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价值论文大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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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注意到了对社会经济的正面效应，没有反映负面效应所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得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到一个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生态失衡和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之中。因此，改革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资源环境进行核算，走“绿色发展”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经济活动离不开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生态资本三者共同作用。“绿色发展”就是以“绿色GDP”为发展目标，从现行的GDP中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和对资源环境的保护服务费用，在保障生态资本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更多地以人力资本代替资源资本和环境资本，提高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

1生态资本内涵

1．1生态资本定义

生态资本是相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实物资本与金融资本)而言的，表现为生态系统所有的资源生态潜力、环境自净能力、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整体有用性等生态质量因素的总和，是具有生态价值的资本。生态资本按空间构成关系可分为三类：(1)地质资本，包括矿物资源和化石资源；(2)地理资本，包括土壤资源、水力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3)星际资本，包括光能和风能。而应纳入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体系的只包括地质资本和地理资本这两种数量有限的资源。

1．2生态资本的特征

生态资本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要素之一，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生态资本的特征也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生态资本的本质属性，具有自然生态功能，遵循自然生态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使用价值；二是具有资本的共同属性，即以保值增值为目的，遵循市场供求与竞争规律，表现为生态资本的价值。

但是，生态资本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生态资本具备其它资本所不具有的特征：(1)整体增值性。资本的目标是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由于生态资本受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制约，保持生态系统内各因子的平衡协调，是实现生态系统整体价值最大化或盈利最大化的前提；(2)长期受益性。通过合理利用生态资本，其使用价值与价值将不会永久丧失。并且，可再生资源还能依靠其自生的累积性，使生态资本自动增值，带来长期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3)双重竞争性。生态系统各因子是在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中得到发展的，遵循共生、相生相克等自然生态竞争规律；同时，生态资本又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存在着市场竞争，遵循市场竞争规律；(4)开放性与融合性。生态资本既具有生态环境系统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又具有一般资本的融合性与扩张性，生态资本经营可以采用产权主体多元化、利益共同体等方式；(5)极值性。生态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生态资本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其承载力具有一定的极值，超过极值进行开发和利用，将会导致资源环境的退化；(6)不动性与逃逸性。生态资本既具有资源环境的空间固定性，又具有一般资本规避风险的逃逸性。低回报率的生态资本会转移地域或变换形态，流动到回报率较高的领域，引起生态资本的资本功能性逃逸；(7)替代性与转化性。在一定条件下，生态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间能够相互替代或相互转化；(8)空间分布的不均匀性和严格的区域性。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组合和匹配都不一样，而“因地制宜”是合理使用生态资本的一项基本原则。

2生态资本价值理论

生态系统依照其是否凝结人的劳动可分为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我国目前的经济价值核算体系不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价值核算，导致生态资本价值被低估和人类对资源环境需求的过度膨胀，从而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劳动价值理论、效用价值理论、要素价值理论和供求价值理论等主要价值理论都对此有着不同的认识。

2．1劳动价值理论

劳动价值理论是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广泛地应用于价值的确认和计量中。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是衡量物品是否具有价值的唯一标准。如果生态资本具有价值，该价值就是物化在资源和环境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们的抽象劳动与生态系统相结合，生态系统就具有价值；相反，当某一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和环境没有投入抽象劳动时，该生态系统也就不具有价值。而生态资本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生态资本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在实际中，不管人们是否承认没有投入人类劳动的自然生态系统是否具有价值，该生态系统都是客观存在的，发挥着具体的生态服务功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没有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或部分投入劳动的生态系统同样具有价值的观点已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劳动价值理论在生态资本价值计量方面存在着困难。

2．2效用价值理论

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就是人们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自然生态系统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具有价值。但是，效用价值理论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它仅能为生态系统的存在价值、选择价值的确定和计量提供可行的方案。

2．3要素价值理论

要素价值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等非劳动要素与劳动要素一样共同创造价值并参与到价值分配中，所以自然生态系统同样也具有价值。但是要素价值理论模糊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科学定义。

2．4供求价值理论

供求价值理论认为有需求的东西就具有价格，供求决定价值，供求关系是价值规律的内涵。该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稀缺的资源，通过市场可使得其价值能够充分得以体现，在价值确认和计量上具有可行性。

总的来说，自然生态系统也具有价值，并且与人工生态系统一起组成生态资本，参与到价值创造的经济活动中去。

3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将资源和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了一套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该体系能准确地表现资源和环境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并以最简明的经济指标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本质。SEEA核算法通过把资源和环境账户作为SNA(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的卫星账户，然后与核心账户(货币型账户)对接形成一体化核算。由于资源和环境是物质型账户，需要先将环境账户和资源账户转换为货币型账户。目前生态资本价值的核算方法有以下六种。

3．1补偿价值法

补偿价值法根据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凝结抽象劳动后的资源环境具有价值，从补偿角度看生态资本价值(w)包括三部分：

W=C+V+m

式中，C、V、m分别为补偿、保护与建设某项资源环境所投入的物化劳动价值、活劳动价值和活动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该法以实际投入的补偿支出计量资源环境的两大价值，应用了历史成本属性，可靠性较高但相关性不足。同时，没有收入劳动的资源环境与少量投入劳动的资源环境同样也具有价值的观点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对这部分资源与环境不进行计量的话，资源环境总价值易被低估，造成资源环境的滥用。因此，补偿价值法主要适用于资源环境补偿增值的计量。

3．2总经济价值法

总经济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理论，将资源环境价值(TEV)按效用不同分为两大类：使用价值(uv)和非使用价值(NUV，又称存在价值)；又将UV细分为直接使用价值(DUV)、间接使用价值(IUV)与选择价值(OV)。其计量关系为：

TEV=UV+NUV=(DUV+IUV+OV)+NUV

式中，DUV是指资源环境直接满足人们生产和消费需要的价值，表现为物质功能，可直接根据市场价值法计量；IUV不直接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但可为生产和消费创造必要条件，表现为环境容量和舒适，可采用生产函数法、损失规避法、预防支出法等计量；OV是人们愿意保护现有资源环境以备未来使用的支付意愿，相当于消费者为一项未使用的资源环境所愿意支付的保险金，表现为资源环境的自行维持功能；NUV为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永久享用价值与资源环境潜在功能价值的合理评估。目前DUV与IUV可应用于历史成本、现行市价等属性进行直接或间接计量，比较可靠；OV与NUV均仅能采用价值评估法进行计量，计量的主观性强，可靠性低。因此，企业在进行资源环境价值核算时，只要同时符合可定义性、可靠性与相关性要求，企业就应将其拥有的或控制的资源环境确认为自然资产，并同时确认相应的生态资本。

3．3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

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化法根据地租理论和财务管理理论，将预期的资源环境在未来一定年限内产生的两大价值(即预期的租金或收益)按社会贴现率折现后的现值作为资源环境价值。其计量公式为：

V=V1+V2

V1=qRo／r

V2=A(1+K)／(nQ)

式中，V为资源环境价值；V1、V2分别为资源环境的商品价值与服务价值；Ro为基本地租或基本租金；r为地租率或平均利息率；q为资源等级系数；A为投入总额；Q为受益资源总量；n为受益年限；K为资金利润率。该法应用了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属性，可较为准确地反映资源环境的未来经济利益。租金或预期收益资本法主要适用于融资租人、借人资源环境的价值计量。

3．4边际机会成本法(MOC)

边际机会成本法基于效用价值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本代价不仅包括对生产各个要素的消耗，而且也包括由于外部不经济行为对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代价。因此，理论上任何资源环境产品的价格P等于其边际机会成本(MOC)，MOC又等于资源环境产品的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资源耗竭成本(MUC)与边际环境成本(MEC)之和。即：

P=MOC＝MPC+MUC+MEC

生态资本价值(V)=MUC+MEC＝P-MPC．

式中，MPC常用生态价格定价法或影子价格法计算，较为准确、简便；P为资源环境产品的现行市价。该法主要适用于生产性资源环境价值的核算。

3．5总和价值法

该理论认为生态资本价值核算方法应该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全部论述中去寻找结果。这部分学者认为，生态资本价值不单单是指直接投入其中的人的劳动价值，还包括生物有机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价格，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地租。也就是说，生态资本的价值等于人类直接投入的劳动、生物有机体的使用价值与所有权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之和。投人生态系统的人的劳动包括投入人工生态系统的劳动和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社会必要劳动；生态有机体的使用价格实际上是生态系统服务所有权与使用权转移的货币表现，它是经济所有权存在，生态系统被所有者控制，生态系统因所有权规律而产生一种现象，即当社会需要交换资源环境时，生态系统由于有用性而获得价格；生态系统服务级差地租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别为基础的地租。

3．6替代价值法

替代价值法根据效用价值论，将不能直接进行价值计量的资源环境，按其各项主要功能分别选用合理的计量方法进行功能替代，计算各项功能的价值，将总价值视为资源环境价值。替代价值法主要有较为可靠的市场价值法、旅行费用法，以及主观性较强、可靠性较低的调查评价法、支付意愿法等。它主要适用于计量资源环境的服务价值，应用时应优先选用较为可靠的替代方法。

4生态资本价值核算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理论认为，能够带来收益的东西称为资本。生态系统，无论是天然的生态系统还是已投入了人类抽象劳动的人工生态系统都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按照资本能带来收益和财富的概念以及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巨大收益和财富的事实，生态系统无疑是资本。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对这种资本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经济发展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并不明显。所以，加强生态资本管理，制止生态系统耗减和质量下降的趋势。通过技术进步、资源利用和环境改善，限制不合理的经济增长计划，适度地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加强生态系统的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进行生态资本的价值核算，准确评估经济活动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退化数量，事前分析不同经济政策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以便决策，从而构建一套能够提供可持续经济增长趋势和经济预警信号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4．1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属性，长期以来，资源环境的产权很难界定清楚或产权得不到保障。众多微观个体构成的群体共同拥有、享用资源环境，对于占用或利用资源环境的利益相关者来说，这些生态系统产品具有稀缺性，对于构成这些群体的个体来说，由于权益分别、交换的代价远远大于它们获得收益，人们更乐于作为免费搭车者，而不愿为享受生态系统付出代价。因此使用者感受不到生态系统的稀缺性，价格机制不能刺激使用者保护生态系统。市场机制的引入，由于使用者已经逐渐意识到生态系统潜在或实际的短缺，价格得到显著的提高，从而强烈刺激使用者投入资金保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可为经济绿色发展奠定基础。

4．2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长期以来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20世纪末兴起的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经济的发展的主要源泉不再是劳动力、资本或原材料，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从增加投入型变为知识和技术进步型。我国已经确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将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一套绿色资源环保型社会经济发展体系，走持续发展道路。:

4．3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共同决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伴随着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以往较为丰富的生态资本变得日益稀缺，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各国纷纷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希望由此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各国在进行政府决策时，更多的是将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进行资源环境核算，使人们正确地看待经济增长成本，注重经济增长质量。

篇（2）

生态伦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作用，表现在我们能够运用它的道德规范对我们的生产生活行为进行价值判断、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生态伦理的价值目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具体表现就是追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有机协调和统一。生态伦理的指导作用对于我们当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非常重要。生态伦理正确价值目标的建立能将我们的生态价值观高度统一起来，让我们认识到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对生态系统的严重危害，从而放弃这种传统方式，选择生态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朝着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明确的、共同的价值目标前进。生态伦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指导作用就是要突出人们选择生产、生活方式的思想和行为的善恶、荣辱、对错的价值追求，以特有的感召力和驱动力引导人们趋善避恶、趋荣避辱、趋对避错。我们中华民族通往生态文明的道路是非常独特的，在这个演变过程中，渗透着许多古朴而神秘但又非常深刻的生态伦理学知识。儒家关于“天人合一，天人合其德”思想、道家的关于“万物平等自化”、“体验真实生命”、“法天贵真、道法自然”和“节制物欲”的思想在现代世界中也仍然具有一种独特的精神号召力量，对于我们恢复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精神支柱。

二、生态伦理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调节和规范作用

生态伦理从道德层面调节经济利益矛盾、规范人类生产生活行为的效力就是它的调节和规范作用。生态伦理的调节和规范作用是生态伦理发挥理论指导作用的必然结果，因为生态伦理的理论指导作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把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行为纳入有利于生态平衡发展轨道上来。生态伦理能够对社会活动中的所有主体发挥调节作用。个人、企业、政府在开发利用自然、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环境利益矛盾。根据生态伦理的观点，任何个人或者社会组织都不应该把自己开发利用自然的活动变成一个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过程，应该自觉尊重、爱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生态伦理就是以这个原则协调好社会主体之间的环境利益关系的。生态伦理对社会主体与自然之间关系调节方式属于“软调控”，它对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关系的协调是靠社会舆论、教化引导、鼓励敦促等方式来唤醒我们意识深处的生态伦理责任和义务意识，引导我们自觉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同时也应看到生态伦理“软调控”的局限性。首先，生态伦理调节对对抗性环境利益矛盾的调节无法奏效；其次，生态伦理调节作用的发挥要以社会成员生态伦理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为基础。虽然生态伦理的调节具有局限性，但是它具有广泛性、经常性、灵活性、持久性、深刻性等优势，因而在协调环境利益矛盾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三、生态伦理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教育和激励作用

对公众进行生态伦理知识的教育与培训是使公众从认识到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中介，是使生态文明从理念到行动的关键步骤。生态伦理的教育和激励作用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加强生态伦理教育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态道德意识，加强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关系的认识，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第二，加强生态伦理教育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它能够帮助我们丰富生态知识、提高生态保护意识从而实现我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转变；第三，加强生态伦理教育，提高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需求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之一；第四，加强生态伦理教育，能够让我们从道德精神层面拥护和执行有关生态保护的各项法规、政策、方针、制度。

篇（3）

周秦时期又称为先秦时期，在学者们的描述中，它大致可包括有文字考证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为中国伦理文化奠定了基本的学术品格和价值态度。尽管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已难以寻觅，但是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传世文献中依然映衬出当时人们对待生态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能够反映这一时期人们道德生活的文献资料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文献所做的各类注解，特别是已经出土并考释了的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各类帛书、竹书所记述的周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宝贵遗产为我们考证当时的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料。

一、周秦时期的生态治理思想和政令法律

周秦时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及当时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使当时统治者在生态治理上形成了特有的治理文化和方式。

（一）“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

周秦时期就有大禹治水的典故，典籍记载中反映了大禹治水充分发挥了水流就下的性质，充分利用了地势的便利，形成了“因”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性智慧。“因”的普遍性表现在：其一，它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因物、因民、因礼、因地等；其二，它是一种思维方式，跨越各个学派，是各家共同的主张。基于“因”的普遍思维方式，周秦时期在生态伦理文化方面提出了以下观点。

“因天”“因天地之道”。“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管子》）。“天地之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礼记》中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老子也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要求人遵循自然规律。

“因时”。“因时”就是顺应时令的变化，是切人自然、与自然相适应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因天道”的形式。“春采生，秋采菔，夏处阴，冬处阳”（《管子》），这些都是“因时”的观念。基于对天道运行和对动植物作用的认识，周秦时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有“斧斤以时人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内容，《荀子・王制》也有“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取之有度”的思想。

（二）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

周秦时期“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和“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促进了当时统治者的生态保护制度的建立。无论是当时的周朝还是其后的春秋战国，各国君主在具体的国家治理过程中，都有明确的政令法规强调要按照“天地之道”实施相应的制度性措施。在周代专门设有保护鸟兽、山林、湖泽及产物的官员，如“野虞”“山虞”“泽虞”“水虞”“林衡”“川衡”等。《礼记・月令》中明确指出“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对每个月进行的保护树木和动物的活动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并说明了违反禁令可能招致的后果。与此相近或相同的内容还出现在《吕氏春秋》《管子》《逸周书》中。根据目前我国的考古发现，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其中的《田律》里面列有非常详细的保护林木的条文，这部分内容是在继承《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自然状况和政治环境进一步完善的法律条文。

二、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周秦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和社会政治、文化精英们生态治理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形成了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一）“生生”的价值取向

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思想渊源于《周易》和《道德经》，作为中国儒家和道家两部最早的经典，生态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分别被表述为“生生”和“自然”，《易传》提出“天地之大德日生”，这句话中的“天地”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含义，而德是“天地”的性质，它反映了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本真状态。《易传》又说“生生之谓易”，这里的“生生”则呈现出我们现在所讲的“生态”，它是宇宙过程的真实意义和深层本质，也是儒家所说的“天地之道”“天地之心”。这种“生生”的价值取向在道家那里则表述为“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变都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被人任意支配。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共同体

道德共同体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表述希腊城邦道德生活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他那里道德共同体是讲人与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而在周秦时期经典作家的表述中，这种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就已包括天地万物在内，在《尚书》《周礼》《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等经典文献中，都提倡对动植物乃至山川大河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德及禽兽”“泽及草木”“禽兽草木广裕”“恩及于土”“恩及于金石”“恩至于水”“化及鸟兽”“顺物性命”等。从儒家“仁”的概念的演进来看，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了亲亲、仁民、爱物的思想。郑玄在解释仁时说，“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这些思想使天地万物在统一的德性范围内给予了诠释。

（三）“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

周秦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连续的文化气质，并演变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品格和价值态度，其中最重要的和显著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这种境界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核心思想和最高命题。《中庸》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就是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实现人的本性和天地万物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帮助天地生生不息、化育万物的过程。因此，“与天地参”不仅是道德实践的过程，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最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

（四）“应时而生”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是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运用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可以表示时间的划分，如年、季节、月份、天、每天的十二时辰等，也可以表示某个时刻的情景、场合、机会、机遇等，其生态伦理意义在于它对天地万物自然规律的划分是以万物自身运行的节律为基础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阶段人应采取的活动做出了符合生态原则的规定，从而成为生态伦理文化中的道德准则。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时”的规范要求是和天地人这个道德共同体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德性要求以及“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时”成为有德性的人应该做什么的价值指向，如在《易传》中，节卦彖辞说，“天地节而四时成”。“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说，大人的德性合于天地，光明同乎日月，行为一致于四时的顺序，后于天时行动，仍能够符合于它。《中庸》中记载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遵循世界，因地制宜，按照自然之“道”进行活动。也正因为此，“时”所产生的规范准则才会在《礼记・月令》中系统地呈现，并根据天地万物的规律，对每一个月份都做出了关于保护树木、保护禽兽的规定，形成了一种以“时”为规范的道德行为体系。

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呈现出开创性、制度性和自觉性的基本特点，使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一开始就有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深远思考的价值取向和生态保护思想，它为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政令法律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点引起现代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的高度关注。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泽和罗尔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些都不仅反映了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思想成熟早，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先河。周秦之后的社会贤达们都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自然之道的顺应、对天道和人道的一致作为伦理道德的自觉要求。

三、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影响及当代价值

周秦时期的伦理文化既是我国古代伦理文化形成的开端，又是我国伦理思想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基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发端于夏商周，系统阐发在春秋战国，此后无论是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论，还是宋明清时的宋明理学中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都是在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自然取向、价值取向、道德取向下丰富和发展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特点。周秦时期先哲们所思考、创造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生活痕迹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生活态度、人际关系、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当人类进入21世纪，当代工业社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生存困境，使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工业文明所面l临的困境使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现代价值日益彰显，它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后世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学术传承

现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生态文明的思想，其实这是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在西方关于生态问题的学术传统中由于主客二分，他们往往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两个截然分立的实体，因而是用环境伦理来整合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体系。而今天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在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所提出的一种国家治理理念，这种治理理念需要一种学术传统的支撑，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是这种学术传统的奠基者。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的“天人一体”道德境界和“万物一体”的生态理念以及“应时而生”的道德原则，为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创建了一种生态伦理的学术体系，它把“天、地、人”作为整个学术体系中的相互联系共存的支撑点，使“天地万物为一体”，自然不是人的一个现成的、完成了的外在的他者，而是相互联系、发展和共存着的我者，“天地”“生生不息”，人性“日生日成”。《周易》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大有深意，它说明自然和人都是在形成中生成的，二者相联系的本质是人因其有意识和能动性，而在对自然的深入理解和主动顺应中帮助自然发展，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这种帮助自然与发展自身的统一，《中庸》说为“与天地参”，张载说“为天地立命”，王夫之说为“延天佑人”，都是有着深刻意味的。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思想和生存智慧，促使中华文明在此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至今仍闪烁着启示生态文明发展的思想光芒。

（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生存智慧

生态伦理文化是一种解决生态危机的生存智慧，它来自于人类的宇宙经验。人类全球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误区是对世界的认识，当人类把世界看作人之外之物，把天地万物看作一种上帝的恩赐和人类特有的享受之物，那么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处于一种对立之中。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之处就在于它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用“天人合一”的命题给予统一，把人生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与地球万物的生存意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世界视作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万物的过程，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都是在这一运化过程中产生形成的。“究天人之际”在周秦伦理文化中是中国哲学所贯之始终的主题，并且始终围绕人生境界、人生意义进行探讨。周秦时期的圣贤们保持敬畏自然的心态，始终遵循自然规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除了老子提倡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外，荀子也提出“天行有常”，自然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制天命而用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之。因此，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万物的发展演变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所提出的生存之道和解决生存危机的伦理智慧。史怀哲认为，“中国伦理思想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功绩……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近代西方学者所要努力达到的“符合理性的理论世界观”，“孔子及其后来者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实现了”。

（三）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普适文化价值取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西方探究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共同的主题，然而各自在学术观点上却形成了明显的分野。西方学术传统中主客二分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中国学术传统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统一的，难究孰高孰低。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生态伦理问题则要求中西方之间学术互补，寻求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从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引生发展出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这种对话和整合提供了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这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生态理想。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从人的地位和价值来“究天人之际”，使得天地人之间形成了统一的生态价值取向。人的价值是周秦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它体现在继天地之德、赞天地之化育，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离开了与天地共仁的价值取向也就实现了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价值。周秦生态伦理思想还体现在对人与自然物之间不同价值的认识上，一方面肯定人比自然物如草木、禽兽有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认为这种更高的价值在于人的德性价值。儒家将人视作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肯定人具有“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易传・彖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传・系辞上》）的能力与价值，实质上是肯定人对自然运化的引导和调整作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文化一样，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肯定人与天地各有自身的作用、职分，人与天地同属于一个系统整体，强调人与天地的协同运化，将人的作用定位于辅助天地、成就万物方面，不仅注意建立、维护社会秩序，而且注重维持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保护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繁荣。

（四）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处理生态关系的合理维度

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孔子首先提出仁者“爱人”，确立了仁的基本内涵。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这种核心思想到了汉代郑玄那里又把仁爱的对象扩展到外物，“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宋明时期，理学家把仁从四德之一上升为“全德之名”，把《易传》的“生生之德”“生意”作为“天地生物之心”，又作为人心之仁的内涵，使人心之德性与外部世界生生的本体统一起来，深化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仁的对象由人扩展到外部世界，“恩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国主山川”等方面，由人与自然具体化为人与动物、植物、土壤、山川等命题。在周秦伦理文化中儒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最丰富。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对自然万物的喜爱和观察可以给人提供思想道德的启示，因此，自然有道德教育的作用。除此之外，孟子基于他的性善论和四端说，认为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人在看到动物遭受痛苦的时候，不仅会生出不忍的同情心-而且还应该自觉履行人对动物所负有的道德义务.在狩猎的时候，“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能赶尽杀绝。这些命题提供了处理人与生态关系的维度。与西方当代生态哲学相比，是非常独特的，表明了中国生态伦理文化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五）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超越与整合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思路

西方环境伦理学起步较早，但他们在初期都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所提倡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下来探讨生态环境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但是，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人与自然矛盾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环境伦理学家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怀疑，提出了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能否给环境保护实践提供充足的道德保障和理论支撑的质疑，展开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并形成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

由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思想观点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们在哲学认识上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即他们都没有“把自然看作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它应有的尊重”。而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提供了一条超越与整合的新的认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下的生态中心主义，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周易・说卦传》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视野中，天、地、人三道是同一个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个道德共同体内，人除了对他人，对宇宙自然万物都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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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事规模生态健康养殖甲鱼分为2个阶段，即温室育苗阶段和大塘养成阶段。第1阶段是整个甲鱼养殖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具有密度高、投饵集中、水质易污染和病害多的特点，因此，做好甲鱼的温室育苗工作对提高甲鱼养殖的经济效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2阶段为外塘养成阶段，它不仅能提高甲鱼产量，更重要的是还能提高甲鱼品质，是甲鱼生态健康养殖的重要途径。笔者根据多年生产实践，将甲鱼生态健康养殖的技术要点总结如下，供广大养殖户和基层技术推广工作者参考。

1建好温室、养殖池和外塘

根据实际需要和规模大小，认真搞好温室、养殖池和外塘的建造，使之便于生产，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并且利于防病治病。

（1）温室建造应符合建筑管理的规定，具备良好的保温性能，并配备相应的加温、增氧、进排水等设备。一般5000m2养殖池配备0.5t的锅炉2台，1.1KW增氧机10台，颗粒饲料机1台，加温池80m3，管理用房100m2左右。

（2）养殖池建造应符合甲鱼生活习性的要求，大小统一，每口面积20m2，池高1m，池壁顶端向内伸延10cm左右，以防甲鱼外逃。饲料台用长3m、宽0.5m的木板或水泥预制板搭设，淹没在水下15cm。池中设置网袋用以甲鱼隐蔽之用。

（3）外养大塘的面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一般1hm2放养1.5万只左右，塘四周要有防逃设施，以高1m的围墙为好，塘中搭建隐蔽网袋和饲料台。

2苗种的选择和放养

稚甲鱼应选择健康、无伤无病、活力强、反应快、规格整齐、体重3g左右、种质优良的品种。放养前，必须先进行消毒。将稚甲鱼放进塑料盆里，用15～20g/L食盐水浸泡10min或20mg/L高锰酸钾溶液浸泡20min，浸泡水以没过稚甲鱼背为宜。浸泡过甲鱼的水溶液，要倒到池塘外面，不能随甲鱼倒进养殖池。

温室内合理的放养密度十分重要，一般稚甲鱼的放养密度为20～30只/m2，放苗后应在养殖池中直接开食，这样既可减少苗体损伤，又可使其早适应、早生长。开食饲料可用稚鳖饮料等商品饲料，且从第1次开食就可把新鲜的猪肝按10%～20%的比例添加于开食饲料中。

3温室温度的控制

水温30～32℃为甲鱼的最适生长温度，水温高于20℃时就开始摄食，摄食量随水温升高而增加。若低于最佳温度，消化酶合成水平低，饲料转化率低；若高于最佳温度，甲鱼活动量增加，也会降低饲料转化率。因此，室温一般控制在33～35℃，且尽量保持恒定。

4充分利用微生物和增氧机调控水质

甲鱼生性喜净怕脏，良好的水体环境是甲鱼稳定生长的重要条件。因此，要充分利用微生物的作用进行水质调控，提高水体的稳定性和自净能力。微生物制剂的合理使用可大大节约水质调控及其他方面的投入。一般光线较暗的温室可用光合细菌或活水宝（芽孢杆菌）等有益微生物制剂来降低水中氨氮、亚硝酸盐的含量，分解有机质和其他有害物质。采光温室可采用EM复合微生物制剂培养水中有益藻类来创造水体平衡，同时可减少换水次数和数量，节约水电费用。生产实践证明，使用有益微生态制剂是改善水质、净化底质及预防疾病的有效方式和途径。

温室甲鱼养殖池人工增氧很重要，合理的增氧既能增加氧气，又可改善水体环境，加速有机质的分解，提高理化指标，促进甲鱼生长。放养密度为20～30只/m2的一般前2个月，1.1KW的增氧机每天开4h左右，第3～4个月每天开9h左右，第5～6个月每天开15h左右，6个月以后全天增氧，期间可以结合化学增氧制剂来调节水质。

5狠抓病害控制

温室养甲鱼由于集约化程度高，养殖密度大，很容易滋生病菌，引起疾病发生。因此，必须严格做好病害防治工作。在防治过程中，严格按照《NY5071-2002无公害食品渔用药物使用准则》和《NY5070-2002无公害食品水产品中渔药残留限量》执行。要坚持“全面预防，积极治疗”的方针，强调“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原则，可根据甲鱼生长不同阶段的发病特点，每15d消毒1次，消毒药物有生石灰、溴氯海因、光合细菌及EM菌等，可交替泼洒使用。同时，定期在饲料中交替添加免疫多糖、VC及病毒星等，以增强甲鱼的免疫力。药物防治时尽量使用生物制剂或中草药对病虫害进行防治。应用健康养殖技术，适当控制养殖密度，在饲料中添加酶益生菌、复合维生素等来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改善养殖水体的生态环境。若发现疾病立即查明原因，并根据症状，正确诊断，对症下药，及时治疗。

渔药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农业部有关规定，禁止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批准文号、产品执行标准的渔药，严禁使用违禁药品。药物作用后，要严格执行休药期规定。

6高度重视从温室养殖到外塘养殖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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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泛指我们的居住环境，具体来说，生态环境就是指一切生物存在的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这个词涉及面十分宽广，所能表达的范畴也越来越大，人们常常用生态形容很多美好令人向往的事物，例如健康、美丽、和谐的事物，都可以用生态修饰。

1.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态价值观的原因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生态系统具有平衡性、整体性和生态性的特点，中学语文的生态构建应该以生活为源头，以平等对话为手段构建起主体生态，从校园语文教学环境、班级语文课教学环境、家庭语文教学环境、社会语文教学环境出发构建生态价值环境。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出发，将生态系统内部要素相联系，建立一个和谐的语文教学网络。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将学生培养成热爱生活、关注社会、关爱他人和关爱大自然的人，只有具有了这些特质的学生才可以说是身心健康具备生态价值观念的人。

初中教学是学生进入高等学习阶段的过渡时期，选择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生态价值观培养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1.1中学语文教学是九年义务教育中的基础课程教学，是学生学习更多知识的垫脚石，它是学生培养生态价值观的根本，只有在开始阶段打好基础，才可以更好地培养生态价值观。

1.2根据新课标编制的中学语文教学，涉及生态文化，其内容丰富多彩，为生态价值观的培养提供了多样化的教学资源。

1.3中学生的好奇心强，学习能力强，在校参加课或者活动课时思维活跃，并且带有许多新鲜思想，能够很好地与培养生态价值观的实践课相融合，从而达到很好的效果。

现代的中学语文教学已经不是以往的生硬地照本宣科了，强调在学科中感受到自然、人文、社会的力量，让学生在自然中学习人文环境，爱护生态系统，了解怎样运用自己的力量促进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了解怎样保护一切美好的生态环境，培养生态价值观。

2.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生态价值观的必要性与好处

生态价值观是指人们对自然万物以关怀的态度理性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所反映出来的价值意识和价值诉求。它要求人们在谋取自身的利益中，以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本前提下，以关怀的方式生活和从事社会生产劳动，实现自身与他人、社会和自然互生互助的生存方式。

2.1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生态价值观的必要性

2.1.1中学阶段是一个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从形成到成熟的重要阶段，初中教学与生态问题有很多内在的联系，尤其是语文教学，在初中语文课程中渗透生态价值的培养，可以让学生们对生态高度重视，了解生态价值观的重要性。

2.1.2初中课堂实践教学性强，在竞争压力还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学校可以多开展生态互动教学，让同学们通过语文课的学习更加亲近社会，亲近自然，从而培养生态价值观意识。

2.1.3初中生思想活跃，学习能力强，语文学习由于贴近社会和生活，容易被学生们接受，在语文学习中渗透生态价值观的培养，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于语文学科的喜爱之情，更可以使学生在语文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培养生态价值观。

2.2培养生态价值观的好处

现代社会信息化和科技化不断加剧，经济日益发达，造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冷漠，生态价值观的薄弱和人文观念的缺乏，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不了解什么是生态，什么是生态价值观。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培养生态价值观的好处不言而喻，概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2.2.1由于小学生对于概念性的东西只有浅显的了解，甚至只能说是知道，却没有深入了解其意义。由于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有限，而进入中学以后，会在学习和理解能力上有长足的进步，吸收知识极快，所以在中学培养生态价值观是最佳选择。

2.2.2初中生的科学实践性强，也就是说他们更加喜欢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学校通过语文教学开展的生态活动较多，每年节假日，更会组织学生亲近社会，亲近自然，亲近周围的人们，从生活和实践中接受生态知识。

2.2.3初中阶段是学生打好人生基础的重要阶段，由于高中学习压力较大，大学面临就业问题的压力，所以选择初中培养生态价值观，不但可以利用有限的时间灌输一定的理念，更可以让他们从活动中了解生态，树立生态价值观。

生态价值观的培养在现代社会中，对于学生来说是十分有必要的，从小学到中学直到大学，教师培训中都会有培养学生生态价值观这一项。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生态价值观的培养，不仅可以带动学生快速思考，让他们感受生态的美好和不足，从而得到启发，学会思考，培养生态价值观，而且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贵红.生态课堂教师需具备的三种心态[J].科学教育，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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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自然资本直接等同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斯梅尔•萨拉丁认为自然资本指一切自然资源。EISerafy(1989，1991)指出生态环境提供环境产品和服务就是自然资本，把自然资本分为可再生的自然资本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本。刘思华(1997)认为生态资本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总量(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和环境的自净能力、生态潜力、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使用价值②。Hawken(2000)指出自然资本可以被看做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的总和③。王健民等(2002)认为，生态资产从广义来说是一切生态资源的价值形式;从狭义来说是国家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并能带来直接、间接或潜在经济利益的生态经济资源从生态资产价值的角度，指出生态资产的构成包括生物资产、基因资产、生态功能资产和生境资产(以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适宜度来度量其价值)四大方面④。

2.将自然资本界定为一种有用的资源和环境存量。

Constanza等(1997)认为“资本”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存在的物资或信息的存量，每一种资本存量形式自主地或与其他资本存量一起产生一种服务流，这种服务流可以增进人类的福利⑤。Daily(2000)认为自然资本是指能够在现在或未来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及环境资本的存量⑥。黄兴文等(1999)将生态资产定义为“所有者对其实施生态所有权并且所有者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生态景观实体”⑦。董捷(2003)指出所谓生态资本是指产出自然资源流的存量，也就是能为未来产生有用商品和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存量⑧。

3.将自然资本范围扩大到纯自然资本和人造自然资本。

孙冬煌等(1999)认为自然资本是指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其实物形态包括各种自然资源、环境的净化能力、臭氧层以及各种环境和生态功能等。按照是否有人类劳动投入，又可分为纯生态资本和人造生态资本⑨。李萍，张雁(2001)将环境资本分为有形生态资本(或硬环境资本)与无形生态资本(或软生态资本)。有形生态资本主要包括土地、水、矿产等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交通、电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硬环境;无形生态资本则更多地强调制度(或体制)、机制、观点等因素⑩。武晓明等认为生态资本是指人类花费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其实质就是自然的生态资本存量和人为改造过的生态环境的总称瑏?瑡。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自然资本的研究角度不同，然而关于何为自然资本的结论则有几点共识:其一，自然资本不仅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生态环境质量要素，具备一般资本的特性，即增值性。其二，自然资本都具有价值，无论哪一种观点都认为自然资本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其三，自然资本能够带来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

二、自然资本的特殊属性

自然资本是生态经济时代的特殊资本，作为自然和资本结合的概念，自然资本兼具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和资本的一般属性，既遵循自然规律也遵循市场规律，具有二重性。同时也表现出自然资本自身所独有的，不同于人造资本或者其他资本的特殊属性。

1.自然资本具有不可替代性。

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主要指其不可被人造资本或者其他资本所替代，自然资本包括自然资源资本与生态环境资本两个方面，它们均具有不可替代性。自然资源资本的自然再生产周期较长，且受到各种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因素影响，其供给数量难以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增长。生态环境资本可以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例如良好的空气、优美的环境、净化大气、调节气候等，这种资本更具有不可替代性。美国“生物圈2号”计划的失败就是很好的例证，表明人类即使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可能替代自然所提供给人类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自然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自然资本具有刚性和有限性，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因此，有限的自然资本供给能力与无限的人类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就成了自然资本运营中必须重视的挑战。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必须建立起自然资本的补偿和投资机制，通过自然资本的补偿机制实现自然资本的保值功能，通过自然资本的多方投资机制，实现资本的增值功能，从而保证自然资本能够满足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

2.自然资本存在形式具有多样性。

不同于人造资本主要存在于技术化、劳动化的物品中，自然资本的存在形式更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自然资本既可以以具体的资源形式存在，也可以以生态系统服务的形式存在;既有物化的存在形式，也有非物化的存在形式。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对自然资本的基础成分和典型服务进行了简要归纳，足以体现自然资本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就自然资源的存在形式来讲，资源的多种形态与生物的多样性决定了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同时，自然资本的生态服务形态又使得自然资本不断变化，决定了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加剧了评估难度。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目前关于自然资本价值的评估方法虽然很多，包括意愿调查法、享受价值法、旅行费用法、重置成本法、影子价格法、机会成本法、能值分析法等，然而由于这些评估方法的应用范围、使用标准不尽相同，无法对形式多样的自然资本进行良好的价值评估和定价。因此，目前的生态经济理论研究要建立起一个系统的、适应自然资本特殊属性的定价和评估体系，只有实现自然资本的量化和货币化，才能使自然资本进入市场流通，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

3.自然资本具有公共产品特性。

传统经济学家之所以未将自然资本纳入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之中，不仅是因为他们深信人造资本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稀缺性因素，同时也因为自然资本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所谓的公共产品特性是指自然资本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且某些自然资本(例如清新的空气)在产权界定上属于国家资本甚至全球资本，明显具有不同于其他资本形态可以私人拥有的特性。一直以来自然资本的边界并不清晰，在数百年的工业经济发展中担当了公共产品的角色，如今工业经济产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自然资本的负外部效应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类陷入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困境中，这些都是自然资本无法明确边界，确定产权所产生的结果。自然资本要发挥作用，实现保值增值就必须明确产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自然资本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产权界定只能是使用权、保护权、收益权等产权的界定。同时，也应根据不同的资本形态确定不同的产权，形成多种产权相结合的一个产权体系，从而化解自然资本的“公地悲剧”，充分发挥自然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自然资本的特殊属性为自然资本的运营带来了现实挑战，其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自然资本不仅稀缺且短时间内无法找到替代物，必然会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本供需不平衡，甚至供不应求的挑战，要破解这一挑战必须建立补偿和投资机制，实现其保值增值。存在形式多样性会导致难以估算自然资本的价值，而价值估算和清晰定价又是自然资本补偿的前提，因此必须迅速建立起定价和评估系统。公共产品特性导致自然资本成为无偿使用的公共产品，边界模糊，因此需要诉诸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产权制度改革来确立清晰的产权，为自然资本的有效运营做好准备。

三、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学理论的生态变革

自然资本的提出引发了资本结构的深层变革，为生态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核心范畴和基本原理，奠定了生态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在经济增长的稀缺性要素、资源价值、研究范式以及发展目标等四个方面影响着传统经济理论向生态经济理论的生态变革。

1.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增长的稀缺性要素

从人造资本到自然资本的变革传统经济学以“资源稀缺”为最基本的假定，主张对经济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但是传统经济学所主张的“资源稀缺”只是特定的“资源稀缺”，即认为人造资本是稀缺的，同时认为稀缺资源都具有可替代性，即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或其它资源来代替，当一种稀缺要素的供应量逐渐降低，或者其价格高到无法接受时，经营者就会寻找新的替代物。而现实中有些资源很难找到替代物，尤其是在自然界中，无法为不可再生资源找到替代物，即便是可再生资源，如果使用量超过其再生能力，它也将变成不可再生资源，而无法找到其替代物。因此人们才开始关注并重视自然资本。自然资本的提出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约束条件，延伸了传统经济学的关注范围，成为生态经济学之所以区别传统经济学的最关键因素。生态经济学理论将自然环境视为一种资本，认为自然资本是有限的、稀缺的和不可替代的，相对于人造资本，自然资本已经成为现时代的稀缺要素，并将其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之中，试图解决人类需求无限性和生态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同时，生态经济学并未完全抛弃人造资本，认为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具有互补关系，快速地消耗自然资本会使人造资本变得越来越有限制性，主张强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2.自然资本引发资源价值从单一价值体系到多元价值体系的变革

经济学的价值理论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逐渐演化，价值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期的价值体系均属于单一价值体系，农业经济赖以发展的主要是原始的自然资源，部分可以转换为交换价值，因此其价值形态主要是以实物价值为主导的价值体系。工业经济时期，经济发展建立在不可再生的化合物资源基础上，化合物资源所产生的人造资本具有可分割性和排他性，能够进行充分的市场定价，因此工业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是以货币为主的价值体系。随着能源环境的约束以及自然资本概念的提出，人类逐渐进入生态经济时期。由于支持生态经济的能源资源来自复杂的生态系统，主要以可再生生态资源为主，具有多样混合性质，决定了生态价值的多元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既包含可货币化的价值，比如目前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就是将碳排放量实现了市场定价，表现为一种货币化的价值形态;也包含不可货币化、不可交换的使用价值形态，比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减灾、净化、涵养水源等生态价值等;还有已经融入生态自然一部分的文化价值，其具有遗产价值的特性，比如自然景观、珍惜物种等。生态经济所追求的最大化价值，应该是可货币化的价值、使用价值与遗产价值等均衡基础上的综合最优价值。自然资本理论的提出，使得生态系统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导致传统单一价值体系丧失了对复杂生态系统的解释力。因此，突破工业经济时代的单一货币价值的实现和评价体系，是加快传统经济学向生态经济学变革的一大重要变量。

3.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学研究范式从单一范式到系统范式的变革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帕累托最优的分配方式及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充分地表明其关注的重点是经济系统，注重对经济系统本身内在规律的研究，常常在研究过程中将经济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舍去，不同程度地忽视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可以说传统经济学是一种线性的经济学，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一种只进行纯经济学研究的单一范式。随着由此带来的能源环境危机的加剧，以及自然资本概念的提出，经济学家开始在研究过程中将作为常量舍去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还原，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认为经济系统只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系统过度扩展必然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本，导致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最终影响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中也逐渐将系统科学整体研究的思维方法导入经济学的研究中，使经济学研究走出工业经济时代追求局部最优、短期最优的思维局限，走出单纯经济的研究思路，从单一范式向系统范式转变，促进传统经济学向生态经济学的变革。

4.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发展目标从单一追求

经济效益到同时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变革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前提、逻辑起点以及研究范式等，都最终导致其发展目标只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假设前提，认为无限的物质需求才是人类的最大需求，为了满足物质需求必须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传统经济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有限的人类认知和追求生存的人类需求，使得人们认为只有无限增长的经济才能保证人类的持续发展。然而不断恶化的环境给了人类当头一棒，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环境也影响人类的生存状况。随着自然资本的提出，经济学家们倡导进行自然资本的保护和投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修复生态环境，甚至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来满足人类日益多元化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由此，经济发展的目标逐渐从单一追求经济效益，发展到同时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自然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型

生态经济学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平台上提出了自然资本，将其嵌入经济发展中，为生态经济的内生发展模式提供了核心变量，将外部成本内化为生产动力，催生和支撑了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联合国环境署于2011年的《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绿色经济是基于自然资本增值的经济，这里的绿色经济就是生态经济。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上提出，要健全和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为自然资本的产权明晰化提供了战略和制度保障，开辟了生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1.自然资本推动生态产业的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人造资本，而生态经济的发展将依靠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资本，基于自然资本的生态经济与基于人造资本的工业经济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工业经济时代建立在人造资本基础上的产业，是造成环境污染、导致负财富效应的产业，而正在兴起的自然资本将引导的产业，则是同时满足经济收益和生态收益的产业。通过明晰自然资本的产权，可以发挥自然资本的优势，真正实现经济效益;建立自然资本定价体系，健全自然资本补偿机制，实现生态破坏成本的内在化，可以发挥自然资本的保值功能;加强自然资本投资积累机制，提高自然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例，有助于实现自然资本的增值功能。通过对自然资本的一系列的改革，将会从制度和机制上发挥自然资本的保值增值能力，推动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生态产业的发展。这些生态产业主要包括四大类:第一类是传统产业生态化的产业，在传统产业中加入自然资本考量，对其进行改造，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第二类产业是以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资源为基础的新能源产业;第三类是满足低碳消费的生态产业，例如生态旅游业、生态住宅等;第四类是发挥中国五千年生态农耕文明优势的生态农业。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产业将极大地促进生态经济的迅速发展。

2.自然资本促进生态市场模式的形成。

在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中，充分竞争是市场均衡的唯一机制和动力，这一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工业经济建立在人造资本基础之上，基于竞争动力的市场理论只适用于人造体系的经济系统中。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平衡不是单一的达尔文式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是竞争与共生相互作用机制的结果。由于生态经济是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经济，生态经济资源的配置需要的市场自然不再是单纯竞争的市场，而是在竞争与共生制衡基础上的新市场。事实上，市场经济从其诞生第一天起，竞争与共生两个机制就同时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工业经济时代的时代背景、资源特性、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更需要竞争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生态经济时代，市场模式将是共生与竞争组合形成多种类型的新市场模式(见表3)，其中纯竞争和纯共生将产生两种模式，即内部共生与外部竞争相结合，外部共生和内部竞争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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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辩证地分析人类中心主义。自然内在价值论从批判传统的价值观入手，进而批判人类长期以来所持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自然内在价值论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绝对的主体,自然是绝对的客体，将人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利益置于主宰一切的中心位置,仅仅把“满足主体需要”确定为价值的依据，在评价价值关系时容易夸大价值主体的作用，人类时时从自我出发，常常以自然征服者自居，忽视价值客体的存在，从而导致了各种环境问题的凸现，陷入前所未有的现实生态困境。

我们认为，自然内在价值完全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做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首先，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特有的一种价值观念，在客观上是人的存在和活动所特有的、普遍的事实。用“自然界是否先于人类”之类的存在判断来直接肯定或否定“人类中心”观念，在逻辑上都是难以成立的。另外，倡导自然内在价值，要求人的行为服从自然物的利益，那么“主体尺度和意志”如何体现和把握、伦理道德标准从何而来、谁能充当它的真正执行者和“代言人”?自然内在价值论者“设定”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伦理关系的观点有泛道德主义、万物有灵论的倾向，其科学性是令人怀疑的。

其次，无论自然物具有何种价值，其价值主体必定是人，而且只能是人，与人无关的自然物并不具有所谓的“内在价值”。生物的需要是出于本能、而不是出于有意识的主体理性的有目的的选择。把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本能需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进化类比成社会中人类的利益需求、主动选择，从而赋予自然以主体性，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上也缺乏可操作性。

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近代，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专制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它把经济的发展等同于社会的发展,忽视人们的精神需要,忽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导致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它对于大写的“人”的理解一直隐含有唯我论的倾向，表现为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它把他人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 只看到当代人的无限制的需求，没有考虑环境和资源的世代可持续利用，在实践中表现为个人中心、团体中心、民族中心、世代中心等等。但是，人类中心主义是流淌在人类血脉之中的本性,是人类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经过愚昧和文明的洗礼之后而锤炼出的理性。它有它的历史根基、现实形态和未来走向。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从自然、社会、自身的奴役和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的、社会的、自己的控制者，也正是人类中心主义表现了人类自我意识的提升,对人类自我力量和人类价值的信仰,以及对人的伟大能力的理解，从而发展了人巨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建构了整个现代文明。

2.理性人类中心主义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

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片面强调个人、集团、民族、国家、今世的物质利益、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而忽视自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意义。理性人类中心主义要求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一要坚持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相统一的原则，兼顾满足作为主体人的需要和自然对于人类实践的前提性、制约性;二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将发展放在首位，同时，又考虑到人类的整体、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考虑到发展的协调可持续，不能为了现代人而损害后代的利益，不能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而损害整体的利益，反对“极端个人中心主义”、“极端国家中心主义”、“极端区域中心主义”、“极端种族中心主义;三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考虑到走出人类发展的困境其本身仍要靠人类自身理性和实践的力量，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高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关系，自然本身的客观属性是价值产生的内在基础。人是价值的主体，是自然整体价值的保护者。它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不排斥外部世界的优先存在和工具性价值，它要求人类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轴心, 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价值，自觉承担起维护和发展地球文明的重任。它既排斥了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性和自私性,同时又超越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齐物论”思想,弘扬和倡导一种更加自觉的、理性的实践精神,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使人类社会系统与地球自然系统和谐相处、和谐发展。

二、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建设

1.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首先，人类要满足自身各方面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地在实践中冲破自然的束缚，从自然界获取自身所需的资料。不能为了所谓的自然的内在价值，而迟缓自身发展的步伐;其次，任何发展都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只能依靠人类自身；再次，要真正实现服务于人类长远利益、整体利益的、以人为本的发展，就必须要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所以说，就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科学发展观也是一种伦理观，具有丰富的生态伦理内涵，体现了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精神。

因此，无论从理论实质，还是价值指向，理性人类中心主义都与科学发展观是相通的，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

2.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继承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而又高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文明战略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以自然观为指导，立足于人类的长远发展，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长期以来所持的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并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些都是理性人类中心主义所坚持和提倡的。建设生态文明是理性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追求，而理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则是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必需的价值观前提和立场。

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理性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观前提，建设生态文明。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为我们建设高度的生态文明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1)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观。我们必须转变人与世界相对立或以人为单向度中心的文化观念。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不应把人的主体性绝对化，也不能无限夸大人对自然的超越性，应当约束自己，摆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2)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所谓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就是以可持续的方式去实现经济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倡导资源节约、注重环境友好，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要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由低效粗放、资源环境代价过高的格局，转变为高效集约、要素组合优势充分发挥、可持续的格局。要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是加快改造传统制造业，提升其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二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三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四是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尽快从低附加值的组装生产向产业链的上游升级;五是树立城市发展新理念。创建布局紧凑、产业聚集、资源节约、功能优化、开放和谐的城市发展新模式，提高大中城市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充分发挥城市对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聚集、辐射和示范效应，把产业结构调整与推进节能减排结合起来，坚持增量优化与存量改造并举，把好新上项目关。

（3)科学消费、合理消费，实现消费方式的生态化。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生存基础，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科学健康的消费观念：一是绿色消费观，要求人们不再以大量消耗资源、损害环境求得生活上的安全与舒适，要求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向崇尚自然、追求安全与健康方面转变;二是清洁消费观;三是注重精神文化消费观,增加健康的精神文化消费，提高精神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四是以勤俭节约为荣、骄奢逸为耻的节俭观;五是政府也应该制定各种政策法规，形成生态化消费的制度氛围。要制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优化生态消费环境，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消费需求。

（4)依靠法律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生态环保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保护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系,在引导和促进人们增强环保意识,防止和制裁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法行为,推进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已有的法律法规尚有不完善之处,一些法律法规还不能适应建设生态文明的需要。因此,一定要转变观念,改变立法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修改不合时宜的环保法律,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立法的现实性,使所立之法具有可操作性。要充分利用现有法律制度完善生态建设，完善有关生态建设立法，协调执法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完善法治的配套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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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与分析

2.1宁州街道土地利用变化土地利用变化率计算模型。式(1)中:K为土地利用年变化率;Ua和Ub分别表示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表示研究时段长(年)［5］。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宁州街道的土地划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包括其他农用地和自然保留地)7种类型，根据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的相关公式，得到各种类型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表1)。表1看出，宁州街道2009－2012年补充耕地速度小于规划预期目标;园地的减少速度大于规划预期目标;林地的减少速度大于规划预期目标;草地未发生变化;水域的减少速度大于规划预期目标;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大于规划预期目标;未利用地的减少速度小于规划预期目标。故除草地和未利用地外，其他地类的变化均未达到预期目标。

2.2土地利用程度变化为掌握宁州街道土地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对其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进行研究。根据刘纪远等［3］提出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分析方法，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计算。为了更直观地对比分析规划实施以来宁州街道的土地利用程度是否控制在预期范围内，以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和土地利用程度年均变化率来进行说明。根据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及其变化量与年均变化率计算方法，得出宁州街道2009，2012，2020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结果如表3所示。经测算，宁州街道2009－2012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年均变化量为0.18%，而2009－2020年规划年均变化量为0.17%，即至评估时点，宁州街道对土地的开发利用速度快于规划预期。

2.3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根据谢高地等［4］方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模型。式(5)中:ESV表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Ak表示研究区k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VCk表示k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价值系数［6－8］。根据谢高地等［4］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方法，生态系统价值系数与研究区农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有关。表示研究区在研究期限内平均粮食播种面积(hm2)［5］。采用谢高地等［4］提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以宁州街道各年的耕地面积作为粮食播种面积进行计算，2009，2012，2020年宁州街道年均粮食播种面积为11540.17hm2。根据宁州街道历年统计年鉴数据，2008－2013年宁州街道粮食总产量的年均变化率为－5.75%，考虑到耕地数量的增加以及农业耕种技术的提高，将2008－2020年宁州街道的粮食总产量年均变化率设为－4%，由此可大致估算得到2020年宁州街道的粮食总产量为1349.70万kg，则2009，2012，2020年宁州街道的年均粮食总产量为1705.30万kg。为使各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结果更具有可比性，以2010年全国粮食平均单价2.29元•kg－1作为整个研究期限内的粮食参考单价，由此可以相应计算得出2009，2012，2020年研究区内的平均粮食总价值为39051370元。根据公式(7)，得出宁州街道2009－2020年农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为483.42元•hm－2。根据计算得出的宁州街道农田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参考谢高地等［4］提出的研究方法，得出宁州街道各种地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结合公式(5)，计算得出宁州街道2009，2012，2020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表4可知，2009年宁州街道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28.11×106元，2012年为227.46×106元，2020年规划为227.98×106元，下降幅度超出2020年规划目标。

2.4变差贡献率分析变差贡献率可以用于判断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影响程度［9］，用ESVcc表示，在本研究中用于确定宁州街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的原因。式(8)中:ESVcc为生态系统服务变差贡献率，ESVia，ESVib分别为第i种土地利用类型在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9］。由此计算得出2009－2012年以及2009－2020年各地类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程度(表4)。由表4可知，区域生态系统是逐渐减少的，耕地和水域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正贡献，而园地、林地和未利用地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负贡献。各地类中，贡献率最大的是耕地和林地，宁州街道2009－2012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林地的减少，耕地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宁州街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减少，但不能完全起到避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下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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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维平（1966- ），女，湖北荆州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广告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广告理论与实践、价值观与消费行为。（上海 200434）

[课题项目]本文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基于价值观的上海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B09022）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3-0087-02

健康的心理是合格人才必不可少的要素。在价值观多元化、复杂化和社会竞争激烈化的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大学培养合格人才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作为培养现代化人才的主要机构，大学教育者和管理部门理应洞察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实事求是地制定和实施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基本政策和策略。

一、稳态与健康

“稳态”（homeostasis）又称为“内环境稳定”“自稳态”“内稳态”，起初是生理学和医学中的一个概念。伯尔纳在研究有机体的体液的生理特性和病理改变的过程中发现，由体内循环的体液组成的内环境具有维持自身稳定的机制。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内环境的稳定是自由和独立生活的首要条件”，“所有的生命机制，尽管多种多样，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保持内环境中生活条件的稳定”。坎农于1926年正式提出用“稳态”一词来表达内环境及其稳定的维持，并于1932年再次以辩证判断的形式揭示了稳态概念的含义：“稳态概念指的是一种状态，一种可变的但又是相对恒定的状态。”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与罗森勃鲁思等通过合作研究发现，负反馈机制是稳态得以保持的基本要素，“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做需要负反馈的行为”，从而深化了人们对稳态的认识。他们指出，一个系统之所以有受到干扰后迅速排除偏差并恢复恒定的能力，关键在于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一种装置来测量受干扰的变量和维持有机体生存所必需的恒值（控制目标）之间的差别；二是目标差的信息本身和这种信息的准确传递；三是负反馈调节机制的作用下效应器做出反应，使整体达到调节的目的。因此，生理学意义上的稳态是指生命机体通过负反馈调节机制来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以维持内环境的稳定的一种状态。

健康的核心问题在于稳态的保持状态。生理上的内稳态的维持是身体健康的标志，即当个体在生理上保持平衡状态时，身体才是健康的。中医把人体健康看成是人体阴阳最优协调的综合表现，这种协调就是非平衡稳态。这里的“非平衡”是“动态”的意思。稳态并不是一种停滞和固定不变的状态，而是一种易变的但又相对稳定的状态，即在运动中求得稳态。例如，无论饥饿或大量摄取糖时，人体通过各种激素分泌水平的适应性变化，对于剧烈变化的血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成为稳态，血糖浓度调整在每百毫升血液80～120毫克。如果血糖变化过于剧烈，超出适量调整的能力范围，人体就会出现疾病。人体疾病的治疗和康复过程，本质上是稳态的恢复或重建过程。

人的精神、心理是一种能通过自动调整机制维持自身大部分稳定状态的动态开放系统。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从而对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干扰时，人的精神稳态系统会通过自身的负反馈机制对自身的认知和情绪等进行调节，以使精神系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心理调节通过自身的负反馈机制来实现，由于精神稳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因而个体的心理调节过程可以在他人的干预和引导下进行。

心理健康是一种以较高的主客观认知水准、乐观而稳定的情绪为核心的健全心理状态或人格。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具备良好的心理自我调适能力，在各种行为反应中呈现出积极而适度的表现。个体的心理自我调适是在认知调节和情绪调节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认知过程通常是其他心理活动的基础，它更直接地影响着人的动机和行为。就心理健康而言，认知涉及对自我、社会、人生、他人及周围环境的正确认知程度。具体来说，要以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为基础，对自我要有自知之明，充分了解自身的性格、气质、长处和缺点，从而形成对社会、人生、他人及周围环境的正确认知。情绪在心理健康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情绪状态不仅会影响人的生理变化，而且还直接支配着人们对事物和他人的评价态度，尤其是日常事务的相关态度。认知和情绪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互为制约互为影响的。很多时候，人们对外界事物给予的刺激，首先要通过认知做出相应的评价后才会产生情绪，而其具体态度往往又受着价值观念的支配及影响。情绪同样也会影响人的认知。当情绪处于正常良好的状态时，人的思路会开阔，思维会敏捷，解决问题会迅速；反之，心境不佳时，人的思路会受阻，行为反应会迟钝。当心理健康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采取认知调节和情绪调节策略，帮助恢复或重建心理稳态。认知调节和情绪调节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二者共同维护个体精神系统的稳态。

二、价值观在精神稳态系统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信念体系和个体深层次的心理建构，价值观是一种外显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比态度更抽象、更一般，具有评价性、选择性、规范性，是人们用来区分好坏的标准并指导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心理学家认为，价值观在个体的心理倾向体系中居于核心和统帅的地位，它在需要的基础上形成，并由此指导个体的行为。价值观包含价值认知、价值情感和价值意志三种心理成分。在以上三种价值观的心理成分中，价值认知居于核心地位，它构成价值观的基本轮廓和实质内容，决定着价值观的方向和性质，是价值情感和价值意志的基础。另一方面，价值情感和价值意志反作用于价值认知，对价值认知起着制约和调节作用。

价值认知对精神稳态和心理健康具有并决定性的影响。在个体的精神稳态系统中，当价值观的变化处在一定的范围内时，个体的心理健康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当价值观的变化超过一定的限度，精神稳态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破坏，心理问题就会产生。价值观对精神稳态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价值认知产生的。

首先，价值观认知思维模式出现偏差就会影响到心理健康。心理困难和障碍的根源往往来自于异常或歪曲的思维方式，这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价值绝对化的思维模式，即个体以自己的愿望作为出发点在对事物进行价值评价时加上绝对化的条件。当事物未能满足个体事先设定的绝对化条件时，个体就会对事物的价值产生否定的倾向。如果价值评价的对象是自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就会出现过多的自我否定，从而导致自卑心理或引起自惭形秽的情绪体验。第二种是价值过分概括化的思维模式，即个体局限于从某一特定角度看待事物，以偏概全。个体用此种模式来对社会进行价值评价时，就会只看到社会的阴暗面，进而产生憎恨社会、万念俱灰等消极心理。如果以这种模式进行自我价值评价，个体就会产生自我否定、自责自罪、自卑自弃等心理以及焦虑、抑郁等情绪。第三种是价值矛盾评价的思维模式，即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标准是相互矛盾的：在评价自己时采用宽松的标准和功利性的尺度，在评价他人和社会时则采用严格的标准和道德尺度。评价标准的矛盾必然带来认知上的矛盾，因而具有此种思维模式的个体会由认知矛盾而产生心理上的困惑和冲突，不仅易引发焦虑的情绪，有时也会导致双重人格。

其次，价值观的认知内容出现偏差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个体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自我、他人和外界事物，解释和处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但如果其价值观本身在内容上是错误的，就会产生错误的判断和行为，导致适应不良，带来心理困扰。第一，由于在成败与苦乐等问题上持有错误的价值观念，一旦遇到挫折，容易产生沮丧、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第二，在该与不该等价值判断上过于刻板、绝对化，缺乏必要的弹性，不仅对其行为形成了桎梏，而且当事情发展的结果与其愿望相悖时，个体就会对自己感到失望、沮丧，怀疑自己的能力，自信心严重受挫。如果个体用这些信念来要求他人，往往会产生对他人的不满，进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给个人增加心理负担。第三，在危险与安全的维度上，对环境的危险性和自己应付危险环境的能力做出过高或过低的估计。对环境危险性的估计，如果过高，就会产生焦虑，并使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受到限制；如果过低，则容易发生意外。对自己应付危险环境的能力的估计，过高或过低，其后果皆对个体的情绪和实际安危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后果与对环境危险性的估计偏差正好相反。

三、价值观问题是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其价值观冲突或偏差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价值观问题是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大学校园是多元价值观最活跃的传播领域，在多元价值观并存且相互冲突的复杂环境中，大学生缺乏足够的鉴别能力，难以依据已有的认知经验合理而准确地选择和认同某一种价值观念作为人生指导，因而陷入无以参照、无以归附的迷茫状态，容易导致心理失调，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态心理，严重的甚至形成心理疾病，出现以心理剧烈矛盾和冲突为特征的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吕可认为，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环境中，中国当代大学生在价值标准的取舍过程中呈现出不成熟性与可塑性、矛盾性与困惑性等心理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学生因价值观问题而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现实可能性。曾屹丹以及王红时、范晓玲等指出，价值取向模糊、价值评价偏差、价值认同失衡和价值观念错位是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彭晓玲等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价值观与其心理健康存在正相关。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呈现出主体化、世俗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共同特点，但不同心理健康程度的学生存在差异。丁立平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大学生大部分的心理问题是由思想问题造成的，思想问题的本质就是价值观问题，因而价值观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必须对大学生的思想问题进行价值观的干预，而不能简单地归为心理问题。总之，当代许多大学生的精神稳态系统相对比较脆弱，同时又具有可塑性，而大学生在价值标准取舍过程中的特点使其在多元化价值观环境中容易产生价值观冲突或偏差，从而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四、用科学的价值观干预促进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的重建

为促进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的重建，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价值观干预。人是环境的产物。个体的精神稳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环境的变化可以影响人的精神稳态系统。就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环境来讲，我们要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为引领社会思潮、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既要尊重各种价值观应有的社会地位，包容其对社会无害的局限性和缺陷，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及其对其他价值观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在大学教育中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价值观干预，不是一时一事一处的行动，而应当是系统的、全方位的和可持续的。

首先，要努力开展观念与制度创新，为价值观干预创造文化氛围。我国大学管理者应当把塑造大学生的健康灵魂当做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将厚德载物、百年树人的价值取向植根于大学校园文化的DNA中，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学校治理制度、教学计划、绩效考评、校园文化建设规划等方面，强化和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的统帅和引领作用。通过观念和制度创新，为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心灵导航器的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要进行组织创新，培养和造就一支强有力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队伍。这支队伍应当由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老师以及大学里的教师、管理人员和学生中的志愿者组成，并由学校相关主要领导亲自负责指导和总体协调。他们作为教育者，应当率先垂范，在努力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践行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为解决大学生的价值观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奉献自己的激情、精力和智慧。

再次，要创新工作模式，提高价值观干预的效率和有效性。努力探索新颖、实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要在生动化、实践化、多样化、易被接受等方面下工夫。例如，采用双向互动教育模式，增强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交流与讨论，提高学生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采用情景教育模式，使学生在体验与典范的激励中感同身受，提高被教育者对正确价值观的接受程度等。

最后，要开展控制创新，形成良性循环。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测评方法与反馈机制，使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得到科学的效果评估，以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中提高教育的水平和质量。

总之，科学的价值观干预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对大学生开展价值观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核心，是帮助大学生重建精神稳态系统、促其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基础性工程，理应得到大学教育者和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切实实施和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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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晓玲，周仲瑜，柏伟，等.大学生价值观与心理健康相关性调查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5（2）.

篇（10）

本研究以焉耆盆地1990年、2000年与2011年同一时期Landsat影像基本信息源。首先，利用焉耆盆地1∶10000地形图对2011年的遥感图像进行几何校正，然后以2011年的图像为基准，校正1990年和2000年的图像，使该3景影像具有相同的地图投影方式，RMS校正误差均在1个像元以内。根据研究区的特点，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水域（包括湖泊、水库、河流、渠道、滩地）、湿地（经常积水或渍水，生长湿生植物的土地）、草地、耕地（旱地农田）、城镇用地（城镇聚落、村落聚落）与未利用地（荒漠、沙地、盐碱地、裸岩）。在ArcGIS支持下按照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建立解译标志，通过监督分类和目视解译相结合的方法，获取了研究区1990年、2000年和2011年土地利用变化图与相关数据。基于野外调查采样点的数据与研究区的地形图和土壤图，利用ENVI软件对遥感影像分类结果进行精度检验后得出3个年份的总精确度和Kappa指数等均大于0．84，其分类结果符合精度要求。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国内外众多学者已重视并开展了不同尺度以及单个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单项服务的价值评估研究。如Costanza等的研究成果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原理与方法从科学意义上得以明确。谢高地等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参考Costanza等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本研究采用谢高地等的研究成果，结合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实际情况，对焉耆盆地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其公式为：式中：ESVk，ESVf，ESV———k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f种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与区域总生态服务价值；Ak———k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面积（hm2）；VCkf———k种土地利用类型、f种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元／（hm2•a）］。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如表1所示。

敏感性分析方法

借用敏感性指数（CoefficientofSensitivity，CS）以确定生态服务价值随时间变化对价值指数变化的依赖程度［18］，以此来检验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系数是否适合本研究区。将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价值指数分别调整50％，来衡量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如果CS＞1，表明生态服务价值相对于CS是富有弹性的；如果CS＜1，生态服务价值则被认为是缺乏弹性的，比值越大，表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的准确性越关键。敏感性指数计算公式如下：式中：ESV———总生态服务价值量；VC———价值系数；i和j———初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调整后的价值；k———土地利用类型；CS———敏感度。

结果与分析

1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分析

对比1990年、2000年与2011年三期影像解译数据（表2）可以看出，1990—2011年间，焉耆盆地土地利用变化明显，城镇用地增加了7080hm2，年变化率最大，为4．93％；水域面积增加了3487hm2，年变化率最小，为0．16％，主要是因为水域总面积在土地利用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占15％左右），是研究区内比较稳定的土地利用类型；湿地面积增加了4934hm2，年变化率达0．50％；草地面积减少了10415hm2，年变化率达2．25％；未利用地面积减少了14590hm2，年变化率为0．32％，由于未利用地在研究区土地利用中所占的比重最大（约占50％），也属于比较稳定的土地利用类型。1990—2000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为水域、湿地、耕地与城镇用地面积增大，草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减少。2000—2011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为耕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增大，其它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减少。总的来说，1990—2011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为水域、湿地、耕地与城镇用地面积增大，草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减少，未利用地面积变化的绝对量最大，水域面积变化的绝对量最小。

2生态服务价值的动态变化

运用公式（2）—（4）计算焉耆盆地生态服务价值与功能（表3—4）。由表3可知，焉耆盆地生态服务价值从1990年的821400．0万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867300．0万元，增加了5．59％，达45900．0万元，每年净增加生态服务价值达30．23元／hm2。1990—2000年间，焉耆盆地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大，变化率为37．93％，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小，变化率为5．72％。

2000—2011年间，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大，变化率为14．94％，未利用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小，变化率为2．17％。总体来说，1990—2011年间，草地生态服务价值变动最大，其变化率高达47．21％，水域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最小，变化率为3．31％。研究区内湿地与水域合计生态服务价值占研究区总生态服务价值的80％以上，表明湿地与水域在研究区生态服务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增加主要是由湿地与水域面积的增加而引起的。139第6期麦麦提吐尔逊•尔逊等：焉耆盆地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由于湿地与水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也远大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其面积的增加导致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增加。其中湿地面积净增加4934hm2，生态服务价值净增加27380．0万元，对研究区生态服务价值增加的影响最大；水域面积净增加3487hm2，生态服务价值净增加14180．0万元，对生态服务总价值的增加的贡献也较大。

表4中各生态服务功能估算价值（ESVf）对研究区总生态服务价值的贡献率进行了排序，并获得了各生态服务功能对总生态服务价值贡献的变化状况。可以看出，各生态服务功能对区域总生态服务价值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废物处理、水源涵养、气候调节、娱乐休闲、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形成、食物生产、气体调节和原材料。废物处理与水源涵养为研究区内生态服务价值结构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两种生态服务功能类型。

3敏感性分析

利用公式（5），把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分别上下调整50％，计算了研究区1990年、2000年与2011年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敏感性指数。结果表明，1990—2011年间，湿地和耕地敏感性指数呈增长趋势，水域、草地和未利用地敏感性指数呈减少趋势，表明湿地和耕地的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变化会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产生放大作用，水域、草地和未利用地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变化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产生了缩小作用。草地与未利用地的敏感性指数很小，均小于0．02，表明草地与未利用地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变化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的变化影响不大。耕地敏感性指数呈现先减少后增长趋势，表明高密草的生态系统价值系数变化在1990—2000年间对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产生缩小作用，而在2000—2011年间对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产生放大作用。水域的敏感性指数最大，均大于0．51，这是因为水域在研究区内的分布面积与生态服务价值较大。草地与未利用地敏感性指数的调整对区域生态服务价值估算的影响很小，即草地与未利用地的敏感性指数分别上下调整50％时，估算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率均小于1％。总体来说，不同年份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的敏感性指数的变动小，而且均小于1，表明研究区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指数是缺乏弹性的，研究结果是可信的。

结论

（1）焉耆盆地1990—2011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为水域、湿地、耕地与城镇用地面积增大，草地与未利用地面积减少，未利用地面积变化的绝对量最大，水域面积变化的绝对量最小。

篇（11）

“自然价值”是为了应对生态危机而提出的新经济学念。20世纪中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学术界提出“自然价值”的概念，并试图以它为基础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

一、现代经济学否认自然价值

虽然东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不一样.但都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这是现代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的一个理论根源。西方社会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对它的使用非常方便.唾手可得.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因而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东方社会则依据自然资源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认为它作为未经劳动作用的天然存在物，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它的使用同样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因此，东西方社会的经济活动.都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人们对它的使用时大自然的恩赐.自然资源作为大自然的“赠品”，对它的使用从来都是不用付费的。

依据这种理论，社会物质生产采用一种简便的生产方式。它的模式是：“资源—产品—废物”。这是一种线性非循环的生产方式.以排放大量废物为特征。据有关资料显示，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源只有约10％转变为产品，其余90％都作为废物排放掉了。因为它的前提示“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对它的消耗可以不计入成本，无须付费”。在否认自然价值的前提下，采用最简便、排放大量废物的生产工艺，这是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由于认为自然资源没有经济价值，把它作为大自然的赠品，你可以开发利用，我也可以开发利用，实际上是你可以掠夺，我也可以掠夺.都无须付出代价，结果鼓励了资源的掠夺、浪费和滥用，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破坏，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因素。哈丁把这种现象称为“公有的悲剧。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公有草地，大家竞相在这里放牧，为了增加自己畜产品的收入，都拼命增加牛羊的头数，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对恢复草地进行投资，由于长期的过度放牧，最后完全毁了这块草地。这是公有草地的悲剧。

这足否认自然价值的悲剧。

二、关于“自然价值”问题的思考

为了避免这一悲剧，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思考，认为需要肯定自然价值.为自然资源消耗制定价格，实行付费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经济学家阿伦•康特尔认为，自然资源有经济价值，“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给资源制定价格，以便限制消费和给予保护”。

美国学者安德森发表《改善环境的经济动力》(1977)一书认为，需要为资源制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功能正常运行时，每种资源应用的价格等于生产该种资源所消耗的资源的价值。

贾里尼在《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0)一书中，主张把海里的鱼的总量作为经济价值来计算。他认为，自然价值是“天赋遗产”，因为财富和福利是由自然的天赋遗产与人类努力的结合组成的。

美国学者克鲁蒂拉《自然环境经济学》(1975)一书中，把资源价值分为商品性资源价值和舒适性资源价值。

美国学者罗伯特•雷佩托发表《自然资源同样是生产性资产》(1989)一文，认为自然资源是经济资产，即生产性资产，它的价值不在于投资成本，而在于其所能产生的潜在收入。

美国学者罗尔斯顿在《生态伦理学是否存在?》(1975)一文中，提出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包括它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人们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对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此后他发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论证了自然价值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学术界也大体同时展开有关自然界经济价值问题的讨论。笔者在《生态学中的价值概念》(1987)一文中，主张把“价值”和“功利”概念引入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确认生命和自然界有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的消耗进行经济计算，并出版了《自然价值论》一书(2003)。