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梦的论文大全11篇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篇（1）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6（a）-0127-01

当前各高校正在开展“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抓住这一契机，并有效利用好这一载体，要把“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之中，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由此可见，“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将大大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 高职高专院校开展“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

第一，“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有利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中国梦”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本质，深入了解“中国梦”的提出过程及深刻内涵，将有助于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感受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努力的崇高精神。通过“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丰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可以使学生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第二，“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有利于坚定“三个自信”。

“三个自信”是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当前我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借助“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不仅有助于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助于高职高专学生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三个自信”。

第三，“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有利于树立远大理想。

崇高的理想是青年大学生勇往直前的风向标，只有树立远大理想，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中国梦”的实现和国家命运、社会发展、个人奋斗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都愿意为实现理想而付诸努力。对于那些没有远大理想或理想不够崇高的大学生，可以通过“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调整自己的理想，重树自己的目标，使自己的理想符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总体要求。

2 “中国梦”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路径

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利用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和主阵地的作用。因此，“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也要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与实践教学。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这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要按章节融入相关“中国梦”的内容进行讲授，以达到把“中国梦”的教育做到“三进”效果。

例如在高职高专学生接触的第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思政课教师可以结合《适应人生新阶段》、《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做忠诚的爱国者》等章节内容，融入讲授“中国梦”与个人梦；也可以可结合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的关系的话题，让学生懂得：中国梦也是一种理想信念，它既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理想，也是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奋斗的最终归宿，每个中国人都应以“中国梦”统领个人梦。通过这些讲述和讨论，可以让学生明白：实现个人的理想和信念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之间并不矛盾。

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教学内容中，可以尝试着阐述几代领导人的“中国梦”思想；在讲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也融入“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实现的三大路径和“两个百年”目标，以此丰富和拓展课程相关内容，从而真正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高职高专学生撑起了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由于《形势与政策》课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在融入“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方面，主要讲述有许多有关十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关于“中国梦”的讲话精神，可以将“中国梦”作为一个专题进行讲述和讨论。

在实践教学方面，三门课均有一定的实践教学学时，可以根据实践教学内容，设计《践行“中国梦”》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走出校门进行社会调查，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的全面发展，来印证中国梦既是民族梦，也是每个人的梦。

3 “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探析

在“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中，除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之外，还要将“中国梦”融入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实现“全方位”育人、全员育人。

（1）通过民族精神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高职高专院校要整合学生处、团委、学生社团等资源，深入开展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教育，不断强化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还要要把民族精神教育与时代精神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培养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

（2）通过学生党团、社团活动宣传“中国梦”。在学生党团、社团活动中，通过举办各种“中国梦”理论讲座、晚会、征文、辩论、演讲、朗诵等形式，提高“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的效果。

（3）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宣传“中国梦”。在当前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网络已经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紧密相连，通过网络进行“中国梦”的宣传和教育，能够有效发展网络教育的便捷、高效等作用。所以，要积极适应时展的要求，积极运用网络手段开展“中国梦”方面的学习和宣传，通过微博、论坛、飞信、QQ群等方式加强和大学生交流，促进“中国梦”的宣传教育。

（4）通过开展校园文化活动，营造“中国梦”教育氛围。每一所高校都具有自己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对于高职高专学生而言，可以起到陶冶情操、美化心灵、规范行为、完善个性、发挥创造力等作用。这种文化氛围以一种无形的教育力量对学生产生着潜在的教育，并使他们不断地调节行为规范，进行自我完善。良好的校园物质文化氛围对“中国梦”的宣传和教育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这就需要在学校宣传橱窗、教室板报、建筑物室内外墙画等一切校内媒介物上，宣传“中国梦”的相关内容，从而营造出“中国梦”教育的浓厚校园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 何菲.将“中国梦”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新课程研究（中旬刊），2013（8）.

[2] 蒋桂芳.中国梦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着力点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7）.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篇（2）

一、“中国梦”概念的提出及其与大学生的辩证关系

（一）“中国梦”的内涵

2012 年11 月29 日，总结了近代以来党和人民所追求的中国梦，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并表示出对实现中国梦的坚定信念。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是一种长期追求和达到的高度。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把中国梦凝练为民族复兴之梦。中国梦的形成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从1840 年鸦片战争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的中国梦表现为独立自由之梦；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梦表现为富强民主之梦。

（二）“中国梦”与大学生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

另一方面，中国梦作为国家、民族以及人民基于客观现实追求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景，它为大学生不懈奋斗、努力拼搏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也对大学生人生价值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

二、大学生“中国梦”教育目前尚存的问题

第一，目前，大学生“中国梦”教育还单纯局限于书本、文件、讲坛、会议室等范围内，与大学生的现实生活较为脱节，仍以传统抽象的理论原则代替对现实生活的分析，把“中国梦”教育等同于传统的知识教育。

第二，大学生“中国梦”教育理论的深化与系统化研究较为缺乏，比如对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中国梦”教育的相互关系，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教育的理论基础的研究等方面尚存不少的研究空间。

第三，大学生“中国梦”教育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紧密度还不够，“中国梦”教育的内容和途径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目前理论界侧重于对“为什么教”即其必要性的问题的探讨，而缺乏对“怎样教”的问题的探讨，偏重理论研究，理论和实际结合的紧密度还不够。

三、大学生“中国梦”教育的实现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推进社会科学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教育，使其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承担起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具体实现路径如下：

（一）充分尊重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与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发展需要。

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教育的前提必须是充分尊重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与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规律，由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所涉及的因素广泛且联系复杂，既有本质的联系也有非本质的联系，因此我们既要尊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也要尊重其具体规律，其中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理论。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理论，它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规律。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又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的理论就解释了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

目前，我国大学生的个性特征主要有：内心要求独立与行为表现依赖性较强并存；自我意识强但责任感不足；个性张扬但内心孤独茫然等。因此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教育必须尊重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以及大学生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以客观的社会存在为依据，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特征，使其形成对“中国梦”的正确的社会意识，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其实现“中国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以理论教育为基础，分析局势，深入研究，打好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由于受市场经济体制的利益驱动再加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多元文化思潮并存，网络传媒兴起等都给大学生的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中共中央十六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

要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教育就必须先搞好理论教育，使大学生对“中国梦”的理论有深入的认识和领悟，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而“中国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所以它能说服人，尤其能说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主力军——当代大学生。

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主力军，“中国梦”的思想和理论，由他们学习、掌握之后，便可内化为其精神力量，也是其主观能动性。曾说过：“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中国梦”的理论是不可能不学而知、不教而会的，因此需要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和途径对大学生进行相关的理论教育，才能使大学生在头脑中将这一思想确立起来。

理论教育的具体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按教育的形式划分，有口头讲述和文字传播；按教育的途径划分，有他人传授和自我学习；按教育的范围划分，有普遍宣传和个别辅导；按教育的作用划分，有形象感化和启发引导。 在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教育的具体实践中，可以综合利用以上各种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可以组织大学生阅读有关“中国梦”的书籍，引导其自我教育，再进行必要的辅导，开展评议讨论，交流读书体会，举办知识竞赛，奖励读书优胜者，还可以利用广播、电视、录音、录像以及网络等大众传播工具，举办“我的中国梦”等学习演讲，开展专题辩论等，真正将“中国梦”教育引向深处，打好坚实的思想基础，使大学生深刻的认识到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性。

（三）理论联系实际，把“中国梦”教育与大学生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综合利用各种平台，使“中国梦”教育融入到大学生的具体实践活动中，使其用自身行动去践行“中国梦”的实现。

引导大学生读懂“中国梦”、构筑“中国梦”、实现“中国梦”，就要引发大学生思考中国梦与自己的关系，在讲话中指出要让每个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所以大学生也应该享有自己人生出彩的机会。具体落实到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教育中就是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综合利用各种平台，继承与发展多种载体。校园文化是以学生为中心在校园范围内形成的群体文化。“高校校园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的社会亚文化，也是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思想观念、心理素质、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校园文化建设，不断丰富校园文化的内容，加强对大学生的“中国梦”教育。

其次，在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教育的过程中，可以综合利用各种平台，例如利用正式群体（学校政教部门、两课教育）和非正式群体（学生会、社团、老乡会等）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教育，使“中国梦”教育的方式多样化、对象广泛化、功能合理化，在此基础上大学生应该把自己的理想分为不同层次和阶段，找到中国梦与个人梦的结合点，把“中国梦”的实现落实到自身的实践活动中。

此外，面对“中国梦”教育的现状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继承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丰富多样的传统载体的同时也应不断创新和开发现代载体，扬长避短，综合利用，尤其应注重对网络载体的开发和运用，拓展网络阵地，理论联系实际，增强“中国梦”教育的实效性。

只有真正做到把“中国梦”教育和大学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有助于大学生在接受“中国梦”教育的过程中，找到个人梦与国家梦、民族梦的结合点，主动承担起实现个人梦与国家梦的重任，增强其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其践行“中国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完善“中国梦”教育的评价机制。

大学生“中国梦”教育不应该仅仅融入在大学的两课中，更应该落实到大学生的实际行动中，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大学生“中国梦”教育进行评价时，不能仅仅是以量化的标准去评价，而应将群体评价与个人评价相结合，定性地进行评价。具体可以给每个大学生制定实现“中国梦”的成长记录袋，对每个学生实现个人梦与中国梦的具体行动进行详细的记录，定时地对每一阶段的表现进行整理，汇总检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并对下一阶段的具体行动做具体部署。

总之，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客观要求，是引导大学生抵制错误思潮、坚定理想信念的现实需要。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教育有助于促进我国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承担起实现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重任，充分发挥其主力军的作用，所以我们对大学生进行“中国梦”教育可谓是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郑永廷主编.北京：高教出版社，2010年版.

[2].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5-0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1-0024-006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经济的飞速发展，体制的日益革新，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使得中国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最为重要的经济引擎。同志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1]可见，“中国梦”的主体、核心和目的在于它是中国的和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梦想的具体发生地是在全球化的场域下，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中国的开放性发展决定中国梦不可能闭门造车，中国梦的实现和进行与世界经济和政治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现阶段的中国梦在受到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同时，也通过其内在的文化凝聚力和感染力作用于国际社会的各个部分和单元。其他国家和政治共同体如何看待中国梦，即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梦究竟呈现出何种样态、逻辑和思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加宏大和客观的视角来完善和改进中国梦的表达，但是面对乱象丛生的负面评价，也需要我们理性分析和沉着应对，提出真正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的“中国梦”叙事方式。

一、误读“中国梦”：原因和回应

如果我们将中国梦的缘起追溯到近代，来自西方世界的误读则是由来已久。出于剥夺和占有中国资源、侵略中国文化、输入西方意识形态、新时期的霸权需要，以及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普遍隔膜等主客观原因，对“中国梦”变形和扭曲的解读能够得到学理性的说明。有鉴于此，评判误读的严重危害，有效回应国际社会的误读，将有助于理性阐释、建构中国梦和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

国际社会中，各种误读的论调故意歪曲事实真相，旨在唱衰中国，误导民众，混淆视听。有学者整理过学界的种种误读： “帝国梦”、“威权梦”、 “超级大国梦”等等不一而足。国际视野下，中国梦被误解或质疑的原因一方面是一些人对中国的发展状况并不了解，产生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臆断；另一方面也不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自身利益有意为之，企图诋毁和抹黑中国。

吊诡的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对外开放逐步加深，但是，中国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是模糊的甚至扭曲变形的。普通中国人对美国和欧洲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普通欧美人对中国的认识。欧美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极为有限，有些甚至缺乏进一步了解的兴趣。作为外部世界的普通民众，他们中很多人还认为中国处在极端落后的境遇。停滞、倒退和无知是造成中国梦认识偏差的主要原因。这其中，外媒的刻意丑化和外界在文化上的自我膨胀与之密不可分，普通人没有正面认识中国的现状，所谓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也不愿或不屑了解和深入中国，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至上，诸如此类的观点在本质上与彼时晚清帝国罗织的“天朝上国”并无二致。

实质上，误读的根本在于意识形态战争的需要和冷战思维的固定模式，其做法在政府行为上得到了合法合理性说明，被有意助推并波及社会各界。因为“西方主流舆论一直把西方模式作为后起国家的样板，把非西方模式一概作为另类加以否定。” [2]

此外，误读也表征了我们在对外宣传方面工作还存在大量改进和努力的空间。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理解和宣传，我们仍然欠缺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大规模和成体系的典范性工作，容易受到外界的误解和刻意误导。其次，在宣传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之前不断强调的“强军梦”、“海洋强国梦”等政治话语，由于缺乏系统说明，也容易引起外界的疑虑和担忧。同时，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的理论素养也亟待提高，例如有的媒体甚至扭曲中国梦为“普世价值梦”、“雪耻梦”、“世界第一梦”等等，这些错误的说辞与外部的曲解正好形成了互参，让中国梦更成为雾里看花的迷境。再有，中国主动交往和交流的能力，与经济的发展相比也稍显不足甚至滞后，仅就翻译工作而言，我们对西方读物的整理和引M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理论的深刻性和容量几于西方同步，而中国文化的向外输出和传播却远不及此。“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威望和代表权的‘含金量’，并不像国内一些媒体宣扬的那样或普通百姓以为的那样，实际上，中国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以迅速增长和超大规模的经济力取胜。”[3]

国际社会中，对中国梦的误读可谓贻害巨大。一是可能扰乱普罗大众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影响社会资本的判断能力，导致资源向中国流动的速率减缓甚至逆流，在打击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世界经济的走向呈现出不健康的态势；二是通过鼓吹或消耗，迫使中国承担与自己发展实际不相符的沉重负担；三是夸大中国现阶段的实力或谎称中国意图称霸，挑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破坏中国历尽艰辛取得的外交成果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威胁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四是用意识形态渗透民间文化，企图导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关系紧张，社会动力不足，进而干涉中国内政，悬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

“中国”、“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均系国际社会对中国梦的误读。目前，在中国梦的对外塑造和宣传中，我们的整体基调是将中国梦定位于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梦，提倡中国梦不排斥美国梦、欧洲梦、印度梦等。它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梦就是美国梦或西方梦，它有自身的底色和原则，其原因有二：

因此，虽然作为方法论的创新，元理论的援入对“中国梦”的根本澄清或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但是元理论却不能陷入词语的空集合。“元”的两重风险集中在意义的丧失，所以在“元理论”的使用和校准中，“中国梦”的元概念需要本身是有价值、有态度和有意义的“应当性”说明而非对“是者”和事实的阐释。而意义的难以确立又恰是“元”作为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的最大困难，“元理论”在中国梦话语体系的打造中能否实现我们的理论期待，就被还原为“什么是能被确认的意义”这个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梦的语义结构才有了基石。

三、正音：元理论形塑“中国梦”的探索性思路

为中国梦正音的元理论，应当具备或遵循以下关于“元”的理论思路。“什么是能被确认的意义”是基石，在确认之后中国梦必须能够接受校验和批判，最后的关键和目的是元理论在形塑中国梦体系中的策略性建构。

（一）什么是能被确认的意义

即使用理论武器寻找到一个有意义的理想或信念作为“应当”或“应然”的价值。若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意和广泛认同，并且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不被淘汰或自然退化，则中国梦价值面向的选取就不应该是完全特殊的个体说明。例如，如果我们将中国梦仅局限在当代中国或囿于中华民族的一家之言，一国一族之利，那么这样的元就会成为一孔之见，得不到国际社会的通感和理解。

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梦、民族振兴梦和个人幸福梦。如何去寻找中国梦的主体，以及这个主体是否能和世界梦的主体兼容，当这个问题落在国家、民族和个人三者之肩时，他们的暂时性和排他性都不能很好地说服世界。中国道路本身决定了中国梦不能屈从于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梦的意义追寻中绽放出新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本质理论的论述不再是西方古典哲学中抽象的人性论，而是结合了唯物史观视角从而体现了人作为历史性产物的客观要求：人的自然本质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类存在物，“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地活动”[5]96，同时，人“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60。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决定了人内在地希望着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它是人本质力量的自然呈现和充分发展，“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5]120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是全Q也是特指，所谓全称是指全人类，自人诞生的那一刻开始，便自由自觉地去实现发展，进行活动，“人”的不断进步和历史性的展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的前提和精髓；所谓特指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出来的实践性特征，人的自由本质一定蕴藏在具体的社会条件和生产关系之中，被广大人民以日常生活实践而非抽象的主观意志呈现出来。

因此，无论在何种场域和语境下，人，不论是个体的人还是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全人类，其自由和全面发展均能得到广泛普遍的政治同意。同时，这种同意并非中国梦对世界梦或他国梦的降调或妥协，它在具体的中国梦实践途径中必然体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进步理念便能成为中国梦“元概念”的理想，成为我们在寻找外部世界友好环境中可以对话的一个基本公约数。此外，在元理论本身的假设和自我完善中，将“元”的叙事模式放置在全人类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框架下，也就脱离了个体经验的束缚，它是超验的（transcendent）（3），如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界定的那样，是人类运用理论理性去勾勒的图景，而一旦个人偏见和碎片化知识无法再干涉意义的创建，那么意义就是坚固和本原性的东西了。

（二）接受校验的中国梦

元理论是开放的阵地，永远不满足当前的理论现状，向外部和内部的批判开放，在更原初或更高的逻辑路线上审视既有的秩序。这是思辨哲学的特性和品格。超验性的元理论是理性的自由运用，绝不是神秘主义的迷信或宗教的清规。元理论必须接受理性的校正和统合，但理性本身不是寂然不动的，它恰恰要随着实践的展开而不断进步甚至被更替。“可证伪”代表着人类理性发展的限度和可能，这是人类科学的特征，也应当成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重大创新的中国梦的动态逻辑。（4）中国梦的元理论方法从而体现为对创新理论的拥抱和鼓励。“中国梦”这一套概念体系的形成恰好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梦最初发轫于中华民族在苦难和危难年代的国家梦和民族梦，若非经过不竭的理论修正和自身的批判，断然不会是今天的样态。

在形塑中国梦话语的过程中，元理论接受的校验凝聚为“问题意识”。理论必须有所聚焦，有现实的关怀，否则理论就永远是空谷足音，虽动人却不足以流传。中国梦的理论建设，就是问题的提出、解决和校验的过程。（5）中国梦提出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人最为关切的，也应当是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我们谈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梦，也是世界梦的一个重要组成。在解决中国梦问题聚焦的同时，问题也可以变化为世界梦的内涵、前景和动因，它们构成了全球化时代，人们合作共赢，形成普遍共识的理论基础。

（三）逆向运用元理论：策略性的建构

元理论在寻找和批判的基础上，将中国梦的哲学范式整合为简练和精准的表现形式。这一步工作最为具体，却也最为重要。迄今为止，关于“元理论”的学科方法中，几乎只关心概念的还原和高阶逻辑的演化，“元”始终藏匿于本质背后而未曾走到现象层面。如何将零散的元概念部件组合成中国梦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如何破除碎片化、偏颇化和模糊化的中国梦乱象，都属于元理论的逆向运用。

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梦的元理论分析框架依托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因此所有的策略性建构都应当聚焦为以人为本同时归结为人的现存实践的思考。由于中国梦本身是一个不断接受校验和批判的动态平衡结构，因此在正面建构中国梦话语体系时，对具体现实问题的回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梦的话语既是学理层面的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维度的统一综合。

其次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特色的保留和发扬方面，中国梦须重点澄清中国传统中独有的精神命脉，中国历史中独有的苦难和传承，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未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正名。在中国梦的未来进路方面，中国梦的话语应清晰阐明中国经济社会目前的现状（包括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真实存在的困境），阐明未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开放、绿色和共同的发展。

最后需把握的是，要强化阐释的技巧和策略，道器并用，体用兼得地讲好中国梦。要正视已经出现的负面观点和挑战，在正面宣扬和传播中国梦的同时也要勇于积极回应不利于自己的负面材料，真正消除受众的疑虑。要做到理论话语和日常话语的同步建设，深入浅出地讲好中国梦，做到宣传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仅有简明有力的话语传播，即概念的界定和阐释，还要生产更多彩的文化产品，适应时代多媒体、全媒体和自媒体等全新的传播路径。同时，中国梦的话语展示中要关注日益变动、发展和日趋多元的社会现实。

在理论的承载和组建上，中国梦是有历史感的继承与创新发展并存的新的学科话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梦的母体，应当在中国梦的理论体系中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内容；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梦理论源流和现阶段理论体系的重要补充，应当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美德体系进一步地开掘和宣扬。中国梦是典型的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宏大概念，它贯通了政治、学术和日常，也重置了历史、当下和现实。研究中国梦，需要有综合思维和“元”的思维，即将复杂宏阔的现象处理好的同时，返璞归真，化繁为简，做好本质的澄清和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闹刑崃冻鲈概念和运用元理论，方能举一反三，应对变化万千的现实世界。

注释：

（1）所谓“意群”，就是概念的组合。人们根据一定的关系将相关的概念组合在一起。关系性是意群的主要特征。

（2）例如国际社会中对中国梦有正面论述的“人文情怀梦”，或“务实性的商用主义梦”等等，过于强调中国梦的文化层面或经济层面，未能脱离片面表达中国梦的窠臼。

（3）所谓超验，意为超出一切可能的经验之上，超越时间、空间等存在形式，不能用因果、属性、存在、不存在等范畴进行思考的东西。但是超验绝非神秘主义，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超验是我们使用物理世界的经验无法证明的客观使用着的纯粹理性，因为 “纯粹理性概念的客观运用任何时候都是超验的，而纯粹知性概念的客观运用按其本性任何时候都必须是内在的，因为它只是局限于可能经验之上的”。

（4）“所有科学命题都要有可证伪性，不可证伪的理论不能成为科学理论。”这是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著作《猜想与反驳》中提出的概念。波普尔认为判断理论（命题）是否科学的标准是：Falsifiability（经常被译成“可证伪性”）。

（5）例如胡鞍钢曾指出，针对现阶段中国人民的中国梦，探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命题，需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是什么。这是开创复兴之路的基础：追求复兴，必须首先准确认识何为复兴。第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怎样的前景。……它是支撑中国人民奋力前行，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能量块’、‘动力源’。第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动因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什么是历史必然、有哪些关键性的有利条件，我们对民族复兴抱有坚定信念的理由是什么，这是历史动因的相关讨论将要回答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11-30.

[2]黄仁伟.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趋势的再认识[J].求是，2014，（5）.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篇（4）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中指出要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以引导广大大学生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而发奋学习，不懈奋斗。

一、“中国梦”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义

高校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基地和平台，而校园文化则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对大学生行为思想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梦”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有利于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教育效果，激发大学生积极向上的斗志；同时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淀；增强师生间团结友善；弘扬民族精神。

（一）“中国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增强德育效果

大学阶段是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和道德观念的重要关键时期，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则被认为是全部教育的首位，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内容影响大学生，以培养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也逐步多样化，甚至出现动摇倾向。中国梦则是凝聚全国人民共同的伟大梦想，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在，是中华儿女的最强纽带，蕴涵着丰富的教育理念。以“中国梦”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大学生日常行为和生活习惯，可以增强德育实效，激发大学生在追逐个人梦想的同时，追逐中国梦。

（二）“中国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可以增强校园文化的积淀

校园文化，是以师生为主体，以育人为导向，以行为文化、环境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等为主要内容，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性文化。将“中国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包括各类学生活动、校园建筑、一花一草等等，让我们的大学生可以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直接感受到“中国梦”精神，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使自身思想境界得到提升，人文素养得以增强。从而着力推动用“中国梦”培养学生、凝聚学生、激励学生，不断培育和深化校园文化。

（三）“中国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可以促进校园和谐

和谐校园是符合教育规律和校园规律的生态系统，具有民主、科学、人文和开放四大特征。是以校园为纽带的各种教育要素全面和谐、自由协调、整体优化的育人氛围，是以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和学校发展为宗旨的整体效应。“中国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通过精神理念的渗透，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播，民族精神的弘扬，可以在提升师生自我素质的同时，促进师生关系和谐团结有爱，从而促进校园稳定和谐。

二、“中国梦”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以“中国梦”为主题开展学生活动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中指出各地各级各类学校要以五四运动、校园文艺演出、青春励志校园活动等载体，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以着力推动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学生、凝聚学生、激励学生，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在校园设施建设中，努力创造人文气息浓郁、精神文明和谐、环境优美的校园文化，使大学生在美好的校园环境中接受“中国梦”理念的鼓舞和熏陶，以确保大学生能够在舒心和温暖的校园里学习、生活和成长。

通过各种校园文化主题活动来渗透“中国梦”主题思想。正如《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所指出的组织开展“放飞梦想 励志青春”青春励志电影展播、青春励志书籍推荐、青春励志歌曲传唱等活动；组织开展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的校园文明风采竞赛活动；以“同铸复兴路 共圆中国梦”校园文艺汇演等。通过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的开展，将“中国梦”这一主题思想以轻松活泼的形式深入融入到每一位学生心中。

（二）通过课堂教学宣扬“中国梦”主题思想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对学生进行马克思注意理论教育教学的重任。作为思想品德教师，要引领学生走进中国梦，就要结合新的时代背景运用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让中国梦内化于学生心中，使中国梦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动力，使学生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力拼搏。只有把“中国梦”主题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通过思政教师在学生课堂上大力宣扬“中国梦”，科学合理解读“中国梦”，才能增强学生对“中国梦”的认知和自觉认同并践行。

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堂教学中，通过系统阐述和分析，让学生明白“中国梦”是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进而让学生们明确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道路，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和立场，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科学解读“中国梦”，促进大学生不断追梦，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境界。

（三）利用各种载体将“中国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

校园文化是某一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精神环境，包括校园景观、建筑设计、绿化美化形态，当然也包括学校的校风、学风、传统和人际关系。健康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篇（5）

关键词：梦境 创作

中图分类号：B84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一.引言

梦是人的欲望的想象性实现，是人的理想追求的乌托邦。在人类对于梦的文字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以前，对原始人而言，他们认为梦与他们所相信的神的世界有着联系，梦来自神灵的启示。古人有云“南人不梦马，北人不梦船”之说，原始人由于认识的局限，将梦理解为鬼神的活动，是鬼神在人睡眠时与人沟通，传达天意，指点迷津。在我国殷商文化中的卜卦占梦，认为梦具有神性，人们都是为神所管理。在《圣经》里面也有关于约瑟为埃及法老解梦的故事，这都说明古代人对梦的重视。自古至今，人类对梦的探索从未停止过。人类对梦的研究和探索涉及许多领域，通过了解许多与梦有关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古代人类的心态、追求和思维方式。人类对于梦的探索也反映了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

二.梦的含义

梦是一个虚幻而又现实的世界，说到梦的虚幻，大部分人会想到梦中的奇妙，但却一个幻象。说它真实，梦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们不能否认梦中的一切。

亚里士多德认为：“梦不是神的产物，而是清醒时大脑的思维。

佛洛伊德认为：“梦是人们对睡眠中的刺激的反映方式，是人们窥探心灵之窗，揭露人们种种无法实现的愿望的途径。

《墨子.经上》为下定义说：“梦，卧而以为然也。”又说：“卧，知无知也。”什么叫“知无知”呢？毕沅注道：“卧而梦，似知也，而不可为知。”梦中仿佛有所见、有所闻，实际上并无知觉。

Domhoff等人则认为，梦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思考活动，是人民的一种特殊经历，这种“经历”非常真实，要运用各种感官来体验，尤其是视觉和听觉的运用，梦是对睡眠状态下认知体验的回忆，并将回忆报告出来。

做梦时大脑皮层的大部分处于抑制状态，只是一些孤立兴奋点在活动，这些兴奋点之间缺乏逻辑联系，这就构成了梦的荒诞性。但梦绝不仅仅是睡眠的副产品，也不完全是无稽虚妄的东西，它是人的睡眠处于浅层状态时的产物，是可以在清醒状态下描述出来的一种睡眠状态下的脑部活动，它是人的睡眠处于浅层状态时的产物，是可以在清醒状态下描述出来的一种睡眠状态下的脑部活动，它是现实生活的特殊继续，是现实生活的畸形反映，是人类精神追求的特殊载体，是人的欲望的想象性实现，是人的理想追求的乌托邦，是睡眠中的一种心理活动，它会影响到人民在清醒时的情绪。因此，梦是一种很复杂的精神现象和生理现象。

三.有关梦的理论

1.中国古代哲学家有关梦的理论

中国的哲学家早就指明梦是一种心理活动。《荀子・解蔽》说：“心，卧则梦，偷则自行，使之则谋。”杨注：“言人心有所思，寝则必梦，偷则必放纵，役用则必谋虚。”把做梦、任情驰骋想象和思想考虑并提为心理活动的三种类型，在神灵迷信和梦兆观念盛行的时代里，这些观点的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周礼・春官・占梦》提出“六梦”的概念：“一曰正梦（无所感动，平安自梦），二曰噩梦（谓惊愕而梦），三曰思梦（觉时所思念之而梦），四曰寤梦（觉时道之而梦），五曰喜梦（喜悦而梦），六曰惧梦（恐惧而梦）。”这六梦之分，都是对梦现象作了心理分析的结果。

2.弗洛伊德有关梦的理论

在西方对梦进行体统研究并且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首推弗洛伊德有关梦的理论。佛洛依德认为，梦是人愿望的达成或者满足，是通向潜意识的捷径，是一种清醒转头的精神活动的延续，梦的组成元素不只是一些表象，他们是一些真正的是在的精神体验。在佛洛依德的《梦的解析》指出梦是潜意识的字我表现，潜意识被压在人的心灵的最深处，但它很活跃。他把梦分为显梦和隐梦，显梦是梦境本身，隐梦是无意识的欲望，释梦就是通过显梦来解释隐梦含义的过程。佛洛依德强调梦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一部分，是来自潜意识。

3.荣格有关梦的理论

荣格是佛洛依德的学生，但是跟他的老师佛洛依德的理论有分歧。他的理论为丰富和加深人们对于心灵世界的人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荣格认为，梦是自然的产物，梦是幻想的、形象的、华丽的、复杂的、难以捉摸的、缺乏逻辑的。梦是潜意识所应用的一种原始的、象征性的表达方式。荣格特别强调，梦指向过去但也指向未来的属性，梦传给我们人类，又是我们所应遵循的向导。荣格重视梦的系列分析，他认为“梦是持续不断的。甚至清醒的时候也在做梦，只不过是在清醒的时候，意识的呼声如此之大，梦的低语便被淹没无闻罢了”。因此，他认为，梦的个别人洗意义不大，而梦者在一段时间内的梦的系列，则可以提供一个连贯的人格画面，可以通过对某些反复出现的主题的揭示，使梦着心灵的主要倾向得以显露。

四、梦与文学

佛教典籍《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段经文，当年王日休注释“如梦”为：“其言如梦者，谓当时认以为有，觉则悟其为无也。”即使这样，梦作为客观现实世界在睡眠中漫无规则的幻化，毕竟和悠悠往事有着质的不同。但是文学创作不等同于哲学研究，对于作者来说，多点浪漫的梦的意念，可在很大程度东航，丰富他的笔底，没话他的文字，诗化她的篇章。

往事被当做梦来激发作者的创作热忱，是梦的奥妙之处；反之，把梦中诗一般的美妙景象，作为创作内容来写，则是梦的莫大功劳。梦中有所见，有思维，有悟想，有现实生活中无法碰上的美的意境和感受。从梦中获得创作的灵感，以梦境作为创作的素材，从而在梦中激发创作涟漪，进而写出无与伦比的美妙篇章，这类垂范后世的文苑韵事，从古到今，几乎代不绝书，足见梦对文学创作所起的影响，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当年东坡居士《仇池笔记》卷下有《梦韩魏公》一则，道：“夜梦登令江楼，月色如银，韩魏公跨鹤来，曰：被命同列剧曹，故来相报。他日北归中原，当不久也。”文字简短明快，并且隐隐之中梦主人还认为其梦有着不久“北归中原”的暗示，真是件有趣的事。

梦境是无限的，飘忽的，作者正是抓住这种无限飘忽的梦境，把自己的感情抒发出来。

五、总结

人类对于梦的探索从古代占卜梦预测未来到用实验方法研究梦，创造各种梦的理论和书籍已有四千余年历史。人类对梦的研究和探索，涉及文学领域。文学是人的心声，其源头一直追溯到人的意识。作家有的从梦中获悉灵感，有的在梦中完成自己的作品。作家在作品中会不自觉的暴露自己，他们的无意识连他们自己也不曾察觉到的精神生活。

参考文献

[1] 佛洛伊德 《梦的解析》[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 洪丕谟 《梦与生活》[M]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3] 霍尔・ 荣格 《心理学入门》[M]三联书店，1987.

[4] 刘文英和曹田玉 《梦与中国文化》[M] 人民出版社

[5] 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梦书》中华书局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篇（6）

一、“中国梦”现象及其引发的问题

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正式提出“中国梦”，引起了社会各界阶层广泛关注。他说：“再过45年，就是2001年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加要大变。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他还说到，“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在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以实现主体职业梦的《职来职往》、音乐梦的《中国好声音》、才艺梦的《中国达人秀》等电视节目潮水般兴起，其间达人秀连续三季打破中国电视综艺节目收视纪录，足以说明语言社团对梦想的关注。

值得指出的是，人们钟爱梦想，而主体在实现人生目标过程中对理想身份的复制和模仿的言语行为，亦是一种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行为，我们称之为“身份仿拟”行为（范心恒等，2013）。那么中国人为实现“中国梦”，应该模仿和复制怎样的言语行为，该行为属性应该怎样定位？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中国梦的“身份仿拟”行为做出思考，具体回答三个问题：第一，“身份仿拟”与模因的关系；第二，基于模因论的视角，怎样定义中国梦这种模因语用现象；第三，中国梦这种模因的行为属性。

二、模因论相关视角回顾

1.模因与模因论

模因（meme）就是以文化基因复制为主的文化（thought gene）传播方式，通过复制、表达、修复，完成人类文化思想繁衍。自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倡导者Richard Dawkins（1976）仿照基因（gene）而提出meme（何自然先生译为“模因”（2005））一词以来，模因概念、模因现象及模因研究法（memetic approach）便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兴趣。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基于达尔文进化论观点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模因论（memetics），这些成果对文化基因在思想终端的表现方式和规律展开了描述（何自然，何雪琳2003；何自然2005，2008；陈林霞，何自然2006；谢超群，何自然2007；Richard Brodie2011），亦有学者从仿拟、双关、谐音的传统修辞视角对这种言语行为进行类似研究和认知阐释（徐国珍2006；黄缅2007；牛保义2009），还有将模因与翻译领域结合而展开了该理论的应用研究（Andrew C.1997）。总之，从内在结构来说完成了文字、言语行为模因（verbal meme）语义的描述研究，从行为结构之外对动因机制进行了物质层面的分析，如Robert Aunger（2002）提出的“生物电荷说”（the electric meme），认为模因是我们大脑某个节点的一种电荷模式，这种电荷以比细菌繁殖还要快千万倍的速度在大脑之间相互传递。

2.模因研究之不足

模因理论已经对语言内在结构的模仿和复制进行了语义描述，但是它忽视了结构外因社会因素“身份”引起的思想和文化复制现象，致使该理论无法解释因身份仿拟引起的言语行为范畴。比如说为了实现中国梦，语言社团开展的各类仿拟行为其实就是模因行为，当外敌入侵、山河破碎、政治腐败之时，先贤顾炎武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的言语行为；在乱世之间奋笔写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言语行为；梁启超在遥遥坠落的晚请时出“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体不断以“醍醐灌顶”之志士身份推动了中国梦的内涵和外延意义，这难道不是中国梦的模因在前赴后继地复制和传播，这些身份的复制难道不是模因现象？

三、中国梦现象的模因论解释

1.中国梦

据吴建民（2006）、乐黛云（2007）和凌淑红（2008）研究所言：与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财富、积累财富为核心的“美国梦”相比，和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的文明”的“欧洲梦”相比，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梦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现代化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具有“新中国精神”的新中国，并具备自己的知识生产体系”。紧扣国际化的视野，坚决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既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他人。

2.中国梦现象是“身份仿拟”式的模因现象

中国梦是身份仿拟现象。身份仿拟是海内外华人言语社团在实现上述“和平”“独立知识生产体系”“新精神”梦想的过程中，通过模仿、复制认同度偏高的身份而产生的言语行为，是复制会话结构外的身份的模因行为，亦是一种社会活动，所以“中国梦”是“身份仿拟”式的模因现象。

3.模因视角研究中国梦“身份仿拟”行为定位的必要性

中国梦的载体是以言语社团为主的主体，其在实现该梦想的过程中，主体会对认同度高的身份进行模仿和复制，由此产生的言语行为属于模因论解释的范畴，所以具有复制性。

中国梦“身份仿拟”行为一方面涉及言语特点，具备话语所需的话语性和适切条件；一方面涉及言语行为，应该具备目的、社会特性。中国梦从另一个维度使这种仿拟行为具备民族的、地域性的、最终国际化的特性。

四、中国梦“身份仿拟”行为属性

1.复制性

中国梦“身份仿拟”是模仿和复制身份认同度高的言语行为。当主体被问到梦想是什么的时候，一般言及的社会认同度高的身份所具备的物质或者精神层面的追求，这便是中国梦的体现。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小时候，有一次由父亲背着看科考。考官看小孩精灵，问：你来干什么？答：考试。考官奇之，随口半戏半考道：为何子骑父当马？蔡锷应道：只因父望子成龙。这个故事模仿马和龙的身份，复制和描述了中国梦中“出人头地，或是不甘屈居人后，而光宗耀祖”的传统思想。

2.民族性

中国梦是一个民族精神凝聚的象征。传统的梦想应是和平（人与自然和世界的关系）、和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个人身心内外的关系）的梦，“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在新时代的大格局中，“中国梦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现代化的新中国，一个具有‘新中国精神’的新中国”（乐黛云 2007），这种民族精神是世代积淀而成的。那么，中国梦整个民族“身份仿拟”行为应该是复制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言语行为，亦是海内外华人共有的精神。

3.地域性

中国梦由中国各个地域内典型的思想文化所构建，即使其社团主体搬迁、移民之后，其思想文化体系依然具备典型的地域性和独立性。中国各个地区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比如台湾与福建文化同脉共祖，至今许多共同的文化要素依然紧紧地联系着海峡两岸的人们。“身份仿拟”行为在这两个地区应该有近似和相同的地方。

4.国际性

正如同志所说，中国在21世纪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怎样贡献，是中国梦“身份仿拟”行为面临思考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只有保持国际步伐的思维认知模式，方能完成这个伟大使命。

5.目的性

中国梦“身份仿拟”行为是具有语用目的的行为，其目的就是实现心中的梦想，其“身份仿拟”是为目的而采用或呈现的具体措施。

6.话语性

中国梦“身份仿拟”最终表现为社会活动中的言语行为，具有话语性。所谓话语性，就是在一定话语社团中话语类型的建构者和接受者之间借助语言，组织话语，进行交际的属性。社会活动中，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构建连贯的语篇等，都需要借助于语言，其间中国梦文化思想在传递过程中主体的“身份仿拟”行为就是话语性的行为。（李美霞 2010）

7.适切性

要成功的实施某一种言语行为，必须满足适切的条件。中国梦“身份仿拟”行为作为一种话语行为，这个适切性条件与言语行为条件一样，必须满足先决条件、真诚条件和基本内容条件（J.L.Austin 1962）。

五、结束语

中国梦“身份仿拟”行为属性研究引入了身份复制和模仿的观点，形成了“复制性”“民族性”“地域性”“国际性”“目的性”以及“话语性”“适切性”的行为范畴。将言语行为与具体语域交叉研究，有利于形成文化思想传播规律新的路径。

传统的模因理论仅关注会话结构的表现形式，而忽略了结构外由主体身份因素引起的修辞现象，中国梦“身份仿拟”的言语模因行为探究了中国梦在思想文化中身份仿拟行为的维度。这些维度一旦得到认识，将为修辞教育、外语教学、社会个体思政管理提供新的视角，形成言语行为理论与社会语用更广泛的结合与运用。

参考文献：

[1]范心恒，刘绍忠，刘铁凤.模因视域下“身份仿拟”行为本质特征论[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3，（5）.

[2]范心恒，刘绍忠，刘铁凤.语言模因视域下“身份仿拟”行为方式论[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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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黄缅.谐音仿拟的认知机理-谐音仿拟研究的新进路[J].外语教学，2007，（4）.

[14]牛褒义，席留生.仿拟构式生成的认知语用学解释[J].现代外语，2009，（2）.

[15]谢朝群，何自然.语言模因说略[J].现代外语，2007，（2）.

[16]徐国珍.仿拟行为的认知结构及认知过程[J].语言研究， 2006，（1）.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篇（7）

研究方向：中国外交、欧洲一体化与中欧关系、公共外交、国际关系理论。

主要著作：《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超越均势：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等。

摘要 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在本体论上坚持和谐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强调共同演化，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类关怀与大国担当。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完全可以发展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相通。这是中国梦与美国梦并行不悖发展的理论写照。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必须不断挖掘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制度韧性，抓住时代本质，创造性地夯实其理论基础――和合共生。

关键词 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梦 美国梦 和合共生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时代命题

自2012年5月3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以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一再被高调推出并不断发酵。这是中方继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后又一重要国际思维创新。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切实认识到，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

新型大国关系主要针对中美关系。不仅要防止中美之间由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①带来的硬冲突，也要防止中美间的三大“软冲突”：

其一，世俗与宗教的社会对立。中国崛起，是人类历史上唯一非宗教国家的崛起，不以西化为目标，这在基督教国家中引发“中国”泛滥于世，本质上即围绕中国是否为他者、另类而展开。美国是建立在“山巅之城”信念下的新教国家，也是当今宗教化色彩最浓厚的西方大国，如何接受一个世俗国家的崛起，事关美国的立国之本。

其二，伟大复兴与决不屈居第二的对立。秉承天定命运论、美国例外论，美国扩张为全球性霸权。有人认为，中国崛起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挑战了美国绝不做老二的信念。中美关系的真正挑战是中美之间的身份冲突，即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绝不肯屈居第二的信念间能否找到中间地带，或者相互调适，形成新的身份认同。

其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国的崛起，是唯一既要复兴古老文明，又要复兴“西方另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崛起。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中国崛起事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之最终兴衰，并集中体现为对“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检验。美国有传统，反对共产党人的公有制和无神论。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美国给新中国贴上了“共产党中国”标签。如今，美国人要重新定位中国。

一个相当普遍的预测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超过美国，这增加了中美之间需要认真理顺彼此关系，防止战略误读误判的紧迫感。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因此成为一个时代命题。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三重超越

针对中美间存在的三大软冲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三重超越：

首先是超越“文明冲突”。中美是东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代表，能否打造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关系到能否超越历史上的文明冲突陷阱。中国是非宗教国家、文明型国家，而美国传统上是基督教国家，共和党美国人更是具有强烈的宗教意识，秉持“山巅之城”、“自由灯塔”理念，很难从理念上认可中国。不过，由于共和党在美国不接地气、思想僵化，可能较长时期执政，这为充分展示美国制度韧性和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与中国携手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超越零和博弈，也就是要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在其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没有国际权威统治他国的世界里，大国一律损人利己，追逐权力，并成为支配性国家，在此过程中大国间必然产生冲突，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作为本书的结论，作者认为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威胁。②其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非大国扩张，而是文明复兴、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的有机统一，理念上的“互利共赢”不会挑战“美国例外论”。中国外交一直强调不冲突、不对抗，主张客观理性看待中美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

最后，超越意识形态对抗，也就是超越冷战模式。中美在21世纪无论打热战还是冷战都难以想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超越历史上的这两种硬、软对抗模式，实现包容共存、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致力于建立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意识形态看待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美方的积极回应。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要实现中国梦―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

中国已宣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否意味着对美国梦构成挑战，甚至排斥美国梦的实现，抵消其影响，使其黯然失色？这是美国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国梦，就其性质而言是包容梦，通过实现中国梦来实现世界梦，不仅不妨碍美国梦的实现，甚至会帮助实现美国梦。就其内涵而言，中国梦也与美国梦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主席强调，中国梦鼓励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这与美国梦的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毋庸讳言，中国梦与美国梦是不同国情下，不同发展阶段的梦想，区别是自然的。但是挖掘其共通性，将有利于促进中美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致力于建设面向未来、对21世纪负责任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梦是包容梦，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决定的，也是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体现。包容性崛起的三大支柱是实现文化、体制与环境的三包容：

其一，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战略文化。为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知识与权力不匹配的问题，我们必须倡导文明的兼收并蓄，强调中国梦也是世界梦，发展包容西方的战略文化。包容西方，并非意味着锁定改革的方向，而是相互学习、借鉴，实现共同发展、和谐发展与包容发展。

其二，统筹兼顾的包容性战略体制。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在全球化时代，内政与外交日益不可分。为此，外交应超越内政制约，超越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二分法，建构统筹内政―外交、权力―价值、利我―利他的包容性战略体制。

其三，宽松和谐的包容性战略环境。要建构包容性战略环境关键是超越现代化的赶超思维，确认中美关系的战略地位，厘清中美关系的历史意义与全局意义。夸大自身实力、看低美国实力会酿成历史的悲剧。

为了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需解决中国与美国的利益矛盾、权力竞争、责任纠纷与价值冲突，具体内涵包括：

首先，利益共赢。中美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有效、战后国际秩序和平可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诸多共同利益，相互贸易投资、网络安全与亚太秩序等方面也存在大量共同关切或共同责任。这是中美利益共赢的基础。

其次，权力共生。中美不仅利益而且权力高度相互依存，因此指望打造排斥对方的权力架构或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都是不现实的。在亚太地区，完全可能出现中国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不以牺牲美国利益为代价的情况。

再次，责任共担。中美在打击海盗、跨国犯罪、维和、减灾防灾、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太空安全等问题上共担责任，肩负共同大国义务。在探索建立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良性互动模式上担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最后，价值共享。抛开两国意识形态分歧，认真梳理中美价值观，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的设想，可以找到不少共享、共通之处。近日，主席在加州与奥巴马总统庄园会晤时就强调，中国梦与美国梦有诸多共通之处。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理论――从理论自信到理论自觉

笔者在近著《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中提出，“坚信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中国，当以文明自觉探寻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以文明自信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崛起的道统，不仅在于复兴传统中华文明，同时在于开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合理继承人类现代文明，而且在于实现中欧‘文明G2’、从而合法继承西方文明，更在于合目的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实现‘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身份的三位一体”。③

美国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因此，与美国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也是包容现代人类文明的过程。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从理论自信到理论自觉的切实迈进。

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已经难以解释由于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全球化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新时代，必须实现超越。④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这种理论超越提供了紧迫感。

2012年国际关系协会（ISA）设立大会专题“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为我们的理论自信做了很好的注脚。中国文化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理论贡献，又是我们理论自觉的重要来源。从世界观上，新型大国关系超越了西方无政府状态的假定，倡导关系主义与和谐世界理念；从方法论上，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式思维，倡导合作共赢理念。

中国外交更直接对新型大国关系做出了实践贡献，概括起来有：

相互尊重：定调新型大国关系风格。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相互尊重，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双方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善于抓住“同”，把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正确对待“异”，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合作共赢：规范新型大国关系性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以及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对国际社会肩负着特殊使命，这就要求双方以互利合作为核心，妥善处理突发事件和管控危机，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从而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努力形成利益与命运共同体。

对于如何通过合作共赢规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性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有其独到认识。他指出，中美双方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迫切的是要在三个领域有所行动：第一要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新的安全架构。在美国重返亚洲、中国逐渐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及亚洲各国的关系，成为一个全新的课题。第二要在军事领域实现突破。新型大国关系最核心的内涵是双方和平共处，不发生军事冲突，而目前大国关系中军事关系严重滞后于政治和经济关系，如何突破这个瓶颈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第三是要寻求在新的领域开展合作，比如网络安全、全球治理等，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果在这些方面中美不率先垂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就无从谈起。⑤

平等互信：夯实新型大国关系基础。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秉承平等理念，相互信任。美国方面开始引用中国领导人的表态：太平洋和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应能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并不断承诺，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继续和平发展；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不仅对中国有利，对美国、对世界也有利。美国希望同中国保持强有力的合作关系，做平等的伙伴。这些都有利于增进中美战略互信。为增进中美平等互信，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基础，主席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建议，把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会晤的做法机制化，用好现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沟通机制；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⑥

包容互鉴：提升新型大国关系层次。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厚植友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要积极推进两国社会各界交流交往，让更多人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参与者、支持者。“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举行，就是希望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

总之，新型大国关系理论，超越了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在本体论上坚持和谐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强调共同演化，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类关怀与大国担当。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完全可以发展成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相通。这是中国梦与美国梦并行不悖发展的理论写照。实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包容性发展，必须不断挖掘中国文化底蕴与美国制度韧性，抓住时代本质，创造性地夯实其理论基础――和合共生。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价值理念，代表了全球化时代我们对人类命运的共同价值追求。“合”是中国人交往的理念，以合作精神，避免空间上、心理上和制度上的对抗，超越“文明的冲突”。“共生”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以牺牲美国的领导角色为代价，并且通过相互建构身份与认同，帮助美国适应新时代，找到新的领导角色。在权力，包括领导权上，中美完全可能找到共生之道。这既是中美之福，也是世界之福。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从人类需要文艺复兴的文明高度对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做了深入阐释：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的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⑦

按照这一逻辑，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捉襟见肘之时，我们需要新型的大国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不仅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实践，也必将创新国际关系理论，拓展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认识。

注释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言说，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最终变得不可避免，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即在现实中，两个大国的战略判断与感情好恶的致命结合，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导致健康的竞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敌对，甚至更糟。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王义桅：《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22页。

王义桅：《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袁鹏：“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思考”，《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篇（8）

“中国梦”是于2012年11月29日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的，他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受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中国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线。每一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都要切实肩负起育人使命，坚持师德为先，以高尚师德、人格魅力、学识风范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使学生都要把个人梦想和“中国梦”紧密融合在一起，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努力成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才。

一、“中国梦”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

“当代大学生正处在实现“中国梦”最年富力强的年代，是践行“中国梦”的重要动力和生力军，是实现“中国梦”的可靠力量和主体力量。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拥有崇高理想信念，积极投身“中国梦”实践中，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第一，“中国梦”实现的本质要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相统一。“中国梦”作为全民族的梦想，要求全社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理想信念教育。

第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梦”实现中承担相应的价值目标和历史使命。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明确理想信念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理想信念是大学生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要将“中国梦”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着力点”，不断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将“中国梦”与大学生个人信念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断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在“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

二、“中国梦”视阈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遴选原则

（一）坚持理论教育与体验式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理论教育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常用的教学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在大学生中开展“中国梦”的主题教育，同样需要理论教育。当然，在理论教育的过程中要结合大学生关注的思想理论热点问题，重点解读“中国梦”的历史底蕴和时代内涵，突出宣讲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和前进方向，注重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感性意识更强的当代大学生来说，在“中国梦”的宣讲教育中，不能只采取理论教育的方式，还需要采取体验式教育的方法，要让学生在体验中自觉地将“中国梦”一点一滴地渗透进思想中，在体验中真正感受“中国梦”是实实在在的，是与自身息息相关的。

（二）坚持主体性与发展性相结合的原则

坚持主体性原则，就是在教育中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改变教师与学生之间“主体―客体”的关系为“主体―主体”关系，让学生主动融入“中国梦”的建设中，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这样容易使学生产生内心感动，发自内心地把个人理想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相结合。同时，还要坚持发展性原则，就是在鼓励大学生参与“中国梦”实践的同时，不断促进学生发展，并帮助学生确立个人目标，而且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并能够实现目标。

三、“中国梦”视阈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

在大学生中开展“中国梦”主题教育，需要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紧扣“中国梦”的时代内涵，通过课堂教学、校内宣传媒介、校园文化、社会实践、树立典型等途径展开教育，不断增强“中国梦”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引导他们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而发奋学习，不懈奋斗。

（一）利用课堂教学的主平台，加强“中国梦”的时代内涵教育

在高校开展“中国梦”的教育过程中，要利用好课堂教学的主平台，发挥主阵地作用。首先，在教学内容上，一方面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详细讲解“中国梦”的历史底蕴和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又要结合专业课程有意识地渗透“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和保障体系，让大学生自觉加强专业学习，为投入“中国梦”的实践积累知识，从而使对“中国梦”的宣传教育无处不在。其次，根据当代大学生个性鲜明、自我意识强、思维开阔的特点，应改变以往居高临下的“说教式”教学，而是采取互动交流的“参与式”教学，转变教师与学生的主客体关系，调动大学生对“中国梦”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利用校内各种媒介，加强“中国梦”的宣传教育

在大学生中开展“中国梦”的宣传教育，应该充分利用校内各种媒介，加强校园舆论宣传。要利用好校园网、微博、QQ群、校报、校内广播电台、宣传橱窗、海报栏等宣传阵地，广泛开展“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一方面，通过校报、海报、宣传手册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宣传，形象生动地展示“中国梦”是真实的梦，让大学生在观看中国成就展的过程中受到熏陶和感染；另一方面，通过校园网、微博、微信、博客、QQ群等引导大学生就“中国梦”开展广泛的学习讨论，增强大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深化大学生对“中国梦”的理解。

总之，校内各种媒介的充分利用，可以将有针对性的“中国梦”相关信息加以设计，变枯燥为生动，变显性教育为隐性教育，使学生沉浸在良好的舆论氛围中，自觉接受相关“中国梦”的信息，从而受到熏陶和感染，达到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三）利用校园文化平台，大力推进“中国梦”主题校园文化建设

在高校大学生中开展“中国梦”教育，要利用好校园文化平台，大力推进“中国梦”主题校园文化建设。首先，要将“中国梦”的时代内涵展现在校园网、校园海报、宣传橱窗、宣传横幅中，利用丰富详实的图片资料和优美的文字表述，通过健康的信息传递，提升校园文化品质，提升大学生对“中国梦”的认同感。其次，推进“中国梦”主题校园文化建设，需要加强校风、学风、班风建设。良好的校风、学风、班风，是使大学生将对“中国梦”的学习转化为自觉行动的保证。

总的来说，在大学生中开展“中国梦”主题教育，就是要让大学生在学习中坚定信仰；在活动中升华理想；在实践中勇担责任。（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以“中国梦”凝聚中国社会正能量（2013-01-14）

[2]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4-10-15.

[3]高斐.社会主义核心价价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刍议[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2）

[4]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2013-03-18）[2013-03-22].

[5]吕品，李晓月，刘文光.浅议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高校德育新模式[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8）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篇（9）

在美学与德国哲学的洗礼下，王国维将西方的思想融入到对《红楼梦》的探究中，它突破了传统的美学观与文学观，接受了叔本华、康德等人的“游戏说”，王国维认为“美在自身，而不在其外”，这种文学观念突出了文学的审美特性。《红楼梦评论》中所阐述的文学观是一种新的思想与价值取向，它开辟了独立的文学批评，因此，它在文学界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二 《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美学

王国维生活在文化融合、裂变和冲突的时代，因此，王国维将中国哲学作为基础，将西方哲学作为辅助，将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融会贯通。对《红楼梦》悲剧美学的阐释和发现，指的是将叔本华的悲剧美学观点转变为自身的文艺思想，将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相结合，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相结合。《红楼梦评论》将庄子和老子的哲学作为基础，阐释了痛苦的本源，又以佛家的思想解释了如何解除痛苦，使人生超脱。在王国维的思想之中，传统的伦理思想和宗教观念具有很重要的位置，有着浓厚的学术功底和学术兴趣，在融合了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之后，将西方思想作为立足点，创作了《红楼梦评论》。

悲剧艺术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代，并且在当时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悲剧作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意识来源于西方的悲剧理论，并在其思想的影响下突破了传统的文学观与美学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第一章就明确指出欲望是生活的本质，而人生之所以痛苦，就是来源欲望的满足与否。由此可见，王国维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悲剧的演化。作为西方的悲剧家，叔本华认为，人在意志的驱动下不断产生欲望，这些都为《红楼梦评论》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依据。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体现了人生的悲剧色彩，并且文中的人物也蕴含着个体生命的悲剧。王国维在《红楼梦》中看到了充满深刻的悲剧思想，并站在与传统乐天思想相背离的高度上，对该文学作品进行评价，这些都在无形中表现了王国维独到的文学素养与审美眼光。悲剧来源于哲学，将人的本质作为最本质的问题，是人对自我意识的发掘，哲学的归宿和出发点是人，悲剧的归宿和出发点也是人，《红楼梦》将人作为描写的目的，是其悲剧理论的重要基础和内容。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认识到，生命和人世都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红楼梦》通过优美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人世的巨大痛苦，展示了人们通过减少生活的欲望而获得的解脱。但在实际生活的过程中，解脱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觉察自身的痛苦；第二，观察别人的痛苦。例如，贾宝玉的解脱就是一种悲壮和悲剧的解脱，将生活作为立足点，将悲剧的苦痛作为基础，最终成就人世的解脱，正是《红楼梦》这部作品伟大的原因。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悲剧美学的主要来源，并且对《红楼梦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之所以为悲剧，主要就是其文中塑造了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并且认为《红楼梦》的结局就是悲剧人物在经过漫长的痛苦挣扎后最终放弃了生活的欲望，从而在精神世界上得到了解脱。《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目睹了大观园中的生命走向痛苦与绝望，并深刻感受到个体在悲剧命运中的渺小，最终他在悲剧性的人生中寻找到解脱的方式，放弃了世俗的享乐与美好。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只有没有了欲望才能真正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故而，他认为贾宝玉最终真正走上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在西方悲剧理论与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深刻揭示了富有悲剧色彩的悲剧美学。但是，由于叔本华是唯心主义的代表，所以王国维的悲剧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应从西方哲学悲剧思想的角度客观评价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中，悲剧主要被划分为三种，其中一种的悲剧是由于命运的不幸造成的，另一种是由于他人的陷害造成的，还有一种就是由于人物的相互差异而造成的，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也深刻揭示了这个观点。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的悲剧也体现在这三点，但是，他觉得《红楼梦》悲剧中最后一种最感人。在《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中，更大的悲剧体现宝黛之间的爱情，由于人物性格以及命运的不同，黛玉与宝玉最终都走向了悲剧的结局，他们在痛苦的挣扎过后，终于找到了解脱各自痛苦的方式。王国维正是看到了别人忽视的悲剧性，以悲剧的角度对《红楼梦》的评价做了新的诠释。由此可见，王国维的《红楼梦评价》对中国的传统悲剧模式来讲是一种新的突破，对中国悲剧美学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王国维认为，悲剧能够将真善美相结合，在没有建立完善的美学历史的前提之下，使用美学理论对悲剧进行审查，在深层次上对人类进行研究。通过对悲剧的了解，使民族避免浅薄而带来的危害，虽然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悲剧美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消极意识，但是转变以往中国悲剧的开展模式，对中国悲剧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为悲剧美学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使用艺术审美的方式对痛苦进行逃离和忘却，王国维反对以文载道的思想，重视在文艺中存在着的独立价值，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传统的意识。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甚至于整个大家族的兴衰，都是由于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产生的，是因为人内在的问题，在通过痛苦的经历之后得到解脱，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西方的悲剧思想相融合。在使用悲剧理论的过程中，王国维从小说无功利的、人性的和艺术的角度出发，避免了外部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干扰，将人作为本体进行结构和剖析，对人性进行道德评价，通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悲剧的固有性和深刻性进行揭示，让读者有振聋发聩的感受。王国维的美学和哲学观点，正是对人生的关怀，对人生意义和人的问题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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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的悲剧意识突破了传统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的精神世界内一切始于悲者，他认为，传统的喜剧美学没有真正正视现实的弱点。因此，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揭示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崇尚，由于中国人不喜欢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须要通过喜剧的结局呈现出来，而中国的作家正是抓住了人们的这一心理特征，所以，小说往往是呈现完美的结局。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深刻批判了传统文学的某种狭隘、庸俗的观念，为了真正地体现人性的真、善、美，王国维觉得有必要宣扬悲剧的存在价值，王国维从人性的角度描绘了人生本质的痛，同时深入探讨了悲剧中善的伦理价值。所以，在王国维眼中，悲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同时也呈现了人生的价值取向。因此，在王国维的思维意识中，悲剧是人性真、善、美三者的有效结合，并在关于美学的探讨上有着重要价值。

三 《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

1 表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上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他对人生的内涵做了新的诠释：“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王国维认为，人们由于无法满足欲望，必然会产生对生活的痛苦，这些虽都是暂时的，但是欲望一旦满足后，将会产生对生的厌倦。所以，生活、痛苦、欲望三者无法超越，最终构成了悲剧。在王国维的眼中，文学不仅在于表面上这种生活、痛苦、欲望的结合，同时也蕴含着要从悲剧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他认为“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在王国维的思想意识中，对于人物的描写都离不开痛苦与解脱的纠结，因此，要想与欲望作斗争，就要学会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悲观主义与美学思想的探讨上。由此可见，王国维是站在美学的角度上，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审视《红楼梦》中的人物，并且深刻揭示了个体生命所呈现的悲剧命运，这种新的观念对作品本身而言也是一种突破与创新，不仅扭转了传统的悲剧模式，同时也对中国悲剧的探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2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在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他的悲剧思想打破了传统的乐观意识，这不仅唤醒了民众的悲剧意识，同时也促使人们在生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在德国美学思想的影响下，王国维的悲剧说、游戏说都冲击了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并且与原有的文学观有着明显的区别。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中描写了人在痛苦中的解脱，如文中的贾宝玉身上所折射出的就是在封建社会中痛苦挣扎的影子，最终摆脱了对世俗的束缚。同时，王国维还认为《桃花扇》与《红楼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表现了世人厌世，想要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但他认为，《红楼梦》中的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而《桃花扇》中的解脱非真正的解脱，由此可见，王国维将《桃花扇》与《红楼梦》进行对比，实质上就是将文学与人生、国民、历史、政治等问题的结合，并且在生活中反映出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在《红楼梦》中的个体生命中，贾宝玉与林黛玉是代表独立与自由的典型形象，处于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为了追求生命的价值，他们毅然选择了对个体自由的向往，但是，最后在命运的压迫下，他们只好放弃了最初的追求，选择了解脱的道路。由此可见，《红楼梦评论》的学术价值也体现在文学艺术的独立与自由上。

3 突出地表现在文学观与美学观的转变上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131-03

本文从自己的收藏之中，选取了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吴世昌分别就《俞平伯论》、《红楼梦探源》出版事宜给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的两封信，并且简要地作了一些评介，希望能够对研究20世纪的红学史有所帮助。

一、俞平伯关于《俞平伯论》的一封信

俞平伯于1985年6月27日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邓韶玉写了一封信。书信的全文照录如下：

韶玉同志：前付一书，寄你府上，后未见复，不知收到否？我的说《红》旧稿编辑如何？希将目录见赐。未知何时能付印？均希示知。以京中社科院文学所将于明年一月开一有关我的纪念会，如能早日编刊，于两方面亦皆有益也，匆布不尽，即候

撰祺

俞平伯

八五.六.二七

在通信地址面上除了收信人寄信人姓名地址之外，俞平伯还加了一句：“邦叟主人前致意不另平”。

俞平伯（1900—1990）是中国一位大师级的著名学者、作家、诗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红楼梦》研究著称于世，与胡适并列为“新红学派”的创始人。1921年11月，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建立了以“自叙传”为核心的新红学体系。1927年8月，胡适购得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脂砚斋恰恰通过大量的批语，证实了胡适的全部学说，由此奠定了胡适学说在《红楼梦》研究中的绝对权威。俞平伯在新红学研究中的代表作，是他在1922年2月至7月之间写成的《辨》一书。在新红学研究领域中，他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通过对《红楼梦》的艺术分析，使得自传说具体化与形象化了。在50年代初，俞平伯又将《红楼梦辨》修订成《研究》出版。谁知到了1954年，他突然因此而遭到莫名其妙的横祸，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批判运动的斗争对象，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屈辱。一直到了198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当时的院长胡绳在致词中才正式表示，1954年对俞平伯先生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大约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计划推出新红学代表性人物的论红著述全集。到了1988年，《胡适研究论述全编》、《俞平伯论》等书陆续出版，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其中，《俞平伯论》分为上下两册，收集了俞平伯从1921年的《与顾颉刚讨论的通信》到1978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为止60余年之间撰写的红学研究论著，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研究《红楼梦》的主要学术成就。

在《红楼梦》的研究当中，俞平伯与胡适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新红学派的研究特色，在于注重考证著者的生平与作品的版本，并擅长于把《红楼梦》当作历史甚至家史来研读，俞平伯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认为，在所有知名的新红学家当中，只有俞平伯把《红楼梦》当成小说而不是历史进行研究的部分成果，最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与推敲。随着时间的推移，俞平伯甚至出现与胡适学说分道扬镳的若干迹象。他在1978—1979年之间撰写晚年代表作《乐知儿语说红楼》时，研究《红楼梦》的思路、观点及其方法，都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他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而且全新的学术观点，即“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1]。到了1985年，俞平伯在《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一文之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道：“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2]。当然，由此不可避免将会引出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自己否定自己60余年来研究《红楼梦》的许多重要成果。所以，俞平伯的晚年是相当痛苦的，十分矛盾的，犹豫不决的。他致邓韶玉的这封信，恰恰比较充分地反映出他的这种复杂心态。俞平伯一方面已经在认真地反思新红学的根本缺陷，另一方面他也还是很珍惜自己研究《红楼梦》的心血结晶。他欣然同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的论红全集，而且还十分关注编辑的进展情况，特别希望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之前印出（尽管最后未能如愿以偿），都充分说明了他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过多的争议，俞平伯并没有把《乐知儿语说红楼》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入《俞平伯论》之中，而是把它作为遗作交给他的外孙韦柰保存。

然而，俞平伯毕竟是一位十分诚实、正直、善良并且杰出的大学者，个人的荣辱远远比不上探究真相更加重要，所以他不断地思考着、追求着。据韦柰回忆，到了1990年6月中旬以后，在俞平伯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那些天，他一会儿要我把‘脂评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他在若有所思之中，突然之间恍然大悟，似乎明白了点什么，感到可能发现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最后俞平伯终于拿起笔来，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样震撼人心的话语：“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以辞达”[3]。

俞平伯所思考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新红学研究的生死存亡。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阳健、曲沐、克非、吴国柱、陈林等一批学者，沿着俞平伯已有的思路，针对《红楼梦》的脂批本，提出了全面系统而且十分有力的质疑，掀起了一场20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大讨论。特别是欧阳健在他集大成之作《还原脂砚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里，通过大量的事实分析论证，似乎是令人震惊地揭穿了脂砚斋作伪的本质，从而说明只有程甲本《红楼梦》才是真本才是正本。而中国红学界的主流派，对于这批学者的惊人观点，要么置之不理，视而不见；要么乱骂乱批一通。到目前为止，反对者一直缺少正面的、理性的客观的分析，特别缺少有针对性的有充分根据的一条一条地反驳有关的质疑的理论。由于事关重大，为了中国的《红楼梦》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希望这场大讨论能够全面系统深入地展开，通过互相之间的有力辩驳，最终讨论出一个让绝大多数红学爱好者接受的结果。

二、吴世昌关于《红楼梦探源》的一封信

吴世昌于1962年3月24日从英国给中华书局写了一封信。书信的全文照录如下：

三月五日来示今早收到，至谢。

承询拙著“红楼梦探原”，自去年起已着手写中文本，在暑期前写完前二卷。但在暑假中收到自香港友人寄来的胡适旧藏十六回残本（即所谓的‘甲戌本’）的影印本，其中脂评与俞平伯先生所编印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略有出入。我从前写英文本时完全根据俞氏“辑评”，在‘脚注’中页数也指“辑评”，因此中文本须据影印本加以修改。同时，对于胡适在影印本序言中若干荒谬论点，尤其关于该抄本的底本年代方面，需要驳斥。因此进行较缓。此外，自英文本刊布后，有国际间许多对此书有兴趣的学者来信讨论，及各国期刊的书评，有些意见很好，有些是错误的。在中文本中也要考虑，以免引起疑问或误解。

承告国内各方面向贵局询问此书，使我感到愧惭，未能及早赶出。也使我十分感激同志们对此书的关心，鞭策我加紧努力。我现在准备暑假中全家回国，希望在最近两个月内努力赶写，以便回国前寄上。

此致

敬礼

吴世昌上三月廿四日，1962

请注意我的新地址：

17 BARDWELL COVRT， Oxford， England

吴世昌（1908—1986）是中国一位以词学和红学研究知名的学者。1947年吴世昌远赴英国，担任牛津大学高级讲师。1962年回到中国，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61年，吴世昌在牛津大学出版了英文著作《红楼梦探源》。一共五卷二十章，391页，历时三年写成。内容分为抄本探源、评者探源、作者探源、本书探源、续书探源五个部分，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要特色。因此，该书一出版即受关注。特别是吴世昌在1961年12月写成的《我怎样写》一文，在《新华月报》1962年6月号上发表以后，中国的红学研究工作者已经知道《红楼梦探源》一书在国外出版的讯息。

吴世昌致中华书局的这封信，是对中华书局当年3月5日来信的回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说明《红楼梦探源》由作者自译的部分，中文本与英文本有所不同、略有增删的原因，就是依据胡适1961年影印出版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重新再作了一些校订，与此同时又批驳了胡适在影印本前言中的若干学术观点，还有就是参考了英文版出版后读者与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作了若干修改补充；二是说明当时中华书局就十分关注《红楼梦探源》一书，一直在与吴世昌联系商量《红楼梦探源》中文版的出版问题。下面分别围绕着《红楼梦探源》的价值问题与出版问题，再进行一些比较具体的分析探讨。

首先，关于《红楼梦探源》的价值问题。1921年11月，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建立了以“自叙传”为核心的新红学体系。1927年8月，胡适购得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脂砚斋恰恰通过大量的批语，证实了胡适的全部学说，由此奠定了胡适学说在《红楼梦》研究中的绝对权威。新红学派的研究特色，在于注重考证著者的生平与作品的版本。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不但是他本人研究《红楼梦》的代表作，而且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起，成为继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之后，20世纪所谓“新红学”前期另外几部代表性的著作。与其他几部著述不同的是，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是一部地道的英文著作，从而第一次在国际学术界直接地展示了新红学的研究成果。

翻开《红楼梦探源》一书，我们发现，在《红楼梦》几个重要抄本的年代、曹雪芹的生卒年等不少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吴世昌的确有着自己较为独到的见解，但是他的整个思路、方法与观点，毫无疑问地仍然沿着胡适的研究模式。可有意思的是，吴世昌却在《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版里，对胡适进行了多方严厉的批判与挖苦，甚至根本不承认胡适的研究在新红学体系中的开创意义与奠基作用，而是硬把王国维拉进来作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众所周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红学研究史上的确十分重要，但他做的毕竟是文学评论文章，与新红学的路数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更有些过分的事情是，胡适在1928年撰写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曾经说道：“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4]，本来是指围绕新月书店成立所作的各种宣传，吴世昌把这句话抓住紧紧不放，故意歪曲这句话的意思，硬把它说成是1927年新月书店原来准备出版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结果甲戌本却被胡适出了重价买下留在身边成为“枕中鸿宝”[5]，以至于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当时无法出版。这就距离事实真相太远了。说出这种有些昧着良心的话，不能不反映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与中国文化人的某些特色。

其次，关于《红楼梦探源》的出版问题。在“”结束以后，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外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该书收录了吴世昌除了《红楼梦探源》之外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其中包括《我怎样写》一文。而由吴世昌本人以及孙郁根、曹莉共同翻译为中文版的《红楼梦探源》一书，一直等到了1996年，才收入《罗音室学术论著》第四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这是《红楼梦探源》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版。《红楼梦探源》的英文本不分上下篇，而中文本则分为上下篇，因为上篇系著者自译，并有增删；下篇由他人翻译，其中第十一章至十六章的译者是孙郁根，第十七章后半至二十章的译者是曹莉。全书的章节题目均由著者所定。

《罗音室学术论著》第四卷的“编后”在谈到决定收入《红楼梦探源》时说道：“正在考虑请人翻译时，忽然发现了先生自译前半部书的手稿，从纸张分析，似写于回国前后；经与原书查对，内容有不少增补和修正（如原第六章第四节扩为一章等）。这发现使我们惊喜，随即请清华大学外语系两位青年教师曹莉、孙郁根翻译后半部，与先生自译稿合璧，以飨读者”[5]。由此可见，编者似乎并不知道中华书局早在1962年3月就曾经向吴世昌约过《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版，而吴世昌当时还曾很有信心地表示，再有两个月即可赶译出来交稿。换句话说，《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稿预计在1962年5月即可译写完毕。

有意思的是，直到“”爆发，《红楼梦探源》也没能由中华书局出版。当年中华书局先是向吴世昌约了稿，结果却又未能将《红楼梦探源》一书出版的原因，由于目前缺乏第一手的档案材料，我们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估计主要是因为吴世昌边修改边翻译进度比较慢，加上他回国之后又根据最新掌握的材料，忙着撰写了一些新的红学论文，从而耗费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他很可能在回国之后，就没有再进行《红楼梦探源》一书的翻译工作。另外，还可能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有点关系。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大灾难，使得当局在政治上的控制不得不放松一点。一大批高质量的文史新著旧籍，恰恰都是趁着在这一个空档出版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情况略为好转，官方也就不断地加紧了政治上的控制。所以，六十年代初期一度出现的比较宽松自由的学术文化环境，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可能是由于中华书局没有再催促，吴世昌也就没有再进行《红楼梦探源》的翻译工作，最后导致《红楼梦探源》一书只由他本人翻译了一半。

参考文献：

[1]俞平伯.从“开宗明义”来看《红楼梦》的二元论[C]//俞平伯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37.

[2]俞平伯.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J].文史知识，1885，（8）.

关于中国梦的论文篇（11）

1.境外主要媒体持续、重点关注。据统计，2012年11月底至2013年5月底，外媒围绕“中国梦”的英文报道有110篇左右，中文报道300余篇。① 特别是在参观《复兴之路》后的12月初和全国人大闭幕后的3月中下旬，以及博鳌论坛期间这三个时间节点，形成相对集中的报道热潮。美欧主要英文媒体及其中文网站，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和港台地区主要华文媒体，均参与了报道。

2.报道基调整体较为客观积极，但也出现误解和歪曲。在报道评论中，外媒大都客观转引了在不同场合围绕“中国梦”作出的具体阐释。普遍认可提出“中国梦”对凝聚和振奋民心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梦”的表述通俗易懂，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的自信、从容；推测“中国梦”将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施政纲领。但也有不少媒体称，“中国梦”的内涵还不够清晰，其实现面临很大挑战。还有少数媒体炒作“中国梦”会导致“民族主义的加剧”及“外交政策的强硬”。此外，境外媒体也出现明显的泛化解读现象，将缺水、雾霾等发展问题与“中国梦”相关联。

3.驻华记者和海外中国问题专家成为主要关注力量。初步统计，境外有关“中国梦”的中、英文报道和评论中，约80%的作者是驻华记者或者海外中国问题专家。② 这些人长期关注中国话题，甚至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对中国政治层面出现的新变化反应较为敏感。

相比较而言，海外普通民众对“中国梦”的接触和了解还比较少，在澳大利亚、拉美和中东等地区，社会精英群体对“中国梦”的了解同样也不是很多。

4.中外及不同地区间媒体在关注重点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关注重点方面，国内媒体多关注领导人对“中国梦”的重要阐述，对宣传贯彻“中国梦”的要求，以及“中国梦”的内涵、价值、实现道路、美好前景等；境外媒体则重点关注“中国梦”面临的挑战和实现前景，以及对主要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

境外不同地区间也存在差异：美国媒体重点关注“中国梦”是否会影响亚洲秩序并替代“美国梦”；日韩等周边国家媒体重点关注“中国梦”与“民族主义”、与“强军梦”的关系；东南亚地区的媒体较为关注“中国梦”的实现前景及对自身影响。

二、关注角度和主要观点

外媒对“中国梦”的关注点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实质和内涵、国内意义和价值、国际影响、与“美国梦”的差异、面临的主要挑战等。外界对上述每个方面的认识都存有争议，褒贬叠加。代表性观点有：

推测“中国梦”将成为新领导集体施政纲领。德国《法兰克福汇报》3月19日刊文认为，“关于‘中国梦’的提法将成为的核心理念之一”。《印度时报》3月19日也认为，“‘中国梦’理念将付诸政策，而不会只是政治口号。”

相信“中国梦”能够激励和振奋民众。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7日评论称，“将民族复兴、‘中国梦’定为凝聚中国人心的新口号、新愿景，这确实找到建立共识的最大公约数。”香港《南华早报》3月9日评论称，“全中国人民的心都为的‘中国梦’所打动。”英国《经济学人》5月4日刊文称，“在很多场合提及‘中国梦’，显露出共产党在获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依然在争取赢得民心。”

指出“中国梦”以改善民生为导向值得学习。俄罗斯《晨报》3月13日评论称，“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目标就是实现‘中国梦’，这一梦想具体体现在提高社会福利、保障国家安全、保持经济发展上。所有中国人都将从这一梦想中受益，而这些也会成为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基础。”肯尼亚经济事务研究所执行主任奥维诺说，“中国梦”将改善人民福祉作为优先考虑，这是值得学习的新发展模式。

为实现“中国梦”提出一些建议。新加坡《联合早报》连续刊文认为，要实现“中国梦”，必须正视收入不公问题，必须有无畏的行动，要克服中国意识危机。美国CNN网站4月16日提出，在华外国人也是“中国梦”实现的重要条件。新加坡《海峡时报》5月11日建议，“中国梦”应更具备人性化和包容性。

比较“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差异。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2月5日载文称，“‘美国梦’强调的是个人致富和成功，而‘中国梦’是一种集体承诺。”香港《南华早报》网站3月14日载文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哲学传统不同。新加坡《海峡时报》5月11日认为，双方实现相同目标的方式大相径庭，“‘美国梦’可以被认为是自下而上的方式，‘中国梦’应被视为自上而下的方式”。

评论外界对“中国梦”解读过程中出现的混乱情况。香港《南华早报》3月25日发表专栏文章称，“‘中国梦’已经在激起太多期盼的同时引发一些人的恐惧。”美国詹姆士敦基金会网站4月25日载文称，“‘中国梦’已经被视为‘时代’的一个主要口号。然而，由于‘中国梦’包罗万象的内涵，大家陷入了激烈的争论。”

提醒“中国梦”在对外传播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2月5日说，“应当致力帮助外部世界了解究竟什么是‘中国梦’。只有这样，‘中国梦’才能得到中国的邻国和国际社会的理解和祝福。”新加坡《海峡时报》5月11日建议，“‘中国梦’应被明确表达为：所有中国人都能获得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伟大繁荣。”

三、几点建议

对外阐释好“中国梦”，就是对外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就是对外描述未来中国的发展愿景。针对外界的认知偏差，提出以下几点工作建议：

1.阐释好“中国梦”的价值内涵。应明确告诉世界：（1）“中国梦”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内生性的，“中国梦”不是对“美国梦”的模仿；（2）“中国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景和发展方向的最新概括和提炼；（3）“中国梦”不仅是“强国梦”，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它符合世界历史潮流和人类发展方向，能更好地满足普通人的发展需要；（4）“中国梦”是开放的、包容的，“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外国人也可以拥有并实现他们的“中国梦”；（5）“中国梦”不会走西方殖民主义的老路，而是要走出一条与世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新路；（6）“中国梦”的最终实现是世界的新希望和新机遇，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丰富和发展。

2.讲好承载“中国梦”的“中国故事”。淡化概念传播，多讲故事。以“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为指南，利用“中国梦”主体的广泛性，通过不同地区、领域、职业和社会层级的个体中国人的梦想及圆梦的故事，以“小故事”、“真故事”，折射出“国家梦”、“民族梦”的主题。多推出一些国际主流舆论和民意所接纳的“中国梦”践行者，也可挖掘一些普通外国人在中国实现“中国梦”的素材，用“讲故事”的方式对“中国梦”进行生动、有效传播。

3.重点研究表达“中国梦”的中国话语和叙事方式。当前外界对“中国梦”的了解还处于初步阶段，尚未从精英群体走向大众。我们自己对“中国梦”的深化认识和对外传播也需要一个过程，对网民重视还不够，对受众还缺乏了解。有必要针对当前外界出现的误解误读，以及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关注差异，组织相关部门和新闻传播、国际问题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加强对“中国梦”对外传播重点、受众群体和传播策略的研究，尽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形成理论共识，并尽快形成一套简明易懂、符合对外传播要求的内容、故事和话语，全面、适度、立体地对外传播。

4.及时应对外界对“中国梦”的错误解读。对外界而言，“中国梦”的内容还不够清晰，目标不够形象，未来实现步骤缺少清晰论述。加之当前国内学界、媒体对“中国梦”纷繁复杂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外界准确理解“中国梦”的难度。一些固守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人则担心“中国梦”会在价值观层面对其产生威胁，便极力丑化“中国梦”。鉴此，要及时主动地做好回应，以免“中国梦”成为“中国”的新话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