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安全管理论文大全11篇

社区安全管理论文篇（1）

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存根同志主编的《重庆平安社区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一书，已经由重庆出版社于2011年3月出版。本书是中瑞合作培训项目重庆地方子项目第二期行动学习培训班“重庆平安社区建设管理对策研究”的理论成果。在中央召开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使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成为社会热点的背景下，本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广泛关注，被一些专家誉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最新力作”。

《重庆平安社区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字数达72万，包括绪论共计18章，全面、深入地总结了重庆建设“平安重庆”、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既有重庆特色，又有普遍意义。

本书绪论介绍了我国平安社区建设的背景，综述了平安社区建设的理论成果，分析了重庆平安社区建设的现状与问题，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平安社区建设管理对策。本书第一编主要研究了平安社区建设中宏观政策和战略规划、组织领导与管理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了平安社区的社会安全网络建设以及保障措施等问题。第二编研究了社区安全防控体系建设问题，根据社会管理的要求，以社区安全为主题，全面论述了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特殊人群管理、社区应急能力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城乡社区警务、犯罪预防与被害预防等等。第三编以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平安社区建设为主题，分别研究了平安社区建设的社会公众参与问题、社区安全信息平台建设与管理问题、平安文化与安全文化及安全意识与平安意识的培育问题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学者与官员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本项目的“学员”来自重庆市政府部门、政法部门和高校的19个单位，共2l位。他们采用“行动学习法”，以“重庆平安社区建设管理”中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工学结合的方式，通过课题研究开展专题培训、专项调研和考察学习(包括集中学习培训、市内和国内考察调研、境外集中培训，时间长达1年)，在学习中行动，在行动中反思，最后作出理论概括与总结。其成果形式，除上面介绍过的总体理论成果(包括1个总课题报告，18个分课题报告)外，还有4个制度设计成果。这4个制度设计成果提出以下建议：制订全国性的平安建设规划，深化和细化平安重庆建设规划，制定平安社区建设规化；建立完善的社会风险分析机制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重视平安社区建设的社会安全网络建设，加快民生工程建设，大力推动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制度；加强平安社区建设的组织保障、物质保障和制度保障；建构科学完整的平安社区建设指标体系；按照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社区安全防控体制；建立社区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加强对特殊人群的管理，逐步建立统一的人口信息管理机制；积极探索公民参与平安社区建设的新路径和模式，在社区成立由社区居委会、社区民警、公民代表组成的圆桌会议制度；大力推广社区新闻制度，积极探索建设虚实结合的数字化社区；等等。

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本书的选题具有前瞻性，内容有创新性，提出的措施建议有操作性，能够对全国范围内的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提供参考、借鉴。

社区安全管理论文篇（2）

 

一、平安社区建设概述

社区是指“由一定的数量的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地域、人口、组成结构和文化是社区构成的基本要素”[1]。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和缩影，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绝大多数取决于维系整个社区这个小社会的安全水准。因此，要求安全社区不仅要有软件上的安全描述功能、安全解释功能、安全评估功能、安全监测功能、安全预测功能，还必须具有社区硬件的安全空间上的考虑，处理好社区内与外、备灾与适灾的关系。平安社区建设的目标就是就是要通过大力建设各项基础设施，整合社区内的各种资源，消除社区内的各种自然的、人为的安全隐患；通过加强各种社会服务，缓解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使社区的人际关系更为融洽，生活更为和谐；通过完善各项安全预警机制，可以在第一时间告知居民各种安全事故的信息，使居民可以采取应对措施。

二、犯罪控制与平安社区建设

（一）“破窗理论”与零容忍

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的“破窗理论”指出，如果有人打破了社区内建筑物的一扇窗户的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那么，肇事者就会误认为整栋建筑都无人管理，从而得到了自己可以任意进行破坏的心理暗示，久而久之，这些破碎的窗户就会给人一种这个社区是毫无秩序的感觉，各种违反秩序的行为和犯罪行为就会在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慢慢滋生和蔓延，整个社会的治安状况随之恶化。

美国纽约的“零容忍”政策就是“破窗理论”的体现。“零容忍”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主张采取主动进攻的警务策略，要求一线的警察严格执法，打击所有的违法犯罪行为；二是重视打击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对任何轻微犯罪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都绝不放纵。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的纽约是一个肮脏而混乱的城市，社会环境极度恶劣，犯罪率很高。在1994年1月，新当选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任命布拉顿掌管纽约警察局。布拉顿对“破窗理论”作出了精彩的解释，他指出，平时在街上混的小奸小恶正是暴力犯罪的引爆点。5000名新增警察精神抖擞地走上街头，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被告知要认真推进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法规。那些酒徒、街痞全都被雷霆万钧的“生活质量”行动涤荡得一干二净。针对这些看起来微小却很有象征意义的犯罪行为大力整顿，结果给纽约带来了很大的效果。

“‘破窗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它非常有力地使人们相信在轻微的违法行为与严重的犯罪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免费论文参考网。而‘零容忍’打击犯罪政策，正是一种有效合理的修补‘破窗’的策略。”[2]“零容忍”政策清楚地阐释了防微杜渐、打击轻微犯罪在预防犯罪中的重要性。在我国平安社区建设中必须树立“零容忍”理念。要建立长期有效的管理机制和专门的管理队伍，全面打击、整治一些诸如吸毒、等轻微的违规、违法行为，从而达到防范犯罪的目的。

（二）犯罪防范控制与平安社区建设

从“破窗理论”中得到的启示：其一，“勿以恶小而为之。”“千里大堤，毁于蚁穴”。应该重视并思考细节对整体的影响。免费论文参考网。其二，“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正所谓防微杜渐，及时修复被打碎的第一块玻璃，将改变周围所有人的心理。其三，“旁敲侧击”。用破窗理论来解决问题，通过改善细节来改善整体。

对于我国的犯罪防范控制而言，我们应该抓住现在的平安社区建设这一个有利的契机。犯罪防范控制不仅属于平安社区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一个评价社区是否平安的重要的可见指标。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原则具体落实到各个社区、各条街道。

犯罪防范控制需依赖于平安社区建设。“不良的邻里环境是犯罪行为发生的物质场和心理场”。[3]社区环境不和谐，就容易诱发和纵容犯罪行为，或者给犯罪者以可乘之机，甚至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而良好的社区环境，则不仅可以化解个人、家庭之间的矛盾，而且居民间是守望相助的关系，可以维护正常、安定的生活秩序，减少犯罪的机会。

三、建设平安社区的几点建议

（一）必须处理好社区警务与平安社区建设的关系

社区警务的推广是平安和谐社区建设当中的关键一环，是平安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目前人们没有真正理解社区警务与平安社区建设之间的关系，对社区警务如何在观念上、机制上、力量上、资源上和措施上真正的融入社区建设之中，纳入社区发展大轨道的研究不是很到位，使得社区警务与平安社区建设相分离的现象没有得到解决，某些地方的社区警务只是流于形式，工作难以开展和深化。要加强对民间组织，群众组织的领导和监督，协调好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企业与社区警务室之间的关系，积极发挥社区警察的作用。

（二）加强社区服务工作

做好社区服务工作，有助于引导和鼓励人们参与广泛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服务活动，有利于居民形成主人意识和家园归属感；使社区内的人们互相帮肋、互相支援，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首先，我们要改变以往那种狭隘的社会服务的观念。要形成“面向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等提供福利服务；面向社区居民提供公益性的便民利民服务；面向社区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开展双向服务”的三大服务体系。其次，要全面推进社区服务的各项工作的进行。一是要推进就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二是要大力建设基础设施，服务方便百姓。三要推进社区救助服务。四要增强社区的法律调解服务。

（三）强化社区文化建设

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可以提高社区居民的犯罪防范控制的综合素质；可以增加居民间的交流、沟通，以减少、消除某些犯罪因素；可以增强对社区内居民的社会控制。优秀的文化会产生人们守法意识和文明行为的规范力量，有助于形成人们内在的自我控制机制；而不良的文化腐蚀人们的心灵，会诱使人们放弃正确的人生观和目标，诱导犯罪倾向的产生，推动犯罪行为的发生。因此，必须加强社区内的文化建设。首先，必须净化社区文化环境，提高社区文化活动质量。免费论文参考网。就是要加强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各种文化娱乐场所进行严格的监督检查，防止色情文化和暴力文化的蔓延和泛滥。其次，积极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相互交流、学习、休闲、娱乐的空间。从而促使人们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四）加大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力度

1、整合各种社会治安资源和力量，建立群防群治网络。搞好社会治安，单靠公安机关的力量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建立以派出所和社区民警为主体，社区治保会为依托，社区治安队为骨干，物业保安和场所保安为主力，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群防群治网络。

2、加强社区内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提高技术防范水平。视频监控系统是一种防范能力较强的综合系统。公安机关应加强对一些重点地区、场所及各种娱乐场所实施隐蔽式或公开式的远程图像监控管理，变被动式接警处理为主动式监管，不仅可以大大缓解警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可以实现远程监看、控制、录像、回放、图片抓拍、管理等，并及时地发现治安问题、制止犯罪行为、打击犯罪行为。

3、加强对出租屋和流动人口的管理。首先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居住地的管理和控制。尤其要对房屋出租者进行法制教育，规范房屋出租行为，要求房屋出租者对暂住人口的入住和离开进行详细的登记，并及时向治安机关汇报。其次，对于管理部门来说，应该建立网络信息化管理系统。网络信息化管理就可以很方便的对流动人口在城市间的流动进行必需的跟踪管理。同时，必须要提高人口档案管理水平，为其提供丰富的信息服务。

4、切实做好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预防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对平安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基层社区组织，尤其是街道办、居委会的作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把这一工作落实到位。克服他们的心理障碍和行为偏差，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获得新生。

参考文献：

[1] 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33-34.

[2] 崔海英.纽约警察“零容忍”打击犯罪[J].现代世界警察，2006，8.

社区安全管理论文篇（3）

当今全球的社区管理模式共有三种类型：政府主导模式、社区自治模式和混合模式。无论选择哪种管理模式都应根据当前的背景、环境以及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模式，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党的十报告中多次提出“创新”一词，吹响了“创新”的新号角，其中就有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2]。油田作为国家石油战略安全的屏障，在国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凭借其特殊的背景和环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由于油田社区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不高，创新管理模式的能力和意识不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油田的和谐发展，因此构建创新型文明油田社区成为重要任务。

首先明确社区管理的目标。油田社区的管理目标就是要全方位实现社区管理，具有高水平的管理水平，时时处处从居民的出发，最大程度的满足居民生活上的各项需求，使居民对社区产生依靠感和归属感，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社区管理理念。其次制订一系列科学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管理体系，实现事无巨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不断完善油田社区内部的运行机制。再次建立管理人员的选拔和培训制度，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做到为居民提供高质便捷的服务，提供多元化的服务管理形成专业化、制度化、服务性较强的社区管理。最后注重社区的文化和感情投资。社区的管理应注重居民的文化需求，把文化建设纳入社区管理的重要部分。油田社区中退休人员日益增多，社区应利用假期休息日组织丰富多样和群众喜闻乐见的社区活动，丰富居民和老人的业余生活，为居民沟通交流提供平台，使社区居民文明程度得到极大的提高，推动社区和谐健康文明发展。

二、构建现代化信息化油田社区

随着科技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建设信息化现代化的新型社区已经成为未来社区的发展趋势。社区的管理要充分运用现代电子通讯和计算机网络，建设具有现代化功能的电子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社区，最大程度的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方便居民们的日常办事。建立“一站式”服务、 亲情化服务和24小时维修服务，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以社区实体服务和管理体系为基础，建设信息服务平台，完善社区 “一站式”、“门禁”、物业收费等系统，启动幼儿保教、医疗卫生、公共事业信息化建设，完善体检、公积金、社保基金等的业务管理、信息、查询、政策咨询等服务功能。为了方便日后的查找，收集整理加工信息资源并进行规范化的登记、分类、存放和录入社区内建立的信息资源库。同时建设网上社区，使社区各管理机构运用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更快速高效的进行自动化服务。社区信息化建设，搭建了一个可以满足现代社区管理和服务的综合平台，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满意度不断提高。

三、构建平安和谐油田社区

创新型社区管理的建立，使社区管理智能化。“一站式”服务、 亲情化服务和24小时维修服务的出现，使社区的居民更加关注社区的安全性，保安是否24小时尽职尽责，管理人员是否能及时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可以更加安全幸福的生活。社区的安全性不仅关系到居民的安居乐业，更是油田是否能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3]。建立健全安全体制，人人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责任到人。加大安全隐患治理和应急管理力度，始终把防患于未然放在第一位，早发现早治理，即使隐患出现和危机发生时，能以最快的速度反应并做出相应的应预案。根据地区和季节的特点，有针对性的指定安全措施。认真开展社区诊断和伤害监测，全面识别社区高风险环境、脆弱群体；明确目标，以“一老一少”、居家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社区治安等为重点，积极实施安全促进项目；利用各种形式和机会，对居民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和培训，讲解基本的防火防盗安全知识，加强居民的安全意识 。平安社区，和谐油田，居民们的安居乐业，才是油田更好的发展的有力保障。

四、构建绿色园林油田社区

油田社区应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前提，以提升绿化工作水平为任务，积极构建和谐油田。在绿化管理方面，应不断的完善社区的绿化管理体制，创新绿化管理方式，倡导绿色健康环保的生活环境和居住环境，构建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绿色园林社区[4]。社区的绿化工作从过去的“见缝插针”转变为“规划建绿”，创建“绿色”社区，努力创造一个能使居民身心更加愉悦的优质环境。在具体建设工作中，应制定社区绿化总体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进行分类管理，增加花草树木的广度和厚度。根据小区的特色以及客观条件，科学的制定相应的绿化方案，努力做到因地制宜，布局合理，整洁优美。不断充实丰富植物层次，使乔、灌、花、草配置得当，使社区的绿化环境具有美感和文化内涵，提升绿化品味和档次，提高小区环境质量。

油田社区的管理对油田稳定和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应不断创新完善油田社区的管理，积极推动油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候典忠，中原油田社区管理工作浅谈. 经济论坛，2009，8

社区安全管理论文篇（4）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为我国新时期的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也引发了新的社会治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为维护社会稳定提出了新的挑战。公安机关必须立足于社区警务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预防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合，有效的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

关键词：社区警务；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

一、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

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 2008 年, 农民(主要是35 岁以下的农民工) 犯罪人数达到52.96万, 占生效判决罪犯总人数的52.58 %，自2004年来农民工犯罪年平均递增4.88 %。据统计,流动人口犯罪占整个上海市犯罪的50 %以上,在广州则高达80 %, 深圳竟高达97 %。即使在内地大城市如成都, 近年来由流动人口引发的刑事案件一直占犯罪总数的83 %以上。[3]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公安机关必须立足于社区警务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预防。

二、社区警务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中的地位

社区警务（Community-Oriented Policing），也叫社区导向警务，其原则是：预防为主、警民合作、社区导向、综合治理。[2]

犯罪学理论认为，一切违法犯罪的根源于社会，社区警务的理论与实践证明解决违法犯罪问题必须立足于社区，依靠社区群众是解决治安问题的出路。举全社会之力与警方配合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产生的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虽然知识文化程度有所提升，但是受到当前充斥社会的各种有害价值观与文化的影响，思想观念开放活跃，违法犯罪的手段智能多样，管理难度加大，但是共同一点就是他们在大城市中处于社会底层，往往栖身于工地和城中村，甚至有的地方形成了农民工专们聚居的社区，犯罪学理论认为所有的犯罪行为都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那么解决违法犯罪也离不开社区这个小环境。充分重视落实社区警务战略，并及时了解农民工中的社情民意，引导身份融入，发现违法犯罪问题，化解矛盾纠纷，进行情绪疏导，解决实在困难，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目标。

三、社区警务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一）社区警务在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社区警务室没有发挥服务管理流动人口的基础职能。

公安部要求全国各地每个社区都必须设立警务室，在农村可以几个村共同设置一个警务室，另外警务室大多建立在社区中心位置，并且和街道社区其他管理单位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政务大厅，各个单位工作联系方便，尤其是对出租屋和暂住人口以及人口信息的管理提供了便利，但是因为警力不足，建立社区警务室后，又需要民警常驻警务室工作，而派出所警力调配上捉襟见肘，除了本身的所内工作还要处理各种治安案件，民事纠纷，社区警务室建立后社区民警又要往返于警务室和派出所之间，从已实行的省市看，社区警务室长期效果并不明显，现在很多警务室，已是“物是人非”公安民警基本不到岗。

2.公安机关对新生代农民工聚居的建筑工地宿舍存在管理盲区。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改造项目较多，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为了赶工追工程进度，长期吃住在工地一线，动辄数百人，同时建筑工地多处于空旷地带，安全防范薄弱，多发建筑材料失窃案；文化层次较低的农民工之间会因为一点小事发生摩擦口角继而引发武力械斗，甚至有个别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的农民工会触及违法违纪的事情；施工方也可能因为拖欠工资、工程承包等问题与农民工人发生纠纷甚至引发等等社会治安不稳定诱因，长期以来建筑工地一直是治安隐患较多的区域。

3.公安机关不注重在管理中主动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违法犯罪情报信息。

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的根源在社会，那么公安机关了解和掌握本社区和企业工地内重要情报信息就显得格外重要，通过走访群众，可以了解社区和企业工地治安状况、人口情况、特别是工作对象信息，了解了他们的现实表现和近期动态就为预防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情报工作本身是一个枯燥、乏味、短期内难以见到实效的基础工作，很多民警在思想上不重视，体现在：第一，编造假情报。社区民警为了完成信息采集工作要求，提供自己过时甚至是自己编造的假信息。第二，不认真分析，民警得到情报后往往简单化，主观化处理。第三，办事拖拉，情报具有时效性，时间越久，其应用价值越低，基层民警得到信息之后，可能认为等等再上报也没什么影响，往往贻误战机。

（二）社区警务战略视角下的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对策。

1.公安机关推进社区警务室扎根社区、进入工地。

社区警务室和社区民警是公安机关与百姓接触最为直接的窗口和桥梁，它具有宣传教育，业务指导，安全防范，震慑犯罪，就近接警的重要职责。因此公安机关要认真负责，推进警务室扎根社区，为了适应新形势，可以在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建筑工地上建起 “警务室”，派驻民警和辅警以及抽调工地保卫干部，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工的安全防范意识，深入摸排化解矛盾纠纷，全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大型工地的治安秩序。警务室扎根社区，进入工地，不仅完善了治安防控体系，也延伸新生代农民工管理触角，真正做到 “零距离”服务新生代农民工。

2.公安机关可探索组建专门农民工社区。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分散，底数不明，管理困难的局面，参照城市成熟社区管理模式探讨建成农民工社区。并以社区民警为主，以辅警、流动人口协管员、治保干部、保安人员、农民工中的治安积极分子、信息员等社会力量为辅的新型社区警务模式，构建起农民工社会化服务管理网络，由分散化管理向集约型服务、管理转型。

3.公安机关应建立和完善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报工作机制。

公安机关要正确预警案件就必须从情报的搜集、分析、研判、指导破案等过程下功夫，其别重视情报工作的中心，也就是情报的研判。首先，要加大公安情报分析队伍的建设，提高情报研判质量。第二，建立预警机制，可以通过警务室和社区及工地公告栏一些案件预警信息，特别是一些案件的规律和特点提示有关人员重视安全防范。

参考文献：

[1]张兆瑞，张建明，杨瑞清.社区警务[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2]刘兴华.社区警务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3]周东平. 犯罪学新论[M] .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4]王俊岭.《浅论社区警务与校园安全》. 吉林：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注：本文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级课题《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治安影响的研究》（项目编号：11SKS01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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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安全管理论文篇（5）

一、认真实行民主自治，着力提升社区法治化管理水平。社区坚持从建组织、定规章、强监督等方面狠下功夫，不断提高社区民主自治管理的法治化水平。一是建立健全社区民主管理组织体系。社区建立和完善了以社区党总支为核心，以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业主大会、社区四方联席会、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事务顾问团为主体的社区民主管理组织体系。每月召开一次社区四方联席会，讨论议定社区内的阶段性重大问题，针对居民在生活、居住、社区需求方面提出的建议和意见，研究解决措施办法；每季召开一次社区事务顾问团会议，发挥社区事务顾问团的协商、议事、监督的工作职能；每半年召开一次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审议社区居委会工作报告和年度计划，对社委会各项工作以及社区工作者进行评议，研究决定社区重大事务。二是制订和完善社区民主管理制度。社区制订了《社区事务工作站工作职责》、《社区居委会工作职责》、《社区“居务公开”制度》、《社区“四方联席会议”制度》、《社区“四方”分工负责制度》、《社区联席会议工作通报制度》、《社区自治章程》、《居民公约》等各项规章制度，有效保证社区各个组织、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三是健全社区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社区完善了“事务顾问团”、“四方联席会议”活动机制，将社区知名人士、民主党派、居民代表、驻区单位代表等人员纳入到社区事务顾问团，增强社区居民和成员单位对社区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通过“社区事务意见征询表”收集社区居民对社区工作的意见和建设，以及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根据排查时间表及时处理，做到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反馈。社区事务顾问团先后就“社区雨污分流”“社区停车位改造”、“文明养狗”、“社区绿地的分片包干管理”、“社区汽车智能化管理”、“社区文体场所改建”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将协商、讨论结果公布在社区中。

二、强化法制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居民群众的法律素质

社区安全管理论文篇（6）

在现代社会,公共安全已经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和公共安全秩序,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是政府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人民安居乐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公共安全"内涵涉及政治安全,如政治制度、国家统一、民族分裂、宗教问题等。

2 社区公共安全的内涵

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其公共安全、公共秩序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社区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应大力加强社区公共安全建设,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社区生活、工作环境和质量的提高,努力建设安全社区。本质上,安全社区即社区的公共安全。"这应该是一个更高层面、更大范畴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治安,即社区刑事案件的预防、社区劳教劳改释放人员的矫正、社区不良青少年和吸毒人员的教育、社区外来人口管理、社区消防安全事务,还应当包括新形势下的一些安全问题,主要是市容环卫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安全、公共安全、信息网络安全、发生紧急事件和危机时的社会各方面的安全,包括重大突发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性工业事故、重大突发性社会骚乱、重大突发性政治危机乃至战争威胁及战争状态。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有效地配置现有资源,以便更好地应对不断增多的公共安全事务。

3 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社区公共安全管理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旨在以社区发展为切入点,全方位加强社区建设,增强城镇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社区公共安全管理"是对社区工作的总体概括,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将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生活便利、卫生整洁、环境优美、治安良好、人际关系和谐的现代化的新型社区。它也是社区资源和仕区力量的整合过程。

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依靠杜区力量促进社区公共安全管理,依靠社区力量促进城市管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搞好城市管理,除去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要有管理水平较高的专业管理队伍,要有必要的完善的硬件设施外,还必须依靠社区力量,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城市的建设和管理。

4 社区公共安全体系的建立和健全

4.1建立完善的社区公共安全制度体系

4.1.1制定社区安全防范公约。社区安全防范公约是杜区内各种力量围绕社区安全问题进行共同讨论、共同拟订、共同遵守的关于参与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各项工作的章程。公约明确社区内各种力量在社区安全工作中的义务,包括出入、出资参与社区安全工作,定期及时缴纳治安费,加强自家安全防范工作,勇敢地与危害社区安全的行为作斗争等。

4.1.2 实行安全岗位责任制。安全岗位责任制是规定社区不同岗位上的人员对本岗位上的安全工作应承担的责任和应享受的权利的一种制度。它要求每一个人员,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对安全防范切实负起责任,并且把它与个人的政治荣誉、经济利益挂起钩来,在安全防卫方面也做到责任权利的统一。安全岗位责任制是一个社区安全与否的关键,是社区安全防范工作制度的核心。各社区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各个岗位的制度,并认真执行,使之真正成为促进社区安全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4.2建立健全社区公共安全的管理机制

4.2.1组织领导机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社区标准,各社区应成立相应的组织,分别承担相应的职责。例如,火灾防救组、疾病防救组、刑事案件防范组、现场搜救组、现场救护组、事故防范组、后勤保障组、减灾救灾组等。

4.2.2危机处理机制。建立危机处理预案,根据情况及时灵活处理。

4.2.3 信息支持机制。建立信息动态管理系统,随时掌握社区信息,及时把各类安全隐患消灭处理。

4.2.4绩效管理机制。对社区安全管理人员,要调动他们的工作主动性与积极性,并根据他们的德、能、勤、绩综合表现评定他们的工作水平与能力,对优秀的要予以奖励,对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要使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与法律责任。

4.2.5监督监管机制。对涉及社区公共安全的危险源加强责任监管,从制度上约束和减少危险发生,建立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社区安全防范机制和防控网络。

4.3建设社区公共安全的文化体系

4.3.1社区公共安全文化的形态方面。安全文化包括安全观念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管理文化和安全物态文化。安全观念文化是安全文化的精神层,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管理文化是安全文化的制度层,安全物态文化是安全文化的物质层。

4.3.2 社区公共安全文化的对象方面,即具体的个人,是对某一特定的对象加以衡量。对于不同的对象,所要求的安全文化内涵、层次、水平是不同的,其具体的知识体系需要通过安全教育的培训建立。

社区安全管理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1-0037-07

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加速发展，中国国内一些重大安全风险越来越突出，体现出风险跨界性、影响集群性、原因复杂性、后果严重性、治理多元性或事件突发性等特点，单独依靠某种社会力量、某个区域或行业进行治理，实难为治。随着近年中央提出将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涉及的重大风险治理同样具有战略性意义。作为国家首都所在区域，京津冀的安全风险问题不仅关系到居民安全，更关涉政治意义的首都安全和国家安全。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更是“公权磁场”，这类跨域安全风险的发生和治理具有极强的结构性，单个省市区已无力解决。

一、安全风险的区域治理研究回顾及其评价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京津冀的经济社会发展一度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累积了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如大气污染、资源紧缺、冲突不断等[1]。2013年～2014年，先后考察津、冀、京三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理念，之后三地政府、学者对此进行热议研讨，并将合理建议逐步付诸政策实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安全风险治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多次提出“总体性国家安全”概念，区域安全风险治理也同样是其组成部分。因此，开展京津冀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研究十分必要。

（一）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

治理理论的兴起，曾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各类社会自治组织力量不断壮大及对公共生活影响的重要性上升，理论界重新反思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并对新公共管理的局限性进行修正。世界银行在1989年首提“治理危机”概念后，治理理论应运而生[2]（p.34）[3][4]。它拓展了政府管治视角，逐步延伸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涉及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进而出现了全球治理、公共治理、社会治理、法律治理、公司治理等概念。与传统行政管理理论等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不同，也与特别强调市民社会自我治理理论不同，治理理论一开始就强调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共治，多元方式并举。国家治理的目的或功能不外乎经济平稳发展、政治长治久安、社会和谐进步、人民安居乐业，也即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所希冀的“秩序”和“进步”两块基石。

（二）国外区域主义及区域治理实践与理论的成长

近些年来，国外关于区域治理的实践和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如1994年英国设立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等9个区域政府办公室分区治理；布莱尔政府还突出地建立一个以区域政府办公室、区域发展局和区域议事厅为三大支柱的治理网络，形成新区域主义。区域治理即各地方政府、区域内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公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为实现最大化区域公共利益，通过谈判、协商、伙伴关系等方式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集体行动的过程。区域治理理论在组织和方式上明显强调三点：一是多元主体间的网络或网络化治理；二是强调发挥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的参与性；三是注重多元弹性“协调”方式解决区域问题，特别强调各地方主体为了区域公共利益和安全，让渡一定权力，达到相互纾解矛盾冲突、促进协调发展的目的[5]（pp.2347）[6]。很显然，国外关于区域重大安全风险治理实践和研究必然包含在区域治理之中，是区域治理的重要专项议题。

（三）中国学者关于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研究

中国学者对于治理理论的研究起步稍晚，最初重在政治学界引介和创新。如在传统的“善政”理念基础上，积极倡导“善治”理念[3]，直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念[7]。

区域治理最初是在国内经济学界得到高度关注，这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不无关系，以至于先后在区域经济学、地理经济学等著作中得以体现，并被限定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运行调控模式”，这显然片面[816]。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突破政治学、经济学的阈限，不断引介西方区域治理理论，并对地区内（某省域或某城市）、行业内（如食品、环境、煤矿、化工、治安、金融、拆迁、迁移）的安全风险治理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长三角跨界环境风险治理对策研究、上海作为全球化城市可能遇到的风险及其治理探索、辽中南城市群环境风险治理对策研究、大亚湾石化园区安全风险治理对策研究等[1722]。

（四）风险社会与公共安全管理研究及发展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从现代性反思角度构建风险社会理论，拓宽了学术视野。他们认为人类已进入风险社会，后果弥散全球；其风险主要源于人的决策及其行为，是现代性的后果，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因而风险防范与治理需要全球合作、复合多元主体参与和建立“世界主义政党” [23][24]。

公共安全管理、公共危机管理尤其当前流行的应急管理研究，则从策略角度力图强调维护和保持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产公共秩序，以及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和恢复，其实质是指政府公共权力用于公共安全的维护、保持和应对恢复。国内外从这些理论对某地区、某城市的综合安全风险或某类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进行了大量的对策研究，尤其是应急管理研究。从美国学者提出的紧急事件管理的五阶段理论（预防―准备―应对―恢复―除灾），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的PPRR（预防/减灾―准备―应对―恢复），再到目前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预案―组织―机制―平台―保障―法规）[2528]，应急管理实践逐步走向深入。

（五）相关研究文献的简要评价

第一，从上述研究文献看，虽然风险社会理论强调现代性反思，公共安全管理理论强调政府主导，但在如何防范和治理安全风险的问题上，几乎殊途同归于治理理论，即均认识到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共治和多元治理方式并举的重要性。

第二，在中国，目前区域治理仍然强调政府主导，而企业或公民主动参与较弱。此外，国内学者的研究或局限于理论方法引介和创新，或局限于某一地区、某一类安全风险治理研究，而对于跨行政区划的区域综合安全风险及其治理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并不多，尤其是从社会结构角度研究安全风险成因和治理机制的成果更少。

第三，正是由于缺乏社会结构性反思和优化调整，因而在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更多偏重于治理的工具理性，导致仅仅完成指标任务、遮盖矛盾问题、负面能量蓄积等问题，反而引发新的风险；而不是从社会道义责任伦理（对生命安全的真正负责）角度即以人为本、从人的安全本质上去化解风险和保障安全。

二、区域重大安全风险表现及“热点”：以京津冀为例

所谓“重大安全风险”，根据2007年《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一般是指一次事故或事件造成10人及以上死亡，或50人及以上重伤，或5000万元及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但是，有些社会安全事件无法进行直接量化，只能视其严重的后果而定为重大安全风险问题。结合安全风险的普遍性和京津冀的特殊性，根据2006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所厘定的四大公共安全风险，可初步列出京津冀地区已现或潜在的重大安全风险（参见表1）。

从表1看，我们需要对整个京津冀区域安全风险进行评价。目前通过初步辨识认为，京津冀最需要治理的涉及跨域性、持续性的重大安全风险“热点”具体分为四类。

（一）京津冀人口流迁安全风险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京津冀将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最具活力的区域经济体，三地人口流动的速度、规模、结构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比如，适龄劳动力人口再度激发进入北京、天津“淘金”的流动不会减弱；同时，流动人口的偏激行为、不轨行为或犯罪行为也将进一步凸显；随着利益矛盾激化和权利诉求增强，进京上访群体急剧增多同样考验首都安全；流动人口对三地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管理提出挑战，特大城市垃圾围城、汽车堵城、雾霾罩城等大城市病以及人口过度集聚的风险均将进一步凸显。

（二）京津冀重大环境安全风险

目前京津冀地区环境安全风险比较严重，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空气污染（雾霾）、土壤污染（化工腐蚀）、饮水水质差（环首都周边地区水污染已经相当严重）、植被破坏等。这些环境风险已经严重影响人的生命安全健康，如雾霾导致近年京津冀地区急性呼吸道疾病就诊人数骤升。因此，开展区域协同治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京津冀重大公共安全风险

这里所指的“公共安全”，具体包括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所涉及的企业生产、交通运输、建筑、群聚踩踏和惊遁、食品药品、消防和危险化工、核电站、职业健康、应急救援等高危行业或问题突出的公共安全风险，以及潜在的自然灾变风险等，均有一定的突发性、跨域性、规模性。

（四）京津冀重大社会冲突风险

从冲突主体划分，社会冲突包括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阶层关系）的干群冲突、劳资冲突、贫富冲突和民族冲突，以及反映敌我矛盾的冲突；从冲突是否表露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潜在冲突和现实冲突（又包括主体在场冲突与网络虚拟冲突）；从冲突内容划分，社会冲突包括经济利益冲突、政治冲突、文化观念冲突、冲突；从具体直接原因划分，社会冲突包括强拆强迁诱致冲突、环境污染诱致冲突、业主利益受损诱致冲突等；从冲突性质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恶性的流窜刑事犯罪、治安案件和中性的（现场的、网络虚拟的）等；从冲突方式或激烈程度划分，社会冲突包括战争、械斗、游行示威、静坐、围攻、争吵、谩骂、诅咒等。

这里主要是指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容易发生、具有一定规模、有一定跨域影响的社会冲突。如2011年以来，北京东50公里直线距离的河北香河县屡屡发生土地或房屋拆迁案，引发较大规模的群体冲突；京津石等城市内屡屡发生的社区业主维权案等常发性社会治安风险；2013年10月某恐怖组织冲击天安门城楼的事件；2015年3月王府井外籍人员抢劫案；10年前偶有发生的聚集滋事案件；进京上访群体聚集的社会风险或政治风险；京津冀地区尤其环首都周边的大厂、香河等地因改革期间利益分化而潜隐存在的民族宗教问题等。有些冲突具有一定的跨域性，且有些直接指向首都安全，如潜在的暴力恐怖风险等。

三、区域重大安全风险的社会成因及结构性治理新思路

当前京津冀地区重大安全风险的显现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尤其社会结构性原因，因而对重大安全风险进行区域治理需要走“结构性治理”、“结构性安全治理”之路[29][30]。

（一）区域安全风险的社会成因

社会系统论认为，社会大系统包含三大社会主体力量（政府、企业、社会）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大子系统的结构关系，强调社会稳定和整合，认为冲突是破坏性的[31]（序言） 。马克思等多从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出发，强调冲突是社会的另一面相，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科塞认为社会冲突就是一种安全阀，有利于社会高度整合[32]。吉登斯、贝克均强调现代性及其人为决策和行为是社会风险的重要缘由[23][24]。

社会结构是指占有不同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格局，包含人口、家庭、组织、区域、城乡、分配、消费、阶层、文化等子结构。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社会阶层结构则是社会结构的核心[33]（pp.911，13）。从社会结构角度对重大安全风险进行分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第一，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社会系统原因。从社会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与经济之间的不协调已经成为严重的现实问题，甚至有研究指出，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十五年[33]。这是当前全国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面临的难题，是跨域性风险产生的主要社会原因。

第二，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重要决策原因。按照风险社会理论大师贝克等的观点，现代社会风险源于人的决策和行为，其中很多源于政府本身的决策，即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中，未能将安全风险纳入决策范畴；而且对安全风险治理存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使得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在制定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不得不考虑这样的问题。

第三，资源机会的区域和阶层配置不合理，是区域重大安全风险形成的根本性社会结构原因。从区域结构看，目前京津冀地区明显存在优势资源过于集中在中心地带（首都），从而导致地带资源稀缺、环境破坏、底层贫困、事故多发、问题突出等现象。资源、机会的区域“圈层化”，必然导致阶层结构发育不正常，广大中下层居民逐步边缘化，因住房难、就业难、看病难、交通难等，导致都市白领阶层上向流动受阻，从而引发了诸多社会冲突、安全事故等问题。一是“公权磁场效应”。相比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的公权力非常强大，因此在政策制定、资源机会配置具有一定的优先性，也使得外来人口包括外商、外资，都对此产生磁吸效应。二是“极化效应”。即优势资源、机会过于集聚在中心地区、集中于中心地区的社会上层，导致地区资源机会稀缺，人口流迁方向集中趋于中心地带。三是“圈层效应”。即资源、机会按照城市同心圆、区域同心圆进行梯度配置，人口流迁梯度化，但一致趋于中心，最后导致河北等地资源稀缺、环境破坏、积弱积贫等。例如，在人口巨流中，环首都周边的河北小镇成为北京白领的“睡城”，但生活资源相当紧缺，引发了诸多安全风险。

（二）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理念重构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重大安全风险治理多采取管控型、高压型、封堵型的方式，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引发了新的安全风险，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因此需要在治理理念上，从“封堵型”向“疏导型”、从“单一型”向“多元型”、从“压制型”向“民主型”、从“零散型”向“系统型”进行转变和重构。

第一，突破既有的“为维稳而维稳”、“为经济生产抓安全”的思维和做法，从社会结构分析入手，探索京津冀重大安全风险形成和发生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确立以人为本的安全风险治理理念，改变一度存在的工具理性、信念伦理而不是社会责任伦理的安全风险治理观，确立安全伦理观照维度，从而为安全风险治理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性调整、多元参与奠定基础。

第二，突破安全风险治理“单兵突进”的思路，将安全风险治理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性国家安全的必然组成部分，从而树立“安全风险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共进”、“安全风险的政社合作共治”理念，决不能重蹈牺牲安全利益片面发展经济的老路，决不能重走发达国家或地区“先污染后治理”、“重增长轻治理”的老路。

第三，力图构建系统化的重大安全风险区域治理体系（区域安全发展、安全风险区域治理模式）。即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单打一”的安全风险治理格局，打破各地区“一亩三分地”、地方保护主义格局，也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零散应对策略，从而构建“安全风险系统分析法”和科学合理的区域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治理体系如图1（包括治理对象、风险评价、社会成因、治理方式、治理结构和综合性治理机制）。

（三）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结构、方式和机制

第一，治理结构层级化。首先，中央高层设立协同治理的指导性机构（及其组成），统一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把控重大安全风险协同治理战略和方案。其次，京、津、冀三地分别敷设各自的治理委员会及其机制，受中央指导机构指挥协同。最后，针对具体的重大安全风险，设置和制定跨区整体协同治理的制度和机制。

第二，治理方式多元化。首先，安全风险治理需要一定的成本，因而需要跨区域加大经济投入和物质支撑力度。其次，发挥社会参与治理、社会监督治理的作用（如社会运动），这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再次，推进安全风险法治化，使之与安全行政监管、政治控制同时并进。最后，注重安全风险治理的科技支撑手段建设，尤其是安全风险信息化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并不断提升公民风险防范意识和安全文化养成。

第三，治理机制综合化。一是多元合作共治机制。即改变政府单一治理方式，实现政府、社会或企业共同合作治理；同时借鉴英美等国治霾经验，区域的政府监管、依法治理、经济补偿、技术改造、社会运动齐头并进。二是央地统筹治理机制。即地方治理行动与中央统一规划指挥治理要统筹协调起来，中央也应该考虑地方治理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三是组织协调治理机制。即在中央层面设立的协同发展指挥委员会下面，分设安全风险协同治理机构，统一规划、调度、实施治理行动，避免三地扯皮、推诿；京、津、冀三地也分别在各自内部设立协调治理的组织机构。四是经济协同补偿机制。所谓经济协同，就是京津冀三地在经济结构布局（尤其产业结构布局）各有特色和差异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必要时进行财税等利益补偿。例如，河北生态为京、津做出了贡献，京、津对之进行合理补偿，或者说安全损失可以通过市场化或行政化途径进行外部补偿，均需建立制度化的机制。五是依法治理监控机制。如对于滥砍滥伐、乱倒乱排、制售劣质食品药品等，均需严刑峻法；对于汽车尾气排放治理，也需有章可循。六是技术研发治理机制。所有安全风险治理的技术手段均在于事前预警防控、事中应急救援、事后修复整改。如应该鼓励研发和推广低碳节能技术、尾气清除装置等；治安需要合乎人性的技防手段（而不涉及隐私），且需制度化。七是社会“安全阀”机制。即小规模的良性冲突本身也是释放社会负能量、促进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需要建立社会冲突制度化的安全阀机制，包括媒体和舆情监控、利益诉求、利益表达、情绪宣泄等机制。八是结构优化调整机制。我们认为，这是区域安全风险治理的核心机制，即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导向，优化资源机会配置格局，改变资源、机会过度集聚中心地带的现象，对不同功能区采取不同政策，实现人口有序合理流动、资源机会均衡配置，力图从根本上治理风险产生的根源。同时，注重阶层间收入分配合理化机制、特权阶层违法违规严惩机制、底层社会保障或利益补偿机制、中产阶层维权运动机制等的建设。所有安全风险治理均离不开中产阶层的社会运动，即以中产的环保运动、土地侵蚀抵制运动等带动安全文明发展，促进安全风险的社会自治；但也要看到阶层结构本身的调整对于安全治理同样重要，如通过抑制、特权阶层疯狂敛财，能一定程度地遏制人为责任事故的发生；同样，充分解决底层社会的经济贫困，积极进行社会救助，也能遏制等群体冲突事件的过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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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安全管理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6-0052-09

doi：10.19366/ki.1009-055X.2016.06.009

在《社区安全的理论与实践》（2010年）中，笔者主张广义的“社区安全”概念。在该书中，笔者将“社区安全”定义为，“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社区有关组织积极整合社区内外各方面力量和资源，积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防范犯罪行为和治安侵害，杜绝安全隐患，防止意外伤害，减少社区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避免社会断裂等，努力为社区成员创造安定和谐、安全有序、安居乐业的社区环境”。[1]8笔者指出当前我国社区普遍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犯罪行为、治安侵害、安全隐患、意外伤害、矛盾纠纷、社会断裂等，并对这些安全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描述和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防范社区安全风险的思路与措施。[1]9-15在《城市安全研究概述》一文中，笔者提出“城市安全是城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人身健康和资源供给等方面保持的一种动态稳定与协调状态，以及对自然灾害和社会与经济异常或突发事件干扰的一种抵御能力，这种状态的保持和能力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及其政府对自由安全边界的责任意识和价值判断。……城市安全是一种全方位的安全，内容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科技安全、网络信息安全、人身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等，其中公共安全又包括生产安全、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等内容。影响城市安全的因素大致包括自然因素、卫生因素、社会因素、生态因素、环境因素、经济因素、信息因素、技术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国防因素、国际恐怖主义等”。[2]24-25城市的安全问题无一例外都会体现到社区中来，影响社区安全的因素也随处可见，我国社区依然面临着上述的各种安全问题，这让我们不得不审视我国社区安全治理的格局，进一步加强社区安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建设。

一、当前中国社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

从广义的“社区安全”定义出发，我认为，当前我国社区总体上面临着以下安全风险：

（一）来自自然领域的安全风险

这类安全风险主要包括：地质灾害和气象灾害，如地震、火山爆发、地面塌陷、断层滑坡、泥石流、风灾、雷击、洪灾、涝灾、雪灾、旱灾和虫灾等。我国城乡社区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来自自然领域的安全风险。其中，风灾、雷击、洪灾、涝灾、雪灾、旱灾等较为常见，南方多洪灾、涝灾，北方多雪灾，偶见洪灾；处于地震带的社区可能多发地震，处于山区的社区可能面临泥石流等风险，我国城乡社区也经常遇到地面塌陷、断层滑坡等风险。靠近活跃火山口附近的社区还可能面临火山爆发的风险。

（二）来自社会领域的安全风险

这类安全风险主要包括：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等，如杀人、抢劫、偷盗、爆炸、投毒、火灾、矛盾纠纷、交通事故、空袭、、意外伤害等。尽管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发生的概率很低，但大多数社区普遍面临着各类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矛盾纠纷、交通事故、火灾、意外伤害等的威胁，爆发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处在经济社会文化多重转型期的中国社区，来自社会领域的安全风险明显增多。

（三）来自环境领域的安全风险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自己所生活的环境，包括是否存在放射性污染、是否存在沙尘暴、是否存在雾霾等空气污染、是否存在酸雨、是否存在地下水污染和地表水污染、是否存在土壤污染等。因为这些安全风险决定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

（四）来自经济领域的安全风险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感受到来自经济领域的安全风险，这些安全风险最终都会反映到社区中来。这些安全风险主要包括：就业的安全、生产的安全、金融的安全、投资的安全、交通运输的安全、能源的安全、社会保障安全等。这些风险都无一例外地会影响到居民的工作、生活及生命的安全。

（五）来自技术领域的安全风险

随着各种新旧技术的不断应用，我们现在面临技术领域的安全风险也越来越多，如重要公共技术设施的维护、高新技术的负面危害，包括毒气泄漏、核泄漏、生物化学技术、光辐射、电波干扰、建筑物倒塌，其他安全隐患等。

（六）来自其他领域的安全风险

这类安全风险如卫生领域（人体卫生安全、动物防疫安全、水生物防疫安全等）、生态领域（海洋生态安全、自然生态安全等）、信息领域（国家机密、计算机住处、网络信息、核心技术和商业秘密等）、文化领域（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文化冲突、文化侵略等）、政治领域（政治动乱、政治颠覆、政治斗争、国家分裂、情报破坏等）、国防领域（包括外敌入侵、危害、领土完整等）、国际领域（国家间冲突、国际恐怖主义等）等方面的安全风险。

二、当前社区安全治理的基本格局

吉登斯认为，“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机遇和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3]4特别是近代社会以来，“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雏形”。[4]22-23无论是哪个地方的社区，都没有绝对的安全或绝对的不安全，一般都处在绝对安全和绝对不安全之间，都面临着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风险，因此，社区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对社区安全隐患问题的治理，更好地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不断地提升社区的安全度。尽管社区面临着诸多的安全风险，但不是所有的安全风险都是现实的安全威胁，安全风险与安全威胁之间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安全风险转化为现实安全威胁是有诸多前提条件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5]15多年来，我国在探索完善社区安全治理格局的过程中，形成了党委政府领导、职能部门指导、基层街道社区统筹、社会单位和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安全治理格局。社区安全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对安全领域“模糊地带”的有效管控，切实控制有利于安全风险转化安全威胁的前提条件，这有赖于我们对社区安全风险的有效管控和高效治理。那么，当前社区安全治理的格局究竟如何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分析的一个话题。分析社区安全治理格局的前提和基础，是对社区各类安全风险发生概率的准确把握。在此基础上，分析社区安全风险管控的责任主体，从而发现当前社区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各类社区安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分析

如上所述，当前我国社区总体上面临着来自自然、社会、环境、经济、技术及其他领域的诸多安全风险。那么，这些安全风险的可能范围和发生概率如何？这是我们研究社区安全问题不可回避的问题。下面，对各类安全风险的发生范围和可能性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

表1列举了我国城乡社区可能遇到的62类安全风险，其中大多数安全风险在大多数社区都可能发生，只有少数安全风险发生的范围较小，还有一些安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尽管不同安全风险发生的地域范围和可能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我国城乡社区普遍面临着各类安全风险，需要我们认真地应对。

（二）当前社区安全风险管控的责任主体分析

城乡社区作为居民群众生活的重要场所，其安全风险直接影响着居民群众的生活、生命和财产安全。由于社区安全存在着较多的“脆弱性”和“易变性”，而且存在较强的“外来性”，因此，社区安全风险的管控往往与社区外的其他主体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不仅社区安全是脆弱的，今天安全不等于明天也安全，这里安全不等于那里也安全，这个方面安全不等于那个方面也安全，更重要的是，很多社区安全风险来自于社区的外部，仅仅社区内部的治理是难以奏效的，需要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审慎地反思当前社区安全风险管控的责任主体。那么，面对这么多的安全风险，谁是社区安全风险的管控主体呢？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理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部门职责和个人的理解，笔者在此进行梳理，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可以了解到，社区面临的各类安全风险的管控主体达50多个，多发的各类安全风险管控主体也多达30多个。尽管其他社会单位、公民和社区都有协助管控安全风险的义务，但真正能够最有效管控社区安全风险的依然是国家各职能部门及军队等强力机关。这实际上就带来了一个现实中的尴尬问题，那就是“有权管的部门可能不知情，知情的基层社区可能管不了”，这也是我国当前社区安全状态普遍不佳的重要原因所在。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是社区安全应急管理的重要课题。

三、完善社区安全治理格局的几点思考

努力为居民群众和社会单位创造安全的工作生活环境，是我们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重要目标。面对社区的诸多安全风险，亟待进一步完善社区安全治理格局。完善社区安全治理格局，需要标本兼治，既要治标，切实防范和处置好各类安全风险，消除安全隐患，也要采取有效措施治本，努力通过完善法律、政策、监管、技术等手段切实减少安全风险和安全隐患，努力让我们的社区处于更加安全的状态。具体说来：

（一）树立安全风险意识，打造安全社区文化

“居安思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就较为重视安全问题，有着较高的安全意识。进入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的风险源成倍增加，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多和技术的广泛应用，大量的安全风险在不断地转移、扩散和变化，可现实社会中很多单位和公民对身边的安全风险浑然不觉，身处险境之中而不自知自觉，常常置自身和他人的生命财产于不顾，甚至执意扩大并扩散安全风险，放任安全风险转化现实安全威胁，危害社会的正常运行，给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说到底，是安全意识匮乏、安全文化缺失的表现。因此，迫切需要全社会树立起强烈的安全风险意识，尊重生命尊重自然，时刻关注和识别各种安全风险，时刻防范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认真学习安全防范技术和知识，努力提升全社会的安全程度，建设打造更多的安全社区或平安社区，使建设安全社区（平安社区）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让安全社区文化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才可能见到成效。

（二）将社区安全要求切实融入城乡建设规划

各地在开展城乡建设规划时，切实将社区安全风险因素纳入规划的统筹考虑之中，在城乡建设规划之初，就要全面摸清各个社区所在位置和周边地区历史上曾发生的各类自然灾害和事故、现存的安全隐患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按照最高的防御标准或安全标准，在规划建设过程中采取科学合理、积极主动的措施加以预防、整改和防范，配齐各种安全防范设施，切实从源头上提升社区抵御安全风险的能力，从而帮助更多的社区在面对自然灾害、生产事故和其他各种安全威胁时，具备应有的安全防范能力，减少人身和财产损失。在已经建成的城乡社区，也要积极排查现存的各种安全隐患和可能的安全风险，尽最大努力建设和完善社区的安全防范设施设备，提升各社区的安全防范能力。对安全隐患较大确实难以整改或整改成本过大的社区，当地党委政府要尽最大努力提供优惠政策动员帮助当地居民尽快搬迁到安全地区。

（三）完善安全法律法规提升社区安全的强制性

按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从执政为民的高度，全国人大要切实履行立法职责，尽快组织力量对涉及社区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适时提升社区安全建设标准和技术标准，进一步提升社区安全领域法律法规的完备性和强制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要根据上位法的要求，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根据本地实际，研究制订更加切实可行的本地社区安全法规，进一步增强社区安全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合理性，大幅度提升违反社区安全法律法规行为的成本，增强本地区安全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推动本地区社区安全水平的整体提升。

（四）切实加强安全监管及时整改社区安全隐患

要按照“法律贵在实施执行”的要求，切实调整优化安全监管机构的设置，进一步将安全监管执法力量下沉到基层街道（乡镇），按照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的原则，切实使基层安全监管和执法力量落实在基层，执法人员的责任与具体的社区网格挂钩，通过培训等各种方式提升基层安全监管执法力量的执法能力和水平，通过持续的努力不断查找社区当下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各类安全风险，指导督促相关单位、公民和社区切实履行相关法律责任，消除安全隐患，主动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加强对相关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及时公示相关的违法行为、处罚结果和整改情况。

参考文献：

[1]袁振龙.社区安全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2]王文水，王鸿春.首都安全战略研究[M].北京：同心出版社，2013.

[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王铭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4]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5]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7]谢尔顿・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M].徐元玲，孟毓焕，徐玲，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8]颜烨.安全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9]段华明.城市灾害社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0]沈国明.城市安全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1]陈秋玲，何丰，姜立杰，等.上海城市安全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12]石剑荣，陈亢利，等.城市环境安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社区安全管理论文篇（9）

关键词：危机管理；社区功能；文献综述

作者简介：倪斌，男，1986年6月8日出生，籍贯：浙江省乐清市，民族：汉，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9级，研究方向：公共危机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6-0207-01

近几十年，各类危机事件不断发生，我国统计局年年都会公布我国因为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危机，而危机管理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人们关心的一个热点。现代社会虽然越来越发达，但是却十分脆弱，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各种公共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我国是一个公共危机频发的国家，幅员辽阔，本来就是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重大突发性灾害频发。再加上我国目前实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很多人错误的理解这一政策，盲目地追求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环境实行“掠夺式开发”，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突出。人的无限索取、有限保护导致自然环境破坏、资源枯竭、生态失衡，促使了很多人为诱发自然灾害的发生。[1]

2003年的抗击非典给中国政府的公共危机应对能力带来了挑战和机遇,近年来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显著提升。政府毫无疑问在危机事件的预警、救治中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然而公共危机具有的不确定性、突发性、危害性、影响的传播性等特点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当今社会的风险因素及其带来的危机一定程度上又与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不当密切相关。因此,当代国家应急管理机制通常由政府和各种社会主体共同构成,注重发挥社会团体、社区等力量的作用,最大可能调动社会资源，群防群治，共同应对危机，呈现出全政府、全社会的危机治理网络特征。这不仅是分权化带来的政府治理变革思潮的体现,也是克服可能存在的政府失灵、实现危机治理绩效的有效途径。在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社区在危机管理中是有着有巨大的潜力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社会化管理模式逐步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社区也必将在整个社会的管理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公共危机管理体系至关重要的基础力量。[2]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础，只有千千万万个社区的安全才能形成整体社会的安全。因此，如何在危机发生中构建安全社区不仅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热点问题，保卫社区的安全关系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基层社区组织不积极地参与和支持，政府就不可能对危机事件取得实现高效、成功的应急管理。作为现代城市公共治理系统末梢的社区组织的健全发展及其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功能的发挥，直接扮演和扩展着城市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角色，对城市整体公共危机治理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3]社区可以依靠行政组织网络延伸的力量，协助基层政权实施危机中的社会动员，又能利用自治的组织特性，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

目前，我国学者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国外有关危机管理理论的引介，不同区域类型的危机事件的特点、成因和对策研究以及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等方面。其中，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构建研究作为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和研究热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以林毅夫、曹现强为代表的制度论者，认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关机制不健全、制度存在缺陷。这也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点，认为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及政府处理的不得力，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关制度不健全。建立与完善危机管理体系或机制，应该借助政治学、制度经济学、组织管理学等学科理论。从完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设置、加强法律法规建设等制度层面入手，提高政府危机管理的水平。这种强调政府危机管理中制度建设的理论，是建立在以政府为危机管理核心力量的基础上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除政府以外其他因素对于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和效力的影响。政府危机管理制度是死的，而政府危机管理的对象却是千变万化的。如果单纯依靠死的制度来弥补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不足，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这种研究方法还忽视了非政府组织、企业、群众甚至国际组织在政府危机管理过程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二类，以薛澜、王德迅等学者为代表的经验论者，重视经验尤其是国外成功经验的作用。通过介绍美国、日本等危机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及有关危机管理方面富有成效的制度建设，为我国危机管理和相关制度建设提供借鉴。以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和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方法在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研究的起步阶段可以起到非常总要的作用,采取这种方法可以尽快缩短我国政府与国外政府在危机管理能力方面的差距，使我国政府在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过程中少走弯路。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在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研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难以继续发挥他的作用，只能作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研究的一种辅助方法。

第三类，以张成福为代表的全面整合论者，认为现代危机事件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政府对于危机事件的解决已经不能仅仅依靠某一项资源、模式和策略。张成福在《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提出全面整合的政府危机管理应该是在高层政治领导者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通过法律、制度，政策的作用，在各种资源支持系统的支持下，通过整合的组织和社会协作，通过全程的危机管理，提升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以有效地预防、回应、化解和消弹各种危机，从而保障公共利益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社区安全管理论文篇（10）

一、校园安全文化体系范畴的特性

文化体系是反映一定时空范围内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活动的状态的各类实物载体和符号载体的内容。校园安全文化体系指在学校办学活动中，为保护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以及公私财物安全、增强师生员工的安全素质而由校内外各类对象共同塑造、践行并对师生员工产生濡染的各类活动状态、实物载体和符号载体的内容总和。校园安全文化体系，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校园文化体系的有机组成，更是社会安全文化体系在校园的延伸和拓展。

在研究和构建校园安全文化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和了解校园安全文化体系，就必须对校园安全文化体系的相关要素进行归类划分，这样就产生了校园安全文化体系的范畴。校园安全文化体系的范畴是校园安全文化的创生主体在长期创生校园安全文化的体验的基础上对校园安全文化的普遍本质在思维上的概括反映，是对校园安全文化属性所作的主观概括，是在主客观互动基础上对校园安全文化体系相关要素所作的归类。

日常生活中，没有固定不变的范畴，范畴的构建具有动态性。校园安全文化体系范畴的界定，要根据客观事物的变化，视具体情况而定[1]。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航天技术和核电工业的崛起，人类开始形成了以预知预控观为核心的超前预知的安全文化。这一过程反映到哲学层面上就是人们安全认识论和安全方法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2]。校园安全文化作为社会安全文化的组成部分，其范畴并非静态存在，而是要不断与时俱进，随着人们对社会安全文化的认识水平和价值取向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二、校园安全文化体系范畴的解析

近年来，随着社会安全的理论研究不断取得新的发展，人类安全文化的内涵日益丰富，社会大众的安全认识迅速提升，不断推动着社会安全文化体系范畴的发展。目前，人们对于社会安全文化体系范畴的认识，已经扩展到以下三个体系：形态体系、场域体系和对象体系。从形态体系来看，安全文化的范畴包含安全观念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安全管理文化和安全物态文化。从对象体系来看，文化是针对某一特定对象来衡量的，不同的对象要求不同的安全文化内涵。从场域体系来看，安全文化建设总是针对一定的空间来讲的，不同空间场域的安全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具有差异性和典型性[3]。然而，通过对近年来关于校园安全文化范畴的研究文献的分析能够发现，目前学界对于校园安全文化体系范畴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窄化了校园安全文化的体系范畴。目前关于校园安全文化的研究文献都没有看到校园安全文化是一个由形态体系、场域体系、对象体系有机构成的复合体系，仅把校园安全文化看成一个由不同层次有机构成的单维体系——形态体系，几乎未对校园安全文化体系的场域体系和对象体系进行深入探讨。

窄化了校园安全文化的场域体系。现有研究文献基本都是将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空间范围局限于校园的内部场域。这种认识局限导致了长期以来校园安全文化建设一直实行封闭式安全文化创生模式，没有看到校园安全文化体系的空间范围还应涉及家庭、社区等场域，以及大众传媒等因素，没有看到校园安全文化建设与社会安全文化建设的密切关系，未能实现学校、家庭、社区等场域间的深度合作。

窄化了校园安全文化的对象体系。现有研究文献基本将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主体对象局限于学校内部场域的成员。在谈及校园安全文化的形态体系时，都是基于学校内部场域的人员群体，纯粹把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看成校园决策者、管理者、安全工作者、教师、学生和其他相关校内人员的事情，完全忽略了学生家长、社区人员、校园周边人员及其他相关部门人员对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持作用。

上述认识上的局限性，导致了当前校园安全文化建设在实施中存在很大的误区和盲区。误区在于仅仅从校园场域内部着手，依靠校园内部的对象主体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策略都是基于校园内部场域，一定程度上把校园安全文化建设孤立于社会安全文化建设之外，未能充分发挥社会安全文化在校园安全文化体系建设中的基础前提作用和指导支持作用。盲区在于没有看到校园安全文化体系在空间上的完整性，在对象上的开放性，在形态上与外部的关联性，没有充分发挥校园外部场域各类对象体系对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

三、校园安全文化体系范畴的重构

构建适合我国校园安全文化体系的范畴，能为我国校园安全文化的理论研究奠定范畴基础，能为校园安全文化的构建实施和管理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引导和实践指导。随着社会安全文化体系范畴的不断发展，校园安全文化体系的内涵亦需与时俱进，进行重构。基于安全文化的理论视角，构建校园安全文化的体系内涵，需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1.校园安全文化的形态体系

校园安全文化的形态体系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是校园安全文化形态体系的核心层，体现着校园安全文化形态体系的思想灵魂。制度层面是校园安全文化形态体系的中间层，是校园安全文化思想灵魂的文字表征，体现着校园安全文化的规范性和约束性。物质层面是校园安全文化形态体系的表现层，是校园安全文化形态体系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物质载体和实践折射。

校园安全文化的精神层面主要指校园安全观念文化，主要包含两大系统：信念系统和价值系统[5]。信念系统主要指校园内部场域的安全对象，包括学校的决策者、管理者、教师、学生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所具有的安全意识、安全理念、安全准则等。价值系统主要指校园内部场域的安全对象所具有的安全道德、安全审美、安全传统、安全风俗、安全习惯等。校园的安全观念文化是校园安全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形成和提升校园安全行为文化、制度管理和物态文化的基础和前提。

校园安全文化的制度层面主要指校园的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管理文化。校园安全行为文化主要指在校园安全观念文化的指导和影响下，学校的决策者、管理者、教师、学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表现。校园安全行为文化是校园安全观念文化的反映，同时又作用和表现着校园安全观念文化。校园安全管理文化，是校园行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指对校园组织和校园人员的行为产生规范性、约束性的影响和作用，集中体现了校园观念文化和物态文化对学校各类人员的要求。校园安全管理文化主要包括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规章制度、管理手段等方面，其中安全管理手段文化主要包括思想管理、法律管理、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等。

校园安全文化的物质层面主要指校园的安全物态文化。校园安全物态文化是形成校园安全观念文化和管理文化的条件和基础，体现了学校决策者和管理者的安全认识和安全态度，反映了校园安全管理的理念和哲学，折射出校园安全行为文化的塑造成效。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安全物态文化体现为教育教学的设计、方式和手段的本质安全性；教育教学活动中所使用的技术工具、设施设备、仪器装置等物态本身的安全性，教育教学的活动环境和活动条件的安全性等。

2.校园安全文化的场域体系

校园安全文化的场域体系主要指校园安全文化建设所涵盖的空间范围。从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场域体系区分，校园安全文化建设可以分为外部场域的安全文化和内部场域的安全文化。校园外部场域的安全文化主要是指政府部门、社会大众通过法律、政策、舆论等对校园安全工作提出的总体要求，教育行政、学生家庭、所属社区、校园周边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机构等对校园安全工作的具体支持。校园内部场域的安全文化，主要指校园内部承载不同功能的教学区、实验区、活动区、生活区等场域的安全文化。从学校层次来看，可以分为高等院校、中小学校、幼儿园所等场域的安全文化。从区域环境来看，可以分为城区学校、郊区学校、农村学校等场域的安全文化。从行业类别来看，可以分为职业院校、普通院校、成人院校等场域的安全文化。不同场域体系的学校，校园安全文化的内涵和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独特性。

近年来，我国校园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外部环境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社会分配体制的渐进改革，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利益诉求日益复杂化、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当前正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时期，这些因素形成的冲击波是对校园外部场域安全文化构建的巨大挑战，使校园所处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和易变。内部环境方面，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学校与外部的联系更为密切，使学校内部场域的对象体系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选择更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维护和改善校园的安全，仅从校园内部场域的诸因素着手，已经无法有效保证校园的安全。

从系统论分析，校园属于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子系统的安全运转有赖于系统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的紧密配合与相互支持。校园内部场域和外部场域的要素总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其中学校内部场域的诸要素在校园安全文化建设过程中处于主导和核心地位，但校园安全文化建设仅仅依靠学校场域诸要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还需要家庭、社区等外部场域要素的共同承担和协同配合，使三者在安全教育方向上统一要求，时空上密切衔接、作用上互补协调，发挥校园安全内外部环境的整体育人效应。

3.校园安全文化的对象体系

校园安全文化的对象体系是指校园安全文化总是针对具体的人员群体而言的，是对某一特定群体的衡量。从空间场域来看，这些人员群体涵盖校内场域和校外场域。依据校园安全文化建设对象所属的空间场域，可以将校园安全文化的对象体系分为内部对象体系和外部对象体系。内部对象体系主要指校内场域的人员群体，具体包括校园法人代表或决策者、各级管理人员、安全专职人员、教师、学生、职工及其他人员。外部对象体系主要指校外场域的人员群体，主要包括学生家长、社区人员、校园周边人群等。

校园安全文化对象体系所处的场域不同，所要求的安全文化的内涵、层次、水平也就不同。加强校园安全文化内部对象体系的安全素质既是实现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目标的基本途径和基本手段，也是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加强校园安全文化外部对象体系的安全素质，是实现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辅助途径和辅助手段，旨在通过外部对象体系安全素质的培养来促进内部对象体系的安全素质，即外部对象体系的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是服务于内部对象体系的，是加强内部体系安全素质的一种途径或手段。在加强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调动内部对象体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需要高度重视外部对象体系在校园安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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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翔天.安全文化的哲学解读.安全生产与监督，2008（3）.

社区安全管理论文篇（11）

一、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1）理论武装。①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2次，主题党日学习12次。抓好“学习强国"平台使用和信息报送工作，党员干部开展“读书分享汇”2次。②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国两会精神、市委、区委重要会议精神等理论政策，通过院坝会、入户走访排查、群众座谈会等载体开展理论宣传累计1500余次，引导传递“正能量”。

（2）新闻宣传、舆论阵地建设管理。①即时上报新闻，宣传信息报送村居排名第三。利用LED屏幕、宣传资料等宣传媒介，QQ、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宣传动员、服务引导群众近千余次。②通过区文旅推介活动，大力宣传推广我区文旅资源，充分提升了我区美誉度、知名度。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百姓茶堂2次，组织观看爱国主义和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电影2部。（2）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深化拓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情况。①辖区成立志愿服务队伍5支，组织辖区志愿者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②注重典型选树，完成身边好人推荐。完善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社区化。

三、开展网络综合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做大做强正面思想舆论，完成转帖跟帖任务30余次，编发正面帖60余条。

（2）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规范网络基础设施管理，建立属地网站台账，定期开展网络安全巡查、清理有害信息，开展电脑病毒应急处置工作。加强自媒体规范化运营，严格信息“三审三校”，引导党员干部规范网络行为。

（3）加强网络舆情应对。处理本单位舆情3条，涉本单位网络舆情均在规定时限内办结未发生重大网络舆情事件。

（4）做好信息基础设施防护，积极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宣传活动，上半年未发生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问题和重大网络安全事件。

四、乡村文化振兴

（1）加强文化阵地的规范化建设。打造儿童之家建设现已投入使用。

（2）抓好文化服务免费开放。受“新冠肺炎”影响，5月中旬文化服务中心免费开放，共接待群众500人次。其中：到文化中心日常活动人数260人次，报刊书借阅服务80人次，外借图书服务32本。开展文艺培训，知识讲座、文艺评论4次。“惠民电影”放映4场，200余人次观看了电影。组织开展读书分享活动1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