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保险论文大全11篇

人身保险论文篇（1）

一、人身保险的意义

人身保险的创立，可以追溯到18世纪。巴比伦的士兵出外打仗，兵凶战危，大家都不知道能否活着回来，所以出征前，每人都放下一些金钱，组成一个基金，那些不幸战死沙场的家属便可在这个赔偿基金中得到保障。时至今日，人身保险早已扩及社会各类人员。参加保险，能使人们在遭遇疾病或意外伤害时获得一定的赔偿，做到损失承担社会化，从而免除个人的后顾之忧。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的价值和意外风险的防范，保险意识大为增强，人身保险制度也日趋完善，已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项制度保障。

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保险标的的人寿保险业是国际保险业以至金融业的资产巨子。但在国际寿险业蓬勃发展时期，中国还在计划经济禁锢之中。到1982年，我国才恢复人寿保险业务。1992年，美国友邦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我国第一家商业性的保险公司中国平安公司也正式成立。1993年，美国友邦首度将个人寿险营销引入上海市场，1994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在深圳和上海拉开了民族寿险个人营销的序幕。因此，直到1994年，我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寿保险业。经过短短两年多的市场挖掘，我国人寿保险市场呈现高速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寿险市场的规范，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二、人身保险合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思考

人身保险的基本形式是由保险人和投保人订立人身保险合同来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人身保险的普遍推广和运用，保险人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和每一个投保人逐一协商合同内容，因而各国的保险合同基本上都是一种定式合同，即由保险人预先拟定合同条款，供相对人选择，相对人只有接受与否的权利，而无增删修改的自由。实践中，有的保险人往往以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而忽视相对人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规范和不公平的现象，打击了投保人的积极性，不利于新兴的人身保险业的发展。

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是，投保人交付首期保险费后，在保险人正式承保或签发保险单之前，被保险人出了险，保险人是否应承担赔付保险金额的责任？去年下半年发生在深圳的一起人身保险案纠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投保人购买某保险公司20万人寿保险及20万附加人身意外伤害险，在交付部分保险费及体检合格后、保险人签发保险单之前，不幸遇害身亡，保险人以合同未成立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一审判决原告败诉。该案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和探讨。表面上看，保险合同的确未成立。因《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

问题是：第一，保险合同究竟是要式合同还是非要式合同？根据《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投保人与保险人就保险合同的内容达成一致，合同即可成立，未有其他任何要求。我国过去多数保险法著作中都认为保险合同是一种要式合同，即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保险合同方可成立，其依据是1982年施行的《经济合同法》第25条的规定：“财产保险合同，采用保险单或者保险凭证的形式签订。”但1993年修改的《经济合同法》已将该条修改为：“财产保险合同，由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后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可见，保险法第12条与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的规定是一致的。

保险合同为非要式合同，其意义在于只要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就保险条款达成一致合同即告成立。保险人即应按照约定承担保险责任，而无论是否签发了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如果一定要求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后合同才能成立，那么在双方就保险与保险条款达成一致后，而签单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将不承担保险责任，这样显然不利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①

第二，保险合同既为非要式合同，那么保险人之承诺表示是否为保险人之承诺？依民法之规定，人在被人授权范围内之活动，其后果由被人承受。保险法第124条也规定：“保险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现在某保险公司一味强调投保人死亡在前，保险人承保在后，完全否认了人的承诺效力。但是在死无对证的情形下，并不能排除人急于做成保险而大包大揽，向投保人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特别是在体检已经合格的情况下。人向投保人出具以保险人名义签发的保费暂收收据，足以使投保人相信其有签约之权。那么在人没有取得授权而又未明确告知投保人的情况下，其作出的意思表示应构成表见，保险公司仍应承担责任。

第三，交付保险费究竟是合同成立的条件还是合同生效的条件，抑或合同成立后应履行的义务？《保险法》第13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第56条第1款又规定（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于合同成立后，可以向保险人一次支付全部保险费，也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此两条清楚表明交付保险费决非合同成立的前提条件，而是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应履行的义务。在人身保险实务中，按照惯例，投保人必须在合同规定的起保日之前，履行交付保险费或首期保险费的义务，否则合同不能生效。②所以，交付保险费应是合同成立后的义务，同时也是人身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但在本案中，却是投保人交费在先，保险人承保在后，在这段时间差中恰好出了险，保险人仅以合同尚未成立而推卸责任，理由尚嫌不足。因为合同成立前，并无交付保险费的义务。理论上讲，投保人可以不交，也可以预交。问题是，多数保险公司包括本案保险人，在实践中一律是要求投保人预交保险费，并称是国际惯例，否则不予承保。这样极易使人感到不解，保险费已经交了，合同怎么还未成立呢？但保险人的这种要求并未体现在有关的合同条款中，显然是操作上的违规。例如，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平安长寿保险合同条款》第4条规定：“本公司对保险单应负的责任，自本公司同意承保并且投保人交纳第一期保险费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由该条不难看出，投保人交纳第一期保险费的时间应是在保险人同意承保的同时或之后，而非同意承保之前。但保险营销中的操作却并非如此，其目的无非是想藉此防止投保人反悔变卦或选择其他保险人，使到手的生意又泡汤。在保险惯例上，是可以于投保时先收费，同理，人寿保险人在习惯上多以投保的投保申请日为保险合同的开始日期，以弥补投保人在时间上的的损失。③也即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可以溯及保费交付之时。例如，在美国寿险实务上有于收受保险费、出具暂保收据时约明：意外死亡及伤残保险部分，于保险费交付之日即应发生效力；自然死亡部分，须至被保险人接受体检后经判认为“可承保之危险”，始溯及保险费交付之日发生效力。④怎么可以收费讲国际惯例，承担责任却不讲国际惯例呢？

第四，保险人的承诺有无时间限制？投保申请为要约，依据合同原理，保险人对于要约并无作出意思表示的义务。如经过相当期间不为承诺表示者，原要约即失去拘束力。但此仅为原则。在投保人已预付保险费之情形下，保险人如不及时作出承诺，对投保人显然不利。台湾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在保险业发展初期，寿险业于收受投保申请和保险费后常采取一种观望政策，迟迟不签发保险单；在观望期间，如被保险人平安无事，保险人便将保险合同溯及保险费交付时发生效力，得以收受保险费而不负任何风险；若被保险人身故，即坚持在保险单作成前，保险合同尚未成立，将保险费退还，以推卸其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寿险业这种做法，不仅严重影响其自身信誉，也倍受社会各界指责。因而台湾于1975年修正保险法施行细则时规定，“人寿保险于同意承保前，得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之金额，保险人应负之保险责任，以保险人同意承保时，溯自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金额时开始。”那么保险人究竟应于何时承诺，过去颇多争议。若无限制，保险人就有可能采取如上所述的“观望”政策。因而台湾财政部特发函指示：“人寿保险于同意承保前，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应于预收保险费后五日内为同意承保与否之表示，逾期未为表示者，即视为承诺。”台湾的这些规定和作法不失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之重要举措，值得我们借鉴。

三、人身保险合同效力之规范

当事人之订立合同都有一定的目的，合同便是当事人各方的合意，但该合意只有在不违反法律的要求时才能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的目的只有在不与法律创设合同制度的目的相抵触时才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人身保险合同作为一种定式合同，在外表上仍符合合同自由原则，但实质上已违背合同正义的要求。例如，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强迫另一方接受某种不公平的条件。定式合同的使用既无法避免，其效力即应加以规范，因而如何规范人身保险这类定式合同，就成了现代合同法和保险法的一大课题。1995年颁布施行的《保险法》标志着我国保险业进入法制化时期。1996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保险人暂行规定》，并从5月1日起实行。这是自1993年美国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引入寿险营销机制以来，人民银行对保险人的首次全面的规范管理。7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保险管理暂行规定》，这一系列规范措施大大促进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但由于《合同法》尚未出台，《保险法》对合同的规定仍显原则，不够具体，操作上有困难，许多保险人各行其是，按照自己的惯例制定各种有利于保险人的保险条款。或者违规操作，导致纠纷不断，也有损保险业的声誉，因此，规范人身保险合同的效力，应从立法、司法及保险实务等多方面入手。

立法上，应尽快制订《保险法实施细则》等配套法规，明确合同的成立与合同生效各有何条件及其法律效果如何。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本是两个概念，但在人身保险实务中，却非常混乱。常见的有两种情形：一为投保人于投保之时交付首期保险费，收到暂保收据，收据载明一经保险人办妥承保手续并送达保单，合同生效。这种情形下，合同未生效之前，保险人发现被保险人不符合承保的条件，保险人则中止办理相应手续或收回尚未送达的保单。其实质是把送达保单当成合同成立的条件，这并不符合《保险法》的规定。另一种情形是，除非日后发现投保时被保险人不适于承保，只要完成投保手续，缴付首期保险费取得暂保收据，合同就生效。⑤为避免保险人任意采用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作法，《保险法实施细则》应明确规定保险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特别是在投保人于投保时交付首期保险费情形下，合同效力是否应溯及交付保险费之日。

《保险法实施细则》还应对保险人的承诺时间作必要的限制。虽然按合同的一般原理，受要约人并无承诺要约的义务，但在保险人先收取投保人保险费的情形下，如不对保险人的承诺作限制，无偿占用投保人资金不说，还会使保险人采取“观望”政策，迟迟不予承保，这对投保人极为不利。因此，借鉴国外立法和实务，《保险法实施细则》可规定保险人得于一定期间内为承诺的意思表示，否则投保人对于保险人意思表示之迟延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这个一定期间可以是一周或两周，过短，保险人来不及操作；过长，则不利于投保人。

司法上，人民法院或仲载机关应根据公平、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来审查纠纷，比较和衡量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特别是处于弱者地位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就上述例子而言，美国保险实务存在这样的规则：（1）保险人由于其行为或意思表示，使投保人深信保险合同业已生效者，法院通常援引禁止抗辩原则，禁止保险人否认合同的存在。（2）德克萨斯等五州法院认为保险人之收受要保申请书及第一期保险费后，其继续保留保险费及不于相当期间为拒绝表示的行为，即足以构成承诺，使保险契约生效。⑥其共同点是，充分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由于保险合同是定式合同，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意思，保险合同所用术语也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而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所谓“不利解释”原则，即在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有争议时，应当对保险合同所用文字或条款作有利于被保险人而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以示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给予救济。我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这一规定对于保护定式合同条款拟定者的相对人具有重大意义，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有赖于裁判者的自身素质、公正立场和对法律内涵的深刻理解。

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特别应注意贯彻公平、诚实信用原则。在传统民法理论上，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法律明文规定或当事人的明确约定为限，合同效力也以此内容为限度而发生。法律无规定或当事人无约定的事项，对合同当事人不具约束力。随着各国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及其在实务上的广泛适用，判例和学说上提出了“附随义务”理论。附随义务，指法律无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也无明确约定，但为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并依社会一般交易观念，当事人应负担的义务。⑦附随义务的理论发源于德国，并为各国判例及学说接受。它主要包括注意义务、告知义务、照顾义务、忠实义务、说明义务和保护义务等。这种义务虽不可单独诉请义务人履行，但如其违反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也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实践中，有的保险人或营销员在收取投保人保险费后，怕其反悔，常谎称不可退保，有的则任意夸大保险责任范围，夸大保险作用，违反了保险人应承担的告知、忠实和说明义务，损害了投保人的利益。这就有必要进一步规范保险人的行为，当其违反合同义务或附随义务时，应当向受有损害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对保险人而言，在参照国际惯例和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能只参照于自己有利的惯例来蒙蔽投保人。如前所述，人身保险惯例上，投保人通常于投保时交付首期保险费，那么依惯例，此种情形下，保险合同的生效也溯及交付保险费之日，这样才能有效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上还存在通融给付的国际惯例。所谓通融给付，并非出于合同义务，而是出于关怀与友好，同时也是保险公司树立形象、宣传自身的手段，相对于“赢了官司，丢了客户”，保险人是否值得反思呢？当然，人身保险合同的规范，也有赖于投保人正确理解保险法和保险条款的内涵，从而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

规范合同效力，其意义不止于维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都极为重要。我国人口众多，寿险市场前景远大，保险法的实施只是规范和管理我国保险市场的一个开端，还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具体的配套法规和措施。有了法律引导、规范和保障，寿险业才能生机勃勃，健康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注释：

①②卞耀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36页；第41页。

③吴勇敏：《保险法原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64页。

④施文森：《保险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86年修正7版，第113页。

人身保险论文篇（2）

以，保险法中的“自杀”应是指故意自杀，即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意愿；客观上必须实施了足以使自己死亡的行为。若当事人仅实施了足以使自己丧失生命的行为，但没有自杀的企图，也不能认定为自杀，主客观要件，缺一不可。人身保险承保各种人身风险，包括人的死亡风险。自杀虽是人的死亡事件，但其发生不同于疾病和意外伤害，不具有偶然性，是可以人为抑制的行为，因此一般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将其列为除外责任，属于“不可保危险”。

那么自杀是否应当截然地被排除在承保责任之外呢？目前，世界各国保险立法和判例有三种做法：第一种做法：自杀完全被排除在可保危险之外。第二种做法：被保险人在何种情况下自杀，保险人都要承担责任。第三种做法：对自杀作时间上的限制，即被保险人在规定的年限内自杀，列为责任免除；在规定的年限后自杀，保险公司承担给付责任。自杀条款主要表现在《保险法》中的第66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

二、新保险法修订草案与原保险法之异同

我国保险法中有许多关于被保险人死亡的条款。对此新保险法修订草案也对其作了许多的修改，例如：旧法第第64条“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1）没有指定受益人的；（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新法在第65条在作了修改“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人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1）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2）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指定受益人死亡在先，被保险人死亡在后。”新法在第65条中增加了很重要的一款“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指定受益人死亡在先，被保险人死亡在后。”旧法第65条“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新法在第66条作了修改“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关于保险法中的自杀条款，上文已阐述，主要体现在旧法第66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新的保险法修订草案在第67条作了修改“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不适用前述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保险人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以及原保险法第67条“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新保险法修订草案在第68条作了修改“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被保险人因抗拒司法机关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适用前款规定。”

三、修订草案中有关自杀条款变化的进步与缺陷

从以上对保险法中的自杀条款的前后规定的分析，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变化：（1）在用语方面，送审稿更加的严谨，具体。不少地方虽未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只是简单增加一些词语，就是法条更为明确，减少了实践中的争议。（2）法学的基本理论以及些研究成果在修改稿中体现很多。如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体现当事人的合议。将合同法的有关原理运用于保险中。

但是，虽然新保险法修订草案对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自杀条款作了修改，有关自杀条款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完全涉及，对自杀条款的规定还不够完善。

（一）精神病人的自杀

对于精神病人自杀，目前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拒赔。第二种意见是赔付。笔者认为，对于投保前，已患精神病的，保险公司可不予承保，投保人知而未告，属隐瞒，保险合同无效；若投保后才患精神病的，不论是否满一定年限（如两年）保险人都应给付保险金。目前我国保险业还不成熟，各项法律制度还不完善，投保人大多不具备专业水平，难以同保险公司抗衡。从保险法设置自杀条款的目的来看，它主要是为了预防保险中有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防止一些保险诈骗分子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而故意实施自杀行为。精神病人实施自杀行为完全属于其在患有精神病期间的无意识行为，因此毫无保险欺诈的故意可言，故对精神病人适用自杀条款是有违保险法设置该条款的立法目的的。寿险业发达的欧美国家的做法也是如此，如美国法院认为，如果被保险人无法抵制其在神志不清的状况下的冲动或由于神志不清使他无法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不能援引自杀免责。

（二）未成年人的自杀

未成年人包括未满10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已满10周岁未满18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保险实务中的一般做法是：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自杀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予以赔付。已满10周岁未满14周岁的被保险人，两年内自杀，可以考虑协议赔付。已满14周岁时，根据刑法规定，已经达到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一般适用免责条款，予以拒赔。保险法及保险法修订草案也没有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由于目前保险市场上，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承保对象的保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具有意外伤害险性质的学生平安保险，一类是具有寿险性质的少儿保险，因此，应分别对待。对于学生平安保险，应适用自杀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不予赔付死亡保险金。因为该保险属于意外伤害险性质，一年一交费，提供的保险保障主要是意外伤害保障、意外伤害医疗保障、住院医疗保障等等，不涉及自杀伤害所引起的保障，所以将自杀作为除外责任。对于少儿保险，不应适用自杀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应赔付死亡保险金。不仅对于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应包括已满10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第一，未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从心理学角度讲，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还不具备必要的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且对危害社会的行为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因此，自杀对他们应属于保险责任，无可非议。对于已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来说，认知能力和智力水平也有限，同样不能完全意识到自杀死亡后的危害和后果。即使年满14周岁，应对部分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如前所述，保险自杀免责条款的立法宗旨之一是为防止保险欺诈，未成年人谈不到为图谋保险金而自杀身亡，且人寿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被保险人遗属的利益，如果对于不是由于为图谋保险金的原因而发生的自杀一概不予给付保险金，将使未成年人之监护人既遭受精神痛苦，又遭受物质损失。所以，应从社会的角度，从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角度，对未成年人的自杀采取宽容态度，采取缩短自杀除外责任期间等中庸的解决方法；第二，少儿保险具有寿险性质，其在编制生命表时已经考虑了自杀这个因素，也就是说，投保人已经给自杀投了保，因此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是其法定的义务。

四、结语

总之，我国的保险法颁布以来，保险事业飞速发展，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这对于保障保险活动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新情况也会不断的涌现，《保险法》已在许多的方面不适应。保险法修订草案对其中的许多方面也作了修改，人身保险合同的自杀条款也作了相应的修改。但是，对自杀条款的规定还不够完善，有关自杀的其他方面规定的不够全面，这需要立法者对其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样才能使保险法更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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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论文篇（3）

20世纪90年代保险业分业经营以来，宁夏人身保险产业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发展态势，是宁夏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人身险保费收入始终占据着宁夏保险业保费收入的重要地位。2009年以前人身险保费收入约占保费总收入的70%。2010年以后人身险保费逐渐下降到了总保费收入的60%以内。2013年宁夏实现人身险保费收入41.31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57%。受财产保险中固定投资和机动车辆迅猛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人身保险保费占比有所下降，但人身保险市场仍然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二）人身保险市场主体进一步多元化

2003年宁夏只有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两家寿险公司。此后，寿险市场主体逐步增加，到2013年，宁夏共有人寿保险主体11家，分支机构194家，专业保险机构8家，兼业机构1345家。2000年以前中国人寿1家公司在宁夏人身险市场上的份额就占到了80%以上，到2012年其份额下降到了33%。过去国寿公司一家独大的经营格局已渐渐打破，形成了由国寿、平安、新华三家公司相对垄断，并与其他公司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供给主体多元化给市场带来了竞争，提高了绩效，使得宁夏人身保险产业不断发展。尽管如此，宁夏人身保险产业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依然有比较大的差距。以2012年为参考，2012年全国共有寿险公司68家，人身保险密度为750元，人身保险深度为1.96%。2012年宁夏共有寿险公司11家，人身保险密度为559元，人身保险深度为1.56%。

（三）人身保险业充分发挥了现代保险功能

伴随着宁夏区域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宁夏人身保险业取得了稳步发展，现代保险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2005年宁夏人身险赔款和给付1.63亿元。2006年人身险公司赔款和给付1.77亿元，积累寿险责任准备金和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39亿元，远远高于同期宁夏社会保险保障基金总额，寿险产品保障程度明显提高，全区商业保险人身保障程度人均2.19万元。到2010年底，宁夏保险业积累了养老和健康风险准备金100.2亿元，提供人身风险保障保险金额5111.40亿元。2012年，各类人身险赔款和给付支出6.87亿元，宁夏商业人身保险正逐步成为服务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保险为社会经济保驾护航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为有效缓解经济摩擦、支持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辅助社会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1.市场集中度分析。市场集中度是对某一行业整体市场结构集中程度的测量，以此来衡量企业数目和相对规模的差异，是决定市场结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它集中体现市场的竞争与垄断程度。最常用的市场集中度指标有行业集中度指数（CRn）和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是用来测量产业竞争性和垄断性的指标，以测算的简便性和测算结果的准确性被广泛应用。行业集中度指数CRn是衡量市场集中度最基本的指标，通常用前几位企业的生产、销售、资产或者职工人数的累计数量占整个市场的生产、销售、资产或者职工人数的比重来表示。2.产品差异化分析。尽管宁夏人身保险业取得了很快的发展，但是各个保险公司产品客观差异程度依然比较低。险种结构单一，各家公司险种同构率非常高，各家险种的条款和责任也基本大同小异，缺乏差异度竞争。寿险业务占比过高，健康险和意外险业务占比较低；在寿险业务中个人险业务占比又相对较高。保险产品从数量上看不能算少，但是受市场欢迎的产品数量并不多，有些产品多年来不受市场欢迎但也没有及时修订。其实省级分公司与市场和客户更加贴近，更加了解市场需求，但由于体制、风险控制等原因，省级保险分公司主要负责本地区的业务发展和管理，基本上不具有新险种开发的职能。人寿保险、健康保险、1年期及1年期以上的意外伤害保险等重要险种通常都是由总公司负责开发和修订，省级分公司不能擅自变更。这些分公司很难而且也没有能力针对区域特点对产品进行创新。由于保险产品的客观差异度很低，这样一来保险差异化主要体现在主观差异和服务上。在宁夏人身险市场上，各家公司在广告和宣传上强调了各自的优势和特色。中国人寿强调其历史悠久和国有身份，“相知多年，值得托付”。中国平安多在繁华市区打出高大醒目，绚丽多彩的广告。新华人寿则通过积极举办各种街区、广场的文艺和公益宣传活动让消费者了解其品牌和产品。在服务方面，由于保险产品消费特殊，一些保险业务员在投保时服务不周到，讲解不清楚，甚至是误导投保方，加上很多消费者市场经济合同意识淡薄和保险专业知识不足，对保险产品的比较和识别力弱，在投保时没有仔细了解和阅读条款，仓促签约承保，当保险事故发生后容易引发争议和误会。一些保险公司在出险前后的处理方式和服务不同，使得消费者对保险企业的认同感不同，由此而产生的市场口碑也大不相同。3.市场壁垒分析。保险行业的特殊性使得政府对于该行业市场进入的门槛都相对较高。宁夏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总量小，特别是居民收入不高等诸多因素制约着宁夏人身保险业的发展。中国保监会2013年制定并实施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市场准入管理办法》，明确了保险公司设立分支机构进入区域市场的条件及程序等相关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准入条件，但放宽了开业验收标准：保险公司注册资本为两亿元的，在其住所地以外每申请设立一家省级分公司，应当增加不少于两千万元的注册资本。注册资本在五亿元以上的，可不再增加。对于设立省级分公司还要求“上一年度及提交申请前连续两个季度偿付能力均达到充足Ⅱ类”以及“上一年度及提交申请前连续两个季度分类监管类别均不低于B类”，同时还强调分支机构的设立要考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市场环境、竞争程度等因素”。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审批等操作环节上，保险监管部门的态度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经济、法律和社会因素成为宁夏人身保险市场主体进入的主要壁垒。2012年宁夏人身保险公司累计新设机构14家。其中省级分公司1家，中心支公司4家，支公司9家。生命人寿进驻、泰康人寿设立省会周边市县展业机构、平安人寿和新华人寿两年后再次新设机构。宁夏在公司机构设置上更多关注了市场必要性。市场经济要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厂商在市场上优进劣退，吐垢纳新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通过对保险市场退出有效的引导，政府也能够逐步掌握调整市场结构、区域结构、业务结构、人才结构等方面的主动，有效防止结构调整反弹。但是由于保险业的特殊性，我国对于保险企业的退出一直遵循的是谨慎原则。近年来，宁夏按照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状态引导各保险机构根据经营管理情况和自身管控能力，合理调整保险布局，规范保险市场秩序。制定了《宁夏保险公司合规监管量化考核办法》，设计了4大类15项指标，分类并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在规范保险市场行为的同时也建立了保险市场退出机制，降低了保险机构退出的社会壁垒。

二、人身保险企业市场行为分析

（一）价格竞争行为分析

由于政府选取偿付能力和市场行为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实行费率管制。保险公司因此一直缺乏足够的自，难以自由地利用保费——保险产品的价格进行市场竞争。但是价格竞争难以避免，于是各个地区就出现了隐性的价格竞争。有些公司采取暗中回扣的方式返还保险费，更多的公司采取了节日慰问、家庭关爱、赠送礼品等方式变相降价。加上保险专业性强，条款难懂，消费者对保险认识也有限，在购买保险时对保险产品本身关注不够，仓促签约，为日后退保埋下了隐患。这样的行为最终会给保险业带来巨大风险。

（二）非价格竞争行为分析

从2003年到2013年，宁夏人身保险市场省级分公司由3家增加到了11家，分支机构增加到了194家。市场主体的增加使得非价格竞争也日益剧烈。各个公司为了扩大公司影响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纷纷在服务宣传、广告行为、社会公益和文艺活动方面加大了力度，以此来吸引消费者。特别是各家公司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赢得了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消费者的认可。在营销手段上，各家保险公司开始把广告和公益活动结合起来，加大宣传力度，使新产品尽快投入市场。在销售渠道上，利用各自资源，各种方式营销，分别获得了不同的市场份额。比如，太平洋寿险探索精英销售团队模式；中国人寿紧抓借款人意外险和学平险等团险业务；平安人寿将万能险做成特色产品，以灵活度占领市场；生命人寿开创银邮渠道万能险业务等。但是由于宁夏经济总量小，发展水平低，一些公司的小型化、区域化和分散化的特点比较明显，规模经济效益尚不显著。

三、市场绩效分析

（一）经营情况分析

“十五”期间，中国人寿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平安保险实施了产寿险分设经营。此后国家各项重大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有力地促进了宁夏人身保险业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各保险分公司的多项业务和财务经营指标均在各总公司系统内排名前列，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和较高的经营水平。2005年，宁夏寿险公司在面临较大经营压力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业务结构，减少趸交业务比重，银行保险业务开始销售期缴产品，产品结构有所改善。2009年，宁夏人寿保险公司建立了月度业务发展和结构调整动态报告制度，加大发展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产品的力度。2009年人身险续期保费占比在全国排名第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个百分点；5年期以上期缴业务标准保费同比增长32个百分点；银邮人身险业务同比增长43%。人身保险公司标准保费增长率达到21%，增速位于全国第五；保费收入同比增长37%，专业中介机构扭亏为盈，实现利润181万元。2010年，人身险公司承保费用率18.34，同比下降0.77个百分点；简单退保率4.66%，较全国平均水平低1.65个百分点；人身险新单业务中期缴保费占比52.26%，较上年提高了2.95个百分点。到2012年宁夏人身保险退保率等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个全年也未发生大规模群体性退保事件。宁夏人身保险产业在不断地调整中提高了风险控制和经营能力。

（二）承保能力分析

保费收入是保险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保费收入的增长反映保险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2005年宁夏人身险保费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实现了11.16亿元的保费收入；2008年突破20亿，实现人身险保费收入22.31亿元；2010年突破30亿，实现人身险保费收入30.83亿元；2013年突破40亿元实现人身险保费收入41.31亿元。在过去十年中，宁夏人身保险产业保费收入以平均约18%的速度增长，有些年份甚至达到36%，增长最低的年份也超过了8%。这样的增长态势在西部省份中的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从人身保险业提供的保险金额来看，2008年为2458亿元，到2010年就提高到了5111亿元，大大增强了宁夏全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宁夏人身保险产业的承保能力和保障范围在大幅提高，人身保险业务总体绩效明显。

四、结论和建议

（一）市场结构方面

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宁夏人身保险产业依然是高寡占型市场结构，保险主体间的竞争基本处在初级阶段，但从市场格局演变的趋势来看，市场集中度在逐步降低，并向低寡占型市场结构转变，产业效率也有较大的提高空间，发展态势比较良好。从普遍接受的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成功经验看，低寡占型即垄断竞争型的保险市场才是最有效率的。因此应当继续引进人身保险机构进入宁夏，以培育竞争力量，改变我国西部高度垄断的人身保险市场结构。需要强调的是在引进保险主体时，可以适当发挥政府有效干预的作用，注意引进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等有特色的专业保险公司。

（二）市场竞争方面

人身保险企业市场行为中价格竞争比较单一，以隐形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非价格竞争各有特点，但大多属于广告宣传的范畴，产品的核心差异度较小。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就是寿险费率严格管制制度。今后要加快推进寿险费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开对人身保险产品定价预定利率的限制，给保险企业以产品定价的自由权。监管部门要将监管重心转移到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上，真正做到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人身保险论文篇（4）

一、农村人身保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紧迫感

一是感觉城市业务发展还算顺利，还有保源，靠城市业务就能实现增长目标，没有必要大力发展农村业务。二是认为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保险需求不足，开展业务难度大，有畏难情绪，望而却步。三是现在农村保险市场竞争还不激烈，没有看到丢失农村保险市场的危险。

(二)对发展农村人身保险市场没有特别的政策支持

开展农村业务点多面广，营销服务部建设需投入多种费用，如：租赁费、装修费、办公费、电话费、宣传费，应付各种摊派，还有服务工作的跟进、保费的收集上缴、客户的回访、赔案的调查、赔款的支付送达等，投入大，成本高，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公司从费用角度考虑不合算，基层公司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积极性不高。

(三)农村营销员开展业务困难，绩效差、收入低，积极性受到影响

农村客户大都是低端客户，高、中端客户较少。农民的保险意识不足，展业的难度大于城市，而且件均保费很少。据资料显示，在我国大中城市寿险件均保费能达到5000元以上，有的城市超万元。小城市3000元以上，县城1000元以上，而农村只有500元左右。农村营销员是劲没少费、苦没少吃、汗没少流，但收效不大，收入很低，积极性受到影响。

(四)发展农村业务风险大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销售人员和客户的素质更加参差不齐，业务质量难以保证，利润、退保率、死亡率等考核指标完成困难。如有的地方农村的住院医疗赔付率年年都在农村人身保险业务的200%—300%以上，亏损严重，使得保险公司对该项业务望而却步。

(五)销售渠道单一

只有个人人——营销员直接分散展业一个渠道，其它渠道都不很顺畅。

(六)产品对农民的保险需求适应性差

一是普遍存在交费高的问题。如现在各家公司业务规模较大的险种，一般交费都在5000元以上，交费都高，超出了农民的交费能力。二是交费方式不灵活。农民收入的特点是春秋两季才有粮食或经济作物的收入，还有就是打工收入，一般是春节回家时，才能发到手，具有时间性。而目前各公司推出的农村人身保险产品的交费方式是定时交费，超宽限期失效。

(七)对营销员的管理办法不符合农村业务实际情况

考核标准定的太高，如严格执行，每次考核都会有20%左右的主管被降级，15%左右的营销员被解除合同。几次考核下来，营销员队伍就有垮掉的可能，所以就出现了许多地方都不敢严格考核的现象，不利于营销员队伍的管理和建设。

(八)保险服务难以到位，保险信誉低，给保险展业带来困难

由于延伸到乡镇的机构、人员、业务量都少，很少或没有配备客户服务人员和设备，致使许多对客户的服务措施，如：上门收取保费、送达保单、送赔款、帮助进行保单保全等，难以到位，使农民客户对公司服务很不满意，降低了投保的积极性。

二、开拓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的对策

(一)提高对开拓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一是要认识到开拓农村保险市场，服务三农工作是响应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的重要举措。二是发挥保险社会管理功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在国家还没有能力在农村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更应该在农村大力发展商业寿险，使广大的农民享受到保险保障，解除农民对未来不确定的人生风险的忧虑，补偿人们因人生风险损失造成的经济困难，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三是实施科学发展观，做大做强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要做到科学发展，发展战略就必须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农村已参保的人群还不到30%，已参保的保障程度也极其有限，所以说这是一个人口众多、保源潜力巨大的市场，极具开发价值。近年来农村业务所占的比重出现了逐年增加的趋势，有的地区已从占30%发展到占5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达到了70%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要开拓了农村市场，就为做大做强保险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制订规划，积极实施，梯次推进，加快农村网点建设步伐

一是成立时间长、农村网点多的公司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农村网点建设规划。规划制订要遵循：“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积极实施、梯次推进”的原则，既不搞脱离实际的一阵风、一窝蜂、一刀切，盲目大上，也要有积极的态度和明显的效果。二是在时间要求上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三是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河南林州、安徽六安、甘肃酒泉的经验很值得在全国推广，可通过各种方式推广他们的经验，使他们的经验在全国遍地开花。四是坚持标准，梯次推进。要成熟一个建设一个，逐年分批，梯次推进。乡镇营销服务部建设要遵循“选到一个好主管，建立一种好机制，费用核算不亏损，后续服务跟得上”的原则。选一个好主管这条很重要，对主管的选择要慎重，可在营销员或正式员工中公开招聘，优中选优。总之，一定要选到合适人选。建立一种好机制，就是要建立营销服务部的行政、晨会、业务、收入分配等各项制度，坚持体现绩优多得的佣金分配制度，绩优晋升制度。费用核算不亏损是指在上级公司加大费用投入后或建设营销服务部一、二年后能不亏损就可以。后续服务跟得上是指不能一哄而上，否则，会使人力、物力、财力都跟不上，应适量梯次发展，使各项服务措施都能基本到达新建营销服务部、营销员和农民客户。

(三)拓宽销售渠道

在以营销员为主销售分散型业务的同时，寻求其他的销售渠道。一是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争取他们支持。如与计生、教育、卫生、农机、交通、公安交警、安全等部门合作，开办计生系列，学生、农村合作医疗，农业机械手、驾乘人员、旅客、民营企业人员等人身意外、医疗、养老等保险。二是利用各种社会组织开展业务。如：民营企业家协会，各种自发组织起来的农作物、经济作物、种养殖业的产供销协会。三是发挥已有的兼业渠道。如利用信用社、邮政网点、各种银行在农村的机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四是利用村干部、农村信贷员、农村医生、电工等联系农民群众紧密，又有一定文化，接受保险理念快，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优势，让他们经培训后寿险业务。

(四)改进寿险产品设计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现在农民亟需的就是医疗、养老和意外类保险产品。在产品的改造和设计时要根据农村普遍交费能力低的实际情况，遵循“较低缴费、保障适度、手续简便、风险易控”的原则设计保险条款及费率。人身意外险的交费以不超过40元为宜，养老、医疗、理财类险种每份以不超过500元为宜，保障程度以精算数据为依据，适度保障。手续的设计要尽量简便快捷，不体检。风险控制采用加长观察期，医疗类保险采用病种赔付型和住院补贴型保障，不用费用报销的补偿办法，以规避造假骗赔风险。

(五)改革人管理办法

一是降低考核标准，严格进行考核。除基准考核值不要设定得太高外，对解除合同的标准，主管职级维持的保费、保单件数、续期保费完成比率、下辖人员、甚至下辖团队数量的标准都要降低。有的公司做过探索，单降低基准考核值、保单件数、保费、人员数量这几项，仍会出现大量主管维持不住职级需降级的情况。所以也必须降低下辖团队数量的要求。在降低标准的情况下严格进行考核，这样才能发挥基本法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二是考核时间限制要放宽。根据农村两季收入及打工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保费收入具有时间性，按月、按季考核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要延长考核的时间限制，改为半年或年度考核。

(六)强化推动措施

一是组织推动。各总公司都要设立农村业务部，省市公司也要设立农村业务工作机构，县区可实行县城和农村分片管理。从组织上保证农村业务发展。二是目标考核推动。把农村业务列入各级公司年度目标进行管理考核，以引起各级对农村业务的重视。三是选好突破口，强力推动。1.“新农合”是国家在农村为农民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保障项目，现在还未完全确定经办模式。河南新乡、江苏江阴的“政府主导推动，商业保险管理，医疗机构服务，卫生部门监督”的模式，虽然保险公司增加了工作量，费用上也相对紧张，但对保险公司的信誉和其他业务的带动作用，已显示出巨大的好处。2.农村干部养老险。过去有的公司已开办了一些，现在就有许多农村干部正在领取每月几十元的养老金。虽然钱不多，但在农村每月能有如此的固定收入也是令很多人羡慕的。而且农村干部的投保资金筹集相对也容易些。3.农民工保险。农民工数量巨大，且长期在城市打工，接触新事物快、保险意识相对强，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因此要先从农民工人手做工作，见效相对较快。4.农村中收入高的人。选择收入高的人做工作，对打开缺口相对容易些。5.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及其职工。6.失地农民的保险工作。

(七)做好保险服务工作，提高保险信誉

人身保险论文篇（5）

一、关于质押的一般法律理论

（一）权利质押的概念

质押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转移其财产的占有给债权人作为债权担保，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质权人有权以出质财产的价值优先受偿。权利质押是质押的一种形式，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拥有的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或者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移交给债权人占有，将该权利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将该权利兑现或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优先实现自己的债权。这里所说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出质人，债权人为质权人，债权人享有的优先受偿的权利为质权，移交的权利为质物。可以作为质物的权利包括汇票、支票、债券、存款单、仓库、提单；依法可以转让的股份、股票；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和依法可以质押的其他权利。

（二）权利质押合同的订立和生效

设立权利质押，出质人和质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以依法可以转让的股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证券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应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三）权利质押的效力

1.权利质押对质权人的效力

（1）质权人有权占有和留置权利凭证。

（2）除质押合同另有约定外，质权人有权收取质物所生的孳息。

（3）质权人享有费用偿还请求权。质权人对于因保管质物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享有偿还请求权。

（4）质权人享有实现质权的权利。

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直接收取作为质押标的的债权或者兑现质押标的以优先受偿。但收取或者兑现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出质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股票出质后，不得转让。但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出质人转让股票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以载明兑现或者提货日期的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先于债务履行期的，质权人可以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兑现或者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出质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权利出质后，出质人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经出资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可以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但出质人所得的转让费、许可费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质权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

（5）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物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质物灭失或者毁损的，质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6）质权人负有返还权利证书的义务。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或者出质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人应当返还权利证书。

2.权利质押对出质人的效力

（1）出质人仍享有质物的处分权。

（2）质押合同可以约定出质人享有质物所生孳息的收取权。

（3）股票的出质人，在股票出质后，除经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外，不得转让股票。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的出质人，在权利出质后，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

（4）出质人仍享有对债务人的代位求偿权。为债务人质押担保的第三人，在质权人实现质权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二、人身保险合同能否设立质押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单是保险合同的主要形式，是保险人向投保人签发的正式书面凭证，记载着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险单能否成为担保物权的标的，要看保险单本身是否具有现金价值，是否为有价证券。

保险单的性质因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而有所区别。财产保险合同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是一种损失补偿合同，而损失补偿合同具有射倖性，保单持有人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取决于保险事故的发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财产保单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不是民法上的有价证券。因此，财产保单不能用来设立担保。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保险单能否用于抵押的复函（1992年4月2日法函〔1992〕47号）规定：“抵押物应当是特定的、可以折价或变卖的财产。财产保险单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证明，并不是有价证券，也不是可以折价或者变卖的财产。因此，财产保险单不能用于抵押。”

但人身保险合同，尤其是寿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不同，并非损失补偿合同，具有储蓄的性质。只要投保人交纳保险费达到一定的年限，人身保险单即具有了充分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是不可剥夺的。因此，在寿险合同中通常具有不丧失价值条款。也就是说，投保人交满一定期限的保险费后，如果合同期限届满前解除或因其他原因终止，保险单所具有的现金价值并不丧失，投保人可以要求保险公司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我国《保险法》第68条规定：“投保人解除合同，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自接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人寿保险单所具有的这种确定的价值和有价证券特征，使其具备作为担保标的的特征和条件。因此，在国外，人寿保险单可以如同有价证券一样背书或者设定质押，与储蓄存单类似。对此，我国《保险法》第55条也有明确的规定：“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者质押。”

也就是说，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是可以进行转让或者质押的。而且，以人身保险单质押贷款是国外保险业的普遍作法。目前国内的许多人身保险条款，尤其是寿险条款，也有保险单质押借款的规定，内容大致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如果本合同当时已经具有现金价值，投保人可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申请借款，最高借款金额不得超过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扣除欠交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后余额的百分之七十，每次借款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借款利息应在借款期满日偿还。未能及时偿还的，则所有利息将被并入原借款金额中，视同重新借款。当本合同当时的现金价值不足以抵偿欠交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时，本合同效力中止。”

三、人身保险合同设立质押的程序

以人身保险合同设立质押向保险公司贷款或者向商业银行贷款，应由投保人提出，并与保险公司或者商业银行订立质押合同。在质押合同中，投保人为出质人，保险公司或者商业银行为质权人。质押合同订立后，出质人应把人身保险单转移给质权人占有，该质押合同自保险单占有转移时生效。当然，以人身保险单设立质押，还要符合我国《保险法》的特别规定，即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要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才能设立质押，否则无效。不是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如果要设立质押，则不必经被保险人同意。

四、人身保险合同质押的效力

（一）人身保险合同质押所及的标的物的范围

人身保险合同质押所及的标的物的范围，包括人身保险合同本身及利息债权、代位物等。人身保险合同的利息为人身保险合同所生的孳息，除质押合同另有约定外，质权人有权收取。人身保险合同的代位物一般是指人身保险合同转让所得的价款，质押的效力也及于该代位物上。对于质押的效力是否及于保险金，值得探讨。我们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质押的效力一般不能及于保险金，理由如下：

保险单质押担保的标的，在表面上看是保险单，实质上是保险单所代表的权利，即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因为设立质押，必须是确定的财产，而且出质人对该财产必须享有权利。出质人不能对他人的财产设立质押。在保险单质押合同中，出质人为投保人，投保人仅对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享有权利，而不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保险金请求权归属于被保险人享有。因此，投保人仅能以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设立质押，而不能以保险金的请求权设立质押。也就是说，保险单质押的效力不能及于保险金。如果债权人在行使质权时，被保险人已经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获得了保险金的请求权，债权人不得要求以保险金来满足自己的债权。即使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后设立质押，亦是如此，除非被保险人明示同意以将来可以获得的保险金设立质押。因为以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仅是为了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而不是表明被保险人同意以将来获得的保险金设立质押。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是以团体寿险保单设立质押，部分被保险人已届保险金领取期，质权人在行使质权时，仅能解除未到保险金领取期的被保险人所对应的保险合同来实现债权，不能要求以保险金来实现自己的债权。但如果投保人以保险单设立质押向投保的保险公司借款，在投保人未偿还借款时，保险公司既可以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来实现自己的债权，也可以保险金来实现自己的债权。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之所以可要求以保险金来实现自己的债权，是因为保险合同订有欠款扣除条款：“本公司在给付保险金、派发红利、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或保险费时，如投保人有欠交保险费或保险单借款未还清者，本公司有权先扣除欠款及其应付利息”。

另外，人寿保险单质押担保的效力仅限于设立质押时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及该现金价值所产生的孳息，而不应包括因投保人继续缴纳保险费所增加的现金价值。

（二）对质权人的效力

1、质权人有权占有和留置人身保险单。

2、除质押合同另有约定外，质权人有权收取人身保险合同所生的孳息。

3、质权人享有费用偿还请求权。质权人对于因保管人身保险合同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享有偿还请求权。

4、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权利凭证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使人身保险合同灭失或者毁损的，质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5、质权人享有实现质权的权利。以人身保险合同设立质押后，如果人身保险合同设有保险单自动垫交条款，在投保人不交纳保险费致使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明显减少，足以危害质权人权利的，质权人可以要求出质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出质人不提供的，质权人可以提前处置保险单，并与出质人协议将所得的价款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出质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如果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对已经质押的人身保险单作出处置，用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一般来说，债权人可以自己的名义，向保险公司提交质押合同和保险单，申请解除保险合同，并以退保金来满足自己的债权。但债权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范围，应以未实现的债权为限。也就是说，在质押保险单的现金价值超过未实现债权的情况下，债权人无权要求全部解除合同，仅可以部分解除。

6、质权人负有返还权利证书的义务。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的，或者出质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质权人应当返还人身保险合同等权利证书。

（三）权利质押对出质人的效力

人身保险论文篇（6）

国务院于2006年6月26日颁布了《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要“努力发展适合农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强调：“我国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未来保险竞争的主战场是在农村，保险业要以战略眼光积极开拓这块潜在的巨大市场。”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一是特殊农民群体存在着人身保险需求。包括城市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占全国人口10%的农民工等。二是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比城镇更加严重。这将逐步改变人们的消费及储蓄结构，增大养老危机意识。由于政府财力有限，我国现行的社会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面覆盖广大的农村地区，其“广覆盖、低保障”的特点，也决定了其无法满足农民面临的养老、医疗等多层次的保障需求。因此，发展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对商业保险公司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也是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

一、农村人身保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国保险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农村保险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初期，而农村人身保险更是起步晚、基础差，面临着各式各样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真正适合农村市场的人身保险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均不足

寿险公司以往的发展战略是以城市为中心，加之农村市场竞争程度相对较低，因而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农村市场保险产品的积极性不高、开发能力也有限，这制约了农村人身保险的开发和创新。因此，提供给农村市场的保险产品不能满足农村的需求。在当前阶段，风险保障是农民购买保险的主要目的，但目前为农民设计的保险产品，一是产品未能充分考虑城乡差异，同质化现象严重。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悬殊的城市和农村销售同种类保险产品显然不能适应广大低收入农民的保险需求。同时，保险产品结构单一，数量较少，远远不能满足农民对于防老、防病的迫切需求。二是保险产品价格相对较高，超出多数农民的购买能力。调查显示，就连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对于“县域家庭未购买保险的主要原因”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有1／5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收入低，家庭经济困难”。

(二)农村人身保险在营销体系和业务管理体系的建设与创新等方面仍有待加强

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农村人身保险的营销渠道主要是以个人渠道为主的农村营销服务部体系。总体来看，农村营销网络的构筑还未成型，完整、有效的营销渠道体系的建立也尚需时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伴随着农村营销服务部的建设，教育培训工作没有及时跟上，营销人员整体素质仍有待提高，少数农村地区在客户回访、续期收费等方面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客户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此外，在业务管理体系方面，机构、人员、资金、单证等管理亟待加强，业务、财务和管理信息工作亟需改善，以进一步适应农村市场的内控机制和标准化业务流程的建立。

(三)农村市场相对脆弱，如果开发不当，极有可能出现从众性投保、群体性退保等非理，严重破坏市场资源

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民风纯朴，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市场传染性强，销售误导和无理拒赔的后果可能相对城市来讲后果要严重得多。正如监管机构所讲：农村保险市场的开发就像生态一样需要保护，如果开发得好，潜力是巨大的，农村保险市场就像一个聚宝盆，挖掘不完；如果开发得不好，由于寿险产品的替代性很强，农民可能就不会再买保险产品，保险在这个地区就无法发展，甚至绝收。

(四)外部政策环境还不能满足农村人身保险的业务发展要求

广大农村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决定了发展农村人身保险业务的经营成本远远高于城市。同时，几乎空白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人身保险市场承担的社会责任也远高于城市。因而，政府的有效推动是发展农村保险业务的关键因素之一，但目前关于财政、税收等方面的配套政策还不能满足业务的发展，部分地方政府主动利用保险和保险公司的意识亟需加强，对农村人身保险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有待加强。

二、发展农村人身保险的相应对策

(一)积极开发真正适合农民需求的保险产品，力求做到条款简单、保费低廉、保障适度

各家寿险公司应加大农村人身保险产品的创新力度，针对农民的收入状况和实际需要，重点开发医疗、养老、意外等保障险种。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发展投资分红型产品，但应尽量控制在较低的比例范围内。在产品设计与推广上，要调整好趸交、短期和长期业务的比例，保持合理的结构，将寿险小额期交业务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以保护农村人身险业务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注意的是，产品开发上要特别引导以劳动力为主要参保对象，而目前农村市场参保对象多为儿童。1.针对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首先要努力进行市场和产品的细分，以满足不同收入层次、不同地域、不同情况农民的保险保障需求。比如，要积极参与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和村干部的养老保险业务。据不完全统计，保险业已在重庆、北京、浙江等18个省、市的53个地级市区参与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业务，累计业务规模约为30亿元，覆盖人群近20万人。这充分体现了保险业正积极参与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计划。同时，也要通过村干部投保养老保险的积极带头作用，带动更多的农民参与到养老保障计划中来。再如，要加大为农民工提供保险服务的广度和力度。我国现有农民工1.4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0%，他们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其社会保障问题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在国务院下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相关部委积极推进的有利形势下，保险公司应发挥集中管理优势，强化全程服务意识，积极推行快捷理赔、无忧理赔，尤其是异地理赔服务。在四川、湖南、安徽等农民工输出集中地，要加强农民工的组织、教育、培训工作，在争取适当的财政支持下，以意外险为切入点，为农民工群体量身订做，为其提供需要买、方便买、买得起的保险产品。在上海，保险公司受市政府委托经办外来务工人员综合保险，截至2005年底参保人数已达247.7万人，支付赔款2亿元。这为其他省市农民工保险业务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此外，为贯彻《若干意见》，各家公司应继续大力开展计划生育保险业务。保险公司委托计生机构工作人员兼职代办计划生育保险、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等业务，其中相当部分的农村计划生育养老、计划生育节育保险保费由政府从计划生育相关资金、社会抚养费中列支，各级财政适当补助。此项业务的开展将有效缓解农民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提高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自觉性。统计资料表明，仅中国人寿一家公司共有13家省级分公司开展了相关业务，2005年实现保费收入1亿元，其中江西和湖南均超过2000万元。

2.要合理制订农村人身保险产品价格，为农民提供适合购买的人身保险产品。各寿险公司要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把握薄利多销的原则，推出保费低廉、保障适度的保险产品。针对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可试行地域性差别费率试点。定价合理的保险产品的推出将真正体现出对农村和农民的反哺，为建立和谐社会、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作出贡献。

3.为加强广大农民对人身保险产品的认知度，应积极推进条款通俗化工作，以方便农民理解保险产品。目前，许多保险产品的条款存在难以读懂、读不明白的现象，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民购买保险产品的积极性，同时也引发了不少保险纠纷，损害了农民的相应权益。针对这一问题，应鼓励和支持保险公司加强产品创新，开发条款简明、通俗易懂、缴费灵活的简易人身保险、意外保险、健康保险等农村人身保险产品。

(二)加大农村人身保险的营销网络构建和业务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创新力度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信息分布和传递极不平衡，信息来源渠道有限，保险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仍属新鲜事物，这给保险销售和服务带来很多困难，因此推进农村营销服务网点建设，加强营销人员培训和管理，不断探索适合农村人身险发展的组织形式创新，也成为推动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目前农村保险普遍存在重视开展业务而管理不足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客户服务工作不充分，在客户回访和续期收费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各家保险公司应健全客户服务体系，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尽快建立一套适合农村特点的行之有效的续期收费和客户回访制度，并尽快提高营销人员的素质。此外，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应考虑设立专门的农村保险部门，由专人专岗负责，这样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三)针对农村市场的特殊情况，各家保险公司在业务发展过程中要明确城市与农村不同的社会问题，避免社会矛盾的出现

人身保险论文篇（7）

一、农村人身保险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紧迫感

一是感觉城市业务发展还算顺利，还有保源，靠城市业务就能实现增长目标，没有必要大力发展农村业务。二是认为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保险需求不足，开展业务难度大，有畏难情绪，望而却步。三是现在农村保险市场竞争还不激烈，没有看到丢失农村保险市场的危险。

(二)对发展农村人身保险市场没有特别的政策支持

开展农村业务点多面广，营销服务部建设需投入多种费用，如：租赁费、装修费、办公费、电话费、宣传费，应付各种摊派，还有服务工作的跟进、保费的收集上缴、客户的回访、赔案的调查、赔款的支付送达等，投入大，成本高，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公司从费用角度考虑不合算，基层公司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积极性不高。

(三)农村营销员开展业务困难，绩效差、收入低，积极性受到影响

农村客户大都是低端客户，高、中端客户较少。农民的保险意识不足，展业的难度大于城市，而且件均保费很少。据资料显示，在我国大中城市寿险件均保费能达到5000元以上，有的城市超万元。小城市3000元以上，县城1000元以上，而农村只有500元左右。农村营销员是劲没少费、苦没少吃、汗没少流，但收效不大，收入很低，积极性受到影响。

(四)发展农村业务风险大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销售人员和客户的素质更加参差不齐，业务质量难以保证，利润、退保率、死亡率等考核指标完成困难。如有的地方农村的住院医疗赔付率年年都在农村人身保险业务的200%—300%以上，亏损严重，使得保险公司对该项业务望而却步。

(五)销售渠道单一

只有个人人——营销员直接分散展业一个渠道，其它渠道都不很顺畅。

(六)产品对农民的保险需求适应性差

一是普遍存在交费高的问题。如现在各家公司业务规模较大的险种，一般交费都在5000元以上，交费都高，超出了农民的交费能力。二是交费方式不灵活。农民收入的特点是春秋两季才有粮食或经济作物的收入，还有就是打工收入，一般是春节回家时，才能发到手，具有时间性。而目前各公司推出的农村人身保险产品的交费方式是定时交费，超宽限期失效。

(七)对营销员的管理办法不符合农村业务实际情况

考核标准定的太高，如严格执行，每次考核都会有20%左右的主管被降级，15%左右的营销员被解除合同。几次考核下来，营销员队伍就有垮掉的可能，所以就出现了许多地方都不敢严格考核的现象，不利于营销员队伍的管理和建设。

(八)保险服务难以到位，保险信誉低，给保险展业带来困难

由于延伸到乡镇的机构、人员、业务量都少，很少或没有配备客户服务人员和设备，致使许多对客户的服务措施，如：上门收取保费、送达保单、送赔款、帮助进行保单保全等，难以到位，使农民客户对公司服务很不满意，降低了投保的积极性。

二、开拓农村人身保险市场的对策

(一)提高对开拓农村人身保险市场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一是要认识到开拓农村保险市场，服务三农工作是响应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的重要举措。二是发挥保险社会管理功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在国家还没有能力在农村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更应该在农村大力发展商业寿险，使广大的农民享受到保险保障，解除农民对未来不确定的人生风险的忧虑，补偿人们因人生风险损失造成的经济困难，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三是实施科学发展观，做大做强保险公司的必然选择。要做到科学发展，发展战略就必须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现在我国农村已参保的人群还不到30%，已参保的保障程度也极其有限，所以说这是一个人口众多、保源潜力巨大的市场，极具开发价值。近年来农村业务所占的比重出现了逐年增加的趋势，有的地区已从占30%发展到占50%以上，有的地区甚至达到了70%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只要开拓了农村市场，就为做大做强保险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制订规划，积极实施，梯次推进，加快农村网点建设步伐

一是成立时间长、农村网点多的公司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订农村网点建设规划。规划制订要遵循：“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积极实施、梯次推进”的原则，既不搞脱离实际的一阵风、一窝蜂、一刀切，盲目大上，也要有积极的态度和明显的效果。二是在时间要求上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三是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河南林州、安徽六安、甘肃酒泉的经验很值得在全国推广，可通过各种方式推广他们的经验，使他们的经验在全国遍地开花。四是坚持标准，梯次推进。要成熟一个建设一个，逐年分批，梯次推进。乡镇营销服务部建设要遵循“选到一个好主管，建立一种好机制，费用核算不亏损，后续服务跟得上”的原则。选一个好主管这条很重要，对主管的选择要慎重，可在营销员或正式员工中公开招聘，优中选优。总之，一定要选到合适人选。建立一种好机制，就是要建立营销服务部的行政、晨会、业务、收入分配等各项制度，坚持体现绩优多得的佣金分配制度，绩优晋升制度。费用核算不亏损是指在上级公司加大费用投入后或建设营销服务部一、二年后能不亏损就可以。后续服务跟得上是指不能一哄而上，否则，会使人力、物力、财力都跟不上，应适量梯次发展，使各项服务措施都能基本到达新建营销服务部、营销员和农民客户。

(三)拓宽销售渠道

在以营销员为主销售分散型业务的同时，寻求其他的销售渠道。一是与政府有关部门协调，争取他们支持。如与计生、教育、卫生、农机、交通、公安交警、安全等部门合作，开办计生系列，学生、农村合作医疗，农业机械手、驾乘人员、旅客、民营企业人员等人身意外、医疗、养老等保险。二是利用各种社会组织开展业务。如：民营企业家协会，各种自发组织起来的农作物、经济作物、种养殖业的产供销协会。三是发挥已有的兼业渠道。如利用信用社、邮政网点、各种银行在农村的机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四是利用村干部、农村信贷员、农村医生、电工等联系农民群众紧密，又有一定文化，接受保险理念快，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优势，让他们经培训后寿险业务。

(四)改进寿险产品设计

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现在农民亟需的就是医疗、养老和意外类保险产品。在产品的改造和设计时要根据农村普遍交费能力低的实际情况，遵循“较低缴费、保障适度、手续简便、风险易控”的原则设计保险条款及费率。人身意外险的交费以不超过40元为宜，养老、医疗、理财类险种每份以不超过500元为宜，保障程度以精算数据为依据，适度保障。手续的设计要尽量简便快捷，不体检。风险控制采用加长观察期，医疗类保险采用病种赔付型和住院补贴型保障，不用费用报销的补偿办法，以规避造假骗赔风险。

(五)改革人管理办法

一是降低考核标准，严格进行考核。除基准考核值不要设定得太高外，对解除合同的标准，主管职级维持的保费、保单件数、续期保费完成比率、下辖人员、甚至下辖团队数量的标准都要降低。有的公司做过探索，单降低基准考核值、保单件数、保费、人员数量这几项，仍会出现大量主管维持不住职级需降级的情况。所以也必须降低下辖团队数量的要求。在降低标准的情况下严格进行考核，这样才能发挥基本法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二是考核时间限制要放宽。根据农村两季收入及打工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保费收入具有时间性，按月、按季考核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要延长考核的时间限制，改为半年或年度考核。

(六)强化推动措施

一是组织推动。各总公司都要设立农村业务部，省市公司也要设立农村业务工作机构，县区可实行县城和农村分片管理。从组织上保证农村业务发展。二是目标考核推动。把农村业务列入各级公司年度目标进行管理考核，以引起各级对农村业务的重视。三是选好突破口，强力推动。1.“新农合”是国家在农村为农民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保障项目，现在还未完全确定经办模式。河南新乡、江苏江阴的“政府主导推动，商业保险管理，医疗机构服务，卫生部门监督”的模式，虽然保险公司增加了工作量，费用上也相对紧张，但对保险公司的信誉和其他业务的带动作用，已显示出巨大的好处。2.农村干部养老险。过去有的公司已开办了一些，现在就有许多农村干部正在领取每月几十元的养老金。虽然钱不多，但在农村每月能有如此的固定收入也是令很多人羡慕的。而且农村干部的投保资金筹集相对也容易些。3.农民工保险。农民工数量巨大，且长期在城市打工，接触新事物快、保险意识相对强，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因此要先从农民工人手做工作，见效相对较快。4.农村中收入高的人。选择收入高的人做工作，对打开缺口相对容易些。5.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及其职工。6.失地农民的保险工作。

(七)做好保险服务工作，提高保险信誉

人身保险论文篇（8）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与无身份者相互勾结骗取保险金之情形

根据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只能由投保人、保险人或受益人构成。⑤那么，无身份者是否可以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呢？答案是肯定的。无身份者可以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实行保险诈骗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理论界对此基本没有异议。此处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无身份者能否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实行保险诈骗的共同正犯？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刑法理论中素有争议的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对此，域内外也存在不同的立法例。就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而言，有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一是明确规定无身份者可以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新修订的刑法第31条第1款即规定：“因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其共同实行、教唆或帮助者，虽无特定关系，仍以正犯或共犯论。但得减轻其刑。”韩国刑法典第33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二是规定无身份者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但将共同正犯排除在外。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8条第1款规定：“正犯的刑罚取决于特定的个人特征（第14条第1款）的，如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缺少此等特征的，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虽然该规定未涉及无身份者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但理论中通常认为，该规定排斥了无身份者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的可能。①三是对无身份者可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予以回避。例如，日本刑法典第65条第1款规定：“对于因犯罪人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行为进行加功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也是共犯。”至于此处的共犯究竟是包括共同正犯的广义共犯，还是仅限于教唆犯、帮助犯的狭义共犯，立法上却未明确，而是将问题留诸学界研讨。与上述立法模式相应，对于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在刑法理论上也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肯定说主张无身份者能够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这是日本的通说。不过，学者们所持论据则又有所不同：有的基于共同意思主体说，如日本学者齐藤金作；有的立足于正犯与共犯之区分标准说，如日本学者泷川幸辰、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韩忠谟教授等；也有学者将日本刑法典第65条第1款定位为关于共同正犯之特别规定，如日本学者内田文昭。否定说则认为无身份者不能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其中，有学者从实行行为的定型性角度予以否认，如日本学者福田平、小野清一郎、吉川经夫以及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等；也有学者从身份犯的义务违反性角度加以否定，如日本学者木村龟二、山口厚等。折中说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区分实行行为的不同性质，区别对待，如我国学者马克昌教授。笔者以为，折中说更具合理性。因为对于伪证罪、脱逃罪、徇私枉法罪等亲手犯而言，其实行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无身份者不能成为有身份者的共同正犯。同时，对于遗弃罪、丢失枪支不报罪等纯正不作为犯来说，因其只能由负有特定义务的特殊主体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所以无身份者亦无法成为共同正犯。事实上，由于犯罪构成诸要件紧密关联，在纯正身份犯的场合，无身份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实施刑法殊主体构成之罪的实行行为，该实行行为只能由有身份者实施，当然也就无法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②就此而论，肯定说显然是有缺陷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说全然能够接受。因为正如马克昌教授所言，“在实际上，某些真正身份犯，无身份者并非不可能实施部分实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否认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的可能性，似与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不合”③。例如，对于罪这样以复合行为为实行行为的纯正身份犯而言，妇女虽不能实施其客观方面的奸淫行为，但却可以实施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从而分担罪的实行行为，并据此成为罪的共同正犯。④所以，折中说的立场更契合实际，能够弥补肯定说、否定说所存在的缺漏。具体到保险诈骗罪来说，无身份者能否成为共同正犯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其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有论者立足于保险诈骗罪是非亲手犯，而认为无身份者可与投保方人员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共同实行犯。⑤言下之意，只要不是亲手犯，无身份者即可与有身份者成立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这实际是基于上述肯定说的立场而得出的结论，为笔者所不取。笔者认为，除非无身份者能够实施部分实行行为，否则，均不能与有身份者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据此，只能以纯正身份犯的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作为无身份者能否成立共同正犯的依据。而对于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理论中存有不同的看法。对此，有论者明确予以肯定，认为从立法的规定来看，保险诈骗罪是一种复行为犯，并且是一种紧密型复行为犯。⑥不过，张明楷教授却认为，到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或者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才是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而此前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不过是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①这实际上是将保险诈骗罪视为单一行为。结合刑法第198条的罪状表述以及诈骗型犯罪的行为构造，笔者认为，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应为复合行为。因为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并不能直接导致行为人骗取保险金目的的实现，而只有结合了行为人的行骗行为，即接触到具体的行骗对象并传递虚假的信息的行为，才是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也才能使骗取保险金的目的得逞。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是最终骗取保险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行为，其本身具有内涵的独立性和欺诈性；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则是行为人犯罪目的的具体外化，是保险诈骗罪客观行为的核心要素。两者共同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缺一不可。基于此，笔者认为，尽管保险诈骗罪是只能由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构成的纯正身份犯，但因为其实行行为是复合行为，无身份者亦可参与实施其中的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所以也可以与有身份者一起构成共同正犯。当然，如果无身份者未与投保人、保险人、受益人勾结，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径直冒名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且数额较大的，则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而应依照诈骗罪定罪处罚。

保险事故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构成保险诈骗共犯之情形

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对于这一规定，理论争议多集中于密切相关的两点：一是该款究竟是注意规定还是特别规定；二是该款是否为片面共犯的专门规定。

（一）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性质界定

对于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性质，刑法理论中存有分歧。有学者认为，该款属于注意规定，而非特别规定。注意规定是指在刑法已作基本规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以免司法工作人员忽略的规定。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注意规定的设置并不改变基本规定的内容，只是对相关规定内容的重申，即使不设置注意规定，也存在相应的法律适用根据（按基本规定处理）；二是注意规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内容与基本规定的内容完全相同，因而不会导致将原本不符合相关基本规定的行为也按基本规定论处。②据此，刑法第198条第4款并没有改变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只有同时符合刑法第25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即鉴定人等只有在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诈骗保险金之共谋的前提下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时，才构成保险诈骗的共犯。③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该条款属于对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保险诈骗的共犯在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只具有单方面故意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因为其故意是单方面的，而非行为人之间的共同故意。④笔者认为，刑法第198条第4款属于保险诈骗罪共犯的特别规定，而非一般注意性规定。主要理由在于：首先，刑法第198条第4款在用语上与以往刑事立法中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大相径庭。在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存在诸多关于共犯的注意规定。如，刑法典第156条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第310条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第382条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这些规定要么侧重“通谋”，要么强调“勾结”，从主客观两方面对共犯的构成予以明确规定，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成立条件；即便没有这些注意规定，按照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也完全可以按照共同犯罪来处理。⑤可见，立法上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需要通过“通谋”、“勾结”等规定来明示共同犯罪故意。而刑法第198条第4款却并未强调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合意，明显有别于其他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由此出发，该款似应涵盖如下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成立条件；二是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但因主观上与他人未形成犯意沟通与联络，并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后一情形即是刑法理论中所谓的片面共犯。①通常认为，片面共犯的情形虽属客观存在，但并非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共同犯罪。②刑法第198条第4款将片面共犯也纳入共犯论处，显然是对原有共犯基本规定的突破，只能属于关于共犯的特别规定。简言之，将该款视为共犯的特别规定，正是立足于不认可片面共犯的通说所得出的结论，因为如果普遍承认片面共犯，该款就不是什么“特别”规定，反倒应是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了。③其次，不能基于刑法第198条第4款与第229条之间的竞合关系而认定其为注意规定。有论者认为，鉴于该款与刑法第229条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第198条第4款旨在提示司法人员，对于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保险金提供条件的行为，不得认定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应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④笔者认为，此一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该款是针对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而规定，其中的鉴定人、财产评估人虽为中介组织人员，但证明人却不一定是中介组织人员。在证明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情况下，有时并不存在与第229条竞合的问题。即便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如果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相信以现今司法人员的素质，也不至忽略保险诈骗罪共犯之构成，而偏执地适用第229条的规定，因而此处似无提示注意的必要。作此语焉不详的所谓注意规定，反倒可能会导致司法人员定性上的混淆，甚至可能将并非中介组织人员的证明人也不当地纳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主体范畴。再次，将刑法第198条第4款定位为特别规定，既不会妨碍对保险诈骗罪其他共犯的处罚，也不排斥在其他金融诈骗犯罪中对于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有学者认为，倘若将该款视作特别规定，那么，其他行为即使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共犯成立条件的，也不能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而且，在类似的条文中，如关于金融诈骗的其他条文，没有设立与本款类似规定的，即使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亦不得以共犯论处。⑤这一见解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该款只是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而并未排他性规定保险诈骗的共犯只限于上述情形。因此，该款并不排斥保险诈骗罪其他共犯构成之可能，一般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的，自可根据共犯的基本理论来认定处理。另一方面，在其他类似的条文中，虽未设立与该款类似的规定，但如果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成立条件，当然可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相反，若行为人主观上与他人欠缺共同犯罪的故意，虽有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行为，亦不能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因为该条文中并没有类似于第198条第4款的特别规定。最后，将刑法第198条第4款视为对特殊主体的特别规制，能够彰显其独特的立法价值，更为契合立法原意。在保险行业中，保险公估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核心业务便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为保险理赔提供鉴定、证明和财产评估。为进一步促进保险业的健康、有序和规范发展，有必要对保险公估业加强法律规制，并对其设置更多的法律义务。而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规定即是对保险公估业中保险事故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的特别规制，适应了行业发展的客观形势。事实上，将该款视为特别规定，也体现了立法原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负责人的解释，鉴于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所提供的鉴定、证明和财产评估方面的材料，直接影响保险事故调查结果的真伪，因此，“法律必须对他们的行为作出严格规定。如果他们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了条件，则以保险诈骗犯罪的共犯论处”⑥。这一解释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立法者的意图，即上述人员由于主体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保险诈骗犯罪中能发挥独特的作用，所以对他们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的行为应当严厉惩处，①而无须拘泥于他们与保险诈骗者之间是否形成共同故意。

（二）刑法第198条第4款之理解与适用

在认可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为保险诈骗罪共犯特别规定的前提下，究竟该款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片面共犯的专门规定，还是既包括片面共犯也包括普通共犯的规定，学者们亦有不同的看法。有论者认为，该款属于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因为从文义上分析，其不要求共同的犯意联络，也与刑法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用语不符，是由保险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有对于特殊主体予以特别规制之应然价值。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该款既包括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虽未与保险诈骗者形成通谋，但明知投保方人员旨在骗取保险金，仍然为其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其诈骗提供条件的，而此时保险诈骗者并不知情的情况，也包括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与实施保险诈骗者通谋，为保险诈骗提供便利条件的情况。③前者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的片面共犯，而后者则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的普通共犯。笔者认为，后一观点更为合理可取。因为第198条第4款只是规定将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论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并不以其与保险诈骗人之间具有“通谋”为必要。前一观点将该款仅局限于保险诈骗罪的片面共犯，是不适当地排除了双方“通谋”的情形，有违立法的明确规定。如前所述，该款的立法宗旨在于对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等特殊主体给予特别的规制，以适应保险业发展的客观形势，至于这些特殊主体与保险诈骗人在主观上是否有犯意联络，则在所不问。据此，笔者认为，将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论以保险诈骗的共犯，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行为主体只能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第二，行为人实施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此处所谓“证明文件”，既包括有关保险事故发生与否、发生原因、损失程度等情况的证明文件，也包括有关的鉴定书、财产评估报告等。第三，行为人在主观上既可以具有为他人骗取保险金提供条件的单向故意，也可以出于与他人骗取保险金的共同故意。第四，行为人提供的虚假证明文件在客观上为他人诈骗保险金提供了条件。如果行为人虽然为他人提供了虚假证明文件，但虚假证明文件并未被用于保险诈骗，则行为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的特别共犯，仅可能构成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④

人身保险论文篇（9）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与无身份者相互勾结骗取保险金之情形

根据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的规定,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只能由投保人、保险人或受益人构成。⑤那么,无身份者是否可以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呢?答案是肯定的。无身份者可以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实行保险诈骗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理论界对此基本没有异议。此处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无身份者能否成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实行保险诈骗的共同正犯?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刑法理论中素有争议的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对此,域内外也存在不同的立法例。就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而言,有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一是明确规定无身份者可以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新修订的刑法第31条第1款即规定:“因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其共同实行、教唆或帮助者,虽无特定关系,仍以正犯或共犯论。但得减轻其刑。”韩国刑法典第33条也有类似的规定。二是规定无身份者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但将共同正犯排除在外。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8条第1款规定:“正犯的刑罚取决于特定的个人特征(第14条第1款)的,如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缺少此等特征的,依第49条第1款减轻处罚。”虽然该规定未涉及无身份者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但理论中通常认为,该规定排斥了无身份者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的可能。①三是对无身份者可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予以回避。例如,日本刑法典第65条第1款规定:“对于因犯罪人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行为进行加功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也是共犯。”至于此处的共犯究竟是包括共同正犯的广义共犯,还是仅限于教唆犯、帮助犯的狭义共犯,立法上却未明确,而是将问题留诸学界研讨。与上述立法模式相应,对于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问题,在刑法理论上也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肯定说主张无身份者能够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这是日本的通说。不过,学者们所持论据则又有所不同:有的基于共同意思主体说,如日本学者齐藤金作;有的立足于正犯与共犯之区分标准说,如日本学者泷川幸辰、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韩忠谟教授等;也有学者将日本刑法典第65条第1款定位为关于共同正犯之特别规定,如日本学者内田文昭。否定说则认为无身份者不能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其中,有学者从实行行为的定型性角度予以否认,如日本学者福田平、小野清一郎、吉川经夫以及我国学者陈兴良教授等;也有学者从身份犯的义务违反性角度加以否定,如日本学者木村龟二、山口厚等。折中说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区分实行行为的不同性质,区别对待,如我国学者马克昌教授。笔者以为,折中说更具合理性。因为对于伪证罪、脱逃罪、徇私枉法罪等亲手犯而言,其实行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无身份者不能成为有身份者的共同正犯。同时,对于遗弃罪、丢失枪支不报罪等纯正不作为犯来说,因其只能由负有特定义务的特殊主体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所以无身份者亦无法成为共同正犯。事实上,由于犯罪构成诸要件紧密关联,在纯正身份犯的场合,无身份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实施刑法殊主体构成之罪的实行行为,该实行行为只能由有身份者实施,当然也就无法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②就此而论,肯定说显然是有缺陷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说全然能够接受。因为正如马克昌教授所言,“在实际上,某些真正身份犯,无身份者并非不可能实施部分实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否认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的可能性,似与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不合”③。例如,对于罪这样以复合行为为实行行为的纯正身份犯而言,妇女虽不能实施其客观方面的奸淫行为,但却可以实施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从而分担罪的实行行为,并据此成为罪的共同正犯。④所以,折中说的立场更契合实际,能够弥补肯定说、否定说所存在的缺漏。具体到保险诈骗罪来说,无身份者能否成为共同正犯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其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有论者立足于保险诈骗罪是非亲手犯,而认为无身份 者可与投保方人员成立保险诈骗罪的共同实行犯。⑤言下之意,只要不是亲手犯,无身份者即可与有身份者成立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这实际是基于上述肯定说的立场而得出的结论,为笔者所不取。笔者认为,除非无身份者能够实施部分实行行为,否则,均不能与有身份者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同正犯。据此,只能以纯正身份犯的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作为无身份者能否成立共同正犯的依据。而对于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是否为复合行为,理论中存有不同的看法。对此,有论者明确予以肯定,认为从立法的规定来看,保险诈骗罪是一种复行为犯,并且是一种紧密型复行为犯。⑥不过,张明楷教授却认为,到保险公司索赔的行为或者提出支付保险金请求的行为,才是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而此前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不过是保险诈骗的预备行为。①这实际上是将保险诈骗罪视为单一行为。结合刑法第198条的罪状表述以及诈骗型犯罪的行为构造,笔者认为,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应为复合行为。因为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并不能直接导致行为人骗取保险金目的的实现,而只有结合了行为人的行骗行为,即接触到具体的行骗对象并传递虚假的信息的行为,才是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也才能使骗取保险金的目的得逞。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是最终骗取保险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行为,其本身具有内涵的独立性和欺诈性;而骗取保险金的行为则是行为人犯罪目的的具体外化,是保险诈骗罪客观行为的核心要素。两者共同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实行行为,缺一不可。基于此,笔者认为,尽管保险诈骗罪是只能由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构成的纯正身份犯,但因为其实行行为是复合行为,无身份者亦可参与实施其中的虚构保险理赔原因的欺诈行为,所以也可以与有身份者一起构成共同正犯。当然,如果无身份者未与投保人、保险人、受益人勾结,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径直冒名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且数额较大的,则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而应依照诈骗罪定罪处罚。

保险事故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构成保险诈骗共犯之情形

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对于这一规定,理论争议多集中于密切相关的两点:一是该款究竟是注意规定还是特别规定;二是该款是否为片面共犯的专门规定。

(一)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性质界定

对于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性质,刑法理论中存有分歧。有学者认为,该款属于注意规定,而非特别规定。注意规定是指在刑法已作基本规定的前提下,提示司法工作人员注意、以免司法工作人员忽略的规定。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注意规定的设置并不改变基本规定的内容,只是对相关规定内容的重申,即使不设置注意规定,也存在相应的法律适用根据(按基本规定处理);二是注意规定只具有提示性,其表述的内容与基本规定的内容完全相同,因而不会导致将原本不符合相关基本规定的行为也按基本规定论处。②据此,刑法第198条第4款并没有改变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规定,只有同时符合刑法第25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才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即鉴定人等只有在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诈骗保险金之共谋的前提下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时,才构成保险诈骗的共犯。③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该条款属于对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保险诈骗的共犯在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只具有单方面故意的情况下也可以成立,因为其故意是单方面的,而非行为人之间的共同故意。④笔者认为,刑法第198条第4款属于保险诈骗罪共犯的特别规定,而非一般注意性规定。主要理由在于:首先,刑法第198条第4款在用语上与以往刑事立法中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大相径庭。在我国刑法分则条文中,存在诸多关于共犯的注意规定。如,刑法典第156条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第310条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第382条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这些规定要么侧重“通谋”,要么强调“勾结”,从主客观两方面对共犯的构成予以明确规定,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成立条件;即便没有这些注意规定,按照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也完全可以按照共同犯罪来处理。⑤可见,立法上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需要通过“通谋”、“勾结”等规定来明示共同犯罪故意。而刑法第198条第4款却并未强调共同犯罪人之间的合意,明显有别于其他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由此出发,该款似应涵盖如下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成立条件;二是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但因主观上与他人未形成犯意沟通与联络,并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后一情形即是刑法理论中所谓的片面共犯。①通常认为,片面共犯的情形虽属客观存在,但并非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共同犯罪。②刑法第198条第4款将片面共犯也纳入共犯论处,显然是对原有共犯基本规定的突破,只能属于关于共犯的特别规定。简言之,将该款视为共犯的特别规定,正是立足于不认可片面共犯的通说所得出的结论,因为如果普遍承认片面共犯,该款就不是什么“特别”规定,反倒应是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了。③其次,不能基于刑法第198条第4款与第229条之间的竞合关系而认定其为注意规定。有论者认为,鉴于该款与刑法第229条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第198条第4款旨在提示司法人员,对于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保险金提供条件的行为,不得认定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应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④笔者认为,此一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该款是针对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而规定,其中的鉴定人、财产评估人虽为中介组织人员,但证明人却不一定是中介组织人员。在证明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情况下,有时并不存在与第229条竞合的问题。即便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如果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相信以现今司法人员的素质,也不至忽略保险诈骗罪共犯之构成,而偏执地适用第229条的规定,因而此处似无提示注意的必要。作此语焉不详的所谓注意规定,反倒可能会导致司法人员定性上的混淆,甚至可能将并非中介组织人员的证明人也不当地纳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主体范畴。再次,将刑法第198条第4款定位为特别规定,既不会妨碍对保险诈骗罪其他共犯的处罚,也不排斥在其他金融诈骗犯罪中对于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有学者认为,倘若将该款视作特别规定,那么,其他行为即使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共犯成立条件的,也不能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而且,在类似的条文中,如关于金融诈骗的其他条文,没有设立与本款类似规定的,即使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亦不得以共犯论处。⑤这一见解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该款只是规定“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而并未排他性规定保险诈骗的共犯只限于上述情形。因此,该款并不排斥保险诈骗罪其他共犯构成之可能,一般人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保险诈骗行为的,自可根据共犯的基本理论来认定处理。另一方面,在其他类似的条文中,虽未设立与该款类似的规定,但如果行为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成立条件,当然可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相反,若行为人主观上与他人欠缺共同犯罪的故意,虽有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行为,亦不能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因为该条文中并没有类似于第198条第4款的特别规定。最后,将刑法第198条第4款视为对特殊主体的特别规制,能够彰显其独特的立法价值,更为契合立法原意。在保险行业中,保险公估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核心业务便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为保险理赔提供鉴定、证明和财产评估。为进一步促进保险业的健康、有序和规范发展,有必 要对保险公估业加强法律规制,并对其设置更多的法律义务。而刑法第198条第4款的规定即是对保险公估业中保险事故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的特别规制,适应了行业发展的客观形势。事实上,将该款视为特别规定,也体现了立法原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负责人的解释,鉴于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所提供的鉴定、证明和财产评估方面的材料,直接影响保险事故调查结果的真伪,因此,“法律必须对他们的行为作出严格规定。如果他们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了条件,则以保险诈骗犯罪的共犯论处”⑥。这一解释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立法者的意图,即上述人员由于主体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保险诈骗犯罪中能发挥独特的作用,所以对他们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的行为应当严厉惩处,①而无须拘泥于他们与保险诈骗者之间是否形成共同故意。

(二)刑法第198条第4款之理解与适用

在认可刑法第198条第4款规定为保险诈骗罪共犯特别规定的前提下,究竟该款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片面共犯的专门规定,还是既包括片面共犯也包括普通共犯的规定,学者们亦有不同的看法。有论者认为,该款属于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因为从文义上分析,其不要求共同的犯意联络,也与刑法关于共犯的注意性规定用语不符,是由保险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有对于特殊主体予以特别规制之应然价值。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该款既包括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虽未与保险诈骗者形成通谋,但明知投保方人员旨在骗取保险金,仍然为其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其诈骗提供条件的,而此时保险诈骗者并不知情的情况,也包括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与实施保险诈骗者通谋,为保险诈骗提供便利条件的情况。③前者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的片面共犯,而后者则是关于保险诈骗罪的普通共犯。笔者认为,后一观点更为合理可取。因为第198条第4款只是规定将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论以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并不以其与保险诈骗人之间具有“通谋”为必要。前一观点将该款仅局限于保险诈骗罪的片面共犯,是不适当地排除了双方“通谋”的情形,有违立法的明确规定。如前所述,该款的立法宗旨在于对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等特殊主体给予特别的规制,以适应保险业发展的客观形势,至于这些特殊主体与保险诈骗人在主观上是否有犯意联络,则在所不问。据此,笔者认为,将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论以保险诈骗的共犯,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行为主体只能是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第二,行为人实施了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此处所谓“证明文件”,既包括有关保险事故发生与否、发生原因、损失程度等情况的证明文件,也包括有关的鉴定书、财产评估报告等。第三,行为人在主观上既可以具有为他人骗取保险金提供条件的单向故意,也可以出于与他人骗取保险金的共同故意。第四,行为人提供的虚假证明文件在客观上为他人诈骗保险金提供了条件。如果行为人虽然为他人提供了虚假证明文件,但虚假证明文件并未被用于保险诈骗,则行为人不构成保险诈骗罪的特别共犯,仅可能构成刑法第229条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④

人身保险论文篇（10）

引言

保险基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风险分摊理念，为当今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及个人安全、家庭和睦、企业健康提供了保障。但是囿于我国保险法制建设滞后（1995 年才颁布第一部保险法），保险的社会功用一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相关保险法理论也滞后于社会发展，尤其是在人身保险领域。人身保险是商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 2009 年修订《保险法》的主要修改对象之一，尤其是体现在人身保险利益领域。传统英美法系下的“无保险利益则无保险”理论和大陆法系同意主义原则对我国人身保险保险利益问题立法提供了充足的经验，是人身保险利益法制发展的巨大进步，但也存在的一定的缺陷。

一、对保险利益的解读

保险利益（insurable interest），这一概念的产生是随着13世纪末意大利原始的海上保险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 尹田，《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92 页。]，在英国颁布《1774年英国人身保险法》，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要求被保险人对于承保财产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陈欣，《保险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9 月第一版，第 34 页]。其产生的动机在于区分有利于社会经济的保险行为和纯粹投机的行为，发展至今成为世界各国保险法基本都认可的“无保险利益无保险”原则。2009年2月通过的新修订的《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利益，主要指投保人由于发生保险事故而受到损失，而如果没有发生保险事故，则维持原有利益，强调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具备的法律所属亲属关系、利害关系等等。但就保险利益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各个国家及其不同时期的立法和学者的理论都没有统一的认识。

（一）经济视角下对保险利益的解读。

从经济利益角度，保险利益可以理解为在商业保险活动中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人身具有合法的经济利益，其出发点是保险的经济补偿性，为被保险人人身遭受到意外伤害时提供一笔保险赔偿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人身保险利益虽以一定的人身等关系为基础，但最终这种关系的背后反映的仍是一种经济利益，即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继续生存有法定利益或者合理的期待利益，对被保险人的死亡将蒙受损失负有责任。[ 施文森，《保险法总论》，中国台北：三民书局，1990 年版，第 49 页。]比较典型的是英国按照此理论，构建起了严格意义上的的人身保险利益制度，英国《1774 年人身保险法》规定：“如果受益人对此种生命具有利益，那么从保险人处取得的赔偿或给付金额不得超过受益人对于此种生命之利益的价值。”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保险费实行的是一种比较严格的保险利益制度，将人身保险利益仅仅限制于实际的经济利益之上，亲属间的保险利益成立只能构建于亲属间互相具有抚养或者赡养义务，否则仅仅具有人身关系不可以成立保险利益。严格金钱利益之上的保险利益也被其他英美法系国家所效仿，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就采用了英国式保险模式。

（二）利害关系视角下保险利益的认识。

针对经济利益观点的不近人情，一些学者又从宽泛意义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角度对保险利益进行解读。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关联利益简单的、单一的经济上的利益拓展到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人身具有精神等层面上的利害关系。台湾学者王卫耻将这种关系归结为“法律上承认的利害关系”。[ 王卫耻，《实用保险法》，台湾：文笙书局，1981 年版，第 111 页。]该种观点是基于投保人之所以以被保险人为标的投保，是因为被保险人的存在对投保人具有实际利益，其投保目的在于防范风险，而非追求保险事故的发生。大陆法系多采用此种观点，如日本、台湾，美国纽约州也通过立法修正经济利益学说，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利害关系学说。表现为纽约州《保险法》在讲保险利益限制于“血亲或者姻亲之有以感情为基础的切实利益者”之外，又规定“上列以外之人，对被保险人之生命、健康或安全，有合法及实际之经济利益者”亦可以享有保险利益。这种立法模式其意图在于对家庭关系做单独的设定，由此避免因为适用严格的金钱利益主义而可能对家庭关系上代来的困难。尤其值得我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法律对家庭关系作了专门的规定，但是法律没有明确的指出这种基于感情基础之上的利益是金钱利益还是精神抚慰利益。

（三）保险利益适法层面视角下的解读。

从保险利益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角度，来评判投保人以被保险人为标的所设立人身保险的效力，为我国《保险法》所采纳，并对具体的细节进行了表述性的展示，学者卞耀武先生将这其具体分解为：因所投保之保险标的的受损而遭受损失；因保险标的存在而受到的可期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多具有的责任利益。[ 卞耀武，《保险法精解》，北京：工商出版社，1996 年第 1 版，第 26-27 页。]根据2009年2月28日新修订的《保险法》第三十一条所规定，我国将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区分为法定利益和意定利益。并将“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这种突破单纯血亲或姻亲关系的利益关保险合同为必要条件。

二、概述

综合上述学说，我们认为：要研究人身保险利益的内涵，应该以我国法律体系为基础，与我国现行法律条文规定相一致。另外，纯粹的经济利益，有违于我国传统“社会人情”、“儒家思想”；利害关系学说则有将保险利益范围扩大之嫌，不利于对被保险人的人身利益的保障，毕竟人身保险非同财产保险，其特有的人格尊严不能生硬的与金钱挂钩。对比之下，适法利益说能够诠释保险利益的基本特征，不仅可以适用于财产保险，对于人身保险也可以适用，是最佳的理论学说选择。也于我国《保险法》的官方定义相一致：“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尹田.《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

人身保险论文篇（11）

2009年2月28日修正颁布的《保险法》在第二章下人身保险合同一节第46条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这一规定沿袭了2002年《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在立法上再次明确了人身保险中保险人一律不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然而理论界对于人身保险保险人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却争论颇多。在2009年新保险法颁布之前就有诸多学者对原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提出质疑，纷纷撰文就原68条的规定是否妥当、未来立法时该如何改进等问题进行了论述。然而，学界的呼声并未体现在此次保险法的修改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保险法“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立场是不可置疑的。在笔者看来，我国保险法不区分人身保险的具体类型而一律排斥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是欠妥当的。

一、“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立论基础之质疑

“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之判断，其立论的观念基础是“人身无价”观。其经典性论断大致如下:“人身保险之保险标的是无价的，尚无以经济上利益评估其价值，自无赔偿超逾损害之双重获利情形。此观诸人身保险之保险给付，多采定额给付理赔，而不计被保险人实际经济损害若干自明。因此，若容许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将人身价值局限于某一价格，自属轻蔑人类之生命、身体。”??正是在这种“人身无价”的观点下，人身保险既不适用补偿原则也不存在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的问题，因此得出“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的结论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此种推理看似十分圆满与周延，但是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其忽视了人身保险中既有定额保险者又有损害保险者。而这个错误的根源则在于我国理论上和立法上的“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严格的二元划分制度。在这种二元划分制度下，财产保险适用损害填补原则，而人身保险不加区分的一律不适用该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以是否为“人身保险”作为能否适用代位求偿制度的唯一标准和理由。然而，如日本学者所言:“按现代保险法理，损害填补原则及其派生制度适用范围，以基于保险利益之存在基础是否为经济上之利益，亦即得否以金钱估计之利益为标准予以衡量，可由金钱计算其价值者，需受损害填补原则的规范，非客观的金钱价值可计算者，则完全不受损害填补原则之限制。而在人身保险中，如限额性医疗费用保险、限额型失能给付保险，其损害实际为金钱上可以计算之具体损害，在性质上应属损失填补保险，故应也有损失填补原则之适用。因此，就此一观点而言，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二分模式并无法妥善地厘清损失填补的关系，故实有不足之处。”??

我国的这种分类方法不仅不符合目前的国际发展潮流(如美国是按照寿险和非寿险进行划分的)，而且就国内的实践来看，严格区分也是不可能的，两大险种的渗透与融合不可避免。如果我们固守此种做法，必会造成与现实的冲撞，且也会影响我国保险业的顺利发展。

二、人身保险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基础分析

依“财产保险”“人身保险”之二元论作为保险合用的分类标准及其体系架构，进而对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作体系定位之做法，由于未顾及到人身保险的二元性差异，忽略了在人身保险中也有如财产保险一样属填补经济损失性质的险种，因此，不能有效厘清保险代位规范范围与保险合同类型之间的逻辑关系，导致学说上的争议与实务上的困扰。反观国外，保险合同之分类于学说发展上，以损害填补原则及其衍生之保险代位、复保险、超额保险之制度规范范围为依归，实际上早已脱离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之分类架构模式，而改由保险合同的给付基础加以分类为损害补偿保险与定额给付保险二分模式及其架构。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须首先对保险合同之分类的立场加以调整或修正为“损害保险”及“定额保险”。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防止被保险人从其损害中获利的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

依保险合同法理，如果保险合同系属损害补偿保险，则当然适用利得禁止原则。但如果是定额保险，因其给付基础并非为填补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害，而是以约定方式在事故发生时给付保险金，所以无从

判断被保险人是否获致大于实际损害的利得，也就无保险代位求偿权适用的余地。但是，如泛指人身保险时，能否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则应有所审慎，尤其于人身保险中的给付系建立于损害填补的基础上，如伤害保险中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或如死亡时填补被保险人之实际丧葬费用之支付等，由于这些损害均可在经济价值上加以估计，所以有利得禁止原则之适用。

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具体适用

基于上述分析，故有必要对人身保险下的各具体类型的给付基础予以分析，在此基础上再分析有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之适用。具体而言，人身保险又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健康险和意外险。分述如下:

(一)人寿保险保险金给付模式及其代位权之适用

依照我国学者的说法，人寿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以其生存或者死亡为保险事故而成立的保险。由此可见，人寿保险中，有生存保险、死亡保险和生死两合保险。

在生存保险中，由于其以被保险人的生存为保险金支付前提。若被保险人在合同约定期限届至后依然生存，则保险人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此时，保险金给付对象是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在约定的期限届至后死亡，则不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无需承担保险责任，自无请求的主体。由于生存保险中不存在第三人之侵权行为，所以代位权自无存在的空间。

在死亡保险中，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此时，保险金的给付对象应该为受益人。若被保险人因为第三人之行为死亡，则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包括其人、抚养人、赡养人等)均可以向第三人提出赔偿请求。此时，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既可能包括受益人，也可能不包括。在不包括的情形下，保险人自无代位权。若包括受益人，由于生命之无价，受益人亦不构成不当得利，保险人亦不能行使代位权。

在生死两合保险中，若被保险人在期限届至后生存，则保险人应当向其支付保险金，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所以生死两全保险中不存在保险人代位权。

(二)健康险保险金给付模式及其代位权之适用

健康保险，是指保险公司通过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等方式对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给付保险金的保险。通常情形下，健康险中被保险人残废死亡原因是非由外来因素所致；但在某些情形下，被保险人之疾病由可能为外部因素所致，如因环境污染导致被保险人疾病。

疾病所致损害可能产生三种结果。一是被保险人死亡；二是被保险人残废人；三是被保险人治愈且无残疾。对于非由外界原因所致疾病，无论何种结果，由于无侵权人存在，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不可能一方面获得保险金，另一方面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故而并不产生过分补偿和不当得利，保险人也不应享有代位权。

对于因外界原因所致疾病，情况将有不同。若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将保险金支付给其受益人。此外，利害关系人还可以向侵权人依侵权法请求第三人赔偿。此种情形与死亡保险中之被保险人死亡一致，不再赘述。若被保险人残废，保险金给付对象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获得保险金后，若其继续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由于人们身体法益不能以金钱来衡量，所以即使获得超额补偿，被保险人也不构成不当得利。此时，保险人不应当享有代位权。若被保险人痊愈，则保险人应当停止向其支付医疗费。同时，若其继续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则不免发生过分补偿。若其放弃权利，则第三人将免于责任。无论请求还是放弃，均不妥当，所以此时保险人应当享有代位权。

(三)意外伤害险保险金给付对象及代位权之适用

意外伤害险是保险人在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及其所致残废或者死亡时，承担保险责任的保险。

1．意外伤害险致人死亡。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合同之约定向保险合同受益人支付保险金。若意外伤害系因第三人行为所致，则被保险人之利害关系人尚可以依照侵权法之规定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基于被保险人之生命、身体无法以金钱衡量，所以不产生不当得利之情形。

2．意外伤害未致人死亡。在意外伤害未致人死亡时，保险人应对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由于意外伤害将给人造成痛苦，通常情形下也不产生代位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意外伤害险中，有医疗费用保险。该保险之目的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所产生的医疗费，其具有十分浓厚的补偿色彩。若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补偿之后，依然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则必然产生不当得利。所以保险人应当享有代位权。

综上所述，人寿保险中保险人无论何种情形均无代位权；在健康保险中，因外部原因所致疾病且被保险人痊愈时，保险人应享有代位权；在意外伤害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保险人应该享有代位权。

我国现行《保险法》相关规定，因立法者持财产保险

和人身保险之二元论，过度强调人身无价，加以法条结构之形式逻辑推论，认为保险代位规范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上述立法论及解释论，忽略了伤害保险中之医疗费用给付性质上属于损失保险，亦应有保险代位规范适用之余地。因此，所谓“人身保险不适用保险代位规范”之论断，在逻辑上并不精确，有待修正。总而言之，人身保险有无保险代位规范之适用，应以利得禁止原则为出发点，区分损害保险与定额保险而异其适用。

注释：

①②自樊启荣．“人身保险无保险代位规范适用”质疑——我国《保险法》第68条规定之妥当性评析．法学．2008（1）．

参考文献：

[1]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美]约翰·f·道宾著．梁鹏译．美国保险法（第4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3]杨华柏主编．保险业法制年度报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4]齐瑞宗，肖志立编著．美国保险法律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5]胡鸿高，李磊．保险代位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适用问题研究．当代法学．2009（1）．

[6]刘恩媛．论保险代位权的适用范围与法理基础．学术交流．2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