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论文大全11篇

生态价值论文篇（1）

一、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

将经济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考，马克思做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经济与价值的关系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的价值论贡献是伟大的，主要在于劳动价值论。当考察当下人类遇到的环境与经济关系问题时，我们发现仅仅以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现时代的自然资源、劳动、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当时的研究条件和应用条件，重点揭示了微观领域的劳动价值关系，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作出了近似于忽略不计的处理。随着经济学的深人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的拓展，经济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范畴。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在这里承认了经济财富的全面价值来源在于人类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遗憾的是马克思赋予了劳动以价值，却没有赋予土地等自然资源以价值，而仅仅是承认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使用价值与价值是不相容的关系。

由于自然物的使用价值是无法计量和难以比较的，而经济学基本上沿着数学化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没有重视自然资源，不仅仅是因为其与人类劳动的区别，还因为其不容易量化和比较的特征。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没有价值当然也不能以数量进行比较的财富来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被忽略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前人的理论创造，也不能无视现实的要求。立足于现实，从逻辑上说，生态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补充，二者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我们仅仅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来谈自然资源的价值是不合适的，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学术前提与生态价值论是不同的。比如说，以前人们说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该结论显然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是违背常识的。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都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将价值的含义作了狭隘的理解。相反《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把价值的常识理解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value:qualityofbinguseful。:desir-able:有用性，重要性，价值”。从常识的角度来说，价值既包括可以数学计量的劳动价值，也应该包括不能数学计量的，如使用价值。在使用价值概念中，汉语构词是偏正结构，暗示了“使用价值也是价值”的理解。由于马克思明确划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就造成了学术界对自然物价值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谈到的价值不是“价值”，而是劳动价值，用劳动价值代替价值，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很多事情就说不通了。因为就概念来说，价值的宽泛含义显然不是劳动价值所能涵盖的。但是把马克思理解的价值表述为“劳动价值”，那么自然物的价值就容易理解了:自然物不是人类的劳动创造，没有劳动价值，但是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显然是具有价值的。既然自然物有价值，那么保护环境和节省利用自然资源就合情合理了。要不，说自然资源没有价值，那么就可以浪费自然资源了，这根本说不通。

由于概念使用和理解上的问题，我们误解了马克思，马克思的价值是指劳动价值，不是一般所指的“价值”。从逻辑上说，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应该包括所有的价值形态，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在劳动价值之外，就能够承认生态价值的存在了。生态价值的存在证明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来说是有价值的。从哲学角度来说，自然资源作为客体满足人类作为主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具有价值是我们保护环境的价值前提。没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肯定，循环经济的保护环境初衷是不可思议的。

自然环境不仅具有价值，而且具有人类所不能创造的价值。人类凭借自己的脑力和体力，长期致力于经济财富的创造，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创造巨额财富使得人类对自己的创富能力的认识急剧膨胀，人类获得了有史以来最积极的自信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创造一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人类的创作力不能代替自然界的创造作用。美国科技界启动“生物圈2号”工程，目的是再造一个人类的生态系统，可是最终失败了。“生物圈2号”工程的失败让我们懂得，目前自然界是人类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实事求是地说，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创造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人类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在很多的方面并没有考虑到自然界生态循环的规律要求，比如工业流程的孤立设计就与物质、能量的自然生态循环相违背。人类与自然不协调的经济行为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及其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告诉人们，人类应该在自然界面前谦虚一点，人类经济行为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自然界的规律要求，人类的创造不能取代自然界的创造。人类社会不过是整个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部分，这个系统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人类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取决于自然界的选择，这就是“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体现在真、善、美多个方面。“真”的价值体现在人类科学研究、模仿自然界智慧等方面。“美”的价值就是自然界为人类提供审美对象、影响人类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活、宗教等方面，其中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本文的主题之一。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绝不仅限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的自然资源价值，比如森林作为木材的价值。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自然界经济价值的发挥取决于生态条件的状况。直接来自于自然界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是生态资源，同一资源综合地发挥着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由于生态价值的作用，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不仅体现为自然界对当代人类的价值作用，也包括自然界对人类后代的价值作用。人类后代的命运寄托于现有的自然资源能否有效的保护，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才能保证人类后代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其他价值。生态价值是自然资源的基础价值，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以生态价值为基础的，生态价值的缺失将大大降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耕地的沙化就大大降低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人类的发展不仅是自身种的延续，还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条件。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上，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有利于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发挥。

广义而言，生态价值不仅包括自然界对人类的生态价值，还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对人类正面的价值作用。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对自然界—人类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人类对自然界具有价值关系，人类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都体现了对自然界的良好价值。

二、循环经济:创造价值

既然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那么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以及人类创造的劳动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系统所涉及的价值类型至少包括生态价值和劳动价值。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主要是三类: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当然与此相应地就产生了三大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资本价值以及劳动力价值。从终极源头来说，资本价值来源于劳动创造价值。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主要包括两类价值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运作模式，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在价值创造方面，必然具有更大的优势。那么循环经济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呢?循环经济作为人类的行为选择，它创造的价值必然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不是自然界创造的价值。自然界创造的价值集中于人类经济活动开始之前。经济活动开始之后，主要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无论这种劳动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要比传统经济更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循环经济创造价值的主要手段是科技进步和策略智慧。由于科技含量的提高，’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由人类的复杂劳动带来的。

循环经济中的人类复杂劳动是立足于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等生态目的的劳动。具体来说，包括各经济环节的技术改造、工业流程重组、产业衔接整合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循环经济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经济环节的微观部分，而是经济运行的宏观系统以及系统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为了发展循环经济，我们要改造工业流程，对工业环节进行技术改造，最终要实现经济系统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良性对接。

循环经济创造价值，“创造”一词在这里的意思决不仅仅是源头性的产生，还包括价值的储存和转移。在循环经济中，人们的劳动创造经济价值。人类节省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行为也是劳动，创造的是生态价值。人类的循环经济行为阻碍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对自然环境是有益的，这反过来又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态价值。当然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还是经济价值。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在循环经济中被节省、储存和循环，体现在不同层次的生产成品上。人类减少污染排放而产生环境价值，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相对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方式，循环经济变相地创造了生态价值。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自然资源利用率，就会延长自然资源的存续和保护环境，所以说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显著的生态价值。

具体来说，循环经济创造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原材料、能源开发环节。在该环节，循环经济由于置人了保护环境的理念，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回采率，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重视开发可再生能源，而避免了由于大规模开发不可再生资源而威胁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区别和采取不同策略，就是基于循环观念的引人和理解。实际上不可再生资源就是资源循环生成极其缓慢的资源;可再生资源就是循环生成比较快的资源，如风、太阳能等。循环生成缓慢的资源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具有维持环境稳定和完整的生态作用，其开采和使用应该降低，否则生态环境将面临较大威胁，人类将难以适应环境的巨大变化。相反，循环生成快的资源具有无限的可利用量，并且大规模利用不影响环境的美丽、完整和稳定，没有明显的生态负面作用，并且充分利用了不断循环产生的大量资源和能源，为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2)工业“三废”的回收利用环节。适度延长工业流程，整合工业布局，对工业“三废”进行再加工和深加工，既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品产出率，又减少了污染排放，对生态环境具有增益作用。比如糖厂的甘蔗渣和甜菜渣可以用来造纸，造纸排放的废水可以用作水泥制造。(3)消费品报废后回收再利用环节。随着经济发展，报废的消费品数量日益增大，其占有的可利用资源相当可观，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加强对报废消费品中可利用资源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比如报废的家用电器，其中有很多零部件具有回收利用的价值，另外像汞等有毒的物质会因为不回收而污染环境。

总之，循环经济是将经济过程的循环与生态系统的循环融合起来，协调经济循环与生态循环，减少两个循环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目标。

三、生态经济价值:循环经济的价值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诞生的背景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到循环经济经历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传统工业经济以“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大规模环境污染”为主要特征，该经济模式具有显著的生态和社会负面效应，从而引发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心。为了确保人类的经济前景，循环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循环经济从微观上说，起步于工业流程的生态设计.如清洁生产，还有垃圾等工业排放物的再利用，但是由于经济属于宏观范畴，其涉及范围远远超过工业工程，在单一的工业工程之外，循环经济发展了不同的工业工程之间的复合设计、不同企业之间的工业工程循环设计，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循环设计，最后是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复合设计和循环运作。这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反映了循环经济由循环工艺到循环经济的发展历史。

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区别的关键在于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即在经济活动的价值追求中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目的。传统经济模式的目的是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基础上生产和销售更多的商品，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由于人们对成本的理解是狭隘的，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利用了甚至是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环境，总之是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循环经济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兼顾了生态环境的规律要求，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节约利用，同时减少了排放物，有利于环境净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价值观上，循环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差别是明显的。传统工业经济只追求经济价值，没有考虑生态价值等其他价值的意义。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这种对多种价值的兼顾使得我们发掘出这样一种价值，即生态经济价值。所谓生态经济价值就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融合的价值形式，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共生、兼顾的产物。循环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原有经济模式的调整，意味着过高的经济增长会出现减缓甚至是负增长，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就是暂时牺牲部分经济价值，保护和发挥更大的生态环境价值。这是对过去片面强调经济价值的一种纠偏，纠偏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对平衡。我们知道健康的必然是相对平衡的，相对平衡的经济活动、价值结构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地发展即可持续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单一地体现了经济价值，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补充体现了生态价值，这是对传统经济的价值结构的有效调整。由此可提出如下问题:有没有一种经济模式单一地体现生态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在比较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没有意义。因为经济价值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核心价值，取消了经济价值，也就无所谓经济活动、经济发展和经济模式了。

生态价值论文篇（2）

第一，自然生态是生态文明的基础。追本溯源，在现代化进程中，过度攫取资源带来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后果，已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阻碍。为了缓解人类与自然间的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才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一范畴，目的是人类的发展应保持可持续性。第二，精神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精神文明是人类生态文明的内在价值追求，表现为人类对待自然的道德态度和价值理念，强调摒弃人类单向征服、支配自然的错误思维，采取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性思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因子。第三，社会文明是生态文明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偶合的“个人价值取向”的精神问题，其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几乎所有当代生态问题，都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根源。如果不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就不可能被正确认识，更不可能解决”。生态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时展紧密相连。生态文明提倡科学认识、尊重、顺应、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反对漠视、糟践、滥用和盲目干预自然，以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均衡负责为宗旨，为后代人保留和创造可持续的自然物质财富，进而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五位一体、相辅相成发展的新局面。

（二）生态文明建设须从主体、地域、内容、手段等方面进行多方位设计布局

在建设主体方面，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人类的广泛参与，包括各国政府、企业、家庭、非政府组织（NGO）、混合主体等。其中，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建设的推动者和环境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企业是核心建设主体，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家庭是基本单元，是最广泛的参与者；非政府组织是发挥咨询和监督作用的民间组织；混合主体是多种形式其他主体的组合，也是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在建设地域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分为全球、国家、区域、地区和社区等多个层次。其中，全球层次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创新，将为世界环保运动带来新的力量；全国层次以国土空间优化为重点，因地制宜以实现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区域层次和地区层次是主阵地，应结合各功能区的特点，着力推进绿色、循环和低碳发展；社区层次以推进环境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倡导节约资源的生活方式为重点。在建设内容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生态系统的各种类型，如森林生态、农田生态、水生态、荒漠生态和城镇生态等，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始终引领、指导各种生态系统建设，以形成可持续的生态运行模式和发展模式。在建设手段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可以采取意识手段、规划手段、制度手段、科技手段和资金手段。如开展对公众的宣传教育，让公众树立唯自然客观规律至上的生态文明建设观；强调政府规划和政策导向，全面论证、统筹谋划、整体布局，科学开发；加大资源、环境、生态、国土管理制度创新力度，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一体化管理服务体制和政府考核机制；加大生态环保投入力度，保障基本环境质量。

二、生态文明观是生态文明价值归旨的逻辑展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生态文明已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资源、生态与环境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人类传统文明的时代反思，催生了可持续发展思想，进而形成了生态文明观并演变发展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着生态文明价值归旨的逻辑展开。对生态文明观的认识建立在对生态文明的明确把握基础之上。我们要明确生态文明不仅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也不单指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明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和谐思想，二是对生态与环境危机的反思，三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总结。正是基于这些思想渊源，生态文明价值归旨的理性逻辑在现实的践行中逐渐展开，并逐步形成了系统的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观的形成是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它以美国女科学家雷切尔卡逊在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为引子，大致经历四个阶段：一是分歧消除阶段。《寂静的春天》从被攻击到被肯定的巨大转变，其标志是联合国在1972年召开全球环境大会，对生态与环境问题取得了相对统一的认识。二是反思阶段。

从1972年联合国召开全球环境大会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对工业文明进行初步反思并加深认识，探索原因，进行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实践。三是生态文明观初步形成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认识到由发展理念和模式不当引起的生态环境危机必须通过转变发展理念和模式来应对，进而产生了可持续发展思想及一系列实践；与此同时，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互相交叉渗透，相继产生了一大批新兴学科并得到迅速发展，为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打下了重要基础。四是生态文明理论形成阶段。

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学者们在总结大量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综合各个新兴学科的科学内核，将大量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了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它包括生态安全观，生态生产力观，生态文明哲学观、价值观、伦理观以及生态文明观的方法论、绿色人文精神等等。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演进和延伸以及生态文明观的形成是人类对社会发展模式重新反思的成果。在历经生态危机过程中，在审视自然、精神与社会旨趣的基础上，人类逐渐以生态文明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和思考问题。生态文明观认为，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和谐协调既是复合体发展演进的结果，又是促进复合体发展进步、生机勃勃、长盛不衰的主要动因。自古以来，渴望、追求和谐，始终都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只有达到和谐协调状态，社会系统才能升华到新的境界并焕发生机。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公众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和共享发展成果，基于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建立何种生态文明观以适合我们当前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综合中国古代传统生态观、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社会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关于生态文明价值、目标和实现方式的科学化认识与理论化概括，是人性化和生态化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它指明人与人的发展、自然与生态的发展都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终极目的。换言之，既要保证满足全体人民的可持续生存与全面发展的需要，又要保证满足非人类生命物种可持续生存与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需要。这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实践选择的两重目的与终极价值尺度，是以自然、人、社会和谐统一为导向的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基本价值取向，更是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路的理论归旨。

三、中国共产党人是生态文明观的积极践行者

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思想，既是实践推动的过程，又是理论反思的过程，体现了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多元市场主体存在的社会现实以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我们在生产领域长期沿用粗放型的以资源换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精神生态失范和社会制度生态缺位的后果。今天，树立生态文明观和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现代化的逻辑发展和实践要求，也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生态文明观的积极践行者。

（一）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观的实践发展历程

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文明建设认识的不断发展，中国历代领导集体都对生态文明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实践。

⒈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先后提出并实施了治理生态环境的一系列重要措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观开始形成。如针对江河水患灾害频繁，发出了大力兴修水利的号召，对淮河、黄河、海河、长江分别作出了治理的号召和批示；对南涝北旱的自然灾害问题，发出了南水北调的倡议。针对时期对生态环境和森林资源的掠夺性利用，第一代领导集体号召在全国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运动。

⒉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化与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其中包括：第一，把环境保护工作确定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和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第二，提出环境保护是长期工程，要制度化、法制化。《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水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先后制定、颁布和实施，并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要一代一代永远坚持下去。这些都为我国生态治理法治化和可持续奠定了基础。

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反思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一系列重要思想，逐渐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观、人口资源环境观、生态与经济协调观和生态科技进步观，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思想的新发展、新亮点，体现了我党对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必须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⒋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生态文明”，“两型社会”。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对环境保护的体悟更加通彻，提出并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理念：第一，生态文明战略观。“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标志着生态文明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框架。第二，人与自然和谐观。提出“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第三，建设“两型社会”观。提出“必须把推进现代化与建设生态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第四，生态科技创新观。提出“创新成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自然灾害、人口健康等全球性问题的重要途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第五，保护环境机制观。提出推进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必须花大力气消除制度，推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法治化。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充分体现出我党在新时期对生态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已把生态文明建设看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一个基本因子。

生态价值论文篇（3）

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门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保障，是事关国家命运的战略工程，其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其复杂性和长期性主要体现在要紧跟时代步伐进行科学系统的建设，方法和内容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和挖掘的基础之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地研究新方法，解决新问题。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性借鉴。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一系列先进思想的成果，提出了“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这渗透着马克思的“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观点，传达了人与自然本质上相融统一的观念。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用生态论方法，生态的价值维度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意义进行的哲学上的追问，当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也是一种发展和丰富，更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作用的抽象和升华。在过去的长时间里，我们只片面注重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只是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道德观念应该反映的现实关系之一，他们指出“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关于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肉体组织的观念”。②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提出不仅是对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它转变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模式，传播了正确的生态理论，拓展了研究空间，开阔了研究视野，是思想政治教育史上一次重要的创新和变革，标志着人类本质的回归和主体境界的提高。

（二）应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需要

环境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困扰着人们生存生活的全球性问题。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虽然只有短短400余年，但其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却是前所未有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然而以征服自然为手段带来的经济的日益繁荣和物质的高度丰富却付出了牺牲自然的惨重代价。生态危机在全球肆意蔓延，不断压缩人类仅有的生存空间，生产资料。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土地沙化，能源匮乏……一系列问题如幽灵般如影随形，跟随人们步入新世纪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推进，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飞速发展中的中国也深陷生态恶化的魔咒，水污染，酸雨，森林资源锐减，水土流失等在我国已不再是局部性，区域性的问题，而成了整体性，全国性问题。近段时间，持续困扰我们的雾霾天气更是为生态平衡敲响了警钟，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着力解决生态环境的诸多问题。新时期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价值观的多样化，必须从思想深处着手，改变固有的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代表的错误价值倾向，从而指导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尊重自然规律，学会和自然和谐相处。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运用相应的法律法规和道德约束力量之外，还须借助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来加以引导和规范，重视其生态教育价值的创造，这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课题。

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内涵

要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内涵就要从生态和价值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思考李翔宇（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安徽合肥230601）摘要：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和作用的一步步凸显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它的提出主要源于学科理论体系完善的需要和缓解严重生态危机的需要。当前要想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就必须从道德，法律，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着眼，多层次，多方式地培养人们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和合理的消费观。通过正确思想的树立引领全民的生态文明建设。两个维度进行剖析。生态就是人类及其活动与周边环境产生的作用和关系，当然这种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价值源于人们对于事物与人类及其活动的关系的主观判断。从字面意义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就是从生态角度，用生态学的方法去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人和社会的作用与意义。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生态的价值。将人视作为主体，生态视作为客体，也就是生态对于满足人们需要的意义，比如生态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等；二是生态性质的价值或在生态方面的价值，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生态意义，比如，保障生态平衡，维护生态多样性等。国内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定义的论述各有侧重。最具代表性的定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就是建立在生态基础之上，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来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调节人与生态的关系，这种调节作用，不仅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于生态的意义关系，而且体现为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人的有意义关系”。因此全面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概念，就要明白它不仅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生态价值”，还包括“生态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的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概念的外延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产生存在发展起着不同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不仅有自然环境形成的生态系统，而且还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介体，环体构成的社会环境生态系统。所以应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置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结构关系中来把握和考察，同时运用整体性，多样性，开放性和有限与无限统一性等思维方式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价。本文侧重讨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然生态价值问题。

三、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是人类认识和创造其价值的目的和最终归宿，它是指生态文明教育相关活动传递出的价值观念被教育对象认可接受，内化为他们各自稳定的心理结构，外化为一种持之以恒的行为习惯的过程和现象。如何提高人们的生态认知，培养人们的生态情感，引导人们的生态行动，帮助人们形成科学的生态文明观,思想政治教育要从情感，道德，法律多方面进行有效的尝试。

（一）构建系统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加强以正确的自然观和科学的生态文明观为主要内容的国民生态教育

自然观就是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同样的，生态文明观（生态思想）也是世界观的一部分，属于哲学范畴，它是建立在对包括自然界在内的生态系统结构的认识基础上的对人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考察和整体把握。后者比前者的内涵和外延要大一些。目前生态文明观的主张主要有三大流派：一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和人类自身利益的实现，人类可以任意改造自然为我所用而不考虑自然的合理承载；二是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反对人对环境的任何干预，主张人类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被动地适应环境；三是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潮在环境问题上的主张，将我们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关注自然，关爱自然，不再满足于自身利益的实现，重建一种生态世界观。思想政治教育要通过环境法规和生态伦理教育帮助人们重新建构一种建立在反对和批判自然崇拜和自然神秘化的正确自然观基础上的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具体说来就是马克思的生态观，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在自然面前不可能无所作为，要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保护自然；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人对自己的关系，因为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人与自身的和谐；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把异化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彻底扭转过来。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实现自我价值与自然价值的统一，免于因为无视或否认自然规律而遭到的自然的惩罚。开展国民生态教育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整合现有的教育资源，在实践中不断挖掘新的教育资源，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完善和创新，在教育活动中，要力图扭转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的价值倾向，对于学校，家庭，社会等不同的社会群体开展多种形式多层次的内容丰富的生态环境知识的普及，将生态文明和生态伦理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努力培养具有环保意识和知识的“生态人”，并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生态文化”，塑造国民的正确的生态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坚持道德与法制并举，培育可持续发展观和健康合理的消费观

可持续发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观也是新时期新形势下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它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是面对新的生态危机挑战下的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思维方式。它使人们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能从人类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急功近利，掠夺无度。可持续发展观强调三个原则：第一、公平性原则，包括本代人的公平，代际公平，公平分配有限的资源；第二、持续性原则，用历史的，发展的，连续的眼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推动价值观由单向功利型向多向互惠型转变；第三、共同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对于自然界的保护如今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话题，要求我们应该有全球视野，采取全球性共同的联合行动，通过不同的政策措施来实现共同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消费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为了生活，首先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物质消费是人类最基本的消费活动，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创造生产需要，成为生产的前提，而过度消费会导致打破生态平衡的过度生产，会造成资源浪费，能源枯竭，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人们形成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的思想观念，其中就包括合理适度的消费观，绿色消费观，注重精神追求的消费观，从而指导人们有效地节约资源，减少浪费，降低能耗，健康生活，自觉维护生态平衡。观念的树立要靠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才能够奏效，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道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其任务是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内化道德规范，形成道德观念，进行道德判断，培养道德情感，养成道德行为，提高道德素质。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利用道德的约束力，唤起人们心中的危机意识，责任意识，通过构建良心与良知的道德软生态保护网来规范改变人们的行为，促进人们保护环境实际行动的由口头语言变成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强化生态保护的道德责任感，积极宣传，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同时，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还要通过环境专门法律法规的制定，法制教育课程的开设，法律咨询，法制宣传讲座等法制教育活动来提高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意识，形成人人懂法，守法，护法的良好社会氛围，坚决从严从重打击各种破坏环境和威胁生态平衡的违法犯罪行为。

生态价值论文篇（4）

周秦时期又称为先秦时期，在学者们的描述中，它大致可包括有文字考证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为中国伦理文化奠定了基本的学术品格和价值态度。尽管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已难以寻觅，但是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传世文献中依然映衬出当时人们对待生态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能够反映这一时期人们道德生活的文献资料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文献所做的各类注解，特别是已经出土并考释了的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各类帛书、竹书所记述的周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宝贵遗产为我们考证当时的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料。

一、周秦时期的生态治理思想和政令法律

周秦时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及当时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使当时统治者在生态治理上形成了特有的治理文化和方式。

（一）“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

周秦时期就有大禹治水的典故，典籍记载中反映了大禹治水充分发挥了水流就下的性质，充分利用了地势的便利，形成了“因”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性智慧。“因”的普遍性表现在：其一，它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因物、因民、因礼、因地等；其二，它是一种思维方式，跨越各个学派，是各家共同的主张。基于“因”的普遍思维方式，周秦时期在生态伦理文化方面提出了以下观点。

“因天”“因天地之道”。“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管子》）。“天地之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礼记》中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老子也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要求人遵循自然规律。

“因时”。“因时”就是顺应时令的变化，是切人自然、与自然相适应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因天道”的形式。“春采生，秋采菔，夏处阴，冬处阳”（《管子》），这些都是“因时”的观念。基于对天道运行和对动植物作用的认识，周秦时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有“斧斤以时人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内容，《荀子・王制》也有“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取之有度”的思想。

（二）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

周秦时期“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和“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促进了当时统治者的生态保护制度的建立。无论是当时的周朝还是其后的春秋战国，各国君主在具体的国家治理过程中，都有明确的政令法规强调要按照“天地之道”实施相应的制度性措施。在周代专门设有保护鸟兽、山林、湖泽及产物的官员，如“野虞”“山虞”“泽虞”“水虞”“林衡”“川衡”等。《礼记・月令》中明确指出“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对每个月进行的保护树木和动物的活动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并说明了违反禁令可能招致的后果。与此相近或相同的内容还出现在《吕氏春秋》《管子》《逸周书》中。根据目前我国的考古发现，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其中的《田律》里面列有非常详细的保护林木的条文，这部分内容是在继承《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自然状况和政治环境进一步完善的法律条文。

二、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周秦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和社会政治、文化精英们生态治理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形成了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一）“生生”的价值取向

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思想渊源于《周易》和《道德经》，作为中国儒家和道家两部最早的经典，生态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分别被表述为“生生”和“自然”，《易传》提出“天地之大德日生”，这句话中的“天地”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含义，而德是“天地”的性质，它反映了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本真状态。《易传》又说“生生之谓易”，这里的“生生”则呈现出我们现在所讲的“生态”，它是宇宙过程的真实意义和深层本质，也是儒家所说的“天地之道”“天地之心”。这种“生生”的价值取向在道家那里则表述为“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变都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被人任意支配。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共同体

道德共同体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表述希腊城邦道德生活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他那里道德共同体是讲人与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而在周秦时期经典作家的表述中，这种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就已包括天地万物在内，在《尚书》《周礼》《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等经典文献中，都提倡对动植物乃至山川大河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德及禽兽”“泽及草木”“禽兽草木广裕”“恩及于土”“恩及于金石”“恩至于水”“化及鸟兽”“顺物性命”等。从儒家“仁”的概念的演进来看，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了亲亲、仁民、爱物的思想。郑玄在解释仁时说，“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这些思想使天地万物在统一的德性范围内给予了诠释。

（三）“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

周秦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连续的文化气质，并演变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品格和价值态度，其中最重要的和显著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这种境界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核心思想和最高命题。《中庸》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就是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实现人的本性和天地万物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帮助天地生生不息、化育万物的过程。因此，“与天地参”不仅是道德实践的过程，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最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

（四）“应时而生”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是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运用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可以表示时间的划分，如年、季节、月份、天、每天的十二时辰等，也可以表示某个时刻的情景、场合、机会、机遇等，其生态伦理意义在于它对天地万物自然规律的划分是以万物自身运行的节律为基础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阶段人应采取的活动做出了符合生态原则的规定，从而成为生态伦理文化中的道德准则。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时”的规范要求是和天地人这个道德共同体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德性要求以及“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时”成为有德性的人应该做什么的价值指向，如在《易传》中，节卦彖辞说，“天地节而四时成”。“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说，大人的德性合于天地，光明同乎日月，行为一致于四时的顺序，后于天时行动，仍能够符合于它。《中庸》中记载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遵循世界，因地制宜，按照自然之“道”进行活动。也正因为此，“时”所产生的规范准则才会在《礼记・月令》中系统地呈现，并根据天地万物的规律，对每一个月份都做出了关于保护树木、保护禽兽的规定，形成了一种以“时”为规范的道德行为体系。

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呈现出开创性、制度性和自觉性的基本特点，使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一开始就有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深远思考的价值取向和生态保护思想，它为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政令法律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点引起现代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的高度关注。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泽和罗尔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些都不仅反映了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思想成熟早，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先河。周秦之后的社会贤达们都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自然之道的顺应、对天道和人道的一致作为伦理道德的自觉要求。

三、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影响及当代价值

周秦时期的伦理文化既是我国古代伦理文化形成的开端，又是我国伦理思想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基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发端于夏商周，系统阐发在春秋战国，此后无论是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论，还是宋明清时的宋明理学中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都是在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自然取向、价值取向、道德取向下丰富和发展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特点。周秦时期先哲们所思考、创造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生活痕迹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生活态度、人际关系、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当人类进入21世纪，当代工业社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生存困境，使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工业文明所面l临的困境使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现代价值日益彰显，它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后世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学术传承

现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生态文明的思想，其实这是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在西方关于生态问题的学术传统中由于主客二分，他们往往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两个截然分立的实体，因而是用环境伦理来整合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体系。而今天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在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所提出的一种国家治理理念，这种治理理念需要一种学术传统的支撑，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是这种学术传统的奠基者。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的“天人一体”道德境界和“万物一体”的生态理念以及“应时而生”的道德原则，为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创建了一种生态伦理的学术体系，它把“天、地、人”作为整个学术体系中的相互联系共存的支撑点，使“天地万物为一体”，自然不是人的一个现成的、完成了的外在的他者，而是相互联系、发展和共存着的我者，“天地”“生生不息”，人性“日生日成”。《周易》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大有深意，它说明自然和人都是在形成中生成的，二者相联系的本质是人因其有意识和能动性，而在对自然的深入理解和主动顺应中帮助自然发展，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这种帮助自然与发展自身的统一，《中庸》说为“与天地参”，张载说“为天地立命”，王夫之说为“延天佑人”，都是有着深刻意味的。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思想和生存智慧，促使中华文明在此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至今仍闪烁着启示生态文明发展的思想光芒。

（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生存智慧

生态伦理文化是一种解决生态危机的生存智慧，它来自于人类的宇宙经验。人类全球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误区是对世界的认识，当人类把世界看作人之外之物，把天地万物看作一种上帝的恩赐和人类特有的享受之物，那么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处于一种对立之中。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之处就在于它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用“天人合一”的命题给予统一，把人生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与地球万物的生存意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世界视作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万物的过程，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都是在这一运化过程中产生形成的。“究天人之际”在周秦伦理文化中是中国哲学所贯之始终的主题，并且始终围绕人生境界、人生意义进行探讨。周秦时期的圣贤们保持敬畏自然的心态，始终遵循自然规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除了老子提倡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外，荀子也提出“天行有常”，自然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制天命而用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之。因此，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万物的发展演变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所提出的生存之道和解决生存危机的伦理智慧。史怀哲认为，“中国伦理思想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功绩……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近代西方学者所要努力达到的“符合理性的理论世界观”，“孔子及其后来者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实现了”。

（三）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普适文化价值取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西方探究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共同的主题，然而各自在学术观点上却形成了明显的分野。西方学术传统中主客二分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中国学术传统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统一的，难究孰高孰低。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生态伦理问题则要求中西方之间学术互补，寻求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从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引生发展出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这种对话和整合提供了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这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生态理想。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从人的地位和价值来“究天人之际”，使得天地人之间形成了统一的生态价值取向。人的价值是周秦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它体现在继天地之德、赞天地之化育，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离开了与天地共仁的价值取向也就实现了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价值。周秦生态伦理思想还体现在对人与自然物之间不同价值的认识上，一方面肯定人比自然物如草木、禽兽有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认为这种更高的价值在于人的德性价值。儒家将人视作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肯定人具有“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易传・彖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传・系辞上》）的能力与价值，实质上是肯定人对自然运化的引导和调整作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文化一样，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肯定人与天地各有自身的作用、职分，人与天地同属于一个系统整体，强调人与天地的协同运化，将人的作用定位于辅助天地、成就万物方面，不仅注意建立、维护社会秩序，而且注重维持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保护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繁荣。

（四）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处理生态关系的合理维度

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孔子首先提出仁者“爱人”，确立了仁的基本内涵。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这种核心思想到了汉代郑玄那里又把仁爱的对象扩展到外物，“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宋明时期，理学家把仁从四德之一上升为“全德之名”，把《易传》的“生生之德”“生意”作为“天地生物之心”，又作为人心之仁的内涵，使人心之德性与外部世界生生的本体统一起来，深化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仁的对象由人扩展到外部世界，“恩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国主山川”等方面，由人与自然具体化为人与动物、植物、土壤、山川等命题。在周秦伦理文化中儒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最丰富。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对自然万物的喜爱和观察可以给人提供思想道德的启示，因此，自然有道德教育的作用。除此之外，孟子基于他的性善论和四端说，认为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人在看到动物遭受痛苦的时候，不仅会生出不忍的同情心-而且还应该自觉履行人对动物所负有的道德义务.在狩猎的时候，“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能赶尽杀绝。这些命题提供了处理人与生态关系的维度。与西方当代生态哲学相比，是非常独特的，表明了中国生态伦理文化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五）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超越与整合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思路

西方环境伦理学起步较早，但他们在初期都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所提倡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下来探讨生态环境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但是，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人与自然矛盾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环境伦理学家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怀疑，提出了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能否给环境保护实践提供充足的道德保障和理论支撑的质疑，展开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并形成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

由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思想观点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们在哲学认识上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即他们都没有“把自然看作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它应有的尊重”。而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提供了一条超越与整合的新的认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下的生态中心主义，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周易・说卦传》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视野中，天、地、人三道是同一个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个道德共同体内，人除了对他人，对宇宙自然万物都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

生态价值论文篇（5）

摘 要：蒙古族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传承、发扬、挖掘蒙古族文化的生态教育价值，有利于人们树立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普及生态文明知识，提高民族素质，并有利于引导人们最终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活动中.

关键词 ：蒙古族文化；生态教育价值；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253-03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荣达教育资助基金”民族教育研究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2013年度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DBZ13047）

1 蒙古族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

所谓的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1]是工业社会之后，人类重新进行的文化选择.它摒弃“反自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主张“尊重自然”，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有学者认为，生态文化应该具备三点：第一，在认识上，将人（包括社会）看作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第二，在信仰上，认为自然是有生命的，应该以谦卑的态度对待自然；第三，在行为上，“取之有道”，不损害自然，又能够满足自身的需要.[2]蒙古族文化是蒙古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从事畜牧业、狩猎业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极具特色的“逐水草而游牧”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游牧文化.用以上三点来衡量，蒙古族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

首先，在认识上，蒙古族文化将人（包括社会）看作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蒙古人信奉的萨满教的核心思想是“天父地母”，认为长生天（蒙语“腾格里”指天）是“慈悲从爱的父亲”，给予世间万物及人以生命，一切可以感知的事物都是天神所造，一切不能感知的东西都是上天的安排；大地则是“喜乐好施的母亲”，繁衍了所有存在、生存的物体，抚育了人的身体，为哺育万物的慈母.可见，蒙古人把天下万物（包括自我）都视为天地的孩子，是大自然的有机构成.这样蒙古人就把自己融入大自然中，参赞天地的化育，和世间万物相互依赖、相互通融、相互促进，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的大生物圈.蒙古人对天、地、人及自然环境的认识与情感，包含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整体理念，“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其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这在蒙古民歌里也有反映，如“茫茫绿草地是我生长的摇篮”.

其次，在信仰上，蒙古族文化敬畏自然、崇尚自然.蒙古人信奉的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永恒的苍天是万能的、至高无尚的、无时不在、无事不为的“大神”，是最高尚的善神，它赐予人类一切幸福.地是养育一切生物的神灵，为“二神”.所以，蒙古人“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这在蒙古可汗的诏书里也有体现，诏书中常常以“长生天底气力”这句话为起始，表示可汗受命于天.同时蒙古人也有对大山、丘陵、敖包、水、火、树、飞禽走兽的崇拜与祭祀.这样天地间的自然物，即使是一草一木，都被蒙古人赋予灵性，超越了原有的纯粹自然属性，或是被神格化，或是被人格化.萨满教赋予了天地万物产生、存在的理由与合理性.萨满教之后，蒙古族信奉了藏传佛教.佛教宣扬因果法则、整体观念、和谐原则，以及普度众生的慈悲心怀，认为人类只有崇尚、善待自然，自然才能善待人类，又进一步完善了蒙古人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哲学.可以说，崇尚自然、敬畏自然一直是蒙古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第三，在行为上，蒙古族文化讲究顺应自然，爱护自然，取之有道.蒙古人重要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是和万物平等和谐相处.在对草、水资源、牲畜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和利用中都有充分地体现.比如，为了恢复草原的生态功能，牧民们进行轮牧、休牧、转场等畜牧方式，将可利用的草原划分为四季营盘，这就减轻了草原和草场的人为压力，确保了牧草的生生不息和永不枯竭，成功地解决了草畜平衡、草场保护、牲畜管理等重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牧民们并没有制造一个人工过程或半人工过程，干涉草场固有的生态过程，而是通过创造没有人干扰的外部条件，令其按照固有的自然生态过程进行恢复[3].这就构筑了天、地、人的复合生态系统，体现了“尽天道而与天德合”的顺应自然的协调发展观念.同时，蒙古族文化对自然的索取是取之有道的，草原游牧业是以资源的节约、保护、循环利用为其主要特征的低熵绿色产业[4]，具有明显的简约循环化特征.如，在建造蒙古包时，除木料外，毡、皮绳、毛绳等都为畜产品.这就节约了能量，限制了废品与污染物的排放，从而使草原生态环境得以保护.

蒙古人像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热爱、保护草原.这在蒙古民歌里也有反映，如“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的身躯一样爱惜”.这在生态保护的条款中更能体现.如，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中，不得损坏土壤，严禁破坏草场；禁止在夏秋两季白昼下水洗浴及在江河洗手等等；放牧时，蒙古人跟随畜群播撒优良牧草种子，对草原进行补播改良.严禁没有限制的不必要的杀生，不准猎杀或杀害怀胎动物、哺乳动物和动物幼仔.宰杀时，蒙古人有念咒的祈祷仪式，同时还有一些伦理道德的禁忌规定，如“其杀所食之动物，必须缚其四肢，破胸，入手紧握其心脏；如牲畜穆斯林杀生者，则因如法杀其人”[5].对于牲畜的爱护，也有生动的描述：“在朔风凛凛的旷野里，对刚刚生下的羔羊或犊牛给予温情，正像护理一个家族成员一样而笑容满面地辛勤劳动.……有时在帐幕中与犊牛同居，曾目睹过怀抱仔畜，用牛角哺乳器的老妇的慈祥姿态，象爱护作物的农民有时对某个单一的植株表示贪恋一样，家畜更需要照管和流露的情爱.”[6]从中可见蒙古人高尚的泛伦理主义情怀和生态保护的质朴.

蒙古族文化的生态性是牧民在人、家畜、自然三要素构成的生业方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一种生态化的价值观和认知体系.其核心价值观是“以自然为主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崇尚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础.这与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观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近年来，这一曾被现代文明斥之为落后、愚昧、原始的文化，倍受学者们的关注，并得到高度的评价，有研究者将其概括为“游牧文化的生态特征”[7].可见，进入21世纪，我们应该很好地理解蒙古族文化的合理性和重要性，将其价值凸显，使之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宝贵的文化资本和智力资源.

2 蒙古族文化的生态教育价值

在这里，笔者谈蒙古族文化的生态教育价值，是指通过传承、发扬、挖掘蒙古族文化，使人们明确人在生物圈中、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将其生态意识用来调节人与生态的关系，并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在当下急需恢复与重建草原生态系统的今天，蒙古族文化作为生态文化，其中所蕴含的生态理念，对维护生态平衡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1 利于人们树立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

20世纪中叶以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人们一直信奉“天人对立”的价值观念.随着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我国的环境问题更为紧迫和突出.据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的一份报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里，有16个中国城市.[8]我国草地退化、沙化、碱化的面积约占草地总面积的1/3，而且还在逐年增加，有的地方还出现了石漠化现象.大气、土壤和水污染严重，臭氧层被耗竭与破坏，垃圾泛滥成灾，水资源缺伐.生物的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约有7000种植物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野生动物的处境更不容乐观.然而调查发现，仍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人应该征服自然来谋求幸福，仅有8.3%的人较多地参与环境保护活动.[9]可见，人们急需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

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蒙古族文化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给我们提供了可供参照的答案.它告诉我们：人类属于大地，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大地不属于人类.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生活在地球生物圈，受到自然的制约.所以，人类必须注重与自然融为一体，与自然和谐共处.蒙古族文化让我们认识到了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以及生命间及生命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它把人类行为的参考框架从人类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转移到天下万物的利益和价值上，这就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实现了由单向功利型向多元互惠型的转变.我们在学校里和社会上加强蒙古族文化的教育和宣传，能够使人们正确认知人在生物圈中、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纠正人们思维深处“天人对立”的错误认知；能够使人们深刻理解生态的基本规律，唤起人们对人与自然的整体关注；能够实现人们人生观、自然观以及生存发展观的生态化转变，形成科学的生态自然观、生态世界观、生态伦理观、生态价值观，最终树立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

2.2 利于生态文明知识的普及，提高民族素质

造成生态环境严峻形势的原因有很多，如，无序与过度地开发自然，不当或失误地运用科技，对生命和资源不懂得珍爱与节约，等等.但这些最终都归结于人的素质不高.因此，有人提出“如果全部人类体制准备与自然建立较高层次的友好关系和以稳定的内部平衡为基础的组织结构并进行幸福的交流，那么人类就必须经历一个深刻的文化进化，从根本上改善人的素质和能力”[10].这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应当有计划地普及生态文明知识，提高民族素质.

蒙古族文化讲究利用自然要取之有道，无论是在畜牧业生产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把人、草、畜有机统一起来.从整体生态系统出发，崇尚自然、合理利用自然，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不仅满足了蒙古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又不损自然，走的是循环经济之路，做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生态，爱护生态与节约资源对人的长远发展有何意义，什么是污染与生态失衡，它给人类带来哪些深重的危害.它告诉我们如何去爱鸟，爱草、树木，如何保护植被，保护爱护珍惜动物，节约用水，如何从小养成良好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习惯.通过对蒙古族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向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普及生态文明知识，使之从小养成爱护自然、爱护生命、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情感；能够使青人们摒弃对自然的霸权主义态度，从而构建一种保护其它物种，维护生态平衡的自觉的生态环境意识、生态责任意识及生态道德意识；能够克服人们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的近视和短视，使善待自然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态自觉、道德自觉，并内化为人们稳定的心理结构.从而最终提升人类的精神文明层次，提高民族的生态文明素质.这合乎人的全面发展.

2.3 利于引导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活动

长期以来，人们环境保护意识浅薄，将游牧文化与落后愚昧画上等号，憎恨草、仇视草、视草为敌.这种视草为敌的文化意识转化为行动后，成为破坏草原的一种巨大的制度力量.如，“畜牧业落后论”者姚锡光，在光绪三十一年，曾断言:“游牧生活断无持久幸存之理，……恐不出五十年，游牧之风将绝境于地球上”.因此，他积极倡导“移民守边”.民国时期，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当局仍继续清朝“蒙地汉化”的开垦政策，继续大量开垦草原.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的影响，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草地又被大规模开垦.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生活方式，破坏了草原生态的自我恢复能力，竭泽而渔的资源利用，超出资源的自我循环路径.最终造成了今天“农业吃牧业，风沙吃农业”的两业俱伤局面，带来的是大自然的灾难性的破坏.

蒙古族文化认为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这是符合草原生态自然规律的.其合理地调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给我们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掌握蒙古族文化中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利于将其外化为一种现实的行为，运用到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能够有效地约束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控制人类对生态的盲目行为，避免出现人为的生态破坏活动；蒙古族文化表明，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并不适合大规模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活动，这给我们蒙古高原上的农业生产活动以警示.对其进行宣传，利于人们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提出的退耕还草、还林，以及实行的严格封育；蒙古族文化的讲究节约，有利于引导人们适度地消费、节俭地生活，杜绝一切铺张浪费的消费行为；蒙古族文化的讲究循环利用、无废利用，能够促使人们的生产活动向节约生态资源、优质高效转变，使人们的活动更合理、更有效、更生态文明.

在现代化浪潮中，蒙古族文化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继承、发扬、挖掘蒙古族文化的生态教育价值，对于人们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生态文明知识的普及，民族素质的提高，以及引导生态文明的社会活动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有利于缓解我国环境、资源和能源等方面的压力，是草原牧区的发展策略之一，也是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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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论文篇（6）

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这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深入和进一步细化，又凸显出制度建设将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诺思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约束。制度通过建立一个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确定和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5]3-7这表明，合理的制度的确能够推动和引导社会的有序发展，但制度同时还体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思想，是其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首先必然是体现人类社会发展价值和趋向的社会意识形态，再则就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具体的制度建设。我国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同样包含着这样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实现生态文明的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因为生态文明本身就体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态合理性论证。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斯特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对待环境的种种弊端，在当今我们通常称之为‘环境危机’的领域里是显而易见的”[6]4。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资本逻辑追求利润和追求资本无限增长的真实本性就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层，切断了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7]9。此外，资本主义生产还导致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背离，生产扩大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消费异化成为一种欲望消费和奢侈消费，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浪费”模式必陷入生态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最后，福斯特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与生态是一对矛盾，他说：“生态与资本主义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6]1所以，消除生态环境危机必须变革造成这一矛盾的制度性根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而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实现了社会生产的有计划和按比例良性发展，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合理地调节着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928同时，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的复归，也实现了对各类自然资源、能源的有节制开采和使用，符合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利益要求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9]301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就成为人的需要，摒弃了资本主义条件下造成的劳动异化、人的异化和消费异化，不仅利于人的全面发展，而且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所以，社会主义与生态紧密相连，它不但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平等，而且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平等和民主控制，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立，使自然界得以真正复活，实现了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另一层面，就是推进生态文明的基本制度体系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生态文明建设融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与我国当前各种具体社会实际情况密不可分，跟制度的建立健全更是息息相关。而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虽然取得一定成就，但在体制、机制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环境产权制度不明晰和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完善，环境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和全社会参与机制尚未建立，环境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和监管机制不完善，政绩考核体系中生态环保指标权重低等，这些不足都容易带来环境产权界定不清、利益主体不明、生态补偿机制不能落实和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缺乏等问题，这必然会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扎实有效推进和生态文明新时代目标的实现。制度作为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有效手段，制度的缺失必然会使生态文明建设失去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具体制度建设既包括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的非正式制度建设，又包括各项制度具体立法的正式制度建设，还包括各项制度有效实施的体制机制建设。于是，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这样，十就从奖惩机制、生态补偿制度、耕地保护、水资源保护、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税费改革、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到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方面，完善或出台了生态文明建设刚性的制度、评价机制和硬约束，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公平正义的生态文明社会建设

公平正义作为一个社会性评价概念，是指人们道义上和愿望上追求利益关系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标准，也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诉求。如果说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那么，实现和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目标，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恰如真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10]3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的社会公平正义，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和相对的目标要求。首先，公平正义作为发展着的历史范畴具有历史性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它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它的裁量也没有恒定不变的标尺。或许在当前我们认为的一些“不公正”现象，在历史上可能就以一个“公正”的面貌存在过；而当今我们认为很“公平”的事情，随着历史的发展也有可能逐渐演变为一种“不公平”。马克思说：“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11]212其次，公平正义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具体的，在经济、政治、社会的不同领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如目前社会舆论关注得较多和议论较集中的可能还是经济领域出现的公平与否问题，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来体现平等，把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理解为理所当然，而实际上是否具有同等条件和规则才是经济领域产生差异或差距等公平问题的关键。虽然社会领域包括经济领域，但不等同于经济领域，一个健全的社会首先要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基本需求和条件，这才是作为评价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尺度。所以，公平正义置于各具体领域，针对具体人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笼统地加以套用。第三，公平正义还是相对的。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绝对公平只可能存在于观念或幻想中，如我们尽管在社会思想观念层面或政策法规层面强调权利要公平、规则要公平、机会要公平和分配要公平等等，但实际上由于客观现实的差异、人们所处经济社会条件的不同和个人禀赋及家庭状况的不同，在实际中也只能求得大致的或相对的公平，那种纯粹的、理想化的公平或绝对平等也是做不到的；同时，要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或是善意所能决定的，而是要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制约。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程度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后者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生态的平等价值内涵则要求平等地对待世界，那么，进行公平正义的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就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说“：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12]14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在社会利益的冲突中能否获得满足，关键就取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因此公平正义就成为人的本质要求，又构成人全面、自由地发展的重要内容。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由此，生态文明价值诉求的多样化，要求按照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做好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代际之间的公正正义；生态文明预示着人类的政治发展需要一种新的替代性选择，必须建立在公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上，要遵循理性反思，鼓励公民广泛参与，在尊重不同利益和观点的基础上促进合法决策，制定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和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合法政策；要尊重差异，能够通过对话形成共识，化解各种冲突，促成生态文明转型的有效共识；要通过明确责任，使每个行为者个体以及社会共同承担建设生态文明的责任，形成促进公共利益政策建议的共识；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交往与互动中培养公民精神，创造一个熟练驾驭生态文明建设的公民群体。

人民福祉的生态文明目标建设

生态价值论文篇（7）

二、生态文明建设遵循可持续发展路径

作为更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很长，它伴随着我们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辉煌历程，从来没有停歇过。关心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的人认为，自然资源的基础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其中通常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规划有助于维持生态过程的发展活动，例如土壤肥力、废物消化及水和营养物的再循环。我们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自然规律，倡导绿色消费，鼓励资源节约利用，其最终目的既不是为了做自然的仆人无能无为，也不是要凌驾于自然之上为所欲为，而是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得益彰的理想愿景，实现我们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可否认，人类通过利用化石燃料和制造材料解决的每一个科学问题，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对自然的胜利和对经济进步的贡献，但同时也可能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威胁。20世纪70年代，人们担心大的环境问题将与资源短缺联系在一起。进入新的21世纪，有一种挑战我们无法回避，即我们用来解决资源短缺的方法，包括使用自然资源的替代品、更清洁的环境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都可能会引起下一代的环境问题，从而导致“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无从谈起。正如迈克尔•雷德克利夫特所言，“北方国家把许多有毒的废弃物倾倒在贫穷国家，把肮脏的技术推广到贫穷国家，而北方国家的许多需求，像能源、食品和矿石，都来自贫穷的南方国家。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富裕和中产阶级人群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因为采用了以大量的自然资源来满足需要的发展方式。而这种方式最终会导致代内不平等和代际不平等，我们现在的掠夺，是以将来作为巨大的代价。”[6]目前，不论是土地、水资源的有效供给水平，还是人均资源的拥有量，我国的资源保障水平和能力都比较脆弱，生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据相关部门统计，大江大河治理效率低下，黄河等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以上；土地沙化、盐碱化现象进一步恶化，全国有荒漠化土地面积39.54亿亩，对4亿多人口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北方等缺水城市不断增加，许多城市人口基本生活用水难以得到保证；北涝南旱、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仍，每年都有近4亿亩农田受到不同灾害的影响。整体来看，加强水土保持工作、防沙治沙、植树造林、打造绿色生态屏障的工作刻不容缓。许多国外媒体评论说，现在中国的生态现状和复杂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中国目前所要应付的挑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年里所遇困难的总和。中国照搬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已经没有出路，要依靠自己的经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社会。不可否认，“中国政府严格地控制生态保护区和生态能力弱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补偿，对这些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支持，以使其避免盲目发展。并且地方人口理性地向富裕地区迁移，以降低其原居住区的人口压力，鼓励拥有大量自然资源且没有环境问题的地区实现经济增长。最后，还鼓励最发达的地区按照环境能力有计划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加快生态重建、污染物处理和减少资源的消耗，从而保持这些地区的发展速度。”[7]（P109）因此，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停留在规划层面，要通过转方式调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摈弃那种大兴土木式的上项目、铺摊子的急功近利行为，让生态文明建设规划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在如何缓解资源环境压力面前，我们每个人最为重要的行动就是节约，节约就是最好的保护。因为我们现在虽然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大消费时代，但资源有限，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消费无度的基础上，而转变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节约，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可持续消费，可持续意味着节约。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包袱沉重，需要偿还的生态欠账太多，因此党的十从战略高度对如何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了“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的明确要求。当前，绿色经济浪潮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各种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型汽车、节能建筑会不断涌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绿色发展、循环发展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政府要搞好统筹规划工作，开源节流，为绿色产业、绿色技术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为“绿色革命”输血，促进绿色生产技术的开发应用与示范。应该说，同单纯的政策号召与政府强制措施相比，价格机制在促使人们合理利用资源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来自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既可以避免道德说教的软约束，又可以大大降低高昂的监督和强制执行成本。因此，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制度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刻不容缓。好的决策往往是成功的一半，只有彻底改陈孝兵：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变低成本甚至无偿使用生态产品的做法，综合运用财税等经济手段，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

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公平公正原则

（1）国家范围内同代人的公平。当今世界的现实使一部分人富足而大部分人处于绝对或相对贫困状态。这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世界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此要给世界以公平的分配权和发展权，把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优先解决的问题来考虑。（2）国家之间公平分配有限资源。目前的现实是占世界人口26%的发达国家占用了地球的大部分资源，其消耗的能源、钢铁和纸张等占全球的80%。（3）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间的纵向公平。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忽视后代对资源、环境要求的权利。[5]（P225-226）我们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公平公正主要表现为，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前提下，创新生产生活方式，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改善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代际公平公正表现为一种奉献精神，当代人要为后代人着想，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绿色可持续的生态环境遗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公正原则，还需要完善绿色消费政策，通过消费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不断拓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融合发展的新的空间。生态文明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企业或者产业这些生产领域，还要兼顾消费品、消费习惯和消费政策的吸纳作用。绿色消费不仅要满足我们这一代人的消费需求和身心健康，而且要满足我们子孙后代的消费需求，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公正。绿色消费不只是简单地倡导消费绿色产品，而是从满足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出发，以保护消费者健康权益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统称。绿色消费以适度节制消费、避免或者减少对环境破坏、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体现生态意识，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相契合，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消费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而且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一方面，绿色消费以绿色环保为核心，远离各种污染，契合了当今社会转变消费方式、崇尚健康节能的新潮流。绿色消费关注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与消费感受，主张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不攀比、不崇洋、勤俭节约、健康向上的良好习惯；遵守社会公德和乡村民约，热爱自然，绿色出行，特别要注重生活中的细节问题，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方式，促进生态环境的优化。另一方面，绿色消费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方面，以绿色为标志的消费活动对深化两型社会建设有着特殊的支撑作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依靠系统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依靠先进环保技术、资源利用技术的研发应用作后盾外，更要依靠全民健康文明的绿色消费方式。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从现状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产业的废弃物造成的；另一类是由城市居民的浪费造成的。其中第一类只要找到了成为污染源的工厂和废弃物质，控制其散播途径，是比较容易防止的。但是第二类由城市居民的消费生活引起的污染却很麻烦。所有人都在以某种形式加重污染的发生，而且污染物的种类也极其复杂。只有当追求环保、节俭、健康和适度消费的绿色消费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态度时，我们倡导的全民参与保护环境、控制污染，建设两型社会才有了最广泛的最可靠的社会基础。在践行绿色消费的具体实践中，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的关系也关系到公平公正原则能否实现。消费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不竭动力，人类一刻不能停止消费，也就一刻不能停止生产。长期以来，我们漠视了绿色的概念，恪守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的定律，没有重视生产和消费本身还有一个内涵扩张的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并日益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资本、技术、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的趋势日益凸显和加深，各种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层出不穷，绿色食品、绿色建筑、节能汽车等极大地丰富了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内涵。毋庸置疑，有什么样的绿色消费市场，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绿色生产动力，绿色消费越来越成为引领生产的决定性力量。应该承认，以绿色消费为核心的绿色生产力为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新路。

生态价值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239-02

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论断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认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对当代生态文明的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主要内容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核心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及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本原则,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和作用。马克思的生态文明理论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科学解答的基础上,其内容博大精深,哲理意蕴深长。

1.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本体论上来说,人起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分化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员,人对自然具有根本的依赖性。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站在牢固平稳的地球上吸入并呼出一切自然力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人”,[1]另一方面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是实践。自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它的存在是人的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从而也是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离开自然人就失去了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以及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可能性。但是实践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和自然环境结合在一起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像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自然,同自然共生共长。 “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就什么也不能创造”。[2]由此,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认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一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

2.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从实践的高度揭示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致性,决定了人类要与自然共同进化、协调发展。在马克思的视野里,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和受动性。然而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将自己从自然界提升出来,又在能动的实践中改造着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不仅满足了自己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并且能同自然建立起一种亲切的伦理的关系,体现出对大自然的热爱、爱护和关心。人类对于环境的能动性表现为人类对于自身行为和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的预见与调节的统一。对于自然影响,“从20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2]对于社会影响,“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3],从而达到人类与自然在实践上的一致和统一。

3.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揭示了人类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人类对自然规律是一个由无知到知之,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由会利用到科学利用的过程。人类只有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自然才会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否则,人就会受到自然的报复。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4]恩格斯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5]随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发展,人反转过来影响自然的手段也增加了。地球的表面、气候、生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打下自己的印记,他们不仅变更了动植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通死亡一起消失。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人类必须同自然规律相一致。

二、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总结发达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在长期的工业化过程中,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利用人类智慧创造的工具和各种绝对精明的手段,无节制地向自然界攫取,在征服、改造自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给自然界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大气污染、臭氧空洞、温室效应、有毒化学药品危害加剧、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不可再生性资源枯竭、野生动物大量灭绝等已成为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我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其一,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由于人口剧增和不合理开发自然资源,造成森林锐减、草原退化。因大片植被被毁,不能起到有效的防风固沙作用,造成了水土流失、沙漠扩大和荒漠化,也以此导致北方许多城市每年春天的沙尘暴天气。

其二,生物多样性减少。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大量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加上人们的滥捕乱杀,物种灭绝速度正在加快。

其三,环境污染严重。据统计,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中,我国占了八个,污浊的空气已经使很多居民难以见到晴朗的天空。水污染也非常厉害,大到江河湖海,小到溪流池塘,大多数已不同程度被工业废水、生活垃圾以及农药残留物等污染,造成饮用水紧张,鱼虾难以生存。

其四,人炸、能源短缺等等都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生态问题。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延续,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进步。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社会、人与环境的良性发展,已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启示

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基本上形成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形势还相当严峻。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为我们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提供了以下几个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要进一步认识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生态文明的核心思想是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就意味要彻底摆脱过去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要求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维持在资源和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要坚持这一原则,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寻求“在发展中整治生态,在生态保护中促进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把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之中去。

生态价值论文篇（9）

在福斯特的生态价值观的认知结构中，始终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看作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思想根源。福斯特认为，陷于这种二元争论对于解决人与自然业已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并无裨益，因为人和自然存在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异常复杂的，无论秉持“控制自然”还是“崇拜自然”都会走向迷途，相反，只有摒弃产生其思想根源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才能科学认知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福斯特进一步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固然有其偏执，而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也不能把生态问题简单化为单纯的价值问题，因为，从一贯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立的问题，而是一个两者共同进化的问题。仅仅关注生态价值的各种做法，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讲，就像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灵论，都无益于理解这些复杂的关系。

透过对福斯特生态价值思想的分析，使我们明白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必须以科学的生态价值观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理念。

科学的生态价值理念是生态文明观的核心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理念就是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生态环境发展规律，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的根本对立，实现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和谐统一。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观点，无论是作为现实活动主体的人还是作为人作用和改造对象的自然存在，都是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人正是在不断认识自然存在内在属性、规律性和改造自然存在的存在样态的过程中获得自身主体规定性的；同样，自然存在也因为被纳入人的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范围而获得客体规定性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要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形成体现和确证系统思维的认知：其一，人是自然的产物，外在自然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外在条件，人正是在不断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自身发展的；其二，随着人类自身及其本质力量的发展，面对自然外在客体，人的自我意识必然呈现膨胀的态势，这是导致自近代以来自然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其三，基于对生态问题的反思，人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只有尊重自然、尊重自然的存在价值，才能明确人自身的责任，从而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人自身发展与自然环境发展的协调一致；其四，维护自然存在的生态价值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责任，只有从政治体制、经济活动、学术研究多层面关注自然、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2、在全社会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

从生态文明的理念看来，无论是作为现实活动主体的人处理与周匝环境关系的目的还是过程，都是人对自然存在物的一种消费过程。然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需要无限扩大趋势必然构成一对现实的矛盾。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倡导一种理性的消费观念。具体来说，一是要树立适度消费理念。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不仅依赖外在环境因素的物质支持，而且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若干代的人的共同努力。只有形成适度的消费理念，才能既有效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又在满足现代人基本需要的同时不损害下一代人的利益。二是要树立绿色消费理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体系必定是一种绿色经济形态。只有在全社会逐步引导社会成员确立绿色消费理念，最大限度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才能既实现经济发展又创造清新、清洁和清爽的外部环境。

3、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法制意识。

生态文明的经济建设必须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作为保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只有健全以生态法制为主导的刚性约束机制，才能对现实生活中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有效惩戒。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建立权责清晰的生态产权制度。按照福斯特的观点，从本质上看，公有性是生态环境的天然属性，任何个体或企业组织都不具有生态产权，即便是现代国家也不能占有地球而只能使用地球。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清晰的生态产权制度，生态资源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与一般商品的生产过程必然处于断裂状态，生态资源的价值就无法实现，其结果必然导致极少数人在损害他人和环境利益的基础上获得对生态资源的开发获益。二是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现代经济运行过程中，仅仅依靠清晰的生态产权制度对于生态价值的实现是明显不够的，还必须借助现代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生态补偿制是实现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有偿制度和财政手段，要求生态资源受益者在合法利用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对生态系统中的所有人至少是为生态保护付出代价者必须支付相应的费用。三是建立生态责任追究制度。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要对诸如海洋溢油事故、核泄漏事故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行为进行严格的刑事责任追究，加大对违法超标排污企业的处罚力度，严惩环境违法行为。只有当科学的生态价值观上身为硬性的法制规范，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观念，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总之，借鉴福斯特的生态价值观，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理念、消费理念和生态法制意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就能在文化和文明层面移风易俗，实现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反过来不断地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实体层面，就能促进我们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欣欣向荣，蓬勃发展。这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生态价值论文篇（10）

论文 关键词:生态文学　人的文学　生命的文学　生态责任　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姿态和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丈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所以，生态文学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将其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 自然 生命的关怀。生态文学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它理应自觉地反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生态文学在

世纪之交，国内文学界掀起了一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热潮。综观众多学者、专家的论述，大多是谈论它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一些批评原则;或者持相反意见，对其“生态中心论”进行批评，而较少关注生态文学的写作现状及其内在伦理价值诉求。显然，在生态文学热潮中，生态文学的写作远远滞后于理论探讨。而“之所以会出现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的、而且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阳因此，生态文学一开始便以一种积极的现实姿态参与着

生态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在其生态伦理道德语境中，对生态、生命理想状态的文学畅想仍是其自觉的伦理价值诉求。因此，“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 自然 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所以，在文明与文化的批判中，生态文学不仅要心怀地球、放眼宇宙(毕竟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危机，缓解和消除它，需要全人类的合作与共同努力)，还要在更大限度内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张扬新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畅想生命美好的未来。

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不但有其内在的价值诉求，而且外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的现实存在形态。也就是说，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必然地要求我们的作家改变固有的写作模式，开始真正意义的生命书写。在文学的 历史 长河中，虽然不乏对自然物的歌咏和赞美、展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生态意识。但总体而言，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不是为了生命而礼赞生命，也并非真正为自然物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自然仍旧作为人的背景而存在。因此，他们很少有自觉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书写。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认为，如果文学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来展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因为他仍然属于“人的文学”，仍然是“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做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这可以称为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m(t)(ps-9)应该说，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我们有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着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如郑义的《

生态价值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红色，是江西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特殊而深沉的历史记忆，它既包含着那个年代革命先贤们前赴后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包含着革命先贤们勇于创新、接受新思想、向往新生活的理想。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位于江西省北部，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3市，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市的部分县(市、区)，共38个县(市、区)和鄱阳湖全部湖体在内，国土面积为5.12万平方公里，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了先进的红色文化，留下来革命遗址479处。其中，部级文物保护单位23处，省级保护单位17处，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7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8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分布，呈现出“一线两片四大亮点”的特征。在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应充分发掘、培育、继承和弘扬赣鄱大地最具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红色文化，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经济功能与价值。

一、红色文化内涵

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选择、融化、重组、整合中外优秀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特定“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它萌芽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成熟和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也传承光大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它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制度文化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革命文献作品；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革命道德传统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以团结统一、勤劳勇敢为基本内容，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根本特征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升华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崇高的爱国主义，坚定的政治信仰，无私的奉献精神，革命的英雄主义等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支柱的观念体系，以这种观念体系为价值核心的“文化体系”就构成了“红色文化”。

二、红色文化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经济功能

江西是红色文化的摇篮，是发展红色文化产业的金子招牌。红色文化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特色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为发展红色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的革命老区多数地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红色旅游，使这些地区加快基础建设，因地制宜地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而且利用红色资源所具有的的经济价值，将历史，文化和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科学的，地毯的，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培育特色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大力弘扬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红色文化经济价值和经济功能。对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无疑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和支撑作用。

2.1它是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的强大动力

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种形态所组成的相互作用的有机体。其中经济是基础，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保证;文化则是一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 并给予经济和政治以巨大的影响，这三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的红色文化，不仅影响着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和政治，也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红色文化蕴含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科学思想，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科学态度，和发扬民主、同舟共济、充分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的政治追求，以及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等等，这些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而且，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创立的红色文化中的经济理论，在今天对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2它是传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媒介

文化与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些国内外实业家的祖辈或父辈曾参加过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的甚至曾是指挥千军万马的高级将军。在他们的后代中，有的散居境外、海外。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老家、对祖籍难以割舍的情缘，或直接、或间接地支援该地的经济建设， 因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可以此为纽带，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搭红色文化台，唱经济贸易戏，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3它是提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集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远不止唤醒记忆、坚定信念这么简单。文化和经济的关系不可分割，文化其实就是经济的尖兵，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

三、红色文化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经济价值实现途径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如何让广大民众入耳、入心、入脑，并在平时工作生活中自觉践行红色文化，如何让红色文化实现其经济价值是我们要思考的主要问题。

3.1发挥红色文化的社会效益

发挥红色文化的社会效益，融入到“古色游、绿色游”之中、走“红、绿、古”三色发展之路。江西历来是文化繁盛之地，尤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江西最早的人类活动区域之一，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具有明显的“三色文化”（古色、红色、绿色）。如何实行多层次组合，实现优势互补，是红色资源发挥经济价值极限的瓶颈。对红色旅游景点，要强调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爱国主义感情，弘扬和培植民族精神的功能，逐步降低甚至减免门票价格，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带动绿色、古色旅游。对绿色、古色旅游景点，强调市场竞争，注重经济价值，允许采取各种手段，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样，广大游客既欣赏了山清、水秀、天蓝的大好风光，又领略了雄厚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精神财富。

3.2创意红色文化新路子，拓展红色文化产业链

时下，看红色旧址，看图片和实物展览，听听革命故事，吃吃“忆苦思甜饭”，买一些全国通用的纪念品，是红色旅游的通用模式。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资源丰富，充分发挥这方面创意，在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上，不仅仅局限于旅游开发，应把目光放更远些，打造红色文化产业链。可以考虑在历史人文资源、民间艺术资源等资源独特地区构建“资源型”红色文化产业链；利用鄱阳湖区域一批国家4A级景区等品牌型文化景观，大力发展“品牌型”红色文化产业链。

3.3树立品牌意识，做好营销策划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红色文化资源可谓得天独厚，丰富多样，但资源的优势不等于市场优势。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就必须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还要通过舆论、新闻媒体等形式引导人们逐步认识不断新兴发展的红色文化产品。有的人认为红色旅游就可以代表红色文化产业的片面认识和克服过去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就是组织观看展览“纪念先烈” 等做法。要对红色文化产品进行精心包装和策划，运用宣传品、节庆活动、传媒等，将红色文化资源品牌推广出去，扩大知名度，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运用国家开展红色文化的有关政策和红色文化的“政治品牌”优势，利用国外旅游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红色文化的好奇心，开拓海外市场，广泛吸引不同层面的消费者，调动他们的消费热情和消费需求，以实现红色文化的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