在《诗经》里，牵牛、织女为天河阻隔，西汉初《淮南子》却有鹊桥相会的传说。《白孔六帖》卷9“乌鹊”注引《淮南子》“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12]156茅盾说：“白居易《六帖》引乌鹊填河事，云出《淮南子》(今本无之)，则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1]84《淮南子》的这条佚文是鹊桥相会说的最早记载。至东汉鹊桥相会说广为流传。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鹊桥已成”注引东汉应劭《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以梁渡织女故也。”[13]显然，从天河阻隔到役鹊为桥、鹊桥相会，这一爱情神话更加完美动人。

综上，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在西汉初开始生成。织女从人格化的星神，成为具有了人形化的普通劳动者；这一神话的结局从天河阻隔转为鹊桥相会。诚如茅盾所言，“在汉初此故事已经完备了”[1]84。

魏晋六朝时代是牛女爱情神话的定型期。由于神仙思想的盛行和神仙传说的推动，在文人诗赋和笔记小说中，牛女神话表现出更多的世俗化和化倾向。首先，人物关系更加亲密，牛郎与织女从相恋到婚姻，由恋人而夫妇。《文选》卷19《洛神赋》“咏牵牛之独处”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10]271最早称牛女为夫妇。夫妇之说，至吴均《续齐谐记》成武丁故事乃确定。唐韩鄂《岁华纪丽》卷3“织女将渡”注引《续齐谐记》曰：“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吾向以被召。弟问织女何事渡河。答曰暂诣牵牛。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是也。”[13]傅玄《拟天问》曰：“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14]76其次，情节结构更加完整。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引南朝殷芸《小说》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14]784可见，牛女神话已有完整而曲折的情节。至此，织女的身份及牛、女二星的关系和性格从许嫁到隔绝再到相会的故事情节都已定型。换言之，到了魏晋南北朝，牛女神话已经演绎出完整而曲折的故事情节，刻画出生动而鲜明的人物性格。

隋唐以后是牛女爱情神话的演进期。牛女神话仍然通过文人创作与民间口传两个途径进行传播。白居易、杜牧至秦观都沿用西汉以来的神话传说，写出了美丽动人的诗篇。白居易《长恨歌》写明皇与贵妃在七夕守夜畅想鹊桥相会的神话，喊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相随的爱的誓言。北宋秦观《鹊桥仙》：“织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借牛女神话来讴歌坚贞不渝的爱的信念。不过，这些诗篇对牛女神话的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上并无发展。民间口传的牛女爱情则形态各异。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辞典》“牛郎织女”条里采集了一则普遍流传的牛女传说，其情节是：“织女为天帝孙女，王母娘娘外孙女，于织?之暇，常与诸仙女于银河澡浴。牛郎则下方一贫苦孤儿也，常受兄嫂虐待，分与一老牛，令其自立门户。其时天地相去未远，银河与凡间相连。牛郎遵老牛嘱，去银河窃得织女天衣，织女不能去，遂为牛郎妻。经数年，产儿女各一，男耕女织，生活幸福。不意天帝查明此事，震怒非常，立遣天神往逮织女。王母娘娘虑天神疏虞，亦偕同去。织女被捕上天，牛郎不得上，与儿女仰天大哭。时老牛垂死，嘱牛郎于其死后剖皮衣之，便可登天。牛郎如其言，果偕儿女上天。差已追及织女，王母娘娘忽拔头上金簪，凭空划之，顿成波涛滚滚天河。牛郎织女隔河相望，无由得过，只有悲泣。后终感动天帝，许其一年一度于七月七日鹊桥相会。”[15]82这一民间口传文学，通过牛女之被阻隔，谴责封建礼教势力的代表天帝和王母娘娘，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鲜明的阶级性。牛郎、织女的性格形象更加丰满，成为勤劳善良、忠于爱情的美好典型。许多学者认为，民间口传中的牛女神话是结合了天鹅处女型故事和兄弟分家型故事，在长期流传中加工改造而成的。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长安西南昆明池畔开始修建牛郎、织女庙，设案供奉牛女二石像。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2县二长安：“唐贞元十四年置石父庙。”“石婆神庙并在县西南三十五里昆明池右。”“今石人宛在，后人名石父石婆云。”[16]这是史载最早的牛郎、织女庙。“石父”、“石婆”是长安乡民对西汉牛郎、织女石像的俗称。此后，有许多地方也修建祠庙，祭祀牛女二星神。

综上，牛女爱情神话在周代的镐京孕育，在西汉初的长安生成，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士的修饰与定型，隋唐后在民间广为流传。无庸赘言，长安正是牛女传说的故乡。

二、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

七月七日，并非“七夕”。七月七日原是岁时性的节日，与牛女神话无涉。这一“良日”古已有之，其节俗包括曝衣、曝书等。“七夕”则依托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而产生，是一个纪念性节日，其节俗主要有守夜乞愿和穿针乞巧等。

《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夏秋之交，正是曝晒旧衣和制作新衣的时节。宋卜子《杨园苑疏》曰：“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后登楼曝衣。”[17]卷31据此，七月七日曝衣之俗，可溯至西汉武帝时。东汉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曲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18]76则曝书、曝衣以免虫蠹，渐成习俗。此俗至魏晋尤盛。王隐《晋书》曰：“魏武帝辟高祖(司马懿)，以汉祚将终，不欲屈节于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遣亲信令史微服于高祖门下，……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令史窃知，还具以告。”[17]卷31司马懿假病，仍不废曝书，可见七月七日此俗之盛。《世说新语》曰：“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晒衣物，乃仰卧出腹，云晒书。”[19]76《竹林七贤论》曰：“阮咸，字仲容。七月七日，诸阮庭中灿然，莫非锦绨。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标大布犊鼻?于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18]76卧腹曝书、挂犊鼻?，是魏晋名士七月七日的滑稽表演。可见，七月七日原有的节俗，“曝书策，晒衣裳”[13]，都是在白昼举行的。晋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曰：“商风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园，芳草被畴，于时我后，以豫以游。”[18]76这一“良日”里，达官显贵们还要宴游。这里，潘尼也未提及牛女神话。

从西汉初年开始，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逐渐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最终形成在七月七日晚上守夜乞愿、穿针乞巧等一些新的节俗。七月七日这一白昼的“良日”，渐渐变成了晚上的乞巧节；原本在白昼举行的曝衣、曝书等节俗淡化了，守夜乞愿、穿针乞巧成为七月七日晚上的民俗景观。(注：撰者按：《太平御览》卷31“七月七日”引晋周处《风土记》三则。《风土记》云：“七月初七日重此日，其夜洒扫中庭，然则中庭乞愿，其旧俗乎?”又云：“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饵。今比人惟设汤饼，无复有麋矣。”又云：“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尔雅》曰河鼓谓之牵牛)、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颇有受其祚者。”在第一则中，周处指出，七月七日之成为“良日”，原因是“重其日”。就像古人重视正月一日“元日”、三月三日“上巳”、五月五日“端午”或者九月九日“重阳”一样，七月七日受到重视，成为“良日”。明李诩曰：“古人之节，抑有义焉。如元旦、上巳、端午、七夕、重阳，皆以奇阳立节，偶月则否，此亦扶阳抑阴之义也。”(见李诩《戒斋老人漫言》卷7，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05-306页)但守夜乞愿，本是这一“良日”的旧俗么?周处提出疑问。在第二则里，“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显然，七月七日这一“良日”的饮食习俗与牛女神话并无关涉。从第三则看，七夕守夜乞愿之俗至晋代已流行。由此，七月七日转为“七夕”之痕迹，或可窥见(参阅《四部丛刊》子部三编《太平御览》第2册)。)《四民月令》和《西京杂记》里保留一些关于七夕节俗起源于西京长安的珍贵记载。

守夜乞愿之俗的最早记载，提及西汉文帝窦后。《初学记》卷7“七月七日”载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注引《五王传》曰：“窦后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有光照室，为后之瑞。”[18]76《岁华纪丽》卷3“瑞光”注云：“前汉窦皇后传云：后，观津人也。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夕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乃有神光照室，为后之瑞。”[13]则七夕守夜“看织女”之俗也要溯至西汉初。《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19]75在牛郎织女欢会之时，百姓向二位星神祈求幸福，守夜乞愿之俗正在形成。崔?虽然提到七月七日“曝经书”的旧俗，不过，“守夜者咸怀私愿”已经成为这个节日的重头戏。晋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曰：“欢宴未及究，晨晖照扶桑。怅怅一宵促，迟迟别日长。”[19]76苏彦最早把牛女七月七日晚上欢会作为诗歌的题材。自南朝宋孝武帝，遂不称“七月七日诗”，而多称“七夕诗”。七夕牛女欢会，百姓守夜乞愿，成为文人诗赋的重要题材，并出现大量的应制诗。据《艺文类聚》卷4“七月七日”载，宋孝武帝刘骏、南平王刘铄、谢惠连、王僧达、颜延之、谢灵运、谢庄等都有《七夕诗》。梁武帝萧衍《七夕诗》曰：“白露月下圆，秋风枝上鲜。瑶台含碧雾，罗幕生紫烟。妙会非绮节，佳期乃良年。玉壶承夜急，兰膏依晓煎。昔悲汉越难，今伤河易旋。怨咽双念断，凄悼两情悬。”[19]77一代帝王为诗，竟能情辞恳切，感人至深。隋江总《七夕诗》“此时机杼息，独向红妆羞”[19]79，隋张文恭《七夕诗》“含情向华幄，流态入重闱”[19]79，都是借牛女七夕相会写世俗的男欢女爱，十分露骨。大唐一统后，京师长安的七夕守夜之俗更加繁盛。白居易《长恨歌》记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回忆七夕夜半骊山避暑时的情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商隐《马嵬》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年七夕笑牵牛。”可见，七夕此夜，帝王、贵妃也要守夜乞愿。杜牧《七夕》云：“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天阶，指唐代长安的宫廷。织女犹有相爱的牛郎，每年还可一度相会，这些宫女却身陷禁宫，虚度青春。此诗借牛女鹊桥相会的欢快，反衬宫女身世的凄凉。显然，从西汉的长安到唐代的长安，从民间到宫廷，已经盛行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活动。伴随着唐帝国在军事和文化上的强盛，七夕守夜乞愿的节俗遍布全国，远播四海。

穿针乞巧之俗也起源于西汉初的长安。《西京杂记》曰：“汉彩女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20]53又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20]57西汉初，七月七日长安宫中要穿针以显示针织技巧，这是现存最早的穿针乞巧之俗的记载。显然，汉彩女乞巧正是对织女星的崇拜。东晋偏安，文化南移，穿针乞巧之俗传播江南。梁顾野王《舆地志》曰：“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17]卷31从开襟楼的汉彩女穿针，到穿针楼的齐宫人穿针，乞巧之俗由此承传。《荆楚岁时记》曰：“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针线，或以金银玉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18]76穿针已定在晚上，且要在月下进行，这说明牛女神话完全渗透在七月七日这一“良日”。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七夕诗》曰：“迎风披彩缕，向月贯玄针。”[18]76这是最早以穿针为题材的诗歌。梁简文帝萧纲《七夕穿针诗》“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19]77，则饶有情趣。其后又有穿针题材的应制诗的产生。梁刘孝威《七夕穿针诗》曰：“故穿双眼针，时缝合欢扇。”[19]78汉代的“七孔针”，发展为南朝的“双眼针”，用来缝制“合欢扇”，则七夕穿针之寓意，除乞巧外，尚有求爱的要求。崔颢《七夕》“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时持针线”，描绘唐代长安城郊穿针乞巧的风俗。显然，西汉长安形成的穿针之俗，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进，唐初风靡全国，而京师长安尤其繁盛。唐德宗贞元十四年，长安修织女庙(俗称“石婆庙”)设案供奉。百年来，长安石婆庙香火一直很盛，至今仍保留着七夕祭祀牛郎、织女大规模的民俗活动，而石婆庙庙会(乞巧市的一种样式)，成为传统的七夕节俗的生动载体。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曰：“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21]50北宋汴京之节俗一仍唐城长安。《月令广义》卷14“乞巧市”注引《岁时杂记》：“东京七月一日置乞巧市。”[14]783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曰：“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妇女望月穿针。”[22]209举国上下千家万户在七夕纷纷乞巧，表达古代人民对织女星神的崇敬之情和妇女们提高技艺、追求幸福的迫切愿望。明清时期，穿针乞巧的仪式改在白天举行，花样更多翻新。古代女性崇尚灵巧的生活理想，在这一节日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综上，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以及七夕节俗最早产生在西汉初的长安，其后广泛流传。牛女神话和七夕节俗在长安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与广泛的群众基础。长安既是牛女神话的起源地，又是七夕文化的发祥地，而长安斗门附近的牛女二石雕以及石婆庙，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而且也是今天弘扬七夕文化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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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七夕节的古诗篇（4）

在我国，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天气温暖，草木飘香，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也有人称之为“乞巧节”或“女儿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

在晴朗的夏秋之夜，天上繁星闪耀，一道白茫茫的银河横贯南北，争河的东西两岸，各有一颗闪亮的星星，隔河相望，遥遥相对，那就是牵牛星和织女星。

七夕坐看牵牛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相传，在每年的这个夜晚，是天上织女与牛郎在鹊桥相会之时。织女是一个美丽聪明、心灵手巧的仙女，凡间的妇女便在这一天晚上向她乞求智慧和巧艺，也少不了向她求赐美满姻缘，所以七月初七也被称为乞巧节。

人们传说在七夕的夜晚，抬头可以看到牛郎织女的银河相会，或在瓜果架下可偷听到两人在天上相会时的脉脉情话。

七夕情人节的由来七夕，原名为乞巧节。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汉代画像石上的牛宿、女宿图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后来的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王建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

“七夕”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拜。从历史文献上看，至少在三四千年前，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生，有关牵牛星织女星的记载就有了。人们对星星的崇拜远不止是牵牛星和织女星，他们认为东西南北各有七颗代表方位的星星，合称二十八宿，其中以北斗七星最亮，可供夜间辨别方向。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叫魁星，又称魁首。后来，有了科举制度，中状元叫“大魁天下士”，读书人把七夕叫“魁星节”，又称“晒书节”，保持了最早七夕来源于星宿崇拜的痕迹。

“七夕”也来源古代人们对时间的崇拜。“七”与“期”同音，月和日均是“七”，给人以时间感。古代中国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七数在民间表现在时间上阶段性，在计算时间时往往以“七七”为终局。旧北京在给亡人做道场时往往以做满“七七”为完满。以“七曜”计算现在的“星期”，在日语中尚有保留。“七”又与“吉”谐音，“七七”又有双吉之意，是个吉利的日子。在台湾，七月被称为“喜中带吉”月。因为喜字在草书中的形状好似连写的“七十七”，所以把七十七岁又称“喜寿”。

七夕情人节节日发展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王建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

关于七夕节的古诗篇（5）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6-0041-02

王国维曾经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词的创作在宋代大兴,成为“一代之文学”,被宋代文士们认为是任情山水,流连光景,传情达意,怀古咏物的一种主要途径。作为一种抒情文学样式,宋词很适合表达岁时欢庆的场景。在宋词中,抒发节日的喜怒哀乐成为必不可少的主题之一,于是逐渐形成了以岁时节令为题材的重要类别――节序词。所谓节序词就是以时令节日、民俗风景为表现对象的一类词作,或抒情、或感怀、或睹物思人、或寄托遥深。

《全宋词》中的节序词数量众多,可见节日在宋人的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而这其中,以表现爱情为主题的七夕词更为引人注目。其感情的丰沛真挚都使我们感受到了“爱(狭义的男女之爱而非普遍的爱)”作为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具有的璀璨夺目的光辉。

一、 七夕由来

在我国,农历的七月初七是七夕节。七夕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它还有很多好听的名字,如女儿节、兰夜、乞巧、巧夕等。每逢七月初七,夏日的芳美还未褪尽,秋日的簌簌又为节日增添了几分清爽,空气中飘浮着果实成熟的芬香,到处都是爱情的味道,正适合爱情故事的上演。

这个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就是牛郎和织女。在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牛郎织女的故事有无数版本,而流传最广的,就是下面的这个:

勤劳纯朴的牛郎,父母双亡,被兄嫂赶出了家门,只得到了家中的一头老黄牛。在这头老黄牛的帮助下,牛郎娶了下凡的织女为妻。夫妻俩你耕田来我织布,生活过得宁静而幸福,还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来,织女下凡的事情被王母娘娘知道了,派了天兵天将将织女抓回了天庭。老黄牛就让牛郎披着它的皮,带着两个孩子飞到了天庭去追织女。眼看就要追上织女的时候,王母娘娘从头上拔下了一个簪子,在天空中一划,就形成了一条天河,阻隔了牛郎和织女。两个有情人被无法跨越的天河所阻断,再也无法在一起,于是情人的眼泪就随着天河的水流淌起来。两个小儿女看见父母不能相见,也伤心地哭了起来。他们的哭声被玉帝听见,玉帝被他们的真情所感动,于是命喜鹊在天河两岸搭起了一座鹊桥,并允许他们每年七月初七都可以沿着鹊桥,与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团聚。于是每年的七月初七都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

这个故事充满了重农的气息,老黄牛在故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孩子在家庭中的作用也被凸显出来,这些都鲜明地反映了农业社会人们的家庭观和爱情观――男耕女织,生儿育女,充满了劳动气息和生活气息。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社会里无数人的婚姻爱情模式。

古人以劳动为乐,享受着平凡而又怡然自得的生活。他们对于劳动一直持着歌颂的态度。像故事中的织女一样织得美丽的云锦,能够拥有这样的手艺是对女人“妇工”的具体要求。古代的妇女没有读书做官的权利,对她们才能的判定并不是以读书识字为标准。女红成为她们需要拥有的技能,并且成为一种美德被发扬光大。女红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出嫁前是闺中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出嫁之后,女红的手艺优劣甚至决定了女子在夫家的地位。汉乐府诗中就有这样的展现:“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去。新人工织嫌,故人工织素。织嫌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嫌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这是一首弃妇诗,弃妇问前夫新娶的女子怎么样呢,前夫将新妇和弃妇做了一番比较,比较主要集中地女红上面。可知“妇工”对于女性而言的重要性。

再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对于儿媳妇刘兰芝的不满,刘兰芝说:“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可以看出,焦母对于“织作迟”也曾经抱怨过。

正因为女红的手艺对于古代的妇女如此的重要,所以七夕节乞巧的风俗逐渐成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重视的活动。每年的七月初七是织女与她心爱的男子相见的日子,尘世间的女子在这一天可以向好心情的织女讨教织补的工艺,好提高自己的水平。七夕乞巧的方式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穿针引线”。据汉代刘歆《西京杂记》所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气孔针于开襟楼”,可见在汉代就已经有了七夕乞巧的风俗。宋代孟元老在其《东京梦华录•七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可见,乞巧作为七夕节中的重要活动,已经形成规模,独具特色。另外宋代周密《武林旧事•乞巧》中亦有:“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杯盘,饮酒为乐,谓之乞巧”的记载。

二、宋代以前的七夕作品

七夕见诸于文学作品,最早是在《诗经•大雅•大东》中,其中载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的诗句。著名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梁时刘孝威作《七夕穿针诗》:“缕乱恐风来,衫轻羞指现。故穿双眼针,特缝合欢扇”。唐时王湾亦有《闰月七日织女》:“耿耿曙河微,神仙此夜稀。今年七月闰,应得两回归”。唐代崔颢有首《七夕》更是将七夕乞巧的风俗融入诗句当中,他是这样写的:“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可见牛郎织女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并且已经成型。连诗人都在为牛郎织女可以相见而感到高兴。

唐诗中描写七夕风俗的诗数不胜数,内容大多围绕着牛郎织女的爱情作着诗人式的感慨。诗歌或感于二人的相爱而不相见,或借此抒发自己对于爱情的见解,或借七夕之际赞颂爱情的纯真和美好。“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年”;“天外凤凰何寂寞,世间乌鹊漫辛勤”;“通宵道意终无尽,向晓离愁已复多”;“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乌鹊桥头双扇开,年年一度过河来。莫嫌天上稀相见,尤胜人间去不回”唐人的爱情就在这欲语不得,欲罢不能中道破了心事。

七夕的风俗由来已久,无数的文人墨客都在这一天同时沉浸在爱情甜蜜而又略带伤感的爱情气氛当中。到了宋代,岁时节令体系日臻完备,节庆民俗活动愈加丰富。宋人对岁时节令的重视程度较前代尤甚。于是,作为节序词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七夕词开始在词人的笔下展现了它含情脉脉的一面。

三、宋代七夕词

中国的传统节日总是有太多沉重的文化因素,像是清明节和端午节,然而也会有像七夕这样充满了浪漫气息的节日。可以想象,每年到了七月初七,家家户户都会在月下饮秋水,吃赤豆,交流各自对于爱情的看法。女孩子们则躲在一边穿针引线地乞巧,以求获得可以和织女媲美的女红手艺。宋代的文人在如此安逸的生活环境中,更容易生发出爱情的感慨。借着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在词中表达自己对待情感的愿望以及理想的感情世界。因此,七夕词从来都不乏浪漫和感伤的情调,这在文人骚客笔下表现的尤为明显:

皎皎牵牛河汉女,盈盈临水无由语。望断碧云空日暮。无寻处。梦回芳草生春浦。鸟散余花纷似雨。汀洲老香风度。明月多情来照户。但揽取。清光长送人归去。

苏轼的“皎皎牵牛河汉女,盈盈临水无由语”就是对“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的化用。伟大的词人坡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的浪漫日子里,也不禁想起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提笔写下了这样魂牵梦萦的词句。又如:

双针竞引双丝缕。家家尽道迎牛女。不见渡河时。空闻乌鹊飞。西南低片月。应恐云梳。寄语问星津。谁为得巧人。

这首词以欢快的笔调写出了宋时百姓欢度七夕的场景。“家家尽道”说明七夕节在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尽管这个节日的女性味道更浓烈些,正因为这样,其七夕的风气流传下来,中国文人渐渐养成了某种柔弱的女性气质。这种女性气质使得词的表达更加的婉约含蓄,藏而不露,心性细致而温柔,深情一片,充满了浓情蜜意。

温情气质成为宋代词人笔下扣人心弦的力量,造就了无数动人心魄的爱情篇章。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秦观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首天人合一的词成为了千古以来吟咏爱情的绝唱。其抒情,悲哀中有欢乐,欢乐中有悲哀,悲欢离合,跌宕起伏。那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情韵兼到,风骨俱高,于黯然销魂之际笔锋陡转,流泻出欢快之意,以明朗的调子曲终人散,升华了无数情感,成为千古佳句。

谈到七夕词,柳永的《二郎神》也是不得不提的:

炎光谢。过暮雨、芳尘轻洒。乍露冷风清庭户,爽天如水,玉钩遥挂。应是星娥嗟久阻,叙旧约、飙轮欲驾。极目处、微云暗度,耿耿银河高泻。

闲雅。须知此景,古今无价。运巧思、穿针楼上女,抬粉面、云鬟相亚。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

这首《二郎神》是柳永对于北宋七夕市民生活的白描,将北宋七夕的风俗尽现笔端,人物描写惟妙惟肖,至今仍然使我们如身临其境般地感受七夕节热闹的气氛。一位可爱的少女在月色中穿针引线,期望自己可以成功乞巧。好不容易穿上线了,她松了口气,没想到就在回廊的尽头,听见了金钗丝语之声,原来有人在月下定情呢!金钗成为七夕节男女恋人交换定情的信物。宋代词人曹勋也有“是向夕、穿针竞立,香霭飞浮。别有回廊影里,应钿合、钗股空留”的词句,其中亦提到金钗定情,可见七夕定情,也是乞巧之外七夕的另一个风俗。

词人与百姓不同,词人的爱情观与平民百姓的爱情观也不同。词人的温柔气质,使他们的爱情即使是无望的追求与反抗,都没有那么激烈,有的只是无可奈何,有的只是心有不甘。他们在尘世的罗网中编织着自己美好爱情的梦想,又在这种乌托邦式的梦想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他们尽全力捍卫自己心底最柔软的守候,在词作中投入了全部的执着。于是才有了欧阳修“一别经年今始见。新欢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贪眷恋。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的感慨;毛滂“下帘时。人间天上,一样风光,我与君知”的誓言;王之道“蛛丝有恨,鹊桥何处,回首又成惆怅。长江滚滚向东流,写不尽、别离情状”的叹恨;谢逸“桥横乌鹊,不负年年云外约。残漏疏钟,肠断朝霞一缕红”的脉脉深情。

七夕词是宋词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有着痴绝的情韵和美。它不仅使我们深入地了解了宋时的时序节令,民风民俗,更成为了无数词人抒发爱与情的途径。词人借着七夕的美丽传说,将心中那“不管天上人间,愿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愿望呐喊出来。于是,今天的我们才能看到如此多优美的爱的词篇,字字句句,哀感动人。

参考文献:

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黎亮、张琳琳.节令.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3(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4(宋)周密.武林旧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关于七夕节的古诗篇（6）

王国维曾经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文，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词的创作在宋代大兴，成为“一代之文学”，被宋代文士们认为是任情山水，流连光景，传情达意，怀古咏物的一种主要途径。作为一种抒情文学样式，宋词很适合表达岁时欢庆的场景。在宋词中，抒发节日的喜怒哀乐成为必不可少的主题之一，于是逐渐形成了以岁时节令为题材的重要类别——节序词。所谓节序词就是以时令节日、民俗风景为表现对象的一类词作，或抒情、或感怀、或睹物思人、或寄托遥深。

《全宋词》中的节序词数量众多，可见节日在宋人的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而这其中，以表现爱情为主题的七夕词更为引人注目。其感情的丰沛真挚都使我们感受到了“爱（狭义的男女之爱而非普遍的爱）”作为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具有的璀璨夺目的光辉。

一、 七夕由来

在我国，农历的七月初七是七夕节。七夕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它还有很多好听的名字，如女儿节、兰夜、乞巧、巧夕等。每逢七月初七，夏日的芳美还未褪尽，秋日的簌簌又为节日增添了几分清爽，空气中飘浮着果实成熟的芬香，到处都是爱情的味道，正适合爱情故事的上演。

这个爱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就是牛郎和织女。在中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牛郎织女的故事有无数版本，而流传最广的，就是下面的这个：

勤劳纯朴的牛郎，父母双亡，被兄嫂赶出了家门，只得到了家中的一头老黄牛。在这头老黄牛的帮助下，牛郎娶了下凡的织女为妻。夫妻俩你耕田来我织布，生活过得宁静而幸福，还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后来，织女下凡的事情被王母娘娘知道了，派了天兵天将将织女抓回了天庭。老黄牛就让牛郎披着它的皮，带着两个孩子飞到了天庭去追织女。眼看就要追上织女的时候，王母娘娘从头上拔下了一个簪子，在天空中一划，就形成了一条天河，阻隔了牛郎和织女。两个有情人被无法跨越的天河所阻断，再也无法在一起，于是情人的眼泪就随着天河的水流淌起来。两个小儿女看见父母不能相见，也伤心地哭了起来。他们的哭声被玉帝听见，玉帝被他们的真情所感动，于是命喜鹊在天河两岸搭起了一座鹊桥，并允许他们每年七月初七都可以沿着鹊桥，与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团聚。于是每年的七月初七都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

这个故事充满了重农的气息，老黄牛在故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孩子在家庭中的作用也被凸显出来，这些都鲜明地反映了农业社会人们的家庭观和爱情观——男耕女织，生儿育女，充满了劳动气息和生活气息。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社会里无数人的婚姻爱情模式。

古人以劳动为乐，享受着平凡而又怡然自得的生活。他们对于劳动一直持着歌颂的态度。像故事中的织女一样织得美丽的云锦，能够拥有这样的手艺是对女人“妇工”的具体要求。古代的妇女没有读书做官的权利，对她们才能的判定并不是以读书识字为标准。女红成为她们需要拥有的技能，并且成为一种美德被发扬光大。女红对于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出嫁前是闺中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出嫁之后，女红的手艺优劣甚至决定了女子在夫家的地位。汉乐府诗中就有这样的展现：“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去。新人工织嫌，故人工织素。织嫌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嫌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这是一首弃妇诗，弃妇问前夫新娶的女子怎么样呢，前夫将新妇和弃妇做了一番比较，比较主要集中地女红上面。可知“妇工”对于女性而言的重要性。

再如《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对于儿媳妇刘兰芝的不满，刘兰芝说：“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可以看出，焦母对于“织作迟”也曾经抱怨过。

正因为女红的手艺对于古代的妇女如此的重要，所以七夕节乞巧的风俗逐渐成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重视的活动。每年的七月初七是织女与她心爱的男子相见的日子，尘世间的女子在这一天可以向好心情的织女讨教织补的工艺，好提高自己的水平。七夕乞巧的方式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穿针引线”。据汉代刘歆《西京杂记》所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气孔针于开襟楼”，可见在汉代就已经有了七夕乞巧的风俗。宋代孟元老在其《东京梦华录•七夕》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至初六日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妇女望月穿针”。可见，乞巧作为七夕节中的重要活动，已经形成规模，独具特色。另外宋代周密《武林旧事•乞巧》中亦有：“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杯盘，饮酒为乐，谓之乞巧”的记载。

二、宋代以前的七夕作品

七夕见诸于文学作品，最早是在《诗经•大雅•大东》中，其中载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的诗句。著名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梁时刘孝威作《七夕穿针诗》：“缕乱恐风来，衫轻羞指现。故穿双眼针，特缝合欢扇”。唐时王湾亦有《闰月七日织女》：“耿耿曙河微，神仙此夜稀。今年七月闰，应得两回归”。唐代崔颢有首《七夕》更是将七夕乞巧的风俗融入诗句当中，他是这样写的：“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可见牛郎织女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并且已经成型。连诗人都在为牛郎织女可以相见而感到高兴。

唐诗中描写七夕风俗的诗数不胜数，内容大多围绕着牛郎织女的爱情作着诗人式的感慨。诗歌或感于二人的相爱而不相见，或借此抒发自己对于爱情的见解，或借七夕之际赞颂爱情的纯真和美好。“铜壶漏报天将晓，惆怅佳期又一年”；“天外凤凰何寂寞，世间乌鹊漫辛勤”；“通宵道意终无尽，向晓离愁已复多”；“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乌鹊桥头双扇开，年年一度过河来。莫嫌天上稀相见，尤胜人间去不回”唐人的爱情就在这欲语不得，欲罢不能中道破了心事。

七夕的风俗由来已久，无数的文人墨客都在这一天同时沉浸在爱情甜蜜而又略带伤感的爱情气氛当中。到了宋代，岁时节令体系日臻完备，节庆民俗活动愈加丰富。宋人对岁时节令的重视程度较前代尤甚。于是，作为节序词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七夕词开始在词人的笔下展现了它含情脉脉的一面。

三、宋代七夕词

中国的传统节日总是有太多沉重的文化因素，像是清明节和端午节，然而也会有像七夕这样充满了浪漫气息的节日。可以想象，每年到了七月初七，家家户户都会在月下饮秋水，吃赤豆，交流各自对于爱情的看法。女孩子们则躲在一边穿针引线地乞巧，以求获得可以和织女媲美的女红手艺。宋代的文人在如此安逸的生活环境中，更容易生发出爱情的感慨。借着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在词中表达自己对待情感的愿望以及理想的感情世界。因此，七夕词从来都不乏浪漫和感伤的情调，这在文人骚客笔下表现的尤为明显：

皎皎牵牛河汉女，盈盈临水无由语。望断碧云空日暮。无寻处。梦回芳草生春浦。鸟散余花纷似雨。汀洲?老香风度。明月多情来照户。但揽取。清光长送人归去。

苏轼的“皎皎牵牛河汉女，盈盈临水无由语”就是对“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的化用。伟大的词人坡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的浪漫日子里，也不禁想起了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提笔写下了这样魂牵梦萦的词句。又如：

双针竞引双丝缕。家家尽道迎牛女。不见渡河时。空闻乌鹊飞。西南低片月。应恐云梳?。寄语问星津。谁为得巧人。

这首词以欢快的笔调写出了宋时百姓欢度七夕的场景。“家家尽道”说明七夕节在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尽管这个节日的女性味道更浓烈些，正因为这样，其七夕的风气流传下来，中国文人渐渐养成了某种柔弱的女性气质。这种女性气质使得词的表达更加的婉约含蓄，藏而不露，心性细致而温柔，深情一片，充满了浓情蜜意。

温情气质成为宋代词人笔下扣人心弦的力量，造就了无数动人心魄的爱情篇章。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秦观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首天人合一的词成为了千古以来吟咏爱情的绝唱。其抒情，悲哀中有欢乐，欢乐中有悲哀，悲欢离合，跌宕起伏。那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情韵兼到，风骨俱高，于黯然销魂之际笔锋陡转，流泻出欢快之意，以明朗的调子曲终人散，升华了无数情感，成为千古佳句。

谈到七夕词，柳永的《二郎神》也是不得不提的：

炎光谢。过暮雨、芳尘轻洒。乍露冷风清庭户，爽天如水，玉钩遥挂。应是星娥嗟久阻，叙旧约、飙轮欲驾。极目处、微云暗度，耿耿银河高泻。

闲雅。须知此景，古今无价。运巧思、穿针楼上女，抬粉面、云鬟相亚。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

这首《二郎神》是柳永对于北宋七夕市民生活的白描，将北宋七夕的风俗尽现笔端，人物描写惟妙惟肖，至今仍然使我们如身临其境般地感受七夕节热闹的气氛。一位可爱的少女在月色中穿针引线，期望自己可以成功乞巧。好不容易穿上线了，她松了口气，没想到就在回廊的尽头，听见了金钗丝语之声，原来有人在月下定情呢！金钗成为七夕节男女恋人交换定情的信物。宋代词人曹勋也有“是向夕、穿针竞立，香霭飞浮。别有回廊影里，应钿合、钗股空留”的词句，其中亦提到金钗定情，可见七夕定情，也是乞巧之外七夕的另一个风俗。

词人与百姓不同，词人的爱情观与平民百姓的爱情观也不同。词人的温柔气质，使他们的爱情即使是无望的追求与反抗，都没有那么激烈，有的只是无可奈何，有的只是心有不甘。他们在尘世的罗网中编织着自己美好爱情的梦想，又在这种乌托邦式的梦想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他们尽全力捍卫自己心底最柔软的守候，在词作中投入了全部的执着。于是才有了欧阳修“一别经年今始见。新欢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贪眷恋。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的感慨；毛滂“下帘时。人间天上，一样风光，我与君知”的誓言；王之道“蛛丝有恨，鹊桥何处，回首又成惆怅。长江滚滚向东流，写不尽、别离情状”的叹恨；谢逸“桥横乌鹊，不负年年云外约。残漏疏钟，肠断朝霞一缕红”的脉脉深情。

七 夕词是宋词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有着痴绝的情韵和美。它不仅使我们深入地了解了宋时的时序节令，民风民俗，更成为了无数词人抒发爱与情的途径。词人借着七夕的美丽传说，将心中那“不管天上人间，愿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愿望呐喊出来。于是，今天的我们才能看到如此多优美的爱的词篇，字字句句，哀感动人。

参考文献：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黎亮、张琳琳.节令.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3（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4（宋）周密.武林旧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关于七夕节的古诗篇（7）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把古诗编排到各册的相关单元中，也与其他课文一样有了相应的单元主题，如《独坐敬亭山》、《望洞庭》、《忆江南》编在四下册第一单元“走遍千山万水”中，《咏柳》、《春日》编在三下册第一单元“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中。古诗编排在相应的单元中，诠释古诗词内涵的角度也要与单元主题吻合，教学活动也要有所创新，要赋予它新的学习魅力。

一、巧妙地设计，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第二学段（三四年级）“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的过程中体验情感，领悟内容。”《教师用书》上也提到这首诗的教学要“引导学生在朗读的基础上借助注释，自己试着理解诗歌的意思，教师不必串讲诗句。”因此设计教学活动的指导思想该是重视给学生一种阅读古诗的方法，培养他们的自主阅读能力。

1．巧妙地解题切入。

从读题、解题、质疑开始，给学生一个释题的方法：读古诗也可从题目入手质疑，带着疑问阅读古诗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在读题后，让他们先查字典理解“乞”的意思为“向人讨、乞求”后，猜想提问会“向谁讨、讨什么”。接着阅读“资料袋”，了解“乞巧”是一个节日的名称，这里的“巧”有“心灵手巧”的意思。在理解了题目的字义后，让学生质疑――再读题目，心中有什么疑问，学生会提问，“什么时候乞巧，谁乞巧，在什么地方乞巧，向谁乞巧，怎样乞巧”？这样就从题目入手，激发学习动机，而后教师顺学而导，让学生带着问题，读诗思考。

2．巧妙地引导自主感悟。

读题质疑，带着疑问读诗，边读边思。用“你从古诗中读懂了什么”这样的中心问题展开交流，边读边悟，读中想象，读中品味，这样的流程设计完全不同于以往“就诗论诗、解诗”的古诗教学了，而是类似于我们平常课文的阅读教学。交流中，学生们能紧扣解题时质疑的“什么时候，谁在什么地方向谁乞巧，为什么？”等5个问题去读诗，一一地交流自己从诗句中读到的收获。老师顺学而导，引领学生读诗句，想画面，品情感，完成了了解民间故事“乞巧”，体会人们美好愿望的教学重难点。比如，交流时当学生谈到了“我读懂了‘什么时候乞巧’这个问题，是在‘七夕’乞巧。从‘七夕今宵看碧霄’这句诗知道的。”老师可以追问“读着这句诗，你的脑海中有什么画面？”，用这个问题引发学生思考，说出诗句描写的画面，其实就是说出自己的诗句意思的理解。理解意思的同时，相机进行感情朗读训练。

3．巧妙串讲“画面”，理解整首诗的意思。

《乞巧》的诗意理解只要学生们能大致理解即可，无需教师串讲，所以在交流完四句诗的学习收获后，引领学生们齐读，想象画面，说说“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引领学生说出一个个画面，串讲诗意。教学中，学生会把一个个画面分开来讲述，教师要引导“把这些画面组合起来，想想是怎样一个场面？然后把这个美丽的故事给大家讲讲。”

二、巧妙地拓展，丰富古诗内涵，促进理解感悟

古诗的理解，光凭想象理解，对大部分孩子来说有难度的，因此，教材编排时在课后编了“资料袋”，正是出于辅助学习的考虑。教学时，可以引导学生在相关学习环节，多次阅读“资料袋”，获取相关信息，帮助理解、感悟古诗内涵。第一次，可以通过阅读“资料袋”理解课题的“巧”，学生知道了题目中的“巧”是“心灵手巧”的意思，知道了“乞巧”是一个节日。第二次，是在教学诗句“家乡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时，感受“穿针乞巧”这个热闹的庆祝活动的场面时，学生通过阅读“资料袋”，了解了“穿针乞巧”的民风民俗，还知道了“乞巧”的人物是古代的女子。

另外，让学生利用课前搜集的资料，简要说说“牛郎织女”的古诗，教学时，淡化处理“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为了突显故事“乞巧”。还可以结合阅读民间《乞巧歌》，帮助理解古代女子在七夕乞巧的美好愿望。

再者，在结课时，拓展阅读其他描写“七夕”的古诗，如唐・祖咏写的《七夕》、后唐・杨璞写的《七夕》，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七夕乞巧”这民间故事，从而对“乞巧”这民间故事印象更深刻。

三、巧妙地联系，深层探究整体，把握人文价值

关于七夕节的古诗篇（8）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祖先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璀璨的古诗词杰作。这些古诗词浓缩了几千年的文明成果，是历代先人们智慧的结晶。对于处在记忆力发展黄金时期的小学生来说，大量地阅读、积累古诗词，是全面提高语文素养的基础，也是提高学生的感悟能力、审美情趣、文学素养的主要途径。因此，站在时代的讲台，小学语文教师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项历史使命：有效引导小学生积累经典古诗词，让中华灿烂文化走进学生心灵，让他们在口诵心记、含英咀华中受到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精华的熏陶，让学生在祖国灿烂的古诗词文化长河中游弋、翱翔，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光大。

古人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腹有诗书气自华”，语文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不应只停留在教材上，而应该延伸到课外的名家名篇，让学生积累更多的古诗词，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而如何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g里，获得更丰富的古诗词文化的浸润与滋养呢？在探索、实践与反思中，我将古诗词阅读活动分为两个相辅相成的阶段：

一、主题阅读进课堂

在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排中，编者有意识地把同一主题的诗词，放在同一单元中教学，以开阔学生的认知视角，起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功效。这样的主题编排方式给了我们启发：古诗词的积累与学习可以采用“主题阅读”的方式，沟通学生课内、课外的横向学习，连点成线，拓宽学生古诗词阅读的空间。

（一）文本研读定主题

在浩淼的古诗词长河中，有许多诗歌都是诗人心路历程的写照，抒发诗人内心的思想感情：或感慨人生，或思念家长或讴歌大好河山……以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第20课《古诗两首》为例，安排了两首古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送元二使安西》，细细咀嚼，便能深深体悟到朋友间依依惜别的感情。在研读文本之后，继而从主题出发，向同类题材的作品扩展，拓展阅读《赠汪伦》、《别董大》这两首表现送别之情的诗歌。学生在阅读同一主题下的古诗词时，多角度获取信息，并在同一主题的语境中，得到审美教育和情感熏陶。

当然，灿若繁星的古诗词，主题的归类也是不胜枚举的，有思乡诗、山水诗、边塞诗、爱国诗等题材。在教学中，如果能以点带面，拓展同一主题教学内容，必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需要教师能够以《新课标》为指导，创造性的理解和运用教材，善于挖掘，勇于思考，勤于课堂实践。

（二）传统节日觅诗情

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春节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各地都有浓郁的地方风俗来庆祝这些节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是代代中国人贡献给世界和未来的文化财富。然而现今，无论是成人还是学生，都对舶来的外国节日趋之若骛，他们知道西方的“情人节”，却很少能说出秦少游笔下美丽的“七夕节”；他们对于“什么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知之甚少，却能准确的说出西方“圣诞节”的时间。可以说这些现象的背后，显示出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漠视。因此，我们探索在语文教学中将古诗词的学习与传统节日融合起来。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学习蕴涵着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的古诗词；同时大力借助古诗的学习，来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民俗文化与民族精神。

传统节日前后，笔者注意引导学生收集相关的古诗词，并带领学生用各种方式来吟诵，让学生深刻领略民族文化的内涵。比如，元宵节前后，吟诵宋代欧阳修的《生查子 元夕》，让学生感受“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美好景象；于辛弃疾的《青玉案 元夕》中，感受“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热闹场面；清明节前后，带领学生吟诵《清明》，在“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中了解古人扫墓的习俗；七夕节，学生在“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中了解七夕的传说；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给我们展示了古人在重阳节登高和佩带茱萸的习俗；中秋节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让同学们深刻体会到张九龄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之情……

在欢度节日之际，我们亦可以开展丰富的节日主题活动。如端午节，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了解端午习俗，参与包粽子、缝香袋等，并重点开展“走进屈原”活动，通过屈原故事知多少、屈原诗词朗诵等活动，重现屈原的故事：两千多年前，伟大诗人屈原为他的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泪，纵身跳进波涛滚滚的汨罗江。同学们在故事中了解他那崇高忠贞的伟大人格，于屈原诗词中体味他那不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在这样入情入境的传统节日主题教学中，古诗词教学是否别有一番风味呢？

（三）春夏秋冬赏诗境

每一个季节都有许多著名诗人留下的经典之作，每一个节气都有每一个节气典型的物候，我们跟着经典诗词的韵律，带领学生开启了穿越四季之旅。

在万物复苏的春天，我们聆听、诵读着诗词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个春天的故事：在“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中欣赏柳树婀娜的身姿；于“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中聆听春天的歌声；从“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里，感受在田野上奔跑的快乐。

在热情奔放的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让孩子们一睹西湖盛夏的风采；“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让孩子们领略了夏雨的滂沱。

在高远辽阔的秋天，学生读杜牧的《山行》，品王维的《山居秋暝》，诵刘禹锡的《秋词》，吟李清照的《一剪梅》。学生陶醉在秋天的意境中，陶醉在动人的诗篇中。

在大雪纷飞的冬天，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或者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都无需老师再做过多讲解。

二、多种方式促积累

（一）日常活动作保障

1.古语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古诗词的积累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推行每周两诗，是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好方法。我们的具体方法是：将教室黑板一角辟为诗词园地，每周一抄上两首新的诗词，让学生读、悟、吟、诵。

2.开展“课前一诵”活动。每节课上课前学生诵读古诗词一首（两遍），课任老师负责。

3.放学路队诵诗词。每天上午、下午放学时，各班学生在教学楼前排好队，边诵读古诗词边走出校门。

关于七夕节的古诗篇（9）

七夕的时间点在上古是根据织女星的位置确定的。织女星即天琴座。它是北半天球亮度仅次于大角的明星，也是北半天球最亮的早型星，因此织女星很早就受到人们的注意，在上古，人们将织女星作为季节的标志星，“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汉书・律历志》）。织女星成为时间的天文点，星纪以织女星为标志，说明织女星在古代天文历法中的重要地位。与织女星相对的牵牛星在古代同样被作为天文时间变化的标志，“推之以上元为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牵牛之初”（《太平御览》卷一引《礼含文嘉》）。织女、牵牛的携手与两星的天文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乡”。上古七月初昏时，银河正对着门口，织女星在正东方向出现。人们以织女星出现的方位确定七月月序，它与北斗斗柄的南指相配合，相辅相成。《星经》则明确地记述了织女星出现的日期，“织女三星，在天市东端，常以七月一月六七日见东方”。织女星只要初昏时在正东方向出现，就标志着进入了秋季月序，首次出现的时间是七月初一。

从星纪来说，这是“星回岁终”新旧更替的时节，七月初一具有星纪岁首的意义，而岁首祈年、祈福、祈子嗣的习俗一直成为后世七夕习俗的核心之一。由于后代历法的改变，除专业人士外，一般人们对古代星纪的情形不大了解，但社会历史的记忆也很顽强，人们对以织女星为新年标志的记忆尽管模糊，可仍然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还可以作为秋季来临的季节星象，立秋日的确定一般要参考织女星的位置。由于织女星与牵牛星分别为银河两侧的亮星，二者在上古就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作为星纪的标志。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的想象力日益丰富，于是将人间生活投射到苍穹天幕，逐渐滋生了有关织女、牵牛的神话传说。织女、牵牛的传说起源很早，传说时代无以确证，现存最早的透露出此传说信息的是《诗・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天上的银河波光荡漾，看银河这边织女每天移动梭子，也没有织出布来，看银河那边闪亮的牵牛也不拉车负重。此时的织女星与牵牛星已经人化，但那时织女与牵牛大概还没有发生男女关系。

织女与牵牛的情感纠葛传说至迟在战国末期秦朝初年已经广为流传，据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第一五五简正记“取妻”忌日说：“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三弃。”简文的大意说，戊申日、己酉日牵牛迎娶织女的喜事没有办成，如果在这样的日子娶妇的话，三年丈夫就会离弃妻子。在另一简文中说：“戊申，己酉，牵牛以取（娶）织女，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由此可证当时不仅流传牵牛与织女缔婚的传说，而且因为织女牵牛为河汉的阻隔未能成婚的传说而影响到民俗生活，形成一种民间婚嫁的时间禁忌，当然很有可能是民间已有七月初的婚姻禁忌，然后以织女、牵牛的传说来特别强化这一习俗，《日书》中就有“正月、七月朔日，以出母（女）取（娶）妇，夫妻必有死者”的警告。本人以为这是一种上古习俗的变异，上古春秋二季是男女自由婚配的季节，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成为社会主体之后，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受到限制，为了阻止秋季男女的传统聚会，因此出现了七月初的结婚禁忌。汉魏六朝以后由于家族文化的发展，人们才将对封建礼法提出的抗议融入节俗之中。

传说楚怀王初置七夕（明罗颀《物原》），从上引《日书》的材料看，战国已有七夕节俗部分因素，但真正将七夕视为节日并定为七月七日是在汉代。在秦初，七夕还是一个禁忌日，织女牵牛的故事悲剧结局还是对禁忌的说明。《古诗十九首》描写的就是这一情形：“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首古诗大约是《诗经・大东》的扩展，它用优雅的诗化语言与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西汉中期以前，牛郎织女故事在民间还是时日禁忌的依据，我们从当时流行的一个巫术习俗中可得到证明。《太平御览》引《淮南万毕术》记载了使妇人恋家巫术，“赤布在户，妇人留连。取妇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烧为灰，置楣上，即不复去。勿令妇人知”，这则巫术表露了时人仍将七月七日视作别离日。《四民月令》则只记合药丸、曝经书及衣裳，晒书曝衣是汉代七月七日的习俗之一。

汉代是七夕由古代历法的天文点向岁时节俗转变的时期，后世七夕中的节俗要素在汉魏之际已经初步显现出来。七夕节俗主题在西汉中期以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由七夕的分离禁忌逐渐演进到男女的良宵欢会，七夕由凶时恶日转变为良辰吉日，这是七夕民俗的一大升华，也是七夕真正成为传统民俗节日的精神助力。织女牵牛的悲剧传说演进为牛女鹊桥相会的喜剧故事，这不仅是故事情节的扩充、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民众的精神情感需要，社会可以改变人们的现实行为，但不能泯灭人们原始的情感渴望，在秋夕晴朗的夜空之下，人们自然会唤起对历史与美好人生的回忆与向往。

七夕的变化大约发生在汉武帝时期，七月七日汉武帝与西王母的多次聚会的传说（《太平御览》卷三十一时序），表明七月七日已是人神交游的吉日良时。而西王母降临前每有青鸟探看，又为汉代将乌鹊融入牛女传说提供了依据。汉代民间认为鹊重情感，“鹊脑令人相思”，因此汉代有巫术“取雌雄鹊各一，燔之四道通，丙寅日，与人共饮酒，置脑酒中则相思也”（《淮南万毕术》）。由鹊之导行、相思的特性，逐渐变化推演出乌鹊搭桥的传说，《风俗通义》佚文“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

七夕在汉魏之时初步完成了它由忌日向民俗节日的转变，魏人董勋就明白地表述了“七月七日为良日”的民俗事实（《风土记》引述）。董勋的说法是对民俗的概述，民俗自身有一个较长的流传过程。七夕节俗的丰富与圆满是在六朝。六朝时期关于七夕有多种生动的记述。经晋人葛洪整理的《西京杂记》首先记述了汉代宫廷七夕节俗情形，汉宫“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卷三）;又：“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卷一）。由此可知，男女好合、乞巧等习俗已开始出现在七夕节俗中。这是上层社会的七夕情形，民间情况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确知，照常理看，其节俗的性质类型也约略如此。不过，我们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就是七夕的节俗性质变化首先发生在上层，然后由宫廷向民间扩散，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常有的，就是在汉代还有京城习俗向四方扩布的显例：如汉代的发式变化，长安民谣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马援传》）七夕新节俗在汉代民间肯定有一定的影响，传说窦后少时因为头秃，家人不喜欢她，“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结果，“有光照室”，窦女反而得到了作太后的祥瑞（《荆楚岁时记》）。

晋人周处《风土记》为我们描述了当时民间七夕节俗的生动场景：“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七月七日成为欣赏天庭欢会、乞求人间幸福的良宵。其后，《荆楚岁时记》记述了南朝妇女七夕穿针乞巧等民俗。七夕原有的禁忌意义在六朝时期已经完全消解，汉魏以后，七夕主要成为表达女性愿望的节日。

牛郎织女传说的早期形态有两则颇有意味，一则是《荆楚岁时记》引录纬书的传说，“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主关梁，织女星主瓜果，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借天帝钱两万备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是也”（《太平御览》卷三十一）。传说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解释了牵牛与织女的分离（值得注意的是牵牛星在荆楚地方变为河鼓三星，后世大多以河鼓代牵牛成为牛郎的天上星象），此传说反映了当时婚姻论财、致使贫民男女不能好合的社会问题。

传说所反映的问题的确存在于汉代社会，杨树达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中搜集了数则婚嫁礼聘的事例，有夫家贫者，妇家或假贷币以为聘，如张负相中了陈平，将女儿嫁他，“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汉书・陈平传》）;有官吏助民礼聘，循吏任延在东南为了推广嫁娶礼法，出钱资助搞了一个“集体”婚礼，“其贫无礼聘，令长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后汉书》本传）。当时聘礼礼金往少里算也要二三万钱，展允笃学贫苦，年将知命配匹未定，李固为此替展允募集礼金，“允贫也，礼宜从约，二三万钱，足以成婚”。当时确实存在重纳聘的习俗，即使外国国王迎娶汉朝公主也不能免俗（见《汉书・西域传》）。这些汉代婚嫁事例令人称奇地说明了一个事实，传说的细节十分真实，婚姻纳财，礼金数额较大，人们借贷下聘礼，男女因经济的原因而不能成婚等社会现象，都成为牛女传说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民众将现实生活中的困境投射到了天庭，隐含着人们对专制势力的不满，表达了人们的一种社会伦理观念。

关于七夕节的古诗篇（10）

天如水，玉钩遥挂。七夕，上弦月之夜，曾经在葡萄架下听过牛郎织女在天上的脉脉情话；也曾聆听过唐明皇和杨贵妃“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誓言；亦曾于黄梅戏那“隔山山有路，隔水水有船。天上人间云似海，相会何时恨绵绵……”的优美唱腔中，体会着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至深情感。多少年情不变，打开邮箱，我看到了两只喜鹊的嘴上衔着“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条幅伫立在邮箱的右上角；在网络中喜欢玩摘菜游戏，“百鹊筑桥，星梦七夕”的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进入文学网站，诸多关于七夕的优美华章在版面中显示……

千年七夕，葡萄架下，偷听金风玉露一相逢的私语。苍茫宇宙，河汉横空，隔断了牛郎织女星。彼岸的翘首，浪漫的而华丽的氛围，撩拨命运轨迹与两个世界等待交汇的景色。人间情缘，分合难定，只为了心中未了情。当繁星缀满银河，当晓风弯月一勾，这时我会放逐自己的灵魂，遥望浅笑去赴得心底的魂牵梦萦。静默中无形的情愫，在寻觅蔚蓝广阔的天空下那广袤原野中的清新幽静，我踏着爱的音符，迎着期待的目光，带着憧憬，带着向往，带着爱的杯盏，带着思念的琼浆，与你在今夜尽情地畅饮。醉吧，醉倒在知己的臂弯里，醉倒在天地博大的胸怀里。这时我会吟起那首诗：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

关于七夕节的古诗篇（11）

香囊又名香袋、花囊，用丝线缠成，多种香味浓烈中草药细末装入袋中。先秦时，年轻人见父母长辈要佩戴编织香囊以示敬意。又因为香囊是随身之物，恋人之间也常常把它当做礼物相互赠送。《红楼梦》中，黛玉送给宝玉一个香囊，后来误会他送给了别人，赌气把正做的一个给剪了，却不知宝玉已将它贴身佩戴。恋爱中小女儿情态跃然纸上。

私订终身——梳子

接发同心，以梳为礼。我国古时候,送梳子有私订终身，欲与你白头偕老意思。送梳子代表一辈子都要纠缠到老，有结发、私订终身意思。古代女子出嫁前有家人为其梳头习俗，所谓“一梳梳到底，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子孙满堂”，既包含了家人美好祝愿，也有爱意传递。因此，不少地方有了七夕送梳子习俗。

受之父母——头发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古人对身体部位十分看重，认为这也是“孝”一部分。所以三国里夏侯惇眼睛被箭射中后，才大呼“父精母血，不可弃也!”一口将眼睛又吃回去。将自己身体一部分送给心上人，表达无以复加爱意，头发自然最合适不过。所以古时候，女子经常会剪落一束青丝赠送给情郎做定情物。

传情——罗帕

古代罗帕多用于传情，带着说不清道不尽缠绵之意多有这般场景，一女子面对心上人，含羞敛眉，面飞红霞，双手无措，便送帕于手。几分无助，几分娇怯，几分心喜，让人怜爱之意顿生。

古书有云“有女子，手执罗帕，巧笑嫣然”，想那女子，伫立于万花从中，借着帕角飘忽，暗送秋波。既掩去了露齿尴尬，又可平添几分娇媚，更可在转身之时，轻笑向那失了神男子抛下一句“呆子”，万般风情俱在其中，勾起他人心底之情愫，便是又引出一段千古佳话或是绝唱，何乐而不为呢。

狗血剧情——对半之物

古装电视里常有将玉佩等物件掰成两半，各执一块以定情桥段。这也是古代常见定情方式。还有将胭脂盒拆开，将盖子送情郎、将镜子拆成两半、或将钗一分为二等。古时候交通不方便，上京赶考或者远游，一去就是许多年，等回来时已是物是人非，所以这类定情物往往也是寻子认亲证物。

直截了当——花椒

花椒是香料作物，因为多籽粒，含婚后“多子”寓意，因此春秋时男女有用花椒来作为定情物习俗。《诗经·陈风·东门》中，就讲到一个男子在舞会上收到姑娘送的一束花椒作为定情物故事。定情时就说好将来要生很多孩子，古人在爱情上其实很直白。

中国古代定情之物，讲究“情”而不讲究“物”。一枚同心结，一把团扇，一个香囊……都是有情人的感情寄托。

古代七夕节习俗为牛庆生

儿童会在七夕之日采摘野花挂在牛角上，又叫“贺牛生日”.因为传说西王母用天河把牛郎织女分开后，老牛为了让牛郎能够跨越天河见到织女，就让牛郎把它的皮刨下来，驾着它的牛皮去见织女。人们为了纪念老牛的牺牲精神，便有了“为牛庆生”的习俗。

晒书晒衣

据载，司马懿当年因位高权重，颇受曹操的猜忌，有鉴于当时政治的黑暗，为求自保，他边装疯病躲在家里。魏武帝仍然不大放心，就派了一个亲信令史暗中探查真相。时值七月七日，装疯的司马懿也在家中晒书。令史回去禀报魏武帝，魏武帝马上下令要司马懿回朝任职，否则即可收押。司马懿只有乖乖的遵命回朝。

还有有一种人，在乱世中，以放浪形骸来表达中的郁闷。他们藐视礼法，反对时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卷二十五说，七月七日人人都会晒书，只有郝隆跑到太阳底下去躺着，人家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我晒书”.这一方面是蔑视晒书的习俗，另一方面也是夸耀自己腹中的才学。晒肚皮也就是晒书。汉代晒衣的风俗在魏晋时为豪门富室制造了夸耀财富的机会。

而名列“竹林七贤”的阮咸就瞧不起这种作风。七月七日，当他的邻居晒衣时，只见架上全是陵罗绸缎，光彩夺目。而阮咸不慌不忙的用竹竿挑起一件破旧的衣服，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未能免俗，聊复尔耳!”由这几则小故事看来，就知道当时七夕晒书、晒衣的风俗有多盛了。

供奉“磨喝乐”

磨喝乐是旧时民间七夕节的儿童玩物，即小泥偶，其形象多为传荷叶半臂衣裙，手持荷叶。每年七月七日，在开封的“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其实在宋朝稍晚以后的磨喝乐，已不再是小土偶了，相反的，越作越精致。磨喝乐的大小、姿态不一，最大的高至三尺，与真的小孩于相上下。制作的材料则有以象牙雕镂或用龙延佛手香雕成的，磨喝乐的装扮，更是极尽精巧之能事，有以彩绘木雕为栏座，或用红砂碧笼当罩子，手中所持的玩具也多以金玉宝石来装饰，一对磨喝乐的造价往往高达数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