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转正总结大全11篇

职场转正总结篇（1）

众所周知，多边贸易体制是一成员驱动型体制。在重大和日常决策中，它主要采用的是“协商一致”原则，在日常运作中，其各级常设职能机构均对所有成员开放。因此，衡量一类成员在体制中参与度的可量化指标主要是常驻代表团规模和在日常和重大决策程序中的领导资格。从这些客观指标看，“非市场经济”成员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参与度很低。

一、“非市场经济”成员在重大决策机制中的参与

多边贸易体制的决策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部长会议、多边谈判等重大决策，这类决策直接影响和决定着谈判的启动、议程的制定、最终规则结果的形成和部长宣言的起草；二是体制常设职能机构(如世贸组织的总理事会、理事会、委员会、工作组和专家组，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的代表理事会及下属委员会、工作组和专家组)在日常职责履行中的决策，这类决策会影响和决定规则的履行、争端的解决和新成员的加入等。无论哪类决策，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协商一致和基于“一成员一票”的正式投票。尽管GATTl947只对后者作了明文规定，但是，事实上从一开始体制中的各类决策几乎都采用前者，而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进一步确立了协商一致优先的决策原则，从而使这种历来被看作有利于小国参与、基于平等、利益平衡的决策方式成为多边贸易体制与其他国际制度的重要区别。

多边贸易体制对发展中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开放始于1950年代末，推动这一进程的不仅有经济因素的影响，更有体制内主要大国为预防和瓦解两类国家在体制外结成阵营的政治考虑，而协商一致既对体制外中、小国家具有诱惑力，又可防止这些国家在体制内结盟。因此，该原则从一开始就成为多边贸易体制及其主要缔约方在吸纳发展中和“非市场经济”国家、扩大成员规模的同时，维护既有大国利益、防止新成员，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利益上与发达的市场经济成员有冲突的新成员结盟联合从而削弱其作用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体制规模的扩大，向每一个成员就任何一项决策进行协商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更何况达成一致。这样，基于协商一致的非正式磋商在说服差异巨大的成员达成协议方面便越来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非正式磋商中，大国的作用和影响力必然凸现。多边贸易体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形成了在重大决策中起重要、甚至决定作用的“十八国咨询集团”和“绿色会议室集团”及其决策程序。

“十八国咨询集团”停止工作后，围绕总体或特定的谈判和决策议题，一些非正式集团或磋商机制纷纷出现。其中，尤以“绿色会议室集团”具有代表性。“绿色会议室集团”及其决策程序指的是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中，一定数量的核心成员(往往是体制中有影响力的活跃成员或相关议题的重大利益方)事先就特定议题形成小集团进行讨论、磋商和谈判，然后视需要逐层向成员扩散或直接向全体成员报告，最终促使全体成员对其磋商结果或建议进行“协商”并达成一致的决策方式。“绿色会议室集团”成员并不固定，且随多边贸易体制成员规模、议题的范围和性质及其涉及利益方的不同而不同。这类集团及其决策程序早在肯尼迪回合谈判中就已显雏形，③但真正的形成是在乌拉圭回合期间，到世贸组织成立后的新加坡和西雅图部长会议发展到高潮，并因其总是事先在总干事的绿色会议室中会晤磋商而得名。这种决策方式实际上将绝大多数中小型发展中和“转型经济”成员排斥在决策程序之外，从而削弱了这些国家在重大决策中的作用。如在乌拉圭回合后新一轮谈判的启动过程中，“绿色会议室集团”成员主要包括25至30个成员方：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士和挪威等发达成员，阿根廷、巴西、智利、埃及、中国香港、印度、韩国、墨西哥、巴基斯坦、南非、东盟等发展中成员，再加上1至2个“转型经济”成员，这一成员构成几乎是当年“十八国咨询集团”的翻版与延续，“非市场经济”成员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可见一斑。

二、“非市场经济”成员在常设机构中的参与

在多边贸易体制各类常设职能机构中，“非市场经济”成员的参与度也同样弱于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

作为管理和履行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安排的组织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拥有5项基本职能：(1)管理和执行共同构成体制规则的多边和诸边贸易协定；(2)为成员提供多边贸易谈判的场所；(3)按照争端处理的规则和程序，解决成员间贸易摩擦；(4)审议各成员的贸易政策；(5)协调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保障全球经济决策的一致性。履行这些职能的所有理事会、委员会、专家组和工作组都是向所有成员开放的，例如，一般情况下，成员方常驻体制总部日内瓦代表团的团长(一般称大使)通常在总理事会一级代表各自国家或地区。因此，决定成员方在多边贸易体制日常运作与决策中所发挥作用的首先是其驻体制常设机构的代表团规模。从这一指标看，“非市场经济”成员无论是总规模还是平均规模，尽管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成员数量的增长而增长，但增速均落后于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导致这两项分指标(总规模和平均规模)与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的差距被逐渐拉大。而在现今的多边贸易体制组织机构中，一成员常驻代表团的规模一般应在4至5人才能够保证其有效地参与体制的日常运作(如跟踪各理事会、委员会等的议题进展，参与各类会议和活动等)，若按这一标准，转型经济国家又是三类国家中唯一一组无法有效发挥其作用的成员。

另一方面，在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各职能机构的日常决策中，基于协商一致的非正式磋商同样是最重要手段。在这过程中，职能机构的主要官员，即总理事会及其下属的理事会、委员会、工作组和专家组的主席和副主席在平衡各方利益、协商达成一致从而作出决策的过程中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在多边贸易体制对中国的过渡性审议中，各方围绕审议程序、质询和答复方式，以及审议报告形式的争论，最终由各理事会和下属委员会主席进行协调，并作出决定。因此，不同类型成员在各理事会、委员会、专家组和工作组所担任的主席资格是各自在体制日常决策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标志。

多边贸易体制的常设职能机构依据各自的权力和职责又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也是相对较重要的一类，包括GATT理事会、WTO总理事会及其下属理事会，以及GATT时期的常设委员会和WTO总理事会和理事会的下属委员会；第二类，主要包括众多特别工作组(如加入工作组)和其他权责范围较小的机构，如GATT时期的东京回合守则委员会、WTO时期的诸边协定委员会等。从各类成员在这两大类机构中担任领导职位的分布情况和历史演变看，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在各类机构中唱主角，而“非市场经济”成员的领导作用尽管有所提高，但是，即使到2000年，在各类机构所担任的正、副主席仅占总职位数的7％，大大低于发达成员的53％和发展中成员的40%。

三、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策略

中国的加入已使“非市场经济”国家作为一类成员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如何提升自身以及“非市场经济”成员在体制中的作用是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作为现今唯一全面承受“非市场经济”待遇的正式成员，中国应将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提升在体制中的影响力与谋求市场经济待遇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自身作为转型经济成员在体制中的参与力度，尤其是在重大和日常决策机制或机构中的参与力度，以赢得在体制各类决策中表达和争取自身利益的机会，同时也为未来进一步影响体制作准备。

因此，中国首先应重视对重大决策非正式磋商机制的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与现状已经表明，成员数量的增长与协商一致的基本决策原则存在冲突，因此，基于同心圆模式的“绿色会议室”非正式磋商机制已成为多边贸易体制重大决策的基本手段。而以往转型经济国家在该机制中的地位低、作用弱，中国的加入应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因为作为一个贸易和引资大国，中国在所有谈判议题中均是主要利益方，理应是“绿色会议室”的固定成员。

当然，“绿色会议室”决策程序因其缺乏合法性、民主性和透明度而从西雅图部长会议开始备受被排斥成员的指责，因此，改革和调整也已势在必行。国外学者已提出了一系列方案，总体思路是借鉴IMF执行董事会和GATT“十八国咨询集团”的经验，建立一个涵盖绝大多数成员的、基于协商一致原则的、由20至25个席位的正式机构——决策咨询委员会(WTOConsultativeBoard)，以同时提高体制的决策效率和民主性。这类咨询委员会尽管没有最终决策权，仅限于对相关议题的磋商、讨论和谈判，最终向全体成员方提供决策建议，但因其是具广泛代表性的一个正式机构而对最终决策有绝对的影响力。在此类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同样应有所作为。首先，中国应积极提供方案和建议推动这一改革；其次，作为一大国，中国理所当然应该在可能建立的决策咨询机构中单独占有一席；最后，中国可以借这类决策咨询机构，与其他以联盟合作或团体组合方式分享席位的转型经济成员协调立场、联合提案，以维护作为转型经济成员的利益。

其次，中国应重视对世贸组织各类常设职能机构(理事会、委员会、工作组和谈判组等)的参与。在中国加入之前，计划／转型经济成员在此类机构中的参与力度并不大。例如，由成员方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团长(大使)作为政府代表组成的总理事会是多边贸易体制常设决策机构，它不仅在体制最高决策机构部长会议休会期间行使部长会议的职能，而且履行着争端解决机制和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职责。因此，各成员大使或代表在总理事会及其下属机构中是否担任要职直接反映出对常设决策机构的参与程度和对日常决策的影响程度。在中国加入之前的2000年，仅有捷克一国作为转型经济成员担任着相关机构的主席一职，而自中国加入以来，总体格局并未得到改变。2001年以来，在总理事会及其下属理事会、委员会和工作组等16个常设机构中，转型经济成员的主席席位始终保持在1到2席，参与国也仅限于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4国。另外，在多边谈判期间，总理事会还下设贸易谈判委员会，在多哈发展回合的8个谈判小组中，2004年的8个主席职位分别由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平分。

另一方面，中国应加大对世贸组织秘书处的参与。事实上，这是中国实现上述2个目标的有效途径。因为中国如欲在短期内大规模参与世贸组织的各类常设职能机构和非正式磋商机制，人才与经验最重要，而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常设服务与支持机构，世贸组织秘书处的主要职责是为代表机构谈判和协议执行提供行政和技术支持、为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监视和分析世界贸易动向、组织部长会议，以及为争端解决提供法律帮助。因此，尽管秘书处职责权限有限，处理事务也非常琐碎，但却可以为成员熟悉体制、积累经验、培养人才、了解其他成员提供实践和锻炼的机会。因此，大多数贸易大国(或地区)的参与力度一般都很大。但是，转型经济国家在其中并不活跃，2003年仅有中国5人、波兰5人和罗马尼亚2人任职，在601个职员中仅占2％，2004年增加为中国7人、波兰5人、罗马尼亚2人、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各1人，在630个职员中占3％。虽然中国的参与度有所提高，但与其大国的身份依然不相称。

最后，作为另一日常决策机构，争端解决机构不仅在贸易争端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是多边规则执行过程中规则解释与澄清的权威机构，也就是说，多边规则的真正内涵实质上是掌握在争端解决专家组，尤其是具终裁权的上诉机构手中。因此，尽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成员是以个人身份任职，不附属于任何政府和组织，但他们的国籍来源依然可以说明各自母国在体制中的参与和对规则的影响。然而，转型经济国家在该机制中的参与力度很弱，尤其在上诉机构中，至少在其成立的前11年(1995年12月一2005年12月)中，始终被排斥在外。因此，中国应积极谋求对这一机构的参与，以提升自身对体制的影响力，并对“非市场经济”成员起到示范作用。

注释：

职场转正总结篇（2）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进行20多年的主要是侧重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必然需要政治体制相配合，仅有经济体制单方面的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持续进行下去了。因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的要求，加快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我国改革能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环节。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定位

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工具，它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费用、最简单的形式把资源配置的信息传递给利益相关的决策者。它能够使消费品得到最佳分配，使生产要素达到最佳配置，让动态的经济发展问题得到基本的解决。

（一）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的有效运行需要相应的制度基础，包括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监督合同的执行以及公正执法等，尤其是适当的经济自由、产权制度基础和法律基础以及社会信用体系。

（二）加强宏观经济的总量调控，增进市场和弥补协调失灵。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备以及市场竞争的分散性、盲目性，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均衡的实现具有长期性和波动性，有时甚至不可能或者即使达到均衡，经济上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因而有必要针对市场调节在总量均衡目标实现上的局限，引入政府调节。

（三）调节收入分配。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必然造成收入差距过大，因而通过制定分配政策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来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分化，兼顾公平就成为以公众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政府的重要职能。

二、我国政府职能行使中的越位和缺位

多年的改革，我国政府职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政府职能行使中仍存在许多的越位和缺位现象。所谓越位是指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未能随市场的发育向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型，政府依然在做市场应该做而且可以做的事；所谓缺位是指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主导型的政府未能随着市场的发育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及时地向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型，政府未能真正做政府应该做而且可以做、市场却无法做到的事。

（一）政府没有行使其对市场机制的补充和替代的特殊职能。我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行使其对不发育的市场机制的补充和替代这一特殊职能。当然，这种补充和替代是有代价、有风险的，是具有过渡性的，应把握好补充和替代的度，减小由于“政府失灵”产生的代价和风险，并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逐渐退出，而不应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选择。但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政府补充和替代市场的功能已经滞后，并有向长期化、制度化发展的趋势。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是非常不利的。

（二）政府对投融资风险甚至重复建设问题管得过多。由于市场机制具有诱发投资和产业重组的双重功能，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和融资活动应由企业自主进行，并同时承担由此所产生的风险，政府没有必要考虑投融资风险甚至重复建设问题。

（三）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方面严重缺位。近两年我国的立法进程进一步加快，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已基本建立起来。但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普遍存在，使法律缺少了应有的威严。一些企业为了获取巨额利润，不择手段，违背市场运行规则，违反法律，导致整个社会信用水平下降，交易成本上升。同时，我国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困扰着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都属于政府应尽的职能，政府在这方面也存在着职能缺位。

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

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从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转变，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转变，从审批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从行政控制型政府模式向依法行政型政府模式转变，建立“有限、有效的服务型政府”。

职场转正总结篇（3）

一、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含义

（一）地方政府的概念

地方政府是党和国家意志的基层实施者与落实者，是管理一个国家行政区内各种事物的政府组织的总称，主要是针对中央人民政府有关的各个组织部门，以及各级人民政府，它涵盖了省、直辖市、市、市辖区、县、乡镇人民政府等具体内容。目前，我国的地方人民政府除了特别行政区以外分为三级，即省级、县级和乡级。

（二）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的基本概念就是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相关法律，实施有效合理的手段，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同时要能够承担所应担当的职责和所应有的功能。而我国的政府职能大体上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构成。政府职能的核心是公共行政，基本上包括了很多公共行政的内容与主要活动任务，其在公共行政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具体来说：就是为了适应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国家行政机关在具体的某一阶段内，对其自身所具有的职责极其应有的功能、主题、形式等不断改进和创新。基本上有在管理上的相关职权、具体职责的改进，管理主题的创新，管理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改善。

二、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

地方政府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具体构成要素，其主要职责是依法执行国家权力。政府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其具体职责和内容也是不断改进完善的，尤其是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创新等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也会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地方政府不断转变自己的职能，这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至关重要。目前，正是我国进行自我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最佳阶段，这样才能不断应对全球化的发展，而且我国内部的各种力量和环境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此，要及时改善和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尤其要针对地方政府职能具体转变方式和内容进行深入的调研和研究，争取在最关键的时期完成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三、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阻滞因素

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然要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变的进度，而且引起这种缓慢的原因是不确定和极其复杂的。阻滞因素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很多方面。既有内在也有外在的影响因素，既有表面也有深层次的的因素等。下面对具体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一）职能范围不明确

对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没有统一的认识，而且认识不够深刻，各个地方政府对自己的具体管理职能定位不细。无论是一个人、一个团体还是一个国家要想提高自身能力、促进自身发展，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要进行准确的定位，确定自己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然而，我国地方政府对于自己的职能范围定位把握不准。对于地方和中央、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范围地位不够准确，有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去处理一件事，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还降低了行政效率。有时政府过分地去干预市场，既影响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又浪费了行政资源。

（二）管理方式和能力不适应

第一，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要求所有行政部门和行政工作人员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也相应改变。然而，现阶段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能力不适应，阻碍了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

第二，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过于单一。地方政府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去处理和解决问题，行政部门以及工作人员缺少为公众服务的意识，没有应有的耐心去倾听民意，了解民情。有时甚至为了名义上的提高工作效率而武断地下定论、做决定。

第三，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阻碍了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过于直接和过于细致。直接管理和微观管理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经济和企业的发展，抑制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太过微观和全面，限制了社会和公民的自由发展，管理方式和管理能力的不适应阻碍了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地方政府重视计划，排斥市场。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计划方式只适用于计划经济时代，当前我国已处于市场经济时代，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形势。

（三）地方政府部门自身利益的制约

在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也就是说以往政府是管制型，地方政府部门具有的执行权力以及得到的利益，目前已成为其职能转变中的抵制力。某些地方政府官员，不愿意将全能政府时期地方政府所具有的一些关系到自己深厚利益的权利让渡给市场。因为，要是让渡，那么就意味着比较具有垄断控制性的权力被夺去，且权力将被重新划分，这必然会对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另外，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意识不高，他们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而滋生腐败，忽略了为人民服务的职责所在，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

四、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策略

（一）正确定位，明确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

1.正确定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职能权限的划分应该坚持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原则。事权的正确划分是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也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前提，应该以宪法形式明确规定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正确处理和分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和定位，是做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我们须要建立相关法律，明确具体的中央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地方政府所具有的权力，此外，还有两者的共享权力，确实要分好工，划分好各自的职能范围，进而不断达到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实现法制化和制度化。此外，还要根据相关法律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办事流程，严格根据自己的限定权利去行使行政权力，这样不仅能够克服上级对下级发出命令事件的随意性发生，而且保证了下级对上级政令畅通。

2.正确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快速稳定向前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职能所在，处理好地方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转换自己的角色。在职能转变具体实践过程中， 政府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补位”，属于自己的职责，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完成；二是“退位”，不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不做，让市场和企业尽情发挥；三是“归位”，对于处理不当的要及时改正，进而提高自身的行政能力，真正实现对自身职能的科学定位。地方政府要做一只“无形的手”，不去过分干预市场，但必要时又要进行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

（二）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方式

地方政府是执行国家权力具体代表。只有科学合理地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才能使我国政府的行政水平迈上新的台阶，促进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方式关系到最终结果，所以，地方政府职能方式的转变须要保证以下几点：

第一，由运用行政手段为主向运用经济手段为主转变。受传统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地方政府习惯用行政手段管理一切，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公众，缺少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在当前我国市场发展形势下，主要是运用经济手段，其他相关法律及行政手段相结合，注重并反映公众的意愿。

第二，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间接管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等职能都是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过去，我国政府统揽一切，政府与社会之间呈现这样的关系：“大政府，小社会”，今天，我们要达到“小政府，大社会”。这种方式的转变是转变地方政府职能方式的重要方面。

第三，由注重计划、排斥市场转变为把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计划和市场一直以来备受争议，但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将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既要做好相应的计划，又要适当地放权，做好“守夜人”。

（三）转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观念

第一，由于我国“官本位”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一些地方官员总是认为自己高人一等，部分地方的政府官员态度还比较恶劣，不顾及老百姓的困苦。所以要真正地实现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那么转变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认识至关重要。

第二，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理应做到要为人民服务。参照政府再造理论，地方政府必须要建立顾客及服务意识。公民就是自己的顾客，根据顾客的需求来提供最佳的服务。转变地方官员的思想观念直接影响着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对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而言，这种服务意识、顾客意识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职能的定位，进而使政府能够为公民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

第三，通过以上具体的改革和转变方式，地方政府一定会给人民带来更好的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会越来越好，城乡一体化很快就会实现。总之，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直接促进着中国各方面的发展。

五、结论

总之，促进我国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改革系统错综复杂。改革不仅会对宏观行政环境体制带来改变，同时也会对一些财权重新划分，还涉及到其他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等。因此，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仅仅依靠政治智慧是不够的，更需要自身改革的勇气、勇往直前的魄力。中国地域宽广辽阔，地方政府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这就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稳步向前发展。相信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能促进地方政府各方面发展，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助力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王双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6，（01）.

[2]韩兆柱，司林波.论转型期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重新定位[J].学习论坛，2007.

[3]梅继霞.政府错位与地方政府职能重塑[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1999.

职场转正总结篇（4）

（一）外在表现：总会计师和CFO的聘用方式、角色定位、职责作用、目标导向各异

《总会计师条例》中明确予以规定：总会计师是单位领导成员，协助单位主要领导人工作，直接对单位主要领导人负责。总会计师作为单位财务会计的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本单位的财务会计管理和经济核算，参与本单位的重大经营决策活动，是单位主要领导人的得力参谋和助手。CFO（Chief Financial Officer），财务总监即首席财务官，是指由企业的所有者或全体所有者代表决定的，代表企业所有者利益，以实现公司价值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全面负责对企业的财务、会计活动进行全面监督与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

总会计师和CFO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但是两者的聘任方式、职责、地位、目标导向、任职资格等外在表现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也对企业管理的效果造成不同的影响。总会计师与CFO角色差异外在表现如表1所示。

通过外在表现的对比可以看出总会计师和CFO在企业中角色、地位、职责、目标等差异明显，从大的维度上看总会计师和CFO同为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但差异却如此明显。究其原因在于两者产生和发展的制度环境的差异，即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合一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公司治理模式，这一内在原因也是接下来要分析的内容。

（二）内在原因：总会计师和CFO根植于两种不同制度

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同为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产生与发展的环境不同造成了两者表现形式和作用效果不同。

1. 总会计师――源起于计划经济，现存于市场经济，有悖于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总会计师制度和总会计师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为了加强对国家资源和国有企业的控制，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中设置总会计师一职参与管理和监督。所以究其本质，总会计师不是一种专业技术职务，也不是会计机构的负责人或会计主管人员，而是一种行政职务。相关规定中总会计师在企业中的地位较高，但在我国现代的企业治理结构中，企业总会计师在领导班子中的排名一直居于末尾，即使已享有领导班子成员待遇的党员总会计师，往往也不能成为党组成员，而且有的还把总会计师师置于副总经理的领导之下，造成总会计师地位的尴尬。在现代企业股东价值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经营管理理念下，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油田（炼化）企业总会计师在企业管理中显得有些“错位”――行政职能有余，专业职能不足，这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的历史遗留问题。

2. CFO――源起于市场经济，服务于现代公司治理模式

CFO制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随着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导致公司所有者需要有一个高效的监督机制来对职业经理人进行监督，而CFO制度就是营运而生的，CFO制度产生以后，公司内部就出现了董事会主导，CFO和总经理“双轨”运行的格局，这就大大加强了对职业经理人的监督。CFO是现代企业制模式下的一种契约关系。

在现代企业经营模式下，CFO既能对企业进行专业化的财务管理，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同时也可以参与到企业的战略决策中，实现企业价值创造和维护股东利益。CFO在企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企业财务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有权调配企业的一切财务资源，是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之一，是企业内部仅次于CEO的第二号人物，不仅是企业价值的主要创造者，还是企业战略的主要推动者。由此可以看出，现在公司治理结构下的CFO具有独立性强、专业水平高、决策权大的特点。

通过上述总会计师和CFO角色外在表现和内在原因的对比分析，结合现代经济环境、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国有企业特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经济环境变化要求公司治理结构及总会计师角色变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我国国有企业需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对国际化挑战，在经营管理上与国际接轨，在企业治理上引入现代企业治理模式，更大程度上实行政企分开，保证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理性人行为。与此相适应的总会计师角色也应该相应调整，不仅要为为企业经营和管理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而且要更大程度上参与到企业战略决策中来。

（2）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是立足本国国情的转变，而非拿来主义的生搬硬套。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以及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遗留问题，使得我国国有企业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也具有中国特色。

（3）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策、制度从来都不是“慈眉善目”的东西，任何政策、制度的调整都是血淋淋的利益关系。各方利益的博弈和均衡将是角色转变的关键，但是从长远看，角色转变的结果将是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

二、立足现在：“道、法、术”三个层面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

“道、法、术”本是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简单的说来“道、法、术”分别代表“规律、规则和技巧”。国有企业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不仅仅是一种称呼的转变，也不是仅仅停留在工作量多少、职责轻重、权利大小上，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的制度转变和升级，如若只是换汤不换药、治标不治本的隔靴搔痒那么将不能从根本上为企业治理和战略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帮助。本文将“道、法、术”的思想应用于国有企业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问题上，自上而下从三个层次来解决这一问题。

顶层设计层面――道，是规则、自然法则，上乘，强调的是规律。规律是最上乘的艺术也是最根本的基石。经济发展和企业治理亦是如此，就具体国有企业而言应该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遵循市场规律，适应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的总会计师制度已经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那么就需要适时而动、因势利导，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首先，政企分开，改变原有行政干预经济的状态，还原企业经营的独立自主性，参与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其次，建立契约理论下的企业，还原企业管理人员的独立性，以理性人的身份参与企业管理，在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就维护了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也保全了国家利益。最后，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政府对关系国家命脉的国有企业的监督机制，但是不同于以往的直接干预，而是对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企业经济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只有在更大程度的政企分开，实施现代企业治理模式，才能使得总会计师角色向CFO的转变有法可依、有制可循。正所谓“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只有根基准确牢靠，大厦才能稳如泰山，这也是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的制度根基。

制度保障层面――法，方法、法理，中乘。具体到国有企业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就是设计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的方法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不是称呼的变化，而是参与企业管理的职能和作用的变化，而能够确保这一变化得以实现的基础是给总会计师名实相副的企业地位和决策权利。原有的国有企业总会计师职能弱化、位置尴尬的原因就是总会计师在企业中既背负行政职位的枷锁又缺少名正言顺的地位。要想增强我国国有企业总会计师的作用，发挥其专业知识和才能就要使总会计师在企业中占据较高的地位，能够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决策，可以将财务知识和信息作为决策有用信息反映到公司战略决策中，在这一点国外CFO就是如此。《中央企业总会计师工作职责管理暂行办法》也对其出资企业的总会计师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一是企业会计基础管理;二是财务管理与监督;三是财会内控机制建设;四是重大财务事项监管。四个方面的内容共涉及到总会计师履行职责的相应工作权限共计二十二项，归纳概括为四句话就是：对企业重大事项的参与权;对重大决策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对财会人员配备的人事建议权;对企业大额资金支出的联签权。其次，在其位谋其政。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之后，其地位、职责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需要总会计师自身做出相应的调整，站在企业整体的高度进行财务管理和战略决策，提高自身专业素质，对财务人员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并且要与CEO进行有效地沟通和配合，坚持股东利益，维护国家利益。最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的关键还是实施的过程，因此在转变方法和制度设计上也应考虑到实施的可行性。凡涉及到利益调整的实施都会有较大的难度，要保证实施的最好方法就是设计监督和奖惩制度。通过自上而下的立法来支持总会计师角色向CFO的转变，并通过国有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监督确保实施，此外还要对总会计师职责的履行效果和国有企业治理效果进行绩效评价，设置管理层薪酬的奖惩机制。

操作实施层面――术，是技术、方式，下乘。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实施将会涉及到管理层、监督层以及企业相关人员等各方工作调整，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企业总会计师的角色胜任。在国有企业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中，总会计师不仅是企业财务和会计工作的最高主管，而且是企业全面运营、全面发展的最高策划者、决策者与组织者之一，是企业最高领导层的核心成员。国有企业一直以来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中流砥柱，是我国支柱产业的重要支撑，是抗衡跨国公司的主力军，但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面临着诸多国外企业的竞争，在资源、资金、技术、公关等多个方面都面临重大挑战，这也客观上增加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的难度，总会计师角色向CFO转变中着力要做好企业战略规划、价值管理和信息化三方面的工作。关于企业战略规划：第一要素是领域，第二要素是发展路径，第三要素是差异化，第四要素是如何获取利润和保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即通过规模效应和资源共享实现成本最低，通过特别服务和产品的特性获取较丰厚的利润。关于价值管理：价值管理活动是一个由目标设计、预测、计划、监督、报告和分析等阶段组成的管理循环。在国有企业进行好的价值管理，要做到“三懂”，即懂事情、懂财情，懂人情。懂事情就是要求总会计师对所在企业的生产流程、产品类型以及生产周期有较为熟悉的了解，而不是简单的财务工作;懂财情就是要求国有企业总会计师对企业内部的经营状况、现金流量有充分的掌握，同时要了解资本市场上资金融通信息，及时调整企业的融资规模和结构;懂人情，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有企业在产业链和国际竞争环境中所处的位置，协调各方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背景下，有身处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职位，国有企业的总会计师更为不易，需要处理多方的关系，一是和政府各部位的关系。国有企业对外需要处理与财政部、发改委等与财务有关的国家部委的关系，取得他们的支持与理解，有些问题处理不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运行和形象。二是处理资本市场和海外监管机构的关系。要想拓宽海外市场，必须遵守国外的监管机构的监管要求，恰当地回答他们对公司年报的疑问，加强市场监管。三是处理对内和管理层以及业务部门的关系。对内要与一把手和企业管理层成员进行有效沟通，使大家尽可能减少矛盾，形成合力;取得企业内部其他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是成功的关键。四是处理集团公司和基层企业之间的关系。要与基层企业积极沟通，掌握他们的境况、心理、动态、思想和困难，作为总部机关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关于信息化：新经济环境下，信息成了现代企业管理和内控体系的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巴及双手，管理信息化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转型后的国有企业总会计师要与其他领导做好沟通，从企业的战略出发，关注内外部信息动向，敏锐地发现企业管理中最为紧迫的信息化需求，围绕企业战略来设计规划环境下企业的财务管理框架，进行财务管理模式创新，使企业财务和业务在业务层、控制层和决策层之间协调，提高企业的市场应变能力和竞争力，实现企业价值增值。

职场转正总结篇（5）

本文将总结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成果，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基本价值，以及隐含的基本逻辑，并分析其未来10－20年的基本走向。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五届政府的改革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在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这些改革包含着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的基本价值，也隐含着组织效率发展、职能配置效率提高和政治效率改善的基本逻辑。从组织、职能和政治三个逻辑，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并预测中国政府体制未来10－20年的基本改革走向。

一、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成果

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包括整个国家权力结构的调整，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党政关系，立法、司法、行政之间的关系等，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运作法制化，政府决策民主化，公务员制度建设等。从具体管理去看，还包括国防、公安、科学、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等管理体制改革。

不过，从行政学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就是如何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其主要实践表现为每隔五年进行一次的国家机构改革。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每隔五年均开始一场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的改革。这一变革可以说构成了最近20多年来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涵。

对于这些改革，社会舆论往往有一个误解：每一次改革，似乎都没有什么成绩，每一次改革之后，机构继续增加，人员依然膨胀，政府机构改革往往是表面文章。

这些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轰轰烈烈的运动式的改革运动过去之后，总有或多或少的回潮。机构精简之后，又往往会膨胀；人员精简之后，又会大幅度增加。从而人们往往把政府机构改革描述为一个个的怪圈：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不过公平地说，虽然有循环，但循环是渐进的，而不是原地踏步的，因为每一次改革，应该说都留下了重要的改革成果：

1982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把100个工作部门精简到61个，除此之外，还精简了大量的领导职数，副总理职数下降，副部级职数也减少了很多，一般一个部为若干个副部长，而改革前有些部门副部长有20来个。此外还解决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问题，如省部级干部正职65岁退休，副职60岁退休。这些改革，不仅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的组织效率，而且还为后来的实际上具有很多政治发展的意味。

1982年的改革成就是显著的，但改革后国务院机构数有回潮，增加了11个。1988年的改革，国务院部委机构减少到41个，工作机构数继续减少到68个，编制减少9700多个，并开始把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联系起来，重点是实现政企分开，弱化政府的微观管理职能，强化综合管理职能，精简专业部门，强化宏观调控部门。这次改革的特色是认识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机构改革的困难，开始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来设计和实施政府机构改革。这次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流产，但政府机构改革的种种设想在随后的改革中却得到了实施，这些改革为将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条件。

1992年开始，中国正式确立要建设市场经济，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目标转变为如何转变政府职能。不过，由于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建设，政府职能不可能马上转变到位，因此1993年机构精简的成就并不显著，比如国务院工作部门1993年从86个仅仅减少到59个，但1997年膨胀到72个了。精简的人员也是如此。当然，很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前政府机构精简与膨胀的循环，主要与政府机构设置与变更缺乏法律约束，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不过这一语言可以转变为非法律的行政学语言：政府机构能够很轻松地膨胀，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机构设置与职能变更，行政人员有很大的权力，行政机关自己就可以确定，而不需要立法机关的约束，没有外部的约束力量。

1998年的改革，可以说是大体走出了精简与膨胀的循坏怪圈，其关键是着眼于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精简了很多与计划经济相关的经济部门。这些经济部门转变为国家经贸委下属的9个局，而这9个局没有在改革之后恢复原来的身份，在2001年2月19日，终于找到了各自的归宿：7个局撤销，国家煤炭生产局改称国家安全生产局，只有国家烟草专卖局依然保留。到此为止，中央各部委办直属局公务员从1997年3.4万人减少到1.7万人，国务院人员编制总数减少了47.5％。不过，改革的动力虽然是有很大的财政压力，但是改革的成本依然是很高的，中央财政并未因此而节约，反而为此多支出了20％。除此之外，一些市场监管机构得到了强化，规格提高了，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国家出入境经验检疫局合并成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成为正部级单位。而一些部门下面也设立了很多司局级单位，比如外贸部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司，还成立了中国政府世贸组织通报咨询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等。还成了了一些正部级单位，如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等。为了加强国家对重点大学的管理和支持力度，一些重点大学校长和书记升格为副部级。这些部门职能的强化或许是必要的，但并非一定要通过提高机构和官员的行政级别来运作。这些现象都可以看作是1998年改革之后的回潮。但即便如此，改革成就依然得到了巩固。

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依据是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十六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其核心内容是：（一）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健全金融监管体制，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继续推进流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商务部；（五）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六）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七）不再保留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3年春天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没有在机构数量和人员规模上下功夫，但通过机构调整，为了建设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体制奠定了组织基础。

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五次机构改革，可以看到如下特征：

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虽然有精简－膨胀的循环，但是改革成就是不可抹煞的，一是机构数和人员数虽然每一次改革之后都有回潮，但实际上回潮的幅度要小于改革的幅度，所以机构总数从长期来看是一直在下降的。

各级政府机构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逐渐放弃了物资分配权，物价控制权，企业经营管理权，国营企业逐步萎缩，并且基本实现了股份化、市场化经营，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市场经济的雏形基本形成，政府职能转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府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的力量，在各个领域开始发挥作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政府运作的基本要求。政府的职能也因此开始而走向法制化的轨道，领导人的指示、条子、批示，上级部门的红头文件，如通知等，依然发挥作用，但作用已经大不如前。政府的执法职能越来越强化，成为政府的重中之重。

政府的权力开始逐步下放，条条的力量依然很强，但块块的力量越来越得到了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强调公民参与，强调公民和公共服务消费者对政府活动的评价。全国各地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实行让公民评价政府绩效的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政府改革的焦点依然是机构、职能和人员编制数，但基本的制度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财政预算制度和财务制度改革、领导干部选拔任命制度改革、政务信息制度改革等，在宏观的机构和人员改革之后逐步推行。政府管理开始逐步重视质量。

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始得到重视，国外放松管制的改革，行政决策、执行与监督三权相对独立和协调，政府公共服务领域里引入竞争机制等，在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多借鉴。

二、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

通过对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隐藏在这些改革背后的基本价值和基本逻辑。从价值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改革主要是追求三种效率，而从逻辑的角度来说，政府的改革隐藏着三种基本逻辑。

一个政府效率如何，决定于很多因素。其中有三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一是组织效率，二是职能效率，三是政治效率。任何着眼于效率的政府改革，至少都包含着这三个方面的考虑。

从理想化状态来说，组织效率，主要体现在其组织结构的合理性方面。对一个国家的中央行政机关来说，一个充分实现组织效率的政府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总理，一个在总理无法正常行使职务权利时代行总理权力但平时是虚职的副总理，很多临时性的、没有行政责任的、直接为总理服务的专家或专家顾问小组，10－15个内阁成员，由内阁成员领导的10－15个内阁部，每个内阁部内部合理的决策与执行组织结构、总理直接领导很多职能相对单一、法律依据明确、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易于监督的执法性质的行政机构。

职能效率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比如政府几乎不需要管理国有企业，或者需要管理的国有企业数量极少，有很强的市场经济自律制度，很多市场监管职能如金融、证券和一般市场监管不需要很强的行政监督，因为有很强的立法和司法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公共服务是层级化的，不需要行政机构直接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如教育、体育、医疗、公共卫生等。很多比较特殊的部门，政府的职能也比较有限，与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在经济领域，资源配置完全由市场自身组织，市场的运行，大多数情况下也由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自主监管，政府主要是提供基本的法律与秩序，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来提供基础设施，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政治效率主要体现在宏观政治框架是否合理，政治合法性机制是否到位。宏观政治框架主要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司法事务与行政事务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分工，行政机关管辖行政事务，立法机关管辖政治事务，司法机关管辖司法事务，三个机关形成相互监督、相互良性合作、相互支持的关系。另外，一个国家体制、政策和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需要有专门的政治途径来完成，如果专门的政治途径如选举等没有充分发达，不得不让行政机构作为直接承担政治合法性的汲取功能，也就是说国家的政策方针之民间认可，主要由行政机关来承担，那么行政机构的职能配置就不是最合理的，其组织结构也将超出行政效率所需要的水平。如果某个机构，比如行政机关，过多地承担了太多的立法事务和司法事务，那么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就会下降，因为行政机关的职能不得不夹杂很多政治和司法性质，政府职能无法达到最佳水平，职能配置自然不当，最终将导致组织结构无法达到最佳水平。

理想的政府是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都处于最大化状态的政府。如果在某个方面没有最大化，其他方面的效率也将随之难以达到最大化。

比如，如果组织效率的最大化，需要政府职能转变和政治效率的条件。如果政府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政治效率的制度化装置没有建设好，政府组织效率的最大化是很难实现的。也就是说，政府机构和领导职数的数量很难达到最佳精简的水平。

职能转变也需要由组织效率和政治效率相配套。如果组织机构依然庞大，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往往会遇到各个组织部门利益的顽强抵抗。如果政治上行政机关承担了过多的立法功能和司法功能，承担了过多的执法监督功能，那么政府的职能就很难精简，职能转变就有很大的困难。

政治效率，显然也需要政府组织效率和职能转变效率的支撑。如果职能配置不合理，政府管理太多的事情，组织效率就会最小化，而且难以取得改革成就，政治效率也不可能是最优的。政治效率没有改善，反过来，组织效率和职能效率改善也将受到制约。

中国政府的问题是，组织效率、职能效率和政治效率三个方面均不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到目前为止，每一届政府上任伊始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5次。并且可以预料今后还将继续改革，因为三个方面的改革目标都没有实现，组织、职能和政治三个方面的效率都没有最大化。

三、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

回顾这五次改革，总结其成果，分析其所包含的基本价值，可以发现，20多年的政府改革历史，其实蕴含着三个逻辑：组织逻辑、职能逻辑与政治逻辑。这三个逻辑，贯穿着政府机构改革的始终，构成了政府改革的动力和阻力，也构成了进一步推动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尤其是将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改革的理论思维与进一步操作方案的选择次序和空间。分析这一逻辑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府改革的过去，更好地把握当前改革的性质，以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第一次改革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文革后开始启动改革开放政策，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和发展，文革期间的许多老干部落实政策，官复原职，这解决了文革期间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但也导致了许多新的问题：国务院机构数量达到100个，有些部门副部长达到20来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到达历史最高峰。与此同时，国务院的组织效率也随之下降到最低点。为了改善组织效率，1982年进行机构精简和人员精简，通过顾问委员会以及提高退休待遇的办法让老干部退居二线。组织效率，工作效率，是此次改革的核心推动力。精简机构与人员，以及妥善安排老干部，是此次改革的核心手段。

1982年改革，组织逻辑推动很大，政治阻力很小，一方面是因为方法得当，对老干部的利益给与了尽可能的照顾，减少了利益方面的阻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老干部的高度的政治觉悟。但是职能逻辑构成了阻力，因为当时整个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部级机构精简，但职能不变，并且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越来越繁杂，这很难让机构精简下来。为了发展经济，精简掉的机构又重新恢复和发展，到1987年时机构和人员已经迅速回潮。不过，由于当时的经济体制已经开始转轨，物资部门和流通部门开始通过双轨制改革逐步进入市场化阶段，这为机构精简提供了职能转变的空间。政府职能转变提上日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这次改革，组织逻辑继续发挥作用，但职能转变逐渐与上升到与行政效率同等的地位。经济改革，与组织人员精简一样成为机构改革的主要手段。

职场转正总结篇（6）

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对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分配关系 ,财政的职能和国家的职能密切联系 ,并受其制约。财政职能是财政固有的客观功能 ,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财政分配过程中 ,财政通过与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表现出自己的功能 ,并获得一定的效果。改革开放 2 0年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化 ,国家财政职能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成为过去 ,符合及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财政职能正在转变(产生 )和培育 ,即“两职能说 (分配和监督职能 )”“三职能说 [分配 (筹集资金和供应资金 )、调节与监督职能 ]”“四职能说 (分配、配置、调控和监督职能 )”。分配职能 :是财政固有的功能 ,导源于分配关系 ,是财政本质最直接、最具体的集中反映。这是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职能 ,把财政作为一种分配手段 ,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筹集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料 ,然后供应安排出去的客观功能。配置职能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特有的职能。

国家通过财政对经济运行中的资源进行直接干预 ,影响资源的流向和流量以达到符合意向的资源分布状况来弥补市场失灵所造成的资源浪费。调控职能 :政府财政通过税收、支出、转移、支付等政策 ,弥补市场缺陷 ,引导微观经济行为符合宏观发展目标 ,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在结构上的平衡。监督职能 :财政在分配、配置资源和调控经济过程中 ,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活动状况进行综合反映和制约的客观功能。不论什么性质的国家、什么类型的财政都有其职能上的共性 :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提供公共产品。而我国财政则有自己的特点 :国家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双重身分 ,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向社会取得收入并用于政府公共活动支出 ,它是以政府职能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管理为逻辑前提的一种财政。或者具体地说在以国家为主体的统一的财政前提下分为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两部分。前者是国家以政权行使者的身分主要以税收形式筹集资金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满足公共需要。后者是财政代表国家以生产资料所

有者的身分从价值形态上对国有资产和资源进行宏观管理和经营 ,并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以壮大国有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国有资产收益 (资产占用费、利润、租金、股息、红利等 )和发行的公债。公共财政的活动局限在市场失效的范围内 ,是一种供给型财政 :国有资产管理财政活动于市场有效运行的范围内 ,是一种经营性的活动。这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界基本得到认可的“双重结构管理”财政模式。经济体制等各项改革的深入进行 ,也为我国财政的理论和实践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即财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 ,要按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逐步退出生产经营领域 ,把精力主要放在公共支出上。也说是说 ,适应形势的需要 ,国家财政必须加强其宏观调控功能 ,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应该说 ,这些年来财政体制改革进展顺利 ,取得的成绩显著。

但面对2 1世纪新的挑战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的财政职能还明显存在着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 :财政职能的界定还不够明确和规范 ,财政支出的结构和顺序还应进一步调整 ,有些重点方面还要突出和加强。一些应由企业、个人或社会其他方面承担的职责 ,财政还未完全放开 ,还在过多过细参与微观经济活动和某些事务性管理。而本应由财政代表国家、政府参与分配、管理的领域却又未能有效地负起责任。各地和某些行业不同程度的“乱收费”,不仅造成财力分散 ,而且还是贪污浪费、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矛盾集中起来 ,突出表现为国家财政集中的财力 ,特别是中央财政集中的财力与国家赋予的职责不相适应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财政收入占 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都低得多。这种财力状况 ,不适应宏观经济稳定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要求 ,与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的客观需要有着明显的差距。加之 ,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 ,有些该办的事没钱办 ,不该管的事管多了 ,致使久已存在的矛盾更加难以解决。因此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振兴国家财政 ,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加快财政职能的转变。

二、财政职能的定位——“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框架”

在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要重新界定、规范财政的职能 ,就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 ,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对我有用的东西。应当明确 ,国家作为宏观调控的主宰 ,必须保持稳固的财政基础 ,即保证必要的财力 ,尤其是中央的财力。因为这是进行必要公共支出、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增强社会保障能力、调节地区经济发展、优化配置资源的需要。也就是说 ,财政过去的一些职能应转变 ,一些职能需要进一步加强 ,重点解决其“越位”与“缺位”问题。

1999年 ,项怀诚部长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指出 :“转变财政职能 ,优化支出结构 ,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财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建立我国公共财政的框架体系也成为必然。国际经验和理论分析都充分表明 ,公共财政模式最能切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也是迄今为止惟一成功地实现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的模式。它要求政府财政活动 ,应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基础进行运作 ,以“公共”的角度为财政定位。也就是说 ,资源主要应由市场来配置 ,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包揽一切。要把市场能够调节的经济活动全部交给市场机制去调节 ,财政职能的范围只能是公共财政的范围。具体包括以下领域 :

1 .有效配置资源。提供市场机制难以有效供应的社会公共服务 ,包括行政、国防、义务教育、基础科学、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等。

2 .稳定经济。世界公认的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是 :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财政政策是政府可采用的稳定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手段。即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 ,并与货币等其他政策配合 ,建立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宏观调控体系 ,监管国有资产的运营 ,调整产业结构 ,增加就业 ,防止通货膨胀 ,使社会总供需平衡 ,努力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3 .调控收入的分配。即通过税收、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工具 ,从宏观上调控分配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均稳各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公共财政的框架建设及改革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 )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公共支出 ,一般说来不再投资国有企业或用于生产性建设。 (2 )财政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应从过去直接的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 (3 )对国有资产应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代表分级分类监督、企业自主经营的方法 ,促使其保值和增值。 (4)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 ,应进一步下放权限 ,减少事务性管理 ,规范并充分调动地方的理财积极性。 (5)各级财政都应公开办事规则 ,规范办事程序 ,克服随意性 ,增强透明度 ,完善监督机制 ,提高办事效率。 (6 )强化财税政策的政令统一 ,加强资金的统一管理 ,科学规范预算内容和管理方法 ,坚决、有步骤地推行“费改税”,实行收支“两条线”,下决心堵塞乱收费的源头。加强国家财政对政府内外债务的统一管理 ,继续有重点、有步骤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切实向公共财政的职能转变。

三、转变财政职能 ,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基本框架的措施

1 .转变观念 ,树立新型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观 ,摒弃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性财政为主的传统观念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生产力水平较低 ,经济结构不很合理 ,市场机制不健全 ,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资源配置效率低 ,过去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较强 ,使得财政在国家资金配置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突出表现为财政 (政府 )投资额在社会总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发达国家 (后者则不到 3 0 % )。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 ,而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占的比重较大 ,生产性投资比重很小 ,其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于国有企业的支出比例很低。回顾我国 2 0年所走过的路及改革开放前的情况 ,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作用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过强 ,致使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低、金融体系很不健全的情况下 ,反而导致经济发展时常受阻。为此 ,我们应抓住机遇 ,积极进取 ,向效率更高的体制目标迈进。

第一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粮食流通体制、投融资体制、住房、医疗、金融制度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系 :为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一个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 ,一个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一个以按劳分配为主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 ,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努力创造条件。

第二 ,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实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的转变 ,改变过去财政重收入、重分配、轻监管的状况。财政资金运用要逐步退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 ,转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方面来 ,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的“越位”和“缺位”问题。通过深化财政改革 ,逐步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 ,重视和加大科教投入 ,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改变。

第三 ,做好思想准备 ,认清形势 ,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 1 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 ,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已接近公共财政的领域 ,或已具有公共财政的某些重要特征 ,只有基本建设投资、企业技改和新产品试制费两项支出 ,历来为人们所重视 ,认为它们占中央和地方的支出总额的比重过低。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生产性财政观念根深蒂固 ,且具有惯性 ,其实这两项中 ,也有一部分属于公共支出 ,要看具体的项目 ,才能分清其归属。因此 ,要转变财政职能 ,建立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和改革发展要求的新型的公共财政体制 ,必须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认清其艰巨性和复杂性 ,周密计划 ,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把公共支出、促进公平分配、调控宏观经济、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优化配置资源等作为财政的主要任务 ,逐步向公共财政职能的方向根本转变。

2 .处理好职能和财源建设的关系 ,要继续建设财源 ,努力把“蛋糕”做大“发展才是硬道理”,体现到财政上 ,可以说就是“把蛋糕做大”或进行财源建设。为了使财政收入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的需要 ,最根本、有效的办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 ,这样财政才有可供分配的物质基础 ,财政调控也才有力量。有人认为当前经济困难由生产严重过剩造成 ,过剩的原因是需求不足 ,而贫富差距即少数人占据大量财富、大多数人手中财富有限从而行不成有效需求 ,所以主张调整分配。笔者认为 ,这种杀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思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利。一个国家要进步 ,首先必须发展生产、发展经济 ,就是说要想办法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先考虑怎样切的问题 ,一块小“蛋糕”不管如何切也是很难让人满意的。做“大蛋糕”或财源建设 ,说到底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财政效益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活动。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建设型财政”,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政府都承担着宏观管理经济、组织财源建设的职责。政府在经济建设和财源建设上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今所谓“守夜人”的政府早已不存在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源建设 ,主要靠指令和行政命令 ,由少数政府领导和财经干部运筹于“帷幄”之中 ,商讨于会议之上 ,奔走于部门之间 ,吵体制、争项目、争投资 ,讨价还价 ,把目光都集中到财政这块“蛋糕”上 ,以致相当一部分的财源建设在“政策”与“对策”的对奕和互占互挤的角斗中被耗掉 ;加之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中追求“政绩”的短期行为而造成的负面效应就更大。事实证明 ,财源建设整体运作机制存在弊端——财源的开发培育缺乏社会内在动力。市场经济体制下 ,财政职能转向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之后 ,给财源的建设赋予了新的含义、提出了新的要求 ,决不是不再抓财源建设 ,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解决财政困难的根本出路在于培植和壮大财源。因此 ,在财政职能转换的过程中 ,财政参与财源的建设 ,应在充分发挥地方优势、注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科技进步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等方面多花力气 ,重点放在保持主体财源、拓展新兴财源、培育后续财源上 ,确保财政实力的不断壮大。具体地说 ,公共财政下的财源建设 ,我们认为应具有以下特点 :

第一 ,财源建设的主体不再是政府 ,更不是单纯的财政行为 ,而是全社会各类经济成分的市场主体。

第二 ,政府不再插入微观经济的具体经营管理 ,着重于公共管理、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同时按市场经济规律和鼓励竞争的原则 ,为各类经济的企业提供公平的税收政策 ,不搞特殊化的税收优惠和税收歧视 ,坚持依法理财 ,坚持“国民待遇”原则。

第三 ,改革预算管理 ,推进依法理财 ,坚持早编预算 ,细编预算 ,并从基层编起 ,按标准、定额和具体项目落实预算内容 ,加大预算外资金统筹安排力度 ,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第四 ,实施县级财政综合改革 ,努力加强县级财源建设 ,加大对困难县的支持力度 ,推动县级财政上规模、上水平 ,改变许多地、县“吃饭财政”的局面。县级财政是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城乡经济联合的纽带 ;县级财政状况的好坏 ,是能否振兴地方经济、加快贫困地区开发建设的关键所在。因此 ,县级财政状况如何 ,直接制约地方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只有县级财政搞活了 ,财源充裕了 ,地方经济才能振兴 ,国家财政的振兴也才真正有望。

3 .优化支出结构 ,坚持科学的财政支出顺序按照公共财政的范围要求 ,在当前聚财有限和用财无限的矛盾非常突出的情况下 ,重新界定和规范财政支出范围 ,严格支出顺序 ,保证重点需要。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体制改革 ,对现有财政供给部门进行全面调查 ,严控人员编制和经费标准 ,下决心压缩一些不必要的行政事业费 ,坚持抑制财政供养人员及其经费增长过快的势头。对用在建设方面的财政资金应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 ,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天然垄断的产业及公共工程建设方面。第二 ,对关系国计民生、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建设项目财政还要投资 ,但必须保证效果 ,避免、防止盲目和重复建设 ,要真正对这部分资金的使用负责。第三 ,严防财政资金投入到一般加工工业上 ,即财政应坚决退出生产领域。

4.逐步理顺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建立公共财政 ,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长期以来财政已在竞争性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 ,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 ,这些国有企业仍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支柱和经济基础。这样 ,理顺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关系 ,调整财政对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投入 ,也就成为财政转变职能的关键。

第一 ,建立公共财政的关键 ,首先必须是实现财政由生产性向非生产性的转变 ,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要退出经济建设领域。它强调的是财政不要向竞争性领域延伸 ,要把对生产、经营方面的投入逐步转到支持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其他社会公共需要方面 (也就是说财政逐步减少向竞争性领域的投资 )。因此 ,要处理好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关系 ,首先必须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 ,即财政作为两大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之一 ,要在坚持优化国有资产配置、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关系方面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 ,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已有 8万多亿元 ,这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发展的物质基础 ,是实现第二、三步战略目标的雄厚物质力量。但现在结构不合理 ,经营粗放、管理滑坡、效益不好 ,必须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制度创新 ,果断地进行其经济结构调整 (包括企业结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调整 ) ,积极发展资本市场 ,引导和盘活国有资产存量 ,促进其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在这个过程中 ,要合理调整分配格局和支出结构 ,切实履行财政分配、调节、监督的功能 ,解决好分配不公、混乱的状况。通过调整支出结构 ,以必要的增量带动国有资产在较大范围、数量上的合理流动促进其在流动中增值增效 ;通过投入方式的转变 ,为市场经济和企业平等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充分发挥财政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更有力地支持经济建设。

第二 ,进一步减少财政对国有微观企业的事务性管理 ,这是转变财政职能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同时也要彻底取消财政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性乃至政策性亏损补贴 ,使那些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依法破产 ,国家财政不应再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 ,只以投入的资本额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应促使企业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这样 ,财政才能真正卸下“包袱”,从而也才真正能把有限的财力用到调控宏观经济、优化配置资源、调节收入的分配等公共职能上。

5.建立和完善财政法规 ,这是转换财政职能、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保障建立公共财政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法规体系作保障 ,使之具有稳定性、普遍性和规范性。公共财政有一个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法规体系也有一个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 ,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勇于探索、创新 ,围绕公共财政“职能明确 ,体制完善 ,调控有力 ,支出规范 ,保障可靠”的总体目标 ,制定一部《公共财政法》,为建立公共财政的框架创造良好条件。

6 .实施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

政府采购是实现反经济周期调节、合理配置资源、促进产业良性发展的强有力工具。必须健全和完善之 ,规范其运作行为和程序 ,逐步把采购范围扩大到财政专项支出领域。

7.将社会保障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西方经济学认为“社会保障”的本质涵义是政府保障。从我国的情况来看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原因很多 ,其中政府财力有限、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应是主要原因。因此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发展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财政的财力支持。总之 ,在宏观调控这个广阔舞台上 ,要谋求政府财政职能的逐步转变及作用更大程度的发挥 ,各级领导必须适应

形势 ,转变思路 ,高瞻远瞩 ,进一步提高理财水平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推进跨世纪公共财政的改革与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邓子基 .财政学原理 (修订本 ) [M].经济科学出版社 ,1 989.

[2 ]项怀诚部长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 1 999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Z].

[3 ]牟放 .重新界定我国财政的职能范围 [J].中国财政 . 1999,(1 ) .

[4]本刊评论员 .财政工作要讲政治 [J].中国财政 .1999,(1 ) .

[5]杨光焰 .实现一个转变 [N].中国财经报 . 1999-09- 10 (3 ) .

[6 ]张松涛 .关于我国财政职能的转变问题 [J].经济学动态 . 1999,(5) .

[7]雍忠诚 .公共财政与财源建设 [N].中国财经报 .1999- 05- 28(3 ) .

职场转正总结篇（7）

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对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分配关系,财政的职能和国家的职能密切联系,并受其制约。财政职能是财政固有的客观功能,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财政分配过程中,财政通过与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表现出自己的功能,并获得一定的效果。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化,国家财政职能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成为过去,符合及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财政职能正在转变(产生)和培育,即“两职能说(分配和监督职能)”“三职能说[分配(筹集资金和供应资金)、调节与监督职能]”“四职能说(分配、配置、调控和监督职能)”。分配职能:是财政固有的功能,导源于分配关系,是财政本质最直接、最具体的集中反映。这是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职能,把财政作为一种分配手段,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筹集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料,然后供应安排出去的客观功能。配置职能: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特有的职能。

国家通过财政对经济运行中的资源进行直接干预,影响资源的流向和流量以达到符合意向的资源分布状况来弥补市场失灵所造成的资源浪费。调控职能:政府财政通过税收、支出、转移、支付等政策,弥补市场缺陷,引导微观经济行为符合宏观发展目标,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在结构上的平衡。监督职能:财政在分配、配置资源和调控经济过程中,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活动状况进行综合反映和制约的客观功能。不论什么性质的国家、什么类型的财政都有其职能上的共性: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提供公共产品。而我国财政则有自己的特点:国家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双重身分,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向社会取得收入并用于政府公共活动支出,它是以政府职能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管理为逻辑前提的一种财政。或者具体地说在以国家为主体的统一的财政前提下分为公共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两部分。前者是国家以政权行使者的身分主要以税收形式筹集资金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满足公共需要。后者是财政代表国家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分从价值形态上对国有资产和资源进行宏观管理和经营,并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壮大国有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国有资产收益(资产占用费、利润、租金、股息、红利等)和发行的公债。公共财政的活动局限在市场失效的范围内,是一种供给型财政:国有资产管理财政活动于市场有效运行的范围内,是一种经营性的活动。这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界基本得到认可的“双重结构管理”财政模式。经济体制等各项改革的深入进行,也为我国财政的理论和实践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财政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要按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逐步退出生产经营领域,把精力主要放在公共支出上。也说是说,适应形势的需要,国家财政必须加强其宏观调控功能,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应该说,这些年来财政体制改革进展顺利,取得的成绩显著。

但面对21世纪新的挑战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我国的财政职能还明显存在着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财政职能的界定还不够明确和规范,财政支出的结构和顺序还应进一步调整,有些重点方面还要突出和加强。一些应由企业、个人或社会其他方面承担的职责,财政还未完全放开,还在过多过细参与微观经济活动和某些事务性管理。而本应由财政代表国家、政府参与分配、管理的领域却又未能有效地负起责任。各地和某些行业不同程度的“乱收费”,不仅造成财力分散,而且还是贪污浪费、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矛盾集中起来,突出表现为国家财政集中的财力,特别是中央财政集中的财力与国家赋予的职责不相适应: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都低得多。这种财力状况,不适应宏观经济稳定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要求,与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的客观需要有着明显的差距。加之,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有些该办的事没钱办,不该管的事管多了,致使久已存在的矛盾更加难以解决。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振兴国家财政,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财政职能的转变。

二、财政职能的定位——“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框架”

在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重新界定、规范财政的职能,就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对我有用的东西。应当明确,国家作为宏观调控的主宰,必须保持稳固的财政基础,即保证必要的财力,尤其是中央的财力。因为这是进行必要公共支出、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增强社会保障能力、调节地区经济发展、优化配置资源的需要。也就是说,财政过去的一些职能应转变,一些职能需要进一步加强,重点解决其“越位”与“缺位”问题。

1999年,项怀诚部长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指出:“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初步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财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建立我国公共财政的框架体系也成为必然。国际经验和理论分析都充分表明,公共财政模式最能切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迄今为止惟一成功地实现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的模式。它要求政府财政活动,应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基础进行运作,以“公共”的角度为财政定位。也就是说,资源主要应由市场来配置,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包揽一切。要把市场能够调节的经济活动全部交给市场机制去调节,财政职能的范围只能是公共财政的范围。具体包括以下领域:

1.有效配置资源。提供市场机制难以有效供应的社会公共服务,包括行政、国防、义务教育、基础科学、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等。

2.稳定经济。世界公认的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财政政策是政府可采用的稳定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手段。即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并与货币等其他政策配合,建立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宏观调控体系,监管国有资产的运营,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就业,防止通货膨胀,使社会总供需平衡,努力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3.调控收入的分配。即通过税收、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工具,从宏观上调控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均稳各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公共财政的框架建设及改革应从以下方面着手:(1)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公共支出,一般说来不再投资国有企业或用于生产性建设。(2)财政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应从过去直接的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3)对国有资产应实行国家统一所有、政府代表分级分类监督、企业自主经营的方法,促使其保值和增值。(4)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应进一步下放权限,减少事务性管理,规范并充分调动地方的理财积极性。(5)各级财政都应公开办事规则,规范办事程序,克服随意性,增强透明度,完善监督机制,提高办事效率。(6)强化财税政策的政令统一,加强资金的统一管理,科学规范预算内容和管理方法,坚决、有步骤地推行“费改税”,实行收支“两条线”,下决心堵塞乱收费的源头。加强国家财政对政府内外债务的统一管理,继续有重点、有步骤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切实向公共财政的职能转变。

三、转变财政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基本框架的措施

1.转变观念,树立新型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观,摒弃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性财政为主的传统观念由于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结构不很合理,市场机制不健全,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低,过去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较强,使得财政在国家资金配置方面起着主导作用,突出表现为财政(政府)投资额在社会总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发达国家(后者则不到30%)。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而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占的比重较大,生产性投资比重很小,其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于国有企业的支出比例很低。回顾我国20年所走过的路及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作用和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过强,致使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低、金融体系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反而导致经济发展时常受阻。为此,我们应抓住机遇,积极进取,向效率更高的体制目标迈进。

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粮食流通体制、投融资体制、住房、医疗、金融制度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系:为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一个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一个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一个以按劳分配为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努力创造条件。

第二,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的转变,改变过去财政重收入、重分配、轻监管的状况。财政资金运用要逐步退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转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方面来,从根本上解决财政的“越位”和“缺位”问题。通过深化财政改革,逐步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重视和加大科教投入,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改变。

第三,做好思想准备,认清形势,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已接近公共财政的领域,或已具有公共财政的某些重要特征,只有基本建设投资、企业技改和新产品试制费两项支出,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认为它们占中央和地方的支出总额的比重过低。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形成的生产性财政观念根深蒂固,且具有惯性,其实这两项中,也有一部分属于公共支出,要看具体的项目,才能分清其归属。因此,要转变财政职能,建立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和改革发展要求的新型的公共财政体制,必须做好充分思想准备,认清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周密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逐步推进。把公共支出、促进公平分配、调控宏观经济、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优化配置资源等作为财政的主要任务,逐步向公共财政职能的方向根本转变。

2.处理好职能和财源建设的关系,要继续建设财源,努力把“蛋糕”做大“发展才是硬道理”,体现到财政上,可以说就是“把蛋糕做大”或进行财源建设。为了使财政收入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的需要,最根本、有效的办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这样财政才有可供分配的物质基础,财政调控也才有力量。有人认为当前经济困难由生产严重过剩造成,过剩的原因是需求不足,而贫富差距即少数人占据大量财富、大多数人手中财富有限从而行不成有效需求,所以主张调整分配。笔者认为,这种杀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思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利。一个国家要进步,首先必须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就是说要想办法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先考虑怎样切的问题,一块小“蛋糕”不管如何切也是很难让人满意的。做“大蛋糕”或财源建设,说到底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财政效益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活动。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下的“生产建设型财政”,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政府都承担着宏观管理经济、组织财源建设的职责。政府在经济建设和财源建设上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所谓“守夜人”的政府早已不存在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财源建设,主要靠指令和行政命令,由少数政府领导和财经干部运筹于“帷幄”之中,商讨于会议之上,奔走于部门之间,吵体制、争项目、争投资,讨价还价,把目光都集中到财政这块“蛋糕”上,以致相当一部分的财源建设在“政策”与“对策”的对奕和互占互挤的角斗中被耗掉;加之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中追求“政绩”的短期行为而造成的负面效应就更大。事实证明,财源建设整体运作机制存在弊端——财源的开发培育缺乏社会内在动力。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职能转向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之后,给财源的建设赋予了新的含义、提出了新的要求,决不是不再抓财源建设,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解决财政困难的根本出路在于培植和壮大财源。因此,在财政职能转换的过程中,财政参与财源的建设,应在充分发挥地方优势、注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科技进步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等方面多花力气,重点放在保持主体财源、拓展新兴财源、培育后续财源上,确保财政实力的不断壮大。具体地说,公共财政下的财源建设,我们认为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财源建设的主体不再是政府,更不是单纯的财政行为,而是全社会各类经济成分的市场主体。

第二,政府不再插入微观经济的具体经营管理,着重于公共管理、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同时按市场经济规律和鼓励竞争的原则,为各类经济的企业提供公平的税收政策,不搞特殊化的税收优惠和税收歧视,坚持依法理财,坚持“国民待遇”原则。

第三,改革预算管理,推进依法理财,坚持早编预算,细编预算,并从基层编起,按标准、定额和具体项目落实预算内容,加大预算外资金统筹安排力度,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第四,实施县级财政综合改革,努力加强县级财源建设,加大对困难县的支持力度,推动县级财政上规模、上水平,改变许多地、县“吃饭财政”的局面。县级财政是国家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经济联合的纽带;县级财政状况的好坏,是能否振兴地方经济、加快贫困地区开发建设的关键所在。因此,县级财政状况如何,直接制约地方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只有县级财政搞活了,财源充裕了,地方经济才能振兴,国家财政的振兴也才真正有望。

3.优化支出结构,坚持科学的财政支出顺序按照公共财政的范围要求,在当前聚财有限和用财无限的矛盾非常突出的情况下,重新界定和规范财政支出范围,严格支出顺序,保证重点需要。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体制改革,对现有财政供给部门进行全面调查,严控人员编制和经费标准,下决心压缩一些不必要的行政事业费,坚持抑制财政供养人员及其经费增长过快的势头。对用在建设方面的财政资金应把握以下原则:第一,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天然垄断的产业及公共工程建设方面。第二,对关系国计民生、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建设项目财政还要投资,但必须保证效果,避免、防止盲目和重复建设,要真正对这部分资金的使用负责。第三,严防财政资金投入到一般加工工业上,即财政应坚决退出生产领域。

4.逐步理顺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建立公共财政,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长期以来财政已在竞争性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仍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支柱和经济基础。这样,理顺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关系,调整财政对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投入,也就成为财政转变职能的关键。

第一,建立公共财政的关键,首先必须是实现财政由生产性向非生产性的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要退出经济建设领域。它强调的是财政不要向竞争性领域延伸,要把对生产、经营方面的投入逐步转到支持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其他社会公共需要方面(也就是说财政逐步减少向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因此,要处理好财政和国有企业的关系,首先必须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即财政作为两大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之一,要在坚持优化国有资产配置、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制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关系方面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已有8万多亿元,这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实现第二、三步战略目标的雄厚物质力量。但现在结构不合理,经营粗放、管理滑坡、效益不好,必须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制度创新,果断地进行其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企业结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调整),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引导和盘活国有资产存量,促进其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在这个过程中,要合理调整分配格局和支出结构,切实履行财政分配、调节、监督的功能,解决好分配不公、混乱的状况。通过调整支出结构,以必要的增量带动国有资产在较大范围、数量上的合理流动促进其在流动中增值增效;通过投入方式的转变,为市场经济和企业平等竞争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充分发挥财政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更有力地支持经济建设。

第二,进一步减少财政对国有微观企业的事务性管理,这是转变财政职能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同时也要彻底取消财政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性乃至政策性亏损补贴,使那些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依法破产,国家财政不应再对企业承担无限责任,只以投入的资本额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应促使企业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样,财政才能真正卸下“包袱”,从而也才真正能把有限的财力用到调控宏观经济、优化配置资源、调节收入的分配等公共职能上。

5.建立和完善财政法规,这是转换财政职能、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保障建立公共财政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法规体系作保障,使之具有稳定性、普遍性和规范性。公共财政有一个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法规体系也有一个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因此,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勇于探索、创新,围绕公共财政“职能明确,体制完善,调控有力,支出规范,保障可靠”的总体目标,制定一部《公共财政法》,为建立公共财政的框架创造良好条件。

6.实施规范的政府采购制度

政府采购是实现反经济周期调节、合理配置资源、促进产业良性发展的强有力工具。必须健全和完善之,规范其运作行为和程序,逐步把采购范围扩大到财政专项支出领域。

7.将社会保障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西方经济学认为“社会保障”的本质涵义是政府保障。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原因很多,其中政府财力有限、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应是主要原因。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财政的财力支持。总之,在宏观调控这个广阔舞台上,要谋求政府财政职能的逐步转变及作用更大程度的发挥,各级领导必须适应形势,转变思路,高瞻远瞩,进一步提高理财水平和驾驭全局的能力,推进跨世纪公共财政的改革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学原理(修订本)[M].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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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光焰.实现一个转变[N].中国财经报.1999-09-10(3).

[6]张松涛.关于我国财政职能的转变问题[J].经济学动态.1999,(5).

职场转正总结篇（8）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5-0011-04

按照党的十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总体思路，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启动了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第七次机构改革。这次机构改革是在以往改革基础上的一次渐进整合式改革。看似庞大的国务院机构改革系统工程中，其实始终有一条逻辑主线，即组织整合与结构优化。本文基于系统、整体、协同的分析视角，观察和理解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一、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重在渐进整合

（一）机构整合

整体效能原则是政府组织结构设计的重要原则。政府组织结构可以理解为部门职能分工和在分工的各部门之间达到协调整合的方式的总和。[1] 因此，机构改革首先必须认真思考并解决部门职权分化、行政管辖权与公共管理之间边界关系模糊、横向联系加强以及由于政策和管理“碎片化”[2]所导致的行政能力“软化”和功能失调问题。《方案》强调“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重点围绕转变职能和理顺职责关系，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海洋、能源管理机构”。这次改革在过去基础上，加大了组织机构整合力度，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实行铁路政企分开，不再保留铁道部，将铁道部的行政管理职责一部分并入交通运输部，一部分纳入新成立的交通运输部管理的国家铁路局，构建大交通运输管理与服务体系，同时，整合铁道部的企业职责，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将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把卫生和计划生育两个部门合并，是为了充分利用两个体系的资源，解决老百姓看病不方便、医疗机构服务不到位的问题。 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目的是整合行政资源，减少职责交叉，改变了食品安全的分段监管体制，有助于提高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效率。保留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便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借助这个跨部门协调机制与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协调解决本领域的重大问题。

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为推进海上统一执法，提高执法效能，将现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的队伍和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由国土资源部管理。为统筹推进能源发展和改革，加强能源监督管理，将现国家能源局、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同时，整合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解决这些机构过于分散、活力不强的问题。可以看出，这次改革再次以大部门制为整合手段，构造整体化行政组织系统。通过这次改革，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其中组成部门减少2个。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为25个。用高小平的话说，就是“大部门制轮廓初步成型”。

（二）职能整合

机构整合必须以职能有机统一或职能整合为基础。党的十七大对“大部门体制”改革是这样表述的：“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注意，十七大提出的“大部门体制”有一个重要的前置定语就是“职能有机统一”。推行大部门体制改革，必须有实质性的职能整合。职能整合的目的在于通过健全部门职责体系，解决部门职责交叉和冲突问题。《方案》强调“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转变国务院机构职能，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微观事务管理，做到该取消的必须取消，该下放的必须下放，该整合的必须整合”。

这次改革涉及的职能转变，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涉及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转变和整合的基本方向是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职能转变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政府系统内部不同部门间职能的科学配置和分工合作。所以，职能转变包括横向层面政府部门间职能调整或划转，政府减少在市场、社会等领域的职能，以及纵向层面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职能转变的第一步就要厘清部门职责边界，加大部门职能整合力度，“合并同类项”，减少部门职责重叠和扯皮。《方案》提出“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最大限度地整合分散在国务院不同部门相同或相似的职责，理顺部门职责关系”。这次改革还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整合房屋登记、林地登记、草原登记、土地登记的职责，整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职责等，分别由一个部门承担。

在解决行政系统内横向不同部门间的职能整合和调整后，职能转变的第二步就要重点解决如何向市场、企业和社会转移政府不够管、管不好的职能，以及中央向地方下放有助于充分调动“两个积极性”的政府职能。《方案》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放权”，包括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许可和认定，减少转向转移支付和收费，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这实际上是政府向市场、社会、企业放权以及中央向地方放权，以充分挖掘和发挥市场机制、社会力量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正能量，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与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相协调的公共治理结构。这次改革强调中央与地方的协同整合，完善国务院行政一体化宏观调控体系。《方案》提出“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提出“大幅度减少、合并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下放项目审批权、资金分配权时，提出“加强财政、审计监督”，以确保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公共治理结构的整体性以及整个社会的协同发展。《方案》特别强调“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强化宏观调控措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维护法制统一、政令畅通。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竞争有序”。可以预见，政府与市场、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将在这场放权改革运动中得到再造和重构。

（三）制度整合

机构整合和职能整合无法解决职责交叉重叠所有问题，必须注重配套制度机制设计，通过优化政策过程、改进行政流程，多部门协作才能提升整体治理效率。因而，除机构整合和职能整合外，还需要国务院各部委政策过程的有机整合和跨部门协调配合，以增强国务院跨部委调动政务资源的能力。《方案》提出“注重完善制度机制，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国务院机构职能体系”。《方案》中“关于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部分提出了十项改革重点，最后五项都强调制度建设，提出改革工商登记制度和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依法行政的制度等。在政府向市场、企业、社会转移职能，以及中央向地方下放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过程中，中央必须加强对市场、企业、社会以及地方政府的监督，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方案》强调“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强化发展规划制订、经济发展趋势研判、制度机制设计、全局性事项统筹管理、体制改革统筹协调等职能”。要构建合理的制度结构，把逐渐转移到市场、企业、社会以及地方政府的职能和资源置于中央的宏观管理体系中，实现“整合型公共治理”。[4]

《方案》特别提出“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推进国务院组织机构、职能配置、运行方式法治化”。基础性制度建设的具体内容包括加强政务诚信制度建设；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加强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完善信息网络、金融账户等实名登记制度和现金管理制度等。总理在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锐意改革形成长效机制，要注重发挥体制机制的作用；把有限的钱花在建机制、增效益上”。“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这“三大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更加注重制度机制创新驱动，注重基础性制度机制资源的战略性整体性开发。

（四）技术整合

在信息时代，信息通讯技术（ICT）成为一种战略工具，并被整合进政府改革的总体战略中，在政府管理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1999年1月，中国“政府上网工程”启动，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电子政务在我国正式启动。在政府部门管理中推广电子政务不仅促进了政务资源的整合和共享，而且推动了部门业务流程再造和政府组织结构变革，推动了网络化政府和透明政府的发展。2006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这是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国际互联网上政府信息和提供在线公共服务的综合平台，实现了国务院各部门政务资源的信息化集成整合。2007年4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通过立法解决部门间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瓶颈问题，促进跨部门信息资源整合。利用互联网平台，通过相关法律制度、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变革的有机融合，这对于国务院行政系统乃至地方各级政府都是一个全面的效率提升。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推进国家电子政务建设，推动重要政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方案》提出“整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平台，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推动建立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逐步纳入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这次改革在现行电子政务体系建设基础上，加大了政务服务信息化平台整合力度，把分散的政务服务平台整合集成起来，建立起整体化、网络化、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从这个意义说，这是一次信息化驱动的整合式改革。

二、从渐进整合揭示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内在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先后进行了七次（1982、1988、1993、1998、2003、2008、2013）大规模的机构改革。这段历史，记录了一个政府用改革创新精神建设现代政府的步伐。这是一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推动了国务院行政系统治理结构战略性转型。国务院行政组织系统稳步地实现了结构性革新，机构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00个工作部门，到现在25个组成部门，走出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这次《方案》的出台是以现行机构规模和先前改革成效为基础，根据公共治理目标，选择整体设计、统筹规划、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整合式改革”路径。如果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把国务院机构改革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将这次改革与前6次改革进行比较，分析依次发展的阶段，将有助于揭示机构改革的内在规律。虽然本文的分析不可能囊括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所有要素，但是仍然可以让我们从改革历史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笔者博士后研究的课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转型之路，基于对国务院历年《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研究，将“机构改革”与“发展目标、政府职能、治理工具、财政结构”作为政府转型的综合框架。可以说，本文的一些观点是作者基于博士后期间的思考和总结。结合上述对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总体逻辑思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国家建设议程和公共治理挑战，坚持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以职能转变为核心，以渐进整合式改革为抓手，从“精兵简政”转向“简政放权”，从“精简机构”转向“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制度机制”，从“直接管理、微观管理”转向“间接管理、宏观调控”，从“党政分开”转向“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从“规模控制型”改革转向“结构优化型”改革，从“单项推进”、“零碎改革”转向“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构建面向市场、企业和社会，全面履行政府职责的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框架。这种改革的推动力量有来自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机构的和技术的。这种改革不是一步到位的，也无法令所有人满意。其关键就是在稳定性和连续性与适应性与革新性之间找出某种动态平衡[5]，积极稳妥推动旧的行政管理模式向新的公共行政模式转型。

图1整合式改革战略框架

国务院公共治理面临的根本性议题形塑了机构改革的战略与方向。在这种渐进整合式改革中，大致上有四种主要战略如图1所示：一是机构整合战略，二是职能整合战略，三是制度整合战略，四是技术整合战略。机构整合要求以机构改革带动全面的组织结构再设计及其整合，把职能相同或相近的机构合并为一个较大的部门（如，大部门制）。职能整合要求以职能转变和部门间职能划转、职能再配置带动组织整合，把相同或相近的职能整合归入一个部门为主管理。制度整合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宏观调控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以政策过程的协调合作及其制度设计带动组织整合。技术整合则以信息通讯技术打破部门间的行政界限，建设跨部门网络化办公平台，完善整体政务沟通协调机制，推动国务院行政系统政务资源集成整合，提升整体行政系统的施政能量。

这四者相辅相承。机构是职能的载体，如果职能不转变、不整合，仅有机构整合，达不到改革的预期效果。反过来，职能转变和整合有助于调整和优化机构设置。机构整合、职能转变和整合后，机构间、职能间仍然有边界，必定出现协调配合问题。因此，机构整合和职能整合，都要配有制度机制整合，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推进跨部门协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期望通过大部门制解决部门职责交叉问题，其作用有限。最后，无论是横向层面的机构整合、职能整合、技术整合，还是纵向层面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整合，都必须有相应的制度机制设计。从目前改革的发展态势看，职能整合与转变是核心战略，但要更加注重制度整合和技术整合的战略，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

三、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内在规律思考未来改革的议题

协调部门间关系是政府管理中的永久挑战。[6] 当代公共治理议题的复杂性更是加剧了政府部门间内在的协调问题。如果行政系统缺乏有效的协调制度，即使机构整合了、职能转变了、采纳了新技术，整体运作制度还是旧的，整合后的行政系统仍然按照原有的制度框架运作，则很可能引发政府系统中部门间激烈的权力扩张和政治斗争。因而，国务院机构改革到现在，关键的问题可能不是机构整合和大部门体制，而是国务院各部委的职能转变、政策过程整合和行政运行机制优化，持续改善机构间的互联治理（Connected Governance）与政府互通性（Government Interoperability）。过去行政体制改革更注重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对跨部门协作（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缺乏足够的重视。

[JP2]公共管理进入了更加需要多元利益主体更多协作治理的时代。跨部门协同创新是当前和今后政府治理的鲜明特色。对于现代政府治理来说，政府部门间的有效协作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科学的分工协作是科学管理的基础，也是公共治理必须遵循的准则。[7] 政府部门的职能分工是一种行政联合劳动分工。机构改革、机构合并重组、职能转变后，更要注重部门间的“协作”与“整合”，预防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后出现机构“再膨胀”和政策重新“碎片化”问题。那么，如何增强国务院协调各部委间横向关系的能力？制度机制的科学设计是关键，重点是解决跨部门整合协作的激励问题，特别是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机构设置中的结构和制度缺失问题突出。总理在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抓紧落实改革方案，保证改革中各项工作‘无缝对接’。各部门要自觉行动，限期完成职能转变各项任务，决不能‘换汤不换药’。如果被部门和局部利益牵着走，不仅损害全局，从长远看对部门也是不利的。……机制建设要尽可能完整，不能‘碎片化’”。[8] 新一届国务院明确提出“建设创新政府，用制度创新来推动发展”。制度创新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空间。[JP]

要深刻思考和预测下一场新科技革命对政府治理模式构成的主要挑战，强化预见性治理思维，超前研制有针对性的治理战略和策略。这是政府成功转型的重要机遇。遵循机构改革的内在规律，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实施整合式治理创新驱动战略，要加强战略思维，以一种整体的、全盘的、联合的方式来设计和实施改革，确立从“机构改革”到“职能转变”、“制度机制建设”和“信息技术创新”的战略方向，强化政府的协同创新意识、协同创新精神和协同创新能力，以完善制度机制为重点，把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成效通过法律制度稳固下来，改革驱动政府行动的基本激励机制，形成和集聚建设创新政府的制度优势，将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制度机制建设要有前瞻性、战略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要以制度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驱动，全面地设计政府改革中较为核心的部门职能分工协作体系、部门利益整合机制和政治问责机制。在此基础上建设国家电子政务互联互通框架和统一网络空间，善用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构造出高效政府的无缝隙公共行政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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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乔纳森·R·汤普金斯.公共管理学说史——组织理论与公共管理[M].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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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Huning. Ec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1989. 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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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汪玉凯.本轮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N].人民日报， 2013-03-26.

Wang Yukai. The Main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2013. People's Daily， 2013-03-26.

职场转正总结篇（9）

一、达州职业教育发展目前状况

达州市地处川渝鄂陕结合部，是四川的人口、农业大市、川东工业重镇和交通枢纽，也是四川的教育文化大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川东明珠”。目前，全市共有高职院校2所，中职学校38所，其中民办中职学校10所，另有乡镇成人教育学校240所，并拥有一批职业教育培训机构。2005年，全市完成中职招生任务(按生源计)24768人，是2001年的3．1倍，中职在校生规模迅速扩大，2005年底达43777人。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为重点的多形式、多规格、多门类的短期职业培训，成效显著。2005年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达413000人次，培训农户科技当家人53286人，完成系统实用技术培训423689人次，完成职工教育培训89326人次。至今，全市已建成部级重点职校5所(含劳动部评定的1所技校)、省级重点中职校3所、市级重点中职校6所；省级重点专业2个、市级重点专业9个。骨干示范中职校在校生占全市中职在校生总数的73．9％，2005年骨干示范学校所招新生占全市中职校所招新生总数的75．6％。全市已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同参和的政府办、企业办、联合办、个体办的多元化办学格局；目前，我市民办中职校招收中职生达2845人，在校学生7365人，占全市中职学校在校生总数的16．8％。

二、达州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新问题

1．有的地方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熟悉，仍然存在着忽视职业教育的倾向，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政策支持和工作力度都还没有完全到位。同时．群众心理也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鄙薄职业教育的陈腐观念有所抬头，鄙视劳动和根深蒂固的“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交织在一起，职业教育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还是二流教育，再加上职业教育质量不高，自身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群众及其子女不愿就读职业学校。

2．职业教育和市场、产业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有效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就业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并没有转化为有效的职业教育需求。职业教育的办学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运行机制和市场机制的衔接不够紧密，职业教育适应市场、服务经济的能力还比较薄弱。

3．职业教育的发展还远远不够。普、职发展比例失衡，职业教育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全达州市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数和在校生数仅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0．1％和38．5％，民办职业教育只占职教总量的13．6％。

4．办学特色不够鲜明，教学质量不高。一些学校以学科教育、学历教育为导向，用升学来吸引生源，技能教育和实践教育没有摆上应有的位置，实习实训设施不配套，专业特色不明显，职业学校毕业生质量不高，就业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三、加快达州市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策略思索

职业教育要适应市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教育体制创新的关键，必须在改革中找出路，在创新中求发展。

1．转变教育观念。首先要树立市场观念，要面向市场，以就业为导向。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做到市场和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职业教育一定要有市场意识，要努力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从专业学科向职业岗位和就业本位转变，彰显自身的质量、品牌和特色，提高就业率，增强学生适应岗位的能力。

2.创新办学体制。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办学体制是基础。一是要加快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要大力扶持民办职业教育机构，支持民营企业举办职业学校，在学校用地、税收、基本建设、师资队伍、招生和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和公办学校一视同仁。二是大力推进公办职业学校的体制改革。各级政府和教育、劳动等部门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公办学校进行股份制、国有民办、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等体制改革试点，答应各地引入民间资金改造薄弱公办学校，鼓励公办学校利用社会资源、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推动公办学校重组和整合。三是大力推进公办职业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各地要采取有力办法给职业学校松绑放权，在招生、学籍、专业设置、课程改革、经费使用等方面扩大学校自，帮助学校构建面向市场、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主摘要：办学的运行机制。

3.创新办学模式。在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各地和职业学校要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学校自身特征，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和完善校企合作、产教结合，通过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产教结合，探索和建立根据市场、企业“订单”进行教育和培训的机制，为市场、企业“量身定做”培养人才。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让企业、行业直接参和学校招生、培养全过程，在培养目标、人才规格、专业设置、知识技能和教学评价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功能。要以就业为导向，改革现行的教学管理制度，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培训项目和学习者的需求，采取灵活的学制和学习方式，实行“学分制，为受教育者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段完成学业创造条件。要加强实训基地建设，重视“双师型”师资队伍培养和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毕业生质量，促进职业教育和劳动就业的有机衔接。

4．大力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按照“政府扶持、部门协作、齐抓共管、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按需培训、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好转移培训工作。县(市、区)要依托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加快县级职教中心建设，统筹各项职教职能，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转移培训网络，开展各种形式多样、长短结合的职教和培训。要形成培训、转移、就业后管理教育为一体的一条龙服务，真正做到“转移一人，致富一家”。

职场转正总结篇（10）

中图分类号：F7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116(2012)01―0039―07

一、引言

目前无论是从理论界的普遍观点看，还是从我国流通改革的实践结果看，都基本支持了“批发体系萎缩”这一论断。与此同时，工业品流通领域的问题和矛盾也较以往时期更为突出。鉴于“批发体系萎缩”与“工业品流通矛盾突出”这两种并存的经济现象，工业品批发体系的再造正逐步成为新的理论呼声。然而，在提出构建新型批发体系的创新思路和对策之前，仍有必要厘清一个根本问题：批发体系萎缩的真实涵义是什么?这就至少应先明确批发体系的涵义，才有可能从更深的层面上看清批发体系萎缩的实质。目前理论界对于批发体系以及批发体系萎缩的实质的探讨，多以经济现象的描述与定性分析为主，仍然需要寻求进一步的实证支撑。面对批发体系萎缩与工业品流通矛盾的并存现象，批发体系的创新发展问题正在演变为新时期流通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但只有先明确如上根本问题，才能客观地回答要不要重构或完善工业品批发体系的问题，至于如何进行批发体系的模式创新也才具备应有的实践价值。沿循上述逻辑线索，本文致力于透过工业品流通中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以数据分析和流通实践为支撑，全面解析当前批发体系的结构变化并提出创新构想。

二、批发体系与批发萎缩之概念界定

“体”一般是构成事物的要素或实体，“系”是要素或实体之间的联系或关系，“体系”就应是若干要素或实体相互联系而构成的统一整体。则批发体系就是由若干批发要素或若干批发实体相互联系而构成的统一系统。有鉴于此，关于“批发体系萎缩”的判定就应主要从批发的“体”和“系”中寻求现实依据，即要对批发流通中作为核心要素或实体而存在的批发主体载体，以及各种主体和载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基本判定。

一方面，从批发主体和批发载体的现有数量、规模及发展趋势来看，目前尚缺乏批发萎缩的有效论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的相关数据(表1)显示，2005―2009年间，限额以上批发企业的数量由26 963个上升为52 893个，5年间总增长率接近100％，年均增长率达18.4％，与零售企业的法人数量和增长情况相比表现出明显优势；与此同时，作为重要批发载体的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也由3323个上升为4687个，5年间增长了41.0％。同时，批发交易的总体规模也占据明显优势并呈现稳健增长(图1)。2000～2009年间，以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企业销售总额衡量，批发交易总额由25977.9亿元增至157834.6亿元，10年间平均增长率达22.2％，比同期零售交易额增长率高出1个百分点。以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的交易总额衡量，批发交易额的增长势头则更为明显，由2000年的11648亿元增至2009年的48308.2亿元，年均增长率达17.1％，比同期零售交易额增长率约高出9个百分点；并且无论是从批发和零售企业销售总额的构成情况还是从商品交易市场的批零交易额对比情况看，批发流通都占据相当的总量优势，平均约为零售总额的4倍。由此可见，目前批发主体和批发载体。

另一方面，从批发实体或要素的相互关系来看，则暗示了诸多结构性问题的现实存在。通过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批零兼营的情况(图2)可知，尽管批发和零售企业批零兼营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但2004～2008年间，“批兼零”的平均比重仅为4％，而同期的“零兼批”则高达15％，初步体现出批发与零售企业的批零兼营能力差异，也表明批发功能向零售环节的渗透和转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和削弱了专职批发的职能。以工业品流通为例，从不同主体承担的批发额占比及企均或摊均批发额(表2)可知，尽管“零兼批”的渠道占比并不高，但单个零售商承担的批发额却明显高于工业品市场中单个摊商承担的批发额。从数值对比看，2004～2008年间，零售商和工业论在数量还是交易规模方面都占据总量优势并呈现稳健增长，批发流通并没有萎缩反而正在扩张，从而理论界提出的“批发体系萎缩”并非是指以批发实体或要素为表现的“体”的萎缩。品市场的摊商所承担的批发额在全部工业品批发中平均占比约为3％和18.7％，而企均批发额和摊均批发额分别为1114.6亿元和139.2亿元，与具备增长优势的小批发摊商相比，零售企业对专职批发的挑战主要表现为规模优势。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推断，如果将批发体系拆解为以主体载体为主要内容的“体”，以及以主体载体间相互关系为重要体现的“系”，则当前的批发体系萎缩并非批发主体或载体的萎缩，也不是其所承担的批发流通总量的萎缩，而是可能源自专业批发职能在多元流通主体间的分解、转移或替代。或者说，目前批发体系依然存在，只是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批发体系中旧主体、旧载体和旧职能引致的相互关系失衡。

三、批发体系的结构变化：基于工业品流通数据的分析

(一)主体层面：专职批发商的传统环节优势丧失

在改革开放初期，以行政分配和层层调拨为特征的“一二三”级工业品批发模式就已经被破解，批发商依靠独占批发环节而获取渠道利益的情景不复存在。自流通改革至今，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都表现出生产总量和销售总额的逐年稳定增长态势。在总量持续攀升、增速整体稳定的工业品流通态势下，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专业市场摊商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批发环节，专职批发商的环节优势基本丧失。目前在不同的工业品流通渠道中，起主导作用的流通主体各不相同，通过计算不同工业品中各流通组织的收入比重商也可进一步比较专职批发商在不同工业品流通中的环节优势。收入比重商越大表明某组织在相应工业品流通中的环节优势越大。根据表3的计算结果可知：目前专职批发商在生产资料及日用品中依然具备环节优势，而在许多耐用消费品流通中则已形成典型的扁平化渠道。因此，在工业品流通完全走向市场化以后，根据产品类别和流通属性不同，专职批发商的渠道地位自然也不尽相同，传统批发商依靠独占批发环节而获得垄断利润的环节优势逐步丧失。

(二)载体层面：工业品市场发展定位困惑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业品市场在我国开始迅速发展并表现出持续不衰的生命力。根据表3数据也可以看出，专业市场在很多种类的工业品流通中都占据重要的主导地位。近几年，工

业品交易市场依然保持较好的增长态势，表现为市场数量、成交额、摊位数及营业面积的持续增长(图3、图4)。但进一步计算可知，尽管每个摊位的成交额逐年上升，在2004～2009年间总增长幅度达88.6％，但每平方米对应的成交额却基本保持稳定，5年间的增幅仅为15.7％，年均变化不大(图5)。可见，商品交易市场的“平效”(每平方米的经营效率)并没有明显变化，单个摊位平均成交额的增加应主要归结为其平均营业面积的增加，单个市场的规模变化比较有限，经营摊位小而散的特点依然存在。工业品市场作为批发载体的大进大出优势大打折扣，诸如剪切、配送、仓储、信息传输、新商品展示、质量检验、创意检验等各种配套及现代功能的普遍缺失又进一步制约了批发载体应有的活力。从发展命运看，工业品交易市场究竟会作为一种过渡形式而消失，还是应视为中国特色的工业品流通先进载体而继续发展?新型工业品市场的流通职能应作何定位?在这些问题尚未理顺的情况下，我国工业品市场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盲目性，工业品市场总量扩张与定位间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三)职能层面：传统批发职能被大范围分解替代

批发具备很多传统优势职能，比如集采分销、仓储转运、调节供需、信息集中等，在新型流通格局下，这些传统批发职能正在被大范围分解和替代。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大降低，流通过程本身就存在扁平化的动机，而新型网络交易平台及电子商务的日趋成熟又为扁平化提供了可行路径，很多厂商直接承担了采购分销、仓储转运、调节供需、信息集中等传统批发职能；另一方面，多元化新型流通中介的纷纷崛起也以不同方式分担着传统批发的部分职能。总体上，传统批发职能正通过各种渠道被逐步分解和替代出去。

国内直销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工业品直销企业前十强销售总额已达354亿元，年增长率为22.49％。根据《中国连锁零售业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9年零售直营店门店总数已达94636个，营业面积10961万平方米，商品购进总额和零售额分别为18236亿元和14560亿元，各指标数值均明显高于加盟店(门店总数、营业面积、购进总额和零售额分别为81041个、848万平方米、1108亿元和1300亿元)。在渠道扁平化的同时，零售商自有配送中心、第三方物流企业、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在近些年内都得到了长足发展。2004～2009年间，连锁零售企业自有配送中心商品购进额占统一配送商品购进总额的比重平均达到73.7％。《中国物流年鉴》数据显示，作为专业化从事商品实体转移的流通商，物流企业在2004～2008年间的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达25.36％，各种综合型、运输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1.94％、23.12％和22.24％。根据艾瑞咨询每年的《中国网络购物行业发展报告》表明，2003～2007年间，借助B2B电子商务平台实现的交易额年均增长率接近100％，同期B2C交易额平均增长率约为62.8％，而C2C交易额平均增长率则高达140.5％。2007～2009年间，网络购物交易总额由561亿元上升至2630亿元，两年内上涨了3.7倍。2008～2009年间，经纪和商的平均销售总额达到3267.1亿元。总体而言，在当前新型流通格局中，传统批发职能已不再仅由批发商来专门承担，而是根据现实流通需要而被大范围地分散至多元主体来共同分担，部分领域也存在对传统批发职能的完全替代。

四、新型批发体系的创新构想

结合如上论证，现实经济中所呈现的批发体系萎缩现象实为发生于当前批发体系的结构变化，总体上是由于旧主体、旧载体与旧职能未能随新的工业品流通格局而适时创新的结果。就本文对构成批发体系的“体”和“系”的概念划分而言，构建新型批发体系应首先考虑培育新型批发主体并升级现有批发载体，通过新主体和新载体对新职能的承担来实现批发领域的利益关系调整，而这种新主体或新载体对新职能的承担可以归纳为批发业态的创新。结合国内工业品流通实践，具体包括以下四种。

1.集采批发。传统体制下作为主渠道的专业批发公司，其职能已逐步分解、转化，为现今的零售商、厂商、供应商、批发市场所取代。但目前无论是零兼批、厂商自营批发和专业批发市场，甚至是专职批发企业，都只是替代了原专业批发公司的销售职能，而原采购供应企业的采购职能现在却无相应的主体来承担。但在我国制造商普遍缺乏自有品牌的情况下，专业采购主体缺失将进一步加大品牌孵化的难度，而零售商及其他组织对采购职能过高比例的分担也将弱化流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新型批发体系中，不仅需要将丢弃的采购职能重新构建起来，而且还应重点培育一批专门以集中采购为主的专职批发商，以便集中发挥工业品筛选与汇集的渠道作用，即把体现集中采购职能的集采批发作为新型业态形式构建起来。

2.网络批发。除了承担采购、仓储、转运及分销等基本职能以外，批发商原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承担着信息和资源整合职能的，但是随着网络化的发展，原本属于批发商的上述职能就随渠道中愈加便利的信息共享而逐步丧失。在新型批发体系中，批发商如若能够重新发挥专业化的信息集散和资源整合作用(比如为规模化生产的企业汇集订单等)，则既可强化自身竞争优势，也有助于增进渠道整体效率。但在批发商重新介入以后，如何保证比零供直接交易或直销实现更高的交易效率，就必然要依托网络平台来实现了。目前不是没有网络批发职能，而是多数网络批发职能依然是通过零售商或厂商来实现的，这种非专职或分散进行的网络批发存在着效率增进的极大空间。未来应考虑使“网批”主要由专职批发商来承担，亦即重构一批着重依托网络批发来发挥渠道作用的独立批发商，以更大程度地体现批发商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

3.委托批发。商和经销商在我国的工业品流通渠道中已占据相当比例，但本质上都还处于买断式或经销阶段，即商或经销商先付款后提货，对产品进行实质性购买，产品所有权归流通商。这种现金式的交易模式加大了或经销的风险，使商和经销商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根据国外经验，佣金是批发交易的通行做法，即商不必动用自有资金，只需按照厂商所订的价格代销商品并提供一定的售后服务，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作为报酬。在新型批发体系中，应保留具备发展潜力的和经销模式并逐步完善起来。未来应推行大规模、多品种的区域总经销和总，并促使国内的区域商及经销商向佣金的方向转化，以显示真正的“委托一”优势，使委托批发成为独立批发商可以依托的重要业态形式。

4.批发市场。与农产品批发市场在世界各国的普遍存在有所不同，工业品批发市场在我国的强大生命力则具有中国特色。尽管目前的工业品批发市场也存在定位困惑的问题，但国内也确实有一些大的工业品批发市场借助地区的产业集聚取得了相当成功的发展。在未来应保留这种具备发展潜力的批发业态，但必须强化批发市场的准公共产品属性，通过政府投资来使目前的摊位制管理方式得到根本改观。各种现代交易平台也要逐步完善起来。短期内并不提倡推动批发市场向批发商的主体化转型，这种思路也未必符合中国实际，但却需要尽快在完成改造升级的基础上，使批发市场进一步转型为大型专职批发商的孵化中心。

参考文献：

[1]谢莉娟，王晓东，批发体系萎缩与工业品流通矛盾之实践解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3)：118―121.

[2]谢莉娟，工业品批发体系重构：一个文献述评[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6)：12―17.

职场转正总结篇（11）

1　解读政府职能及其转变

政府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政府职能反映着公共行政的基本内容和活动方向，是公共行政的本质表现。其属性包括公共性、法定性、执行性、强制性、动态性和扩张性。总体来说，政府职能主要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四个方面。经济职能是指政府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的职能，主要有四大经济职能：①宏观经济调控职能，②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③市场监管；④社会管理。

山寨机的出现打破了市场原有的秩序，这与当下经济所面临的严重冲击、使得产能过剩而消费不足，人们对于大品牌的消费锐减有一定关系。但主要还在于山寨机自身的优势：廉价、实用、更新速度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汤铎铎博士这样定义山寨：“山寨一词最初、最本质的含义，指导致某种产品此前垄断局面的关键壁垒被打破，出现了对该产品大规模、低成本的复制和模仿，从而形成了所谓山寨文化现象。之所以说是最初的含义，是因为山寨这一标签最早是贴在手机上的。”山寨手机的出现源于两个关键壁垒被打破，一是技术壁垒，一是政策壁垒。此定义中的关键词是垄断，市场垄断和山寨机的出现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因为垄断使得这些小的生产企业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山寨机出现后居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它打破了市场垄断，很快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当然，山寨机还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它在名称、外形、商标等方面存在侵权，甚至很多人批判山寨机说这是剽窃。但山寨现象的出现让我们更加反思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而政府职能的转变，重点是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转变。

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进入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并日趋完善，政府职能也开始转变。但由于行政理念的转变、宏观经济体制转型以及政府身身能力的提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我国政府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存在典型的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亟待克服。政府的经济职能要求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既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杜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

2　透过山察现象反思政府职能转变

转变政府职能，要解决政府到底管什么、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哪些权力应该下放，下放给谁，等等。江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讲得很明确：一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权交给企业；二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权力留给综合经济部门}三是大量的服务、协调、监督职能转给社会中介组织。山寨机的出现使得政府职能转变迫在眉睫，要求政府改进行使职能的方式。加强监督和激励机制建设，成为高效政府。

从这一基本要求出发，我国政府职能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行根本转变；

(1)明确政府与市场是互补而不是互相替代的，为保证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应当发挥作用，从各得其所又各尽所能的要求看，应当努力做到优势互相补充。政府应当着重加强提供市场不愿或不能做的产品方面的职能，更多地承担起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引导者、经济规则的提供者和经济争端的裁判者、环境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者等角色。在市场已经能够自行发挥作用的地方，从这些领域有序退出。

(2)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经济管理方面的重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中国是一个具有政府超强势历史的传统国家，因而改革必须注重历史，强调历史重要的观念，从中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渐进式改革、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角度看，要求政府在职能转变中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决心，同时要做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动员工作，降低变迁的阻力。

(3)在职能转变中要更重视发挥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的存在，使政府有干预经济活动的理由，政府干预是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是促使市场机制恢复功能，而不是去代替市场。同时还应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发挥中介组织的组织、协调、自律、服务作用，使社会经济运行有序化，也才能为政府有序退出提供组织和制度基础。各国的历史教训无可争辩地表明，政府过多干预，常常扼杀民间的创造力，使得经济缺乏效率和活力，因而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和协调功能。

(4)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要突出微观经济管理的服务性质。“管理就是服务”是管理理论中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政府往往认为自己比企业、比市场更高明，把管理上升为指挥、控制，在资源配置中搞拉配，在市场监管方面瞎指挥。严重干扰了经济的健康运行。事实证明，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不如企业有优势，政府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为企业提供公共信息、基础设施、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的服务。

(5)政府在调节经济时要更多地依靠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攻击新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依据，也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成就。要解决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是不干预，但在现代社会，政府不对经济进行干预在中国这样一个仍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是不可能的，现在能做的减少时间不一致性的主要办法就是让政府调节经济的行为法制化，实现依法行政。同时政府应尽可能少用指令性的计划和行政手段，更多使用具有灵活性的经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