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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与环保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06 16:02:25

生态与环保论文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1)

分住在从江县城南6公里处月亮山麓天然林的5个寨子里,土地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长期居住着村民400余户、2000余人。走进岜沙,随处可见茂密的森林。他们以稻作为主,狩猎为伴,尽管已经“无猎可捕”,但是,这里的男人仍然保留着标准的“背枪配饰”。这里箐黑林密,鸟道蚕丛,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千百年来极少有外人进入。“岜沙苗寨”面积不大,建于山梁坳口及面向都柳江一侧的半坡上。整个“岜沙苗寨”木楼古朴、简单,四周则为密林环绕、环境幽雅。“岜沙苗寨”全系苗族,衣着极为传统,发饰极为奇特。岜沙人头上蓄留的发髻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树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着那美丽的树皮。岜沙人对树木特别崇拜,把树木当神祭拜。岜沙人普遍认为,“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他们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至今保持着一二千年前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岜沙人看待生死十分坦然,他们非常朴素的认为,人从生到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让四季常青的树木延续人类的生命。在岜沙每出生一个孩子,家人都要为降临人间的小生命种上一棵树,并对这棵树进行料理保护,祈望这个孩子像这棵树一样健康成长。岜沙人的丧葬习俗是神奇的,岜沙人没有在生前就准备棺木的习惯,一个棺木,择地埋葬后,即在墓穴上同样种上一棵树,表示先人的生命与树同在,让生命在自然中继续延续。岜沙人把生命融于自然,融于村前寨后的每一棵大树,形成了岜沙独特的树葬风俗习惯,因此,在岜沙,只见古树参天,森林密布。禁止滥伐树木,很早就成为村规民约:只要发现有人盗伐树木,就要罚120斤米、120斤酒、120斤猪肉供全寨人吃,以示警告。村民们因生活所需,上山拾柴都自觉保护幼苗和树干。占里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城东北25公里,全村不足800人。是一个长时间保持人口低增长的侗族聚居村,这里古木参天,流水潺潺,景色迷人,民风淳朴。应该说,占里侗寨是一个深谙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村寨。在崇尚“多子多福”的中国,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多子多福”的观念更是根深蒂固。而占里人自觉格守着古老的盟誓,维护着朴素的生态意识和独特的生育观,数百年来人口几乎零增长。任凭外界如何变化,这里依旧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对树木的崇拜也是占里人世代不变的信仰。神秘的树葬,更是一道独特的风俗习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结构都是由单个的家庭以及通过血缘及地缘关系组成的村寨、乡镇所组成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居住及其生活、生产单位就是族群生存的社会环境。人们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自然要受到各种习俗及规则的制约和影响。“岜沙苗寨”与“占里侗寨”人们的生活方式,充分说明了从家庭—家族(家支)—村寨(族群)的演变及放大的过程。也就是为了维护从个人到家庭、家族、村寨直至一个民族的利益。个人的生存就像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风俗习惯确实又把个人利益同家庭、家族、村寨以及民族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因此,民族风俗习惯对于个人的制约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成为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二、敬畏自然才能保护生态环境是民族习惯彰显智慧的体现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告诉我们,人类的社会结构是由单个的家庭以及通过血缘及地缘关系组成的。大大小小的居住及其生活、生产单位就是族群生存的社会环境。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指出:“在一切有组织的动作中,我们可以见到人类集团的结合是由于他们共同关联于有一定范围的环境,由于他们住在共同的居处,及由于他们进行着共同的事务。他们的行为上的协力性质是出于社会规律或习惯的结果。这些规则或有明文规定,或是制定自动运行的。一切规则、法律、习惯及规矩都明显是属于学习得来的。”[1]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在这里所说的“规则、法律、习惯及规矩”指的就是风俗与习惯法,通常讲,风俗是“自动运行”的,而习惯法是强制实行的,具备法的特征和功能。岜沙人认为:“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他们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至今保持着一二千年前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岜沙人的生活方式来源于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心理及其人类共有的“万物有灵”的观念。而对于大自然的崇拜实际又始终贯穿了岜沙人的生活方式。更为神奇的是,岜沙人在观察世界与大自然时,不是远离世界和自然,在世界之外去观察世界,超越自然去观察自然。他们认为,他们天然就存在于世界与自然之中,只是其中的一分子。因而他们总是以人为尺度去观察、体会世界和自然,并将世界和自然拟人化。对那些一时不可解释的现象、超人及超自然的力量,进而成为他们心目中各种各样的神灵。由于岜沙人非常接受“万物有灵”的观念。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着装依旧保持着强烈的原始色彩。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依然相当盛行,时刻反映了他们的生活逻辑与规律。其中以树木的崇拜最具有代表性。岜沙人头上蓄留的发髻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树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着那美丽的树皮。就是对树木无限崇拜最为鲜活的例证。岜沙人对树木的崇拜,听说起来让人难以自信,从古到今,岜沙人从不滥伐树木,有时不得以为之,也是局限于生产生活所需,其余概受制约。尽管321国道已于60年代修通过境,可就是没有汽车到岜沙拉走过一根木材。岜沙人绝无仅有的砍树“行动”的例外,是发生在1976年,北京修建纪念堂,全国各族人民都踊跃投工献料。岜沙人怀着对无限敬重的心情,毅然决定将全寨一棵视为林中大神、直径1.2米的千年香樟树敬献给,用于修建纪念堂。尽管今天的岜沙人生活并不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贫困”线的标准。但是他们从不因生活所困,而砍伐树木。而占里人则流传有种种植树造林的传统,其中“嫁妆树”的习俗最为著名。即孩子出生之后,便为之栽种一百株衫树苗,作为儿女成家的嫁娶费用,甚至有的母亲还专门为女儿栽种“嫁妆树”,预备嫁娶费用。作为经济欠开发、欠发达、欠开放的贵州,无论是经济建设的规模,还是经济总量都是相对发展滞后的,但是,大家共识的贵州,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素有公园省之称。同时贵州也是一个森林覆盖率达42.53%的省份。森林覆盖率高于全国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根据贵州省林业厅2012年的统计,贵州省黔东南州的森林覆盖率达63.44%,大幅度的高于全省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而地处在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黔东南州从江县的森林覆盖率达68.24%,同样也高于黔东南州森林覆盖率的平均水平,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贵州有70多种珍稀植物列入国家珍稀濒危保护目录,绝大部分珍稀植物在黔东南州都有生长分布。当然,从江县的森林覆盖率高的原因可能因历史、环境、地理、地貌、气候、经纬度等等因素的影响,但当地的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习惯应该说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法的功能和作用

从法理学上讲,法律渊源一般可分为法的正式渊源和法的非正式渊源。法的正式渊源是指可以从体现于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明确条文形式中得到的渊源;法的非正式渊源是指尚未在正式法律中得到权威性的明文体现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准则和观念。“习惯是否具有法的特征、法的功能、法的地位、法的作用,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从法的特征看,习惯显然不完全具备规范性、国家意志性、普遍性、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国家强制性和程序性。但是,习惯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强制性,其规范作用、社会作用是明显的,通常讲,规范作用是社会作用的手段,社会作用是规范作用的目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性手段主要就是习惯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自觉地创建新的社会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日益多样化。当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意思不清晰时,习惯就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法的渊源,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法律问题的适当方法”[2]。岜沙人、占里人的习惯,在他们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非常贴切地体现了这一特征。1.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具有法的规范性即不特定性和反复适用性。他们对树木的崇拜和对大自然的敬畏,有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大家共同遵守的、用文字的形式记录的村规民约。若有违反者,将受到处罚。2.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特征普遍性痕迹。作为国家意志的法,其表现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法,也可以表现为政策、甚至风俗习惯等。在岜沙人、占里人的心灵世界里习惯时刻调整和维系着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其调整的深度和有效性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强于国家法。习惯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实施,社会秩序自然地维系与调整。3.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特征,以设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来调整村民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村规民约设定,对树木的栽种和对擅自滥伐树木的惩罚,都有严格的程序和措施,保证习惯得以完整的实现。以求达到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可持速发展的目的。不容讳言,尽管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具有法的某些特征,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法的功能和作用,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是当地村民共同意志的体现,并且主要依靠口头传播和继承,与他们的祖先、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岜沙人、占里人的心目中,尽管从效力上而言,风俗习惯、村规民约没有神话传说和现行法律那样高效力,但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却远远不及风俗习惯、村规民约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还包括当法律存在漏洞或者意思不清晰时,习惯就可以作为来帮助人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最适当方法。正如德国法学家阿图尔·考夫曼所说:“什么使得一种风俗习惯能成为习惯法?不是原始上的可强制性以及长时间的规律行使,而是相关规定的社会伦理内容,是针对共同福祉的。”[3]但风俗习惯、村规民约毕竟不是习惯法,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能将习惯的积极合理的因素、因子视同政策和法律,更不能代替法律。当然,我们对岜沙人、占里人对树木崇拜的风俗习惯的认识和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也存在不断认识、挖掘、整理的过程。

四、岜沙人、占里人的风俗习惯已经成为守护

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强制性规范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岜沙人、占里人,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贵州这块神秘的土地上生产、生活,形成了完全符合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风俗习惯,对水土的保持及气候的调节有着积极的作用,非常有效的抵御和防范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确保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可持速发展。他们通过习惯有效的解决内部成员之间的冲突和纠纷。正因为如此,岜沙人、占里人尊重、崇拜树木,禁止砍伐树木的习惯,特别是禁止滥伐树木,普遍融入县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林业发展规划及新型农村建设规划等等规范性、制度性、强制性措施和手段的制定。在当地绝大多数村规民约的制定,尽管侧重面不一样,都将禁止砍伐树木作为村规民约的核心,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的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管理格局。由于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独特的自然生活习惯以及天然的立体生态环境,近年来,吸引了各类有识之士的目光。当今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已经成为贵州的一张旅游名片,占里侗寨还入选“2013年中国最美田园”的美誉,是贵州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保护民族村寨,特别是岜沙苗寨,被誉为苗族文化的“活化石”和“生态博物馆”,已经成为贵州独特的旅游资源,是人们到“多彩贵州”旅游的非常向往的必到之处。随着旅游业的全面发展,岜沙人、占里人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生活节奏也随之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们表演和展示自己的民族服饰、生活习俗,打理着以家庭为主要特色的“农家乐”,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发展原生态旅游,成为他们致富奔小康的重要的路径之一。可以预见,原汁原味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民族习惯,已经成为日益兴旺的原生态旅游的主打产品。随着旅游产业的提升,必然会引爆上下游民族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将超常规的为当地经济发展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民族特有的,才是自己的,也只有民族特有的,才可能是世界的。岜沙苗寨、占里侗寨的民族习惯是多彩贵州、神秘贵州的一朵奇葩,表现为生产和生活中人们共同信守的行为准则,对当今社会秩序的维护、自然环境保护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建立奖励补偿保护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2)

甘向群在论坛上指出,环境问题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随着工农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发展,广西生态保护与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工作已面临重大压力,并引起了党委、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我们把“广西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作为今后几年内广西专家论坛的主题,这个主题选得好,也很及时。“生态保护与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专题研讨会”,拉开了“广西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论坛”的序幕,是广西科技工作者尤其是环保战线的科技工作者以智报国、为国分忧的具体行动。

甘向群还指出,广西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广西专家论坛是广西科技工作者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个平台充分利用科协及所属学会学科齐全、人才荟萃以及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横向联系的优势,汇集各学科专家学者的智慧,围绕广西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综合性、跨学科、前瞻性的学术研讨活动,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许多高层次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希望来自学会的专家学者能够畅所欲言,集思广益,深入探讨生态保护和环境综合治理问题,交流经验,为促进广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3)

19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鼓励西部农业开发者,除制定了灵活多样的土地开发政策外,还陆续颁发了《沙漠土地法》、《鼓励西部植树法》等法律。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明确了只要在西部地区植树、种草或修筑灌溉沟渠达到一定面积和一定时间,就可以免费或低价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美国西部的土地开垦和农业的发展。从1836年到1985年,美国中西部新开垦的耕地面积为2.45亿英亩,相当于原有耕地面积(1.6亿英亩)的1.53倍。随着耕地的增加,粮食产量倍增;玉米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1061.3万t,增加到1989年的1亿9120万t,增加了约17倍;小麦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389.5万t,增加到1989年的5540.7万t,增加了14.2倍;大豆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23.3万t,增加到1989年的5244万t,增加了224倍。使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美国主要畜产品的平均年产量:1961~1965年期间,肉类335.28万t,牛奶1139.9万t,鸡蛋78.4万t。到了1989年,肉类(不含鸡肉)、牛奶、鸡蛋的平均年产量,分别增加到1818.9万t、6543.2万t、397.4万t,分别比1961~1965年期间增加4.43倍、4.74倍、4.07倍。

但是,大规模的垦荒活动,在中、西部开发初期,一些农场主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农牧业利润,对那里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使该地区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生态失去平衡。

2农业生产与资源、生态环境问题

在美国,由于农业的开发而引起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生态系统失衡,等等。

下面讨论在美国由于农业开发引起的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4个方面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

2.1土壤侵蚀

美国联邦农业部的最新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引起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土壤侵蚀面积达6900万英亩,约占耕地总面积3亿4500万英亩的20%。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长期不断地种植较单一的农作物的耕地,即不实行轮作、不实行休耕的农地,机械化大农场。此外,美国政府以往的农产品价格扶持政策、增加农户收入的各项优惠政策,导致农户以垦荒的途径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农产品产量,维持较高水平的收入。

由于对土地、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由于受风和水的侵蚀,美国全国的农地每年土壤流失量高达27亿-31亿t;造成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面积达1亿1800万英亩。

2.2一些主要农业生产地区水资源枯竭

根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统计资料:1949年美国可灌溉耕地面积为2500万英亩,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了5000万英亩,稍后减少到了现在的4500万英亩,其中包括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1200万英亩可灌溉耕地和1340万英亩地下水位下降的耕地,分布在北部平原、南部平原、丘陵地区、太平洋沿岸的17个州;例如,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央的溪谷地区,地下水位的降低,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另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1980-1984年,有1400万英亩的可灌溉耕地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0.5~5.0英尺。

2.3盐害

美国西部的干旱地区,是“灌溉农业区”,引起盐害的危险性极高。在这里不但有钠盐,还有钙盐、镁盐等各种盐类。加利福尼亚州受盐害最严重,加州的中部及南部帝国峡谷等主要农业区,降水极少,在那里若不进行灌溉,进行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那里灌溉用水的水源是:地下水、圣礼河水、科罗拉多河水。因为科罗拉多河水含盐,加州中部、南部地区的土壤也含盐,所以,用含盐的水灌溉农田导致了耕地表面盐分过度积累,农作物因受盐害而枯死,耕地也逐渐变成了荒漠。现在,对此采取的对策是:用自动撒水器撒大量的水来希释盐分,使盐分流入地下。但是,这样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时间一长,地下水盐分含量增高,当盐分含量高的地下水位上升到农作物的根系部位时,就会导致农作物枯死;或用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灌溉农田使农作物枯死。为解决这些问题,也曾采用抽水机抽取地下水的方法,来降低地下水位。但是,盐分较高的水,向何处排放?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例如,为降低地下水位,曾将盐分较高的地下水排放到Gustafson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发生了水鸟和水生植物受害事件,如水生动、植物生长畸形,以水生动物为食的水鸟因吃了这里的畸形动物也生长畸形,水鸟不下蛋,或生了蛋也孵不出小鸟。由于发生了这类事件,排水处于被禁止状态。如果在今后的10年中,这里仍禁止排放地下水,随着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位的上升,将有100万英亩的耕作,因盐害而充耕,变为荒漠。到目前为止,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的排放问题仍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2.4水质污染

由于农业开发、生产活动而引起的水质污染,是众多损害大而且涉及范围广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之一。水质污染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地表土流失,这些流失的地表土沉积在湖底或河底,恶化有关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此外,美国的农民为扩大耕作面积,将湿地转化为农田,也使那里的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就农业生产而言,大量使用氮和磷随地表水流失到河流及湖泊中,使河水及湖水产生富营养化问题,给动植物的生存带来负面影响;杀虫剂会使水生动、植物产生畸形,乃至死亡。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资料显示:在美国,流入河流湖泊地表水的水质污染物约有50%来自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由土壤侵蚀、水土流失造成的。其中有50%-70%为氮和磷,主要来源于耕地上的化肥与围栏育肥方式所聚集的家畜粪便。水质污染不仅使地表水质恶化,而且对地下水资源的水质也有重大影响。如果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化学物质一旦污染了地下水,就会污染整个地下水水脉。地下水质污染,危及着农业生产地区人口总数的97%,占美国总人口50%的居民健康。因为,这些居民要饮用地下水,所以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3美国的农业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面对农业生产、开发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注重与农业生产、开发相关的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耕地、水等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法规和长期计划,特别是联邦政府1985年制定的“农地保护计划”,大规模地实施退耕还草、退耕植树、或休耕;到1990年共将1亿1800万英亩的农地纳入,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1农业立法与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美国联邦政府于1985年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主要内容是:①为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出口,政府对农民支付农产品出口补助金;②为减少农产品库存积压,扩大农户对农产品市场的选择权(交易条件、方式等);③通过实施农地保护计划(CRP),贯彻对农地进行保护的方针。此外,该法还包含了有关资源、环境保护的条款、草地保护、沼泽地保护等条款,制定这些条款的目标是:持续地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保护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实现该目标,政府制定了长期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计划,即与该法相辅相成。

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再次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目标是:通过实施农地、水等资源的保护及水质改善、湿地的生态环境系统保护、食品安全性保障对策,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保证向消费者供给“绿色”的农产品。为实现上述目标,在农业法中还增添了关于“持续农业”和推行新的耕作方法的条款。

修订后的《农业法》,沿袭了食品安全保障法的方针,增加了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该法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市场理论的应用;提高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农地、水资源)。该法由9项条款组成,有关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条款是第2项和第7项。

3.2农地保护计划

就其内容来看,可以说是荒漠化防治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农业生产给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在容易发生荒漠化的地区,实行有计划的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及休耕(如种植以改良土壤为目的的豆科植物等),即在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监督下,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行为期10年的休耕或永久性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同时,作为补偿,由联邦农业部每年向该计划的参加者(农户),支付一定数量的补助金(按每英亩一定的单价乘以退耕、休耕地面积的方法计算,并被称为地租,下同):联邦农业部退耕还草或退耕还林的农民支付树木和草的种植费用总额一半的补助金(一次性的补助)。

农地保护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农地土壤侵蚀量,防止荒漠化蔓延。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五个较具体的目的:①通过农地保护计划的实施,长期保持美国农业的食品及天然纤维的生产能力;②减少由农业生产而产生的环境污染物质的数量;③改善水资源质量;④保护野生动、植物;⑤通过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方法,抑制农产品生产过剩,通过总量控制来保证农户增加收入(稳定和提高农产品价格)。

根据联邦政府统计,1989年联邦农业部对大约6300万英亩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每年减少土壤侵蚀量达8亿t;到1990年,联邦农业部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1亿1800万英亩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

在美国,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遇到阻力。例如,是参加会减少收入的农地保护计划(CRP)、还是维持以前那种较大耕作面积的农业生产活动之间进行选择时,农民更偏好后者。

在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区域内,如果农户不参加农地保护计划,则取消该农户享受政府扶持及参加联邦农业部“农产品计划”的资格。

到了1996年,最初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耕地(休耕、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已经过了10年的保护期,也就是说已经失去了向农业部领取地租的资格,一部分休耕的农地可以从新进行农作物种植了。但是,拥有这些耕地的主人,必须严格遵守1985年及1990年修改后的农业法中有关农地保护的条款来耕作。否则,他们将不得不同农业部的“农产品计划”说“再见”了。那些退耕还草、退耕还林的农地,则永久地退出农作物的生产。

3.3防止水质污染对策

1987年美国颁布并实施的《水质法》、《水质净化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各地方(州)政府有义务每年向联邦政府报告关于缓解农业水源水质污染问题的对策及成果。1988年美国联邦农业部公布了“土壤、水资源保护全国计划”及“区域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并通过该计划的落实,管理着全国22个区域性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的实施。现在看来,全国各地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证明,上述各项法律和计划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4耕作方法的资源、环境保护对策

3.4.1可持续农业

所谓“可持续农业”,一般是指“能够持续地利用资源进行农业再生产或能够进行资源的再利用,把农药、化学废料的投入量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在实现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农产品(食品)的同时,保持较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和收益性的耕作方式及其农业管理体系。”

实现可持续农业的手段是:①改革现行的农业种植、养殖体系中不利于农地、水等资源保护的部分;②采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方式;③促进家畜粪尿等农家有机肥料及豆科植物等绿肥的利用;④实施保护农地、水资源的保护性耕作方式;⑤采用种植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复合经营模式。

通过上述手段来防止土壤侵蚀、荒漠化蔓延、水资源水质污染的目的,并且在保护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农业生产,提供安全的(卫生的)农产品。

3.4.2关于“保护性耕作方法”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4)

党的十报告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彰显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类文明发展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对人类发展意义的深邃思考。

特别强调,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两个清醒认识”凸显了对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面对中国今天环境的挑战,共产党人必须勇于担当。“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

科学概括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内涵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中有关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理念,有以“两山论”为代表的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新思考,有体现着深切人文关怀的关于民生福祉的新概括,还有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全球生态治理的新视野。这些论述中充分体现了的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以人为本的哲学思维方式,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也是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有力指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在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提出“两山论”的科学论断:“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以下将这一思想简称为“两山论”)“两山论”思想破解了发展中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一难题,形成了全新的发展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和方式。

2005年8月24日,以笔名哲欣在《浙江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如果能够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2006年时任省委书记的到丽水调研时指出,“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2006年3月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时,论述了实践中人们对“两山”之间关系认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第三阶段是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他说:“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生态经济优势,变成一种完全浑然一体的关系,和谐统一的关系。”三个阶段论,蕴含着对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诠释和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展望,体现了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

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对“两山论”进行了一次全面阐述。他说:“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理论上看,“两山论”在分析“发展与环境”这对矛盾中看到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统一之法,在解决“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对立中找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之机,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系统化的应用和发展;“两山论”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生产力理论,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中国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从实践上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是破解经济发展难题、总结发展经验的理性升华,是他长期研究思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认识飞跃,也是他θ死辔拿鞣⒄沟缆飞羁谭此寂判的思想结晶。

“两山论”思想开辟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境界,这一思想中包含辩证思维,在超越“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两难”困境中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双赢”之道,打破了简单地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突破了“先发展后治理”旧发展模式的窠臼,找到了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的现实途径。是我国当今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的本质体现,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实践。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环境生产力”的观点。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近年来,到许多地方考察时都一再叮嘱,一定要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在广东考察时他谆谆告诫:“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海南考察时他指出,“希望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 ‘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当个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在黑龙江伊春考察时他鲜明地指出,“生态就是生产力,我国生态资源总体不占优势,对现有资源的保护具有战略意义。伊春森林资源放在全国大局中就凸显了这种战略性。如果仅仅靠山吃山,很快就坐吃山空。这里的生态遭到破坏,对国家全局会产生影响。森林是很不容易的,人们要对有限林业资源实行保护。”

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单纯是速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代表着全面的发展,更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关于生产力的“两个就是”的阐释是对唯物史观生产力观点的发展,拓宽了我们对生产力概念涵义的理解。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治国理政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在新任政治局常委与记者见面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人民的需求也在发生着变化,“老百姓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对美好环境的向往成为当代民众的重要民生诉求。以人为本就应让人民共享发展的生态成果,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更多更好生态产品的需求。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所以“一定要生态保护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

生态思想中包含着深切的人民情怀,2014年12月13日,他在江苏镇江市调研时讲到:“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是转方式、调结构、上台阶的重要内容。经济要上台阶,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我们要下定决心,实现我们对人民的承诺。”改善生态就是改善民生的“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彰显出执政党深厚的历史责任意识和现实担当意识。

“五位一体”与全球生态治理。在“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前提。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孤立的,它的有效推进需要融入其他四大建设之中,与其构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文明系统。

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大自然亿万年来形成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他认为,“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流失、沟壑纵横。” “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不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可以独自完成的,当下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同志呼吁推动国际合作,呼吁全球治理。他认为保护地球家园、促进可持续发展,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他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战略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需要变革相应的生产关系,当前尤其需要改革阻碍生产力绿色化发展的w制机制。十之后,特别强调制度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树立生态红线观念,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IX(2015)08-0036-03

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是经济发展的狂飙时代。在21世纪的帷幕拉开的时候,有鉴于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其他要素的明显失衡,人们苦苦寻找承载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优方式。在我国,十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从而弘扬生态文明有了更加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生态文明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为宗旨,以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最终实现持续发展的高级文明形式。由此可见,生态文明不仅包含“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联,而且也内含“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关联,展示了自然、人类、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生态文明的立论基础

1866年,德国学者E.H.Haeckel提出“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纵观生态学200年的发展史,是人与自然关系趋向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并逐渐由此进入生态学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生态学范式中出现了新的生态学理论,使人对这个发展相对失衡的世界有了不同的新看法,因之,大自然表象背后的有机性、联系性、整体性等本质属性开始深入人心。新的生态学理论可归结如下。

1.盖娅假说理论。“盖娅”是希腊大地女神的名字,古希腊人用来代表大地和大地上所有的生命。盖娅假说认为,所有生命构成的整体具有一个活人所具有的全部特征,即整个地球至少地表系统是一个有生命的、能够自我调节的活的系统,包括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在内,整体地发挥着作用。该假说的核心想表达这样一个信仰――地球是一个整体的“生命有机体”,尽管自然界存在着“丛林法则”,但其最基本的规则是合作与共生。“盖娅”理论表明,有机物必须相互依赖以维持生存,人不再只是为资源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将自身视为在同一生物圈生活的地球公民,去共同保卫身处其中的地球生态系统,寻求共同发展的可持续性。

2.混沌理论。混沌研究始于“蝴蝶效应”理论,该理论可以比喻为:一只蝴蝶今天在中国扑打翅膀煽动了空气,可能会变成下个月在北美上空出现的风暴系统。其含义就是,投入中的细微差别可能很快就变成产出中的实质性巨大的差距。由此说明,大自然从本质上讲,其运行过程是非线性的,传统工业的发展造成空气污染,导致全球变暖等一系列的全球气候灾难。对生态学领域来说,“蝴蝶效应”的含义是深刻的,现在发生着的改变世界自然结构的,有可能是不起眼的变化发生着微妙作用。严格说来,混沌原理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事务中,混沌理论所依靠的数学把秩序与混沌当作基本决定论的两个明显形式。自然界虽然存在多种状态,但加以归类,无非两种:有的井然有序,有的混乱无序。秩序和混沌共同构成了一个连续的、交织的自然系列。

3.生态价值理论。“生态价值”理论认为,地球上任何生物个体,在生存竞争中不仅实现着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创造着其他物种和生命个体的生存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生物物种和个体,对其他物种和个体的生存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价值);同时,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物种及其个体的存在,对于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都发挥着作用。由此延伸,自然系统的整体稳定和平衡是人类存在(生存)的必要条件,因而这一必要条件对人类生存具有“环境价值”。

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消费应该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所能容忍的限度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减少人类对自然的消费,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关于这一点,十报告讲得已够清楚:“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的方针”,为的是“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以推进绿色发展。

4.责任与公平理论。在环境伦理学看来,生态系统是所有地球人的生存环境,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的生存环境,这就是环境价值的“公共性”。由环境价值的“公共性”所引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公平原则。从反面说,任何企业、个人为了经济私利对环境的破坏,都是侵犯了他人享有环境价值的权力,这就是不公平。要解决这种不公平,就必须追问“不公平”责任问题:谁为了经济私利破坏了公共环境,谁就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解决公平问题,必须通过追问责任来实现。谁破坏了自然环境,谁就应该为他的行为承担经济责任,这才是公平的。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补偿与惩罚统一的原则,为了保护公共环境而牺牲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国家、地区、企业和个人,应该得到经济上的补偿,因为他们为了保护全人类的公共环境牺牲了自己的经济利益。

二、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的云南省绿色经济实践

云南省在绿色发展的基调下,把生态立省思想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生态是云南最大的省情,是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希望之所在,为此,我们要在理论上强调生态功能是有价值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产力。绿色经济也是辩证的,既要保护好环境,又要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生态环境。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判断,云南省多次提出,“良好的生态就是生产力”,“建设生态就是建设生产力”。多年来,云南省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积极的无私贡献。在中国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盘大棋中,云南省要积极争取国家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唯有如此,云南省建设生态文明的步伐才能越走越宽。为此,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的云南绿色经济实践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1.依托生态文明理论支持的绿色新政实施。所谓绿色新政,就是体现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情,把建设资源型和环境友好型作为重要的着力点,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坚持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绿色新政是2008年联合国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英国、美国等几十个国家都在做绿色新政,为的是抢占绿色产业的先机。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绿色新政对我们制度性的改造非常重要。因此,从绿色发展人手,从阻力比较小,到条件成熟,大规模的绿色新政改革就成熟了。

具体在云南省,绿色新政要充分发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加快编制环境功能区划,制定不同区域的环境目标、政策和标准来实施绿色新政。又如,昆明市是云南的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实施绿色生态工程,强化节能减排,推行经济增长,为积极创建国家绿色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做出了重要贡献。在2010年度中国十佳绿色城市奖、绿色责任贡献奖、绿色贡献终身成就奖的评比中,云南昆明市、普洱市、江川县均上榜“2010年度中国十佳绿色城市”。可以说,中国十佳绿色城市是对昆明市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发展绿色,实行绿色发展的一个肯定,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沿着绿色发展的道路向前奋进。昆明市将以这次获奖为契机,更加扎实地推进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下一步将在继续打造绿色交通、绿色城市、绿色生活、绿色出行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继续发挥昆明市的气候优势、自然优势和生态优势,进一步把昆明市打造成为世界知名的高原绿色生态湖滨城市。与此同时,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建议,对禁止开发区地区领导不考核GDP,因为为了保护环境导致GDP下滑从绿色新政及未来考虑是值得的。中国十佳绿色城市的江川县看到两年前抚仙湖水质突然降到了二类,为了保证抚仙湖一类水质,他们铁下心肠关闭污染行业,虽然导致了GDP下滑、经济下降,但是环保上升了,所以这么做值得。在江川县,保持抚仙湖一类水质一代又一代传下去,使抚仙湖周围空气更清新、环境更美,让到抚仙湖来的人喝上一类的干净水,这就是绿色新政的一份担当。

2.云南省绿色贡献的理论与实践伸张。“绿色贡献”概念,或者叫绿色的外部贡献,它是指某一地区当年的GDP占全国同期GDP的比例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占全国同期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比例的比值。这一概念通过计算水资源消耗、能源消耗、S02和COD排放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提出了以绿色贡献系数作为判断不公平因子的依据。绿色贡献又叫绿色的外部贡献。2005年,国家环境规划院以万元GDP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S02排放、GOD排放等4个指标为基础,提出了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距离和绿色贡献概念。

应该说,云南省在保护环境、建设绿色生态屏障方面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它的绿色发展程度较高,根据2012年云南省林业厅的首个《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报告,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为每年14838.91亿元,约相当于全省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GDP)的2倍。其中,年涵养水量518.17亿立方米,年涵养水源价值合计为4494.12亿元,年保育土壤价值合计为3361.33亿元,年积累营养物质价值合计为111.40亿元,年净化大气环境价值合计为1143.70亿元,年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为4689.06亿元,在我们看来,对森林价值的定量评估只是一个开始,更全面、科学、准确和系统的绿色贡献评估,仍有待相关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但是,这方面的绿色贡献在云南省的学术界还没有将其有效地转化为“理论主张”,由此,我们仅仅停留在“权利主张”的呼声应该改变。现在,中央和地方已经开始专门讲绿色财政、绿色金融,这些概念会发展起来的。因此,云南省希望从绿色贡献出发,在下一步的深化探讨中,拿出有实证研究的理论成果;更希望国家在云南省森林建设、江河湖泊保护与治理、节能减排、产业生态化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资金和技术的支持。

3.打造云南特色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和补偿机制体系。生态补偿是眼下的一个热门词汇,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生态补偿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补偿既包括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所获得效益的奖励或破坏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所造成损失的赔偿,也包括对造成环境污染者的收费;狭义的生态补偿则主要是指前者。

生态补偿理论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一是对生态系统本身保护(恢复)或破坏的成本进行补偿;二是通过经济手段将经济效益的外部性内部化;三是对个人或区域保护生态系统和环境的投入或放弃发展机会的损失的经济补偿;四是对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对象进行保护性投入。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是以内化外部成本为原则,对保护行为的外部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保护者为改善生态服务功能所付出的额外的保护与相关建设成本和为此而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对破坏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的补偿依据是恢复生态服务功能的成本和因破坏行为造成的被补偿者发展机会成本的损失。

云南特色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和补偿机制构想。就中国而言,国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专节论述,强调要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近年来,云南省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水环境保护等领域探索实施了生态补偿机制,但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凸显的当下,建立完善、公平公正、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迫在眉睫。我们在调研走访中看到,云南省在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地方经济做出了巨大牺牲,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或补偿很少,致使有些地方的生态保护工作很难开展。以德宏为例,我们曾经调查过若干个生态区,都涉及到有没有生态补偿的问题,目前德宏的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67%,但是国家给予的政策是每亩森林补5块钱,省里给予的政策是每亩补10块钱,这点补助还是太少,因此这些区域在发展经济和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中矛盾十分突出,不少当地百姓说“现在是生态越好补得越少”。因为保护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保护的内在驱动力不强。怎样让生态好的地方人民富裕起来、搞生态建设的人富裕起来,使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够更好,已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无论是就全国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还是就云南省绿色经济发展的持久性而言,都应将“生态补偿”纳入经济运行的要素中,以求得经济学上的必要补偿。作为绿色资源大省云南来说,更应保护好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并将之转变为发展优势。如前所述,为云南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的评估,对于完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推进绿色GDP核算,理论意义重大。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6)

一、相关概念分析

1.循环经济理论的含义、本质及遵循原则

循环经济就是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按照生态规律规划、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及环境容量,尽可能以可循环利用的资源为来源,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并举,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纳入自然循环过程中,融资源开发、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为一体经济活动,以使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充分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少的程度,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得生态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趋向,实现人类活动与生态的良性循环。

循环经济中的物质利用模式遵循了生态规律,使得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因而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

在实际操作中,循环经济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再循环原则。减量化原则是针对输入端的,旨在减少物质和能量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从而达到尽量节约资源及减少废弃物排放之目的;再利用原则:目的在于尽可能多次或以多种方式地使用产品,延长产品从投入使用到成为垃圾的时间;资源化原则(再循环原则):就是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实现回收利用的最大化,以减少末端处理量。

2.生态旅游城市的概念

生态旅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旅游新时尚,生态旅游的主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满足人们对自然区域的向往,保护其资源与环境;二要考虑经营者的经济利益,使经营者意识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的并重性,从而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促使旅游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这与传统旅游最本质区别在于实现经济、社会和美学价值的同时,寻求适宜的利润和环境资源价值的维护。生态旅游区的建立则可以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

根据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在此对生态旅游城市进行如下定义:所谓生态旅游城市是指运用生态学、经济学和旅游学的原理,遵循生态规律与城市发展规律,以生态城市的建设为基础,以城市生态旅游为主线,以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现代化新型城市。

生态旅游城市是生态系统、旅游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平衡体系。建设生态旅游

城市,必须要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促进文明、舒适、可持续的人文环境的发展。

二、循环经济与生态旅游的内在联系

1.两者都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理论

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可持续发展宣言,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诞生。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强调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它能有效地解决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障碍――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自循环经济诞生之日起,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而生态旅游与循环经济的关系甚为密切,早在1983年“生态旅游”一词被IUCN生态特别顾问谢贝洛斯理解为:旅游对象是自然生态环境,旅游方式是不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里已蕴涵了可持续发展的特质。现今,对生态旅游的认识已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它是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并将持续发展理论充分体现于旅游业各个层面的一种全新的旅游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生态旅游的核心理论,也是生态旅游的灵魂之所在,因而,可以说循环经济与生态旅游因贯彻可持续发展而联姻,同时生态旅游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走着循环经济之路。

2.两者都以生态经济为实质内容

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其实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将经济系统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旅游业作为经济产业的一个分支率先触及了循环经济的实质――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而生态旅游无论其核心理论、支撑理论,还是相关理论都体现出其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实质是实现旅游业发展的真正生态化。

三、生态旅游城市的循环机制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和削减污染的根本手段。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无规划,造成了城市环境乃至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城市文明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必须建设生态旅游城市,重视循环经济理论在城市建设规划中的应用,创造良好的生态循环系统。

生态旅游城市的建设就是城市生态发展的结果,倡导的就是城市与自然环境、人与生存空间的和谐统一及良性循环。生态旅游城市建设应该充分认识城市的循环结构系统,并应该借鉴生态系统的共存原理,加强城市系统的内部循环与优化,实现物质与能量的高效利用,尽可能地节约资源与能源,建立城市生态的良性循环,建立城市与自然环境、人与生存空间的和谐统一及良睦循环。

生态环境是承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保障。循环经济理论是建设生态旅游城市取得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上,应该把城市的经济、社会、资源和城市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并实现其内部之间的循环和谐,进行生态环境建设,从而建立生态城市系统,取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生态旅游城市,要遵循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根据循环经济理论,以最小的环境资源代价谋求城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经济社会成本保护资源和环境,既不为发展而牺牲环境,也不为单纯保护而放弃发展。既要创建一流的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休憩质量,又要确保城市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从而走上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生态保护型和循环经济型的现代城市发展之路。

四、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生态旅游城市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城市旅游资源是城市居民所共用的自然、社会资源,其开发利用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融入循环经济理论的原则对城市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地、综合地开发与保护,并将其与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融入一体,从而使城市旅游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城市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城市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应该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3R原则,系统地减少和避免过多的旅游资源破坏,进行合理的规划,从根本上减少和避免旅游废弃物的排放,最终实现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促进生态旅游城市的建设。

1.重视对城市旅游生态的综合保护

对全民进行教育和宣传,更新陈旧观念,提高生态保护的自觉性。改变长期以来,认为旅游业是“无烟工业”,忽视旅游污染的思想观念。同时,加强对旅游城市和景区生态环境的监测,及时治理污染源。要建立和健全旅游城市和景区的生态管理和监测机构,制定科学的生态保护指标体系、培养和提高生态保护的专业技术队伍,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监测和治理。另外,还应建立保护生态环境基金,除由国家从旅游收入中适当拨款外,主要应由游客和旅游经营单位缴纳,以弥补生态资源的耗费。生态环境基金也要建立有偿使用机制,使之不断增值。建设生态旅游城市,开发、保护城市旅游资源,必须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目前国务院己颁布《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环境保护法》、《森林保护法》、《海洋保护法》等10个有关保护生态的法规,并酝酿制定《旅游法》。各城市及其旅游管理部门应根据有关法规,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关旅游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条例,并逐步组建一支生态执法队伍,宣传生态法制,严肃处理破坏生态的案件,培养公民的生态法制观念,促使生态保护走上法制的轨道,蔚为风气,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这样,城市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才能实现良胜循环。

2.重点保护城市的建筑格局和文化遗产

城市是立体的图画,流动的风景线。城市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它承载、凝固的不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建筑物既是物质产品,也是文化产品,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载体和结晶。大众的流行文化和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性质的城市名胜古迹、建筑景观不一样。建设生态旅游城市,开发城市旅游资源时要注重保护历史遗留的古城遗址、古建筑风貌,加强各名胜、景观、景点的防火、防盗、防腐蚀等安全保护措施,加强人们对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同时加强执法监督,杜绝破坏景观、景点的恶性事件的发生。

3.通过城市现代化建设优化城市旅游环境

旅游是一种全方位的体验和享受,游客到一个城市首先接触的是城市的旅游环境,它体现着城市的物质文明程度和精神文明水平。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从而创造优美的城市环境。目前,各城市都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步伐,并在不断改善、提高城市的综合环境质量,如各城市均在努力争取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文明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另外,城市建设的现代化,提供了现代化科学技术,从而提供便捷的交通、通讯,满足了旅游者对旅游城市、旅游景点进得去、出得来,交通方便、安全、舒适的要求。再次,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也加强了城市的法律效力,使得城市旅游能够做到依法加强管理,从而保护景点、景区的旅游设施,以及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参考文献:

[1]杨正泰等:旅游景点景区开发与管理[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7)

在各级媒体上刊登生态建设进展内容,主动加强和电视媒体的联络,充分运用互联网,全方位宣传报道环境保护工作。“十一五”以来,组织电视采访报道215次,在市级以上报刊发稿720篇,刊发网上信息6000篇。组织了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迎查电视宣传片的拍摄和制作工作,展示出了日照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靓丽风采。会同日照市人大城工委每年组织“港城环保世纪行”活动,对全市环境与资源保护现场进行深入采访报道,有力促进了一些环境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

利用“六•五”世界环境日、“地球日”、“无车日”等环保节日,组织开展了全市环境保护图片展、“蒲公英在行动”少儿文艺演出、“环境与健康宣传周”集中宣传、“生态环保摄影展”、“绿箱子环保计划”、“十大环保人物”评选等活动,在全社会形成了关心、支持和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各区县也积极行动,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公益宣传活动,为生态日照建设提供了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建立完善了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机制,引导全社会以实际行动关心环境、珍惜环境、保护环境。成立了日照市青年环保志愿服务总队,积极鼓励、支持环保志愿者参与环境保护。目前,日照市青年环保志愿者服务总队已有5个内设部门、5个专业服务大队、11个直属服务大队,拥有正式注册青年环保志愿者3000余人。累计组织主题环保志愿服务活动100多项,参与服务活动的志愿者达3000多人次。利用各种形式宣传“12369”环保热线,提高市民对环保热线的知晓率,畅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积极倡导绿色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形成了生态文明的行为规范。在党政机关,积极开展厉行节约和节能减排活动,推行绿色采购制度。在企事业单位,鼓励生产者提供绿色、放心、满意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服务,营造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城镇生活垃圾分类、义务植树造林、环保义务劳动等环保公益活动,倡导绿色消费、节能减排,引导公众选择节约环保、低碳排放的消费模式,初步形成了勤俭节约、爱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

2012年,针对日照市生态文化体系构建中存在的生态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生态文化舆论引导不够强势、生态文化实践没有形成品牌、生态文化建设投入不够到位、生态文化建设基础比较薄弱等诸多问题,日照市将主要从以下6个方向加强生态文化体系的构建。

一是加强理论教育指导。认真组织各级干部学习掌握生态科学知识,打牢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坚持把生态教育作为全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增强群众生态意识上升到提高市民素质的战略高度,大力倡导生态伦理和生态道德,提倡先进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审美观。以启发式、体验式教育为主,突出抓好青少年的生态道德教育,培育青少年良好的生态道德品质和情操。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注重把生态日照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生态认识提升为生态文化理论,努力形成富有日照特色的生态文化体系。二是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短信、博客等新兴媒体和方式,全面深入系统地传播生态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科学知识。注重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舆论引导,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绿色消费模式,引导人们树立绿色、环保、节约的文明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充分利用各种环保纪念日或活动日,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生态文化宣传实践活动,增强群众对生态文化活动的认同感、参与感和快乐感。完善环保舆情监测体系,实施全方位动态监控,做到正确甄别筛选,科学分析研判,积极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三是发展生态文化产业。鼓励各种投资者投资生态文化产业,提高生态文化产品生产的规模化、专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结合日照市功能定位和区域优势,制定出台优惠政策,加大对生态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利用“绿博会”等会展活动,积极推介日照茶文化、海文化、山文化等,将生态文化元素应用到工艺礼品、办公用品、旅游产品等多个领域。充分挖掘日照森林文化、竹文化、湿地文化、生态旅游文化等发展潜力,增强生态文化产业的活力。四是夯实生态文化建设基础。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因地制定、运行有效、惠及百姓”的原则,改善全市公共生态文化服务网络。加快推进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环境教育基地创建,创建一批示范性的绿色基地,引导全民参与生态日照建设。大力推进生态文明乡村建设,以村容村貌建设、生活方式建设等为重点,建设产业生态高效、环境优美宜居、生活文明健康的美好家园。积极开发博物馆、科技馆、文化(艺术)馆等各类场馆和各类保护区、公园的生态文化传播功能,建设一批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示范基地。五是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编制“日照生态文化体系建设规划”,把生态文化建设纳入法律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建立健全群众监督举报制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大力宣传生态文化建设的先进典型,批评有悖于生态文明的不良行为,使广大群众和新闻媒体在生态文化建设中发挥更有力的舆论监督作用。将生态文化建设纳入各级及各有关部门、单位综合目标考核考评体系,定期督促、指导和考核、考评。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渠道,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多种资金齐投入、共受益的良好机制。六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文化人才的培养,注重文化人才的选拔,完善人才使用体系,建立人才“引得来、留得住、能发展”的人才引进格局。立足于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建设好生态文化团体,加强生态文化文艺创作,努力推出一批生态文化作品。加强与有关高校合作,发挥高校师生的培训优势,建立生态文化培训基地。策划成立日照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广泛招募优秀社会志愿者,充分发挥环保志愿服务队伍在生态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作者:董岩、程蕾单位:山东省日照市环境保护局)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8)

[关键词]:“两山论” 生态文明 经济建设 辩证统一

1.“两山论”的提出及发展

“两山”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期。当时余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河水污染,空气质量低下,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余村村委毅然关闭矿山和水泥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治理生态环境,同时发展旅游业,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正式根据余村生态优势转变的生动事例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

在提出这一论断之后,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刻的理论探索。2006年3月23日发表的《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这篇文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两山”思想,2006年9月15日发表的《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文章,用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具体而深刻地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这两篇文章标志着“两山”思想逐渐走向完善和成熟。

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对其“两山”思想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表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南。党的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站在新时代中国现实和历史的高度上,阐释了保护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关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党的长远发展。同时提出了六项重要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六项原则标志着生态文明思想的正式形成,其核心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的思想。

同时在党的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理念是对“两山论”的进一步发展,强调了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人类不可能离开自然而独立生存下去,自然环境所给予人类的不仅是光、空气、土壤等这些自然条件,更深层次的是生态优势可以转化成经济优势,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个共同体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解,实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

2.“两山论”的哲学底蕴

2.1.“两山论”的内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非常深刻。首先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绿水青山”不仅是河水清澈、山峰苍翠,而是指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发展、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资源实现合理利用的一种和谐发展状态。而“金山银山”也不是仅仅是财富大大增长,更多的是经济效益和质量的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中,实现绿色发展。

“两山论”还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一是“两山论”蕴含着新的发展理念,“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要求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施绿色发展方式,改变以往以经济建设至上的观念。二是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推动了我国人居环境的改善,为我国居民创造了山清水秀的宜居环境。

2.2.“两山论”的哲学底蕴

“两山论”在哲学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实现齐头并进,更说明了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2.2.1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物质资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物质资料则来源于自然界。人类不能离开自然环境生存,同时自然界也需要人类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两山论”中的 “绿水青山”是人的居住地和生活场所,它表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金山银山”是人利用 “绿水青山”实现自我发展的结果。因此,“两山论”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的状态,人类需要自然,也离不开自然。自然同样离不开人类。“两山”思想更加深刻地表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意在希望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建立和谐发展的关系。

2.2.2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

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以牺牲“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这样“两山”是完全对立的,经济利益大于生态环境,导致过去几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主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键就是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意味着当保护生态与经济建设碰撞时,宁愿放弃“金山银山”,也要选择“绿水青山”。但是这是一种极端的处理方式,其实这两种“山”可以统一起来,共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意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而生态保护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保护实际上也是一种发展”。“两山论”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统一起来,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发展的内涵。

2.2.3利用与传承的辩证统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是我们要代代传承的宝贵财富。为了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一代人在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改善我们的生活时,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不能影响后代人利用自然资源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为后世留下资源。“两山论”思想要求我们意识到环境利用、传承和创新转换能源机制的辩证统一关系,使自然界能够再生产,使自然界得以持续发展,更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无尽的财富。

3.“两山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分析

3.1改革开放时期,忽视绿水青山

改革开放初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目标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牺牲了生态环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迅猛增长,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当人们冷静下来反思我们的发展方式时,发现之一成就的背后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空气污染、资源枯竭、动植物灭绝等。这一问题不仅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也威胁人类自身的身心发展。这样的发展方式是用“绿水青山”换取提“金山银山”最终势必会威胁人类自身。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曾经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认识到不能只要“金山银山”,还要“绿水青山”,必须实现经济与生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执行,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落实并不到位和,导致这一时期对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生态环境状况没有实现根本好转。

3.2进入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四位一体变为五位一体,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建立生态文明监管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立法,同时改革原有的业绩考核制度,将环境质量指标纳入进来。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同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国内外形式,指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已经过去,未来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将面临发展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态势、新局面,即“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所以必须尽快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新方式,建设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权利健康绿色的生活环境。

党的报告中: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主席的“两山论”在指导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坚持“绿水青山”。我们要自觉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树立生态观念,为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姜 韦,杨宪苓. 浅析“两山论”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3).201-203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9)

[关键词]:“两山论” 生态文明 经济建设 辩证统一

1.“两山论”的提出及发展

“两山”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05年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期。当时余村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河水污染,空气质量低下,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余村村委毅然关闭矿山和水泥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治理生态环境,同时发展旅游业,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正式根据余村生态优势转变的生动事例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

在提出这一论断之后,并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刻的理论探索。2006年3月23日发表的《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这篇文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两山”思想,2006年9月15日发表的《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文章,用环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实践,具体而深刻地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这两篇文章标志着“两山”思想逐渐走向完善和成熟。

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对其“两山”思想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表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南。党的高度重视生态文明,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美丽中国。

2018年5月18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站在新时代中国现实和历史的高度上,阐释了保护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关乎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党的长远发展。同时提出了六项重要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这六项原则标志着生态文明思想的正式形成,其核心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的思想。

同时在党的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一理念是对“两山论”的进一步发展,强调了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人类不可能离开自然而独立生存下去,自然环境所给予人类的不仅是光、空气、土壤等这些自然条件,更深层次的是生态优势可以转化成经济优势,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个共同体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解,实现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统一。

2.“两山论”的哲学底蕴

2.1.“两山论”的内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涵非常深刻。首先从字面意思来理解,“绿水青山”不仅是河水清澈、山峰苍翠,而是指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发展、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资源实现合理利用的一种和谐发展状态。而“金山银山”也不是仅仅是财富大大增长,更多的是经济效益和质量的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了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中,实现绿色发展。

“两山论”还具有广泛的实践意义。一是“两山论”蕴含着新的发展理念,“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要求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施绿色发展方式,改变以往以经济建设至上的观念。二是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推动了我国人居环境的改善,为我国居民创造了山清水秀的宜居环境。

2.2.“两山论”的哲学底蕴

“两山论”在哲学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可以实现齐头并进,更说明了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2.2.1 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物质资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物质资料则来源于自然界。人类不能离开自然环境生存,同时自然界也需要人类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两山论”中的 “绿水青山”是人的居住地和生活场所,它表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金山银山”是人利用 “绿水青山”实现自我发展的结果。因此,“两山论”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的状态,人类需要自然,也离不开自然。自然同样离不开人类。“两山”思想更加深刻地表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意在希望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建立和谐发展的关系。

2.2.2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

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以牺牲“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这样“两山”是完全对立的,经济利益大于生态环境,导致过去几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主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键就是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意味着当保护生态与经济建设碰撞时,宁愿放弃“金山银山”,也要选择“绿水青山”。但是这是一种极端的处理方式,其实这两种“山”可以统一起来,共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意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而生态保护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保护实际上也是一种发展”。“两山论”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统一起来,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发展的内涵。

2.2.3利用与传承的辩证统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是我们要代代传承的宝贵财富。为了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一代人在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改善我们的生活时,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不能影响后代人利用自然资源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为后世留下资源。“两山论”思想要求我们意识到环境利用、传承和创新转换能源机制的辩证统一关系,使自然界能够再生产,使自然界得以持续发展,更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无尽的财富。

3.“两山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分析

3.1改革开放时期,忽视绿水青山

改革开放初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目标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牺牲了生态环境。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迅猛增长,物质财富日益丰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当人们冷静下来反思我们的发展方式时,发现之一成就的背后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空气污染、资源枯竭、动植物灭绝等。这一问题不仅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也威胁人类自身的身心发展。这样的发展方式是用“绿水青山”换取提“金山银山”最终势必会威胁人类自身。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曾经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认识到不能只要“金山银山”,还要“绿水青山”,必须实现经济与生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执行,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落实并不到位和,导致这一时期对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生态环境状况没有实现根本好转。

3.2进入新时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四位一体变为五位一体,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建立生态文明监管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立法,同时改革原有的业绩考核制度,将环境质量指标纳入进来。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同时,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国内外形式,指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已经过去,未来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将面临发展速度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态势、新局面,即“经济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所以必须尽快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新方式,建设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权利健康绿色的生活环境。

党的报告中: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主席的“两山论”在指导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坚持“绿水青山”。我们要自觉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树立生态观念,为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姜 韦,杨宪苓. 浅析“两山论”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7(3).201-203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10)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1-0030-05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学界的热门话题。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什么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制度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制度等进行了较多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看法。本文拟对相关理论观点作一简要概述,以期促进对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涵分析

(一)制度与生态文明制度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他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即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制,涉及责任规则、惩罚规则、度量衡规则以及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

我国学者沈满洪认为,生态文明制度就是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规则,是关于推进生态文化建设、生态产业发展、生态消费行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资源开发、生态科技创新等一系列制度的总称。他把生态文明制度分为以下几个层次:正式制度(环境法律、规章和政策等)和非正式制度(环境方面的意识、观念、风俗、习惯和伦理等);既有的有效制度的继承和因时因势的制度创新;单一制度的建设和整个制度体系的构建等[2]。夏光认为生态文明制度是指在全社会制定或形成的一切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引导性、规范性和约束性规定与准则的总和,他也把制度分为法律、规章和条例层面的正式制度以及伦理、道德和习俗层面的非正式制度[3]。王丽娟则认为凡是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引导性、规范性和约束性的规定与准则,都可以称之为生态文明制度[4]。由上可见,我国学者对生态文明制度的理解深受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影响。

(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人类不断反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破坏等负面影响,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为价值理念的生态文明随时代要求而诞生。近年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对如何理解和把握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学者们认为生态文明制度的内涵就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就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深刻影响资源、生态及人类的本性,并批判了作为生态危机社会根源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我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具备了规避生态危机的制度前提,但是如何发展和制约资本与自然的利益关系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5]。

(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现实必要性

有学者认为,我国已有的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普遍问题,那就是太过于注重对生态文明价值维度的考察,而忽视了对生态文明制度维度的研究,其结果是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无法有效地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6]。有学者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主要问题是宏观发展全局中的微观具体生态制度缺失,政治领域所存在的若干弱点是我国生态文明的制度建构的症结所在,主要包括生态政治意识偏低、生态政治机制缺失和生态政治监管不足三个方面[7]。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来反思我国微观具体生态制度的缺失,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出路。生态文明的全球化趋势和生态制度的缺失决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现实必要性[5]。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轻质量、重数量,轻结构、重规模,轻长远、重眼前,轻生态效益、重经济效益等问题,以避免“公有地悲剧”,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共同可持续发展目标[8]。

(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框架结构

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框架结构,沈满洪认为,那不是单一的制度设计,而是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体系的构建,是强制性制度、权衡利弊的选择性制度和道德教化的引导性制度等共同构成的制度体系,需要根据匹配原则、适用条件和彼此关系进行生态文明制度的优化选择[2]。在具体的制度框架上,张瑞、秦书生认为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强化制度保障,需要在政治、政策和法律三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7];张春华则认为应该从政府生态行政制度、生态文明产权制度、生态文明监管制度及生态文明参与制度等四方面来构建[5]。还有学者认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构建中存在约束性不强、资源环境产权交易处于初期阶段等问题,需要构建以资源环境产权交易和环境类税收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制度[9]。2012年,党的十提出了要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和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与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这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它为我国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了方向和指引。

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理论焦点和路径探索

(一)对绿色发展制度的理论探索

1.绿色GDP制度的理论探索。我国学者对地方政府实际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和评估体系进行了多方面分析,对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的创新进行了深入探索。学者们认为我国存在政绩考评体系决定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我国各级政府长期存在“唯GDP论”的政绩观,片面地以GDP为中心,追求牺牲长远利益的“快速增长”,追求牺牲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无效增长”,制造出大量低效的GDP,却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10]。在众多相关研究文献中,学者们从绿色GDP的概念和内涵入手,回顾了绿色GDP提出的背景和理论基础,概述了绿色GDP的表现形式,探索了绿色GDP的指标体系。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所设计的绿色GDP指数体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探讨的“生态GDP”生态文明评价制度,以及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设计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dices,简称ECCI)等。这些指标体系非常有创新性,但是还未形成能被普遍接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绿色GDP考核制度体系。

2.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制度的理论探索。针对循环经济发展制度,学者们进行了诸多分析和探索,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循环经济的指标体系、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及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与法律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和产业制度创新等。有的学者还涉及到了包括产权、矫正性税收和补贴、成本、资金、需求、信息及对政府激励的循环经济立法中的基本激励制度[11]。针对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学者们也进行了诸多分析和探索,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管理协同机制、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度和碳汇交易制度等内容。

3.“生态省”与“美丽中国”建设制度的理论探索。生态省(区)创建是由国家环保局在全国打造生态示范区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是以省为单位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我国许多省市结合地方实际,纷纷制定政策规划,推动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生态省”制度建设。学者们对“生态省”相关的制度设计也进行了探索。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了促进美丽中国的实现,学者们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法律制度和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12]。

(二)对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探索

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动力机制。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者自觉行为的动力机制,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共赢的重要前提。在诸多研究中,学者们对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各主体功能区和具体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生态补偿机制中的政府财税政策完善、跨地区跨流域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特殊性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学者们认为,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够健全,不足以从根本上驱动生态环境保护者的自觉保护行为,应该从宏观层面出台《生态补偿条例》或相关制度,加快生态补偿立法进程,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体系,开征生态税费,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管理体制以及全面强化多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13]。

(三) 对资源环境保护制度的理论探索

针对资源环境存在的问题,学者们从多方面探索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等制度建设问题。在探索中,学者们有两种思路,一是重视政府严格监管的制度建设思路;二是注重市场机制作用的制度建设思路。面对比较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学者们认为应建立最严格的相关法律制度,并实行最严格的政府监管,如通过划定土地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等实行最严格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等;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某些会产生外部性影响且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作用调节的领域,可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集体林权制度、环境的产权制度和资源的产权制度等来完善和创新产权制度;但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局限性,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控制“资本逻辑”的有效性范围[14]。

(四)对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管制度的理论探索

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管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十分重要的环节。生态环境属于公共产品,不具有排他性。环境保护好则能体现出其正外部性;反之,则带来负外部性。因此,必须由政府出面严格监管。学者们认为,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在环境责任和环境损害赔偿等方面存在制度缺失,严重影响了环境责任的有效落实,造成大量环境被破坏的现象。因此,健全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管制度,是维护环境公平正义和公众环境权益、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建立以环境损害赔偿为基础的环境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和监管制度,依法追究环境损害责任者和监管不作为者的刑事、民事责任,可以使“污染者负担的原则”落到实处,从而有效地分解和传递环境责任[6]11。

(五)对生态环保公众参与制度和生态文明教育制度的理论探索

在我国,生态环保公众参与制度和生态文明教育制度尚未健全,非政府环保组织话语权缺失,不能有效发挥应有的作用[10]。学者们认为,要从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出发,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确保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充分发挥公众的监督力量,推动公众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要建立完善的生态文明教育制度,把生态伦理道德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全过程,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生态文化教育宣传活动,树立起生态文明价值理念,提高公众自觉遵守生态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能力,形成有益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六)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理论探索

北京大学郇庆治认为,党的十报告设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专篇,使得党中央所确定的面向未来创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行动纲领有着明确的制度创新维度。这对我们深入理解与贯彻落实其战略部署和任务总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这意味着,在制度层面上,我们需要依照生态文明所彰显的新理念和总体目标,全面反思与审视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及其组合架构。其最终指向则是,在经过一个漫长的不断创新和不断演进过程之后,能够建立起一整套崭新的或合乎生态文明的生态、社会与经济制度体系,从而构成一个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制度(组织)结构基础[15]。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密切相关。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应更加注重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在探索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同时,探索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行政管理体制、法治体系和责任考核制度;探索有利于生态文明目标实现的经济调节机制;探索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监督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探索有利于生态文明思想弘扬的文化教育体制。

三、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亟需加强探索的领域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我国已有的生态文明制度为何不能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行为?其原因不仅仅是制度体系不健全,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仍缺乏对实现生态公平和环境正义的应有关注,从而易于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为了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体系,应该加强以下领域的探索和研究:

(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生态公平和环境正义

生态公平和环境正义表达着人们利用自然并在自然资源中获利时所需承担的保护自然资源的基本责任,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和主要任务,也是关于环境主体之环境行为所关涉的伦理系统(理念、规范和德性)的核心内容。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必须促进生态公平和环境正义的实现,合理地关照其他物种和生态环境应该享有的公正与正义要求,从而公平地在人与人之间(代内之间和代际之间)分配自然资源和分摊生态责任。为此,必须重视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层面内容的研究和探索,促进人类自我意识的全面提升,实现生态公平和环境正义。

(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制度约束力和执法独立性

制度之所以可以起到约束的作用,是以有效的执行力为前提的,即有强制力保证其执行和实施,否则制度的约束力无从实现。生态保护是不能逾越的红线,是高压线,但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被逾越的现象。发生在许多地方的生态安全事件和环境污染事件就是源于地方监管部门执法不力,而执法不力的直接根源又在于地方政府部门主导的唯GDP政绩观和行政干预以及监管部门实质上的监管权力缺失。为保证相关制度的执行效果,在生态文明制度与相关机制设计上,应高度重视对环保部门执法权扩充和执法独立性的探索。只有保证环保部门执法的独立性、公开性、公平性和公正性,才能消除地方政府部门为了经济发展的政绩而对环境执法的干扰,也才能保证在监管上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指标,真正起到制度约束的作用。

(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制度全局性和区域特殊性

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探索全国性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统领全局,协调各方利益和关系。同时,也应该关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的区域特殊性,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西部民族地区既是自然资源富集区,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区。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整体功能退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西部民族地区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面临自然资源大规模开发与该地区民族群众因为改善生存条件、提高生活水平而对脆弱生态环境加剧破坏的双重压力。因此,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提供规范保障;要根据实际需要,探索民族地区地方生态保护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制度,健全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考核评价体系和执法机制等。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

[2]沈满洪.生态文明制度的构建和优化选择[J].环境经济,2012(12):18-22.

[3]夏光.生态文明与制度创新[J].理论视野,2013(1):15-19.

[4]王丽娟.生态文明必须依托制度建设[N].南方日报,2013-02-04(F02).

[5]张春华.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路径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制度维度[J].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2013(2):28-31.

[6]王雨辰.论生态文明的制度维度[N].光明日报,2008-04-08(10).

[7]张瑞,秦书生.我国生态文明的制度建构探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8):79-83.

[8]刘洋.如何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访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严耕[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2(12):14-17.

[9]薛睿.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文明制度构建路径[J].经济师,2013(9):32-33.

[10]陈旭.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设计创新[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3(2):5-7.

[11]周红格.论循环经济立法中的基本激励制度:以回归人性为基础[J].生态经济, 2010(5):68-70.

[12]刘峰.以体制机制创新建设美丽中国[J].中国国情国力,2013(3):33-34.

生态与环保论文篇(11)

佛教思想如何为环境保护提供理论基础?

    所谓“范型”(paradigm),是指用以检验人类社会现象的观念及假设,可用来提供一种世界观或宏观视野。长期以来,人类以自身创造的文化,自许为“万物之灵”,“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一直是社会运作的基本路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认为“科技万能”,人类可以向自然索取一切,“成长无限论”一再被认为是人类自我肯定及超越的一种表现。在这种“环境侵略思维”笼罩下的人类生活方式,创造物质文化的过程对人类而言是“文明化”,对其他万物而言则是“野蛮化”。人类对其他万物“野蛮化”的过程间接、直接地影响人类自身安危及生死的各种“生态反弹”,并体会到“万物之灵”有可能会变成“万物之零”。(王俊秀、江灿腾)

    自1989年起,全球性环境问题已年年列入“世界末日”指标。从此环境污染不再只是“脏”的问题,更是“生与死”的问题。治本之道在于改变世人的思考模式及生活方式,因此“范型转移”(paradigm shift)乃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必要过程。王、江的论文首先介绍了四组对比的观点:一、由“万物之灵”到“万物的一支”;二、由“人定胜天”到“天人合一”;三、由“科技万能”到“科技有所不能”;四、由“成长无限”至“成长有限”。以上所述“范型转移”观念,可见近百年来,人类社会(特别是指欧美社会)如何从“成长范型”(hep)逐渐转移成为“环境范型”(nep)的思考和体认。

    回顾战后近五十年来台湾佛教的环保思想,则倾向于传统的护生和惜福。例如著名的佛教目录学专家蔡念生,从1950至1980年,在各种佛教刊物及报章杂志撰写了几十万字的护生与戒杀的文章,并在1983年集结为《如是庵学佛賸语----护生百讲》、《如是庵学佛賸语----鸟兽春秋》,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但佛教界从环保角度对放生活动本身进行反思,则要迟至八十年代后期。1988年4月,释圣严在《人生》第62期发表《为何放生?如何放生?》;1989年3月,文化大学生物学系在《人生》第67期发表《请勿随意放生》。而且这两篇文章,都未进一步提出如何保护生命或生态的问题。

    在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影响下,佛教界相继出现了释传道、释昭慧和杨惠南等几位重量级的佛教环保健将。传道法师不但出资拍摄“反(对政府兴建)五轻(工厂)”的录影带──《净土的呐喊》,而且为文呼吁佛教要组织“环保护生基金会”。他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破除‘经济奇迹’的政治神话,纠正偏颇政策”;其次,“(立法)禁止制造(包括保特瓶、保利龙在内的)塑胶垃圾”。他的这一呼吁,已经能够把抗争的矛头指向资本家和政府,并且也已意识到从根本而且全面入手的“普渡”,比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别渡”,来得重要。(杨惠南a)至于昭慧法师,不但创办“生命关怀协会”,更实际投身第一线从事护生和戒杀的工作。她在各种报章、杂志上撰写的环保文章,现已大部分收在《浩荡赴前程》(台北∶法界出版社,1994)和《愿同弱小抗强权》(台北∶法界出版社,1994)两部新书里。此外,像《福报新闻周刊》和《佛教文化》等佛教刊物,也大量报导关于环保的问题。

    杨惠南于1994年发表《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对台湾佛教界的环保工作从理论上进行反思。他认为以“预约人间净土”为号召的慈济功德会和以“心灵环保” 为号召的法鼓山文教基金会,虽然在环保工作上成绩最卓著,但都欠缺深入的佛教理论依据:(一)在实际的环保工作方面,二者都偏于垃圾回收和植树,未能触及污染台湾环境的两大污染源∶资本家所开设的工厂,以及已与资本家利益结合的政府。(二)在环保理念的建立方面,二者都有重“(内)心”轻“(外)境”的倾向;也就是说,二者都偏于“心理垃圾”(贪、嗔、痴等烦恼)的去除,却忽略了外在世界之真正垃圾(土地污染、河川污染、空气污染、核能污染)的防治与清理。论文尖锐地指出:重“心”轻“境”的环保理论,乃“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之所以有所偏颇、值得商榷的原因。杨惠南呼吁:建立一个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态学,乃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而且,为了对治重“心”轻“境”这一古来即已形成的错误理念,此时此地甚至应该提倡重“境”轻“心”,亦即“境”先“心”后的佛教生态学。(杨惠南a)

    林朝成曾接受“国际佛学研究中心”的委托和经费的补助,于1992年完成《佛教放生与环保保育》一书的研究(未出版)。同年又根据上述研究成果,浓缩和修订成为《从宗教生态学看台湾佛教界的环保观及其实践之道》的专论,提出六点“未来生态新典范”: 1.对自然的高度评价;2.普遍的同情心;3.谨慎周密的计划以防止风险;4.经济成长的极限;5.日益求新,崇尚兴革;6.新政治观。以此作为思考的参考座标,然后企图进一步结合佛教的教义,以建立“佛教生态学”。文中批评“台湾佛教环保意识的觉醒又落后台湾社会十年”,建议尽速地整理佛教环保的文献,具体意见如下∶

    (一)佛教基本教义与环保生态观的汇通。如“缘起”与“深度生态学”的比较;“依正不二”观与自然环境保护或环境权的汇通;“八正道”与“后设经济学”的比较.....等等,都应納入佛教环保的基本文献内。

    (二)佛教的环保福利事业。可参考唐《法苑珠林》的方式,拟定条目,細加分类,每类有述意、有经证、有诠释、有引申,以方便参考与查阅。

    (三)佛教高僧大德的具体事例。重新整理各僧传居士传,选出具体环保事例,以为参考效法。

    (四)佛教戒律与环保生活法则的比较。环保必须落实于生活,其所提供的生活法则,大都合乎戒律所规定者,尤其是菩萨戒,更可給从事环保的资源与启发。(林朝成a)

    王、江的文章引述了上述杨、林两教授的论文后,认为两人对佛教界环保思想的批评意见,虽然都是援引西方现有环保理论观点,却不忘在佛教传统教义里,寻求原有教理的支持。说明佛教传统的生态理论,确实含有和新的“环境范型”理论相契合的某些成份。至于哪些是有待提升的积极因子,王、江的文章并没有深论。好在这次研讨会上,杨、林两教授又提交了新的论文,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展开。

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建立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态学

    据杨惠南自述,他所写的《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曾依照中观学派“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的”性空缘起”理论,以及瑜伽行派“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阿赖耶识缘起”之教理,说明内“心”与外“境”的一体性。但该文口头发表时,评论人林朝成指出此文的主要结论“外在世界的清净,乃内心解脱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并不具有强而有力的说服力。因此,本文是对林朝成批评的进一步回应,分作《维摩经》〈佛国品〉的“净土之行”、“净土之行”的两层意义、严净佛土∶成佛的必备德性、从“境解脱”到“心解脱”四大部分,试图透过更多的经证,说明心、境平等(甚至“境”先“心”后)的生态学,乃佛教经论的本意。

    一、《维摩经》〈佛国品〉的“净土之行”

    不管是“预约人间净土”或是“心灵环保”的环保理念,都是建立在《维摩经》〈佛国品〉中的净土思想之上∶“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例如,在“心灵环保”的运动当中,曾把“不说谎”、“生气时念佛”、“开车时不要赶路、抢路”、“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等纯属内在心灵修养的德目,当作是环保的德目。杨惠南认为,这种重“心”轻“境”的环保理念,乃是当前台湾佛教环保运动的主要盲点,出于对《维摩经》的断章取义。杨惠南详细解释了这段经文的来龙去脉。释迦回答宝积菩萨问“菩萨净土之行”,首先原则性地指出“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然后是展开“因行”中直心、深心、菩提心等十七种修习“净土之行”的德目。在对十七种德目的长段说明之后,紧接着有一小段经文∶

    “菩萨随其直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深心。随其深心,则意调伏。随意调伏,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随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在这段引文当中,最后的两句,乃是被称为“唯心净土”的有名经句,为一切重“心”轻“境”之环保理念的经据和理据基础。然而,引文一开头,一直到“是故宝积”一句之前,还说到了“直心”乃至“一切功德净”等十三个由浅入深的修行次第∶(1)直心;(2)发行;(3)深心;(4)意调伏;(5)如说行;(6)回向;(7)方便;(8)成就众生;(9)佛土净;(10)说法净;(11)智慧净;(12)心净;(13)一切功德净。

    二、“净土之行”的两层意义

    在这十三个修行次第当中,第(9)和第(12)值得特别注意。排列在前的第⑼是“佛土净”,而排列在后的第(12)则是“心净”。从它们的排列次序看来,外在的“佛土净”,显然比内在的“心净”更加必要而根本。这意味着∶“佛土净”是“心净”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外在的佛土不清净,那么,内在的心中烦恼也就无法彻底地清净。只要“境解脱”,那么,紧跟着也就“心解脱”,乃至彻底的解脱成佛,“一切功德净”。因此,《维摩经》〈佛国品〉当中的净土思想,应该有两层意义∶

    (1)如果想要“心解脱”,就必须“境解脱”:亦即,如果要让内心的烦恼彻底去除,那么,必须先让外在的世界清净无染。这是“直心”乃至“一切功德净”等十三次第所显示的净土理念。

    (2)如果想要“境解脱”,就必须“心解脱”:亦即,如果要让外在的世界清净无染,那么,就必须先去除内在心灵里的烦恼。这是“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这句经文所显示的净土理念。

    三、严净佛土∶成佛的必备德性

    在唐·玄奘所译的《说无垢称经》〈序品〉中,提出“严净佛土”的译名,鸠摩罗什所译的《维摩诘经》〈佛道品〉,也曾说“常修净土”,这和其他大乘佛典所提出的“净佛国土”或“庄严净土”都是同一概念。这样看来,“净土之行”确实有两大类别∶(1)往生既有的净土,这是《阿弥陀》、《药师》等经所阐述的;(2)严净佛土,这是《维摩》、《华严》、《摩诃般若》等经所弘传的。然而,不管是从佛典的经据,或从实际的理论来说,众生及其居住的器世间,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普渡众生和严净佛土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单单强调“普渡众生”,而忽视“严净佛土”的作法,是不够、有所偏差的。

    四、从“境解脱”到“心解脱”

    杨惠南在文章最后说,依照理想的状态,目前台湾佛教的环保运动,应该建立在心与境平等、众生世间与器世间平等的佛教生态学之上。为了对治曲解《维摩经》(佛国品)中“心净则佛土净”的经义的偏差,建立一个强调“境”清净或“器世间”清净的佛教生态学,似乎来得更加重要。这是作者之所以强调从“境解脱”到“心解脱”的原因。

心净则国土净──关于佛教生态观的思考与挑战

    林朝成认同杨惠南的《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认为此文的问题出发点,正是从佛教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保守心态的批判出发。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解决社会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和它的社会结构里的不平衡,正是造成大自然失调的主要因素。因此,生态与环保都不只是科技问题,而是人文问题,或是决策的问题,并含有价值观和信念。对佛教生态观的思考,正是从价值观和信念的层次,提出它的关联学说的内涵。他在“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交的论文,即以“心净则国土净”为核心,思考其可能的生态学涵意,并尝试说明其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指出佛教界环境关怀该有的自觉。(林朝成b)

    一、“心净则国土净”的困境

    林认为,杨惠南在《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中,主要关切的在于应然性或义务性的论据,也就是道德的强制性,以提供环境保护的必然性。“净佛国土”乃至“严土熟生”是解脱成佛的义务性条件。那么,正确的解决“心净则国土净”的困境,便是建立“内心”与“外境”并重的佛教生态学。从此一理论基础来看,对佛教的思考方法和教义,有二点规范性兼具批判性的原则:

首先,心境并建的生态观不能是理性的直线式思考,必须透过缘起法对非直线体系的直观才能产生。那么,佛教的生态观有进一步发挥缘起观的解释范畴,衡定其中道观的适用潜能,这对教义的内部体系该有重新评价的积极作用。

    其次,资源耗竭和环境压力等许多问题,产生于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生态的问题因其关联性,往往比表面所呈现的问题更为深入。缺少对国家、帝国、科技或资本真正深层的批判,将人类关系的复杂网络化约成简单的、抽象的、科学的图像已成为深层生态学被批判的焦点(参见李庆锋译∶《深层生态学评论──对基进环境主义的一次挑战》,刊于《台湾环境》55、56、57期),那么,心境并建的生态观便不应避免“境”的构成特征∶人类社会的批判与反省,对于政治、经济与社会反应出的意识型态与实际的权力运作,得从心与境的双向分析,指出其改造的必要性。

    二、“国土净”的生态学涵意

    根据印顺法师的《佛法概论》,“国土净”至少有以下两个内涵∶(一)在器世间,使一切存在在优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满生意的和谐;(二)在自他关系中,得解脱自在,更能实现和乐清净的人生理想于世间。如果把它转化成生态学的涵意,则是∶(一)维护生态系的完整性与良好的运作状态;(二)建立和维持一个能够健全运作的社会。那么,国土净的最切合实际的行动,莫过于能够使生态系充满活力与使社会永续长存。从永续社会的观点,可以提供清净国土三个主要内容:

    首先,清净国土的生态圈(地球)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网,人类对生态圈负有保护的道德责任与义务。换句话说,即对清净国土负有强制性的义务。

    第二、生态学重视多元化的价值。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大自然与社会的平衡和谐,并非由机械化的标准,而是由有机的分化而达致的。就社会来说,不断增长的统一是从不断分化而来的,一个延伸的整体是它的组成的多元化和充实的产物,因此,永续的社会必然是多元的社会。

    第三、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生态运动主张∶学会降低物质需求,比起过度的消费物质产品将提供更多的实现形式。降低量、提升质的生活将会让心灵与精神得到更多的实现空间。而这种主张和佛教经济学相符合,即通过最佳的消费方式,使人获得最大的满足。佛教经济学是为未来经济学与生态学的合流,提供了良好的典范的可能性。

    三、“心净”的生态学涵意

    佛教的教义,历来重视净化我们的内心,扫除贪、嗔、痴三毒,使心灵解脱自在,尤其是无我的教义,去除人的占有心态,不执著而透显解脱自在的生命境界,对比于甘于素朴的生活方式,更具改变生活方式的潜能。就生态关怀做为内心净化的论题,可以更清楚说明“心净”的生态学涵意。生态关怀需具备普遍性的同情心,将此同情心推广至⑴其他种族、⑵其他物种、⑶祖先及后代子孙的幸福,以确保生态圈的活力与社会的永续存在,这便是生态关怀的宗旨。

赘论

    佛教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境由心造”,我们人类所生存其中的环境,并非机械的自然,也不只是生物的自然,它是同时反应出人的道德自觉与宗教实践的“人化自然”。因此,在宗教的终极关怀下,生态学有着积极的批判潜能和重建现代文化的力量。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哲学基础上,佛教的超越精神和广博视野,理应为现代生态学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石。就佛学的第一义谛而言,在“心”与“境”的关系中,“心”无疑是第一位的。杨惠南、林朝成等学者所提出的“心境并重”乃至“境”先“心”后的提法,须落实在世俗谛层面上看,而且多少还带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愤激之情。笔者曾经指出,人间佛教具有三个层次:社会适应,社会关怀,社会批判。杨、林等学者所批评的台湾佛教界的环保思想,恐怕与佛教界对世俗社会的过度适应不无关系。如果避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治运作,那么“心灵环保”一类口号,就变成为环境污染人人有份的各打五十大板,使环境问题无从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佛教必须进入到社会批判的层次,才能使佛教的社会关怀真正成为可能。

    佛教对社会的关怀和批判,与向社会的学习和适应,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正如林朝成教授在结论中所指出的:“透过社会学习,当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生态思考,以回应当代的挑战,至于重视内心轻忽外境的主张,或源于心为绝对的自变数的主张,或源于传统的单向直线的思考,或源于佛教缺乏社会哲学的中间机制,以做为思想的参照平衡点,这种种可能的原因,透过整体的社会学习,正是重建佛教整体思想的契机。”

    参考资料:

    王俊秀、江灿腾:《环境保护之范型转移过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以台湾地区的佛教实践模式为例》《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

    杨惠南a:《当代台湾佛教环保理念的省思──以“预约人间净土”和“心灵环保”为例》,《当代》第104期,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