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大全11篇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1）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任何研究法理学的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联系当今社会中的反腐问题，试图通过对反腐问题的深入挖掘探察出现今社会中的法律道德问题，找出道德与法律的内在联系与区别。本文分为两大部分介绍：第一部分从审视当代中国的反腐问题出发，找出腐败问题的核心之所在，同时引出道德规制作用在法治社会大背景下的应有的作用；第二部分综合古今中外学者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观点提出笔者的看法。

一、当代中国反腐问题

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纷繁，作为社会主体成员的我们的道德观、法律观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着巨大的变

化，社会现状一再表明社会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人们的思想道德滑坡、价值沦落、社会腐败现象蔓延等等。

从表面看来，上述的社会问题都是由人们的不当行为所引起的，如若法律能在此方面起到有效的规制作用，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可是当我们深入问题咎其本质时就会发现“任何一个行为都是由其内在的价值观引导和外在的行为规范约束来完成的” 。国家约束个人行为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应当只是单方面的，法律的制定以及实施从某些层面上讲只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当然也不排除随着法律的日益深入人心而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影响，但总的来说，我们必须看到行为者内心的价值观对其行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反腐败和防止腐败这一问题在法律涉足之前原是由道德约束的，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道德通过对君子、清廉的褒奖，同时对腐败、贪婪的贬低引导着社会观念的发展变化。随着法律规制范围的扩大以及日益完善，立法将反腐问题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从此也就开启了运用强制力惩治腐败现象的道路。自建国以来，为防止官员及党内人士滋生腐败思想、惩戒腐败分子，我国先后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条例，但都收效甚微，就像上面已论述的那样：就腐败行为而言，法律和制度毕竟都是存在于外部的强制，而且是一种静态的规定和规范。现实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不仅形势在不断地发展，具体情况更是千变万化，只要是存在腐败动机的地方，就必然会有机可乘。因此，无论制度多么严格，也不管法律多么缜密，都不可能完全阻止腐败动机向腐败行为的转化。 由此可见，腐败动机才是反腐问题的关键，正如姜明安教授所言：“‘不敢’只能治标，而‘不能’和‘不想’则能治本。 ”

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由此我们也就自然的引出了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以及在规制社会的共同作用的讨论。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光荣与耻辱等观念以及同这些观念相适应的由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贯穿于整个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的核心问题，也是法律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德国法学家耶林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也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 根据历史上中外学者们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认识与阐述，大致可以将他们的观点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坚持道德与法律应当统一，依据此种观点，法律根源与道德是一种自然的伦理属性，道德理应存在于法律的有机体之内。第二种观点是法律道德分离论，他们更多的注意到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区别，即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依据这种观点，道德的存在是为了解决人类的内心问题，维持人的内心的平和；法律的出现与存在是为了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从而达到一种社会和谐的状态。当然，更多的学者持第三种观点，认为法律与道德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在技术层面与价值层面都有所交叉，不能单纯得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离的同一回事，也不应当完全否定两者之间的交叉与 联系。

三、法律与道德的相互交叉与渗透

法律与道德的相互交叉渗透也就表现为学者们所说的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一个过程。

道德的出现，源于对群体生活中不恰当行为的规制，减少内部之间的厮杀、掠夺以及其他形式的伤害，增加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当遵循自私规则有害于他人时，道德规则是用来压倒那些自私规则的普遍原则” 道德具有以下属性：⑴道德具有经济制约性，来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⑵道德具有阶级性，每一个阶级都从社会经济关系中抽象出自己的道德观念和准则。社会占支配地位的道德是统治阶级的道德。⑶道德具有历史性。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道德善恶标准，对人的行为进行评价和规范。⑷道德具有继承性。道德内含的进步的优秀因素会被新的道德吸收和消化，体现道德发展的连续性。

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的行为或活动的命令、允许和禁止的一种规范。法律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法律维护社会秩序与和平、推进社会变迁、保障社会整合、控制和解决社会纠纷和争端促进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同时法律法律也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法律的作用范围不是无限的，法律只是调整法律能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方法。

道德与法律的这些属性决定了它们必然会有所交叉联系。法律与道德必然作为社会规范在功能上相辅相成，共同调整社会关系。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的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道德法律化的基础条件在于两者之间的共性。

首先，道德和法律都是涉及“权利与义务”的规范，我们可以将权利与义务看作是连接道德与法律的桥梁。权利与义务是道德中的基本概念，道德的建立可以被认为是由该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让渡出自己的部分自由作为保障他人生存同时维系整体和谐的条件，对于让渡自由者来说，此时他所应担负的就是一种义务；而对于享受到让渡者让渡出自由益处的群体中的其他人来说，他们也就享有了相应的权利。在法律中权利与义务同样是一对重要的概念，权利和义务构成了法的基本范畴，二者统一与法的内容之中。因此，权利与义务构成了立法者将道德上升为法律即道德法律化的内在性的基础。

其次，道德和法律具有相似的规制性。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关于善恶、正义非正义的观念和评价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道德通常存在于人们的内心和社会舆论中，依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等方式来实施其规制作用。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的规制作用是通过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这也就使得法律的规制性要强于道德。两者之间的这一相似可以认为法律与道德在内部是统一的。

最后，对物质的追求膨胀后导致了人们对追求精神文明的反思，而精神文明的价值取向与道德法律化的实践也必然要求道德的法律化。“道德法律化，即道德精神价值需求的法律化，是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条件下的新的道德文明机制，它既规定着精神文明的本质样态，又引导着精神文明的实现方式，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标和重要特征。”

故而人们在论及法律时都难免用道德加以定义。正如霍姆斯就曾经说过：“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

所谓的法律道德化指的是使法律转化为更高的道德习惯和道德义务，是法律得以被主体普遍遵守的必然体现。依据洛克的观点“大部分法律规范的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命令的遵守” 法律的道德化过程是内化为法的精神的过程，是法律源归其本质的过程。

任何一种法律体系的建立，都离不开一定的伦理道德基础，法律必须具备一定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目的，缺乏道德支持的法律就会与社会价值相冲突，就会遭到人们的反对从而丧失其存在的意义。“一项要求服从法律的法律将是没有意义的。它必须以它竭力创设的那种东西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这种东西就是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这种义务必须，也有必要是道德性的。” “假如没有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那就不会有什么堪称法律义务的东西。所能有的只是以暴力为依托的法律要求。”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仅仅是因为法律的强制力约束不得不遵守法律而不是因为自觉地想要遵守，那么对于这一法律而言，无论它此时的价值如何效力如何，最终都会为人们所废弃的。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2）

美国法学家富勒（Lon L·Fuller），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之一，他在学术生涯的代表作《法律的道德性》中，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展开了讨论。这本书同时也是富勒与哈特学术论战的产物。富勒与哈特针对“法律与道德是分离还是结合”展开辩论。哈特为实证主义的分离主张辩护，认为法律和道德是可分的。而富勒则从法律秩序的道德基础和法律自身的道德性出发强调了法律与道德不可分。为反驳当时实证法学的学术观点——“道德与法律的分离”富勒写就了本书。从书中“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对涉及法律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现有文献不满而展开”就可看出作者写作本书的出发点。

富勒是通过证明“法律与制定法律的目的性不可分”来论证“法律与道德不可分性”这一观点的。富勒认为，如果仅仅知道一条规则，而不知道制定该规则的目的，此种情形下，我们就无法知道这条规则意味着什么，进而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只有清晰地了解被观察者的目的，我们才能了解其行为的涵义，进而理解行为人的行为本身。

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对法律和道德的不可分性这一主张的证明，是从法律的目的性出发进而到法律的道德性。他的证明思路概括如下：立法者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制定出了法律。因为我们可以对立法者立法目的和动机进行道德上的评价，所以出于一定目的而被创制出的法律就具有了道德性。

富勒认为法律和道德之间存在联系，但他并不认为所有的道德都有与法律相联系。举例来说，接济穷这样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但是这样的道德和法律有关吗？答案是没有。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富勒详细地对与法律相联系的道德进行了阐述。从层次上将道德划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前者对人们必须做到的提出了要求，是人类行为准则的最低标准；而后者则是在此基础上对人们可以达到的最好的、理想的程度的追求。前者的表述方式一般是“你不得不如何行为”或“你应当如何行为”；而后者的表述方式一般是“你最好怎样行为”。前者会对不遵守它的人施加惩罚或负面评价；而后者却不会因为人们没有能力达到它所要求的境界而施以惩罚。

富勒对法律的道德的另一种分类是将其划分为法律的外在道德和法律的内在道德。前者关注法律的实质性目的，而后者关注程序性自然法；前者是传统自然法所信奉的一些价值理念，而后者是位于法律内部的价值体系，由一系列程序性法律原则构成。富勒认为，制定法律的活动必须符合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在《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被归纳为：公开性、一般性、清晰与明确性、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定的一致性、稳定与持续、不溯及既往、不作相互矛盾的规定、不要求不可能之事。富勒认为，违反法律内在道德——即以上原则的法律违背了法的实质，不认为这是真正的法。法律内在道德的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自然法学界限的突破，是对自然法学超越性的发展。

而关于法律的目的，富勒以一种中立的态度来对待它们，富勒认为它们并不一定是好的或者是坏的。而富勒与哈特对法律的道德性展开思考与辩论的背景，是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二战中为纳粹工作的司法工作者，在这场审判中为自己辩护，自己当时只是在适用纳粹制定的法律进行司法审判。二战中，纳粹采取法律的形式公然践踏公民权利，由此可以看出，法律也会以追求不符合公平正义的目标，产生恶法。关于法律的目的性，富勒仅表明其和与整个法条是无法分离的，如果将法律的目的与法律规则分开看，我们将无法辨别法律的规则构成的还是不是法律，而无论法律追求的目的是善还是恶。也就是说，富勒承认“恶法亦法”。

掩卷沉思，富勒的观点是对传统自然法学的突破与发展。他的学术观点对我国建设“法治社会”也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已有十五年。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步伐仍在继续迈进。我们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基本方略的同时，也应当关注我们所实施的法律本身的正当性，正义性等。而富勒对立法的目的的道德性的探讨，和对程序正义的强调，能使“忠于法律”的理想变得有意义，也才能真正地实现“忠于法律”的理想。

参 考 文 献

[1][美]富勒，郑戈译．法律的道德性[M]．商务印书馆．2005

[2]孙笑侠，麻鸣．法律与道德：分离后的结合——重温哈特与富勒的论战对我国法治的启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3）

【关键词】：医患关系；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如今，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大小医院中都不难见到这样一种现象，群情激愤的患者家属，他们哭闹着对医院进行围堵，甚至打砸，对医生进行辱骂诬蔑甚至身体上的伤害，严重扰乱了医院正常的医疗工作秩序。此种现象为何频繁发生？这种现状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怎样才能协调好医患双方之间的关系，维护好双方的利益？笔者认为，仅仅依靠法律的规范或者仅仅依靠道德的约束，都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对其施以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因素，充分发挥二者的作用，才是解决好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　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医患关系仅只医生和病人相互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医患关系就是指在医疗实践中以医生为主体的人群与以“就医者”为主体的人群之间的，以保证健康和消除疾病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供求关系，其中以供者为“医”，求者为“患”［1］。可见，医患关系是一种双向关系，需要双方在医疗实践中共同做出努力，才能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从医方来讲，它是医患关系的主导者，应为建立和善友好的医患关系承担重要的责任，发挥重要作用。从患方来讲，他的文化修养、道德修养、心理素质等也会影响正常的医患关系的建立。

二、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两者都是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道德的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道德与法律的根本区别。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在价值层面上，同一性质的法与道德在内容和要求上一致，法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必须和社会认同的伦理价值相吻合或基本一致，才能获得有效的承认和服从，进而化为社会生活中的规则。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必须以道德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为主导努力反映道德的基本要求，甚至要把某些重要道德规范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使之成为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在社会功能上，两者并立互补，道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诱导，其实现方式主要依靠舆论督促、内心修养和习惯驱使。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另一个方面也不是每一条法律规则都需要有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以转变成为法律制度。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且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

三、　医患关系中法律与道德问题

医学是为人类健康服务的，由于医学的这一特定性，使得医学法律便有了较其它法律更能体现人性化的特性，即以保护公民健康权为根本宗旨。相应地，在谈及医学法律时不能不谈及医学伦理问题。因为法律与道德这对矛盾在医疗活动中总是相依相伴，不能分割的。可以说，制定医学法律时不能不考虑医学伦理道德；实际工作中关注情理和伦理的同时，不得不遵行和服从医理和法理［2］。

立法中，强调的重点增加了患者的知情权。患者的知情权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医学知识的普及以及医学模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患者要求参与医疗，尊重和维护患者知情同意权已经成为医学道德的重要原则和构建现代医患关系的基础［3］。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既是法律赋予患者的权利，也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法定义务。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五十九条规定：“以医疗事故为由，寻衅滋事、抢夺病历资料，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依照刑法关于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虽然有此规定，在实际出现该类问题后，院方通过报警等方式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这是因为患者作为弱势一方，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公安等执法机关在执行此类任务时通常会受到重重阻力，不但不好开展工作，反而极易将事态扩大，使院方处于更加不力的地位，起到事与愿违的效果。因此，虽然法律有了相关规定，但缺乏必要的道德指导，仍然难以起到对纠纷的预防和解决。鉴于此，在卫生法的制定过程中，应注意诸如此类的漏洞，用道德规范对其加以更为全面有效的指导，引导人们特别是患者对医疗行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对医疗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解读，并且利用道德力约束患者的行为，引导其运用正确适当的办法解决纠纷［5］。患者作为弱势一方，是应当给予保护，但是法律要公正、无偏私，则要理性立法，不受或少受道德感情的不当影响。因为立法时受道德感情的不当影响越大，则执法、司法时对实质正义的破坏力就越大［6］。所以，法律一方面要加强医护人员的道德约束，一方面也要加强患者方面的道德规范，道德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应起到全面的指导作用。

四、　简要评述

在医疗活动中，医生和病人都是以保持健康，消除疾病为目的。医患双方均应以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为标准，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同时促进医疗质量的提升。当然，由于医患关系本身的多重属性：技术性、伦理性、法律性、经济性、社会性，仅从法律与道德关系方面，研究改善医患关系的对策，仍旧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长期课题。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级课题资助

参考文献

［1］　胡勇庆.论医患关系与医疗道德［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1）：92

［2］　孟奎林.医疗活动中的法律与伦理问题［J］.医院管理杂志，2006年1月第3卷第3期114页

［3］　龚赛红.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05-106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4）

1月13日（星期日）

上午9：00-11：30

下午2：30-5：00

上午9：00-11：30

下午2：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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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5）

西方法学家们对法律与道德关系进行思辨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理解，从而西方法学家们也被划分成了不同的法学派别。其中观点争议最为对立激烈的当属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

（一）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学派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回答经历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渐变过程。自然法学派始终强调自然万物按自然规律发展的理性法则，即自然法，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其实质也就是道德法则，是永恒普遍的道德原则。自然法是实在法制定的根本依据和标准，实在法必须始终追求并符合自然法的基本价值。因此，人们所创制的实在法，即法律，并非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必要的统治形式，法律只是实现自然法所倡导遵循的崇高道德法则的一种手段工具。因此，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不是孤立没有联系的，道德所倡导的正义就是法律所要实现的，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只有始终如一地遵守法律、服从法律,才能使道德标准能够实现,才能体现出正义性。”[1]柏拉图认为“立法者制定法律时,应当以整体道德为目的”。亚里士多德给予法治的含义是大家服从的法律应该是良法即符合道德原则的法,“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体人民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2]古罗马的西塞罗认为，“‘共和政府’是依照‘正义’和自然法则组织起来的，在这样的国家中,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以服从法律为美德”。[3]二战后，自然法学再度兴起，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虽然古典自然法学派和新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内涵有所差异，但都强调法律始终以一定的道德原则为其理想目标，“绵延几千年的自然法无不包含了人类最美好的道德关怀”。[4]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

分析法学派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观点同样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完全排斥自然法到逐渐耦合。早期的分析实证法学派一贯坚持观点是法律与道德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对于道德要求的标准来说是恶的规定，只要一旦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那就得必须为全体所遵守。早期分析实证法学派不回答法律是否具有道德性这一问题，也不对法的价值问题进行探讨，即使法律与道德存在某些偶然的联系，但是内容方面没有必然概念之间的联系。新分析法学派逐渐松动了这种与自然法学派观点“势不两立”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耦合关系。认为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之间存在着共通性因素。“责任和义务的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具有某种显著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足以表明道德与法律使用共同词汇并非偶然”，承认并总结最低限度自然法的内容。“这些以有关人类、他们的自然环境和目的的基本事实为基础的、普遍认可的行为原则,可被认为是自然法的最低限度的内容”。[5]

二、中国法律文化下法律与道德的基本理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一般道理是“以德服人”，国家统治方面遵循的基本价值是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德主刑辅”“为政以德”等。在先秦百家时期，君主须“以德治国”方能平天下这一由儒家文化所积极倡导的治国理念，已经从理论设想阶段发展到君主治国的实践之中，其他各家，如道家老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墨家墨子所提倡的“兼爱、非攻”等思想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君主治理国家的道德要求。到了西汉时期，确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统治思想，“德”的思想逐渐成为正统思想,成为法律制定、执行的指导思想。当然，在德治思想为主导的封建社会时期，法制思想，即刑治并不是完全被忽视。统治者往往将刑罚作为辅佐德治天下的一种统治工具，维护道德所提倡的社会秩序，与道德相辅相成。因此，形成了以德为主的德、礼、刑三位一体的治国基本思想。[6]

而法家所主张的以严刑峻法来统治国家的思想，虽然在当时的社会时期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秦朝昙花一现的迅速灭亡昭示着仅凭一套严酷苛刻的法律制度规则是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的，在适用刑罚的同时，必须以一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核心价值理念的追求。而且当时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只是将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并没有将统治者本身规范到这种严刑峻法之中，统治者凌驾于法之上，使得法存在的价值受到质疑。

三、中西方法律思想中法律与道德关系对比

通过以上对西方法律思想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阐述，我们可以从这二者对法律和道德的评价中得出如下结论：

（一）西方法律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有交汇之处

西方自然法从人性为出发点，主张保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强调从最高的“善”的要求出发反映人的本性，主张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统一。自然法是实在法的制定依据和基础，是一种天然的理性价值观，也是主导一切存在物的最高自然法则，是一种和谐有序的自然状态。强调法律是实现道德所期望达到的和谐秩序的工具。而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儒家主张的“天人合一、人性本善”思想，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类共有之理性,是人所固有的，主张刑罚须辅助道德适用，这都同西方自然法学派的理性观有很多相似之处。

（二）对道德关注的侧重不同

西方法律思想中主要是针对法律是否具有道德的属性而展开论战，自然法强调法律是实现道德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而分析实证法学派强调法律与道德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中主要强调的人自身的道德性，尤其是对统治者自身道德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对法律和道德要求不同

由于西方社会从古希腊时期就形成了相对自由宽松的言论环境，各个学派学者可以充分地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探究和阐述，由此形成了以法律为核心,盛行法治主义的至今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而古代中国总体上以道德为核心,盛行德治主义，法制思想只是在春秋战国一段时期被统治者适用，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小分支，法家思想并未完全充分发展起来，法律只是被作为在道德调整某些社会秩序不能时才被适用，法律只是道德的辅助工具。

四、中国现代化法治程序正义的理性选择

鉴于中国几千年以道德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准则的传统文化思想的主导，一个成熟法制社会的构建对于我国现今的法治发展状况来说，并非一日之功。中国传统诉讼文化中人们一般追求的是“合情”的实证正义，因此，在中国社会中，使得人们对道德公正和法律程序正义公正的追求不尽相同。[7]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信息开放或者说是一个信息爆炸的世界，网络的普及与迅猛发展，使网络舆论成为一种监督司法机关办案的重要力量，有时，法官基于案件社会效果的考虑，可能会对案件的审判造成一定的影响，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认可的评价体系；反过来说，如果不考虑社会道德的公正标准，一味强调司法程序的严格适用，强调法官的中立，无论是程序适用还是法官独立，法律对公众而言就意味着一种僵硬和无情。民众希望程序可以根据社会道德的诉求及时审结，而程序正义却要求严格依照程序进行审理。这些方面对公正认识的差别不可避免地导致双方的冲突。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冲突，必须对舆论监督程序正义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依据程序正义理论，设置的正义程序就规限了权力主体应遵守的程序性义务，因此程序正义不只是正义的一种衡量尺度，也有利于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是一种利用正当程序规则对权力加以制约的有效机制。从舆论监督的范畴看，通过强化程序正义规则和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可从程序层面对舆论监督的主体形成约束和规范，防止舆论监督权的泛化和滥用，保证这一话语权在法制和道德的轨道上合理运行，由此达到更好的监督效力、效能；遵从正当程序，有利于为舆论监督创造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依据法定程序合理合法开展舆论监督，对于更好地发挥监督效能，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及和谐社会建设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兆兴.法律与道德[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

[2](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陈允,应时.罗马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1.

[4]吕世伦,张学超.西方自然法的几个基本问题[J].法学研究,2004(1).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一、法律是一种道德关系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在法理学历史上几乎与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一样古老，这一争论几乎是伴随着法学理论一道发展的。休谟问题的提出，使得事实和价值之间不能进行相互推导，自然法开始了去神秘化的进程，实在法的地位逐渐提高，成为早期实证主义兴起的条件。实证主义的早期代表奥斯丁将实证观念作为其法律理论的核心，提出了“法”的恰当用法一说，主张事实与价值的两分，他的结论为：“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其好与坏是另外一回事。”认为只有“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才属于法理学的研究范围，至于“应当是这样的法律”则应当属于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实证主义无疑是割断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主张法律的约束力并不来源于法律之外，以此对休谟问题做出回答。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认为，之所以要割断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因为存在伦理上的相对主义，道德或者伦理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不能用道德来评价法律，否则就会出现不同的标准。道德等价值判断体系并非唯一性的，因此依据不同的价值评价体系可以对法律进行的评价难以获得一致或唯一的评价结果，进而作为价值判断的行为准则无法最终地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此外，在应当领域也就是法律领域遵守的是归属关系，这种关系的结果不存在必然性，是可以选择的；而在实践领域也就是道德领域遵循的是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必然性的，不存在选择的余地。这两种关系之间是不能重合的，奥斯丁认为自然法学派是混淆了这两种全然不同的关系。

与上述实证主义者相反，德沃金将道德作为建构他的法理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居于核心地位，重申法律是一种道德关系。权利在根本上“是来源于政治道德原则的法律原则”，“正是法律的这种由法律原则所给予的道德特征，给予了法律特别的权威，也给予了我们对法律的特别尊敬。”在德沃金看来，法律之所以会得到我们的尊敬，是因为其建筑在道德之上，而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同时，道德也是法律自身合法性的源泉，所以“法理学问题的核心是道德原则问题，而不是法律事实或战术问题。”以奥斯丁等人为代表的法实证主义者的核心主张不过是对于法律的外在描述而已。同时，德沃金将权利看作是连接法律与道德的桥梁：“在建构我们的法律原则以使其反映我们的道德原则的过程中，我们创造了权利，权利既是来源于政治道德原则的法律原则”。依照这一理论，权利概念的核心是正当性，这是道德领域对人的内在意志和法律领域对人的外在行为进行评判时，都要加以追问和反思的，法律与道德之间绝对的界限是不存在的。

二、法律理论的中心是阐释

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哈特教授在理论上一直与德沃金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他认为，法律是一般性的和叙述性的。“一般性”是指这种法律不与任何特定法律制度或法律文化相联系；“叙述性”是指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并不试图以道德或其他根据为一般形式或结构为法律作论证或对它下命令。在任何的法律制度中，总存在一些案件，法律上并未规定如何处理，也就是无法加以判决，因而这种法律是部分不确定或部分不完整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法官创制新法律并适用授予或限制他创制法律权力的法律。哈特将这种法律定义为审判规则，其目的在于克服法律的无效率性。

而德沃金认为，除规则之外，还存在着原则这种法律类型。二者存在着性质上而非数量上的差别：在运用时，规则只有有效和无效两种情形，而原则是以分量地方式进行运用的。这些法律原则的出现是建立在公共的判断与把握（也就是政治道德和制度的支持）上的。在司法过程中的引用只是使得法律原则更加清晰化，而非任何意义上的创设。因此，即便在没有规则存在的情况下，裁判者依然是不具备自由裁量权的。德沃金将他的法律理论的中心任务称为“阐释”，认为法律是一种阐释性概念。“正如关于礼貌和正义的一般理论那样，法律的一般理论肯定是抽象的，因为它们旨在阐释法律实践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结构而不是法律实践的某一具体方面或具体部分。除了具有抽象性外，它们是建设性的阐释；它们力图充分地说明整个法律实践，同时还力图在探明法律实践和对这种实践的最佳论证之间保持平衡。”法官或者律师们之所以会在理论方法上见解不一，是因为他们的见解是阐释性的。阐释性理论以证明目的、目标或原则的合理性为依据，受到社会普通价值和语言的束缚，抑制了阐释者个性的发挥；另一方面不同团体中人们对正义见解的不同又使得阐释性具有一定的离心力，建立在大致相同的事实依据基础上的辩论由此得以展开。另外，在他看来，法律绝不是不完整或不确定的，依照他的阐释理论，除了由社会渊源确定的明示、既定的法律，还有那些默示的法律原则，法官也绝不会为了一个判决而走出法律之外行使创制法律的权力。

三、对宪法的道德解读

在英美宪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保守派和自由派之争，前者认为宪法是“解释性”的，许多重大的宪法案件其实并不涉及政治问题；而后者则坚持宪法应当是“非解释性”的，并主张在遇到疑难问题时应当制定新的文件，而不是拘泥于解释旧的文件。在德沃金看来，这场争论显得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使得人们陷入了理论上的混乱，因为这场争论的焦点本身就存在错误。他认为，焦点从来就不是关于法官应该解释宪法还是修改宪法，而是如何解释宪法。为此，他在《自由的法》一书中阐述了一种解读和贯彻政治性宪法的特定方法，并将之称为道德解读。依据这种解释理论，每一个规定某个主题的法律命题必然包含道德判断，因为这种解释有两种功能：即确定法律，而又为法律提供道德依据。

这种道德解读理论在提出以后也受到了许多指责。反对者们认为，道德解读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截然区别，使法律沦为恰巧能左右法官的那些道德原则；同时，它还给予法官绝对的权力，使得这一小撮职业精英可以将他们的信仰强加于社会大众。甚至有些批评家认为，道德解读将法官推上了哲学之王的位置。

德沃金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理论，是否会给予法官绝对权力的质疑，德沃金的道德解读理论也给予了回复：道德解读是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的。首先，对宪法的解读是以制宪者所说的为依据的，即受到立法者所用语言的限制，当然这种限制是指受立法者所制定的原则的限制，而不是受制于关于立法者自己会如何解释等猜测的限制。其次，道德解读还受到宪法的整体性的约束，除非法官的某一道德判断在原则上与宪法的整体设计相吻合，否则法官不得用自己的道德信仰来任意解释宪法。在德沃金看来，如果真的存在哈特所说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话，区别仅仅在于，规则之下存在一种较弱的“自由裁量权”，而原则之下存在一种较强的“自由裁量权”，离开了规则或者原则的裁量权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归根到底，对于法官而言，他们的工作是进行法律解读而非任何意义上的创设法律。

但是，抛开道德完全中立地解读宪法只可能是一种假想，法官自己的信仰与道德观念，不论其自己是否意识到，必然会影响对宪法的诠释。与其绞尽脑汁隐藏自己的信仰，道德解读更倾向于鼓励法官和律师根据他们自己的正义理念来解释抽象的宪法条文，并且坦率地阐明自己的原则性观点，接受大众检验，而非在中立的面纱之下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大众。

司法的中立向来是法学界追求的一个理想境界。对于这一问题，许多法学家采取了含糊不清甚至是回避的态度，而德沃金的道德解读理论正是建立在对于司法不可能绝对中立这一现实认识的基础之上。虽然对于这一理论德沃金是依托对于宪法的解读来提出的，但实质上道德解读并不专属于宪法案件的审判过程中，而适用于整个司法实践领域。因为司法这种救济方式的价值在于使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一种正义的程序来平息纠纷。诚然，对于任何一方当事人而言，程序正义并不必然带来实体正义，但当事人愿意接受这种救济方式的原因就在于程序正义本身的价值。道德解读的目标不是抛开法律本身去追求什么实体正义，而在于用一种坦诚的方式更好地促进程序正义，真正地实现司法的价值。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7）

道德，人们更多地联想到善、美、正义……那么什么是道德？它与法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呢？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哲学之永恒主题与难解之迷。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道德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法律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衡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

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一 、道德的含义

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因此，它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保证实行的。道德的内容并不来自于自然或神，也不是来源于抽象的人性，虽然道德在社会中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它的内容归根到底源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来自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关系。

一定的道德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作用是通过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外部行为，调整一定的利益关系，维护自己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

对于道德的内容我们可以依次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价值，即善、美、正义、光荣、公正等内容，这是道德中最高层次的内容，这也是评价人们意愿和行为的最高标准。当然，这些价值都有相应的附属理论的证明和支持。

原则，这是仅次于价值的评价标准，它体现价值内容，但又更具体化。比如，为人应当诚实，这就是一个原则。人为什么要诚实呢？从道德上说，因为这是善的、美的和正义的等等。这一原则的正当性是在价值中得到证明的。

规则，这是评价人们行为和内心活动的最直接标准，它又是原则的具体化。比如，不要说谎，这就是一个规则。人为什么不要说谎呢？因为道德原则要求人们诚实，说谎是不诚实的。在这里，规则延伸了原则。

二、法与道德的联系

法与道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这里，我主要分析它们的联系。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三、道德对法的促进

任何“他律”只有转化为社会成员内心的自律才能发挥最佳功能。任何一个社会要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提高和改善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尚。他律的法律和自律的道德是保证社会有序运行的两维。法律只能是一种事后治标之策，道德自律则可起预防作用。因而，要从根本上杜绝人们的越轨行为，还是取决于人们的道德自律。

任何他律只有转化为自律后才能有效发挥作用。道德不仅是一种自律，更重要的是一种对人类的高文明要求。一个道德水平高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运转成本低、效率高而又充满人情味的社会，这正是法律所办不到的。

参考文献：

[1]管瑛，曾颜璋.法治与道德建设关系的法哲学思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26-28.

[2]门静，庄锡福.人治型思维：制约中国法治建设的观念性障碍——从权力与法律、道德与法律关系角度分析[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6，（2）：36-37.

[3]李家铭，宋檀.法治环境中的道德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S1) .

[4]代艳丽，王有香.试论道德法律化及其限度[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4，(3).

[5]李艳梅，欧仁山.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 .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64-02

一、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法律职业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法律职业道德素养的形成是伴随着接受法律教育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不是单纯的让学生背诵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而是要揭示出法律职业的行业特点与法律职业道德行为之间的关联，把法律职业道德的思想融入学生的脑海中，使学生真正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并形成内在的道德确信，才有可能在将来的职业过程中基于内心的确信而表现出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因此，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相比法律知识和技能教育，在师生关系、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主体间性强调关系双方是双主体，均具有主体性，是一种消解主客体对立和主体中心的新主体性哲学。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主张师生之间在平等、友爱的交流与互动中，在贴近生活和感受法律道德的交往实践中，共同体验法律职业道德的真谛，实现理论的升华。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强调师生关系从单向走向双向交互，强调教育目标从“以知识为本”走向“以人为本”；强调教育方法从灌输走向对话；强调教育内容从理论走向实践。主体间性法律道德教育具有交互性、平等性、和谐性与共识性，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交往活动，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形成对法律职业道德所达成的相互理解，形成师生间的共同认识、共同价值和共同理想[1]。

二、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师生关系从单向走向双向交互

我国的法学教育，大多延续了传统主体哲学“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下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师生关系范式主要采取教师单主体式。在教师与学生的交往中，教师从总体上来说是控制大局的人，教师与学生的交往更多的是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学生对教师要绝对服从、遵从师教，无主体性可言。这种师生关系导致在教育实践中，一些教师把学生当成了被动接受法律职业道德知识和影响的对象，把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当作“主体――客体”关系来对待，道德教育过程等同于训练和控制过程[2]。这种教师单主体的教育模式容易扼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上，更不利于达到入耳入心的教育效果。

另一种教育模式，是学生单主体范式。它是作为“教师中心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尖锐地批判教师中心论无视学生的尊严与自由的做法，认为其形成的是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师生关系，并鲜明提出学生是中心，教育的措施是围绕学生而组织，把老师当作学生建构的“工具”[3]。“学生中心论”单纯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略了教师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崇尚物理利益，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物质利益面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学生的思想难免受到外界不良思潮的影响和左右，这时教师的引领和导航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单纯地强调学生的中心和主体地位是片面的。而且，这种以学生为单方主体的职业道德教育理念，强调学生的自我建构，实际上学生并未真正取得主体地位，因为学生这种主体地位无法避免教师的干预和引导的，因而也就无法真正成为法律道德教育的单一主角。

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强调双主体，教师和学生都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过程的主体，教学资源作为教育中介，是他们共同的客体。这种模式下，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无条件的平等关系，双方相互尊重、共同学习，教师走进学生的内心实现法律职业道德知识的培养。由于师生之间是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师生在共同探讨和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理念的时候会出现情感的交流、拉近彼此感情的距离，产生感情的共鸣和认同，这种共鸣和认同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的态度，使法律职业道德理念真正地深入学生的内心。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自身的素质和道德修养也得到提升，这样实现双方共同的进步，也达到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

三、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目标从以知识为本转向以人为本

传统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看重对学生知识的培养，把道德规范化为知识点要求学生进行记忆和背诵。随着对学生能力和素质要求的提高，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也提升了对学生能力的考核，在考核中，将职业道德化为能力考核应用题，判断学生是否选择正确且应对自如。不论是传统法律道德教育还是加强对能力的考核都忽视了人的感情和意志在法律职业道德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仅仅单纯地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忽视了法律道德是作用于人才能真正起作用的，没有加强对学生内心的理解和确认，因此都是一种以“知识”为本的道德教育[4]。

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宗旨倡导一种以“人”为本的职业道德教育，强调法律道德教育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掌握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职业道德规范知识的过程，更是一个学生的心灵生成与成长的过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一种针对学生心灵的教育，确认和培养其法律职业道德自觉性是教育的目标和宗旨。与形成法律人的道德品性相比，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是居于次要位置的，“人”才是这场教育中的主体和达成目标的首要方向。了解学生的感情和意志、激发学生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认同、使学生在教育过程中通过与教师和同学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实现心灵的成长，这是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要实现的教育目标。

四、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方法从输入走向对话

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与其他法学课程一样，大多保持单方面说教、正面灌输的教学方法，结果是教师在讲台上大谈道德理论，可学生在下面却各行其是，久而久之形成了教师不愿讲学生不愿听的尴尬局面。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交流，他们只注重法律职业道德知识的传授或者道德理性的训练，忽视了思想的交互。教师和学生者之间缺乏感情的传递，也造成了彼此并不关心对方讲授多少和接受多少。从理论上看，道德教育想要深入学生的内心、让学生在情感或态度上认同，就必须使学生有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接触实践以获得切身感受。因此，在法律教学传统之上找寻、建立有效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教学方法体系更为关键，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独特性也决定了其必须寻求一种不同于法律知识和技能培养的传统的教学方法，要为学生提供情感体验的体会，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认知，将来才能使学生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的推动力，并最终促进学生法律职业道德自觉性。

主体间性道德教育所体现出的是平等对话的方式。所谓的“对话”，是指在相互尊重、信任和平等的立场上，通过言谈和倾听而进行双向沟通。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一样都是学习者，是一个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相互提出问题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对话，建立起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学生不再与教师有距离感，也愿意向教师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通过对话，教师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可以更好了解学生，可以根据学生的内心需要和职业道德认知水平选择最合适的教育资源与学生共享；学生在与教师平等对话的中，也会主动参与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并与教师积极的讨论，在共同的思想交锋中，也实现了教师的进步和理论的升华。主体间性道德教育的对话式教学方法，实现了教师与学生的共同进步。

五、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从理论走向现实

现行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并没有与实践紧密结合，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以所依托的法学基本知识为载体，把需掌握的道德内容知识点化，并划入不同的学科，以寻求知识体系化和学科的支持；学生也通常把法律职业道德概念、特点、当事人的职责、法律责任等道德准则和规范作为知识点进行背诵和记忆，但当考试结束后，往往深入内心的不多。二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大多是法官、检察官道德行为规范的内容，这些规范性条文往往漠视学生现实的学习及生活状况，甚至是对真实的职业道德生活全貌的肢解和疏离。

主体间性法律道德教育要创建贴近生活、更符合切身感受的课堂，要改变单纯重视知识的积累与考核，改变忽视对学生作为“人的个体”心灵的培育，要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法律职业道德的大部分内容与律师与当事人、证人，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及案件参加人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大量的职业道德规范通过法律职业者亲身参与公诉、审判、辩护、会见当事人等法律案件而形成，不像在其他实体法领域更强调法学知识和技能的掌握。[5]这就要求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高度的职业敏感性，关注各种媒体，包括关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集中播报和关注的与法律职业道德有关的重要新闻，关注司法体制改革，通过大量的正面先进人物的事迹和反面案例尤其是近期国家反对和打击的丑恶行径，提升学生切身体会和感受的能力，在充满实践氛围的课堂中，体验崇高法律职业道德人生的意义。

六、结论

主体间性法律道德教育是师生主体在充满生活气息的交往互动中探寻道德共识的过程。将主体间性引入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法律道德教育的内涵，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新时期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者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参考文献：

[1]蒙冰峰，廉永杰.主体性到主体间性：道德人格教育的应然转向[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7）.

[2]吴岳军.论主体间性哲学视域下的德育师生关系范式[J].教育学术月刊，2011（2）.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9）

引言

清末的变法修律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而在变法修律过程中所引发的激论，不但没有随着历史的远去而流逝，反而由于其所探讨的法理问题的经典性而显得历久弥新。我们现在再次重温这段往事，解读这段历史，审慎地反思这场礼法之争所引发的法理问题，或许能在先哲极具思辨性的论述中获得灵感，在先贤的智慧中受到启发，并期望由此找寻到一条通往未来法治的变法之路。

一、法之争中的“无夫奸”之争

十九世纪末，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清政府为了抵制革命，亦图自强，挽救满清统治，不得已下诏“变法”，准备“立宪”，实行“新政”：“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罔变之治法。大抵法久则弊，法弊则更”。要求臣下“各就现在情况，参酌各国法律”，修订新律，“务期中外通行”，“与各国法律改同一律”。清末的修律活动，正是从1902年沈家本和伍廷芳奉命修订法律，总领修订法律馆工作开始的。在沈家本的主持下，特别是1907年在他担任修律大臣兼资政院副总裁之后，修律工作进展很快。除删削《大清律例》和废除酷刑外，主要是着手编订新法、新律。[2]

所谓“礼法之争”是在1906至1907年《刑事民事诉讼法》和《大清新刑律草案》奏进后爆发的。据当时直接参加了这场争论的内阁学士陈宝琛说：“《新刑律草案》于无夫奸罪之宜规定与否，或主礼教，或张法理，互相非难，未有定论。”“礼教派”和“法理派”代表两种不同的法律思想。“礼教派”维护三纲五常的纲常名教，坚持本土传统的法律文化。而“法理派”以“人权”为号召，主张积极借鉴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建立近代法律制度。

1908年，《大清刑律草案》完成后，即遭到礼教派的攻击。在将《大清刑律草案》转发各部门讨论的第二天，朝廷即以“上谕”的形式，要求任何修律活动，不得违反纲常伦理的基本原则。礼教派具体提出，该草案删除了中国传统法律中“干名犯义”、“无夫奸”、“子孙违犯教令”等规定，背离了中国法律维护纲常礼教的基本精神。沈家本等法理派则重点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刑事制裁与的危害性等方面，驳斥礼教派的观点。[3]

关于“无夫奸”，礼教派认为，中国旧律和奸无夫妇女杖八十，和奸有夫妇女杖九十，分别治罪，前轻后重。现在的刑律草案只列有夫和奸罪，无夫和奸不为罪，“失之大过”。中国风俗，特别重视处女和寡妇的和奸罪，如果完全不以为罪，不符合中国人心。因此，应按照旧律分别无夫与有夫进行定罪，“最为平允”，无夫和奸可稍轻于有妇和奸。

沈家本反驳说：“此最为外入着眼之处，如必欲增入此层，恐此律必多指摘”。此外，无夫妇女与人和奸，主要是道德风化问题，应从方面另想办法，“不必编人刑律之中”。他还指出：“孔子曰'齐之以礼'，又曰'齐之以刑'，自是两事”，不能完全等同。“齐礼中有许多设施，非空颁文告遂能收效也。后世教育之不讲，而惟刑是务，岂圣人之意哉”？

针对沈家本的观点，劳乃宣反驳道，第一、法律与道德应相为表里，无夫奸必须治罪。他说：“夫法律与道德教化诚非一事，然实相为表里，必谓法律与道德教化毫不相关，实谬妄之论。”法律与道德教化紧密相连，离开道德教化来讲法律，势必造成道德败坏，国家难以治理。第二、无夫奸不治罪，有碍中国社会治安。第三、中国立法应以国内治安为主旨，不应随外人的指责为转移。第四、增入这一条款不会妨碍收回治外法权（指领事裁判权）。

此外，对于“无夫奸，中国社会普遍的心理，都认为应当有罪”，谁也不愿意听任无夫妇女与人和奸。因此，“国家要是没有刑律保证”，死不甘心。伦理道德“是刑法上的根本。舍伦理道德而讲刑法，还算什么刑法呢”

法理派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无夫奸”虽然可以亲告罪而写入刑法，用国家法律来维护社会风化，但实不如他的父兄以教训子弟之方法禁止之为愈。保全风化，责任全在家庭和社会教育，并不在国家有无这条法律。再从司法看，这种罪既然是和奸，男女双方就一定同意。在审判时，双方口供相同，难以判定，纵然口供不同，也很难找到证人。

最为关键的是，“不能把礼教放在刑律里头维持就算了事”。礼教靠“放在刑律里来维持，这个礼教就算亡了”。因此，“不能把道德与法律规定在一起，就是说维持道德”。“道德的范围宽，法律的范围窄，法律是国家的制裁，道德是生于人心的。所以关系道德的事，法律并包括不住”。他们还认为，中国“自有法律以来，这个礼教就算亡了”。因为自三代以后刑名之学兴，“刑法既参杂于道德之内，则所谓道德者不过姑息而已。所以后来中国只有法律，并没有礼教”。现在你们要提倡礼教，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把礼教规定在法律之内。[4]

由上可见，“礼教派”的根本论点为：法律与道德教化紧密相连，应相为表里；伦理道德是刑法上的根本，法律应当推进道德，所以无夫奸必须治罪。而法理派则指出，“无夫奸”主要是道德风化问题，应当与法律区分开来，更不能用法律去维护礼教，推进道德。

在探讨是礼教派还是法理派的主张更合理之前，我们有必要明晰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那么，法律与道德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是否为劳乃宣所言，是“相为表里”的关系呢？还有，能否用法律去推进道德呢？如果能，法律推进道德的限度是什么呢？

二、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是法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法学史上，围绕这一问题曾展开过许多讨论和争论。一般而言，任何法学流派都承认法与道德是两种联系最为紧密的社会规范，但法律与道德既不合一，也非完全分离，两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在社会调整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中外法学家都承认法律与道德存在诸多共同点：第一，在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价值中，法律与道德拥有共同的基础。第二，法律与道德均起源于风俗习惯。原始社会的道德与原始社会的风俗基本上是相通的，而人类最初的法律是由风俗习惯转化而来。第三，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法律与道德对生活中的人都有约束作用，从而使人们的行为符合这一社会的特定需求。因此，法律与道德都是调整社会，使得社会有序化运行的规范性工具，所以在其规范性、目的性上两者又有相同之处。第四，法律与道德都离不开民众的认可。

法律与道德有上述的相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与道德是同一的。笔者赞同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主张应当严格区分法律与道德。这是因为法律与道德有着巨大的差别：第一，从两者的调整对象上来看，法律偏向于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除了行为之外，法律不调整其他。而道德却恰恰相反，它不仅要求人们的外部行为，更重要的是偏向于意向、动机和良心。它要求人们摈弃恶习，首先从心灵上作个高尚的人。对于思想上的邪恶是应当受到谴责的。第二，在法律调整的过程中，权利义务是相伴而生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同样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但是在道德中则更多的要求人们去遵守道德规范，人们却不会因而获得道德上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道德是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第三，法律的背后是国家的强制力，它意味着违背之后的制裁，“法律总体上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道德却恰恰相反，它被遵守的力量源于主体对道德的信仰，源于内心的信念，而非外在的现实强制力。第四，法律除了在社会环境中自发产生并被国家认可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被人为制定出来的；而道德则纯粹是社会的产物，它往往不是朝夕之间的结果，更多的是时间的积淀，是历史的结晶。第五，法律要求明确一致，不可能含混与模棱两可。而道德却因个体的差异，所受教育的不同，所处社会环境的区别等等原因而产生巨大的差别。第六，法律操作的过程也就是法律程序进行的过程，法谚“程序先于实体”就是对其很好的反映。道德则不同，它只是要求凭借情感的好恶进行简单的评判，没有所谓的程序要求。因此，在评判过程中则多有流变以及个体、时间的差异，缺少了明确的预期。[5]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10）

1月1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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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6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915 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　00906 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　00015 英语（二）　00910 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　00995 商法（二）　00997 电子商务安全导论　02382 管理信息系统　27332 当代中国经济运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人力资源管理

2020218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3325 劳动关系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6090 人员素质测评理论与方法　06091 薪酬管理　06092 工作分析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963 绩效管理　商务管理

2020226　00086 风险管理　00939 商业伦理导论　00154 企业管理咨询　00015 英语（二）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27332 当代中国经济运行　00952 国际市场营销学（二）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937 政府、政策与经济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896 电子商务概论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物流管理

2020229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15 英语（二）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5374 物流企业财务管理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98 国际市场营销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劳动和社会保障

2020232　00147 人力资源管理（一）　03325 劳动关系学　03322 劳动和社会保障法　00015 英语（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3326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公共管理

2020267　00163 管理心理学　00261 行政法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5151 劳动与社会保障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8749 行政职业能力测评　工程管理

2020279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6961 工程财务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28887 土木工程概论　28895 建筑施工技术　04184 线性代数（经管类）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8888 工程经济学与项目融资　28898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0418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采购与供应管理

2020282　00009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　27332 当代中国经济运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374 物流企业财务管理　销售管理

2020314　00149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00055 企业会计学　00015 英语（二）　00181 广告学（一）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1 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法律

2030106　00230 合同法　00227 公司法　00263 外国法制史　00015 英语（二）　05678 金融法　00257 票据法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69 房地产法　00262 法律文书写作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律师

2030108　00230 合同法　00227 公司法　00924 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　00015 英语（二）　05678 金融法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228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监所管理（委托）

2030109　00918 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一）　00924 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　00015 英语（二）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30203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279 团体社会工作　00278 社会统计学　00015 英语（二）　03291 人际关系学　27052 社会福利思想　00280 西方社会学理论　00281 社区社会工作　27051 社会保险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行政管理学

2030302　00067 财务管理学　00319 行政组织理论　00316 西方政治制度　00015 英语（二）　00320 领导科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322 中国行政史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公安管理（委托）

2030401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4729 大学语文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学前教育

2040102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28043 学前教育基础理论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28045 学前教育思想史　29767 基础教育概论　28044 学前教育心理学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8049 学前体育与健康教育　28046 学前音乐与美术教育　教育管理

2040107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458 中小学教育管理　00452 教育统计与测量　00015 英语（二）　00445 中外教育管理史　29767 基础教育概论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453 教育法学　00454 教育预测与规划　00456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心理健康教育

2040110　00163 管理心理学　28665 认知心理学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5624 心理治疗（一）　29656 儿童教育概论　05628 团体咨询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8778 心理档案建立与管理　小学教育

2040112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28061 现代教育技术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28067 小学教学心理与设计　29767 基础教育概论　28062 中外教育史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8065 大学数学　义务教育

2040125　00464 中外教育简史　00458 中小学教育管理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456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思想政治教育

2040202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体育教育

2040302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秘书学

2050104　00163 管理心理学　00644 公关礼仪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15 英语（二）　00320 领导科学　00509 机关管理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526 秘书参谋职能概论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汉语言文学

2050105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27038 红楼梦研究　0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00015 英语（二）　00540 外国文学史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541 语言学概论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汉语言文学教育

2050113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536 古代汉语　00539 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00015 英语（二）　00540 外国文学史　29783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541 语言学概论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英语

2050201　00600 高级英语　27036 英语泛读（三）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603 英语写作　27037 语言学概论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日语

2050202　00601 日语翻译　00610 高级日语（二）　00611 日语句法篇章法　00012 英语（一）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英语教育

2050206　00600 高级英语　27036 英语泛读（三）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603 英语写作　27037 语言学概论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商务英语

2050218　00186 国际商务谈判　00995 商法（二）　00952 国际市场营销学（二）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891 国际贸易实务（三）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5002 商务英语沟通　08958 BEC商务英语（一）　广告学

2050302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639 广播电视广告　00642 传播学概论　00015 英语（二）　00662 新闻事业管理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7416 广告法律法规　新闻学

2050305　00321 中国文化概论　00659 新闻摄影　00642 传播学概论　00015 英语（二）　00529 文学概论（一）　0370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43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　00662 新闻事业管理　00182 公共关系学　00660 外国新闻事业史　03709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公共关系

法律与道德关系论文篇（11）

一、道德与法律

中华民族素称“礼仪之邦”，我国历史上的以礼治国就体现了治国中的德法兼施。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有的现象是由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决定的，以善恶为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维系的，调整人与自我生命、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原则规范、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道德是一种偏重于情感的、柔性的社会调节机制，是一种自律。“道德对于人的行为的评价，重点对于人的内心，在于主体由自身利益和文明素质熔铸而成的思想动机，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及人们知识水平的不同，法的行为规范不可能囊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交往所达到的所有领域，而在法涉及不到的地方就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空间。不仅如此，法本身也需要道德上的支持一切合乎理性的良法同时也肯定是道德的。

道德主要利用文化沉淀中的善恶标准来影响人的行为；法律是通过既定规则的遵循和实施而发挥其功能。道德扬善、法律禁恶；道德是一种被内部化的、自律性的规范，法律则是一种外在的，他律性的规范。道德与法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二者各自具有各自独特的功能优势和边界。基于此，不但要注重道德与法律之间的联系，也要重视两者的界限和区别。道德和法律两者并不是必然对立的。法律无法调整之处正是道德的用武之地，法治与德治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二者应统一起来，相辅相成。

二、德治与法治

道德发挥作用的特点是求之于内而直指人心。古人讲：治世在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人心的主要手段就是靠“德治”。德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到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制约。道德教育是德治的基本手段和途径。

从渊源上讲，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有人研究探讨过法治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的含义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他说：“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现代法治源于西方，它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发展演变，而且至今仍在变革超越之中。我国具有两千多年的农业文明历史，人治和德治传统厚重，法治意识明显缺乏，因而我国法治化的道路应当在认识到我国国情的前提下，在注重法治“硬件”建设的同时，更要注重对道德这一“软件”的开发上，加强道德建设，实施以德治国。

三、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的治理选择

为什么法治与德治能够兼容而且必须兼容呢？因为法治强调法律至上，并不意味着法律万能。

1996年我国在通过宪法正式确认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之后，又于2001年前后提出以德治国主张，且有德治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相辅相成”之论证，意味着德治不只作为传统存在，更可能直接跃升为当下的治式选择，且可与已成既定目标和进路的法治并肩而行。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是对法治社会中的治国方式、治国手段的完善和补充。依法治国作为治国基本方略的地位绝不能动摇，同时也要看到以德治国作为依法治国的思想基础和重要补充的这种治国方式的重要作用。

以德治国是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德治，其有着健康的、蓬勃向上的、与时代精神相符合的肌体。德治对法治的实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些社会关系领域法律不能调整的，或者没有相应法律调整，往往需要道德作为补充。

中国历经了历史上德治与法治的几经离合后，而在现代终于选择了德法合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在现代中国努力构建德法合治的过程之中，在对德治与法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情况下，似乎应将德治即道德建设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选择法治作为我国的基本社会控制模式，只是起到了治标的作用，而加强良好道德对社会的引导和调节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人们的守法意识，提高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自觉性，才是社会治理的根本。

法治离不开德治，离开道德的法治就没有社会基础，同时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离开法律的德治就没有效力基础。因此同志才说：“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社会主义时期德法兼治，不仅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

德法合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健全的法制体系，而且需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意识作为前提。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必须选择德法合治的治理模式，既要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同时还要通过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提高人们的文明素质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德法合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在大力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更加需要人们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信念。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缺乏道德修养，不坚持道德原则，即便有法律武器对其进行约束和规范，也不能从根本上使人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必然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因此，在解决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过程中，德治的重要性不可低估，道德建设将越来越成为调节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安定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必要调控手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结合并用，施行德法合治，有力的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才能使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朝着健康、正常的轨迹发展，才能把我们的社会真正引入和谐的社会。

四、结束语

德法合治这一治理模式是一种新的探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循，我们要立足我国的国情与实际，批判吸收中外历史有关法治和德治的文明成果，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模式。（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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