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发展史论文大全11篇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

图1.1 历史文化街区系统架构

历史文化街区保存着丰富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遗存，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了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它是一个城市历史的见证，并延续着城市的历史。同时它也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反映着城市的文化品格，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历史文化街区在城市旅游发展中自然成为了城市文化的代表，甚至是城市旅游形象的代表。

根据吴必虎的旅游系统模式图，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特征，将历史文化街区的协同发展研究架构在三个系统中，即：城市旅游系统、旅游资源系统和历史文化街区系统。其中城市旅游系统氛围客源市场系统、支持系统、出行系统、目的地系统。旅游资源系统包含旅游资源、设施与服务、客源系统。历史文化街区系统包含景点、设施与服务、客源系统。模式图将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的关系表现出来，便于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研究。

一、无锡城市旅游系统中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客源市场系统协同发展措施

无锡城市旅游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在国内旅游中都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历史文化街区要扩大客源市场，可以采用两种形式、两种手段来进行。

两种形式：

一是与城市旅游相结合对外宣传。依托城市旅游的影响力，以城市文化代表的身份参与城市旅游宣传，提高知名度，扩大客源市场。

二是以独立形态吸引城市内客源市场。在城市旅游中与其他旅游资源展开竞争，以自身的特点，无法替代性，赢得城市旅游中客源，使得城市旅游资源之间产生良性竞争，促进各方健康发展。

两种手段：

一是传统手段。采用电视、广播、杂志、期刊等传统形式开展宣传。利用城市旅游宣传的手段，借助城市旅游宣传平台，即是宣传了自己，也是宣传了城市;即扩大了城市旅游客源市场，有扩大了自身的客源市场。

二是现代化手段。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宣传。旅游电子商务平台运营成本低，运作效率高，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协同发展。历史文化街区可以通过城市旅游宣传平台对外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也丰富了城市旅游的吸引力。同时也可以通过自身的信息平台，宣传城市旅游，宣传街区特色，提高区域营销效果，最终达到城市旅游的统一拓展和城市品牌形象的塑造。

二、无锡城市旅游系统中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的支持系统协同发展措施

城市旅游系统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需要城市和历史文化街区双方从整体上协同构建协同发展的组织协调机制。其中城市高层领导的正确决策是前提，职能部门的有效管理是保障，地方产业与企业的成功对接是关键。宏观决策、中观管理和微观操作构成了协同发展的组织协调机制的三个层面。

宏观决策层面：由无锡市政府牵头，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所在南长区政府组成“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营造良好的旅游协同发展环境、确定历史文化街区发展重点与协同发展战略、协调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制定有关发展的配套政策、合理配置城乡资源、决定重大建设项目等。

中观管理层面：由无锡市旅游局牵头，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主管部门组织“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办公室”。其主要职责是：开展重大问题决策的前期调研、制定协同发展年度工作计划、落实有关政策、组织实施重大项目、搭建产业和企业对接平台、沟通协同发展的进展情况、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等。

微观操作层面：无锡市旅游各职能部门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运营企业围绕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的总体规划，结合自身发展的需求和实际，以部门与企业间彼此达成合作契约为依据，采取协同营销、联合开发、委托经营、共建实体、服务提升、人才培养等多种形式，通过资源整合形成互补互利，实现历史文化街区旅游客源市场、旅游资源、旅游设施与旅游出行系统的优化组合，从微观层面上促进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总体目标的全面实现。

图1.2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的支持系统

此外， 由于无锡市旅游成熟度高，还可以利用无锡旅游协会作为一个自律性组织，弥补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和旅游企业无法起到的作用和职能，成为历史文化街区协同发展组织协调机制的有益补充。通过其相应的自身组织协调功能，进一步完善历史文化街区发展组织协调机制，进而推动协同发展。

三、无锡城市旅游系统中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出行系统协同发展措施

（一）交通协同发展措施。

1.建立以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为节点的公交枢纽。整合现有交通线路，开通以交通枢纽（无锡硕放机场、无锡火车站南站、无锡火车站北站、无锡火车站东站、无锡汽车客运站）为起始点，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为终点的双向旅游公交专线。

2.开辟城市交通旅游专线。公交是外地游客与城市居民共有资源，而旅游专线的开通可以使游客与城市居民出行分离，为游客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服务。

（二）旅游目的地营销协同发展措施

确立民族工商业文化为无锡城市旅游形象，作为主推旅游项目之一，使无锡在华东地区有其独一无二的城市个性标志，并在旅游目的地营销上加以推广，使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能与无锡城市旅游紧密相连，使城市旅游营销与历史文化街区营销同为一体，即城市旅游营销的同时也是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营销。

（三）旅游信息和信息服务协同发展措施

旅游信息是指反映旅游活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各种消息、情报、数据、指令的总称。包括旅游景区景点信息、旅游饭店信息、旅游交通信息、休闲娱乐信息、旅游商品信息等。旅游信息服务则是通过媒体，为游客提供关有关旅游信息。无论是城市还是历史文化街区在旅游信息时都是一个共同体，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旅游的一部分，在提供城市旅游信息时自然要将历史文化街区包含在内，而历史文化街区在提供游客信息时要能体现城市的独特性。

无锡作为一个新兴旅游城市，从上个世纪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自然山水风光――鼋头渚风景区为代表的风光游;第二阶段是以唐城、欧洲城、三国城、水浒城为代表的主题公园游;第三阶段是以灵山胜境为代表的宗教祈福游;第四阶段则是以历史文化街区为代表的城市文化旅游。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是无锡工商业文化的代表，其本身就成为了无锡城市旅游的代表之一。在开展无锡城市旅游信息宣传时，可以将无锡各阶段的旅游资源信息整合，使旅游信息相互协同，共同进行城市旅游宣传。

四、无锡城市旅游系统中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目的地系统协同发展措施

（一）设施与服务协同发展措施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是展现无锡城市历史、文化的旅游目的地，应弱化现有的商业功能，强化旅游资源功能，将商业功能还给无锡城市旅游购物的中心地带中山路与人民路，减少历史文化街区的商业面积，将发展重点放在历史文化街区文化的保护和修复中，开发文化展示项目，采用不同的手段丰富旅游资源的展现方法，形成水路、行步道、街区特种交通三线游览路线，开放故居旧址、厂址遗址，举办各类参与性活动，延长游客在历史文化街区的逗留时间，为城市旅游其他功能区提供客源，做到街区功能上的协同发展。

（二）旅游资源协同发展措施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因与京杭大运河连通，是贯通中国南北水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因河而生，因河而兴，其历史文化价值主要表现是中国吴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古运河畔江南人家的原生态风貌地以及运河申遗的重要示范地。街区现存有少量明、清古民居，绝大部分历史建筑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建，建筑有着浓厚的运河江南人家特点，既有院落式、竹筒式、独立式的枕河人家，又有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商贾别墅。 可以看出，无锡城市旅游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中应凸显“民族工商业”元素，用多种手段将最具无锡地方特色的文化展现出来，还可以将街区与无锡城市旅游打包，形成城市旅游形象之一。

五、结论

无锡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古运河申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无锡历史的传承见证。只有科学的规划和利用，才有利于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而系统论、协同论在历史文化街区规划上的使用则可以使旅游资源的效用达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WilliamH.Whyte.The Social LifeofSmall Urban Spaces[M].Washington，D.C.：TheConservationFoundation，1980

[2]吴必虎等.中国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系统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2）

历史文献学对档案学的影响：由于社会的信息化，促使档案学由原来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并逐渐发展成为信息管理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历史文献学对于档案学的影响，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历史文献学研究中的档案思想对档案学的影响、历史文献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和成果对档案学的影响、历史文献学研究时间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影响。

历史文献学对于档案学的影响：历史文献学大家无一不是档案学者。例如《资治通鉴》的编订时，直接将档案史料编纂纳入编史的程序当中。《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并且在历史书写中开辟了重构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新道路。这一解释历史的方法，也成为了后世撰写历史和注解历史文献，编纂档案史料的基本方法。中国的史学大家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在工作中形成了一些系统的档案整理思想。在历史档案等史料方面，也形成了相当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整理思想。这些在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理论对档案学及以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和完善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历史文献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和成果对档案学的影响：档案编研是档案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应到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文献编纂过程涉及到的标点、校勘、变伪、注释、版本等工作环节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中也形成了专门的分支学科，对于档案学也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对于档案文献的编纂工作中存在的不同版本、内容有差别的文献档案，校勘学在发展阶段中也形成了不同的派系学说。档案只有经过编纂成书才能流传于世，发挥真正的价值。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著作中深入探求不同时代档案文献编纂兴衰及其原因。

历史文献学研究时间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影响：档案史料是历史活动的真实性记录，是第一手资料。档案所具有的凭证性和参考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无论是《春秋》、《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都需要在充分占有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才能开展编纂工作。但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历史档案等史料方面，也形成了相当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整理思想。这些在历史文献整理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和理论对档案学及以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和完善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档案学界对于档案在历史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认识不足，直接约束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在1997年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并将其视为基础教育的DNA、人才培养的指针。因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等不同，不同国家所提出的核心素养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强调合作与交流能力、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掌握、公民素养、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等等。核心素养，将成为未来基础教育改革的灵魂。钟启泉认为：“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借助学校教育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素养与能力。”由此可见，核心素养强调的不是知识和技能，而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吴伟先生指出：教育部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就把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定位在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学科”，尤其指出“掌握历史知识不是历史课程学习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而是全面提高人文素养的基础和载体”；《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则指出：“历史教育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历史课程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人文性，即“以人类优秀的历史文化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理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文素养”。同时，在“课程基本理念”和“课程设计思路”两部分中，都明确提出了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并把其作为宗旨和出发点。

为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迫切需要立足国情，结合时代特点，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把对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具体化，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号角正式吹响。与上述要求相适应，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研制随之启动，其主体是研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朱汉国教授指出，所谓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所谓学科核心素养，是以学科知识技能为基础，整合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内的，能够满足特定现实需求的综合性品质和相关能力。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历史课程的总目标，是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历史课程学习中的具体体现，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获知的关键能力和个人修养品质，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体现。

基于上述背景，2015年新课程高考历史试题在依据考试说明基本规定的前提下，融人和渗透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考查。本文以2015年新课程高考全国I卷第40题为例，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角度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例题]（2015年新课程I卷，40）（25分）阅读材料，完成T9l要求。

材料1：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宣等《韩愈评传》

材料2：19世纪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认为汉代以来儒者奉为经典的《周礼》《左传》等书，是汉代学者为王莽篡汉而伪造的，影响恶劣，导致“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遭受）暴主夷狄之酷政”。他主张回归孔子所编写的《诗经》《札记》等原典，理解真正的儒学精神。在他看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春秋》便是孔子为“改制”而创作的。他甚至用西学来解释《春秋》，认为《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为：“始于据乱（世），立君主；中至升平（世），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世），为民主。”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1）结合材料1及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与孔盂儒学的不同之处（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理解、历史阐释），并概括宋学在哪些方面对儒学有所发展（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阐释）。（10分）

（2）根据材料1、2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时空观念、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8分）

（3）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与儒学（历史理解、历史价值观）？（7分）

一、从时空观念角度辩证地看待儒学思想的历史演进。

时间和空间是在历史进程中对历史事物进行定位的两大维度，它们都表述了一种“序”的概念，反映了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考生具有时空意识，是正确认知和解读历史现象，建立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基础。如何从时空观念理解掌握历史事实、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呢？其一，运用有关时间、空间的各项技能（包括使用有关时间的各种术语；制作年表、时间轴；阅读地图），熟悉重要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活动发生的地域、时段及其先后顺序；识别历史地图中的相关信息。其二，区分不同史实的历史阶段特征和地域特征，理解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及其依据；对所学重要史事依时间顺序编制成图表。其三，准确判断相关史料的时空范围；辨识历史著述中不同的历史分期方式；准确运用历史的时间术语和分期方式对历史发展进行自己的论述。

第40题的材料涉及儒学的发展与创新，问题求答的内容包括孔孟儒学、汉代儒学、唐代韩愈的儒学观、宋学和当代对待孔子与儒学的态度等。据此而论，要全面理解和掌握儒学的发展与创新，就要依据“古今贯通”的原则，综合梳理儒学思想演变的基本线索和时代特征。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是同步的。儒而成为学，始于孔子。孔子指出：“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日‘儒’。”（见《礼记・儒行》）孑L子通过这种努力促成了早期“儒”者的分化，奠定了创立儒学的人才基础，进而通过整理和继承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和文化精神而初步建立了儒学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强调文化传统，提倡人文精神；第二，重视道德修养，在人伦关系中实现人生价值和人格完善；第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第四，追求“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王道理想；第五，信天命“敬鬼神而远之”，更重人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之后，儒学薪火相续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传统，是为传统儒学。传统儒学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先秦儒学初步发展时期。以子思、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后期儒学，将孔子创立的儒学由初步的理论框架过渡到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等～批相对系统化的理论成果。

第二个阶段为两汉儒学经学神学化时期。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逐渐结束了各学派思想的平等竞争，儒学由一家之言上升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入经学化时代。两汉经学，由于所据文本和师承渊源不同，因而在阐发和解释儒学经典中形成了思想与风格迥异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无论是今文经学或古文经学，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意愿，都与统治者所崇信的谶纬之学相结合，与儒学的经学化相伴而生的则是儒学的神学化。总体上说，两汉儒学构建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并贯彻于社会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促进了儒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发展和巩固。同时，由于经学神学化，儒学的形成发展完全依赖于皇权，因而必须服从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上层建筑的发展。随着东汉王朝政治危机的逐步加深，经学神学化的儒学亦必然步入没落的境地。

第三个阶段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及其与佛、道交融的时期。汉末迄魏晋，玄学流行，加速了经学神学化、儒学衰微的进程。玄学对儒学的冲击，一方面有些玄学家致力儒学名教与道学自然的调和，从而在内容上摈弃了两汉神学目的论，拉开了儒学传统天道性命之学与神秘“天”意的距离，这是对儒学发展的一种有益抑制；另一方面，玄学将先秦儒学开创的性命之学、理想人格、外王之道的现实性品格等与道学的自然原则、无为本体结合起来，从而强化了儒学宿命论的消极因素，进而使儒学与其“王道”理想相背离。在玄学冲击和三教并争的过程中，儒学虽然努力保持先秦时期形成的传统品格和人文精神，但总体上呈现出在纷争中求生存、在融合中求发展的曲折进程。唐中期以后，韩愈等人公开打出排佛扬儒的旗帜，于是形成儒学在低迷数百年后的一次强有力的复兴态势，为开启宋明理学作了理论上的铺垫。

第四个阶段为宋明儒学的理学化（道学化）时期。宋明儒学继承吸收前人丰富的思想资料，综罗古人，吞吐百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学（道学）体系，集中反映了儒学的基本立场、观念、方法和风貌，从而成为传统儒学发展最为成熟的理论形态。理学虽然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内核，吸纳佛、道思辨哲学、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等理论及精神修养方法，而最终形成的一种既有精巧的思辨形态，又有极为现实的纲常伦理内容的哲学体系，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理学形成以后，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成为六七百年间（宋、元、明时期）居于正统地位的社会思潮，从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政治及文化思想的发展。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为始于明清之际儒学渐趋衰颓的时期。儒学的衰颓表现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其一是出现了以“崇实致用”为特征的早期启蒙思想，对宋明儒学作了总结性的批判，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时代风貌；其二是出现了以考据为目的乾嘉汉学，一时学风趋向“避世”，从而使宋明以来形成的儒学基本精神成为思想界的幽魂。

以上传统儒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表明，儒学在不同的时期具有各自鲜明的时代个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正因如此，儒学才能虽曲折而终究发展、虽低落而必将复兴。尤其当儒学发展中出现偏差从而动摇其思想地位时，这个基本精神愈会特别地被儒学学者所强调。始于韩愈，延及宋明理学家们一再关注儒学的所谓“道统”，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典型表现。现代儒学重构所延续的也正是这一缕命脉，直接透过这一缕命脉，从而在宏观上把握传统儒学的基本特点，是评价现代儒学重构得失的必要前提。

二、从史料实证角度分析材料。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

试题对考生处理历史材料的能力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历史材料的搜集和鉴别。这是研究和探讨历史问题的基础准备阶段。由于高考考试特点的限制，不可能复制在历史学习过程中考生自己搜集历史材料的过程。因此，只能通过某种方式加以适度的体现。（2）获取和整合历史材料信息，解决历史问题。对历史材料的阅读与解读有层次之分。一种是浅层次的理解，即理解材料的语言符号结构，获取材料的表层信息。另一种是属于深层次的对信息的解读。浅层次的历史材料阅读需要简单技巧就可以完成，但并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材料处理能力。通过历史材料的处理，让考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才是高考历史考查的重点。

具体而言，史料实证能力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能够从多种渠道和不同类型的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能够表现出对所提供的文献史料的理解；其二，能够对各类相关历史材料进行整理和辨析，识别材料中的客观性表述和主观性认识，认识史料的性质和价值；能够运用有价值的材料支撑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解答。其三，能够识别、比较、分析不同观点的材料，判断材料的真实性、权威性和可靠性，规范地选择运用相关材料论证问题；能够使用史料的证据来检验自己提出的假设。

第40题的材料来源于对《韩愈评传》和《中国近代史》的摘选，属于第二手史料。解题依据是“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求答内容是“汉代儒学与孔孟儒学的不同之处”，“宋学对儒学的发展”及“韩愈、康有为关于儒学认识的共通之处”。据此，需要抓住材料和所学知识关于孔孟儒学、汉代儒学、韩愈的儒学认识、宋学、康有为的儒学认识等相关信息进行思考和说明（见表1）。

三、从历史理解角度分析历史现象的特征，透过历史表象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

历史理解是历史学习的一般性能力要求。它主要是指抓住历史事物的特征，从本质上把握历史知识，即透过历史表象去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在试题中，考生进行历史理解的客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史实，二是人们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如历史叙述和历史结论等。当前，历史叙事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间接的、情境式的微观叙事，一种是直接的、结论式的宏观叙事。两种方式虽然殊途同归，都是要求考生通过历史现象把握其本质特征，但是对考生历史思维方式、思维品质却有着不同的要求。

由于历史知识积累、历史思维运用、历史方法选择的不同，不同的考生对相同的历史现象的理解在全面性、准确性和深刻性上会存在较大差异。两种不同的认识，体现了考生对同一历史问题理解深刻性的差别。具体而言，历史理解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了解主要的历史人物、事件和文明成果等；认识重要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人物活动的基本事实及其性质、特点、影响和意义并归纳出要点，全面理解重要历史概念的含义。其二，了解重要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分析历史的原因与结果、动机与效果、必然与偶然、局部与整体、普遍与特殊等关系，正确理解历史事件、人物及文献等的地位和作用。其三，了解历史事实、历史变迁之间的关联，理解历史叙述或历史材料的客观性、主观性及其历史局限性，运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历史发展规律。

第40题对历史理解的考查是全方位的。从材料和设问角度看，第一，考查的历史人物包括孔子、孟子、董仲舒、韩愈、宋学的代表人物、康有为等；第二，考查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现象包括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的历史变迁及其特征；第三，考查历史线索和规律性认识侧重对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变迁的关联的理解，以及运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揭示儒学演变的历史规律等。据此，需要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全面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宋代、晚清等不同时期儒学发展和创新的基本背景、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等。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特殊自然环境下形成的农耕文明使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伦理型政治，家族本位是人们最基本的道德判断，由此引出了对祖先的崇拜，而家族宗法观念也因此渐渐得到强化，这直接影响到后来以人伦关系、以“孝道”为主导的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东汉史学家班固概括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这段话说明，儒家的源头来自于原始宗教中的一个职能分工（据甲骨文记载，商代的儒，专职为贵族祭祀祖先、办理丧事、担当司仪等）。

社会变革影响儒学的发展，儒学的演变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变化是儒学具体形态发展演变的深刻根源；同时，儒学，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或影响。儒学是维护和巩固传统宗法社会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把“仁”作为儒学的基本范畴，开始了关于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诸方面的课题，即关于人的价值的探讨。战国时代的孟子，忠实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兴“王道”，行“仁政”。后人将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并称为“孔孟之道”。从孔子主张“德治”到孟子提出“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重大发展。孔子提倡的“仁”的基本内容属于道德伦理范畴，孟子将“仁”的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为后世儒家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秦汉至隋唐时期，儒学发展出现了两个高峰。一是在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黄老之学兴盛之后，董仲舒以儒家义理架构为基础，吸取法家、道家、墨家、阳阳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天人之学”，通过“天人三策”说服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方略，将儒学第一次创造性地用于指导中国大一统王朝政权和礼乐刑政制度建设的实践，并取得巨大成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二是在经历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一度兴起和佛教的普遍流行之后，隋末大儒王通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通过门生影响唐太宗推行儒家王道仁政。同时，王通还第一次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合一”的思想，直接影响唐王朝实行尊儒、崇佛、礼道，三教共奉的开放文化政策，形成“三教鼎立”、多元文化相互包容并存的气象。

结束五代十国战乱、重建纲常伦理、加强中央集权的客观形势，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儒学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主观要求与活力，是宋代儒学以理学形态出现的深刻的社会背景。理学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仁道主义为价值内核，批判吸纳佛学、道教思辨哲学的某些理论命题、范畴及精神方法，建构起较为精致的形上本体（天、道、理）与心性相贯通的道德形上学，为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理学论证了“理”的本体地位和道德理性的至高无上性，一方面为宋元明清宗法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合理性与永恒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用儒家道统限制封建政统，抑制君主和官僚专制权力滥用，对于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宋、元、明、清王朝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中国，儒学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原本就具有开放、会通、融合潜质的儒学，适应时代变迁，努力寻求自己的学术地位和现实价值，构成了近代儒学的兴衰交替。儒学对西学的认同、接纳，可以上溯到龚自珍、魏源、林则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沿着“师夷长技”思想的逻辑发展，儒学与西学碰撞的直接结果，就是“中体西用”理论模式的出现。中学为体，就是坚持形而上的中国孔孟之道；西学为用，就是采纳形而下的西方科技之器。显然，“中体西用”学说是儒学初步认识西学、寻求中西结合的一种理论模式。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西文化的交汇日益频繁，儒学与西学的会通从器物层次提升到了制度层次。这不但反映了中国人学习西方认识的深入，而且也体现了儒学自身命运的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力图构建近代中国思想理论体系和建设蓝图。康有为以儒学思想为基点，兼采吸收西方的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试图通过对文化传统的重新解释，寻求变法维新的历史依据。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建立三民主义思想体系过程中，吸取了西方文化中的民权、平等思想和共和国方案，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继承了“民贵君轻”等民主精神和大同社会的思想。同时，还对封建君权、封建礼教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顺利进行扫除了障碍。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了救国救民道路的新探索。为了宣传民主与科学，他们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更加猛烈的批儒反孔运动，造成了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严重冲击。

四、从历史阐释角度对历史信息进行整合和重组。

历史阐释和历史表述是考生根据考试要求对自己所具备的历史信息进行整合和重组的过程。它不是对既有观点的背诵，也不是对史实的简单堆砌，而是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重新构建历史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考生所具备的历史知识、历史理解能力、历史思维能力、历史方法、历史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展示。

具体而言，历史阐释的考查要求考生：其一，能够运用多种方法理解历史（包括比较、归纳、推理、移情、想象等方法），能够对所学重要史事的基本情况做出条理、清晰的描述；能够准确阐释史事发生的前因后果。其二，从不同的视角解释历史，运用多种方式表述历史（包括概述、叙述和论述），能够讲清历史发展过程的基本线索和各种联系；能够运用历史术语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阐释与评价，并形成完整的历史概念。其三，能够选择、组织和运用相关材料和信息，准确地运用历史术语来建构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能够对不同的历史著述或历史观点作出恰当的评价（即逻辑上做到论点、论据与论述一致；价值观上体现出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对人类共享价值观的认同等）。

例如，作答第40题时，考生需要提取、调动和整合两方面的信息，一是材料所提供的新信息，二是以往所学和问题相关的时代背景信息。考生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性的重组，才能在情境、问题和史实之间建立起正确的逻辑关系，从而产生全面、正确的历史认识，进行客观的历史评价。进行历史表述时，要做到史论结合，不能空发议论。也不应简单的罗列史实；要运用恰当的历史思维，立论正确，观点鲜明，逻辑合理；要采用正确的历史方法，使表述符合题目要求，语言通顺，表述完整、准确。

以汉代儒学和宋代儒学的发展为例，如何从历史阐释的角度认识儒学的发展和创新呢？

秦朝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汉承秦制，从上层建筑方面巩固和加强君主统治。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定于一尊。在此背景下，汉代儒学成为一种丧失了早期儒学中孔子“人学”思想特色的统治哲学。董仲舒的儒学虽然吸取了孔孟关于人格完善的学说，但更多地吸取了荀子从政治理论方面探讨“人”的思想。在二者的结合点上，他附会《公羊春秋传》，利用阴阳家的神学观把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论、荀子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为皇权装饰圣光，从而使儒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他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但在政治学领域，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却有利于国家的巩固，而且适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西汉时期，儒学虽然推崇孔子，但他们所说的孔子已经不是本来的孔子。这种神化了的儒学失去了早期儒学生动的理论思维，成为后来封建礼教的发端。同时，“人格”观念逐渐演化成为明确的“国格”观念，这比“夷夏之辨”进了一步。中国儒学中的“国格”观念尽管带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但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使许多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之际不惜牺牲个人而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独立，由此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从11-19世纪中期，程朱理学用一套思辨的唯心哲理修正了孔子学说的那种缺乏哲理抽象的朴素的政论形态，同时便也取代了汉儒那种专讲灾异感应的粗鄙的神学形态。程朱理学在抛弃佛、道宗教外衣的形式下，巧妙地用佛、老哲理构筑起一个“天理”论作为儒学政治、伦理观念的哲学基础。他们把这种儒学传统中从来没有过的“天理”论，同《孟子》《中庸》和《易经》中的一些哲学命题揉在一起，建立了唯心的理气论。于是，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格物致知”的训练方式，保守倒退的社会历史观点，使一个庞大博杂、看上去无所不包的儒学体系建成了，它标志着儒学发展成哲理化的新阶段。明朝初年，程朱之学被统治者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学术成就并不突出。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心学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峰，“知行合一”学说达到了历史上知行观发展的新水平。明末清初，出现总结理学的著作，黄宗羲、全祖望的《明儒学案》、补续《宋元学案》是这方面的巨著。与此同时，也开始了对理学的批判，早期启蒙思想的出现表明理学已走向没落。

五、从历史价值观角度对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考查。

历史解释本身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而选择就需要以相应的立场和价值观为根基。所以，不同的历史解释和学术观点反映了对待历史的不同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考生对这些不同的历史观点进行评价时，不同史观的运用、不同的阐释和评价也反映了考生的立场、态度和历史价值观。具体而言，对历史价值观的考查：其一，与历史知识相结合，让考生通过试题了解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成果，深刻体会一定的观念、价值观、行为和制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其二是与历史认识相结合，运用有关人文历史知识，明辨历史叙述中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考查考生运用内化的历史态度和价值观，客观地对历史现象进行评价和阐释的能力，进而独立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其三，与历史体验和感悟相结合，注重历史反思，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客观、全面地看待社会历史与现实问题，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认识中外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形成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的信念系统，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确立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和发展道路，并深刻影响其凝聚力和感召力。党的十报告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相比于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以伦理为中心，道德为灵魂，强调“德”性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个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文化资源。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4）

2.传播学和校史研究“各有千秋”，侧重点不同。传播学研究的核心是人与社会，重点研究人与人之间信息传播过程、手段、媒介；传递速度与效度，目的与控制，也包括如何凭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研究范围非常广泛。而校史研究的侧重点是多角度多方位地回顾学校的发展历程以及期间所发生的人和事，找寻校史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规律和文化内涵，并“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学校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增强师生“知校”“爱校”“兴校”“荣校”的历史使命感和感恩反哺精神，传承优秀文化，创建特色文化，培养“愿得此身常报国”的高素质人才，其研究范围相对狭窄。

二、传播学与校史研究的互动发展

1．传播学推动校史研究的发展

（1）传播学是校史研究的媒介平台。所谓媒介平台是指连接传播主体和受众维系二者之间关系并保持信息流通顺畅的工具和展示手段。校史文化的传播“既要在空间领域实现共时性传播，又要在时间范围内实现历时性遗传”，这一特性使得校史文化的宣传和传播必须借助一定的媒介才能在时空中进行传递交换和共享，从而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化育人功能。传播学无疑就是这种媒介。传播学通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公众传播、内向传播和组织传播等多种渠道宣传校史文化，丰富和拓展校史文化形式，扩大校史文化的影响力，推动其向深层次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校史文化的积累、沉淀、凝聚和宣传都离不开传播学对它的推动和促进。校史研究正是借助电视、网络、广播、微博、微信等众多传播渠道的推进和宣传才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各类校史专著、校史画册、校史汇编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体现校史研究浓缩和精华的校史馆也相继问世，校史研究进入空前的活跃期。

（2）传播学“歪打正着”促进校史研究功能的实现。传播学与校史研究都属于边缘学科的范畴，二者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方法有时“不谋而合”，有时大同小异，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当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或功能与校史研究对象或功能重叠或交叉时，传播学在实现“协调社会”、“文化传承”以及娱乐宣传等功能时“歪打正着”也促进校史研究功能的实现，这种现象尤以传播学以历史或文化题材为研究对象时为甚。口述历史就是典型的例子，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它属于人际传播的范围，是口述者与访谈者共同参与的传播活动；从校史研究的角度看口述历史是个人化的历史，也是“活历史”，是校史研究工作者借助口头、录音等传播手段，从口述者的讲述中获取历史信息的特殊传播活动。

（3）传播学独特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对校史研究大有裨益。传播学既源于众多社会和自然科学学科，又明显区别于它们，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中“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的全景式论述和“拟态环境”、“刻板成见”等重要概念对于指引校史研究工作者正确看待历史环境和历史舆论对当今校史研究的作用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地选择校史研究题材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另外，校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也充分借鉴传播学5w传播模式的理论分析方法解决研究中的难题，运用实证分析和实验方法等论证自己的观点，促使校史研究横向和纵向获得更深层次的发展。

2.校史研究促进了传播学的发展

（1）校史研究丰富了传播学的素材。校史研究立足于丰富的档案资源，同时借助档案刊物、校史馆以及网络等传播渠道宣传校史文化，潜移默化之中纯净人的灵魂，陶冶高尚的情操。校史专题展、校史名人展、校史图片展等校史课题从传播学的视角看都是极佳的传播素材，通过对它们的报道，可以扩大传播学的影响力，推进传播学的发展进步。2013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这一事件，就是校史与传播学相互融合的典型案例。

（2）“传播”是校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校史研究本身就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属于专业性的文化传播，受众范围相对狭小。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各样的宣传渠道不仅很好地宣传了档案和校史文化，而且增生了传播素材，引起受众对传播学的关注和了解，拓宽了受众的视野，激发了他们对传播学的研究兴趣。3D网上校史馆琳琅满目的展览既是校史成果的展示平台，又是大众传播的良好渠道，是校史研究和传播学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融合体。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5）

“传播媒介决定论”，按照麦克卢汉的解释，媒介作为一种最基础和最根本性的信息技术，他一反过去人们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媒介的做法，认为怎样接收信息（即使用什么媒介）比接收什么样的信息更重要，因为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即“媒介塑造历史”。传播媒介的在知识经济社会的作用就相当于劳动工具在传统工业社会的作用。从生产力看传播媒介为科学技术提供了传播的渠道，没有现在计算机，电话等工具，科学技术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是会下降：从文化上看，视觉文化逐渐取代印刷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主流文化，过与追求新的信息，忽视思考沉淀的过程，自然就没有印刷文化那种经过时间沉淀后的内在，视觉文化所引起的“文化快餐”实际上瓦解的是文化的聚合力。文化的枯竭和社会问题是否都是传播媒介改变的伴生物？这是值得反思的。

一

最早提出文化传播（cultural 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的，大概要算是英国的文化学者泰勒，他在《原始文化》中提到这个概念，他认为应该按照那种根据蒙昧状态、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时当时的特性来区分，应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来衡量的。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传播是同时存在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高级文化是从初级文化逐渐发展或演变过来的，一般进化的趋势比退化趋势远远占优势。这文化演变过程中，文化传播理论参照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文化圈”理论：文化和历史的创造过程是不可逆的，只会向前发展，文化一旦产生就开始向外扩散，并与所到之处的文化相结合，成为一定的“文化圈”。这种看法是基于对人类智力发展的一种天然的惰性认识.认为知识是可以积累，但是智力却不会有太大改变，因而文化就只是在以个圈内传播。英国的传播学派也大体如此.这一派以反对文化上的进化论为己任，以文化圈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把文化的传播过程视为文化历史的全部过程。i

第二，“信息和符号论”理论：现代传播学提出的传播定义：传播是个人或团体主要通过符号向其他人或团体传递信息、观念、态度或情感。G・格伯纳认为传播是“通过讯息进行的社会的相互作用”。奥古斯德认为传播是传播是一个系统（信源），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 （信宿），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按这些观点，符号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文化的形成和传递起着重要作用，促使了文化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第三，“预设结构论”理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R"M・基辛在他的《当代文化人类学》中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人类的文化传播是通过人本身的一种预设的抽象的精神层面上的预设的意识结构中来作用于人本身的沟通的。即人类的信息的沟通是建立在对所沟通的内容，可能理解这几乎和人本身一样古老的智力的预设的结构上.这实际上是指明了：文化传播的工具是符号，人的共同的心理结构和生活经历才使得信息的传播具有可能性。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理论的发展，

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至今，学术界内有种观点认为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比传播的信息更重要。麦克鲁汉的最有名的一个命题是：“媒介即讯息”。这个命题是一个把传播媒介引向极端的命题，但是这个极端命题却鲜明地指出了电子传播媒介对信息的产生及传播的重要性。这个颠覆性的观点的贡献是引起人们对信息的更深入的思考。麦克鲁汉企图表达这样的思想：传播的媒介可以比传播的内容对人产生更为持久、更为集中、更为强烈的影响；传播媒介比传播的讯息内容本身更能影响人的观念；媒介作为一种形式也可以成为人的经验的部分，也就是说本身也已经构成了信息。

二

按照麦克卢汉的解释，媒介作为一种最基础和最根本性的信息技术，他的一个总体观点是“媒介塑造历史”。他一反过去人们只重视内容不重视媒介的做法，提出人类必须得通过某种媒介才能够从事信息传递及其他社会相关活动，因此接收信息的方式比接收信息的内容更重要，他这看法被归结为：“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ii所以，媒介所传递的的信息其实是它本身对受众的刺激，而非它所传递的内容，这就是他的“媒介即讯息”的思想。

传播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形式，也是传播内容，相同的信息内容，用不同的媒介去表达，受众所受的影响是不同的，信息传递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字不同于图像，广播和电视，文字传递的信息需要经过人的思考转换成带有自己主观思想的图片或影像。而图像及电视传递的信息则是强加给受众的客观存在的信息。因此选择一种媒介的使用，其实已经选择了受众对所接受的信息中的某一或某些性质的传递，突出不同的性质的表现。媒介的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媒介的变革而形成和出现是由历史发展中的的不同形态和阶段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某种程度上说，历史发展是由媒介的发展决定的。由此，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是媒介的结果，都可以从媒介中得到理解。用他自己的名言来概括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便是这个时代所用的媒介”；“一种媒介进入巅峰盛极一时时，它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iii

波斯特则用“信息方式”来说明信息技术对社会和历史的决定作用。波斯特也认为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经历了“口头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并形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结构。在媒介发展的各个阶段，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不相同。他用信息技术方法考察人类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而使我们看到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史，而人类历史的演变是由传播技术的演变所建构，或者说“信息传播的形式决定了文明的形式”iv。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作为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可以成为信息资源的生产方式，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的衍生物补充了原本的信息，这使得信息更加丰富。从普遍性规律来看，一个社会的特征受其信息的传播和生产的特征影响，信息传播方式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从口语传播，印刷传播到现在的电子传播，随着传播方式的进步，信息量的跳跃式的增长，社会发展也发生着突飞猛进的变化，历史文化中一切的变化，都有着传播媒介变革的影子，传播媒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方方面面，所以说，传播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

三

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任何技术或信息都只是工具。传播媒介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事物发展，不能决定事物发展。信息化的社会不仅有经济的信息化、政治的信息化，而且还有文化的信息化。从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中分析下传播媒介对信息交流的作用：

第一，经济危机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被少数人用来谋取利益而损害多数人利益而形成的危机。表面上说，经济危机是资本家资本运作在遇到意外情况时无法有效调节而形成的。更深层的说，是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信息无法有效高速的沟通，而西方经济学家所推崇的自由经济所认为的市场经济自我平衡论其中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信息充分沟通，而资本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受利益的诱惑，从而引发道德逆向选择，并导致金融领域的败绩。

第二，单纯传播媒介是能影响人的生活，但是人性在其中的影响无疑是更大的。传播媒介只是工具，如何运用还得由人自身来决定，所以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决定时代”这个观点是极端的片面的，但我们辩证的看待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的贡献在于引起世人对传播媒介传播渠道的关注。单纯的传播媒介是纯粹技术方面而没有理论研究价值的，没有人的存在，钻石只是石头，没有人的存在，数字传播媒介只是二进制1，0的意象，所以研究传播媒介，实质上是研究传播媒介传播渠道中的人的作用。

第三，信息文化的传播是人化的。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是人主导的。讨论信息内容本身是否比信息传播媒介更重要，实际是讨论“过去的人做的事”与“正在传播过程中的人做的事”，哪者更重要的问题。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事物无疑是比信息内容更具有影响力，信息是固定的，让大众知道事情哪个方面的信息是取决于传播媒介中人的取舍标准。

注释：

i 刘敏中.文化传播论[J].求是学刊，1991（01）.

ii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9.

iii （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1.

iv肖峰.走向信息技术哲学[J].自然辨证法研究，2008（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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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11.

[7]肖峰.信息、文化与文化信息主义[J].自然辨证法通讯，2010（02）.

[8]肖峰.走向信息技术哲学[J].自然辨证法研究，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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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发展史论文篇（6）

中图分类号：g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259-02

博物馆历史情境的展示是一个文本再创造过程，是将概念思维转换成各种直观形式的展示，这种文化符码解读受到了物质条件、文化背景、语言符号等限制。其在有限空间内展示博物馆特殊语言，让观众直接感官的解读，使其文化价值得到体现。莉沙·罗伯茨（lisa roberts）谈展览与诠释：“博物馆有职权来选择、解释及呈现他们认为有价值或意义的文物。文物被抽离原始时空背景及功用后，往往会赋予新的意义，并且常隐含不自觉的利益关系，有些博物馆从业人员忽略了展览其实在本质上是一项诠释（interpretation）行为。选择和安排文物的过程，在根本上即为一种展览的构成者，对文物的诠释亦是如是。”

但是，博物馆历史情境的展示，比莉沙·罗伯茨诠释单纯的文物展览内在的逻辑要强。其必须运用文物将一个一个历史事件串联起来，突破了单纯文物展览。但长期以来社会人文科学的二元对立思维也介入到博物馆的历史情景展示理念。同时博物馆毕竟是西方产物，在国内历史情境展示理念不可避免西方文化偏见的限制。那么如何突破这种限制？本文试着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神缘部分展示为例，探讨博物馆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通过博物馆空间叙述，如何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展示海峡两岸文缘相承，同宗同祖认同的构建。

从上世纪80年代，随着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真实》（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出版，以文化结构论的立场，突破了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在社会人文科学产生广泛的影响。博物馆的展示发展或多或少受到这一人类学概念的影响。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真实》提出以文化的视野来看历史，强调文化如何制约（condition）历史，突显文化如何在历史中繁衍（reproduce）自己。而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神缘部分展示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是一座反映大陆（福建）与台湾历史关系的部级专题博物馆。这样一座政治性与专业性结合的博物馆，其陈列文本叙述的背后涉及国家认同或族群认同理论。从目前可查的材料，关于国家认同或族群的认同的理论大概有原生论、结构论与建构论。原生论（primordialism）认为共同的血缘、语言和生活方式构成了族群认同基础，族群认同是与生俱来的，是建立在客观的有形文化与血缘基础上，亦被称为本质论；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强调族群认同随情境（context）而调整，也被称为况遇论 （circumstantialists），族群认同作为追逐集体利益的工具（故称工具论），甚至是族群菁英为了竞争有限的资源而建构的，所以也被称为建构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二楼基本陈列《闽台缘》则采用的原生论，提出闽台关系五缘关系（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法缘相循、商缘相连、文缘相承），整个陈列以此为基础，分为七个部分二十一单元进行布展。

该博物馆自2006年5月开馆以来，在海峡两岸有一定的影响。2006年5月审定组认为整座博物馆的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定位和政策的把握都非常准确，展示的角度也十分丰富，很好地体现了政治性、思想性、真实性、科学性、趣味性和参与性。特别是综合主题馆，通过闽台“五缘”关系，分七个部分全方位地展示了福建与台湾深厚的渊源，凸显了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7年5月中央电视台十套推出《中国记忆——文化遗产博览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全国2000多家博物馆，作为全国十座有特色博物馆专题介绍。2007年在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展评选中，闽台缘主题展被评为“最佳内容创作奖”。从观众的反馈上看，如台湾江丙坤先生参观时说，因为自己也研究过台湾历史，的确过去很多在福建的我们的祖先，渡过海峡，到台湾来发展，他们是蛮辛苦的。从刚才的那个图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先民怎么样在台

开垦，过去祖先渡海来经营台湾的这种苦难精神，值得我们追思和纪念。台湾林丰正先生说，参观这个博物馆，让我受到很多感动。他还说，台湾文化就是闽南文化的延伸、传承，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台湾话其实就是闽南话。认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展览的内容丰富，是一座质量上乘的精品工程，参观者到这里参观能受到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享受。那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如何通过历史情境塑造，通过博物馆空间叙述，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展示海峡两岸文缘相承，同宗同祖认同的构建呢？

首先，在博物馆人与人、人与物的历史情境展示中，神缘部分相对于法缘部分的展示，更能突出文化结构的特质，侧重展示两岸文化的延续性。同时在历史情景的展示中，“展览是博物馆呈现价值的容器，但是价值不全然是美的、艺术的，同时也是记忆或符合的感应。展品是展览语言的必备品，同时也是一项媒介物，从传统的价值，到现代性的展览意义、知识、经验、环境布置与社会发展，同属博物馆展览要件。”因此博物馆展览选点带有某种选择性与价值取向有重大关系。因为是对台交流博物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神缘部分展示，通过诸神同祀阐释了闽台宗教信仰关系的发展，是与福建人民移居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活动相互融合。这个部分分为道教信仰、佛教信仰、民间信仰三大部分。其中，道教信仰展示了道教南北两大派系，全真教和以正一教。运用实物与图片对比，体现了道教同源、道教诸神同源。如通过图像具体展示台湾宜兰县再兴宫的法主公香火是由福建德化县的移民带去的，宜兰县苏澳晋安宫的法主公是福建永春人传去的，台北大稻埕的法主公庙是从福建安溪县分香的，从而使得道教历史场景展示得到一一体现。佛教信仰，则通过连横所记，台湾“佛教之来，已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运用一个个历史人物展现了佛教同宗，同时模拟闽台龙山寺建筑模型展现佛教的传承。民间信仰部分，求个同字，展示了闽台两地同建城隍庙、同筑土地庙、同祀妈祖娘、同拜关帝爷、同尊大道公、同崇开漳王、同祭郭圣王、同求临水娘、同信王爷神、同仰青山王、同供三山神。这些部分展示，通过诸神同祀这一概念，有机将各个历史场景串联起来。“当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宗教通常是整合社会最主要的象征符号系统，宗教往往也就能提供一个地区或者民族认同的最主要的元素”。如佛教以其内在的超越性与永恒性，来面对外间一切外缘的实践方式。如证严法师在行动依据《无量义经》中：“静寂清澄，志玄虚漠，守之不动，亿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这是这种内在的文化特质，构建了诸神同祀历史文化情境。

其次，在文缘部分诸神同祀，也通过一个个历史场景仪式的展示，体现文缘相同。人类学者特纳“透过仪式，充满冲突的人群得以重新整合。而仪式不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脉络中进行，仪式实践本身更是一社会过程：它既在社会冲突或变迁的脉络中发挥作用，也产生社会本质的改变。”因此，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展示中通过一组妈祖绕境仪式的展示，通过的闽台两地同胞绕境造景场景，体现大陆母体文化的张力。以张珣《宗教与政治：以大甲镇澜宫及其妈祖进香仪式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原本，大甲镇澜宫妈祖每年会前往历史更为悠久的北港朝天宫进香。但随着庙宇地位的提升，大甲镇澜宫不愿意在臣服于北港妈祖之下。1987年，台湾尚未戒严时，大甲妈祖便前往妈祖故地福建湄洲进香，取得了新的灵力位阶，成为台湾妈祖信仰的代表，既然位阶已经改变，大甲妈祖不再需要岛北港“进香”，而改变成“绕境”，并将绕境路线改变至嘉义新港奉天宫，不再前往北港朝天宫。至此，大甲妈祖已经成为台湾大社会的再现。参与年度绕境也愈来愈大，形成每年春季的全台盛事。仪式的性质、内容也改变了，所塑造出的台湾社会，也已有从前面对面方式沟通范围为单位的地方社会，扩展岛不需要面对面方式沟通的跨地域社会。”这种通过“回娘家”提升灵力位阶而改变社会秩序塑造。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正是通过这种历史情境展示，这种形象的仪式场景的再现，从而体现了大陆母体文化。更从人类学仪式的角度，论述文化结构在交流中的地位。

再次，运用多种感官模式的展示，“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方式，先是有观察、图

像、肌体表达、音乐、语言；之后，而发展出文字。文字出现之后，其优点是多了一个可以极为方便地传递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其缺点是令人类原先综合运用各种感官的全观能力却逐渐退化。网络出现后，其本意虽然是为了方便文字的交换与传播，但却演变成注定要为人类提供一个文字以外的阅读与沟通平台。”因此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神缘部分展示，通过龙山寺的造景通过视听效果中加强与观众的互动，通过感应机器呈现出各种传统签语。如吉人天相、岁岁平安等祝福语。通过视听效果播放，让观众全方位体现全方位的体验历史情境。

最后，文化展示是两岸交流的公约数。运用神缘这样的文化视野来阐述历史，整合两岸最主要的象征符号以及历史情境仪式的构建，一方面，原生论在展览中内在的逻辑得以体现，论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另一方面，诸神同祀为两岸提供最主要的元素。通过这样空间叙述，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促进了认同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黄光男.博物馆展览的真实性.新世纪的博物馆运营，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2002年．

[2]丁仁杰.进步、认同、与宗教救赎取向的入世性转向：历史情境中的人间佛教及其行动类型初探.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六十二期.台北：2006年6月．

[3]刘阿荣.族群记忆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与族群和谐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23-24日于台北教育大学国际会议厅与国父纪念馆中山讲堂．

[4]陈智勇.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接受国家部委审定.泉州晚报，2006年05月18日．http：//qzwb.com/gb/content/2006-05/18/content_2087588.htm.

[5]孙虹.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感慨“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中新社泉州2010年2月28日电，http：//news.sohu.com/20100301/n270476807.shtml.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7）

在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本，并且趋向于强烈的人文关怀现代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历史教学实践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五阿哥”式的历史教学模式有利于解放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教学稳定、健康而有序的发展，展现多元文化的教育观。

一、“五阿哥”式历史教学模式

“五阿哥”式的教学模式是一种通过全面剖析“小燕子”类的初中生的心理特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各种教学方法相互借鉴，比较、竞争，具有科学性、针对性、适用性的特点，并且通过不断精细化，实用化和丰富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历史意识的教学模式体系。

二、“五阿哥”式历史教学的实践操作手段

（一）信息传递教学模式变革

传统的信息传递教学模式是指教师灌输现成历史理论和结论，让学生机械地、被动地接受某种历史解释。“五阿哥”式的信息传递教学模式是：教师事先对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进行组织，指导学生掌握系统历史基础知识，基本历史学习技能和技巧，从而提高认识能力。教师作为一个教育者和组织者，要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出发点，落实历史教学的方向，目标，安排历史教学的内容，控制历史教学的活动进程，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积极的学习态度，灵活的学习方法。

教师要认真钻研通史、专题史等不同知识体系的内在联系，使学生形成强烈的历史意识。在把握好历史教学内容的难与易，深与浅的同时，让学生独立地进行发现问题，收集与处理信息，分析与论证等探索活动。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生动的教学语言，注意引发学生的猜测、质疑等心理活动，以启发性讲授方式为主要手段，传递历史信息，充分展现历史教学的问题性，参与性，开放性。

（二）对抗式讨论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讨论前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历史主题，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讨论之前每个学生按题意写成小论文或辩论稿交给老师审核，教师进行批示与修改后，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正方和反方各推举四名代表，在班上进行辩论，其程序：各自陈述意见―自由争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进行裁判并具体分析双方辩论得失。

这种讨论法的竞争机制，趣味盎然，可激发学习动机，为了驳倒对方，将促使学生积极吸纳前人研究成果，并对自己未知的事物进行探索，使学习不断深入。对抗式讨论法，讲求学生相互之间的合作与竞争，着重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强调把典型教学内容清晰地、重点地展示给学生，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教师通过讨论进行观察，及时有效地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诊断和反馈。

（三）感知历史的过程――历史情境或场景模拟法

“在教学的任何一个阶段上对新的事物和现象的感知过程，都意味着研究的客体在学生意识中的反映和关于这些客体的正确的表象和概念的形成”[1]学生学习历史的的过程是从感觉和知觉开始的，历史教学中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都是间接性的，为了让学生尽可能的对历史过程进行正确的联想和想象，教师需要借助特殊且形象教学手段，将历史情境、场景以及历史人物的活动进行“复现”“再造”“模拟”“角色扮演”。可通过“原始的文字材料、真实的实物材料、形象的图像材料、动感的音像材料等，能使学生感知到“鲜活”的历史。”[2]实际上就是创设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是情景复现的“设计者”和“表现者”，通过学生学习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的相互作用，激发学生想象力和表现力，引导学生在历史场景的角色扮演中，知识的迁移和转化中，感受和体验中进行思考和判断。

三、“五阿哥”式历史教学模式体系的功能

（一）活跃历史课堂的同时进行有效历史教学

“五阿哥”式历史教学的显著特征是强调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主动学习的精神，历史的主体不再是时事造出来的英雄，而是名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触手可及的与社会现实和个人密切相关的生活往事，学生通过了解人类共同情感和面对共同问题，把历史学习作为完善自我的内在需求，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充满激情和诗意。学生的灵感，悟性和冲动在这个时候被调动起来了，培养“小燕子”类的中学生探索历史，热爱历史的心境，使得历史课堂独具特色，旋律和内涵，通过活跃的历史课堂达到非凡的教学效果。

（二）培养现代社会“小燕子”类的初中生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

我国自古就“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五阿哥”式历史教学同样强调“小燕子”类中学生的知与行的结合，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也是时代必然。这种教学模式摒弃了“死记硬背”，采取讨论、辩论、演讲、写作，角色扮演等多种形式，将所学历史知识及有关理论、观点和方法，用于对历史和社会的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正确处理史与论，古与今，材料与观点的关系，加强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能力，逐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小燕子”类初中生不失灵性的状态下，培养他们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

（三）构建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纽带

“五阿哥”历史教学模式，使学生在享受学习的过程中学习历史，得到满足及快乐的同时激发、助长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可充分挖掘教材的人性美，让学生感受生活美，培养审美情趣。“激发学生在认知层面的‘流畅力’‘开放性’‘变通力’‘独创力’‘精进力’上的增进，培养学生在情意层面的‘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与‘挑战性’。”[3]渗透着娱乐精神的历史教学活动中，教师也能享受到快乐、充实与成就感。历史所展示的是一幅感人而又多彩的生命画卷，“五阿哥”式历史教学在课堂学习中将历史的真实活力展现出来，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受到更加令人震撼的心灵冲击，教师可以走近学生心灵，在充满爱的环境下学习历史。沟通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心灵桥梁。

“五阿哥”式历史教学模式体系符合新课改培养目标，对“小燕子”类初中生的历史学习颇具针对性，有利于贯彻落实新教育理念，促进历史教学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8）

一、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道路自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路径。

道路自信是对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在100年前，我党的革命先驱们就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选择道路、走对道路、坚持道路是拯救国家、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根本路径。

在南湖的小小红船上，共产主义发展道路初现轮廓，无数饱受外来侵略和国内压迫的工农阶级纷纷秉持跟党走、开创新中国的信念加入共产党，前赴后继为党的事业奋斗，只因在经历了内忧外患的痛苦历史后，他们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头走的道路虽然崎岖、艰险，但一定是正确的、是通往幸福美好生活的、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事实也给了最好的证明，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真正实现了国家脱胎换骨，是中国走向辉煌的最正确道路。

前段时间，我们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参观了“*省脱贫攻坚大型成就展”，照片、视频、实物等丰富的物料展出，每个扶贫干部流下的汗水、每个增收群众展现的笑颜、每个脱贫县乡的新貌，都在向社会、向每一个关注中国发展的主体展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赢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这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对正确的有力证明，是我党*、到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圆满答卷。这是人民的胜利，是国家的胜利，是党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发展道路的胜利！

当前我们处在激荡的时代潮流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趋势、是发展的必须。我们应始终坚信：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开展一切工作、做成一切工作的未来方向及最终目标！

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035年，我们就一定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就一定能成为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

二、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理论自信是国家飞速发展的思想支撑。

理论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独有性、先进性、前瞻性、指引性已在我党百年历程中展现无遗。

在今天参观的*党史陈列馆里，就充分体现了在先进的理论体系支撑下，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各类成就：以“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主题，通过“开辟新天地”“描绘新画卷”“谱写新篇章”三个专题，展示了新主义革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湖湘儿女在党领导下的奋斗历程和卓越成就。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战斗纲领，探索并逐步形成了（）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参观，我也更深刻的领会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理，因为这个体系经受住了战争、建国、发展、开放等多个实践考验，成为我党、我国发展的坚强思想支撑。如今我们谈增强理论自信，也正是基于百年的成功实践对理论价值的认定和信息，源自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和科学结论。

在此前提下，还要更进一步的自觉坚持、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体系的最新成果，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三大规律”的认识，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贯通结合，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新飞跃、行动新指南、斗争新武器。增强理论自信，最重要的就是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wz头脑、指导实践，同时不断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旗帜鲜明地捍卫真理、批驳谬误，以新的理论优势巩固理论自信。

三、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制度自信是人民共克时艰的强硬底气。

去年初，我们经历了百年一遇的*疫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迅速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各zf部门参与其中，我厅作为省联防联控机制的医疗物资保障组组长单位，全面动员、多方协调，实现了我省医用防护口罩、医用防护服从零到有再到满足全面需求，以及*检验试剂盒、无创呼吸机等重要医疗器械供应全国甚至全球，我省也成为大基数确诊病例快速清零的省份之一，这些都离不开省委、省zf的指挥得当，离不开部门单位的积极配合，离不开企业单位的主动担当，离不开干部群众的无私奉献。

而串联起zf、企业、群众同心同力的，是严密的组织机构、准确的责任分工、默契的集体协作，是对党的领导的绝对服从、对国家制度的绝对信任，最终才能共同赢得疫情阻击战的胜利。

目前，联防联控机制还在运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机制下，我省自去年3月确诊清零后，没有再出现一例本土病例，相对于国际疫情形势愈演愈烈，更进一步的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通过疫情中国家制度的高效运转，我们的制度自信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提升，现在全世界都说“中国是做得最好的”，这是国际对中国制度的认可。目前我们虽面临着经济恢复增长的巨大压力，但是，通过贯彻关于“三高四新”的要求，通过落实zf工作报告的具体工作任务，提振全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发展，不日可达，这就是对国家制度自信的坚持。

四、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是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路径。

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自信。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G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259-02

博物馆历史情境的展示是一个文本再创造过程，是将概念思维转换成各种直观形式的展示，这种文化符码解读受到了物质条件、文化背景、语言符号等限制。其在有限空间内展示博物馆特殊语言，让观众直接感官的解读，使其文化价值得到体现。莉沙·罗伯茨（lisa Roberts）谈展览与诠释：“博物馆有职权来选择、解释及呈现他们认为有价值或意义的文物。文物被抽离原始时空背景及功用后，往往会赋予新的意义，并且常隐含不自觉的利益关系，有些博物馆从业人员忽略了展览其实在本质上是一项诠释（Interpretation）行为。选择和安排文物的过程，在根本上即为一种展览的构成者，对文物的诠释亦是如是。”

但是，博物馆历史情境的展示，比莉沙·罗伯茨诠释单纯的文物展览内在的逻辑要强。其必须运用文物将一个一个历史事件串联起来，突破了单纯文物展览。但长期以来社会人文科学的二元对立思维也介入到博物馆的历史情景展示理念。同时博物馆毕竟是西方产物，在国内历史情境展示理念不可避免西方文化偏见的限制。那么如何突破这种限制？本文试着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神缘部分展示为例，探讨博物馆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下，通过博物馆空间叙述，如何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展示海峡两岸文缘相承，同宗同祖认同的构建。

从上世纪80年代，随着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真实》（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出版，以文化结构论的立场，突破了许多二元对立的概念。在社会人文科学产生广泛的影响。博物馆的展示发展或多或少受到这一人类学概念的影响。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真实》提出以文化的视野来看历史，强调文化如何制约（condition）历史，突显文化如何在历史中繁衍（reproduce）自己。而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神缘部分展示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是一座反映大陆（福建）与台湾历史关系的部级专题博物馆。这样一座政治性与专业性结合的博物馆，其陈列文本叙述的背后涉及国家认同或族群认同理论。从目前可查的材料，关于国家认同或族群的认同的理论大概有原生论、结构论与建构论。原生论（primordialism）认为共同的血缘、语言和生活方式构成了族群认同基础，族群认同是与生俱来的，是建立在客观的有形文化与血缘基础上，亦被称为本质论；工具论（instrumentalism）强调族群认同随情境（context）而调整，也被称为况遇论 （circumstantialists），族群认同作为追逐集体利益的工具（故称工具论），甚至是族群菁英为了竞争有限的资源而建构的，所以也被称为建构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二楼基本陈列《闽台缘》则采用的原生论，提出闽台关系五缘关系（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法缘相循、商缘相连、文缘相承），整个陈列以此为基础，分为七个部分二十一单元进行布展。

该博物馆自2006年5月开馆以来，在海峡两岸有一定的影响。2006年5月审定组认为整座博物馆的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内容丰富，定位和政策的把握都非常准确，展示的角度也十分丰富，很好地体现了政治性、思想性、真实性、科学性、趣味性和参与性。特别是综合主题馆，通过闽台“五缘”关系，分七个部分全方位地展示了福建与台湾深厚的渊源，凸显了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7年5月中央电视台十套推出《中国记忆——文化遗产博览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全国2000多家博物馆，作为全国十座有特色博物馆专题介绍。2007年在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展评选中，闽台缘主题展被评为“最佳内容创作奖”。从观众的反馈上看，如台湾江丙坤先生参观时说，因为自己也研究过台湾历史，的确过去很多在福建的我们的祖先，渡过海峡，到台湾来发展，他们是蛮辛苦的。从刚才的那个图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先民怎么样在台湾开垦，过去祖先渡海来经营台湾的这种苦难精神，值得我们追思和纪念。台湾林丰正先生说，参观这个博物馆，让我受到很多感动。他还说，台湾文化就是闽南文化的延伸、传承，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台湾话其实就是闽南话。认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展览的内容丰富，是一座质量上乘的精品工程，参观者到这里参观能受到思想上的启迪和精神上的享受。那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如何通过历史情境塑造，通过博物馆空间叙述，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展示海峡两岸文缘相承，同宗同祖认同的构建呢？

首先，在博物馆人与人、人与物的历史情境展示中，神缘部分相对于法缘部分的展示，更能突出文化结构的特质，侧重展示两岸文化的延续性。同时在历史情景的展示中，“展览是博物馆呈现价值的容器，但是价值不全然是美的、艺术的，同时也是记忆或符合的感应。展品是展览语言的必备品，同时也是一项媒介物，从传统的价值，到现代性的展览意义、知识、经验、环境布置与社会发展，同属博物馆展览要件。”因此博物馆展览选点带有某种选择性与价值取向有重大关系。因为是对台交流博物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神缘部分展示，通过诸神同祀阐释了闽台关系的发展，是与福建人民移居台湾、开发建设台湾的活动相互融合。这个部分分为道教信仰、佛教信仰、民间信仰三大部分。其中，道教信仰展示了道教南北两大派系，全真教和以正一教。运用实物与图片对比，体现了道教同源、道教诸神同源。如通过图像具体展示台湾宜兰县再兴宫的法主公香火是由福建德化县的移民带去的，宜兰县苏澳晋安宫的法主公是福建永春人传去的，台北大稻埕的法主公庙是从福建安溪县分香的，从而使得道教历史场景展示得到一一体现。佛教信仰，则通过连横所记，台湾“佛教之来，已数百年，其宗派多传自福建”，运用一个个历史人物展现了佛教同宗，同时模拟闽台龙山寺建筑模型展现佛教的传承。民间信仰部分，求个同字，展示了闽台两地同建城隍庙、同筑土地庙、同祀妈祖娘、同拜关帝爷、同尊大道公、同崇开漳王、同祭郭圣王、同求临水娘、同信王爷神、同仰青山王、同供三山神。这些部分展示，通过诸神同祀这一概念，有机将各个历史场景串联起来。“当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宗教通常是整合社会最主要的象征符号系统，宗教往往也就能提供一个地区或者民族认同的最主要的元素”。如佛教以其内在的超越性与永恒性，来面对外间一切外缘的实践方式。如证严法师在行动依据《无量义经》中：“静寂清澄，志玄虚漠，守之不动，亿百千劫，无量法门，悉现在前，得大智慧，通达诸法。”这是这种内在的文化特质，构建了诸神同祀历史文化情境。

其次，在文缘部分诸神同祀，也通过一个个历史场景仪式的展示，体现文缘相同。人类学者特纳“透过仪式，充满冲突的人群得以重新整合。而仪式不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脉络中进行，仪式实践本身更是一社会过程：它既在社会冲突或变迁的脉络中发挥作用，也产生社会本质的改变。”因此，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展示中通过一组妈祖绕境仪式的展示，通过的闽台两地同胞绕境造景场景，体现大陆母体文化的张力。以张珣《宗教与政治：以大甲镇澜宫及其妈祖进香仪式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原本，大甲镇澜宫妈祖每年会前往历史更为悠久的北港朝天宫进香。但随着庙宇地位的提升，大甲镇澜宫不愿意在臣服于北港妈祖之下。1987年，台湾尚未时，大甲妈祖便前往妈祖故地福建湄洲进香，取得了新的灵力位阶，成为台湾妈祖信仰的代表，既然位阶已经改变，大甲妈祖不再需要岛北港“进香”，而改变成“绕境”，并将绕境路线改变至嘉义新港奉天宫，不再前往北港朝天宫。至此，大甲妈祖已经成为台湾大社会的再现。参与年度绕境也愈来愈大，形成每年春季的全台盛事。仪式的性质、内容也改变了，所塑造出的台湾社会，也已有从前面对面方式沟通范围为单位的地方社会，扩展岛不需要面对面方式沟通的跨地域社会。”这种通过“回娘家”提升灵力位阶而改变社会秩序塑造。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正是通过这种历史情境展示，这种形象的仪式场景的再现，从而体现了大陆母体文化。更从人类学仪式的角度，论述文化结构在交流中的地位。

再次，运用多种感官模式的展示，“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方式，先是有观察、图像、肌体表达、音乐、语言；之后，而发展出文字。文字出现之后，其优点是多了一个可以极为方便地传递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其缺点是令人类原先综合运用各种感官的全观能力却逐渐退化。网络出现后，其本意虽然是为了方便文字的交换与传播，但却演变成注定要为人类提供一个文字以外的阅读与沟通平台。”因此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神缘部分展示，通过龙山寺的造景通过视听效果中加强与观众的互动，通过感应机器呈现出各种传统签语。如吉人天相、岁岁平安等祝福语。通过视听效果播放，让观众全方位体现全方位的体验历史情境。

最后，文化展示是两岸交流的公约数。运用神缘这样的文化视野来阐述历史，整合两岸最主要的象征符号以及历史情境仪式的构建，一方面，原生论在展览中内在的逻辑得以体现，论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另一方面，诸神同祀为两岸提供最主要的元素。通过这样空间叙述，将历史情境的叙述与博物馆展品的文本互动转变展示出来，从而突破了二元对立的概念，促进了认同的构建。

参考文献：

[1]黄光男.博物馆展览的真实性.新世纪的博物馆运营，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2002年．

[2]丁仁杰.进步、认同、与宗教救赎取向的入世性转向：历史情境中的人间佛教及其行动类型初探.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六十二期.台北：2006年6月．

[3]刘阿荣.族群记忆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与族群和谐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23-24日于台北教育大学国际会议厅与国父纪念馆中山讲堂．

[4]陈智勇.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接受国家部委审定.泉州晚报，2006年05月18日．http：///gb/content/2006-05/18/content_2087588.htm.

[5]孙虹.副主席林丰正感慨“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中新社泉州2010年2月28日电，http：///20100301/n270476807.shtml.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0）

批判性思维是人类思维的重要部分，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学生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教材知识结构，要增加学习的批判性，避免将思维定势、盲从书本，通过现有的历史信息，深入挖掘其中的价值，从而培养自身的批判性思维意识。

1.历史学习中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必要性

所谓批判性思维就是通过推理、判断、概念等形式，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通过大脑的认知，判断观点中的真实性、准确性。具有批判性思维意识就是不盲从，善于质疑问题，突破局限，大胆地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能独立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在历史学习和学习的过程中，批判性思维意识主要体现在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及历史基本知识，发表对历史观点、规律、结论的观点，并形成新的观点。

1.1历史学科的内在需要

历史见证了过去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且无法改变，作为记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的资料，历史教材渗透了编撰者和研究学家的主体意识，虽然其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历史发展过程，但由于受到本身方法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在记述历史教材时，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认知程度会存有片面性、主观性[1]。因此，如何判断历史信息的真实性，选择有效的信息，学生的思维就显得十分重要。由于主客观矛盾，致使历史教材存有不确定性，但也为开展质疑批判提供了空间。

1.2传统历史课堂模式的困扰

在目前的历史学习中，传统的课堂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大多数历史教师片面地去理解历史，习惯性地先复习上节课的内容，再讲述本节课的内容。由于评价体系的压力，教师提炼出课本中具有事实性的东西，使学生不通过大脑思考就能回答，长久以往，学生就会产生依赖心理。传统历史课堂模式阻碍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学生被动地掌握、接受历史知识，不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高中生，如果不能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养成敢于质疑、勤于思考的习惯，历史学习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2]。

2.历史学习中批判性思维养成的途径

2.1开展立体式的历史学习

（1）撰写历史论文。撰写历史小论文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撰写历史论文的过程中，应该将课本中的现有的历史材料收集起来，以此为基础查阅更多的史料，发提炼出自己的见解，批判性地吸收历史知识。例如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对中国的影响”为题撰写论文，就需要对近代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并与中国的发展情况进行横向对比，并梳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各种战争、倾销、文化传播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得出自己的结论。（2）历史问题辩论。历史史实虽然不能更改，但是对于历史问题，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解读，从而得出不同的见解。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应该体现出更多的开放性，学生在学习历史的时候可以分组合作的方式，收集资料、提炼观点，并开展辩论。在辩论的过程中，辩论的双方都可以从对方的观点中获得启发，不断的批判和自省，完成批判性思维意识的培养过程。

2.2创造积极的历史学习文化

（1）倡导合作、和谐的课堂风气。在历史学习过程中，要使观点交流的方式具有开放性，就要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课堂讨论，在此过程中养成采纳别人不同观点的好习惯，并将自己的观点与他人相互沟通。在交流的过程中，要善于倾听别人观点的习惯，吸收别人核心观点[3]。（2）利用批判范例,进行“学术争鸣”。新教材中引入了各种学术观点,没有明确的定论,就是为了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不为特定的结论所干扰,不被思维定势所束缚,敢于提出质疑,发表自己的观点。随着信息媒体渠道的不断扩展,学生能接触了解到的历史信息也更加纷繁多样。但也需要学生善于利用各种史料及信息途径,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批判范例,鼓励学术争鸣。比如对教材中的不同观点进行讨论,结合背景材料,同学之间积极地探讨,通过自主地分析材料分析，将材料重点进行综合与评价,并结合教材中的观点、理论,从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讨论、演讲、辩论等形式，学生能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样一种学习氛围中,学生在历史学习活动中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到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自我表现能力得到增强,更能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兴趣和批判热情。

3.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历史学习过于强调学生的知识而忽视思维能力的培养，采用传统填鸭式学习，忽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因此，在高中历史学习中，学生不仅要注重培养自身的批判性精神，也要提高自身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批判性思维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更是当前历史学习课程改革的趋势走向，同时也是培养学生自身的创新意识及能力的基础。

作者:商灵艳 单位:湖南省长沙市明德中学

参考文献：

通信发展史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251-02

“知信行”模式（KAP）是一种行为干预理论，它将人类行为的改变分为获取知识、产生信念、形成行为三个连续的过程，认为人们在对现实采取积极态度的基础上，通过对知识的学习，进行独立的思考，逐步形成信念，进而通过信念支配自身的行为。其中，知是基础，信是动力，行是目标，这一模式被广泛运用于健康教育、医学康复等领域[1]。“知信行”模式与内化外化律等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之间具有相通之处。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受教育者接受思想政治观念、道德品质规范的教育，将其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理念，进而外化为思想道德行为。在此过程中，受教育者思想道德行为的变化同样也经历了由知到信、由信到行三个连续的阶段。大学生党史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当前大学生党史教育中存在着的教育内容单调乏味，教育方式单一陈旧，与社会现实、学生实际相脱节以及学生党史学习中存在的知行不一、知行冲突等问题，可以考虑引入“知信行”模式，通过这一模式在大学生党史教育中的运用，来改进和优化大学生党史教育，提高大学生党史教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本文借鉴“知信行”模式，对如何在大学生党史教育中有效运用这一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一、调整充实教育内容、改进完善教育方法，激发大学生党史学习兴趣

兴趣是知识学习的起点和内驱力，大学生党史学习也不例外。“知信行”模式运用于大学生党史教育的前提条件是使大学生对于党史知识产生兴趣，对于党史学习抱持一种积极的心态。这就需要党史教师积极发挥专业特长和创造精神，想法设法采取各种手段，调整充实党史教育内容，改进完善党史教育方法，努力激发大学生学习党史的兴趣，充分调动大学生学习党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首先，在党史教育内容上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需求充实完善相关教学内容。党史教育兼具政治理论教育属性和历史人文教育属性，现在的一些党史教育过于偏向前者，而忽略后者。大学生党史教育内容多史论，少史实；多抽象的理论阐述，少形象的历史叙事，学生通过党史教育学习了解到的只是干巴巴的结论。对于没有鲜活史料支撑的结论，学生们自然提不起兴趣，也难以使他们信服。笔者曾对所在高校学生党史学习的情况做过调查，结果发现在各类党史读物中，教科书最不受学生欢迎。各类党史读物中，学生更有兴趣阅读的依次是：革命人物传记（占37.9%）、名人名著（占34.6%）、野史记事（占17.1%）、地方史志（占7.1%）、其他（占1.9%）、教科书（占1.3%）。而在党史教学内容中，学生最感兴趣的是重大事件（占59.0%），其他依次为人物（占58.4%）、军事（占56.5%）、文化（占41.8%）、社会生活（占35.8%）、地方史（占31.3%）、经济（占24.7%）。可见，当代大学生最感兴趣的党史内容是党史人物和事件，而人物和事件正是历史教育的基本内容，也是构建真实生动历史画面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学生对于党史人物、党史事件的学习兴趣和需求，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党史教育人文价值的追求。所以，在大学生党史教育中我们要尽量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来设计教学，精心组织安排教学内容，通过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和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的讲述与分析来吸引学生、教育引导学生，使他们在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中，获得思想政治觉悟提高和历史人文素养提升的双重收获。

其次，在大学生党史教育方式方法上，要针对当代大学生思维方式、心理特点和认知习惯等进行改进创新，以调动起他们学习党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笔者的调查显示，六成左右的学生希望老师讲课方式灵活，课堂气氛活跃，能够走出传统课堂，做到教育方式多元化。因此，在党史教育教学中教师要注意了解学情，尽力做到因材施教、因势利导，针对不同教学对象、不同教学内容、不同教学场合，灵活运用多种教育方式和手段。例如，在讲述和分析党史人物和事件时，不仅要让学生知道“是什么”，更要想方设法让学生理解、明白“为什么”。通过个案分析法、多媒体情境演示法、情感体验法、小组讨论法、问题研究法等多种灵活有效的教学手段与方法，努力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围绕核心议题引导学生积极参加讨论，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在学生的有效参与和良好的教学互动中，提高学生学习党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他们分析、思考与解决党史问题的能力。网络信息化时代激发学生的党史学习兴趣，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使用网络进行党史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网络党史教育具有方便快捷、互动性强、跨越时空、信息量大的特点，它集知识性、竞争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符合当代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具有寓教于乐的独特优势。党史教师可通过与学生一起建立网上党校、开通红色网站、进行网上红色旅行，组织学生传看一些国内外有影响的党史书刊杂志、影视作品，开展党史问题的专题讨论等方式吸引广大学生积极参与党史学习，进一步增强党史教育的趣味性和实效性。

二、形成理性认同、产生情感共鸣，促使大学生党史学习从“知”到“信”的转化

“知信行”模式运用于大学生党史教育着重要解决好大学生党史学习中“无知”与“有知”、“认知”与“情感”、“认知”与“行为”这三对矛盾。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使他们能够自觉专注于党史学习，只是解决了从“无知”到“有知”的问题，仍属于“知信行”模式中“知”（明理）的阶段。要想优化大学生党史教育，切实提高党史教育实效，还必须使学生顺利进入党史教育的“信”（笃信）和“行”（践行）两个阶段，实现大学生党史教育“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其中，由“知”入“信”的关键是使大学生在党史教育过程中形成理性认同，产生情感共鸣。为此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必须做到在党史教育中传授真知。知识的真实性是使学生确信、坚信党史的首要保证。党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客观真实是史学学科内在本质的要求。党史教育过程中，教师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客观、全面地呈现给学生，只有可信的党史才能使学生产生对党的信念和信仰。教学中对于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我们要结合具体史实向广大学生进行全面深入的宣传和教育。与此同时，对于党史中的错误、挫折乃至失败我们也不应回避，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积极引导大学生科学辩证地分析和看待党的失误、曲折与教训，分清主流与支流、成就与失误的关系，使广大学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人民、对民族负责任的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是一个能够在失误和曲折中奋起、不断开辟正确发展道路的党。”[2]以此增强大学生党史教育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信性。

二是必须做到在党史教育中施行情感教育。大学生党史教育要实现逻辑力量和情感力量的有机统一，晓之以理的同时，还要动之以情，要把透彻的说理与感人的讲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促使大学生党史学习由“知”到“信”的转化。为此，一方面我们要“寓情于教”，确保党史教育的内容饱含情感，能够激励人、鼓舞人、感染人。通过生动感人的英雄模范事迹和党史人物的崇高精神，激发起大学生的心灵共振与情感共鸣，教育激励他们拼搏进取、发奋学习，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时代大学生，以此促进大学生党史学习由“知”到“信”的转化。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大学生党史教育教学过程中转变理念，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形成教学相长、平等互动的良好师生关系，努力构建一种宽松、自由、开放的教学环境，在尊重学生人格、充分激发学生自信和情感的前提下，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探索，自觉地做到“亲其师，信其言”，使大学生党史学习从“知”到“信”的转化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实现。

（三）锻炼培养大学生党史理论思维，由“信”入“行”提高其学习实践能力

“行”是“知”的归宿，是“信”的必然结果，也是包括党史教育在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笔者认为，大学生党史教育由“信”入“行”，使大学生由笃信而践行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生接受党史教育后党史理论思维，观察、分析和解决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水平得以提高；二是通过党史教育大学生学习实践的能力得到增强。因此，实现大学生在党史教育中由“信”到“行”的转变也须从这两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