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反省总结大全11篇

自我反省总结篇（1）

反省的力量是多么伟大！它能让一名王国之君再次称王。

商纣王，一代暴君，每天只知道荒淫享乐，不理朝政，被美女琼浆所迷惑而不能自拔。在西周的打击下多次失利，但他却不知道反省，认为这只是一时的运气不好，仍然每天沉溺于花天酒色之中，不思量自己的国家为什么会如此动荡不安，最后被自己的一个诸侯小国战败。

自我反省总结篇（2）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那些足迹印证着我们的成长。然而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犯错误，如果做不到反省，只会让自己错上加错，愈陷愈深。反省是一面镜子，帮你找出自己的不足。因此，学会反省，走向成功。 越王勾践吴国打败俘虏以后，每天都反省自己失败的原因，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总结，激励自己奋发图强；反省自己应该怎样才能够再一次成为王者。通过几年的反省后，他卧薪尝胆，积蓄力量，终于战胜了吴国，成就了梦想，他也因此成为一名贤能的君王。 在学习过程中，最开始我总是做错的题下次还是错的，后来我就反省自己，把错题整理到错题本上，每次认真反复的去做错的题，以后错题就变成对的了。 在生活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会和家长、朋友发生一些矛盾，从不反省自己，坚持自己才是对的，因为我害怕丢面子，使人际关系僵化。高尔基说：“学会在适当的时候承认错误，将会成为你与他人关系的调和剂。”现在我已经能够主动承认错误，取得她们的谅解。我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我感到很幸福。 古往今来，成功总伴随这反省而诞生的。朋友，让我们学会反省，走向成功吧！

自我反省总结篇（3）

苏区党内开展反“罗明路线”，最早始于中央苏区福建省，继而江西省、闽赣省并扩大到中央苏区周边湘赣、闽浙赣、湘鄂赣苏区。中央苏区各省开展反“罗明路线”，自1933年2月间开始到主力红军长征前基本结束，均不足两年；湘赣苏区自1933年3月间开始到红六军团西征前夕，仅两个年头；闽浙赣苏区1933年7月开始到红十军团皖南行动前夕，也仅两个年头。相对而言，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开始晚结束也晚，历时长久，经过曲折复杂。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省委执委扩大会议阶段（1933年9月18日至1933年9月27日）。此前，中共湘鄂赣省委接到中央指示信，于1933年9月18日至27日间，召开省委执委扩大会议，进行工作总结，“严格地揭发罗明路线”，“着重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会议强调，“加紧党的建设，巩固并发展党的组织与领导。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斗争，尤其要反对罗明路线，同时不放松反‘左’倾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1]P82—88。

全省党团积极分子大会阶段（1933年11月26日至11月29日）。会上，中共湘鄂赣省委、少共省委、省苏、军区、省总工会等均全面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省委在全省党团积极分子会上的报告大纲称，“反罗明路线还不彻底，斗争的火力还没有发扬到最高峰”。少共省委代表的报告称，“检阅反罗明机会主义斗争程度”。组织工作报告将“反罗明路线与反托洛斯基主义”列为第任务。省委在给中共中局的报告电文称，“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并在反罗明路线斗争基础上，揭发了反革命托陈取消派破坏湘鄂赣苏维埃和红军的阴谋罪恶”[1]P110—156。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阶段（1934年1月14日）。此阶段为中央新任命的省委书记陈寿昌、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等率中央工作团到达不久，即在江西省万载小源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1934年1月初陈、徐等到达湘鄂赣苏区首府小源，1934年1月14日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苏区中央局指示，宣布中央局关于改组湘鄂赣省委决定，成立第三届湘鄂赣省委。此次会议及其后1月16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对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进行了再部署、再动员。

小源失守转移幽居阶段（1934年1月底至1934年2月下旬）。1934年1月28日，湘鄂赣苏区首府万载小源被敌军占领。省委即下发《省委告全省党员书》，称不能保卫小源苏区，小源所以被敌占领，“主要的是罗明路线的恶果，过去省委机会主义的领导，在敌人的堡垒政策底下表示屈服，苏区步步缩小，主力红军不能猛烈扩大，游击队表现散漫无力，特别是对于群众的政治动员更是罗明路线机会主义的消极”[1]P181。陈寿昌更是断言“小源事变发生以后，充分暴露了罗明路线的恶果与我们转变的迟慢与不够”。党政军机关转至铜鼓幽居后，陈寿昌又召开数次会议，领导开展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还在《罗明路线在湘鄂赣》一文中抨击道，“在党中央所领导的反罗明路线最剧烈的一年，湘鄂赣党省委的领导不曾有真正趋向进攻路线的转变。湘鄂赣省委牢执着自己的错误，诚然像中央指示信所指出的：‘仍然在空喊拥护党的进攻路线之下继续着对于自己许多政治错误的多方掩盖’。不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无畏的卸除掩盖的帷幕，暴露错误的实质于日光之下”[1]P162。

省委平江黄金洞何家垅紧急会议阶段（1934年8月上旬）。为总结“六七月事件”的严重教训，省委在平江黄金洞何家垅召开紧急会议。会上，省委书记陈寿昌总结了“六七月事件”的教训，检查了省委工作中的错误，承担了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任，批判了因暂时失败便失去革命信心的悲观失望情绪。但是会议把失败的主要原因仍然归结为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强调“开展反机会主义斗争”[2]P44。会议认为“为党的进攻路线斗争不深入”“红军中存在着部分机会主义干部”，“历次战争不能争取胜利，在于没有开展红军中的反机会主义斗争”。发扬火力“向着党的进攻路线公然违反的二分区的方浩然为首的机会主义”[1]P261。

省委平江洞紧急会议阶段（1934年11月中旬）。因省委书记陈寿昌牺牲，省委便在平江黄金洞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省委领导人选并部署今后工作。“省委即以副书记傅秋涛军区政委并代省委书记”[1]P218，傅为书记的省委继续开展了反“罗明路线”斗争，进行了“对苏区群众估计不足的机会主义（李屏楚）”的斗争，对“西北修通县委与鄂东南道委个别负责同志”的斗争及对“黄加高为首的机会主义”的斗争[1]P221。

全省扩红工作总结大会阶段（1935年4月下旬）。为总结扩红工作经验表彰先进，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全省“三个月扩红总结大会”，提出“省委三个月战斗计划”、“红五月扩红冲锋计划”及“争取六、七月胜利的光荣月粮食突击运动”，省委书记傅秋涛出席并讲话。其后，省苏主席团还颁布训令，抨击粮食部“吴致民的机会主义领导”；国民经济部《六、七月经济建设工作计划》要求“在整个路线的转变上，激烈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粮食部给浏阳县苏粮食部及征粮突击队的信则强调“集中力量严厉打击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与分子”。[1]P225—227

此后，因蒋军汤恩伯、樊松甫部和湘军何键部联合进攻，湘鄂赣红军麦市突围失利，声势浩大、历时甚久的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宣告结束。

二、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从党内到团内，从苏维埃政府到红军部队，从统帅机关到基层单位，从高级领导人到普通党团员，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令人感慨不已

从党的系统到团的系统。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各阶段，几乎都是从党的系统为开端，紧随其后便是团的系统。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决定“加紧党的建设，巩固并发展党的组织与领导，发展布尔什维党的自我批评与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要反对罗明路线”“严格的揭发湘鄂赣罗明路线的实质与恶果”。少共省委即“召集常委扩大会议接受省委执委扩大会议总结与精神，检阅执行中央指示及反罗明路线机会主义斗争”[1]P113。湘鄂赣全省团、少队干部大会也作出出决议“开展反‘左’右倾的残酷斗争，坚决执行进攻路线，粉碎退却逃跑的罗明路线，完全克服过去工作中的一切缺点与错误，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革命在江西和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而奋斗”[1]P98。全省党团积极分子大会，省委“检阅与讨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并在反罗明路线斗争基础上，揭发反革命托陈取消派破坏湘鄂赣苏维埃和红军的阴谋罪恶”。少共省委即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将斗争更广泛更激烈地开展起来，首委要集中火力完全粉碎罗明路线，开展反‘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1]P153省委转移幽居阶段，《省委告全省党员书》和陈寿昌、林瑞笙文章甫一发表，少共省委在《召集全省团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即指出：“为党的布尔什维克进攻路线而斗争；开展团内反机会主义罗明路线斗争，依靠这一激烈的斗争中改造团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发展与巩固团的组织，使这一组织变为广大被压迫和剥削青年群众组织，领导广大劳苦青年彻底完成党和中央给湘鄂赣团在目前紧要的工作任务。”[1]P188

从苏维埃政府到红军部队。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首先改组解体的是省苏维埃政府。1933年11月全省党团积极分子大会期间即召开省苏三全大会，改组并更替省苏主席、副主席全部领导人，进而指出“省苏一年来的工作，主要是犯了很严重的退却逃跑罗明路线”，强调工农检查部今后的工作“特别是反罗明路线，执行进攻路线和执行中央苏府紧急动员令当中与开展反托陈取消派与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上”[1]P122。全省扩红工作总结大会阶段，省苏主席团还颁发训令，抨击机会主义领导，要求执行进攻路线，开展激烈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红军部队首当其冲并成为重点领域。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即指责“红十六军长期的为敌人追击东奔西走，红军与群众之间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红军中游击主义十分严重，政治教育异常缺乏”[1]P82。到了全省党团积极分子大会则戴了一顶更大的帽子，称“过去犯了罗明路线机会主义的错误，执行了退却逃跑路线，（以）致影响红军在军事上、政治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近来虽然有不少进步，但还是赶不上目前战斗开展的需要”[1]P145。转移幽居后进一步指责“党对革命战争的领导，同样的犯了罗明路线的错误”，“经常的违抗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违中央对于争取革命战争胜利有决定意义的最重要指示”[1]P170，强调“在军事方面需要最深入的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纠正过去错误”[1]P174，等等。

从统帅机关、高级领导人到基层单位、普通干部以至普通党团员群众。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不仅仅局限在省委、省苏、军区高层领导机关和高层领导人，每每自上而下，自机关而基层，自领导干部而普通群众，层层开展，个个有份。以省委系统而言，上至省委，省委领导人陈佑生、林瑞笙、胡梓等，包括省委部门、机关支部，中至鄂东南道委，道委领导刘海山、黄加高等，下至万宜上、平浏长，铜鼓等县委，万铜丰县委领导刘春仁，直至基层区委、支部，甚至号召“党内反‘左’右倾，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还没有广泛开展与深入到最下层去”[1]P130“应使这一斗争更剧烈的、更深入到最下层去”[1]P134“最深入的在党内外开展反罗明路线及对革命自由主义的斗争，这是工作转变的基本”[1]P179少共省委，上至少共中央局巡视员、少共省委书记郭潜，下至“全体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列宁青年的战士”“团内外最下层”直至“青年群众”[1]P98—120

三、湘鄂赣苏反“罗明路线”，直接导致省委、省苏、军区及少共省委改组“集体换血”，大批领导干部被点名批判，撤职查办，关押处决，造成难以挽回的恶果和不可估量的灾难

省委、省苏、军区及少共省委两次改组，“集体换血”。省委执委扩大会议期间，按照中央局要求，对“负错误主要责任”、全总执行局巡视员，一度省委书记的副书记陈佑生，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指出省委要负错误领导责任，撤销陈佑生及少共中央局巡视员、少共省委书记郭潜职务并贯彻“改造党省委决定”[1]P60。省苏三全会选举省苏政府第三届执委和出席全国二苏大代表，省苏主席团集体改组，省苏主席涂正坤，副主席刘建中及前任省苏主席王显德，前任省苏党团书记赵德意等均不再连任。1933年10月，中央局派出由46人组成的庞大工作团。“一个是接管省委的工作团，由陈寿昌和徐彦刚带领。另一个是检查监督苏维政府工作的苏维政府工作团，钟志英、张欣带领。”[2]P39工作团抵达湘鄂赣首府小源后，即在1月14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局改组省委决定，以陈寿昌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徐彦刚为军区司令员，以傅秋涛、刘玉堂、谭启龙、邓洪、黎申庚等为常委组成新一届即第三届湘鄂赣省委常委会。

大批领导干部被公开点名批判、撤职查办以至用肃反名义被错误关押处决。先后被公开点名批判的有，全总执行局巡视员、省委书记陈佑生，少共中央局巡视员、少共省委书记郭潜，省苏主席涂正坤、副主席刘建中、前主席王显德，前党团书记赵德意，省委书记林瑞笙，军区总指挥孔荷宠，政委黄志兢，等等。而林瑞笙、涂正坤等多次被点名批判并被多次撤职，以林为例，先是撤省委书记，后撤省委宣传部长，再撤军区政治部主任；甚至省委紧急会议总结“六七月事件”，仍谴责“这一事件的直接负责者军区政治部林瑞笙”。涂先是被指责对“反退却逃跑路线”“特别是对肃反工作的自由主义态度不可容许”“要负责任”[1]P217而撤了省苏主席，接着又被指责为“腐朽的自由主义”，做了“对党的进攻路线公然违反”的“机会主义尾巴”[1]P123，而撤了第二军分区政委，最后竟连省扩红突击总队总队长职也被撤了[3]P182。湘鄂赣苏区肃反，由林瑞笙、陈佑生、孔荷宠等直接负责，大搞“肃反中心论”，“肃反恐怖主义”，省苏政治保卫局辖苏区和红军19个政治保卫分局。在“反平浏观念”“反游击主义”等名义下，林、陈、孔等对深受群众拥护的平江、浏阳籍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打击排挤，以组织名义做出决议公开进行批判斗争，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随便捕人、杀人，搞逼供信，甚至信奉“‘要工作好，就要杀人见解’”（陈佑生语）。而陈“在湘鄂赣一手遮天，根本不讲民主，只有他说了算，其他人都不行”[3]P21，造成湘鄂赣苏区“肃反恐怖现象”。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反“罗明路线”初始阶段，省委还自责“放松了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到全省党团积极分子会上“以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首先给了反革命托陈取消派重要分子赖汝樵、胡筠、张警吾以严重打击，彻底暴露其反革命阴谋罪恶，立即拘捕，交政治保卫局处理”[1]P122。赖为省苏前主席，胡为省互济会主任，张为省反帝拥苏大同盟主任，均为深受群众拥戴的平江籍老干部，湘鄂赣苏区和红军重要领导人，此后被长期关押错杀。“这样的肃反路线加之环境如此艰苦，我们队伍出了不少叛徒。本来知识分子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动摇一面，要么被杀了，留下来的，看到组织这样对待打击他们，就更增加了动摇性，有的就当了叛徒，一旦自己人当叛徒告了密，我们再怎么隐蔽，都能被找到，所以我们常常被偷袭，损失就大了。工农干部坚持下来的多一些，因为工农干部，死活没有出路，不愿被杀，宁可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会出卖同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造成我们的队伍损失很大，增加了斗争环境的恐怖性和我们坚持斗争的艰难性。”[4]P430

政治上、军事上反“罗明路线”，执行进攻路线，加之“肃反恐怖主义”、宗派主义，打击排挤迫害平浏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失掉了人心，致使革命形势急骤逆转，造成湘鄂赣苏区难以挽回的损失。

四、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主要根源在中央“左”倾指导的错误，省委及主要领导人积极贯彻执行，亦存在不可回避的责任

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自始至终都在中央的指导下进行。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前夕，中央即向湘鄂赣省委执委下发指示信，部署“关于帝国主义第五次‘围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纲，突出了执行进攻路线，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作战方针”，指出“湘鄂赣罗明路线的实质”“始终没有最坚决的为党的进攻路线而奋斗到底”[1]P60。中央在采取组织措施，派出工作团抵达湘鄂赣苏区不到10天，即1934年1月7日，又一次发出指示信，称在党中央领导的反罗明路线最剧烈的一年，湘鄂赣党省委的领导还不曾有真正趋向进攻路线的转变，“相反的执行退却逃跑的罗明路线”“仍然在空喊拥护党的进攻路线之下，继续着对自己许多政治错误的多方掩盖”[1]P162。与此同时，少共中央局于7月7日发出指示给少共省委，中央政府、中央儿童局也分别发出了相应指示。

历届湘鄂赣省委积极贯彻全面执行中央决定。以林瑞笙为核心的第二届省委，以陈寿昌为核心的第三届第一任省委，以徐彦刚、傅秋涛为核心到以傅秋涛为核心的第三届第二任省委，都无一例外地贯彻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全面执行了所谓进攻路线反“罗明路线”。林瑞笙不仅检讨了“省委要负错误的领导责任”，“对佑生同志采取了不可容许的自由主义”，承认自己“错误的立场与佑生同志的错误是没有两样的”，“发展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与两条路线斗争，尤其要反对罗明路线”[1]P82，而且多次反复申明“由我负主要领导的省委犯了不可容许的罗明路线的错误”，“在省委新的路线领导之下”“更坚决的反对罗明路线一切机会主义动摇”“完成巩固发展与联合苏区的战斗任务”[1]P88。陈寿昌是反福建罗明路线的主将，在反福建罗明路线斗争中，深得临时中央领导赏识。罗明等被撤职后，他担任了福建省委书记，在福建不足半年，又被中央委以湘鄂赣省委书记重任，全权领导湘鄂赣苏区的革命斗争。据不完计，陈是发表反“罗明路线”文章最多的领导干部，仅1933年5月到9月间，即在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发表重要文章3篇，奔赴湘鄂赣苏区途中，又发表《万泰工作的转变在那里》一文，检查指导江西苏区万泰地区执行进攻路线情况。当然，同期发表反“罗明路线”文章的不仅仅是博古、洛甫、罗迈、陈寿昌等，还包括在任党政军重要领导核心成员。1934年初，陈寿昌到达湘鄂赣苏区后不到半月，即召开数次会议，领导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斗争。小源失守，陈认为“充分暴露罗明路线的恶果与我们转变迟慢与不够”。反复强调“最深入的在党内外开展反罗明路线及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这是工作转变的基本”。“六七月事件”，苏区反“围剿”受到重大损失，陈亲自起草的省委紧急会议总结指出“错误的中心即是在于”“不能为完全实现党的进攻路线而奋斗”，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1]P180

徐彦刚、傅秋涛亦有历史性的缺陷，在“左”倾偏激情绪支配下[3]P28，执行了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总是无限上纲，反右倾，打击了“李屏楚机会主义”，“黄加高为首的机会主义”等。正所谓，说到错误，大家都犯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我们连篇累牍历数湘鄂赣省委主要领导的错误，并非追究革命先辈的个人责任，而在尽可能客观地探究湘鄂赣反“罗明路线”产生的根本原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这段历史非常精辟，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认识把握这段历史，《决议》指出：“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5]P986

另外，自从湘鄂赣苏区“六七月事件”电台损失后，湘鄂赣苏区曾有7次寻找党中央未果，长期得不到党中央正确指示，加之省委主要领导的崇高权威，尤其陈寿昌等深受湘鄂赣苏区党政军广泛拥戴，也是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迟迟不能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正确与错误纠结，成功与失败并存，前进与曲折交织，呈现出多面性、复杂性

通过历时长久、复杂曲折的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一系列“左”倾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左”倾错误日益加剧、渐次推进并逐步占据统治地位，给湘鄂赣苏区党的各项建设、苏维埃各项事业、红军反“围剿”作战和发展壮大、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建设等等都造成了极可痛心的损失和无法估量的灾难。

勿庸讳言，在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进程中，也不乏积极正面值得肯定一书之处。正确与错误的东西，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前进发展与曲折倒退，比比皆是，错综复杂，交织纠结共存，一贯正确、绝对正确、完全正确抑或一贯错误、绝对错误、完全错误，根本不可能存在，诸如肃反扩大化、扩红、红军战略方针与战术原则等绝非简单直白，一目了然。

苏区肃反运动扩大化错误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大规模乱捕乱杀现象得到纠正，但未能完全杜绝错杀现象。胡筠、张警吾、刘建中等领导人被错杀，似不能归咎于林瑞笙、陈佑生、孔荷宠等“肃反恐怖主义”。陈寿昌在大张旗鼓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时，严厉抨击了“一方面对反革命采取最腐朽的自由主义”“一方面又造成肃反的恐怖现象”。非常愤慨“留恋家庭不受工作支配的同志都加以逮捕的现象”和陈佑生、孔荷宠“肃反恐怖主义”，着手纠正前任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举办训练班，以中央有关肃反问题的文件作为教育材料，批判‘肃反中心论’。从而制止了革命队伍的乱捕乱杀，稳住了人心，把革命矛盾转向了对敌斗争”[3]P23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左”倾错误影响，“领导在处理这些内部关系上，有时缺乏民主作风，搞‘一言堂’，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重复了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一些做法，对一些人的不同认识问题，总是反右倾，无限上纲上线，实行批判、斗争，有的同志甚至被错误杀害。”肃反工作的盲动和斗争恐怖过火，“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部团结，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2]P71

扩红经验得到高度重视，主力红军得到恢复重建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了湘鄂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初期鼎盛局面的坚实基础。由于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的开展，中央苏区扩红经验由理论号召变为具体实践，在高度重视学习借鉴的同时，省委提出“为创造新的军团斗争”的口号，使湘鄂赣主力红军十六师得以恢复重建，并经苏区“一个半月动员计划”“一、二、三月动员计划”和“红五月冲锋计划”等持续扩红工作的开展，“能经常补充红十六师”保持其战斗力；“坚决学习中央苏区扩红经验，在平江及附近小块苏区受到效果”[1]P213—218。由于红十六师1935年上半年通山杨芳林，崇阳大源桥、高枧，平江虹桥等役，连战皆捷，大获全胜，开辟了以虹桥为中心的大片苏区，巩固和发展了平江黄金洞苏区，恢复了六块根据地，加之后方开展的“一个半月动员计划”“红五月冲锋计划”等，开创了湘鄂赣苏区三年游击战争鼎盛时期。红十六师及其后红军湘鄂赣野战军，成为坚持湘鄂赣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坚主力，而由其改编组建的新四军一支队一团，则是新四军初创时期9个主力团之一。

从阵地战到运动战转向“总进攻”“更大的残酷决战”，习惯于正规战大兵团作战，难以摆脱“左”倾错误的战略战术。林瑞笙当政阶段“完全继续甚至发展历来的分兵把口，退却防御的战略”，陈寿昌抵达伊始提出“保卫小源、白水为中心的苏区”[1]P182，实际都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阵地战。小源失守，不得已提出“发动广泛的游击战斗，与进行罗明路线不同的运动防御战”[1]P185。退至幽居时，又出现反复，按照中央指示和中革军委战略意图，提出“左”的错误战略，“应向东南开辟修铜宜奉边新区”“配合中央苏区夺取南昌重镇，‘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3]P170但也实行了微调，不再坚持阵地战，而实施“主动出击，在运动中打击敌人”和“运动中拖疲敌人，再选择时机予以歼灭”[3]P234等作战方针。在苏区与红军情况出现好转势头之际，盲目乐观、头脑发热，又提出更加“左”的战略：“立即进行更大残酷的决战，争取更大的胜利”；“集结我们的全部力量，实行总进攻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夺取贵州、四川”；“开展更顽强的广泛的进攻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并联成东南与西北苏区一片”[1]P195。徐彦刚、傅秋涛为核心阶段，仍然“坚决执行‘不许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1]P211等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的战略方针，为“没有灵活的执行进攻的运动战”[6]P199而耿耿于怀。只想搞大部队，打大仗，开创新局面，同敌人正规作战，硬拼死打，“在敌人碉堡封锁线内钻来钻去”[6]P241，不断地把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收编升级为主力红军等等，由于始终得不到党中央、中革军委或代管者任弼时等及时正确指示，摆脱“左”倾错误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无从谈起。由于大兵团主力红军的存在和发展，1935年上半年的反“围剿”作战得以胜利，苏区得以巩固扩大，三年游击战争鼎盛局面得以形成；也由于大兵团主力红军的存在和发展，更助长了打大仗，总进攻，正规战，“配合主力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的决战意识，减弱了面对强大敌军和恶劣形势的机动性、灵活性。历史总是充满多元悖论。绝不可能非上即下，非左即右，非此即彼那样简单直白二元对立。

湘鄂赣苏区早期领导人、湘赣苏区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启龙在总结回顾湘赣苏区历史经验时，曾经有过如此评价：“几届省委虽然都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但湘赣苏区是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国民经济搞活了，人民生活改善了，这是主要的。”[7]P869我们认为，这个评价也基本适合于湘鄂赣苏区这一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1]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3辑）[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谭启龙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3]转引自红旗飘扬湘鄂赣[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开国中将张藩纪念集[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自我反省总结篇（4）

故事一：

有个太太多年来不断抱怨对面太太很懒惰，“那个女人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她晾在院子里的衣服总是有斑点，我真的不知道，她怎么连衣服都洗成那样……”

直到有一天，有个明察秋毫的朋友到她家，才发现不是对面的太太衣服洗不干净。细心的朋友拿了一块抹布，把这个太太的窗户上的灰渍抹掉，说：“看，这不就干净了嘛！”原来，是自己家里的窗户脏了。

故事二：

有一只乌鸦打算飞往东方，途中遇到一只鸽子，双方停在一棵树上休息。鸽子看见乌鸦飞得很辛苦，关心地问它要飞到哪里去。乌鸦愤愤不平地说：“其实我不想离开，可是这个地方的居民都嫌我的叫声不好听，所以我想飞到别的地方去。”鸽子好心地告诉乌鸦：“别白费力气了！如果你不改变你的声音，飞到哪里都不会受到欢迎的。”

从这两个小故事中，你有没有读出什么？眼睛长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我们看不到自己，我们只能用它来看世界，看别人。这是生理特征，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不应该养成这样的心理特征，只看到别人的优点缺点，而不肯正视自己的得失。

有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人生不可能尽善尽美，但应该努力地去塑造和追求完美。所谓“反省”，就是反过身来省察自己，检讨自己的言行，看自己犯了哪些错误，看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而不是整天抱怨别人、抱怨环境。

自我反省总结篇（5）

去年，全省各级国际税务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国际（涉外）税收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执行涉外税收政策，切实加强涉外税收征管，进一步加大反避税力度，较好地完成各项涉外税收工作任务，国际（涉外）税收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有效执行各项涉外税收政策

认真落实各项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对符合优惠政策的外资企业申请及时给予批复或上报审批，对不符合优惠政策条件或资料不齐全的请示予以退回并作好税法解释和辅导工作。**7年省局共办理减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企业19户；办理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企业4户；办理免征预提所得税的企业1户；办理追加投资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7户。去年，省局在CTAIS上审批的减免税申请，包括补录的和今年批复的一共有78户企业，共办理申请延期缴纳税款的企业有41户次，使减免税事项在日管工作中得以落实。

积极解决遇到的税收政策和征管问题。对内资转外资、股权分立重组的税收征管问题；对外国投资者将分配的利润存入其银行帐户后再投资，以及用不足一年的税后利润再投资，是否享受有关再投资退税的优惠待遇问题；对一些大型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坏账损失、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处理等问题，经认真调查核实，反复研究，在政策和管理上都作了明确，得到较好地解决。对中海珠海横琴终端的税收征管和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确定租赁经营加油站纳税主体的问题。由于问题复杂、涉及面广（涉及省内一些地级市及国、地税），总局国际税务司领导专程到我省国、地税和企业进行调研，并在我局召开了国、地税座谈会，较好地解决了我省国、地税以及广州、珠海、中山、湛江等国税局的税收征管问题。

积极参与新企业所得税法制订工作。省局两次召开部分市座谈会，对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草案进行认真学习和讨论，大家根据日常涉外税收的征管情况和政策的落实情况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对草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我省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就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对我省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影响进行调研，对新税法实施当年及以后几年内的收入影响进行了测算分析，省局国际税务管理处与所得税处合作撰写的《“两税合并”对我省国税及财政收入的影响分析》调研报告，得到了省政府主管省长的充分肯定。

（二）税收征管质效进一步提高

大力组织涉外税收收入。坚持组织收入原则，重视加强对涉外企业所得税的动态跟踪，及时分析重点税源户的涉税信息，预测其税收走势，加强重点税源监控，税收收入稳定增长。**7年，我省（未含深圳市，下同）涉外税收收入1151.28亿元，增收182.35亿元，增长18.8％，其中，增值税收入700.16亿元，增收144.14亿元，增长25.9％，消费税收入77.48亿元，增收22.17亿元，增长40.1％，涉外企业所得税收入251.12亿元，增收44.8亿元，增长21.7％。

积极开展涉外税务审计。在纳税评估基础上，对疑点大、比较典型、有代表性的企业开展税务审计，以点带面优化纳税环境。积极探索联合税务审计，除配合总局重点联审跨省企业外，在全省范围内针对房地产或食品行业开展跨市联审工作，加强对纳税人税收事前监控，抓好全省涉外审计培训工作。

认真抓好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进一步实施汇算清缴工作中细化查账报告和加强涉税事项披露的有效措施，不断增强汇算清缴工作效果，规范税收征管。为了确保全省外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顺利实施，省局组织全省从事汇算清缴的骨干进行软件操作和相关政策的培训。各市对基层上报的数据采取“集中会审、全面审核、逐户过关”的办法，抽调业务骨干组成会审小组，对市辖企业的数据进行复核，对会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归类并及时进行核实或分析，既确保了汇算清缴数据的准确性，又为下一步开展动态检查提供丰富的信息源。截至**6年底，我省办理税务登记的外资企业40176户，开业31176户，开业面为89.17％。在参加汇算清缴的31134户企业中，盈利面为64．02％，比全国60．39％提高了3．63％，比上年的59．64%提高了4.38％。

不断加强“走出去”企业税收管理服务。按照“优化服务、完善政策、规范管理、加强合作”的要求，我们大力做好“走出去”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工作。充分利用税务机关内外门户网站、12366特服电话、报纸、杂志等媒体上开辟专栏，在办税服务大厅开设宣传栏和提供宣传资料、建立专门咨询窗口，为“走出去”企业和个人提供对外投资税收宣传辅导。省局组织开展了“走出去”企业税收管理工作调研，加强与外经贸部门联系，及时掌握境外投资和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情况。

(三)反避税工作迈上新台阶

反避税管理基础进一步夯实。一是加强对关联申报的管理和审核。结合年度涉外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要求中介机构在年度查账报告中对企业的关联关系和关联业务往来情况进行审核和披露；设计了《关联交易审核表》，使基层税务机关根据有关内容加强了企业关联申报完整性和准确性的监控。二是严格反避税立案、结案上报审批制度。去年，全省通过反避税审核审批系统上报总局立案10户，结案16户，弥补亏损9577万元，调增应税所得额14.88亿元，调增税额1.7亿元，在总局上述五项考核指标中我省均名列全国前五位。我省两户反避税调查结案案例被总局选为反避税示范案例印发全国税务系统。三是逐步建立反避税信息库，着力突破反避税工作瓶颈。为解决反避税工作中收集非关联企业可比数据信息难等困扰我省反避税工作问题，各地十分重视反避税信息库的建设，广州、佛山、珠海等市逐步建立了反避税信息库。

转让定价审计质量明显提高。一是抓大案、要案，有效地带动了全省反避税工作的开展。由省局牵头，从各市抽调一些反避税骨干组成工作组，对重点市和重点企业进行集中调查审计和跟踪管理。二是完善对以前年度审计结案企业的跟踪管理制度，巩固反避税工作成果。如广州市国税局为确保审计质量，首先从制度上把关，制定了《转让定价税收审计调整企业跟踪管理办法》，切实建立起对结案审计企业实施3年跟踪管理的监控机制。佛山市局对某家电制品有限公司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管理，该企业应纳税额逐年增加。三是健全内部审议机制，严把质量关。广州市局通过不断摸索、完善，建立起反避税工作的“三会”制度，即通过立案讨论会、案情分析会、结案审议会，对反避税选户、审计、调整方法选用等各环节进行集体审议把关，提高审议效率和效果。

反避税工作路子进一步拓展。一是探索提高转让定价审计效率的新方法。通过强化部门间合作、加强情报交换和信息共享、优化反避税相关可比企业信息收集的管理办法和制度等手段大力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从行业联动审计和整合信息资源入手，着力打造提高转让定价审计效率的工作平台。二是拓展转让定价审计调整的类型。根据企业避税类型的多样化趋势，除了对传统的商品购销、融通资金等交易类型进行审计外，积极开展对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的转让、使用、租赁以及提供劳务等关联交易类型的审计。三是拓宽境内反避税的新领域。除了关注进出口产品的“跨境避税”问题，还关注通过低出高进规避消费税、通过新设企业套取涉外企业所得税优惠等困扰日管的“境内避税”问题。

预约定价工作稳步推进。按照总局预约定价规程的要求，积极采取措施加强预约定价工作的宣传、辅导，积极开展单边和双边预约定价工作。经报总局国际司批准，由省局牵头，从省、市区局抽调反避税骨干力量组成预约定价工作小组，对广州两家大型中日合资企业开展双边预约定价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前期准备、调查、审核评估、现场审计、约谈等工作，目前双边预约定价工作正有序顺利进行。

（四）税收情报交换和落实税收协定工作扎实开展

税收情报交换取得新成效。

税收协定有效落实。一是加大税收协定执行力度，运用中毛（毛里求斯）税收协定和内地与香港税收安排，解决了一些境内、境外股权转让征税问题。二是收集整理税收协定执行案例和收集日常税收征管工作中执行税收协定遇上的普遍存在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上报总局。三是研究总局《国际税收协定执行手册》初稿，结合实际向总局上报提出修改意见。

（五）外事管理工作不断推进

去年，省局继续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事管理工作的规定，树立为基层服务、为税收工作服务的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国家税务总局以及省人民政府外事办、港澳办的因公出国（境）管理有关规定进行审批，规范审批程序，加强监督检查，促进外事工作健康开展。做好对外合作交流工作，接待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吉田雅治先生率广州日本商工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代表处的税务专家以及韩国驻华大使馆国税官一行的来访；接待以戴尔?哈特女士为专家组组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代表对我省增值税管理系统进行考察评估；接待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香港分会广州考察团政策管理措施探讨等。

（六）涉外税收干部队伍建设得到加强

全省各级国税部门一直重视和加强国际税收干部队伍建设。一是国际税务工作者的思想稳定。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后，在全省贯彻落实新企业所得税法大会上，省局领导进一步明确国际税务管理部门职责，要求保持机构和人员相对稳定。为避免国际税收干部中出现思想不稳定和信心不足现象，各地能按照省局要求，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他们搭建更好的干事创业平台。二是国际税收机构和干部队伍稳定。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国际税务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虽然有所调整，但各地均能按照省局的要求，保持国际税收部门机构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目前全省已建立了有224人的反避税人才库，为完成新时期国际税收工作提供了组织和人才保证。三是强化培训，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去年，根据总局安排省局组织全省反避税骨干60人参加了由日本专家讲授的预约定价培训；我省还邀请总局及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专家学者授课，对全省近100名税务干部进行了税收协定方面的培训；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与所得税管理处联合举办了全省地县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务人员培训班。四是加强干部党风廉政教育。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涉外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有一个过渡期，各级国际税务管理部门加强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严格把好税收优惠审批关，严防借办理减免税之机以权徇私，确保涉外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得到正确执行。

以上工作和成绩，是在总局和省局党组大力支持和全省各级国税局领导的关心重视下取得的，是全省国税系统全体国际税务工作者努力工作的结果。在此，我代表省局党组向关心支持我省国际税收工作的各级领导和战斗在国际税务管理工作一线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税收工作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个别地方国税机关领导对国际税务管理工作中涉及的国际税收事务不够重视；对反避税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支持和重视不够；有些地方的国际税务管理部门工作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够，工作进步不大；非居民税收管理和“走出去”企业境外投资税收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和办法，管理和服务不够到位；全省反避税工作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的反避税工作开展缓慢，成效不明显；少数国际税务管理工作人员思想不够稳定，国际税务管理人才特别是高素质、综合性人才依然匮乏。各级国税机关领导对此务必引起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解决。

二、进一步提高新形势下国际税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将推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也为我们做好国际税收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清形势，进一步提高新形势下国际税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深化改革开放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国际税收工作。新形势下，对外开放显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吸引外资的质量和数量不断提高。二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并举。随着吸引外资的不断扩大，不仅外资企业户数增加，而且跨国投资、关联交易也日益增多；不仅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增加，而且来自维尔京、开曼群岛等避税港开办的公司也逐渐增多；随着我国“走出去”企业对外投资的不断增多，不仅要为“走出去”企业正确履行投资所在国纳税义务提供税收服务，而且要为“走出去”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和处理税收争端提供税收援助。随着新企业所得税法的正式实施，内外资企业实施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后，取消了外资一些特殊优惠政策，一些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为了实现其利润最大化，通常会采取转让定价、资本弱化、成本分摊受控外国公司、避税地避税、滥用税收协定等手段进行税收筹划，实现其整体税负最小化。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国际税收管理的跨国企业越来越多，管理的跨国所得越来越复杂，开展反避税和处理国际税收争端越来越难，维护国家税收权益和加强国际税收合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可见，作为国家行使税收管辖权，维护国家经济和经济利益的国际税收工作，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而且随着国家对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税收工作更显得越来越重要。

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和国际税收工作重心转移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国际税收工作。新企业所得税法从今年开始正式实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现了“五个统一”，即统一税法并适用于所有内外资企业，统一并适当降低税率，统一并规范扣除范围和标准，统一并规范税收优惠，统一并规范税收征管要求。“五个统一”意味着我们今后的国际税收工作不再以内外资企业来划分，而是以纳税人的涉税行为和应税对象是否具有国际性来划分。具体地说，一是税源的国际性，即由于跨国（境）投资、交易、承包工程和提供劳务而带来的跨国所得。二是税制安排的国际性，即纳税人为实现跨国所得最大化采取转让定价、资本弱化、成本分摊受控外国公司、避税地避税、滥用税收协定等手段进行税收筹划。三是税收管理的国际性，即国家之间为防止对跨国纳税人重复征税和国际逃避税，避免各国为吸引外资而竞相降低税收负担，防范恶性的国际税收竞争，国家税务当局之间建立的税收协定和合作关系。由此可见，国际税收工作不会因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后工作范围变窄，工作量变少，地位、作用变低，而恰恰相反，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后，国际税收的征管对象更广，既有外资又有内资企业，既有居民又有非居民企业；工作难度更大，既有“引进来”的也有“走出去”的跨国投资、交易、承包工程和提供劳务等业务；税收执法要求更高，既要执行国内税法，又要执行税收协定。因此，我们要适时转变思想观念，调整工作思路，摆脱习惯思维，克服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消极思想，有所作为，有所不为。只要我们努力做好工作，充分发挥国际税收应有的职能作用，国际税收的重要性就日益凸显。

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总局对国际税务司的工作职责做了调整，省局将结合**实际明确国际税务管理部门的职责。国际税收管理部门职责的调整并不意味削弱国际税收工作，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新企业所得税法的贯彻实施，为了更好地发挥国际税收职能作用。调整后的国际税收管理部门的职责主要有：非居民税收管理、“走出去”企业税收管理、反避税、税收协定、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外事、海洋石油税收管理等，而中心工作主要是对跨国税源的监控。各级国际税收工作者要把国际税收工作提高到“外事无小事”的高度来认识，要充分认识到国际税收作为国家税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税收工作的好坏，不仅影响到国际税收职能作用的发挥，而且会影响到国家税收的行使和国家经济利益以及我国税收在国际税收舞台上的地位。

根据上述形势和要求，**8年全省国税系统国际税收工作总体要求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全省国税工作会议和全国国际税收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强化国际税源监控为中心，以加强国际反避税工作、非居民税收管理、居民境外投资税收管理和服务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提高国际税收工作质量和水平。

三、**8年全省国税系统国际税收工作主要任务

**8年是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第一年，按照全省国税系统国税税收工作总体要求，我们要着力抓好以下六项工作：

（一）加大反避税工作力度，推动全省反避税工作全面开展

今年我省反避税的工作重点是认真落实税务总局和省局有关反避税工作部署，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的特别纳税调整的内容，全力抓好转让定价立案结案和预约定价工作，不断加强跟踪督导，完善各项制度，扎实开展特别纳税调整的培训，不断提升反避税工作质量和水平。

实施反避税分类管理。将全省按外资经济发展水平、外资企业数量、规模和反避税开展经验等实际情况，分三种形式分别确定反避税工作重点。一是今年省局将在各市上报的转让定价调查立案户中继续选择2－3户避税嫌疑大，手段复杂、关联交易类型多样，涉及关联交易额度大的跨国企业进行督导。二是要求珠江三角洲地区重点抓大案，突破无形资产等转让定价的难点问题，立案2户以上，以推动全省反避税工作的有效开展和示范作用。三是对其他地区，从着重加强基础管理工作入手，争取筛选1户企业立案或结案。严格按照总局的要求，在现有立案、结案上报审批实施办法的基础上，明确立结案报告的上报格式和内容要求，不断提高我省的案件上报质量。

强化反避税信息建设。一是加强数据库应用的培训。二是全省拟分两步实施反避税信息建设。第一步，请各市参照广州市局做法建立可比信息数据库，积极利用税务系统内部的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据、出口退税数据，发挥其在选案和财务对比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基层税务部门在日常管理和纳税评估中发现避税嫌疑企业，要及时移交给国际税务部门处理；第二步，最终建立以全省纳税综合征管资料为基础的可比信息库，为各市提供基础信息对比。三是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制度，积极争取海关、统计、商务、外管等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四是加强专项情报交换工作，通过建立情报交换机制，拓宽情报交换渠道。

整合人才资源，实施集中化专业化管理。经过我省多年实践，由基层税务机关实行分散开展反避税工作模式大大制约了反避税工作的开展。在税务部门设置反避税专门岗位、配备专门人员，对反避税实施集中化、专业化管理是反避税发展的必由之路。省内外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统筹做好全省预约定价安排谈签工作。对全省有意向申请谈签预约定价的企业进行全面摸查，为下一步有序、有重点地开展预约定价谈签工作和相关宣传培训工作奠定基础。争取完成我省首例双边预约定价工作，并力求把它办成今后我省开展预约定价工作的示范案例。今后，将继续要求有条件的市在有谈签预约定价意向的企业中确定其中几户谈签条件成熟的企业开展单边预约定价，并由市局牵头，组织基层反避税人员开展谈签工作，对预约定价谈签工作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双边预约定价谈签积累丰富的经验。

逐步建立激励机制。为确保反避税工作富有成效地开展，适时建立反避税激励机制：一是每年对全省反避税工作进行总结，今年将对近几年来反避税工作突出的市进行通报表彰。二是结合各市反避税实际，在反避税经费上给予适当“倾斜”。三是根据我省反避税人才状况，制定《反避税人才库管理办法》，发挥全省反避税人才优势，集中力量重拳打击避税行为。

抓好反避税重点案件跟踪管理。在保证正常有序地开展反避税日常工作的基础上，对发现疑点的，省局将在**7年已选跟踪企业的基础上再选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反避税审计的跟踪管理，进一步做好我省反避税案件的后续管理。全力抓好避税嫌疑大户的全国联查、协查工作，逐步提高转让定价审计、调整、结案的质量。

（二）做好情报交换工作，认真落实税收协定

各地要重视发挥情报交换的作用，防止纳税人利用避税地进行恶意税收筹划从而套用税收协定利益。一是按时保质地完成总局和省局交办的税收情报交换任务，要从情报核查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要按规定时限上报情报检查结果，不能按时上报的要以正式公文形式说明原因。二是各地要积极主动地向外提出税收情报请求。对涉及来自避税地公司参与的各种交易、支付、股权转让等保持警惕，及时启动情报交换程序，向相关协定缔约国提出税收效益较高的情报请求，从被动地核实问题到主动地发现问题、寻找问题，充分发挥情报交换在对跨国所得监控和反避税工作的作用。加大税收协定执行力度，在对跨国所得监控工作中自觉增强执行税收协定的意识，严防税收协定滥用。利用税收协定确保我国居民境外投资在协定缔约国享受到应有的税收优惠。根据税收协定启动相互协商程序，解决我国境外投资居民与投资国税务当局的税务争端，维护我国居民境外投资的税收利益。

（三）强化非居民税收管理，避免国家税款流失

加强对非居民税收管理，一是要强化源头管理，对与跨国业务往来较多的重点企业、重点工程、重点项目实施源头管理，按大小规模进行分类管理，实行非居民税收备案制度，由非居民企业自行或委托境内支付人代为办理，在纳税行为发生前或发生初期将合同或协议报送主管税务机关。二是要建立项目台帐。建立非居民税收纳税人专项档案，记录历年合同、有关部门批文、征管资料等，掌握税源及纳税情况。三是要规范扣缴义务人管理。加强对扣缴义务人税法宣传，明确责任和义务，通过对扣缴义务人日常经营活动、会计资料、合同、协议等途径对非居民税源进行监控。四是要加强部门协作。积极协同地税、外经、工商、海关、外汇管理、文化教育、体育部门等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多方拓宽非居民税源获取渠道。五是发挥税收情报交换作用。

（四）优化涉外税收服务，提高国际税收管理水平

做好“走出去”企业税收服务与管理。去年省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税收服务与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市按照总局要求规范和加强我省企业境外投资的税收管理。从目前各市上报的情况看，“走出去”企业税收征管情况不容乐观，存在很多难点和工作不到位的地方，为此，今年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建立联合协作机制。一方面，与征管部门联合，取得“走出去”企业国内税务信息资料；另一方面，与外经贸委等相关部门沟通，取得企业海外投资信息。二是加强税收辅导。积极主动向“走出去”企业辅导国际税收知识和投资所在国税收法律和征管制度，并针对“走出去”企业投资国的不同，宣传我国与投资所在国签订的税收协定，增强“走出去”企业的纳税意识和维权意识。三是严格执行我国企业境外投资政策，规范和加强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税收管理和检查工作，加大对“走出去”企业反避税力度，重点调查其来源于避税港及境外受控子公司的所得。四是正确执行税收协定，帮助“走出去”境外投资已税所得依法申请税收抵免，落实税收协定饶让抵免，给予税收协定有关条款中规定的税收优惠，在税收上支持扶持我国“走出去”企业，增强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做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过渡期涉外税收工作。一是正确落实过渡期涉外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按照总局有关文件精神，企业在**7年发生的事项仍按照原规定在**7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前完成办理审批手续。各地要加强对享受过渡期优惠政策企业的管理，对符合过渡优惠政策的老企业采取制定台帐等方法进行专门管理，过渡政策执行期满后，要及时对其恢复征税，既要保证符合条件的老企业享受到国家给予的税收优惠，又要防止不符合条件的企业钻政策空子，扩大优惠范围，造成税款流失。二是做好**7年涉外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各地要继续做好**7年汇算清缴工作，严格把关，提高汇算质量。同时，要积极辅导企业进行新企业所得税的季度、年度申报，做好电子申报、汇缴软件的升级下载工作，拓展汇算清缴软件的分析功能，加强征收管理，防止税收流失。三是积极开展涉外税务审计。总结**7年涉外税务审计工作，推广先进经验。在配合总局今年专项检点房地产行业、烟草行业基础上，对疑点大、比较典型、有代表性的重点税源企业开展税务审计，以点带面优化纳税环境。积极探索联合税务审计，各地要进一步探索跨市联合税务审计。省局准备今年开展一户跨省联合税务审计。四是做好新企业所得税与CTAIS的衔接工作。

做好加强跨国所得监控和反避税工作调研。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在国际税收征管中必然出现更多新情况、新问题。省局已把非居民税收管理、“走出去”企业税收管理、加强反避税工作三个课题作为今年的调研内容，组织力量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对国际税收管理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开展调研活动，积极探索管理企业的新路子。省局计划今年组织各地分批到外省学习考察，与兄弟单位交流国际税收管理做法和经验。

进一步做好海洋石油税收征管工作。海洋石油税收工作具有专业性强、业务范围广、综合性高等特点，各海油局要充分发挥专业管理优势做好海油税收征收管理工作。一是做好汇总、合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工作，既要兼顾地方利益，又要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二是做好合作勘探、开发海洋石油各税种征税工作。要因地制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切实维护我国和我方企业利益。三是正确执行海洋石油各项税收政策和规定，在现行海油税收政策没有修改之前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各海油局要从大局出发，加强沟通，精诚合作，不断提高海洋石油税收管理水平。

（五）完善国际税收管理机构，加强国际税收队伍建设

稳定机构和队伍。在今年全国国际税收工作会议上“总局在调整国际税收工作职责时，强调保持各级国际税务管理机构的稳定性”。李永恒局长在全省国税系统贯彻落实新企业所得税会议中明确指出“省局及省局以下所得税管理部门和国际税务管理部门的人员、机构、业务、职责暂不作调整，保持相对稳定，日后视情况再定”。各地要严格按照总局和省局的要求去做，在省局没有作机构调整之前各地不能自行调整，对从事国际税务管理工作的人员不能随意变动，切实保持国际税收工作稳定的良好局面。

加强部门协调配合。最近，总局调整并明确了国际税务司的工作职责，把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政和征管移交给所得税司，省局根据我省实际，将今年的汇算清缴和税收优惠“过渡期”税收管理继续由国际税处负责，逐步过渡到位。今后，国际税务管理部门在对跨国所得的监控和反避税工作中，离不开执行企业所得税的各项法律规章制度，而所得税管理部门在企业所得税的执行和征管过程中，也需要结合税收协定一并执行。因此，国际税收管理部门和所得税管理部门在贯彻新企业所得税法时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需要加强协调，紧密配合。凡涉及企业所得税法方面的有关文件，不论是由所得税管理部门还是国际税务管理部门主办，都要会签对方。

自我反省总结篇（6）

**同志专门强调了“机关作风建设年”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是**同志最早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提出来的，并要求省直工委制定工作方案，**同志先后两次在工委上报的有关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并且都是在工委的报告报上去的第二天就作出了批示。省直各有关单位一定要高度重视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保廉的工作任务，同时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机关作风建设年”活动工作方案的要求，结合本单位的实际；科学安排，精心组织，采取得力措施，确保贯彻落实，做到切实转变职能，改善服务，改进作风，为市、县机关作表率。

会后，省直各单位机关党委一是要立即向本单位党组（党委）主要领导及时汇报。各单位不要等，要尽快组织全体党员于部学习领会这个工作方案。二是要根据《省直机关作风建设年活动工作方案》的要求抓紧制订实施方案，要拿出具体的意见和办法。

刚才，丘海同志代表省纪委就省直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意见，础石同志代表省直机关纪工委作了工作报告，对去年省直机关的纪检监察工作作了很好的总结，对今年的工作作出了具体的部署，省直各单位要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去年，省直机关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特别是在查处大案要案、民主评议行风、探索源头防治腐败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按照中纪委二次全会和省纪委二次全会精神，推进省直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谈几点意见。

一、深入学习贯彻省纪委二次全会精神，加强对省直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领导

省纪委二次全会对贯彻落实中纪委二次全会精神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我省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明确了方向。省直纪检监察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好省纪委二次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

第一，要深入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省直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通过认真学书记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纪委二次全会公报，认真学习**同志在省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省纪委二次全会决议，充分认识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充分认识我国目前仍处于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期的严峻形势，充分认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深刻领会省纪委二次全会对我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体部署，把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与开展“机关作风建设年”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坚定信心，统一思想，振奋精神，落实行动。

第二，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纪委要大胆履行职能。省直各单位党委（党组）要坚决按照党中央制定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广大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负起领导责任，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作用，形成反腐败的合力。要认真贯彻落实**同志在省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的：各级党政“一把手”是本地区、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也负有重要责任。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负起责任。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责，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支持帮助纪检监察部门履行职责，关心爱护纪检监察干部。纪检监察部门一定要树立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扬公正无私、刚正不阿、不徇私情、敢于碰硬的精神，大胆履行职能，把纪检监察工作做实、做细、做出成效。

第三，省直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为全省作出表率。**同志明确要求：在廉洁自律方面，省委。省政府机关要带头，为全省作出表率。省直机关对全省来说，担负着管理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事务和指导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重要职责，辐射面广。省直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广东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大局。因此，省直机关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应该也必须走在全省的前列，为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作表率。

二、结合开展“机关作风建设年”活动，省直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充分体现“三创新、一优化”

**同志在省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抓作风建设要从领导机关做起，特别是省一级的领导机关要作出表率”，如何促进省直机关在作风建设中作好表率呢？从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角度来说，我看最关键的是，省直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也要充分体现“机关作风建设年”活动的主题，体现“三创新、一优化”，即：创新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服务，优化发展环境。

在创新观念方面。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用宽广的视野来看待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用敏锐的思维来观察、分析、总结新情况、新问题、新特征，用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充分认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严峻形势，在取得的成果面前，牢固树立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意识；要充分看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牢固树立长期作战、艰苦奋斗的思想；要围绕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固树立党风廉政建设要为发展服务的观念。**书记在省纪委二次全会上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对怎么看待治标、治本的问题，怎么看待查办大案要案的问题，讲了很明确的观点。

在创新体制方面。体制创新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与时俱进的迫切需要。中纪委和省纪委几次会议都特别强调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体制创新就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最核心、最有力的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大多是在转轨过程中发生的，与各种体制弊端密切相关，弊端就是漏洞，使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只有体制创新，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省直纪检监察部门要积极推动和参与本单位、本系统在于部人事、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与创新，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此外，省直机关要研究探索建立效能更高、力度更大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体制，省直各单位纪检监察部门也要在本单位、本系统内作些积极有益的探索。办案很重要，体制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办案是解决点的问题，体制创新是解决面的问题，两者都不可缺少。通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体制的创新，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效能。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向基层企业委派专职监事，构建大监督格局；省广电集团对权力过于集中的部门和岗位进行权力分解和制约，通过监督管理体制的创新在公司内部建立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这些都是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总之，在创新体制方面我们要有所作为。

在服务创新方面。**同志在省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要通过抓机关作风建设，增强‘三个服务’意识，即为经济发展服务，为社会稳定服务，为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服务。”省直机关的纪检监察部门要认真领会**同志的讲话精神，不能简单地就反腐倡廉而抓反腐倡廉，要把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与服务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找准两者的结合点，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式方法。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建立为民便民的办事大厅，推行服务承诺制，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既改进了工作作风，加大源头防治腐败的力度，又提高了服务水平、服务效率、服务质量。所有这些，都是服务创新的有效方式，省直各单位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借鉴有关单位好的经验做法，创造条件，创新服务。

总而言之，我们要通过创新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服务，在省直机关营造良好的党风、政风，为全省各级党政机关树立模范带头作用，为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

当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尚未消除，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有些不正之风仍然比较突出，党风廉政建设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既要从严治标，又要着力治本，要把标本兼治统一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进程中。

一方面，要从严治标。要加大力度抓好纠风工作和查办大案要案，这些年来，省直机关纪工委和各单位的纪检组织在完成省纪委交给我们的任务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所作为的，在这方面我们要再接再厉，着力纠正不正之风，加大查办大案要案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让人民群众看到成效。近年来，省直机关纠风工作力度加大，“民主评议行风”活动有声有色有成效，推动了党风。政风的好转，这是要充分肯定的。纠风工作不能松懈，有的问题发生在下面，但“风源”与省直机关有很大关系，省直单位纪检监察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要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下决心、下大力气，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通过抓机关作风建设，抓纠建并举，抓典型教育，抓监督，解决好发生在老百姓身边、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省直机关是权力比较集中的地方，也是领导干部比较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大案要案发生率较高的地方。省直机关纪检监察组织每年受理的来信来访和电话举报都在2000件以上，查办案件近300宗，在全省查办案件中占很大比例，这说明省直机关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而且，发生在省直机关的大案要案，负面作用很大，影响很坏。省直机关纪检监察组织一定要切实查处发生在本单位、本系统的严重违法违纪案件，严肃党纪国法，坚决克服好人主义、家丑不外扬的错误倾向，认真解决党不管党，治党不严，有案不报，压案不查，查而不处的问题。省直机关纪工委要加强对省直单位查办案件工作的指导协调，检查督促。省直国有企业要重点查处私分国有资产案件，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

在遏制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要剖析现象，总结其特点和规律，找出其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从体制、机制、制度、政策、管理等方面查找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采取治本之策。

另一方面，在强调从严治标的同时，要着力治本，在治本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解决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必须不断加大治本力度。

一是要抓好党风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同志要求我们抓教育必须要有“硬招”。所谓“硬招”，就是要从教育的内容上、形式上、效果上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避免教育流于形式，徒有虚效，确保教育入心入脑，见于行动。省司法厅在开展“纪律学习月”活动中，分“理想信念、廉洁从政、纪律作风、权力观”四个专题，按照“思想发动、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总结”四个阶段，扎扎实实地开展教育，对增强学习教育效果，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去年，省直机关也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党课教育的改革，这也是从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上进行创新，目的都是要强化教育的效果，使我们的党课教育真正让大家喜闻乐见，入脑入心。省直各单位一定要结合实际，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搞好党风廉政教育，拿出“硬招”。

自我反省总结篇（7）

近年来，省水利厅在全力抓好水利工作的同时，十分重视队伍建设，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不仅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而且组织机构健全，工作思路明确，措施扎实有力，在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纠风治乱、专项治理和源头治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效明显，特色鲜明。厅党组专门成立惩治腐败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组织领导。为从源头上防范腐败问题的发生，在有关人财物等重大事项、重大工程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等方面实行集体民主决策，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加强监督制约。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不断探索工作新思路、新办法，工作抓得深，抓得实；*8年以来，每年都以厅党组名义与厅直各单位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并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作用，严格检查考核，狠抓责任落实。从实践效果看，这些都是值得很好总结的经验，为我们探索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途径和办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同时也为其他部门和行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认清形势，把握大局，进一步增强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年初，中央纪委召开了三次全会，对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总书记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各地各部门紧密联系加强和改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进一步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2月13日，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总理作了重要讲话，对今年政府廉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政府系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学习领会好总书记和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反腐败斗争形势，增强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推动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省委、省政府也一直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去年，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在*视察时的重要讲话要求，明确提出了“*的经济建设要走在全国前列，*的党风廉政建设也要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任务。今年省纪委五次全会对此作出了专门部署，省委书记李源潮在全会上进一步阐明了推动我省党风廉政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的重大意义，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努力开创我省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局面。在昨天召开的省政府廉政工作会议上，梁保华省长又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全省广大纪检监察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李源潮、梁保华同志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这一目标上来，把人心凝聚到这一目标上来，增强信心，真抓实干，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做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努力开创我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局面。

推动我省党风廉政建设走在全国前列，需要全省各地各部门、各系统各行业的共同努力。水利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较好的基础，水利工作在全省经济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抓好水利部门的反腐倡廉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全省水利系统的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要结合部门和行业工作实际，正确把握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充分认识抓好水利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更好地担负起反腐倡廉的使命，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坚强有力的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扎扎实实做好水利系统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为实现我省党风廉政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努力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成效

水利工作的政策性和业务性很强。要做好水利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除要全面贯彻落实省纪委三次全会和省政府廉政工作会议部署的任务外，还要结合水利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抓住容易滋生腐败的关键环节，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问题。水利系统是财力、物力、权力相对集中的地方，是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经济领域。水利行业存在的问题，往往涉及体制机制制度等多方面因素。为此，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方针，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的新要求，是加大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水利系统各级党政组织和纪检监察部门要按照这一要求，紧密联系水利工作实际，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探索实践，推动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首先，要立足教育，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教育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也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工作方针。抓好水利系统反腐倡廉工作，首先必须从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入手，施教于先，未雨绸缪，构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防范机制。要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更好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目标，切实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今年，我省将开展“增强纪律观念，自觉接受监督”主题教育活动。水利系统各部门、各单位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经得起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考验。

其次，要健全制度，建立反腐倡廉的法规制度体系。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时期，反腐倡廉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制度建设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加强建章立制工作。水利系统各部门、各单位要根据中央和省的部署要求，大力推行领导干部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警示谈话和廉政承诺、廉政情况报告、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党内情况通报制度、重大事项和大额度资金使用集体决策制度；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财政管理、干部人事三项改革，严格执行建设工程招投标、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要结合实际，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系统配套的党风廉政规章制度体系，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使水利系统反腐倡廉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第三，要强化监督，形成对权力运行的有效制约机制。水利工作牵涉面广、程序复杂，要保证水利工程建设不出问题，保证水利资金合理规范使用，既要建立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的工作运行机制，又必须强化监督制约机制，而这其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尤为重要。最近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党内监督工作的指导思想，对监督重点、监督职责、监督制度和监督保障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我们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条例》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关于监督的内容和方式方法，《条例》讲得很全面、很透彻。这里，我主要就领导干部要摆正位置、自觉接受监督谈点个人想法。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好好想一想，当官是为什么，权力是谁给的。无论在什么位置，无论官大官小，也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每个人都要正确认识自己，都要摆正位置。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是一种警戒，是一面镜子，经常想一想、照一照，检查一下自己有什么不足和缺点，及时加以改进和纠正，对自己的成长有好处。俗话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提倡监督、欢迎监督、自觉接受监督，是领导干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有些人一听到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就反感，认为是对自己的不信任。这种思想要不得，很容易出问题。我们要以《条例》颁布实施为契机，紧紧抓住易于滋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综合运用多种监督形式，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

总之，教育、制度、监督三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首先要抓好教育，世界观是总开关，党员干部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能够把握好是非界限，严格要求自己。对那些世界观问题一时还没解决好的人就要靠制度，靠制度规范，靠制度约束。有了制度不加强监督，制度就会形同虚设。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相互配套，发挥整体效能，才能有效地惩治和预防腐败。

三、加强领导，明确责任，以求真务实精神抓好反腐倡廉各项任务的落实

根据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省纪委五次全会的部署，今年水利系统的反腐倡廉工作涉及领域有新的拓展，一些常规工作也有新的要求和举措，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政策上的要求又很高。我们要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

1、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求真务实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活力之源，也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关键所在。我省党风廉政建设要走在全国前列，就必须紧密结合实际，把日常工作的立足点放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上。刚才听了吕厅长的讲话，感到水利建设的任务确实很重，今年要完成水利投资45亿元，一大批水利工程项目将开工建设，水利各项改革和行业管理及防汛抗旱等任务也都十分繁重，这些都需要纪检监察工作做保障。??精神，一方面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坚决纠正违背求真务实精神的各种问题和不正之风，促进水利系统党员干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作风，以自身的好作风带动全行业作风建设；另一方面要在推进工作中贯彻求真务实的各项具体要求，认真抓好反腐倡廉各项任务的落实。

2、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全面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多年来我们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省纪委五次全会部署的一项重要任务。省委、省政府惩治腐败廉政建设领导小组现已对今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了细化分解，近期将落实到有关部门。全省水利系统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这项工作，按照责任制分工，认真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反腐倡廉工作。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党政领导班子正职要负总责，班子成员要明确分工，部门要各负其责，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领导干部要坚持从我做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既要廉洁自律、做好表率，又要对发生的问题敢抓敢管、敢于负责。各部门、各单位要把反腐倡廉和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落实，通过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动和促进水利工作深入开展。

3、要切实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自身建设。近年来的反腐败斗争实践证明，水利系统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是一支拉得出、打得响的队伍，是一支思想好、素质高、作风正的队伍，为我省反腐倡廉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尽管如此，形势的发展仍然迫切需要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部门和系统内纪检监察干部，身处经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第一线，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切实加强学习。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开展“严格自律、秉公执纪”专题教育。水利系统纪检监察部门要以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精神，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树立纪检监察干部为民、务实、清廉和可亲、可信、可敬的良好形象。

自我反省总结篇（8）

引言

陕西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对外贸易历史久远，古老的城市一直保持着对外开放的姿态。作为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无疑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经济、文化的聚集点。如今陕西省对外贸易取得了可喜的成就，2012年陕西省进出口总额达到147.99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陕西省的进出口总额自2003年到2012年不断刷新纪录，但从横向比较，进出口总额仅位于全国第24位，陕西省的外贸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对外贸易实力较弱。

为了从宏观的角度把握陕西省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本文采用OECD（1994）、Lall（2000）的研究结果，将商品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四类，分析陕西省对外贸易结构，研究陕西省生产要素禀赋的特征和资源配置效率。

一、陕西省对外贸易结构分析

（一）陕西省对外贸易发展的总体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对外贸易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2012年进出口总额为1479854万美元，是2003年的5.32倍，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0.41%。陕西省对外贸易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进出口总额在2008年呈现出明显的分割点，出现了短暂的停滞，2008年以后继续保持较好的势头。从出口角度看，2003年到2008年出口一直高速增长，2009年的出口额出现大幅下滑，2010年到2012年，出口反弹并持续回稳，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9.54%。由于出口额在2009年出现的大幅回落以及进口额的持续快速增长，2009年和2011年分别出现了短暂的贸易逆差。

（二）陕西省对外贸易结构分析

从陕西省四类商品出口占陕西省出口总额的比重来看，2009年以前，资源密集型产品占主要份额，2006年达到峰值，占据51.19%，其次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占有的份额较少。2009年之后，出口商品的产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调整，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自2007年以来骤然萎缩，而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截至2012年，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的份额达到40.51%，劳动密集型产品由最初的22.88%下降到13.88%。

图1 陕西省四类商品出口占陕西出口总额的比重（单位：%）

从进口结构看，2003年到2012年这10年间，技术密集型产品是陕西省进口最多的产品，2012年陕西省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高达69.03%，反映出陕西省对技术、设备的需求量之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始终是进口最少的种类，2012年仅占陕西省进出口总额的1.50%，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在近10年内占总进出口额的比重虽有波动，但整体上趋于稳定，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比重在2008和2009年急剧上升，2009年至今，呈现逐步回落的态势。查阅陕西省主要的进口产品，主要包括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矿砂、矿渣及矿灰。

图2 陕西省四类商品进口占陕西进口总额的比重 单位：%

从2003年到2012年，陕西省对外贸易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年至2006年，通过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换取外汇，进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和出口创汇能力。第二阶段：2007年至2012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除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外，各类产品的进出口均呈现出下降趋势，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进出口比重同时上升，这一特殊现象反映了陕西省“高技术化”的对外贸易策略，更加注重进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在这两个阶段中，陕西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整体处于下跌趋势，说明陕西省并没有依靠省内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来发展经济，而是更加关注从长远利益，通过不断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结论

通过对陕西省对外贸易结构进行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陕西省对外贸易总额在近年来虽然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规模依然较小，不能称之为贸易大省。（2）通过对进出口产品进行分类，发现出口产品中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主角地位已被技术密集型产品取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出口不占优势，进出口份额始终较少；资本密集型产品从来都不是陕西省出口产品的主力，其近年来的进口比例较之前也有所下降。

本文仅仅是从非常宏观的角度讨论了陕西省对外贸易结构，实际工作中我们更应该关注微观层面的贸易需求，这也是以后学者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 郑展鹏.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及出口竞争优势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0（7）

自我反省总结篇（9）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5－0087－06

一、引　言

新增长理论指出技术是经济收敛的关键，影响技术差距的主要因素可以区分为自身的技术进步、技术扩散以及宏观经济环境。解释自身技术进步的两个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因素就是研发和人力资本(或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投入直接促进不同经济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程度越高，掌握和模仿先进技术的能力也会越强。技术扩散是通过国际贸易或国际资本流动获得先进技术的转移或模仿，从而有效促进东道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进步。宏观经济环境对于区域间技术差距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Sen－hadji实证发现有利的外部环境，好的宏观经济管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都有利于促进TFP增长。

我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大国，地区之间的技术进步差距，除了以上影响因素以外，地区分割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陆铭，陈钊指出顺市场力量所导致的市场整合和工业集聚、逆市场力量所导致的市场分割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两种根本因素。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具有明显的地方分权特征。在政绩观和区域GDP增长的主导下，地方政府成为地区分割的积极推动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出现了地方市场分割的现象，当时很多生产原材料和农产品的省份都大量投资于加工工业，造成全国加工业规模过大。当原料供给不足，价格飙升，各地区通过控制自身的原材料和价格来促进本地的工业发展。进入90年代后，各省份开始使用“软硬兼施”的分割形式来保护本地市场，地方政府也往往因为寻租目的，制定一些市场分割的政策。刘培林引用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组织的一项全国性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市场分割或地方保护问题仍然没有根除，甚至在有些地方和行业还比较严重；目前许多研究探讨了我国市场分割程度的发展趋势、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和技术效率损失等，而并未考察市场分割对于地区技术差距和趋同的影响作用。本文分别采用商品市场分割指标和改进的省际贸易合作指标度量我国地区分割程度，建立地区技术差距的决定因素模型，考察地区分割、经济开放等对于技术差距的影响作用。

二、我国地区分割的度量及影响技术差距的理论分析

(一)地区分割的度量

本文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衡量我国地区分割，一是陈敏等定义的商品市场分割指标，记为Segl，该值越大，表明地区分割程度越高；二是改进的徐振辉的省际合作指标，记为Seg2，该值越大，说明地区问分割程度越低。

陈敏等利用不同地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构造地区间市场分割指标。该指标沿袭了Parsleyand Wei(2001)的方法，以商品市场上的相对价格的方差Var(Pi／Pj)(Pi和Pj分别表示商品在i和j两地的售价)变动为观察对象，借助地区间的相对价格信息来分析市场整合程度，其思想来源于“冰川成本”模型。利用多种商品的价格指数信息，计算出相对价格变动的方差来反映套利区间的大小，也就可以反应市场分割程度的大小。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1992－2007年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类商品，原始数据来源于1992－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年中的分地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上一年份为基期计量)，具备了时间、地点与商品种类3个维度(15×28×9)。这9类商品分别是粮食、鲜菜、饮料烟酒、服装鞋帽、中西药品、书报杂志、文化体育用品、日用品及燃料。最终用来衡量市场分割的是相对价格的方差。中国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的变化趋势如图1。全国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程度经历了不断下降的过程，从1992年的O.00165减小到2007年的0.000323，下降到约为原来的1／8，说明16年来中国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图2则比较了沿海和内陆地区国内商品市场分割程度的变化。相对而言，沿海地区分割程度明显大于内陆地区，样本期间沿海地区分割程度平均值为0.001035；内陆地区分割程度平均值为0.000713。但总体来说，大致呈现出全国类似的变化趋势，随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

徐振辉度量的省际合作指标则是基于以经营单位所在地来计算的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以商品目的地进口额和商品货源地出口额来计算的各地区进出口总额，通过这两套数据的差值构造省际合作指标变量。由于省际合作指标仅反映的是一个省通过其他省的进口量(或出口量)绝对数值上的变动，其可能高估一些贸易大省与其他省份的省际合作程度，例如两个省份具有相同的差值，并不能说明它们与其他省份的合作程度相同，因为相同差值占各省份总进出口额的比重存在明显差异。所以仅以这两套数值的差并不能很好的度量不同省份跨省合作程度。本文对指标进行了改进：首先，取两套贸易数据差值的绝对值。两套贸易数据的差值反映了一省通过其他省的进口量或出口量，而差值符号只是表示贸易的方向，差值的大小则反映贸易量。然后，将该差值除以两套数据的平均值，用这个比例的形式来反映地区分割程度，即Seg2。如果比值越大，即一省通过其他省的进口额或出口额占总进出口额的比重越大，则说明该省与其他省份的合作程度越大，分割程度越低。沿海和内陆的省际合作发展趋势如下图3。沿海地区省际合作指标平均值在0.1以上，而内陆省份则在0.15以上。并且大部分年份内陆省份的省际合作值是在沿海地区之上，表明内陆省份与其他各省份之间的合作程度要高于沿海省份与其他省份的合作。这与市场分割指标所反映的现象相吻合。

(二)地区分割影响技术差距的理论分析

尽管在短期内，地区分割通过保护地方产业，促进各地企业参与竞争，加快地方弱势产业的成长，增加当地居民就业和保证政府税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地区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地区分割限制了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产生了要素市场扭曲和产出损失，进而导致技术效率降低，扩大了地区间的技术差距。新古典增长理论指出，趋同只存在于通过要素流动而紧密联系的经济体之间。要素流动所带来的技术转移可以逐渐缩小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距，但地区之间的分割

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要素不能按照市场信号的引导在地区之间流动，从而不能配置到边际产出最高的生产环节中。例如，地方保护中的行政壁垒，使得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扭曲，降低了地区人均GDP增长率，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条件趋同。郑毓盛，李崇高认为地方分割导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省际间要素投入结构不合理，造成宏观技术的低效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指出，不同的地区和经济之间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安排生产，但因为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各地区之间不能完全选择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生产，竞相在相同产业重复建设，导致各省都难以从省际分工中得益，因而产出结构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也比较大。Yin指出推动地区市场整合，即消除地方保护会使得整合的两个地区经济状况改善；而中国地方政府在分权的体制下，因为要获取更多地方利益，采取了一些逆市场的政策分割市场，结果导致国内市场分割和重复建设，不利于地区间资源配置。刘培林沿用了郑毓盛，李崇高的测算方法，选取了国有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部门为对象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地方分割导致产出损失的结论。但由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所导致的产出损失对于制造业部门来讲大约有5％没有达到郑毓盛，李崇高提到的产出损失为20％的程度。

而从技术扩散的角度来讲，一方面，地区分割限制了省际企业间的交流，进而抑制了企业通过竞争与合作产生的技术和知识外溢。另一方面，地区分割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隔断外来技术对国内省份溢出的渠道。国际技术扩散的主要物化型渠道是国际贸易和FDI，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技术扩散对于技术进步和趋同的重要影响。我国主要的贸易行业和企业集中在我国沿海地区，其占据进出口贸易额的90％以上，到2006年我国沿海12个省份的出口贸易额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92.19％；而外商直接投资的85％以上也是分布在这些省份。一般而言出口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具有相对高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这种国际技术溢出有效地促进了沿海省份的技术进步，而内陆地区则由此获益甚少，并且因为市场分割或地方保护，一方面阻碍了沿海企业通过前一后向产业链接效应对内地的技术溢出，另一方面也弱化了沿海省份对内陆地区的区域间技术溢出，从而扩大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技术差距。

三、实证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一)基本模型设定

本文类似于徐振辉，Li and Xu将我国省际间技术差距GAP定义为各省的技术水平与最高技术水平的比值，这样该值在0到1之间，然后采用以下标准的Logit模型来考察我国省际间的技术趋同。

其中，X表示影响省际间技术趋同的因素，这里主要包括地区分割、经济开放和其他控制指标。如果落后地区的技术水平增长率超过最发达地区，那么GAP就趋于1，也就是意味着技术差距的缩小和技术收敛。对式(1)略作变形得到：

线性化得到以下分析开放条件下市场分割影响技术差距的实证模型。

其中下标i代表省份，t表示年度。Y=log(GAP/1－GAP)，衡量中国地区间技术差距的收敛性，技术差距GAP的扩大或缩小，就等同于因变量Y的变大或缩小。其中解释变量SEG表示市场分割，Fdi反映各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Ex表示出口贸易，控制变量Z包括研究和开发、基础设施和市场化程度。

(二)变量定义与数据选取

关于各省份技术进步水平的度量，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假定以下柯布一道格拉斯型的区域生产函数为：

其中Qi，t、Li，t、Ki，t分别表示i地区第t年的产出、劳动力和物质资本。α，β分别为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这里并未限定规模报酬不变。Ai，t为全要素生产率，如果估计得到a，口的值，则有Am＝Qi，t／Li，tKi，t。对式(4)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为了保证省际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的稳健性，采用1985－2006年的28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剔除了海南、重庆和)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产出变量以各地区的实际GDP来衡量，用1978年的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汇编》；劳动力以各省年底总就业人数来表示，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物质资本通过计算各省份的实际物质资本存量来反映，实际物质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基本公式为Kt＝Kt－1(1－δ)＋It，以1978年不变价格来估算各地区每年的物质资本存量，其中It为各地区年度社会固定资产投资，δ为物质资本年折旧率，具体参数的计算可参见张军(2005)的研究。对于模型(5)的估计，考虑到截面数大于时期数目，并且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故采用截面固定效应方法进行估计，进一步计算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从各省的情况来看，样本期间福建省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其他省份，所以本文技术差距变量GAP定义为各省的TFP值与福建省TFP值的比值，GAP值越大，表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越接近福建省，技术差距就越小。

解释变量中SEG变量SEGl和SEG2分别对应前文所定义的地区分割变量Seg1或Seg2与福建省相应变量的比值。Fdi变量为各省吸引的外商投资占资本存量份额与福建省的相应值之比；Ex为各省出口额与福建省相应值之比。控制变量Zi，t反映影响技术差距的其他因素，根据已有研究，本文主要考虑地区研发(Rd)、基础设施(Inf)和市场化程度(Mar)变量。文献研究表明，提高研发能力，能够直接促进地区技术进步，研发变量对地区技术差距的缩小有正向的影响，本文以各省每年的专利授权量来反映各省的研发程度。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利于技术和要素的流动，对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电信容量指标来反映各省基础设施情况，用各省每年电信业的总业务量来衡量。预计该指标对缩小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也有积极的作用。中国转型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市场化改革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本文从产值和就业两个方面来度量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分别采用其他经济单位职工(非国有经济单位和集体所有单位职工)占所有职工人数的比重(Mar1)以及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总的工业总产值的比重(Mar2)来衡量。所有以上控制变量在模型中作为解释变量，均采取各省的变量值与福建省相应变量值的比值形式。考虑到所有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992－2006年28个省份(不包括海南、重庆和)进行实证分析。所有以货币为单位的数据，均以1978年为基期的消费品价格指数进

行平减，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的原始数据以万美元为单位，先通过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单位，再进行平减。关于各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1992－2004年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6年数据来源于2006－2007年各地区的统计年鉴。职工人数数据来自于Fleisher Behon，李海峥，赵敏强和《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工业总产值由于1998年以后工业统计的各类指标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只统计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所以工业总产值数据采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数据，国有企业数据采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据，1998－2003以及2005－2007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年；2004年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来源于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其他各变量，1992－2004年的原始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2006年数据来自2006和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

四、开放条件下我国地区分割影响技术差距的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截面加权固定效应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估计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

表1模型①－②中解释变量仅包括地区分割和经济开放指标，模型③－⑥是增加了研发、基础设施和市场化程度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表示，变量均有显著的系数，地区分割指标SEGl有显著负的回归系数，指标SEG2有显著正的回归系数，并且回归系数值也相对稳定，约为0.001。被解释变量值越大，意味着各省的技术进步存在向前沿省份收敛的趋势，各省与前沿省份的技术差距在不断缩少。变量SEGl反映各省相对于福建省而言，与全国地区的分割程度，该值越大就意味着相应省份与全国其它省份的地区分割程度要大于福建省与全国市场的分割程度。回归结果表明该变量显著扩大了技术差距。而指标SEG2则反映了该省相对于福建省份而言，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合作程度，从反面衡量了相对的地区分割，该值越大，意味着该省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合作程度，要好于福建省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合作程度。所有回归模型中变量SEG2都有稳定的正的回归系数，促进了技术收敛。综上分析可知，区域之间的市场分割并不利于技术扩散和收敛，地区分割程度越高，即地区间的贸易保护越严重，落后地区与先进省份之间的技术差距会越大；相反各省与全国其他省份之间的合作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该省的技术进步，缩小其与技术前沿省份之间的技术差距。

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变量都有相对稳定的正的回归系数，尤其是出口变量，其回归系数一直在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其系数值相对稳定，并不依赖于控制变量的增加和估计方法。这与预期一致，二者都可以缩小其他地区与福建省之间的技术差距。目前我国吸引的FDI大部分分布在沿海地区，FDI的进入通过国际技术扩散促进了我国沿海地区的技术进步，扩大了我国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技术差距，研究表明，促进一些好的外资企业往内地转移，逐步提高内地的引资份额，有利于缩小沿海与内地之间的技术差距。出口贸易也有利于技术水平的收敛。

研发对于地区问技术差距的缩小有积极作用，其回归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研发是自主创新的重要途径，许多实证文献均表明研发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同时也有助于对外部技术溢出和知识扩散的吸收。基础设施变量的系数在所有回归结果中均不显著。尽管许多研究都强调了基础设施对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在实证中并没有得到稳健的实证支持，这与Fleisher Belton，李海峥，赵敏强的结论是类似的。因为，这些指标并不能综合反映我国各地区的基础设施情况，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各种基础设施对于各地区的技术进步具有不同的作用。本文从产值和就业两个方面来度量我国各省的市场化程度，Mar1越大意味着各省相对于福建省而言，市场化程度越高；而Mar2越大，意味着比较于福建省，其他省份国有企业总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越大，则该省的市场化程度越低。结果表明，前者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显著性依赖于不同的地区分割变量；后者有显著负的回归系数，即使采用不同衡量地区分割指标，依然是显著的，总体上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技术水平的提升，减少技术差距，加速技术水平的收敛。

自我反省总结篇（10）

在家庭中,我们总是帮父母做一些事情,当我们作多时,就会变的不耐烦就会不由自主的和父母顶嘴,在我们心中认为那是为自己辨证.为自己"伸冤".可在父母心中他们会认为我们那是以下犯上.他们会认为我们那是不道德的行为可我门并没有认识到那些.可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是否会去想一想白天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对自己的一天发生的事情反省过呢?

在学校里,我们现在正在青春期,难免会起叛逆的时候,当我们做错事情时候,总认为自己是对的,有时候同学与同学之间,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就会打起架来,当老师为我们解决问题时,双方都在为自己辨证,并没有换位思考,没有谦让,最终会导致不认为老师的观点,而与老师起冲突.那样的结果是被老师罚写检讨书,可是这份检讨书是你心不甘情不愿的.当你在放学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有没有为老师和打架的另一方想一想,当你想到他们时,你又有没有真正的反省过呢?

自我反省总结篇（11）

中图分类号：F71；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9-20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实现全球化，对外贸易总额不断增加。福建省作为经济开放的先驱省份，对外经济尤其是对台贸易发展迅速。EFAC协议签署之后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地区经贸往来的不断深化，内地对台贸易总额呈日益增长的态势。福建是中国内地距离中国台湾最近的一个省份，自古以来与台湾有着割不断的情缘，闽台贸易也有着很强的合作互补性。随着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福建和台湾两地区经贸往来持续升温。2014年福建对台贸易总值达764.1亿元人民币，其中福建对台出口234.7亿元，从台湾进口529.4亿元。随着福州、平潭和厦门三地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两岸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因此，研究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优化贸易产业结构，扩大对外贸易总额，提高外资利用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具有较大意义。

经济开放度能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开放程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同时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对全球经济的依赖程度。但是选取什么指标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在学术界有较大争议。根据国内外相关文献，学术界一般有两种方式来选取衡量经济开放度指标。一种方式，运用我坏闹副昊蜃酆现副晏逑道春饬恳还或地区的经济开放度；另一种方式，选取一定的经济指标，运用计量方法测算指标的理论预测值，最后通过比较该类指标实际值与理论预测值的差异来衡量经济开放度。但是不管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于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经济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二、福建省经济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指标的选取。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实证分析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对经济增长有较为显著拉动作用，且一国或地区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也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选取福建省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以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总额两个指标来衡量福建省的经济开放度。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建立VAR方程，并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来研究这两个指标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1990―2014年的数据来进行研究。

2.平稳性检验。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平稳最广泛的方法是ADF检验法，本文选取福建省1990―2014年时间序列数据，将各经济变量数据分别取对数，记为LNGDP、LNINVEST、LNTRADE。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LNGDP序列在10%水平下不平稳，LNINVEST和LNTRADE在10%水平下平稳，LNGDP一阶差分平稳。由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需建立于平稳序列的基础上，将GDP、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进行对数一阶差分，即指标的对数增长率，建立VAR模型。

3.VAR模型。为了研究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对序列建立如下VAR模型：

式中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分别为：RGDP=0.919398，RTRADE=0.690139，RINVEST=0.489687，只有GDP的回归方程拟合优度较高。残差的同期相关矩阵可以检验扰动项之间是否存在同期相关关系，用ei表示第i个方程的残差，i=1，2，3，4。结果表明GDP增长率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总额增长率的残差项之间存在的同期相关系数比较高，但仍表明GDP增长率和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总额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同期的影响关系，这为我们下一步的实证分析打下基础。

4.格兰杰因果检验。由VAR模型检验结果知道，GDP与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具体指标相互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需要对模型的相关变量进行进一步的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实际利用外商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GDP增长率的增加能格兰杰引进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总额增长率的增加，反之亦然。GDP增长率与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也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不论是GDP增长率或者进出口总额增长率的增加都会格兰杰引起另一指标的增加。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不是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之则成立。这一检验结果表明作为经济开放度的几个指标与经济增长的指标GDP存在着相互关系，接下来我们用脉冲响应函数对这些影响进行模拟衡量。

5.脉冲响应函数。在计量分析中，VAR模型是无需对变量作先验性约束的非理论性模型，因此在我们在分析VAR模型时，通常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即不直接分析一个变量如何影响另一变量的，而是对模型施加一个冲击，进而分析冲击对系统的动态影响。

下面我们对三个变量均加入一个正的冲击，采用Cholesky分解方法得到GDP，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总额相互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在图中，纵轴表示对一个变量施加冲击后另一变量的响应，横轴表示变量受影响的滞后期数，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代表变量受到冲击后的反应强度，虚线为反应的正负两倍标准差值。

从图1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增长率加入一个正的冲击后，GDP增长率的值在前3期内向上波动后又向下波动，到第7期时转为负值，在第8期达到最小并趋于稳定。这表明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增长率经冲击后会给GDP增长率带来短期的上升，但长期对GDP增长率是起反向作用，并且有较长的持续效应；反之，GDP增长率受到一个正的冲击后，在第3期会使得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增长率向下波动并达到最小值，接下来就进入稳定的增长期，长期影响趋于零。这说明GDP增长率对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也有一定反向作用和较长持续性。

当期对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率施加一个正的冲击后，GDP增长率在前两期向下波动达到最小值，而后进入稳定的增长期，但其波动的幅度比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增长率影响小。反之，当期GDP增长率受到一个正的冲击时，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会在前3期出现较大的向下波动并达到最小值，随后呈上升趋势，直到7期后开始稳定，影响时间较长。

当期对进出口总额增长率施加一个正的冲击，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增长率在前2期下降后上升，到第5期达到最高值后逐渐减小，第10期影响基本趋于零；反之，对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增长率施加一个正的冲击，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在前3期上升到最大值后持续下降直至趋于零。

终上所述，由于市场化程度和政府保护政策等各方面的问题，使得进出口贸易额、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外部冲击会给GDP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增长率在短期内引起GDP增长率增加，进出口贸易总额则从长期引起GDP增长率增加。政府可以利用这一关系，扩大外贸，增加外商投资来对生产总值，也就是经济进行刺激，促进经济增长。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经济增长与经济开放的相关理论基础，采用1990～2014年GDP数据（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鉴）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作为经济开放度指标。通过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并建立VAR模型，然后对序列进行格m杰因果检验，对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福建省GDP增长提升了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外资的进入也会促进GDP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 福建省加大力度引进外资，外资依存度在大量外资引进后不断上升。外资（主要是台资）的进入，使得福建省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逐渐形成了以外资带动经济的增长模式，短期内能促进福建省GDP不断提升。

2.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从长期来看会促进福建省GDP的增长，但短期内对GDP增速的影响可能是反向的。福建省位于海峡西岸，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要省份，在对外特别是对台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十三五”规划提出“一带一路”经济带概念，福建省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省份，应抓住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对传统出口产业的升级改造，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形成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对外贸易产业的技术升级，有利于福建省GDP的长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 特别是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促进了福建省的经济增长。当前， 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 区域间经济合作不断发展， 区域内各成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加快；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ECFA协议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和海峡西岸经济合作加快发展， 使得福建省能更好地发挥地区优势。另一方面， 全球化背景下必然引起国际资本竞争日趋激烈， 针对中国企业的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愈演愈烈，这也成为福建省对外经济发展的一大绊脚石。在这一大背景下，福建省必须协调好对外开放和发展的关系，提升对外开放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改善：一是从引进外资的质量着手，提升质量，提高对外投资的能力，促进地区对外经济发展。通过实证结论可以看出，GDP增长率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增长率互为格兰杰原因，因此要吸引优质的外资进入，首先要提高地区的经济水平，提升综合实力，才能将引进外资与本地产业相结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引进外资的增加，也会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二是从增长模式着手，通过改变外贸增长模式，进而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通过对外贸产业进行升级，对外贸体制进行改革，更好地拉动地区经济的增长。三是大力提高海峡西岸经济区和“一带一路”核心省份竞争力， 推动区域内和沿线经济带的全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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