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家教总结大全11篇

时间：2023-03-13 11:09:36

公益家教总结

公益家教总结篇（1）

Abstract: in the many resources with the exhaustion of the mining area, the wasted lands of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again, be in mining area of urban and rural social economic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ssential problem. This paper, from the mining area of the problems of waste, analyze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abandoned min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urse again revival, in mining area of the waste classificati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based on the different type of eventually abandoned the revival of the mining area to a different way to open.

Keywords: mineral resources, a mining waste, Renaissance reconstruction,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higher education basic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level of economic market demand, based on statistical data, the higher education expounded scientific and economic market deman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need that adjust to adapt to the demand of the market.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and market dem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regional economy, education reform

中图分类号：D52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信息化市场对于经济变革与腾飞的巨大贡献，国家发展对于高素质劳动力与高水平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如今，我国经济发展正在面临着结构性重要转型期，人才需求和人才培养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显现。正因为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就应顺应时代的发展，通过主动的体制变革，满足市场导向上对于人才的需求，坚持教育的社会公益性。

高等教育的多属性特征

目前，国内外教育学研究者普遍认为，教育存在多属性的特点。教育的多属性特点表现在其资源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诸多方面。就这一点而言，高等教育既具有教育多属性的普遍性特征，又具备它独特的属性特点。

高等教育具有社会公益性

教育的投入主体以外，教育产品和受益群体也具备社会公益性特征。根据公共产品的分类和属性，我国教育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即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个极端属性之间的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特征的混合产品。这种准公共产品不仅可以提升受教育者的个体价值，而且对于国家而言获得的不仅是“经济效益，还有非经济效益”[ 杨德广、张兴，论教育的公益性和产业性[U]，江苏高教，2002(5)]②，促进社会的繁荣和稳定。所以，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产品和受益群体的公益性。

高等教育具有市场化特征

“从 1999 年起，我国高等教育实施扩招政策，同时，高等教育投资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财政拨款逐渐成为政府政策导向和宏观调控手段，许多高校学校的自筹资金（含学杂费收入）与社会筹资已经超过了国家财政拨款的部分。另外，由于高等学校独立法人实体地位的确立，使我国高等学校具有一定的筹资功能，近年来高校纷纷到金融机构和社会上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融资。这样便形成了以国家投资办学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为辅、高等学校与各种社会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为补充的、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投资体系。”[ 吴开俊，混合化：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与投资体制变革之走势，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04)：49-53]③

高等教育水平标志着社会竞争力水平

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的今天，“地球村”带来的经济机遇与挑战也不断涌现。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与其经济发展与国际地位水平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高等教育竞争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美国最为明显。

经济多层次需求对于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影响

产业结构需要对于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经历了结构性的转变，最为突出是第一产业（农业为主）与第三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他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对调（如图2）。

图2三大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趋势变化

如表1所示，产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宏观政策措施的实施，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与发展的结果。高等教育对于人才培养与高素质劳动力的塑造应顺应这一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征。

表 1三大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

教育对不同产业的影响程度不同，高等教育在各产业间的贡献也不尽相同。适当调整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专业培养建设的项目与比例，以期改善现实中高等教育就业结构和高端人才发展方向同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的情况。

区域经济特征需要对于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影响

通过以下图表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表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如表2）。其中，在校学生数与前3项经济指标均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8）；高等学校数与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高等院校教职工数与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0.7）；地方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支出与4项反映区域发展经济水平的指标都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表 231个省市区经济与高等教育指标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结果

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反过来，经济建设也推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区域经济离不开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发展也同样有赖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

1.在发展高等教育时，高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必须相结合，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高等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主要是全日制教学，成人教育可采取电大、夜大、函授和网络等多种形式相互结合。

2.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内涵建设，使专业建设与经济建设互动发展。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从学校的实际出发，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加强专业内涵建设。

3.加强实践性教学，注重学生能力培养。高等教育不仅要向学生讲授理论知识，而且还要培养学生实践工作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实践性教学，使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全过程都始终能与生产和社会保持密切联系，把教学、科研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作为改革的突破口。

四、结论

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无疑对经济发展有着引导和促进的作用。但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能单单朝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应在保持其社会公益性、市场化特征和贡献于社会竞争力的自身属性，根据经济市场多层次的发展需求，采取调整高等教育形式与专业设置、加强专业内涵建设、加强实践性教学等措施，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方向。

参考文献

[1] 劳凯声. 面临挑战的教育公益性[J]. 教育研究. 2003(02)

[2] 马明. 多视角下的教育公益性[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6(01)

[3] 刘伟. 全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研究[D]. 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7

[4] 安雪慧. 中国三级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异分析[J].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02(2)

公益家教总结篇（2）

二、及时召开会议，布置工作

3月18日，我们在教育局二楼会议室召开了“表彰xx年度＊＊区教育系统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大会既“＊＊区教育工会工作会议”。副局长在会上讲了话，工会主席对xx年的工作作了总结，并对xx年的工作作了布置。会上各工会主席认真学习了＊＊区校务公开的实施细则，并对校务公开实施的具体要求和评估细则作了说明，并要求把学校的民主管理和校务公开工作提高到学校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

三、推行学校民主管理，开展校务公开评估检查

从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开始，区教育局以为组长，区教育工会、基财科、局纪委等科室同志组成了校务公开评估考核组。分二组对全区所公办直属学校和所小学幼儿园进行了校务公开评估考核，考核组根据号文件精神，认真对本资料权属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严禁复制剽窃照区教育局制定的《＊＊区xx年校务公开考核评估细则》对各校进行全面认真的检查，根据＊＊区xx年校务公开考核评估细则遂条进行核对打分。通过这次校务公开考核评估，极大的推动了我区学校的民主管理工作，使广大教师的主人翁精神得到充分体现。

四、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丰富教师的业余生活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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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了人人重视体育锻炼的浓厚氛围。为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掀起了一个热潮。

五、加强女职委工作

一年来，我们积极开展女职委工作，较好地完成上级相关部门布置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健全各校的女职委组织建设，依法维护女教职工的利益，切实帮助解决女教职工的实际困难，全面提高她们的自身素质，充分发挥女教师的积极性，使她们在教育教学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全面开展创建学习型家庭活动，根据区委区府的有关文件精神，积极参加＊＊区妇联组织的学习培训、知识讲座、演讲比赛、读书家庭评比等活动。我们推荐的教师在区妇联举办的登山活动中表现非常好，并组织开展我区女校长参加这一赛事，同时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建立计划生育档案，与各校强顶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确保计划生育工作顺利进行。

二六年的工作思路

二六年我区教育工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全面推进学校工会工作，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作出应有的贡献。具体的工作思路如下：

一、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推进我区教育工会工作

1.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是我区教育工会的首要政治任务。组织学校工会开展学习十六大文献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十六大的主题，牢牢把握十六大的灵魂，始终抓住十六大的精髓，引导全区广大教职工深刻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深刻领会、贯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深刻领会贯彻党的十六大有关教育方针及教育发展方向的精神，全面推进我区教育工会工作的新发展。

2.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切实推进教育工会工作。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教职员工，推动我区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根据教育工会的工作特点，依法履行、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不断探索履行这一职责的有效机制，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方法和经验，把教育工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代表和维护教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工作的成效要得到群众的满意和认可。坚持工会工作与时俱进，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要求，尤其要做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使我们的思想有新的解放，工会工作有新的创造，工会理论有新的发展，工会工作成绩有新的突破。

二、认真贯彻《工会法》，依法维护广大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1.进一步完善学校教代会制度。依据《工会法》和“浙江省实施《工会法》办法”，加快我区各校工会组织的建设，以教代会为载体推行学校民主管理，进一步提高各级学校民主管理的实效性。凡是学校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方案，要提交教代会审议通过方可执行。坚持一年至少召开一次教代会，不断完善和健全学校民主管理制度。认真贯彻省总工会《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代表大会制度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做好民办学校的工会建设及建立教代会制度，加强指导，不断规范。

2.全面实施校务公开评估考核制度。实行校务公开是落实当的十六大精神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表现，积极推动校务公开，让我区的广大教职工“知悉校务、民主监督、参加管理”提高教师的主人翁地位，维护教本资料权属公务员测试网--文秘频道严禁复制剽窃师的合法权益，促进领导干部的自律意识，有利于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通过推行校务公开使广大教师积极参与学校事务，参政议政、献计献策，使所办的事公开、透明；干群之间互相理解，心气顺畅。营造了依法治校、以德治校、民主治校的风气；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对校务公开的评估考核形成制度，分级考核、全面考核和揪查相结合，对全区各校的校务公开工作进行科学管理，及时总结校务公开工作开展的情况、实施后的效果等，使校务公开评估检查工作真正起到推动校务公开工作的全面实施。

3.发挥教育工会的监督和参与机制，当好校领导与教职工的桥梁作用。学校工会要充分发挥工会的监督与参与机制，对学校的重大改革包括教师的聘任、学校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等，工会要充分听取教职工的意见，反映教职工的呼声，提出合理的修改意见，使改革方案尽可能符合大多数教职工的意愿，并经过教代会审议后实施。民办学校要逐步试行工会代表职工与行政建立协商关系，要充分发挥工会在化解矛盾、监督、协调劳动关系中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4.关心全区教职员工的生活和身心健康。坚持送温暖活动，积极组织对因病、困、贫等贫困教师进行慰问，增强对广大教职工的人文关怀，做教职工的贴心人。积极建议和促使学校行政建设好管理好教工活动场所，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和文艺娱乐活动，提高广大教职工的身心健康。城市保洁管理处工会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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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效能革命”为载体，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1.以提高教师师德师风为目标，深入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敬业奉献的教师队伍。把师德建设放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位，深入开展以“效能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激发广大教职员工的良好师德规范，作好本职工作。

2.以提高教师业务素质和家教学能力为目标，深入开展群众性教学技能系列活动。发展我区教育事业需要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学校工会的主要工作要服务于教师队伍建设，找准服务于教育教学工作的切入点，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意识；满腔热情地帮助、解决教师在学习、工作、生活上的各种实际困难；努力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通过拜师结对、教学技能比赛等活动，鼓励教师转变教学观念，快速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提高教育教学信息化、现代化水平。

四、以学校工会规范化建设为重点，切实加强学校工会的自身建设，增强学校工会的战斗力

1.广泛开展“教职工之家”建设活动。广泛开展“教职工之家”建设活动，把建家活动与学校民主政治建设、开展“三育人”和创师德先进等活动结合起来，搞好“先进职工之家”、“先进工会工作积极分子”的评比。重点抓好民办学校工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按照巩固成果、扩大组织、规范工作、增强活力、发挥作用的要求，继续推进民办学校的工会建设。

2.努力提高学校工会干部的自身素质。学校工会干部要密切联系广大教职工，把教职工的需要、利益、满意程度，作为工作第一标准，配好配强学校工会班子，加强培训和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不断提高工会的综合素质。区教育工会还要着重做好校务公开的监督工作，配合教育局做好校务公开的评估检查、考核工作，并加强工会财务管理和经审监督工作。

五、加强开展女职委工作，充分发挥女教职工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作用

女教职工是我区教育系统中的一支重要主力军，是我区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校工会要进一步健全女职委建设，要继续支持、协助女职委开展工作，依法维护女教职工的利益；切实帮助解决女教职工的实际困难；帮助女教职工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发挥我区女教职工的积极性，使她们在我区教育教学改革中作出重大的贡献。

六、积极主动地配合镇、街道办事处和学校搞好计划生育工作

区教育工会将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各项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规章制度，建立我区教职工的计划生育资料档案，认真执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

七、协助教育系统退协开展各项工作

做好送温暖和慰问工作，帮助教师解决实际困难，切实为全区离退休教师办实事、办好事，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新的一年里，区教育工会将在上级行政部门和区教育局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将教育工会建设成为一个广大教师的知心人，真正起到桥梁的作用，凝聚和团结广大教职工的战斗力，为我区教育教学改革奉献微薄之力。城市保洁管理处工会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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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及时召开会议，布置工作

三、推行学校民主管理，开展校务公开评估检查

四、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丰富教师的业余生活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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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了人人重视体育锻炼的浓厚氛围。为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掀起了一个热潮。

五、加强女职委工作

二六年的工作思路

一、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推进我区教育工会工作

二、认真贯彻《工会法》，依法维护广大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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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效能革命”为载体，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四、以学校工会规范化建设为重点，切实加强学校工会的自身建设，增强学校工会的战斗力

五、加强开展女职委工作，充分发挥女教职工在教育教学改革中的作用

六、积极主动地配合镇、街道办事处和学校搞好计划生育工作

七、协助教育系统退协开展各项工作

做好送温暖和慰问工作，帮助教师解决实际困难，切实为全区离退休教师办实事、办好事，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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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家教总结篇（4）

【作者简介】阮成武，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芜湖 241000)。

发展社会学研究表明，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是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与实现路径。所谓社会分化，是指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分解而产生新的社会要素，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由此分割重组而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的现象与过程。而社会整合则是对照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针对社会分化带来的不同社会要素及其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纠葛所进行的顺应、调整与协调。正是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交互作用与运动，促进社会发展并走向现代化的。应该说，“从教育形态变迁的外在表现看，教育现代化进程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其中最显著者当属教育的分化与整合。”[1]教育现代化的一般路径，是教育在参与和推动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分化与整合，现代性不断增长和发展，进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从新中国以来的教育发展历程看，1949－1978年间，教育利益主体是国家，教育通过一系列整合机制以实现阶级内的权利平等，服务工农阶级，捍卫和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显然，由于缺少必要的教育分化，教育现代化踯躅难进。1978－2007年间，国家通过教育政策和教育法律等新的整合机制，打破教育权利和机会的阶级分化，教育利益由一元垄断走向国家、群体和个体的多元分享，通过推行普及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努力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同时，又以教育利益的区域分化、城乡分化、校际分化、个体分化为动力，形成利益竞争与矛盾并存的教育格局。2007年十七大以来，在这种教育分化基础上又进行新的教育整合，通过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和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重要举措，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

可见，新中国以来的教育发展正是在教育分化与教育整合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前行的；其中的停顿、僵滞和失衡，都在不同方面和程度上导致教育现代化受阻、停滞或反复，教训沉重。《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确立“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如何选择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并逐步走向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是中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是推进教育分化和整合的张力平衡与运动，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具体来说，以教育利益分化与整合为价值目标，以教育体系结构、教育资源配置和质量内涵、教育体制机制的分化和整合的张力平衡与运动，作为实体框架、条件保障、动力装置，不断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这是历史的选择，更是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

一、以教育利益分化与整合为价值目标

诚然，“追究至最深层，可以发现，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是利益。因为教育包容着巨大的利益，无论国家把教育作为国家竞争、民族竞争的工具，还是个人把教育视为个人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工具，皆从利益着眼。”[2]根据教育利益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教育利益总体上分为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和整合成教育的民生利益和教育的公共利益。从各国教育现代化的教育利益取向看，大致可以分为教育利益的国家优先和个人优先两种基本模式。进一步看，原发型现代化国家多采用个人优先模式，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因为发展的巨大压力，多采用国家优先模式。中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同样需要从中做出选择，形成与中国教育国情和社会制度相因应的价值路向。

1.促进教育利益分化，在教育强国的同时注重教育惠民、改善民生

广义上讲，中国教育现代化是近代围绕“师夷之长以治夷”和“富国强兵”目的展开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课程体系以及培养目标的确立，更多从民族和国家利益方面考虑，以图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主要追求和实现的是教育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具体说，教育先后由定位于“文教”、“科教”领域，作为政治或经济的重要基础——“国计”，转向“国计”与“民生”的并重统一。[3]其中，1949－1978年，教育定位于文教领域，作为上层建筑，教育被政治利益化；1978－2004年，教育定位于科教领域，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教育被经济利益化。但无论政治利益化还是经济利益化，都是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教育的个人利益和民生利益处在一种从属甚至牺牲状态。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教育开始作为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十七大进一步把教育纳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发挥了强国与惠民双重功能。胡锦涛在第四次全教会上指出：“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教育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4]《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这标志着教育利益主体及其目标走向了分化，即在实施科教兴国，建设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同时，将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纳入教育的重要关切，将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促进城乡及不同地区、群体和家庭的教育利益协调，实现教育的民生利益和公共利益。可见，将教育由“国计”拓展为“民生”，是教育利益分化的结果，反映出中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一种重要价值追求。概括地说，教育的民生利益是国家和政府发挥公共资源的作用，提高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可及性、公益性，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诉求，将公共利益更多转化和落实到不同个体和群体的教育利益公平实现上。

2.教育利益分化与整合并举，促进强国与惠民、国计与民生的协调统一

教育利益分化增强了教育发展的竞争和活力，但也带来新的教育利益矛盾和冲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首先是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扩大教育利益输入。然而，在教育利益总量不断丰富和扩大基础上，如何分好“蛋糕”，理论上存在四种不同价值选择和分配模式，即教育利益的国家优先、个人优先、民生优先、公益优先。其核心是教育利益协调主体在精英取向与大众取向、公益与私益、公平与效率等维度上，寻找一种价值尺度和伦理原则，对教育利益进行分配。其中，国家优先模式以社会共同善为基本取向，体现了国家作为教育的主要举办者与管理者，在教育利益协调中的核心地位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权威地位，而它的局限性恰恰在于过分强调整体利益，而个体的教育利益处于从属甚至忽略、受损的境地，与现代社会对人的主体地位和基本权利的尊重相背离，也造成不同群体的教育利益矛盾和失衡。个人优先模式注重以每一个人的存在及其价值实现为目的，每个个体是平等的利益需求者与享用者，国家首要责任在于保证社会成员能平等享受其教育利益。然而，问题是国家总是实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而且，没有国家的教育利益的充分实现，个人的教育利益会因缺乏实现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而落空。民生优先模式是在此基础上的改进，克服教育利益的国家优先而忽视个体利益及不同群体的教育利益失衡，将教育的个体利益合法化、现实化，注重不同群体的教育利益协调。但问题是民生领域的教育利益总是以私益取向为主导，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存在着政府提供的教育服务与个体选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影响教育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教育利益的公益优先模式则克服前三者的各自缺陷，注重教育的公共性与公益性，有利于公共教育秩序的形成。但如何将公共利益落实到个体私益，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教育需求，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基于此，笔者认为中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应当寻求它们之间的平衡点、契合点，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以统筹为基本方法的教育利益共享。其中，“共享”是价值取向，“统筹”是基本原则和实践方式。具言之，教育改革和发展应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在教育领域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按照“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促进教育利益分配公平，使教育利益从国家垄断及一些社会阶层、群体和个体的专享、优惠，转化为全体人民“学有所教”的共享、普惠。所谓“统筹”，是基于和谐社会现实背景和建设目标，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基于现阶段各种利益差别、矛盾，着眼利益共享的核心目标和长远目标，正确把握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教育利益关系，处理不同教育主体、教育客体及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之间的矛盾，实现精英取向与大众取向的利益均衡、公益与私益的利益整合、公平与效益的关系兼重和良性统一，促进教育利益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实现教育利益共享。

二、以教育体系结构分化与整合为实体框架

新时期以来，教育体系结构围绕现代化建设对人的素质提高和人才培养的要求，在分化和整合的进程中得以不断发展完善。1980年提出普及小学教育的战略目标；1985年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在世纪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到2007年，十七大提出要使“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近30年来改革与发展，中国已成为教育大国、人力资源大国。在这一基础上，如何体现“国计”与“民生”兼重、强国与惠民统一的价值目标，需要通过教育体系结构进一步分化与整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更加完善。

1.促进教育层次结构分化与整合，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搭建体系框架

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一个大力加强、三个积极发展”为主体结构的教育体系相比，《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的新目标。具体说，通过进一步教育体系结构分化，确立教育发展的八大任务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崭新框架。其中，将原先“基础教育”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彰显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普惠性；将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整合为高中阶段教育，在此基础上促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将“职业技术教育”提升为“职业教育”，由“积极发展”改为“大力发展”；将“成人教育”拓展为“继续教育”，由“积极发展”改为“加快发展”；将高等教育由“积极发展”转向“全面提高质量”，此外，将少数民族教育、残疾人教育拓展为“民族教育”、“特殊教育”。这样，教育体系由原先四大板块分化成为八大板块，为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搭建实体框架。

2.促进教育类型结构分化与整合，为全体人民“学有所教”提供实现途径

围绕“学有所教”的国计与民生目标，《教育规划纲要》整合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国民教育与终身教育、政府提供与社会参与等各种教育要素和形式，扩大教育资源总量，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包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学前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此基础上，将教育体系整合为三种不同类型和提供方式：一是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二是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促进教育质量整体提升，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断扩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三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如图所示)。以此，使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类型结构

3.促进教育模式和方式的分化与整合，为人的发展和成才提供多样化途径

教育层次、类型分化与整合，最终依赖教育模式和方式的分化与整合，走向教育实践层面，成为人的发展和成才的实现方式与途径。一方面，《教育规划纲要》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分化，提出：“推进培养模式多样化，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促进办学体制多样化，扩大优质资源；推进培养模式多样化，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建立科学、多样的评价标准”，“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激励学生乐观向上、自主自立、努力成才”；“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以此提供多样化教育机会，形成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开拓多样化发展和成才通道，建立多样化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教育需求，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另一方面，又加强教育模式和方式的各要素、环节和过程的整合。第一，注重各种教育类型及其功能的交叉渗透。如，鼓励有条件的高中根据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探索综合高中发展模式；高等教育促进科研与教学互动、科研与创新人才培养相结合。第二，树立系统观念，推进小学、中学、大学有机衔接，教学、科研、实践紧密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第三，加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整合，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和氛围。总之，教育模式和方式的分化与整合，既是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有力举措，也更好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和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

三、以教育资源配置和质量内涵的分化与整合为条件保障

教育体系结构的分化与整合，需要通过教育资源配置和质量内涵的相应分化与整合，才能筑牢基本教育现代化实践路径的物质基础和体系保障，垫实路基。

1.促进教育资源配置的分化与整合，为教育体系结构的分化与整合垫实物质基础

教育资源配置及其原则和方式，是教育体系结构的分化与整合物质依托，也是教育利益分化与整合的重要关键。中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将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这意味着国家采取差别对待的分化原则，在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基础上，将教育资源配置重点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达到共同的提高”。如：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义务教育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倾斜，切实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加快薄弱学校改造，在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近进入公办学校的前提下，发展民办教育，提供选择机会；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加强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扩大东部高校在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加大东部高校对西部高校对口支援力度，等。

与此同时，通过种种有效的整合举措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如：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均衡配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制度；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对农村边远地区实行倾斜政策；加大省级政府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建立健全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中央财政通过加大转移支付，支持农村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解决突出问题。这种分化与整合有机结合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合乎中国教育国情，与教育作为国计与民生的价值目标相一致。

2.促进教育质量内涵的分化与整合，为教育体系结构的分化与整合提供体系保障

将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总量，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是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但提高质量的前提是要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通过教育质量内涵的分化与整合，为教育体系结构优化提供航向和路标。

一方面，是教育质量内涵的分化。包括：义务教育主要促进县域均衡发展，全面提高普及水平和教育质量，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接受良好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要合理确定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例，在全面完成国家规定的文理等各门课程学习的同时，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高等教育重在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另一方面，教育质量内涵的分化，需要有效的整合手段加以引导、规范和监督。《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教师资格标准、办学标准，建立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整合国家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机构及资源，完善监测评估体系，定期监测评估报告，加强教育监督检查，完善教育问责机制。其中，学前教育要求制定办园标准，建立幼儿园准入制度，严格执行幼儿教师资格标准。义务教育要求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标准、教师资格标准，建立义务教育质量的国家标准和监测制度。高中阶段教育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实行优质普通高中和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办法；职业教育通过制定基本办学标准，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吸收企业参加教育质量评估。高等教育是要制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建立科学规范的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制度和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制度。

四、以教育体制机制分化与整合为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体制改革始终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和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然而，一直以来教育领域普遍被认为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教育体制改革总是难以趟过“深水区”。《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要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总结30多年来教育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突破教育发展、学校办学和人才培养的种种羁绊，同样需要促进教育体制机制分化与整合的张力平衡与运动。这就是以人才培养体制的分化与整合为核心，由内而外，逐层推动考试招生体制机制、办学体制机制、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的分化与整合。

1.促进教育体制机制的分化，使教育改革发展充满生机活力

首先，无论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质量多样化人才需要与教育培养能力不足的矛盾，还是人民群众期盼良好教育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都集中地体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上。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人才培养体制和模式的分化与整合，培养能适应全面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才。具体包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推进不同教育层次、阶段和要素、环节的衔接、结合和合作，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畅通、选择多样人才培养体制，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在人才评价标准和方式上，建立科学多样的评价标准，探索促进学生发展的多种评价方式。在考试招生类型和方式上，积极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建立由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和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

第二，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分化需要推进办学体制机制分化来保障。《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实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立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中小学学校管理制度。高等学校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同时，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形成行政权力、学术权利和师生民主参与权利协调运行的治理结构。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在实行校长负责制的同时，建立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办学体制，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

第三，办学体制机制分化进一步需要政府在教育管理体制上加强分化。无论政事分开、政校分开，还是学校去行政化，都需要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一是重塑中央统一领导与对方分级负责的关系，进一步放权和分权，克服集中统一的教育管理模式，鼓励地方先行先试，积极探索教育改革新路，确立符合地方需要和区域特点的教育发展目标与模式。二是重塑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改变“大政府、小社会”的职能模式，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和社会的参与、选择和监督功能。为此，政府应实行教育管理职能的有序、适度外移与让渡，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让给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等。三是重塑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改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倾向，把办学的微观职能“归还校长，归还学校”，真正确立学校办学自主权，使学校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实现教育家办学。这种教育体制机制分化的有效方式是“管、办、评分离”，建立和完善现代教育治理结构和现代学校制度，使学校、校长、教师能放开手脚舞蹈，迸发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革新和创新人才的涌现。

2.促进教育体制机制的整合，使教育改革发展健康有序、活而不乱

然而，教育体制机制分化并不意味着走西方一些国家的自由主义、市场化道路，搞教育分权和自治，更何况一些实行教育分权、自治的国家近年来也出现了一种国家主义的发展趋势。因此，教育体制机制的分化与需要与整合形成张力平衡和运动，才能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第一，加强对人才培养体制的整合。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在一系列人才培养模式、考试评价和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开展由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方面参与的教育质量评价活动；成立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完善国家考试科目试题库，实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入学全国统一考试；加强考试招生信息公开、社会监督以及法规建设，等。

第二，加强对学校办学体制机制的整合。《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学校在自主办学、自主管理的同时，强调要依法办学，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的监督。在深化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办学效益的同时，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整合功能，根据供求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原则，对学校人才培养规模、层次、结构和质量的调节作用，鼓励公平竞争。诚然，“市场机制的利益杠杆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保护个人合法权利的制度安排，为每个人在教育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与创造精神，提供了有效的动力保障。这正是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教育现代化变迁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最直接的制度根源。”[5]《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引进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大力支持民办教育，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从而全面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

第三，加强对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的整合。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学校、市场、社会关系的重塑，是政府职能的一种外移、让渡，而不是削弱和降低。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分化的同时需要同时加强整合机制，来达到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为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依法办学、自主管理创造制度条件。首先，“外国和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没有高度统一的政治权威体系，教育的现代化是难以实现的。”[6]加强教育体制机制的整合，需要加强党和政府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责任和对教育的领导，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将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作为各级党委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完善考核机制和问责制度。其次，加强教育体制机制的整合需要加快教育法治进程，推进依法治教。既包括各级政府依法履行教育职责，落实教育经费投入；也包括落实教育行政执法，依法维护学校、学生、教师和校长、举办者的权益，以及学校、教师、举办者自身依法办学、治校和从教，形成良好的教育秩序。最后，加强教育体制机制的整合需要加强和转变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职能。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应切实履行统筹规划、政策引导、监督管理和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职责，综合应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措施对教育进行管理，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维护教育公平和教育秩序。

综上所言，教育分化与教育整合如船之双楫，鸟之两翼，两者张力平衡与运动贯穿于中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全程与全域，是我们深度解读和深入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一把金钥匙、一张路线图。当然，在教育现代化实际进程中，分化与整合如何由对立到统一并实现新的对立与统一的转化，推动张力平衡与运动，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但无论如何，分化与整合的张力平衡与运动作为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已经彰显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实践指导功能。

【参考文献】

[1][2]褚宏启．教育现代化的路径[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公益家教总结篇（5）

1•教育投资贡献率(或贡献份额)。指由教育投资引起的收益增加值(ΔRE)与全部GDP增加值(ΔGDP)的比率,也称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用公式可表示为:教育投资贡献率(或贡献份额)=CRE=ΔRE/ΔGDP(1)式中,ΔRE可以进一步表示为能反映各级教育投资收益平均水平的综合教育投资收益率(e′)与一定时期的教育投资增加额(ΔE)的乘积,即ΔRE=e′•ΔE,其中:e′=∑ri•wi∑wi(2)式中,ri表示一定时期初、中、高等三级教育的教育投资收益率,wi表示三级教育投资占总教育投资的比重。根据公式(1)与公式(2)以及和的有关数据,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我国1978~1998年间教育投资的综合收益率以及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如下:e′=21.99%×34•29%+10.92%×29.95%+5.05%×17.92%34.29%+29.95%+17.92%=14.26%(3)CRE=e′×ΔEΔGDP=14.26%×(1726.3-75.05)(78345.2-3624.1)=31.51%(4)公式(4)显示,我国1978~1998年间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体为31•51%,这与舒尔茨对美国1929~1957年间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估算结果(33%)相差不多。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粗略估算结果可能比实际水平偏高,因为:(1)这里运用的教育投资收益率是社会收益率,计算时没有包括个人教育成本,另外,所考虑的社会成本也只是指社会直接成本,而没有包括社会间接成本(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所以显然会使收益率计算偏高,进而使教育贡献率计算偏高;(2)这里的综合教育投资收益率是运用近年的数据计算所得,而不同时期的收益率水平一定有较大的差别,当该比率与其他不同时期数据匹配时,将会使计算结果高于实际贡献率。

2•教育投资贡献度(或贡献水平)。指由教育投资引起的收益的平均增长率(r*e)与GDP的平均增长率(g*)的比率,也称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用公式可表示为:教育投资贡献度(或贡献水平)Cre=r*e/g*(5)式中,r*e可以进一步表示为综合教育投资收益率(e′)乘以一定时期的教育投资的平均增长率(e*),即r*e=e′×e*。根据公式5、和的有关数据及公式(4)的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我国1978~1998年间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计算如下:Cre=e′×e*g=14.26%×1726.3-75.0575.0578345.2-3624.13624.1=0.152(6)式(6)显示,我国1978~1998年间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体为0•152或15•2%,与我国学者史清琪等人利用类似的方法估算的我国1982~1987年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度(12•7%)大体相近①。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比较低。

(二)简单的动态模型

1•相关系数的计算。首先根据所列示的有关数据,利用Eviews软件提供的方法计算我国教育投资E与GDP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数,计算结果为:rE~GDP=0•9953。当显著性水平a=0•05,自由度(n-2)=21时,查相关系数表可知,r0•05=0•413,可见rE~GDP>r0•05。所以变量E与GDP之间呈现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参看所示的教育投资与GDP的关系)。

2•动态回归模型。索洛是第一个运用生产函数方式对经济增长源泉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我国也有学者借鉴或扩展其方法研究了我国教育投入,特别是高等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通过扩展索洛生产函数,将劳动投入因素进一步分解为劳动力、劳动时间和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即教育投入)及其他因素,并利用我国1981~1996年16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如下回归模型②:y=0.065225649+0.142569965k-0.162196469w+0.041699771e(4.9088)(3.935465)(-0.97806)(0.945755)R2=0.702368621F=9.439443N=16(7)式(7)中,y表示经济增长率,k表示资本增长率,w表示劳动力增长率,e表示教育投入增长率。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查表知,F=9•439443>F0•05(3,12)=3•49,表明样本的R2是显著的,上述三元回归模型有效。上述模型表明:目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的各因素中,资本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最大(0•1426),同时也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外延式方式;劳动力的偏产出弹性系数为负值(-0•1622),说明我国劳动力不仅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反而由于其过剩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我国教育投入的偏产出弹性系数为0•0417,一方面说明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正向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偏低,尤其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偏产出弹性系数更低(0•0084),基础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偏产出弹性系数为0•0333。由此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效益亟待提高,因为它是导致我国高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低贡献水平的首要因素。在此,我们将用以下系列模型来定量分析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选取变量,并进行参数设定:本文选取1978~2000年的年度数据,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社会总产出,用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E代表教育投资,用FA表示固定资产投资,用定基(1978年为100)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代表物价指数水平PP(样本数据见)。根据建模需要,重新定义三个时间序列变量:PGDPt=GDPt/PPt,PEt=Et/PPt,PFAt=FAt/PPt,分别表示排除物价变动因素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序列、实际教育投资序列、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序列。

(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为避免伪回归问题,首先运用迪基—富勒提出的DF或ADF单位根检验法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上述变量的原水平序列的ADF值均大于Mackinnon临界值,说明上述原变量均为非平稳性随机变量,而显示上述变量的一阶差分项的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说明上述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故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3)协整回归:利用上述检验结果,我们将模型设定为线性、双对数形式,以所列示的我国1978~2000年的历史数据作为样本区间,并利用Eviews软件提供的一阶自回归项AR(1)或者一阶移动平均项MA(1)来克服自相关,建立如下协整回归模型:LnPGDP=3.0009+0.6703LnPE+0.3034LnPFA+0.6174MA(1)(0.2050)(0.1462)(0.0969)(0.2040)(14.6372)(4.5840)(3.1311)(3.0259)(8)R2=0•9958-R2=0.9951SE=0.0380DW=1.5320F=1277.454N=21

(4)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并运用恩格尔—格兰杰提出的EG或AEG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对模型的残差序列et进行平稳性检验就是对上述三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形式为(0,0,0),ADF=-3•5429,显著性水平为5%的Mackinnon,临界值为-1•9962,所以残差序列平稳,所建模型的相应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5)模型结论分析:总体统计结果显示:方程及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基本上都通过,回归误差较小,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总体显著性水平较好。另外,对模型进行1至4阶拉格朗日乘数LM(1)~LM(4)检验知,模型残差项不存在高阶自相关:ARCH(1)~ARCH(3)检验表明模型残差不存在异方差。从回归模型可知,教育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各增加1%,会分别引起GDP增加0•67%和0•30%,这一模型反映了教育投资对GDP的贡献水平和贡献能力。

可见,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相比,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能力更高,约为固定资产贡献能力的3•3倍。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的这一比例还要偏低一些。因此,我们应当全力挖掘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潜力,不断提高其贡献水平,以更快地促进经济增长。

二、中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低贡献水平的成因剖析

1•教育投资总量和相对量偏低。教育投资量包括投资总量和相对量,前者可以用一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或公共教育支出总量来表明,后者可以用人均教育经费或公共教育经费占GNP(GDP)的比重等来衡量。一般来说,用相对量更有意义。19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陈良教授等人曾选取了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38个国家1961~1979年19年的统计数据,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了经济计量模型,计算出相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政府教育投资的国际平均水平。据统计,我国人均GNP在1997为860美元③(2001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90美元),按照以上规律,我国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应当在4%左右。然而我国的现状如何呢?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公共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其中美国、日本等高收入国家一般都从战后的2%~3%提高到5%~8%,而这也正是这些国家在战后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教育投资占GNP的比重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上升,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则会呈现出稳定或缓慢增长的态势。例如:作为低收入国家的印度(从1980年的2•8%逐步上升到1999年的4•1%)、作为中低收入国家的俄罗斯(从1980年的3•5%上升到1999年的4•4%)、作为中高收入国家的巴西(从1980年的3•6%上升到2000年的4•7%),以及作为高收入国家的美国(从1980年的6•7%下降到1999年的5•8%)、日本(从1980年的5•8%下降到2000年的3•5%)均符合这一规律。而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重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995年为5•5%)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995年为4•5%),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为5•2%),甚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995年为5•5%);另外,作为一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其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水平长期徘徊在2•0%~3•0%之间,这显然是不符合一般规律的,是应该引起我们警醒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呼吁世界各国到2000年应实现6%的目标;早在1993年,我国政府就已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第18条是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是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距离这个目标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另外,我国人均教育经费虽然已经从1978年的7•85元提高到2000年的172•55元,但是与发达国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然比较低,且其增长率忽高忽低,甚至呈下降的态势。这些都说明,与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甚至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教育投资总量和相对量都比较低,这严重影响着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教学仪器设备达标学校的比率以及图书配备达标学校的比率等指标的提高,进而影响着教育投资的效益,也最终影响着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教育投资结构决定着教育的结构,而教育的结构又会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合理规划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对于提高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益、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主要可以分为按照教育级别划分的三级教育经费支出结构、按照经费使用性质划分的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以及按照教育经费的区域分布差异划分的教育经费支出地区结构。所示的2001年我国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中,(1)如果按照教育级别划分,教育经费总额分配最多的是中学,其余依次为小学、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但是我国小学在校学生是高等学校学生的17•44倍,是中学的1•41倍④,而小学教育经费总数只是高等学校的1•02倍,是中学的0•92倍,比例明显不合理;另外,我国大、中、小学生均教育经费结构不合理,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只是大学生均教育经费的5•4%,是中学的46•9%,即我国小、中、大学生生均教育经费比为11•9416•84⑤,也就是说一名大学生的费用相当于一名小学生费用的16•84倍,一名中学生的费用相当于一名小学生费用的1•94倍;而由可见,三级生均教育经费结构的世界平均水平为12•73•0(见表6),可见,我国教育经费支出明显偏重于大学教育,而中、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比例明显偏低,这与我国当前确立的以“两基”作为“重中之重”的“低重心”教育发展战略不相符合。(2)如果从教育经费的使用性质来看,则经费分配偏重于教育事业费支出,教育基本建设费的比例偏低,前者约为后者的8•5倍。(3)而如果从地区分布上来看,则教育经费在东、中、西部的分配比例为

3•181•501,即东部地区的教育经费支出相当于西部地区的3倍多,相当于中部地区的2倍,从东到西呈现梯形递减分布,并且由于地方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增长速度也呈现东部大于中西部的现象,所以这种梯度差距还将不断拉大。

上述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

第一,我国很长时间内忽视对小学教育的投资,长期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格局,教育投资比例的不合理造成了我国基础教育相对落后,并直接导致了各级教育生均教育经费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与小学和中等教育相比,高等教育生均经费相对偏高;另外,中国人口年龄构成轻型化,需要接受初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大,在投资比例维持不变而教育经费额度有限的条件下,必然会导致初等教育生均经费的低下。

第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发展资金较为紧张,用于教育的经费数额有限,主要的资金用来支付教职工工资及日常费用的开支,所以,长时期内对教育基础建设的投资比例偏低,致使许多学校的教学设施陈旧、教学设备和用具等落后甚至短缺。尤其是许多村镇小学,虽然经过近几年的学校危房改造工程,危房比率已经大大降低,但是许多贫困地区还缺少中小学校舍,相当多的地方特别是一些偏远农村的中小学,办学条件还远远没有达到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最低要求,全国各类学校目前还有危房2000万平方米;大多数高校的办学条件虽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教学、科研设备仍然比较落后,许多高校的供电、供水、供暖、供气设施严重老化,基础实验室和通讯设备十分陈旧等。另外,我国学校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缓慢,许多学校存在着大量冗员,尤其是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人员的超编现象较为严重,教育事业费开支过大,这也是致使教育经费使用结构偏向于教育事业费支出的一个原因。

第三,我国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还未彻底理顺,教育投资管理体制还不健全,势必会影响教育经费支出结构的合理性,进而影响教育经费的支出效益。所以必须加快教育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从而从源头上解决国家投资总额不足的问题。例如,基于我国目前急需大力普及义务教育和成人初等教育的现实,有限的教育经费应当首先向基础教育倾斜,高等学校的教育支出可以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的办法,有步骤、分层次、分类别地部分地实行产业化运作,以降低其对国家财政资金的依赖性,缓解国家教育经费的紧张状态。

第四,造成我国教育投资明显的地区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据有关资料显示,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各地方教育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比例大多高于东部地区,然而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经济增长缓慢,地方财力贫乏,即使地方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并不低,也会使总量增加不多,从而形成了“无钱办教育教育水平低下人口素质差经济更加落后更无钱办教育”的恶性循环。这一恶性循环势必会加剧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我国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非常不利。

3•教育投资效益低下。所谓教育投资效益,就是指教育经费的投入与其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有时也可以表示为所费与所得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本文将用教育投资收益率和教育的人才效益两个指标来衡量教育投资的效益状况。一般来说,教育投资收益率随着教育层次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当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对比时,其教育投资收益率的高低并不能很好地说明其效益差别;只有在相同发展水平下,才具有可比性。

公益家教总结篇（6）

根据国家新的目标与趋势，2020年全国毛入学率可能要达到35％以上，每年递增1％，净增105万招生量。依此2020年大学在校生应为3685万人，比2004年净增1685万人。按国家所规定的基本办学条件测算，从当前的教育投入初始成本来看，每新增一个普通高校大学生，约需要投入4.5万元以上（广州大学城是全国最大的大学城。其每个学位平均投入初始教育成本为15.7万—16.7万元）。而按照这一大众化高教发展目标（假如不计现有大学的扩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国在2004年后的16年里共需新建立1685所、平均每年新建105.3所、平均每个省每年3.5所的万人大学（不含港、澳、台），每年新建大学的基本办学总投入达473.91亿元（不变价），共需7582.5亿元，相当于2002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4％（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到2004年才占国家GDP的3.19％）。或全国平均每年新建5个，共85 个能容纳20万名大学生的大学城，需25275亿元资金，3825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广东省拟定的大学毛入学率2007年为25％，2010年为30％，2015年为40％，2020年为50％。按照这一目标，广东省在2003年后的17年里共需新建立155所、平均每年新建9.14所万人大学，每年新建大学的基本办学总投入达41.1亿元，共需698.8亿元，相当于2003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的5.20％（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2003年才占GDP的2.74％，到2004年与之水平相当），占全省财政总收入的21.30％，是全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53.22％，是2005年广东省级财政安排总收入的1.4倍；或相当于要新建8个能容纳20万学生的新的“广州大学城”，共需2400亿元资金和400平方公里的地盘。

可以肯定，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对我国、对广东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压力。要解决这一时间、目标和成本支出的巨大落差问题，就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发展观，并做好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即政府包办高等教育的政策惯性必须遏制，整个高教投资与办学体制急需改革，新大学、新空间必须有新的体制和管理，教育制度安排必须讲发展讲效率，必须有利于大量吸纳社会资本和精英，使其成为大学发展的核心资源。其中，始终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方向原则，是实现我国高教大众化的关键前提。

二、高教体制多元化：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的必然抉择

教育利益国家化是一种发展教育的价值取向，是指发展教育必须把国家的利益作为第一的也是最大的利益；不论何种体制的学校，都必须遵循这一公益特征的方向。特别是，政府必须坚持教育利益的“国家化”，而不是以狭隘的体制性利益、地方性利益、本位性利益或利己性利益为目的，去引导、举办、管理教育。

发展教育必须坚持体制创新，而不要仅仅局限于财政的角度。如果说，中国教育发展不快最初是因为穷，但今天我们已经走过真正贫穷的时代，发展中国的教育现在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容纳钱的体制。中国的教育只有采取多渠道、多方式、多元化体制，才能快发展和大发展。放弃了多种渠道、多种体制模式，就是放弃了加快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机遇。在中国整个教育体制上，还存在着严重体制性的歧视，即没有把中国的公办、民办教育一视同仁地全纳入社会主义国民教育体系里面，进行同一化体制对待。要始终坚持“发展”硬道理，就要始终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的指向。如果没有到位的体制大变革与创新，就没有中国的教育现代化。

今天，最重要的是大力推进民办教育，不断扩大其占整个国民教育的份额。到2020年，民办教育占整个国民教育的份额目标可以是义务教育阶段的15％—20％，高中教育的40％，大学教育的60％，职业教育的80％，学前教育的近100％。即：从现在开始，绝大部分新筹建大学均采取民办或混合体制（股份、合作）举办；把现有的部分大学（含部分本科）逐步分别改制；最后每个省保留25—30所左右的国立、省立大学（全国约保留800—900所）。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必由之路。民办教育决不是仅仅因为政府财政有困难才存在。鼓励举办民办教育，是国家需要建立起多元化体制互相促进的教育格局，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需求与社会产权格局多样化的历史性长期需要。

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一样，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孩子”，公办教育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生下的“孩子”，民办教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生下的“孩子”。她们同样是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两者必须有同等待遇。在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目的的前提下，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的根本区别仅是资金投入主体不同，而不是政治归属的不同，或成为社会主义体制性质之外的东西。不是民办教育自己要生存发展，而是国家现代化需要民办教育的生存发展；不是民办教育发展需要自己去找法律保障，而是国家必须像保护好公办教育一样，去保护好民办教育这另一个自己的“孩子”；不是要取缔有人从投资举办教育过程中获取的利润，而应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以使国家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不是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还穷才要鼓励举办民办教育，而是国家教育的发展必须建立起多元化体制互相促进的教育新格局。

当然，在民办高等教育份额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也将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要为子女支付出更多的学费。因此国家就必须从由于民办教育大发展而节省的大量财政支出中，拿出更大份额的资金资助所有的（而不仅仅是公办大学的）贫困学生费用。这是另一论题，在此不作专门讨论。

三、体制性歧视制度：民办高校面临的体制压力及其结果

在今天，中国民办教育（包括民办高等院校）要大发展，却面临着巨大的体制压力，并为此将支付出巨额的体制成本：

一是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做出了同样的社会贡献，还为政府财政节省了大量教育经费，却不能从国家财政中得到一分钱；在土地征用、用水用电、基建审批等等方面，都不能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

二是民办学校的设立归于民政部门登记报批，作为一个非营利非企业的公益机构，却因为其不可能依国家规定纳入“预算内管理”，也不可能纳入“预算外的资金专户管理”，即使是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也还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有的还要交营业税）。

三是在收入和税收上，民办学校被当成一个企业对待，但在产权归属上却被当成一个非营利非企业的公益机构。民办学校的独立产权只是在关门清算时，体现出部分利益或财产的归属。

四是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一样，也应是一个事业单位，但是它的教师、干部都是国家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都不管的非编制内的、只能等同于在私营企业工作的流动职员。

五是民办学校的教师、干部不能同公办学校教师那样，没能拥有国家资助的社保、医保、房贴、家属福利、业务进修等平等权益，就是按照国家规定交足社保金，退休时领取的退休金，都只能是同等资历资格公办教师的一半。

六是民办学校的教师不能同公办学校教师那样，获得政府资助的研究课题，不能正常报评职称；不管你在任职属地工作了多少年，想要获得教师资格证都必须回原户籍（单位）办理。

七是民办高校的招生份额、范围、学费定价是国家计划的，经营成败却由举办者在市场中全额承担（如，由于公办学校教师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已迫使民办学校经营成本大幅度提高并使办学风险大大增加）。

八是民办高校招生只能限在B类三、四批，但却要为突出公办学校的高质量，永远担负着“质量水平低”的罪名。

如此等等，结果是：民办高校办学风险大，投资者信心不足；体制性歧视制度催生投机者，反过来也使政府的管理风险增大；民办高校发展不稳定，办学支出结构不合理，教师没有安全感、流失率高，教学质量难保证，社会认同程度低。最后只能是民办教育不会有大发展，公办教育跛脚跳，高等教育大众化难于实现，教育现代化只能成为海市蜃楼。

四、教育利益国家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关键

教育利益体制化是造成教育利益地方化、本位化和利己化等“非国家化”的局面的根源，也是阻碍民办教育大发展、阻滞高教大众化实现的最大障碍。

不公平政策体现出的“体制性歧视”，使非同位化国民教育政策反差扩大，民办教育则一定会遭遇到以狭隘的体制性利益、地方性利益、本位性利益或利己性利益为目的之“合法”的行政阻击，政府与“民”争利，“权力资本”侵入教育，民办教育政策风险成本增大。

因此，一定要从法理和制度上坚决摒弃对民办教育的体制性歧视！要充分认识到，公办教育并不是天然的教育“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民办教育并不是只能适应低层次的低级教育，极端的不公平背后一定是体制的利益格局不合理，我们不能忽视了深层体制变革的非国家利益的错误指向，一定要改变教育部、教育厅局仅仅是公办教育的部（厅局）的现象，还它为真正的国民教育部（厅局）的面目！只有彻底改变政府管理教育中的教育利益体制化、地方化、本位化和利己化等非国家化的局面，才能真正促进民办教育的大发展。

政府应该是公平政府，而不是利益政府；政府不仅是公有制的政府，而且是代表整个国家利益、对全体国民负责的政府！政府要像大力发展公办教育那样去发展民办教育，要像尽心尽力办好公办教育那样去办好民办教育；政府要在公、民办教育的和谐发展上多下工夫，把仅仅是重视和管理公办教育的着眼点，真正转移到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合理建构上来。明智的政府是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最有力的手，但是坚持对民办教育实行体制性歧视的政府，则已经成为国家教育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了！

总之，只有牢牢坚持教育利益国家化，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为教育现代化快速推进的新制度。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有一个前瞻性、全局性、公平和谐的真正代表国家根本利益的现代教育制度安排。而制度空间的大小，乃是决定国家先进教育生产力容量的关键。国家化、合法化、合理化、高效益的教育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而绝不是在于公办教育或民办教育的体制区别！公办学校或民办学校也绝对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由此产生的公、民和谐的新制度安排是中国教育发展中最迫切的任务。放弃、限制了中国的民办教育就是丢弃了中国的高教大众化，就是丢弃了中国的教育现代化！

公益家教总结篇（7）

《冲出亚马逊》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拍摄的现代军事动作片，影片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两名中国特种兵在国际特种兵训练中心“猎人学校”，凭借超凡的意志和毅力，接受长达两个多月非人的军事训练，顺利毕业并获得“勇士勋章”，为国家、为军队争了光。电影播出后，先后获得过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等多项奖项。

2004年，、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等七部委，将《冲出亚马逊》列入向中小学生推荐的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次年9月10日教师节，CETV在其一套节目播出了该片。不料，却引发一场侵权诉讼。

原来，《冲出亚马逊》是CCTV-6和中国人民八一电影制片厂于2001年共同投资拍摄。在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CCTV-6独家享有影片的电视播映权及由此产生的发行收益权。CETV-1播放该片前，并未获得CCTV-6的授权。因此，CCTV-6将CETV告上法庭，请求法庭认定CETV侵权，并赔偿损失10万元。

该案开庭正好是“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为配合知识产权日主题宣传，海淀法院在位于大运村量子银座三层的中关村知识产权促进局巡回审理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控辩交锋

庭审开始后，原告CCTV-6指控，被告在没有得到原告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其一套节目的周末影院栏目中播放该片。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已经侵犯了CCTV-6独家拥有的《冲出亚马逊》电视播映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发行受益权。同时，被告还在片前以及播出过程中插播广告，属于商业行为。

被告CETV辩称，CETV-1是以“服务于学习型社会”为目的的公益性法人。在2005年教师节期间播放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冲出亚马逊》，是遵照中央文件精神和上级领导指示进行的。2004年10月，、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向社会推出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百首爱国主义教育歌曲、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电影《冲出亚马逊》即列在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目录第59部。

CETV称，播放该片，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公益宣传，也是一种在课堂以外的非正式教育的补充，播出行为是出于公益性宣传和教育的目的；属于合理使用，不构成著作权侵权。被告还认为，原告索赔数额没有事实依据。因此，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求。

原告反驳称，爱国主义教育是每一个大众媒体的责任，履行爱国主义教育职责与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著作权不矛盾。“中央文件是对整个社会提出的一个导向型的要求，文件本身不是被告方侵权的理由。”

原告还解释说，他们索赔的数额是根据被告CETV在其网站上公布的广告价目表，以及该片播映过程中间插播了四家公司的12个广告计算出来的。

在一个多小时的质证、举证中，原告出具了包括与八一厂签订的相关合同、CETV播放《冲出亚马逊》的录影带在内的12份证据；被告的两份证据则是、教育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相关部门推荐百部影片以及片目的“红头文件”。

在法庭辩论阶段，被告律师特别指出，百部爱国主义影片绝大多数甚至全部影片的电视播映权，是由CCTV-6独控的；而百部爱国主义影片目录是由、国家广电总局、教育部等七部委下发的，央视又隶属于国家广电总局，这之中是否有什么关联？有没有垄断行为？

被告另一位人、CETV-1节目副总监承认，该片播出中有插播广告行为。但他解释说，这个时段原本是播放电视剧的，为了响应上级号召，拿掉了正常的节目而播出该片，所以，所谓片中插播的广告，原本是固定广告，与影片的播放没有关系。而且，由于播放爱国教育片，打乱了原电视剧的播出计划，CETV不仅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反而蒙受了损失。

原告律师则指出，CCTV-6播放的所有影片，也都是从电影制片厂购买的版权，是纯粹的商业行为。这位律师并表示，如果一个媒体把自己履行爱国主义责任与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著作权对立起来，这本身就说不通；法律不允许用爱国主义教育作为理由免除侵权责任。

庭审结束前，审判长提出，原告、被告双方作为部级电视台，又曾有过良好的合作历史，法庭希望双方能够和解――无论是双方私下和解还是在合议庭的主持下和解。但出乎意料的是，原告律师当庭表示拒绝和解。经审判长反复劝说后，律师才表示会向他的当事人CCTV-6转达法庭的意见。

当日上午11时11分，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庭审，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日公开宣布审理结果。

公益行为与知识产权保护

庭审后，原告一位律师告诉《财经》，2005年9月10日后，CCTV-6在9月19日就给CETV发了律师函，主张权利，希望能够通过协商解决上述纠纷。双方先后协商过三次，终因在基本事实的认定上分歧太大，最终未能达成谅解。

律师表示：“他们（被告）始终认为是在爱国主义的背景下播出的，坚持认为没有侵权，所以我们拒绝和解。双方都是部级大台，对基本常识应该是有认识的。”

原告律师还告诉《财经》，CCTV-6的电影播映权被侵犯情况比较严重。这次CETV，索赔金额并不大，主要目的还是引起相关单位和部门对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视。

CETV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则表示，在国外，有关国家对一些公益性产品的知识产权，采取收归国有的措施，由国家财政拨出专项资金购买，用于非盈利性的宣传播出，这一模式值得中国借鉴。而今，他们为贯彻落实中央上级部门的指示进行的公益性宣传活动，不能简单地被判定为侵权；应考虑并着眼于目前中国广电处于文化体制改革转轨阶段、公益性和市场机制关系没有完全理顺的现实。否则，将对中国的公益教育事业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公益家教总结篇（8）

学习风气日渐浓厚。各工会小组在校党总支的领导下，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各会员根据自己所任学科选学教育理论、教学方法，认真摘录学习笔记，所学心得体会共计55万字。全校学习风气、读书风气、思考、研究问题的风气日渐浓厚。

校务公开全面启动。知情权是教职工民主管理、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权落实的前提。在实施过程中，全面贯彻教育部与全国总工会联合颁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校务公开工作的意见》，落实教育局党组、教育工会下发的《校务公开实施意见》。以加强学校党风建设为重点，完善建立学校管理事务的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切实加大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督。学校设有公开栏，教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年度考核评优，都实行张榜公布。在教育工会校务公开拉练检查中，获得上级领导的好评。

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健全。党政工联席会议是学校尊重教职工的合理诉求，满足教职工的正当要求，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解决教职工现实困难的切入点和结合点。通过联席会议，制定了学校基本建议修生养息一年的发展计划，启动了住房公程金，落实了大额医疗保险，增加了全勤奖、工作量奖，完善了考勤制度，使管理突显人性化，在维护教职工的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和文化权益方面取得新进展。

深入基层，转变工作作风。工会不是一个行政职能处室，论文先生网不能发号施令，而是靠人格力量和个人魅力来开展推进工作的。基层是工会的阵地，只有深入基层，才能发现新亮点，实现整体工作水平的提升，使工会真正成为教职工的娘家。工会两位主席都在各自教研组办公，多作调研，及时了解教职工的思想动态和诉求，变教师上访为干部下访，密切了干群关系，帮扶各种原因造成的困难教职工，缓解学校矛盾，为教职工提供了更好更多的服务。

开展活动，舒缓精神压力。各工会小组积极参加校工会组织的羽毛球、乒乓球、象棋、飞镖等文体竞赛以及外出春游“三八”节专项活动。组织教职工代表队参加了市教育局工会开展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球类比赛，在羽毛球比赛中，刘中国校长获得男单冠军。学校获得团体总分第四名的好成绩。通过这些活动，使紧张的工作压力得到了舒张，既赛出了水平，又增加了友谊，既提高了身体素质，又培育了集体情感。

工会工作总结基本上都归纳于此，但是工作中还存在不足：教职工活动偏少，女工工作迟缓，关心青年教师生活做得不够，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改进和加强，做好工会工作计划，争取将各项工作开展得更好。

公益家教总结篇（9）

随着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一大批人才来掌握技术和知识为国家服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还是不高的，而且面临着种种问题，因此，教育投入从总体上来说也是不足的。“穷国办大教育”，这是一个基本的教育国情。在投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高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才是明智之举。但就目前的教育情况来看，情况并不乐观，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告统计，在校生总规模1999年至2007年从1413.4万人增长到2700万人，毛入学率从10.5%增长到23%。高等教育扩招使得高等教育规模超常发展，但高等教育投入的主要来源──公共财政拨款却没有随之同步增长。预算内教育经费总量自1999年至2007年间从38883201千元增长到125009946千元，其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分别由7201.24元降至6546.04元、由2962.37元降至2596.77元。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不升反降，相较高校扩张规模，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投入无法保证其发展的需要。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资的高等教育经费筹措体制。但事实上，因教育规模的超常发展和教育的公共性特诊，多渠道的筹资十分有限，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公共财政的投入。可以说，教育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石和保障，没有教育经费的支撑，高等教育的发展及高素质人才的培育就将受到限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2.高等教育结构性失衡，导致就业困难。由于本科学生的扩招，研究生教育也紧紧跟上，扩大招生。2009年全国招硕士生41.5万人左右、专业学位再增5万，共计为46.5万人左右。实际报名参考人数为124.6万，录取率达33.3%。研究生扩招分数线普遍下降，大部分专业下降10～25分。根据中国教育年鉴2008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国博士毕业生41464名，硕士毕业生270375名，本科毕业生1995944名。博士毕业生占硕士毕业生的15.3%，硕士毕业生占本科毕业生的13.6%。研究生的过度扩招，既超出了学校的培养能力，也超出了社会的合理需求，不仅造成了精英教育不精，而且吊高了用人单位的胃口，造成高层次人才低层次使，阻塞了各类学生的就业渠道，造成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3.高等教育质量滑坡。高校扩招带来人数的剧增，而我国高校办学又普遍存在贪大、攀高、求全的状况，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医、农、教全面开花。这样高校人数的聚增和各专业独自的发展需要仅靠现有的师资力量、教学能力远远不够，基本的教学都得不到保障，学生的质量、专业水平自然很难提高。学医的不会开刀，师范生不会教书，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总的来说，教育作为第三产业，其本身当然不会生产出人和劳动力。但是它能使受教育者增长文化科学知识，提高人的工作能力。高等教育通过教育投入实施教育劳务生产，提供教育劳务以实现其培养、发展人智能的目标，增加劳动力使用价值。因此，高等教育作为一项投资事业，要讲求经济效益。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纵然许多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了教育的经济效益问题并已经进行了相关研究，高等教育实现其经济效益仍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1.增加教育投入，合理进行教育投入。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主要由国家、个人、社会团体及其他来源构成。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斯通的成本分担理论中“谁受益谁付费”原则，国家作为高等教育最大的受益者，政府理应承担主要责任，成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主体。因此，政府要明确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比重及其增长比例，以成为教育发展稳定的经费来源；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功能，将不对称的财政收入进行合理再分配，平衡地方高等教育投入，维护高等教育均衡发展；鼓励高等院校优化经费使用结构，提高内部利用率。

公益家教总结篇（10）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5-0081-06

一、问题提出

美国2012年最具争议的预算讨论之一，可能是奥巴马总统没有把教育券纳入2012年联邦开支计划。2013年的预算法案，也未见联邦对任何地区教育券进行财政支持。2004年，在考虑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进行重新授权时，美国众议院以273比155票的投票结果，否决了有关教育券的修正案。正因为教育券计划从未获得联邦立法通过，此计划一直没有合法的联邦预算支持。另一方面，一些州根据地方情形在试验着给予家庭自由选择学校权利的教育券计划。

教育券计划之所以被提出，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公立教育体系长期失败，学生成绩不尽如人意，国家竞争力不断弱化，而在每位学生身上的教育开支却不断增加。对美国中小学教育的不满充斥着整个社会。如何通过适当的改革来提高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整体质量，成为美国历届联邦政府始终考虑的问题。

然而，几十年来，针对全国性教育券的政策立法一直未能得到国会或者总统的同意通过。这不禁使人疑惑，备受美国国民关注的教育券政策，为什么一直未能获得立法通过呢？在现有研究文献中，却少有对这一政策僵局做出理论上的解释。

二、影响美国教育券政策立法的多元价值争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第一个正式提出教育券的学者。他认为，教育券计划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可以促进学校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教育质量。然而，在教育券计划被提出并进入政策议程的过程中，激起了极大的争论。

有人指出，对教育券的争议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损害美国的教育结构；其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治环境不稳定。应该说，从相关文献来看，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公众对教育券政策的价值判断。为了理解教育券政策产生具有或不具吸引力的影响，贝尔菲尔德等学者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在围绕教育券计划进行的讨论中，以下四个目标应该被呈现：选择的自由；产出效率；公平；社会凝聚力。在实践中，对教育券价值目标的激烈争论虽然基本上包括上面几点，但标准可能更为多样，讨论的范围可能更为宽广。

第一，关于公平和自由选择的争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是自由选择权应该被最优先考虑。教育券的赞同者认为，通过给予家庭充分的选择权，把学校置于一个竞争的环境，以促进学校改善质量。但是，教育券的反对者认为，平均支出的教育券和扩大的自由选择机会使富裕家庭得到的好处更多，他们有足够条件把孩子送往质量更好的学校就学。而贫困家庭，其选择余地有限。如此长期发展会导致贫富家庭之间更大的不公平。特别是把发展公立学校的预算经费中很大一部分转移给了私立学校，条件较差的公立学校的发展前景将会更为暗淡。

第二，对学校成绩提高的质疑。按照一般逻辑，处于竞争环境中的教育必然会提高效率。但是，至今缺乏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教育券所带来的教育竞争改善了学生的成绩。鲁斯的研究发现，在密尔沃基父母择校计划项目中，学生数学考试成绩有一点提高，但效果微弱，只提高了2%-3%。但是，在标准阅读考试中，教育券没什么效果。拉德也观察到，有很多证据显示，学校教育券的广泛使用不可能在美国K-12教育系统中产生实质性影响。在鲁斯后来进行的_项研究中，数据调整后的结论显示，享受教育券的学生在阅读能力上没有什么提高，而其数学成绩改变微弱。

第三，关于教育券合宪性的争论。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确定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如果教育券由宗教学校来兑换，那是否证明政府认同了国家对教会学校的支持？2002年6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泽尔曼诉西蒙一哈里斯一案进行裁定时认为，为世俗目的而不经意地使教会学校受惠，没有与宪法相冲突。然而，继续争论的关键在于，对于公民而言，被迫用他们的赋税去补贴与其信仰不一致的教会学校是否正确？

第四，有关私立学校自主性的争论。教育券的一个潜在的缺点最近被强烈地持自由主义哲学的人提出。这些人希望看到学校之间更多的竞争，但是担心教育券系统会严重地威胁私立学校的自主性。同时，政府资助的教育券只能把公立学校的官僚化问题带给私立学校，而不会产生真正的自由竞争市场。谢尔顿·利奇曼指出，在学校接受教育券之前，很有可能被要求去满足一系列的标准。这将会使私立学校实际上与公立学校难有区分。如此，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的差别就不复存在了，这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可能不利。

第五，教育券计划执行成本问题。关于教育券计划执行的行政成本的一个普遍担忧是，监督这个总的计划系统的官僚机构的规模是否会有一个巨大的扩张。最起码，监督成本需要由原来只监督公立学校扩展为对私立学校使用财政经费的监督，这无形中增加了行政监督成本。

第六，关于教育券产生的社会效应的争论。倡导教育券的自由主义者对教育券如何保证社会凝聚力保持沉默。米尔顿-弗里德曼确实明确指出教育的公共投资是为了解决“邻里效应”问题，但是他没有细说这种邻里效应是如何产生的，并且也对教育券可能会产生负的邻里效应产生疑惑。另外，公立学校的教师反对教育券的实施。如果教育券全面实施，那将严重影响他们在公立学校工作的全面收入㈣。这将会对社会和谐和凝聚力产生影响，甚至影响到社会稳定。

总之，公众都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标准，以支持或者反对教育券政策立法。围绕教育券的争论，是因为教育券计划在设计上是复杂的、多层面的，它将对所有基本的教育目标产生影响。同时，支持不同观点的各种证据本身就是竞争性的或者有冲突的。很多证据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完全模糊的。如此一来，招致争议的教育券政策立法出现僵局，其结果是保持现状，在教育总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原有政策工具及其配置维持基本稳定。

三、教育券政策僵局及解释路径探寻

彼德·霍尔提出了政策变迁三序列。其第一序列是在总体目标和政策工具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对政策工具具体配置的调整；第二序列是在政策总体目标不变的情况下，对政策工具及其配置进行改变；第三序列是政策总体目标的全面变迁。反过来看，如果这三个方面不能形成急剧变迁，将意味着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根据美国历史，自林登·约翰逊总统以来，联邦政府干预教育，对其做出相应的政策安排，每五年对1965年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法》重新授权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其教育政策的目标以及政策工具都未能产生急剧变迁，仅有的可能就是在一定政策工具框架下对其具体配置的适当调整，比如在预算拨款具体数目方面出现过小幅紧缩。根据霍尔的逻辑，作为工具性政策的教育券计划未能获得联邦立法通过，意味着没有出现一种政策工具对另一种政策工具的替代。从这个方面来说，教育券政策立法的僵局问题可以被视为原有教育政策稳定和延续的问题，是不能形成政策变迁的一种表现。那么，一般的政策稳定和变迁的理论，能否解释这种稳定？

倡议联盟理论框架是用来解释政策稳定和变迁的代表性理论之一，它聚焦于共享政策核心信念团体的出现和稳定，强调政策导向性学习和用以解释政策急剧变迁的外在于系统的事件。该理论假定，在倡议联盟信念体系的三个层次中，核心信念与政策核心抵制改变，信念的次要方面最容易因对新信息和事件做出反应而改变。如要实现剧烈的政策变迁，必然涉及政策核心方面的变化，此时外在于政策子系统的影响性事件是必需的。

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教育券计划被正式提上政策议程。那些年，民众对公立学校办学效果不理想的抨击声不绝于耳，而寻求一种改善教育质量的途径成为当时流行的公共舆论。为了做出回应，当时的教育部长特瑞尔·贝尔在上任后不久就成立了国家优异教育委员会。经过两年的数据收集、公开听取意见以及对教育水平下降的原因和后果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之后，委员会于1983年4月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国家处于危险中》。报告所呈现的公立学校中所存在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充分关注。应该说，政府对教育政策工具的信念体系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并且从社会对公立教育效果的反应和对《国家处于危险中》报告的关注来看，已经为政策变迁形成了较为充分的条件。教育券计划当时也得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詹姆斯·科尔曼等知名学者的支持。教育券计划的基本逻辑意在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教育，促使学校改善质量。这可以说正好迎合了当时正在进行并得到共和党甚至一些人支持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倡议。出乎意料的是，在1985年和1986年，里根总统两度向国会提出关于教育券计划的法案，但都未获通过。

在后里根时期，下列几个条件的存在也为教育券计划的立法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政治环境和信念支持系统：第一，民众对公立教育不满，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善教育质量；第二，赞同公共服务市场化和支持教育券计划的政治家当选总统；第三，世界范围内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第四，其他国家（如智利）在全国范围内通过了教育券政策立法。可以说，联邦教育券政策立法的条件较为成熟。此外，教育券计划没有准备违背追求公平和改善质量等教育理念，而是旨在更好地促进这些理念。这对于不愿改变核心信念体系的倡议联盟来说，是能够接受的。然而，三十年来，教育券立法未能获得通过而形成僵局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已有理论似乎不能对教育券政策僵局做出很好的解释，这需要从其他途径进行探讨。对于政策僵局的形成，有学者做出过考察。他们认为，联邦政府中党派一致政府和分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政策僵局的出现和政策现状的保持。统一政党控制下的政府，往往容易达成一致的偏好和利益。而当国会中占优势的政党和总统属于不同党派时，容易形成立法僵局㈣。从法案通过的比例来看，在党派一致时期，通过的法案比例的确要高于不一致时期。但是，像教育券计划这种长期受到争议的政策，虽然在前后几十年里多次出现总统和国会多数属于同一政党，也未见获得通过。莎拉·宾德指出，单纯从政党控制的角度不能解释国会和总统政策立法绩效方面的变化。党派并不是政坛上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利益集团也不是能左右每一次投票结果的决定因素，是制度安排改变了立法者和总统的策略并进而影响政策结果的特征和频率。泰瑞·莫伊就认为，除非投票者对政策问题熟悉，并且对他们而言能够简单知道评估结论并认为确实可行，不然他们不会投赞成票而宁愿保持现状。也就是说，内阁和国会两院之间各党内成员的不同偏好和价值观分布是解释政策僵局动力的核心。

汤普森和涂登在研究决策问题时认为，由于决策者对因果关系的信念和对于结果的偏好的不同，形成了一个四维矩阵，如图1所示。

当两院议员在因果性和结果偏好上存在确定性时，决策可以使用计算的策略；当其对结果的偏好清楚但因果关系不确定时，采取参照判断的策略；当其在因果性上确定而在结果偏好上不确定时，会要求妥协；当因果性和结果偏好都不确定时，抉择将需要灵感。从前文对教育券计划的价值争议和各方出示的证据来看，对教育券价值判断的多元性以及对教育券导致结果之因果关系上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立法机关的艰难抉择，从而形成立法僵局。

四、价值多元、对抗性原则与政策僵局：一个解释框架

（一）价值多元是教育券政策僵局形成的必要条件

在公共政策领域，美国的民主要求公共政策是可辩论的（contestability）。和表达自由密切相关的“价值多元”，与晚期的以赛亚·柏林联系在一起。价值多元论认为，基本的人类价值是不可还原地多元的和“不可公度的”，它们常常会彼此冲突，使人们面临艰难的选择。这种观念具有四个主要成分——普遍性、多元性、不可公度性和冲突性。对价值多元论者来说，没有什么基本的价值是内在地比另外的价值更为重要、更为权威或更有分量的，而且也没有一种价值包含或概括了所有其他的价值。而多元的、不可公度的价值常常是相互冲突的。

价值多元论的观念显然抓住了教育券政策立法僵局的特征。正如威廉·高斯顿指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没有一种能够把各种考虑还原到一个唯一共同尺度的办法，也不存在给予一种道德要求高于其他道德要求的明显方式。最为困难的政治选择，不是在善与恶之间的选择，而是在善与善之间的选择。”

这样看来，在涉及广大公众利益的教育券问题上，民众对政策价值的多元判断可能是政策僵局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是因为，一项民众普遍赞同的政策显然是不太可能出现长时期的立法僵局的。但是，这一条件用来解释政策僵局似乎过于简单。首先，这种与表达自由有关的“价值多元”就需要制度保证。试想，在一个政府对民众言行高度控制的国家，民众缺乏对政策过程的参与，也缺乏较为充分的信息来对政策加以评判，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价值多元”的。价值多元必然与自由民主相关。另外，虽然对公共政策存在价值多元判断，但是如果有哪一个部门能够简单地决定公共政策，那也不可能形成僵局。因此，价值多元导致政策僵局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

（二）“对抗性原则”下的权力约束是教育券政策僵局式稳定的制度基础

公共政策是对价值作权威性分配，特别是当涉及有激烈争议的政策问题时，更应该谨慎对待。前面的理论之所以不能对政策僵局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关键在于它们忽视了对作为整体意义的国家的思考。对于这些理论而言，国家好像只是一个完全的中立者，仅仅是为政策争议双方提供了一个博弈的舞台，包括官僚集团在内的经济性的利益集团或规范的社会运动在其中或者相互争斗或者彼此结盟，从而塑造公共政策。如果把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行动者，它的信念、它对公共利益的认识以及它的一贯的整体行动，都会对政策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晚近“找回国家”的理论研究者已经证明，国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行动体来对待，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如此。这样，国家既不是一个公共的平台，也不单纯为某些阶级服务。

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由复杂的政府人员构成的结构。如此，对于国家成为独立行动体的挑战就在于，它可能回到国家的微观层面，即组成国家的人，亦即政治家和官僚。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个人经历、心理状态和政治信仰。那么，如何保证一个统一的国家意愿，使他们在公共政策中，既要考虑民众价值判断，又不能受到权力集团的任意干扰？对抗性原则下国家机构的制度设计，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对抗性原则”这一概念，是美国学者斯科特·戈登在其著作《控制国家》中专门论述的内容。在这种制度模式的国家中，通过对权威机构的分立设置，既能保证人们的自由免受国家权力之害，又能保证政府最大可能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麦迪逊就指出，虽然国家需要具有最高智慧的人来辨别社会公益，需要具有最高道德的人来追求社会公益，但同时更需要好的制度设计来使他们廉洁奉公。也就是说，不应该忽视代表们可能会“天生具有更自私的动机”和权力的侵占性所带来的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而通过一种对抗性和制衡性制度设计，能够尽量约束无尽的权力欲渊。

美国作为一种“对抗性模式”国家的典型代表，其制度设计意在形成一种部门分立的多中心格局，避免联邦政府中任何一个部门简单地决定政策而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这种多中心性体现在自治社会中解决冲突和实现秩序过程的方式，在这种体制中，在相反甚至敌对的利益之间以权力制约权力。不过，正如很多人认识到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使国会和总统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如果在一些紧迫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僵持不下、议而不决，可能会使人难以容忍，以致对国家管理制度本身的形式和结构造成威胁。或许还有人认为，这种对抗性原则会带来政策发展中的保守倾向，约束了政策创新，甚至影响了决策效率。这类情况对一个国家来讲虽然称不上完全是件好事，但是恰恰符合制宪者当初为避免政府陷入一时冲动的设想。国会所具有的通过法案或者否决法案的权力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国家。

这种结构也把民众权利的自由表达以及对公共政策更为理性的思考充分地纳入了公共政策过程。正是这种对抗性原则影响下的决策系统导致国家形成了一种更为系统性的合力，保证了联邦政策的制度化稳定。

（三）尊重民众权利与给予地方自是政策僵局化解之道

政策本身就是妥协的政治。政策立法僵持不下的缺陷也确实需要一些措施来加以弥补。虽然权力制约导致总统的教育券计划受挫，但对一些替代性折中政策的接受（如给予民众一定程度的在公立学校之间的选择权或者开办一些特许学校），能够给予民众更多的选择自由，同时避免了政策的激进变迁。

在一种给予民众多元价值表达的制度安排下，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不能简单地看待某个问题，联邦也尽量避免做出全国性的立法规定来对民众价值取向做出限制。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它必须避免提供一般的道德命令的任何可能。没有一种自由主义有权利命令公民追求幸福，甚至清晰地界定整个难以描述的条件。同时，通过归权于州和地方，给予州和地方一定的自主性，也能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联邦在处理教育券政策问题上的态度或许是对一种基于多中心治理格局的联邦主义制度的支持。虽然联邦政府未能通过教育券政策立法，但是教育券在各州的选择性试验和施行没有违背联邦宪法，这更是顺应了联邦主义制度安排的要求。在宪法规定中，管理中小学教育本属于州和地方保留的权力，而州政府作为创新的“民主实验室”的角色恰好在联邦主义制度安排下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五、结论和简单讨论

公益家教总结篇（11）

近几年,虽然我国形成了以政府投资为主,多渠道投资办学的局面,在高等教育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而言,目前我国的高教事业还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尤其是建设高水平的大学,必须要有高的投入。现实情况是高教经费处于入不敷出的困境,在投资方式和筹资结构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现行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经费总体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较快的势头,然而,教育投入却与此不相协调,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和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处于低下水平。世界人均教育经费是我国的11.4倍多,世界生均教育经费是我国的11.1倍多。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占绝大多数、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仍主要依靠国家财政的投资体制下,国家总体教育投入的不足,必然极大地限制高等教育的投入。1999年后的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使资源短缺的矛盾更加尖锐,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瓶颈”。

(二)筹资渠道偏窄

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单一依靠政府投资已经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高校开辟多种筹资渠道。目前,尽管我国高校在多渠道筹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相对于实际需要规模仍然偏小。例如,在校办产业方面,除北大、清华等少数名牌高校已经建立起自己比较成熟的,规模比较大的校办企业以外,其他绝大多数的普通高校或者是拥有自己的校办产业但规模很小,或者是根本就缺乏对校办产业的意识;再如,在吸引社会捐赠方面,虽然在很多高校诸如英东楼、逸夫楼等已赫然耸立,但数量不多,而且绝大部分是由港澳富商捐赠,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真正由内地本土企业家捐赠的更少。另外,对于本校历届毕业生,我国众多高校也缺乏长期联系,从而丧失了大部分极具潜力的捐赠主体。

(三)教育经费使用效率不高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既有严重短缺的一面,又存在着使用效率不高的一面。一方面,我国高校规模小,师生比例不合理。以我国师生比例比较高的年限1998年1:9.81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如美国1992年师生比就达到1:18.2,英国1988年为1:15,法国1981年为1:17,加拿大1987年为1:13.1,我国师生比例要高得多。另一方面,我国职工占教职工的比重过大。据统计,我国高校专任教师40.72万人,职工62.24万人,占总人数的约60%。这种不合理的学校养社会现象,既造成了高等院校资金使用上的不合理花费,也进一步降低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再者,我国高等教育设备闲置,利用率低的问题普遍存在。从教室的利用率来看,据调查,北京的几所高校1992年生均教室面积曾为3.78平方米。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学型)生均不足0.48平方米。从实验室来看,我国高校的实验室利用效率低下,每个基础实验室每周平均8—10个学时,专业实验室利用率更低。相比之下,加利福尼亚州立基础实验室每周平均27.5学时,专业实验室每周22学时。另外,在对图书和仪器设备等调查中发现,一般来说,各高校各院系都设有资料室,图书馆有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师两馆。这种分系分层次设馆,造成图书大量重复购置,使用率很低。

(四)办学成本结构不合理

除了投入不足和效益不高的问题外,投入到高等教育中的有限资源,又有许多没有用在教学与科研的“刀刃”上,反而花在与教学科研无必然关系的方面,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据教育部的统计资料,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面积占学校总面积在1990年和1997年都为49.3%,如果算上食堂、幼儿园等生活福利用房,这两个比例在1990年和1997年分别高达52.6%和56.7%。同国有企业一样,高校“办社会”不仅严重浪费了稀缺的教育资源,同时,还造成机构臃肿、人员冗杂。另外,受高校内部行政与干部人事制度的影响,讲究政府的一套干部级别与待遇,政务繁杂和人浮于事,也造成行政后勤人员的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其次,在高等学校的成本结构中,也存在投资“重物不重人”、“重官不重学”的失调现象。在高等学校的开支标准中,在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支出上往往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有时甚至出现宁可购建超出实际需要的设施设备,也不肯投资于人的现象。与不断现代化的物质条件相比,教师工资却长期得不到提高,作为重要科研力量的研究生的津贴也长期处于很低的水平。

(五)各地区高等教育投资结构不平衡

我国各省市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情况也存在较大差异。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呼吁“社会公平”,然而“社会公平”的基础正是“教育公平”,如果教育的公平性受到了人们的质疑的话,那么又何谈整个社会的公平呢。

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对策

(一)处理好政府与民间投资结构关系

在提高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总量的同时,搞好国家财政投入的公共定位问题。实践表明,在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投资中,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在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既不“越位”,也不“缺位”。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我国应该继续贯彻“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方案,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共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同时,在财政公共支出方式上,对于大部分高等院校的投资应该“变投资包揽为投资支持”的方式,通过扩大财政补贴性的转移性支出比例,支持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促进有竞争力的高等院校优先发展。在兴办模式上,对于具有较强外部性、社会公共受益大、国家处于该类人才紧缺状态的某些特殊类型高等教育,应该采取“公办”模式,完全由政府出资兴办;对于那些社会公共受益相对较强,个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的普通高等教育,应该采取“公办民助”的模式,以政府出资为主,吸引一定力量民间投资办学;对于那些社会公共受益相对较弱,受教育者个人受益相对较强的高等教育,应该采取“民办公助”模式,以民间投资为主,政府补贴为辅;而对于那些完全由受教育者个人受益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则应该采取“国控民营”的经营机制,通过市场竞争,促进其健康发展。

(二)开拓高等教育的资金筹措渠道

1.鼓励国内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根据自愿和量力的原则捐资助学、集资办学及国外的资助和捐赠。

2.社会服务的收入。社会服务的收入主要指,在学校和地方、企业之间进行不同功能的优势互补的经济活动中的收入,主要包括:为地方或地区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培养、培训所需的各类专业、各种层次的人才和支援地方、企业办学;承担地方、企业科技研究项目;合办联营生产企业,创办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地方高新技术开发以及参与地方、企业的咨询决策等。

3.承接国家、地方政府或部门的科研课题任务的收入。这是学校承接纵向课题所得的经费,这方面的课题任务一般都是国家政府部门有关国计民生较为重要的项目,对社会主义建设影响重大的任务。这里的经费投入,其投资主体是国家政府部门,当然这些课题任务的得到,是依靠学校的科研实力和成就,通过竞争而争取到的。但这里的利益分配,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更多的是根据课题研究过程中成本消耗的需要来考虑经费的拨款,这不仅因为在主渠道拨款中有拨给学校的科研事业经费,更因为这是国家任务,它将影响国家的全局利益,学校也有义务承担这方面的任务。

4.开办校办产业增加收入。从直观的角度来说,这里的投资主体是校办产业,校办产业作为教育经费投资者,它所要的权则是要求学校给予有关学校的资产的租赁权,要求学校给予学校的科技成果的转让权和校办产业的自主经营权。而最终利益的分配,实质上将按股份制的原则,学校作为校产、技术等入股的股额分取利润和国家给予校办产业的免税等优惠政策所得的经费收入。校办产业与社会的关系则与社会上一般企业一样,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从本质上看,校办产业渠道的经费收入是学校的自我投资。

5.收取学生的学杂费。在明确主渠道——国家担负一定的培养费用的条件下,可以实行“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进行收费,这是因为受教育者——学生接受了高等教育,增加了知识,获得了本领,提高了能力,从而可以使自己增值,他将在未来的工作劳动实践中可获得高的报酬,因而他在学校中消耗的教育培养劳动不能无偿占有,应给予一定的补偿,所以就应缴纳相应的费用。

(三)控制和化解高等教育投融资风险

国家应大力加强宏观调控,合理规划、调整高校规模、布局和教育结构,建立规模适当,布局合理,层次结构合理的教育组织系统,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建立健全教育经费的监督机构,强化监督职能,杜绝教育经费的挪用、浪费,并对仪器设备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使教育经费财尽其用,物尽其功。进一步加强学校的财务管理,合理编制预算和科学配置学校资源。对于学校公用的图书、仪器设备全校统一规划,统筹配置,改变按院系、按层次重复设置的情况。缩小我国非专任教职工在教职工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降低校内的师生比,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督促高等院校加强财务管理。如在印度高等教育财务的主要管理和监评机构是大学拨款委员会和人力资源开发部。大学拨款委员会有自己的监督、检查、评估专业队伍,对私自挪用科研教育经费等违规行为予以监督和纠正。

(四)完善高等教育投融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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