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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贸易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08 15:05:46

进口贸易论文

进口贸易论文篇(1)

2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收支变动的影响

2.1人民币升值对经常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至于贸易互补度方面,新疆国际商贸大通道的贸易定位,就是缘于我国与中亚国家间极强的贸易互补性存在,这是新疆边贸发展的基础。人民币升值会否使贸易互补度下降从而降低贸易流量呢?应该不会,理由是:第一,中亚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产业结构失衡造成国内对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费品和机电产品需求强烈。虽然新疆也面临着其他国家如土耳其、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一些西亚国家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价廉的竞争优势短期内还不可动摇;第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国内能源供应增长较慢,使能源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2007年开始已经上升到50%以上。中亚作为世界上能源储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区,能够通过陆路通道向我国供应油气资源,对实现我国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和运输方式多样化,减少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威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显然,即使人民币继续升值,也不会因为其带来贸易互补度降低,从而缩减贸易流量。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扩大贸易规模是有利的,对新疆经常项目帐户会产生收入增加效应。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币购买力增加,带来的通常是进口成本下降,进口贸易流量显著扩大。

2.2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和金融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流动的影响。

如果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确定,就会产生不断继续升值的心理预期,从而使人民币升值投机将加重,短期资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资本还可能通过外贸套汇、假合资项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国际热钱将选择诸如房地产等受益于升值而产生明显增值的市场进行投资,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增加国外机构的投资信心,也可能使他们获得投资收益和升值收益的双重利润。

(2)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看似会增加直接投资成本,降低直接投资热情,其实未必。因为:第一,如果直接投资目的是为了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则存在人民币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价格提高,削弱了价格国际竞争力,如不提高美元价格,则出口利润减少的情况。但人民币升值同样会带来进口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下降的现象,两者相抵后的结果是汇率升值对出口利润影响没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大面积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倒闭和转移风潮,关键因素并非人民币升值,而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我国到了转型升级的转折点;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其并不在乎人民币升值所增加的一点投资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国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国内市场。而且其投资基本是长期投资,升值后其在我国存量资产反而能够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币升值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3.1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不能否认,人民币升值会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价格提高,降低其在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也为原先一味依靠廉价优势,在国际市场打价格战的出口企业敲响了警钟,使其在关注比较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对竞争优势的关注程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手段也将逐渐从单一的价格竞争手段向各种非价格竞争手段转变。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新疆外贸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质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业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提高非价格竞争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2改善贸易条件,避免“贫困化增长”

“贫困化增长”往往是由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其出现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国际市场占有较高市场份额,而且需求价格弹性较低。从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属于消费刚性较强的服装、鞋帽、箱包、纺织品、农产品等日用消费品,其也是我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亚市场占据较高市场份额。显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备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解决办法只有提升出口价格水平,降低进口价格水平,改善贸易条件,而人民币升值正好带来了这种价格效应。

3.3降低资源进口成本,增加进口规模

新疆进出口贸易严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额115亿美元,而进口只有22亿美元,贸易顺差程度远高于全国水平。这本身就意味着新疆外贸发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换汇手段和过程,进口才应该是最终目的。因为只有进口,才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乃至经验、文化等等,以及国内短缺的商品和物资。后者可以保障国内各部门发展的平衡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帮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最终使经济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亚能源和资源等主要进口品在不考虑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前提下变的比以前廉价,从而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资源进口带来良好机遇。目前进口规模有限,主要是因为能源、资源运输通道的制约。随着中哈输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输油,二期的开工建设,随着中国—中亚输气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进口将面临快速增长态势。人民币升值显然可使进口节约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使中亚国家资产价格变的更便宜,在我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业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机遇,积极购买中亚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资产,为将来扩大能源、资源进口奠定坚实基础。

4结论

(1)人民币继续升值对新疆国际收支的影响表现在:经常项目项下会带来贸易规模的增加进而使国际收支额上升;在资本和金融帐户下会产生短期投机资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资不会受明显影响,所以该帐户国际收支额也会相应上升。(2)人民币升值对新疆出口贸易的影响,短期来看是不利的,长期来看,通过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贸易条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3)对新疆进口贸易来说,升值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在新疆能源、资源运输瓶颈解决后,如果升值,必将带来新疆进口空前增长的井喷局面。

参考文献

[1]易纲,张磊.国际金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3.

[2]曲凤杰.人民币汇率改革对资本流动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5,(9).

[3]黄锦明.人民币汇改和升值对我国外贸的影响[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9).

进口贸易论文篇(2)

一、 问题的提出 美国和欧盟于2009年6月23日就中国限制部分工业原材料出口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要求与中国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展开磋商,墨西哥于8月21日也提出同样磋商请求。美欧申诉书中提到的原材料包括矾土、焦炭、氟石、镁、碳化硅、金属硅、黄磷和锌等。美欧认为,中国对这些产品采取的出口配额、出口税以及最低出口限价等措施对美欧利益造成损害,也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所作的承诺。中国商务部有关负责人随即作出回应,表示中国有关原材料出口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中方的相关政策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入世承诺,称中方将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妥善处理有关美欧的磋商请求。 美欧的申诉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一国有无权利管制本国产品出口。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今天,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类问题还会接踵而至,一旦“安全阀”失控,贸易管制被突破,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所以,对这一问题的正本清源与据理力争应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从进出口贸易管制的历史角度,分析研讨WTO和我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结合主要贸易大国进出口贸易管制的理论与实践,对上述问题谈谈笔者的看法,供理论研究与实务部门参考。 二、 贸易管制:政府一项义不容辞的重大职责 对外贸易离不开对外贸易管制(READE REGULATION,亦称“管理”、“规制”),因为对外贸易活动是一种涉外经济活动,而涉外经济活动必然产生涉外经济关系,在纵向层面这种关系由国家或政府颁布的具有公法性质的法律和政策加以调整和管理。 纵观国际贸易的发展史,自古以来贸易管制一直处于商务外交的中心,早期的贸易协定在处理领土与和平问题的同时就规制贸易管理。一国政府对其进出口贸易实施管制由来已久,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采取各种形式对本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加以规范。可以说,一国政府通过立法和政策管制进出口贸易,依法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市场,维护国家的至高利益,长期以来都是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重大职责。政府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对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服务贸易的准入、关税的征收、外汇的使用、商品的检验检疫等实施管制。这些管制的措施和手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其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但从实质上分析都充分体现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处理对外贸易关系的总政策,成为政府管理和监督对外贸易强有力的工具。 以申诉方之一的美国贸易管制史为例,从政治独立走向产业壮大、经济强盛乃至独霸天下,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做了精彩的诠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靠的是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美国在建国之初,汉密尔顿就力主借保护贸易走工业化道路,激励年轻的美国发展制造业,与欧洲一比高低。美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立法和贸易管制政策,促进制造业发展,促进商业和航运的发展。这些贸易管制立法和政策主要包括:征收保护性关税、禁止竞争性产品进口、禁止制造业原材料出口、向制造业发放补贴和奖金、免除或返还制造业原料进口税、鼓励发展和引进新技术和机器、加强对制成品的质量检验、提供便利汇兑和信贷、改善国内交通设施等1项措施。 随后,“禁运、战争、高关税”助推美国日益强盛。特别是保护性关税,提升为美国的核心贸易管制国策,一直延伸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战后,美国赢得了“自由贸易”的资格,凭借其雄霸世界的实力,开始在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扮演“导演”和“警察”的角色,表明“致力于废除国际贸易中任何形式的歧视待遇,并削减关税以及其他形式的贸易壁垒。”但是,从战后国际经济新秩序创建初始,“利己主义”便渗透于美国的贸易管制政策,“国家安全”被置为美国贸易管制的突出地位,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美国更是严加管制。如1948年美国针对所谓“战略性物质”拟定的一律禁止类和需要出口许可证类两张清单,包括了美国全部出口商品2700大类中的2300大类。 GATT的多轮谈判,美国在公平贸易的大旗下,一方面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植入大量非关税壁垒措施于国际多边贸易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又利用其独特地位寻求例外性待遇,着眼于打开他国市场大门从而保 护本国的产业和市场。从农产品、纺织品贸易长期游离于GATT,以及美国与他国不胜枚举的“自动出口限制”等“灰色措施”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据统计,仅在1985年,美国参众两院共提出了530项法案,其中半数以上是要求征收反补贴税、实现进口限制、提高关税以及与涉案国家达成“自动出口限制协议”的贸易管制法案。乌拉圭回合谈判及WTO的实践更是历历在目,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措施及传统贸易规则的修订,美国谈判团队的作为和表现无不深深打上美国贸易管制的烙印,体现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以上对美国贸易管制发展史的简要回顾与评介,表明美国一贯奉行的贸易管制政策,无论是在单边还是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是充分服务于美国的产业和市场的,一刻也离不开美国的国家至高利益。 三、 中国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符合贸易管制规则 必须指出,正如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权按照本国的贸易管制政策和法律对其进出口贸易进行管制一样,中国政府也有权按照自己的政策和法律对本国的进出口贸易实施管制。在管制与反管制的论战中,西方国家从保护国内产业出发纷纷发表指责中国政府的评论,媒体也借题发挥,“妖魔化”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管制措施,诸如 “中国对原材料的限制扰乱了竞争,推高了国际价格,让欧美企业的处境更为艰难” 、“中国对炼焦煤等原材料实施的出口关税扰乱了国际市场,损害了欧美的钢铁等产品制造商的利益”等等。为迫使中国政府取消业已实施的出口贸易管制措施,美欧还不断挑起新的贸易摩擦,加大对中国的外交抗议力度。如美国商务部随后在10天之内宣布三起针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涉及中国出口产品均高达1亿美元左右。同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又签署法令,对涉及20亿美元、影响中方10万人就业、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征收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等等,其贸易摩擦力度不断升级、前所未有。 以上种种论调与做法无不表明了发达国家在“公平贸易”旗帜下一贯的保护贸易理念,以及国际规则“为我所用”、“利益至上”的惯常行径,值得我们深思、警惕与回击。中国对部分原材料的出口贸易管制真的如欧美国家所言有悖WTO规则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笔者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政策完全符合WTO规则,符合世界各国包括欧美贸易大国的出口贸易管制之实践,具有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法律依据。 第一,政府管制贸易属于国际法所允许的政府一项重大社会职能(见前一部分)。 第二,政府管制出口贸易并不违背WTO的总体方针。WTO旨在“开放市场”,主要规范进口贸易措施。WTO的基本职能通常表述为“开放市场、制定规则、解决争端”。所谓“开放市场”,即指通过实施“无歧视”、“透明度”、“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等基本原则来降低关税、撤除非关税壁垒、放松贸易管制,给国外的进口产品与服务提供一个自由竞争、公平贸易的平台和竞技场,扫除进口贸易障碍,为进口产品与服务打开“绿色通道”。在这一总方针下,WTO致力于削减并约束关税,撤除并规范非关税壁垒,有条件地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及贸易等。所以,WTO所制定的各项基本原则以及各领域的具体协议,无不围绕着“开放国内市场”而运作。 第三,中国政府的管制措施符合中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6条明确规定,“国家基于下列原因,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技术的进口或者出口”,这些特定原因共计11项之多。其中“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需要限制或禁止出口的”的规定,明确授权政府对“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在必要时实施限制甚至禁止出口。可见,中国政府对部分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实施出口限制,完全符合中国外贸法的相关规定,是行使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的行政行为。 最后,国际贸易历史上各个国家在不同阶段实施的限制、禁止出口的大量案例,也可以作为我国政府援引参照的依据。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史上,西方贸易大国为保护和发展国内产业,保护本国自然资源,对本国的重要工业原料、战略资源物资特别是战略性高新技术及设备,实施出口限制或者出口禁止的案例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时至今日,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所谓高新 技术及产品,对中国仍实现严格的出口管制,美国仍然保留了一些冷战时期限制与前苏联等国家贸易的法律。我们赞成“公平贸易”,但主张权利义务平衡,决不能接受“双重标准”! 四、中国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没有违背WTO相关规定 1. WTO规则主要针对成员进口贸易管制措施。正如前述,WTO其宗旨是“开放市场”,帮助产品制造者、服务提供者和进出口商进行商业活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贸易和投资,增加就业和收入。就货物贸易的“开放市场”而言,WTO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一国的进口贸易管制措施,即:约束进口关税,约束非关税措施,对他国的进口货物开放国内市场。否则,简单地把一国的出口管制措施与进口管制措施混为一谈,不分轻重缓急和原则例外,牵强附会一概将其置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贸易原则”之下,这种理解和强求是不符合WTO“开放市场”的初衷的,也不符合GATT/WTO的理论与实践。 2. 中国实行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措施符合WTO“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众所周知,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构成WTO的基石。最惠国待遇本质上意味着一成员平等地对待其他成员,不在成员之间实现歧视待遇。国民待遇要求平等地对待外国和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在出口成员和进口成员之间实现非歧视待遇。在货物贸易领域,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成员给予任何其他国家产品的关税优惠,或其他与产品有关的优惠、优待、特权或豁免,均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其他成员的相同产品(GATT第1条)。“国民待遇”原则要求成员不对进口产品征收超过对本国同类产品所征收的国内税与其他国内费用等(GATT第3 条)。WTO的“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在货物贸易领域主要针对和规范的是进口产品,通过平等对待其他成员的进口产品,平等对待外国产品与本国的同类产品,达到开放本国市场之目的。显然,中国政府的相关管制出口措施及其具体实施是遵循上述规则的。 3.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并未违反“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鉴于禁止数量限制是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一种基本理念和奋斗目标,同时考虑兼顾各国不同的眼前利益,尤其要兼顾涉及一国国计民生大计或特别紧急情况,WTO作出了“原则+例外”的“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GATT第11条)。认真研究不难发现,WTO在规定了“普遍禁止”的同时,又作出了几项重大例外规定。其中一个规定,就是当涉及出口产品“国内供货短缺”、“可用竭的资源”、“农林渔矿产品”等,在一国国内市场“紧急”和“必须”的情况下,出口成员政府有权采取措施限制产品出口。由此可见,中国政府限制部分原材料出口并未违反WTO“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 4.中国政府所采取之措施还完全符合WTO货物贸易法(GATT)第20条“一般例外”和第21条“安全例外”之规定。WTO货物贸易法(GATT)有关“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的规定值得认真研究与探讨,特别是其中“与保护可用尽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的规定,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贸易管制措施的例外规定及我国的贸易管制实践,与WTO货物贸易法“一般例外”、“安全例外”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也符合WTO的宗旨和实践。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对部分不可再生资源原材料出口实施一定的出口限制,是依法行使其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为,这些措施既遵循了我国外贸法的规定,也符合WTO的规则,具有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同时,与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完全一致的

进口贸易论文篇(3)

摘 要:石油企业是国家重点扶持企业,企业进口物资规模随着产量的增加与日俱增,进口过程中显现出的弊端越来越多,对石油企业进口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及其解决办法加以论述。 论文关键词:石油;进出口;国际贸易 0 前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令全球瞩目,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以及国际石油市场需求旺盛,近年来,我国石油和化工对外贸易继续保持了良好增长的势头。我国石油贸易从无到有,再从不断增长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可以看出:受国内经济加速增长、汽车、运输等相关行业持续较快发展以及原油储备需求的拉动,全国石油需求仍较旺,进口继续较快增加。如何解决石油的安全供给不仅仅是企业的局部问题。更是涉及国家利益的根本性问题,本文就石油进口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予以分析,并论述其相应的解决办法。 1 石油企业进口贸易现状 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对能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这就要求石油企业产量必须跟上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石油企业加大产量的手段就是多打井,其次就是缩减打井的天数,这就要求石油企业必须进行技术更新。目前打井的核心设备主要还是依赖进口,这就使得石油企业这几年的进口物资量急剧增加。进口贸易具体还表现有以下几点特点: (1)进口物资品种多样化。石油企业开采量的增加,开采区域的扩大,地质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要求设备的适应能力相应的提高,针对各种地质情况的设备相应的出现。国际钻井技术发展迅速设备更新速度快,钻井技术多样化,使得进口物资可选性增大,进口物资呈多样化趋势发展。 (2)进口渠道多样化。由原来的进口物资集中采购变为大型进口物资集中采购,小型进口物资自主采购。说的是大型物资由集团公司统一集中采购(例如:各大油田需要采购的石油压裂车等),小型物资由集团公司下属的各个单位自主采购(例如:钻头等),另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招投标法》、《机电产品国际招投标实施办法》)。 (3) 国家政策有利于进口石油企业进出口政策在十一五期间进口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进口范围有所增加,进口的权限有所放宽。大大的调动了石油企业更新设备的积极性。 2 石油企业进口贸易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石油生产仍处于上升时期,但受资源条件的制约,产量增长十分有限。从需求方面看,我国人均石油消费量仍然很低,石油消费仍将大幅增长,但是进口贸易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问题。 (1)管理部门多。在进口贸易中设立的管理部门较多,导致相关项目的审批周期较长。例如:进口一套设备的前期工作,各二级单位项目组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上报主管部门及业务主管部门预审后,报局规划计划处。局规划计划处汇总计划,综合平衡资金后报局引进领导小组研究计划处,向集团公司申报。集团公司下达限上项目及重要工业品批复文件。限下项目由局规划计划处组织立项审批。局规划计划处下达勘探局下一年度引进计划。仅前期工作已经涉及6个部门,可窥见一斑。 (2)进口手续繁多,周期长。进口设备先要立项,单项设备金额大于10万美金的要招标,不能招标属于独家采购的必须上报申请材料。招标要通过中石油指定的招标公司招标,先写标书然后严格执行一系列招标的程序,周期在一个月左右。采用独家采购、谈判方式采购的要先与供货商进行技术交流,然后再根据技术交流的情况进行商务谈判等程序,一般周期2个星期左右。根据谈判总结或者招标公告再签订合同,签合同时又必须走企业内部的一整套签合同手续,一般周期3天-5天。从采购设备立项到合同的签订完成手续13-15项,经手部门不下10个,周期15天-45天。 (3)相应的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从项目的立项到执行只有操作办法,而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造成各个部门之间分工不明确,容易产生工作脱节、扯皮问题等。 3 解决石油企业进口贸易问题的建议 首先,项目经理负责制:进口部门按照公司化管理模式运行,每个项目由一个项目经理具体负责,从立项——采购——交货——售后,实行责任到个人,全权负责。这样做改变了以往项目实施的间接负责及分工负责的做法,实现了从项目跟踪至项目完成的全过程一贯制负责。通过充分授权,确保项目组织协调高效,逐步使项目由传统的分工合作运作模式向以项目经理负责制为主的 规范的公司运作模式转变。 其次,可以施行规范招投标。应该招标的一定要招标,不能规避招标。构建招投标统一平台,规范招投标行为,促进公平公正。要改变以往分散操作招投标的方式,杜绝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实行行业垄断;坚决制止少数项目单位逃避招标、虚假招标,不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开标、评标和定标;严厉查处一些部门和少数领导干部直接介入或干预招投标活动等问题。各项开标、评标和定标活动,要严格按照招投标业务操作规程执行。这样才能规范操作程序,切实提高招标的公正性。 再次,简化进口审批程序。简化进口审批程序主要指简化企业内部审批程序,减少管理部门的数量,提高审批的速度。 最后,努力跟国际接轨进口贸易市场化运作,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合理配置社会的资源,用市场规律优胜劣汰。这样我们必须和市场接轨成立专业的外贸公司,全权负责进口货物的采购贸易。这样有利于防止企业各个部门的职能越位;有利于从源头上扼制腐败行为,有利于引进竞争机制,降低采购成本。 4 结论 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拉动下,我国石油进出口贸易十分活跃,外贸规模不断扩大,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进出口价格随着能源、资源、环保以及运费等成本的上升呈现出普遍上涨的趋势。在国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情况下,外贸形势将出现一些变化。部分产品或许可能通过提高出口价格将政策的不利因素转嫁出去,但是对多数出口产品而言由于技术含量不高,产品档次低下,利润微薄,竞争十分激烈而难以提价,出口势必受到影响。因此,我国石油工业应改变传统的低水平发展模式,改变过去长时期以来形成的低价竞争的出口方式,逐步向高科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依靠技术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进口依存度可能将进一步提高。油品价格可能因政府控制放宽和可能开征的燃油税而上涨,但对消费增长的影响不大。中国成品油价格改革和批发市场的开放可能促使成品油进口增长加快。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多的趋势可能使中国在2007年重新变为柴油净进口国。石脑油也存在同样的趋势。炼油厂继续增产石脑油可能使汽油的出口量降低。电力紧张局面的缓解应使燃料油消费量再度下降。如何解决石油的安全供给不仅仅是企业的局部问题,更是涉及国家利益的根本性问题,本文就石油进口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些问题予以分析,并论述其相应的解决办法。

进口贸易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国际收支;进出口;新疆 论文摘要:金融危机使我国进出口贸易受到明显影响,国内关于现阶段该保持人民币继续升值趋势还是该通过贬值刺激出口争议再起。主要从人民币升值对经常项目帐户和资本与金融帐户的影响两方面对新疆国际收支变动进行分析,得出升值将会增加新疆国际收支额的结论。同时,从出口和进口两方面分别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对出口短期不利,长期有利,对进口带来巨大机遇的结论。 1 研究背景 金融危机中,由于一些国家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收购、接管,信用恶化和萎缩,贸易中的履约风险和结算风险增大,使国际贸易萎缩,加剧国际市场激烈竞争,全球范围内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趋于保守,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在趋紧的贸易大环境中,我国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以致于国内现在关于人民币应该保持升值趋势还是通过贬值来刺激出口的争论再起。 2 人民币升值对国际收支变动的影响 2.1 人民币升值对经常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至于贸易互补度方面,新疆国际商贸大通道的贸易定位,就是缘于我国与中亚国家间极强的贸易互补性存在,这是新疆边贸发展的基础。人民币升值会否使贸易互补度下降从而降低贸易流量呢?应该不会,理由是:第一,中亚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产业结构失衡造成国内对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费品和机电产品需求强烈。虽然新疆也面临着其他国家如土耳其、韩国、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一些西亚国家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价廉的竞争优势短期内还不可动摇;第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国内能源供应增长较慢,使能源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2007年开始已经上升到50%以上。中亚作为世界上能源储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区,能够通过陆路通道向我国供应油气资源,对实现我国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和运输方式多样化,减少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威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显然,即使人民币继续升值,也不会因为其带来贸易互补度降低,从而缩减贸易流量。总体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扩大贸易规模是有利的,对新疆经常项目帐户会产生收入增加效应。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币购买力增加,带来的通常是进口成本下降,进口贸易流量显著扩大。 2.2 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和金融项目帐户收支变动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流动的影响。 如果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确定,就会产生不断继续升值的心理预期,从而使人民币升值投机将加重,短期资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资本还可能通过外贸套汇、假合资项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国际热钱将选择诸如房地产等受益于升值而产生明显增值的市场进行投资,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增加国外机构的投资信心,也可能使他们获得投资收益和升值收益的双重利润。 (2)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流动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看似会增加直接投资成本,降低直接投资热情,其实未必。因为:第一,如果直接投资目的是为了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则存在人民币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价格提高,削弱了价格国际竞争力,如不提高美元价格,则出口利润减少的情况。但人民币升值同样会带来进口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下降的现象,两者相抵后的结果是汇率升值对出口利润影响没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大面积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倒闭和转移风潮,关键因素并非人民币升值,而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我国到了转型升级的转折点;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其并不在乎人民币升值所增加的一点投资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国拥有巨大消费潜力的国内市场。而且其投资基本是长期投资,升值后其在我国存量资产反而能够得到增值收益。 3 人民币升值对新疆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3.1 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不能否认,人民币升值会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价格提高,降低其在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也为原先一味依靠廉价优势,在国际市场打价格战的出口企业敲响了警钟,使其在关注比较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对竞争优势的关注程 度,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手段也将逐渐从单一的价格竞争手段向各种非价格竞争手段转变。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新疆外贸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质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业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提高非价格竞争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2 改善贸易条件,避免“贫困化增长” “贫困化增长”往往是由贸易条件恶化导致的。其出现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国际市场占有较高市场份额,而且需求价格弹性较低。从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属于消费刚性较强的服装、鞋帽、箱包、纺织品、农产品等日用消费品,其也是我国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亚市场占据较高市场份额。显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备出现“贫困化增长”的可能性。解决办法只有提升出口价格水平,降低进口价格水平,改善贸易条件,而人民币升值正好带来了这种价格效应。 3.3 降低资源进口成本,增加进口规模 新疆进出口贸易严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额115亿美元,而进口只有22亿美元,贸易顺差程度远高于全国水平。这本身就意味着新疆外贸发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换汇手段和过程,进口才应该是最终目的。因为只有进口,才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乃至经验、文化等等,以及国内短缺的商品和物资。后者可以保障国内各部门发展的平衡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帮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最终使经济实现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人民币升值使进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亚能源和资源等主要进口品在不考虑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前提下变的比以前廉价,从而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资源进口带来良好机遇。目前进口规模有限,主要是因为能源、资源运输通道的制约。随着中哈输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输油,二期的开工建设,随着中国—中亚输气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进口将面临快速增长态势。人民币升值显然可使进口节约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使中亚国家资产价格变的更便宜,在我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业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机遇,积极购买中亚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资产,为将来扩大能源、资源进口奠定坚实基础。 4 结论 (1)人民币继续升值对新疆国际收支的影响表现在:经常项目项下会带来贸易规模的增加进而使国际收支额上升;在资本和金融帐户下会产生短期投机资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资不会受明显影响,所以该帐户国际收支额也会相应上升。(2)人民币升值对新疆出口贸易的影响,短期来看是不利的,长期来看,通过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贸易条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贸实现可持续发展。(3)对新疆进口贸易来说,升值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在新疆能源、资源运输瓶颈解决后,如果升值,必将带来新疆进口空前增长的井喷局面。

进口贸易论文篇(5)

摘 要:国际间的技术扩散通过进口贸易这一形式作为一个重要的溢出渠道,其效果已经越来越显著。我国的进口贸易通过国外研发的投入,极大地促进了新技术的流动和知识的传播。通过利用Lichtenberg & Potterie模型并加入人力资本因素对模型改进后发现,国内研发投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一般,国外研发投入对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作用。 关键词:技术溢出;全要素生产率;LP模型 Abstract: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through the import trade as an important form of the spillover channels, the effect has been more significant. By China's import trade through foreign investment in R&D, new technology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flow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This paper uses Lichtenberg & Potterie model to deal with the dataes, proves that the foreign investment in R&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and inspects the domestic R&D to the role of China'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general, and the end, put forward a proposal on this basis. Key Words: technology spillover; TFP; LP model 一、引言 所谓的技术溢出,是指跨国企业在实现技术的当地化过程中,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企业技术和生产力的提高。在开放经济下,国际贸易被视为国际技术传递和扩散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发展中国家由于受资金、科研、技术等原因的限制,采取同世界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进行有关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国际贸易来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更是一种缩短其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捷径。一国通过进口贸易不仅可以购买高质量的外国最终制成品,而且还可以通过引入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来提高本国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可见,与出口贸易相比,进口贸易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技术扩散的外溢的方式。 Coe等人(1997)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是经济体之间技术转移和扩散的一条重要渠道,国际技术扩散及技术溢出借助于进口贸易促进国内经济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基于中间品的进口和国际技术转移。Keller(2002)估算出研发活动对一个产业生产力增长的贡献中,来自本产业的研发占50%,来自国内其他产业占了20%,来自国外的研发占到了30%。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贸易伙伴国的研发活动通过进口贸易对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特别显著的作用。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能够标示着经济水平发展的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不仅依赖于本国的R&D存量,还依赖于外国的R&D存量。这也就是说,一国国内的研发行为可以直接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同时,与本国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这一渠道产生技术溢出,进而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本国的技术进步。 本文选取了1981—2001年的数据,根据LP模型考虑了人力资本来研究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对我国的影响。同时,通过确定最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弹性来进行实证分析。 二、模型的建立 CH95模型是刻画技术进步与贸易关系的重要模型,它是由Coe和Helpman于1995年在Grossman和H elpman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通过将进口份额作为权重构建国外R&D存量,第一次就贸易对一国TFP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来自贸易伙伴R&D的投入如何通过进口贸易这个渠道产生技术外溢进而影响本国的技术进步的。其表达形式如下: log(F:)=c:+α::logS::+α::log(S::)+ε:(1) S::=::·S:: M:=:M: 其中,S::表示CH95方法计算出来的t时刻国家i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M:表示国家i在t时期从贸易伙伴国j进口的总额,M:表示国家i在t时期从所有贸易伙伴国进口的总额。S::表示国家i在t时期国内的研发资本存量。 CH95模型虽然采用进口份额对贸易伙伴国的R&D进行加权的方法普遍被研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学者们使用,但是,CH95存在了设定偏误,即用以测度国外研发存量溢出的方法按照CH95模型,如果将两个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就会得出合并后溢出的研发资本远远大于合并前两国分别溢出的研发资本之和,对于这一结果显然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针对这个结果,Lichtenberg和Potterie(后文简称:LP)(1996)指出,Coe和Helpman计算国外研发存量采用的加权方法存在“总量偏差”。为了减小这种偏差,LP提出了以贸易伙伴国的总产出替代本国的进口总额作为权重,这样既能体现国际研发溢出的方向,又可反映其密度大小。其计算公式为: S::=::·M:(2) 其中,S::表示LP方法计算出来的t时刻国家i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表示国家j在t时期产出的R&D资本密集度。 基于以上,本文确定的测度我国进口贸易溢出的模型为: log(F:)=c:+α::logS::+α::log(S::)+ε:(3) 此外,由于知识的非垄断性或非专有性等特征,使技术型员工的流动成为技术溢出的一条重要路径,且通过技术工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而获得大量的技术信息,使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技术溢出现象更加明显。同时,人力资本在新产品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使得本国技术得以进步。在运用LP模型测算进口贸易溢出所带来影响的同时,本文也把人力资源对TFP所产生的影响加入模型中。 我们将TFP定义为下面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F:=A:S::=:(4) 其中,A:为技术水平,Y:为总产出,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H:为人力资本,α为劳动产出弹性,β为资本产出弹性。 三、数据的准备与处理 我们将TFP定义为下面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本文主要采用我国1981—2001年的数据来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加以分析研究。 1. 全要素生产率TFP (1)Y、L的数据可直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册。 (2)K的确定,我们根据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进行计算每年中国的资本存量数值(1981年为不变价),公式为: K:=(1-δ:)K:+I:/P: 其中,δ:表示资本折旧率,我们取值为7%,P:表示投资价格指数(1981=1),I:表示为每年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 (3)H的来源是依据Yan Wang, Yudong Yao(2003)所提到的公式计算得出: H:=(1-δ:)H:+(PRI:-JUNIOR:) H:=(1-δ:)H:+(JUNIOR:-SENIOR:-SPECIAL:) H:=(1-δ:)H:+(SENIOR:-HIGH:) H:=(1-δ:)H:+SPECIAL: H:=(1-δ:)H:+HIGH: H:=(5H:+8H:+11H:+10H:+14.5H:)/Pop: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4)在计算中国的资本产出弹性时,考虑到在超越对数 生产函数假设下,资本产出弹性将会随技术或资本密集程度的改变而变化,因而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资本产出弹性也可能不同,因此α、β的取值依据了傅晓霞、吴利学(2006)加入人力资本的测算计算结果,分别取值为:α=0.306,β=0.694。 2.我国国内R&D资本存量S: 我国对R&D的支出统计是从1987年开始的,我国在1987年以前的研发投入一直是以政府财政科研拨款的形式存在,因此1981—1986年的数据采用这一项数据,从1987年后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年鉴》。 3.国外R&D资本存量S: 由于2002年,OECD的研发总量占全世界研发投入总量的82%左右(合652亿美元),而其中又以G-7国家的研发总量所占份额最大,占OECD研发总额的83%,美国、日本、德国又综合占到了OECD研发总额的2/3。特别是到2001年,日本、美国、欧盟中的国家在我国进口来源和在进口比重上都占了较大份额。因此,本文采用G-7国家的研发数据对进口贸易溢出进行测算。 四、计量结果与政策建议 利用所需要的数据,通过使用Eviews3.1软件对论文中的LP模型进行了回归,结果如上表所示。 首先,我们不难看出,以进口贸易作为溢出渠道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国外研发存量每溢出一个单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就能相应地提高1.135个单位,这与贸易增长理论是一致的。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国外先进的创新知识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贸易尤其是有形的资本品贸易成为了知识溢出的载体,而这些溢出的知识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从而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其次,计量结果显示出我国研发投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明显,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在1987年以前我国没有专项运用于研发的经费投入,而且在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较长时期,我国主要是以加工为主的贸易形式较多,没有给予独立自主研发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技术应用,从而致使我国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快速进行研发投入,但是,对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是占主导地位。 为了对比看出人力资本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又将模型剔除了人力资本这一变量进行计算,结果如下所示: 将此计量结果与之前的结果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忽略了人力资本要素会高估国外溢出研发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剔出了人力资本变量的结果中,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1.169,加入了人力资本变量的结果,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1.135。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有以下建议: 我国在稳步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要扩大与研发投入实力雄厚的国家进行贸易活动,特别是G-7国家的国际间贸易。因为在对外贸易的同时,通过国家间贸易渠道而产生的技术溢出、知识溢出都能够为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同时,我国自身的研发投入应大力加强。一方面,可以为增长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我国更好地吸收、消化、引进那些尖端或是高科技含量更高、更专业的新型技术和知识,进而创新出我国的新技术。 另外,加强本国研发投入不仅要重视资金的投入,还要重视人才的投入和投资。如果我国的高级人才流失太快、或是具有高等知识教育程度的人才所占比例不高,那么,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也会进展缓慢。人力资本的流动可以带来新技术,也可以让高新技术流失,所以,我们在注重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加大对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把人才留住。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9,1995. Wang, Y. and Yao,Y. Source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52—1999: Incorporating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Vol.14, pp.32-52. Kokko, A. Technology,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Spillover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4,(32):279-293. 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71-102. Griliches,Z.. Productivity puzzles and R&D: Another no explan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88,(2):9-21. 傅晓霞,吴利学.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地区差异中的贡献[J].世界经济,2006,(9):12-22.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J].经济研究,2004,(5):31-39.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J].经济研究,2005,(6):51-60. 海闻,P.林德特,王新奎.国际贸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0-21. 何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J].世界经济,2000,(12):29-36. [11] 方希桦,包群,赖明勇.国际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7):58-64.

进口贸易论文篇(6)

Coe等人(1997)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是经济体之间技术转移和扩散的一条重要渠道,国际技术扩散及技术溢出借助于进口贸易促进国内经济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基于中间品的进口和国际技术转移。Keller(2002)估算出研发活动对一个产业生产力增长的贡献中,来自本产业的研发占50%,来自国内其他产业占了20%,来自国外的研发占到了30%。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贸易伙伴国的研发活动通过进口贸易对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特别显著的作用。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能够标示着经济水平发展的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不仅依赖于本国的R&D存量,还依赖于外国的R&D存量。这也就是说,一国国内的研发行为可以直接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同时,与本国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这一渠道产生技术溢出,进而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本国的技术进步。

本文选取了1981—2001年的数据,根据LP模型考虑了人力资本来研究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对我国的影响。同时,通过确定最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资本产出弹性来进行实证分析。

二、模型的建立

CH95模型是刻画技术进步与贸易关系的重要模型,它是由Coe和Helpman于1995年在Grossman和Helpman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通过将进口份额作为权重构建国外R&D存量,第一次就贸易对一国TFP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来自贸易伙伴R&D的投入如何通过进口贸易这个渠道产生技术外溢进而影响本国的技术进步的。其表达形式如下:

log(F:)=c:+α::logS::+α::log(S::)+ε:(1)

S::=::·S::

M:=:M:

其中,S::表示CH95方法计算出来的t时刻国家i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M:表示国家i在t时期从贸易伙伴国j进口的总额,M:表示国家i在t时期从所有贸易伙伴国进口的总额。S::表示国家i在t时期国内的研发资本存量。

CH95模型虽然采用进口份额对贸易伙伴国的R&D进行加权的方法普遍被研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学者们使用,但是,CH95存在了设定偏误,即用以测度国外研发存量溢出的方法按照CH95模型,如果将两个国家合并成一个国家,就会得出合并后溢出的研发资本远远大于合并前两国分别溢出的研发资本之和,对于这一结果显然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针对这个结果,Lichtenberg和Potterie(后文简称:LP)(1996)指出,Coe和Helpman计算国外研发存量采用的加权方法存在“总量偏差”。为了减小这种偏差,LP提出了以贸易伙伴国的总产出替代本国的进口总额作为权重,这样既能体现国际研发溢出的方向,又可反映其密度大小。其计算公式为:

S::=::·M:(2)

其中,S::表示LP方法计算出来的t时刻国家i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表示国家j在t时期产出的R&D资本密集度。

基于以上,本文确定的测度我国进口贸易溢出的模型为:

log(F:)=c:+α::logS::+α::log(S::)+ε:(3)

此外,由于知识的非垄断性或非专有性等特征,使技术型员工的流动成为技术溢出的一条重要路径,且通过技术工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而获得大量的技术信息,使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技术溢出现象更加明显。同时,人力资本在新产品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使得本国技术得以进步。在运用LP模型测算进口贸易溢出所带来影响的同时,本文也把人力资源对TFP所产生的影响加入模型中。

我们将TFP定义为下面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F:=A:S::=:(4)

其中,A:为技术水平,Y:为总产出,K:为资本存量,L:为劳动力,H:为人力资本,α为劳动产出弹性,β为资本产出弹性。

三、数据的准备与处理

我们将TFP定义为下面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本文主要采用我国1981—2001年的数据来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加以分析研究。

1.全要素生产率TFP

(1)Y、L的数据可直接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册。

(2)K的确定,我们根据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进行计算每年中国的资本存量数值(1981年为不变价),公式为:

K:=(1-δ:)K:+I:/P:

其中,δ:表示资本折旧率,我们取值为7%,P:表示投资价格指数(1981=1),I:表示为每年的名义固定资产投资额。

(3)H的来源是依据YanWang,YudongYao(2003)所提到的公式计算得出:

H:=(1-δ:)H:+(PRI:-JUNIOR:)

H:=(1-δ:)H:+(JUNIOR:-SENIOR:-SPECIAL:)

H:=(1-δ:)H:+(SENIOR:-HIGH:)

H:=(1-δ:)H:+SPECIAL:

H:=(1-δ:)H:+HIGH:

H:=(5H:+8H:+11H:+10H:+14.5H:)/Pop:

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4)在计算中国的资本产出弹性时,考虑到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假设下,资本产出弹性将会随技术或资本密集程度的改变而变化,因而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资本产出弹性也可能不同,因此α、β的取值依据了傅晓霞、吴利学(2006)加入人力资本的测算计算结果,分别取值为:α=0.306,β=0.694。

2.我国国内R&D资本存量S:

我国对R&D的支出统计是从1987年开始的,我国在1987年以前的研发投入一直是以政府财政科研拨款的形式存在,因此1981—1986年的数据采用这一项数据,从1987年后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年鉴》。

3.国外R&D资本存量S:

由于2002年,OECD的研发总量占全世界研发投入总量的82%左右(合652亿美元),而其中又以G-7国家的研发总量所占份额最大,占OECD研发总额的83%,美国、日本、德国又综合占到了OECD研发总额的2/3。特别是到2001年,日本、美国、欧盟中的国家在我国进口来源和在进口比重上都占了较大份额。因此,本文采用G-7国家的研发数据对进口贸易溢出进行测算。

四、计量结果与政策建议

利用所需要的数据,通过使用Eviews3.1软件对论文中的LP模型进行了回归,结果如上表所示。

首先,我们不难看出,以进口贸易作为溢出渠道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着很强的促进作用。国外研发存量每溢出一个单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就能相应地提高1.135个单位,这与贸易增长理论是一致的。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国外先进的创新知识不可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贸易尤其是有形的资本品贸易成为了知识溢出的载体,而这些溢出的知识增加了我国的资本存量。从而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其次,计量结果显示出我国研发投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明显,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在1987年以前我国没有专项运用于研发的经费投入,而且在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较长时期,我国主要是以加工为主的贸易形式较多,没有给予独立自主研发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技术应用,从而致使我国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快速进行研发投入,但是,对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是占主导地位。

为了对比看出人力资本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又将模型剔除了人力资本这一变量进行计算,结果如下所示:

将此

计量结果与之前的结果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忽略了人力资本要素会高估国外溢出研发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在剔出了人力资本变量的结果中,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1.169,加入了人力资本变量的结果,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为1.135。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有以下建议:

我国在稳步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要扩大与研发投入实力雄厚的国家进行贸易活动,特别是G-7国家的国际间贸易。因为在对外贸易的同时,通过国家间贸易渠道而产生的技术溢出、知识溢出都能够为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极大的推动力。

同时,我国自身的研发投入应大力加强。一方面,可以为增长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可以帮助我国更好地吸收、消化、引进那些尖端或是高科技含量更高、更专业的新型技术和知识,进而创新出我国的新技术。

另外,加强本国研发投入不仅要重视资金的投入,还要重视人才的投入和投资。如果我国的高级人才流失太快、或是具有高等知识教育程度的人才所占比例不高,那么,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也会进展缓慢。人力资本的流动可以带来新技术,也可以让高新技术流失,所以,我们在注重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加大对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把人才留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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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J].经济研究,2005,(6):51-60.

进口贸易论文篇(7)

图2: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出口额和进口额对数差分的变化趋势

贸易,经济增长-[飞诺网]

1.单位根检验

从图1可以判断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共同趋势性,为消除共同趋势的影响,本文对变量采取差分处理(见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GDP、进口和出口的差分序列呈现出平稳的特征,笔者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

注:1.对GDP、出口和进口对数序列的ADF检验中,包含了位移项(intercept)和趋势顶(trend),因为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二个序列都包含一定的位移和趋势,如果不考虑位移和趋势就可能产生错误的单位根判断;而对差分序列的ADF检验中,则既不包含移位顶,也不包含趋势顶,因为图2显示这二个序列都不包含位移和趋势。

2.*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GDP、出口和进口的对数序列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均小于在10%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能通过ADF检验,这三个序列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而这三个差分序列的ADF统计量绝对值均大于在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序列。GDP、出口和进口的对数序列是一阶平稳序列,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性。

2.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ECM

本文采用使用Johansen极大拟然估计法检验经差分修正后的平稳序列LEX、LIM和LGDP。Johansen方法建立的VAR模型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所以采用AIC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期。在滞后期数确定之后,再对协整中是否具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进行验证,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12]。结果见表2。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由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根据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存在误差修正模型(ECM)。因此,可以使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第一步,先建立长期关系模型,即对水平变量(ordinaryvariable)进行OLS估计,其方程如下:

LGDP=4.526845+0.623032LEX-0.049701LIM(1)

(13.53709)(4.293514)(0.291202)

=0.967508S.E.=0.096935

从进出口总额与GDP之间的长期关系来看,GDP对出口的弹性为0.623,而对进口的弹性为0.0497,出口比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影响,而且进口项的系数未能通过t检验,即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第二步,建立短期动态关系,即误差修正模型。将长期关系模型中的各变量以1阶差分的形式重新构造,井将长期关系模型所产生的残差序列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在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中,对短期动态关系逐个进行检验,不显著的项逐渐剔除掉,直到找出最适当的表达式。笔者用EC表示长期关系方程(1)中的残差,通过试验,得到两个比较适当的表示短期动态关系的误差修正方程方程(2)和方程(3)。

DLGDP=0.0797+0.0246DLEX+0.04695DLIM-0.22869EC(-1)(2)

(13.1998)(0.6363)(1.1951)(-4.5138)

=0.62412S.E.=0.017467DW=1.16937

DLGDP=0.0813+0.06274DLIM-0.217152EC(-1)(3)

(15.0472)(2.1034)(-4.683832)

=0.61325S.E.=0.01712DW=1.2987

这两个方程中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方程(2)说明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我国的GDP和出口、进口序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进口比出口对GDP的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进口项和出口项系数的大小上,而且也表现在进口项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出口项的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才通过检验。由于DLGDP、DLEX和DLIM本身就是增长率的含义,因此,进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47%,出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25%,而上年度GDP、出口和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229的比率对本年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方程(3)是在进一步剔除了不太显著的出口项后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它表示在短期内不考虑出口对GDP的影响时,进口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进口项的系数说明进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63%,而上年度GDP、出口和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217的比率对本年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Granger(1987)[13]指出,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则这些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要么滞后差分项的系数联合检验(一般用F检验)显著,因而存在短期因果关系,或者误差纠正项系数显著而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因此,在确定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后,就可以构造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调整速率及短期互动影响井观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表3为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对表3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表3第一列数据分析各变量对GDP增长的短期影响及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进口对GDP的影响仅在两个时滞后在10﹪的水平上对GDP有正向影响,可能是因为进口相对减少了内需。另一方面进口的增加将会淘汰落后厂商,所以起初进口的增加对产出增长有负向作用,但两个时滞后,进口的机械设备或原料会提高生产效率或加工后的产品销往国外赚取附加值,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4]。我国长期以来所实施的进口政策是鼓励生产性资本品的进口而限制消费品的进口,在我国的进口中包括了大量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以及我国短缺的原材料,这无疑也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各变量均通过长期均衡关系来影响GDP的增长,每年LGDP的实际值与均衡值的偏差的约6.6﹪被纠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黄国祥(1999)[15]和贾金思(1998)[16]的观点。

(2)总产出对进出口影响不显著,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战略仍处于外延式、粗放型增长阶段[17],出口以价格竞争为主,未能有效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增加值,从而影响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现阶段我国实行的不断提高制成品出口比例的出口导向贸易战略仍然是停留在粗放型、数量型的增长上,还未能实现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及附加值的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2]。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统计量,EC为反映短期对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纠正项。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0﹪显著水平上,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经济增长不是出口的原因;经济增长与进口之间以及出口与进口之间都不存在因果关系。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协整检验分析,得出的结果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要比出口的促进作用小得多,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相吻合。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短期贡献和长期贡献两个角度来分析。从短期来看,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个因素。但是,如果从长期供给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大类。要素供给投入的增加包括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知识进展等等,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反映了一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一,经济增长集约化的程度.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而这些因素都与进口和利用外资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出口和进口都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进口小得多,而且出口项系数不能通过5%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这说明就短期动态关系而言,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进口来实现的。就当前情况而言,扩大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但要在扩大出口的同时尽可能的保持进口的同步增长,要尽量保持进出口平衡,因为我国现阶段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型,进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仍然相当大。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我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较弱,主要是因为传统上我国出口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依赖对闲置资源的利用。我国正逐步放弃传统出口增长的贸易战略,我国的初级产品出口基本上是符合市场调节机制的。我国的出口增长是可以获得贸易利益,并可为剩余资源找出路,故而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制成品出口主要还集中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便发挥我国劳力和资源的优势,在国际上,这必然会面临劳动力和资源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的有力的竞争,致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根据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出口迅速发展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同时能够扩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

从中长期来看,为了发挥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应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加强附加值高的产品的出口,是贸易出口尽快实现从劳动力和资源为主的粗放型向质量和技术为主的集约型的出口方式的转变,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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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黄国祥,沈茹.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与贸易[J].国际贸易问题,1999,(12):33-37.

[16]贾金思.论外贸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J].财经经济,1998,(6):30-33.

进口贸易论文篇(8)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摘要】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是一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这一结论已经为许多实证研究所支持。伴随着我国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进口贸易对我国的技术溢出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此文在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将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以及我国的现实性条件与特征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论述,并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知识产权技术创新

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摘要】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是一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这一结论已经为许多实证研究所支持。伴随着我国进口贸易的快速增长,进口贸易对我国的技术溢出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此文在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将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以及我国的现实性条件与特征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论述,并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知识产权技术创新

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影响因素

(一)对外贸易开放度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

三、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条件及其特征

(一)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等技术先进国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为技术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1985年以来,我国从世界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发展迅速。以R&D活动相对集中的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为例,1985年我国从G-7国家的进口总额为260.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国(占19.5%),德国(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国所占比例较小;2006年进口额增长了约10倍,达到2468.1亿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为日本(占46.9%)、美国(占24.0%)、德国(占15.3%)。在进口商品结构上。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量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0.8%增至2006年的45.1%;高科技产品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23.3%增至2006年的31.2%。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进口贸易总量的扩大,以及进口商品结构的不断改善支持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实现。

(二)国内吸收能力不足制约了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效果

1.研发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第一,我国用于科研开发的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29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1%。而发达国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2005年美国R&D投入总额为3125.3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51%;日本R&D投入总额为1458.8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3.20%;法国R&D投入总额为441.2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13%。第二,我国研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科研成果应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国家资金不足的条件下,仍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资本密集度极大、风险极高的技术研发领域,忽略了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约束,导致了国内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发成果的转化率或使用率较低,致使研发成果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滞缓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创新速度。同时,国内研发投入不足也会带来一种“副产品”,即落后国家由于研发基础薄弱,缺乏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技术发展最新动态的能力,难以对引进技术做出客观的评价,因而往往引进的是一些行将淘汰的技术,结果使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

2.人力资本短缺严重。由于教育投资匮乏等原因,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国“万劳动力R&D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4人,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2003年为101人,德国为68人,法国为71人,美国在2002年为91人,加拿大为68人,意大利为30人。据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的从事R&D活动人员分布中,企业的R&D科学家与工程师均占50%以上,而我国企业中从事R&D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明显低于在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人力资本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技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不力制约了先进技术的流入

GinarteandPark(1997)建立和发展了一种定性评级法,用于对一国知识产权强度做出较客观的比较。他们将知识产权保护分为五个方面:覆盖范围、加入相关国际专利协议的情况、保护例外、实施机制和保护期限,并根据决定每个方面有效强度的多种因素分别评分,最后加总得到一个“0”到“5”之间的国家评分,即“GP指数”。一般而言,“GP指数”越大,说明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时缓时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1年前后出现了两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一现象与1992年、2001年中国大范围修订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事实有关。但是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的GP指数仅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韩玉雄,李怀祖,2005)。四、结论与建议

(一)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对我国而言,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在长期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如果单纯依赖本国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能力带来国内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为此,进一步优化中间产品的进口结构,继续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应该成为是中国今后经济政策制订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进口体制,调动企业进口积极性,充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进口关税结构,鼓励企业及时合理增加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发资金投入

增加研发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国国际技术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顺利实现上述目标,我国政府应适当增加财政科研拨款,特别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为鼓励创新,政府可以依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实现程度,对创新企业给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税补贴等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

政府应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有限的财力中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预算安排时,要确保《教育法》中规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的落实。逐步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各种限制,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社会投资办学,以解决我国教育资金不足的难题,促进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产权,从长远来看,是知识溢出良性循环的宏观控制的必要条件。顺应WTO的要求,我国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关研究表明,当技术差距较大和(或)模仿能力较强时,可以充分利用“技术后发优势”,这时则偏向于鼓励模仿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的法制建设和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保护国外科技企业的在华利益,从而以保证更多外部知识的持续流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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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3.

进口贸易论文篇(9)

一.引言

从亚当.斯密提出“剩余产品出路”的学说以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都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E.哈根等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探讨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1]。

李京文(1996)[2]通过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指出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彭福伟(1999)[3]发现净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较弱。陈家勤(1999)[4]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杨全发(1999)[5]对巴拉萨(Balassa)[6]建立的模型带入我国数据进行检验,认为出口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刘晓鹏(2001)[7]认为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较弱。Lawrence(2000)[8]在部门的层次上检验了日本1964~1985年和韩国1963~1983年的进口和产业政策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发现进口是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Onnolly(2005)[9]用75个国1965-1990年的专利数据来代表这些国家的模仿与创新,量化了高科技产品进口对进口国(发展中国家)模仿与创新的溢出效应,来自发达国家的外来技术对进口国单位资本GDP增长的贡献大于其国内的创新。Lawrence(1999)[8]在美国对20世纪80年代100多个制造业产业中国际竞争力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进口竞争刺激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Wang和Xu(2000)[10]考察了工业化国家间通过资本品贸易和外商投资而产生的R8D溢出效应。

以上研究成果在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时因忽略了相关重要变量而使得检验和经济解释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跨国(地区)的截面数据的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OLS回归分析方法要求所使用的数据是平稳的,如果用OLS回归分析方法分析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关系,则容易出现伪回归现象[11],另外,已有的研究假设所选的国家具有共同的经济结构和相似的生产技术,这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对于所研究变量的定义和时期的选取也会影响经验结论等。上述对于单个国家(地区)时间序列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实证模型中信息集的选取的差异;模型滞后期选择的差异;模型方法及检验统计量选择的差异。例如,进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是经历一定的时滞,若忽略这一因素而进行最小二乘估计就会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基于上述考虑,笔者通过分析进口、出口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协整关系,并进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深入地探讨了进口和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数据和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出口总额(EX)、进口总额(IM)来反映对外贸易状况,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增长。本文依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从1985年至2005年的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以1985年为基期的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折算出1985年为基期的国内实际生产总值。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分别对上述三个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其对应序列记为LEX、LIM和LGDP。

图2: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出口额和进口额对数差分的变化趋势

贸易,经济增长-[飞诺网]

1.单位根检验

从图1可以判断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共同趋势性,为消除共同趋势的影响,本文对变量采取差分处理(见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GDP、进口和出口的差分序列呈现出平稳的特征,笔者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

变量

ADF统计量

1%

5%

10%

LGDP

-2.749153*

-4.7315

-3.7611

-3.3228

LEX

-2.499933*

-4.6193

-3.7119

-3.2964

LIM

-1.898012*

-4.6193

-3.7119

-3.2964

DLGDP

-3.821426**

-3.9228

-3.0659

-2.6745

DLEX

-4.517673*

-3.9228

-3.0659

-2.6745

DLIM

-3.208629***

-4.0681

-3.1222

-2.7042

注:1.对GDP、出口和进口对数序列的ADF检验中,包含了位移项(intercept)和趋势顶(trend),因为从图1中可以看出,这二个序列都包含一定的位移和趋势,如果不考虑位移和趋势就可能产生错误的单位根判断;而对差分序列的ADF检验中,则既不包含移位顶,也不包含趋势顶,因为图2显示这二个序列都不包含位移和趋势。

2.*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GDP、出口和进口的对数序列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均小于在10%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能通过ADF检验,这三个序列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而这三个差分序列的ADF统计量绝对值均大于在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序列。GDP、出口和进口的对数序列是一阶平稳序列,因此可以进一步检验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性。

2.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ECM

本文采用使用Johansen极大拟然估计法检验经差分修正后的平稳序列LEX、LIM和LGDP。Johansen方法建立的VAR模型对滞后期的选择比较敏感,所以采用AIC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期。在滞后期数确定之后,再对协整中是否具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进行验证,然后再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12]。结果见表2。

表2: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值

拟然比

5﹪

1﹪

HypothesizedNo.ofCE(s)

0.803660

38.32605

29.68

35.65

None**

0.465393

10.65160

15.41

20.04

Atmost1

0.000341

0.005795

3.76

6.65

Atmost2

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由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根据Granger定理,一组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一定存在误差修正模型(ECM)。因此,可以使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第一步,先建立长期关系模型,即对水平变量(ordinaryvariable)进行OLS估计,其方程如下:

LGDP=4.526845+0.623032LEX-0.049701LIM(1)

(13.53709)(4.293514)(0.291202)

=0.967508S.E.=0.096935

从进出口总额与GDP之间的长期关系来看,GDP对出口的弹性为0.623,而对进口的弹性为0.0497,出口比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强的影响,而且进口项的系数未能通过t检验,即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第二步,建立短期动态关系,即误差修正模型。将长期关系模型中的各变量以1阶差分的形式重新构造,井将长期关系模型所产生的残差序列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在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中,对短期动态关系逐个进行检验,不显著的项逐渐剔除掉,直到找出最适当的表达式。笔者用EC表示长期关系方程(1)中的残差,通过试验,得到两个比较适当的表示短期动态关系的误差修正方程方程(2)和方程(3)。

DLGDP=0.0797+0.0246DLEX+0.04695DLIM-0.22869EC(-1)(2)

(13.1998)(0.6363)(1.1951)(-4.5138)

=0.62412S.E.=0.017467DW=1.16937

DLGDP=0.0813+0.06274DLIM-0.217152EC(-1)(3)

(15.0472)(2.1034)(-4.683832)

=0.61325S.E.=0.01712DW=1.2987

这两个方程中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方程(2)说明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我国的GDP和出口、进口序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进口比出口对GDP的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进口项和出口项系数的大小上,而且也表现在进口项的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出口项的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才通过检验。由于DLGDP、DLEX和DLIM本身就是增长率的含义,因此,进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47%,出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25%,而上年度GDP、出口和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229的比率对本年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方程(3)是在进一步剔除了不太显著的出口项后得到的误差修正模型。它表示在短期内不考虑出口对GDP的影响时,进口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进口项的系数说明进口增长率每增加1%,GDP的增长率将增加0.063%,而上年度GDP、出口和进口的非均衡误差以0.217的比率对本年的GDP增长率做出修正。

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Granger(1987)[13]指出,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则这些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方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要么滞后差分项的系数联合检验(一般用F检验)显著,因而存在短期因果关系,或者误差纠正项系数显著而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因此,在确定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后,就可以构造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确定它们之间的相互调整速率及短期互动影响井观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表3为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对表3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表3第一列数据分析各变量对GDP增长的短期影响及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进口对GDP的影响仅在两个时滞后在10﹪的水平上对GDP有正向影响,可能是因为进口相对减少了内需。另一方面进口的增加将会淘汰落后厂商,所以起初进口的增加对产出增长有负向作用,但两个时滞后,进口的机械设备或原料会提高生产效率或加工后的产品销往国外赚取附加值,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4]。我国长期以来所实施的进口政策是鼓励生产性资本品的进口而限制消费品的进口,在我国的进口中包括了大量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以及我国短缺的原材料,这无疑也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各变量均通过长期均衡关系来影响GDP的增长,每年LGDP的实际值与均衡值的偏差的约6.6﹪被纠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黄国祥(1999)[15]和贾金思(1998)[16]的观点。

(2)总产出对进出口影响不显著,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战略仍处于外延式、粗放型增长阶段[17],出口以价格竞争为主,未能有效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增加值,从而影响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现阶段我国实行的不断提高制成品出口比例的出口导向贸易战略仍然是停留在粗放型、数量型的增长上,还未能实现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及附加值的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2]。

表3:误差修正模型系数向量

VEC

DLGDP

DLEX

DLIM

VEC

DLGDP

DLEX

DLIM

EC(-1)

-0.06556

0.25685

0.064258

DLEX(-2)

0.042078

-0.421

-0.31757

0.04903

0.38001

0.37468

0.05889

0.45643

0.45003

(-1.33710)

-0.67589

-0.1715

-0.71452

(-0.92238)

(-0.70565)

DLGDP(-1)

0.759915

-2.34517

-0.55878

DLIM(-1)

-0.00414

0.436486

0.442668

0.32902

2.55008

2.5143

0.06828

0.52922

0.5218

2.30964)

(-0.91964)

(-0.22224)

(-0.06061)

-0.82477

-0.84835

DLGDP(-2)

-0.53883

-0.37218

-3.12298

DLIM(-2)

0.077974

0.33243

0.355703

0.36301

2.81357

2.7741

0.06636

0.51432

0.5071

(-1.48433)

(-0.13228)

(-1.12576)

-1.17503

-0.64635

-0.70144

DLEX(-1)

0.020493

-0.44598

-0.44381

C

0.06836

0.407792

0.473521

0.05668

0.43927

0.43311

0.02463

0.19091

0.18823

-0.36159

(-1.01528)

(-1.02470)

-2.77526

-2.13603

-2.51561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t检验统计量,EC为反映短期对长期均衡调整的误差纠正项。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各变量的因果关系检验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0﹪显著水平上,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经济增长不是出口的原因;经济增长与进口之间以及出口与进口之间都不存在因果关系。

表4:格兰杰因果检验

原假设

F统计量

P值

结论

LEXdoesnotGrangerCauseLGDP

3.63402

0.05835

拒绝

LGDPdoesnotGrangerCauseLEX

1.35992

0.29354

不拒绝

LIMdoesnotGrangerCauseLGDP

1.73367

0.21807

不拒绝

LGDPdoesnotGrangerCauseLIM

1.36476

0.29239

不拒绝

LIMdoesnotGrangerCauseLEX

0.78556

0.47796

不拒绝

LEXdoesnotGrangerCauseLIM

0.55511

0.58807

不拒绝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协整检验分析,得出的结果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推动作用,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进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要比出口的促进作用小得多,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说相吻合。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从短期贡献和长期贡献两个角度来分析。从短期来看,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个因素。但是,如果从长期供给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要素供给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大类。要素供给投入的增加包括资本和劳动供给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则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规模经济、制度创新、知识进展等等,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反映了一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一,经济增长集约化的程度.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而这些因素都与进口和利用外资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短期动态关系来看,出口和进口都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出口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进口小得多,而且出口项系数不能通过5%显著水平的统计检验。这说明就短期动态关系而言,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进口来实现的。就当前情况而言,扩大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但要在扩大出口的同时尽可能的保持进口的同步增长,要尽量保持进出口平衡,因为我国现阶段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型,进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仍然相当大。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我国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较弱,主要是因为传统上我国出口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依赖对闲置资源的利用。我国正逐步放弃传统出口增长的贸易战略,我国的初级产品出口基本上是符合市场调节机制的。我国的出口增长是可以获得贸易利益,并可为剩余资源找出路,故而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的制成品出口主要还集中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以便发挥我国劳力和资源的优势,在国际上,这必然会面临劳动力和资源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的有力的竞争,致使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根据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出口迅速发展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同时能够扩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

从中长期来看,为了发挥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应该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的增长贡献,加强附加值高的产品的出口,是贸易出口尽快实现从劳动力和资源为主的粗放型向质量和技术为主的集约型的出口方式的转变,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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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福伟.怎样看待目前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J].经贸论坛,1999,(1):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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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全发.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8):54-58.

[6]Balassa,Bela.ThePurchasing-PowerDoctrine:APeappraisal.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J].1964,(72):584-596.

[7]刘晓鹏.我国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从增长率看外贸对经济的促进作用[J].当代经济科学,2001,23(3):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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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Johansen.StatisticalandHypothesisTestingofCoinegratingVectors[J].JournalofEconomicsDynamicsandContral,1998,(12):143-182.

[13]GrangerCliveWJ.SomeRecentDevelopmentsinaConceptofCausality[J].JournalofEconometrics,1988,(39):199-211

[14]郭友群,周国霞.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06,(2):42-45.

进口贸易论文篇(10)

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一国最终产品的技术含量。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可以产生新的中间产品,当进口这些中间产品时,进口国企业便可以利用其含有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应的研发成果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此外,国内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摸索、了解和吸收国外同行的知识和技术窍门,逐步掌握了生产这些含有先进技术或研发成果的产品,最终使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在这个“进口商品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模仿二次创新”的过程中,产生出了诸如“干中学”效应、“技术示范与交流”效应等现象,有力地巩固和促进了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持续性提高。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贸易开放度越高的国家,国外新技术就越有可能被有效复制,从其它国家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

(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

国内自身吸收能力的大小是保证技术溢出效果的重要保证。主要表现在国内研发(R&D)活动和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上。一国R&D活动不仅仅是自主技术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技术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较高的国内R&D存量能促进现有资源的进一步有效利用,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提高国内生产力水平;同时也能提高本国对新技术的承接、利用和改进的能力。同时,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发挥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有效地实现新技术的采用和贯彻。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者可以更容易地接收新的思想,更加适应先进技术,从而促进新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BenhabibandSpiegel,1994)

(三)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却是双重的。知识具有非排他性特征,而知识产权保护正是要给予创新者适当的垄断利润,从而保持国内创新过程的持续性。但是与技术溢出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出口国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时候,由于担心核心技术的泄露,出口国则倾向于向进口国出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使进口国有更多接近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进口国企业在模仿时所分享的知识存量往往只能是知识总量部分内容,从而将减弱进口国获得更多技术溢出的效果。

三、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条件及其特征

(一)进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我国同美国、日本、欧盟等技术先进国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为技术的溢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1985年以来,我国从世界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发展迅速。以R&D活动相对集中的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为例,1985年我国从G-7国家的进口总额为260.6亿美元,其中日本(占57.7%),美国(占19.5%),德国(占9.2%)在G-7中位居前三位,其他四国所占比例较小;2006年进口额增长了约10倍,达到2468.1亿美元,其中位居前三位仍然为日本(占46.9%)、美国(占24.0%)、德国(占15.3%)。在进口商品结构上。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的增速有所回落,而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增速增加。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进口量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40.8%增至2006年的45.1%;高科技产品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23.3%增至2006年的31.2%。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进口贸易总量的扩大,以及进口商品结构的不断改善支持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实现。

(二)国内吸收能力不足制约了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效果

1.研发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第一,我国用于科研开发的支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6年我国R&D经费支出达到29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41%。而发达国家的R&D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比如,2005年美国R&D投入总额为3125.3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51%;日本R&D投入总额为1458.8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3.20%;法国R&D投入总额为441.2亿美元,占其GDP比重为2.13%。第二,我国研发投入结构不尽合理、科研成果应用不足。一方面,政府在国家资金不足的条件下,仍然把大量资金投入到资本密集度极大、风险极高的技术研发领域,忽略了国内要素禀赋结构的约束,导致了国内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另一方面,研发成果的转化率或使用率较低,致使研发成果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这些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滞缓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形成,降低了创新速度。同时,国内研发投入不足也会带来一种“副产品”,即落后国家由于研发基础薄弱,缺乏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技术发展最新动态的能力,难以对引进技术做出客观的评价,因而往往引进的是一些行将淘汰的技术,结果使其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中。

2.人力资本短缺严重。由于教育投资匮乏等原因,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我国“万劳动力R&D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4人,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2003年为101人,德国为68人,法国为71人,美国在2002年为91人,加拿大为68人,意大利为30人。据统计欧美发达国家的从事R&D活动人员分布中,企业的R&D科学家与工程师均占50%以上,而我国企业中从事R&D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明显低于在研究机构工作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数。人力资本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技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因素。

(三)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不力制约了先进技术的流入

GinarteandPark(1997)建立和发展了一种定性评级法,用于对一国知识产权强度做出较客观的比较。他们将知识产权保护分为五个方面:覆盖范围、加入相关国际专利协议的情况、保护例外、实施机制和保护期限,并根据决定每个方面有效强度的多种因素分别评分,最后加总得到一个“0”到“5”之间的国家评分,即“GP指数”。一般而言,“GP指数”越大,说明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大。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时缓时急。其中,1992年前后和2001年前后出现了两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一现象与1992年、2001年中国大范围修订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事实有关。但是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的GP指数仅相当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韩玉雄,李怀祖,2005)。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继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进口贸易,优化进口贸易结构

对我国而言,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在长期的积极影响是显著的。如果单纯依赖本国的自主创新体系、研发能力带来国内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为此,进一步优化中间产品的进口结构,继续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应该成为是中国今后经济政策制订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是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进口体制,调动企业进口积极性,充分发挥进口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二是要进一步调整、优化进口关税结构,鼓励企业及时合理增加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关键设备的进口。

(二)要逐步增加研发资金投入

增加研发投入和R&D存量,是提高我国国际技术溢出效果的必要前提。《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提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要顺利实现上述目标,我国政府应适当增加财政科研拨款,特别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为鼓励创新,政府可以依据企业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实现程度,对创新企业给予不同程度的R&D退税补贴等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减少企业的创新成本。

(三)加大教育投入,培育人力资本

政府应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有限的财力中确保教育支出的优先增长。预算安排时,要确保《教育法》中规定的教育经费“三个增长”(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的落实。逐步取消对私人部门投资教育的各种限制,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建立完整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鼓励社会投资办学,以解决我国教育资金不足的难题,促进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

(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正确认识和处理知识产权,从长远来看,是知识溢出良性循环的宏观控制的必要条件。顺应WTO的要求,我国政府要努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相关研究表明,当技术差距较大和(或)模仿能力较强时,可以充分利用“技术后发优势”,这时则偏向于鼓励模仿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要加强知识产权法的法制建设和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保护国外科技企业的在华利益,从而以保证更多外部知识的持续流入。

参考文献:

[1]赵伟,汪全立.人力资本与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6,4.

[2]李永.中国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测度与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2006,06.

[3]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3.

进口贸易论文篇(11)

人民币升值过程中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纺织业等低附加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每升值1%,企业利润将减少1%,出口企业消化人民币升值的利润空间进一步被挤压。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后,一个单位的人民币可以兑换更多的外币资产,在国际市场上能够购买更多的产品,这对于国家产业安全建设和满足居民消费来说都是有利的,但这同时加剧了我国进口替代性行业间的竞争。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价格,从而对国内同类产品带来冲击,尤其是那些在技术含量、品牌及质量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的产品,必将影响其价格和市场份额,导致盈利恶化。因此改进工艺、提高质量、发展技术、打造核心竞争力成为国内一些企业生存下来的唯一选择,从长远看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将成为我国优化产业结构和振兴民族企业的重要推动力。

1.2人民币升值改变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成本

我国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进口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有石油与天然气开采、钢铁、石化、航空、电力设备等,在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企业承受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以进口原油为例,2012年一季度,我国进口原油平均价格为689美元/吨,同比上涨了24.3%。面对疯涨的国际原材料价格,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大宗交易的进口成本,改善相关行业的盈利。以造纸为例,我国造纸业原材料平均35%来自国外,原材料进口比重最高的可达到60%~70%,人民币升值将直接促进造纸业成本下降。但是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来说是雪上加霜[2]。人民币持续升值的2008-2011年,也是国内通货膨胀显现并持续的时期。受国内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人民币升值使出口企业灵活定价能力大打折扣,企业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价格协调机制,出口议价能力并未随着市场份额的扩大而提高,成本的上升很难通过产品价格的提高得到转嫁,对我国出口企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3人民币升值蚕食我国中小企业的利润

首先,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企业出口成本,再加上出口退税率降低导致中小企业不断丧失国际竞争力。中小企业立足的根本是“薄利多销”,如今成了利薄少销甚至不销,汇率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导致企业亏损。其次,人民币升值加大了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虽然汇率升值已经持续6年之久,但是中小企业抵抗汇率风险的能力仍然十分薄弱,很多企业甚至没有树立起防范风险的意识。我国企业进出口习惯用美元报价,如果企业不能准确把握汇率走势,那么就会面临更大的损失。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总量的75%以上,占全部工业就业总量的83%以上。中小企业所具有的开业快、投资少、经营灵活、对劳动者技能要求低等特点使其在吸收劳动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人民币升值迫使大量的企业停产停业甚至破产倒闭,大批劳动力面临重新寻找工作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就业,就业压力增大。可见人民币升值不仅会侵蚀中小企业的利润,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倒闭潮,更可能诱发国民经济其他环节出现问题。

1.4人民币升值缓解我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

由于我国出口的不断增长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问题一度成为政治问题。我国凭借出口价格优势已经占领了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低端市场,近年来,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急剧增加。2005年,法国政府认为大量涌入的中国纺织品使欧洲面临严重的挑战,可能导致数百万人失业,因此法国政府对我国和欧盟施压,认为中国和欧盟应该就保护欧洲本土纺织品行业达成协议。欧盟从2006年开始就对我国出口彩电征收44.6%的反倾销关税。美国从2009年开始对我国钢格板征收高额反倾销关税。2010年韩国、巴西、印尼先后对我国出口的陶瓷展开反倾销调查等。通过汇率机制适当提升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一方面可以缓解反倾销压力,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贸易大国努力促进世界贸易健康发展,构建公平、合理的贸易规则,维护与贸易伙伴的密切合作关系的决心[3]。

2人民币升值的诱发原因

2.1政治压力是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

多年以来,美国对我国经常项目逆差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美国政府联合其他国家在多次外交场合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企图把人民币问题国际化。自2002年以来,美、日、欧盟等国家不断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在2003年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日本财长提请其他国家一起强行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和欧盟先后呼应日本,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相继表示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富有弹性。美国在2011年甚至单方面通过了主要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为对于来自“汇率被低估”国家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提供了法律依据。主流媒体如《经济学家》《金融时报》等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2.2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原因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经济陷入持续的低迷期,复苏无望,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已经连续实施了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QE),但这项政策的出台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美元利率下降,刺激了美国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拉动美国的产出和收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另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打击中国低端产品出口,可能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进口。此外,中国90%的贸易使用美元结算,贬值还不利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

2.3利率的持续倒挂是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

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各国普遍采取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以美国为例,美国2008-2012年前后三次推出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政府大量购买国债,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利率一次次创历史新低,在此期间,美国的贴现率、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接近零甚至为零。相反,在走出金融危机低谷后,我国采取了收缩银根的政策,货币政策从积极走向稳健。2010年央行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于18.5%,2011年6次上调准备金率达到21.5%,并且两年内累计加息5次。中美两国利率的倒挂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涌入中国进行套利、保值,客观上促进了人民币的升值[4]。

2.4国际收支的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直接原因

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以29727.6亿美元超过德国排在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我国不仅贸易总额数量巨大,而且从1994年起对外贸易就一直处于顺差。2005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越来越受到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我国的经常账户常常处于顺差的状态,而且顺差的规模越来越大,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市场上人民币供不应求,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

2.5市场预期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升值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事实,加上西方国家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和海外媒体的舆论压力将继续推动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势必会进一步推动资本和投资的流入。2004年我国的贸易顺差只有319.5亿美元,2010年激增到1831亿美元,6年时间内增长了将近5倍,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使得大量短期资本借贸易渠道流入我国。资本和贸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直接导致我国贸易顺差的激增,贸易顺差反过来又加剧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短期资本不仅流向一般性的实体经济,还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股市和房市价格上扬,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泡沫。2007-2012年我国经受着从未有过的通货膨胀压力,人民币进入了一个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的困境[5-6]。

3应对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措施

纵观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本国货币都是在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国际储备两个重大的背景之下进行升值的,各国采取了多项措施减轻本币升值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包括调整产业结构、放松外汇管制、整顿和完善金融市场。以史为鉴,我国应对人民币升值和规避汇率风险可以从几下4个方面做起。

3.1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

我国的出口往往以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优,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造成冲击。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出口企业有意识地尝试淘汰一些技术含量低、档次低的产品,使有限的资源流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注意技术引进和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减少如光学、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的进口依赖程度,创造民族优良产业和品牌。此外,我国政府也有必要为出口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出口补贴,完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此外,政府还可以设置专门机构帮助国内企业学习国际贸易原则、开拓国际市场、培养跨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行情、国际投资环境、市场调查等方面的信息,成为企业发展的坚强后盾。

3.2采用灵活的贸易结算方式和计价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

汇改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盯住美元基本不动,我国出口企业也习惯于在相对固定的汇率环境下用美元进行商务谈判和贸易结算,对美元的价格过于依赖和敏感。2005年汇改以后,外贸企业不得不学会应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后果和关注人民币的走势。实际上,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这几年,也是人民币对日元等货币贬值的时期,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代表对其他货币也一定升值。在出口结算时,企业要学会灵活变通计价货币,如出口欧洲可以采用欧元进行结算,出口到日本可以采用日元进行结算,这样一来就能尽可能地减轻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带来的损失。在贸易结算方式的选择上,当人民币有升值预期时,外贸企业要尽可能选择那些即期结算方式,如即期信用证、即期付款交单,争取早日收到货款,或者在合约中规定客户支付一定比例的预付款等。选择合适的贸易结算方式和结算货币看似不是什么大智慧但却是能够巧妙地为企业规避风险、提高利润的好办法[7]。

3.3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根据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性,一个国家只能实现其中两项。在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渐开放的过程中,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最大限度地保持汇率稳定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进一步释放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举措,使得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拘泥于单一盯住美元,而可以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为了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放缓资本流动脚步可能更适合我国国情[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