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小额论文大全11篇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1）

 

一：引言

小额信贷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赵芝玲，邹帆(2003)通过对农户小额信贷的绩效的分析，指出中国小额信贷能实现农户增收与信用社盈利增加的双赢结果。李莉莉(2005) 通过对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的绩效评价金融论文，指出对于农户收入有正的显著影响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张立军，,湛泳(2006)通过分析小额信贷与当地农户贫困之间的关系，认为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对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朱乾宇，董学军（2007）选取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研究对象，构建当地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农户小额信贷的扶贫绩效的研究，认为小额信贷对农户的增收有积极作用金融论文，且非农业贷款投向相对农业贷款投向而言具有更好的绩效。总体而言，国内对小额信贷的研究大多数还停留在小额信贷的绩效分析方面，采用SWOT―PEST分析整个小额信贷产业的战略选择的文献相对较少。在加快发展农村的同时，不能光靠增加小额信贷的投入，还应注重农村小额信贷的战略发展，为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因此金融论文，有必要对农村小额信贷的现状作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厘清农村小额信贷发展的优势与劣势，为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供有益的借鉴。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运用SWOT―PEST模型对农村小额信贷进行评价和分析，为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二：研究的方法

SWOT―PEST矩阵方法是一种战略分析方法，利用它可以把影响小额信贷发展的政治(P)、经济(E)、社会(S)、技术(T)等因素放到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系统的SWOT分析金融论文，辨别出影响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有利于了解小额信贷发展的环境条件，为小额信贷的发展提供战略性的决策论文开题报告范例。

表1 我国小额信贷产业的SWOT―PEST分析

 

Pest/

Swot

政策法律环境（politics）

经济环境（economics）

社会文化环境（society）

技术环境（technology）

内在因素

优势S

政府为小额贷款的可持续发展采用贴息的政策

激活农村金融市场

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事非农生产，还贷周期短、投资回报率较高。

征信系统

无需抵押物与担保品

劣势W

未还款者法律追究问题、正规银行贷款贷款者的道德风险

农业的天生脆弱性使得小额信贷风险加大

农民的盲目投资

融资难、限制了规模、没规模效应、服务滞后

外在条件

机遇O

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视及对农村的发展建设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小额信贷违约率降低。

先让一部分区域先推广，利用“示范效应”逐步推广的理念得到认同。

 

  正规金融机构开办小额贷款业务金融论文，使得资金时间与安全性监管体系成熟。

挑战T

目前还没任何法律界定小额信贷的法律地位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2）

1、引言

普惠金融，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e”，基本含义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含义包括：每个人都应该有获得金融服务机会的权利；其次，为让每个人获得金融服务机会，就要在金融体系进行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机构创新和产品创新。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低端客户甚至是贫困人口――而非大企业和富人――提供金融服务。

联合国在2006年出版的《建设普惠金融体系》（Building Inclusive Financial Sectors for Development）蓝皮书中指出，普惠金融的目标是在健全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框架下，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应有一整套的金融机构体系，共同为所有层面的人口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自此，普惠金融体系在我国正式被提到了官方层面。

从普惠金融体系的诞生背景和发展情况来看，它与小额信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普惠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经济社会力量，小额信贷不是一种小规模的、边缘的非正规活动，而是普惠金融理念实践的有效途经，是对抗贫困的有力工具，是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重点与核心。因此可以认为普惠金融是对小额信贷理论更高层面的提炼与升华。

小额信贷自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衍生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小额贷款公司，成为微型金融机构（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在我国的特色产物。自2005年底颁布农村金融“新政”，包括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后，央行确定在山西、四川、贵州、内蒙古、陕西5省区开展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从2007年开始，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权被下放给各省市金融办，截至2015年3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922家，实收资本8392亿元，从业人员数113118人，贷款余额9454亿元。

2.小额信贷机构绩效评价的特殊之处

普惠金融是面向社会所有群体的、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金融服务模式，是否具有较好的商业可持续性，是决定金融更好地面向社会各阶层提供针对的关键，而商业可持续性是在成本可承受的基础上提供基本金融服务。因此，对小额信贷的绩效评价尤为重要。

Hulme（2000）对其最初的定义为，小额信贷的绩效就是贷款人在有小额信贷机构干预和没有小额信贷机构干预两者结果的差别。小额信贷带来的贷款人的改变，就是小额信贷的绩效。

Zeller和Meyer（2000）随后提出了著名的小额贷款机构绩效评价“三角框架”，其要素包括：财务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覆盖面（outreach）和福利影响（impact）。Zeller和Meyer认为小额信贷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产业，其绩效应具有双重标准，即社会绩效和本身的财务绩效。社会绩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小额信贷的客户覆盖面；二是小额信贷项目带来的社会福利影响，包括与减贫有关的方面及其他方面如教育、女性权利地位提高等。财务绩效主要指小额信贷公司财务上的可持续性，也即盈利性，小额信贷公司在长期内营业收入能否覆盖操作成本与财务成本（见表1）。小额信贷绩效的双重标准尽管长期内存在协调一致的可能性，但短期内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确有冲突与权衡。所以对小额信贷的绩效评价一直是个备受关注和模糊的问题。

由于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信息容易从小额信贷的运行报告中获取，而福利影响在评价时需要专门调查及特别的评估方法，因此，绩效研究被区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一是覆盖面与财务绩效的评估研究，二是福利影响的评估研究。由于覆盖面也部分代表了社会绩效，因此前者可被认为是一种微型金融总体绩效的简易版研究。

3.小额信贷绩效评价理论研究

国外学者对小额信贷绩效评价理论研究方面中，Yaron通过考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融市场和农村金融机构，提出了评价小额信贷机构的体系――兼顾机构小额信贷的覆盖面和财务的可持续性。在Yaron效益评价体系中，覆盖面以贷款的深度和广度来衡量，其中广度是指有多少穷人接受小额信贷服务，深度是指接受服务客户的贫困程度，具体包括三大指标：市场渗透，主要用储蓄和贷款账户的数量和年增长率、贷款余额和存款额及其年增长率来衡量；相对收入水平，由平均贷款额和贷款额度的范围来衡量；服务质量，这是一个混合的指标，主要由客户的交易费用定量衡量、服务的灵活性和持久性定性衡量。见图1。

如果小额信贷机构的资金机会成本小于补贴净值和权益资本收益，那么这个机构的财务就是可持续性的。就当前来看，小额信贷机构满足财务可持续性并非易事，绝大部分机构是依赖政府补贴得以维系。为了确定小额信贷机构是否具有财务可持续性，Yaron模拟出补贴依赖指数（Subsidy Dependent Index，SDI）来衡量小额信贷机构的独立性及可持续性。SDI是主要是指对于一个指定的年份并且权益资本进行贷款所获得的利益大于等于不是特许的借款成本，补贴减少的量与赚回这份补贴所增加的贷款量的平均利率的比率。具体而言，Yaron的模型中补贴依赖指数是小额信贷机构所收到的补贴与其为目标人群提供贷款所获收入二者之比，用公式表述为：

参考文献：

[1]联合国. 建设普惠金融体系[M]. 2006

[2]ZELLER M，MEYER R. The triangle of microfinanc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outreach and impact[M].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2

[3]Yaron， Jacob， McDonald P. Benjamin， Jr.， and Gerda L. Piprek. 1997. Rural Finance； Issues， Design， and Best Practices. Environmentally and Soci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Monographs Series 14.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4]何广文，李莉莉.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及其绩效评价[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5]焦瑾璞，杨骏.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6]杜晓山，刘文璞，张保民，等.中国公益性小额信贷[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汪轶.《小额信贷机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8]杜晓山，孙同权，张群.公益性及商业性小额信贷社会绩效管理比较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1（5）：42-47.

[9]周孟亮. 我国小额信贷社会绩效评价指标设计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11（2）：53-58.

[10]Abdul Qayyum； Munir Ahmad.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of Micro Finance Institutions in South Asia [MPRA paper 11674] ， 2006.

[11]Begona Gutierrez Nieto，Carlos Serranno Cinca，Cecilio Mar Molinero.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and Efficiency[J].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2007，（35）：131-142.

[12]Niels Hermes， Robert Lensink. Outreach and Efficiency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J].World Development， 2011，39（6）：938-948.

[14]Mahinda Wijesiri、Laura Vigano Michele Meoli， Efficiency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in Sri Lanka： a two Cstage double bootstrap DEA approach， Economic Modelling， 47（2015）74-83.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3）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尤其是贫困群体和低收入人群，他们都在生活中的资金需求都要通过信贷的方式来满足。当今社会，主要的贫困群体都集中在农民之中，因此小额贷款的受众也就倾向于农民阶层。

一、课题相关解析

农村金融在我国的金融系统中一直是最薄弱的一环，其根本原因就是成本和风险较高，而受益则相对很低。据调查，2006年全国范围内有贷款需求的农民超过60%，但这个群体中的40%的人无法从正规机构获得贷款；而在从正规机构获得贷款的人中有30%表示获得的资金少于他们的实际需求。事实证明，农民和低收入群体在贷款等金融服务上无法享受公平的待遇，普惠金融系统的建立就有其必要性。

2005年，普惠金融的概念在世界银行举办的一次小额信贷相关的宣传年会上被提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普惠金融和小额信贷具有紧密的联系。经过发展，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阶层筹资的困难起到了很好的缓解作用。可以让贫困阶层利用投资机会改善贫困现状，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进程。

由于更方面的实践取得了成功，我国的一些相关研究人员开始认识到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并在2006年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推广，一些研究文献开始出现。相关的研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且产生很多不同的见解。比如何广文在2010年提出，普惠金融是一个从小额信贷本身延伸出的一个概念，当前只有让小额信贷行业取得良好发展才可以确保普惠金融体系很好地设立。应该建立相关的机制确保小额信贷成为相关机构的自发行为。

虽然相关的研究已经展开，但是相关研究文献太少，无法满足其发展的理论需求。而且相关文献对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造成了混淆，出现无法明确区分的现象，这将对惠普金融事业的发展形成阻碍作用。为此，本文在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对两者的产生的源头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对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罗列对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的梳理。

二、小额信贷的发展和普惠金融的产生

小额信贷具有金额小，无担保等特点，它是信贷和扶贫的创新结合，是脱胎于传统的银行贷款的一项新举措。其发源地为欠发达地区，在亚洲和非洲等地较早出现。其最初的形式已经较为完善。其发放的金额较小，收回期限较短，拥有担保团体，可以分期还款，继而连续贷款，通过这一系列的运作，穷人得到了迫切需要的资金。但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小额信贷团体的资金来源都是政府或相关的投资者，在资金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贷款的需求却在相应的增加，这给当时还没有存款业务的小额信贷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只好通过相关的储蓄来维持运作资金。随着其自身不断发展，相关的群众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需求。因此，小额信贷发生了转变，开始向微型金融过渡。

虽然微型金融的发展证明贫困人群有相应的消费能力，但是其服务对象无法向更广泛的范围扩展，所有人能够享受平等的金融服务的目标更是无法达到。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性，微型金融必须和服务范围更加广泛的体制相结合，于是普惠金融体系为满足这种要求而出现。

三、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产生的原因区别

小额信贷的出现了是为了满足低收入者的需求，具有一定的扶贫性质。当时，大量的贫困人口无法在正规的机构获得资金，小额信贷作为一种实验性项目首先在孟加拉和拉丁美洲开始出现，其产生之初相关人员就认为这是对贫困人员进行帮助的良好手段。1993年，我国的社科院成立了小额信贷的相关组织，这是我国第一次将其纳入到现实实践当中。

普惠金融自身的产生过程决定其具有内生性，以依靠金融体系的不断改进来实现自身功能的展现为侧重点，强调其机构本身应该为所有受众提供服务，而不是为那些已经拥有资金基础的团体提供服务。从其业务角度来看，一个合格的普惠金融系统应该实现为所有受众服务的目标，并让相应的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二）理论依据区别

信息不对称理论将小额信贷受众的边缘化地位进行了透彻的理论描述，并成为其联保机制得以构建的理论基础。小额信贷受众的边缘化体现在贫困群众无法在正规的相关机构获取没有抵押、不需要担保的资金。交易费用理论则是为那些因每次贷款金额较小、居住地距离正规机构较远而导致贷款需要付出的代价过高的受众提供相关服务的理论基础。金融创新理论则往往是和相关成本控制联系在一起的，因为通过金融创新可以实现相关成本降低的目标。

发展权理论认为，人类都需要发展，每个人都有实现发展的权利。发展权理论体现了普惠金融中服务所有阶层和群体的理念。科学发展观也是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不过其侧重点在于发展的科学性，为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进行相关的服务的过程中提供是否合理提供理论依据。普惠金融本身功能的发挥就是为了创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因而和谐社会的相关理论为其提供了功能发挥层面的理论支持。

（三）相关机构类型区别

小额信贷的相关组织不同于银行等金融机构，都是一些指向性较为明显的组织，没有吸收存款和买卖债券的职能。普惠金融的相关组织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银行类和非银行类机构以及一些合作性质的组织都提供相关的服务。

四、 总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贫困群体对资金的需求也随之增强，小额信贷和普惠金融为其需求提供了资金支持。二者都是具有扶贫性质的贷款服务。本文通过对本课题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对两者之间的发展情况作出对比，进而实现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相关解析。

参考文献：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4）

中图分类号：F83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4-0117-04

Abstract： Combining with the time series data， this article evaluate China’s rural microfinance’s effects on rural residents’ growth by using smooth transfer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ral microfinance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Rural microfinan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But the effect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me. When the rural microfinance growth rate is less than the position parameter C， the positive effect is very limited， while the growth rate is more than the position parameter C， the positive effect is becoming significant. Therefore， our country should take some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rural microfinance growth rat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income.

Key words： microfinance； rural residents’ income； STAR model

引言

农村小额信用贷款起源于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国，是以信用贷款方式发放给农户的金融信贷产品，是扶贫到户的重要信贷模式。当前，我国2000多个县中基本所有的农村信用社都开办了小额信贷业务，农户贷款面超过50%，使得近2亿农户获得了小额贷款支持，2010年，全国针对农户的小额贷款总额达到3000亿元左右。小额信贷资金的发放和投入为农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促进了农业新产品、新技术应用和推广，从而优化了农业生产要素的组合，使辖区农村经济在更高效率的基础上配置生产资源。

1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Braverman认为农业信贷补贴下的农业信贷模式普遍缺乏效率，农村信贷机构有政府财政支持，不具备足够的经营责任，缺乏有效管理和监督，导致了借款的高拖欠率，如果不加强市场、制度、经营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难以稳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1]。Gulli认为农村信贷机构缺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消除贫困应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机制，而非储蓄或贷款[2]。实证检验方面，国外学者多数是从微观数据角度分析小额信贷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如Littlefield等指出小额信贷能使贫困者获得保护，实现经营多元化和增加收入，摆脱贫困和饥饿[3]。Liverpool，Winter-Nelson利用埃塞俄比亚的农村数据研究了小额信贷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参与小额信贷项目的农户的消费会随之增长，同时小额信贷也能促进其他家庭消费和资产的增长，不过在数量上存在差异[4]。Athanasenas则从宏观数据的角度研究了信贷与货币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信贷显著促进了收入增加，同时也存在收入促进信贷增长的因果关系，不过这种关系较弱[5]。

国内学者在小额信贷与农村减贫、农民收入之间的定量关系方面，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多数研究基于宏观数据展开，如张立军、湛泳运用反锁定模型阐述小额信贷通过产业、技术、结构三方面的反锁定增加了农民的产出和家庭经营收入，降低了贫困[6]。张方群研究发现农村小额贷款投入对农民收入和投资的影响虽有一定显著性，但未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7]。李泉、王萌萌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农村金融发展可以长期促进农民收入，农村金融信贷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而农村储蓄对于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负效应[8]。李政采用回归模型和协整分析法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可显著增加农民收入[9]。但也有少数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角度进行，孙若梅则从微观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她认为小额贷款通过非农经营投入来增加农户收入，且重复连续贷款比一次性贷款作用效果好[10]。谭民俊、李娟也从微观角度研究了小额信贷对农民家庭收入的影响[11]。

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学者们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对农村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但一个显著缺陷是几乎所有文献都是研究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民收入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鲜有文献从非线性的角度研究农村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而变量之间的关系多是非线性的，此时采用线性模型估计变量之间的关系会损失很多有用信息，导致难以真实地刻画变量之间的关系，甚至会错误地估计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拟从非线性的角度出发，并通过建立非线性STAR模型估计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民收入之间关系，以期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

2STAR模型构建

4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我国1978～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和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的年度数据，以农业贷款作为小额信贷的指标探讨了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增长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具体的研究结论为，农村小额信贷的增长会引起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当农村小额信贷增长率小于16.33%时，其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有限，而当农村小额信贷增长率超过16.33%时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正向促进作用变得非常显著。进而表明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尤其是小额信贷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农村贫困程度，并且这一效应比较显著。小额信贷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减贫方面有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小额信贷发展存在一些瓶颈：首先小额信贷机构产权不清晰、治理结构不完善、运行模式单一；其次是宏观环境不利，中央银行为降低金融风险而严格管制小额信贷利率政策，限制了小额信贷利率市场化的运作空间。

为推进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事业可持续发展，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如下建议：第一，加强管理，通过建立农户信用档案、信用奖惩机制等方式加快建设信用体系，增加贷款额度、拓展贷款范围，同时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障体系。第二，中央银行可考虑逐步扩大小额信贷的利率浮动空间，实现市场合理定价，并增加对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再贷款的投放数量，扩大对农户的授信额度，满足农户金融服务需求。第三，加大农村小额信贷的投入力度，促使小额信贷增长率大于门槛值，从而对农民收入具有更大的“增收效应”。

参考文献：

[1]Avishay Braverman.Rural Credi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1989.

[2]Gulli H A. Microfinance & Poverty： Questioning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M].Idb， 1998.

[3]Littlefield E， Morduch J， Hashemi S. Is Microfinance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Reach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J]. Focus Note， 2003， 24（2003）： 1-11.

[4]Liverpool L S O， A Winter-Nelson. Poverty Status and the Lmpact of Formal Credit on Technology Use and Wellbeing among Ethiopian Smallholders[J]. World Development，2010，38（4）： 541-554.

[5]Athanasenas A L， Credit Income and Causality： A Contemporary Co-integration Analysi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10，201（1）：194-205.

[6]张立军，湛泳.金融发展与降低贫困——基于中国1994～2004年小额信贷的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06 （6）： 36-42.

[7]张方群.农村小额信贷与农民收入增长有效性研究[J].商业时代，2011（2）：57-59.

[8]李泉，王萌萌.甘肃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实证研究[J].开发研究，2012（4）： 35-38.

[9]李政.中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减贫效应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8（21）：1-2.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5）

一、引言

农村小额信贷业务最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孟加拉国，被认为是一种向贫困人口提供帮助的扶贫手段。河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建立与完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步骤就在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在河南省农村金融体系中的核心主体作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自成立以来就立足于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积极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之路，努力构建一种金融业与“三农”共赢的盈利模式。自2007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试点开办“好借好还”小额贷款业务以来，经过5年多的时间，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切实服务了“三农”，不仅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了金融服务，也为邮储银行的全面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内外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相关的研究多且充分，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概括：ShonR.HiattandWarnerp.Woodworth（2006）认为非政府组织（NGOs）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地区的贫困，并实现机构自身的资源优化配置。ZellerandSharma（2000）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家庭，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和便捷的储蓄服务可以使农民的消费效用得到显著的提高。并且他们通过纵向对比开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项目地区经济指标之后，利用逻辑回归模型证明了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与农民年纯收入之间具有正的相关性。HulmeandMosley（1996）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或贫困地区生活的人们可以借助政府或金融机构提供的小额贷款来提高其生活水平。S.N.MNzuve（2010）通过对肯尼亚Bungoma县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与家庭福利之间的关系的调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政府可以利用小额贷款来改善教育质量、医疗保健、环境卫生，提高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使之获得额外收入以及通过提供自主创业途径降低失业率。

吴国宝、李兴平（2003）利用贷款农户和没有贷款农户比较的方法，发现农村小额信贷业务项目对改善贷款农户福利的积极影响。冯涓、邹帆（2008）对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在增加农户收入上的作用，得出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与农户年纯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可以提高项目内农户的年纯收入。但在实际业务中，农户对农村小额信贷业务是否满意，满意度如何，诸多文献都没有涉及。本文从客户满意度的角度来研究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效果。

二、理论

对客户满意度的研究主要是来自市场营销学的相关研究。客户满意度指“客户的现实或心理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后的一种心理状态”，是客户对其产品或商品满足自身需要程度的一种理性上或感性上的判断。他还是对所购买商品或产品的使用价值，以及其服务功能的主观评价，即客户对产品、商品和服务的实际效用和某一心理标准进行判断比较。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影响农户对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农村小额信贷业务满意度的因素，结合邮政储蓄银行的实际情况，对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经营与发展提出建议。

三、 分析

（一）调查问卷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2月26日），调查对象是河南省内300户农户，调研期间总计向目标对象发出问卷300份，回收250份，经整理具备有效性的问卷数为250份，有效率为83.3%。本次问卷共有33个问题，大部分采用李克特五分法进行打分。调查问卷基于已有研究结合自己对于该问题的经验认识，按照因素分析法筛选和整理出了利率满意、放款速度、网点便捷、手续便捷、外延购买、整体印象、推荐介绍、再次贷款这八个测量指标作为观察变量。

（二）问卷分析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发现受访农户中以男性居多，占总人数的78.8%。受访者年龄大多居于41-50岁之间为43.6%，而大多数人的最高学历为初中学历为48%，并发现受访的农户中67.2%的农户从事种植业生产经营。

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大部分农户对小额信贷的利率水平、放款速度以及手续的复杂性较为不满意。而对放款速度和网点交通便捷程度表现出“还可以”、“一般”的态度，而对待“是否愿意购买小额信贷业务以外的邮储银行产品”、“是否愿意再次向邮储银行申请小额贷款”、“是否愿意将邮储银行小额信贷业务推荐给他人”这三个问题时则表现出较为愿意的态度。

（三）结论

通过对农户对农村小额信贷业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得出了对于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的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农户最关心的是手续的便捷程度、放款速度的快慢以及整个邮储银行的品牌内涵与服务质量。他们均对农户对邮储银行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满意度存在正向的影响效果。综合前文的分析，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如果想要将其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发展壮大必须从产品设计、审批效率、服务水平、员工素质、风险管控、业务宣传和品牌建设几个方面对企业经营和产品设计进行改善。

四、建议

（一）根据实际需要改良小额贷款产品。在新的形势下河南省邮政储蓄银行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农业生产需要开发或改进相应的特殊小额信贷产品。

（二）根据农业生产的特殊性适当调整贷款期限。应考虑将小额贷款与不同农作物的生产收获期结合起来开发有针对性的贷款。

（三）推出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对于非扶贫类贷款，银行应综合抵押抵补机制或财政拨出专项基金作为风险补偿的做法，尽可能以信用联合体贷款的方式来形成信贷组织关系。

（四）适当提高授信额度满足客户的特殊额度要求。应适当放权，让下级营销部门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发放额度可变的小额信贷产品，根据农户的累积贷款次数、信用水平开发额度累积可选择的业务积分奖励型小额贷款。

（五）适当缩减审批流程加快放款速度。在合规的前提下，从提高贷款手续的便捷度入手，优化业务流程，简化贷款审批环节，提高小额信贷业务的工作效率。

（六）提高小额信贷业务的信息化服务水平。应提高小额信贷业务的信息化水平，把小额信贷业务的部分或全部环节通过网络银行来实现，比如贷款申请的提交，或银行贷款资金打入农户的邮储银行网上银行账户等。

（七）努力提升员工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人员是企业服务的主体，人员的素质决定企业的服务质量。“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对河南省邮储银行小额信贷业务想在竞争激烈的农村金融市场中杀出重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2.河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润林.微型金融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9

[2] 周智雄.县级邮政储蓄银行经营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海南金融，2009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月2日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一直十分关注股票收益率可预测性的研究，但对于股票价格能否被预测还没有达成共识（Goyal和Welch，2007；Campbell和Thompson，2008）。在早期研究中，学者们常常关注股价本身及交易量对股价的预测能力，后来这种局限逐渐被打破。1934年，Graham和Dodd提出了高价值比率（valuation ratio）的概念；Sharpe（1964）、Lintner（1965）和Black（1972）提出了经典的CAPM模型，试图用市场风险解释资产的期望收益率的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其他解释变量也陆续被找到，如股息率、股息支付率、市盈率等。另外，学者们也发现了许多宏观变量对股票超额收益率的预测能力。Campbell（1987）、Fama和French（1989）发现了股票收益率与短期、长期的国债利率的相关关系；Ramin和Tiong（2000）通过对新加坡股票市场的研究，发现利率和汇率对股票收益率具有显著的影响；David（2001）利用三个月国债利率、十二个月国债利率、失业率、工业生产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等对S&P500的月收益率进行研究，发现十二个月国债利率和失业率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David、Mark和Jesper（2005）考察了九个宏观变量对十二个国家的股票收益率的预测能力，结果发现利率的预测能力最可靠。

我国学术界关于股票收益预测性的研究早期围绕着股票市场假说和随机漫步理论（俞乔，1994；宋颂兴等，1995；吴世农，1995），后期一些学者重点研究了CAPM模型以及FF三因子模型，如杨朝军等（1998）、陈小悦等（2000）、杨炘等（2003）。在研究宏观变量与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方面，刘金泉等（2004）、肖才林（2006）等认为我国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韩学红等（2008）详细的论述了通货膨胀率和股票收益率的相关性，认为二者的关系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说是不确定的，实证检测中在不同的样本区间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正负也不同；郭田勇（2006）分析研究了股价波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孙华妤和马跃（2003）利用VAR模型分析了股价与GDP、CPI之间的关系，发现货币供应量对股市的作用不大；晏艳阳等（2004）研究了股票价格与债券、出口、国内信贷即短期利率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孙洪庆等（2009）检验了中国股票价格与GDP、工业生产值、个人消费支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CPI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协整关系，发现中国股票价格是反经济周期的，但是股票价格与货币供应量之间有相对较强的协整关系。

传统的研究预测方法主要依赖于样本内的回归模型中相关系数的t检验和R2值，然而这种方法本身具有小样本偏误问题和数据重叠问题，会导致虚假的回归结果。近年来，多数学者倾向认为样本外股票报酬预测能力的证据比样本内的证据更可靠，因此纷纷利用样本外（out-of-sample）检验方法来检验预测能力。姜富伟等（2011）采用了这一方法，并对12个经济变量的股票收益预测能力进行了检验，发现样本外检验中所有的行业投资组合都具有很强的可预测性，但是不同成分投资组合的可预测性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遵循国际上的惯例，从样本内和样本外来共同检验中国股票市场超额回报率的可预测性；选择的宏观变量也是研究领域被广泛认可与股票收益率密切相关的，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工业生产物价指数（PPI）和先行指数（LI）。参考Campbell和Tompson（2008），本文采用的两个统计指标分别为累计预测误差平方差曲线（cumulative squared prediction error，CSPE）和样本外R2，同时也根据统计指标R2对投资组合的构建提出了一定的意见。本文接下来的结构为：第二部分介绍数据的来源以及各种变量的构成；第三部分主要围绕样本内外检验，并对统计指标R2的投资学意义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数据来源与构建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样本覆盖的时间段是2001.1～2012.10。在将数据进行简单处理之后，有效的样本空间为2001.2～2012.8。被解释变量为股票超额收益率，即股票市场回报率与同期的短期无风险利率之差。

股票收益率：本文从Wind数据库获取了两种指数的月度数据——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据此计算出月收益率，然后将无风险利率从月收益率中剔除。

无风险利率：本文采用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的替代变量，数据来自中经网数据库。

在解释变量方面，本文选取了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先行指数等三个宏观变量。原始数据均来自中经网数据库，后经过简单计算获得这三个变量的月度变化数据。根据目前文献的研究结果，消费者物价指数与股票收益率的关系不确定（韩学红等，2008），所以本文的目的是利用新的研究样本和计量方法对二者的关系进一步检验；工业生产指数和先行指标都反映了整体经济情况，因而应与股票超额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所以本文也预期这两个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为正。表1显示的是股票超额收益率、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先行指数的统计特征值。（表1）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检验。本文采用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yt+1=？琢+？茁·xt+ut+1 （1）

其中，yt+1是股票在t+1时刻的超额收益率，xt是某一被认为具有预测能力的宏观经济变量，ut+1是残差。

xt的预测能力由对应的■的t值和R2值决定。零假设是？茁=0，即宏观经济变量没有预测能力，超额收益期望是常数；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备择假设为？茁≠0，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和现行指数采用单边假设？茁>0。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

由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全样本范围内，深圳成指和上证综指的超额回报率均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均呈负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并不显著；深圳成指和上证综指的超额回报率均与先行指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预期相符。

（二）样本内估计。本部分和下一部分将检验各个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超额收益率的样本内和样本外的预测能力。首先将整个样本分为样本内和样本外两部分如图1所示，样本内覆盖前60个数据（2001.2～2006.1），用来估计宏观经济变量和股票市场超额回报率的相关系数；样本外覆盖剩下的79个数据（2006.2～2012.8），用来评价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市场超额收益率的预测能力。然后，在保持全样本不变的情况下，将样本内的数据向前推进一期、样本外数据减少一期，即样本内覆盖前61个数据（2001.2～2006.2），样本外包括之后的78个数据（2006.3～2012.8）。同样，样本内的数据用来估计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而样本外的数据用来评价该解释变量的预测能力。以此类推，如图1所示。（图1）

（三）样本外预测。如上一部分所述，本文利用滚动法（rolling）预测股票超额回报率。根据公式■■=■■+■■x■（其中的相关系数■■和■■均来自样本内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股票超额回报率的预测值■■，从而计算出预测误差■■=y■-■■。另外计算样本内时间段的股票超额收益率的历史平均值■■，从而计算出预测误差■■=y■-■■，那么，■■、■■的初始值分别是■■、■■。注意历史平均值■■表示的是如果宏观经济变量不具有解释或预测能力时未来股票超额收益率的估计值，所以如果■■大于■■，则表明历史平均值的估计优于利用宏观经济变量的估计，即说明宏观经济变量不具备解释或预测股票超额收益率的能力。

获得了■■和■■的数据序列之后，本文计算了两个常用的统计值来检验各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样本外预测能力。一个是累计预测误差平方差曲线（cumulative squared prediction error，CSPE）：

CSPE■=∑■■■■■-∑■■■■■ （2）

随着时间的变化，CSPE曲线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CSPE曲线的上升意味着宏观经济变量预测能力的提高；如果CSPE曲线一直在x轴上方，则对应的宏观经济变量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从图2可以看出，对于上证综指，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先行指数在2008年中期以后都一直具有正的CSPE值，而且先行指数的CSPE曲线趋势是不断上升的，所以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先行指标都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对于深证成指，消费者价格指数不能一直保持在x轴上方，而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和先行指数分别在2009年初和2008年中期以后都相应的具有正的CSPE，而且先行指数的CSPE曲线趋势不断上升，所以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和先行指数对深圳成指具备很强的预测能力。（图2）

另一个统计检验值是仿照传统的（样本内）R■构建样本外R■■：

R■■=1-■ （3）

如果R■■是正的，则通过宏观经济变量来预测的股票超额回报率的预测误差小于仅根据历史平均超额收益得到的预测值的预测误差，说明宏观经济变量具备解释或预测股票超额收益率的能力。从表3可以看出，对于深圳成指来说，只有先行指数的R■■为正，说明只有先行指标对其具有预测能力；对于上证综指，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先行指标的R■■均为正，意味着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先行指标都对其具有预测能力。

对比两个统计指标的结果，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先行指数对于深圳成指和上证综指的预测能力的结果是一致的：x轴上方的CSPE曲线对应了正的R■■，如果CSPE曲线不能保持在x轴上方，对应的R■■也为负。但是工业生产物价指数虽然在2009年之后保持了正的CSPE，R■■却为负，这说明工业生产物价指数综合的样本外预测能力不强。（表3）

（四）对R2的讨论。从本文的表2和表3都可以发现R2统计值非常小，Campbell和Tompson（2008）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这样小的R2值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从经济学角度可以发现这些很小的R2对投资组合的选择依然具有很大的指导价值。

根据Campbell和Tompson（2008）的推导可知，如果投资者没有利用某个宏观经济变量（如xt）预测，那么他选择的投资组合的超额回报率的期望就是：

■■■ （4）

其中，？酌是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相对系数（coefficient of relative risk aversion），？滋是历史平均收益率，？滓■■和？滓■■分别是宏观经济变量和某一随机变量（random shock，？着）的方差，S是夏普比率（Sharpe ratio）。

如果投资者利用该宏观经济变量预测，则他选择的投资组合的超额回报率的期望就是：

■■■■ （5）

注意等式左边的分母是？滓■■而不再是？滓■■+？滓■■，这是因为投资者现在利用宏观经济变量做预测了，所以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不会再对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产生影响。

这两个超额回报率的期望的差是■■1+S■，所以通过利用宏观变量来预测使得超额回报率提高的比例是■■，这个值永远大于R■/S■，并当投资时间跨度很小而且R■和S■都很小的时候接近于R■/S■。这个结果说明，当评价R■的大小时，应当将R■与夏普比率方S■进行比较。如果R■大于S■，那么投资者就可以利用宏观经济变量的信息使得投资组合的超额回报率提高。

从Wind数据库可以得到2006.2～2012.8期间，上证综指的S■的均值是6.55%，深圳成指的S■的均值是0.047%。将表3的数据和S■进行比较可知，先行指数对于深圳成指R■均大于对应的S■，但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物价指数的R■均小于S■。这说明只有通过先行指数进行的预测对于投资组合的超额回报率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研究了消费者价格指数、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和先行指数等宏观经济变量对股票超额收益率的预测能力。尽管目前对我国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率）与股票收益率的相关关系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定论，但是本文的结果显示从2001年2月至2012年8月期间，消费者价格指数与下一期的股票超额收益率呈负相关关系，即物价水平越高，下一期的股票收益率越低，这个结果和多数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股票超额收益率随着上一期的先行指数的增减而增减，这符合预期和经济学理论。工业生产物价指数与股票超额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负，与之前的预期矛盾，但这个结果似乎符合我国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常常“背道而驰”的现状，这一结果和现状值得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讨论。

为了获得更可靠的结果，根据现存许多国内外文献的研究办法，本文从样本内和样本外同时检验了股票市场超额回报率的可预测性，样本外统计值利用的是累计预测误差平方差曲线（CSPE）和样本外R2。结果显示先行指数对于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都具有很强的预测能力，消费者价格指数仅对上证综指具有预测能力，而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对两个股票市场指数都不具备长期稳定的预测能力。这一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的结果并不矛盾，即先行指数的预测能力很强，消费者价格指数的预测性稍差，但是工业生产物价指数却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能够预测下一期的股票超额回报率。另外，通过对样本外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利用先行指标进行投资理论上可以很好地提高股票超额收益率。

主要参考文献：

[1]周爱民.股市可预测性与技术指标协整性的模型检验[J].数理统计与管理，1999.19.

[2]李锐，向书坚.非平稳条件下的市场可预测性问题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9.

[3]杨炘，陈展辉.中国股市三因子资产定价模型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2.

[4]陈小悦，孙爱军.CAPM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2000.4.

[5]韩学红，郑妍妍，伍超明.对我国股票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率关系的解释：1992-2007[J].金融研究，2008.4.

[6]郭田勇.资产价格、通货膨胀与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完善[J].金融研究，2006.10.

[7]孙华妤，马跃.中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探索[J].经济研究，2003.7.

[8]晏艳阳，李志，许均平.中国股市波动与宏观经济因素波动间的协整关系研究[J].统计研究，2004.4.

[9]孙洪庆，邓瑛.股票价格、宏观经济变量与货币政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协整分析[J].经济评论，2009.4.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01

一、要素替代与技术进步对劳动份额变动影响

1.要素替代

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也将要素替代弹性视为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之一。罗远长等(2009)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要素替代弹性为-0.94，认为资本与劳动之间呈互补关系。白重恩等(2009)、周明海等(2010)的研究也得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的结果，但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方向上提出了不同解释。其他研究则认为，资本与劳动之间呈替代关系，如白重恩与武康平(2008)。

2.科技进步

国内有学者对科技进步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研究。黄先海等(2009)认为，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化率取决于三个因素：乘数效应大小、资本深化的速度以及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大小，其研究结果表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会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增长起负向作用。宋冬林等(2010)的研究更进一步，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将劳动划分为技能型与非技能型。王永进和盛丹(2010)则构筑了包含技能劳动、非技能劳动和物质资本的三要素模型，以此解释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影响。

二、经济发展对劳动份额变动的影响

1.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角度研究劳动份额变动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另一视角。罗远征等(2010)证实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李稻葵等(2009)通过典型样本经济体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世界各国劳动收入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运行轨迹。与李、罗等人的研究不同，白重恩等(2010)认为在收入水平不断增加的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型导致的资本收入份额变化方向可能取决于各部门资本收入份额的差异。

2.产业结构的变化

部分学者从产业层面考察引起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变化的原因。白重恩等(2010)发现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总体收入份额的变动影响重大。罗长远等(2009)借鉴Solow(1958)分解方法，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是由产业结构变化与产业内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共同造成的。肖文等(2010)注意到工业内部33个分行业同时出现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情况，并认为是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向下的影响所致。

三、劳动力转移对劳动份额变动的影响

李稻葵等(2010)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解读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龚刚等(2010)借助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动态均衡模型讨论我国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持续走低的原因，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市场的无限供给不仅使得工资无法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进行反应，同时也使得劳动生产率和物价的变化对工资的影响不够敏感。两者的理论背景相同但研究方法相异。而且前者只考虑了劳动力在一、二产之间的转移，而忽略了对三产的讨论。

四、国企改制对劳动份额变动的影响

国企改制对劳动份额变动造成影响主要作用于劳动力市场与要素市场。前者通过富余职工再就业对劳动力市场形成了正向冲击影响。罗长远(2008)认为改制后的企业支付的劳动力价格接近于“市场出清”的水平，致使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在1996年之后出现一路下滑的短期结果。后者通过要素市场扭曲的改善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国有企业的要素投入通常偏离最优水平，白重恩等(2008)、周明海等(2010)的研究证实这一说法。

五、全球化对劳动份额变动的影响

1.对外贸易

白重恩等(2010)通过回归分析验证了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高这一结论。与白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罗长远等(2009)的研究显示出口对劳动收入占比的作用为负效应，这一结果可能与中国出口结构向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转移有关。与罗持相同观点学者还有肖文等(2010)，其研究进一步说明贸易模式转变是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原因。

2.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多为负效应。罗长远等(2009)认为FDI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提高也不利于吸引外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弱化了劳动力的谈判地位，而且外资进入中国目的在于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邵敏等(2010)的研究表明，外资进入程度的提高对我国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下降具有相当的解释力。

六、总结

通过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国内学者结合本国实情对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目前研究成果已有部分较为重要的结论，为将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就现有研究来看，具备强解释力的理论较少，且结论缺乏一致性。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仍需深入：(1)劳动收入份额的核算需要一套较为科学的标准；(2)对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后果研究较少；(3)对劳动收入份额和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仍需拓展。

参考文献：

[1]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08(8):16-28．

[2]罗长远,张军.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我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9(4):74-78．

[3]李稻葵,何梦杰,刘霖林.我国现阶段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下降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2):13-19．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8）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6-0106-05　中图分类号：F832.479　文献标识码：A

一、小额贷款的内涵

(一)小额贷款的定义

小额信贷出现于20世纪60-70年代，最初是一种“发展金融”的模式，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演变成为小额贷款的模式。对于小额信贷，国际上有两个词相对应，一个为Microfinance，是微型金融服务的概念，主要是指针对中低收人群体提供的金融服务；另一个为Microcredit(小额信贷)，是指中低收入群体提供的信贷服务，包括中低收入群体在内，社会上仍有较多的经济主体没有或者是没有充分享受金融服务，对没有和没有充分享受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服务，是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2009)。

国内外学者关于小额信贷的理解还没有完全统一，主要从以下角度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

服务对象角度。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把小额信贷界定为对贫困者提供诸如贷款、储蓄及其他的金融服务以满足他们的经营、生产、消费等方面的需要。乔安娜・雷格伍德(2000)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经济发展途径，意在使低收入妇女和男人受益，它包括向低收入客户或个体经营者提供金融服务。杜晓山、孙若梅(2002)认为小额信贷是指专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吴国宝、李兴平(2003)认为，小额信贷是通过一定的金融中介为具有一定潜在负债能力的穷人提供信贷服务的一种特殊信贷方式。姚先斌、程恩江(1998)认为小额信贷是指贷款和存款两方面的小规模的金融服务，其服务对象是城乡低收入阶层。

金融比较角度。焦瑾璞、杨骏(2006)把小额信贷定义为一种非正规金融服务，是区别于正规金融和传统高利贷的新型金融服务。

信贷方式角度。Morduch(1997)把小额信贷定义为一种向贫困人群直接提供较高利率的、无资产担保的、小额度的并保持了高还贷率的信贷方式。杜晓山(2005)认为其是在一定区域内，在特殊的制度安排下，按特定目标向贫困人口直接提供贷款资金及综合技术服务的一种特殊的信贷方式。

发展角度。何广文、李莉莉(2005)将小额信贷定义为一种由扶贫小额信贷模式或机制发展起来的，针对中低收人群体融资需要的金融产品和信贷制度。王绯(2007)认为，小额信贷是最初来源于以社会发展为初衷的，对广大微小经济个体(如个体户、农户等广大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劳动经营者)提供的金额较小的贷款服务。

从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对小额信贷定义主要考虑贷款金额、针对人群、信用和担保的特点等因素。

(二)小额贷款的类型

根据小额信贷的宗旨、目标、资金来源和组织结构，将其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以国际机构捐赠或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民间或半官半民组织形式为运作机构的小额信贷试验项目；第二类是以国家财政和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政府机构或金融机构来运作的政策性小额信贷项目；第三类是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和存款开展的小额信贷业务。(杜晓山，2005)

胡慷(2007)认为，根据小额信贷的组织、受益对象及贷款方式，可将其分为以下三类。按组织划分，小额信贷机构包括以下几种类型：正规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等)、半正式的金融机构(包括非政府的金融组织等)、非正式的金融机构(包括金融自助团体等)和银行建立的联系机构(如机构等)；按受益对象划分，小额信贷可分为农村贫困地区小额信贷、城镇下岗职工小额信贷和残疾人小额信贷；按贷款方式划分，小额信贷又可分为实物信贷、扶贫资源传递等类型。

王绯(2007)提出根据银行与客户的联系方式可将商业银行小额信贷分为两类：直接类，即建立内部部门或独立公司，直接向客户提供小额信贷服务；间接类，即通过与现有小额信贷机构合作进入市场。

何嗣江、史晋川(2009)提出根据贷款对象的不同，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小额贷款分为个人贷款、小组贷款、微型企业贷款等多种不同的模式。我国小额贷款的业务品种主要有四种：小本微贷款、小本小贷款、小本信用贷款、小本灵活分期。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小额贷款的认识及实践方式，将小额贷款类型归纳为表1：

二、小额贷款风险因素

(一)小额贷款风险类型

国内学者对小额贷款风险的研究较为深入，其研究以农贷市场的小额贷款较多。孟建华(2002)通过对中外小额贷款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对小额贷款风险影响最大的是贷款有无担保和对贷款人的法律约束力。吴宝山、卢涛(2006)认为小额信贷风险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贷款操作风险、信用等级操作风险、管理风险、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政策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农户信用风险、贷款用途转移风险。段文杰(2009)对小额农贷的风险进行了分析，认为其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价格风险、供求风险)、信用风险、道德风险。石敬勇(2009)按照小额信贷风险的参与主体，将其风险分为环境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和政策风险四大类。

胡聪慧(2008)认为我国农户信贷市场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风险：一是不可抗拒的农业系统性风险；二是主观违约风险。朱欣乐(2010)认为农村小额信用贷款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营运风险和自然风险。

(二)小额贷款风险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小额贷款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Jose A.G.Baptista等人(2006)应用多元回归统计方法，分析得出小额贷款风险的影响因素有：贷款数额、贷款期限、贷款用途、贷款利率、贷款人经营理念、贷款人经营思路、贷款人经营水平、贷款人拥有土地面积、贷款人有无违法记录。S.Jha＆K.s.Bawa(2007)通过印度小额贷款的实证研究，从贷款人的角度分析了小额贷款风险的影响因素，它们是：贷款人文化程度、贷款人家庭收支状况、贷款人固定资产合计、对贷款人的法律约束力、贷款人信用状况、贷款人耐用消费品合计。James Copestake(2007)认为贷款人的健康状况、性别、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净资产都会对小额贷款风险产生影响。Valentina Hartarska＆Denis Nadolnyak(2007)分析了世界银行1998年至2002年在全球各国发放小额贷款的风险情况，研究表明产品市场现状、产品市场进入难度、产品发展潜力、贷款人技术和能力、贷

款有无担保、产品的产业政策、政府对小额贷款的支持力度是小额贷款风险的主要影响因素。RubanaMahjabeen(2008)研究了孟加拉国发放小额贷款的风险情况，提出贷款总额贷款周期、贷款人的抵押品价值、贷款人拥有的耐用商品价值等因素会对小额贷款风险产生影响。

孙清、汪祖杰(2006)利用Logistic模型研究了小额农贷信用风险，认为影响还贷的因素有财产水平、负债状况、借款用途。马文勤、孔荣(2009)等人利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户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房屋价值、贷款用途、贷款数额与农户信用风险有显著相关关系。

国内许多学者从小额贷款公司的角度研究了其风险影响因素。吴晓灵(2005)认为，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因素主要是监管模式的不确定性和资金来源的有限性。焦谨璞(2006)认为中国开展的小额贷款公司主要制约因素是缺乏健全和完善的政策法规、监管体系，缺乏对小额贷款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杨速炎(2007)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补充，如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薄弱的风险控制意识、严重的资金短缺。周海林(2008)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相对较低、税费负担重、经营开支较高。

通过综合国内外学者对小额贷款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得到了小额贷款的风险因素，如表2。

三、小额贷款风险评价

国内外学者的贷款风险评价研究大部分是针对商业银行的大型企业贷款，对于商业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小额贷款风险评价研究较少，且主要采用信用评估模型进行评估。Schreiner(1999，2000)认为信用评估模型可以帮助信贷员进行判断决策，从而改善对客户信用的预测。在之后的研究中，Sch-reiner(2002)进一步证实了信用评分在降低信息收集成本、改善小额贷款机构的服务和经营可持续方面的作用。但是信用评分模型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小额贷款的信用风险评估，因为信贷员收集的信息在贷款决策中的地位无法取代。Inderst＆MueHer(2007)的研究表明，小型企业的信用评分将限制当地银行的信息优势，加剧竞争、提高贷款条件。

因此，为提高贷款风险评估准确率，国外学者提出了一些辅评估手段。Buchenau(2003)提出运用统计分析与信用评分相结合的技术以了解客户，降低借贷风险。Dellien＆Schreiner(2005)认为中小银行应采取更为个性化的方式收集相关信息进行信用评分，而小额贷款机构应以信用评分作为信贷员发放消费贷款的信用分析依据。Tedeschi(2005)构建了动态激励的个人小额贷款模型，以帮助借款者获得额外贷款，阻止违约或不愿意偿还贷款行为的消极结果。Robert DeYoung(2008)利用Stacked-Fogit模型分析各指标对小额贷款客户的信用得分的影响。

我国学者也对小额贷款风险评估进行了研究。戴立新(2007,2008)从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面临的风险人手，构建了小额信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运用BP神经网络学习规则和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进行了评价。肖冬荣(2008)基于粗糙集方法，研究了我国的个人信贷风险评估。王雅玲(2008)认为VaR模型和Credit Metrics模型是金融机构普遍采用的小额贷款风险评估工具，分别有利于农信社小额信贷市场风险评估和信用风险评估。陈良维(2008)建立了涵盖年龄、贷款历史、家庭收入来源等15个指标，涉及自然情况、家庭情况、信用情况等3方面的农户小额贷款评价体系。闫雪、卢继梁(2010)提出了提高小额贷款公司风险控制力的创新型路径――信用评估体系。申韬(2010)运用解决不确定性问题的软集合理论，提出了现阶段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运作特征相符的信用风险评估方法。

四、小额贷款的风险管理

小额贷款风险管理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综合文献，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小额贷款的信用、担保与联保、内部管理和政策控制提出了小额贷款风险管理的创新机制。

(一)信用控制

Ghosh＆D.Ray(1997)认为贷款方可以以渐进贷款方式检验借款人的资信，因为随着可获取资金数额的增大，借款人会越来越担心失去获得的资金可能性，进而增加了借款人的违约成本。

陈莹(2006)提出将信用评分法应用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信用风险控制，并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提高风险控制的效果。吴皎、房德东(2004)认为，完善农户征信评信机制，建立健全农户家庭收支账目和经济活动档案，并实行动态管理；通过减少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非对称信息的影响来控制农村信贷风险。

(二)担保与联保控制

Stiglitz(1990)认为，小组贷款能有效解决道德风险这一问题，小额信贷机构也将监管职能转移给借款人自身，并提高了监管效率。Ghatak(2000)认为，小组贷款协议会形成“类聚效应”(Assortativematching)，有助于贷款机构解决“逆向选择”问题。Morduch(1999)和Ghatak(1999，2000)认为，小组贷款之所以有显著的效果，是由于乡村经济体中的亲密关系和社会约束性，可以成为解决借款方向贷款方转嫁风险问题的一大法宝。Besley&Coate(1995)认为，在小组联保之间实行横向监督机制有利于提升还款率。Guttman(2007)的研究发现，社会担保方法可以解决孟加拉背景下的信贷偿付问题。

张改清、陈凯(2003)从博弈均衡的角度对联保贷款的内在运行机理进行研究，并得出联保机制有助于提高贷款还款率等重要结论。高凌云、刘钟钦(2008)认为农户联保制度是小额贷款风险控制的手段之一，它与无抵押担保的小额信用贷款构成了小额贷款的主要品种。并借鉴国际上主要农户联保制度的措施，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从灵活组建小组、简化贷款手续和加强风险控制等方面提出针对农户联保贷款制度发展的对策和建议。寇军中(2008)在研究小额贷款担保问题时指出，在建立农户经济档案和农户信用等级评定的基础上积极推广农户联保贷款。实行多户联保、按期存款、分期还款的管理办法。夏琦(2011)提出通过引导农户成立农户贷款互助担保合作社，摸索出一条担保合作社+农户的营销模式。

(三)内部管理控制

石敬勇(2009)认为金融预警作为新兴的控制手段，利用了事前反馈风险的优势，应该广泛应用于我国小额信贷风险控制中。仲彬、刘念(2002)指出，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运作机制是通过输入一组预警指标，经过预警处理后输出真实、有效的预警信号，然后对未来银行体系健康状况进行预测，以便决策者及时采取适当的风险防范对策。何康(2010)提出商

业银行信贷风险分别从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加强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规避，加强对商业银行自身的管理要建立高效完善的风险监测体系，加强放贷后资金的监控四方面进行控制。江奕俊(2009)也提出可以从银行自身情况出发，加强风险分析和预警机制，强化风险的全员全过程管理，提高全面风险管理能力。

Ghatak(1999，2000)分析了连带责任贷款技术的两大特征――自愿形成小组以及连带责任，建立了连带责任贷款技术解决逆向选择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Conning(2005)的研究表明，连带责任贷款技术并不是依赖于借款人假定的监督与信息优势，该技术对借款人的生产以及监督行为同时提供了激励。Jain＆Mansuri(2003)引入了对定期还款技术，研究发现，定期还款制度有助于非正规部门出面阻止借款人生产技术选择中的道德风险行为。

裴增杰(2004)认为改革现有的商业银行组织体制，切实注重对人的监管和控制；实行员工每年强制休假制度，强化员工终身素质教育，注重员工的人格和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和提高，增强员工的参与意识和工作热情；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系统。赵绪国(2008)认为邮政储蓄银行在进行小额贷款风险控制时主要从严格流程操作，建立风险分担和转移机制，积极参与信用体系建设三方面共同努力。谢莉莉(2009)认为金融衍生工具是一种新型的风险管理手段，在转移风险上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商业银行资金运行风险管理的重要载体。原韬(2009)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设计出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控制体系，主要包括：做好放贷审查，严控关联企业贷款，加强贷后管理和建立风险转移机制。胡娟(2010)通过对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分行1987年到2009年的季度数据建立ARCH模型，预测商业银行下一年的贷款总量，从而对银行的经营管理进行有效控制。

(四)政策控制

我国的小额信贷过于倾向于福利主义，不能解决小额信贷项目运作成本高和风险高的问题。政府应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将其工作重点放在协调部门关系和开创外部金融环境方面，在政策上予以支持，为小额信贷创造宽松的环境(王晓静，2008)。另外，利率水平的高低与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林丽琼，2007)，应与小额信贷机构定位相适应，建立多层次的小额信贷利率体系，允许政府机构贴息低利率、城乡信用社利率上限和非政府机构的市场化利率并存(刘锡良、洪正，2005)，并完善小额信贷利率市场化的法律法规。刘燕(2008)提出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我国小额信贷的监管法律体系：其一，规定多元化的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制度；其二，健全审慎性监管法律制度；其三，设立小额信贷的市场退出机制。总之，政府应发挥其主导作用，使小额贷款业务过程、小额贷款机构的运作均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进行约束，促进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综合以上研究，小额贷款的风险管理途径及方法归纳为表3。

五、研究评价及研究展望

(一)研究评价

综合以上分析，国内外学者主要从风险因素、风险评价、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风险理论、预警管理理论、博弈论，以及统计分析方法、访谈法、问卷法等实证研究方法。小额贷款风险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小额贷款实证研究比较少，缺乏我国小额贷款全面系统数据。因此，我国小额贷款风险的实证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扩大样本范围，增加样本选择的随机性和数量；二是应多采用动态的时间序列数据；三是从环境、政府、贷款人不同层面进行样本采集和的小额贷款风险指标筛选。

第二，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国内外研究多为静态的模型，不能动态的分析各种风险。因此需要全面分析小额贷款风险因素，建立多维模型，使得变量更为全面。

第三，现有评价方法多采用定性评分、专家判断等主观评价方法进行评价，对于各个风险因素的量化仍是目前研究的一个难点。应全面掌握我国小额贷款风险因素，构建科学的小额贷款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更加科学的评价方法。

(二)研究展望

小额贷款的风险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研究：

第一，建立小额贷款风险评价的系统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或结构方程模型构建车险道德风险的评价模型；基于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建设小额贷款风险信息系统，用于政府、金融机构等对小额贷款风险进行识别、预警、系统监控和风险防范。

第二，对我国小额贷款风险进行实证研究，全面掌握我国小额贷款风险的现状，构建基于社会、政府、企业不同层面的小额贷款风险全面风险防范体系，为小额贷款政策、措施、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借鉴。

第三，建立基于多方主体的小额贷款风险的模型。包括系统动力学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博弈模型等。深刻分析小额贷款风险因素的相互作用的机理，风险发展、运动的规律，风险防范的机制等。

第四，小额贷款风险的国内外比较研究。分析典型国家小额贷款风险的发展现状与风险管理，与我国小额贷款风险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启示，作为政府、企业的决策参考。

第五，我国小额贷款改革的理论研究与实施方案。分析我国小额贷款风险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我国小额贷款改革的策略，并形成系统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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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小额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逐渐完善，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状况逐渐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其中某些代表性的事件甚至引发了对上市公司体制性问题的大讨论，在职消费问题本身也成为公司治理领域新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理论起源上看，在职消费源自美国，并逐渐发展成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效率理论”（Jensen和Meckling，1976；Rajan和Wulf，2006）[1-2]。虽然角度各异，但在职消费的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并不存在主次之分，二者也始终无法否定对方的合理性。究其原因，一方面，在职消费本身确有“”和“效率”两种相互对立的天然属性；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二者之间的分歧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二者在逻辑上是否具有一致性仍亟待证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职消费问题研究已处于瓶颈阶段。与西方研究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截然不同，在职消费问题在中国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理论”得到发扬光大，无论是在理论或经验分析中都得到充分支持（陈冬华等，2005；周仁俊等，2010；Luo等，2011；Cai等，2011；逯东等，2012；李宝宝和黄寿昌，2012）[3-8]，而“效率理论”则更多止步于理论探讨阶段。与中国“一边倒”研究现状相对应的，更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对在职消费“嗤之以鼻”的态度，在职消费多数情况下被冠以脸谱化的丑恶形象，政策层也多次发文规范政府、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三公支出”等在职消费的额度。

万华林（2007）认为，在职消费的双重属性意味着我们必须详尽考察在职消费在哪些情况下有利于公司价值的增长，在哪些条件下又可能被经理人用来满足私利[9]。一方面，需要在理论上对在职消费“两大阵营”的矛盾进行更多分析和解释，探索两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则是将在职消费研究与中国转轨经济下的制度背景相结合。转型期背景下，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特征便是“大政府、小市场”，研究现状的“一边倒”表明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很可能受到了某些制度性因素的影响。针对上述研究现状，本文首先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为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的方式在理论上解释“两大阵营”矛盾的原因，并实证证明二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同时，基于中国转型期的经济政治现实，从薪酬管制、冗员负担的视角分别考察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作用机理的制度性原因。明确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观的制度根源十分重要，因为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如何消除在职消费负面效应的政策建议上是截然不同的。最后，从内外部治理机制中探索相应治理超额在职消费的方向。

本文的贡献在于：1、尽管国内外研究在职消费的文献颇丰，但却鲜见对在职消费“两观”矛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文献。而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为正常和超额两部分，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了在职消费两种观点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为后续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改变当前对在职消费普遍的负面印象，如前所述，这种印象很可能是片面的；2、本文是对已有少量超额在职消费研究的拓展和补充。已有文献虽然表明超额在职消费具有消极的经济后果（张月明和吴春雷，2014）[10]，但却忽略了对产生超额在职消费原因的探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转轨经济的现实。而本文的研究既是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为突破国内现有在职消费研究大多照搬西方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通过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探究，也使本文具有较强的现实参考价值；3、国内现有在职消费文献普遍基于国有企业，很少将非国有企业纳入研究范围。事实上，在中国“大政府、小市场”的整体环境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非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行为与后果同样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因此，本文还丰富了有关产权性质与在职消费关系的研究。

二、研究背景与假说提出

（一）理论背景

在职消费的理论基本遵循Jensen和Meckling（1976）的思想，认为管理层在职消费是委托人和人之间成本的具体表现（也称“第一类问题”）[1]，并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Hart，2001；Yermack，2006；Grinstein等，2009；Liu和Yermack，2012）[11-14]。而在国内学术界中，李宝宝和黄寿昌（2012）基于理论将在职消费定义为“经理个人以其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管理性资源的过度性耗费”[8]。与之相对，在职消费的效率理论既肯定了在职消费激励高管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认为在职消费能最终提升企业业绩（Rajan和Wulf，2006；Marino和Zabojnik，2008）[2，15]。重要的证据在于，在职消费既然在全世界范围都如此普遍地存在，这反过来便证明了其在高管激励契约包（Incentive Package）中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观点相左，但在职消费的两大阵营都有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和一定的经验支持，并不存在主次之分，而如何协调“两大阵营”的分歧、证明两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已经成为在职消费研究的瓶颈所在。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一定的协调思路。周仁俊等（2010）认为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寻求一个合理的程度，以及探索影响这种合理程度偏离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4]。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权小峰等（2010）、程浩（2013）及张月明和吴春雷（2014） [16-17，10]。但遗憾的是，上述文献要么止步于理论探讨，要么过度关注在职消费的高低程度而忽略了导致偏离产生的制度性原因，难以提供关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和结果的全貌。万华林（2007）指出，在职消费的双重理论属性意味着研究在职消费必须详尽考察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9]，暗示目前国内在职消费研究的“一边倒”现象很可能是内生于转轨背景的经济政治现实。基于此，现有文献分别从薪酬管制、冗员负担角度提供了一定的间接证据（陈冬华等，2005；刘银国等，2009；陈信元等，2009；张敏等，2013）[3，18-20]。

如上所述，在职消费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度”以及影响这个“度”的各种因素和作用机理。上述文献虽然关注到中国的制度背景，但却并未结合在职消费双重属性特征，仅笼统地研究相关制度对在职消费整体的影响。因此，针对转型期中国的经济政治的事实，本文将选取薪酬薪酬和冗员负担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典型手段，分别考察对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产生的影响，探索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背后的制度性原因。

（二）制度背景与假说提出

1.薪酬管制与高管在职消费。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企业微观行为内生于宏观制度环境，因此，在职消费问题自然无法回避中国特殊的薪酬制度现象―薪酬管制。陈冬华等（2005）指出，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的政策性负担，企业目标由价值最大化转而变成目标多元化，而作为所有者的政府部门由于处在信息的劣势方，很难低成本地观察到国有企业的真实经营业绩，制定整齐划一的薪酬管理体系几乎是政府的唯一解[3]。与国有企业多元化目标相对应的便是国有企业高管多元化的激励体系，而在这个不以货币薪酬为主的激励体系中，既包括政治晋升等行政激励方式，又包括在职消费等经济激励方式，因此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内生于其面对的薪酬管制。在道德或舆论上消极的在职消费，在经济学上可能只是高管在货币薪酬补偿不足情况下的一种自然反抗。当国有企业高管多元化的激励体系能够达到激励相容时，薪酬管制应当只会引起高管正常在职消费的产生，而一旦激励无法相容，则后果很可能是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Moral Hazard），即高管在职消费的额度和范围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反抗”，更成为满足其私利的工具和手段，进而产生超额在职消费。

以上关于薪酬管制对在职消费影响的背景和理论分析是基于国有企业的，那么非国有企业是否同样适用？事实上，中国转轨经济的最大特征便是“大政府、小市场”，在这一制度背景下，所有市场主体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相关限薪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根据“锚定原理” ，非国有企业薪酬委员会在制定高管薪酬时很大程度上会参考同地区、同行业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水平，即国有企业管理层扮演了类似标杆的作用，主要针对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政策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非国有企业同样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而在面对薪酬管制时，非国有企业高管甚至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高管激励包中除了在职消费以外并不存在仕途晋升等政治激励因素。

既然薪酬管制是对自由市场薪酬契约的人为干预和限制，其导致的多元激励体系在效率上自然无法与市场化的薪酬体系相媲美。一方面，在职消费作为弥补合理人力资本的一种自我激励方式，能够鼓励高管为企业（股东）尽职尽责、提升企业绩效。但另一方面，由于在职消费其难于监管的特性，使其很可能遭到高管的滥用，实际发生数额很可能远远超过合理的补偿范围，企业业绩进而受到损害。

2.冗员负担与高管在职消费。如前所述，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的政策性负担。而当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社会就业压力时便会要求辖区内企业承担更多的雇员，国有企业自然是首当其冲（林毅夫和李志S，2004；刘慧龙等，2010）[21-22]。同时，在中国当前的转型期背景下，政府的角色相对强势，并且掌握着关键资源的分配权，某些情况下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市场产权保护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当面对政府的冗员要求时，民营企业与其拒绝，更为现实的选择是以承担冗员为条件，从而获得一定的政策性保护。刘春和孙亮（2013）的研究便表明，在国有企业完成民营化后，其政策性负担却显著增加，且所在地区就业压力越大，增加的便越明显[23]。

尽管现有研究关于冗员负担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冗员负担必将导致企业资源的浪费以及边际效率的降低，最终损害企业绩效的观点基本成为共识（刘春和孙亮，2013；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23-25]。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基本建立了以业绩为基础的高管年薪制度背景下，承担冗员负担就意味着高管需要接受由此导致的个人货币薪酬水平的降低，作为“经济人”，高管自然会在薪酬激励体系中找到其他的弥补方式。张敏等（2013）便发现，国有企业承担的冗员越多，高管的在职消费规模越大[20]。正如在薪酬管制下分析的情况类似，一方面，为了让高管配合企业承担冗员负担，企业会满足高管合理在职消费的需求，此时，正常在职消费替代了货币薪酬对高管进行激励，可以预见这部分在职消费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企业无法完全分辨业绩的下降是由于冗员负担引起的还是高管经营不善所导致的，处于信息优势方的高管很有可能会夸大冗员负担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并要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即超额在职消费）作为补偿，进而导致成本的上升，最终损害公司绩效。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

1a：薪酬管制不仅会提高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同时还会引起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1b：冗员负担不仅会提高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同时还会引起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2a：高管正常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2b：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3.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机制。如上所述，在职消费由一种合理、必要的高管激励手段转变成公司成本的关键在于一个合理的“度”。从公司内部角度来说，当委员会各司其职，尤其是监事会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时，此时高管进行超额在职消费更有可能被股东所察觉、所制止。其次，从市场化进程角度来说。一方面，政府干预与市场化进程本来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的有形之手，无论是薪酬管制或冗员负担，的作用都会越来越弱，这便从根源上压缩了超额在职消费的空间。此外，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由于信息的透明度更高、社会舆论更加发达，无形中也增加了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成本，重者甚至会对其职业生涯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可以预期随着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提高，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规模和负面影响都会有所减弱。最后，基于中国转型期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产权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不同政治联系强度下，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动机和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国有企业高管实施了更多的在职消费，不仅降低了经理人激励契约的效率，更对公司价值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陈冬华等，2005；刘银国等，2009）[3，18]。但是，现有研究多从国有企业自身的治理结构出发，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高管个人这一微观行为主体的作用，尤其随着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以及公众对国有企业高管的关注，其在职消费行为正处于“风口浪尖”的状况。与之相对，卢锐等（2008）便发现非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实际上高于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但企业绩效并不更好[26]。马连福等（2013）也认为由于政治晋升仍是激发国有企业经理人努力、敬业的主要机制，使得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行为更偏向表现为代表政府利益的“管家”而非掠夺者[27]。由于中国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多半是组织派遣的“半官员”，其个人追求目标具有很强的仕途发展倾向，一旦组织发现或媒体曝光其奢靡在职消费行为，后果轻则警告、降职，重则甚至难逃牢狱之灾，正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国有企业领导反而更有可能约束和规范其在职消费行为。而对于非国有上市企业高管而言，一方面不存在约束其行为的政治激励机制，另一方面，随着经理人员流动性的增加，很多高管更加注重眼前利益，在固定年薪制和股权激励尚不普遍的情况下，在职消费很可能成为其牟取超额私人收益的手段 。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进一步分析的假设：

3a：公司内部治理质量的越高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则不具有此效应。

3b：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则不具有此效应。

3c：当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且高管具有政治关系时（即强政治联系），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两个条件均不满足），则不具有此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至2013年沪市交易所上市的A股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并按以下标准对初选样本进行筛选：（1）为消除不同监管环境的影响，剔除A+H股13支，A+B股21支；（2）为消除个别极端财务数据的影响，剔除ST、ST*和PT股票共99支；（3）为控制新上市公司业绩“大变脸”造成的影响，剔除上市时间不足1年的32支股票。经过上述处理，最终获得308家上市公司6年的样本。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由作者手工整理所得。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说明

1.研究模型。本文使用模型（1）和模型（2）分别检验上述3个假设。考虑到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问题不仅包括短期横截面关系，还存在一定时变效应，而现有研究多采用的横截面和混合横截面数据只能反映同期和短期的变化效应。因此，本文采用了微观面板数据（Micro Panels）。通过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豪斯曼（Hausman）随机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均不能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即理论上可以认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量没有实质差异，但考虑到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存在不随时间变化的特性（某些样本公司在样本年限内均未产生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连续为0），因此，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同时，考虑到模型随机误差项可能存在的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使用截面加权SUR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2.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在模型（1）和模型（2）中，Normalperks和Overperks分别表示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首先，对于上市公司实际在职消费（Perks）的度量，国内现有研究多将年报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出”中披露的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费和会议费八类明细项目数据加总而得（陈冬华等，2005）[3]，但逯东等（2013）和张敏等（2013）[7，20]却发现，现有上市公司中极少有完整披露以上八个项目的，甚至呈越来越少的趋势。针对此现象，黄再胜（2013）[29]认为当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越高时，就越倾向刻意隐瞒与在职消费有关的信息披露。据笔者统计，样本公司中完整披露八个项目的不足总体四成，若仍沿用上述方法将导致样本数量的大幅下降，同时也会造成样本选择的偏差问题（伍德里奇，2010）[30]。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借鉴了李善民等（2009）、肖星和陈婵（2013）的做法[31-32]，以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出”作为高管实际在职消费（Perks）的变量。

其次，对于超额在职消费的度量，本文采用高管实际在职消费与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预期正常在职消费之间的差额表示（权小峰等，2010）[16]。而预期正常在职消费则通过模型（3）估算得到。同时，参考马连福等（2013）[27]的做法，当得到的超额在职消费小于0时（即该公司该年未发生超额在职消费），令Overperks等于0，否则为该差额本身。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将使用未做此处理的Overperks对模型重新进行回归。

3.薪酬管制。在模型（1）中，Gap表示上市公司高管面临的薪酬管制。已有研究发现，薪酬管制通常的做法就是规定高管年薪与员工年薪间不得超过若干倍，即管制的直接结果便是使得高管平均薪酬和员工平均薪酬的差距缩小。因此，借鉴陈信元等（2009）[19]的做法，使用薪酬最高前三位高管平均薪酬与员工平均薪酬的比值表示样本公司的薪酬管制状况。其中，员工人均薪酬是“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流量”与员工总数之比。

4.冗员负担。在模型（1）中El表示上市公司所负担的超额冗员。对于冗员负担的度量，本文参考张敏等（2013）[20]的做法，采用公司实际雇员规模与经济因素决定的预期正常雇员规模之间的差额表示。而预期正常雇员则通过模型（4）估算得到。

5.企业绩效。在模型（2）中，ROA和ROE均表示企业绩效。国内现有研究对于企业绩效的度量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1、以Tobin’Q和EPS为代表的市场化指标；2、以ROA和ROE为代表的会计化指标。对于市场化指标，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股市某些特殊的特征，使得采用市场化指标的条件不完全具备（周仁俊等，2010）[4]。因此，本文选用应用更广泛的ROA和ROE作为企业绩效的变量。同时，考虑到企业绩效和在职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借鉴谢德仁等（2012）[33]的做法，使用ROA和ROE的差分变量作为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

6.控制变量。借鉴权小锋等（2010）[16]，本文选择以下五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合成管理层权利变量（Power）：1、管理层持股比例；2、董事长兼任CEO；3、董事会规模；4、内部董事比例；5、高管政治关联 。除此之外，本文还考虑了以下相关企业特征变量和区域变量：企业规模（LnAsset），定义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Debt），定义为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盈余公积率（Surplus），定义为企业盈余公积总额与总资产之比；政府补贴（LnSub），定义为企业财政补贴总额的自然对数；独立董事规模（Indep），定义为企业独立董事总人数；资本密集度（Capital），企业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激励强度（Incentive），薪酬最高前三位高管薪酬与净利润之比；管理层贡献（Effort），定义为剔除营业外收入、所得税费用等外在因素后营业收入与总资产之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Top1），定义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平方（Top12），定义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股份性质（State），定义为最终控制人为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则取1，否则取0；西部地区（West），定义为企业注册地为西部地区则赋值1，否则为0；东部地区（East），定义为企业注册地为东部时赋值1，否则为0 ；年份（Year），定义为年度虚拟变量。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891和0.0838，表明样本为右偏特征。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均值为0.0306，最大值为2.2142，标准差为0.1120，说明各样本公司高管利用在职消费攫取私人收益的力度存在一定差异。资产收益率（ROA）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009和-0.0007，表明中国制造业经营状况普遍处于“每况愈下”情形，这值得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薪酬管制（Gap）的均值、中位数分别为7.6917和5.8987，且标准差达到7.2021，表明样本企业薪酬管制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冗员负担（El）的最大值为58.1383而最小值仅为-2.1103，标准差为1.6570，这与张敏等（2013）[20]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其余控制变量的标准差在整体上处在较低的水平，说明这些变量的分布在样本中具有一定趋同性，也反映了制造业的整体特征。

（二）多元回归分析

1. 制度背景与高管在职消费。表2报告的是薪酬管制和冗员负担对高管正常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薪酬管制与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均负向相关，但前者不显著（系数-0.0006），而后者显著（-0.0014），部分支持了假设1a，说明高管更多时候是在“借薪酬管制之名，行牟取私利之事”。其次，冗员负担分别与正常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均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0036和0.0037），假设1b得到经验支持。意味着在承担超额冗员后，高管作为信息优势方，不仅得到了应有的薪酬补偿，还进一步获得了超额私人收益。

2. 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本文的目的之一便在于证明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作为“两大阵营”的现实代表，应该对企业绩效分别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即为在职消费是一个“度”的假说提供直接的经验支持。从表3中可以看出，当被解释变量为ROA时，高管正常在职消费为0.0311（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而超额在职消费系数为-0.0202（同样在5%的水平下显著）。以上结果意味着，正常在职消费发挥了类似货币薪酬中“最优契约”的激励作用，是在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产生的，而超额在职消费则属于成本的一种，其代价是牺牲企业（股东）的利益。在职消费“效率理论”和“理论”均得到经验支持。而当被解释变量为ROE时，以上分析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假设2a和2b均得到验证。

3.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机制 。表4报告的依次是不同公司治理质量、不同市场化进程及不同政治联系强度下薪酬管制、冗员负担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规模的影响。首先，当样本为公司治理质量较高组时，尽管薪酬管制（Gap）和冗员负担（El）仍然分别与超额在职消费呈负相关和正相关，但均不再显著。与之相对的，当样本为公司治理质量较低组时，Gap和El分别于Overperks呈显著负相关和正相关，证明了随着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监督体系的完善，使得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掠夺之手得到有效控制。其次，当样本为不同市场化进程组时，可以发现：薪酬管制、冗员负担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之间依次分别呈显著负相关、正相关，但两组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意味着当前转型期背景下，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高管牟取私人超额收益的约束力不明显，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考察不同政治联系强度是否对原有假设产生差异化影响。由表4可知，薪酬管制和冗员负担分别与超额在职消费呈负相关和正相关，但强政治联系组的系数不显著，而弱政治联系组显著，这一结果为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行为更偏向于表现为代表政府利益的“管家理论”提供了初步的经验支持。

与表4对应，表5报告了以上不同分组下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首先，当样本为高、低公司治理质量组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ROA）均呈负向相关，但前者不显著而后者显著（系数为-0.0668），说明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不仅约束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更削弱了这一行为负面的经济后果。其次，当样本为不同市场化进程组时，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向相关，但都不显著，这与表4的结果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说明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对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和后果的约束效应均不明显。最后，当样本分别为强政治联系、弱政治联系时，前者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为负相关，但不再显著；后者则为负相关且显著，进一步支持了本文关于政治力约束高管行为和后果的假说。假设3得到了应验。

通过表4和表5可以发现，就目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和后果而言：一方面，公司内部治理质量提高带来的效应比市场化水平提高的效应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在当前政府依然较为强势的背景下，政治力约束比市场力约束可能更为直接有效。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一方面，超额在职消费可能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企业绩效越好也可能引起更高的超额在职消费。前文采用了差分变量的方式来控制此问题，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本文进一步作了以下测试。采用Hausman内生性检验并将解释变量整体滞后一期的方法重新进行测试，结果并未发生实质变化。

2.变量替换。对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本文在前面曾规定当小于0时，令其等于0，为了避免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基于特定变量设定的结果，本文重新使用未作处理的Overperks对所设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得出的结论与前文结果是一致的。

五、结论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10）

本文计算了t-20到t+20的日超额收益，并据此计算累计超额收益。研究表明，解禁日前，股价上下波动，累计超额收益无明显变化，但是解禁日后，日超额收益基本上都是大于零，且累计超额收益呈稳步上升趋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解禁对股价会带来正的股价效应。

 

T检验的结果表明时间窗口期内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并不显著，只有4天是显著的，而解禁后也只有7天是显著的，且都为正值。其余交易日平均超额收益率既有正值也有负值，没有明显的趋势。

 

进一步对样本公司股票在解禁日前20个交易日至第t个交易日的累计超额收益率进行T检验，我们可以发现，从解禁后第9天开始t检验才显著。于是，我们认为在解禁前股价已经有轻微上升趋势，解禁后在大势的基础上更为上升。

 

四、研究结论

本文从股权分置改革引起的大小非解禁问题出发，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分析大小非解禁与上市企业股价波动的关系，探讨大小非解禁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得到结论如下：

对不同交易日的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的检验结果表明，大小非限售解禁事件对上市公司股价有正面效应，使得上市公司股价产生了正的异常收益率，说明大小非解禁对上市公司股价有积极影响。黄汉利、余晓燕（2009）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与投资者预期有关。

 

本文仍存在很多不足，上文我们发现累计超额收益t检验在解禁后第9天才开始显著，但是并未具体分析是因为市场的影响，还是因为A股的滞后性。这点仍需后人完善。

参考文献

[1]党红.关于股改前后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8，6.

[2]李敬，朱国欣.股权分置改革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M].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院校分会201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10，10.

[3]陈资灿.论股权分置的本质、缺陷及其治理[J].财经科学，2005，06.

[4]金融界http：//stock.jrj.com.cn/stockdxf/y200712.shtml.

[5]李炳烈.股权分置改革对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分析——基于第一批股改的40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8. 原文作者：景小清

【摘要】股权分置曾是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最为严重的制度性缺陷之一，随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的进行，大小非的解禁，这一情况慢慢有所改善。本文主要以事件研究法验证大小非解禁对股价的影响。

 

【关键词】大小非解禁；事件研究法；股价

一、引言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股权分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中大部分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在市面上流通。截至2004年底，上市公司总股份7149亿股，其中非流通股份4543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国有股份在非流通股份中占74%，占总股份的47%。非流通股过多正是中国股票市场的主要制度缺陷之一。股权改革的推行，改善了我国股票市场的这一状况。

 

关于股权分置的成因与危害，这里就不再赘述，我们把重点放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大小非解禁给股价带来的影响。2006年6月，第一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企业的限售股开始解禁，大小非解禁由此正式拉开序幕。大小非是对非流通股的简称。非是指非流通股或限售股。大非是指占总股本5%以上的非流通股，小非是指占总股本5%以下的非流通股。解禁，即解除禁止，是非流通股票已获得上市流通的权力。

 

解禁的非流通股逐步全流通，对股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限售股上市交易所带来的扩容压力、股权结构的变化、股价的变动都不容忽视。

二、理论分析

大小非解禁影响深远，前人对此多有研究，也多有成果。

王俊杰、麦凌（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解禁事件对股价存在一定的短期冲击，但这种冲击并不明显。邱慧（2009）分别研究了上涨行情和下跌行情两种情况，对大小非解禁给股市带来的异常收益和累积超常收益进行了检验及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小非解禁尚未对股市产生显著性影响。

 

有些学者认为大小非解禁会对股价造成负面影响。冯玲（2008）运用事件研究法对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在2006年6月19同至2007年3月15日之间，限售股的上市流通带来负的股价效应。夏清华、事文斌（2009）发现，大小非解禁上市公司的股价在公告日具有显著的负异常收益表现，并与解禁比例、市场预期表现显著负相关，与换手率、企业每股净资产显著正相关。

 

也有研究结果表明，大小非解禁会对股价造成正面影响。黄汉利，余晓燕（2009）发现，在中期市场反应中，2007年和2008年大小非解禁样本均存在正的超额收益，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市场在不同年份反应不一致；在短期市场反应中，发现市场对大小非解禁的反应在不同的年度存在不一致性，2008年市场对大小非解禁在解禁日之前存在显著的负面反应，而存在负面反应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者的恐慌心理。

 

也有些学者认为，到底影响为何，还要依照大环境的不同具体分析。毛楠等（2008）利用三个不同检验了上证指数的收益率和非流通股可流通数量周变化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在长期内考虑，非流通股解禁规模变化对于上证指数存在一定的滞后影响；当证券市场处于上涨和下跌的不同趋势中时，非流通股解禁对于A股市场走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李庆峰、黄维加（2010）构建了经典的有理分布滞后模型和内在机理完全不同的累积效应模型，计量结果发现，大小非解禁对A股市场走势具有即期效应为正而累积效应为负的特征，并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我们可以发现，前人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究其原因，有可能是研究时股权分置改革尚未完成，各学者研究的时期不同，采用的数据并不完全相同。本文拟借鉴前人方法，再次对大小非解禁对股价的影响进行研究，为该项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

本文以沪深两市中于2007年10月到12月间完成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在初选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如下的样本选择和数据处理：1.剔除了金融类公司；2.剔除了缺失数据的公司；3.剔除了股改比例小于10%的公司；4.若在样本期间公司解除限售两次，则取第一次的数据。

 

研究生小额论文篇（1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基于互联网运用的许多创新开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一种基于互联网网络融资方式P2P（Peer to Peer）开始流行，并快速成长。人们通常把以网站为平台，网站的运营方为中介，资金拥有人为获取更高的收益将空闲资金在网站上出借给资金需要者的过程称为P2P网络借贷，也称网贷。

P2P网贷双方多数是以信用为基础的信用贷款，它有别于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的抵押或担保贷款，在手续上也比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简便。但是，当前我国社会信用基础薄弱，以信用为前提的网络借款发展存在着某些先天不足。初步统计，国内各网贷平台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借款人借款到期不能还款的现象。为了达到惩戒的目的，各网贷平台针对违约人推出黑名单制度。本文基于违约者的黑名单，研究P2P贷款中违约者的特征及平台与违约的关系，为网贷平台建设和网贷出借人提供借鉴。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从当前国内外网贷研究的现状来看，二者的差距并不明显，对网贷研究都从宏观到微观同时进行，但二者的研究都存在着某些领域的研究空白。再者，国内外P2P网贷所面临的社会整体环境不一样，研究的重点也不同。国外研究重视理论一般性研究和微观的实证研究。国内研究重视规范性研究和模式研究。在网贷参与的主体方面，基于社交关系的研究是当前网贷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二者研究均表明学历、职业对网贷行为有实质性的影响。但对网贷违约者的归因方面，国内外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种族因素成为国外研究者的重点。年龄、性别、体重，外貌美丽也能成为网贷成功与否的关键，而国内研究者把贷款人的经济因素作为贷款的首要因素。

网贷是在信用条件下的一种新型借贷关系，贷款成功与否和借款人是否违约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网贷中的违约者特征，要把借款人放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加以研究。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P2P网贷者的特征。

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数据收集。为了能全面准确分析P2P贷款中违约者的特征，根据网贷平台的模式、商务特点和黑名单数据的易收集性和完整性，从目前国内81家比较活跃的P2P网贷平台中筛选出9家，2229人次的违约样本，再根据平台数据和性质的不同，从9家平台中选取6家平台1956个违约者的有效样本进行分析（见表2）。

变量选取。6个平台违约者的黑名单中的数据主要含性别、年龄、违约金额、欠款期数、最长欠款天数和违约者所居住地区。P2P网贷中违约人的职业和学历对分析违约人的特征十分重要，但是在P2P网贷的实际中，违约人中多数人为了能够方便地获得P2P借款，有调查显示，若主观故意违约者，在借款填写职业和学历时90%的人填写了虚假信息（陈胜辉，2013），因此，为避免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没有把这两个数据统计其中，目的是确保分析结果科学严谨，不过有研究指出，职业和学历在网贷违约方面有显著的影响（李广明，2011）。

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网贷之家（http：//）和6家网贷网站自己公布的违约人的数据，所有数据经过核对。违约者的名单数据以平台认定的违约行为为准。

P2P网贷平台模式。网络借贷的违约主要责任在网络借款者本人，与网贷平台关系不大。在中国信用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条件下，以信用为基础的P2P网贷平台在网络借款违约中的责任关系重大，况且，目前国内尚没有相关研究，本研究试图寻找平台模式和违约人间的关系。

P2P网贷平台一般有四种模式，即单纯中介、复合中介、本金有限保证和非盈利公益模式。模式的不同决定了平台对借款人的管理方式不同，对风险控制也不一样，在完全以信用为基础的P2P网络借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表1是仅选取黑名单的6个平台的三种情况（见表1）。

模型假设及实证分析

（一）违约者数据均值分析

首先对1956样本进行均值统计分析，对违约金额、欠款期数、性别、所属区域、平台模式等统计量进行基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违约金额最多的E速贷，总计23919523元，是6家网贷平台中违约金额最高的平台。人均违约金额最多的是搜搜贷，167230.21元。平均违约期（标）数最多的是搜搜贷，35.34期（标数）。平均违约时间最长的是红岭创投，为565.75天。平均违约年龄最高的是E速贷，为34.36岁。违约人（次）最多的是拍拍贷，1082人（次）。从均值描述统计表上，这些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的特征？还仅仅是差别？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模型假设

为了准确区分上述差异对违约行为能否造成显著影响，基于相关文献的研究经验以及普遍运用的实证分析方法，选择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所选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进行分析检验（刘严，2005）。

假设模型，违约者的行为最终表现是违约次数和违约金额，造成违约的原因与许多因素有关，有的因素虽然相关，但不具有显著性。首先以1956个违约者数据的违约金额和欠款期数作为基础回归模型，即：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 （1）

其中，c为常数项，α为欠款期数的最小二乘估计系数。直观判断的二者关系假设为：欠款期数多，则违约金额大，反之也反。

在本案实证研究中，违约者的一些数据项是非数值变量，为了能准确研究这些变量对违约数量的影响，建立带虚拟变量的回归方程，将性别、平台模式、地区设为虚拟变量（高铁梅，2009）。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βi* Dummy（i） （2）

其中，c和α同上，βi是虚拟变量的系数，i=1-3，分别为性别，平台模式和违约人所属地区。Dummy是性别、平台模式和违约人居住地区的虚拟变量。

（三）实证分析与检验

1.违约金额和违约次数的关系。图1是违约金额和违约次数的散点图，基本上可以确定违约金额和违约次数存在着一定的线性关系。运用基础回归模型方程，用最小二乘法估计相关系数，模型估计结果为：

违约金额=7101.18+2695.66*欠款期数

t值= （2.75） （37.63）

R2=0.4201，F=1415.307，P=0.000，拒绝零假设，表明借款期数对违约金额影响是显著的，借款期数在P2P网贷借款违约行为中已构成显著性因素。在违约人中，借款期数越多，违约金额越大。具体而言，借款期数增加一期，违约金额增加2695.66元。

2.违约金额和性别的关系。经过对1956样本均值进行统计分析（见表3），欠款金额男女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男性人均违约金额42171.14元，女性52108.62元，从数值上来看，女生明显高于男性。那么，能否得出结论，网贷平台中女性平均违约金额显著大于男性？

性别不能用数值表示，只是一个二值变量，将性别设置成虚拟变量（0，1），用0表示男，1表示女，用基础方程建立一个含性别的虚拟变量方程：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β*性别 （3）

对上述方程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为：通过对上述方程最小二乘估计，方程（3）截距项（c，7032.59和7032.59 +573.20）有一定的差异，但方程（3）P值为0.9370，接受原假设，性别对P2P网贷违约金额不存在着显著影响，因此，尽管男女性别在违约借款的平均数上，女性大于男性，但这种差别尚不构成显著性，性别不是P2P网贷借款违约行显著性因素。

3.违约金额和违约人所处的地域关系。表4是违约人的区域统计均值描述。在P2P网贷违约者黑名单中，根据借款者所居住的地区（不是身份证显示的地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东部沿海明显高于西部内陆，将网贷违约者分为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内陆三大区域，这三个区域划分既反应了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反应不同的地域文化对违约者的影响。

建立区域回归方程如下：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β1*Q1+β3*Q3

其中，c、α同上，将区域作为虚拟变量，β1、Q1分别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回归系数和虚拟变量，β3、Q3分别为西部内陆地区的回归系数和虚拟变量。

实证结果（如表5），Q1，P=0.8670，Q3，P=0.1379二者的P值在10%的水平上均不显著，表明分为三类区域：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网贷违约者没有显著的影响。

（四）P2P网贷平台对违约者影响的回归分析

理论而言，网贷平台模式与违约者的违约行为没有直接关系。不管网贷平台是由谁经营，具体的经营模式如何？网贷平台只是为资金供需双方提供资金交易平台，而不对借款人是否违约产生实质性影响。违约行为主要原因是违约者的个人因素，即财务状况、道德水平等等。从本质上来说，网贷借款者借款到期不归还借款的违约责任主要是违约人的原因。但从表6来看，网贷平台对P2P网贷借款违约行为的影响，表现在欠款金额的均值有一定的差异，违约期数也有不同。

由于网贷平台模式及其特点不能用数值表示，在研究中只是设置平台为虚拟变量0和1表示，为避免研究过程中的多重共线性，设置一个平台作为参考虚拟变量，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建立如下方程进行检验。

违约金额= c +α*欠款期数+i*网贷平台模式

其中，c、α同上，i平台模式系数，i=1-3，分别表示三种性质不同的网贷平台模式（见表1），若将某一网贷平台模式设置为1，其他网贷平台就设为0。基于平台的回归方程可以改写为：

违约金额= C+α*欠款期数+1*M1+ 2*M1

M1，M2分别表示网贷平台模式为M1和M2的虚拟变量。P值在5%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表明平台模式和欠款基数对欠款金额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网贷平台对网贷借款人的违约行为是显著的（见表7）。

（五）P2P网贷违约者年龄结构分析

违约者年龄从18到59都有，平均年龄31.52岁，众数为28.68。61%欠款者的年龄处在24-34之间，他们欠款期数占52.06%、欠款金额占45.72%，小于24岁仅占欠款人数的5.8%，45岁以上的只占3.8%。如图2，违约人的年龄分布频率图。图中明确显示，P2P网贷违约人的年龄相对集中。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与参与网贷人员的频数有关，在参与网贷人员中大部分人是青年人，据统计，78%的网贷参与者是24-34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他们能接受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对网络的运用比较熟练，在观念上也能接受网络借贷。还有这阶段的群体由于个人负担或创业等因素，对资金需求大。

实证结果与违约者特征分析

P2P网贷发展已有近8年的历史， 2011年以后网贷业务快速发展。6个网贷平台违约者人数共计1956人次。男性1713人次，女性243人次，欠款总额为84901551元，人（次）均欠款43405元。根据网贷平台的性质，将6家网贷平台分成三个模式。在违约者中年龄最大的是59岁，最小的18岁，平均年龄31.52岁，众数是28岁。人均欠款期数13.43期，累计逾期标数26343期，平均每标违约金额3216.74元。在性别方面，男性平均违约金额为42171.14、女性为52108.62。在区域分布上，东部沿海违约1044人（次），占57.55%，中部地区688人（次），占35.65%，西部地区284人（次），占6.80%。

实证研究表明，违约者的违约金额与借款的期数成正向相关，借款次数越多违约金额越大。违约金额与网贷平台的模式相关性显著，这表明平台在对贷款的风险把握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平台能否对风险进行有效识别成为制约违约者的因素。目前许多网贷平台为保证出借人的利益，主张保证本金安全的做法，平台对出借人承担保证责任，其对风险控制要求严格，因此，这些平台违约风险要小。而一些平台只注重业务的发展，忽视风险控制，或者专业性不强，自身风险控制不力，违约率升高。性别和区域对违约金额没有显著影响，这与李广明（2011）等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李广明等人认为网贷违约与借贷者的学历、职业、区域、贷款项目、还款意愿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年龄方面无论是违约者还是借款人，年龄大体集中在30岁左右。这些人刚在社会立足不久，个人的收入和积累有限，而承担着较大的家庭责任和个人的生活重担，加之部分人由于工作或创业受阻，借款时本没有违约因素，由于偶然、突发性因素，使借款人到期不能归还借款。但在违约者中，有部分违约者在借款时就存在主观的违约倾向。从几家平台来违约者看，有多达数十人在6家平台中的至少2家以上平台借款并形成违约。

结论与启示

通过数学模型对网络借贷平台和违约人的违约期数、违约金额进行分析。模型以单一变量和虚拟变量进行复合研究，通过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从得到的系数估计值可以看出网贷平台的违约金额与违约期数、平台模式对违约有显著的影响：结果与已有文献的结论不一致，修正了一般认为网贷平台对借款违约没有影响的估计。性别在平均违约金额上有一定的差异，女性大于男性，但这种差异尚不构成显著，性别对违约金额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从区域上分析，尽管中国幅员辽阔，文化和经济水平差异显著，但在网贷违约中地区因素还没有构成显著的差别。关于年龄对违约的影响，本研究从统计上进行了区别，研究显示，违约者的年龄比较集中，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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